在火车上看到百态中国

文如玉

物道君语：

生活就是一辆列车吧，有人坐快车，有人坐慢车，谁还不是跨过了山海，依然过着平凡的生活，反正都“轰隆隆”一直向前。

春节就快到了，当我们看见塑料桶、蛇皮袋还有检票口的长队，就知道春运已经来了。

尽管现在有很多交通方式，飞机、大巴、汽车……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春运”依然是关于火车的，最拥挤、最深刻的一段记忆。

▲ 王福春

平时，我们不太关心车厢里的人，毕竟既不同路，也不相识。但此刻，车上的人十有八九都要回家，我们不知不觉会关注起他们来，甚至像一位摄影师去观察、打量。

有位摄影师叫王福春，他真的这样观察着，并且记录着火车里的中国人。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他坚持了四十年。

在他的相机里，一节节车厢，就是一个个人间。其中有难以忘怀的人情味，也有寻常生活的苦涩与困倦，更有无数次擦肩而过和难得的久别重逢。

▲ 王福春

上世纪八十年代，“春运”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那时的“春运”是什么样的呢？

很多长者永远忘不了，而一些年轻人虽然没经历过，但心中总有些好奇，甚至有一丝“向往”。

那时的火车速度慢、车次少，民工大潮之下，火车全都被塞得鼓鼓囊囊，上车还会从车窗爬进去。

1989年，哈尔滨站

1994年，哈尔滨站的旅客

1989年，北京 — 广州，青年拿着收音机在听邓丽君的歌曲

人多了，贼自然也多。打个喷嚏的时间，也许钱包就不见了。王福春也是其中一个“贼”，但他不偷人的钱，只偷影像。

他期望有一身本领——练就贼心、贼胆、贼眼，拍贼好的照片。

1977年，他还是哈尔滨铁路局三棵树车段的宣传干事，因为工作偶然拿起了海鸥相机，没想到慢慢变成了专拍火车的人。

作为铁路职工，他明明可以免费坐火车，但为了寻找素材，总在车里不停走动，到处看，所以常常被人误以为是小偷。在车厢穿过几回，就有乘警要查王福春的证件。

时常还会和真的小偷四目相对，“他瞅着我，我瞅着他，他以为我是小偷，其实他是小偷。”

透过他的“贼眼”和相机，我们看见，那时的车厢，就是中国人的一个临时大家庭。

车里的人太多了，人们又没什么防范意识。天南地北的乘客就这样聚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不到几分钟就成为了朋友。

1993年，昆明 — 北京

1993年，上海 — 广州

1995年，从武汉开往长沙的列车上，一位光膀子的男子躺在硬座座椅靠背上，为防止摔倒，他不得不用手抓住上面的行李架。

有烟同抽、有酒同喝，打扑克下象棋缺人了，召之即来，打输了就跑到那边逛逛，再来圈麻将。

如果累了，大家不约而同去走廊，一起做做操。突然，响起一阵悠扬的曲子，顺着声音望过去，可能就是一位坐在卧铺上拉二胡的女孩。

1994年，从北京开往沈阳的列车上，乘客们组了一桌临时牌局。

1993年，从北京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上，站在车厢过道对镜剃须的老人。

1996年，从广州开往成都的列车上，卧铺车厢内一位女青年坐在中铺拉起了二胡。

1999年，从北京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上，卧铺车厢的过道里站满了做广播体操的人。

如今，很多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社交恐惧症，相比之下这些人就是妥妥的社交狂妄症，不会害羞，也不会尴尬：

新婚丈夫藏不住欣喜，向大家展示结婚照；老方丈给路人号一号脉；喇嘛会给你献一条善意的哈达；回民在车厢间隔处虔诚礼拜。

这种没有距离的感情，互相信任的关系，如今很难找见了。

但好在这些有缘的陌生人，会永远留在照片里。我们还能看见这些曾经的人情味，看见温暖和善意。

1997年，哈尔滨开往齐齐哈尔的途中，男青年向大家展示新婚的结婚照。

1998年，从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列车上，卧铺车厢内一位92岁的老方丈，戴着洁白的手套为女青年号脉。

1999年，从香港九龙开往上海的列车上，卧铺车厢内手捧哈达的年轻喇嘛，他们来自甘南拉卜楞寺。

从兰州到北京的列车上，两位虔诚的回民。

一节车厢是一个大家庭，而当穿梭在一节一节车厢中，就看见了一个小社会。

相比“临时大家庭”，小社会更像一个盛满酸甜苦乐的罐子。

这也是人们喜欢王福春照片的原因，不仅唤醒了曾经的美好，还因为有种真实的亲切感，从幸福到苦涩，记下人生的每个阶段。

车厢见证了太多分别，所以爱人们抓紧相聚的每一刻。也许某个昏暗的过道，就有一对情侣无言相拥。逼仄的单人卧铺可能睡着一对情侣，惺忪的眼里全是爱意。

1998年，北安 — 绥化

1994年北京 — 哈尔滨

1996年，挤在一个下铺上的情侣

除了相恋，结婚、生育……大多数人经历的人生阶段，一边被火车见证着，一边被王福春记录着。

就算妈妈再疲惫，也不会忘记轻拍孩子。大手之下，孩子睡得更香了。如果妈妈不在，爸爸也可以“喂奶”，孩子咬着咬着，不哭不闹。

有的孩子在爱中长大，而有的孩子在火车上辗转自己的童年。记得在1995年的民工客运潮，从武昌到南宁的列车上，王福春在一个孩子对面，心疼地站着。小小的身躯上尽是汗和泥，她又累又困。尽管站姿扭曲难受，但也还是睡着了。

1994年，兰州 — 北京

1995年，从西安开往西宁的列车上，一位年轻的父亲临时充当了“母亲”的角色。

1995年，郑州 — 西宁

1991年，从上海开往重庆的列车上，挤在过道的一个狭小空间里的一家四口。

1991年，从绥芬河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在拥挤的车厢内，一位紧抱孩子的父亲。

1995年，武昌到南宁的火车上，在民工潮里站着睡着的孩子。

对大多数人来说，火车的旅途不过寻常生活的一段，但也有一些人靠着火车讨生活，或是在车上消磨着病痛的时日。

被拷在过道的年轻人，原是“大胆”的小偷，可面对镜头又露出一丝怯色。

硬座车厢的旅客让出了头顶的空间，躺在担架上的人在病痛中得到了短暂的安稳。

1991年，哈尔滨 — 上海

北至漠河，南下广州，东到上海，西奔乌鲁木齐……乘客穿梭在狭小的车厢里，人生的一点一滴留在了车厢里，铺在了铁路网上。

王福春说：“中国人的日子就是这样一点点过来的。”

日子一点点过，也一点点变。车速快了，人们匆匆上车又下车。

曾经手中的大哥大，变成了平板电脑。工作和生活越来越没有界限，人们的交谈越来越少。湿热黏糊的车厢，有了“冻人”的空调。钻到薄薄的座套之下，就能与外界隔绝。

1994年，从沈阳开往大连的列车上，当年的“大款”用“大哥大”通话。

1999年，从哈尔滨开往牡丹江的火车上，一桌乘客插着耳机收看微型电视。

1998年，通辽 — 集宁。从列车车窗探出头来的旅客。

1996年，从北京开往呼和浩特的列车上，空调开得太大，乘客钻到座椅套里。

2007年，南昌到上海的动车外，一位年轻人为母亲拍照。

2010年，北京到上海的高铁，人们在火车上办公。

2012年，宜昌到汉口的高铁上，孩子们人手一个iPad。

2015年，北戴河 — 北京。这一年的5月1日起，有视力障碍的旅客可以携带导盲犬一起乘坐火车。

前几天有个话题上了热搜——坐凌晨的硬座是什么体验？

有人惊讶，现在坐火车硬座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活体验了吗？他说自己年年都坐，对泡面味、烟味儿、汗味儿……已经习以为常。

生活就是一辆列车吧，有人坐快车，有人坐慢车。坐高铁的不必感到优越，坐普通火车的也不用自怜。反正都在“轰隆隆”一直向前。

谁还不是跨过了山海，依然过着平凡的生活。

生而平凡，且行且惜。今天的我们，回家的路没有像过去那样难，因为交通更为便利，经济条件也更好了。但今年的我们，回家的路也没有那么容易，因为疫情的影响。

当我们再一次重温这一张张“火车上的中国人”时，仿佛跟着摄影师王福春的镜头，踏上穿越时间的列车，抵达曾经的人间。

那时候，人们在一年甚至数年的拼搏之后，踏上那趟拥挤的车厢，吃喝、等待、闲聊、沉默、拥抱、微笑、落泪……

黑白的底色之上，在孩童的眼睛里，在老人布满褶皱的脸庞，在恋人相拥的笑容里，看见他们对家的向往，对年的期盼，看见他们真实活着、热烈爱着的痕迹。

所有的出发，都是为了归来。所有的负重前行，都只因心中有美好的期待。

又到一年春运，兴许你已踏上归家的车厢，无论过往辛苦还是烦恼，都愿你前路顺遂，一切皆安。

▲ 王福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