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女杰：香港女游击队长方兰

淮之南

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市区中队中队长兼指导员方兰  


    在深圳市博物馆，珍藏着一支抗日战争时期的珍贵文物——钢笔。此笔为美国制造。笔尖为“14K”金制作，上刻有“SHEAFFERS”字样。钢笔套作尖首圆筒状，杆、套绘黑色平行直线纹。它的主人，就是当年名震遐迩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市区中队长兼指导员、解放后曾任广东省妇联主任的方兰。
　　
    抗日女侠
　　方兰，原名孔秀芳，广东顺德人，1921年生于香港。上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妹妹。她年小志大，一心想多读点书，多学点本事。但由于家境贫寒，不得不借债读书。以至于待她从香港崇德学校毕业两年后回校当幼儿班助教时，才偿还六年级的学费。后以小学教师为业。方兰的母亲冯芝是一个非常有民族气节的女性。“九.一八”事变后，香港同胞同仇敌忾，愤然捣毁日本人的商店，冯芝带着方兰姊妹为之助威。方兰从小受到母亲的影响，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她于1937年参加中共影响下的香港学生赈济会，并成为儿童团长。由于她工作出色，主意又多，很有号召力，许多热血沸腾的男女青年都凝聚在她的周围，多次完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1938年她在香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香港沦陷不久．党组织根据斗争的需要，决定调她回游击区工作，她先后担任过东纵女子中队指导员、华南队支部书记、东莞路西敌后工委委员等职。“方兰”就是她到游击区改用的名字。在游击队里大家都习惯称她“方姑”。在当地的传说中，“方姑”有时是身穿白缎旗袍的富家少奶奶，有时是头戴大斗铰身穿黑布衣裤的客家女。她居无定所，来去无踪。
　　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方兰于1943年潜回香港，组建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市区中队，并担任中队长兼指导员。这个中队主要活跃在香港市区内和九龙半岛一带，积极展开政治攻势、收集情报、搞爆破、埋地雷、破坏敌人生产线，被称为“内线中的外线包围与反包围”。由于任务异常艰巨，市区中队开始只有十多个游击队员，后在斗争中逐步发展壮大，到1945年春，在方兰的领导下已发展成300多人的队伍，分布在敌人的各个要害部门。市区中队被当地百姓称为“方姑游击队”，成为日军的心腹之患，敌人曾数度搜捕“方姑”，终不得其踪。她领导的队伍一直战斗至抗战胜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母女双杰
　　方兰经常出去参加抗日活动，因为担心女儿的安危，她的母亲冯芝总是陪同前往。方兰和几个联络点之间传来的消息、信件、情报等等，往往都由母亲来回传递。方兰家常常成为游击队接头开会的地点，有时会议延长到了吃饭时间，许多事情还没有解决，就把方兰家自己准备的饭菜吃了再继续进行。那时家里没有固定收入，方兰的月薪连活动费都不够，无法补助家用，母亲从没有怨言。



方兰的母亲冯芝烈士




    1944年3月18日，方兰的母亲冯芝，在渡海执行送情报的任务时被日军宪兵逮捕。游击队员们摸清了情况，制定了行动方案，准备武力强行营救。为了保存革命的力量，避免游击队同志的更大牺牲，为了在市区长期隐蔽的地下斗争，方兰压抑着对母亲的深厚感情，强忍悲痛，果断地制止了要付出极大代价的营救行动。冯芝妈妈在狱中坚贞不屈，当敌人问她是“什么人”时，她自豪地回答："我是中国人"。最后被日本海军刑事部以“间谍罪”处予死刑。方兰得知母亲英勇就义的消息，尽管事先早有心理准备，但仍心如刀绞，泪流满脸。


　　母亲的牺牲，给方兰的心灵留下了终生的疼痛，但也使方兰更加坚强，成为地下斗争年轻而老练的领导者。她领导市区中队采用“纸弹战”，即编印《地下火》，散发传单，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势，一方面分化瓦解敌人，另一方面宣传国内抗日战争的战绩和国际上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好形势，宣扬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作用，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凶残和垂死挣扎，从而教育广大同胞，鼓舞群众的斗志，动员了更多爱国青年参加抗日武装队伍。她领导队员们千方百计刺探情报，通过特殊渠道送达美英盟军指挥机构；他们炸毁铁路桥梁，破坏军工生产，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市区中队象一把尖刀插进敌人心脏，牵制了敌人的力量，使日本侵略军不得不把一定兵力投放、消耗在市区内。在整个太平样战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日本投降后,方兰独自一人来到香港最高的扯旗山上，在母亲的墓前，她报告了抗战胜利的消息。她匍匐在墓前,犹如投身母亲的怀抱, 尽情痛哭。此后，方兰仍然以教师为职业，在香港工作和生活。1945年至1947年先后任香港地下党区委书记、九龙职工小组长、女工工作组长等，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1980年代，为了缅怀英烈，不忘过去，在风景秀丽的西贡轩竹湾，香港民间人士和旅英香港同乡捐款资助建成了“抗日英烈纪念碑”。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中央电视台大型系列专题片《香港百年》专门纪录了这段令人唏嘘的历史。方兰和原港九大队、市区中队的老战友们集体赴港观光，怀念抗日英烈。心情激动。扫墓时，方兰低声告慰母亲：“亲爱的妈妈，您多年的愿望——扯旗山升起中国国旗，已经实现。祖国强大了，您的子孙后代茁壮成长，先烈的血没有白流，您们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再创高峰
　　1948年,中共党组织调方兰到广东工作,从此离开香港。她一度担任过雷州地委副书记。由于她不但能坚定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坚持原则，敢讲敢做，而且接受新鲜事物敏捷，严于律己，平易近人，生活简朴，因此深受群众喜爱。她注意到，当时女干部大多主要从事卫生和群运工作，未有一定的地位和职务，有些女干部即使与男同志有同等能力，也未能得到重视和使用，为此，她多次在县区工作会议上积极提倡使用女干部，强调在整党建党时注意提拔使用女干部的重要意义，使不少优秀的女同志被提拔到领导岗位，并着手组建了县区妇委机构，从此，女干部像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她们勇敢地活跃在各条战线上，为妇女解放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方兰后因工作需要，调到广东省妇联工作。历任广东省妇联秘书长、副主任、主任、全国妇联常委、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1978年9月任广东省妇女代表团团长，出席全国第四次妇女代表大会。1981年当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
　　值得一提的是，方兰在省妇联的工作，开创了她人生的又一次事业高峰。80年代初，正是中国走向新世纪的开端，配合改革开放的形势，她为妇联的工作做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1980年11月，在方兰的领导下，成立了广东省儿童福利会。为了广泛开发和充分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满足近、现代史和妇女问题的研究需要，也为了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的革命传统教育，1981年3月，又成立了广东省妇女运动历史编纂委员会。方兰从省妇联抽出专人负责日常的管理和史料收集、编纂工作，编辑出版了《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汇编》等。1982年，在方兰的领导下，又成立了广东省家庭教育研究会。翌年，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更贴近妇女群众的现实生活，方兰又提议将原《广东妇女》更名为《家庭》，《广东妇女》杂志社同时更名为《家庭》杂志社。改刊后的《家庭》杂志成为中国内地第一家以恋爱、婚姻、家庭为报道和研究对象的综合类月刊，发表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佳作，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应，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广东省人民政府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评为“全国综合文化生活类优秀期刊发行量最大的杂志”，入选“中华之最”。这一时期，方兰还撰写了《刺向香港日寇的一把尖刀——港九大队市区中队概况》、《从东江纵队女战士的成长看民族解放运动与妇女解放的关系》、《敌后工委》等文章，深情回忆了难忘的烽火岁月。这些材料，成为后人研究广东近代革命史和妇女运动史的珍贵史料。
　　
    伟大女性
　　不但在工作上出色，在生活上也堪称女性典范。1955年，方兰与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广州日报第一任社长、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冬垠先生结婚。她对赵老与前妻的女儿视如己出，至今，赵老的女儿回忆起这位继母当年与父亲一同带她们去酒家吃饭饮茶的情景，仍感叹道：“别说是当时，就是放到现在，我们都算得上是最幸福的小孩。”
　　在方兰身边工作过的人员，都认为她是一位难得的妇女领导干部。她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工作认真负责；她关心群众疾苦，关心部下政治上的提高，对文化低或没文化的同志，十分强调个人素质的重要性；她经常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要遵守党的纪律，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她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艰苦朴素。方兰的以身作则，给广大妇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称为“伟大的女性”、“伟大的继母”。
　　方兰的一生，历经传奇。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年近七旬的老作家李桦先生，把不畏艰辛多年寻踪采访得到的珍贵史料重新进行了整理核实，写出了近10万字的人物传记《香港往事：“方姑”的故事》。
　　1998年5月，方兰病逝于广州，享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