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74年10月16日,即华江饭店发生盗窃案的第五天,上海的另一家星级饭店——南阳宾馆——也发生了一起盗窃案。 这天下半夜1点半左右,住在该宾馆306房间的美籍华人旅客李玲珍,在睡梦中被一下轻微的“档哒”声响所惊醒。她无意识地微睁眼睛,朦胧中看见窗,口那黑色天鹅缄窗帘突然掀开一条缝,一条黑影从窗台轻轻下到地毯上! 最初,李玲珍以为自己还在梦境中,想张口呼叫,但不知怎的没叫出声音来。接下来,当她感到自己能叫出声音的时候,却已经吓得不敢叫了——她已经真切地感受到这是现实而绝非梦境,那条黑影真真切切是一个人,她清楚地闻到并且分辨出那人嘴里呼出的气体中夹杂着鱼腥味,那是一种经过人工处理的海产品的气味。李玲珍躺在那里,尽量保持呼吸平静,以让不速之客以为她正处于熟睡状态。她在美国看到过一本有关罪犯犯罪心理学的书,上面告诫读者在夜间遇到小偷入室时,如果主人不想舍命保护自己的财产,那就干脆装睡,万万不可出声,以免惊动小偷导致其下决心行凶杀人。书本上的经验,李玲珍在美国没有发挥余地,谁知此番在中国却有了一个亲身实践的机会。 黑影在房间里无声地移动,时而床边,时而桌前,还去拉壁橱门。如此大约过了五分钟,李玲珍感觉到有一股清新的带凉意的空气轻轻拂在脸上,意识到小偷跳窗走了,睁眼一看,室内果然已没了影子,只留下那种淡淡的海产品腥味。她不敢开灯,也不敢打电话,担心惊动了小偷去而复归来个杀人灭口。十分钟后,当她确信小偷肯定已经逃远了,这才往总服务台拨了电话。 南阳宾馆所在的地段的治安管辖机构八仙坊派出所接到报案,值班副所长陆光明立刻带了手下两名民警赶来南阳宾馆勘查现场。陆光明听了惊魂未定的李玲珍的陈述,检查了窗台,发现上面有四分之一个鞋印,又在窗框上检得两个模糊的指纹,从方向判断是案犯入室时留下的。三人又去外面楼下检查,未能发现脚印,但可以确认案犯是从墙上的水落管子上攀爬而上进入306房间的。 陆光明请失主检查被窃了哪些物品。李玲珍清点下来,开出了一张报失单,计有:人民币1070元,美元2000元,黄金项链一条,手表一块,“梦巴黎”高级香水一瓶(已启封使用)。 次日上午,八仙坊派出所把这个案件上报分局。分局刑侦队长宋波马上想起五天前华江饭店发生的那起盗窃案,觉得有相似之处,怀疑是同一名案犯所作,于是通知华江路派出所、八仙坊派出所把现场勘查所获得的脚印进分局来作技术鉴定。鉴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两处脚印是同一人的! 华江路派出所所长陈家雄闻讯叹遭:“失误!失误:明明窗台上留着脚印!我却认为是故布疑阵。唉,真是自作聪明!” 分局决定两案并侦,由华江路派出所、八仙坊派出所及分局刑使队各抽两人组成专案侦查组。陈家雄自告奋勇亲自出马,被分局领导点名担任专案组长。分局刑侦队长宋波是陈家雄的老搭档,熟不拘礼,拍着陈家雄的肩膀遭:“这案子得赶快破,否则,罪犯肯定还要连续下手!”陈家雄瞟了他一眼:“老兄,何消说得!” 专案组在华江路派出所那间墙皮白粉脱落的会议室里举行首次案情分析会。陆光明说:“案犯能从水落管子爬上六楼实施作案,不但胆子大得可以,连本领也不可小看!” 杜远国想想自己为“内盗”白白耗费了那么多精力,气就不打一处来:“这小子能动这么个脑筋,胆子又大,兴许是有前科的!” 刑债队一位名叫贺雅霖的侦察员分析道:“华江饭店、南阳宾馆相距不远,案犯盯着这两处作案,说明他对这一带的地形、治安措施等情况比较熟悉,有可能这家伙就是华江路、八仙坊选两个派出所管段的居民!” 这个观点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陈家雄琢磨了一会,说:“动‘盗窃’的念头说不定说动就动,但他那爬水落管的本领可不是说有就有的。他以前肯定有过这类实践,或者当过消防队员,或者干的是供电局外线工,或者做过海员,或者是个专爬水落管行窃的惯窃犯,总之,他应当是显露过这类本领的。我们不防以此作为线索,往下面查一查。” 陆光明说;“另外,案犯所窃的钱物,也是一条线索,他辛辛苦苦开夜工冒风险把外币、首饰、手表、香水什么的弄到手,绝不会是为了满足收藏嗜好,他总要销赃,或者使用,我们可以在这方面留意,寻找线索。” 专案组根据案情分析会定下的侦查方向,在两个派出所管辖的地段一连查摸了四天,毫无收获。具有明显特征的赃款赃物没有发现。擅长攀爬水落管的人只有一个,那是八仙坊派出所管段的一个老头,在供电所工作,当的是外线班班长,他能不用任何攀爬工具就能轻而易举地爬上高高的电线杆,但人家是共产党员、先进生产者,家境也甚好,显然不可能去做梁上君子。 第四天晚上,专案组再次开会,重新讨论了侦查方向,认为没有错,决定次日全体人员下胡同找群众了解线索。 次日,专案组七人分头下里弄调查了一天。晚上,在华江路派出所开碰头会时,刑债队侦察员老郎提供了一条线隶:据健康里(上海的“××里”即是“××里弄居民委员会”)七组一位居民反映,他过击的一位邻居的儿子刘新冬擅长攀爬,是在房管所做泥水匠的,爬水落管于是其一绝。 健康里是属于八仙坊派出所管辖的,陈家雄望着陆光明:“老陆,刘新冬这个名字听说过吗?” 陆光明干的是副所长,分管治安,对管段内的户籍情况很熟,当下凝神一想,说;“有这个人,是个小青年,宁波人,不过早在5年前就已经搬走了。“陈家雄说:“好啊,宁波人正好喜欢吃咸蟹、醉虾、黄泥螺、蟹糊什么的,那天李女士闻到的就是那股味儿,说不定正是刘新冬干的哩:搬迁不是排除嫌疑的理由,健康里的弄堂口正对着南阳宾馆的后门,他完全可以来一个‘旧地重游’。查!查一下他搬到哪里去了。” 八仙坊派出所连夜翻户籍资料,查得刘新冬一家在5年前已迁往上海县北新泾镇。次日,八仙坊派出所参加专案侦查的民警小杨和分局刑侦队侦察员贺雅霖一起去北新泾,先去派出所,查得刘家的地址。派出所长唤来户籍警陪同杨、贺前往,户籍警一听调查刘新冬,说他熟悉此人情况:1969年迁来后,次年元月就因犯罪而判刑三年,现已刑满释放,留厂就业,户口在劳改单位,一周之内有一半时间不回家,据说住在厂里。 小杨和贺雅霖一听,顿时来了兴趣,互相对视了一眼,贺雅霖问道:“刘新冬犯了什么罪而判刑的?” “盗窃罪。” “你可以介绍一下他的犯罪情节吗?” “我当时参加破案,所以对他的犯罪情节是了解的。他在1969年12月31日夜间,翻墙越入粮食仓库,从水落管于爬上三楼,敲碎玻璃窗进入办公室,撬了14个抽斗,共窃得现金948元,小杨说,“也是爬水落管子!这家伙值得查一查!” 贺雅霖问户籍警自刘新冬刑释以后,北新泾地区是否发生过类似犯罪手法的盗窃案,户籍警说一起也未发生过,三个人商量下来,决定暂不直接接触,“免打草惊蛇,由户籍警安排街道治保干部对刘新冬这一星期的行踪进行外围调查。 街道治保干部干这类事比专职侦察员还起劲,户籍警布置下去不到半小时就报来了调查结果:刘新冬这一周一次也投回过家,据说是住在厂里。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情况反常!凡是反常现象都有值得调查研究的价值。杨、贺两人马上驾着摩托车前往劳改工厂。当时的劳改单位隶属于公安系统,天下公安是一家,那家劳改工厂自是热情协助。侦保科(即是一般工厂的保卫科,但这类科同时又是地区派出所的公安小组,有对在本单位发生的刑事案件的侦查权和拘留人犯权)一个电话打到刘新冬所在的大队(即车间),那边说刘出了工伤,左脚踝骨处扭伤,行走困难,连班也未上,一直住在单位宿舍里。 侦察员闻言傻了眼:难道刘新冬不是嫌疑人?且慢!脚踝骨受伤,是几时受的伤?伤到什么程度?会不会故意伪装病情,乘机作案?这些,都要细细查一查。 侦保科从厂医务室谓来刘新冬的病历卡,侦察员一看,上面记着刘受伤日期是10月14日,自诉是搬物下楼时失足而扭伤所致,去治疗时伤处已青肿,经X光摄片诊断,判明骨头未伤。接着,侦察员又向刘新冬同寝室的人员作了调查,四人都作证:①刘确实自工伤以来未曾离开过工厂,最初三天,连寝室都未出,三顿饭都是别人帮他从食堂里带来的;②刘平时宿在厂里时,晚上除了看书、打扑克牌外,从不外出。 这样,可以认定10月16日晚上南阳宾馆的案件并非刘新冬所作。技术鉴定已经表明南阳宾馆和华江饭店的案件是同一个案犯所作,所以,刘新冬也与华江饭店盗案无关。
五、 刑侦队长宋波的预感是准确的,就在专案组调查刘薪冬的当晚,“水落管罪犯”又一次作案了! 也许,案犯觉得以前两次那样对宾馆住客下手所获“效益”过于微小,和他所承担的风险不成比例,所以这次他不再光顾宾馆、饭店,而对一家研究所下手,把财务科的两个保险箱开膛破肚,一共窃去人民币8848元6角。 失窃单位直到次日上午8点半上班才发现被梁上君子光顾过了,连忙向华江路派出所打电话报案。陈家雄所长闻讯一惊:“他妈的!难道真让宋波说准了‘水落管’又行动啦!” 陈家雄火速带人赶到现场,一勘查,作案手法跟华江饭店、南阳宾馆一模一样,也是从水管子爬上五楼,穿窗而入。唯一不同点是,寨犯这次注意“行为规范”了,没在窗台上留下脚印。 这时,宋波率领七八名刑警赶来了,进门就问:“怎到样,又是‘落水管’?” 陈家雄说:“可不是,这小子这回搞了记大手笔,连撬两口保险箱,捞走了近九千元钱,连分角子也没留一只!” 被盗窃的钱额,在当时相当于二十多名工人的全年工资总和,算得上—笔巨款了。所以,也惊动了上海市公安局刑侦处,当即派来警犬协助破案。两头警犬在现场嗅了一阵,又吠了一阵,没弄出什么名堂来,只好无功而返。 分局领导和市局刑侦处会商后,作出决定:该案与前两起盗窃案串案并侦,抽调6名侦察员扩大专案侦查组力量。 专案组刚开始工作,就摸到一个情况。情况是和研究所一条马路之隔的居民区的一个老太太提供的,这位老太太有个习惯——每天下半夜1点至4点睡不着,起床做些杂七杂八的家务活,昨晚大约2点钟左右她在厨房间水斗前站着夹螺蛳时,看见有个人影手足并用,攀着水落管子爬上研究所五楼的。 老太太说:“那人爬得很快哩,我发现他时,他已经爬到2楼窗子齐高位置了。我只夹了三四颗螺蛳,他已经爬到五楼了!就这么点时间,你们说快不快?” 杜远国点点头:“快!快!可是,老人家哎,你要是叫几声‘捉贼’,他就快不起来了,也许过会儿已经坐在看守所里了,至少保险箱不会得被撬了!” 老太太马上反驳;“我敢喊吗?我一喊,如果他没被抓住,肯定要来报复!他会爬水落管子,进我住的2楼还不容易?” 陈家雄说:“老太太,你估计他从二楼爬到五楼一共用了多少时间?” “多少时间?我就夹了几颗螺蛳嘛,大概……大概不到10秒钟吧!” “哦1”陈家雄吃了一惊,“这么快?这不是象猢狲吗?” “他就象个期狲,个子又瘦又小!” 老太太走后,众人讨论案情。市局刑侦处的一位老刑警说:“看来,案犯不是一般性的会爬水落管的‘朋友’,他是一个专门受过训练的攀登能手!” 陆光明说:“对,看来我们有必要查清这类特强攀登能力的出处,然后再根据这去查人,这样侦查范围显然就小多了,因为这种人毕竟不是很多的。” 专案组议来议去,觉得似乎眼下只有这条路还好走走,于是决定试一试。擅长攀爬水落管子的有房管所的泥水匠、供电局的外线工和消防队员,侦察员去这三类人员的单位了解下来,得知泥水匠、外线工虽然能攀登,但速度很慢,而能象猴子那样“嗖、嗖、嗖”快速爬上去的,只有消防队员中的佼佼者。专案组遂决定请个消防队员来试一试。 经与消防部门联系,上海市消防总队在下属各中队反复挑选,最后在嵩山路中队选定了一位姓傅的攀登高手。傅某28岁,任中队指导员,入伍已经10年。他是河南人,祖上数代都是练武术的,他从8岁开始随祖父、父亲练武,十年下来练得捷如灵猫,登高攀低是拿手好戏。1964年应征人伍,当时是消防兵,刚投入训练就崭露头角。那时候解放军是罗瑞卿当总参谋长,大搞全军大比武,各方评价甚好。消防队虽不属解放军,但受军队影响,也搞技术大比武。傅某被选入上海代表队去北京参加“全国消防运动会”,攀登项目得到过名次。消防总队领导选上他参加模拟试验,真是再合适不过。 模拟试验定在“同时同地”实施,即也在下半夜两点钟,也是在研究所的同一根水落管子上,并请对面那位提供线索的老太太也站在厨房间窗前观察,只是这次没有螺蛳可夹。不过这并不要紧,因为专案组特地准备了秒表搞测试。 这天晚上,天晴无风。一点半过后,—辆中吉普载着傅某,陈家雄、陆光明、杜远国等入来到研究所。傅某察看过现场后,开始做换衣服、紧鞋带之类的准备工作。一会儿,他表示可以开始了。 陈家雄站在墙脚下,仰脸望着显得很高的五楼窗口,不无担心地问道:“傅指导员,行吗?要不要从六楼窗口拴一根保险绳?” “不用。模拟就和真的一样,哪有小偷爬窗拴保险绳的?” 博某说着,走到墙脚根,伸出双手轻轻抓住水落管子,双脚蹬踩墙面,身子凌空向上移动。陆光明在下面一个手势,研究所的几位马上把准备好的垫子、棉被铺在地下,以防不测。 傅某爬到2楼窗口位置时,杜远国按下了秒表。傅某上到三楼时,水落管子开始晃动,他不得不放慢了速度。一会儿,他爬到五楼窗口的高度,伸出左手搭住窗台沿口,松开右手,迅速晃过去抓住窗台,然后一个引体向上爬上了窗台。 陈家雄把脸转向杜远国:“多少?” “29秒。” 这个成绩应该说还是可以的,但和老太太说的“只夹了几颗螺蛳”相比,显然是慢了。众人把目光投向马路对面,老太太果然把手乱摇。 陈家雄心里暗吃一惊,寻思如此看来,这案犯的攀登能力不会比博某差!哪知,接下来所得出的结果更令他吃惊—— 按照预先安排,傅某上去后还要顺原路下到地面,身上还要拴一个装着和所窃人民币体积、重量等同的小包包。但是,傅某蹲在五楼窗台上却不动弹,连连摇头。面对着下面众人催促、探究的目光,他说了声“你们看”,以手抓住窗框,伸出一条腿,只用脚尖轻轻一拨,水落管就“哗啦啦”掉落下去了! 论身材份量,傅某和案犯差不多,也是老太太所说的“猢狲“。但是同样一根水管(经检查,掉落原因是固定于墙体的箍套锈蚀),案犯能上下自如,速度还快,而傅某却做不到。这是什么原因?对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的自然是傅某本人,他说:“可以肯定,那家伙的攀登能力不是凭职业技能练就的!就是说,他不是消防兵出身,也不是泥水匠、架线工之类,他会武术,练的是轻功!” 其时“文化大革命”已经“革”到第8个年头了,破四旧不但破掉了现实生话中的物质,还深入到人们的思路中,绝大多数人对“武功“的理解已经淡化到等同于样板戏中的几个筋斗。所以,侦察员对傅某所作的结论半信半疑,有人问:“真的有轻功吗?” 傅某的回答是肯定的:“有!我的家乡就有人练这个,我小对候亲眼看见他们飞檐走壁。” 陈家雄的心往下一沉:“这个案犯也能飞檐走壁吗?” “不一定,不过我估摸是八九不离十,总之,是个攀登能力特强的‘飞贼!”
六、 模拟试验的收获,仅仅是知道案犯练过武功,却无法推断他从事或者曾经从事过的职业。这,于侦查工作并无多大帮助,因为当时练武功尤其是被视为带迷信色彩的气功,都是象从事地下工作那样秘密进行的,外界人士根本不清楚,侦察员难以以此为线索进行查摸。 专案侦查陷入了僵局,专案组频频开会商议对策,却一时想不出之行有效的方案来。 与一筹莫展的侦察员们相比,案犯倒显得轻松自如。他很活跃,也很贪婪,盗窃盗出了甜头,盗出了瘾,作案频繁—— 10月25日,盗窃静安区一家粮油商店,窃得人民币、粮票若干; 10月28日,盗窃纺织局医院,窃钱款1千余元; 10月29日,盗窃徐忙区某工厂,窃得708元; 11月7日,一夜盗窃杨浦区两家机关,窃得公私钱欹4334元; 从10月11日华江饭店国际刑警被盗开始,一直到12月13日,短短两个月中,案犯作案18次,窃得钱款、物品共计价值56000余元! 上海市公安局的头头脑脑坐不住了,经过专门会议讨论,决定成立市局专案侦查组,集中力量侦查这些系列盗窃案。 专案侦查组召开了案情分析会,对窃贼所作的案件逐起进行了分析,发现其柞案手法都是相同的:夜深人静之际,翻墙进入院子,然后攀爬水落管入室进行盗窃,所窃的都是钱、粮票及贵重物品,体积小而易于携带。窃贼所选择的作案点都靠近马路,而且“铆”得很准,从哪个窗口进到哪个房间,入内必有“油水”可捞,由此可阻判断他事先是“踩”过“点”的。” 根据案犯频频作案的特点,寺案组认定他是一个胆大心黑的家伙,他在警方逐渐加大侦查力度的情况下仍旧不收敛,说明他没有意识到警方已经把他列为盗窃要犯或者虽已意识到但根本不把警方放在眼里。因此,案犯一定还会作案。针对其选择作案点的位置是顺时针旋转的趋向,专案组估计他接下来极有可能转向卢湾区作案。于是,决定踏勘卢湾区几条主要马路,以案犯的目光选择作案目标,然后派人在那里日夜守伏,日间注意是否的可疑人物来“跪点”,晚上则守株待兔等候窃贼撞进网来。 经过踏勘,专案组选择了19个单作为守伏点。市公安局抽调了200名警察分三班日夜守伏,静候窃贼出现。 守伏开始后的第二天,静安区一家工厂的食堂办公室被窃,案犯将919元钱和106斤粮票洗窃一空。经现场勘查认定,该案系“水落管子”窃贼所作。消息传到专案组,有人坐不住了,怀疑定下的侦查方向有问题,因为这次被窃单位的地理位置在专案组圈定的“顺时针”之外,属于“逆时针”。专案组为此举行骨干会议,讨论是否有必要调整既定侦查方向。会上,最先和案件打交道的陈家雄、杜远国、陆光明等人都力主继续在卢湾区守伏,认为案犯最近有可能要来卢湾区作案。但是,市局有几位资深侦察员却持不同观点,双方进行了激烈争论。 会议开了四个多小时,两种观点正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在恒山医院执行任务的小组向专案组报告:中午12点10分,医院员工吃午饭的时候,有一名年约25岁的小个子男子进入院部大楼,在三楼转了一圈,而三楼恰恰是置院财务科所在的楼面。当时在那里的只有一名女侦察员,她赶紧给大门外的小组成员发信号,但那人下楼后却不知去向了! 专案组负责人听了值班员的汇报,说:“不必再争下去了,今晚陈家雄、杜远国。陆光明去恒山医院加强守伏力量,我估计那里今夜有戏!” 另一位负责人关照道:“你们都仔细着,一旦窃贼出现,必须生擒活捉,切不可让他逃脱!这一逃,再抓他就麻烦大了!” 陈家雄是派出所所长,又是分局专案组组长,现在分局专案组虽已并人市局专案组,但他仍是重要骨干,因此,尽管上面没有指定,但他一到恒山医院便以负贵人身份对现场守戗进行了布置:“这家伙有功夫,所以必须以静制动,以暗制明。今晚我似一共有8人,应当说,8对1是绰绰有余了!这样安排:三楼财务科办公室里蹲4人,任务是拿人,待那小子进来后,一拥而上把他按倒拿下;楼下院子里待2人,躲在停车棚的卡车驾驶室里,任务是万一案犯从上面穿窗跳楼而下时,把他逮住;马路对面居民家里躲2个人,瞅见那小子爬进院子后,悄悄出来,在墙脚跟待着,任务:如果案犯闯过两关跳出墙来,给我拿下!” 布置定当后,夜间执勤的8人全部体息,养精蓄悦准备晚上行动。 当晚9时,8人各自进入岗位。陈家雄在刑侦队干过多年,潜伏捉人是拿手好戏,领着3名侦察员守在三楼财务科办公室里,摸黑待着,叮咛众人:“不准抽烟,否则他一开窗子,烟味会提醒他这屋里有埋伏!” 院子停车棚里的两位是陆光明和市局一位侦察员,两人坐在黑咕隆咚的卡车驾驶室里,也不敢抽烟,只好不时往嘴里放一颗糖果。 与上面两个岗位相比,杜远国和分局一位侦察员就轻松多了,他们待在马路对面的居民家里,虽然也不能开灯,但可以抽烟、喝茶,偶而还聊一会天。 气候已是隆冬,夜间寒意甚重,10点钟后马路上已少有行人。午夜过后,末班公交车也开过了,外面寂静无声。陆光明两人坐在窗前,两双眼睛透过窗帘缝隙往马路对面瞅着。半小时过去了,没有动静;又过了半小时,仍未有动静。两点钟过后,两人已经看得眼睛酸胀,哈欠连连。 分局那位侦察员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新手,还是第一次执行“守株待兔”的任务,初时新奇,渐渐失去了耐心,嘴里不时嘀咕:“怎么还不来?” 杜远国听得不耐烦了,正要开腔,忽然一个黑影出现在视线里。那是个身穿深色外衣套的小个子男子,在对面马路旁边不紧不慢地走着,他的脚步很轻,轻得几乎昕不见声音。杜远国寻思在静夜中能用这样的速度行走而又不出声响,此人大概就是守伏的“目标”了。但奇怪的是他却并未驻步,只管往前走,甚至连看也没往医院那边看一眼,那位侦察员吃不住了;“是他吗?” “八九不离十!” “那他怎么不翻墙?” “别急,他会回来的。” 果然,5分钟后,“目标”回来了。这一回,他走在医院围墙外的人行道上,速度很快。走着走着,他突然一个转身,面朝围墙,手一举搭住墙沿,右脚一抬,踩在垂直的墙面上。这边两位还没看清他究竟用了什么姿式,人已上了围墙,跟着就消失了!他的越墙速度之快,简直令人难阻置信。 分局侦察员看得目瞪口呆;“啊!” “看见了吗?这就是轻功!” “目标”出现在围墙上的时候,院子里守伏的陆光明两人象是守候猎物的猎人突然等到了一头珍贵野兽,喜得眼梢子发亮。陆光明坐在驾驶室里,轻舒身子,作好出击准备。 三楼财务科办公室里,陈家雄见“目标”翻墙而入,喜道:“这小子,果然来了!诸位,准备下手!” 四名侦察员分别待在预定的位置,轻呼鼻息,静候“目标”越窗而入。陈家雄伏在窗前的双人写字台下面,听着外面墙上传来“窸窸唰唰”的轻微声响,估摸着窃贼爬上来的高度。就在他估计对方已经爬到二楼窗口的时候,忽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马路上传来一阵喧哗声,象是好几个人在大声喝斥着什么! 外面确实发生了意外:杜远国两人见“目标”已经进了医院,便接照预先定下的方案开门而出,蹑足悄行穿过马路,在围墙外面待着,准备一旦“目标”受惊逃出来时下手擒捕。两人刚到墙脚下,从斜对面一条弄堂里走出来六七条大汉,一律手持1米长的“纠察棒”,胸前佩戴着“上海民兵”的标志,“上海民兵”作为一个组织,其前身是“文攻武卫指挥部”,系“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文革”前期,滚组织大搞武斗。后来上海成了“四人帮”的“一统天下”,“上海民兵”没了武斗对象,遂改行搞“群众专政”,专抓他们看不上眼的人,私设公堂,大搞逼供信,建立强劳营。“上海民兵”在全市各区县都设有分支机构,从各工厂抽调专人轮流值勤,晚上还派出巡逻队巡逻,抓人捕人。杜远国两人此刻遇上的正是“上海民兵”巡逻队,那几个角儿见医院围墙下蹲着两个人,顿时觉得“鬼鬼祟祟”,二话不说高声吆喝起来。一边吆喝一边成扇面形包抄上来,就要逮人! 杜远国见势不妙,一面打着手势示意“禁声”,一面急忙掏出证件来递过去,但这样一来已经产生了恶果:窃贼在里面已经从水落管子攀爬刊二楼半高度,听见外面有声晌,一怔,停了下来。几乎是同时,陆光明和另一个侦察员见势不妙,提前发作,从卡车驾驶室里一跃而下,直向这边扑来。窃贼听见声音不对,一秒钟也没有犹豫,手一松,从8米多高处直直地跳了下来! “不许动!”陆光明大喝一声,连窜带跳扑上来。 “哼哼!”窃贼冷笑一声,往旁边让过一步,一个“旱地拔葱”,双脚上了窗台,两个守伏者二话不说,双双朝窗台扑去。窃贼又是一个窜纵,身子从两人头顶高高飞越而过,轻轻地落在水泥地而上。待到陆光明转过身子,他已逃出十几米远。 “混蛋!看你往哪里逃?”陆光明骂了一声,拔腿就追。 窃贼到过当儿还敢满不在乎地冷笑,心里自然不怎么惊慌,他已清楚外面马路上为何先闹后静,分明是也设着一道卡子,所以他不往原路奔,而朝侧面逃。片刻逃到墙边,往一米外的一块大石头上一踩,一跃,人已在空中,左右脚交替在垂直的墙面上踩了几下,早已上了墙头,一跃而下。 事情发生得如此突兀,待到现场指挥者陈家雄三步并作两步从三楼下来,一面让随同下来的侦察员攀墙去隔壁中学协助陆光明两人追捕,一面带着杜远国两人连同那几个“上海民兵”包抄过去时,窃贼早已不见影踪了。 陈家雄一个电话打到专案组办公室,市公安局指挥室立即调动市局、分局的210名警察急赴出事地段,设卡拦截,分头追捕,但一直折腾到天亮,也没发现任何线索。
七、 恒山医院守捕行动失利后,罪犯或许知道情势不妙而胆战心惊,一连三天销声匿迹,毫无动静。 这三天,专案组静不下来。二三十人集中在市局的会议室里,没日没夜地开案情分析会。最累的是参加医院守伏行动的那8位,一遍又一遍地回忆、叙述当时各人所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与罪犯有关的种种细节,以供众人参考、分析。 案情分析会开到第三天下午,大家把分析点集中到一个极简单从而被错过多次的细节上——罪犯在遭到伏捕时,曾经两次发出“哼哼”的冷笑声。这笑声意味着什么?专案组有不少是有多年警龄的资探侦察员,与各种各样的罪犯打过交道,他们几乎都听到过罪犯的笑声。经验告诉他们,只有那种具有丰富犯罪阅历,熟悉“黑道”而又胆大妄为的家伙,才敢在和警察面对面打交道时冷笑。由此可见,三天前逃掉的那个会轻功的罪犯并不是初出茅庐的“雏儿”,他的犯罪不会始于10月11日华江饭店那次,再往深处推断,大家一致认为:既然这个罪犯具有一定“资格”,那么“黑道”中一定有人知道他! 案情分析会作出决定:在在押案犯中调查“飞贼”的底细。 一份份印着“飞贼”年龄、体态、脸容、作案特点等内容的《协查通知》发往全市各区县看守所、市看守所、铁路(公安处)看守所、水上(公安局)看守所,要求所有在押犯中进行全面调查,一有线索,不分昼夜,立即和专案组联系。 全市三十多个看守所当即行动,把《协查通知》发到每个监房,让案犯逐个阅读,提供线索。监房走廊里的有线广播喇叭一日数次播出《协查通知》,并进行政策宣传,宣布凡是提供线索有助破案者,一律作为立功表现,将功折罪,予以宽大处理。 当天,专案组办公室的四部电话机铃声络绎不绝,四面八方都打来电话,说有案犯提供线索。专案组派出15名侦察员分头驾着摩托车赶场子,去看守所当面询问提供线索的案犯,但所有线索都经不起追问或者调查,不是破绽百出,就是查不下去。 一连三天,专案组一共获得114条线索,涉及24个看守所的125名在押案犯,但经调查都与“飞贼”无关。后来,专案组将其中一些分析下来有价值的线索分转有关分局,经刑侦队努力侦破了9起刑事案件,都对有关人员落实了宽大政策。 正当专案组大多数侦察员对这个办法是否有效产生怀疑时,第4天下午,杨浦公安分局看守所传来消息:有一个名叫张根生的案犯说他知道《协查通知》上的那个罪犯的情况,不过他必须当面对承办员说。 专案组长说:“告诉他,承办员马上就到!一放下话筒,马上点将:“陈家雄、杜远国,你们两个去杨浦分局走一趟!” 陈家雄、杜远国驱车前往位于平凉路、隆昌路口的杨浦公安分局(看守所在分局内),立即提审张根生。这是一个具有几进几出犯罪记录的惯窃犯,三十来岁,中高身材,獐头鼠目,一副贼头狗脑的样子。一见面,他就跟陈、杜讲条件:他这次是为偷菜场的几只鸡而进来的,罪行轻微,固有前科,可能要送劳教,如果提供了情况,是否可以不送劳动教养? 陈家雄拍板:“可以!” 于是,张根生开口了:“《协查通知》上的那个人,我见过!姓名我不清楚,不过知道他的绰号叫‘九段飞人’,听说他能飞檐走壁,本事大着哩!” 这家伙说到这里住了口,杜远国催他说下去,他却提出要抽香烟。满足他的要求后,他又提了一些情况:“九段飞人”住在普陀区,什么职业不清楚,他不大喜欢交际,但特别喜欢白相女人,专和年轻的搞,对女人出手很阔绰。 “此人的确切住址你是否知道?” “不清楚,我听‘小扁头’说的,‘九段飞人’跟‘小扁头,很好,我是在新雅饭店的饭桌上认识他的,那天‘小扁头’请客。” “‘小扁头’是谁?” “他叫羊森宝,住在柳江新村。” “几村几号?” “不清楚,我去过一次,是跟他走的。” 陈家雄、杜远国回到市局,一汇报,专案组几位头头顿时精神大振。几个人商议下来,决定立即去找羊森宝,从羊口中掏出“九段飞人”的住址。 侦察员连夜去了柳江派出所,原以为要翻好一阵卡片才能弄到“小扁头”的住址,不想过去刚开口,僮班的副所长就说:“此人是‘榜上有名’的角色,这几天我们正在抓他——上个星期他撬窃了新村一户居民,刚查过去,他就逃掉了。怎么,这家伙在别处也犯案了?” 侦察员一说,那位副所长大喜:“如此说来,不必我们大动干戈了,你们肯定会迅速找到他!” “我们找他可以,不过线索得你们提供哎,你们是土地爷,熟悉情况!” 副所长双手一摊:“‘小扁头’这小子油得很,作奸犯科的历史比我当警察的历史还长,吃过官司,送过劳教,派出所进进出出好象娘舅家!长期跟专政机关打交道,使他形成了一套对抗的经验,因此做‘事儿’不拖泥带水,不留痕迹,我们已经调查了三天,七八位弟兄腿都跑细了,还是没捞出一点线索。” 陈家雄同?“他今年多大?” “24岁。” “结婚了没有?” “还没结婚。” “有女朋友吗?” “我们掌握是有的,不过找上去那个女的说早己断了。” “那女的表现怎样?’ “那姑娘小他三岁,是商店营业员,艺徒还没满师,据说表现一般,没犯过错误。” “长得怎样?” “有些漂亮,对羊森宝很痴情的,听说是她父母干涉,而和羊森宝断的。” 陈家雄说:“把你那七八位弟兄撤回来,盯着她就是,‘小扁头’准会找她!” 副所长听这口气很大,盯着陈家雄说:“你老兄是……?” 杜远国说:“这是华江路派出所的陈所长!” 陈家雄在上海市政法界小有名气,对方一听肃然起敬:“久仰久仰!” “不敢!照着我说的试试看。” 柳江派出所一试,果不其然,次日“小扁头”便打传呼电话来找他的女朋友。派出所跟专案组一通气,陈家雄说:“多谢了!就这样吧,接下来你们就别管了,等着接收人犯吧!” 专案组派了四名侦察员跟踪“小扁头”的女朋友徐亚莉。当天晚上,当徐亚莉去沪东电影院门前和“小扁头”见面时,侦察员暗暗尾随其后,待“小扁头”一露面,四人包抄上去,一举捕获。杜远国一拦手,不知从哪里驶出一辆挂“GA”牌的中吉普,把“小扁头”装上去开了就走。 “小扁头”和公安机关老打交道了,即使半夜里把他从沉沉大睡中唤醒,他也能马上报出全市各个公安局的地址。中吉普一开,他就发现方向不对,不去杨浦分局而通往市局,心里不禁又惊又怕。车抵福州路市公安局,侦察员把他押进提审室,马上“现开销”讯问,他越发恐慌了,表面上强作镇静问遭;“怎么啦?我不过‘登’了只‘堂’(按‘登堂’系黑道切口,即‘撬窃’的意思),值得到市局来吗!” 杜远国喝道:“这里不问‘登堂’,只问‘九段飞人’,你须老实交代!” “小扁头”松了一口气;“怪不得!这么说,‘九段飞人’被你们‘刮辞’了(切口:“察觉”之意)。” “说吧,‘九段飞人”姓什么叫什么,住哪里?” 原以为拿住了“小扁头”就等于盯着了“九段飞人”,却不料此念大错。据“小扁头”交代,“九段飞人”,极其狡猾,没有人知道他的确切住址,只知道他大概住在普陀区,姓名不详,黑道上叫他“老K”。对他“道”上朋友铆得很准,常在电影院、饭店、溜冰场、咖啡馆与人结识,出手很阔,“小扁头”就是在咖啡馆跟他认识的。但“九段飞人”只记下别人的地址,从来不透露自己住在哪里,当他需要和别人联系时,就会打电话或者找上门去。他曾经找过“小扁头“,要“小扁头”介绍女人供其玩,言明事成之后给介绍费1000元。“小扁头”一时找不到到年轻漂亮的对象,这件事就搁下了。 起初,侦察员认为“小扁头”出于江湖义气,故意隐瞒真相,遂硬软兼施,反复讯问,但“小扁头”九供不离一辞,还提供了另外几个“道”上朋友的姓名,请警方去调查。专案组把那几个一一“请”进局子,讯问下来都是如此供述,这才认定“小扁头”所供属实。 “九段飞人”的线索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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