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口述⑩｜百岁抗战老兵刘靖：曾带兵全歼一个日军小分队

老八路

口述人：刘靖

采访人：肖晓飞（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工作人员）、莫非（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口述历史工作室工作人员）、陶健（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

采访时间：2016年12月31日

采访地点：苏州昆山刘靖家中

整理人：黎云海（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

一、少年求学在罗田

我叫刘靖，湖北黄冈人，1916年8月出生于黄冈罗田，今年101岁了。

我出生的时候呢，曾祖母还在，祖父、祖母，叔父、叔母也在，一大家子人。我父亲弟兄四个，一个过继给其他人，一个早年夭折了，所以我父亲这辈就他和我二叔两人。我们家世代耕读，不过到我祖父这辈，家道已经中落了。因为家里缺少可耕之田，父亲和二叔就去学习编篾手艺，做点小生意谋生。

我十岁的时候，到该读书的年纪了，父亲和二叔就合力供养我读书。不过那个时候教育条件差，全县也只有两所中心小学，农村只有私塾。私塾的老师一般都是几家几户合请的，十几、二十个家庭共请一个老师，上课地点就在祠堂、庙宇等地的公房。而且我们的私塾是不分年级的，来读书的学生什么年龄都有，一起跟着老师从《三字经》学起，进而《左传》，进而《四书五经》。我记得我们第一个私塾老师叫刘友田，教了我们几年书，第二个叫刘昌浦。刘昌浦老师的文化程度很高，我们跟他读了一两年。

到了十八岁以后呢，不念私塾了，我去考了县里的中心小学，那是我们县里的最高学府。通过考试，我直接上了五年级，学了五年级上和五年级下的课程。第二年该上六年级了，我一看六年级的课程我都知道了，就没有接着往下读。再加上当时家里的经济情况也不允许，老穷人家庭，没钱了，没办法支持我接着往下读。而且我已经十八岁了，该出去做点工作为家里减轻负担了。所以从罗田县中心小学出来没多久，我就追随同乡张世蕃去了武汉谋生。

那一年，我大概十九岁。

二、青年从军入行伍

张世蕃是我同乡，也是我在中心小学的同学。我没上六年级，张世蕃上完六年级毕业。张小学毕业时，恰逢好友陆晋初从武汉回乡探亲，力邀张世蕃去武汉报考禁烟督察处巡缉团学兵连，说是待遇好，给钱多。张将这一消息告知我，邀我一同前往。我一听，这是求之不得的差事，便一同前往。

到了武汉后，我们一同参加了巡缉团学兵连组织的考试。考试很简单，稍微有点文化，能写篇像样文章就行，所以我们很顺利就被考取了。录取后，我先在学兵连受训三个月，然后分发到巡缉团补充营三连当禁烟特种兵，负责禁烟缉私工作。

那时候鸦片盛行，吸鸦片的人很多，种植鸦片、买卖鸦片的人也很多。国家为了禁止鸦片，防止鸦片走私，设立了专门的禁烟机构——禁烟督察处。我是禁烟督察处巡缉团的一员，部队番号是巡缉团补充营第三连，任务是在鸦片走私的重要通道设卡巡查，查禁鸦片。因为当时来自四川和云南的川土和云土是鸦片的重要来源，所以我们在湖北宜昌和贵州铜仁等地设有专门的缉私关卡。

我先在宜昌工作，宜昌是四川烟土走私的重要通道。为了防止四川的鸦片从宜昌出口，我们以班为单位设卡，日夜巡查。但是烟贩们在烟土的暴利下依旧铤而走险，成群结队、黑夜走私，非常猖狂！并且有枪支护送。在禁烟过程中，我们经常与烟贩发生直接对抗，但是相比我们而言，他们人少枪少，所以不敢主动打。在宜昌一年多时间，我们缉获的烟土甚多，收效很大。部队会在我们每次行动结束后，给我们发一些奖励金奖励我们，十元、二十元、五十元不等。那时候钱还值钱，而且发的都是银元，所以我们的生活待遇还是很不错的。手里有钱后，我偶尔还能给家里寄点钱回去，接济一下家中父母。

1936年，部队被改编为巡缉支队第一中队，调防贵州省铜仁市。

我们的部队先由宜昌出发，乘轮船顺江而下到武汉，接受改编后再坐船经洞庭湖到常德，转坐汽车顺湖南沅江直上，途经玉屏、遵义等地，最后到达贵州铜仁。该省地瘠民贫，生活艰苦，当地民谣有云：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我们沿途目睹山区现状，确实如此。

到了驻地后，当地中学聘请我们去给学生当军训教官。光阴似箭，屈指已有年余。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倭寇疯狂侵略我国土，全国人民忍无可忍，一致奋起抵抗。我在大后方听到前线传来的消息，更是义愤填膺、忍无可忍，遂决定抛弃在贵州的平静生活和优厚待遇，请缨上前线杀敌，以尽匹夫之责！

三、抗战请缨上前线

1938年2月，我和一同调防贵州的同乡同学高立中、张世蕃二人决定同去武汉前线，杀敌卫国！我们三人在铜仁乘民船，顺沅江直下抵湖南常德，又乘轮船经洞庭湖入长江，到达武汉。此时的南京、上海已经沦陷，武汉也正在经受日军的狂轰滥炸，楼毁人亡，惨不忍睹。

我们到武汉就是想参加抗战的，这时候正好遇到从淞沪前线撤下来的陆军13师在汉整编。为了补充兵员，恢复战斗力，13师在武汉成立了战时干部训练班，招募有志青年从军杀敌。训练班分军官和军士两个队，我和高立中、张世蕃三人报考了军官队。录取后，我们三人被编入军官队训练了三个月。训练内容包括步兵操典、射击教范、整顿勤务，以及初级军官在排、连协同作战中的指挥技巧和任务。三个月后，我被分发到该师的74团3营8连一排任少尉排长，连长夏伯成，团长余跃龙，师长朱鼎卿。

我们的部队驻防于武昌京口，负责构筑防御工事，保卫大武汉。六七月的武汉骄阳似火，暑气袭人。为了赶工程进度，全连日以继夜高强度工作，不少人因此感染上痢疾。那时候医疗条件差，防疫条件也不行，不少染了病的士兵因此病死。我也受了传染，发高烧，不省人事，还险些掉入江中，所幸被发现后及时抢救。我从鬼门关回来后，被抬至野战医院治疗，打针、吃药、洗胃，住院20余日。病虽治愈，身体却因这场大病饱受损害，枯瘦如柴，不能工作。此时日寇逆长江而上，水陆空协同作战，对武汉步步逼紧。我军虽节节抵抗，但武汉已经危在旦夕。经团长批准，我办了停薪留职，回家休养，想等康复后再归还建制。可惜到家未及一月，武汉就已不幸沦陷。

我在家休养数月，身体才告复原。本准备归队工作，但因敌军阻隔，此时已经探听不到第13师的下落，与部队失去了联系。蛰居在家期间，我去找了黄埔八期毕业的同村亲戚叶蕃，他此时正在县里当区长。叶蕃介绍我到本县的石桥铺当警长，暂时安身。在石桥铺工作三个月后，乡长汪伯潭、书记叶慎伯又调我到县办战时干部训练班受训。三个月训练期结束后，我被分发到县自卫一中队当少尉分队长，负责县城的防御任务。

1939年春，国防部派员到沦陷区招收知识青年，组织入伍生团。沦陷区的青年只要通过考试成为入伍生，再经过三个月训练就可以报考黄埔军校。我认为这是正当出路，就在得知消息后不久辞掉分队长职务，专心参加考试。

四、学在黄埔十八期

1924年，孙中山先生为培养革命干部创建黄埔军校，蒋介石任校长。抗战期间，为了满足对日作战的需要，黄埔军校先后在成都、西安、昆明等地创建了九所分校，作为培养抗日军事人才的摇篮。我立志报国，所以当知道入伍生团正在选拔黄埔军校预备生后，马上选择了报名。我和黄埔的结缘，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报名入伍生需要有高中文凭，我没上过高中，所以只能以同等学力报考。这次考试，英山、罗田、浠水三县共有三百多人报名参加，罗田有五十多人。考试内容分为作文、历史、地理、时事、英语、代数、三角几何、物理、化学等科目，很多中学内容。我在罗田只上过小学，所以考试时候毫无把握，只能是姑且一试。考试那天我写了作文、历史、地理、时事4门，其他数、理、化、外语各科都交了白卷。我觉得录取大概是无望了，但结果三县一共录取一百人，罗田就有四十多，我榜上有名，因此欢喜至极。

要离家上学了。我们由教官率领从湖北罗田到安徽立煌（今金寨县），又行经河南商城、潢川、驻马店等未被敌人占领的地区，十余日后到达鄂北老河口，再到谷城县的盛家嵻镇入伍生第三团驻地受训。

第三团全团1500人，团长张权黄埔军校毕业，其他教官也都大学毕业或留洋归来，因此水平很高，知识丰富。我们刚到驻地没多久，就遭遇了敌机空袭，同学死伤数人，剩下的被迫迁往南漳县山区暂避数日。回防后，我们借住在地主家，房屋虽然宽大，但是无桌椅、无床，睡觉只能打地铺。

战时的物资维艰，一切都因陋就简，我们穿粗布衣，赤脚草鞋，吃高粱小米蚕豆饭，生活非常艰苦。上课也没有课堂，笔记只能用50公分的方板书写。前线紧张，国家把物资都支援了前线，再加上敌军阻隔、交通不便，物资经常不能按时供应，以致夏季五月我们还穿棉衣，冬季十月还以短袖衬裤御寒。老话说的虱子多了不痒，但是一到冷天虱子就特别多，要就着太阳地脱衣捉虫子，很难受。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信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了。

1939年10月10日，国庆节，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来视察，通知所有入伍生到老河口中山公园听部长训话。盛家嵻驻地到老河口有30华里，规定我们上午8时准时到达。我们早起跑步按时到达会场，但是视察的长官一直到10时才来。当时的天气很冷，白霜如雪，同学们身穿的还是短袖、衬衣、短裤，虽然年轻体健，也难支持。为了取暖，我们只好原地跑步，以增加体温。10时，长官开始训话，勉励同学们要刻苦学习，增长技能，锻炼身体，毕业后好赴前线打败日寇，救生灵于水火。还勉励我们同仇敌忾，奋发图强，要争做民族的英雄等等。长官视察时，见同学们仍穿短衣裤，非常关心，每人发给一元银洋改善生活，而且很快我们的棉衣也到了。

入伍生本是黄埔军校的预备生，但是在这里受训年余，平日里只复习高中课程和学习基本军事知识，却一直不见军校来组织考试。再加上生活这样的艰苦，使得一些同学心灰意冷，不少人逃跑。

1940年6月，四川成都黄埔军校来盛家嵻招生，全团1000余人，我幸被录取。

录取后，我们由教官带领从盛家嵻步行前往成都。同学们发给生活费，每日自由步行60华里，然后到达指定地点宿营。途径河南南阳时，我们参观了卧龙岗三顾茅庐胜地，瞻仰了诸葛武侯祠，向先贤先烈致敬；行经洛阳故都，还未及参观花城，我们即乘火车经潼关去西安古城，路上突遇敌机轰炸，同学一人死亡，数人受伤。热血青年，尚未报国，身却先死，想来令人感叹感伤！随后，我们由宝鸡步行到汉中，再到广元宿营过中秋节。在广元休息一天后，我们翻秦岭、走栈道、过剑阁，继续向成都进发。最终在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后，终于到达目的地。

成都素有“天府之国”美誉，抗战时也是中国大后方的重要堡垒之一，战时黄埔军校本校即设于此。成都有东西南北四个校场，黄埔本部设在北校场，一总队分驻青羊宫、草堂寺和西校场，二总队在南校场。我在通过黄埔复试后，进入十八期二总队学习，就在南校场。军校管理森严，各大门都有兵卫守岗，成为军校学员后，平素若无长官假条，无法外出。

我从罗田当入伍生算起，前后共通过五次考试才被黄埔录取。进入黄埔后，新生首先要受三个月训练，每天四点半起床，半小时跑步，两小时操场制式学习步法，非常严格。尤其慢正步最要命，不合规格就拳打脚踢，还必须绝对服从。我们同学张大任训练时被班长打伤，住院不治而死。

平时吃饭，我们就是一日两餐，上午九点吃早饭，下午五点吃晚饭，吃不饱。学生虽然按国家规定是上等兵待遇，一天一斤半米，但是七扣八扣，到了学生这儿只有三两米。一天三两米，都是一二十岁的学生啊，哪儿能吃得饱？都是经常挨饿的。抗战期间苦得很。

三个月后分科学习，我在步兵科。晚上练习单双杆、跳木马、走天桥等课外项目，白天学习数理化、政治、时事、战略、战术、外语等课堂内容，以及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令和测绘地图等军事常识。操场演习还有针对实战的班排连攻防战术和实弹射击、行军演习以及夜间紧急集合等项目。除了这些日常学习，学校每到星期日还会统一检查学生内务，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以及枪支保养不合格者，不准放假。

那时候苦，学生手里也没什么钱，每到周日的娱乐活动就是到电影院里看场电影，不给钱。老板有意见，我们后来妥协了下，来之前知会老板，然后由长官带队，全副武装来看电影。所以到我们来这一天呢，电影院停演，光学生看，一星期一次。

我们那时候还要早起升国旗，读总理遗嘱，唱国歌、校歌，训话。

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校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作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的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蒋介石虽然是我们的校长，但实际主事的是我们教育长陈继承，后来是万耀煌。在黄埔两年，蒋介石就来过我们学校一次。他来看学生的时候是一个一个的看，个个都看，很注重。

1943年，我毕业了。这一年，正是抗战最艰难的时候。

五、再上战场杀敌寇

毕业那年，在安徽立煌的第五战区司令部来电，要五个军校毕业生前去报到。我和罗田同乡陈吉森、郭纪以及两个安徽同学王勇、刘子端应招前去。

安徽省会原是安庆，1938年6月沦陷。为了支撑安徽的抗日局面，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和安徽省政府主席的李宗仁，把位于皖西大别山区的立煌县打造成战时安徽省会，以钳制日军行动。

我们到立煌后，陈吉森、郭纪二人被安排去172师当排长，我和其余两位同学留在司令部做参谋，负责保卫大别山抗日根据地。在司令部当参谋的时候，我们见过李品仙，他是司令，上将，但对我们还蛮客气的。我们参谋室分作战和征兵几个处，我在作战处，是作战参谋，少尉军衔，后来升中尉。

为了上前线杀敌，我主动请缨从司令部到172师任连长。有一次，我们奉命到下塘集突袭日军的一个小分队。当时正好是阴雨天气，我们利用天气和夜色掩护，先把日军的电话线和通讯设施捣毁，然后炸碉堡、突然袭击！全歼了一个日军小分队，共几十人。我胜利而归，因功升营长。

我们在金寨守了两年，大部分时间和日军相安无事。日军如果来进攻，我们就依靠大别山地形和依山修建的大批明碉暗堡相配合，积极阻击。我们的防御工事修的很好，碉楼、暗堡、交通壕，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互相支援。我们在山里，敌军不容易进来，如果他们来，我们就把他们打回去。

1944年，日军从六安苏家埠方向出发，妄图进攻立煌。立煌是我们指挥部，日军使用一个加强团的兵力，配合飞机大炮，轮番进攻。我军利用事先做好的防御工事，依托有利地形，与敌人做殊死战斗。日军有飞机大炮掩护，我军有地形掩体之利，双方激战数小时，均伤亡惨重。在打退敌人的数次冲锋之后，我军从偏僻小路包抄，日军被迫撤退，我军乘胜追击，敌军大败。此次战斗，我军打死一个大尉，击毙官兵五百余名，缴获大炮一门、重机枪一挺、轻机枪六挺、步枪百余支、弹药一千余发。我军亦死伤三个连长、四个排长、士兵千余名，以惨重代价完成防御任务。

1945年，我累功至少校参谋。为响应中央“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安徽省成立青年军独立第一团，在六安毛坦厂训练。我被调往该团搞训练计划，帮助编制教育科目。原计划将该团训练三个月后，调往印缅战场参加对日作战，岂料日本天皇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了！真是万分高兴！

青年军独立第一团训练结束后被改编为宪兵团，调往南京接受宪兵训练。我和副团长任大庸被调往江苏连云港，负责遣送在华日本人。日本人归国要乘船，乘船的时候被严禁携带任何武器和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按次检查完才能登船。

我在连云港的任务完成后，又回到原来部队司令部工作。

六、风雨人生咏晚晴

1948年，上级调我至安徽芜湖市工作，我所在部队的司令部也迁至芜湖，负责长江防线。

1949年5月，中共第二野战军在安庆附近渡江，夜袭芜湖。芜湖守军猝不及防，一片混乱，向南溃退。解放军一枪未发，占领芜湖。我看大势不利，就和妻子在原地等待，听候处理。第二天，城里贴出安民告示：“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民心就此安定，我也心安向二野投诚。

共产党政策宽大，指示投诚人员每天到司令部学习四小时，食宿在家。干部宣讲政策时，态度也和蔼，毫无敌意，指示我们要好好改造，为人民服务。共产党说量才任用，既往不咎。我因为妻和子不能生活，自请回湖北老家生产。蒙准所请后，发给证件和路费放行。

我们从芜湖沿长江逆流直上，行至安庆时，敌机空袭，投弹十余，幸未命中。到县后，我主动去公安局登记，交投诚证件存案，回家生产。

少年求学、青年从军，壮年与日寇搏杀。兜兜转转多年，最终又回到了罗田这片土地上。可喜的是，双亲犹在，百战之余，还可以回家侍奉二老，可称喜事。

1951年土改，政府调我当夜校老师，参加土改工作。写标语、搞宣传，造土改册，丈量田地，歌唱文娱、编演话剧，搞得都有声有色。政府嘉奖，我被评为模范，红花佩戴。

1954年，国家实行粮油棉统购统销政策。我被调到大河岸粮管所当助征员，负责粮食收购。工作三年，领导满意，功绩可嘉。可是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不能留用，最终只好回家生产。

光阴荏苒，我在坎坷的道路上已经走了九十多年，行将就木。在身强体壮，风华正茂之时，未能施展所学贡献祖国于万一，诚为终身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