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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次日上午，俞谷雨去丰城公安局挂通了南昌市公安局的电话，没有找到郑本冶，就留言办公室让转告郑本冶股长说案件已经侦破，人犯下午押解市局。郑本冶接到办公室转告的消息后，刚跟解默方两人在高兴地议论时，俞谷雨和小许、小唐、小包已经带着董千穹抵达市局了。 俞谷雨向郑本冶汇报了侦破案件的经过，然后就和解默方、俞谷雨一起提审董千穹。董千穹是自首，所以交代得很爽快，一五一十说了一番，案情并不复杂，跟侦查员之前的估断基本上完全一致。郑本冶查看了董千穹的伤口，确是枪伤，左手食指被打掉了一截；又特别着重问到了那支左轮手枪，董千穹交代说在开枪之后逃跑时已经扔进江里了，这就无法寻找了，讯问到此结束。于是就交市局看守所收押，等候处置。 至此，黑枪案圆满侦破。识不了多少字的郑本冶在俞谷雨的帮助下完成了一份必须写的侦查情况报告，三名侦查员都签字后交给领导。这时正好陈泊来电询问情况，听说黑枪案已经侦破了，非常高兴，就向省委书记陈正人报告此事，并请示是将案犯交给军方处置还是由地方处置。陈正人于是就通知陈赓和37师师长周学义，并询问处置意见。军方的意见是：请地方政府处理就是了。 这样，过了大约半个多月，南昌市举行新生人民政府成立以来的首次公审大会，以市军管会名义宣判一批历史反革命和现行犯罪分子。由于这是新生政权的第一次公审大会，所以省委和市委主要领导都要到场。肩负着公安重任的省公安厅厅长陈泊对此自然特别重视，提前检查准备工作。以其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公安厅长的身份，完全有资格坐在主席台上主持会议，但他没有入座领导席，而只是待在后台侧面的隐蔽处观察着台下的情况，随时准备应付意外情况。 解放初的公审大会，凡是被押解上台接受宣判的人犯，十有八九是有来无回必处死刑，宣判后直接押解刑场处决。这次也是这样，接受宣判的十九名人犯中，有十七名被判处死刑。其中一名就是董千穹。那时还没有颁布如何处置犯罪分子的法律，也没有“程序”一说，判处死刑之权下放到区一级政府，也没有专业人士把关，全凭领导讨论决定，而领导的决定依据基本上是看人犯所犯罪行的民愤大小，如果民愤大，那就决无生路可走。按说董千穹没有犯命案，不用偿命，而且他是自首的，应该得到宽大，留其一命还是说得过去的。可是，董千穹的黑枪对准的是解放军，那就被认为性质严重，所以领导在考虑其判决时，一致认为应该判死刑。 董千穹本以为有自首情节，又有郑本冶和俞谷雨从中斡旋，死刑根本是不必担心的，弄得好些也许当场释放也有可能。哪知一听竟是判处死刑，当场执行，心里不禁大急，当下便张口大呼“冤枉”。他这么一叫，被判死刑的人犯中大约有一半也跟着大叫大喊，有的还痛哭流涕，台下也有了骚动，现场秩序有些混乱。陈泊便在后台一侧下令：“判了的押下台，一边待着！宣判结束，押解刑场执行！” 由于有此情节，执行人员感到没面子，把死刑犯押下台时，手脚免不了重了一点。这是一种威慑，其他死刑犯也就不敢叫嚷了，只有董千穹还是大叫“冤枉”。陈泊一看就觉得似乎异常，指着董千穹问：“这个犯人叫什么名字？犯的是什么案？” 郑本冶也在场，马上过来悄声报告：“他叫董千穹，丰城人，打37师的黑枪。” 倘若是其他人犯和罪行，陈泊没准不知道，因为判死刑不必上报到他那里，但黑枪案他知道，心里便“咯噔”一声，指着董千穹的背影让把这个人犯带到一边。陈泊见会场已经安静下来，就走到董千穹跟前，目光炯炯地盯着：“你大呼‘冤枉’，为什么？” 董千穹已经吓得面无人色，语不连贯：“黑枪不是我打的……是别人叫我假自首的……说保证从宽处理！” 陈泊一个激灵：“竟有此事？”稍一停顿，回身便走，走到一边，召来执行死刑的现场指挥，说这个人犯暂停执行，你替我安排专人看守着，必须保证他的生命安全，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动他！ 变故，就这样突然发生了。公审大会一结束，陈泊就指令省公安厅两名干部协同市公安局对董千穹进行紧急讯问。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讯问，董千穹交代了以下情况—— 董千穹与丰城国民党警察局刑警沈方昼早在三年前就已经结拜弟兄，沈方昼同时又是董千穹加入青帮的介绍人。董千穹这几年一直在省城南昌当大烟馆保镖，跟沈方昼来往不多。南昌解放前夕，董千穹知道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但总不相信曾经如此强大而且背后有着美国支持的一个政府会土崩瓦解，烟消云散，寻思可能是一种暂时的战略放弃，如果人家老美出兵干涉，那不是还是能够卷土重来？因此，他对于大烟馆老板所说的只好关门歇业一语有点怀疑，为准备重新开张时有备无患，他就决定把自己私藏的武器转移到丰城老家，找一个可靠的地方存放着。退一步说，即使以后大烟馆不能重新开张，而且形势恶化到兵荒马乱的程度，他手里只要有武器，还不是能够撑起一块天来？ 这样，董千穹就把他私藏的武器——左轮手枪三支、卡宾枪三支、子弹两箱、手榴弹两箱，乘陈赓将军的军队还没有打进来的当儿，从水路偷偷运回丰城。董千穹是单身汉，南昌、丰城都没有家室，这些武器藏哪里好？他左思右想，最后决定藏到结拜老哥沈方昼那里。过去一说，沈方昼一口答应，说可以存放于他家后面山坡上的一个废窑里。还让他打了一张条子，写清楚某年某月某日，将什么什么武器多少数量藏于某处。董千穹头脑简单，不知道这纸备忘录样的条子一交给对方，等于是把一条命交到了沈方昼手里，对方完全可以把这份备忘录拿到人民政府去检举，办他一个私藏武器罪。 南昌解放后，董千穹返回丰城老家过日子。从谋生方面说，他还不至于缺吃少穿，他在大烟馆当保镖所挣的钱钞，早已换成黄金、银洋，足够他过上数年舒心日子。因此，董千穹根本没有考虑过如何谋生的问题，没有事做，就向沈方昼借了杆猎枪上山去打猎，消遣消遣。但人若倒了霉，喝凉水也得塞牙。董千穹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这个玩惯了洋枪的老手，竟会栽在一杆土枪上！南昌警察去丰城调查黑枪案的前四天，董千穹在山上打猎，往猎枪里灌火药时，不知怎么的手脚重了些，火药在枪管里引燃，没等他把枪扔下，已经呼啸而出，当场把他左手食指炸飞了一截！幸亏还没有灌铁砂，否则性命是否保得住还是一个未知数。 董千穹在国军里当侦察兵时学过野外生存和简易自救，当下忍痛就地采集了草药，先止住血，包扎好伤口。下得山去，还不敢对人说这事，否则还不是惹人笑话？这件事，只有猎枪主人沈方昼知晓，自是严格保密，还替董千穹弄了些云南白药和珍贵的“消治龙”药片来，让他自己治疗，痛得难以忍受时就服食鸦片止痛。 这样，董千穹度过了最初几天最难熬的日子。正在这时，沈方昼忽然来找他，让他出面顶那个黑枪案，因为他具备警方正在追查的黑枪案嫌疑犯的特征：身手利索，枪法准确，其经历可以成为作案动机，更难得的是，他手上正好负了伤，而且正是枪伤！董千穹不知道沈方昼为何要他这样去做，自然一口拒绝，说我好好地在外面过着舒心日子不是蛮好，凭什么要去吃牢饭？这当儿，沈方昼的狰狞面目就露出来了，说老弟你若是听大哥我的话，那准有你的好果子吃，这件事做成功之后，大哥我就在共产党的功劳本子上记了一笔。而共产党此刻百废待兴，治理治安方面最缺的就是靠得住的刑事侦查人才，以我的本领，在南昌市公安局甚至江西省公安厅刑侦部门当个骨干或者顾问弄个一官半职什么的不成问题。到时候，我当然要大大地提携你老弟。而你若是不肯照我说的去做，那也好，我大不了不去做事当官，而你，同样还得去吃牢饭。别忘了你私藏着武器哪！你不是想翻天吗？ 董千穹这才知道沈方昼当初为什么要自己写一纸条子了，这不是把把柄送到人家手里捏着吗？董千穹想了想，刚动了偷偷去把武器转移的念头，沈方昼早已料到，冷冷一笑，你可别动转移武器的脑筋，那口废窑我早已堵起来了，你没有大半天时间根本甭想挖开。而你只要开挖，我就立马前往公安局检举。到时候你当然可以说是我替你藏的，但人家会相信吗？老弟，你枪打得好，还会耍拳，这不错，可是搞玩脑子这一套你远远不及哥哥，我劝你还是好好考虑一番吧。你若是听哥哥的，去自首了，南昌市公安局承办这个案子的警察是我哥们儿，保证你不会吃苦头，而且能够宽大处理！ 如此这般说了一番，董千穹思来想去，寻思由于有私藏武器的把柄在对方手里，此刻不从也得从，于是只好勉强点了头。然后，他见到了俞谷雨。俞谷雨果然向他保证可以得到宽大处理，于是他也就放心了。董千穹被押解南昌后，在看守所里没有受到什么虐待，其实那是人民政府的人道主义，但他却以为是因为有了沈方昼、俞谷雨关照的原因，而讯问也就只有一次，人家并未追根究底要他乱说乱攀，于是他就想肯定能够得到宽大处理。 哪知，今天一根索子把他绑住了拉到公审会场，竟然判了死刑！董千穹这才知道坏事了，于是就禁不住大呼冤枉。 当下，承办员马上向领导紧急报告董千穹交代的情况，领导一听自是大吃一惊，当即下令：原侦查黑枪案的郑本冶、俞谷雨、解默方三名侦查员即刻停止工作，限制行动，待在指定的地方接受审查；急电丰城公安局，速将原警察局刑警沈方昼拘留，同时派员看住沈方昼家后面山坡上的那口废窑，等待这边派人过去搜查。 赴丰城搜查的结果，果然从沈方昼家后面山坡上的废窑里搜出了董千穹所交代的那些武器弹药，又搜查了已经被拘捕的沈方昼的家，意外搜得手枪一支、子弹二十发。 对沈方昼进行了讯问，这个国民党的老刑警供称确实是他制造了这起假案，其目的诚如他对董千穹所说，是为了让共产党重视他的侦查能力，好混进公安队伍弄个一官半职。至于俞谷雨，沈方昼说并未与其沟通，也就是说俞谷雨并不知道这是他故意制造的一起假案。 南昌这边，对郑本冶、俞谷雨、解默方三名侦查员的调查也在进行。这三位对于假案倒确实不知情，特别是郑本冶和解默方，那真的一点也不清楚。俞谷雨在丰城已经讯问过董千穹了，有讯问笔录。董千穹被押到南昌后，郑本冶自己也亲自讯问过，确认无误才上报的。哪知竟然是这么一回事！郑本冶、解默方两人真是窝囊得恨不得一头撞死。对于俞谷雨的调查进行得更详细些，因为他是旧警留用人员，又是这起假案的牵线人，跟沈方昼的关系又非同一般。但是，最后查下来，他确实是无辜的。 这起事件的处理是省公安厅厅长陈泊亲自过问的，对于相关人员的处理结果如下：沈方昼制造假案，干扰公安人员侦查工作，私藏枪支，予以逮捕；董千穹私藏枪支弹药，协同沈方昼制造假案，干扰公安人员侦查工作，予以逮捕。俞谷雨在侦查工作中擅自使用不法分子，已经违反相关纪律，且对于假案负有一定责任，已经不适宜继续留用，即予开除。郑本冶作为侦查黑枪案具体负责人，尽管对于假案发生毫不知情，但应当负失察责任，免去股长职务，继续进行黑枪案侦查工作。解默方在假案事件中确系无辜，不予处分，仍进行黑枪案侦查工作。 沈方昼和董千穹后来均被判处七年徒刑。 黑枪案的侦查继续进行，陈泊强调务必“快而准”圆满侦破该案。正好这时省委组织部给社会部派来一位名叫武定安的地下党员(当时党员身份尚未正式公开，所以还是这样称呼)，陈泊一看他的档案材料，眼睛顿时一亮，遂决定先让这位同志负责侦查黑枪案的工作。 让“红色福尔摩斯”陈泊眼睛一亮的武定安，是一位1936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当时他是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刑警组长。次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武定安奉组织之命利用其在警界的关系去英租界巡捕房刑事部当上了刑事侦探，利用这一特殊职业掩护中共地下党开展工作，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方才离开。之后，武定安接受潘汉年的指令，前往南京打入汪伪汉奸政府下的“首都警察厅”从事情报工作。抗战胜利后，汉奸政府的警察厅被国民党政府接收，武定安被留用，由于侦查经验丰富，主持侦破过数起疑难案件，次年被提拔为刑警中队长。这段时间，武定安接受潘汉年指令，从事情报工作。一直到1948年夏天，由于出现了叛徒，武定安的身份不幸暴露。当时接替军统头子出任“军统局”改组的“国防部保密局”局长的毛人凤亲自过问这一案件，密令监控武定安，以期获得更多的线索，好将中共地下党在南京的情报系统“一网打尽”。但武定安是何许人？他凭着其出众的机警马上发现自己已受到敌人的监视，当下便来了个不辞而别。据说，毛人凤为此大发雷霆，还枪毙了一名被认为应当对此负责的小特务。 武定安离开南京后，先去了上海。由于生怕暴露组织，牵连其他同志，所以他在离开南京时没有跟任何人联系。这样，当他到了上海后，就无法再跟地下党接上关系。考虑到敌人可能已经把追查的触角伸到他所熟悉而且有着众多社会关系的上海，武定安便离开上海，前往他所完全陌生的南昌。在南昌，武定安以其机灵、智慧和一口熟练的外语，在一家英国人开的洋行谋到了一份差使，在站稳脚跟后继续寻找地下党关系。武定安自有其一套职业本领，于1949年初竟然找到了当地地下党组织，说明了自己的情况，要求接上关系。地下党组织便对武定安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这当然是需要费一番周折的，因此，一直到南昌解放后才证实了武定安的身份。鉴于中央已经指令组建了新的中共江西省委，就让武定安向新省委组织部报到。省委组织部根据武定安的特长，决定让他去省委社会部工作。 陈泊非常重视武定安，亲自跟其进行了谈话，介绍了黑枪案情况，指定他负责侦查，并提出了“快而准”的要求。 武定安接受了这一任务，且看这位老侦探如何开展侦查工作。
五 武定安受命主持黑枪案侦查，第一步就是跟郑本冶、解默方两人碰头，听取他们对于侦查该案的情况介绍。然后，他骑了辆自行车去了案发现场，不但在当时在场的战士的引领下察看了现场，还一个人骑着车子在那一带不慌不忙地转悠了许久。 当天晚上，武定安再次跟郑本冶、解默方碰头，提出了他的侦查新思路：案犯作案后迅速逃离了现场，那条路线是从37师司令部对面的小巷作为起点的。而当时37师方面迅速作出反应，采取直线加上迂回包抄的方式进行追捕。按道理来说，这种方式应该是有效的，因为军方追捕的时间和范围是能够把案犯包围在圈子内的，可是他们两次都未能抓到案犯，甚至连那家伙的影子也没有瞥着过，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他觉得只有一种原因可以解释这种现象：案犯并没有逃得很远，他就在被军方包抄的范围内的某一个地方躲着。这个地方，也许是他暂时躲藏的地点，待追捕过后立刻转移了；也许是他的一个临时落脚点，他事先已经住在那里，事后也还在那里待了一两天，甚至还要长些。因此，他认为接下去应当采取发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排查的方式来查摸线索。当然，鉴于群众的具体情况和目前南昌社会治安的混乱现状，这种排查还是应该通过居民委员会有选择地不公开地进行。 郑本冶和解默方一听，不由得对武定安十分佩服，寻思人家毕竟是老侦探，这个思路看似简单，但是何等清晰，没有拖泥带水的“可能”、“或者”、“也许”，就是这个路数，再怎么着，案犯也得有逃跑路线，有去向，就盯着这一点去查摸！两人于是频频点头，都说这个思路应当落实。 武定安的作风是说干就干，雷厉风行，也不管这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说不能等到次日再进行，谁知道这一个晚上是否会发生什么变故，能抓紧就抓紧吧。当时小梁等四人已经被领导指派去做其他事情了，就他们三人在进行侦查，于是当即出发。 列宁说过：革命是人民大众的盛大节日。这一观点在解放初的南昌得到了印证，那时候的街道居民委员会几乎没有白天黑夜，不享受任何补贴的居民干部工作积极性极高，每天不过午夜是不可能回家休息的，那股昂奋劲儿，确实就像过节那样。武定安三人按照白天的查访路线，分头拜访了居委会干部，请求协助查摸发生黑枪案的那两个晚上，这一带是否有人发现过什么异常情况。 居委会干部自是热情，当天晚上就开始对有些还没有休息的居民小组长布置任务。次日上午，这种不公开的查摸已经全面铺开。到了晚上，侦查员如约前往居委会时，已经获得了一些情况。其中被认为有价值的是一个姓顾的老头提供的。 顾老头是一个卖馄饨的单身老汉，他赖以谋生的手段就是挑着一副馄饨担子在这一带方圆三里左右的范围内卖馄饨，因为行当的特殊性，所以通常晚上营业得较晚。如果遇上天气不好生意清淡，那就得过了午夜才能回家。发生黑枪案郝开滨负伤的那天晚上，因为下雨，顾老头按照多年形成的惯例，没有走远，就在距南昌图书馆37师司令部大约一里之遥的那个已经破败得不成样子的五圣庙山门前廊下待着，附近一带的居民都知道，下雨天晚上如果要买馄饨，上五圣庙去即可。 那天晚上，不知怎的顾老头的生意特别清淡，已经过了午夜了，还剩下大约五分之一没有卖掉，心情就有点郁闷。看看时候不早了，暗忖看来没有生意，只好回家了。就在这时，北面南昌图书馆那个方向传来了枪声。那段时间，南昌市内有枪响算不上一桩新鲜事，别说晚上了，就是青天白日还不是说响就响！歹徒打枪加上军警追捕，枪声断断续续的每天都有。因此，顾老头也不当回事，还是动手收拾担子。就在这时，从远处小巷口传来一阵脚步声，顾老头定睛一看，只见一条个子高高的人影飞快地朝五圣庙这边奔来。顾老头生性木讷，还没有把这主儿跟枪声联系起来，以为对方奔跑是因为没有带雨伞，便想提醒对方这边可以避雨，如有兴趣还可以吃一碗馄饨作为夜宵，反正炉子还没熄呢。 这样想着，顾老头就下意识地敲了下梆子。没想到，那声响把对方吓了个激灵，脚下一滑跌翻在泥水地里。那人跌得快爬得也快，顾老头内疚之情还未在头脑深处正式形成时，他已经一跃而起，朝这边扫了一眼，骂了一句，拔腿就跑。顾老头一吓，也不整理担子了，挑了就走。不敢走那汉子去的那条路，而是拐到五圣庙的后面，绕道回家。 侦查员认为这人十有八九就是打黑枪的疑犯了，于是迅速找到了顾老头，由其带领着前往五圣庙那里去察看了一番。武定安掏钱买了三碗馄饨，每人一碗吃着听顾老头把当时的情况介绍了一遍。武定安听得很仔细，待对方说完后问：“老人家您听他开口骂人了，是什么口音？” 顾老头说：“那人的口音是南昌郊区人的口音，他可能是乡下人。” “您说他跌倒以后爬起得很快？” “就是，我还没有见过身手这等利索的人哩，怎么说呢……哦，就等于是地上装着弹簧，他一跤就是跌翻在弹簧上，一下子就弹了起来。” 侦查员因此有点迷惑：案发现场地上的血迹表明案犯是负了伤的，而顾老头见他一跤跌翻了却像撞在弹簧上那样利索地马上爬了起来，而且不喊一声“哎呀”，这人到底挂彩了没有？如果是挂彩了又是伤在哪里呢？怎么重重地跌了一跤也不觉得疼痛呢？不过好在负伤与否和伤在何处的问题此刻已经不属于侦查要点了，所以一时弄不明白也就允许往旁边搁一搁。 顾老头提供的另一点倒是可以作为线索，那主儿是南昌乡下人，这就好办，再发动群众查摸就是了。郑本冶等人离开顾老头这边后，又顺着那天疑犯往南逃跑的路线走了下去，穿过一片荒地，绕过一个大大的池塘，然后就是一条七拐八弯有着多条岔巷的胡同，那里住着许多平民。侦查员走了每一条岔巷，发现出口是对着一个方向的，最后殊途同归，都到了一条马路上。而这条马路，在军方的地图上标着的是司令部的外围警戒线。就是说，如果发生类似打黑枪之类的紧急情况，军方派出的追捕人员中有一部分是直接冲过来封锁这条马路的，如果这时逃犯从哪条小巷里出来，就正好候个正着，就手拿下。那两次军方的追捕行动，也是这样做的，可是军方在这条马路上并未候到逃犯，于是就认为逃犯已经改变方向，往另外的地方逃走了。 但是，武定安此刻却不这样认为，他的头脑里产生了一个猜测：也许，逃犯并没有往这条马路上逃，而是躲进了那个有多条小巷的平民居住区中的某一户人家。 次日上午由居委会反馈过来的消息把这一想法往“可能”的方向推进了一步，这是一条跟武定安的推测思路吻合的线索，是由那个居民区内一家郁姓住户的女主人在居民干部悄然向其了解相关情况时反映的：发生伤人黑枪案的那天午夜过后，郁氏因听见院子里鸡舍里的鸡似有异动，担心有人偷窃，放心不下，遂从床上爬起来，也不开灯，走到窗口前撩起窗帘一角悄然向外观察。院子里没什么异样，鸡舍也没有声音了。就在她刚要放下窗帘的一刹那，忽见邻家靠近小巷一侧的墙头上露出一颗人头，不禁大吃一惊，几乎就失声尖叫。那人头往上一伸，变成一条人影，迅速翻越围墙，悄无声息地进了邻家院子。 小偷！郁氏顿时愣住了，她马上推醒丈夫，拉他到窗前，一边盯着墙头一边悄声告知情况，问要不要示警。丈夫打着哈欠说示什么警，小偷光顾她家，活该！偷光她我才开心呢！隔壁是一个姓蒋的寡妇，平时一向刁钻刻薄、蛮横无理，跟周围邻居关系长期不睦，众人对其深恶痛绝。丈夫说着就去睡了，郁氏终究放心不下，担心小偷光顾了蒋寡妇家顺便再爬过墙头访问她家，于是就眼不错珠地一直盯着墙头，可是一直盯到拂晓时分也没见动静。小偷呢？要么是偷了东西后开门离开了？郁氏总想弄个明白，于是就悄悄出门，溜到隔壁蒋寡妇门前，一看大门紧闭着，上前去推了推，里面拴得牢牢的。这就奇怪了，难道那小偷就住在蒋寡妇家了？郁氏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反正天也亮了，就拿了张凳子坐在自家门前纳鞋底，看着隔壁到底有什么动静。一会儿，蒋寡妇出门买菜去了，家里却始终没见动静，郁氏生怕蒋寡妇觉得异样而开骂，坐了一会儿也就退了回来。但这件事成了一个疑团，始终堵在她的心头难以释怀。 这样，蒋寡妇就成为重点调查对象：这个女人四十四岁，出生于南昌县罗汉村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先后嫁过两个丈夫，都已殁去。第一个丈夫是个土匪，因跟其他土匪发生利害冲突而被暗杀；第二个丈夫是国民党军队连长，1947年6月跟共产党军队作战时被击毙。蒋寡妇是一个个性很是张扬的女人，早年在南昌县乡下当大姑娘时，就喜好张狂，充分发挥其口舌尖刻的特长，曾有过连续堵着人家的门口大骂七天的纪录。后来嫁了人，更是变本加厉，全村男女老少没有一个敢跟她作对。嫁给第二个丈夫住进南昌城里后，很快就成为这一居民区里的名人。其丈夫在前线殒命的消息传来后，蒋寡妇在门口大骂共产党的照片还被登上过国民党的报纸。 别以为蒋寡妇是一个对于爱情忠贞不二的女人，据邻里反映，早在其夫殒命之前，她就耐不住寂寞，经常跟几个不明身份的男人来往，其夫死后，更是一年到头家里男人不断，曾两次堕胎。最近一段时间，到蒋寡妇家来得最多的是一个说话跟蒋寡妇相同口音的四十来岁的男子，据蒋寡妇对外放风是她的表弟。 另据居委会干部反映，蒋寡妇自6月上旬以来张狂气焰好像收敛了不少，没有骂人，也不大见她外出，邻居以为那是她见解放后的形势不对头，不敢再嚣张。侦查员听着却是一个激灵：6月上旬，不正好是黑枪案发生的时间吗？难道那个作案的家伙曾落脚她家，她心存胆怯而不敢惹人注目？ 武定安跟郑本冶、解默方反复商议，觉得应当把蒋寡妇作为一条线索进行调查。 可是，怎样调查呢？武定安三人便去了派出所，请管段民警把居委会主任、治保委员悄悄请到派出所来一起商量，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实施的办法：蒋寡妇跟第一个丈夫生过一个女儿，从父姓水，名秀涟，今年十九岁。水秀涟从小跟祖母生活，一直到十六岁那年经蒋寡妇请人介绍进了南昌市的一家以制作糕点为主的食品厂当女工，才跟其母住在一处。一年多后，水秀涟出嫁了，丈夫是铁路上的机修工人。那是一个进步青年，解放前已经参加了共青团地下组织，还当着支书，水秀涟在丈夫的影响下，也有了追求进步的意识。南昌解放前夕，参加过地下党组织的向国民党官员家里送传单、街头张贴警告信之类的活动。解放后，水秀涟理所当然地成了所在工厂的积极分子。侦查员根据水秀涟的表现，认为如果以组织的名义跟她谈请其协助调查其母的相关情况，她是会同意的。 于是侦查员就去找了水秀涟，当然不能说调查什么黑枪案，只说有件事情领导上让了解一下，你的母亲可能能够提供些情况，但考虑到你母亲的脾气不大好，恐怕不肯协助政府调查，所以想通过你去辗转了解一下，当然这事得保密。水秀涟果真一口答应，说她当晚就去，让侦查员同志明天听她的消息。 水秀涟跟蒋寡妇由于从小就分开居住，所以亲情很淡，她也看不惯母亲的那副做派。因此，结婚后她是很少回娘家的，基本上跟母亲没有什么联系。蒋寡妇是个有奶就是娘的主儿，对于女儿也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的感情，当然毕竟是自己生下的，所以看见了还是挺高兴的。这天傍晚见水秀涟去看她，还带着一份礼品，就很是高兴，母女俩话也说得多了些。 水秀涟在跟母亲的聊天似的交谈中，有意识地把话往家里来人上扯，问最近乡下有没有亲戚来。蒋寡妇说上旬时你表舅来过的，住了几天，还问起你呢，听说你现在有出息了，他也蛮开心的。水秀涟从小跟祖母生活，祖母跟蒋寡妇不是一个村的，所以她根本不清楚她母亲家里亲戚的情况，反正蒋寡妇说她就听，听着都记在心里，然后就原原本本报告了侦查员。 这样看来，蒋寡妇家在6月上旬黑枪案发生前后确实住过一个被称为“表舅”的男子。这个“表舅”究竟是不是顾老头看见过的那个汉子？是不是黑枪案的作案者？那还得进一步调查。于是，侦查员就决定去蒋寡妇的娘家罗汉村调查。
六 侦查员前往南昌县罗汉村，在乡政府的协助下，通过村农会对蒋寡妇娘家的情况进行了秘密调查。其娘家一共生了三个女儿，蒋寡妇最大，老二早年已病殁，老三留在家里招了个上门女婿。蒋寡妇确实有两个表弟，都在罗汉村务农，业已成家，平时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劣迹。 化装成下乡调查农田所有权状况的调查员武定安在农会主席的指点下，悄悄观察了蒋寡妇的两个表弟，一个是个胖子，神情模样似乎有点傻，问了农会主席，果然说平时行为有时有点异样；另一个是肤色黝黑的瘦子，一看就是一副机灵相，跟蒋寡妇邻居所说的那个经常去做客住宿的汉子的外形相似，和卖馄饨的顾老头所说的那个雨夜奔逃的家伙也配得上。于是，武定安便要求农会主席了解一下这个名叫蒋阿根的主儿在6月上旬的去向，如果合拍，那就要考虑当面交锋了。 农会主席了解下来，说蒋阿根6月上旬生病了，没有离开过本村。这是一个意外，侦查员当然不会轻易接受，于是便进一步调查。生病了？治疗过没有？是请哪位医生治疗的？当时医疗状况非常落后，这一带方圆几十里地有人生病——不管生什么病——都是请一位姓石的中医诊治的，蒋阿根也是请石郎中看的，因为发烧不能起床，是请石郎中出诊的。 这位石郎中住在距罗汉村四里地的另一村庄，侦查员便去拜访了他。武定安出身中医世家，对于中医有点研究，平时偶有不适是自己开方抓药的，凭着这点水平，先跟石郎中试了试，觉得这位老先生倒是有两下子的，心里便有了信任感。聊了几句，问到了罗汉村蒋阿根患病之事，石郎中说那病人患的是伤寒，他出诊过两次，后来好些了，病人自己也来看过两次，目前应当已经基本痊愈了。说着，拿出了一个厚厚的用毛边纸装订的本子，原来是他的治疗记录，上面详细写明了何年何月何日何时，替何村何人诊治过何病，开了何方，以及治疗效果。武定安看下来，石郎中曾在6月3日上午10时、6月6日晚9时前往罗汉村出诊。6日晚上那次，是病人家属登门请求紧急出诊的，因为病人当时高烧不退，已经出现了惊厥症状。这两次出诊情况，毛边纸本子上都有记载。 这样，蒋阿根的作案疑点就应当予以排除，因为即使他的病是伪装的，也不可能9点钟人还在罗汉村，而三个小时之后就已经抵达作案现场打黑枪了。况且，没有证据能够表明蒋阿根的病是伪装的，倒是有农会主席在内的好几个人都能证明他确实患了重病。 这样，侦查员就得换一个思路了：水秀涟从其母处了解到的上旬来住过几天的那主儿，可能是另一个男人，那人不一定真是水秀涟的表舅，但一定是跟蒋寡妇交往得很深因而对水秀涟也很熟悉的人。从这上面推断，他一定是跟水秀涟见过面，而且不止几次，所以，水秀涟也应该回忆得起这个人。 侦查员决定返回南昌市再找水秀涟一趟，请她回忆一下那个被其母称为“表舅”的究竟是何许人。 但是，当侦查员返回南昌市区后，所遇到的情况竟然完全出乎意料！ 武定安回到市局的临时办公室，发现办公桌上的玻璃台板下压着一张条子。条子是局办公室的一位办事员留的，告诉他上午10点20分接到一个自称是“居委会”的电话，说蒋寡妇家来了一个客人，邻居看着觉得跟6月上旬来过的那位很相似。武定安一看就来了劲，马上叫上郑本冶和解默方，说我们去看看。 意外，就是在侦查员进入蒋寡妇家的院子时发生的。院门虚掩着，走在头里的解默方叫了声“有人吗”，推门而进。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坐着一个黑黑瘦瘦的汉子，手里捧着一个杯子正在喝茶。这人的反应奇快，见来了三个一看便知是“公家人”的男子，而且一脸的煞气，知道不对头，马上一跃而起，在摔掉杯子的同时，手里已经多了一支左轮手枪，对准解默方就开火。解默方后面的是武定安，见势不妙，连忙扯了解默方一把。对方枪法甚为了得，枪声一响，解默方还是“哎哟”一声跌倒在地，他的肩膀挨了一枪。 解放初，公安人员执行任务时都带枪。三人中，若论军事素质要算郑本冶最好了，他1943年参加八路军，跟日军、伪军、国民党军打过许多仗，不说身经百战，也有数十次之多，可谓从枪林弹雨中过来的人。当下，郑本冶二话不说，身子一晃闪到一株树后面的同时，已经拔出手枪还击。对方顺着葡萄架像条泥鳅似的滑溜到了围墙那里，郑本冶连发两枪没有打中。那主儿随手一枪还来，竟把躲在树后的郑本冶的耳朵削去了一块，顿时鲜血直流。 对手飞快地攀上了墙头，可是，他的运气不好。老侦探武定安的手枪还没有开腔呢。武定安对枪战的熟悉程度虽然亚于八路出身的郑本冶，但他当年在巡捕房刑事部执行任务时，也时不时跟地痞流氓黑社会分子交手，双方经常闹得枪声砰砰的像过年放爆竹。此刻，武定安见对手企图越墙而遁，就毫不客气地开了一枪。这一枪把对手打得从围墙上掉落下来，摔在地上。那主儿躺在地上竟然还举枪，武定安、郑本冶已经领教过他的枪法，连忙隐蔽，没想到他这颗子弹竟是送给人在屋里半颗脑袋正朝院里探的蒋寡妇的，一枪掀去了半个天灵盖！ 对手打死蒋寡妇之后，带伤而起，举手正要冲武定安这边射击，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他持枪的那条胳膊，他浑身一震，被郑本冶、武定安双双飞身扑过去制伏。 这一枪，竟是负伤倒地的解默方打的。他在保安团待过，还当着小队长，对玩枪也不算外行，倒在地上乘对方不备开了一枪，给生擒对手制造了机会。 这个枪法了得的对手身中两弹，一处在胳膊，这倒不碍事；另一处在腹部，这就有点麻烦了。经过攀墙、挣扎一番折腾，被绑上后发现肠子都流出来了。学过简单战地救护常识的郑本冶到蒋寡妇屋里拿来一个瓷碗，压住伤口，用带子牢牢绑住，然后就招呼人急送附近一家私立医院抢救。 私立医院面对这个伤势严重的伤员简直束手无策，草草作了一下止血处理后让急转大医院救治。侦查员联系了37师司令部，要了一辆军用卡车将这个特殊伤员送往部队的野战医院。但终因失血过多而无法抢救过来，于两小时后断气了。 人死了，案子还得侦查下去。武定安考虑下来，决定请蒋寡妇的女儿水秀涟辨认凶手是何许人。考虑到要保证水秀涟的情绪稳定，辨认准确，所以侦查员暂时封锁了蒋寡妇死亡的消息。 水秀涟被公安局的汽车接到了13军野战医院，只一看，就认出了凶手的身份：她的老家南昌县水庄的农民关克森。接着，经水秀涟的解释，至此，蒋寡妇的“表舅”之说也终于得到了释疑。 蒋寡妇所嫁的第一个丈夫名叫水景生，她和水景生结婚后生了水秀涟。水庄全村庄大多数村民都姓水，只有少数村民是后来迁入的异姓人。蒋寡妇出嫁到水庄后，由于其丈夫的势力以及本人的凶悍，在村上也算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这样，自有一些闲汉来奉承她，其中就有关克森。蒋寡妇对于水姓人家，一律以辈分相称，因为她丈夫水景生的辈分很高，她也就高，经常有比她大二十来岁的人还称呼她“奶奶”、“婆婆”。而她对于外姓人，则就以年岁大小来划分了，这个关克森跟她同岁，大概小几个月，所以称其为“姐”，她就叫他“表弟”。据水秀涟回忆，蒋寡妇跟关克森的关系一向暧昧，她的父亲水景生在世时就曾多次为此事而吵闹不休。后来，水景生被人打死后，蒋寡妇跟关克森的来往就更加密切了，村上人经常议论纷纷。蒋寡妇的改嫁，跟这种议论是有关系的。 蒋寡妇改嫁到南昌城里后，跟关克森继续来往。那时水秀涟已经在工厂打工了，住在厂里不大回来。蒋寡妇让水秀涟称呼关克森为“舅舅”，但水景生不让她这样称呼，所以她能不叫就不叫，见到关克森什么都不称呼。渐渐长大后，更是对关克森没有好感，而蒋寡妇也不要求女儿怎样称呼关克森了。因此，这次蒋寡妇对水秀涟说乡下“表舅”来过了，她还以为是罗汉村的亲戚哩。现在一看死者是关克森，心里就清楚了，说6月上旬来她娘家住过几天的那个“表舅”肯定是他了。不信你们可以去问我娘。水秀涟没有想一想，如果她母亲能够指认的话，公安人员还何必舍近求远去找她呢？ 弄清了死者身份和居住地，侦查员决定将侦查触角移向水庄。解默方已经负伤，按说应该休养，但他心里为这个案子憋着一股气，坚持要去，最后经领导批准，还是满足了他的愿望。 水庄距蒋寡妇的娘家罗汉村四十二里地，在那一带是一个远近闻名的著名村庄。出名之处，是因为以水庄为中心方圆数十里范围内的村民，颇有一些是世代为匪的角色。江南的土匪，就如都梁在《亮剑》中所说的，有两种，一种是业余的，白天种地劳动，割草砍柴，对上孝顺父母对下呵护妻儿，乍一看，百分之百的良民。到了晚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约上几个亲朋好友，起出藏匿的刀枪，找个背静处就开始了“夜生活”。遇有走夜路的客商，无论有无财物，一律杀死，为的是不留活口，以免后患，尸体也要弄到僻静处埋掉，不能留半点痕迹。劫得财物一律平分，补贴家用。遇到需要使用大笔款项的，就制造一个种地时掘得宝藏的把戏。这种土匪隐蔽性强，又心狠手辣不计后果，他们打从生下那天起就没有人告诉他们，世界上还有“良心”一说。在他们看来，人的生命和蚂蚁的生命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没有犯罪感，只认为这是正常“营生”，和种地砍柴一样。他们通常即使发了大财也不动声色，照样衣衫褴褛地扛着锄头种地，因此很难抓住他们的把柄。另一种土匪属专业型，天生就不喜欢过安分日子。一到好人群中就找不到感觉，你若用好人来称呼他，他会觉得你在骂他，非跟你急不行。他们啸聚山林，打家劫舍，横行不法。水庄正是聚集着前一类土匪的地方，全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具有“夜生活”嗜好。但是，以前的国民党政府找不到他们的把柄，现在的共产党政府一时也难以法办他们。不难想象，侦查员要到这种地方去调查案子的难度是何等之大！ 不过，幸亏主持侦查工作的武定安经验丰富，幸亏还有水庄农会主席水明相。水明相是水庄唯一的一个中共地下党员，曾在赣州干过地下工作，后来暴露了身份方才回乡。侦查员通过乡政府联系上他的时候，听说区政府已经接到县委通知，要调他去县里工作。水明相听侦查员介绍了案情，出主意说暂时先得封锁关克森在南昌被打死的消息，否则以关克森在水庄的势力，平时围绕着他打转的那伙暗匪没准把你们三位暗杀了都难说。封锁了消息，慢慢地查摸线索，想来总能把情况弄个水落石出的。我反正在这里陪着你们，不把情况调查清楚我也不去县里报到。 侦查员深以为然，于是先向水明相了解关克森的情况。粗粗听下来，就是一个激灵！ 这个关克森竟是一个大有来头的主儿：他是水庄邻村宝鹤村人，十二岁出家当了和尚，跟着师父练过一段时间的武术，十五岁那年听说井冈山那边在闹红军，就离开寺庙前去投军。当了不到半年红军就吃不起那份苦而开了小差，叛逃到了国军第18师那里，给中将师长张辉瓒当卫士。不久，张辉瓒兵败被擒让红军给处决了，关克森又给另一位姓黄的团长当卫士。三年卫士当下来，练得一手好枪法。那个团长跟红军作战时阵亡了，关克森听说旅军法处要追究他的“保护不力”之责，吓得马上连夜开溜。这回他不敢再待在军队里了，就逃回家乡当了土匪。他当的土匪是属于前面说过的打家劫舍的后一类，但不久就退出了。不是良心发现想改邪归正，而是因为他想凭着自己那手枪法当头目，但人家占着头目位置的凭什么让位？关克森看看没有前途，弄得不好可能连性命也得丢在土匪窝里了，于是就来了个不辞而别。 这时关克森已经二十多岁了，寻思也该成个家了。正好有消息传来说水庄有户人家独生女儿要招一上门女婿，关克森在本村名声恶臭，暗忖倒不如换个环境去待，于是就到水庄来安家。这主儿原本就是一个不肯安分的角色，到了水庄一看这里像土匪窝似的，不禁大喜，一番切口一手枪法一亮，便成为全庄异姓人的头目，连土生土长的水庄匪首水景生也不敢小觑他。 不过，经验丰富的关克森知晓“强龙难压地头蛇”的道理，从来不曾给水景生有过什么难堪，对水景生执礼甚恭，一口一个“大哥”，但管“大哥”之妻却不叫“大嫂”而叫“大姐”，背地里与她有密往。后来，水景生一次深夜悄然纠集了一伙人外出打劫时，不知怎么的得罪了另一伙公开立山头打出字号的土匪，没几天就被对方派人打了黑枪一命呜呼。此后，关克森就成了水庄那些当秘密土匪庄户人家的头目。别看他白天也种田砍柴，一到黑夜却是威风八面，发号施令，领着一伙歹徒打家劫舍，杀害良民，强奸妇女，无恶不作。 当下，侦查员听了水明相对于上述情况的介绍，暗自心惊，寻思这关克森是这等恶相，那若说他敢打37师的黑枪倒也是有这份胆量的，也确实具备那手枪法。于是就请水明相暗暗了解一下关克森是否有作案时间。水明相很快就查摸清楚了：关克森的两个子女都说其父6月上旬不在家里；其一位邻居也记得那段时间他去了南昌，因为他曾托其捎回过东西。 作案时间有了，那么作案动机呢？这主儿跟37师有什么仇恨，要特地从郊区赶到市区冒着生命危险袭击人家军方的巡逻人员？单枪匹马闯到正规军司令部大门口打黑枪，那绝对不是一桩闹着玩儿的事情啊！侦查员议下来，认为对此需要调查，弄清了这个问题，究竟是不是关克森作的案也就清楚了。 如何弄清这个问题？侦查员进行了研究，最后决定通过水明相了解关克森生前最近一个阶段跟何人接触比较频繁，从这方面着手进行调查可能有希望获得线索。 水明相对于本庄的情况了如指掌，马上向侦查员提供了一份有九个姓名的名单。这九人都是水庄村民，也是经常作案的土匪骨干，而关克森则是他们的头目，他们不论年岁比关克森大还是小，都一律称关克森为“大哥”。据说，南昌解放前后一段时间，这些人经常与关克森聚于一处，关着门喝酒，密商什么事宜。武定安于是推测很有可能这种密商跟向37师巡逻人员打黑枪有关，看来，有必要跟这九人中的某一两位有个接触，了解他们喝酒时究竟在谈些什么。 于是便和水明相以及另一组织上准备让其接替农会主席的积极分子一起逐个分析那九个人的情况。一个个了解和比较下来，竟给侦查员一种“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感觉，因为这九人个个都是世代为匪的主儿，最难对付的就是前面所说过的：他们的共同特性是心狠手辣不计后果，打从生下那天起就没有人告诉他们，世界上还有“良心”一说。这样，就很难找到切入点，而且，还需要充分保证水明相等人的安全。 正当侦查员被这个问题困扰时，运气来了。武定安接到陈泊厅长让人捎来的口信，说社会部意外捕获了一名从赣州来的国民党特务薛远飞，供称是奉命前往水庄找以关克森为首的那伙秘密土匪商谈参加国民党特务系统问题的，之前此人已经去过一趟水庄了。陈泊知道武定安等人正在深入水庄调查黑枪案，所以就问一下是否需要利用这一情况。 武定安闻讯后，马上和解默方赶回南昌，连夜提审薛远飞。据薛远飞交代，他是“国防部保密局驻赣特别行动总指挥部”的地下人员，上校军衔，奉上司之命前来南昌地区发展地下力量，准备长期潜伏，伺机破坏，配合反攻。在“保密局”的计划中，南昌地区有希望发展成为地下力量的公开和秘密匪帮共有27伙，他应当跟其中的8伙建立关系，而水庄关克森匪帮则是第一伙，这是因为匪首关克森的名气大，曾当过张辉瓒的卫士嘛。薛远飞曾于南昌解放前夕去过一次水庄，跟关克森等人秘密会面，摊牌谈了这一问题，给了对方很多诱惑，其中有一条是：可以给水庄匪帮若干国军军官名额，最高的一个是“反共地下军南昌地区特别支队司令长官”，军衔是陆军上校。关克森等人对于这个诱惑很感兴趣，几个主要角色的眼睛顿时一亮。那次见面，薛远飞只是吹了吹风，这次去水庄是玩实的了，不但带了准备发放的活动经费金条，还带了空白委任状，另外还将由秘密交通员把许诺发给关克森他们的新式美制武器送去。 武定安忽然想起了关克森被击毙时握在手里的那支美制左轮手枪，便问薛远飞上次去水庄时是否给了关克森他们武器，薛远飞说他赠送给关克森和另一名叫水根平的人各一支左轮手枪和50发子弹。 关克森的那支左轮手枪送到了薛远飞面前，他一眼就认出正是他送的，并且随口报出了枪号，侦查员核对无误。 关克森拿着薛远飞赠送的手枪去南昌袭击37师巡逻人员，这是什么意思？若说是为“立功”增加跟保密局的谈判筹码，那倒是应该搞暗杀。但用正常人的思维来看，出于自身安全计，根本大可不必把目标定为军方，而只要暗杀地方上的区委书记、县长之类就可以了。侦查员对于关克森的作案动机简直百思不得其解，议来议去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能够理解的理由。看来，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另一支左轮手枪的受赠者水根平那里获得解决了。 侦查员返回水庄，向水明相了解水根平其人的情况。水根平是土生土长的水庄当地人，三十八岁，其家庭世代为匪，到其父那一代，因为跟官兵作战时被打断了一条腿，不能再呼啸山林打家劫舍，于是就回到水庄伪装良民。水根平据说从八岁开始就跟着大人干“夜活”了。大人为培养他，抓住客商后就让他用尖刀刺死。如此训练，使水根平十岁时已经胆大包天，杀人比杀鸡还容易。凭着这份罕见的胆量和那手长期以来练就的神枪，水根平在十七岁时就成了水庄仅次于水景生的人物。一直到经历过真正战阵的关克森定居水庄后，他的地位才受到了挑战。后来，水景生被人暗杀后，水根平和关克森结为一伙，两人称兄道弟，搞得甚是亲热。 武定安考虑再三，决定设计将水根平缠住，然后搜查其家，找到罪证后予以逮捕，再顺藤摸瓜追查黑枪案。 正好这时南昌县人民政府贴出了公告，要求全县凡是非法藏有军用枪支弹药的所有人员，必须在七天内将所藏枪支弹药上缴其所在地乡、区、镇政府，违者一经查出，将予以严肃处理。由于水庄是远近闻名的“土匪窝”，所以县里特地指令乡政府派人去该庄进行宣传，不但张贴了布告，还召开村民大会进行宣讲。于是武定安就让乡干部把水根平找到乡里去谈话，同时让水明相派人暗暗留意水根平家属的动静。水明相通过水根平的邻居观察到，水根平的妻子在丈夫被乡里叫走后，立刻去了一趟屋后的竹林。于是就登门拜访，不问别的，单问武器藏哪里了。水妻生活在这种环境中，早已耳濡目染把丈夫一伙的那套弄得滚瓜烂熟，一口咬定没有武器，还泼妇似的把家里的东西乱翻腾着让侦查员检查。 武定安说，这位大嫂你也不必过于激动，你让我们检查，我们就搜查一下吧，说着就朝郑本冶、解默方使了个眼色。那二位便朝后门那里走，那泼妇一见马上拦住，说你们去外面干吗？那是竹园，有毒蛇的，咬死人了我怎么担当得起呢？侦查员没有理睬她，顺手拿了倚在门边的一把锄头，那泼妇顿时傻了，却没有理由阻挡。郑本冶、解默方和另一乡干部在竹林里转了转，很快就发现有一块地方表面跟其他地方有异，那泥土一看便知是刚挖过的，于是就挖掘开来，发现了一个小木箱，打开，里面是1支美制左轮手枪、48发子弹、2枚日本手雷、7枚重庆兵工厂制造的手榴弹和一个沉甸甸的铜盒，盒里竟然全是黄金首饰，掂着估计一下足有二三斤重！ 水根平在乡政府看到这个原封不动的小木箱时，脸色倏变，摇头无语。武定安当过国民党上海警察局、英租界巡捕房和汪伪的刑警，对付人犯自有一套心理战术。当下递给水根平一支香烟，语气平静地告诉对方：你们的事情，政府已经全部掌握了，那位姓薛的保密局上校和关克森都已经把情况交代清楚了，你的老婆也交出了你藏匿的这些东西。政府对于其中的首饰究竟是属于私人财产还是赃物或者特务活动经费，认为还需要另行认定。而这些武器，有的显然是抗战时留下的，但是这支左轮手枪却是有问题的，这是你跟国民党特务勾结的证据。而据关克森交代，一切都是在你的指使下做的，我们想核实一下是不是这样？ 水根平再也忍不住了，勃然大怒道：“他妈的！那是关克森那小子的主意！”说着，不等武定安发问，就一五一十原原本本说出了事情经过，其中关于黑枪案的作案动机却是令人大觉意外！ 原来，“保密局”特派员薛远飞在南昌解放前夕去了一次水庄后，关克森和水根平对于“保密局”许诺的那个“上校司令官”极感兴趣，都有占据之心。由于薛远飞让他们自己内部先统一一下各任职人员的名单，然后待他下次带委任状来时可当场填写姓名，所以水根平和关克森为了这个上校司令而多日争论不休，几次差点拔枪，只是因为考虑到已经解放，开枪打死人会引火烧身，这才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总得有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否则人家薛特派员来了这边还推不出一个司令官人选来，人家没准就来个“暂时取消”，那不是把送上门来的运气傻傻地往外推吗？ 这个办法，最后还是那个平时一直替他们出谋划策的教书先生出身的老土匪水宪干解决的。他对关克森和水根平说，你俩都是好汉，若论当官，别说上校了，就是将军也完全能够胜任，可是现在人家只给一个上校，那就只能先委屈其中一位谦让一下了。我知道你们谁也不肯谦让的，弟兄们也无法说应当要哪位谦让，所以你们倒不如自己商量一下，看用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搞一个比试枪法什么的，谁胜谁就当上校司令官。关克森和水根平两人听着觉得有理，于是就商议比试一下枪法，谁胜出谁就当上校司令官，还可在江湖上推出一个名号：赣中第一枪手。 关克森、水根平都是神枪手，对于他们来说，若是比枪击靶心之类的，那实在太小儿科了，这种本领一般土匪枪手都有的。因此他们不但要比枪法，还要比试胆量，胆量和枪法结合起来，那才叫真正的水平。两人议来议去，最后关克森提出有种的到南昌城里去，以共军司令部为目标试一试枪法。水根平哪肯示弱，说没问题，就这样吧！ 但是，在谁先出手这一点上，两人有了分歧。他们都明白，最好是不要先出手，因为共军厉害，先出手的那位没准当场就失风被毙，这样这个久争不决的问题就让共军给解决了，留下的那位就是当然的上校司令官了。两人争来争去，最后决定抽签，水根平抽到了头签，于是就只好先打第一枪。 6月5日，水根平和关克森去了南昌，察看了第13军和37师司令部，最后决定拿37师司令部开刀。当晚，水根平潜到37师司令部对面的小巷口，风雨中对准司令部大门口的那两个飘摇不定的大红灯笼就是两枪，把灯笼击熄后拔腿就逃。 关克森当晚就住在距现场不远的蒋寡妇家，自然知晓了水根平的作为。次日，两人在约定的地方见面，关克森说老弟你是好样的，胆子也大得可以，看来我要跟你争，那就只有开枪打人了，你听着我的消息吧。于是，关克森于当晚就出手了，他为了盖过对手，不但开枪打熄了路灯，还连发两枪打碎了巡逻哨郝开滨的一双膝盖！ 侦查员听着水根平的供词，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那武定安纵然见多识广，也吃惊得睁大了眼睛盯了水根平好一会儿。水根平读懂了意思，说你们如果不相信我说的，那可以去找其他人来问嘛。 这样，水庄的另外七名暗匪帮的主要成员也被捕了，供词中涉及此节内容时，果然也是这样说的，并且他们在黑枪案发生后就已经知晓案子的细节，所以不容侦查员怀疑他们是胡说八道。 至此，对于黑枪案的侦查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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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8 18: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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