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周总理治病

老八路

我一直从事医务工作，1949年后，我向当时华东卫生部的崔义田部长打了报告，是关于公开我的祖传秘方“内痔插药疗法”的，这个方法的特点是不开刀不吃药，不影响生活。1954年间，华东卫生部批复交浙江省卫生厅办理，当时省卫生厅李蓝炎厅长亲自批示，要我在浙江省二院进行插药实验工作。这个实验做了一年多，经过临床实验，总结了110多例的病例，最后这个报告得到了卫生部的奖励。后来，接到浙江省人事厅通知，委任我为肛门科主任，在浙二建立肛门外科。1957年院系调整，我随之到浙一院工作。

1956年，当时的杭州市副市长陈礼节来动员我参加民进。后来，由余文光（浙二医院的院长）和石华玉（浙二胸外科主任）两个人作为我的入会介绍人，在1956年底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

大约在1960年秋天，我在杭州，有一天浙江省卫生厅的同志来找我，同时来的还有公安厅第三处的同志，说请我去会诊，而且要马上走，我也不晓得怎么一回事，从没有遇到过，家里也很担心，当时准备好了就跟他走了。乘飞机到了北京以后，来接我的是保健局的局长黄树则，他把我安排好后才同我讲，是为周恩来总理治病。第二天，把我领到总理办公室，让我做了一些检查，当时周总理的痔疮比较严重，有炎症。而他又正好准备去东欧国家访问，所以需要我把这个炎症赶快消除，同时不影响他的工作与生活。我拿出我最好的技术给他配药、开方子，各种看家本领都用上了，经过一个礼拜，炎症很快消失了，总理也很高兴。炎症消退后，我们又给总理设计了一个坐浴的架子，这个坐浴的架子能折叠，随身携带，便于他清洁局部。大概十多天后，我回杭州了。回来之前，总理给我一张有他亲自签名的照片，当时能得到总理签名照片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我第一次为总理看病。

1961年接近春节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到杭州住在西湖饭店，卫生厅又叫我准备好，也住到西湖饭店去。总理同我讲，这次毛泽东主席给他一个月的假期，到杭州来休养治病，要把这个痔疮医好。而我当时也改进了方法，进一步地把这个药再改进，筛选过以后，给他治疗。治疗期间也不影响他的工作与生活。周总理的国事太繁忙，在治疗期间还要经常会见外宾。有一次宴请外宾的时候，总理要我也去，而且给我安排在首席的一桌就座，他对一个普通的医生这样看重，我内心非常感动。经过十多天的治疗后，总理的病基本上痊愈了。当时总理考虑到正是接近过年了，春节快到了，就在楼外楼宴请所有参与的医护和保卫工作人员。当时邓大姐问我：“陆大夫，你看总理好不好吃酒啊，白酒很厉害的。”我说：“总理毛病基本上好了，身体都很好很健康，稍微吃一点点，也能活血健身。”总理听我讲了，说好，站起来喝了小半杯，敬了大家。

在这次吃饭以前，周恩来总理又请邓大姐到我家里来看望我的老母亲。我说这怎么担当得起呀，我只是个小医生。但是总理交付下来了，邓大姐第二天就到我家里来了，看看我的老母亲，看看我的老伴，还有四个孩子，我当时很感动。邓大姐还征求我老母亲的意见，说请陆大夫跟周恩来总理到北京过年。这真正是我意料之外的，总理很尊重我老母亲的意见，所以我们全家都非常感动。

于是年前我就跟了总理一起去了北京。总理有专列，路上还安排我一个人一个房间，一路过去，经过上海、苏州、无锡各停留一天后，一直到北京。在北京的时候，我住在中南海招待所，每天仍旧早上为总理换药，吃饭都是在中南海西花厅。到了年关接近的时候，总理交代秘书，打电话到杭州，把我爱人接过来，一起在北京过春节。我爱人到了北京以后，总理又接待了我们俩，夜里亲自点菜，招待我们夫妻。当时他点的菜，有些我们从没吃过，比如那个黑米粥，这是我毕生第一次吃到黑米粥。当时冬天北京很冷，屋里有暖气，外面很冷，吃到黑米粥特别新奇。一个小医生能吃到这些东西，确实是不容易，而且还是总理亲自点菜。

在北京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还安排我们夫妇到十三陵水库去参观，司机特地给我们拍了照片。周总理了解到我是第一次到北京，就和邓大姐一起，跟我们夫妇俩专门拍了合影。在杭州的时候，我一个人也同总理拍过合影，总理对我非常爱护。

离开北京之前，周恩来总理请我们吃了饭，邓大姐还拿出了工分券给我爱人，说你要回杭州了，买点礼物，买点实用的东西带回去。当时我们国家建国不久，物资还比较缺乏，买东西都要工分券。走之前，邓大姐把她参加国际妇女节的时候会上发的一条围巾，作为礼物送给我爱人。总理东欧访问带回来的一个工艺盆子，送我做纪念。周总理邓大姐对我们的关怀爱护真是暖人心扉，他们的情谊使我永远怀念。（整理：朱敬平 陈淑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