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梅列茨科夫元帅战争回忆录》

老八路

基里尔·阿法纳西耶维奇·梅列茨科夫（1897年6月7日－1968年12月30日），苏联元帅（1944年）。他于1918年加入红军，在俄国内战中曾多次负伤，后入总参军事学院学习和第1骑兵集团军作战，内战结束后在多个军区担任参谋长。1936年作为苏方军事顾问参加西班牙内战，回国后升任副总参谋长。1939年底的苏芬冬季战争中，他率军突破芬兰的曼纳海姆防线，获得苏联英雄称号。1940年8月到1941年1月间短期担任苏军总参谋长，参与苏军“反侵略计划”的制定。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梅列茨科夫被捕入狱，三个月后释放，派往西北方向。曾抵御南下的芬兰军队和夺取德军控制的季赫温，防止列宁格勒被彻底包围。其后两年里，梅列茨科夫多次组织解除对列宁格勒的围困的行动，经历过柳班战役的失败和“火花”行动的成功。列宁格勒解围后，组织了对芬兰军队的进攻，迫使芬兰退出战争。1945年在佩特萨莫—希尔克内斯攻势中歼灭位于北极圈中的德军，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45年8月，梅列茨科夫指挥远东第1方面军参加八月风暴行动，迅速歼灭了日本关东军主力，获得了苏联最高军事荣誉—胜利勋章。二战之后，梅列茨科夫先后担任滨海军区司令（1945-1947）、莫斯科军区司令（1947-1949）、白海军区司令和北部军区司令（1949-1954），并任过高级步兵学校校长。1955—1964年他任苏联国防部长助理，主管高等军事院校。1964年4月起任苏联国防部总监察组总监。1968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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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在新旧交替的时代

革命生涯的开始
　　在工厂做工。哈瓦耶夫兄弟，博尔多夫，莱曼和其他人。夜校。朱可夫同志。列夫·雅科夫列维奇·卡尔波夫。苏多格达的生活。新的生产。遇到的人和同他们的交往。
　　伟大的十月……。我们这一代人，曾为建立我国的苏维埃政权出生入死的人们，只要提到“伟大的十月”这些字眼就会豪情满怀，激动万分。因为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每个人一生中难以忘怀的经历都同1917年10月紧密相联，甚至随便说说就会勾起一连串的回忆。
　　回首当年，往事历历在目：一个个熟悉的面孔从你眼前掠过：旧事又一幕幕地重演。你似乎又回到了那色彩斑斓的峥嵘岁月。
　　我是职业军人，在苏联武装力量中服役已经五十多年。我的戎马生涯是从1917年开始的。同年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党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和亿万人民群众一样，是在难忘的1917年获得新生的。
　　我原是梁赞省扎赖斯克县（现为莫斯科州扎赖斯克区）纳扎利耶沃村一个贫农的儿子，后来在莫斯科和苏多格达当钳工。试问当时我怎敢奢望成为一名将军或元帅呢？在沙皇俄国。我的命运只能是一辈子给老板卖命。转折是急剧的。过去的一切已永远一去不复返了。那时我二十岁。
　　不过，我不想以此为起点来叙述我的身世，而想向前追溯一下，从我参加工人行列时说起。因为正是工人阶级的培养才使我投身于伟大的十月革命。
　　在1917年，我可以说已经是一名熟练工人了。在弗拉基米尔州离苏多格达县城不远的一个松节泊工厂当钳工。我初次接触钳工活是在1912年。那时，我是个十五岁的农村少年，到城里来干活赚钱，住在莫斯科的老乡帮我找了个工厂做工。
　　干活我不怕。在农村，我在家里是老大，七岁就帮父亲耕田耙地，九岁就跟大人一样干地里所有的农活了。当然，在城里，起初生活并不轻松。寄人篱下，收入低微，人地两生，是很不习惯的。一天劳动过后，深身都不舒服，腰酸背痛。由于成天站着，双腿肿胀。手上的老茧脱了一层又一层。手上沾满了金属屑，老是带着一股铁腥味。终日的轰鸣声和削挫声使耳朵老是嗡嗡作响。手指上伤痕累累。在家干活时是头顶蓝天，现在换成了低矮的天花板。想家的时候，特别是夜晚，我经常独自思忖，现在家乡在干什么呢？妈妈大概已经生好了炉子，爸爸已从地里回来了，妹妹在饮牲口。我明天的活计不是下地收割，而是挫削铜板，不是把镰刀打出刃，而是在铁条上冲眼。
　　但是很快我就爱上了这一行。把金属块在台钳上夹紧，用手刷和凿子旋出金属刨屑。起初，我根本不会拿凿子。向前倾斜，就凿深了；向后倾斜，就从表面滑过。看一眼旁边的工作台，小锤子就敲在自己手上。这时工头就大喊大叫：“喂！你的家伙是怎么拿的？”并在后脑勺上给我一巴掌。总的说，我挨打不多。稍稍碰我一下，我立时就瞪圆了眼，奋起自卫。每次和工头发生冲突，不是罚款，就是被解雇。因此，在莫斯科的头三年我在五个工厂干过活。
　　锉功也不是一下子就学会的，我干创、磨的动作都挺稳，尽管小心翼翼，但仍经常弄坏细小的零件。用多大劲压，怎样用眼睛测量，手脚怎样放，这里都有讲究。我花了好几个月的功夫，逐渐积累经验，才学会了这一招一式。他们对我很苛刻：扁尖凿伤了刃——罚款；手板钻钻的孔不圆——罚款；一眼没看到改锥被别人拿走——加倍罚款。干钳工这活儿使我养成了精力专注、灵巧机警、有条不紊、准确无误的习惯。钳工还要求反应灵敏。被热铆烧伤，手上溅上盐酸，焊接时焊锡滴在身上，这些事多得不计其数。但是，并没有白白付出代价，我学会了本领，复杂的活儿也交给我干了，我不再当学徒，而是一个能独挡一面的钳工了。干铆接活儿我更是得心应手。在金属板上钻个孔，插上铆钉，顶上顶把，盖上盖片，然后用榔头敲打。要是遇到平铆，那就更出色了。先钻孔，再铆合，然后锉去边缘和尾部。
　　少年时代，我爱干各种农活，但后来对钳工更加倾心。可能是钳工劳动过程的性质和立竿见影的效果使我更加喜爱这活儿。在农村，耕耘播种后就眼巴巴地等着，可能有收成，也可能没有。而在这儿全取决于自己。既不靠雨水，也不一定要阳光，马匹同你也毫无于系。在工作台上于成啥样就是啥样。亲手干了什么一目了然。由此，对自己的劳动成果，人们所需要的劳动成果，明显的、直观的成果产生了自豪感。
　　无产阶级的自豪感，这是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不仅萌发于具体的劳动过程，而且还孕育于本阶级和别的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比如，我们自己人都是把老板叫做“大肚皮”，每当他来到车间透过夹鼻眼镜窥视工人时，胆小伯事的人或是惯于溜须拍马之徒总是转过身去，摘下帽子向他致敬，但大多数人都装着没瞧见这位上司，依然安稳地转动钻孔机或冷冲制零件，搞出很响的声音。我旁边的一个工人教导说：“要学会做人。东家挺着肚子冲着你，你就把屁股朝着他。既然当工人，就要堂堂正正，昂首挺胸！”
　　起初，我在哈瓦耶夫兄弟开的钳工作坊干活，他们在大奥尔登卡和米哈伊洛夫巷都有铺子。铺面归彼得·哈瓦耶夫所有，而生产资料则是雅科夫·哈瓦耶夫的。当作坊主巡视各车间时，工头就喊叫：“雅科夫·尼基季奇来了！”。我就是在这个作坊的一个车间——放着一排工作台的长棚子里开始学手艺的。在那儿学会了截铁和最简单的钳工活。锯钝、冲制和铆接这些高级技术是在另一家企业——博尔多大商行的金属加工厂学会的。博尔多夫商行的老板是一个俄化的德国人，他总想装成纯粹的俄国人。为此，工程人员嘲笑他，而工人们则抱藐视态度。我们看东家首先看到他们是剥削者。他们在下马斯洛夫卡有锻工钳工作坊，在多尔戈普科夫斯卡娅有一个锻造厂，还有一个商行，而无产阶级除了手上的老茧外一无所有。
　　我从下马斯洛夫卡来到谢尔普霍夫卡，遇到了在艾涅姆（现称《红十月》）巧克力糖厂上班的朋友，他们同地下革命工作者有联系。我还在哈瓦耶夫兄弟的钳工作坊干活时就认识他们。那时，我总是干完活就到离巴尔丘格不远的一个小食堂去吃饭，在那里结识了城市里发电厂（现为国营莫斯科发电厂）的机械工人。同他们交谈使我茅塞顿开，更加仇恨现行制度。早在孩提时代，替地主梅利尼科夫干活时，我心中就自然萌发了对旧制度的仇恨，现在变得更自觉了。
　　新结识的同志知道我同工头顶撞被解雇后，就介绍我认识艾涅姆工厂的几位工人。我们经常在夜晚和星期大碰头。同志们详细询问我的生活。我给他们介绍我的家庭，告诉他们父亲、叔叔、母亲、舅舅的情况。我父亲叫阿法纳西·帕夫洛维奇，是村里一个贫农。我叔叔叫费奥多尔，在莫斯科一个工厂干活。妈妈叫安娜·伊万诺夫娜，生了好多孩子，整天为孩子们能有糊口之食操心。舅舅普罗科菲·伊万诺维奇也在莫斯科做工。朋友们跟我讲现行制度如何不合理；在这种制度下一些人卖命，而另一些人发财。他们引导我明白一个道理：有罪孽的不只是东家，还有保护他们的那些人。工厂主、地主、警察、沙皇官吏都是一根藤上的毒瓜。当然，我并不是一下子就明白这些道理的，而是花了几年的时间才悟出了这个真谛。
　　地道的攻螺纹、钻眼和铆接本领，我是在“马克斯·莱曼”锻钳工厂学会的。马克斯·费奥多罗维奇·莱曼在马林小丛林处有私人住宅。我们多次拿着工厂新制件的样品送到莱曼的住处——舍列梅捷夫斯卡娅。在那里我亲眼见到，而不是从街上隔着窗子看到了阔人的生活。
　　闲暇时我喜欢在城里蹈跳。天长日久几乎走遍了整个莫斯科。为了不迷失方向，我总是沿着电车轨道徒步行走。那时有四十条电车道：三十六条编号电车道，一条蒸汽机车道，另外还有三条环行道（1 路、2 路、3 路）。
　　我在莫斯科呆的倒数第二个工厂是工业学校附属工厂。工业学校是为纪念亚历山大二世登基二十五周年而建立的。在那里我干的是管道钳工。我舅舅就在那里上班，是他介绍我去的。工业学校坐落在米乌斯卡广场，现在那里是门捷列夫化工学院。当时在工业学校周围有许多工厂、作坊和院校，工人的生活充满着生机，倾向革命的青年在奔走呼号。我之所以对这个工厂感兴趣，是因为它是校属工厂，校里还开设了米乌斯卡成年工人夜校和星期日班。我以极高的热情参加了夜校学习。从到莫斯科的第一天起，我就下决心不停留在农村初小毕业的程度上，一定要多学点知识。我父亲就是个自学的劳动者，他的榜样鼓舞我攫取更多的知识。舅舅帮助我进了夜校。他还在别的方面帮我开阔视野。舅舅的收入不够维持他们一大家子的生汁，不得不在夜晚兼任剧场存衣室的工人。舅舅经常给我讲剧目的内容，偶尔也带我去剧院，让我坐在剧院最高最便宜的楼上座位。起初我对观众很陌生，慢慢地就习惯了，甚至喜欢起他们来了。
　　后来为了逃避警察追捕，我转到莫斯科图鲁比纳留声机厂当钳工。我经常在所在地区参加工人集会，已被人所熟知，有一次差点儿被捕。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一位大学生给我们讲述米乌斯卡地区的革命历史。他从斯捷潘·拉津的战友乌斯卡开始讲起（米乌斯卡正是在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广场被处以绞刑的。当然关于这个广场命名的来历还有别的说法），一直讲到1905年的街垒战。一个奸细叫来了警察把集会冲散了。我同那位大学生从穿堂院跑掉了。我们在郊区转悠到半夜，然后他把我带到工人米科夫家里。我们在那里过了一夜，清晨大学生就走了，米科夫开始同我攀谈起来。很快我们就成了朋友，可惜的是在国内战争年代我们失去了联系，不知他的去向。正是米科夫把我介绍到留声机厂工作的。他也在那个厂干活。
　　这里的工钱很低，它之所以有诱惑力，是因为它承担军事订货任务，凡是这个厂的工人都算作在军事部门服务，可以免证入伍。当时正在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我的心情是根本不想替沙皇老爷卖命。但是在这里也没能呆久。劳动条件恶劣，工资微薄引起了工人罢工。官方扬言要按战时法律来审判参加罢工的人，我又一次有被捕的危险。这次又是米科夫帮了忙。我现在认为他当时就是布尔什维克，至少他知道秘密联络网。否则他不会让我去找列夫·雅科夫列维奇·卡尔波夫的。
　　后来，我住在苏多格达时曾多次同卡尔波夫接触。他待我很好，总是关心地询问我的生活，给我出注意，后来还帮助调动我的工作。关于他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我多半是猜到的。因为我住在苏多格达时，他经常委托我给来访的人寻找临时住处，这些人都是从他那儿介绍来的。我的任务是把在弗拉基米尔和伊万诺沃一沃兹涅先斯克的地址告诉来人，好让他们能去那里。我不知道他们到那里去同谁接头，谈什么问题，但我知道这里接头的暗号。他们信任我，我也以此自豪。例如。“П·B ·斯米尔诺夫私立男子初级中学看院子人的住处在弗拉基米尔”，“帕涅夫兄弟化工厂的大门在伊万诺沃一沃兹涅先斯克的舒亚街”，这些都是我当时转告的地址。顺便说说，我第一次看到舒亚街是在二十年代，那时我在莫斯科军区司令部工作并兼任伊万诺夫省党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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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尔波夫当时是什么人呢？当时他是生产经销松香的“松香”股份公司的工程师和负责人。关于卡尔波夫的身世，那时我只知道这些。后来才知道，卡尔波夫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1906—1907年他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的书记。他在技术学院毕业后，当了机械工程师，对组织俄国的松香松节油生产出了大力。十月革命后他领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化学部，使第一批社会主义企业和科学研究工作步入正轨。卡尔波夫于1921年去世，葬于莫斯科红场克里姆林宫宫墙下。现在莫斯科的一个化工一制药厂和一所理化学院以卡尔波夫的名字命名。
　　1915年我同卡尔波夫是这样认识的。米科夫让我去“松香”公司办事处并嘱咐我：“到办事处后向左拐，进一个单独的屋子，在那里你会遇见一个戴夹鼻眼镜，留小胡子的人。为了不找错人，先问一声他是否叫列夫·雅科夫列维奇。”
　　……л·я·卡尔波夫派我去苏多格达并让我到那里找木材化学加工公司总工程师兼分公司经理雅科夫·韦尼阿米诺维奇·斯涅吉廖夫。
　　л·я·卡尔波夫说：“公司在苏多格达河的这一边，苏多格达市在另一边。去找斯涅吉廖夫前先在城里转一圈，看看后面有没有‘尾巴’跟着。”
　　苏多格达当时是一个典型的偏僻县城，离省城弗拉基米尔36俄里，我在街上闲逛，一路看到“税务局”，“市参议会”，“兵役处”，“地方金库”，“药店”，“戈卢别夫父子旅店”，“成衣店”，“县警察厅”等招牌。城里有一个亚麻纺织厂，一个织布厂和一个玻璃厂。我确信没人注意后，就设法跑到河对岸，到了赫拉波维茨基的领地。当地的财主赫拉波维茨基拥有可经营的土地和房产，甚至还拥有铁路车站：赫拉波维茨基1 号站和赫拉波维茨基2 号站。赫拉波维茨基从车站往食品杂货库送货用的自己的专用铁路支线。松节油工厂就在赫拉波维茨基的领地内。
　　那时我认为到苏多格达去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但事实上却在苏多格达呆了将近三年，后来还在那里找到了个人的幸福。我按照卡尔波夫的嘱咐尽量同斯涅吉廖夫搞好关系。斯涅吉廖夫很友好地接待了我，让我当设备修理钳工，并把我安置在离他自己不远的地方住下，我们经常在一起过夜。斯涅吉廖夫给我讲过他的身世。讲他争取受教育和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是多么不易。他从来没有问过我，为什么“松香”公司的头面工程师把一个普通工人打发到这里来，也从来不打听卡尔波夫每次来苏多格达同我谈些什么。总而言之，斯涅吉廖夫很平易近人。卡尔波夫对他本人进行帮助，可能是由于有共同的政治信念吧。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清楚了，为什么斯涅吉廖夫认为没有必要提出多余的问题。
　　每当我必须进城时，他总是立即放我走。他对我的事只“干涉”过一次，那就是建议我一开始就好好熟悉生产以便站稳脚跟。很快我就被新的职业吸引住了。孩提时代，我的理想是像我们乡村教师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伊琳娜·瓦西里耶夫娜·叶梅利亚诺娃那样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我很爱他们。但十八岁时我又想成为一名化学工程师了，新的工作对我有影响。事实上，那个厂的生产过程不复杂。在附近的树林里采松脂，也就是在松树上割口，松脂就从割口处流出。把松脂收集起来，剔除杂质，脱水，就提炼出松节油来了。将松节油加热，然后再用蒸汽熏一下，让蒸汽混合气从管子通过并使之冷却，水沉积在下面，松节油就聚积在上面。当松节油容器内的油全部挥发后，沉积物也冷却了，就成了松香。然后把松香卖给火漆厂、肥皂厂、纸厂、油漆颜料厂以及摄影师和乐师。我的职责是检查设备是否完好，排除故障，并干钳工活。
　　在出差到工厂来的人中间，鲍里斯·伊里奇·兹巴尔斯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斯涅吉廖夫让我给从总公司来的工程师先生介绍一下厂的生产。来人通报了姓名，作了自我介绍。他这样谦逊地对待我这样一个普通工人，在当时是很奇怪的。他问了我的姓名后，笑着说列夫·雅科夫列维奇谈起过我。我受宠若惊，毫无保留地给他介绍一切。这时兹巴尔斯基工程师想知道，假如机器坏了，最难焊的是哪些孔眼。我告诉他松香生产设备上装着铜制蛇形管的地方最难焊。他让我教他焊这些孔眼。于是我们钻了进去，就位后，我开始给他讲解，但他什么都懂，还给我补充。我真有点发火了：干吗费那么大劲钻进来呢？这时他又笑着说要转达卡尔波夫本人对我的问候，我忍俊不禁。但为了不使对方难堪，我强忍着没有笑出来。但后来同兹巴尔斯基在一起时，我还是取笑了他。那是在二十年代中期，有一次我参加一个隆重的会议，坐在主席团里，旁边就是这位“从莫斯科来的工程师先生”。鲍里斯。伊里奇·兹巴尔斯基立即认出了我，拥抱我，吻我，然后我俩在一起长时间地回忆“焊接”蛇形管的事。
　　鲍里斯·伊里奇·兹巴尔斯基在革命前就是一位著名的工程师。他在莫斯科大学搞生物化学，同时研究本醇和其他木干馏产品的生产工艺。正是这些研究工作促使他来到苏多格达，来到我们的工厂。1924年，他同B ·П·沃罗比约夫教授一起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遗体进行了防腐处理，并长期负责列宁陵墓附设试验室的工作。后来，兹巴尔斯基曾领导过许多科研所，荣获过国家奖金。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位有求必应并富有幽默感的人。
　　1916年，有一次，Л·Я·卡尔波夫亲自到苏多格达来时告诉我说，他就要离开苏多格达返回莫斯科了。他问我：“你有意见吗？”我什么也没问就欣然同意了。不久斯涅吉廖夫也被卡尔波夫调走了。过了一段时间，工厂行政领导通知我，要调我到总公司去。到莫斯科后接我的是斯涅吉廖夫，并把我临时安顿在奥列加化工厂。这时，我们第一次比较坦率地谈话，而不像以前那样拘谨了。雅科夫·韦尼阿米诺维奇·斯涅吉廖夫当着米科夫的面对我说，他们对我进行了考察，认为我可以信赖，现在我应该更积极地行动，应该直接参加改变工人阶级处境的斗争。我回答说：我甘愿效劳。在这之后，斯涅吉廖夫告诉我，Л·Я·卡尔波夫现在卡马，在季哈亚戈拉码头附近的邦久热斯基厂任厂长，他希望我到他那里去。
　　但我未能成行，因为我属于应征入伍之列。前线情况不妙，德国人、奥地利人大踏步向东推进。征兵令一道紧接一道，加紧从后方搜罗壮丁。邦久热斯基工厂不能缓期征兵，于是我不得不返回苏多格达。革命后我了解Л·Я·卡尔波夫的经历才知道，他当时在季哈亚戈拉组织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小组。现在想起来仍然很高兴，因为卡尔波夫当时可能已经把我列入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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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红旗下
　　专制制度的覆灭。沸腾的省份。在布尔什维克党支部。难忘的五月。成了赤卫队员。十月革命来临。刚当军事委员的时候。
　　《老弗拉基米尔人》报算是弗拉基米尔省的主要新闻来源了。这家报纸发表的消息同官方的消息略有不同，因为办报的人同立宪民主党有联系，他们能够直接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获得新闻。苏多格达的居民们住在远离俄罗斯中心的偏僻林区，连去弗拉基米尔的机会都很少，信息不灵，总是急不可待地等着看新出的报纸。人人都在关心首都发生的事情。根据片断的消息判断，当前正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报纸含糊地报道了彼得格勒街头的混乱、枪击和将要发生的变化。关于将军叛国、女皇把俄国出卖给德国等各种传闻不胫而走。1916年底那个西伯利亚盗马贼Г·拉斯普京被击毙的消息令人振奋。拉斯普京是女皇的宠臣，他肆无忌惮地向全国发号施令，就像在他的世袭领地一样。关于1917年2 月底的风潮，报纸报道得更加频繁了。
　　从弗拉基米尔到我们厂来了两个职员。我们向他们打听城里发生的事情。他们说，省长克赖顿正式宣布必须绝对保持平静，制止各种流言，并宣称，根据他掌握的情况，关于国家制度将有某种变化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但这点谁都不信。市民们很活跃。当地的政治活动分子纷纷集会结社，十分活跃。我关切地问道：“那边的工人怎么样？”他们耸耸肩，很可能是对工人提出的问题不屑一顾。应该说，在这方面省城没有起表率作用，省城只是纯粹的行政中心，它在政治发动的炽热程度方面，大大落后于有六万无产者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也落后于舒亚、科夫罗夫、古西以及其他工业城市和工人区。那时弗拉基米尔总共只有四百来个工人。
　　又过了几天，亚历山德罗夫、科夫罗夫、舒亚、奥列霍夫的无产阶级也活跃起来了。2 月底，这些城市里人们高举红旗举行了示威游行。目击者说，谁也没有向示威游行者开枪，警察没有轻举妄动。
　　后来，送来了新的报纸。我们从报上得知，专制制度垮台了，尼古拉二世退位。早在2 月27日在首都就成立了一个什么临时委员会，要求服从它的命令，另外还产生了苏维埃。“苏维埃”这个词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还在莫斯科做工时，我就听老同志说过，1905年无产阶级选举了苏维埃。
　　又来了新的印刷品。印刷品上写着：“弗拉基米尔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公报”等字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天我离厂去苏多格达看个究竟。那里乱哄哄的，小县城在沸腾。带着红袖章的人走来走去。房屋上贴了许多传单，说弗拉基米尔成立了市执行委员会，掌握了政权，它已任命全权委员，居民们必须服从这些委员。传单是由彼得罗夫主席签署的。这位先生是有名的立宪党人，是同《老弗拉基米尔人》报有关系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后来又见到了省委员会的传单，传单是从彼得格勒派来的埃尔纳杜马议员签署的。
　　由于气氛不同寻常，搞得人们头晕目眩。警长没有了！自由了！人们公开举着红旗走来走去。有些人抱怨说：“现在沙皇没有了，我们怎么办呢？”。
　　我暗自思忖，抓什么工作，从何处着手呢？关于这方面的事在家里没人可商量，而工厂里的同事则等着我指点。卡尔波夫那里已经好久没有音信了。同米科夫又没有书信来往。突然在一幢房子的一扇小门上，我看到一张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签署的传单。噢，这说明苏多格达也有社会民主工党的人。很有意思，谁在这里活动呢？原来是斯米尔诺夫、特罗菲莫夫、奥什马林等布尔什维克党人。当地玻璃厂和织布厂的工人帮助他们。我去找他们毛遂自荐，问他们要不要钳工帮忙。
　　接上头了，我们成立了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支部。
　　苏多格达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大城市的缩影，只是没有大城市那么大的规模罢了。到处都是双重政权，我们在这里也不例外，公开的和隐蔽的政治斗争在进行着。人民群众正在暗自积蓄力量，对他们来说2 月不是事情的结束，而只是开始。不过像苏多格达这样的小城市，工人和资产阶级的冲突发展得不像彼得格勒、莫斯科甚至也不像弗拉基米尔那样急剧。彼得格勒的工人已高呼“打倒部长。资本家”这样的口号，上街游行了，而苏多格达人还在执行由旧官僚、退伍军官、厂主和房产主代表组成的社会安全地方委员会的命令。至于苏多格达苏维埃，直至1917年5 月才诞生，而且从政治立场来看，开始时还是社会革命党人的。本省其他县城，甚至工厂区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有奥列霍沃祖那沃、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和科夫罗夫等地的苏维埃，从一开始就是布尔什维克占优势。
　　在那些日子里，我很少去工厂，更多地呆在苏多格达，在我们社会民主工党支部所在地。支部的成员有几名织布工人，玻璃工人，机械工人，一名教师（特罗菲莫夫）和一个名叫斯米尔诺夫的人，似乎是个职员。后来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党支部的领导人是彼得·奥什马林。
　　奥什马林参加过1905年的革命，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的政治素养较差，奥什马林的政治水平比较高。他在我们支部的会议上讲述他所知道的各种道理：诸如什么样的革命才是工人革命：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都把自己称作社会主义者，究竟谁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应该怎样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宣传，促使他们支持革命并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等等。
　　我们虽然自认为是布尔什维克，但我们的支部没有被正式承认。我们既没有同弗拉基米尔取得联系，也没有同莫斯科挂上钩。我们强烈地感到了与世隔绝，可以说是盲目行动，但到4 月后半月，我们知道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省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对我们显然是一无所知。后来他们告诉我们，组织委员会在全省范围内发了邀请信。组织委员会并不怀疑在苏多格达有党支部存在，但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通知，只得给当地社会安全委员会寄去邀请信，寄希望于有心人能设法知道召开代表会议的事宜。当然，谁也没有想过把邀请信转给我们。其他许多县城也没有派代表出席。然而这次代表会议还是起了重要作用。它表明省里存在着一支新生的强大政治力量。这次代表会议讨论了B ·и·列宁的四月提纲，绝大多数代表赞成这个提纲。代表会议还作出决议隆重庆祝五一节。
　　我们得知这项决议后，就决定把组织“五一”游行作为我们支部积极活动的开端，并给省委发了信，请他们派一名布尔什维克来参加我们的庆祝活动。从弗拉基米尔派来的同志很快就到了，他的衣着不像工人，名字我记不清了。来人申斥我们支部工作没有记事，开会没有记录，对我们自称布尔什维克，但没有办任何手续这点斥责得更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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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5 月1 日上午，苏多格达的工人、一些士兵和知识分子在喧闹而欢快的全市大游行中亮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标语牌。为此，我们白天同社会安全委员会的代表和社会革命党人激烈地争斗了一番，晚上我们支部第一次正式编制了支部成员名单并宣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苏多格达县委会正式成立。彼得·弗拉基米洛维奇·奥什马林当选为主席，我被选为书记，我们把各种文书寄往弗拉基米尔。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省委派到苏多格达的代表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亚内舍夫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指点我们同苏多格达苏维埃内占多数的小资产阶级作不调和的斗争。1917年5 月底，苏多格达举行了工人、士兵代表参加的县苏维埃代表大会。亚内舍夫帮助我和另一位县党委委员M ·C ·特罗菲莫夫准备在代表大会上发言，他自己也在代表大会上讲了话。我们狠狠地打击了社会革命党人。我们公开发表言论，提出自己的口号和明确的政治路线，对于分清地方苏维埃内部的派别起了重要作用。我认为，我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是我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员后参加政治斗争的庄严的第一课。我们的发言还有另一个作用，那就是使布尔什维克彼得·奥什马林当选为县执委会主席
　　关于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亚内舍夫，我想多说几句。他在我们这里呆的时间不长，但他充沛的精力和对革命敌人不调和的态度给我们党支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亚内舍夫一生光明磊落。他是弗拉基米尔省人，当过纺织工人，早在1902年他还很年轻时就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参加过第一次俄国革命，后来侨居国外，在美国住了几年，在那里积极参加了工人运动。十月革命胜利后，他领导莫斯科的革命法庭，1918年率领一支由莫斯科共产党员组成的队伍对尤登尼奇部队作战。1920年在南方战线任师政委，在对弗兰格尔部队作战中牺牲。
　　在苏多格达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后，政治斗争激化了。
　　在委员会工作很困难，尤其是1917年夏季特别艰难。七月事件后，整个布尔什维克党处境艰难，大概影响到所有的地方支部。记得有些老熟人问我：
　　“基里尔，他们说你是布尔什维克，这话当真吗？”
　　“是真的。”
　　“那就是说，你跟列宁是一事的了？”
　　“是跟他一事。”
　　“那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德国间谍，是他们的沙皇把他派到俄国来煽动老百姓的”。
　　“纯粹胡说！德国在打仗，他们侵占了我们好多个省。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主张结束战争。难道你喜欢战争吗？”
　　“谁喜欢战争！大伙儿都厌恶战争”。
　　“那你干什么跟着别人胡说八道？要先分清是非。”
　　但是，用这种方法只能开导那些寻找真理的人。思想上敌对的人根本就不同你谈话。他们撕我们的传单，不给你们开群众大会的地方，并威胁说要狠狠地揍我们。当时我们还没有条件依靠工会。因为1917年上半年，在苏多格达只有职员联合会，而它却公开敌视布尔什维克。
　　我们不得不保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县委所在地，在这样的条件下，形势逼迫我们建立无产阶级的武装队伍。在穆罗姆的切鲁斯季站已经建立了赤卫卫，参加赤卫队的不只是工人，还有第205 团的士兵。在库列巴克和纳瓦申也有了赤卫队。
　　苏多格达县委开会热烈地讨论了建立赤卫队的问题，决定加紧组织赤卫队。每个县委委员都受领了具体任务，有的负责宣传鼓动工人参加赤卫队，有的负责筹集武器。给我分派的差使是让我教赤卫队员射击，可我自己还不会打枪。有时天刚亮，人们还在梦乡时，我拿着一支纳甘式手枪到空地或小树林去练射击，一发发子弹往树上打去。我教他们射击，不知道他们是否有收获，但我自己倒是得益匪浅，在国内战争年代都用上了。
　　赤卫队组成后，县委任命我为苏多格达赤卫队参谋长。在此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我历任旅参谋长、师参谋长助理、师参谋长、军参谋长助理、军区司令部处长、军区参谋长助理、军区参谋长、独立集团军参谋长、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助理和总参谋长等十个参谋工作职务。这漫长的历程显然是从1917年开始的。
　　在县委委中的，我算是文化程度最高的委员之一。说实在的，我第一次学识字是跟村里一个退伍的司务长菲利普·赛奥多罗维奇·扎哈罗夫学的。那时我还是个小孩，用两普特面粉作学费，在他那里学了一冬。他教的都是教会斯拉夫字母，没学出什么名堂。后来到当地小学上学，我学习很勤奋，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校期间，我把学校的藏书全部读了一遍。这些书都是老师们用自己微薄的收入购买的。想起米乌斯卡夜校，我总是怀着特别感谢的心情。夜校主持人是尤利碰·巴甫洛夫娜·纳佐罗娃。她平常总是很严肃，也很严格，但却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到自己心爱的事业上。她虽然很清贫，但课程安排得却很充实。我们在夜校学了三年，学完了相当旧俄实验中学的课程和师范学校的科学基础课程。现在这些学问都用得上了。
　　苏多格达赤卫队的基本群众是戈卢别夫工厂和赫拉波维茨基林区的工人。奥什马林同戈卢别夫工厂的工人很熟，而我在赫拉波维茨基林区工人中又有许多同志。工厂工人活动特别积极，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支部就在这些工人中间最早开展活动。1917年4 月，我们就发动他们摆工，迫使工厂主在三小时内接受了罢工工人提出的要求。其结果是工人额外领取了相当于年薪百分之十五左右的一次性补助。
　　6 月在选举苏多格达市杜马代表时，工人们帮了我们大忙。尽管情况不很有利，但还是选了两名城里的工人当杜马代表，就在那时我们让人们看到林区工人到底跟谁走。他们支持反对剥削分子，赫拉波维茨基的布尔什维克决定罢工，但职员们却按兵不动。后来我们鼓动了一批工人，同他们一起闯进了县执委会，要求它以“革命的名义”迫使职员服从劳动群众的意志。执委会派警察去林区下达了罢工没有结束前停止一切工作的指示。此时工人们成了赤卫队的骨干了。
　　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后，苏多格达市民的情绪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虽然在这之前已有端倪可见。要知道令人诅咒的非正义战争尚未停止，是谁要求停止战争呢？是布尔什维克。农民仍然没有分到土地，是谁主张分给农民土地呢？是布尔什维克。工厂主竭力想像从前那样压迫工人，是谁为争取无产阶级的权利而进行最勇敢的斗争呢，还是那些布尔什维克。那么立宪民主党人呢？那是一帮十足的坏蛋，当着人民群众说得天花乱坠，而走的却是老路一条。社会革命党人呢？他们说的多，做得少。至于孟什维克，那是一群信口开河的吹牛大王。
　　就这样，生活本身使人们头脑清醒了。昨天在街上见到还不愿同我寒暄的那些人，今天就跑来问我：“基里尔，以后会怎样呢？”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反革命叛乱对这些人是最后的一次打击。当全省都知道总司令派部队向彼得格勒进发，要攫取政权时，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苏多格达的店主和工厂主为叛乱者祈祷，祷告上苍赐福，窃窃自喜地等待着君主政权复活的好消息。但大部分市民却说：“俄国怎么弄到了这个地步？共和政体濒于崩溃，要拯救它。”但谁能拯救共和政体呢？生活本身告诉人们，只有最坚决反对这帮保皇党和冒险家的人才能拯救共和政体。于是人们逐渐把希望寄托到布尔什维克身上。
　　当电报传来了克伦斯基撤了科尔尼洛夫的总司令职务，而科尔尼洛夫则发表告民众书，号召人们不要服从临时政府的消息时，苏多格达执委会内部出现了混乱。当政的人无所适从了，便把市内有威望的知名人士都请来参加紧急会议。这回听不到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们平时经常唱的“同左的和右的危险作斗争”之类的高调了。还是这些妥协分子，他们暂时收起了昨天的豪言壮语，只有依赖人民的力量来抵抗叛乱分子了。会议开始后，我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县委会要求派赤卫队同警察一起维持市内的秩序。他们接受了我的提议。为了表示接受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在市苏维埃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始对县电话网实施监督，这时赤卫队员们已在街上、工厂、作坊、商店、酒库和机关附近值勤了。
　　科尔尼洛夫匪帮垮台后，布尔什维克在苏多格达站稳了脚跟。现在只要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县委会和赤卫队司令部提出的提案，市苏维埃会议都注意倾听，通常都顺利通过。省委通知我们要制订切实贯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届代表大会决议的措施。在这方面，地方党代会应起重要作用。9 月初在古西召开了区代表会议，9 月中旬（旧历）在伊万诺沃- 沃兹涅先斯克召开了全省代表会议。这两个代表会议都坚决支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路线，并通过停止罪恶的战争，立即媾和，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建立工人监督生产的制度等决议。党代表会议考虑到选举立宪会议的思想牢牢地掌握着群众，而群众，特别是农民则盼着从“立宪”中得到一切好处，因此认为参加立宪会议的选举是有益的，并竭力采取有更多的代表参加立宪会议。为此弗拉基米尔省推选了十三名布尔什维克作为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这些候选人中有：我省参加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工人代表ф·H ·萨莫伊洛夫、无产阶级所熟悉的宣传鼓动家H ·C ·阿贝尔曼（后来在莫斯科同反革命阴谋分子作战时牺牲。现在莫斯科有一条街以他的名字命名）、老党员希米克同志（即A ·C ·布勃诺夫）、还有舒亚和沃兹涅先斯克织布工人所喜爱的阿尔谢尼同志（即M ·B ·伏龙芝）等著名人物。

老八路

　　相信临时政府的人越来越少。10月中旬，在弗拉基米尔召开全省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大会时，布尔什维克已明显地占了优势。受莫斯科省苏维埃委员会的委托，代表大会的报告是由布尔什维克и·H ·斯图科夫做的。代表大会经过激烈的辩论采纳了布尔什维克的议案。临时政府被宣布为搞阴谋的、反人民的政府。省苏维埃宣布自己是唯一合法的政权。
　　列宁的党选择了群众已作好冲击旧世界的准备、各地的苏维埃已布尔什维克化的时机发动革命，正因为如此，起源于波得格勒的十月革命是真正的革命，而不是在首都发生的孤立无援的起义。1917年在弗拉基米尔发生的事件完全证明了这一结论是正确的。
　　现在苏多格达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赤卫队司令部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委员会已成了全县的政治和行政中心了。只有社会革命委员会还勉强可以同布尔什维克委员会较量一下。在那些日子里，只要苏多格达布尔什维克县委员会和赤卫队司令部的代表将各种问题的提案交给市苏维埃中刚形成的多数派，执行委员会几乎是无条件地批准这些议案。而对政府委员孟什维克布拉坚科的指令则往往置之不理。后来，按照全省罢工委员会的指示，纺织工人举行了罢工，其他工厂的工人支持他们。各工厂停产了好几天。大家都在等待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终于从彼得格勒传来了消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推翻了，苏维埃政权已作为唯一合法的、全权代表的政权在全国确立。过了一天，苏多格达收到了从弗拉基米尔寄来的当地苏维埃的第1 号通报，上面刊登了代表大会的决议，又过了一天，新出版的《斗争与劳动》报将列宁颁布的和平与土地法令晓喻全省劳动群众。
　　苏多格达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后，立即任命了地方苏维埃军事处主席和处置旧军人复员问题的负责人。对我这个二十岁的军事委员（军事委员这个词在当时就已通行）来说，肩上的担子可真不轻。革命的敌人试图转入反攻。邻近的县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反苏维埃分子在维克萨搞了暴动。布特利齐的富农造反了。在奥里耶韦、波利斯基和科夫罗夫县别利科沃村爆发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暴动。军事处不得不昼夜值班。赤卫队员一到晚上就在大街小巷巡逻。采取这些防范措施并不是多余的。我们曾多次在执委会附近或酒库近旁抓住了一些带枪的可疑分子，后来莫绍克村的富农试图效法别利科沃村搞武装暴动，于是苏多格达县成了武装冲突的场所。军事处派出一支赤卫队去收拾叛乱分子，敌人很快就投降了。
　　立宪会议的选举在省里引起了风波。代表候选人名单主要是两张：第3 号名单是社会革命党人代表名单，第6 号名单是布尔什维克代表名单。宣传工作搞得热火朝天。富农、店主、沙皇时代的旧职员和旧军官极尽造谣诽谤之能事，但是，时代不同了。我们县（59％的选票）同苏兹达利县、弗拉基米尔、舒亚、伊万洛沃- 沃兹涅先斯克、科夫罗夫、亚历山德罗夫和波克罗夫等地基本上都投布尔什维克的票，而戈罗霍韦茨县、尤里耶夫县和维亚兹尼科夫县基本上都投社会革命党的票。在全省，布尔什维克获56％的选票，社会革命党获33％的选票，立宪民主党获6 ％的选票。其他选票属各小党派，其中包括孟什维克。弗拉基米尔省代表布尔什维克参加立宪大会的有六人，代表社会革命党的有三人。我现在还记得M ·B ·伏龙芝和第一届苏维埃政府司法人民委员Г·и·奥波科夫- 洛莫夫是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领袖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是社会革命党的代表。省会弗拉基米尔是单独的一个选区，在那里商人、官僚占优势，因此比别的地方都差劲，派了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立宪会议。
　　在那段时间，军事处的首要工作是抓赤卫队。青年们参加赤卫队非常踊跃。县青年联盟给我们输送了最有觉悟的青年，对军事处的工作给了很大的支持。省青年联盟是1917年底成立的。它从弗拉基米尔给我们寄来了《国际通报》杂志。军事处的工作人员、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们饶有兴趣地读这些杂志，文化程度高一些的就在工厂组织读书小组。苏多格达青年联盟的成员还根据这本杂志的材料结合现实生活改编革命话剧剧本在市俱乐部演出。演出由戏剧爱好者、社会活动积极分子H ·A ·乌戈丁负责。他领导的业余剧团积极宣传无产阶级事业的辉煌胜利，在苏多格达市的文化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
　　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讨论在全省引起了很多纠葛。我省党组织早就同莫斯科省党组织保持密切的工作联系。而那时在莫斯科就有一个不同意同德国缔结和约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成员集团的中心。其实，在当时，和平对我们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尽管这种和平按列宁的说法是“屈辱的”。但这些人不同意签署和约并坚持进行“革命战争”。只是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和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后（那已是1918年春天），问题才得到正确的、彻底的解决。“左派”被击败了。
　　日常工作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要求我们更加兢兢业业。3 月，苏多格达县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同农民代表苏维埃合并。省里成立了国民经济委员会，苏多格达也有了相应的机构。开始了土地改革。县军事处已经接到省军事处关于建立正规红军的指示，现在每周都要派出小队去各村负责在分配土地时维持秩序。到4 月底，各地军事处终于正式改编为军事委员会。
　　在这里我想提一下那时领导县里的新生活，代表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的几位同志。苏多格达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是П·B ·奥什马林。他是二月革命后苏多格达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位领导人，执委会主席这一重要职务理所当然地由他来担任。执委会书记是Г·M ·茹拉夫廖夫。他同奥什马林一样精力充沛、干劲十足，对劳动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苏多格达市苏维埃的领导人是Ф·B ·比亚科夫，工业委员是Ф·и·科斯托马罗夫，财经委员是П·H ·瓦西里耶夫，劳动委员是M ·C ·特罗菲莫夫。遗憾的是这些同志几乎没有一个还活在人世。

老八路

　　在最初的交战中
　　工作繁忙的春天。穆罗姆市的叛乱。在喀山。戈沃尔科夫的教训。去军事学院学习。
　　1918年4 月以前传到我们这儿来的关于白卫军叛乱的消息，对弗拉基米尔的居民并没有多大影响。4 月份省兵役局发来指示，要求训练无产阶级特别支队，以便拿起武器保卫苏维埃政权。但是我们的武器很少。一部分是由缴获敌对分子的枪支补充，另一部分则从弗拉基米尔和莫斯科领取。武器的口径不一，子弹不足。训练第一批红军志愿兵用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5 月份，这批红军志愿兵便被派往西部根据布列斯特和约划定的分界线去值勤了。这批战士刚走，《弗拉基米尔省苏维埃消息报》就紧随首都报纸报道了捷克斯洛伐克白卫军在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发动叛乱的消息。于是又开始了紧急训练新的红军支队的工作。
　　在我们县，还有我们全省，参加志愿军的基本群众都是些工人和退伍的士兵。他们的装备相当差，许多人没有作战经验。要说去镇压个别的反苏维埃叛乱和维持秩序，他们的力量还绰绰有余。但是在内战已经爆发的时候，为了战胜敌人。显然就需要大量的正规军队。苏维埃政权单靠志愿兵是难以对付敌人的。
　　政府作出了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决定。5 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号召。6月就开始动员。弗拉基米尔省早在春天就已划归莫斯科军区管辖，尔后又转划给雅罗斯拉夫军区。我们在6 月份做的工作如下：组织征兵工作，收集原卫戍部队遗留下的军用物资并清点登记，通知入伍新兵去分队报到，发放武器，对新兵进行政治教育和训练，草拟开展这项工作的报告，并经过省和军区兵役局上报全俄总参谋部动员部。
　　开始免不了要出现混乱现象。譬如，莫斯科军区的雅罗斯拉夫军区的军事委员——约泽夫维奇和利文采夫就同时要求我们立即提供情报。省军事委员M ·C ·列什科精力充沛地开展了工作。随后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将军也从那里起开始投身到军事舞台上来。我和他就所有问题保持经常不断的接触。
　　我们兵役局首先尽量把过去退役的士兵重征入伍，以便加快对志愿兵的训练。然而退役士兵不够，不得不招募没有在军队服过役的人员。
　　一些村庄中富裕农民的子弟，尤其是富农子弟都跑入森林。他们把埋藏在秘密地方的步枪、卡宾枪和纳甘式手枪挖了出来，结伙为匪。卫戍司令部设下了包围圈，派出了巡逻队。我们支队的队长B ·C ·乌斯平斯基和县民兵主任B ·и·伊斯特拉夫在剿匪中表现特别勇敢。
　　我们的《苏多格达曙光》报，以及省和中央的报纸每天都报道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直到现在，在我眼前仍时常浮现出贴满墙头的有关5 、6 、7 月份非常消息的传单。有一次当俄共（布）苏多格达县委会正在讨论由于社会革命党人闹事而引起的莫斯科局势问题时，电报传来了穆罗姆反革命叛乱的消息。穆罗姆事件只不过是社会革命党人与白卫军互相勾结策动的反苏维埃暴动链条中的一环而已。
　　众所周知，1918年春逃亡到顿河地区的保皇党军官们纠合起一支志愿军，向库斑河方向流窜。这支军队在库班由科尔尼洛夫指挥。后来邓尼金便成为这支队伍的首领。与此同时，一支所谓的北方志愿军也开始组建，其首领之一就是鲍里斯·萨文科夫。这个社会革命党人在十月革命以后就疯狂地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在伏尔加河流域各城市和普里卡米耶市的白卫军与萨文科夫分子纠合在一起，建立了一支由沙俄上校萨哈罗夫和反革命组织《保卫祖国的自由同盟》的成员格里戈里耶夫率领的东方支队。这些人妄图在伏尔加河流域推翻劳动人民的政权，并与萨马拉市的立宪会议委员会联成一气。由他们策划的反苏维埃叛乱中，最臭名昭著的要算是雅罗斯拉夫市的叛乱。穆罗姆市的悲剧，在全国范围内似乎鲜为人知，但是对弗拉基米尔省居民来说，却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穆罗姆事件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6 月8 日夜间，武装的白卫军阴谋分子按照在奥克斯基群岛的一次秘密会议上预先拟定的行动计划，袭击了穆罗姆苏维埃、警察局和卫戍部队。遭到突然袭击的红军战士和民警还没来得及抵抗就被逮捕，投入了监狱，有几名共产党员被杀害。一批苏维埃工作人员抵抗到清晨，向谢利瓦诺沃方向退去。白天叛乱者宣布把居民编入白卫军，并召集了蛊惑人心的群众大会。大街上到处张贴着有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签署的传单，谎称在下诺夫哥罗德、卡西莫夫和叶拉奇马等地的反苏维埃暴乱已经取得了胜利。
　　萨哈罗夫的联络员们奔赴郊区农村，到处搜寻零散的富农匪帮，但毫无成效。因为就连叛乱分子在穆罗姆当地的政权也没有来得及巩固。譬如，他们还不能对机车修理厂实施监督，工厂的工人不让白卫军随便接近工厂的大门。次日，就从四面八方（从弗拉基米尔，苏多格达、梅连科夫、维克萨、库列巴克、古西和科夫罗夫等地）调来了军队镇压叛乱。最大的一支是由二百五十名战士组成的弗拉基米尔支队。党组织派穆罗姆市有名的布尔什维克塔古诺夫担任该支队的政治委员。不久，穆罗姆便处于被半包围状态，从莫斯科派来的一批战士和弗拉基米尔人、古西人从库尔洛夫斯基方向攻打白卫军，苏多格达人和科夫罗夫人从戈尔巴特卡方向进攻，其他人则从南面进攻，敌人丝毫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我记得简直没有一枚子弹从我头顶上飞过。城市解放以后，在穆罗姆市召开了群众大会。大会进行得很成功。参加集会的绝大多数都拥护苏维埃政权。
　　参加镇压叛乱的我支队一直没有机会休整。我们刚返回原地，兵役局就得到指示，要组织一批战士参加弗拉基米尔支队，开往东部前线。联合支队的指挥员是前沙皇军官，他是1917年就转到苏维埃方面来的戈沃尔科夫。我被任命到他那里当政委。我们支队加入了由前沙皇军士库兹涅佐夫率领的第227 弗拉基米尔团。团党委会由共产党员瑙莫夫领导，政治委员（也可能是副政委）是科夫罗夫的女工娜斯佳·科鲁诺娃。我们经过捷沙、阿尔扎马斯、谢尔加奇和舒梅尔利亚向卡纳什挺进。在卡纳什我们第一次同捷克白匪遭遇。从这里我们团又调往斯维亚什克稍北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加入了第5 集团军的左岸集群，其任务是肃清该地区直到卡赞诺克河的敌人。集群大约有两千名步兵，二百五十名骑兵，并配有九门火炮和一列装甲列车。
　　据从喀山逃出来的难民说，侵入城市的号称人民军的白卫军枪杀了落入他们手中的共产党员、水兵和工人。需要日夜兼程地向前挺进。由B ·M ·阿津指挥的第2集团军的阿尔斯基集团正由东北向喀山进军。这减轻了我第5集团军的压力。所以П·A ·斯拉文军长下达了转入进攻的命令。白匪分子决定先发制人，佩佩利亚耶夫将军的集团向前推进。这个集团的骨干由数个军官营组成。于是我们就必须同他们交手。
　　加入第5 集团军的红军支队成分复杂，既有从喀山退下来的地方支队，也有从其他地区调来的队伍。特别是有许多无产阶级分队和共产党员分队是根据党的动员调到东方面军来的，在喀山我就遇到过特韦尔人和彼得堡人，莫斯科人和图拉人，下哥罗德人和雅罗斯拉夫人。后来，其他集团军也采用了这种配备人员的方法。
　　从波罗的海沿伏尔加河给我们派来三艘雷击舰，还有几艘武装驳船。在舰艇的炮火支援下，当时由Я·A ·龙金（他不久就英勇牺牲了）率领的我左岸集群以坚决突击将敌人击退到喀山。然而我们还未来得及巩固既得阵地，敌人就突然发起了反冲击，恢复了原来的阵地，并有将我们逼退到偏僻森林去的危险，随后卡佩拉的军官旅也冲向左岸集群的后方。来自喀山的难民队伍接连不断。从他们那里我们了解到喀山市的悲剧。该地的工人于9 月初举行了起义，但起义被镇压下去了，接着发生了白卫军新的暴行。
　　还在8 月29日，当卡佩拉分子被击退，并在斯维亚日斯克近郊遭到打击之后，战斗就开始了转折。不久在喀山市上空开始出现我们的飞机。它们没有轰炸城市，只是撒下一些对劳动者和被欺骗的捷克士兵有号召性的传单。在一份传单上印有杰米扬·别德内的诗句：
　　飞机的嗡嗡声越来越近，
　　传单从飞机上飘入天空。
　　读吧，白卫军士兵，
　　别德内·杰米扬的告民众书。
　　我的诗篇就是胜利的号角，
　　它像宽恕罪孽的钟声响彻云霄；
　　祈祷吧，资产阶级分子，
　　不然惩罚随后就要来到……
　　大部分弗拉基米尔人留在伏尔加河右岸，并参加了向上乌斯隆的进攻。从那里的山岗上就能看到喀山大教堂的圆顶和休姆别金塔楼。戈沃尔科夫支队一边消灭小股敌人和敌人设置的狙击队，一边沿河的左岸向前挺进。
　　在这些小规模战斗中我接受了初次的战斗洗礼。它决定了我的命运，悄悄地提示我，我的岗位就在红军中，并使我产生要把整个生命献给军事工作的愿望。青少年时期对从事教育事业和化学工程师工作的幻想被新的观点代替了。这种新观点是在经受严峻考验的过程中逐渐成熟起来的。

老八路

　　在喀山近郊我初次体会到什么是用重炮弹的轰击。炮弹声不停地在你头上呼啸，泥土和弹片向四周飞溅。战士们始终是弓着腰，卧倒在地上，特别不愿意从地面爬起。每个人都力求找到一块掩蔽地，在感到自己比较安全的时间才开始环视四周。某些红军战士对飞机空袭感到特别难受。多数战士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空袭。飞机只是把炸弹投到半俄里以外的地方，瞧吧！战士们的散兵线就乱套了，一些人开始掉头向后跑。有两三个神经脆弱的人，刚一听到发动机低沉的嗡嗡声便撒腿就跑。其他人则极力不使自己露相。我们的左右友邻部队—奥尔沙团和涅维尔团最初对空袭的反应也是这样。
　　打仗的本领不是一下子就学会的，这是一门艰苦的学问。也不是每个人（包括指挥员）都能掌握的。有的人能成为勇敢机智的真正军人，他就能引导人们走向胜利。另一种人则可以成为优秀的司令部工作人员，但在枪林弹雨之下表现胆怯。第三种人个人骁勇，却不善于指挥部队。而第四种人一般他说只适合于躺在沙发上幻想战功。唉，生活后来使我信服，甚至在职业军人中，有时也会出现第二、第三和第四种人。我现在常常想到的一个人，就是以他的模范行为和富有真知灼见的思想打开了我的眼界，使人懂得应该当一个什么样的指挥员的那个人。这个人正是属于第一种人。
　　我指的是戈沃尔科夫，他是个旧军官，在二月革命以后立即毫不动摇地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坚定地跟着列宁的党走。他同我的谈话，关于旧军队的叙述，关于军事学术，战斗组织原则的论述，在我决心作一名红色指挥员上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青年时代我曾认为真正的指挥员应该是勇敢坚强，嗓门大，射击准确。布尔什维克党的教育使我明白了士兵的思想政治因素和觉悟具有多么巨大的意义，我逐渐开始理解到能够给人们以教益的，要么是系统的军事教育，要么是战争本身，而在学习上首先还是要向戈沃尔科夫学习。
　　遗憾的是，我和新朋友并肩前进的时间并不长。9 月初我们转入进攻。军官营用机枪进行猛烈的连续射击，唤起战士们投入冲击真不容易。当时戈沃尔科夫全身直立，站在队伍的前面，在他的后面是我和旗手。伙伴们唱起了“仇恨的旋风在头顶呼啸……”，接着支队冲向了敌人。我们还没有走出几步，戈沃尔科夫全身晃动了一下，我向他扑了过去。从他的鬓角流出了鲜血，我还没来得及派人去叫护士，他已经与世长辞了。
　　敌人的火力越来越猛，怎么办？是后退？隐蔽在战壕里？还是继续前进？战士们看看我，有人已经卧倒。我喊了一声，向铁路路堤跑去。我向四周一看，所有人都跟着我向前跑，似乎没有人掉队。我们在路堤旁卧倒，几位连长爬到我跟前，问道：
　　“政委同志，是挖战壕还是在这里短暂停留？”
　　我习惯地向四周看了一下，已经看不见戈沃尔科夫了。在这种时刻犹豫是不行的。由于想起了戈沃尔科夫的教训，我向连长下达了任务，最后说：
　　“我一站起来——这就是继续进攻的信号！”
　　射击停止了。当我们刚站起身来，就看到一些带金色肩章的人（指帝俄时代的军官——译者注），斜端着刺刀冲过来了。他们张着嘴巴，由于枪声听不到喊声，双方短兵相接，撕打在一起。我向敌机枪手打了一梭子子弹，机枪哑了，可从他身后跳出一个手持步枪的士兵。要是他来得及开枪，我就完了。我急忙跳过“马克辛”机枪的护板，想用驳壳枪手柄打击敌人的头，突然脚底下拌了一下。摔倒时发现敌人挥动了一下枪托，觉得后脑勺被猛击了一下。以后就神志不清了……。我在救护车箱的卧铺上神志清醒了过来。就是说，还活着！
　　过了一天，同志们前来探视，带来一封从弗伦奇·戈沃尔科夫口袋中发现的信，是寄给《消息报》编辑部的，他在信中号召红军战士彻底消灭白卫军。信的结尾写着：“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苏维埃是我们的救星！”又过了几天传来消息，喀山解放了。
　　在苏多格达，朋友们都到火车站迎接原来的政治委员，医生吩咐要我长期休息和治疗。我休养了将近两个月，恢复了健康。青春的活力渐渐地占了上风。我可以越来越多地出席县委会的会议，帮助新来的政治委员工作。最后我觉得自己可以重新战斗了。
　　当苏多格达隆重纪念伟大十月革命一周年后不久，我向俄共（布）县委会提出要求，调我到作战部队去工作。县委会则建议我领导全县军训普及工作。争论提交到省级机关，在那里做出了我们谁也没有想到的决定，派我到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去接受系统的军事教育。由于要派遣一、二年级的学员到前线去，我在该学院的学习曾有过两次中断，第一次是在1919年5 月。

老八路

　　反对邓尼金匪帮
　　第9 集团军在什么地方？韦申斯卡亚事件，由斯捷平率领的师。艰难的退却。向波沃里诺突围。背叛。再见，南方面军！
　　1919年5 月的一天，在那芳草如茵，鲜花盛开的时节，我来到了南方面军司令部，该方面军当时是由B ·M ·吉齐斯领导的。我必须从这里潜往第9 集团军。我使用“潜往”这个词并非偶然。虽然整个战线从罗斯托夫附近的某地通过，然而在从沃罗涅日到集团军驻地的四百公里途中，到处都有熊熊燃烧的战火。在北面，突破了防线的白卫军突击集群正在进攻，在顿已斯的西面和北面，乌克兰土匪头目发动了叛乱，在利斯基和诺沃霍佩尔斯克中间地带，富农掀起了暴动；最后，在韦申斯卡亚也爆发了哥萨克叛乱。要想按指示到达库尔特拉克河、梅德韦季察河和伊洛瓦河之间的地区，我们这一组人员就必须穿越顿河沿岸一带的草原，绕过各个反苏维埃的匪帮。
　　早在1919年4 月，这里就出现了这种混乱局面。南方面军在早春季节就已将邓尼金匪徒逼至海边，但未能发动最后的决定性打击。乌克兰红军在共和国的西南方，正忙于肃清外国干涉者造成的恶果。而在5 月份其兵力又为叛乱头目格里戈里耶夫的暴动所牵制。来自中央的优秀的红军补充队伍又调往东方面军进行补充。由协约国装备起来的邓尼金部队很快就恢复了元气，握紧拳头，准备发动进攻。截至4 月底，为了反击白卫军的十万骑兵和步兵，南方面军只能派出七万三千人。
　　人数有两万人的第9 集团军由3 个师组成，松散地配置在正面两百公里的一线上。该集团军从东面威胁着罗斯托夫，其后方正如前面所述，有哥萨克的叛乱。受到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挑拨的韦申斯卡亚、喀山、米古林、叶兰和乌斯季霍佩尔等地的哥萨克人都拿起了武器。他们得到纳波洛夫、阿斯塔霍夫、舒米利诺、索洛卡等地哥萨克庄园主的支持。因此第9 集团军与第8 集团军不得不抽调相当数量的兵力在自己的后方镇压叛乱。其他方面军和莫斯科也派出了援兵，一伙三万人的叛乱者被围了起来，但未被歼灭。
　　5 月6 日邓尼金转入了反攻，迈- 马耶夫斯基将军的志愿军经顿巴斯向乌克兰移动；弗兰格尔将军的高加索集团军越过萨利斯克草原向察里津推进；而西多林将军的顿河集团军则以两个骑兵军向我第9 集团军的第16师和第23师的接合部突击，并于5 月25日突破了防线。敌人作到这一点并不太困难，只要注意到当时属于第9 集团军军长指挥的一万五千名步兵和骑兵，已成独立集群分散部署在由康斯坦丁诺夫斯基到卡缅斯基镇一线，就可一目了然。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南方面军转入防御的命令也未能及时到达。不久，压迫我有邻第8 集团军的顿河哥萨克第3 军前出到米列罗沃地域，谢克列捷夫将军的军队经过塔钦斯卡亚、米留金斯卡亚、博克夫斯卡亚等哥萨克镇向前急进，去援救韦申斯卡亚的哥萨克人，并于6 月7 日与叛乱者汇合在一起。
　　在我前往最远的、在集团军最左翼作战的第14师的途中（这个师就是我奉命去工作的那个师），我就遇到并结识了一些其他师的指挥员和战士。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斗志昂扬，但也有某些人，尤其是第23师的某些人表现有所不同。我认为此事似乎与第23师师长Φ·K ·米罗诺夫的职务调动有关。米罗诺夫当时在萨兰斯克附近某地正着手将调到那里的数个霍波尔贫农支队组建成一支红色哥萨克军。老同志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米罗诺夫归来，按照他们的话来说，米罗诺夫一定能够“整顿”好顿河的“秩序”。但他们所说的这个“秩序”的概念是什么呢？
　　后来我才了解到，米罗诺夫就其思想观点来说，是个典型中农的、过去受过社会革命党人影响的、还不具备坚强的布尔什维克的世界观。他为人正直，但有过动摇，就像一部分中农有时动摇一样。1919年3 月党的第8 次代表大会宣布与中农结成巩固联盟的方针，只不过刚刚付诸实现。而当这一方针日臻巩固时，那些像米罗诺夫一样的人就会停止动摇的，那些“分化哥萨克人”的流言蜚语就会销声匿迹，韦申斯卡亚的叛乱也就会自然平息。这种看法我曾从集团军政治部的某些工作人员那里听到过。我认为，有这种可能。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应当毫无把握地等待，而不去加快步伐积极地肃清反苏维埃的叛乱呢？
　　内战继续不断地提供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但它不但在政治方面，而且也在纯军事方面教育了人们。我确信，一旦我开始担任第14师参谋长助理的工作，就要直接受师参谋长基谢廖夫、师长斯捷平尼和政委罗日科夫的领导。
　　这个兵团的简史是：1918年夏季由普列斯尼亚和扎莫斯克沃列奇耶的红色工人团组建为莫斯科特别旅。后来派往南方面军，秋季改编为步兵第14师。同时，特别旅改称第2 旅，而第1 和第3 旅是由各种志愿兵支队组成。1919年1 月，一位年轻的拉脱维亚人、布尔什维克、旧军官亚历山大·卡尔洛维奇·斯捷平尼担任了师的领导，我们用俄语叫他：斯捷平。兵团在他的领导下走过了漫长的战斗历程。他对我的到来很感兴趣，他长时间地询问我过去的工作，在学院的学习情况和课程的性质，其中许多教授与他在旧军队共过事，他都认识。参谋长则直截了当地送给我一张地图说：“您的任务就是管理这个，标出我军和敌军的位置，并及时标出所有的变化。”到此，向我介绍情况的事就算结束。此后我与基谢廖夫的交往就少了。可以认为，他事先就对从我这里获得珍贵情报不抱希望。难道他已预见到，年轻的参谋人员对他就没有什么稗益吗，依我看，我在开始时确实对他的帮助很少。这一点在初期我已觉察到了。收集最新资料，并将它标在地图上，这就用去了几个小时，然后开始核对情报。因为这种事情不能不作调查研究，只凭信人言。要知道这与作战指示是否及时，整个战斗成功与否有很大关系。经过核对，发现一点也不一样。也可能四个小时以前的情况确实是这样，可是我们的队伍在不断地撤退，而且撤得还相当快，一切都可能发生变化。当时我们还没有无线电。电报在草原又不能使用，电话又来不及架设。当你从线轴上拉下电话时，战线已经变动了，你还得重新把电话线缠起来。通信兵就是这么办的，而且借口哥萨克的袭击，撤退得快，扔掉了大量器材。如何确定军队的位置？我手下没有配备通信员。即使有，也是一样，我师部队部署的两端相距有三十公里，来回走一趟，情况早变了样。如果我自己能够在各部队收集情况该多好！为此就需要到各部队走走。而我却被死死地钉在司令部，坐在原地动不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对自己的处境越来越不满，我开始考虑如何把这个问题提给基谢廖夫。环境本身帮了我的忙。一次斯捷平带着副官和传令官准备外出到各旅去，师长看到了我，便问道：“工作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不能胜任这种公文式的工作，这样安排工作我看不出有什么成效。司令部登记的情况跟不上形势的变化，因此实际形势是一个样，在地图上标的是另一个样。”
　　“您会骑马吗？”
　　“会，一般来说还喜欢马。”
　　“好吧，就给你一匹马。”师长立刻改用“你”字（他对认为椅子比马鞍好的司令部工作人员说话，强调表示尊敬时用“您”），“去吧！听我的指挥，到各部队去跑跑，了解一下需要些什么。”
　　我对给我马表示了谢意，随即备好马鞍，就出发到各旅去了。事情立刻发生了变化，我到各旅后，把了解到的情况马上标在地图上。基谢廖夫也就开始重视起我的情报。
　　“您这是从那儿搞到的。”起初他问道。
　　“亲自看到的。”我回答。
　　尔后，我不知道他对我开头的工作是否作过检查，但他现在却经常用我准备的地图了。斯捷平也注意了解我所作的工作。当他确信我的工作已经开展后，又交给了我一项监督步兵第1 旅的任务，在这个旅中编有几个国际主义者分队，后来我又临时担任了该旅的参谋长。
　　与此同时，我们仍继续向东北布祖卢克河方向退却。退却毫无组织。不要说根据不久前在学院学到的理论，就连普通有正常思维的人都能提出，应当怎么办。既然整个方面军，包括我们的友邻一第8 和第10集团军都在退却，就不可能立即建立起防御。必须从后卫派出可靠的狙击队，利用一切方法和有利地形挡住敌人。与此同时，抽调主力攥成铁拳，占据新的防御区。而我们则完全不是这样做的。第14师处境本来就比其他兵团困难，因为它不是沿直线向北退却，而是经过齐姆良斯卡亚、下齐尔斯卡亚、奥布利夫卡亚、克列茨卡亚和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等镇向谢列布良科沃退却，沿着弯曲的顿河东岸兜了一个大弧圈。危险时刻尾随着我们，有时能听到背后的枪声。
　　当时的财主们焦急地等待着“自己人”。国际主义战士的遭遇尤其困难。敌人的宣传机关不厌其烦地胡说什么顿河人“正在从俄罗斯仇人的手中拯救祖国”。白匪飞机在退却的红军部队头上撒传单，传单上说“苏维埃必亡”。有时还撒下一些由邓尼金反间谍机关在白卫军后方某地伪造印刷的《真理报》。捏造出一些来自各条战线的消息，从这些消息中必然会得出结论：似乎红军的未日即将来临。

老八路

　　6 月初，第9 集团军司令员П·E ·克尼亚格尼茨基的职务由该集团军参谋长、原沙皇军队的上校H ·Д·弗谢沃洛多夫接任。在这种情况下，集团军新领导采取了哪些措施呢，据我看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当然我所知道的并非全部情况。政治工作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有力。不管怎样，这项工作在我们师显得软弱无力。《红军战士报》上的消息很少，刊登的政治材料也不多。各旅、团与师政治部的联系时常中断。集团军司令部下达一些相互矛盾的指示。也没有按要求组织防御。我们既没有受领过与友邻协同行动的任务，也没有得到过关于集结地的准确指示。
　　师长斯捷平经常呆在第一线和战士在一起，以自己的到来鼓舞战士们。我们大家都非常尊重他。全师的人都很了解他，把他看做是一位勇敢的，具有主动精神的指挥员，并公认他的权威。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行动无组织的责任不在于他。其实我们也没听到过集团军司令部对他有类似的指责，集团军领导不是表示缄默，就是下达眼睛向上的指示。当时我虽没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但也不止一次地感到某些命令的荒谬。这些荒谬的命令特别是在局势非常严重的时候，更加令人诅丧。第9 集团军对各师的指挥遭到破坏，弹药不足。后勤机关已随第一梯队转移。流行病猖撅。集团军近四分之一的人员患伤寒病发烧躺在马车上。似乎周围的整个草原、所有树木、土丘、野草和空气部被氯化汞和石碳酸的气味浸透。
　　敌人及时地利用了我们的错误。我们担心在经过某个村镇时，会不会突然从某个角落里呐喊着杀出一股哥萨克骑兵来。哥萨克妇女，甚至他们的孩子都不向我们透露任何消息。可是西多林将军的部队却有许多耳目，因而掌握了我军全部调动的情报。顿河第3 军的主力逼近我第9 集团军的后卫，并向我军后卫的前面和后方派出哥萨克分队和骑兵侦察员。他们隐蔽在沟壑和凹地，从身旁放过红军大部队，袭击小股红军，给他们造成损失，从而为撤退的红军造成复杂的局面。显然我们缺少自己的骑兵。
　　由此我联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同国内战争作一比较。在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当兵力对比相当时，有时战线长时间停在一个地方，这一点在法兰西的一些战斗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当时进行的是阵地战，使用骑兵是不适合的。有人开始说，骑兵作为一个独立兵种，行将消亡已经是为期不远了。可是在我国爆发了内战。前方和后方这两个概念时常会颠倒过来。用铁丝网障碍物掩护的绵密的战线通常是不存在的。战争具有运动战争的性质，有大量军队进行远距离的调动，因而骑兵又重新复活了，重新发挥它的重大作用，有时能够决定会战的结局。我们暂时还没有什么值得夸口的地方。截至1919年6 月，红军南方面军在骑兵的数量上较邓尼金大约少五分之三。
　　从友军得到帮助已经无望。保卫察里津的第10集团军好不容易才击退了弗兰格尔分子的骑兵兵团。该集团军的布琼尼骑兵军后来被调到第9 集团军的阵地。配置于西边的第8 、14和13集团军甚至没有力量挡住经乌克兰跋涉而来的白卫军志愿兵的各个团，也没有力量去平定马赫诺的叛乱。
　　第14师作战地带内的战斗行动发展如下：5 月中旬第2 旅位于叶卡捷琳尼斯卡亚镇一带。南边靠近乌斯季贝斯特里亚斯卡亚的是第：旅。再往南北顿涅茨河注入顿河的河口处是第3 旅。5 月24日顿河哥萨克白匪第2 军的一万二千五百名步兵和骑兵向我右翼发起了冲击。几支仓促组建起的混成支队前来增援第2 旅，不仅打退了敌人的冲击，并且冲入叶卡捷琳尼斯卡亚镇。白匪斯塔里科夫将军被击毙，敌人一片张惶失措。
　　然而，更北面的我第23师没有支持住，撒了下去。于是哥萨克绕过第14师，把它压向顿河。为了不被装入“口袋”，必须采取行动，或者强渡顿河，与自己的集团军脱离，往南撒向第10集团军正在作战的马内奇河一带，或者紧急撒回已经向北移去的整个第9 集团军的战线。最后选择了第二种方案。但是还没来得及组织撒退，6月2日顿河第1 军的七千五百名步兵和骑兵就向我第3 旅冲来。在前一天晚上，一名负责修建渡口的师工程军官叛变投敌。他供出了警卫部队和第3 旅主力的位置。敌人迅速将第3 旅包围。红军勇士们都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据几个从哥萨克手中逃脱的人讲，当得知援救的希望破灭时，旅长谢苗诺夫、团长库兹涅佐夫和政委们为了不落入敌手全部殉职了。没有一个人向白匪投降。
　　于是，我在前面已讲到的撒退开始了。6 月4 日在莫罗佐夫斯克我们几乎损失了全部火炮。在齐尔河和库尔塔拉克河之间的草原上，经过多日的激烈战斗之后，6月13 日我们终于接近了顿河中游。又过了两天追上了第23师。这时我们队伍中的战士已经所剩无几。而马蒙托夫的哥萨克人都越来越猛烈地从后面逼近我们。我们一些零散的同志在草原上艰难跋涉寻找自己的部队时，落入了白匪的魔掌。当我们得知以师政治部主任丘贡诺夫为首的政工人员牺牲的消息后，深为悲痛。
　　第14师的后卫当时在谢列布良科夫车站附近甩掉了敌人。师长斯捷平和往常一样，这时与担任后卫的同志们在一起。其中还有我们司令部的几位指挥员。我们处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炮弹几乎就在身边爆炸。我在一次爆炸时被震伤。斯捷平看到我的情况后，向我说了一些什么，可我什么也没听到。于是他指了指附近的一个村庄，并拉起我的马缓指着那个方向。只好到那儿去了。我勉强骑在马鞍上。看情况射击似乎仍在继续，只不过我暂时被震聋了，什么也没听到。只是当马因为害怕附近的爆炸而向一旁躲闪时，我才稍有察觉。
　　突然我的马躺在了地上，我好不容易才从它身下把脚抽出来。原来马被弹片击伤了。马在地上抽搐了几下，向上跃了跃，又重新倒下去了。我好不容易才勉强走到村庄，跨进了第一所屋子。在正房的床铺上躺着一位妇女，她作了个手势不让我靠近。看来她正患斑疹伤寒。旁边有一桶牛奶。我没敢动它。只作了个手势表示想喝水。那位妇女向外室指了指。在那里我找到了净水，当我刚一喝饱，全身都瘫软了。哥萨克随时都有可能闯进村来。我在台阶上稍稍坐了片刻，便挣扎着慢慢向铁路方向走去。一到车站我便倒在了横七竖八的圆木堆中。
　　我躺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感到又重新能够听到声音了。开始时我只能辨别出机车的汽笛声，尔后我又能听出个别人的说话和喊叫声。一列火车在小车站停了下来，从车厢里下来一些红军战士。我认出这是从察里津开来的步兵营，他们是担任守卫通向波沃里沃方向的铁路的。我向营长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便命令他们在土丘上设防，从南面掩护车站。当步兵刚刚沿土丘散开时，我就望见了斯捷平和副官骑马奔驰而来。“这是什么部队？”他问道。我报告了这是些什么人和我下达的任务。师长对我的命令表不赞同，吩咐尽力守住高地后就走开了。不久就出现了白匪。我们用齐射数次打退了他们的进攻。这时子弹已经打光，再没有什么可用来射击的了。而在侧翼远处，影影绰绰地出现了敌人的骑兵。战士们立即跑回钻进车厢里。列车向北开去。营长让我跟他一起走，我没有去，因为我决定检查一下这个地区，看哪里还可能有我们的分队。在小车站后面有一匹不知是谁丢下的马正在吃草。我便骑上它向前边的哥萨克镇奔去。
　　我很快来到了一道深沟前。不论我怎样赶马，马都不愿下沟。我环视四周，发现哥萨克白匪已经不远。于是，我不得不扔掉马，滚下深沟，爬进了灌木丛中，我数了数七连发手枪的子弹，决心把子弹打光，绝不活着当俘虏。哥萨克匆忙地上下搜索，还一边骂着：“政委这家伙钻到哪里去了”。他们的叫骂声听得一清二楚。后来不知谁喊叫说，看见了一辆四轮马车，于是骑兵侦察队急起追赶马车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从沟底爬了上来，向四周望了望，便向最近的一个村庄走去。我从堆放干草和木柴的板棚旁绕过了住宅，开始观察。只见街上停着一辆大车，车旁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我认出来了：当我初到第14师时，我曾在这位同志家住过一宿，他是管理炮兵给养的。我叫了他一声，他向我挥了挥个也喊了一声，让我赶快到他那里去。原来骑兵侦察队正在追赶他们。于是我们迅迎套上马车，离开了村庄。
　　走了几俄里，就看见了我们向北撤退的部队。我被安置在马车上后，就陷入了昏迷状态。这样不知道躺了几个小时，等神志清醒过来时，我们已经到达谢列布良科沃车站了。我用凉水冲洗了一下全身后，随即着手了解周围的情况。
　　我师的一个旅正沿铁路向潘菲洛沃撤退。另一个旅据说在先诺耶村庄一带。集团军司令部政委彼得罗夫委托我先给斯捷平送去一车炮弹。然后再去先诺耶把该师的准确位置搞清楚。我把大车派出后（后来我了解到大车按照指示到达了目的地），就拉出一匹马寻找旅的下落了。这是一次名符其实的超越障碍的跑马。有几回我不得不在沟壑中藏身。一直等到哥萨克骑兵侦察队消失为止。在先诺那附近，我碰上了一队哥萨克的侦察员。我决定冲过去。主要不是依靠军刀，而是七连发手枪。我放开马全速奔跑，并用手枪向哥萨克射击。虽然我的手被军刀砍了一下，但到底冲过去了。当我甩掉哥萨克时，已经离村庄很近了。
　　在先诺耶见到了第9 集团军司令员弗谢沃洛多夫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两位委员。司令员开始向我询问。我们进行了一次永远铭记在我心中的谈话：
　　“您是谁？”
　　“第14师参谋长助理梅列茨科夫。”
　　“到这儿来干什么？”
　　“查明我们旅的位置。”
　　“从哪里来？”
　　“从谢列布良科沃车站。”
　　“往那儿去的路好走吗？”
　　“太糟啦。我看见室外有您的汽车。坐车走不过去，雨后道路太泥泞。”
　　“嗯，没关系，会过去的。周围安静吗？”
　　“到处都是白匪的骑兵侦察队，远处我也见到了较大的骑兵支队。”
　　“不可能，你说谎！”
　　“怎么是说谎？我刚刚同一队骑兵侦察交过锋，勉强才得以脱身。”
　　“您哄骗我。您是胆小鬼！现在我就坐车从这条路上走过去。那里连一个白匪影子也没有，白匪可能在谢列布良科沃，但不在这里。瞧，我们就要炮轰他们了。”
　　“这样走不行，难道您想要当白匪的俘虏吗？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占据谢列布良科沃的不是白匪，而是我们的人。请允许我走好吗？”
　　“走吧！”紧接着是粗暴的脏话。
　　随后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两位委员也走了出来，并责备我说：
　　“难道可以这样同集团军司令员说话吗，会把你关禁闭的！”
　　我回答说，关的不会是我。如果他准备像他所说的那样去作，那被关起来的可能是另外一个。驻在谢列布良科沃的是斯捷平指挥的旅。集团军司令员想向他们射击。他们会判明，射击是从这里发出的，如果再发现村庄前的田野上有白匪，就会误认为这里也是白匪，就要予以回击。这样一来，在自己人之间就要发生冲突了。
　　“您收起这些话吧！”一位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Б·Л·米哈伊洛夫说，“我们是在郑重地警告您！”
　　这时集团军司令员从室内走了出来，爬上和教堂并列的钟楼。我看出，他现在真的要发出射击的信号了。我请求米哈伊洛夫允许我从一侧绕过田野，穿过树林到车站去，并尽快同我们旅和谢列布良科沃的政委彼得罗夫取得联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听到我说在车站看见了彼得罗夫，就立即改变了腔调，并表示同意我去。我刚骑马跑到树林，炮兵对射就开始了，幸好这时我看到彼得罗夫手持司令部旗子在树林边缘奔跑。我拦住政委以后，向他讲述了发生的事情。于是他转回钟楼去说服司令员，我则到村庄的另一头去，在那里找到了旅部，并向该旅旅长说明如何更好地选择道路。不久就得到命令向波沃里诺撤退，这样我们就出发了。
　　一路上尽管我非常生气，我还是始终沉默不语。而其他人则下停地在谈论刚才发生的事。不少人是亲眼目睹的，但谁也不明白，为什么司令员还没有了解清楚，就想经过哥萨克白匪的头顶（从钟楼顶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炮轰连他自己也看不清楚的队伍，何况还有人告诉了他，那是自己人。对于我，尤其使我愤怒的是，我们又在作莫名其妙的退却。“向波沃里诺”——这是什么意思？要知道整个集团军在一个车站上是摆不开的。谁来掩护诺沃霍佩尔斯克？谁来掩护叶兰？谁又来掩护去巴拉绍夫的通路？为什么我们不采取自卫警戒措施，不建立中间防御地带？从谢列布良科沃向北缓慢行进，时间已经够长了，即使命令执行得准确，但这个命令是我们所需要的吗？也许是我从自己这个矮小的了望台上根本看不到全面，而集团军首长看得更清楚些？
　　接近黎明时，由于我一路上手握缰绳，在马鞍上摇晃，开始打起盹来。突然间我觉得有人晃我的肩膀，睁眼一看，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您从哪儿得知弗谢沃洛多夫准备叛变？”
　　“什么叛变？”我没有听明白。
　　“您不要隐瞒，把您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您有什么材料吗？”
　　我仍然不能理解，他们具体指的是什么，心想，他们回到了昨天的事件上来。就说：
　　“随他们的便，我说了我心里想的。如果有人做了错事，对我们的事业有损害，又不倾听下边的意见，那他客观上就是帮助了敌人。当然，这和叛变也相距不远。”
　　“现在为这件事难过已晚啦。”米哈伊洛夫咂了咂嘴唇，“他在白匪那儿！小伙子，你别生气，你说：你从那儿知道的？”
　　司令员跑啦，叛变投敌啦！原来是这么回事！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他昨天的行为那样可疑。大概很早以前他就企图叛变，不然的话，第9 集团军在撤退时战斗队形的编成将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我由于完全出乎意料而惊讶不已，慢慢地才适应了这个可怕的消息。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两位委员仍然想从我口中间出某些消息。一场军事法庭对事件的审查看来是不可避免了。他们和叛徒在一起，而且不是一天两天，对叛变却疏忽了过去。他们将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或者完全有可能被开除党籍。遗憾的是，我不能帮什么忙。我一字一句地又一次重复了昨天同弗谢沃多夫的谈话。司令部的书记员马上将我说的话记录下来，我们都签了字。从那时起我连这件事的细节也记住了。
　　接近中千的时候，我接任了步兵第1 旅参谋长的职务。我师的一个骑兵团也配属给我们，命令我们从敌人手中夺回头天夜里哥萨克白匪夺走的丘马科夫斯基村庄。他们挡住了我们去波沃里诺的道路。必须把敌人从阵地上赶定。顿河人沿树林边缘在炫耀矫健的骑姿，企图引起我们从事无组织地仓促行动。而我们却沉着地进行着攻击的准备。于是敌人决定先发制人，自己投入攻击了。
　　哥萨克们将长枪斜挂在马上，呐喊着向前冲。步兵动摇起来了，需要鼓励鼓励他们的士气。骑兵团还没来得及展开，有一翼已勒马停止前进。为了使另一翼尽快地突向前去掩护步兵，旅长、旅政委叶弗宁和我跑到了骑兵队伍的前面，用刺马针向马刺了几下。根据哒哒的马蹄声，我感到红军的骑兵正紧随着我们急驰。开始我们三个并排奔跑，后来马自己以全速奋力疾驰起来，我的马看来比其他马更善跑。它猛力一冲把我带到了队伍前面，而其他的马则要数分钟才能冲上来。在奔驰中我一面用纳甘式手枪射击，一面躲闪瞄准了我的哥萨克长枪。哥萨克们飞快地从我身旁闪过，其中有一个猛然从背上抽出卡宾枪来，几乎是迎头向我射击。我感到小腿象烧伤的一样。把脚放在马镫内已感困难。有两个同志看到我要从马鞍上掉下来，当即把我扶住，抬到一旁，然后剪开马靴，草率地包扎了伤口。
　　白匪退走了，第14师到达了波沃里诺。追击哥萨克一直追到傍晚，然后回到丘马科夫斯基。我的情况越来越糟。在村庄找到了一名医士，但没有外科手术工具。于是他找来了一个钢制鱼钩在火上烧红。几个同志紧紧地把我按住，不让我在疼痛时乱动。老头便开始在伤口中翻找，最后终于把子弹钩了出来。然后他用新绷带为我包扎好，伤痛逐渐消失，我也就进入了梦乡。这样安静地躺了一昼夜，伤口开始化脓，又痛了起来。师和旅的朋友们来看我，斯捷平也来探视。斯捷平由于对革命事业忠贞不谕，在严峻的条件下表现了非凡勇敢精神，已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员。我们热情告别后，我被送到医院去动手术。此后我就再也没有机会看了第9 集团军。在治疗期间，我注意打听它的消息。偶然遇到的几位老同事也谈了一些情况。我们第14师因在叶卡捷琳尼斯卡亚重创了敌人，被授予红旗勋章。勋章是由加里宁在队列前授予政委的。1919年7 月，第9 集团军在巴拉绍夫附近占领阵地，掩护通向尔季谢沃的道路。秋天，它并入了东南方面军，又重新向顿河开进，把哥萨克白匪驱逐出新切尔卡斯克，尔后转战到库班，解放了叶卡捷林诺达尔（克拉斯诺达尔）。
　　我未能立即归队，在医院一直躺到秋天。经过一段很好地治疗后，我动身去莫斯科，因为有命令，所有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第一期还活着的学员要调去进修二年级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