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华 运营/祥哥 1856 年( 咸丰六年) 11 月 28 日,清军占领捻军根据地雉河集后,以“检洗”为名,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仅崇安一军,即在雉河集近郊的杨园子屠杀达数千人。寻以杀戮余威,一路穷追捻军,30 日及于宿州临涣。 张乐行守定浍河桥,相持终日,用龚德树计,夜战败之,重创其军,兵勇仅剩十余人,这就是著名的“浍河桥摸营”之战。 残忍嗜杀的河北镇总兵崇安因此被清廷“赐死”。 浍河桥胜利,使捻军士气大振,张乐行欲乘胜夺回雉河集,但没有成功。1857 年春,麾师南向,3月 1 日,攻占皖豫之交的商业重镇三河尖。4 日在霍邱附近与太平军会师。 两军达成联合作战之协议,这在捻军史上和太平天国史上,都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太平军从此有了最有力的支持者,而张乐行捻军也摆脱了孤立无援、孤军奋战的境地,两军互相呼应,安徽战场上出现了“发捻交乘”的崭新局面。 霍邱会师,揭开了张乐行捻军与太平军联合作战的序幕,而淮北捻军,虽然并非捻军主力,但仍在坚持抗清,并在抗清战争中发展壮大。 1857 年( 咸丰七年) 是淮北捻军抗清最为艰苦的一年,由于主力南下,皖北根据地不守,清军大肆进行报复性杀戮,整个皖北处于恐怖氛围中。留守淮北的捻军如刘玉渊、刘学渊兄弟、张敏行、赵浩然、李月、李大喜、任乾、侯士伟等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抗清的。 他们以“圩寨”为依托,牵制了大量清军,对淮南捻军战争起了不能忽视的配合作用,像刘玉渊领导的姚家圩、邓家圩、王家圩,就是当时颇负盛名的圩寨,“深沟高垒,逾于坚城”,清军累月经旬不能破其一圩。 由于“圩寨”进可攻,退可守,且圩与圩“势成犄角,互相救援”,可以有效地保护自己,因而淮北捻军在艰苦的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到 1858 年( 咸丰八年) ,官书中诸如“圩寨林立,民贼不分”; “自宿州浍河以南至临淮以北遍 地贼 圩,聚 党 甚多”; “临 淮 以 北,贼 圩 林立”; “自怀( 远) 、凤( 阳) 以达蒙( 城) 、亳( 州) ,横亘一千余里,遍地贼圩,难以数计”; “蒙、亳、怀凤、颍、寿一带民贼不分,竖旗胁众,筑圩拒守者,不可数计”之类的记载连篇累牍。 值得注意的是,远在淮南的主力捻军与淮北捻军从未中断联系,据袁甲三奏称,“邓圩之贼本为三圩,领袖凶恶,巨匪多聚于此,并有龚逆( 龚德树) 派来总管三圩之首逆李寅,尤属异常狡悍”,说明张乐行不时派员联络并指导淮北捻军战争。 另一攻捻统帅胜保甚至说,“淮北捻匪,张( 乐行) 、龚( 德树) 是其首恶,怀远为其老巢,而自蒙、亳以达徐、宿,贼圩林立,无不听其指挥”。 淮北是捻军的故乡,“现在留而未去者,非南贼( 张乐行淮南捻军) 之父兄,即南贼之子弟,数百里头头是道”。淮南淮北捻军抗清战争始终是声息相通的。 1858 年春夏之交,刘天福、孙葵心等部捻军因与张乐行、龚德树“失和”脱离淮南捻军北归,淮北捻军有了新的发展,他们凭借“圩寨”抗击着清军,不时分兵四出“打粮”,“北扰 ( 山) 东境,西突豫疆”。5 月 28 日,刘玉渊捻军攻入山东单县境内。 9 月,孙葵心、刘天福、刘玉渊等部捻军再入山东,一度攻占单县、丰县、城武、曹县等县城。12 月,淮北捻军各部远征河南,2 日攻占商业城市周家口,满载而归。 1859 年( 咸丰九年) 后,由于淮北地区频年灾荒,烽火连天,“贼巢附近尽成焦土”,淮北捻军为着经济目的而进行的远征山东、河南、苏北的作战规模更大,对清政府的打击更为沉重,同时直接促成了北方民众运动的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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