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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亭 图1：《风筝》中山城地下党的领导人袁农
罗广斌就是袁农的原型
在谍战剧《风筝》中，山城地下党的领导袁农，曾经被捕，又在解放前夕渣滓洞大屠杀中幸存，后来担任山城市公安局政委，最后在文革中含冤自尽。被捕，幸存，最后自尽，这些关键的事情，都和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的经历比较相近，最大的不同就是罗广斌当时只是一名普通的地下党员，而不是领导干部。 剧中袁农的被捕是因为不相信“风筝”用死投的方式送来的情报，尽管袁农知道陆汉卿就是“风筝”的上线，“风筝”送情报时也提到了陆汉卿，但他既不相信，也不愿就单凭这样一份无法证实的情报就放弃好不容易才开创出的局面，所以错过了及时撤离的时机而被捕。但是在现实的地下斗争中，“风筝”是潜伏在军统高层的卧底，是极具价值的情报员，负责和他单线联系的陆汉卿按照纪律，是绝对不允许和其他党组织或个人发生横向联系的，所以陆汉卿和袁农即便是认识，也不会有工作上的交集，袁农更不可能知道陆汉卿就是“风筝”的上线。这显然是《风筝》的一大漏洞。“风筝”在上线牺牲，无法及时传递情报时，采用死投方式向袁农报警，严格来说也是不允许的。而且这样传递出的情报，在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下，又怎么可能会让袁农相信呢？ 图2：《风筝》剧照，袁农在解放后担任山城市公安局政委
现实中的罗广斌是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的，罗广斌1924年出生，四川忠县人，他出生在一个大地主家庭，他的大哥就是国民党中央军陈成的“土木系”重要成员曾经担任过五大王牌军之一的18军军长、第16兵团中将司令官的罗广文。但他早年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4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也就是入党才六个月还在候补期就被捕了，由于他的大哥是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又是刚入党不久，加上家里也是全力通过各种关系进行疏通，所以军统对他也是区别对待，甚至只要他承认是中共党员，不需要交待其他人员，也不需要具结悔过书，就可以释放交家人管教。但他都坚决拒绝，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 图3：袁农的原型罗广斌
在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军统对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政治犯进行大屠杀的当晚，罗广斌利用之前开展的争取工作基础，成功策动了看守杨钦典打开牢门，组织了连他自己在内的白公馆19名难友越狱脱险。从1949年9月6日至11月29日，军统对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政治犯进行了集体大屠杀，目前仅仅有案可查的死难者就有321人，其中尤其是11月27日最为惨烈，这一天就有207人遇害，因此史称“11•27”大屠杀。而罗广斌之所以能在这样残酷的大屠杀中脱险幸存，一个原因是当天军统为了先解决渣滓洞关押的政治犯，而把白公馆的一部分警卫调去了渣滓洞；另一个原因是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重庆的解放已经指日可待——解放军于11月30日进入重庆，12月1日重庆全部解放——所以看守杨钦典才会在罗广斌的策动下乘乱打开牢门。 图4：表现“11•27”大屠杀的绘画作品
1959年，中共重庆市委审干委员会对罗广斌被捕和狱中表现，作出了“该同志被捕一段无其他问题”的结论。但到了文革期间，他的这段历史又被翻了出来，污蔑他是叛徒，对他进行了残酷迫害，使他在1967年12月10日跳楼自尽，年仅43岁——《风筝》中，袁农也是因为解放前有过被捕经历而被污蔑为叛徒，最后含冤自缢。
《红岩》和《狱中八条》
《风筝》剧中将故事地点设定为山城，重庆也有山城的别称，加上也有渣滓洞等重庆的具体地名，所以可以确定地点就是重庆。解放前重庆的地下斗争也是相当曲折惊险。罗广斌解放后写的小说《红岩》，在50、60年代可谓家喻户晓，就是以重庆地下党的斗争为原型创作的。 图5：以重庆地下党斗争为历史背景的小说《红岩》
1948年4月，地下党员重庆中央印刷厂工人任达哉被捕，他随即叛变，供出了上级重庆地下党负责工运的书记许建业（《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许建业被捕后，一心想着怎么把消息送出去，看守陈远德乘机主动接近许建业，伪装同情，表示“如有事相托，请尽管吩咐”。许建业因此轻信了陈远德，让他给志成公司经理刘德惠带信。军统随即逮捕了刘德惠，并在志成公司蹲守，抓到了来志成公司联系工作的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刘国定被捕后承认自己是“刚入党的候补党员”，并有保留地供出了李忠良等，李忠良被捕后供出了重庆地下党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冉益智。冉益智被捕当天就叛变了，指认刘国定是市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委委员，并供出重庆沙磁区、北碚区、城区和下川东地下党组织的全部情况。刘国定也随之叛变，将重庆和川东地区地下党的情况和盘托出。由于刘国定和冉益智（这两人也就是《红岩》中叛徒甫志高的原型）叛变，保密局（就是原来的军统）就此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导致江竹筠（《红岩》中江姐的原型）、陈然、罗广斌、成善谋、刘国志、李文祥等近两百名地下党员被捕，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仅25人及时逃脱幸免。 许建业见到刘德惠等人因他的失误而被捕后，痛不欲生，在狱中三次撞墙自杀，在历经多次酷刑仍坚贞不屈，于1948年7月21日在大坪刑场被杀害。罗广斌评价许建业是“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贯长虹”。 刘国定、冉益智叛变后成为保密局的上校专员，解放后相继落网，于1951年2月被执行枪决。 罗广斌脱险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将重庆党组织遭到破坏以及被捕后在狱中坚持斗争的情况写成了两万字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在12月25日也就是重庆解放后的第25天交给了党组织。这份报告的第七部分是“狱中意见”，共分八条，因此被称为“狱中八条”。这是被捕的地下党员预见到国民党在失败前夕很可能会疯狂的大屠杀，因此他们约定，如果有人能够活着出去，一定要把狱中同志集体讨论的意见向党汇报。最后这个任务是由罗广斌完成了。 “狱中八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八、惩办叛徒特务。 图6：关押被捕地下党员的渣滓洞看守所，他们就是在狱中向党组织写下了“八条意见”
被捕的地下党员，其中不少后来都成了壮烈牺牲的烈士，他们用血的教训，向党提出“八条意见建议”，认为“领导机构腐化”是重庆地下党失败的主要原因，像刘国定和冉益智这样的领导干部，平时讲起道理来口若悬河，“唱马列主义调子”比谁都高，到了敌人的监狱里，却经不住考验就叛变了，而且残害自己同志更加丧心病狂，以此来换取个人的苟安。 即使在今天，“狱中八条”，依然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和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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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6 11:3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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