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是一种生活器具,可照容颜变化,也是一段凝固的历史,可鉴国家盛衰。那么,古人究竟如何使用镜子,从古至今,它们又经历了哪些转变?11月27日,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霍宏伟先生在首都师范大学做了题为“《鉴若长河》|铜镜使用方式与古人生活空间”的学术讲座,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中国古代铜镜的微观世界。 讲座现场(赵囡囡摄影) 何为镜架与镜台 讲座伊始,霍先生展示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汉“中国大宁”鎏金博局铜镜图片,并提醒在座听众仔细观察铜镜的放置方式,进而引出本次讲座的主题:铜镜使用方式与古人生活空间的关系。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汉“中国大宁”鎏金博局铜镜(霍宏伟摄影) 上海博物馆周亚先生曾研究过古代铜镜的使用方式,认为有手持和放置于镜架、镜台之上两种方式。实际上,这两种使用方式一直延续到今天。镜架与镜台,是古人在照容理妆时用于固定或放置铜镜的主要器具,学界对此已经有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霍先生认为两者在形制、结构上有一定区别,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架”的本义是指支撑或放置器物的用具,镜架则是以铜、铁等金属材料或木材纵横交叉组合而成的器具。其特点是上部用于放置铜镜,下部为架腿,无固定的底座。特点是灵活轻巧,有一些镜架不使用时可以折叠收起,以节省空间。 “镜架”一词,最早见于宋代文献。南宋《云麓漫钞》引李清照《投内翰綦公(崇礼)启》:“身几欲死,非玉镜架亦安知?”其大量出现则是在明清时期的历史文献中。 “台”的本义是指高于地面而上平的物体,亦指作为底座用的物体。镜台,即是以金属、木质或其他材料构成的器具,下部以分量较重的固定底座作为支撑的台子,上部可以放置铜镜。特点是悬挂铜镜较为稳定,却无法折叠。“镜台”一词,始见于《北堂书钞》引东汉末曹操《上杂物疏》。河南安阳西高穴东汉曹操高陵曾出土刻有“镜台一”三字的隶书阴刻石铭牌。 从目前考古发现的实物来看,镜架出现的时间比镜台要早。比较两者的形制,镜架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可以折叠,镜台则是固定的。霍先生将不同历史时期的铜镜和古人的生活联系起来,发现镜架、镜台的摆放位置经历了从席上向榻上、从榻上向桌上、再从桌上向地上的三次转变。 第一次转变:从席上向榻上 镜架与镜台空间位置的第一次变化,是席上向床榻上的转变。战国汉魏时期镜架与镜台放在席上,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到唐五代时期已经普遍将其置于床榻之上。 战国时期,齐国威王的相国邹忌对镜照容,镜子的映照无疑让他对自己的容貌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留下了《邹忌讽齐王纳谏》这样充满睿智的一段佳话。 今人已无从考证当时邹忌使用的铜镜是什么样子,却通过考古手段发现了齐国人使用的彩绘镜及镜架。1992-1993年,山东临淄商王村一带战国晚期墓出土4面彩绘铜镜,其中一面彩绘镜出土时镜背后有一支架,由细竹、空心木塞及圆形箍等附属构件构成,高13厘米。考古报告整理者推测,墓主人为女性,可能是齐王的公主或某一重臣的贵戚。这个竹制镜架,是我国目前考古所见最早的镜架。 西汉时期发现的镜架极少。2007年,重庆涪陵点易墓地3号西汉早期墓清理出一件与镜同出的镜架。结构比较复杂,镜面向下,镜背上散存两件木质束腰多棱杆、几件小圆柱体构件及少量金箔。与西汉相比,东汉时期的镜架与镜台资料相对丰富。1959年,河北省定县北庄发掘一座东汉永元二年(90年)中山简王刘焉墓,出土一件鎏金镶嵌绿松石云纹铜镜架。另外还有少量作为传世品的镜台构件留存于世。 河北定县东汉刘焉墓鎏金铜镜架(梁鉴摄影) 这些考古资料充分证实古人在生活中确实使用了铜镜,但具体如何使用,可能用图像佐证更为直观,帮助我们理解古人怎样照镜子,如何使用镜架、镜台。 目前所见年代较早的佳人览镜图像是2008年河南偃师发现的新莽空心砖壁画,现藏中国农业博物馆。绘有一身着白衣的站立女子,左手持镜,右手梳发。东汉画像石上也曾发现有镌刻的佳人览镜图像,既无笔墨,也无色彩,有的是另外一种金石韵味。安徽灵璧县九顶镇出土一块东汉画像石,有一女子跽坐于楼阁上层照镜梳妆。 偃师新莽空心砖壁画上的《览镜图》(张应桥供图) 1984年,安徽马鞍山雨山乡安民村林场发掘三国孙吴左大司马朱然墓,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漆木器、青瓷器等。其中,有一件反映贵族生活的漆盘,盘内底描绘十二人,分三层。中层左侧为梳妆图,画中一女子跽坐于镜台前,双手置于头上,正在对镜梳妆(图五)。据该墓同出漆器上的铭文“蜀郡作牢”及杨泓先生的考证,这些漆器的产地应是三国蜀汉的产品。虽无法判定它的真正来源,但漆盘上的画面反映的应是三国蜀汉上层社会的生活内容,这幅对镜梳妆图描绘的是三国时期西南地区贵族阶层女子的生活场景。 马鞍山三国孙吴朱然墓漆盘画(《文物》1986年3期) 另外,传东晋顾恺之的名作《女史箴图》也有一组览镜梳妆图,一位仕女端坐于镜台前的席上,另一位侍女立于其身后,为其梳头。另有一位仕女坐于镜台右侧不远处,左手执镜,右手抬起,梳理整容,镜中映出清秀的面容。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大英博物馆藏《女史箴图》是唐代摹本,故宫博物院杨新先生提出此图卷应是北魏宫廷绘画的原本。 故宫博物院藏《女史箴图》宋代摹本局部(《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绘画编》3《宋》,145页) 从出土实物和图像资料来看,战国一直到北魏,古人使用镜子基本都是在席上跽坐照镜子。与其不同的是,唐至五代,镜架与镜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更加普遍,其所处空间位置随着矮式家具向高足家具的转变而有所变化,即从席上转向床榻之类的家具之上。 唐人使用镜台的图像资料未见,但有文献可考。《太平广记》转引《纪闻·马待封》记载了唐玄宗开元年间,马待封运用他的聪明才智,为王皇后制作了精妙绝伦的镜台,台下的“木妇人”灵活自如。 据学者孟晖先生考证,唐至五代时期的镜台一般放置于所坐的床榻之上。唐代诗人李贺《美人梳头歌》曾写到于象床之上对镜梳妆的场景:“双鸾开镜秋水光,解鬟临镜立象床。一编香丝云撒地,玉钗落处无声腻。”美人晨起梳妆,照容用的是双鸾镜。她解开环形发髻,面对着镜子,跪立于象床之上,一头乌发撒落于地,玉钗落处悄然无声。诗中虽未明确写到镜台,却点出镜子是放置于象床之上的。由此可见,唐代女性梳妆的方式是把镜台直接设在坐榻之上。 唐代铁镜架实物,仅见于河南偃师杏园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年)李归厚夫妻合葬墓。与铁镜架同时出土的,还有一面直径19厘米的圆形素面铜镜,小钮,窄缘稍隆。目前尚未见到唐代有关镜台放置于床榻之上的图像资料,但有两例旁证。一例是日本泉屋博古馆藏江户时代画家宫川长春(1682—1752年)《游女图卷》,画上绘有与唐代铁镜架结构相似的镜架,可以直观地看到此类镜架在生活中的使用状况。 日本泉屋博古馆藏《游女图卷》中的镜架形象(《泉屋博古馆名品选》,115页) 另一例是1995年在河北曲阳灵山镇西燕川村发现的五代后梁龙德三年(923年)王处直墓,其东、西耳室的两幅壁画为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难得一见的图像资料。东耳室壁画描绘的是男主人的日常用具,床榻上放置一个三足镜架,架为圆柱形,前二后一,后面的一足似能折叠收起,镜架上部有方镜一面,覆盖有花卉纹镜袱。西耳室壁画描绘的是女主人的梳妆用品,床上有一件黑色镜台,上端及左右雕饰7朵云头纹,下端有四根小圆柱垂直向下,固定于底板之上。镜台上部放置圆镜一面,罩以牡丹纹镜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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