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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二师五旅十四团的早期领导人，有团长梁从学，政委李士焱，参谋长杜平。后来张翼祥为团长，朱鹤云任参谋长。李世怀同志曾任该团一营营长。我于一九三八年拉起游击队，自发抗日，以后成为新四军十四团的一部分。
抗战前期（1940年以前），我曾在他们的直接领导下，经历了一段难忘的战斗岁月。现仅就记忆所及，记述如下。
一、在九龙岗一带拉起抗日游击队
1938年冬，我在程华亭拉起的“人民自卫军”四大队郑善亭部，见他们鱼肉百姓，不事抗日，一怒之下回到九龙岗，碰到一对光棍汉，就是鲁凤山和鲁凤亭兄弟。二人一见面就对我说：“老五，你回来的正好，有地方党员周依冰告诉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正在东进，要我们在敌后组织游击队，打鬼子、捉汉奸。”这正合我意。他们已经拉起了十几个人，要我暂不要去，先当个联络员。
不久，周孝五从大别山回乡，在大通他的连襟姓段的家中开会，研究如何行动，到会的有三位是从“自卫军”四大队陈伯飞处请来的，其中两个是陈的弟弟，另一个也姓陈。还有我、孝五的段姓连襟、鲁凤亭等人。当时计划：姓陈的三位到大通矿里去捉汉奸，捉到后从矿东门带出，由段去联络看门的开门，鲁凤山派人来接应。如果鬼子追击，便由自卫军四大队陈伯飞部派一个排上山牵制。计划还算周密，但行动时，姓陈的三个人尚未接近敌人，有两个便摔到水沟里。我与鲁凤亭在外面待机行动，见到鬼子巡逻队时，凤亭怕寡不敌众，吓跑了。我枪中只有五颗子弹，也考虑不能下手，只得跟在鬼子后面。鬼子向东，我向南，来到一处围墙下纵身而上，骑着墙向鬼子方向开了两枪，引得鬼子乱射一通。结果只起到了袭扰敌人的作用。
1939年春夏之交，鲁凤山要我侦察九龙岗维持会会长潘巧云的情况。我利用熟人关系，到九龙岗邮局北侧潘的住处，刚一进屋，就有人开枪，打伤了潘巧云。我急忙回到周孝五处。周说：“是你干的吧？”我说：“我没有枪，怎么可能呢！”后来潘伤好后，想为自己留后路，便托孝五借给我一支枪，还给我弄了一张“良民证”，以便往来出入。这时我常去孝五家，曾见过一个麻脸的人，把帽子压到眼睛，经介绍才知道是新四军的情报员。
是年6月间，鲁凤山拉起二十多人，十几条枪，因无法领导，就到九龙岗找周孝五。周说：“我离不开，让老五去吧！”于是，我随鲁凤山到了王小集孜，见到了他的“队伍”，其中有不少横鼻子竖眼的。我讲了几句话，要大家忍耐几天，等我想办法等等。
为了壮大力量，我到横塘集找到吴从海商量。他告诉我，吴姓的人、枪由他负责打招呼集中，并说马厂集沈从周先生户下，也有不少人、枪，可以争取过来。不几天，两下里便集中了百十人，数十支枪。周必祥又通过他杨家岗的亲戚周维山，拉起百十人、数十枝枪。这些人拉到刘德荣的家柳郢孜汇合，共约三百人，一百多条枪。
鲁凤山给我的任务，是想法捉汉奸，打鬼子，侦察情况，但吃饭问题要自己设法解决。我虽数次派人到田家庵、大通、九龙岗活动筹饷，因没经验，均无收获。
当时我们的驻地环境不利，被自称“新四军游击队”的柴矮子袭击过一次。有一天，鲁凤山告诉我：“上级要你把部队带到窑河以东去。”当晚转移途中，周茂斋由上窑带来三十多人投奔我们，我把这些人连鲁的旧部编为第三中队，加上维杨山的一中队，沈发奎的二中队，号称一个大队。
由于纪律不严，路过方家楼时，遭到民枪袭击，我命令司号员吹集合号，枪声才逐渐停止。
队伍开到王小集一带村庄，天已亮，就地宿营。因警戒封锁不严，庄上有人跑到方家楼一带，联络了当地的“联庄会”，将我们四面包围，并声言要报告鬼子。形势十分危急。我考虑若在白天渡河转移，将造成很大伤亡，就正告他们：我们只是路过这里，你们要打或报告鬼子，我们就首先铲平你们的老窝！僵持到下午，“联庄会”派来两个人，一见面就说：“误会！误会！大家都是亲戚。”他们向外围大喊：“不准打！谁要打就向我打！”我乘机把两人留下，天将黑时由这两个人带路转移，半路上才把他们放回。
部队越过骑山集，有人建议打地主，我说上级不允许，没有同意。
队伍开到毛郢孜，庄小人多，吃不上饭，又没有钱。我感到压力很大，就要大家分头搞吃的，实际上等于自动解散。天将亮时鲁凤山赶到，对我说：“新四军李世怀营长，带部队到了马厂集，是专门来接你们的。你怎能把部队解散呢？你去见李营长吧！”
我同鲁凤山一起，经过一片片高粱地，来到马厂集，第一次见到李世怀营长和蔡丙臣教导员。他们既严肃地批评我不该把部队解散，又热情地接待我，安排吃饭休息。
当晚，与李营长一起行动，越过赵家大山（南洞山），去打维持会。李营长挽着我，手提驳壳枪走在最前头。在此之前，我部队的几次较大活动，使这一带的汉奸组织十分惊恐，每到晚上，他们就分散回家。故这次到达目的地时，维持会如惊弓之鸟，早已跑得没有踪影。部队撤回马厂集。路上，营长见我疲劳，硬让我骑上一头大黑驴。部队在马厂集留住一天，扩大了影响。有认识我的老百姓说，周建群才是真正的新四军呢！分别时，营长、教导员让我第二天到余家圩孜，见梁从学团长和陈本仁主任。
我按时到余家圩孜，首长正在午休。吃过饭，梁团长接见我，一开头就说：“你是怎么搞的？把游击队解散了！限你一个星期，把部队集合带到河东来！”当即由陈主任写了一张任命我为游击队长的证明，交我拿着立即返回。
我连夜赶到横塘集，派人四处通知。由于时间短，人又分散，只集中了一百多人，数十条枪。我急速把队伍带到定远县永康镇附近，由侦察参谋符××安排在公路南一个村庄住下，还发了一些临时从各连抽集的旧军衣、军帽，换下了便衣。游击队才又重新组建起来。
二、游击队的活动情况
游击队重新组建以后，开始在永康镇、炉桥、靠山集一带活动，向九龙岗、刘府方向警戒。不久，黄圣雅又带来二十多人编入游击队。
当时生活非常艰苦，缺衣少食，下雪天还没有棉衣、棉被，烟瘾大的人挖地里的烟叶根子捣碎吸。为了筹饷，有时不得不到处向地主、富户求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杨维山请假不归，周茂斋带枪逃跑。沈发奎企图打死指导员，强迫我跟他一起带队叛变，我部队一个主力连将其包围，沈一人带手枪连夜逃跑了。
游击队经过整编，指导员前为孟平，后是曹国平。一排长褚春芳，二排长熊振武，三排副是位庐江同志。鲍鼎任文化教员，后换一位姓张的。后来三个中队编为一个夫队。我任一中队中队长。当时的战斗和活动有：
在清洛涧以西，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史月五部的袭扰，缴获步枪一支。
有一次追击了在殷家涧抢掠的日伪军。
配合主力三营七连，追击阎立道、吴化民两人领头的一个叛变的中队，并在淮南铁路附近的陆家圩，攻打了阎习之（阎小爬子）的土匪武装，缴获枪七支。我伤亡战士三名。
经领导批准，在淮南线附近打击过两次“资敌”活动。
根据梁从学团长“地方上的武器不要被敌人利用”的指示，我带领一班人回到家乡，搞来了两支枪。另一次梁团长让文书代笔，写了一封信，要周为保资助我军。我派周必同、周善民二同志去送信，结果周必同被杀害，周善民被扣留。
一次，团部交来五支队转送给六支队的公文。我派刘德荣、崔兴发二同志担任送信任务。当时淮河泛滥，发大水，二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把文件送到怀远县龙亢六支队驻地。崔兴发怕艰苦未回队，刘德荣同志一人带着收据，回部队交差。他后来在定远县老人仓战斗中，受到数倍于我的日本鬼子伏击，壮烈牺牲。
当时国民党顽固派，不准我新四军游击队到淮南路西活动。为此，我带人到曹家庵区公所跟他们交涉。我说：“‘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不分南北东西，均有抗战守士之责！’这是蒋委员长说的话，你们为什么不执行？”他们被问得哑口无言，恭恭敬敬把我送走。
在路西马厂集一带，有一部分人、枪，借“周建群游击队”名义活动，社会反映很不好。我从曹家庵区公所交涉回部后，团政委李士焱同志要我到马厂集去，把这部分人、枪收回路东来。但这些人害怕艰苦，又不愿受纪律约束，都不同意跟我走。后不久，被国民党的“人民自卫军”四大队消灭了。
当时比较大的战斗是袭击九龙岗维持会。
这次战斗是在1939年9月间，由十四团二营营长余从喜和教导员谢锐同志组织的，由我率游击队进行配合。
一天下午，谢教导员来到定远县杨家大院，把我叫到打麦场上，要我在地上画一个九龙岗地图。我一面讲，他一面记。当天晚上，我带一排人，配合一个主力连开始行动。主力连的一个排、两挺轻机枪，沿铁路到碴子堆警戒，准备阻击鬼子的增援，余营长带一个排从维持会后面打；谢教导员带一个排、一挺机枪在铁路以西作预备队。同时规定了识别标记和联络信号。
我带领一个排，直插到九龙岗中心的吴家老坟，由北侧越过围墙，翻到维持会正对面一家人屋内。从门缝中看到维持会大门两边坐着两个门卫。我小声地向后传：“大家准备好，跟我冲！”随即把门门一抽，几步赶到门卫面前。一个门卫起身，只问了一声“谁？”就被我一枪撂倒。另一个门卫转身向院里跑，我紧追到后厅院门，里面乱哄哄的。有人持枪向外跑，我随手向里面甩了颗手榴弹，但回头一看，却无人跟进，即转身隐蔽在影壁墙后。此时，只听枪声噼噼叭叭，里外互相射击，我进退不得。抬头一看，墙侧有个窗洞，我纵身上去，头朝下、脚朝上地倒在老百姓床上，急忙开了门，只听街上有人大喊：“大队长进去了，大家往里冲呀！”我忙说：“我出来了！”经了解才知道，原来是我们一位叫王臣荣的小同志，因无战斗经验，由房上向里扔手榴弹，滚下屋脊爆炸，阻止了自己人的冲击道路，延误了时机，一时冲不进去。大家一气之下，也不管政策了，点着了维持会的房子，霎时火光冲天。
正在这时，听到东边打了一梭子机枪子弹，接着又是“冲锋号声”———这是我们预定的撤退信号。我们只好打开东栅门撤退。事后，听说是余营长负伤，才决定撤出战斗的。
这次战斗虽未诱出鬼子，也无什么缴获，但在抗战初期，却起到了扩大共产党及人民武装的影响，增强人民抗战信心和震慑日伪的作用。
三、编入新四军十四团
1940年春，团主力开到津浦路东参加战斗，兼团长谭希林同志住在红心铺。适逢桂系行署主任颜仁毅去皖东北，带着一千多人从大小溪河之间过铁路。在途经红心铺时，为防止他们乘机抢占地盘，谭希林同志命我带领游击队沿路监视，以防万一。结果颜部未下公路，老老实实地过去了。第二天，李世怀营长指挥所部冲破沿途红枪会的堵击，赶到了红心铺团部。
不久，游击大队编入十四团。一中队编为一营四连，随全营开到占家岗一带驻扎。从此，我们的游击队正式编为新四军主力建制，走上了新的战斗历程。
当时顽军支持的土匪牛登峰部向我进攻。李营长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一面后撤，一面组织了数挺机枪打埋伏。同时命令我连由占家岗东侧隐蔽运动，对顽匪实行迂回包围。但因暴露了目标，敌人停止进攻，急忙后撤。我部紧紧追击，一直打到天黑。
1940年三、四月间，桂系顽军逐步向淮南铁路东增加兵力，磨擦一天天升级。我军被迫开展了反顽斗争。
十四团在张翼翔团长的率领下，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先向古河仙踪一带活动，虚晃一枪，引敌向南，而后急转身快速行军，由南向北，沿藕塘、池河奇袭定远县城。团以第一营为前卫，营以第四连作尖兵，直指县城东门。将近城郊，李营长命令四连长带队进城，对桂顽守城部队就说是借路到城内做饭吃的。到城门口一看，有十多名门卫，配有三、四挺轻机枪。我按李营长指示，与门卫“交涉”，他们眼看阻止不住，撤掉了机枪，人也溜走了。
我营进城后，布置在县政府周围，规定吹开饭号声，为开始进攻的信号。然而，城内顽敌早已逃的逃、散的散，溜光了。营长命我连守城，主力随全团向南追击。我派一个班巡逻，全连在南城门休息。
天还没亮，营部传达团部命令，要四连拿下城南敌人的一个制高点，团主力继续向杭家圩孜进攻。我连随即展开，发起进攻。在冲锋时，我中弹负伤倒地，由熊振武继续带队进攻。
我被抬到后方，后又转到津浦路东、半塔以北的山中治疗养伤。
我军占领定远后，建立了县政府，魏文伯同志任县长，这是我党在淮南建立的第一个人民抗日政权。从此，部队供给有了保障，生活得到了改善。 我伤愈后返回原部队。此时，四连己分散编到全营各连。二排编在二连，任命我为连长，夏群为指导员，原连长彭德福同志改任副连长。
一九四O年七、八月间，驻守杨塘集的桂顽继续增兵挑衅，我军忍无可忍，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发起了杨塘集战斗。
十四团以一、三两营为第一梯队，二营为第二梯队，向顽军驻地杨塘集开进。一营在徐营长、谢曙光教导员率领下，以二、三两连为一梯队，一连作预备队，与三营齐头并进。
战斗发起后，我们向守敌展开了猛烈攻击，刚冲到敌人阵地前沿，就受到敌人优势兵力的反冲锋。我当即带领二排抢占了一个高坎，进行阻击，一面指挥射击，一面叫二连顶住！此时战斗十分激烈，营预备队一连己开始向上运动。我拿起通讯员杨维法的长枪，向敌人射击。激战中，我的脸部中弹，昏迷不醒，熊振武把我抱起来进行了包扎。我苏醒后，要他别管我，继续指挥战斗。
战斗结束，我被抬到藕塘镇后方医院治疗。伤愈后，立即赶回团部领受任务。这时十四团已改编为新四军江北纵队一团。团长仍为张翼翔，政委李士焱，副团长李世怀，参谋长朱鹤云，政治处主任敫[jiǎo]少礼。
李政委要我带一个侦察排，到淮南路西侦察敌情，我深感自己军事、政治水平差，要求调去学习。不几天，团首长批准了我的请求，指示我同李世怀副团长一道前往津浦路东汊涧“江北干校”学习。
我背着被包，跟在李世怀同志的骡子后面，连夜穿过津浦铁路。天亮时，他发现我光着脚走路，心疼地说：“你怎么连一双鞋子也没有！”马上掏出五元钱，给我买了一双鞋，一支笔和一个笔记本。就这样我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学习结束后，我奔赴了新的战斗岗位，再没有回原部队。
原注：周建群同志现为北京空军学院离休干部。——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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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1-20 00: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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