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习仲勋传》

李云龙

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本书反映了习仲勋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的革命经历和贡献。

作者：贾巨川

文如玉

文如玉

　　●胜利前夜

　　习仲勋到西安后很快了解到，回到人民手中的古城，所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国民党军马步芳、马鸿逵集团纠集了十一个师配合胡宗南集团向咸阳反扑。西安城内国民党特务乘机散布谣言，制造混乱。时任习仲勋警卫员的岳玉峰曾讲述了当年，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足见西安刚解放时敌情的复杂、秩序的混乱和形势的严峻。他说：“我们进城后，先住新城院内。一天早晨，我正在打开水时，遭到了敌特分子冷枪袭击。一颗子弹打穿了我手提的开水壶，开水顿时漏了一地，幸好没有烫伤身子。有关方面考虑到领导同志的安全，就安排我们搬到了北院门又到了建国路。”根据军队和党政机关所面临的特殊情况，习仲勋和贺龙及军管会的同志要求守备部队展开积极防御，制造人民解放军十八、十九兵团已由华北到陕的舆论，使敌不敢轻举妄动，加紧接管，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特务分子。同时千方百计地调运十万石粮食进城，以解粮食供应不足和备战需要。

　　五月二十九日，习仲勋综合马明方、贾拓夫、张经武报告致电中央，报告西安情况：

　　（一）经几天努力，市内治安逐渐好转，敌特大的活动已停止，已破获最新电台一座，已发现未处理的高级电台尚有十几座。银行成立后二十六日商店半数开门。但由于迟到一步，工作被动，进展不快，如潜伏敌特势力基本上未搞清，收集散兵游勇刚开始。仍有零星抢劫案发生，谣言很多，市民恐怖心理未完全去掉。二十六日晚曾专作讨论，决定在几天内，以肃清敌特，巩固革命秩序，完成接管工作为中心，迅速建立和加强公安警司工作，统一野战军及地下党力量，有步骤地推进群众工作，打下比较坚实的工作基础。

　　（二）南山有敌军地方武装时出骚扰，六军拟抽出大部力量进行清剿。

　　（三）西总除十六大队外，均已陆续到达。

　　（四）房产管理干部未到，登记管理工作尚未进行，提议边区机关待各方面工作准备就绪，再有计划有秩序地进城。

　　（五）军大招生搞得不好，已决定暂停招生，待西北局决定公布后再办。

　　进入六月，华北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十九兵团相继进抵陕西，编入第一野战军序列，使一野兵力由十五万人增加到三十五万人，改变了西北战场长期以来我军在兵力对比上的劣势。第一野战军在眉县、咸阳、礼泉地区给胡宗南部一六五师和青海马继援部以惨重打击，粉碎了胡、马反扑西安的图谋，继而又胜利发动了扶眉战役、兰州战役，并追歼残敌，解放青海、宁夏、甘肃河西走廊和陕南、陇南。六月十九日晚，习仲勋出席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野战军前委在西安市建国公园召开的紧急会议，集中讨论了击南击北（即打胡打马）问题。七月六日，他出席第一野战军前委在咸阳召开的第七次扩大会议，确定了“钳马打胡”的作战方针，同时与贺龙发出指示，要求地方大力配合与支援野战军主力作战。在扶眉战役中仅关中新区就支援粮食一亿九千五百万斤，送军鞋五十五万双，出动担架九千三百副，大车二千七百辆，保证了作战部队的需要。兰州战役之前，大批作战物资运至宝鸡、陇县，因道路泥泞受阻。习仲勋指示地方部队和政府，克服一切困难，将十八万套冬衣和大批粮食、弹药、军鞋送往前线。

　　八月二十八日，他又同贺龙等赶往刚刚解放的兰州，出席彭德怀在前线主持的西北局常委会议。习仲勋一行乘坐一辆美式吉普车自西安向兰州进发。秋雨霏霏，道路泥泞，已经使用很久的吉普车在坑坑洼洼的简易公路上艰难行驶。但在快到陕西彬县时，车子抛锚熄火，司机王玉忠急得一边抹泪，一边修车，但还是无济于事。他们临时决定在附近群众家借宿修车。习仲勋关照大家休息后，对警卫员岳玉峰说：“群众家的铺盖不够，你把车上带的被子拿下来，我们合铺睡觉。你们年轻人瞌睡虫多，要睡好，明天还要赶路呢！”许多年后，年已七十五岁的岳玉峰还深情地回忆起他在赴兰州途中与首长合盖一床被子的往事。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贯彻执行毛泽东八月六日关于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问题的指示，以及如何进军四川、新疆等重大问题。会后，习仲勋检查了解了甘肃省支前和稳定市场物价工作，并针对有同志提出利用政府和部队掌握的交通工具对石油、食盐、药材，皮毛等实行专卖，以限制私人从事此类经营活动的建议，强调说：这种专卖的办法估计没有什么好处，不要去试验它，否则会吃很大的亏，划不来。习仲勋于九月三日离开兰州回陕。

　　习仲勋一行西赴兰州，行色匆匆，但他们的心情是极为愉快和宽慰的，因为这座城市已经是人民当家作主了。当时随行的西北局常委、西安军管会副主任贾拓夫赋诗《奔入兰州》（一九四九年兰州解放第三日，我随贺龙、习仲勋等同志到兰州）一首，记录了他们共同的心情。诗曰：“方从西线传捷音，又看红旗卷西风。黄河奔腾逐沙浪，兰州古城庆新生。此地陇右为重镇，一战可定甘宁青。奔波千里无倦意，入城所见皆笑容。”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习仲勋长期以来牵挂的一件心事有了着落，这为他紧张而繁忙的工作生活节奏添加了一个舒缓快乐的音符。七月的一天，已经失散十余年的二女儿乾平由西北局工作人员和陕西省乾县县委的同志带领回到了他的身边。女儿望着陌生的父亲不敢相认，爸爸抚摸着身体瘦弱的女儿更是百感交集。这时，西安刚刚解放，夫人齐心和其他子女还在延安没有起程南行，而分离多年的女儿的到来，便成为习仲勋进城后与之相会的第一位亲人，他感受到一种心理上的慰藉。半个多世纪后，已经退休在家的习乾平深情讲述了早已尘封的往事：我是抗战初期出生于关中分区首府所在地马家堡，那个时候，国民党连续掀起反共高潮。父母亲投身于激烈的反磨擦斗争中。他们要打仗，要工作，游击不定，就把我寄养在堡子上一户没有子女的农民家中。后来奶妈带着我离开了马家堡，回到了自己的娘家乾县贺家窑村，后又改嫁到屈家村。这里也就成了我离开爸妈后的第三个家。那个时候我的奶妈尽管过得非常艰难，但是还把我拉扯了十余年。其实那时爸爸也通过党的地下组织寻找我。记得一次我正在院子里同小伙伴们玩耍，有两个牵马的人来到这里询问我的情况。奶妈一看着急了，就赶忙把我拉回屋里，用被子把我盖得严严实实的，让我躺在炕上装病，担心被来人看到。类似的事情还有过几次。西安一解放，县上的同志就领我去见爸爸。我离开乾县农村时，奶妈还特地为我缝了一件新衣服。我当时身体非常瘦弱，胳膊细细的，来到爸爸身边不长时间，胳膊就胖得从袖口伸不出去了。

　　在此期间，习仲勋等领导的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广大城乡接管工作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各项民主改革和恢复建设初步展开。八月四日，习仲勋对西安解放后两个多月来关中地区的工作归纳为：第一，迅速和比较有秩序地、自上而下地接管了几十个城市和广大乡村，保护了铁路、邮电和工厂等国家财产，积极努力地恢复交通，恢复生产。笫二，消灭和收编了地方反动团队和土匪将近两万人枪，初步开展了肃特工作，使境内成股的反动武装已近绝迹，零散土匪和潜伏敌特更加孤立。与此同时，各地积极努力地建立了人民武装。第三，全力支援前线，夺取了第一野战军扶眉战役的胜利和迅速西进，造成了解放整个大西北的有利形势。习仲勋还领导和支持西安市军管会接收国民党旧政权的军事、行政、公安、财政、金融、交通、电讯、农林、文教机构和企业二百四十个，人员二万五千六百七十五人。接管过程中，邮电基本通畅，电力交通迅速恢复，铁路陕西段很快通车，革命秩序初步建立，稳定了金融，平抑了物价，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

　　进城伊始，百废待兴，一个成熟并富有远见的领导者，是在事物的不断变化中，把握其本质，预见其发展方向，在已取得的成绩基础上提出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习仲勋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突出表现了这一特点。

　　在夺取全国胜利的特殊历史时期，关于大西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金融、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报告请示接连不断地汇集到了他的案头，亟待他作出决断和批示，许多前所未遇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他作出及时处理。八月三日，习仲勋仔细审阅了西安市军管会呈送的关于金融管理问题的报告后，即亲笔致信军管会后勤处处长陈希云，对贯彻这一办法作出了具体指示。信中说：希云同志，管理银洋办法，除个别字句已作修改外，还有如下意见：（一）对违法行使、倒贩银洋者之罚款、判处等，必须明确规定由某级政府或某一专门机关处理。不然，下边会因争得奖金而搞乱。（二）对违法行使银洋犯之处罚，须区别初犯、屡犯、一般贫苦群众或投机商人等情况，分别对待。请慎重考虑后再加修改，在政府会议通过后颁布。

　　八九月间，他连续主持召开或出席新解放区地委书记联席会议、西安市各界代表会议、西北工会工作会议暨公营企业联席会议，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

　　关于城市和乡村工作，他认为：接管城乡工作已经完成，应当把工作的重心转向乡村，同时兼顾城市。他提出乡村工作主要抓好以下工作：

　　（一）正确掌握政策，实行合理负担，用大力支援前线。力求公平合理，节省民力，尽可能做到战争和生产两利。

　　（二）积极建立人民武装，继续肃清反动武装。

　　（三）开展普遍的群众斗争，反对恶霸，反对土匪，反对特务。

　　（四）摧毁保甲，清理国民党人员，初步建立乡村人民政权，让农民当政。

　　（五）组织农会，建党、建团。

　　关于城市工作，他首先提出了“建设人民的新西安”的口号。他说：“必须团结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阶层各阶级，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全市工人阶级、其他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少数民族等，都应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团结起来，建设人民的新西安。”他说：今天西安市基本上还不是一个生产的城市，而是一个消费的城市，还不能以大量的生产品供给乡村，乡村农民还没有力量购买消费城市的生产品。希望城市中的工作人员、青年学生等，大批地到农村去工作，只有与建设城市同时积极进行农村民主改革，才能更有条件地为建设和发展城市的工业生产而努力。

　　九月二十三日，离新中国成立只有七天时间，习仲勋及时提出西北经济建设问题。他说：战争结束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在建设事业中又是以工业建设为中心，以便经过一定时期，将西北由一个在经济上散漫、落后的农牧区，改变为工业经济起领导作用的先进地区。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有正确的步骤。恢复与发展现有的公私企业，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有计划地建设新的大规模的工业，这种新的大工业经济，必须是用最新式技术装备起来的，其中又以重工业为主。他指出了企业管理和工会工作存在的一些缺点，提出：我们要争取在明年五一前后，把全西北的工人群众基本上组织起来，召开全西北职工代表大会，正式成立西北总工会。这样使工人阶级真正成为有组织的队伍，在恢复与发展生产中，起积极领导作用。我们的眼睛要常常往前看，望着那些新的发展着的东西，我们工作就永远是胜利的。

　　九月三十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选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五十六名委员组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习仲勋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在第二天诞生。

　　这一天，习仲勋工作到深夜，仍无一丝倦意。他投身革命二十余年，矢志以求的理想终于实现。但是，千千万万仁人志士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民主、自由和幸福，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有的甚至倒在了胜利前夜；许多熟悉的同志和战友也没有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这一天到来。他望着床上熟睡的孩子，想到一个时代已经过去，新的一天、新的纪元开始了。

　　历史在这里转折，新的希望在古老的中国大地延伸……

李云龙

　　●迎接大西北的黎明

　　一九四九年，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巨轮即将开始新航程的一年。人民解放军在相继进行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战略大决战之后，国民党统治集团用以维持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被歼灭，政治矛盾进一步激化，经济急剧趋于崩溃，从而陷于四面楚歌之中。

　　西北大地也和全国一样，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夺取革命胜利的前夜，习仲勋的工作更为艰苦、紧张和繁忙，生活的节奏也明显加快。其时，他正当盛年，对未来充满着战斗的豪情和胜利的喜悦。延安收复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又由绥德县义合镇薛家渠进入原解放军总部驻地王家坪办公。习仲勋就住在毛泽东住过的窑洞里，这里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

　　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中共西北野战军第一次代表会议陕西省澄城县北部的武庄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一百一十三人，其中地方代表十六人。习仲勋是在年前十二月二十七日接到彭德怀通知他和贺龙关于开会的电报的，电报说：全军党代会、前委预备会、营团（干部）训练班毕业，希望你们讲话与出席会议。改变军队番号、部队编制、后勤工作、新区与城市工作等各项亟待面商，请于一月五日前来前方一行。

　　习仲勋和贺龙由延安出发，及时赶到了武庄，参加了会前重要文件的讨论和准备工作。十二日，贺龙在代表会议上传达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十四日，彭德怀作关于一九四八年几项基本工作的总结和一九四九年任务的报告，并传达了中央关于今年要解放湘、鄂、赣、闽、浙、苏、皖、陕、甘等省，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精神。甘泗淇、张宗逊、张德生分别就提高部队自觉纪律、加强党委制、地方工作问题讲了话。十七日，习仲勋作《关于接管城市的问题》的报告。他首先指出：这次党代表会议，把如何接管新解放的城市问题提出来讨论，是十分必要和适时的。他在回顾和总结了一年来解放和接管一些城市的成绩和问题后讲道：“我们已经解放的一切城市，均是人民的或将是人民的城市，必须严格保护，不许破坏。”同时，提出了关于接收管理城市工作的具体政策，即旧的反动政治机构，如各级政府机关、保甲、军队、警察、法庭以及反动党派组织，必须彻底粉碎，不能利用，而代之以人民的政治机构；但其设备则要保护和保存，接收过来。对一般政府公务员也不是一律排斥，而是经过必要的改造后，可以酌量使用。这叫做“拆散机构，利用材料”。对旧统治阶级的文化教育组织制度，必须适当地改组，使之适合人民的需要，对这些文化教育机关则必须保护。对工厂、企业、银行、邮电、铁路、医院等，不但其设备要利用，而且其机构都不能“粉碎”，必须保存起来，好好利用。对一切国民党的、官僚资本的经济机构，不要打乱，不要忙于去改组，更不能“粉碎”，而是要它继续生产。他说：是不是要改革？从官僚资本手中转入人民手中就是一个革命。原有官僚制度必须废除。旧的企业组织也要改革，但不要急，一定要慎重。首先了解、熟悉、精通以后，才根据一定可能的条件，逐渐合理地去改革。这就是我们接管城市的基本方针。

　　他提出进城之初要做好三大工作，即：接收、建立秩序和发动组织群众。要处理好三者的关系，健全并发挥工会、学生会、青年团的作用，依靠工人、职员、学生和各种劳动人民的组织，作为城市革命政权的可靠群众基础，还要从工人、职员和其他劳动群众中选拔一大批优秀分子来做管理城市、工厂、企业的干部。他提出接收的办法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要区别两种情况，即官僚资本企业，应由人民政府接收；国民党员私人经营的工商业，除重要反动首领经西北局或前委批准没收其所有财产外，其余的要允许和保护其所有权。

　　对城市社会秩序稳定问题，习仲勋提出，一进城市必须采取有效步骤，尽力缩短混乱时间，安定市面，恢复人民正常生活，收容散兵，处理俘虏，布置城防。具体做法是，首先收缴反动武装，肃清持枪抵抗和进行破坏的反动分子。其次邮电、铁路、工厂、库房及所有公共设施要派部队看守。三是要调配足够兵力的卫戍部队，迅速建立城市治安机关。四是立即逮捕有武装抵抗或破坏行为的反革命分子、战争罪犯和特务分子，其他敌方人员均令其到人民政府登记。五是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党派组织及国民党中统、军统等反动特务组织一律解散，并没收其产业、设备、档案和信函等，其人员必须向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登记。他特别讲道：要迅速解决粮食、煤炭的需要，组织粮食，组织市场，适当处理城乡间粮价物价，务使供应不断。

　　对恢复城市经济生活，习仲勋提出，先准备足够货币，供给市场需要，迅速禁止敌币使用。要严格保护工商业，又必须严格取缔奸商投机操纵，囤积居奇，违者法办。他还对学校教学、报纸、刊物、通讯社、广播电台、出版、涉外事务、少数民族问题等作了细致的安排和部署。

　　他提出：所有城市解放后，都必须实行军事管制，以达到有效地完成接收、建立秩序和发动组织群众的任务。这个军事管制机关即军事管制委员会，是军管时期的统一领导机关。他在报告最后要求，“一切到城市工作的干部，必须高度自觉地提高责任心，积极奉公，勇敢而谨慎地进行工作，必须虚心学习，善于向各方面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管理和建设城市的各种工作的知识和能力。必须更加团结，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各级党的组织经常有系统地检查自己和所有党员干部的工作，加强纪律性，就是保持党在城市的领导的严肃性的保证。”

　　同日，毛泽东来电：二三月间拟开二中全会，希望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均能到会。并望张宗逊、王震二同志中能来一人。

　　二十四日，习仲勋和贺龙参加了西北野战军前委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军委指令，决定西北野战军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纵队改为军，旅改为师，暂不成立兵团，自二月一日起启用新番号。与此同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称西北军区，贺龙仍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

　　二月八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政府委员暨晋绥代表联席会议在延安召开，习仲勋被推选为边区参议会代理议长。边区参议会，用时任西北局组织部长马文瑞的话说，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共产党员应与党外人士商量，因为边区是民主革命根据地，要提高自己，帮助别人，做一个样子给全国看，由此来推动全国民主化。习仲勋代议长在会议开始时发表了讲话。他首先报告了第二次参议会议后一年的工作，然后提出了这次会议要讨论的几个问题：

　　（一）继续并更加大力支持人民解放军作战，直至解放全西北，配合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

　　（二）继续恢复并提高生产与各项建设。

　　（三）准备接管新解放的城市和广大新区。他特别提出这种准备就是准备政策和干部。过去我们在城市和农村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还要系统地确定，并切实贯彻下去。今后更应有计划地抽调干部，集中训练，准备派到新区去。

　　他说，还有一个议题是，为适应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我们要把现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机构和人事作一适当调整。需要我们这次会议作出决定。从他的经历和讲话中可以看出，习仲勋一些民主政治思想观点和认识从这时起就逐步积累和形成，以至他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两度出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为我国人大工作和民主法制建设做出了贡献。马文瑞曾评价说：仲勋同志在参议会和民主政权建设中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保证了中央方针的实现。他以身作则，善于与人团结，推心相与，共同合作，受到民主人士的敬服。他以平等谦虚的态度和民主人士讨论问题，以开诚布公的合作方式和他们交朋友。

　　十七日，习仲勋、贺龙和由前线回到延安的彭德怀、王震东渡黄河，一同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出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会议从三月五日开始，十三日结束。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总结。这次会议制定了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习仲勋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同志的讲话，并结合西北的实际认真参加对会议精神的讨论，对如何迎接全国革命的胜利和如何建设新中国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尤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留下的警世名言：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三月二十三日，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十天，又是一个阳春三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分乘一百辆大卡车和二十辆吉普车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此时，坐在其中一辆吉普车上的习仲勋更是思绪纷飞：由延安到西柏坡，今天要进北平，多么大的历史变化呀！三年三个三月，记载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不凡进程。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把一座空城让给胡宗南，开始了转战陕北的岁月。一年后的三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离开陕北，转移到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进攻。今天，又是三月，中央机关要进入北平，中国人民革命已将迎来胜利的曙光。

　　车队经过两天的行军到涿县宿营。中央决定三月二十五日在西苑机场会见群众代表和举行阅兵式。这一天，习仲勋随中央首长坐火车进入北平，乘汽车巡城观光后，住北京饭店。

　　在参加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习仲勋生活中出现了两件事，使他感到高兴和快慰。三月一日，他与齐心结婚六年后第一个孩子在延安桥儿沟的中央医院出生。秘书黄植将这一喜讯立即电告正在西柏坡的习仲勋，祝贺他得了一个“千金”。因为是在桥儿沟出生，齐心的母亲给孩子取名“桥桥”。二是习仲勋在北京饭店同齐心的父亲和参加筹备全国第一次妇代会的齐心姐姐齐云等见了面。习仲勋回延安时，还带回了姐姐写给齐心的家信，信中兴奋之情溢于字里行间，特别告诉妹妹说：我见到了年轻有为的习仲勋同志……

　　当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际，西北战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野战军发动春季攻势，解放和收复了铜川等十座县城，党的组织和民主政权相继建立。四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中共第一野战军前委在澄城县北的平城召开了第六次扩大会议。王震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毛泽东的报告。习仲勋在扩大会结束时作了总结讲话。他指出：南京的解放震撼着整个国民党反动阵营。有人认为被我们打得焦头烂额的胡宗南集团可能会老实一点，这是天真的想法。从我们长期与他打交道的经验证明，胡宗南这个人是很顽固的，不到黄河不死心。现在他把手中的几个军撤到陇东、泾阳、高陵、临潼，背靠秦岭组成保卫西安的新防线，妄图固守西安，同时又在秦岭以南准备了退路。狡兔尚有三窟，何况这位上将呢！中央已决定第十八、十九兵团由华北入陕。因此我们要抓紧时间进行军事训练，筹备粮草，准备吃大苦，打大仗，解放西安，解放大西北。

　　“解放西安，解放大西北。”习仲勋在这一时期以很大精力投入这一工作。在此之前的四月十二日，习仲勋对全边区公安保卫工作发出指示：正由于我们将要取得全国胜利，大西北将要全部解放，今后的保卫工作不是减弱，而是加强。到六月以后，将是数十万野战军在西北作战，陕、甘、宁、青、新等省的大块地区和西安、宝鸡、天水、平凉、兰州等城市，将迅速解放。这些城市，人口集中，情况复杂，我们在这些城市中，要与隐蔽的敌人作斗争。如果没有充分准备，将不能应付这样复杂的局面。他还对老区、新区的中心区和边沿区的工作以及反特斗争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说：要加强学习，培养干部，改进领导，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党的总路线、总政策及党的各项具体政策，也要学习文化。学习是领导工作的灵魂，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提高了，事情就好办了。

　　四月二十八日，习仲勋在西北军区后勤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在西北，大规模的战争还在后面，后勤工作要加强。第一，在新的形势下要足够认识后勤工作的重要性。没有后勤工作，要取得战争的胜利，要完成政治任务是不可能的。第二，后勤部队政治工作干部也要善于做政治工作，善于用政治工作去指导动员、教育具体工作。政治工作要根据工作对象的不同性质，采取不同方法针对专门业务部门的具体情况进行。第三，要做好支部工作。支部工作做好了，政治工作、后勤工作才有保障做好。

　　五月十日，习仲勋出席西北局在延安桃林广场举行的进军西安干部动员大会并发表讲话。他指出：干部工作队进驻西安，是协助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保护和建设西安市，迅速恢复和发展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使其成为生产与农村经济相结合的为人民服务的城市。他说：我们依靠什么力量来实现这个政策呢？我们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和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把城市管理好和建设好。他强调说：必须保持严格的纪律，密切联系群众，才能胜利地完成接管和建设西安市的任务。一切要按政策办事，不许违反政策，所有重要工作事项，都要事前请示、事后报告，发现问题时，先请示上级再去处理，不许自作主张、先斩后奏。到西安去的各个部门、单位及全体干部，必须完全服从军管会的领导。他要求全体干部坚定无产阶级立场，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努力学习，对于管理和建设城市的知识，必须从做小学生起。我们不怕不懂，只怕不学。只要我们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我们就可以当大学生；反之，怕当小学生，就永远是个小学生。

　　这时，习仲勋领导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即西北军区和国民党第二十二军的和平谈判正进入艰难曲折阶段。五月五日，习仲勋在延安会见第二十二军派来谈判的四名代表，阐明了党的统战政策，并告诫他们：机不可失，起义不能再迟疑。十二日，习仲勋亲笔致信榆林分区领导：

　　一、榆林问题已接近最后协议，二十二军仅先就左协中可控制的整编一个师，余俟将来再说，其地方团队不在该师整编之内，统归榆林分区接收处理。

　　二、地方团队经郝、雷进行工作，争取主动改编极为重要，其编制原则，以我军为基干编组消化，而不是原建制不动或单独编一支队伍，其军官选择好的留用，坏人资遣，其他集训，予以改造，务希妥为安置。其士兵老弱残废及有嗜好传染病者，或个别地富反动分子，统予遣散，其中罪恶重大者务须向人民悔过并交回地方人民监督转变，其坚决不愿干者准予解甲归田。编制时间不宜过早，俟榆林代表归后再动，如此，则他们互相挟制，更对我解决问题有利。否则，该团队可能提出过高要求，或以早起义来抬高价钱。总之，榆林问题已接近最后解决，务须妥善掌握。在习仲勋等的具体指导和推动下，国民党第二十二军接受和平改编条件，榆林宣告解放。

　　五月中旬，第一野战军发起陕中战役。二十日，解放陕西省会西安，历史悠久而成为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十一朝古都回到了人民手中。二十二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入城式。至六月初，二十三座县城解放。身在延安的习仲勋获悉西安解放的消息心情极为兴奋。早在二月二十八日，为了迎接西安解放，顺利做好接收工作，习仲勋就主持召开西北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负责训练干部，收集情况，研究政策，草拟各种条令、条例。五月十八日，习仲勋签发西北局转中央军委关于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组成人员的电报。电报特别指出：在贺龙同志回来以前，由贾拓夫主持军管会及准备筹划所有接管西安市工作。五月二十四日，以贺龙为主任，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为副主任的西安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成立并开始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等也开始准备由延安向西安转移。同日，习仲勋签发西北局关于中共西安市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

　　五月底，习仲勋离开延安时，在王家坪宣布西北局决定，中共陕北区委、陕北区行署和陕北军区成立，领导陕北老解放区工作。随后与边区党政军其他领导乘吉普车向西安进发。天下小雨，山路泥泞，汽车不时出现故障，行程艰难，当天夜宿洛川。他连夜开会并看望伤病员，第二天又在咸阳住下，进一步了解西安的情况和研究进城事宜。进入西安城内，暂住原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的新城大院。后习仲勋、马明方等几位领导搬至建国路原国民党西安市市长王友直公馆住宿和办公。

　　六月四日，刚刚在西安出版的《群众日报》（西安版）发布重要消息：西北人民领袖、党政军负责同志，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司令员兼西安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贺龙和马明方、刘景范、赵寿山等均已抵达西安。他们对于长期在蒋胡集团压迫下的全市工人、学生及各界人民的生活极表关切。全市人民闻悉自己的领袖到达西安，并将第一次与市民会面，万分兴奋。

　　六月八日，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的发展和解放大西北的任务，为了统一西北党政军的领导，决定组成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彭德怀、贺龙分任第一、二书记，习仲勋任第三书记。由于彭德怀正在指挥第一野战军向甘、宁、青、新广大地区进军，军务繁忙；贺龙不久即筹备率军入川与第二野战军会合作战事宜，习仲勋分工主持西北局日常工作。

李云龙

　　●开辟国民党统治区工作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收复延安之日，正是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乘宜川大捷之声威，挥师南下，鏖战西府之时。黄龙山战役中，由于洛川久围不克，彭德怀决心以一部兵力围攻洛川，钳制裴昌会兵团外，野战军主力直插胡宗南兵力空虚的泾、渭河之间以凤翔为中心的西府地区，相机攻占宝鸡，开辟麟游山、陇山新根据地，调动裴昌会兵团及延安、洛川守敌于运动中歼灭之，以巩固我军后方和黄龙新解放区。西北野战军主力从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连克长武、麟游、凤翔、扶风等十二座城镇，二十六日攻克胡宗南后方补给地宝鸡。后又转向陇东，预定各个歼灭国民党军整编八十二师的计划未能实现，于五月十二日撤至老解放区马栏、转角高王镇地区休整。

　　随着西北野战军深入国民党统治区作战，解放区不断扩大，如何恢复建立党的组织和民主政权，巩固维护新区的社会秩序，组织指挥地方军队、民兵配合作战，支援前线等诸多新的问题，提上了习仲勋等领导人的日程。

　　习仲勋在西北局会议上提出当前的方针仍然是：“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开展新区。”其实他对新区的工作已考虑得很多并做过积极的准备。

　　当西北野战军南下黄龙地区作战之时，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局会议，专题研究了地方党组织配合行动和搞好支前工作问题。宜川大捷后，他又提出迅速恢复边区是开辟支援新区的重要条件。应该集中一切力量从事生产，重建被敌人破坏了的家园，恢复十年经营的幸福生活，更加巩固地建立起美满的陕甘宁边区。要发扬“天下农民是一家，全边区人民是一家”的美德，在团结的基础上，不懈怠地努力生产，多打一升粮，多收一斤花（棉花），就是增加恢复边区与支援前线的一份力量。党政军民学，均需在本身岗位上，以战斗精神动员起来，从思想上提高一步，学习政策，时刻联系群众，以迎接新形势下的新任务。

　　当西北野战军发起西府战役之时，习仲勋同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首长名义向各分区发出军事行动指示，为有力配合野战军作战，歼灭胡马集团，扩展我军胜利，顺利发展西北：

　　（一）各地方兵团、独立营、游击队，一致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密切结合，提高部队阶级觉悟与战斗积极性。已形成之地方兵团，力求克服地方之散漫性。新区发展的武装，应注意政治质量，纯洁成分，加强领导与政治教育，在斗争中工作中注意发展党员，以加强党的核心作用。

　　（二）一分区所属三个团，迅速伸到合阳、中、宜地区，协同三纵、关中部队；配合主力作战。其余地方武装，迅速肃清羊泉、黑水寺一线之敌，担任巩固后方交通治安工作，并随时准备参加主力。

　　（三）二分区部队应以积极战斗行动，有计划地断敌榆包交通运输，主动寻机歼敌，以达到逐渐削弱孤立榆林敌人，巩固和发展伊盟，造成将来解放榆林之有利条件。

　　（四）三、四分区主力，由郭、徐、王统一指挥，以三分区为基础部队，迅速由曲子环县南进，追击南退之独立五团，相机收复庆、合，截断小部阻击之敌。并在庆、合以南曲、环以西之镇原、固原广大地区，发展游击战争，扩大地方武装，收复失地和发展新区。主动地牵制马敌行动，以策应主力作战为原则。三边暂以地方武装加强边沿地区和敌区之群众工作和武装斗争，牵制宁马一部兵力。各部应提高警惕，加强情报侦察工作，严密警戒，防敌袭击。

　　（五）五、六分区部队，目前中心任务，应以全力直接配合野战军作战，巩固后方交通，发展新区的游击战争，以及支援前线工作。利用时间，采取轮流方式，整训部队和建设新区工作。

　　五月二日，习仲勋同贺龙、王维舟、张经武等联防军区首长报告中央军委并向各军分区发出通报：第三纵队在军区部队配合下，在白水至洛川公路的追击战斗中，共俘敌一千五百余人，另俘敌逃散兵数百，毙伤敌一千余人，敌损失至少在四千人以上，缴获野炮八门，日造十二厘米榴弹炮十门，六〇炮十门，重机枪十七挺，轻机枪十挺，汽车十八辆（十六辆完好），坦克五辆，解救被敌胁迫群众二千余人。

　　此间，联防军区首长为支援野战军南下作战，派人一次送去农币三百五十亿元，银元十万元，黄金一千六百两，敌币四亿多元，粮食三万石。动员战勤民工一百二十万人（次），付出工日三百七十三万个，运输牲畜一百一十万头，畜工二百六十二万个。

　　当西北野战军在国统区作战时，习仲勋虽身在后方，但仍参与野战军的重要决策，出席西野前委许多重要会议，协助彭德怀开展部队思想政治工作。

　　五月二十六日，中共西北野战军第二次前委扩大会议在洛川县土基镇召开。习仲勋同贺龙、林伯渠、王维舟等边区党政军领导专程由延安到洛川出席会议。西北野战军在挺进西府转战陇东的一个月里，行程一千五百余里，取得了重大胜利，也受到挫折并暴露出部队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此次前委扩大会议主题检讨总结西府战役的经验教训。素以严于治军著称的彭德怀主持会议并作春季攻势概况总结讲话，又有这么多的领导和纵、旅首长全员出席，会议气氛特别严肃。

　　彭德怀在肯定了出击西府的成绩和产生的重大政治影响后，坦率而认真地承认在战役指导上犯了若干错误，“特别是我应负主要责任”。他也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对造成战役被动局面的纵、旅首长给予严厉批评。他怒不可遏地历数了个别指挥员一件件失职行动后说：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是要砍脑壳的。习仲勋到土基镇后，认真听取了野战军首长关于战役经过的介绍，并广泛同纵、旅的军政领导进行了交谈，对部队存在的问题有了一个基本了解。在林伯渠、贺龙讲话之后，他发表讲话，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彭德怀在会议开幕时作的报告和林伯渠、贺龙的讲话。他认为：西北野战军第一次深入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作战，战役是成功的，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野战军出击西府，震动西安，使胡宗南军不得不完全撤出洛川以北地区，扩大和巩固了陕甘宁解放区，特别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收复，在国内国际都产生了重大政治影响。由于将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扩大了党和人民军队的影响，减轻了老解放区人民的负担，创造了继续胜利进军的条件；粉碎了国民党军预谋歼灭西北野战军于西府地区的梦想。同时，进一步钳制了胡宗南的兵力，有力支援了中原和其他战场解放军作战。习仲勋在分析了战役存在的问题和经验教训之后，严肃地对在此次作战中存在严重的自由主义，对干部放任迁就，执行命令不积极、不坚决，甚至贻误战机的纵队干部提出批评。习仲勋的讲话受到与会同志的赞同。六月一日，彭德怀在会议闭幕讲话时特别提到：“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林伯渠、贺龙、习仲勋、王维舟诸同志的讲话，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启示，将使全军在思想领导上，掌握组织原则上，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上，提高一步。”时任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的廖汉生回忆这次会议说：散会以后，彭总把一纵的同志留下来，继续了解情况，林伯渠、贺龙、习仲勋等领导同志也都参加了。几位首长给我们开了个小会，严肃地批评，一纵仗打得不错，工作有成绩，作风纪律也比较好，连着受了表扬，就骄傲，就听不进批评。林伯渠还语重心长地评价彭老总说，德怀，德怀，有德可怀呀！

　　习仲勋在参加前委扩大会议期间，对新解放的黄龙地区的情况作了一些调查。他了解到：这一地区反动武装大部肃清，特务组织已打垮，但是秘密活动在宜川等一些地方还较为严重，土匪盘踞暗杀干部的问题还时有发生。韩城、合阳、澄县边沿地带常有战斗。群众中还存在许多思想顾虑。习仲勋感到，这些情况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是不相适应的，特别是野战军连续作战之后，十分疲劳，要在黄龙地区完成整训，在整训同时还有作战任务。因而黄龙地区要尽快建立必要的组织和秩序，使工作走上轨道。因此，他同其他领导商量后，决定召开一次黄龙分区干部会议，以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

　　六月三日，即前委扩大会议结束的第三天，习仲勋出席黄龙分区干部会议，并发表讲话。他首先肯定了黄龙分区党的工作有着十多年的历史，现在又有三千多名党员，又先后从老区派来了五百多名干部，这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基本条件。但是我们的工作中还存在忙、乱、慢、散的问题，必须切实加以克服。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有针对性地提出要做好的五项工作：

　　（一）发动群众是当前工作的根本环节，其内容包括：减租减息、清算恶霸、清算特务、合理负担等项。在清算斗争中，必须将政治和经济分开，分别处理，克服“左”和右的倾向。应该是有领导地、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放手发动群众，对地主及恶霸富农的旧租旧债一律废除。使群众斗争的形式适合斗争内容。

　　（二）合理负担问题。全分区要完成夏征公粮十二万石任务，并掌握三项原则。一是要比国民党的负担轻，公粮征收不超过应征户收获量的百分之十五，连同其他的负担，总计不能超过百分之二十。二是要尽量就地解决军需供应，不能依靠老区。三是贯彻阶级路线和政策，适当减轻贫雇农的负担。要广泛宣传，向群众讲清道理，反复地解释，使群众了解，现在和过去的负担，性质完全不同，过去是国民党政权征集民财，现在是支援人民自己的军队打胜仗，保护人民自己的利益。

　　（三）武装工作。民主政府如不抓紧武装工作，群众利益便无保障。第一，要组建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和自卫队，为保护群众利益和以后扩大武装打好基础。第二，对现有的游击队集中整训，使其成为地方兵团。第三，以地方部队二十二、二十三两团，改编四旅，充实到野战军，扩大主力。

　　（四）财经贸易问题。贸易公司的基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平抑物价，稳定金融，解决财政，使其在经济上获得更利于翻身的条件。要发给小摊贩小宗贷款，低价批发货物，给以外汇便利，以供给农村需要；实行贸易管理，禁止粮食棉花出口，敌币、白洋予以严禁，加强缉私。坚持自愿原则，发展合作经济。习仲勋在讲话最后，特别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严格要求，他强调说：各级领导要高度发扬执行政策的责任心与积极性，提倡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扫除一切拖拉疲沓现象。我们必须认清形势，正确估计自己的能力。我们今天是处于新的环境，过去的工作经验与工作方式，已不适用于目前的具体情况，必须深入群众，实事求是，重新学起，充实知识，适应工作要求，时刻警惕，力求进步，抓紧政策学习，有效地组织与使用人力，发挥人力，走出机关，走出城市，深入下层，发动群众。只有一心一意地为人民服务，才会有力量，才会有办法。

　　习仲勋提出：分区应即成立支前委员会，使党政机关从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有领导、有分工、有重点、有检查地进行工作。领导机关必须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具体组织力量，实现党的政策，必须深刻记取，政治路线正确，如无正确的组织路线，也是不能实现的，也会犯错误的。

　　习仲勋针对黄龙实际情况提出的一些观点和意见，对新解放区的工作是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这是他长时间调查思考并经西北局领导集体研究讨论后逐步确定和完善的。在此之前，他同贺龙、林伯渠等连续三次召开西北局会议，并吸收黄龙地委的同志参加，认真讨论制定新区的生产、财政、金融、贸易、支前问题，并派出大批干部去新区工作。

　　习仲勋认为：在老区我们已有完整的一套，干部有经验，群众也有经验。但是“陕甘宁边区党对新区情况生疏，思想上又缺乏充分的准备，过去所获的各种观念，到今天实际中竟全部皆非。如何把中央的路线、政策在全党同志中搞清楚，搞一致，适当地解决新区各种问题，成为做好新区工作的关键”。

　　习仲勋根据新区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西北局集体讨论的意见，于七月十四日致电毛泽东，就新区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提出了建议，请求中央指示。报告分为五个部分：

　　（一）坚决贯彻中央政策是顺利建设新区的重要条件。蒋管区的广大人民，包括一些中上层分子对我党我军的态度是好的，都是愿我少犯错误，迅速推进革命胜利。普遍的顾虑，是我们能不能照宣布的政策办事到底，故要求再不犯政策错误。

　　（二）抗战期间，陕甘两省农村生产未遭大的破坏，蒋管区的农民生活并不像我们过去想像的那样无法活下去。一些地方中农户数占百分之五十五左右，小农经济较为发展。故我军进出这些地区，必须严格遵守党的政策，群众纪律也要十分严明。

　　（三）新区解放后，首要任务是建立革命秩序，宣布解散一切反动特务组织，有计划地转入发动群众，进行社会改革。(1)新区土改不应过早提出。(2)解放县城后，要统一管理城市，宣传纪律，加强发展生产，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的城市。(3)新区政权初期不宜过急实行民主选举。故新区建政，可发动党组织临时推选或指派，如我军过后不能巩固者，还可暂时利用旧的保甲。(4)对敌特、警匪武装，采取政治瓦解为主、军事清剿为辅的方针，对起义者改造，缴械者从宽，有功者奖励，罪大恶极者法办，顽抗者坚决消灭。(5)新区财政是我们最不熟悉的工作。税收应一律维持原状，由原税收机关按原规定向民主政府交款，俟我有力管理时，再去接收。(6)新区学校应采取坚决保护政策，初解放时，一律维持现状。(7)对统一战线政策，许多地方有所忽视。要注意敌人阵营内发生了很大变化，把中上层分子中的蒋党团派、地方派、在野派区分开来。

　　（四）派出去到新区的近千名干部理论水平不足，执行政策不谨慎，照搬老区工作经验。要开展一次普遍的学习运动来克服上述缺点，创造适应新区环境的工作作风。

　　（五）党的队伍、党内思想、党的政策，已为各级党委所重视，工作也有了很大转变，但仍有自以为是、各自为政无组织无政府现象存在，必须坚决克服。习仲勋在电报最后提出拟于七月十七日召开西北局干部会议，对以上问题展开讨论。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传阅了这一报告，并给予高度评价。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复电习仲勋，电文称：

　　“仲勋同志并转西北局：

　　午寒电悉，报告内容很好。所提各项问题的意见都很重要很正确。望提交西北局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再加讨论。我们已将此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参考。”

　　同日，中央在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批转习仲勋报告时，加了以下按语：西北局习仲勋同志七月十四日给毛主席报告转各地参考，中央已复电同意报告中所采各项方针。

　　习仲勋在报告中提到的要在七月十七日召开的西北局干部会议，即陕甘宁边区地委书记联席会议，是总结边区自义合会议后的土改整党和工作，提出后半年以至下年度春耕前工作任务的一个重要会议。因为当时：一是西北野战军暂时在黄龙地区进行休整，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间。二是客观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需要统一思想，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据此，习仲勋和其他领导商量决定召开这样一个规模较大的各级干部会议。

　　会议原定十五日召开，因为准备仓促，故推迟到十九日召开。会议共开了十七天，于八月四日结束。习仲勋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作了报告。贺龙就军事财经问题作了报告，林伯渠、马明方、王维舟、李卓然、贾拓夫、马文瑞等都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习仲勋的讲话是会议的主题报告，他全面地分析回顾过去的工作，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方针政策。报告经过与会同志十多天时间的讨论，获得一致通过。

　　习仲勋首先对去冬以来的工作作了客观评价和估计：陕甘宁边区的工作有了很大进步。党内干部思想作风进行了整顿，完全改变了战争初期那些混乱状态；在对敌斗争、支援前线、生产、救灾和开展新区工作上，均有显著成绩，因而有效地帮助了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解放黄龙，并继续将战争推进到蒋管区去。同时在基本区六十万人口的地区，发动了群众，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他在深刻检查了工作中出现的“左”右偏差和存在问题，剖析了其原因后，指出：正因为这错误得到纠正，并将全部工作基本纳入正轨，我们才获得了解决老区、半老区土地问题的丰富经验。正因为有这些进步，今天就有更便利的条件，正确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在基本区发土地证，确定地权，普遍整顿农村支部，恢复与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加强新区工作，全党开展学习运动，克服党内思想上的经验主义倾向和组织上的无纪律、无政府倾向，加强党的统一领导。”

　　他在讲到土改问题时对陕甘宁边区现状，提出了新的概念，即基本区、接敌区和新区三种地区。接敌区和新区应以对敌作军事斗争为中心任务，今年不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基本区包括老区、半老区的大部分，封建的土地制度已基本消灭，不论过去是否调剂了土地，不再提土地改革问题，而以确定地权发土地证为中心，将工作方向转入团结农村一切人民、准备和发动明年大生产运动这个基本任务上去。他还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对发放土地证、确定地权以及阶级成分划分等，提出了具体政策要求。

　　在谈到农村整党问题时，他要求：秋冬两季，必须在基本区完成党支部整顿工作，以纯洁党的组织，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提高党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把农村工作推向前进。要采取党员和党外群众代表结合开会的方法，审查干部和党员。在处理干部和党员时必须采取谨慎严肃态度：对那些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蜕化分子，应坚决清除出党；对个别作风极坏、为大多数群众憎恨的分子，亦应开除党籍；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和党员给予应有的公平处理，一般不要处罚过多和过重。这样整党的结果，务使所有干部和党员的问题得到彻底的正确的解决，迅速提高觉悟，真正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增加工作的积极性，同时也使党外群众受教育，加强干部、党员和群众之间的团结。

　　习仲勋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基本任务概括为生产和支前。其目标，首先是恢复战前的耕地面积，并继续恢复农村各项副业、家庭纺织和手工业，在此基础上恢复城镇商业、运输业等。秋冬两季完成对明年大生产运动的一切准备工作。主要是：改订农业税（公粮）负担标准；灾荒和病疫尚未完全过去的地区，继续认真救灾治病；组织在自愿和等价交换两项原则基础上的变工队和各种互助合作；绥德地区继续组织移民到地广人稀地区开荒生产，移民区则应切实安置移民。他特别要求，领导干部必须亲自下去，具体帮助区、乡干部，细心准备，依据实际情况，拟好明年生产计划，循此努力，求其实现，并把工业生产摆到适当位置上，加以重视。

　　对于新解放区的工作，习仲勋讲得比较详细。他说，新区的主要任务，就是联合和中立一切可能联合和中立的社会力量，帮助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军队。新区的巩固和发展，关键在于执行正确的政策，领导机关和干部必须认真研究，十分严肃、十分谨慎地按照当地实际情况，正确实现之。他认为，为了新区发展的需要，必须大批准备干部。各级党的组织部门应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转到有计划地大批培养干部上去。共产党员应把到新区工作作为自己的光荣岗位。同时新区各级领导要有意识、有计划地培养本地干部，培养劳动人民中间的积极分子和教育改造青年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建立新区工作的有力础。

　　习仲勋严肃地指出了党内存在的疲沓散漫、责任心不强、组织纪律观念淡薄、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闹独立性、不愿去新区工作等错误现象，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和危害，有必要进行一个深入的学习运动。这个运动必须在领导干部负责、理论与实际结合、提高觉悟、改进工作的方针下，正确地开展起来。提倡认真读书、反复钻研文件、多思考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勇于改正错误的风气。

　　七月中旬，陕甘宁边区青年团和青年联合会同时开会。习仲勋和马明方出席会议。他提出：边区青年运动的方针，应是组织边区广大青年积极支援革命战争，支援蒋区青年群众的爱国运动，消灭胡匪，解放西北。青年干部要抓紧学习文化、科学、政策，学习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要踏踏实实、活活泼泼、紧紧张张、遵守纪律，不怕艰苦，不怕牺牲，使得团的组织成为党的，坚强的后备力量和推动工作的有力助手。

　　习仲勋的报告送到中央新华总社，于九月九日播出。经毛泽东、周恩来批改后，十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各中央局、分局，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仲勋同志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和交通送来的结论提纲，均已阅悉。中央基本同意这两个文件的内容。

　　西北局干部会议结束后，习仲勋的报告迅速传达到基层，会议提出的工作任务逐步在边区、新区和解放区得到贯彻落实。

　　当习仲勋、贺龙等以主要精力主持召开西北局干部会议之时，经过一个多月政治、军事整训的西北野战军正在酝酿新的作战行动，即在渭北打胡。七月十九日，彭德怀就粉碎胡宗南对黄龙山区的进攻致电中央军委，随即发动黄龙南线战役。八月八日至十日又在澄城县以北冯原镇、王庄镇地区给敌整编第三十六师歼灭性打击，歼敌近万人，收复了韩城、合阳、澄城，扩大了黄龙分区。澄合战役后，又于十月、十一月胜利进行荔北战役和冬季战役。

　　七月二十一日，为配合西北野战军主力歼击进犯黄龙之敌，习仲勋和贺龙电令各分区：黄龙全体党政军民立即动员起采，准备迎击犯敌，直接配合主力作战。令关中、西府部队主要活动于敌之侧后，关中部队必须与四纵联系，应有计划、有组织地尾追敌一师；令陇东主力与骑旅于庆北曲环地区加强活动。三边、绥德酌情集中一部游击队配合分散的民兵，积极抗击近日出扰抢粮之敌。各分区必须用一切可能手段加强对当面敌情的侦察，积极开展政治宣传瓦解工作。

　　八月六日，在澄合战役即将打响前夕，习仲勋、贺龙联名致电彭德怀、张宗逊，对战役计划提出重要建议：因敌三十六师集结冯原镇周围二十余里，正面狭窄，我们建议在战术上似应正面（西）攻入敌阵，采取小包围，有重点将其分割，打敌之指挥机关，求得一营一团的聚而歼灭之，尔后再以足够的预备队逐步扩张战果。如果歼灭其大部，再依情况乘胜连续夺敌侧后弱点而歼击三十八师或十七师，以打开南线敌我对比的状态。这一建议，对于彭德怀及时调整作战部署，夺取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决策作用。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给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发来贺电，称赞：这一胜利，正粉碎了胡匪在西府战役曾获得胜利的胡说，并继续使胡匪陷于被动，便于我开展关中的胜利局面。

　　十月五日、二十八日，习仲勋、贺龙联名先后向各军分区、旅发布作战命令，以配合西北野战军主力发起的秋季作战和冬季作战。在十月五日的电令中要求：为配合南线西野主力发动秋季攻势和华北第三兵团向西进展，各部队在十、十一两个月期间应积极作战。警备四旅、黄龙、关中、西府部队直接受野司指挥，所属部队整训练兵工作暂时停止，均须配合南北我主力攻势作战，并须与保卫秋收作战配合起来，只有消灭了敌人，就是配合了主力行动。十月二十八日，习仲勋与贺龙以联防军区司令部名义电令关中分区：今冬作战任务，主要是积极主动灵活的游击战争与配合主力作战。以渭北总队及二十一团放在淳、耀、三、泾方面。必须强调部队执行政策，严肃纪律，深入群众工作，争取瓦解敌军，适时扩大部队。

　　习仲勋在领导新区工作中，还十分重视保护文物、剿灭土匪和组织农业生产，以巩固和发展新解放区政权和经济文化。他对部队和到新区去的同志常叮嘱说：西北是我中华民族发祥之地，历代文物古迹甚多，凡我党的组织和人民政权均应负起保护文物遗产的责任。早在三月二十六日，当西北野战军南下作战之时，习仲勋和林伯渠、贺龙联合署名发出《保护各地文物古迹布告》：在我军到达新解放区时，应由军队政治机关训令部队切实遵守保护古迹文物的法令。其中特别贵重的应开具清单派人护送西北局宣传部统一保管。其种类为：古版书籍、宗教经典、地方志、风土志、贵重图书资料、包括外文书刊、专科书籍及各种调查图表；古代钱币、铜铁钟鼎、陶瓷器皿、古字画、碑雕刻及照版等。凡老区、新区的古迹名胜如碑塔、陵墓、雕刻、塑像、古树木、寺院、庙宇及其他一切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均需一律保护，必要时指定专人保管移交，以免损坏。后来西北地区的文物古迹损毁极少，并以它不可替代的特点为社会的进步和精神文明发挥着积极作用，这与习仲勋等在战争年代的远见卓识和采取的保护措施是分不开的。

　　习仲勋还注意到，在新解放区，匪患活动对政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干扰极大。他亲自调查了解匪情社情动态，摸索总结土匪活动规律，正确领导剿匪斗争。黄龙分区在消灭匪患中取得了胜利，并提出了“起义者改造，缴械者从宽，有功者奖，罪大恶极者杀，顽固抗拒者坚决消灭”的五项原则。习仲勋觉得很有借鉴作用，便对黄龙分区的剿匪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这些经验包括：首先武装打击，使其走投无路，放弃对蒋胡军的幻想；其次在武装打击的基础上，宣传政策，分化瓦解；再次军队与政府间、区、乡政府间、军队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统一组织行动；第四要注意对缴械之后的匪徒妥善安置，防止这些人再逃入敌区等。九月二十二日，习仲勋和贺龙等联名将黄龙剿匪经验上报中央军委。周恩来批示军委一局择要通报全军。

　　九月二十二日，习仲勋、贺龙等向分区（旅）首长发出指示，指出：秋收时间已到，为保卫秋收，保卫人民利益，支援战争，各地方兵团、独立营，各县游击队、武工队、全体民兵自卫军，应坚决地协同党政民一齐行动起来，有计划、有组织地划分任务，坚决打击抢粮之敌。指示对驻防于不同区域的部队、武工队以及党政军负责同志的任务、职责和活动方式都作了详细规定。周恩来批示了这一指示。翻开这段历史档案，每逢耕种、管理、收获、阴雨干旱农时季节，西北局、边区政府、联防军区都适时发出不同内容的计划、指示等，从中可以看出习仲勋等西北局、陕甘宁边区领导人对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的重视和关心，也体现他们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时序也到了一九四八年岁末。为了总结全边区和新区党的建设和其他工作，提出新时期任务，西北局于十二月上旬召开了组织工作会议。四日，习仲勋在会上着重就若干领导问题发表了颇有新意的讲话。他为什么要强调领导问题呢？因为他了解到，一些同志“常常喜欢争执鼻子尖下的小事情，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这长那短，并不去想千百万人的大事情。有些领导机关也还不能通盘考虑问题，从远处大处着眼，考虑哪些是自己所管理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如何去安排这些问题，仍然是在琐屑事务中间纠缠”。“许多党的领导代替了群众组织，代替了政府机关，代替了事务部门的事情。这实际是降低了党的领导水平，减弱了党的领导作用。”

　　因而，他在讲话开始时，简明扼要、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做工作必须看清局势的发展，一切从发展的情况出发，紧紧把握时机，做好准备。准备什么？首要的两件即干部和政策，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都是为此。

　　他严肃批评了一些地方没有把中心工作和其他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像小炉匠一样，一件一件零做”，致使各地工作进度很慢，裹足不前。他认为这是由于领导方法存在问题而产生的，是领导同志对土改、建政和明年大生产这一系列工作的中心和其间的关系缺乏确切的了解造成的。他掷地有声地说：今年秋冬两季进行这一工作为的是什么？一句话，发动和团结农村劳动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他论述说：错误的领导方法，实际上就是不相信群众，不懂得群众发动起来了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不懂得群众就是一切力量的源泉。这种思想方法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只看到现象，没有看到事物的本质；只孤立看问题，没有找出各种问题中间的联系；只看见现在，没有看到将来，只求形式上完成任务，没有想到更重要的是为工作前进打好基础。其根源又是经验主义作怪。

　　他在报告最后提出改善工作领导的观点。要迅速扭转上述思想方法，加强党的政治和组织工作，检查工作应以群众发动的程度如何、农民群众中各种问题解决的程度如何为准绳。各地委和县委必须指派四五个到六七个能够代表地委和县委的负责干部，分头巡视，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帮助各地总结经验，交流经验，这样使党的领导机关随时了解运动发展的情况，抓住当前运动的每一重要环节，有效地把运动推向前进。

　　习仲勋的这篇报告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新华社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全文予以播发。发表前刘少奇对文章清样仔细作了修改订正，并批示道：此件很好。可以发表。但各地在解决群众的问题（土改和整党是关涉群众最多的问题）时，在取得典型经验后，很少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来加以推广，这是一个缺点。请以后注意此点。

李云龙

　　第16章 一切为了胜利

　　●全力配合前方作战

　　当习仲勋集中精力领导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的时候，西北战场局势发生着转折性的变化。自沙家店战役后，西北野战军乘胡宗南集团慌忙南撤之机连续发起岔口、关庄追击战，和黄龙、延（长）清（涧）、第二次进攻榆林战役、战斗，消灭了国民党军有生力量，恢复了陕甘宁边区被敌人侵占的大部分失地，巩固和扩大了解放区。继而西北野战军在一九四八年冬季整训中，通过以“诉苦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一九四八年二三月间，西北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关于转入外线作战的指示，以十一个旅六万兵力围城打援，在宜川、瓦子街地区一举歼灭胡宗南主力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五个旅，近三万人，创造了西北战场上的一个空前大捷，陕北形势发生根本改观。接着又挥师南下，攻洛川、宜川，解放黄陵、宜君，收复甘泉、白水、富县、黄龙山麓。在撤离延安一年间，共歼国民党军九万九千多人，其中毙伤三万五千人，生俘六万三千多人，起义三百二十人，收复与解放县城二十二座，将战争从陕北引向了渭河以北关中国民党统治区。

　　为了争取野战军前方作战的胜利，以习仲勋为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以贺龙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和以林伯渠为主席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虽然职责不同，但是他们“虽分不见分，比合还要亲”，精诚团结，通力合作，指挥地方部队、民兵开展游击战争，袭扰敌人，配合作战，或整顿财政，发展生产，解决军需民食，或动员群众坚壁清野，破坏敌人军用设施，或抬担架，搞运输，担负各种战场勤务。陕甘宁边区各级党政机关和一百五十多万群众迅速转入战争状态，一切服从战争，男女老少都为战争服务，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习仲勋为此更是呕心沥血，煞费苦心。每当西北野战军进入一个新的地区作战之时，他即指示当地党的地下组织全力配合，尽最大可能搜集情报，做好瓦解国民党军和基层政权工作，采取不同形式宣传我党我军的政治主张，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反对蒋介石的黑暗统治。

　　早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当西北野战军进行第一次榆林战役、沙家店战役之际，习仲勋即以联防军政委名义和贺龙司令员向各分区、地方部队发出关于配合野战军作战的指示，提出：

　　（一）各分区各地方兵团、游击队和民兵，应根据分区当前情况，积极地打击敌军，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消灭可能歼灭的反动武装，摧毁反动政权，策应北线主力作战及准备配合主力反攻。

　　（二）延属分区除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彻底破毁咸榆公路外，目前乘敌空虚组成较大的游击队，有计划、有重点地歼灭本分区的反共团、还乡团等反动武装，摧毁各县反动政权，收复广大地区，并在积极进攻战斗中锻炼和壮大自己的游击队，争取逐渐发展成有战斗力的地方兵团。

　　（三）陇东、三边的党和军民应以反清剿为中心任务，应竭力整顿内部组织，肃清内奸，艰苦地进行群众工作。要发展边沿区的游击战争，支持内地区的斗争，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避免与敌主力作战，不打硬仗，不打被动仗，要多打有把握的小巧仗，以巩固部队，提高群众胜利信心。

　　（四）关中分区所有地方武装应归司令员王世泰指挥，缩小敌占区，放手发动游击战争，有步骤地开辟新解放区，力求发展和壮大游击队，并解决人力、物力的困难。

　　（五）绥德分区目前一切力量服从前总指挥，配合主力作战。在敌后交通线上，发动各分区和武装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并尽可能地动员分区人力物力，解决野战军之担架、运输、粮食、军鞋等困难，并将已集中之新兵迅速补充野战军。

　　这一指示是由山西省临县发出的。指示最后强调：奉军委指示，边区机关已安全转到河东来，各分区首长应发扬高度的自觉性和机动性，对党对战争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在党中央正确的政策和战略方针下，依据当前的情况去布置今后的工作，完成自己所负的战斗任务，为党为人民立功而奋斗。

　　各分区地方部队、游击队和民兵在联防军司令部的指挥下，积极主动地开展武装斗争，机动灵活地袭扰犯敌，在野战军屡次胜利歼敌战斗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沙家店战役和两次进攻榆林，联防军和地方部队均在一个方向担任作战任务。此间，贺龙、习仲勋还根据军委电示，令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司令员王世泰率警一、二旅直出长武、邠州，攻占泾河以南、渭河以北诸县，后又向宜君、同官、耀县发起进攻，发动黄龙山战役，一度解放白水、黄龙，后编为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群众日报》报道：陕甘宁地方军和民兵，在毛主席、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联防军首长的正确指挥下，广大群众、全体指战员勇敢坚决对敌斗争，积极配合野战军作战，打退了蒋胡军的进攻，保卫了边区人民的利益，获得了光辉战绩。地方军作战三千三百二十三次，毙伤敌人五千五百六十五名，生俘八千九百五十一名，投诚八百五十名，共计歼敌一万五千三百六十六名；缴获步枪五千零四十五支，短枪二百二十六支，枪榴筒三个，轻机枪一百八十一挺，重机枪十八挺，手提机枪及司登枪、卡宾枪五十八支，山炮一门，火箭炮一门，迫击炮十门，六〇炮十六门，掷弹筒七十四具；缴获机步枪弹五十八万七千二百三十五发，炮弹一千四百二十六发，掷弹一百六十三颗，手榴弹八千九百五十二颗，枪榴弹一千四百七十六颗；缴获战马三千三百六十四匹，牲口一千四百九十五头，电台三部，报话机一部，电话机二十九部，电线四千零七十斤，望远镜七具，粮食二千零九十九石，布二百零三匹；收复甘泉、安塞两城，击落敌机二架，击毁汽车二十九辆。民兵作战九百四十七次，毙伤敌九百名，俘敌及特务一千六百二十三名（内有敌团长萧伯廉），共计歼敌二千五百二十三名。缴获步枪三百七十六支，短枪四支，轻机枪十九挺，司登机枪四支，卡宾枪二支，子弹十六万四千六百三十发，炮弹一百五十五发，手榴弹一千二百六十六颗，枪榴弹一百九十八颗，战马二十二匹，牲口九十四头，报话机一部，电话机六部，粮食一百四十五石，电线七百九十斤，望远镜一具；毁敌碉堡一千零四十八座，破敌城寨二十一座。

　　在西北战场，能否保证前线官兵的粮食供应，成为能否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也成为摆在习仲勋、贺龙、林伯渠等陕甘宁边区领导人面前的头等大事。当时西北野战军共有兵力约六万人，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及游击队约二万人。八万余人每月需粮一万六千多石。而陕甘宁、晋绥边区人口仅四百余万，且土地贫瘠，农业生产落后，粮食产量很低，加之连年缺雨，旱灾严重，粮食只收到丰年的四五成。国民党军队入侵陕北后，“胡祸”横行，大片土地荒芜绝收，供给出现异常困难。但是，自古以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前方将士的军粮供应时刻令贺龙、习仲勋等牵挂于心。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彭德怀仅半年多时间发给贺龙、习仲勋急切要求补充前线军粮供应的电报达二十多份。沙家店战役后，毛泽东在四日之内两次致电贺龙、习仲勋，要求解决前方粮食问题。八月二十四日电报提出：请你们派几批得力人员分赴各县大力动员粮食，即可保障作战计划之完成。二十七日，毛泽东又以军委名义急电贺龙、习仲勋：野战军南下，已无粮携带，着从速令绥（德）延（属）两地区沿途筹粮。宜川大捷后中央军委发给贺龙、习仲勋急电：宜川、延长一带粮食奇缺，伤员及俘虏甚多，半年内新的伤员及俘虏均须向该区后送，新兵则经该区前送，一个半月后还可能移军打延安，因此从河东筹运三万至四万石粮食至延长、固临、宜川地区极为必要，此事请贺、习酌办。彭德怀从前线发出的类似电报更多，如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六日在夺取洛川前夕急切地致电贺龙、习仲勋：惟打延安需要一万二千石，须河东从小船窝、马斗关运输五千石，山西筹一千石。盼贺、习考虑速复。仅以上电文便可看出军粮供应困难是极为严重的。时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贺龙曾感慨地说：河东承担的抗勤任务曾超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总和。

　　在严峻的经济困难面前，习仲勋同贺龙、林伯渠等党政军领导人一起，按照中共中央的决策，首先成立了以贺龙为主任的西北财经办事处，迅速实现了两区财政经济的统一。使两区银行、贸易公司合并，成立了统一的贸易公司和西北农民银行，晋绥联防军供给实行财供合一，统筹统支。西北局为了保障军粮供应和做好生产救灾工作，还专门制定了《陕甘宁边区组织运粮救灾工作大纲》，成立了运粮救灾指挥部，习仲勋任政治委员。同时还指示陕甘宁边区各地成立兵站，负责筹粮、筹款、运输、供应工作，使野战军进军所到之处军粮能及时得到供应。据统计，一九四七年全陕甘宁边区动员缴纳公粮二十四万六千石，较一九四六年的十六万三千石增加了八万三千石。在榆林战斗中，晋绥第一、二、六、九、十分区都动员群众背粮。仅临县三个乡就动员了六十九万人次，其中妇女占三十二万人次，投入到送粮的队伍中。习仲勋回忆这段经历时曾深情地说：广大群众宁肯吃糠咽菜，也要把仅有的一点粮食送给自己的军队。一九四七年十月间，我在绥德、米脂、清涧一带，亲眼看到许多乡亲把还未完全成熟的高梁、豇豆采收回来，连夜炒干交给部队。清涧县东区直川山，有个闹红时期的妇女模范刘大娘，听说毛主席也和大家一起吃黑豆、榆树叶干面，难受得热泪直流，把坚壁在后山的五升麦种、三升豌豆种取回，连夜磨成面，擀成杂面条，托人送给毛主席。

　　西北野战军在与多出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的艰苦而紧张的长期作战中，其消耗是很大的，因而适时筹措补充各种军需物资、武器弹药、兵员经费也是摆在习仲勋、贺龙等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他们在联防军内部精简机关，充实作战部队；在老区动员归队，组织游击队，扩大地方兵团。同时，多次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名义发出《关于扩大西北人民解放军的决定》、《参军动员令》等文件，许多县、乡领导、劳动英雄带头参军参战，一时掀起参军热潮。一年间，全边区四万二千青年参军，其中绥德分区二万人，延属分区一万人。一九四七年冬季来临之时，彭德怀急电贺龙、习仲勋，请求尽快补充部队越冬被服、装具和经费。但是后方灾情严重，农业减收，财政经济极为困难。习仲勋、贺龙、林伯渠议定将陕甘宁、晋绥边区的土特产通过商人贩往国民党统治区出售，换取一定的钱物以供军需。时任绥蒙军区副政委的张达志奉贺龙、习仲勋之命，以陕甘宁晋绥游击队司令员身份带两个骑兵团，既不游击，又不打仗，而是专为部队做买卖，筹措钱财。在现存的档案中，有一份习仲勋一九四八年二月八日写给西北贸易公司经理兼西北农民银行行长喻杰、副经理兼副行长刘卓甫、监委兼政治处主任史唯然等人的批条，可以看出战争年代这种特殊的贸易形式，批条写道：“准予以肥皂作外汇在内地主要据点交换进口物资，但务须按规定章程办事，以免流行内地，妨碍缉私。”

　　在西北野战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和边区军民紧密团结、浴血奋战、不断取得胜利的捷报声中，人们感觉到，西北战场决战的步伐加快了。

　　一九四八年二月六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贺龙、习仲勋：“联防军的全名应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简称‘联防军区’，下辖晋绥军区及陕甘宁各直辖军分区。”贺龙为联防军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

　　三月十日，边区各界举行了一个万人参加的庆祝宜川大捷及纪念“三八”节大会。习仲勋充满胜利的喜悦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他说：回忆去年今日，我们曾在延安开会，动员全边区人民起来保卫边区。经过一年来全体军民不屈不挠英勇奋斗，我们不仅打退了蒋胡匪军的进攻，而且使自己转入进攻。宜川大捷证明：光复全边区，解放大西北已为期不远了。习仲勋的预言，不久便变成了现实。

　　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局势迅速发展。一年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陕北的山峁沟岔间“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指挥着全国各路大军奋勇作战，战场迅速向长江北岸推进，国民党军除了在大别山和淮北地区还有一定主动外，其余一切战场“全是被动挨打”。为了能直接地掌握各个战场的情况，便于指挥全国的战略决战，毛泽东决定率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东移，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同中共中央工委会合。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即将离开生活和战斗了十三年的陕北时，殷切地电告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彭德怀：“陕甘全局，除陈谢一个旅在陕南外，由你们独力担任。”习仲勋深切感到，这不仅仅是给彭老总一人的电报，而是对陕甘宁边区党政军领导和全体军民的嘱托。回想起党中央、毛泽东初到陕北之时，陕甘苏区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下，濒临最后丧失的严重危机，自己和一大批领导骨干，也正是在党中央到达陕北后，才走出“左”倾机会主义者的牢门。转眼十多年过去，陕甘宁边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在迎接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此刻，对党中央、毛泽东由衷的敬仰、爱戴和依依不舍之情萦绕心头。

　　在习仲勋三月十日讲话预言收复全边区为期不远一个多月后，延安又回到了人民手中。随着西北野战军出击西府，深入国统区胜利作战，四月二十一日，据守延安的胡宗南、何文鼎部，在孤立无援的形势下弃城逃跑。中国人民解放军延属军分区部队和游击队进入延安市区。我军主动放弃一年一个月零三天后延安宣告光复。

　　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致电彭德怀、贺龙、习仲勋、林伯渠及西北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祝贺收复延安的伟大胜利。二十五日，西北局发布庆祝延安光复的通告。五月四日，延安各界举行庆祝光复延安胜利万人大会，并通过了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西北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

　　习仲勋没有出席当天的会议，但是他的心情是极为欣慰的，尤其是在胜利的欢呼声中，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及时提出：各地方兵团、游击队、民兵，应更加积极地围击少数残余据点之敌，肃清反动团匪，并勇猛追击敌人；延安光复后老区担负的责任更重，不但必须大力进行生产和各项恢复工作，而且必须继续努力支援前线；要使边区广大干部群众认清目前形势与任务，鼓舞胜利的信心，克服任何松懈情绪，我们到达最后胜利已为期不远。

　　四月中旬，联防军区绥德分区部队奉贺龙、习仲勋令，在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鸡儿圪歼敌二千余人；三边分区部队在宁条梁歼敌近二百人。贺龙、习仲勋电令嘉奖，勉励全体指战员继续发扬新式整军原则与新的领导作风，大踏步进退，主动各个歼敌。

　　为了粉碎蒋介石、胡宗南集团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习仲勋或协同彭德怀在前方指挥作战，或与贺龙、林伯渠一起经略后方，全力支前，经历了近四百个艰难困苦的日日夜夜。他谈起这段经历时总要引用毛泽东一句名言：“战争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转战陕北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在过了四十年后，他撰文热情讴歌了边区人民在这场战争中的卓越贡献，文章写道：蒋胡军进攻延安前后，全边区共组织了两万余人的游击队和十多万民兵，活跃在整个陕北的沟沟岔岔、山山峁峁，断敌交通，打敌据点，伏击车队，缉查敌特，配合主力作战，搞得敌人昼夜不宁。仅延安游击队十三个月就同敌作战一百二十八次，歼敌七百三十一人，缴获各种武器五百九十支（件），击毁汽车两辆，破敌电线二十多公里，以至拔除了敌长官部设在枣园的特务机关。南泥湾垦区游击队，在敌人攻占该区后一个多月，就在延（安）宜（川）公路两侧七战七捷，毙俘胡军二百七十人，缴获面粉九百九十一袋，临真区政府很快恢复了工作。延川游击队在一九四七年四月至六月，共捕捉敌侦探和逃兵五百二十人，逮捕国民党保长十八人，完全摧毁了敌刚刚搞起的保甲统治。沙家店大捷后，敌七个旅南逃，沿途民兵和游击队设置路障，连续出击，使敌十五日内行程不足二百公里，我追击部队迂回敌前，击溃四个整编旅，歼敌四千一百余人。在敌后游击战中，涌现出一大批英雄集体和功臣模范，许多同志光荣献身，他们被边区人民永远敬仰。

　　边区的男女老少都紧急动员起来，勇敢地参加担架运输、供应粮草、挑水送饭、做鞋洗衣、带路送信、救护伤员、站岗放哨、坚壁清野等支前活动。据一年间不完全统计，全边区参加抬担架、当向导、后勤运输、看押俘虏、修筑工事的民兵民工达二百一十八万多人次，做军鞋九十二万九千双，筹送粮食一百二十万余担，柴草一亿二千万多斤，动员了四万二千名青年参军。

　　边区一百六十万群众都是人民军队的耳目，自动探听敌情，传递情报，敌人的一举一动我们都了如指掌；而对敌人却严密封锁消息，守口如瓶，使敌人像瞎子一样乱撞乱窜，不是跳进我伏击圈，就是被我小部队牵上到处“游行”。

　　人心的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有全边区人民的竭诚至亲地拥护我军，无私无畏地支援我军，必然使敌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遭到灭亡。

李云龙

　　●教诲

　　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杨家沟是党中央转战陕北时的最后一个驻地，也是居住环境最好和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全村二百七十多户人家就有七十二户地主，集中占有了周围四五个县十八万亩土地。坐落于西边山腰间的扶风寨，在高高碉墙围着的院子内，一字儿排列着特别宽敞高大仿日式风格的窑洞，把传统式的拱形窑和现代式的平房窑融为一体。细石砌成的窑面八个石雕的龙头托着飞檐。这里住着人民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已由“九支队”改为“亚洲部”的中央纵队驻扎在扶风寨周围。这里不通大道，偏僻安静，易于保密，因此中央决定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这是一次参加人数较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因为是十二月在杨家沟召开，人们习惯地称为“十二月会议”或“杨家沟会议”。

　　习仲勋是骑马赶赴杨家沟出席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义合镇和杨家沟分属绥德、米脂两县，路程不算很远，但要绕过几道沟岔。此时，正值陕北最寒冷的季节，带着尖尖哨音的穿山风卷起漫天的黄尘落叶迎面扑来，使人感到刺骨的寒意。加之山道弯弯，崎岖不平，一天的路程走得颇为艰辛。

　　杨家沟会议分为两个阶段，从十二月七日至二十四日为准备阶段，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为正式会议。会议准备阶段分为政治、军事、土改三个小组进行讨论，习仲勋参加了由任弼时主持的土改小组的讨论。讨论集中围绕土改政策特别是正确分析阶级问题进行。习仲勋、李井泉等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特别讲了陕甘宁和晋绥地区土改的情况。由此引起了参加土改小组讨论的叶剑英一段语重心长的话语。他说：“内战时期由于‘左’的错误政策，把自己孤立了。赤区里赤白对立，买不到东西，像海中孤岛，白区里剩下些光棍党员，最后连根都被拔掉。现在我们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援，蒋介石集团则日形孤立。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自己被孤立的可能。只有正确地执行联合中农，联合中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才可避免。”会议期间，毛泽东为了起草好会议的主题报告，逐一同参加会议的同志谈话，调查研究，听取意见。习仲勋应约到毛泽东在扶风寨的住处，向毛泽东汇报了陕甘宁边区战争、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并如实地谈了自己对边区土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形势发展的看法。毛泽东听得非常专注，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来让习仲勋回答，谈话结束时还特别勉励说：你们长期做实际工作，没有时间学习，这不要紧，没有时间可以挤。我们现在钻山沟，将来要管城市，现在就要抓紧理论知识的学习。你一年读这么薄薄一本，两年不就两本了嘛！三年不就三本了嘛！这样，十几年就可以读十几本，不就可以逐步精通马列主义了嘛！毛泽东接着又说：一个人的经验是狭隘的，它受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要使经验上升到理论，就得学习。只凭老经验办事，不能适应新形势。正式会议开始前，毛泽东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稿印发给与会同志讨论。习仲勋曾回忆说：毛主席的教诲，像一团火，使我感到温暖，也使我心里亮堂了。

　　二十五日，会议正式开幕，毛泽东首先发表讲话，他着重讲了目前敌我形势、统一战线和英美苏关系三个问题。二十七日，任弼时在会上发言，对纠正土改运动中“左”倾错误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意见和建议。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会议闭幕时作结论说，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官僚资本、打倒封建制度，这三个目标是立得正确的。团结中农，团结中小资产阶级以共同反对三个敌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反右的问题在土地会议等几个会议上已解决了，现在要解决新的问题，就是在对待中农，对待中小资产阶级，对待党外人士问题上出现了“左”的偏向。好比一河水，这河水十个浪头八个是好的，但在对待中农和中小资产阶级、对待党外人士问题上发生了偏向，这两个浪头就不是好的。“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反对这种潮流。地主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作为个人就要分别情况对待。习仲勋从毛泽东深入浅出的讲话中受到深刻启迪。他尤其感到这次中央扩大会议通过的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是伟大历史转折时期一个纲领性文件，它回答了怎样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怎样推翻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重大课题。

　　中央扩大会议正在进行之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在义合逝世。习仲勋由此想到了土改中出现冲击民主人士问题，即与林伯渠一起向毛泽东建议，李鼎铭追悼会要有党外人士参加，特别要请安文钦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身份致悼词。毛泽东当即表示赞成，并说：三三制还是成功的，三三制政策还要坚持。要做好安文钦、霍子乐他们的工作，要他们参加追悼会，报纸上还要发消息。毛泽东还风趣地说，美国记者在延安时说共产党真厉害，把地主、士绅请出来当了副主席、副议长。今后，这位记者如果再要问起安文钦先生时，我们怎么交待？

　　杨家沟会议结束后，新的一年又开始了。习仲勋返回绥德义合西北局驻地，无意静下心来欢庆一九四八年元旦佳节，便带工作组到绥德、米脂县传达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检查和指导边区的土地改革工作。“一月二日，仲勋同志在绥德召集分区党、政、军、土改工作团员干部二百余人，以整日时间传达了毛主席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习仲勋在会上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报告精神，分析是非，认清时局，积极工作。他特别提出要在土地改革中注意划分阶级与救灾问题。他说：“只有正确地分析阶级，才能正确执行《土地法大纲》。我们一方面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平分土地，满足贫雇农要求，以贫雇农为骨干，坚决团结中农，才能胜利完成土改。但同时我们应当注意纠正在划分阶级时把中农定成富农的过‘左’偏向。因此我们在放手发动贫雇农热烈讨论、严格划分阶级界限时，应以生产手段（在农村主要是土地）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及与占有关系相连带的生产关系（剥削关系）为根据，并随时发现偏向，随时纠正，使土改运动正确前进。”习仲勋在讲到救灾工作时提出：“我们必须把救灾和土地改革密切结合。灾荒严重地区，即可停止土改，当地党政机关和工作团要全力进行救灾。”他在最后对每个党员干部在救灾中应持有的态度，提出严格要求说：“目前的灾荒，对我们又是一次严重的考验，每个党员干部都有义务去做好救灾工作。家庭富裕的有余粮的党员干部，应该慷慨捐粮救灾。我们相信，在全体党员干部和劳苦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灾荒是定能战胜的。”会后，习仲勋接连召集工作团负责同志详细研究、逐条领会毛泽东报告的精神；听取各工作团的汇报，阅读各种资料，具体分析土改运动出现的问题。在全面了解情况基础上，他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想法，决定将调查研究中发现的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问题归纳整理，写信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

　　时任绥德专员的杨和亭回忆说：“杨家沟会议后，习仲勋没有回西北局，就直接到了绥德地委纠偏。他和我住在一个房间，向我详细了解绥德地区土改情况。第二天一早，义合延家川几个农村向我反映说：义合和延家川两个地方土改斗死了八十多人。我回去当即向习仲勋作了汇报。他听罢即给西北局写了纠偏电报。”

　　一月四日，即杨家沟会议结束后的第七天，习仲勋致信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就检查绥属各县土地改革工作出现的问题，向中央作出汇报。全信内容包括五个方面：

　　（一）毛泽东报告发表后，获得了党内外热烈拥护，大大地安定了人心，把一切工作都推上了轨道。干部都觉得有了信心，增加了力量，都认为更有把握完成土地改革任务。

　　（二）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有许多问题与抗战时期情况是不同的。首先是老区成分一般定得高，群众不满意。其次中农多，贫雇农少。平分土地对我不利，最好以抽补方法解决少数农民少地或无地问题。第三，地主、旧富农也比新区少得多。如果在老区再沿用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做法，必然会导致错误。第四，对老区地主，应查其剥削关系及是否参加劳动与时间长短来决定。第五，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左倾形式主义”。

　　（三）绥德分区领导上虽有明确决定，但是，在群众发动起来的地方，一般的都是过“左”。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要将运动引向正确的方向，这还是一件很艰苦的工作。

　　（四）在选贫农团、农会领导土改的成员中，要由能代表多数群众利益，并为全村、全乡群众所拥护的人来担任，工作团不能包办代替和搞其他形式主义。

　　（五）许多地方是搞群众自发运动，这种为数不多的、盲目的、而为各种动机不纯分子所鼓动起来的群众斗争，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造成许多脱离群众的恶果。对此，必须派得力干部参加进去，改造和掌握领导，使自发运动变为群众的自觉运动。他在信中特别指出：“陕甘宁边区的老区（全国解放区的一块特殊地区）是有许多问题同新区有其基本上的区别，望能在土改方针及方式上，随时注意，适合当地的具体情况。”

　　时刻关注全国各解放区土地改革发展的毛泽东，看到习仲勋这封反映农村实际又颇具真知灼见的信后，心情十分欣慰，即于一月九日发来电报：

　　“贺龙、习仲勋及西北局各同志：

　　（一）习仲勋同志一月四日给西北局及中央关于边区（老区）进行土改工作的信业已阅悉。

　　（二）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三）提议仲勋同志巡视绥属各县（带一电台联系各地委），明方同志巡视延属各县，每县只住几天，不要耽搁太久，并请考虑派文瑞同志（和他将问题说清楚）去三边、陇东、关中巡视一周，是否可行，望酌定。”

　　一月五日，习仲勋从绥德到子洲县检查工作。七八日两天，连续同延属地委的负责同志李景膺、李景林谈话。九日，又约三边分区的同志了解土改运动进展情况，同时参加了子洲县召开的土改检讨会，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此时，西北人民解放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在杨家沟小学举行，而身为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前委委员的习仲勋未能与会，他正奉毛泽东之命，为纠正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而在紧张奔波中。

　　习仲勋在子洲县停留了九天，通过与各地领导座谈和从群众中调查访问了解到，各县普遍召开了土地改革会议，但是运动的发展还不平衡，特别是在已开展起来的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些人为了浑水摸鱼大抓一把而鼓动起来的自发斗争，如子长县栾家坪那里的斗争简直是干部党员的斗争。涧峪岔附近的四朴塔斗一个反动旧保长，竟逼其妻剖腹自杀。交口五六十名群众住在地主家里斗，杀羊宰鸡，每日三餐，早上米饭，中晚馍馍面条，吃喝了八九天，临走时又乱拿一顿。八日，习仲勋致信中共中央西北局，列举了子洲县土地改革中存在的九种不良现象：一是把中农甚至错把贫农定成富农进行斗争，只要有吃有喝的人，就是斗争的对象。二是地主富农不加区别一律斗争和拷打，用刑很惨，把马刀烧红放在被拷打者的嘴上，也有用香燃油去烧，这是破坏党的政策。肉刑一定要坚决废除，任何共产党员不得违犯，否则应该受到党的纪律制裁。三是凡定为地主富农者，个个必斗，斗必打，打必拷，“大锅里头煮牛头”，把大量时间放在逼要地、富的底财上，将他们扫地出门。四是不艰苦地深入发动群众，而是被搞所谓斗争冲昏了头脑。五是在贫农和中农之间划了一道鸿沟，把贫农团神秘化。六是不能正确对待老党员老干部。七是曲解土地法关于暴力手段没收土地的含义，认为就是要多吊拷人，多打死人，多用肉刑来贯彻土地法令。八是凡搞斗争的地方，大吃大喝成风，既不利于救灾，又浪费了胜利果实。九是在土改运动中干部包办代替多，没有形成群众自觉的行动，要创造党内一种新作风。习仲勋在信的最后一段特别谈到了报纸对土改工作的重要指导作用。他说：《边区群众报》的确进步了，望坚持下来，力求改进。各地同志反映都觉得能过瘾，对他们有帮助，能起指导工作上的作用，我觉得更应以土改中的实际经验，更有意识地解决运动中发现的一些普遍性的问题。这方面的材料很多，望能很好地总结和报道，成为西北局很好的指示。关于救灾问题，报纸要多写文章和通讯，这是当前一件大事，群众都眼望着共产党到底怎样办。篇幅尽量维持四版，满足干部要求。请卓然同志尽最大力量办好报纸。写完信后，习仲勋想起还有一件事要特别叮嘱，又提笔写道：“各地土改中斗出之白洋元宝，可允许各县有计划地从敌区换粮食，这比定价收回、政府处理更便利，更有积极意义，绥、米已这样办了。又及。”一月十日，西北局将习仲勋这份调查报告转报中共中央。当时中央正在致力于纠正全国土改中的偏差，这份来自基层、事实充分、观点明确、分析透彻的材料对中央正确地指导工作无疑是十分及时和宝贵的。当时已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主持中央工委的刘少奇看后批示：“留交中央各同志阅。中央已阅。”

　　十四日晚，习仲勋经过近半月调查研究后回到义合驻地，十五、十六日连续两天主持召开西北局会议，进一步传达和讨论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统一领导的思想认识，进而根据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把中央决定的各项政策具体化，提出使土地改革循正轨进行的步骤和办法。十七日，又召开了有六百四十多人参加的边区级干部大会，传达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习仲勋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有了毛主席的报告，天下大事一切都定了下来。特别在全国各解放区正普遍进行土改运动，在全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到进攻形势下，这个报告非常重要，没有它，中国革命还可能走一些弯路；有了它，就不会走弯路，更促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更快的胜利。由现在的胜利到全国新民主主义的胜利，现在一切方针-都有了，这就是毛主席的报告。”接着他联系陕甘宁边区实际，讲了八个方面问题。边区干部会议后，习仲勋又召开了参加绥德延家川、义合两区土改工作的工作团会议，同九十名与会干部一起总结检讨工作，统一思想认识，明确方针政策。同时，由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组织部长马文瑞带队，分别去三边、陇东、关中等地检查指导土地改革和救灾工作。为了克服各级领导中的官僚主义，树立踏实朴素的工作作风，西北局特通知各分区、县负责同志经常深入农村，到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坚决反对坐在机关指手画脚、发号施令。

　　十九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他不无忧虑地提到，由于晋绥土改“左”的影响和义合会议潜伏的不良情绪，边区土改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导致少数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弄得农村人心不安，关系极度紧张。他在电报中提出边区土改中九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

　　（一）土地革命地区的农民，实际上已都不是贫农，而是中农；边区的劳动英雄，还是勤苦劳动、热爱边区的，但因有余粮往往被当成斗争对象，这与劳动致富方针不符，对党对人民是莫大损失。拟规定，凡劳动英雄与干部家庭在处理前必须经过超一级的批准。

　　（二）在土地革命地区中农占优势，在抗日战争中经过减租减息地区，也发生了基本变化，这次所斗争过的地、富，实际上其中三分之二都已自己连续劳动在七年以上。应按现在的情形妥善对待，既不脱离群众，又不多树敌人。

　　（三）老区有些乡村贫雇农很少。有的是好吃懒做，抽赌浪荡致贫的，如由这些人领导土改，就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在老区就要不怕中农当道，真正的、基本的好群众在中农阶层及一部分贫农中。

　　（四）不要再算老账，不管重大或轻微的旧账，都一概不究既往，否则会引起社会上极大动荡，对我不利。

　　（五）只要不是死心塌地的投敌分子，均采取感化争取政策。

　　（六）对恶霸应有明确的定义，不能扩大化，特别不能株连其家人亲属。

　　（七）老区土地应以调剂为主。

　　（八）边区土改要首先解决好人民生计，要同生产救灾结合起来。

　　（九）救灾中要形成一人一户、一村一乡去解决问题的新作风。

　　习仲勋的这份报告产生于他半个月时间的调查研究之后，掌握了大量的翔实可靠的事实依据，加上对各类材料、数据的分析研究、归纳梳理精心写成的。他不仅客观地反映土改运动真实情况，而且提出极富创见性和普遍指导性的真知灼见。

　　毛泽东在接到报告后第二天，即二十日复电习仲勋：

　　（一）十九日来信完全同意。

　　（二）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

　　（三）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认为不要动。

　　毛泽东又将习仲勋的电报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并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  而误解为不动。”

　　一月十九日，为了慎重对待党外人士，习仲勋与马明方联名向各分区发出通知，指出：凡在土改过程中，对参加三三制的党外人士，应慎重处理，县以上非党人士的处理，务希由地委提出意见，经西北局批准。县以下及小学教师中的非党人士，须经地委批准后，才能处理。

　　习仲勋的报告引发了毛泽东对全国不同地区土地改革的更多思考。二月六日，他又致电习仲勋等人，就在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及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法的内容、步骤及农会的组织形式应有所不同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电文最后写道：“以上各点究应如何才算适宜，请井泉、仲勋于数日内电告，同时亦请一波电告自己的意见。”

　　习仲勋经过深思熟虑后，即于二月八日复电毛泽东，就分三类地区进行土改问题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首先对三类不同地区的概念作了界定，即：“日本投降以前解放的地方为老解放区。日本投降以后至全国大反攻时两年内所占地方为半老解放区。大反攻以后所占地方为新解放区。此种分法，非常切合实际。因而在实行土改的内容与步骤上应有所不同。”他进而建议：由于陕甘宁边区中农占有土地多，如果平分，必然会动摇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信心，挫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故不宜平分土地；老解放区不能搞贫农团领导一切，因为贫农团内有由于地坏、地远、人口多而致贫的，有遇灾祸生活下降的，也有不务正业（吃喝嫖赌）而变坏变穷的。这种贫农团一组织起来，就必然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来；要把发扬民主与土改生产相结合，反对干部强迫命令作风；解决中农负担过重的问题，“这一倾向，十分危险，有压倒中农、破坏农村经济繁荣之势”。习仲勋的意见再次受到党中央的重视。毛泽东亲笔修改校订了习仲勋发来的电报稿，并批示：转发晋绥、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华东工委、东北局。

　　习仲勋在领导土地改革工作中，十分注意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指导全面工作。绥德县义合区黄家川村工作组，从老区实际出发，采取以抽肥补瘦、填平补齐方式调剂土地，既满足了贫雇农的要求，又巩固地团结了中农，促进了生产发展。习仲勋即以西北局名义上报中央并转发各分区。中共中央肯定了黄家川经验的普遍意义。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将黄家川经验同晋察冀平山县、晋绥区崞县三个典型在全国推广。习仲勋还写了《关于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关于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若干领导问题》等多篇文章，适时地总结经验，指导边区土地改革工作。他一再要求：“为了及时指导运动的健康进行，在领导方法上，各地委和县委必须指派四五个到六七个能够代表地委和县委的负责干部分头巡视，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帮助各地总结经验，交流经验，这样使党的领导机关随时了解运动发展的情况，抓住当前运动的每一重要环节，有效地把运动推向前进。”在全国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中，习仲勋从实际出发提出的关于新老区土改的诸多思想观点、工作建议，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赞赏和采纳，不仅在当时，以至在建国后的土地改革中，也发挥了很好的借鉴和指导作用。这些表现出他的务实精神和远见卓识。

　　正是由于习仲勋和西北局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及时发现和纠正“左”的偏差，使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至一九四八年四月，在占老区、半老区总人口一半（约六十万人口）的地区中，调剂土地九十万亩，彻底消灭了这些地方的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边区的经济建设，调动了广大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

李云龙

　　●土改疑云

　　习仲勋回到后方主持工作后，以极大精力投入对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的调查研究和组织领导之中。他把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边区实际相结合，适时提出和制定了关于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及时地纠正“左”的偏差，使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循着正确的轨道前进。这些正确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为其他各解放区和全国解放后土地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习仲勋出身于农民家庭，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对农村土地、农民生产生活情况有着深入的了解和体验。陕甘宁边区是生产力较为落后、经济比较贫穷的地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连年干旱，灾害频仍，耕地面积不过八百余万亩，仅占可耕地面积的五分之一稍多一点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后，由于党的正确领导，陕甘宁边区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发展时期。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据边区农村实际，适时提出了“减租减息”政策，并使之在边区各地逐步深入进行。减租减息减轻了农民受剥削程度，削弱了地主经济，在农村出现的阶级结构变化中，中农成为乡村中的主要成分，这是陕甘宁边区农村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特点。

　　习仲勋在实际工作中非常重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早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习仲勋去关中分区进行征购并分配地主超额土地的试点，亲身调查体验和处理农村的粮食、土地问题，有针对性地通过清算、减租、减息、献地等方法，使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同时，对一般地主的土地还采用发行土地公债的办法进行征购，然后分配给农民。这一系列政策使陕甘宁边区农村的减租运动向前稳步推进，不少地方的农民在人民政府领导下清算地主，有的地方地主主动向人民政府献地。但由于国民党军进犯陕甘宁边区，致使一场变革农村土地关系的群众斗争暂时停了下来。

　　一九四七年九月上旬，西北野战军在取得沙家店战役胜利后又连克米脂、佳县，到十月中旬，包括绥德、清涧、瓦窑堡在内整个绥德分区全部收复。习仲勋和贺龙、林伯渠即率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西渡黄河，驻扎绥德县义合镇一带。在回河西之前，习仲勋同贺龙、林伯渠一起来到晋绥边区首府蔡家崖，举行了陕甘宁、晋绥两边区领导人联席会议，具体研究了两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

　　义合镇位于绥德县以东六十多里的地方，再向北拐另一道沟内的薛家渠，便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驻地。在西侧沟畔的平台上有一个农家小院，普通的门楼两侧的砖墙上镌刻一副对联，上联是：阳和先到读书院，下联是：福曜常临翰墨家。门额为：树德务滋。习仲勋和西北局秘书长曹力如、宣传部长李卓然就住这个院内。贺龙随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驻扎在薛家渠以北的刘家村，林伯渠同边区政府住在东边的雷家沟。习仲勋的窑洞是同贺龙、林伯渠等边区主要领导谈话和开会的地方。此时，《中国土地法大纲》下发到了西北局。

　　十月十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以“没收地主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的政策，代替过去“征购地主土地”的政策。为了传达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部署边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西北局决定召开一次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

　　十一月一日，会议在薛家渠对面的阳湾大场内正式召开，时称义合会议。与会九百二十二名地委及陕甘宁边区机关一级干部都自带板凳露天而坐，前面几张木桌后坐着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负责同志，便是主席台。

　　一次严肃而影响很大的会议，就在这个露天会场如期举行。深秋初冬时节，寒风凛冽，但人们仍聚精会神地听取报告，讨论问题。习仲勋、贺龙、林伯渠等分别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关于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传达，以较多时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了各种妨碍争取战争胜利的、离开党的路线的严重现象，批判了那些阶级观点模糊，敌我不分，不相信革命力量，不坚决对敌斗争，不做群众工作，不关心解决群众问题等右的倾向，检讨了那些对党的政策、对党统一领导的不严肃态度，反对了干部中工作不负责任、失职、违法、腐化以至贪污和部队中军阀主义毛病”。在检查以往工作的基础上，作出了彻底完成边区土改和认真进行整党的决议，研究了具体实施办法，并由林伯渠、贺龙、习仲勋联合签署发了布告。

　　义合会议期间，在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同时，一些不很正常的情绪也逐渐露头。会议没有把老区（占三分之二）和新区（占三分之一）的不同情况区分开来，没有划清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的界限，没有对中农、工商业和“三三制”等政策解释清楚，在反对右时防“左”不够。这些异常情况，使习仲勋疑窦顿生，忧心忡忡。他在后来遗憾地说，“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具体表现为：在土地工作问题上未能具体地分析边区的实际情况，规定具体方针；未能作出划分阶级的规定和禁止用肉刑。特别是康生、陈伯达在晋绥地区土改中搞的让“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左”的做法，成为系统经验也在会上得以流传。致使会议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变成过激行为的批判斗争。据当时参加会议的延属地委书记白清江回忆说：在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时，就讲了许多“左”的东西，提出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口号，还以晋绥地区把五台山大庙炸了个稀烂作为典型事例宣扬。会议气氛也非常紧张，将吴岱峰、高峰、周兴等一批分区党政军领导干部拉到台上进行批判，稍有分辩和不满，就被拉了下来。当时我们参加会议的人也觉得接受不了，但不能说，不敢说，只好顺着大流走。我也注意到，会议主持之一的习仲勋，也说话较少，神情郁闷。

　　二十三日，习仲勋代表西北局向会议作了总结报告。他说，义合会议是在边区战争进行了八个月、许多重大方针问题需要解决、以便动员全边区力量争取战争胜利的情况下召开的。由于八个月战争中暴露了边区党和政府、军队组织上、工作上许多严重问题，必须加以揭发、批判和纠正；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土地法大纲，并已颁布，边区需要依据这个土地法大纲，彻底完成土地改革和进行整党工作。总结报告中将会议收获主要归纳为，决定彻底完成土地改革工作和进行整党工作；初步整顿了党的领导队伍，使得干部阶级观点提高了，对敌斗争意志增强了；官僚主义、自由主义打掉了许多；对党的政策、对党的统一领导，进一步重视了，使各项工作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并随时改正各项错误，循正确道路前进。

　　义合会议结束以后，各分区、各县也召开了会议，依照会议精神积极开展了大规模土地改革和以整党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但是，在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在一些地方蔓延开来，在个别地方发展到严重程度。

　　习仲勋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一些农村不加区别地平分一切土地，把财产较多、生活较好的农民当土改对象，把已转化为农民的旧地富又拉出来斗争，甚至把在我方任职之公教人员，其家中缺乏劳力者，也定成地主、富农。在枣林坪街，把店铺大部查封。在延家岔，贫农会上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在辛店贺家石工作团所领导的农会上，规定民兵吊地主，打干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是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拷，弄得人心恐慌。习仲勋在会后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写道：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是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最严重的是佳县，有好几个村庄，连贫农、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干部家属幸免于斗者很少。张达志家中也被斗，索要银洋。有的烈士家属也被扫地出门。佳县乱搞不到五天，竟一塌糊涂。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在机关学校中，也发生“左”的事件，如边保的马夫起来斗争马夫班长，也叫贫雇农翻身。如绥德干小把地主出身的校长夫妇（老党员）赶走，整出的十几名都是八九岁的干部子弟。虽则事不普遍，但影响所及，人心不安。闹得农村极度紧张，弄得大家都有顾虑。

　　习仲勋对边区一些地方在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的偏向并呈蔓延滋长的趋势是始料未及的。当一些同志汇报工作时，他总是要仔细谈谈在运动中的防“左”纠偏情况，并再三叮嘱工作中要讲政策、讲纪律，切莫头脑发热。当他了解到安文钦先生也被“扫地出门”时，便严肃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指示要坚决予以纠正。尽管习仲勋做了一定努力，但对有效遏制“左”的思潮还是有限的。他苦苦思索着应对这一新形势的妙计良策。

　　正在这时候，习仲勋接到了参加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通知，使他兴奋的是有关土地改革方针政策的确定，被列为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

李云龙

　　第15章 战争中的土地改革

　　●心系前线

　　习仲勋曾说：由于小河会议确定组成西北野战军前委，决定西北局回后方主持工作，会后，我即和彭总分开，与贺龙同志一起前往绥德，统筹后方工作，全力支援野战军作战。

　　七月二十四日，即小河会议结束后第二天，习仲勋同彭德怀一起由小河村进至石湾以西十五里的一个村庄，二十六日回到米脂县背坬西北野战军总部。二十九日，习仲勋和贺龙参加了彭德怀在马蹄沟主持召开的野战军第一、二纵队旅以上，新四旅、教导旅团以上干部会议，通报了各战略区情况，及晋绥与陕甘宁统一和榆林战役等问题。在彭德怀、贺龙讲话后，因为要离开前线，习仲勋着重对即将发起的榆林战役发表了意见。他分析介绍说，榆林是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部所在地。其西与宁马集团、南与胡宗南集团形成犄角之势，北与绥远傅作义集团相依，为国民党军在陕北的重要据点。榆林城西侧有榆溪河，西北面均为广阔沙漠，东南是丘陵与沟壑，城墙坚固，易守难攻。我们必须充分了解和高度重视敌军特点，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和彭总的战役决心，诱敌深入，拖住胡宗南主力深入榆林，以利于陈赓纵队南进和发展，也利于我西北野战军今后行动。八月三日，习仲勋在已移至小理河口枣林坪的西北野战军总部，同彭德怀、贺龙再次研究了攻打榆林的部署，统筹安排了前方和后方的工作后，即离开了作战前线。

　　习仲勋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撤离延安之际，临危受命，协同彭德怀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驰骋陕甘宁广大地区，在四个多月时间内历经较大战役、战斗八次，歼灭国民党军四个旅部，十三个团及两个保安队，毙伤敌一万一千余人，俘敌一万五千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物资，初步改变了西北战场形势。尽管时间不长，却是习仲勋革命经历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时期，是他作为党和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秀领导人担负起参与指挥战略区域作战重任，并取得卓越胜利的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四个月中，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名义发给彭德怀、习仲勋，和彭德怀、习仲勋发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电报达九十六份之多。这些电文起始称谓或文尾署名，皆以彭习并列。毛泽东还在电文中称西北人民解放军为“彭习军”。正当西北解放战争正在深入向前推进之时，习仲勋奉命离开前线，回后方主持工作。他的心情颇不平静。

　　在四个多月戎马倥偬中，他同年长自己十五岁的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商讨战局，筹谋军机，爬山越岭，栉风沐雨，行军打仗，风餐露宿，度过一百多个日日夜夜，常常因为环境所限挤在一个土炕上睡觉，他们在硝烟战火和枪林弹雨中结下了深厚情谊。他们密切配合，相得益彰；他们相互尊重，真诚相待；他们正确指挥，出奇制胜，带动了全野战军紧密团结，通力歼敌，也在广大指战员中传为佳话。时任野战军副参谋长的王政柱将军五十年后回忆彭、习在西北战场往事时曾说：转战陕北开始时，党中央任命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为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任命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为野战军后勤司令员。彭总对他们十分尊重，从不称呼他们“副政委”、“后勤司令”等军队兼职职务，总是以“习书记”、“刘副主席”称之。我经常看到，彭总制订的作战计划，在交付讨论之前，总要先同仲勋交换意见；彭总草拟的命令、指示，在送电台发出之前，总要让仲勋再作推敲和修改；收到中央重要文电，彭总看后立即同仲勋一起商量贯彻意见。彭总不但自己尊重、关心仲勋和景范同志，而且经常对我们说，要向地方党政领导同志学习。在战场上许多次危险时刻，他们互相关心，争先向前的情景更是感人至深。有时，敌机狂轰滥炸，流弹横飞，彭德怀为了准确无误地实施指挥，总是不顾个人安危，冲出阵地，察看地形和敌情。当习仲勋等劝他注意安全，甚至强行将他拉下阵地时，彭总说：不到前面去，光靠电话和地图是打不了胜仗的。但是当习仲勋等要靠前指挥时，他却说：还是让我去，你不要冒险，何必多付出牺牲呢？革命还是多留下一些人好嘛！他们不畏牺牲，争先走向炮火激烈的方，使前线官兵受到巨大鼓舞，从而产生了无敌的力量。

　　习仲勋对陕北前线四个月战斗生活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尤其是对和彭德怀“共同闯过无数艰难险阻，也共同分享过无数次胜利的欢乐，在陕北千山万水的行军途中，在长城内外的宿营地里，在战火纷飞的生死搏斗的战场上，战斗的情谊更加深厚而难忘”。以至到了一九八〇年初，刚刚从长达十六年政治劫难中走出的习仲勋，就饱含深情地写下了题为《彭总在西北战场》的纪念文章。文章一开头就写道：“每当想起彭德怀元帅艰苦征战的一生，我便心潮起伏，百感交集。”文章以较长篇幅记述了指挥西北野战军转战陕北的艰苦岁月。他称彭德怀是“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军事家，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杰出将帅，是为中国革命战争史写下极其光辉篇章、创造了‘威武战争奇观’的英雄，是具有崇高品质的学习楷模，是自己的良师益友”。他在文中还写道：在整个西北解放战争期间，有时候我追随彭总在前方打仗，有时候和贺龙元帅一道组织晋绥、陕甘宁边区的人力、物力支援部队。在恢复延安，解放西安、兰州和祖国西北边疆的一系列战斗中，在肃清敌人残余势力和建立西北各省人民政权的日日夜夜里，作为严师益友的彭总，给了我深刻的教育和巨大鼓舞。这位叱咤风云的一代英雄，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的崇高品德，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一九八八年四月，为纪念党中央转战陕北四十周年，习仲勋又专门撰写了《英明的决策，伟大的胜利》一文，对彭总由衷的怀念和敬重仰慕之情，跃然纸上。文章写道：作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同志，以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忠心耿耿，竭诚尽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他深入前线，掌握敌情，运筹帷幄，呕心沥血，机动灵活地进行指挥，为夺取转战陕北的胜利立下了卓著功勋，在边区人民心目中筑起了一座流芳千古的丰碑。

　　习仲勋是怀着对陕北战场高度关注和对前线将士的深厚感情回后方主持西北局工作的。此时，他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又是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和中共西野前委委员。尽管后方党、政、军、民、财政、经济、土改、支前等方面的工作极为复杂而繁重，但他仍心系前线，参与西北野战军军机大事、重要决策。此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来电报的形式也有了一些变化。通常以“贺习”并称或冠以“彭并转贺习”，有关后方工作的电文也以“贺习”或“贺林习”（林指林伯渠）署名报出。彭德怀仍将西北野战军重要活动的一些文电在上报中央军委同时转送贺龙、习仲勋。

　　八月十日，习仲勋同贺龙出席了绥德地区召开的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传达了小河会议精神，讨论了统一陕甘宁和晋绥两边区的三项具体措施：

　　一是统一生产建设和金融贸易，建立独立自主的财政经济体系；

　　二是加强对支前工作的领导，有计划地使用人力、物力、财力，为前方服务；

　　三是搞好土改，从根本上调动劳动人民生产、支前的积极性。

　　习仲勋从与会人员的发言和自己所掌握的情况中，敏锐地感到，边区后方机构仍然庞大重叠，人员冗杂众多，缺乏管理，工作忙乱无序。他提出，后方机关要精兵简政，把多余人员组织起来搞生产，将节约下来的物资送到前方去。他觉得只是一般地讲一下还不够，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必须进行认真整顿才行。这是他回后方主持工作后第一项有力举措。

　　八月十一日，即绥德会议召开的第二天，习仲勋签署了以中共中央西北局名义发出的《关于整顿后方的决定》。决定提出：

　　一、所有后方机关部队迅即厉行精简，裁减不必要的单位和人员，以提高效率，增强统一，并收节约之效。

　　二、后方重伤医院、荣誉军人院、工厂、中学、俘官教导处及边区一级各单位和野战军家属老弱暂移河东。

　　三、延属、关中、陇东各分区后方东来人员，除部分不适宜回原地者外，其余应陆续转回原地工作，家属亦分别转回安置。

　　八月十二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彭德怀、贺龙、习仲勋：为迷惑敌人，掩护西野主力在榆林、米脂间休整待机，防止刘戡、董钊进占绥德，“我无定河、黄河间各后方机关必须迅速移至黄河以东，望贺、习立即部署移动”。贺龙、习仲勋即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率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联防军机关，冒着狂风暴雨，沿螅蜊峪大川向东开进，并于十八日渡过黄河，在山西省临县、离石县驻扎下来。不料，习仲勋到西北局临时驻地下马后，竟两腿一软，蹲了下去，一时难以站立起来。原来是由于长时间骑马，又被大雨浇淋，突发急性关节炎，后经一段时间治疗和调养才好了起来。

　　习仲勋和贺龙率部东渡黄河的行动，果然调动了胡宗南军追击到了黄河西岸。彭德怀立即抓住有利战机，指挥西北野战军主力于二十日向沙家店、常高山之敌发起攻击。战至黄昏前歼灭胡宗南集团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及一六五旅、一二三旅，毙伤俘敌军六千余人。至此，国民党军在陕北的重点进攻被彻底粉碎，西北野战军开始转入内线反攻。身在黄河东岸密切关注西北前线战局变化的习仲勋听到这一胜利喜讯，感到十分欣慰，并致电前线官兵表示祝贺。三十多年后，他还以优美的文字记述了自己离开前线后，西北野战军所取得的沙家店大捷。文章写道：

　　“收复陇东和三边地区之后，彭总根据党中央新的意图，率领我军越过沙漠，驰驱千里，突然包围了陕甘宁最北边的榆林城，要再一次调动敌主力部队北上，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特别是为陈赓兵团进击豫西造成良好战机。果然蒋介石以为千载难逢的机会到了，飞到延安亲自指挥，要与我军决一死战。于是，十万敌军疯狂向榆林方向逼近，还在高喊一战‘结束陕北战争’。当时，我军在长城内外沙漠地区连续行军，连续作战，十分艰苦，没有粮食，只能以野菜和宰杀战马充饥。党中央和我全部野战军都处于敌重兵包围之中，情况至为险恶。可是彭总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运筹帷幄，从容自如。首先击溃了西来增援的马鸿逵部数万之众，接着又瞅准机会，反手一击，风驰电掣般地消灭了西北战场上敌‘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三十六师。此即我军战史上著名的‘沙家店之役’。这一仗，不仅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而且把整个陕北战局完全扭转了。与此同时，陈赓兵团挺进豫西，潼关吃紧，中原震动。骄横一时的胡宗南集团全线退却，溃不成军。”

　　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周恩来亲临中共西野前委召开的旅以上干部会议，向作战部队祝贺胜利。毛泽东发表讲话称赞此役“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用我们湖南话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八月二十四日，情系前线的习仲勋便收到了一份毛泽东致贺、习电报。电文称：“昨日我到前委参加会议，彭及各首长对于继续在现地歼敌信心甚高，部队士气高涨，均愿在现地歼敌，然后南下。”并要求贺龙、习仲勋派几批得力人员动员粮食，以完成作战计划。

李云龙

　　●小河会议前后

　　当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北野战兵团收复三边之时，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二个年头。这时转战陕北途中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精心筹划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也开始实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号角已经吹响。为了总结人民解放战争一年来的经验和部署战略反攻计划，研究确定全国解放战争第二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

　　毛泽东对召开这次会议考虑了较长时间，并多次征求过彭德怀、习仲勋意见。确定会议的最初主题是：讨论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富治）纵队到陕北战场配合作战问题。因为在西北野战兵团取得三战三捷之后，中共中央曾作出决定，陈谢纵队在结束晋南反攻战役后现地待命，准备西渡黄河至陕北，受彭德怀、习仲勋指挥，协力击破胡宗南系统，收复延安，保卫陕甘宁，夺取大西北。六月二十日，毛泽东电告陈赓：纵队暂由谢富治、韩钧指挥，陈赓于二十五日动身来中央，商量作战方针。同一天，毛泽东在给彭德怀一份关于边区野战兵团和陈谢纵队作战方针的电文中又提到了开会问题，指出“榆林、三边两役完成之后，准备向南出击之前，似宜开会一次，讨论作战及补给等事，届时当请你们及陈赓来中央集会”。七月四日，彭德怀、习仲勋在刚刚结束了收复定边战斗后，便接到了毛泽东于当日凌晨四时发出的电报，征求对夺取大西北的方案。这时，山东战场的局势发生了变化。鉴于刘邓大军控制了黄河南岸的广阔地区，与陈粟野战军形成夹运河相互呼应作战态势，中央军委对于整个战略部署又有了新的考虑，于是毛泽东即电示彭德怀、习仲勋：“关于击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有两个方案仍然值得考虑：（一）陈谢纵队照原议来边区，从内线歼灭其相当数量，然后出外线（陇南），与边区集团直接协力完成任务。（二）估计到边区人口稀少，粮食及各种供应颇为浩繁；又估计到鄂豫陕三省交界及平汉以西、汉水以北、渭水以南广大地区敌力空虚；又估计到假如使用陈纵于该区，必然要吸引胡部一个军（五个到八个旅）使用于该方面，而如果胡部有一个军出该方面，则边区敌力大减，利于边区集团各个歼敌；又估计到刘邓十二万人已渡河向陇海前进，如若陈纵到鄂豫陕边开辟新战场，对刘邓亦有帮助，但陈纵基本任务是协同边区集团击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并不变更。以上两案究以何者较为适宜，请予考虑。”“你们二位是否可于盐池收复后，令部队在现地休整一时期，自己来小河会商一次。如若你们赞成开会，则我们拟电约贺龙同志亦来开会，时间大约可定在十三日。”其间，毛泽东还派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专程到张家畔野司驻地，向彭德怀、习仲勋送交他的亲笔信。

　　杨尚昆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有点纳闷儿，同彭德怀那里电报是通的，为什么要郑重其事地派我专程去送信？原来彭德怀、习仲勋指挥的部队已赶走了马鸿逵的骑兵，收复了三边地区，司令部就设在三边的张家畔。那里已经是古长城外了，我带了十一个人，骑马走了五天。每人身上背着装水的葫芦，像是八仙里的“铁拐李”。信的主要内容是决定由彭德怀在前线管打仗，由贺龙统管后方。当时彭德怀看后说了一句话：“一个韩信，一个萧何嘛！”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催促彭德怀、习仲勋：陈赓十九日到小河，请你们于此时到达或提早数日先来。十六日，彭德怀、习仲勋安排好部队由定边东移宁条梁一带短期休整后，便策马扬鞭离开张家畔野战兵团司令部驻地，前往靖边县小河村出席会议。

　　小河村坐落在靖边县城以东约三十公里一条南北走向的沟壑内。两侧是陡峭的红胶泥崖，谷底深处是茂密的杨树、柳树、槐树。小河村就掩映在东侧半山腰的树林之中。但是，特殊的年代使这个本应平静的小山村也笼罩上了战争的烟云。在一个多月之前，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曾冒着大雨从安塞县王家湾转移到这里。由于国民党军队闻讯赶来，情势危急，两天后，又不得不撤离。六月十七日，形势稍见缓和，毛泽东率中央机关第二次进驻小河村。中共中央在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人们便习惯称之为小河会议。

　　习仲勋同彭德怀向小河进发之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正以急切的心情等待他们的到来。据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做警卫工作的阎长林回忆，当彭老总、习仲勋等西野首长来到小河时，十七八位领导都围了过来。毛主席、周副主席看到一身征尘的彭、习时，亲切地拉着他们的手说：撤离延安后这几仗，你们打得好啊！

　　因为时间紧迫，会议还没有等得及陕甘宁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赶来，便一起研究陈谢纵队使用方向的两个方案。中央领导还特别向彭、习介绍说：为了确定陈赓纵队使用方向这个战略性问题，毛泽东派出调查组在农村了解到群众存粮极少，难以供应众多的兵力在陕北打仗。同时还召见绥德分区的负责干部商讨筹粮问题，绥德分区的同志表示，要二万兵不成问题，要二万石粮可是个大问题。所以中央根据全国战局的变化和陕北实际，决心改变在陕北打大仗的计划，决定陈赓纵队由原定西渡黄河来陕北腹地直接参战，改为南渡黄河出豫西，从相反方向牵制敌人，配合陕甘宁边区军民击破胡宗南集团进攻。彭德怀和习仲勋表示拥护中央决策，并谈了自己的看法。十八日、十九日，贺龙、陈赓先后抵达小河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向他们通报上述研究的内容和中央决策。十九日，中央军委就中央领导同彭德怀、习仲勋、贺龙、陈赓所研究的议题作出决定，并电告刘伯承、邓小平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局和在晋南待命的谢富治、韩钧：为着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决定将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首先攻占潼洛郑段，歼灭该区敌人，并调动胡军相机歼灭之。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区根据地，作为夺取大西北之一翼。陈谢纵队仍属彭习序列不变，同时仍属晋冀鲁豫建制。

　　经过几天的酝酿和准备，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于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正式举行。会场就设在毛泽东窑洞前院子里一棵粗大的槐树下，因为烈日炎炎，工作人员还特意在树上搭架了枝叶和草席遮阳。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陆定一、杨尚昆，西北局、西北野战兵团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负责人彭德怀、习仲勋、贺龙、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张经武，以及从晋南前线赶来的陈赓。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能将这样多的负责同志集中到偏僻的小河村开会是不易的。仅从出席会议的十四人中西北党、政、军、财方面负责人就到了八位人数来看，足见西北战场问题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

　　习仲勋回忆说：会议开始当天，毛泽东首先讲话。他开宗明义地告诉大家，原来计划把陈赓纵队调到陕北来，同西北部队集中作战，前天中央几个同志同彭总、仲勋、贺龙、陈赓在一起又作了研究，考虑到西北的粮食困难，又考虑到陈赓率部南进豫西、陕南更有利于从外线钳制胡宗南军和配合刘邓军出中原，因此决定陈赓率部南渡黄河作战。这样一来，陕北战场只能依靠彭总独力作战，今年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七月可以造成消灭他的条件。边区在军事上和财政上主要依靠晋绥，今后更加如此。因为战争使陕甘宁边区的地方和人口缩小了，所以决定晋绥、陕甘宁两区合并，由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资格统一指挥，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毛泽东还首次提出了对蒋介石的战争用五年来解决的设想。接着周恩来就解放战争第一年的战绩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

　　二十二日，习仲勋、彭德怀、贺龙及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西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贾拓夫等，围绕陕甘宁、晋绥两解放区的地方工作和西北局工作及土地改革、财政经济、后勤供应分别作了发言。习仲勋特别对边区土改中出现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提出对土改中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利益、乱斗乱打、抓“化形地主”等偏向应该纠正，否则对战争和发展经济都不利。习仲勋对把晋绥和陕甘宁边区合在一起，统一后方，表示坚决拥护。以至在后来谈起此事时还说：“不合，仗难打胜。没有这个会议，前方后方不能一体化。会后就一体化了。前方打仗，俘虏带回来也有了地方。兵员补充、粮食弹药都靠晋绥。没有两区统一，就不可能取得只经一年又一个月就收复延安的胜利。”

　　在习仲勋等发言中，毛泽东还插话说西北局的领导应增加魄力，对错误采取严肃的态度，加强具体领导，以达到团结同志和团结群众的目的。他还说：这个边区是土地革命时期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区域，保存了几千名干部。第一，有本地领导骨干；第二，有政治上可靠的军队；第三，人民是好的；第四，保留了土地革命时期老区许多好的作风，有了这些条件，敌人是可以被战胜的。

　　小河会议决定了加强西北战场的措施，习仲勋再次担当重任。会议决定将晋绥军区重新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由贺龙任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同意中共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以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王震、刘景范五同志组成，彭德怀为书记，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决定西北局回后方工作。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刘少奇等中央工委的同志，通报了以上情况：中央已召集彭、贺、习、马、贾诸同志开会三天，检讨工作，决定河东、河西统一后方工作由贺龙负责，西北局回后方主持；野战军自打合水、曲子、环县歼灭八十一师及骑二旅大部后，三边敌人逃回宁夏，收复三边；现决定向榆林行动，给该方之敌一个打击，相机夺取榆林，吸引胡军北援，以利陈纵队行动；决定陈纵不来边区，八月底向豫西出动。

　　习仲勋对小河会议记忆是深刻的。他在八十一岁高龄时，还撰写专文深情记述了会议经过及其历史功绩。文章写道：

　　“小河会议是在全国解放战争处在伟大时刻召开的，这次会议形成的指导人民解放军大举出击，经略中原，发展战略进攻的正确方针和加强西北战场的重要措施，反映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关于把中央的决心与前线指挥员的见解有机结合起来的战争指导艺术。对我军在陕北战场迅速转入战略进攻，解放大西北，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会后不久，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西北野战军于八月中旬在沙家店战役中，一举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六师六千余人，彻底粉碎了敌人企图将西北野战军消灭于陕北或赶过黄河以东的狂妄计划，成为西北战场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