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战争年代的回忆》——王兆相将军回忆录

李云龙

王兆相(1909～2009)，陕西神木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第二十六军特务队队长，陕北红军独立团团长、独立师师长。参加了陕北苏区反“围剿”。1938年后入延安抗大、马列学院学习。1941年后任山东军区分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四野战军师长。参加了沂蒙山区反“铁壁合围”和辽沈、平津等战役。1952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后历任后勤学院系主任，高级工程学校校长，工程兵学院副院长、院长，工程兵顾问。是中共七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2009年6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李云龙

我回到一六二师时，平津战役已经结束。天津的国民党守军13万人被歼；北平（1928年国民党政府将北京改为北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北平改称北京。）在傅作义将军接受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以后，获得了和平解放。

在平津战役中，一六二师参加了攻打塘沽的战斗，与十二纵三十五师、三十六师一起，解放了天津以东的沿海重镇塘沽，歼敌3400多人。没能赶上打塘沽，我感到有些遗憾，陈德笑着说，往南看，敌人还多着呢，仗还有的打。

3月中旬，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委，刘亚楼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的一纵至十二纵，依次改称三十八军至四十九军。我们一六二师仍在四十九军的序列里。第四野战军的每个军，都下辖4个师，这在4个野战军中是很独特的。

3月下旬至4月上旬，第四野战军在北平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批评了无组织无纪律现象，还部署了第四野战军南下的有关事项。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在中共中央驻地香山接见了与会的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屈指算来，我已经有10年未见毛泽东主席了。他比在延安时胖了些，气派也更大了。他声音宏亮地对我们说："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接见完，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请我们吃了饭，作陪的还有董必武、林伯渠等老同志。

4月中下旬，第四野战军驻平津地区的9个军，分成三路南下，一六二师所在的四十九军，被分在第三路，沿津浦铁路南进。这时传来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胜利地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攻占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的好消息，全师指战员都摩拳擦掌，等待上级出发的命令。

上级的命令终于来了，我师的任务却不是随四十九军南下，而是留在天津担任卫戍部队。

我和陈德赶到天津军管会联系驻防事宜时，天津军管会参谋长兼天津警备区司令员王世英对我们说，天津解放不久，形势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必须留下一支战斗力强、执行城市纪律又好的部队，担任天津市的卫戍部队。为此，他征询过曾任沈阳卫戍司令员的伍修权的意见，伍修权推荐了一六二师。

我虽然极想率一六二师南下，但还是服从了上级的安排，我师进驻天津，接管了兄弟部队4个师的防区。我们的防区西起杨柳青，东至汉沽、塘沽，不仅包括整个天津市区和一部分郊区，还有一大段海防线。接防之后，我一下子感到兵力吃紧了。我师部队进点驻扎后，一个团往往要分驻几十处，处于高度分散状态，我和陈德都很担心出问题。天津比沈阳大，也比沈阳繁华，工厂多、学校多、商店多，外国人也很多，一旦出问题就是大事，会给共产党和解放军带来不良影响。

我和陈德商议后，决定加强教育、狠抓纪律、强化管理。战士们很争气，执行任务不怕苦不怕累，遵守纪律严格自觉，做到了秋毫无犯。我师部队不但完成了保卫天津、维持治安等各项任务，还做了大量公益方面的好事，如清除战争遗留下来的废墟、瓦砾，打扫卫生、清运垃圾、疏浚河道等等。对此，天津的一些报纸和广播电台都进行过报道，我师给天津人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6月间，上级命令我师南下归建参战。来天津接防的，是华北军区的六十七军和六十八军。六十八军军长徐德操，是我在抗大学习时的教员兼班主任，他在接防后说："好家伙，我们两个军来接你们一个师的防区，你们的担子的确太重了。"

我师从天津出发时，受到天津人民的热情欢送。我们沿津浦路南进，经过临清，在寿张（寿张县在山东省西部，1964年撤销，辖地并入山东省阳谷县和河南省范县。）一带渡过黄河，之后向商丘前进。到了商丘再向西南走，经许昌到南阳，沿三国时代曹操征伐荆州和东吴的行军路线，进入湖北襄樊地区，再一直向南。一路上，部队到处受到热情的迎送，许多城镇搭建了彩门，许多村庄设了开水站，地方政府将食宿安排得很周到。尽管天气炎热，全师指战员的士气始终很高昂。为避开酷暑，我们后来采取了夜晚行军、白天宿营的走法，加快了行军速度。7月下旬，我们在江陵一带渡过了长江。

这时候，四十九军主力已与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一军、四十六军、四十七军等部共同进行了宜（昌）沙（市）战役，解放了湖北、湖南的17个县市，切断了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部和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部的联系。上级命令四十九军向常德、桃源一线进军，我师在湖南北部赶上了四十九军主力归建。8月4日，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率3个军、3个保安师共政府主席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率3个军、3个保安师共7.7万余人起义，长沙和平解放。但仅仅3天后，在白崇禧的劝诱下，起义部队中的4万余人叛变南逃。第四野战军首长命令四十九军与四十六军、四十军追歼叛军，我师参加了这次行动。

8月17日，追击叛军的四十九军先头部队一四六师和一四师，在湘乡县青树坪（1952年湘乡县西南部另设双峰县，青树坪划归双峰县）一带遭白崇禧部第七军伏击，伤亡、被俘1200余人，被迫撤出战斗。跟进的我师虽未遭受损失，但我头脑里也敲响了警钟：敌军并不是不堪一击，而是困兽犹斗，我们万不可轻敌和大意。

从8月下旬开始，我师与四十九军各师一起进入休整。9月中旬休整结束，我师投入衡（阳）宝（庆）战役。衡宝战役打的是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桂系头面人物白崇禧的看家部队。白在国民党将领中是比较善于用兵的，号称"小诸葛"，第四野战军进入中南后打了湘赣战役和赣南战役，虽取得部分战果，却没有能歼灭白崇禧部主力。衡宝战役前，白崇禧把他的主力部署在衡（阳）宝（庆）公路两侧及粤汉铁路（即今京广铁路的南段）衡山至郴州一线，企图与宋希濂和国民党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联合，搞一条半弧形的"湘粤防线"。

第四野战军首长针对敌军部署，将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分成东、西、中3路，于9月13日发动对湘粤防线的进攻。东路军由赣西南进军广东，切断白崇禧部下海逃跑的道路；西路军从湖南常德出发，直插广西的百色、南宁，截断白崇禧部逃往云南、贵州的道路；以四十军、四十一军、四十五军、四十六军、四十九军组成中路军，对白崇禧部展开正面攻击。

衡宝战役打响后，我师奉命开赴湘江西侧执行警戒任务。接着，与四十九军各师一起，向据守资水中游新化一带的敌七十一军发动佯攻，掩护中路军主力完成了攻击准备。这个七十一军并不是当年在东北四平战场上与我们交手的那个老七十一军，而是老七十一军被歼灭后，陈明仁重建的部队。陈明仁在长沙起义后，这个重建的七十一军叛变逃走，投靠了白崇禧。

1949年10月1日，我们在衡宝战役的战场上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喜讯，全师指战员倍受鼓舞，战士们纷纷表决心：要以打胜仗的实际行动向新中国献礼！

10月2日，中路军各部向衡宝线敌军全面出击，我师也参加了进攻，于10月3日突破敌七十一军防线，与兄弟部队共同攻占了青树坪；花门楼和渣江一线，也被四十五军、四十六军控制。白崇禧急令其主力第七军、第四十八军、第九十七军等部反攻。

上级判断白崇禧的企图是与我军决战，命令我们暂停前进，调整部署。但四十五军先头部队一三五师未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继续向南挺进，插到了敌军的腹心地区。正是这一个不在作战计划之内的"差错"，打乱了敌军的部署，白崇禧急忙集中5个师围攻一三五师，结果不但没能消灭一三五师，反倒被一三五师拖住。白崇禧慌了手脚，下令全线撤退。

10月7日，上级命令我们全线出击。我师和兄弟部队11个师立即行动，迅猛追击，在衡宝公路以南的灵官殿一带追上了逃敌，将敌七军、敌四十八军一七六师合围于黄土铺地区。经两天两夜激战，我军13个师于10月11日将白崇禧最精锐的"钢七军"及敌四十八军一七六师歼灭。衡阳和宝庆（今邵阳市的旧称），被四十六军和我四十九军部队解放。

衡宝战役于10月16日结束，共歼敌4.7万余人，解放县城24座和湘南、湘西的广大地区。战后，根据华中局《关于主力部队地方化的指示》，一部分野战主力部队转化为地方部队，执行工作队的任务。四十九军与四十六军奉命留在湖南，转化为地方部队。

我师划归湖南军区建制，兼衡阳军分区。我任衡阳军分区司令员，傅兆麟任政委，牛子龙、钱潜任副司令员，曾凡有任副政委，钱潜兼参谋长，苏蕴山任政治部主任。

我们刚把衡阳军分区的架子搭起来，林彪率第四野战军前方指挥部于11月1日来到衡阳。我们为前方指挥部安排的驻地，在湘江西岸的五桂岭。这里可以俯瞰衡阳全市，仅仅一个多月前，还是白崇禧的指挥部。我去五桂岭向前方指挥部汇报工作时，首先见到陪同前来的湖南军区司令员萧劲光，随后见了第四野战军参谋长萧克和政治部主任谭政。他们三位都是我比较熟悉的首长，见面后谈得很热闹。

林彪闻声走了出来，看到我，他有些诧异地说："噢，是王兆相，你怎么在这里？"

萧劲光介绍说："王兆相同志刚刚被任命为衡阳军分区司令员。"

林彪望着我说："衡阳很重要，是湖南的第二大城，你在这里也好嘛。"

按照华中局指示精神，我们在部队中进行了深入的教育，克服那种认为地方部队不如野战部队光荣的错误观念，让指战员们认识到这是为适应新的形势而采取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措施。经过反复学习，我师指战员树立了工作队思想，在地方党委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多项工作，包括剿匪肃特，建立地方武装，维护社会秩序，巩固新生政权，动员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等等。

衡阳地处湘南，湘南地区的匪患虽不如湘西严重，但土匪活动得也很猖獗。特别是湘南南部嘉禾、蓝山、临武、宁远、道县等几个县，土匪总数有5万人之多。

1949年12月29日，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发出了《1950年上半年剿匪指示》，这个指示指出：1949年底中南地区大陆作战已全部结束，从1950年1月起，所属各部队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肃清残匪。

我们衡阳军分区辖区内的土匪、国民党残兵也不少，有的土匪还是政治土匪，如耒阳的土匪，就由国民党的县长统领。这些土匪在山中藏身，不时出来骚扰铁路、公路交通线，还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犯下种种罪行。我们一面发动群众，一面实施军事打击，在铁路、公路两侧剿灭土匪1万余人。此外，我衡阳军分区还与邵阳军分区配合作战，歼灭"湖南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一部。

衡阳本是湘中南的水陆运输中心，沟通湘南湘北的交通枢纽。但是连年战争使公路遭到严重破坏，衡阳至武昌、衡阳至南宁的公路都一度中断。衡阳解放后建立的省辖市市政府到军分区来求援，希望部队协助市政府恢复交通。我们研究后，决定出动军分区部队帮助修路，前后修复了公路数十公里，还将几处淤堵的水路疏浚挖通。衡阳市政府非常感谢，称赞军分区部队为恢复衡阳的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

在衡阳工作期间，我到衡阳所属的衡山、常宁、耒阳等县去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学校很多。小学就不用说了，仅中学，不但每个县城都有一所或几所，就连稍大一点的镇子里，也有一所中学，一个县往往有十几所中学。这使我联想到陕北老家，全陕北23个县，一共才五六所中学，经济怎么能不落后呢？

衡阳是一个历史悠久、风景美丽的城市，名胜古迹不少。可我在衡阳工作了一年多，却没怎么到那些名胜古迹去过。我离开衡阳后，一次偶然谈到衡阳，一位同志说：衡阳的"八景"很著名，有"石鼓江山"、"东洲桃浪"、"朱陵后洞"等等，问我去过没有。我竟不知道衡阳还有"八景"，更没有去过。这都是因为刚刚解放，百废待举，事务繁忙，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游山逛水呵。

在衡阳，我和刘静把岳父、岳母及孩子们都接了来。新华、新民、鲁民、东民，多少年来第一次聚集在我们身边。其中新华、新民两个孩子，我们已有10年未见过面了。

1950年12月，上级调我到设在南京的军事学院学习。当时，这所刚刚创建的学院是全军的最高学府，院址在原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的中央军校旧址上，十分宽敞。1945年9月9日，中国府国防部的中央军校旧址上，十分宽敞。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就是在这个大院里举行的，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岗村宁次，在大院的礼堂内向中国军队交出战刀，缴械投降。我听学院工作人员讲过此事后，专门到礼堂去看了看日军投降的现场，我想：这个地方极有历史意义，应当给子孙后代保留下去。

军事学院的院长、政委，由刘伯承兼任，我们第一批学员报到时原有900多名，后因100多名学员不符合条件，被退回去或转往其他学校，实际人学的学员是700多名。

1951年1月，军事学院开学，我被分到高级速成系二班。高级速成系的学员都是师以上干部，大多数同志文化程度不高。刘伯承亲自召开学员座谈会，了解大家的想法，帮助我们克服困难。他说："学习的窍门就是努力加方法。自己身上痒自己抓，看别人吃饭永远是不会饱的。教员要辅导、要帮助，但必须有主导，主导就是靠自己努力。学习是不能投机取巧的，有多大的劳动量才可能有多大的收获量。"刘伯承的这番话，对我很有启发。我建立了一定能完成学业的信心，无论战役法、战术学，还是数学、物理、化学，都下苦功夫努力学；在实兵示范演习和现地作业中，也结合过去打过的仗认真思索；课余时间几乎全都用在学习上，各门课程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1952年7月12日，军事学院举行了我们高级速成系第一期347名学员的毕业典礼。刘伯承和军委军训部部长萧克参加毕业典礼并讲了话。萧克说：军事学院第一期学员毕业是全军的一件大喜事，这个大喜事是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了一批学过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的干部。他们对全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将起带头作用和骨干作用。

我自军事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正在组建的后勤学院工作。那时，后勤学院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方勤务学院。李聚奎任院长。全院共分5个系：后勤组织指挥系、军需系、财务系、运输系、油料系。我被任命为后勤组织指挥系副主任，不久又提升为主任。

1953年2月1日，后勤学院正式成立，当天举行了首届开学典礼。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在后勤学院正式成立之际写了训词和题词。毛泽东的训词是："对于现代的军队，组织良好的后方勤务工作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任何轻视后勤工作，以为后勤工作不是重要的专门科学、不需要精通业务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必须学习苏联军队完整的后勤工作建设，研究朝鲜战争中后勤工作的状况和经验，以达到我军后勤工作现代化和正规化的目的。"朱德的题词是："建立现代化的后方勤务工作，是巩固国防、保卫我们伟大祖国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在后勤学院的干部和学员中，有不少同志不愿从事后勤工作。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训词、题词，为这部分同志做了有力的思想工作。

后勤学院的主要任务，是培训全军高、中级后勤指挥军官和专业勤务军官，同时承担全军后勤学术理论研究工作。1955年，后勤学院357名首届学员毕业，国防部长彭德怀来学院参加了毕业典礼。他在讲话中说，在现代战争中，没有强有力的后勤组织工作，要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希望毕业学员真正成为军队后勤建设的骨干。毕业典礼后，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接见了后勤学院干部和首届毕业学员，并与我们一起照了相。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我被评为少将。9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元帅和在京将官的授衔、授勋仪式。当周恩来总理授给我少将军衔命令状和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时，我本来是有些想法的，因为二级独立自由勋章，是发给抗日战争中的团级干部的，我担任的是军分区司令员职务，按规定应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但就在这个时候，我想到了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得到了什么勋章呢？我坦然接过了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我在后勤学院工作了6年，眼看着一批又一批学员从后勤学院毕业，输送到全军各部队或机关工作，促进了后勤干部军政素质的提高，我的心情是愉快的。

1959年，上级将我调到军委工程兵工作，担任长沙高级工程兵学校校长。那时的干部调动，都是人走家搬，我和刘静带着程兵学校校长。那时的干部调动，都是人走家搬，我和刘静带着几个孩子﹣﹣鲁民、东民、小华，离开北京前往长沙。在医学院上大学的新华、正念高中的新民留在北京，继续学习。

长沙高级工程兵学校是一所正军级的学校，建于1951年，朱德总司令曾为长沙高级工程兵学校题词："为培养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干部，建立新中国的强大国防军而奋斗。"长沙高级工程兵学校的校名，也是朱德题写的。

在我以前，冯志湘、赵东寰、谭善和先后担任过长沙高级工程兵学校的校长。我接任校长时，学校的师资力量、教学设备、演习场地已初具规模。学制两年，主要培养工程兵中级指挥员和部分参谋、教员。

我上任后，根据上级规定的办学方针和学校的实际情况，主要抓了加强实兵指挥的教学环节，提高未来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效果是好的。

1960年9月，中央军委批准将长沙高级工程兵学校改建为工程兵学院，编制升格为兵团级。1961年5月1日，长沙工程兵学院正式成立，在成立典礼和首期开学仪式上，宣布了中央军委学院正式成立，在成立典礼和首期开学仪式上，宣布了中央军委的命令，军委工程兵副司令员徐德操兼任长沙工程兵学院院长、政委，我任副院长，曹孟朴为副政委。在典礼上，我代表学院，接受了中央军委授予长沙工程兵学院的兵团级军旗。1965年，我被任命为长沙工程兵学院的院长。

长沙工程兵学院的任务是：培训、提高工程兵从副营职到副师职的军政指挥干部，下设基本系、速成系、政治系。另外还根据要，设立了军事理论班、教员班、参谋班、建筑班、舟桥班。越南抗美战争期间，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越南人民军达成的协议，长沙工程兵学院还开设了越南留学生班。学院的学制为2-3年。

不同的班次都得有不同的教学、训练计划，造成教学任务格外繁重。好在全院教职员忠诚党和军队的教育事业，创造性地辛勤工作，保证了各种各样的教学、训练计划都能得到落实和完成，为工程兵培养了一大批中级军政指挥干部。

毕业自长沙工程兵学院的干部，大多数成为工程兵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骨干。许多毕业学员还参加了各项重要的国防工程建设，如导弹、原子弹基地工程建设，援助越南、老挝工程建设等，在这些工程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每念及此，我心里都感到欣慰。

在院校工作有一大好处，就是能学习到不少新知识。我原本文化程度不高，虽经抗大、马列学院、党校、军事学院的培训，自己觉得与做院校的领导工作还是有差距，这就促使我不能不学习再学习。在后勤学院和高级工程兵学校、工程兵学院，我是只要有空就去听课，后勤、工程兵的专业课，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课，我都有兴趣听。在院校工作10余年后，我在军事、政治理论方面，科学、文化水平方面都得到了提高，知识面也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丰富。与一些专家、教授接触时，他们都不相信我是放羊的羊倌出身。

有些同志不大愿意在院校工作，可是我愿意在院校工作。和平年代不打仗了，作为一名老军人，该怎样为国家、为人民、为军队尽力呢？我觉得，通过源源不断地为国防事业培养高素质的军事人才，正是继续作贡献的一个好途径。

在长沙工作期间，我参加中共湖南省代表大会时，当选为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关于湖南省的地方工作，我提的意见不多。不过，"大跃进"之后三年自然灾害接踵而来，湖南面临的困难很大，我们长沙工程兵学院积极参加抗灾、抢险、救灾，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得到了湖南省委和湖南人民群众的好评。

1966年，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我也受到了冲击。当时强加给我的帽子有："走资派"、"反革命"、"土匪"、"高（岗）习（仲勋）死党"等等。我虽然感到困惑，但坚信这一切是暂时的，党和人民自有公论。

军队院校是开展"四大"的单位，长沙工程兵学院也不例外，也出了"造反派"。1967年，"造反派"派了几个人，到神府地区去调查我的"历史罪行"。但当他们到神府说明了来意后，却几乎挨老百姓的打。特别令"造反派"不解的是：神府地区虽然也有两派，观点势不两立，但只要提起王兆相，两派的观点就没有分歧了，两个群众组织都认为王兆相是老红军、老革命，不但没罪，反而有大功……

长沙工程兵学院的"造反派"离开神府地区后，我被打成"反革命"的消息在老区传开了。群众普遍感到不能接受，有些淳朴的老乡还想到北京去找毛主席，他们要告诉毛主席：在神府葭榆闹成了革命的王兆相不可能是反革命……家乡传来的这些情况，令我在逆境中既温暖又感动。

1969年9月，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长沙工程兵学院被撤销。眼看着经过多年辛勤努力才建设起来的学院被砍掉，许多有经验的教职员改行或转业，大量教学仪器、教学资料散失，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与一些老战友互通情况后才知道，全军原有的120多所院校中，被砍掉了82所；有幸保留下来的也不能开展正常教学；而部队干部战士的军事素质却严重下降，在业务技术方面甚至闹出了许多笑话……这种情况令我十分忧虑，但自己又无能为力。

长沙工程兵学院撤销后，我被安置到洛阳居住。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我才获得重新工作的机会。1977年，我在洛阳当选为河南省政协常委，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9年，我被任命为军委工程兵顾问，回到了工作过6年的北京。我没有别的念头，只是希望为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再出一把力，工程兵党委布置给我的工作，我都努力完成。

1983年，我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我任两届政协委员期间，主要提过两方面的建议或意见，一是加快发展革命老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多多扶持老区的教育事业，以便尽快改变老区的落后面貌，让老区人民脱贫致富。二是普及国防教育，增强人民群众的国防意识，给予承担保卫祖国重任的军队更有力的支持。

1988年，我离休了。就在这一年，中央军委授予我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我的老战友、老伴刘静，也获得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回顾我走过的人生道路，我提笔写下了这样的条幅：

羊倌将官教官弹指间白发苍苍

扬鞭举枪挥笔崎岖路奋进匆匆

我今年93岁了，看到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我们的民族兴旺发达，我们的军队威武强大，我心中充满了喜悦﹣﹣我们当初投身革命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这一切么？但我也有一个愿望：不论老年人、中年人还是青年人，都不要忘记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不要忘记那些令人精神振奋或令人扼腕叹息的事。因为，历史是一面鉴往知今的镜子。

李云龙

辽吉军区的辖区包括今辽宁、吉林、内蒙古各一部，是关内外的通道和走廊，也是国民党军与东北民主联军反复争夺的地区之一。辽吉军区机关驻吉林省西南部的郑家屯（双辽），军区司令员是聂鹤亭，政委由辽吉省委书记陶铸兼任。他们向我介绍了第五军分区和第五地委的情况。

辽吉军区的第五军分区，辖辽宁省的黑山、彰武、阜新等八九个县，所属部队有3个独立团，番号分别是独立第七团和第五军分区二十三团、二十五团，每团不足1000人。我到第五军分区任司令员时，政委是黄永辉，辽吉第五地委书记刘莱夫也兼任第五军分区政委。第五地委的副书记曾志，就是陶铸的夫人，她是1926年入党的老同志，参加过湘南起义。

我在山东已当过两个军分区的司令员，对军分区的工作还是熟悉的。我首先整顿了军分区的3个独立团。过去，这3个团都在各自的地区内活动，很少统一行动。我认为这样不能形成拳头，便将这3个独立团集中起来搞了一些训练，效果是明显的，3个独立团像一支正规部队的样子了。

8月、9月间，东北民主联军增编了新的部队，组成了七纵、八纵、九纵和十纵，并于9月中旬向国民党军队发动了秋季攻势。东北民主联军首先在辽西地区对北宁路西侧地域发起进攻，我分析第五军分区当面敌情后，认为可以借助秋季攻势的强大声势，攻克或逼退敌军伸入我军分区地域占据的北镇县城。

第五军分区的领导同志们都同意我的想法，经报请辽吉军区首长批准后，我即率领第五军分区的3个独立团开至北镇县城外。守军敌一个团部、两个营害怕被歼，乘夜弃城逃跑。我第五军分区所辖各县从此连成了一片。

10月中旬，七纵、八纵、九纵进入我第五军分区地域作战。我们组织各独立团配合主力部队破袭黑山一带铁路，并动员群众支前，各县都设立了由民兵组成的战勤大队。在地方武装、民兵和群众的支援下，七纵等部队攻克了阜新、彰武、黑山等城市。

12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向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冬季攻势。这次攻势的许多战场，仍在我第五军分区地域内。气候严寒，温度已降至零下20度甚至零下30度，这就对支前、战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动员第五军分区军民全力以赴支援、协助主力部队作战，各纵队在我们第五军分区地域内打了好几个大仗，全歼了敌四十九军七十九师、敌新五军、敌四十九军三十六师。

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改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

1月上旬，东北军区暨东北野战军副政委罗荣桓主持召开了组建二线兵团的会议。他召集北满7个军区的领导人，研究了第一批独立团的训练和编制、第二批独立团的准备等问题。会议要求第一批独立团必须尽快补足兵员，每个团都要达到2500人。

我第五军分区的3个独立团都属于第一批独立团，按照会议精神，我们努力扩军，两个月内将每个团的兵员扩充到了3000人。接着，我们又抓了独立团的整训和练兵，把新兵培训成能上战场打仗的合格战士。

3月间，东北野战军在二线兵团的基础上新组建了3个纵队﹣﹣五纵、十一纵、十二纵。这时候，东北军区暨东北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总计已经超过90万人了，对国民党军队形成了压倒优势。

7月，为适应即将展开的与东北国民党军队的决战，东北军区暨东北野战军总部决定：将辽吉军区与辽宁军区合并为辽北军区，我第五军分区的3个独立团合编为一个独立师，我兼任师长，徐明任副政委，田松任参谋长。

8月上旬，刚刚编成的独立师又编进来一个团，即原辽宁军区第三军分区的独立十九团。不久，上级给了我们番号﹣﹣东北野战军独立第十三师，我任师长，陈德任政委，刘远生任副师长，田松任参谋长。但陈德暂时没有到职。独立十三师下编三十七团、三十八团、三十九团，全师共有10000多人。

9月12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发起了辽沈战役。各野战纵队南下北宁线作战，我师奉命北上，参加围困长春。我师战士中本地人很多，群众热情地欢送了我师，鼓励子弟们勇敢杀敌。

我率独立十三师北上途中，巧遇我的老部队六纵十八师奉命南下。师长阎捷三、政委袁克服、副师长黄荣海和各团干部见到我，都很亲热。十八师的许多基层干部听说我带部队过来了，有的跑来敬个礼，有的跑来问声好，"老师长"、"老首长"叫不停，我心里真是热乎乎的。阎捷三等同志告诉我：围困长春的任务，原由六纵十八师、十二纵和各独立师执行，现因北宁线敌人援军增加，六纵十八师和十二纵都南下打援，长春的敌人就全交给各独立师了。匆匆话别时，我们互相预祝多打胜仗。

我师赶到长春后，我到前方第一指挥所去见围困战的指挥员萧劲光和萧华。萧劲光司令员和萧华政委亲切地与我谈了话，他们介绍说：长春围困战是6月下旬开始的，长春城内有守敌新七军、六十军及一些杂牌武装，共10万人。我军围城部队自六纵十八师和十二纵调走后，又调来一些独立师，现共有11个独立师和一个骑兵师。萧劲光最后说："你们师新到，就担任总预备队吧。"

我师到长春外围几天后，前方第一指挥所改称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萧华任政委，陈伯钧任副司令员，唐天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方（解沛然）任参谋长。第一兵团部实际上就是围城指挥部。

9月下旬，长春城内的粮荒更加严重，每天都有一股股饥饿的国民党军官兵出城投诚。据统计，自围城战开始至9月底，出长春城投诚的国民党军官兵已达1.3万余人。

在长春城内国民党当局"杀民养兵"的政策之下，长春老百姓几个月间饿死了数万人。针对这一情况，我军改变了围城初期和中期不准老百姓出城的作法，一兵团部专门给各独立师下达了命令：凡愿出长春城的老百姓一概放行。我师接待了不少从长春城出来的饥民，一般情况下是先给他们喝一两碗稀粥，再送往难民收容所。这也是吸收了兄弟部队的经验，不能让饥民一下子吃得过多，否则会撑死人。

10月6日，长春守军敌新七军三十八师、敌六十军一八二师冲出城，企图夺回大房身飞机场。敌军突破独立七师防线后，一兵团部命令我师增援独立七师。我师还未赶到前沿，敌军已缩回城去。自此，再也未敢向城外出击。

10月15日，南下北宁线的二纵、三纵、七纵、八纵、九纵、炮纵及六纵十七师攻克了锦州，全歼守敌10万余人，俘虏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蒋介石命令长春国民党守军突围。但在我军长围久困下，长春国民党守军早已军心涣散，既没有胆量也没有力量突围。

10月17日，长春城内的国民党六十军在军长曾泽生率领下起义；10月18日，敌保安旅、骑兵旅等部放下了武器；10月19日，敌新七军军长李鸿、副军长史说等率部投诚。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困守在伪满洲国的中央银行大厦中，10月21日凌晨，走投无路之下也向我军投诚。长春第二次解放了。

我在重获解放的长春城内转了转，看到伪满洲国国务院、伪满洲国中央银行大厦、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那一栋栋熟悉的建筑物不禁使我想起了1946年，我们第一次解放长春又撤离长春的情景。短短两年多的时间，东北战场上的战局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

10月23日，长春解放的第三天，我师即奉命与独立一师、四师、十师、十一师等兄弟部队南下，参加解放沈阳的战斗。进军沈阳的途中，我们得知国民党军西进兵团10万余人在辽西地区被一纵、二纵、三纵、五纵、六纵、七纵、八纵、九纵、十纵、炮纵等部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的两支"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全遭覆灭，国民党军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新六军军长李涛等一大批高级将领被俘。胜利的消息，使我师指战员欢欣鼓舞，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尽快赶到沈阳去，围歼东北境内的最后一大股国民党军！

10月29日，我师赶到了沈阳城郊，与各兄弟部队一起，对沈阳形成了合围。令我特别高兴的是：我们独立十三师的师政委，几度与我共事的老战友陈德到职了。这时候，沈阳城内还有敌五十三军两个师、敌新一军一个师、敌青年军二0七师两个旅，及守备总队、保安团等部，共14万人。10月30日，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乘飞机逃离沈阳，沈阳防务交给了原为东北军的敌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

为保护沈阳这个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免遭破坏，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谭政，联名向参加攻城的各纵队和独立师发来电报指示。这个指示要求："沈阳为我东北最大工业城市，我们占领后即可完全巩固，对整个人民战争将有极大贡献。故各部必须力加保护，且该市外侨甚多，我之一切行动极易引起国际注目，各部均须严格遵守我党政策，切实维护纪律。"电报指示还列出了6条规定。我师收到电报指示后，立即按电报指示精神对各团提出了具体要求。

11月1日，攻打沈阳的战斗开始了。一纵、二纵从沈阳西北方向进攻；十二纵由城南进攻；各独立师由城东、城北进攻。许多国民党军官感到大势已去，纷纷联系起义或投诚，连沈阳敌军的最高指挥官、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也率300名卫队和其他高级官员放下武器投诚。

只有敌青年军二0七师还在顽抗。青年军是抗战后期国民党组建的一支新部队，因受蒋介石"一个领袖、一种主义"的影响较深，官兵思想都很顽固。青年军在国民党军中有一定战斗力，自称"雄师部队"。驻沈阳的国民党青年军二0七师师长名叫戴朴，是个死心塌地追随蒋介石的反动分子，林彪、罗荣桓曾专门为捉拿他发给各参战部队一份电报，内容是："二0七师师长戴朴极端反动，已令其部属焚烧物资，望各部注意清查逮捕，以便战后依法处办。"

11月2日，我师和独立十二师打到东大营。这个东大营是原东北军兵营，1931年日本军队正是在北大营和东大营挑起了"九一八"事变。此时，东大营由敌青年军二0七师一旅二团据守。我师拂晓时分从东大营东面发起进攻，不到一个小时就攻克了东大营的前哨阵地马关桥，歼敌军一个连。

我师的进攻发展到东大营营区时受阻，敌人从钢筋水泥构筑的工事和暗堡里拼命射击，冲在前面的一些战士倒下了。主攻部队三十八团用迫击炮和炸药包连续击毁了几座敌军碉堡，敌军支持不住了，喊话说他们的团长要和我军的指挥官谈判。三十八团将这个情况报告了我，我同意与敌军团长见面。

不一会，敌青年军二0七师一旅二团团长陶毅被带到我师指挥所。他一见到我就赶紧说："为了弟兄们的生命安全，我们愿意放下武器。"

我说："我们欢迎你们放下武器，你们缴枪投降后，是会得到宽大处理的，我们一定保证你们的人身、财产安全，愿回家者，可以发给护照和路费。"

陶毅说："我的部下里还有一些人很固执不愿投降，请长官再给我一个小时，我回去说服他们后，再派人来谈投降的具体事项。"

我同意给他一个小时，陶毅低着头回东大营去了。

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敌军那边不但没有再派人出来，反而还向我师阵地打开了枪。

我估计是敌军变了卦，便命令全师的轻重武器一齐开火，压制住敌军的火力，掩护主攻部队进攻。三十八团迅速冲了上去，打开了突破口，我令三十七团、三十九团也跟上去，冲进了东大营。

这时候，东大营的西侧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兄弟部队独立十二师也发起了冲锋，敌军绝望地抵抗了一阵便在夹击下崩溃了，大多数敌人举手投降。

我走进东大营，在一大群俘虏里发现了敌团长陶毅，他不敢正视我，垂着头羞愧地嘟囔道："其实，只有少数人想不通坚持要打，可是我……"

我说："打一阵又怎么样？不还得放下武器嘛！你不要怕，当了俘虏，我们还是会宽待的，希望你今后重新作人。"

陶毅的头，垂得更低了。

我们攻打东大营的战斗，是东北野战军解放沈阳的最后一战，随着我师和独立十二师将1000余名敌青年军官兵歼灭，沈阳全城均告解放。在沈阳之战中，大多数敌军起义或投诚，我东北野战军各部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3万余人；缴获炮1685门，坦克、装甲车157辆，汽车841辆，各种枪支7万余支；还有其他大批军用物资。

在我师和兄弟部队进行沈阳作战的同时，七纵、八纵、九纵和独立二师等部解放了辽阳、鞍山、海城、营口。锦西、葫芦岛之敌从海上乘船逃走。11月10日，三纵进占锦西、葫芦岛，整个东北全境均告解放。

沈阳解放后，成立了军管会，陈云任军管会主任，东北军区参谋长伍修权、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任军管会副主任。另外还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伍修权兼任司令员，陶铸兼任政委。我师被指定为沈阳卫戍部队。

卫戍部队的任务是保卫沈阳，维护沈阳的社会秩序。当时，山海关外已无成建制的国民党军队，所以一时不会有敌军进攻沈阳。我们卫戍部队工作的着重点，是肃清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防止敌特分子破坏捣乱，同时也要纠正和阻止我军部队人城人员的违纪违法行为。

1946年第一次解放长春后，我和陈德曾率二十一旅驻防长春西区，积累了一些执行城市卫戍任务的经验。这次接受卫戍沈阳的任务后，我和陈德进行了研究，感到要完成任务，我师指战员一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和麻痹思想，二必须模范的遵纪守法。基于此，我们抓了不取得全国革命胜利不松劲的教育，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城市纪律的教育，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我师部队不但完成了军管会和卫戍司令部交给的各项任务，从治安方面保证了沈阳的生产、生活迅速走上正轨；而且令行禁止，没有发生过违纪现象，沈阳人民对我师的观感相当好。陈云、陶铸等领导同志都表扬过我师。

11月下旬，我师改称一六二师，划归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建制。十二纵的司令员是钟伟，政委是袁升平，副司令员熊伯涛，政治部主任陈志芳。十二纵下辖的三十四师、三十五师、三十六师，原为独立二师、四师、五师。

12月上旬，一六二师奉命随十二纵进关参加平津战役。东北军区通知我不随十二纵行动，要我留在沈阳，担任东北军区警卫师师长。

沈阳是工业发达的大城市，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假如留在沈阳，我与刘静和孩子们肯定可以过比较安定的生活。可我内心深处，却不怎么想留在沈阳，战争并没有结束，我还是希望到有仗打的地方去工作。

这时东北军区已同东北野战军分开，东北军区机关留驻沈阳，而东北野战军领导机构已随林彪、罗荣桓进入山海关，到了平津一带。我找了东北军区新任参谋长陈奇涵，请求组织上批准我离开沈阳进关，仍回一六二师工作。

陈奇涵起初还是劝我留在沈阳，后来看我态度坚决，才松了口，表示如果东北野战军总部同意，可以考虑放我走。

1949年2月初，刚刚过完春节，陈奇涵就通知我：正在通县的东北野战军首长已经批准我进关，回一六二师担任师长；这边东北军区领导同志也同意我不担任军区警卫师师长，我可以离开沈阳进关了。

这消息可真让我高兴，我立即打点行装，乘火车去追赶一六二师。

李云龙

4月8日，我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召开的师以上干部会议。这次会议开了10多天，除了总结三下江南作战的经验教训以外，还着重研究讨论了打进攻战、追击战的战术。林彪就打进攻战、追击战问题，提出了"三种情况三种打法"的战术：对于有防御的敌人不能打莽撞仗，必须经过必要的准备后才攻击；对退却的敌人则要打莽撞仗，要猛打猛冲；对欲退未退的敌人，既要打莽撞仗，又不要打莽撞仗，应先以小部队将敌人粘住，待主力到齐经过必要准备之后再歼灭敌人。

这次会议给我的感觉是：我军将要向敌占区大举进攻了。果然，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于4月23日下达了《关于新的战役行动的指示》:"我军主力决定最近期内采取新的行动，向敌人腹地进击，在敌人兵力空虚、防御薄弱地带发展攻势，以求吸引敌人，达到大量歼灭敌人之目的。"

5月上旬，东北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全面展开，一纵、二纵和独立一师、二师等部队组成西线兵团，从扶余渡过第二松花江，置长春敌军不顾，而继续往南奔袭四平以北的怀德。我们六纵这次未与一纵、二纵一起行动，而是与独立三师、四师及两个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炮兵团组成了东线兵团，深入东满的松花江上游地区，向拉（法）吉（林）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发动了进攻。我们的行动开始后，吉林军区独立师也参加了战斗。

六纵首长命令我师歼灭拉吉线中段守敌，切断、控制拉吉线，孤立据守老爷岭的敌新一军新三十八师﹣﹣二团。我师自5月11日开始进攻，独立三师和两个炮兵营配合我师行动。我们首先攻克了拉吉铁路以北的尤家屯据点，接着打下了拉吉铁路上的江密峰、天岗两个火车站，守敌保安第七团的3个营被我师一一歼灭。敌保安第七团团长被俘。

5月15日，我师沿拉吉铁路继续向西发展攻势，歼灭了密什哈车站的守军，肃清了铁路两侧大拉子山、小拉子山的敌人。我师控制了拉吉线中段大约40公里，截断了老爷岭守敌与吉林敌军的联系。兄弟部队也从北面、东面、南面堵住了老爷岭守敌的逃路。

老爷岭是一处地形险要的山隘，工事极坚固。六纵首长指示我师不要距敌过近，要尽量诱敌离开工事，在运动中加以歼灭。我命令五十四团接近六道河子，监视敌新一军新三十八师一一二团的动向。

5月20日上午，五十四团派出的侦察员搭上敌人的电话线监听电话，听到一段重要的对话。老爷岭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向吉林火车站站长请示："他们准备走了，我们走不走？"吉林火车站站长的答复是："他们走他们的，我们不走。"

五十四团立即向我报告了这一段重要对话。我们分析，铁路工作人员所说的"他们"，显然就是指敌一一二团，"他们准备走了"，也就是说敌一一二团打算撤离老爷岭逃跑。我一面把这个情况报告六纵首长，一面不等待六纵指示便命令五十四团咬住敌一一二团，先向六道河子西北高地作试探性的进攻。

黄昏时分，五十四团的试探性进攻得手，俘虏了一部分敌一一二团的后卫人员。经审问俘虏中的军官，得知他们刚刚按团部命令放弃了六道河子，正要去老爷岭集结。

我判断：敌一一二团下一步有两个可能的动向，一是坚守老爷岭工事待援，二是各据点人员在老爷岭集结后向西南突围。我给五十四团下令，派一个营向老爷岭方向前进；另派一个营到老爷岭西南侦察搜索。我把最新敌情和我的处置措施都向六纵首长做了报告。

六纵司令员洪学智认为：小丰满还在敌军手中，而东、西、北、东南都被我军堵住，敌一一二团只能向西南方向的小丰满逃跑。洪学智命令我师向西南方向追击，我师立即行动，五十二团、五十三团分路追击敌一一二团。

5月21日佛晓，向西南侦察搜索的五十四团一营，发现敌﹣一二团逃跑的踪迹，随即加快速度追击，在隘口追上了敌一一二团尾部。五十四团一营一阵猛冲猛打，将敌一一二团的3个营打乱，其中2个营溃散，另一个营钻入森林。老爷岭一带都是深山老林，地形极其复杂，敌一一二团被打散后，再也未能集中起来。

敌一一二团团长张洁之带领数十人逃至太平山，被我六纵十六师截住。张洁之指挥残部顽抗，被十六师击毙。钻入森林的那个营，在敌一﹣二团副团长刘毅福带领下寻路向西南逃跑，与十六师四十八团遭遇，四十八团与吉林独立师在太平山以南将该营全歼。其余溃散之敌，大部分被我师各团和十六师等部俘虏，只有个别零散敌人侥幸漏网。

敌一一二团团长张洁之，在新一军乃至国民党陆军中都是个有名人物，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参加远征军打到缅甸、印度，不但得过国民党的勋章，还得过美国授予的奖章。六纵首长念张洁之抗日有功，特吩咐买了一口好棺材装殓张洁之的遗体。六纵副政委刘其人还写了一封致蒋军官兵的信，大意是：张洁之在抗日战场上立过战功，但后来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落得悲惨下场，望蒋军官兵以张为戒，早日幡然醒悟，不要再为蒋介石打内战卖命了。这封信随张洁之的遗体一起送到了吉林城。

张洁之的遗体后来被辗转送往南京，蒋介石下令，追晋张洁之为少将师长，并为他举行了国葬。刘其人的信，在国民党军中也产生了影响，据后来抓到的俘虏供称，国民党军队的大官们看信后议论说，这封信写得有理有情，文采也好，很打动人。

在老爷岭战斗中，我师五十四团为全歼敌一一二团立下了头功。战斗结束后，我和陈德表扬了他们，并为有功人员记了功。

六纵首长后来告诉我：二纵和一个炮兵团攻怀德时，守军也是新一军一个团，二纵打了一天一夜，伤亡1500余人才结束战斗。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据此认为：老爷岭更加险要难攻，一度决定不打敌一一二团了。是我师弄清了敌情，抓住了战机，为全歼敌一一二团3000余人创造了条件。

5月24日，我师从小丰满一带渡过松花湖，向磐石、桦甸、海龙一带南进。驻守海龙的敌六十军暂编二十一师闻讯，放弃海龙向长春逃跑，我师与十六师等部自桦甸向西紧追。敌暂二十一师逃跑途中遭到独立一师、二师的阻截，不得已转向东北逃往吉林。这一下缩短了我们与敌暂二十一师之间的距离。我们猛追了三天三夜，终于在烟筒山西南追上了敌暂二十一师。6月3日，我师与十六师、独立一师等部不等敌人站住脚就发起进攻，将敌暂二十一师歼灭于双阳、磐石之间的吉昌镇，毙俘敌军官兵5000余。

我师在长途跋涉中连打两仗，部队已十分疲劳。此时上级命令我师与兄弟部队继续作战，横扫长春东南各县城的敌军。我师指战员不顾疲劳，投入了新的战行动，与十六师、独立一师等部攻占了双阳、伊通、桦甸、辉南等城，将北满与东满、西满、南满解放区连成了一片。长春、吉林、四平等敌占大城市，成了被解放区包围的座座孤岛。

夏季攻势的第一阶段作战胜利结束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北满、南满、东满和冀热辽军区部队共同奋战，歼灭国民党军6个师，解放县城23座。在这样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攻占四平。

四平是东北三省中部的交通枢纽，东、西、南、北满的联结点。如果我军攻占了四平，就切断了长春、沈阳两大敌军集团之间的联系，北可攻长春，南可打沈阳，一下子就掌握了东北战场的战略主动权。我想：这正是东北民主联军首长下大决心打四平的原因。

四平守军是国民党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都立过战功，在国民党军将领中以会带兵、能打仗著称。陈明仁手中有七十一军两个师、十三军一个师，这三个师都遭到过我军的沉重打击，其中的八十八师系被全歼后重建。除正规军三个师外，还有一些保安团队参加守城。守军的总兵力共有3.5万人。但战前，我军却低估了陈明仁的兵力，认为至多不过2万人。

东北民主联军首长决定由一纵、六纵十七师、辽吉纵队和5个炮兵营攻城，统归一纵司令员李天佑、政委万毅指挥。二纵、三纵、四纵和六纵十六师、十八师在昌图以北布防，准备打从沈阳出援的敌军；独立一师、二师、三师，南满独立师，东满独立师，西满骑兵一师、二师在四平以北布防，准备打从长春出援之敌。我师接到命令后，即开赴四平东南的叶赫，做打援的准备工作。

6月11日，东北民主联军打响了四平攻坚战，用3天时间扫清了飞机场、新立屯等外围据点，6月14日发起总攻。四平城分东西两个区，一纵虽打开突破口攻进了西区，但遭遇敌军顽抗，进展缓慢。6月17日，攻城预备队六纵十七师投入战斗，辽吉纵队也攻入城内，至6月20日突破了四平守敌的核心阵地。敌七十一军军部率西区残敌撤至东区继续顽抗。

我军虽控制了西区，但攻城部队的伤亡也超过预想，一纵一师、二师，辽吉纵队的一师、二师都因伤亡过大而不得不撤出战斗。6月21日，一纵三师、六纵十七师和辽吉纵队三师开始进攻四平东区，敌军拼命顽抗，各师的攻击都未得手。

6月22日，我和陈德接到调我师加入四平攻城作战的命令。我们马上率十八师来到硝烟弥漫的四平东区。六纵司令员洪学智已接替一纵司令员李天佑、政委万毅，统一指挥攻城作战。

洪学智首先传达了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林彪、副政委罗荣桓的电令："四平战斗的总攻开始后，已激战8昼夜。敌顽强抵抗，逐屋争夺，目前我已占领半个城，我伤亡已逾8000余人。决付出1.5万人的伤亡，再以一个礼拜的时间，将此仗打到底，达到完全歼灭敌人和打垮敌之守城信心。"接着，洪学智简要地介绍了战况，命令我师加入十七师方向作战。十六师也接到命令赶来参战，洪学智指示他们协同辽吉纵队三师作战。

十七师是一支擅长爆破、攻坚的部队，这次在四平打得也不错，还创造了"一个营打一条街"的战法。可是，他们的伤亡也比较重，参战四五天来，伤亡已接近三分之一。我率十八师投人战斗时，十七师四十九团因伤亡过大撤出了战斗，主攻任务由十七师五十团和我师的五十二团、五十三团承担。

五十二团和五十三团一上阵就猛打猛冲，从四平车站以南突入了东区。但敌军仍很顽强，在每一间屋内、每一堵墙后拼死抵抗，我师的两个团和十七师五十团只能逐屋、逐院、逐巷地由东南向西北推进。我们的作战计划是：把死守东区的敌军分割成两半，再继续分割，最终各个击破。

敌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给其部队下达的命令是："不求援，不待援，自力更生，独立死守，打光为止。……第一线部队不准后退，仅准第二线部队向前补充与增援。凡由前向后退者，即由后方部队射杀之。"在战术方面，久经沙场的陈明仁也确有独特的一套。当我军第一梯队冲到阵地前沿时，敌军的炮火不打我军的第一梯队，却猛打后面的第二梯队；等到我军第一梯队停顿下来巩固阵地时，敌军又集中火力打我第一梯队。这种打法，往往能使我军的进攻因为没有后劲而失去势头。另外，敌军工事的火力配置也相当讲究，一般由步枪、冲锋枪、轻机枪、六0炮、迫击炮构成交叉火力网；楼房每一层的火力，分工各打一个区域。

敌人的空军，在四平战斗中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他们既给敌七十一军投下弹药和粮食进行补给，又从早晨5点到晚上8点，对我军阵地狂轰滥炸。我军为避开敌机轰炸，每天晚上发起进攻，可是我们夜间攻占的阵地，敌军却往往能在白天依靠飞机轰炸做掩护，发起反冲锋夺回去。许多阵地都是得而复失又失而复得，拉锯几次才巩固住的。

斗进展缓慢，我和政委陈德、副师长黄荣海都很着急，从6月23日开始，我们每天夜里都到五十二团或五十三团指挥所指挥作战。四平攻坚战已进入白热化，团指挥所距前沿也不过几百米远。

一次，我和陈德、黄荣海刚到五十二团指挥所，敌军突然展开凶猛的反击，枪声越过前沿的五十二团三营，距团指挥所越来越近。这时，敌军的企图、五十二团三营的情况都不清楚，为防不测，我请陈德先回师部，再把预备队一个连交给黄荣海，要他带这个连到前沿去接应三营。同时，又令五十二团团长把刚下去休整的二营调上来反击敌人。

过了一个多小时，枪声稀落了，黄荣海从三营打来电话说，刚才是敌军换防，新上来的敌军部队企图以守为攻，绕过三营袭击我军侧后，三营已在预备队一个连的支援下，将敌军打退。从这个小战例也可看出，四平城虽已被我军攻占了一大半，但四平敌军的战斗意志仍未崩溃。

6月25日，战况更加激烈。我师把大炮拉进街巷，直射敌军火力点；用迫击炮、掷弹筒平射，直接打敌军据守的房屋门窗。敌军则使用小口径火炮杀伤我师进攻的部队。城内到处堆积着尸体，敌军甚至垛起尸体当掩体，或者用尸体填补被炸开的工事缺口。有一次，我打算将师指挥所前移到刚刚攻克的敌军碉堡内，可进了碉堡才发现，里面横七竖八躺着十几具敌军尸体，有几具尸体已经腐烂，散发着阵阵恶臭。我叫警卫班把尸体清理出去，才把指挥所安顿下来。

打到6月27日，敌军已被压缩至四平城东北角的晓东中学、油脂化工厂一带，控制地域已很狭小。但杜聿明从沈阳、长春派出的10个师援兵，也从南、北两个方向逼近了四平。

东北民主联军首长决定集中9个师的兵力，着重打击南路从沈阳来援的敌军。为此，从四平战场抽调了六纵十六师和辽吉纵队一师、二师南下参加打援战斗。但南线打援部队虽歼灭敌新六军十四师一个团，击溃敌新六军新二十二师和一六九师，南路敌援军主力仍逼近了四平以南10公里的虻牛哨、四平以西20公里的八面城。从长春出动的北路援敌，也到了四平城以北60公里的公主岭。鉴于在运动中歼敌援军已不可能，而四平攻坚战一时又结束不了，东北民主联军首长决定：攻城打援各部队均撤出战斗。

6月30日，我师接到六纵首长命令，要我们掩护攻城各部队撤离四平城区，各部队定于夜里12点以前撤完，12点以后我师方可撤离四平。我指挥我师各团在原阵地监视四平敌军，待兄弟部队全部撤走后，我下令向四平东北的伊通撤退。

可撤退过程中险些出了问题。我师五十三团三营被派到四平火车站以西，掩护十七师等部撤退，但五十三团团部却因疏忽没有及时通知三营撤退。我得知这个情况后，急令政治部保卫干事张克津去找五十三团三营。

我说："张干事，我给你一个警卫班，你立刻到四平火车站一带找三营，设法把三营带出来。找不到三营，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张克津说："请师长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说罢，便带着警卫班跑向火车站。

我们直等到天亮，张克津和三营还是没有音讯。这时，侦察员来报告，说沈阳援敌距四平只有十几里了。我意识到必须撤离四平了，于是留下几名侦察员联络张克津与三营，随后率十八师开拔了。我们到达伊通几天后，张克津带着三营赶了回来。原来张克津找到三营时，从沈阳来的敌援军先头部队已经进了四平。张克津带领三营乘援敌与守敌会合的混乱之际，从西北方向出了四平城，再绕向东北，来到伊通。

这件事给我留下三点教训：一、越是瞬息万变的时刻，越不能有半点的疏忽；二、布置下去的重要任务，一定要检查落实情况；三、一定要严格要求部队，养成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好作风。

四平攻坚战，我军歼灭敌守军1.7万人，但自身也伤亡1.3万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什么我军在兵力、火力都占优势的情况下，付出重大伤亡却没有能攻克四平呢？我后来也多次想过这个问题，以我的切身体验，大致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没有弄清敌情就冒然进攻，打了好几天才知道敌军不是近2万人，而是3.5万人。第二，过低估计敌军战斗力，认为敌七十一军屡遭我军沉重打击，连一个完整的团也没有，只要我们打开突破口，敌军就会瓦解。第三，缺乏打大攻坚战的经验，突破口选得不好，攻城、打援部队都未对敌军形成绝对优势，造成攻城力量不足，打援兵力也不够，结果是城未攻下来，援也没打成。

在四平攻坚战中，我师伤亡1000余人，指战员不怕牺牲、英勇奋战，打出了老八路的军威。特别是从四平火车站进攻东区的战斗，我师率先突入东区，战绩应该说是突出的。当然，这也与兄弟师参战早、伤亡大，而我师参战晚、是生力军有关。但六纵首长却不大相信我师的战绩，比如我师已突入东区，却受到打不进东区、延误了战斗进程的指责，直到兄弟部队证实我师已经突入东区正向纵深发展，六纵首长才向我们道了歉。还有几次，明明是我师的战果，却被列到了兄弟部队名下。

对此，我是有意见的，强烈地感到不公平，特别是对我师英勇牺牲的1000多名烈士不公平。恰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四平攻坚战结束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鉴于部队伤亡过大，决定从各军区警卫部队中抽调20个多个骨干连队，补充一纵、二纵、六纵。许多师都得到了骨干连队的补充，但我师却没有得到。这件事弄得我很不愉快，再加上以往发生的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就使我产生了一个念头：似乎不管我师指战员再怎么努力，部队再怎么进步，也仍然是首长们眼中的"二等师"。我于是有了离开六纵的想法。

一些领导和老战友都劝说我，误会是可以消除的，委屈也可以忍过去，但不要离开这支从1943年就一直与我同甘共苦的老部队。可我去意已定，还是在伊通召开的四平攻坚战总结会后，向上级提出了调离六纵的请求。

8月间，上级批准了我的请求，将我调到辽吉军区新组建的第五军分区当司令员。

我赴任路过哈尔滨时，林彪接见了我。他好像还在思索四平攻坚战的得失，与我谈话的话题总是不离四平。林彪询问了十八师在四平东区作战的一些具体情况，以及我对陈明仁防御战术的看法，然后说：十八师在四平打得不错，整个六纵打得不错。四平没有打下来，主要是指挥员冒失了，没指挥好。三下江南取得了胜利，有的同志连写四封信主张打四平，我想，碰一碰也好，就同意了。当然，我们在四平也有得，这就是摸清了敌人的虚实，得到了经验教训。

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谭政也分别与我谈了话，他们征求了我的意见，肯定了十八师的战斗作风很有突击性，善于村落战斗，擅长爆破技术，具有攻坚战斗经验，是一支很好的、有传统的老部队，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是重视的。他们一再劝我仍回六纵老部队工作，如果实在不愿意回六纵，到其他纵队的野战师工作也可以安排。

但我当时觉得，组织上既然已经在地方部队给我安排了新的工作，就还是去吧。

后来，我冷静下来再回过头考虑这次调动，感到自己确有值得记取的教训。即：只看到领导上的问题，却没有多找找自己的问题。到辽吉军区上任之初，我认真地分析了进军东北以来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改进。

李云龙

我旅的整训进行了40多天，于7月中旬接到上级命令，说国民党军队破坏休战，从第二松花江以南推进到了江北。北满军区参谋长李天佑向我旅布置了任务。他要求我旅火速南下，到陶赖昭阻击北进的国民党军队。李天佑还与兼任东北铁路总局局长的吕正操联系，拨过来两列火车，要我旅乘火车去前线。

我旅立即乘火车赶往陶赖昭以北的三岔河。可火车开到半路上，却没有煤了。军情刻不容缓，我曾听说黄豆油性大，燃烧力很强，可以代替煤，就派出部队到附近农村买来几十麻袋黄豆。司炉试着一烧，火车果然开动了，速度还不慢，战士们都欢呼起来。我们就坐着用黄豆做燃料的火车来到三岔河。当然，用黄豆做火车燃料是极不经济的，只能在军情紧急的时候偶然用一用。

国民党军队已经占据了第二松花江以北的陶赖昭火车站，我旅到达三岔河的当天，我即与旅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到前沿观察了地形，制定了作战方案。

第二天，我旅突然发起反击，将据守陶赖昭火车站的国民党军一个营撵回松花江大桥。国民党军一个团于第三天发动进攻，被我旅击退，他们未能重占陶赖昭，只占据了陶赖昭以南、松花江大桥以北的一个据点。这个据点叫红房子，是几十年前沙花江大桥以北的一个据点。这个据点叫红房子，是几十年前沙俄军队修筑的一座兵营，周围有一米厚的水泥墙。

我们用榴弹炮轰击红房子时，国民党军撤回到松花江大桥。可我旅一个营刚刚占领红房子，国民党军的炮兵又开始猛烈轰击，我旅部队也只好撤回来。于是，围绕着红房子展开了一场长达一个月的拉锯战。

上级给我师的命令是：不准国民党军队继续向第二松花江以北推进。这个任务我们是完成了，国民党军自被撵出陶赖昭后，只在松花江大桥以北的红房子一带与我军对打，未能再往北推进一里路。

当时整个东北战场都在休战，唯独红房子打得不可开交，此事惊动了东北地区国共停战谈判的三人小组。8月间的一天，接替饶漱石担任东北区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首席代表的李立三，还有一位美国军队中校、一位国民党军上校，一同从松花江大桥过江，来到红房子现场调查。我向三方面的代表揭露了国民党军队向江北推进、破坏休战的事实。在弹痕累累的红房子现场，国民党代表哑口无言，李立三则慷慨陈词。美国代表虽偏袒国民党方面，但在明摆着的事实面前，也不得不说，是国民党军队越过了休战线。

李立三那时化名李敏然，他单独与我在一起时，悄悄告诉我，他就是李立三，"犯过错误的李立三"。他这种坦诚的态度，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三方代表离去后，国民党军再未向红房子进攻。据说，是李立三向国民党在东北的最高军事长官杜聿明提出了强烈抗议，再加上美国代表也看到了事实，国民党理屈词穷，才暂停了在红房子一带的军事行动，把部队收缩回松花江大桥。

红房子的战斗刚刚停息，我旅旅部驻地三岔河一带突然发生了鼠疫，许多老百姓病死。我们赶紧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报告，请求尽快派医务人员来控制疫情。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与东北党政机关紧急会商，先后派出了好几支医疗队来三岔河治病、防疫，迅速控制住了疫情。疫区群众非常感激，一些原来认为国民党才是"正统政府"的人也改变了态度，认为共产党、民主联军真正关心人民死活，比"中央"好。所谓"中央"，是东北群众对国民党的称呼。

驻三岔河期间，我旅还协助兄弟部队堵击、包抄了几股土匪。在这些土匪中，既有国民党军队加委为"地下军"、"先遣军"的政治土匪，也有流窜多年、祸害一方的"胡子"。他们都是被我军剿匪部队打得招架不住了，才跑到铁路边上来的。我们剿灭了好几股，击毙、抓捕了数百名。

1946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统编了部队的番号，将原来的东第一师、山东第二师、山东第七师、新四军三师、三五九旅、警备旅、保安旅等番号撤消，统一为纵队、师和独立师。驻北满的部队，编成了3个纵队、9个师和7个独立师。师以下不再设旅，直接设团。

山东第一师和山东第二师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下辖一、二、三师；新四军三师编为第二纵队，下辖四、五、六师；我们山东第七师和新四军三师的七旅合编为第六纵队，下辖十六、十七、十八师。另外，三五九旅改编为独立第一师，松江军区地方部队合编为独立第二师，东满军区、合江军区地方部队合编地方部队合编为独立第二师，东满军区、合江军区地方部队合编为独立第三师，西满军区保安第一旅改编为独立第四师，辽吉军区地方部队整编为独立第五师，新四军三师两个警卫团和嫩江军区警卫团合编为独立第六师，东满军区警备第二旅、二十四旅合编为东满军区独立师。

驻南满的部队维持了原有的纵队编制，另将旅改成了师。第三纵队下辖七、八、九师；第四纵队下辖十、十一、十二师。南满另有独立第一、二、三师。

我们第六纵队，陈光任司令员，杨国夫任副司令员，刘其人任副政委，阎捷三任参谋长，徐斌洲任政治部主任。六纵下辖的3个师，十六师由原新四军三师七旅改编，师长王东保，政委郭成柱；十七师由原山东第七师二十旅和十九旅一部合编，师长龙书金，政委由徐斌洲兼任；十八师为我二十一旅改编，我任师长，陈德任政委，黄荣海任副师长，刘重桂任参谋长，黄超任政治部主任。我师下辖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团，分别由原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团改编。

六纵司令员陈光的资历很老，他参加过开创和巩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担任过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八路军一一五师代理师长，曾与罗荣桓一起，率领一一五师开赴山东。但他到东北后，因为一些问题与东北民主联军首长出现分歧，心情不大愉快。他在六纵工作的时间不长，便因为患病调离，后来当了松江军区司令员，洪学智接任了六纵司令员。

六纵组建时没有任命政委，一直到1947年8月、9月间，我临离开六纵时才听说任命了赖传珠为政委。赖传珠到职时，我已离开了六纵。

10月中旬，东北国民党军利用休战期完成了增补和调配，开始按"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向南满解放区大举进攻了。敌人的如意算盘是：先消灭南满我军，再进攻北满我军，占领整个东北。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针锋相对地制定了"南打北拉、北拉南打"的作战方针，命令北满我军越过第二松花江作战，牵制国民党军在南满的进攻，支援和策应三纵、四纵。

1947年1月初，我们六纵和一纵、二纵一起越过冰封的第二松花江，开始了"一下江南"之战。

我师过江后，与十六、十七师共同担负打援任务，我师进至其塔木与德惠之间的上河湾。担负主攻任务的一纵三师直逼长春东北九台县的其塔木镇，将国民党新一军新三十八师一一三团一个营及后勤部队700余人包围。一纵一师、二师分别在张麻子沟、张家屯子打援。

1947年1月6日，一纵三师开始猛攻其塔木，驻吉林乌拉街、德惠、九台的国民党军分3路援救其塔木。由德惠出动的援街、德惠、九台的国民党军分3路援救其塔木。由德惠出动的援敌是新一军五十师一五0团及一个炮兵连、两个保安中队，该敌行至焦家岭时，被我六纵十六师包围。十六师打了一天一夜，向敌军阵地连冲了7次没有成功，敌军仍在几个大院落中死守。

六纵副司令员杨国夫命令我师加入战斗，我令五十二团赶往焦家岭。五十二团经过周密准备，集中全团42门掷弹筒猛轰敌军据守的焦家大院，压制住了敌军火力，战士们随后发起冲锋，仅伤亡30人，即将焦家大院内的守敌全歼。

十六师四十七团进攻敌团长据守的史家大院，守敌支持不住突围逃跑，被我六纵十七师和二纵部队歼灭，敌团长被俘虏。新一军是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之一，抗日战争中曾远征缅甸、印度，装备全部是美械，战斗力相当强。我们六纵打了3天，毙伤其一五0团等部700人，俘虏500人，而我六纵自身的伤亡也超过了800人。

敌人的另两路援军，自九台出动的新一军新三十八师一一三团及保安团两个中队，被一纵在张麻子沟全歼；由乌拉街出动的新一军新三十八师一一二团两个营，被独立三师等部击溃。

这时，气温骤降到零下40度，参战的我军各纵队和独立师有数千名指战员被冻伤，但部队士气仍很高昂。1月12日至14日，我们与一纵兄弟部队协同作战，全歼了据守九台县城东北城子街的敌保安十一团、九台县城以东沐石河守军敌保安十三团。

短短10天时间，北满的国民党军就损失了5000多人，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不得不暂停对我南满解放区的进攻，抽调3个师部队到北满来防堵我一、二、六3个主力纵队。东北民主联军首长考虑到我军一下江南作战的目的已经达到，遂决定各纵队于1．月19日撤回第二松花江以北休整。1月20日，南满我军也胜利结束了一保临江作战。

2月10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双城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总结前一阶段作战经验。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大家先讨论了3天，主要找战斗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林彪于2月13日作了会议总结，他在讲话中结合战例表扬了我师和十六师。

林彪说："过去我们打惯了弱的敌人，造成了我们不去了解情况的作风。今天敌人变了，你脑子不变，就会犯错误。总之，对弱的敌人，不讲技术，是不会暴露自己弱点的；但对强的敌人不讲技术，就会着着实实的暴露出毛病来。十六师及十八师焦家岭战斗亦可证明这点。十六师是头等部队，一个师打了两天，伤亡很大，只占领了一间房子（林彪此处指十六师攻占的史家大院），就是情况未弄清楚，未作好准备。而十八师是由于事先有了充分准备，集中了四十几个掷弹筒，仅以三十余人的伤亡，将制高点的另一间房子（林彪此处指十八师攻占的焦家大院）占领了。所以碰到敌人，不要朦朦瞳瞳的就打，先用火力将敌牵制住，使他变成被动姿态，查明敌情地形后再去进攻，如敌已固守阵地与村庄，即进行有系统的进攻。战术条文很多，但在今天现实生活中，必须强调弄清情况这一条，我为它起了名：叫做不打莽撞仗。"

林彪接着说："当我们布置好了，准备好了，火力配备好了，包抄到了，攻击开始了，这时就照原订计划硬干下去。一切战术中最重要的战术是死打！坚决的牺牲才能换得更少的牺牲。十六师这一点是最好的，连打七次冲锋，这是光荣的。就是打不下来，也是锻炼了队伍。这样可以使敌人在精神上支持不了，不要以为第一次冲不开，第二次、第三次也冲不开。其实我们每一次冲锋下，敌人的内部在起变化，一次比一次的削弱。在战术动作上，必须有这种蛮干的精神。"

林彪最后说："总的作战方针就是：不打莽撞仗，要打硬拼仗。第一阶段上不要莽撞，第二阶段上就要硬拼。这是这次开会总的精神。"（林彪的这次讲话，后发表于1947年3月23日出版之《群众》第12期）

我军取得一下江南、一保临江作战的胜利后，杜聿明不甘心失败，又于2月上旬调集4个师再次进攻南满解放区，被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南满军区司令员萧劲光，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南满军区政委陈云等指挥三纵、四纵等部队击退，取得了二保临江作战的胜利。2月13日，杜聿明集中5个师，向南满解放区发动了第三次进攻。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北满出动一纵、二纵、六纵及独立一师、二师、三师，共12个师过江进攻国民党军队。

二下江南，分两个阶段作战。六纵在两个阶段作战中都承担了主攻的重要任务。东北民主联军首长的部署是：六纵长途奔袭九台以东、其塔木以南的城子街；一纵主力在二道嘴子、聂家屯一带打援；二纵在王家船口、横道沟一带打援；一纵二师在城子街南面堵截可能逃跑的敌人。

2月20日，我们六纵越过第二松花江，一夜急行军120里赶到了城子街。六纵司令员洪学智命令十七师担任主攻，我师配合进攻，十六师协助一纵打援。

2月21日，十七师进占城子街以西，我师进占城子街以东，完成了对守敌新一军新三十八师八十九团的包围。城子街守军企图从南面夺路逃跑，被急行军刚刚赶到的一纵二师堵了回去。

2月23日上午10点，对城子街的总攻开始。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员朱瑞，亲自指挥刚赶到的炮兵部队猛轰守军主阵地，我师迅速占领了敌军据守的南山头阵地。这一来，整个城子街的敌军都暴露在我军面前。我与朱瑞商量，可否把炮拉到南山头炮击敌军，朱瑞随即命令一个炮兵营拉炮上山，用野炮直接轰击城子街守敌的工事。

炮击刚停，我师五十二团和五十三团便从城子街东南打开了突破口冲进街。十七师也攻克了北山头阵地，四十九团和五十团从西面攻进街。我师和十七师共4个团与守敌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打到晚上7点，我师和十七师结束了战斗，全歼敌新一军新三十八师八十九团及一个炮兵营，共毙伤俘敌1600余人。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得报，立即给六纵和一纵二师发来了嘉奖电。

在我们攻歼城子街守敌之后，据守九台、农安的国民党军惊恐地撤回长春，使长春以北的德惠守敌陷于孤立。东北民主联军首长决定进行二下江南的第二阶段作战﹣﹣攻打德惠。

德惠守敌是国民党新一军五十师两个团及一个保安团，总兵力5000人。但是战斗发起前，我们并没有弄清敌军的兵力情况，误以为守军只有两个营。

德惠战斗由我六纵和独立二师主攻。2月27日，我们完成了对德惠的包围，六纵首长决定：十七师从东边进攻德惠车站，我师、十六师和独立二师从西边进攻，各打各的突破口。朱瑞带来了3个炮兵团参战，六纵首长将3个炮兵团的80门炮平均分配，参加攻城的4个师每个师20门。

2月28日17时战斗打响，我指挥我师五十二团、五十三团向德惠外围据点进攻。五十三团攻下了薛家屯，歼敌一个连后继续前进，但在德惠城墙下遭遇敌人强烈的火力封锁，虽几次发起冲锋，都未能登上城头。五十二团攻下了商家屯，歼敌一个营和一个连，德惠城里的敌军几次出城反扑，企图夺回商家屯，都被五十二团打退。五十二团的攻势发展到了城墙外的护城壕，我令五十四团也加入战斗。敌人在城墙上以密集的火力不间断地射击，封锁了从护城壕到城墙前的一段开阔地。

五十三团和五十二团都呼叫炮兵的火力支援，但由于步兵与炮兵之间协调得不够好，在步兵最需要炮兵的炮火打开城墙缺口时，炮兵却没有炮弹了。为减少伤亡，我令我师的3个团暂停进攻。

晚上得到消息，十七师在4辆坦克的支援下攻克了德惠外围的据点望河堡，但未能打开突破口进入城内；独立二师打开了突破口，冲进城两个营，十六师的4个连也从独立二师的突破口入城，但敌军依托坚固工事反击。入城部队在巷战中遭到重大伤亡无法立足，不得不撤出城外，敌人重新封堵了突破口。

3月2日，我师按原定作战计划，从商家屯、薛家屯继续攻城，战斗进展仍然不顺利。中午时分，六纵纵队部通知我们停止攻城撤出战斗，向第二松花江以北转移。我们执行了命令。

事后得知，德惠守敌一再向长春呼救，长春的敌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也不断向沈阳告急。杜聿明无奈，只得将进攻南满临江的敌七十一军九十一师调回四平，由敌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率两个师、孙立人率两个师，分三路增援德惠。3月1日，陈明仁部已推进至长春以北的米沙子一线。东北民主联军首长为避免两面受敌陷入被动，下令撤德惠之围回师江北。

我军南满部队乘国民党军部分主力部队北调，在南满发动反攻收复了失地，于3月上旬取得了三保临江的胜利。

二下江南作战结束了，我师撤回第二松花江以北休整。六纵首长请来炮兵司令员朱瑞、政委邱创成、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国裕民等同志，与我们共同总结经验教训。城子街战斗大获全胜，用不着多说，大家的话题主要集中在第二阶段作战，攻打德惠未克上。

经讨论，归纳出了3条：一是轻敌，未真正搞清敌情，也未准备好攻城所需炸药和云梯就仓促进攻，结果敌军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一打就垮。二是战术失误，各师攻各师的，没有总预备队，即便一个师打开突破口进了城，也无力扩张战果，只得前功尽弃退出来。三是步炮协同差，每个师分20门炮，一门炮只有几十发炮弹，外围作战就消耗得差不多了，真正到了城墙下就没炮弹了；另外每次炮火延伸射击，步兵没有紧跟着冲上去，炮击完全停了步兵才上，给了敌人喘息时机。

朱瑞律己很严，他发言时没有强调这次是第一回大规模集团炮兵参战，失误不可避免，而是找了许多炮兵指挥员方面存在的问题。他作了一首四言打油诗，表达他的遗憾心情："强大步兵，优势炮火，团团包围，啃了就走。"朱瑞最后提出了一个建议：今后，炮兵部队将对指挥员进行步兵一般战术的教育，也希望步兵部队让排以上干部了解炮兵的战斗常识。

朱瑞是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共山东分局的负责人之一，我与他很熟悉，这次在一起开会，我就利用会议间隙去看他，他操着苏北口音，与我谈了一个多小时。

我首先问朱瑞："你在山东一直是做党的领导工作的，怎么现在管起炮兵来了？"

朱瑞微笑着说："这个嘛，一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毛主席对我讲过：'没有炮兵便没有胜利'；二呢，也是我个人的志愿，你可能不了解，我在苏联学习时，还是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的毕业生哩，我原本就是学炮兵的嘛。"

我们又谈了一些山东抗日战场上的往事和熟人，朱瑞忽然对我说："兆相同志，你的档案里，有一份党中央到陕北以前，陕北组织部门对你的鉴定，说你不服从组织，有当军阀的倾向，不可重用。我认识你五六年了，觉得你是个组织纪律性很强的同志，那份鉴定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向朱瑞谈了自己在神府根据地的一些经历，特别是"左"倾错误的执行者给根据地招致的种种损失，给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同志带来的压抑。

朱瑞听后说："'左'的那一套，真是害革命害同志啊。"接着，他若有所思地说："等战事不那么紧张时，我可以找有关领导谈一谈你的情况。"

我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一年多以后，朱瑞于1948年10月1日牺牲在攻打辽宁义县的战场上。

德惠战斗之后，东北国民党军气焰嚣张，大肆宣扬所谓的"德惠大捷"，吹嘘他们"歼灭了共军10万"。杜聿明还扬言："10日以内，保证攻下哈尔滨。"敌七十一军和新一军都开到了第二松花江南岸，其先头部队真的过江占领了五棵树和五家站。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抓住敌军分兵冒进之机，进行三下江南作战。3月8日，一纵、二纵、六纵，各独立师和炮兵团在二下江南结束仅仅7天后，又过第二松花江南下。此举出敌不意，国民党军赶紧全线收缩撤退。

我师奉命与十六师、独立一师向德惠北面的靠山屯以东迁回，以切断驻靠山屯的敌七十一军八十八师二六二团退路。靠山屯守敌被二纵全歼后，从农安出援的敌七十一军八十七师仓皇向农安回撤，我师参加了追歼敌八十七师的战斗。我六纵十六师将敌八十七师一个营击溃后，八十七师加速逃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要求：各参战师务必全力追击，哪里有枪炮声就追向哪里，猛打猛追，自动协同。我师与十六师、十七师沿靠山屯至农安公路猛追，在万金塔歼灭了敌八十七师后尾一个营。

敌八十七师逃入农安县城，我六纵各师于3月13日将农安县城包围。一纵在将自德惠出援的敌七十一军八十八师大部歼灭后，也向农安靠拢。我们已开始为攻打农安城作战前准备，农安守敌不断向杜聿明呼救。

正在长春的杜聿明也感受到了巨大威胁，急忙从热河调来敌十三军五十四师，从南满调来敌新六军新二十二师，与敌新一军主力一起北上解农安之围，3月15日逼近了农安。

恰在这时候，我军的一个侦察小组截听到敌军电话，敌军指挥官命令：打开松花江上游的小丰满水电站水闸，向第二松花江放水，将我军拦阻在江南。这是一条陷我军于背水作战困境的毒计。

东北民主联军首长全面考虑各方面的情况后，决定结束三下江南作战，各部队迅速撤回第二松花江以北。

3月16日，我师连夜从农安外围撤出，直抵第二松花江边。这时，驻吉林的国民党军果然打开了小丰满水电站的水闸，我师先头部队过江时，尚未解冻的江面上还只有冰没有水，但后卫部队过江时，国民党军开闸放的水已经漫了下来，有些地段的水已有没膝深。我师后卫部队踩着冰蹬着水回到江北。

我军北满部队撤回第二松花江以北后，国民党军认为江水已解冻，我军北满部队一时不能过江，遂于3月下旬调动10个师的全部或一部，第四次进攻南满解放区。我军南满部队集中5个师兵力打运动战，将刚从热河调来的敌十三军八十九师全歼，其余各部敌军被迫撤退，我军南满部队取得了四保临江的胜利。

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大量歼灭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仅我们北满部队在三下江南的历次战斗中，就毙伤俘敌3.7万余人。可以说，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是东北战局的一个转折点，国民党军从此不得不由攻转守。

在三下江南作战中，我师经受了在零下30-40度严寒中长途行军作战的考验，经受了攻打敌军坚固设防阵地的锻炼，还开始与集团炮兵协同作战，战斗意志更加坚强，战斗技能更加熟练，战斗力有很大提高。

李云龙

我旅在肇州归还山东第七师建制，第七师首长都是渤海军区的老同志。师长是原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政委是刘其人，徐斌洲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七师下辖3个旅，十九旅原为冀热辽军区的十九旅，二十旅即随杨国夫来东北的渤海军区部队，二十一旅是我旅。

我旅归建后，部分领导干部进行了调整，我和陈德任原职，黄荣海被任命为我旅副旅长，康伯明任政治部主任，相炜调任十九旅政治部主任，陈钦仍任参谋长。我旅的一团、二团、三团，依次改称为六十一团、六十二团、六十三团。

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划分为4个大军区﹣﹣北满军区、西满军区、东满军区、南满军区。4个大军区之下，又辖合江、牡丹江、松江、嫩江、北安、辽西、嫩南、安东、吉东、通化、辽北等11个省军区。省军区之下辖军分区。野战部队的编制则尚未统一，有的称纵队，有的称师。纵队和师之下辖旅。除山东第一师和新四军三师七旅归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直辖外，其余野战部队均划归4大军区指挥。

山东第七师这时属4大军区之一的北满军区领导。北满军区又称吉黑军区，高岗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李天佑任参谋长。有一次北满军区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我与高岗见了面。早在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时，我就认识了高岗，以后在延安学习，又多次一同开会或出席各种活动，是比较熟识的。这时高岗还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职务很高了。他待人还热情，只是已有了一些架子。

倒是在哈尔滨当松江省（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设立，管辖今黑龙江省东南部。1954年撤销，并入黑龙江省。）省委书记兼松江军区政委的张秀山，与我见面时亲热如故，向我介绍了各方面的许多情况，使我感受到了深深的老战友情谊。

3月至4月，苏军按照与国民党达成的协议，开始陆续撤出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国民党五十二军紧跟着占领了沈阳，对长春，他们的军队实在够不着，就空运了收编的二十七军"接管"长春。这个二十七军原系伪满洲国靖安军的"铁石部队"，头目叫姜鹏飞。他们本是伪满洲国派往冀东打八路军的，日本投降后又投靠了国民党。这支原伪满洲国的军队一到长春，立刻收编伪满的军警人员、土匪甚至滞留长春的日军残部，编成了15个保安大队、1个骑兵大队、5个警察中队，总共有2万多人。

3月29日，中共东北局决定："以敏捷迅速手段"拿下长春，以避免国民党正规军从沈阳北进时，长春敌人威胁我军后方。我二十一旅奉命参加解放长春的战斗，但此时，我们尚在松花江以北的肇州驻训。上级要求我们4月10日前一定要赶到长春外围。

我仔细研究了军用地图，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有近500里路，还横亘着松花江和第二松花江。这第二松花江是怎么回事？原来，松花江的正源在吉林省的白头山天池，从白头山天池流出来的二道江与头道江汇合后称第二松花江，第二松花江流向西北与嫩江汇合以后，才称为松花江。第二松花江是从东流向西北，而松花江是从西流向东北，最后注入`黑龙江。

这时已是4月份，两条松花江即将开冻了，一旦开冻，过江就困难了。我和陈德立即率二十一旅南下，想抢在两条松花江解冻前过江。还好，肇源以南的松花江没有解冻，我们顺利地从冰面上过了江。可刚赶到扶余，第二松花江却解冻了。面对地图，我忽然看到了中长铁路，我想：中长铁路上一定有跨越第二松花江的桥梁，我们可以从铁路桥上过江。

陈德赞同我的想法，我们便从扶余往东南方向走，来到了第二松花江北岸的陶赖昭。在陶赖昭南面的第二松花江上，果然有一架大铁桥。陶赖昭有一个火车站，每天都有南来北往的火车，我发现往北行驶的火车，满载着苏军从各厂矿拆卸下来的机器，从各仓库没收来的物资，这些东西都被他们当作"战利品"运往苏联国内，可往南行驶的火车，却基本上是空车。

我想，如果能让我们的部队搭载南行的空驶火车就好了。但那时的中长铁路，名义上虽是中苏共管，实际上却完全在苏军的控制之下。我想到了东满（吉辽）军区司令员周保中，他原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将领，曾退入苏联境内休整、学习过5年，1945年8月与苏军一起打回东北，担任过苏军长春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员，与苏军当局较熟。

我把部队乘火车的想法电告了周保中，周保中果然很快就与苏军联系好了此事。陶赖昭火车站上的苏军人员同意我们搭乘南行火车，我旅5000多人上了两列空驶货车。我旅的大多数战士是第一次坐火车，尽管是闷罐货车，坐上去后还是很兴奋，不少连队唱起歌来。大约用了五六个小时，我们全旅就到达了长春北郊，提前几天赶到了指定位置。

解放长春的战斗由东满军区司令员周保中、政委林枫统一指挥。我到卡伦镇去见他们时，周保中笑着说："你的行军办法不错呀，又快又省力，做什么事都应该这样，多想点子。"林枫也亲切地对我说："兆相同志，抗战中我在晋绥工作，战事一吃紧，我们就从兴县过黄河退到神府，贺家川、采林、沙峁……我都熟。我虽没见过你，可早就听许许多多的神府老乡说过你了。"

4月10日，我参加了东满军区在卡伦镇召开的军事会议。会上，东满军区首长把攻打长春的部队分成三路。第一路为西路，由山东第七师二十旅、二十一旅和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三团组成，共11000人，杨国夫任司令员，刘其人任政委；第二路为北路，由吉黑纵队和东满军区二十三旅两个团组成，共6000人，曹里怀为司令员，谭甫仁为政委；第三路为南路，由东满军区二十四旅两个团和一些地方部队组成，共4000人，贺庆积为司令员，邓飞为政委。

东满军区司令员周保中、政委林枫都在会上讲了话，要求在苏军撤出长春后的48小时内，攻占长春全城。东满军区副司令员陈光也讲了话，他向各路部队提出了作战中和进城后的8条注意事项。

4月14日拂晓，各路部队进至城郊攻击出发地。上午，国民党委任的吉林省代理主席王滨华、国民党长春卫戍司令陈家桢正式从苏军手中接管了长春市。中午，最后一批苏军官兵乘火车撤离长春。下午2点，我军开始了攻打长春外围的战斗。

我旅奉命攻打长春城郊的大房身机场，守敌一个团顽抗，我旅经3个小时战斗将守敌全歼。一架敌机来不及起飞，被我旅缴获。控制了飞机场，便切断了长春敌军与沈阳敌军之间的联系通道，无论是沈阳敌军想空运援军，还是长春守敌头目想逃跑，都不可能了。在我旅攻打飞机场的同时，各兄弟部队也扫清了敌军的外围据点，逼近了长春城区。

4月15日凌晨，总攻开始了，我们西路军的攻击方向是市中心。长春原为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日本关东军的大本营也设在这里。日本和伪满经营多年，长春市内的建筑高大而且坚固，我们的攻城战斗比预想的要困难得多。我师二十旅打了几个小时，才接近了伪满国务院，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三团在伪满警察总部、伪满中央银行大厦前攻击受阻。北路部队和南路部队的进展要顺利一些，分别逼近了伪满洲国的宫内府和长春火车站。

4月16日，长春火车站、大陆科学院、医科大学、兴仁广场等处被兄弟部队攻克。我西路军也攻克了原日本关东军总部大楼，歼灭了被国民党军队收编的原日本关东军军人数百名。

4月17日，我旅和兄弟部队一个楼一个楼地与敌军争夺，攻克了伪满洲国的国务院、交通部、司法部、广播电台、长春火车南站、宫内府，敌军被压缩到市中心大同广场周围，在几座高大南站、宫内府，敌军被压缩到市中心大同广场周围，在几座高大建筑物内负隅顽抗。

由于我军缺乏攻坚经验，指战员们又急于在48小时内结束战斗，再加上敌人的抵抗比原来估计的顽强，部队遭到了较大的伤亡，西路军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三团、南路军东满军区二十四旅，伤亡都超过原有人员的三分之一；南路军副司令员吴恒夫牺牲，南路军司令员贺庆积和另一位副司令员黄思沛负伤。

4月18日，周保中、陈光等首长亲临战线视察，决定各路部队加强协同作战，先夺取长春市政府和伪满洲国警察总部，最后攻打伪满洲国的中央银行大厦。

我旅奉命接替伤亡较大的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三团，攻打伪满洲国警察总部。我仔细观察了这座建筑物，见它通体是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坚固异常，用战防炮轰击，一炮打过去只能在墙上炸出一个小坑。我考虑，只有用炸药爆破大门，才能打进去。

我令六十一团组织爆破，六十二团集中火力掩护。六十一团先后派上去六个爆破组，运上去大量炸药，随着一声巨响，敌军用沙袋封堵的大门被炸开，战士们不等硝烟散尽就冲了进去，警察总部内的守敌再也守不住了，活着的都放下了武器，举起双手投降。

兄弟部队也攻克了市政府和宪兵司令部，西、北、南三路大军汇集到了敌军的巢穴﹣﹣伪满洲国中央银行大厦前。

中央银行大厦是花岗岩建筑，比我旅刚刚攻克的警察总部还要坚固。大厦内的守军有近4000人，国民党的长春卫戍司令部也设在这里。下午5点，三路部队开始总攻中央银行大厦，敌军的火力很强，我军的几次冲锋都未成功。关键时刻，我军的炮兵开了上来，他们用重炮直接瞄准抵近射击，将多发炮弹打进了大厦的楼窗，大厦内着起了大火。敌人慌乱了，打开大门企图突围，我军再次发起冲锋，将冲出大厦的近千名敌军官兵歼灭。大厦内的残敌虽继续顽抗，火力已大大减弱，我旅和兄弟部队从各个方向冲进了大厦，又经逐层激战，将大厦内的守敌全部歼灭。

4月18日夜，解放长春的战斗结束了。共毙、伤、俘敌1.8万余人。国民党长春卫戍司令陈家桢、吉林省代理主席王滨华、警察局长张炯等高级军政官员40余人被俘。另外，缴获也很多，除我旅缴获的一架飞机外，还有各种口径的火炮50余门，机枪400多挺，长短枪11000多支，子弹110万发。我旅和各兄弟部队的装备，都得到了很大改善。

4月19日，东满军区首长向攻城各部队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发来的嘉奖电报，内容是："长春占领，对东北及全国大局有极大影响，望对有关将士，传令嘉奖。"毛主席的表扬，对我旅指战员鼓舞很大。

长春解放后，中共中央东北局迁到了长春，长春市建立起了党政军机构。林枫任中共长春市委书记，刘居英任长春市长，周保中任长春卫戍司令员。人城部队划分了两个防区：杨国夫任春市西防区司令员，我任西防区副司令员，曹里怀任东防区司令员。山东第七师领导机关驻伪满洲国煤炭公司大楼，我二十一旅旅部驻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

我抽时间在这个原日本驻中国东北的最高军事统率机关转了转，感到这个庞大的东洋式建筑比伪满洲国皇帝傅仪的"皇宫"还要坚固和气派。我想，关东军这样修建司令部的目的，一是想永久霸占中国东北，二是想表明，他们才是东北的真正主宰者。

我军攻克长春的当天，国民党军队就开始进攻辽宁、吉林边界上的城市四平。杨国夫奉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率山东第七师二十旅及我旅六十一团离开长春南下，参加四平保卫战。我接替杨国夫，任长春西防区司令员，驻西区的山东第七师十九旅也临时归我指挥。

4月24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下令攻打黑龙江省西南部的齐齐哈尔。山东第七师十九旅、我旅六十二团、新四军三师特务团及嫩江军区部队参战，打了不到一天就解放了齐齐哈尔，毙、伤、俘敌军3000多人，缴获坦克5辆。齐齐哈尔战斗结束后，我旅六十二团回长春归建。

4月28日，松江军区部队解放了哈尔滨，毙、俘国民党收编的敌军5000余人。长春、齐齐哈尔、哈尔滨3个大城市的解放，解除了我军与正在北进的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后顾之忧，加强了共产党和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的地位，意义是重大的。

长春初解放，社会秩序非常混乱，国民党的特务和散兵游勇常躲在暗处向我们打黑枪。我旅护送伤员，每次至少得出动一个排，形势紧张时甚至得动用一个连，才能确保不出问题。另外，长春市内的地痞、流氓、小偷、妓女也不少，我们缺乏对付这些人的经验，工作中出过一些问题。长春是大城市，我军有的部队进城后，发生了违反纪律的现象，尤其是一些新组建或新收编的部队，违纪行为更多。长春市委书记、东满军区政委林枫在会上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我旅是老解放区来的部队，违纪现象很少。当时东北群众把我军分为"灰八路"、"黄八路"、"新八路"。"灰八路"指从山东开过来的老部队，穿灰军衣，纪律最好；"黄八路"指冀东开来的八路军部队，穿黄军衣，纪律稍差；"新八路"指在东北刚收编组建的部队，纪律最差。尽管我旅是"灰八路"，我和陈德仍然狠抓了遵纪问题，向各团反复强调遵守纪律，还常下去检查。我们的努力是有成效的，我旅入城后，在纪律方面基本上没有出什么问题；我旅驻防的西区，秩序和治安也比较好，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在战斗中缴获或是战后发现的各种物资，我们要求部队全部上交。4月16日，我旅攻克了座落在洪熙街上的"满洲株式会社映画协会"，也就是日本人控制的满洲国电影制片厂。战士们在制片厂的仓库里发现了一大批照相机、摄影机等器材。我命令封存这些摄影器材，任何人不准动，报告上级等候处理。后来，周保中、林枫派人接管了满洲株式会社映画协会，成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建国后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这个制片厂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培养了一大批骨干，被誉为"新中国的电影摇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故事片，就是这个厂拍摄的。

我旅驻防长春期间，还执行过一项特殊任务。在我们攻克的伪满洲国中央银行大厦里，据说存有大批银元和钞票。上级要求我旅设法打开银行的金库。我走进银行一看，金库在地下三层，通向金库有多道厚重的保险门，仅门上铁锁就有一米高。而要打开铁锁，就得7把钥匙同时开启，可这7把钥匙，分别由7个人管理。解放长春的战斗刚刚结束，到哪里去找这些保管钥匙的人呢？

我考虑后，下令用小包炸药炸门，炸门时不准损坏墙壁。炸开一个库以后，我们向上级作了报告。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亲自来视察，他视察后说，剩下的库门由他组织人开，我旅负责开库期间的警卫就行了。后来，金库终于被全部打开了，谭政告诉我，经过清点，库里共存放钞票4亿多元。

在长春以南的四平，国民党军队不断增兵进攻，我军山东第一师、第二师、第七师和新四军三师等部英勇抗击，战斗形成对峙局面。5月初，周保中命令我旅在长春加修工事，以便长期坚守。他说：党中央决定，要把长春变成"马德里"。马德里是西班牙首都，在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中，人民阵线部队曾坚守马德里两年半，重挫德国、意大利支持下的叛军。我旅按长期坚守的方针，在长春西站一带构筑了不少工事。

5月21日，周保中来到我旅旅部，告知我们四平守军于5月18日撤守，国民党军队19日占领四平后，已经北上向长春逼近。由于长春周围无险可守，我军在长春的兵力又不足，因此无法固守。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首长决定放弃长春撤退。二十一旅的任务，是掩护驻长春各机关撤离。

我说："我们已经修了工事，部队可以进入工事坚守，保证完成掩护任务。"

周保中点点头说："你们一定要守到明天夜里12点，23日天明后，你旅不必等待命令，可以自行撤离长春。"

我们马上开始进行打阻击战和撤离长春的准备工作，于5月22日黎明进人了城外的防御工事。我们原来的设想是打一个大量杀伤敌人的阻击战，但国民党军队的进军速度却没有预想的那样迅速。我旅在工事中守候到5月22日深夜12点，仍未见国民党军队的踪影，遂于23日清晨5点撤出工事，离开长春北上。后来得知，国民党军队23日中午进入长春，我旅是最后撤离长春的部队。

按照命令，我旅大踏步地向北撤退，一路上都未遇到兄弟部队。直到过了第二松花江，才在北岸江边看到正忙着加固江防队。直到过了第二松花江，才在北岸江边看到正忙着加固江防工事的兄弟部队。我和陈德明白了：我军已放弃了除南满外的第二松花江以南广大地区，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

山东第七师这时驻哈尔滨以南的双城县，我旅过了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交界的拉林河，在双城找到师部。我旅归还山东第七师建制，同时，我旅随师部参加四平保卫战的六十一团，也归还我旅建制。

六十一团伤亡了300余人，在参加四平保卫战的部队中，损失算是小的。与我旅友邻的山东第七师二十旅，他们的伤亡超过了三分之一。我与一些参加了四平保卫战的干部交谈，他们普遍感到：打死守阵地的防御战，似乎不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最好手段，打阵地防御战，我们自身的伤亡也太大了。

国民党军队继占领长春之后，又占领了郑家屯（双辽）、吉林、德惠、农安、九台、海龙等一大批第二松花江以南的城镇，前锋直抵第二松花江南岸。国民党军队的气焰虽嚣张，却也一时无力北上了。经共产党代表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反复谈判，蒋介石于6月6日宣布：东北休战15天。由于国民党军尚未准备好新的大举进攻，东北休战得以维持了4个月的时间。

休战开始后，我旅按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部署，投入了补充、整训和军事训练。因我旅伤亡不重，补充了1000余名新兵，这些新兵中有农民、矿工，也有被我军俘虏后经教育自愿入伍的解放战士。陈德在政治工作方面很有经验，他整顿、健全了我旅的各级党组织，特别是连队党支部。他要求连队党支部必须对症下药做老战士、新战士、解放战士的思想工作，还要善于解答"为什么不打就从长春撤退"这一类的问题。至于上级要求的"清洗坏分子"一项，因我旅是从老解放区来的部队，内部比较纯洁，也就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

在军事训练方面，我们下了很大工夫。在战士中，抓了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四大技术的训练，以及近战、夜战的演练。对班、排长，办了班、排战术培训班，对他们进行培训和教练。在连以上干部中，开展了"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的学习和讨论。

应该说，"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在当年的东北战场上还是行之有效的。比如"三猛战术"，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一军团总结出来的，它要求的"猛打、猛冲、猛追"，是有其内涵的。猛打，就是尽量秘密地接近敌人，然后集中火力，向主攻目标猛烈开火；猛冲，就是在猛打之后，敌人犹豫动摇之际发起猛烈冲锋；猛追，就是对已被击溃的敌人实施猛烈的追击，将其全歼。

李云龙

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了，全中国人民盼望着和平。但国民党、蒋介石却逆人民的意志而动，决心挑起内战，吞并解放区。1945年9月中旬，国民党军队从西南、西北调集的37个军73个师，已经部署在各解放区的周围。

中共中央适时作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进军东北。9月11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共山东分局：为利用国民党军尚未到达东北之前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之巩固地位，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4个师12个团，共2.5万至3万人进军东北。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部署》，要求："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3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肃清伪军，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并在将来苏联红军撤退时完全阻止顽军进入东北、热河。另由山东调3万兵力进入东北发展并加装备。"9月下旬，中央军委电令渤海军区，要求先组建一个独立师，对外称临时指挥部，经热河古北口开往东北。

9月下旬的一天，杨国夫、景晓村将我召到渤海军区，向我传达了中央进军东北、经营东北的指示，并宣布了渤海军区的命令：由渤海军区第一、第三军分区独立团各一部组成一个团，第四军分区独立团两个营加一个县大队组成一个团，回民支队两个营和一个县大队组成一个团，3个团合编为一个独立旅；王兆相任旅长，陈德任政委，刘贤权任副旅长，陈钦任参谋长，相炜任政治部主任。部队就近在黄骅县集结，整编完毕后迅速开赴东北，渤海军区副政委刘其人随独立旅行动，负全面责任。

虽然没有思想准备，感到有些突然，但我对组织上已经决定的事是从不讲二话的。我当即接受了任务，表示会尽快组编部队出发。

我匆匆赶到黄骅县，与从第一军分区赶来的陈德、第三军分区赶来的刘贤权会合。第一、第三、第四军分区部队及回民支队3天之内即全部开到集中地点。我们马上开始了整编工作，10月初整编完毕，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刘静这时正在第四军分区前线医务所担任代理所长，上级批准她与我同去东北。可问题又来了，我们的二儿子鲁民怎么办？是带走还是留下？我与刘静本已商量好，不带鲁民走，因为即将从山东到东北去的部队有几万人，假如大家都带孩子，部队的负担就太重了。但了解我和刘静情况的同志都劝我把鲁民带上，因为我虽然已经有了5个孩子，却有4个寄养在老乡家里。神府寄养了大女儿新华和大儿子新民（延生），沂蒙又寄养了两个女儿鲁华和沂华，现在都失去了联系，一点音讯也没有。同志们劝我，还是该把惟一跟着我们的鲁民带上。尤其是徐斌洲和陈德一再对我说：鲁民必须带上，路上的一切由他们处理。我想了想，同志们的话也有道理，最终决定带上鲁民。

部队临出发，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我们原计划从鲁北穿过河北，出山海关进入东北。但美国军队突然在天津登陆，鉴于美国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同态度，我们只能改变原计划，绕开天津，从唐山以北的喜峰口出长城到东北。

10月4日，我与刘其人、陈德、刘贤权率领独立旅踏上了征程。尽管为了保密，上级通知不开欢送会也不举行欢送活动，但还是有许多乡亲们扶老携幼地赶来为子弟兵送行，那场面很感人。离开山东，我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为从日本鬼子手中收复国土，我在这里战斗了4年多，负过伤、流过血，与山东的父老乡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也有不少并肩战斗的战友壮烈牺牲在山东，我会永远怀念他们。

初到沂蒙山区时，我听过一首民歌小调：

正月里来正月整，

陕北的红军那个来山东，

来到山东就打日本呀，

保卫咱们老百姓得安宁。

这首小调就是山东人民对我们英勇抗敌、流血牺牲的充分肯定。

我们从黄骅出发，经静海、杨柳青、武清到达冀东的玉田，沿途基本上是顺利的。在唐山以北的丰润，我们接到中央军委电报，命令我旅暂不去东北，转往西北方向的古北口，执行阻击国民党军队的任务。

11月初，我旅赶到古北口，构筑了工事，做好了打阻击战的准备。这时冀热辽军区驻热河省（1928年设省，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部，1956年撤销）省会承德，我和刘其人奉召到承德向军区汇报工作。

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是原一二0师副师长萧克，政委是程子华。自从1938年在晋西北分手，我就再未见过萧克，只听说他在晋察冀军区担任副司令员。我和刘其人来到冀热辽军区司令部，与萧克等首长见了面。萧克还记得我，亲切地与我谈了一些抗战初期的往事。之后，他向我和刘其人介绍了当前形势：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帮助下运兵速度很快，正准备大举进攻热河解放区的首府承德。但冀热辽军区目前部队很少，独立旅来得正是时候，使即将进行的承德保卫战更有把握了。萧克最后说，按晋察冀军区当前的作战方向，晋察冀军区部队划分为第一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在晋察冀方向作战，第二野战军在冀热辽方向作战。我们率领的独立旅，已被编入晋察冀第二野战军序列。

然而，我们刚从承德回到独立旅，就接到杨国夫的电报。他带领渤海军区新组建的山东第七师后于我们出发开赴东北，但在路上没有耽搁，已抵达冀辽交界的山海关。杨国夫在电报中要求我旅不要滞留热河，而应尽快前往东北。

我们将独立旅已编入晋察冀第二野战军的情况发电报报告杨国夫，他不再给我们发电报，而是请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给萧克、程子华发报，催促我旅出发。萧克和程子华这才同意放我旅开赴东北。

1946年1月初，我旅正待出发，国民党军从三个方向进逼承德，一场大战眼看就要开打。萧克、程子华急令我旅暂不出发，打完这一仗再走。这时候，负全面责任的刘其人和副旅长刘贤权都已离开部队前往东北，我和陈德请示东北方面：是否可以按冀热辽军区要求，打完这一仗再走？杨国夫立即回了电报，不同意我旅接受作战任务。他的理由是：我旅一旦参战，就势必会有伤亡，伤员如何处理？冀热辽军区的形势短时间内不会趋于平缓，我旅很可能会被长期留在热河，再也到不了东北。

杨国夫的电报使我和陈德陷入两难境地，我们俩反复斟酌后认为：在国民党军队大军压境、热河解放区十分危急的时刻，我们不能一走了之，还是得顾全大局参加保卫战。于是，我们给杨国夫发报说明了情况，率独立旅留了下来。

冀热辽军区令我旅接受杨得志、苏振华指挥，配合杨苏纵队作战。我在承德以东100多里的平泉找到了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上次与苏振华见面，还是1941年在鲁西军区的时候。苏振华把我介绍给了杨得志。

杨得志、苏振华告诉我：他们原本率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前往东北，走到这里因形势吃紧留了下来，一纵的主力在遵化以北，第三旅现在赤峰一带，我旅应开赴平泉以西的山区待命，与一纵的第三旅互相呼应。

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共产党双方正式公布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这个协定将于1月13日24时生效。但国民党当局并无和平诚意，据我方情报获悉，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军队在停战协定生效前，要尽可能抢占战略要点，特别是省会城市，包括我方控制下的热河省省会承德。

平泉是承德的东大门，1月12日，国民党军队进抵平泉以东40里的杨树岭。杨得志、苏振华连夜将我召到一纵纵队部，向我交待了作战任务。杨得志说："驻凌源的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已开至平泉以东，你们旅要立即向平泉以东运动，控制住城东的南山，堵住从杨树岭到平泉的公路。我纵队第三旅将会从赤峰急行军赶来，从北面侧击敌军。如果你们独立旅和我纵队第三旅配合得好，这一仗有可能歼灭敌十三军的前卫团。"

我回到独立旅，即刻与陈德率部出发。1月中旬，正是天寒地冻的时节。战士们身上穿的仍然是从山东出发时领的那套衣服，既单薄又破旧。说起来让人难过，我们这支队伍因为衣衫褴褛，一度被承德、平泉一带的老乡误认为是返乡的日本人劳工队。

但只要有战斗任务，有仗打，独立旅指战员马上就会来情绪。尽管气温已降至零下20多度，战士们还是仅用3个小时就跑完了50里路。

我们刚刚从西侧占据南山，还未来得及修工事，国民党军也从东侧爬了上来，我们比国民党军早到的时间也就是10分钟左右。我立即下令开火，把接近山顶的国民党军打了下去。国民党军又连续发起了3次冲锋，我军居高临下，每一次都把敌人打得连滚带爬退下山。在国民党军第三次溃退时，我令二团一个连出击，抓到了十几名俘虏，缴获了两挺机枪。

敌军见夺取南山无望，便绕到公路北面，企图抢占路北的山头，从那座山头上压制我军火力，掩护他们的部队突过公路。我从望远镜中发现了敌军的企图，令政治部主任相炜带三团两个营迅速抢占路北山头。敌军要避开我军火力绕路，又落后我军一步，三团一营、三营先敌登上山顶，一阵猛烈射击，将敌人赶回半山腰。

我们坚守南山4个多小时，敌军束手无策。假如晋冀鲁豫军区一纵三旅这时能从北面打过来，那么当面之敌至少能被歼灭一多半。可是一纵三旅却一点动静也没有，倒是国民党第十三军的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开到了，我们的压力越来越大。特别是三团一营、三营占据的北面山头，敌军的进攻一波紧接一波，几乎没有停顿过。

三团虽有回民支队两个营作基础，但毕竟新成分较多。我担心三团有失，命参谋长陈钦带一个连去支援。我对陈钦说："告诉相炜，一定要坚持住，要是敌人占了北面山头，南山上的部队想撤都难，那可就危险了！"

相炜原是回民支队的政委，很善于发挥三团的战斗力。在得到陈钦的增援后，他们打得更英勇了，三团的两个营像钉子般钉在阵地上。敌人的尸体在山坡上摆了100多具，还是攻不上山顶。

我们坚持到下午3点，部队只吃了一点干粮，又冷又饿，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全旅都坚守在阵地上。

忽然，从我们侧后的平泉城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我心里一惊﹣﹣难道是平泉城出了问题？我令骑兵班去摸清情况。骑兵班不一会就回来报告：有一股敌军未走公路，从白庙子一带翻山打进了平泉城，我平泉守军正与敌军巷战。

我想：我手里要是再有一个团就好了，我们就可以分兵杀向平泉城，给打进城的敌军来一个夹击。可惜的是，我手头的预备队只有两个连了。

陈德也感到情况严重，对我说，他要去见一纵队首长，请示下一步怎么办。我担心他的安全，要派别人去，他却说："顾不了那么多啦。"说罢，便骑上马走了。

一个多小时后，陈德返回旅指挥所，急促地说："杨苏两位首长与一纵三旅失去了联系，三旅现在所处位置不明，原定作战计划实现不了啦。敌军确实已经占了半个平泉城，我们现在腹背受敌，杨苏首长命令我部迅速撤出战斗转移。"

我考虑，我旅马上就撤，敌军势必要追击，弄得不好会吃亏，还是应该坚持到天黑再撤，国民党军队没有胆量夜战。这样，我们又坚持了一个多小时。

傍晚，我命令扼守北面山头的三团两个营先撤下来；之后，二团、一团交替掩护撤下了南山。敌军一来是不善夜战，二来又急着进平泉城，就没有追击我们，顺着公路开向平泉城。

后来得知，我平泉守军打得也很顽强，敌军攻进城后，他们展开巷战继续抵抗，一直打到午夜1点钟停战协议生效，还控制着半个平泉城。最因阵地位置不利于长期坚守，我平泉守军才于第二天早晨撤出城外。

1月13日，停战协议生效了，国民党军没有能再向100多里外的承德推进，蒋介石在停战协定生效前抢占承德的阴谋破产了。我旅在平泉南山的10个小时阻击战，为保卫承德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还是很有意义的。

萧克、程子华发来电报表扬了我旅，说我们在枪支不齐、弹药不足、人员疲惫的情况下，能够仓促参战，顶住装备着美械武器的敌军，阻击任务完成得很好。

杨得志、苏振华也表扬了我旅，他们说，我旅的阻击战打得很英勇，在情况变化后坚持孤军作战，迟滞了敌人向承德的推进。杨、苏两位首长还有些惋惜地说，一纵三旅接到命令后没有马上行动，而是强调天冷、部队饥饿疲劳，在行军路上埋锅煮饭，饭后又休息了一会，因而未能按时从北面夹击敌人，放过了一个歼敌的好机会，实在可惜。

平泉战斗结束后，部队休整了几天。就在休整期间，我遇到了刚刚从延安来到冀热辽工作的杨文谟。分手五六年的老战友相见，都很激动，文谟甚至掉了眼泪。抗战期间，他一直在陕甘宁边区工作，担任过神府军分区参谋长、保安第四团团长，现在新分配的工作是冀热辽军区第十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我和文谟聊了大半夜，通过他，我得到了陕北家乡的消息，还得知了许多老战友，老同志的下落，真是高兴极了。

部队开赴东北之前，我和陈德去向萧克、程子华告别。萧克说："我们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是哪个人、哪个地区的军队，所以总是能够顾全大局，服从命令。就像警六团，你王兆相走后，照样听从一二0师的指挥。就像这一次，你们独立旅是过路的部队，还是留下来积极参战。而国民党军队就不行，他们以邻为壑，只顾自己，总想保存个人的实力。即使友邻部队处于绝境，正在被围歼，也往往袖手旁观，他们怎能不打败仗呢？"萧克这段话，是耐人寻味的。

1月下旬，我旅从承德出发，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翻越了积雪的七老图山，来到赤峰。在赤峰过了1946年的春节。大年初三，我旅离开赤峰一直向东走，到达辽宁省的省会沈阳。这一路天气更加寒冷，时有零下30度的低温出现。在沈阳城郊，独立旅进行了休整，战士们领到了厚厚的新棉军衣。

东北人民自治军此时已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任第二政委，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这时驻抚顺。2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召见了我。他先询问了我旅被冀热辽军区留下作战的情况，接着说："王兆相同志，对你我还是了解一些的。资格老，搞游击战争有一套，但指挥大部队作战的经验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学习和总结。"我这是第一次见林彪，人们传说他讲话"少而精"，果然名不虚传，他与我谈话只用了半个多小时，这半个多小时中还有我向他汇报工作用去的时间。林彪不大谈具体问题，直到谈话快结束时，才说了一句："具体问题，由他们给你谈。"

在抚顺，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第一参谋长萧劲光向我布置了任务。他说，苏联红军即将撤出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国民党肯定会与我们争夺沈阳和长春。独立旅已被编为北满军区山东第七师二十一旅，应迅速北上，到黑龙江的肇源、肇州、肇东一带归建。

萧劲光是我熟识的老首长，我在延安学习时，常与他见面。任务布置完，他亲切地询问了我离开延安后的情况，还说他也注意到了延安《解放日报》刊登的我负伤的消息。我忘不了老部队警六团，就向他打听警六团的下落，他告诉我，警六团后来改编为晋绥军区第九团了，在晋北、绥远一带活动，毕竟是老部队，不论转战到哪里，仗都打得不错。

在沈阳和抚顺等城市，我看到了久已闻名的苏联红军。他们接着队行进时，队列很整齐，歌也唱得挺动听，但零散人员的纪律就比较差了。虐待俘虏、抢劫财物、强奸妇女等等，都时有发生。我遇见过苏军士兵抢劫中国老百姓的事，便上前制止，那几名苏军士兵见我派头不小，身后还跟着警卫员，未敢再放肆，放下东西走了。我把这件事讲给一些同志听，他们却劝我再遇到类似的事情时，要多加小心，因为抗战初期被任命为一二0师三五八旅旅长的卢冬生，从苏联学习归来，当了松江军区司令员，就是因为制止苏军士兵在哈尔滨抢劫，连同警卫员一起，被苏军士兵枪杀了。

另外，苏军将东北工矿的机器设备拆卸下来，将东北银行的金银外汇没收，一概当作"战利品"运往苏联，也引起了各阶层人士的不满。苏联红军进军中国东北歼灭日本关东军，本是正义之师，可由于他们没有掌握好政策，纪律也不严，给中国人民留下了较多的不良观感。

1946年2月下旬，我旅从抚顺出发，由南向北穿过整个吉林省，到达黑龙江省西南部的肇州。

从山东出发这一路，我们经过了河北、热河、绥远、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总行程有5000多里。屈指算来，走走、打打、停停，一共用了4个月的时间。

李云龙

1944年1月，针对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新情况，为加强和统一领导，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决定并报经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央军委批准：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清河军区与冀鲁边军区合并为渤海军区。景晓村任渤海区党委书记，王卓如任副书记；杨国夫任渤海军区司令员，景晓村兼任军区政委，龙书金任军区副司令员，刘其人任副政委，袁也烈任参谋长，周贯五任政治部主任。渤海军区下辖6个军分区。

我们军分区也改为渤海军区第四军分区。我仍任司令员，徐斌洲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程绪润任军分区副司令员，杨信任参谋长，李焕任政治部主任。原冀鲁边军区独立团团长冯鼎平担任了渤海区垦区专署主任，我们第四军分区的老政委陈德调任渤海军区第一军分区政委。

1月下旬，我第四军分区独立团在垦利独立营等地方部队配合下，一举攻克距利津县城仅10余里的东堤据点，歼灭伪军一个中队，俘虏伪军中队长刘怀玉，取得了1944年对敌伪军作战的开门红。

2月，我出席了新成立的渤海军区召开的高干会议。会议分析了新成立的渤海军区面临的形势，提出了"坚持斗争，坚持阵地，掌握有利时机，改善阵地，积极扩大解放区，打通各分区联系"的任务，要求渤海军区所属各部队抓住时机，积极主动地对日伪军发起局部反攻。在作战形式上，要逐步转变为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相结合。

1944年初，渤海军区境内驻有日军第五、第六、第七混成旅团各一部，第十二军两个大队，共6000多人，伪军7万多人；全区境内有日军据点141个，伪军据点522个，局部反攻的任务是艰巨的。

2月间，渤海军区还召开了一个生产节约动员大会，号召各部队在战斗间隙开展生产运动，开荒7万亩。我们第四军分区在贯彻会议精神时要求：每个指战员必须开荒3至4亩。我和军分区领导同志都带头执行，与机关、部队的干部、战士们一起努力开荒。结果至春耕、春播结束时，除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外，第四军分区共开荒种地2500亩，圆满完成了渤海军区下达给我们的指标。

从3月开始，我第四军分区部队按渤海军区要求，开展了春季整训，准备对沾化、利津、滨县位置孤立据点的日伪军发动进攻。

7月，渤海军区对日伪军发动了夏秋季反攻作战。我们第四军分区的任务，是从西面配合渤海军区主力攻打利津县城。我和徐斌洲率第四军分区独立团以迅猛的动作包围了沾化、利津交界的利国镇。据守利国镇的敌人是伪军一个连，我们向他们发动了政治攻势，该连伪军见我军声势很大，自知守不住利国镇，未经战斗便向我军缴枪投降。

我们调来民兵，协助部队平毁了利国镇据点。接着南下滨县，攻打马坊和单寺两个据点。守据点的伪军抵挡了一阵，见日军并不来增援，军心都动摇了。我们的总攻开始不久，就有伪军官兵投降，战斗进行得很顺利。我军以很小的伤亡代价攻克了马坊和单寺，全歼伪军两个连，俘虏伪军官兵近200名，并缴获大批枪支弹药。

8月14日，我和徐斌洲率第四军分区独立团开至利津城西。这时，渤海军区直属团和特务营已经扫清了利津城东、城南、城北的外围据点，准备攻打利津县城了。

利津县城是连接沾化、滨县、蒲台、博兴、广饶等县的枢纽，控制在日军手里，就像插在抗日根据地内的一把刀。渤海军区首长决心拔掉这把刀，解除根据地的心腹大患。

利津城内的守军是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一个团。渤海军区首长交给我们第四军分区部队两个任务，一是阻击从沾化西来的援敌，二是攻打利津城西门。我第四军分区独立团共有6个连，我率4个连在城西打援，另两个连攻打利津城西门。

8月16日夜，总攻开始了。我第四军分区独立团的两个连，在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程绪润带领下勇猛地登上了城墙，并攻进大街与渤海军区主力会合。日伪军凭借工事和民房顽抗，我军逐屋逐院与敌军争夺，用炸药包和手榴弹将守敌炸得血肉横飞。伪军的战斗意志瓦解了，开始成班成排地投降，但日军仍然在顽抗。

攻城战斗正在进行，惠民日伪军出动数百人前来援救利津守敌。我指挥第四军分区独立团4个连以逸待劳、痛击这股敌军，毙伤数十名。这股日伪军距利津城不到10里路，却被我们死死挡住，前进不了一步。第二天，惠民来援的日伪军听到城内枪声越来越稀直至停止，判断城内守军已经就歼，灰溜溜地撤走了。

8月17日傍晚，经一夜一日的战斗，我军攻克了利津县城，全歼了守敌。计日军40余人，伪军1600余人；击毙日军小队长井田中尉；俘虏伪华北绥靖军第八集团军二十七团团长苏骥南、副团长庞洪兴；缴获炮11门、机枪5挺、长短枪1000余支、子弹10万余发，以及大批粮食、布匹。

利津城是八路军在山东解放的第一座县城，山东军区通令嘉奖了渤海军区的参战部队。伪军二十七团中，死心塌地的汉奸不少，号称"中国皇军"，这次被我军全歼，在山东伪军中震动很大，伪军官兵的士气更加涣散。

解放了的利津县城人民，敲锣打鼓、抬着慰问品来慰劳我军。许多群众向我们控诉日伪军的种种罪行，还一再表示：希望八路军留下来不要再走。

利津战役结束后，渤海军区首长命令我们乘胜向垦区西北进军，全力拔除日伪军据点。我第四军分区独立团未及休整，便开赴沾化县南部，攻克了徒骇河北岸的黄升店镇据点，全歼伪军一个营部和一个连。渤海军区主力也拔掉了多处伪军据点，俘获了伪军前线总指挥赵立善。至此，我们配合渤海军区主力部队解放了除沾化和滨县县城以外的所有沾（化）利（津）滨（县）地区，控制了徒骇河下游。

攻克黄升店的当天晚上，我们第四军分区部队就在黄升店宿营。第二天天明时分，镇东头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我把驻在黄升店的三个连集中起来拉出镇，遭遇了从镇北冲过来的一股日伪军，显然是想包抄我们。我指挥三个连猛打这股敌人，敌人支持不住，闪开了一条路，我们撤出镇外。这时天已大亮，我指挥部队在镇外的壕沟内隐蔽起来，自己伏在壕沟外的一个坟包上，用望远镜观察敌情。警卫员盛开文拉了我两次，说上面太危险，劝我下壕沟隐蔽。可我当时一心想乘敌人立足未稳打反击，就没有听劝。

我观察到：日伪军虽已占领了黄升店，但人数不很多，并不敢出镇与我们较量，只在镇口向我们射击。我判断，这股敌人是想袭击我们一下就走，我们完全可以在敌人离镇之际出击，在运动中歼灭它一部分。

我正思索着，突然觉得大腿上好像被什么东西叮了一下，接着就开始疼痛。盛开文惊叫了一声："司令员，你挂彩了！"我叫他不要声张，低头一看，果然裤腿上已经渗出了一大片血。我离开坟包，下到壕沟里，感到大腿不听使唤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刚才的反击设想不能实现了，我强撑住身体，站着下达了向东撤退的命令。之后，卫生员给我简单地包扎了一下，止了血。我由两个战士搀扶着，随部队行动。

下午，第四军分区部队在徒骇河边集中。全体指战员除我负伤外无伤亡。另据侦察，在黄升店袭击我们的日伪军果然已撤走。没能打上这股敌人，我感到很不甘心。

我被送往渤海军区医院治疗，医生告诉我：我挨的这一枪是敌人用三八式步枪打的，子弹从大腿动脉血管和股骨头之间穿过。如果再偏一点，动脉血管被打断就很难救治，死亡率很高。另外，敌人射击的距离大约是200米左右，也是比较"好"的，在这样的距离中弹，一般不会产生细菌感染。

这次被日本鬼子打伤，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刘静非常担心，我理解她的心情。好在伤势不太重，我只住了八九天医院，伤口就基本痊愈了。

我负伤的消息，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作了报道，延安《解放日报》也于1944年10月10日刊登了这一消息。神府和陕甘宁边区的一些老战友、老同志看了《解放日报》，才知道我在山东抗日前线，他们已有好几年得不到我的音讯了。

在夏秋季反攻作战中，渤海军区的干部除我负伤外，还有第六军分区副司令员兼清西专署专员马晓云牺牲。马晓云是山东长山县人，他的哥哥就是黑铁山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原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马耀南1939年7月在桓台县牺牲，根据地党组织和政府为纪念他，把长山县改为耀南县，把第三支队宣传队改名为"耀南剧团"。马晓云的弟弟马天民，曾任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独立营营长，1940年牺牲在长山县的西辛庄。马氏队第三支队独立营营长，1940年牺牲在长山县的西辛庄。马氏兄弟的母亲是一位深明大义的革命老人，就在马耀南、马天民相继牺牲的情况下，她还叮嘱马晓云继续抗日打鬼子，以报国仇家恨。不幸的是马晓云又牺牲了。渤海区人民将英勇抗战、为国捐躯的马氏三兄弟，誉为"一马三司令"。

夏秋季反攻作战结束后，我们第四军分区控制的区域扩大了不少，与第三军分区进一步靠近。日伪军不甘心八路军一片又一片地收复国土，企图夺回利津县城，在垦区抗日根据地内重新插上刀子。10月底，日伪军纠集4000余人，从西、南两个方向攻入垦区。

我这时已伤愈回到第四军分区，便指挥第四军分区独立团配合渤海军区直属团作战。先打西路之敌，再战南路之敌，将两路敌军各个击破。日伪军还没看见利津城的城墙就已损失了五六百人，不得不狼狈退出垦区，他们重占利津的美梦被粉碎，我们第四军分区更加巩固。

12月，渤海军区下达了"扩军、练兵、大反攻"的任务，我们组织第四军分区独立团进行了政治整训和军事练兵，还派人组织区内民兵广泛开展了练武活动。

进入1945年，全渤海区兴起了一个参军热潮。在我区广饶县，有的村庄一次就有近百名青壮年参军，一个村的新兵就编成了一个连；广饶北部李家屋子村有一位李大娘，送来三个儿子、个孙子一起参军；还有我区蒲台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2000名青壮年参军。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对八路军的信任与拥戴，都令我十分感动。我区的新兵，一小部分补入了第四军分区独立团和各县县大队，大部分送到了渤海军区。

1945年1月，我参加了渤海区和渤海军区在史家口召开的整风会。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继续整风的决定，以及任弼时所作关于整风的报告。这次整风会开了两个月，我在第四军分区的工作得到了肯定。但第三军分区政委李广文等一些同志提出：原冀鲁边军区独立团干部在第四军分区"受歧视"，渤海军区随即派人进行了调查。原冀鲁边军区独立团的干部都表示没有受什么歧视，第四军分区领导处事是公正的，他们在第四军分区工作心情是舒畅的。对我的这条意见被否定了。

5月初，苏联红军已攻入德国首都柏林，德国法西斯灭亡在即。穷途末路的日军却纠集了3万余人，在驻山东日军最高指挥官、第四十三军司令官细川忠康指挥下，对鲁中、滨海、胶东地区进行"扫荡"。山东军区首长认为：日军这次"扫荡"，是以攻为守的行动。日军统帅部十分担心美国军队在山东登陆，所以想先下手占领山东沿海八路军控制下的地区。

山东军区首长下达了反"扫荡"的命令，渤海军区为配合鲁中、滨海、胶东军区的反"扫荡"，决定发起蒲（台）滨（县）战役。

5月下旬，我奉命率第四军分区独立团南下，与渤海军区直属团、特务营，及第三军分区部队共同参加蒲滨战役。6月上旬，战役行动开始。我第四军分区部队经过整训和补充，战斗力增强，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很快就攻克了蒲台城外围的小营、玉皇堂、道旭等据点。

6月10日黄昏，我军对蒲台县城和北镇据点发起总攻，经20多个小时的战斗，攻克了蒲台城和北镇，歼灭日军一个中队，伪军3个团，共2900余人，伪蒲台县代理县长徐秉义被我军俘虏。在我军攻城过程中，惠民、滨县日伪军出动了数百名前来增援蒲台，我军打援部队坚决阻击，两股日伪军发动了几次冲锋，都被击退，只好收兵撤回。

这次攻城战斗给我一个感觉：日军官兵也许是感到末日临近，其战斗力大不如前了。在过去的攻打据点战斗中，日人解放联盟（原名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1944年7月改名。其渤海支部共有盟员10余人，均为被俘后经教育转变了立场的原日军官兵）的日本同志也常常向日军喊话劝降，但效果不太明显，肯缴枪投降的日军官兵不多。这一次，他们的喊话却很奏效，有10余名日军士兵放下武器投降。

我军攻克蒲台县城后未及休整便直捣伪"皇协护民军"第一师师长、伪滨县县长杜孝先的老巢鳌头周家据点。鳌头周家据点有一个团伪军据守，我军夜间发起战斗，攻至第二天清晨，杜孝先带领100余人逃走，其余800名伪军投降。

我军在鳌头周家兵分两路，我第四军分区部队与渤海军区独立营为北路；渤海军区直属团和第三军分区部队为南路。南北两路沿黄河两岸同时向西挺进，成钳形横扫日伪军。

我们的下一个作战目标是攻打滨县县城。6月12日至15日，我指挥第四军分区部队和渤海军区独立营沿利津至惠民公路南侧西进，连续攻克了滨县外围的张集、杨集、尚店据点，歼敌路南侧西进，连续攻克了滨县外围的张集、杨集、尚店据点，歼敌数百人。南路我军也攻克了二十里堡等据点。南北两路我军对滨县守敌形成了合围。

6月16日夜，我军兵临城下。滨县守敌为伪军一个团，由于我军的攻势势如破竹，这个团伪军发生了分化，其中600余人在伪滨县警备队队长耿希圣带领下开城门反正。其余200余人不肯反正，但也不敢与我们交战，在惠民援敌的接应下弃城逃跑。我军于17日进占滨县县城。

滨县城是个较大的城市，我们进城后仅两天，就得到日伪军要大举反扑的情报。6月20日，驻张店、惠民日伪军出动6000余人，气势汹汹前来攻打滨县县城。

我考虑：尽管我们正在向日伪军反攻，但在滨县这个局部，依然是敌强我弱。敌人不仅兵力占优势，还拥有多门大炮，我们不能死守滨县县城，而应先退出城，再寻找战机歼敌夺城。我将这个设想发电报请示渤海军区首长，得到批准后，率部撤出了滨县县城。

日伪军重占滨县县城后，我率第四军分区部队不断袭扰其交通补给线；第一、第二、第三军分区兄弟部队也乘日伪军主力开赴滨县之机，围困了敌人兵力空虚的商河、德平县城。驻商河县城的日军大队长江田中佐率兵出城迎战，被我围城部队击毙县城的日军大队长江田中佐率兵出城迎战，被我围城部队击毙.……日伪军的重兵终于呆不住了，不得不撤离滨县回防。滨县城里只留下王富成、韩兆坤、成建基等部"皇协护民军"1000余人。

战机来了，我请示渤海军区后，于7月1日指挥第四军分区独立团和各县县大队，再次围攻滨县县城。士气低落的伪军抵抗了几个小时，即跑的跑，降的降，我军很快肃清了城内的残敌，第二次解放了滨县县城。此战，我第四军分区部队毙、俘伪军600余人，其余300多名伪军向惠民方向逃跑。

蒲滨战役胜利结束了，我第四军分区部队参加了战役的全过程，无论攻坚、打援还是长途奔袭，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特别是战役的最后阶段，在兄弟部队另有任务开走之后，我第四军分区部队采取正确的战术与优势敌军旋，最终收复了滨县县城。经受了蒲滨战役的锤炼，第四军分区部队进步明显，战斗力更强了。

7月上旬，渤海军区向日伪军发动了夏季攻势。第二军分区部队攻克了冀鲁交界的乐陵县城；第三军分区部队包围了庆云县城。这一来，滨县以北的沾化守敌陷入了孤立。早在1944云县城。这一来，滨县以北的沾化守敌陷入了孤立。早在1944年的夏秋季反攻作战中，我第四军分区部队就配合渤海军区主力解放了沾（化）利（津）滨（县）的广大地区，只剩沾化县城和滨县县城还在日伪军手中。如今滨县县城也已解放，只有沾化县县县城还在日伪军手中。如今滨县县城也已解放，只有沾化县城还阻碍着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在垦区群众中，打沾化的呼声很高，我们也觉得，是收复沾化县城的时候了。

蒲滨战役刚刚结束，我就与第四军分区的领导同志们研究制定了一个攻打沾化县城的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上报后，得到了渤海军区首长的批准。

7月10日，我率第四军分区独立团和几个县大队，将沾化县城包围。沾化守敌有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一个团。经我们开展政治攻势，伪军抵抗一阵后放下武器投降，一个小队日军仍疯狂顽抗，被我军逐步压缩至营房院内，用火攻全歼。沾化县城于7月11日解放。

至7月下旬，渤海军区各部队在夏季攻势中相继解放了7座县城。除惠民城等个别据点仍在日伪军控制下以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军分区均已连成一片。渤海军区的夏季攻势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本宣战，100万苏联红军随即出兵东北，进攻日本关东军。8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8月11日，我们接到渤海军区电令，要求全区部队"集中力量，挺进交通线，夺取敌占城市，扫清前进障碍，会攻济南，迫使敌伪向我投降。"

从5月下旬以来，我第四军分区部队就一直在向日伪军反攻，至8月初疲劳已极，我们原已安排部队稍事休整。但形势突变，刻不容缓，我们立即通知部队结束休整，准备好随时投入到大反攻的战斗中去。

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向美国、英国、中国、苏联等盟国投降。次日，日军大本营向日军下达了"停止战斗行为"的命令。但这个命令却又要求日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自卫可以采取战斗行为"。蒋介石也在这时给日本侵华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岗村宁次发去电报，要他等待国民党军队受降，不准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和交出地区。岗村宁次马上通知所属日军各部：只向蒋介石的军队投降，不向其他军队缴械，若遇"其他方面"的要求，"不仅应坚决拒绝，而且应根据情况，毫不踌躇地行使自卫的权力。"驻山东日军最高指挥官、四十三军司令官细川中康，即据此命令拒绝向八路军交出武器投降。

针对日军这种态度，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命令：山东八路军所属滨海、胶东、渤海、鲁中、鲁南5个军区，组成5路野战路军所属滨海、胶东、渤海、鲁中、鲁南5个军区，组成5路野战军，对不肯放下武器投降的日伪军开展大反攻。渤海军区组成了第四路前线指挥部，杨国夫任指挥，景晓村任政委，刘其人任副政委，袁也烈任副指挥兼参谋长，周贯五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第四路前线指挥部根据渤海区日伪军分布情况，将所属部队分成南路军、中路军、北路军，分头对日伪军发动反攻。我第四军分区部队与第一、第二、第三军分区部队及回民支队组成北路军，分兵南进、西进。

我第四军分区部队首先与第三军分区部队并肩战斗，攻克了沾化西南的阳信县城。接着，我和徐斌洲指挥第四军分区部队从阳信南下，进抵惠民县城。守城伪军"皇协护民军"第二师王富成部在城墙上抵抗了一阵，即一部分逃跑一部分投降，我们于8月30日解放了惠民县城。

伪军残部逃跑的方向是西南，我们紧追了上去，在张杜家据点将数百名伪军包围。经两个小时战斗，我军攻克了张杜家，毙伤伪军官兵数十名，其余几百人均缴枪投降。

9月上旬，我第四军分区部队与各军分区兄弟部队协同作战，将伪军杜孝先、王富成、成建基残部包围在徒骇河与沙河之间。被围伪军残部中，头目和骨干不少，虽处于绝境仍不肯投降，企图渡徒骇河逃跑。我们不给伪军喘息的机会，各军分区部队奋力合击，终将这股顽固不化的伪军全歼，共计毙俘3400多人。作恶多端的伪"皇协护民军"第一师师长杜孝先被俘虏。

9月12日，渤海军区首长命我第四军分区部队与渤海军区直属团、第一军分区部队等部北上，攻打无棣县城。无棣县城的守军为伪军、顽军各一部，伪军是"皇协护民军"冯立刚部，顽军是保安第六旅张子良部，共计6000余人。张子良的头衔很多，除保六旅旅长外，还有国民党第十挺进纵队少将司令，国民党鲁北第五行政区专员等，他与日伪军早有勾结，此时，正在和冯立刚等策划收编伪军为国民党军队的"大计"。

9月13日，我军将无棣城包围。我第四军分区部队的任务是从北面攻城。无棣城外的伪军据点不少，我们用了三天时间，肃清了外围据点的伪军。渤海军区直属团攻占了无棣城南关，控制了全城的制高点海丰塔。张子良见势不妙，率手枪队乘夜出城企图逃跑，正撞在我第四军分区的进攻线上，我军分区独立团迎头痛击，将张子良击毙，他的手枪队也悉数就歼。

9月17日，我们与各兄弟部队发起总攻。我第四军分区部队从北面突入无棣城，各兄弟部队也打进了城，经一个半小时的激烈巷战，将守敌全歼。毙伤伪军、顽军官兵1000余人，俘虏伪军、顽军官兵5400余人；缴获迫击炮10门，轻重机枪66挺，长短枪4000多支，这些武器大多是制作精良的日本造，我军指战员拿到手里，都乐得合不拢嘴。

在俘虏群里，找到了刚刚提升为伪"皇协护民军"副司令的冯立刚，却没有找到投敌叛变当汉奸的叛徒邢朝兴。后经清点敌尸，发现邢朝兴与伪县长王浩然等都被击毙，这个追随邢仁甫投敌又助纣为虐的叛徒，落得了与汉奸们共同毁灭的可耻下场。

继我们解放无棣县城之后，渤海军区主力与第二军分区部队攻克了商河县城，毙伤俘伪军8000余人。随着商河县城的收复，渤海区所有的县城全都获得解放。

在7月至9月的反攻作战中，渤海军区部队共歼日伪军3万余人，解放县城33座。这其中，我第四军分区部队单独解放了3座县城；与兄弟部队相互配合解放了4座县城。可以说，我第四军分区部队在大反攻中的战绩是令人振奋的；第四军分区军民为渤海区发展成西起津浦铁路、东至渤海、北近天津、南达胶济铁路的稳固解放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李云龙

从沂水经沂源到莱芜这一路，是比较顺利的。从莱芜再往北，要通过胶济铁路，就困难得多了。莱芜县委派了县大队的4名战士来，护送我们通过胶济铁路。我看了看这4名战士手中的枪，有两支是打不响的，我想，凭这点武装力量强行过路是行不通的，还是得精心安排一下乘隙过去。

我与县大队的同志商量了一下，决定后半夜在张店（即今淄博市）与周村之间通过胶济铁路，过路后在周村附近的交通站宿营。为稳妥起见，我们派县大队的张明远先走一步，到周村交通站打前站。

1943年3月下旬的一天，我们趁后半夜日伪军防范松懈之机，从周村以东两个据点之间通过了胶济路。天蒙蒙亮时赶到交通站，刚想松一口气，却听说来打前站的张明远头天被日伪军抓走。情况突变，我决定不在这里宿营，尽快赶往长山县（1956年撤销，并入邹平县）的山区，那里就是清河军区的小清河南根据地了。

我向干部们讲明了情况，立即开始向北行动。大家一路小跑，只用两个小时就跑了二三十里路，进入长山山区。找到长山县委后，县委负责同志告诉我，日伪军正要"扫荡"长山山区，我们一行数十人目标太大，得赶紧过小清河到清河军区去。

长山县委给我们派了向导，把我们送到桓台县境内。日伪军在小清河沿岸构筑了密集的碉堡据点，还新修了100多公里的公路，我们转了好几天，才在九户一带找到了过河的机会。

小清河西起济南，经清河平原流入渤海。桓台一带是小清河中游，河床不宽，河水流速也不快，但水深有1.70米左右。我们选的渡河地点离伪军的两个据点不远，往东往西都只有两三里路，这就要求我们过河的动作要快。

没有渡船，同志们就脱了衣服过河。我要求男同志帮女同志，会游水的帮不会游水的。一位四川籍的干部个子小又不会游水，一下河就没了顶，会游水的同志赶快把他救出来，连拉带扯弄上了岸。刘静倒很沉着，我托着她，没费什么周折就过了河。

小清河北根据地比小清河南根据地稳固得多，我们在牛家庄一带找到了清河军区和清河区党委。我向区党委交接了随行的清河区干部。胶东区的干部，短期休整后经潍县昌邑北部的交通走廊前往胶东。干部们与我告别时，都说这一路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很深刻，跟着我学了不少打游击的招数。

清河区当时的军政领导人是：清河军区司令员杨国夫，清河区党委书记兼清河军区政委景晓村，清河军区副政委刘其人，军区参谋长袁也烈，政治部主任徐斌洲，清河区行政公署主任李人风。

杨国夫、景晓村等领导同志与我见面详谈后，我对清河区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清河区位于山东省东北部，东濒渤海，西至历城，南迄胶济铁路，北至黄河，共有20多个县，380万人口。处于冀鲁边、鲁中、胶东抗日根据地之间，战略位置相当重要。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中共一大参加者王尽美和邓恩铭就曾在鲁北开展过一些革命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发动了黑铁山、牛头镇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建立起了多支抗日武装，先后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山东纵队第三旅。1942年2月，山东纵队第三旅改编为清河军区。清河军区原辖三个军分区：第一军分区又称清东军分区，司令员赵寄舟，政委岳拙元；第二军分区又称清西军分区，司令员许云轩，政委李曼村；第三军分区又称清中军分区，司令员程绪润，政委张文涛。1943年，随着根据地的扩大，新组建了第四军分区，即垦区军分区，我任司令员，垦区工委书记张缉光兼任军分区政委。

4月上旬，我前往驻永安镇的第四军分区机关上了任。刘静被安排在永安镇附近的清河军区野战医院当护士长。

垦区，一般指利津、广饶、沾化、无棣东部的滨海地区。这一地区是由黄河夹带来的泥沙逐渐填海变成陆地的，原本人烟稀少。1935年，山东省的30个县遭水灾，省政府将4000多名灾民迁移到这里垦荒，因而得名"垦区"。移民们每200人编为一组，第四军分区机关所在的永安镇，原为第八组的定居地，被人们称为"八大组"。距永安镇40里的西双河镇，1941年成为新设的垦利县的县城。垦区的风沙很大，一刮起大风来就天昏地暗，老乡们把这种风叫作"黄风"。垦区的一些土地盐碱化严重，远远望去一片白，被老乡们称为"六月雪"。垦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许多村庄吃水困难，老百姓花好大力气打出来的井，井水却又苦又咸，老乡们只好挖一些大坑，贮存雨水饮用。

垦区也有许多得天独厚之处。一是人口少，产粮多，可以为清河区甚至胶东区提供大批军粮；二是地形复杂，靠海边有大片荆条林，便于我军机关、部队隐蔽；三是群众基础好，居民大多是从鲁西迁移来的灾民，拥护八路军，抗日热情很高，虽然也有"铁板会"一类的封建迷信组织，但经过争取和教育，这些组织已不与八路军为敌；四是邻近兄弟部队冀鲁边军区，只要我们不断地向北发展，完全有可能将清河与冀鲁边两块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1941年，清河区和清河军区的领导人决定将垦区开辟为根据地，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我到职时，新成立的第四军分区控制着垦利、利津、蒲台（1956年撤销，并入博兴县和广饶县）、滨县、沾化等县的全部或大部，垦区根据地已初步形成，但还不巩固。我与军分区政委张缉光、副司令员杨信、参谋长贾瑞乾、政治部主任李焕等着力进行了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工作。我们一方面加强民兵、游击队、武工队的建设，一方面进逼沾化、滨县西部地区的日伪军。这一地区日伪军的据点很多，我们派进去的部队和地方干部克服重重困难站住脚，发动群众，惩处汉奸，逐渐打开了局面。

垦区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日军的汽车、炮车、坦克、骑兵可以畅通无阻，对我们威胁很大。清河军区总结出了一种对策，即在县、区、乡、村之间挖"抗日沟"，以限制日军的快速机动，便于我军隐蔽行动。我们立即在垦区推广，动员民兵和群众大挖特挖，整个垦区很快就出现了一个四通八达的抗日沟网。这条一人多深、看不见头尾的大沟，使日伪军束手无策。我感到，这条抗日沟正是平原上的"大山"，为我们的游击战提供了依托和屏障。

4月22日，日伪军20000余人对清河区进行"拉网大扫荡"，我第四军分区独立团和各县大队跳出敌人张开的"网"，配合清河军区主力和冀鲁边军区兄弟部队作战，将合围永安镇的一路日伪军击退。4月26日，鲁中军区部队也出兵策应清河军反"扫荡"。日伪军在清河、冀鲁边、鲁中军区部队的沉重打击下，不得不草草收兵。这次"拉网大扫荡"一共进行了不到10天，即被根据地军民粉碎。

5月下旬，清河区党委为加强对垦区根据地建设的领导，决定将垦区工委改建为垦区地委。陈德任垦区地委书记，李文任副书记，陈德并兼任第四军分区政委。陈德是广东潮安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红一方面军的一军团工作，我与他曾在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同学。进党校之初，他认为我是1928年入党的老资格，估计不好接近；我认为他是中央红军来的，也估计不好接近，就没怎么来往。后来，我们分到一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彼此敞开心扉交谈，都觉得对方其实是很好的同志，便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上级派他来第四军分区工作，我非常高兴，我们齐心协力，互相配合得很好。

垦区地委成立后，安置了许多外地来的难民或灾民开荒，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安置了7000多户、30000多口人。难民、灾民每口分给3亩荒地，生产积极性很高。敌占区的无地贫苦农民听说垦区政府分给土地，也纷纷携家带口移民垦区。仅1943年一年，全垦区就开荒60万亩，交公粮800万斤；开盐田3000亩，产盐6000万斤。第四军分区不仅承担了保卫群众生产的任务，自身也投入了开荒生产，粮食基本上能够自给。

垦区生产的粮食，除供应清河本区外，还大批运往胶东区和鲁南区。山东党政军领导同志曾赞扬清河区是"山东的乌克兰"；清河区的领导同志又表扬垦区是"清河区的乌克兰"。我起初不明白"乌克兰"其意，向同志们请教后才知道，乌克兰是苏联的粮仓，说我们垦区是"乌克兰"，意在褒奖我们﹣﹣垦区已成为抗日根据地的粮仓。

5月下旬，日伪军出动1.2万人分两路"蚕食"清河区抗日根据地，南路日伪军沿小清河东西展开，缓慢地向北推进；北路日伪军以利津为中心，沿黄河修筑碉堡封锁线，一步步向南推进。南北两路日伪军都赶着许多大车，企图抢收根据地即将成熟的小麦。

我第四军分区的任务，是配合清河军区主力打击北路日伪军。6月下旬，我率第四军分区独立团开至黄河以北，又调来垦利、沾化两个县大队，准备以围点打援的战法拔掉日军设在陈家庄的据点。

陈家庄位于利津县东北部，是利津、沾化两个县城通向黄河口滨海地区的必经之路，驻有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一个连。我们先派一名维持会长到陈家庄日军据点报告，说北面义和庄发现八路军。日军小队长向驻沾化县城的日军中队长报告了这一情况，日军中队长决定县城和陈家庄日军同时出动，合击义和庄八路军。

日军小队长奉命带领部分日伪军北去后，我立即下令攻打陈家庄据点。日军据点虽有坚固的炮楼、碉堡，留守士兵又拼死顽抗，但因兵力过于薄弱，仅两个小时，据点就被我军攻克。击毙全部留守日军12名，一个排伪军投降，我们缴获一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

在陈家庄以北，我埋伏了两个连，准备打从义和庄回援的日伪军。但日军小队长得知我军攻打陈家庄后，未敢回援，而是跟随日军中队长撤回沾化县城。

在陈家庄以西的八里庄，我也布置了一个连和两个县大队，他们等到了敌人援兵。这股敌人是从盐窝村出动的一个连伪军，在我军突袭下，这个连伪军被全部歼灭。

陈家庄战斗拔掉了楔入根据地腹地的日军据点，共歼灭日伪军百余人，战果是显著的，清河军区首长和清河区负责同志都给予了通报表扬。

陈家庄战斗结束后，我率第四军分区部队向西挺进，来到沾化县城以北的下戳一带。日伪军正在修筑从沾化县城通往义和庄的公路，这条公路修通后，对我第四军分区是一个威胁，我们决心阻止敌人的修路行动。

我们派出侦察员摸清了情况：驻沾化日军抓来许多老乡在离县城20多里路的西张村一带修路，由伪"皇协护民军"刘佩忱部一个连监工。这个连伪军每天从邵家村据点出动到工地，中午在西张村休息吃饭。西张村离邵家村据点只有五六里路，伪军认为八路军不敢来，戒备很松懈。

7月下旬的一天深夜，我带两个连进了西张村，在村干部和群众的配合下，立即把进出村的路口控制了起来，所有人员只许进村不许出村。第二天上午9点钟左右，监工伪军大摇大摆地来到西张村休息，我命令两个连在村口分两路出击，一下子就把伪军打懵了，除两三名伪军腿快逃脱外，其余七八十名全部被俘。修路的老乡们全都乘机逃跑。我们缴获了一大批枪支、子弹、手榴弹。日军遭此打击，再也未敢继续修公路。

正当我们的反蚕食斗争顺利进行之际，邻近的冀鲁边军区出了大事﹣--﹣五师教导第六旅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叛变投敌了。邢仁甫是河北盐山人，1929年入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主要做兵运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冀鲁边区的工作也有一定成绩。但面对1940年以后的残酷形势，他悲观动摇了，再加上他居功自傲、拉帮结派、生活上腐化堕落，对组织上的批评帮助，他不但不接受，还产生了敌对情绪，暗中与天津的日本宪兵机关和国民党特务相勾结，最终公开叛变成了汉奸和叛徒。

我们第四军分区紧邻冀鲁边军区，冀鲁边军区和清河军区达成过协议，冀鲁边军区的后方机关设在垦区，这就使我们第四军分区也不能不参与平息邢仁甫事件的行动。

6月30日，邢仁甫指使亲信冯冠奎，在开会时杀害了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兼教导第六旅副旅长黄骅等5位同志。接着，邢仁甫又想策反驻在我们垦区的冀鲁边军区独立团。他在渤海中的望子岛上召见了独立团团长冯鼎平，要冯鼎平策动独立团叛变，第一步打掉我们第四军分区机关，第二步投降日军或国民党军。

冯鼎平从望子岛回到垦区后，把此事告诉了独立团的几位领导干部。副团贾乾瑞和营长刘虎臣等同志坚决反对邢仁甫的叛变行径，刘虎臣把上衣脱下来，斩钉截铁地说："我跟共产党闹革命，身上被敌人打了好几个枪眼，谁能给补起来？我只有跟共产党走，在八路军干！"

独立团政委姚昌洲与冯鼎平等就近先来到第四军分区汇报，我和陈德听后大吃一惊，因为当时黄骅被刺事件还没有搞清楚，邢仁甫的真面目也没有被揭露。我们马上发特急电报告清河军区。清河军区副政委刘其人第二天便赶到第四军分区，他对我和陈德说，邢仁甫企图拉独立团叛变的情况，清河军区已经上报给了中共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师部，罗荣桓、黎玉等同志指示，一定要掌握住冀鲁边军区独立团，并将邢仁甫的情况设法转告冀鲁边区党委和冀鲁边军区。

我护送刘其人去了冀鲁边军区独立团，他在那里与干部、战士分别谈话，教育了动摇分子，稳住了独立团。

冀鲁边区党委和冀鲁边军区只有一部电台，被邢仁甫控制在望子岛上。我们不能通过电台与冀鲁边区党委和冀鲁边军区联系，只能派人去通知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王卓如、军区副政委周贯五、军区政治部主任刘贤权等同志。正巧王卓如的妻子朱凝在垦区养病，朱凝的职务是冀鲁边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她提出由她去送通知。刘其人同意朱凝去送通知，我们便给朱凝找了一只小船，她乘小船在渤海湾划了两天两夜，才赶到驻新海县（1945年为纪念被邢仁甫一伙杀害的黄骅，新海县改称黄骅县）的冀鲁边区党委。

冀鲁边区党委接到朱凝送来的通知后，及时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他们首先发出《为邢仁甫叛变告全党同志书》和《关于讨伐邢仁甫，追悼黄（骅）陆（成道）等同志的指示》，接着伺机将冀鲁边军区驻望子岛的机关部队数百人拉回到陆地上，使邢仁甫最终只剩下100多名追随者。

冀鲁边区的形势稳定下来后，王卓如、周贯五、刘贤权、李启华等同志都来到垦区。清河军区副政委刘其人向他们传达了中共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处理邢仁甫事件的指示。

陷入孤立的邢仁甫逃往天津，被国民党任命为冀察战区挺进第一纵队司令、津浦北段反共专员；被日军任命为六县剿共司令。他总共搜罗了200多名叛徒、汉奸、特务，在乐陵、济阳一带犯下许多罪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又任命邢仁甫为军统局中校组长、河北省政府第三专员公署保安副司令，他继续作恶。到了平津战役结束，邢仁甫的末日也来临，他在天津被逮捕。我那时正在天津，不久就听说邢仁甫被判处死刑，这个汉奸兼叛徒，受到了应得的惩处。

1943年11月，在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策划下，驻山东的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喜多诚一纠集第七混成旅团、第三十二旅团、第五十九旅团全部，及第四、第五旅团一部，加上各地伪军，共2.6万多人，对清河区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这次"扫荡"总共进行了21天，因此被称为"二十一天大扫荡"。我们第四军分区在反"扫荡"战斗中，经受了十分严峻的考验。

日伪军的合围目标，首先是清河区党政军机关驻地﹣﹣广饶县北部的牛家庄。在清河军区直属团的掩护下，区党委和军区机关利用抗日沟安全转移。不料，日伪军很快在牛家庄以东的辛镇、六户一带将区党委和军区机关包围。清河军区直属团和特务营与日伪军激战到夜间，掩护机关向西北转移到垦区，停留几天后又从垦区转移到广饶北部的盐坨。

日伪军却以为清河区和清河军区领导机关仍在垦区，集中兵力大举向垦区进犯，敌酋喜多诚一还亲自来到利津县城坐镇指挥。日伪军进入垦区后，实行"驻屯清剿"和"三光政策"，残酷杀害群众1500多人，有的村庄一次就被烧死上百人。日军还采取了战刀劈人、活剥人皮、"点天灯"等法西斯手段残害群众，许多妇女被强奸、轮奸。

清河军区和冀鲁边军区的后方机构大部分设在垦区，有学校、兵工厂、医院、仓库、银行、报社、印刷厂等等。这些后方机构在日伪军的"扫荡"中遭受了不少损失，一些伤病员被俘，一些来不及转移的物资落入敌手。还有一些后勤机构人员与地方干部、群众躲入海滩上的荆条林，因时间过长海水涨潮而被淹死。

我和陈德率第四军分区机关、部队和冀鲁边军区独立团主力撤到沾化，另以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杨信带冀鲁边军区独立团二营的两个连，在沾化、利津边界上活动。针对日伪军的行动规律，我们发动民兵与部队一起埋设了大批地雷，这一招很有效，几乎每天都有日军触雷伤亡。

11月下旬的一天，我们接到军区电报，告知我们：据侦察，日伪军将于一两天内合击沾化一带。我和陈德决定：我们带第四军分区和冀鲁边军区独立团主力转移到沾化西北的大荆条洼去，杨信带冀鲁边军区独立团的四连、六连留在沾化、利津边境，一旦日军由利津进犯沾化，杨信即应率四连、六连进入利津，配合第四军分区主力采取行动。

11月28日，日伪军的合击部队果然由利津进入沾化。他们没有捕捉到我第四军分区和冀鲁边军区独立团主力，却与杨信所率冀鲁边军区独立团四连遭遇。原来，杨信没有按我们的要求将部队带往利津，而是将部队拉向了方向相反的沾化县东南的义和庄。结果他们的行军方向恰与日军相同，在东马营一带被日军的1000名骑兵赶上。四连是个老连队，战斗力很强，全体指战员与日军激战5个多小时，毙伤日伪军100多人，最后，连长杜万祥等60多名同志壮烈牺牲，只有个别同志脱险归来。

当四连与日军激战时，六连还在十几里以外，没有能赶去增援四连。四连受损失后，杨信令六连转移到滨县东北部的西石营。11月29日，六连在利津西部的望参一带被日伪军包围，六连与日伪军苦战了一整天，毙伤敌200余人，六连自身的伤亡也过半，连长王普安、副指导员李杰三等牺牲。坚持到天黑，六连副连长孙文沾带领20多名战士突出重围。

事后，我问杨信为什么要擅自改变行军方向？杨信说：利津方面的情况不明，所以不宜贸然前去。我又问他为什么不与连队在一起行动，就近处置突发情况？他没有回答我。清河军区党委认为：杨信既没有执行命令又指挥失当，造成部队严重损失，给了他警告处分。

12月初，我和陈德率第四军分区主力和冀鲁边军区独立团，转移到义和庄西北的一个村庄宿营。虽说一夜无事，我还是有些放心不下，天不亮就起身到哨兵那里查哨。

哨兵一见我就报告说："首长，你听，东边好像有响动。"

我登上房顶一听，果然有一阵阵闷雷般的声音，离我们越来越近。我马上想到，这是大队骑兵行进的声音！我下了房立即命令部队紧急集合，开往荆条洼隐蔽。事后查明，日军骑兵500余人前来奔袭我们，扑空后悻悻收兵。

12月5日，日军一辆汽车被我们埋设的地雷炸毁，车上日军士兵死伤多名。当天还传来一个好消息：兄弟部队击落了日军的一架飞机。我们给日伪军的打击越来越有力，使日军十分头疼。据缴获的日军指挥部的一份通报称："共军后方机关已全部转移，敌区物资贫困，时有小股游击队袭扰，皇军动辄触发地雷……"

12月8日，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喜多诚一在付出伤亡600余人的代价后，被迫停止了这次"扫荡"。日军出动2.6万人折腾了20多天，却连一个清河区也未能"荡平"，这对山东日军的作战信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日军基本上停止了对山东各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

1943年年底，清河军区在我们垦区的永安镇召开了反"二十一天大扫荡"胜利总结大会。会上宣读了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发来的电报，传令嘉奖清河军区部队。

李云龙

我到达山东纵队时，山东八路军的指挥体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本受命统一指挥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的徐向前已回延安，徐向前任司令员的八路军第一纵队的番号不再使用，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成了事实上平行的兄弟部队。那时的山东纵队领导人是：指挥张经武，政委黎玉，副指挥王建安，政治部主任江华，参谋长罗舜初。我与山东纵队的领导同志们一一见了面。

3月21日，山东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谢友法通知我，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师部已转入滨海区，我不必再去山东分局报到了，就在山东纵队分配工作。我被任命为山东纵队第一支队副司令员，第一支队司令员是胡奇才，政委是王子文，参谋长是吴奎文，政治部主任是李建梓。

通过阅读文件和与同志们交谈，我很快就了解了山东战场的形势。经过几年的努力，山东抗日根据地已建立了90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总面积占全省的60%。人口占全省人口的50%，共拥有共产党员15万。山东纵队发展到5万余人，一一五师进入山东的部队发展到6万余人。但百团大战后，华北日军意识到八路军的威胁，确定"在1941年度要彻底进行正式的剿共治安战"。我到职时，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连续"扫荡"已经开始。

我们一支队活动的区域，是沂蒙山区的腹地，也是整个山东抗战的中枢之地。日军一向将沂蒙山区视作"扫荡"的重点，除每年春季、秋季的大"扫荡"外，还频繁出动小股部队骚扰、蚕食抗日根据地。

一支队下属的3个团，都是建立时间不长的部队，装备差、战斗经验也不足。我见当时正处于日军春季"扫荡"和秋季"扫荡"之间，一时没有大规模战斗，就向司令员、政委建议利用战斗间隙训练部队。他们采纳了我的建议，并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我。

7月，山东纵队进行第五期整军，第一支队改称第二军分区，胡奇才任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我任副司令员。一个多月后，党中央和军委决定：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胡奇才调任山东纵队第一旅副旅长，我接任第二军分区司令员。

第二军分区又称沂蒙军分区，辖区包括沂水、蒙阴、费县、苍山和临沂北部，与驻扎临沂城的日军正面相对。第二军分区肩负的任务十分繁重，但下属的3个团，却因组建主力部队的需要调走了两个。我手头只剩下一个独立团，痛感兵力不足。我采用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和加强机动性的战法，顶住了日军的几次小规模进犯。

8月间，驻沂蒙山区北部的国民党五十一军牟中珩部对第二军分区发动进攻，占领了沂水县境内的崔家峪、夏蔚、虎崖北山一带地区。五十一军原系张学良将军所部东北军，归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指挥。于学忠与国民党在山东专搞磨擦的省主席沈鸿烈、第三游击纵队司令秦启荣、暂编十二师师长赵保原等死硬顽固派有区别，因此，我决定先派代表与五十一军谈判，争取和平解决。

我方代表对国民党五十一军的代表说，贵军过去遭日军进攻站不住脚，八路军让出了沂蒙和诸城、日照、莒县的部分地区给你们驻扎，并曾在侧翼打击日军、策应你们，还在粮食和物资方面给了你们支援，你们怎么能恩将仇报，回过头来打八路军呢？希望贵军尽快撤回去，双方继续共同抗日。五十一军的代表辩称：他们是奉国民政府、蒋总裁之命"收复失地"的，拒绝撤走。

我与第二军分区政委王一平商议，认为皖南事变后，于学忠的态度也变了，我们不能一味退让。必须以武力制止五十一军的进犯，不然的话，他们必定会得寸进尺，继续向我方根据地推进。

我到前沿察看了国民党五十一军的阵地，产生了首先夺回虎崖北山，把这一带制高点控制在手中的设想。据此设想制定的作战方案上报鲁中军区后，鲁中军区很快便复电批准。考虑到五十一军的装备、火力都比我军强，我命令部队做好夜战的准备。

9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我和王一平指挥第二军分区独立团投入了战斗。五十一军驻守虎崖北山的部队为一一四师一个营，他们作梦也没有料到八路军会在夜间突然进攻，官兵顿时乱作一团，多数人弃山而逃，少数顽抗的被击毙击伤。第二军分区独立团以轻微的伤亡攻克了虎崖北山。

丢了虎崖北山，五十一军感到进退失据，连续几天发动反扑，我要求独立团坚决守住阵地，独立团顶住了五十一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几天后，刚上任的鲁中军区司令员刘海涛来到第二军分区，在了解了虎崖北山的战斗情况后，他认为再守下去徒费兵力，要求我们把独立团撤下来。我和王一平不同意撤，我说，虎崖北山居高临下，掌握了这个制高点就掌握了主动权，既可以阻止国民党顽军对我根据地的进一步推进，又可以作为我军反攻的基地。现在放弃虎崖北山很容易，可将来反攻时再往回夺就费力了。在我们的坚持下，尽管刘海涛不悦，虎崖北山还是没有放弃。10月上旬，山东纵队首长决定大规模反击国民党五十一军，要求第二军分区配合山东纵队第一旅作战。

战斗发起前，山东纵队副指挥兼一旅旅长王建安、政委周赤萍、副旅长胡奇才来到第二军分区看地形，他们一致认为虎崖北山的位置十分重要，第二军分区部队扼守此山完全正确。他们与我们会商后决定：就以虎崖北山为我军进攻出发地。

两天后，一旅和第二军分区独立团同时打响，悄悄集结在虎崖北山上的部队，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势突然发动猛攻，一日一夜就把五十一军赶过了崔家峪和夏蔚一线。接着，我军兵分两路扩大战果，以王建安等指挥的一旅部队为一路，以我指挥的第二军分区独立团为另一路，一股作气向北挺进了四五十里，将五十一军赶出了沂水。10月中旬，我们第二军分区部队在沂水县黑风泉村结束了战斗，一旅的位置还要更靠北一些。这次反顽战斗，我们获得了全胜，一旅和第二军分区部队全歼五十一军一一四师六八四团两个营，重创一个营，仅俘虏就捉了800余名。

1941年11月，日本侵华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烟俊六来到临沂，亲自部署了对沂蒙山区的"铁壁合围大扫荡"。日伪军出动了5万余人，包括第十七师团、第二十一师团、第三十二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六、第七、第十旅团主力，企图一举消灭临沂、沂水、蒙阴三角地带的八路军及其指挥机关，彻底摧毁沂蒙山区的抗日根据地。

11月4日，日军偷袭八路军山东纵队领导机关驻地沂南县马牧池。山东纵队首长和领导机关突围到沂水县西北的南墙峪。我们于4日当天就接到了山东纵队和鲁中军区发来的紧急电报，要求第二军分区在这次反"扫荡"战斗中就地领导所属部队和民兵武装坚持斗争。

我们立即在黑风泉村召开了第二军分区干部会议，研究敌情和军分区反"扫荡"的方案。

待大家发言后，我说，日军这一次来势凶猛，他们一定会派重兵奔袭驻坡里的一旅，同时也不会放过我们，估计至迟明天(11月5日）就会有一路敌人来袭击我们第二军分区。为保存有生力量，我们必须尽快转移。但我们也不能走得太远，与敌人兜圈子要转小圈子，比较好掌握主动，转大圈子到了情况不明地形不熟悉的地方，反而容易陷于被动。

与会同志都同意我的分析，第二军分区领导机关和警卫营、独立团立即行动，于11月4日夜间离开黑风泉，转移到十几里路以外的一个山沟小村里。

5日，果然有好几股日军直奔黑风泉合击第二军分区领导机关，结果都扑了空。日军指挥官不甘心，下令搜索黑风泉附近的村庄。当天晚上，我决定从崔家峪跨过蒙（阴）沂（水）公路转移，脱离险境。但由于军分区机关庞大，行动迟缓，天明时分才到达崔家峪南山，结果被附近日军发觉，数千名日伪军从四面包围上来。

情况万分危急！我和王一平经过观察，判断北面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便命令独立团在前，军分区机关居中，警卫营断后，以迅猛的动作杀向北路之敌，撕开敌人的包围圈。此时，日军的包围圈还未完全合拢，北路之敌立脚未稳，突遭独立团痛击，抵挡不住便垮了下去，我们成功地突破了日军的包围。

部队向北走不多远，我又下令迅速改变方向往东南走，甩掉了尾追的日伪军。6日拂晓，我们到达姚家店子、铜井之间的圆枣村。大家刚端起碗吃早饭，又一股日伪军攻了上来。我命令警卫营顶住敌人，自己率军分区主力撤往鲁家围子一带的山区。在费县和沂南县交界的大顶子山下，我们又遭遇一股日军，经独立团奋勇冲杀，部队安全翻越大顶子山，向沂南前进。

这一天连打三仗，部队十分疲劳，有些同志掉队。我的妻子刘静也掉了队，险遭不测。刘静时任第二军分区司令部代理指导员、支部书记，她在长途跋涉的路上累得吐了血，还坚持抓住马尾巴行军。突破日军在大顶子山下的堵击时，她实在跑不动了，就坐在山坡上歇息，我上山时一眼就看见了她。

我说："鬼子已经追上来了，你怎么还不走？"

刘静说："我走不动了。"

我的警卫员王秀田见状，过去想背刘静。刘静却甩开王秀田的手说："你的任务是保护首长，别管我！"刘静又坚决地对我说："你指挥部队要紧，快点走吧，我自己有办法的。"

我心里矛盾极了，部队和刘静都处在危险中，我该先顾哪一头呢？望着正在上山的部队，我做出了痛苦的抉择，硬着心对刘静说："部队等着我，对不起你了。"说罢便一步一回头地往山上走去。

刘静举起手枪大声说："我宁死也不当俘虏！"

我率部队摆脱日伪军后，急忙叫警卫员王秀田回头去找刘静，王秀田在傍晚时分找到了刘静。刘静归队后告诉我：我们分手不一会，日本鬼子就追了上来，附近有一堆尸体和几口棺材，她本想躲在棺材里，却掀不开棺材盖，急中生智钻进了尸体堆。日本鬼子追到这里，往尸体上踢了几脚，见无动静就走开了。刘静爬到一个石崖上，遇见了回来找她的王秀田。

11月8日、9日，日伪军分多路合击我们刚刚翻越过的大顶子山区，鲁中军区司令员刘海涛夫妇在芦山被俘。他们在死亡的威胁下坚持革命气节，被日军押解到蒙阴县城枪杀。刘海涛是一位资格很老的干部，山东东阿人，曾在苏联学习过。鲁中军区警卫营原本跟随着他，可他担心目标太大，叫警卫营离开他们，自己和妻子换了便衣单独住在一个地方，结果招致被俘、遇害。假如他与部队一起行动，是有可能幸免的。这是一个血的教训。

日军的这次"扫荡"，是抗战以来在山东用兵最多的一次。面对密集的敌人，我根据在神府打游击的经验，感到应该把部队和机关分成几部分，以便灵活转移，机动作战。征求王一平等同志的意见后，他们都同意，于是将第二军分区现有的1800多人分成了三个部分﹣﹣战斗部队独立团为第一部分，主要执行作战任务；机关一部分人员及警卫营一个连为第二部分，由第二军分区参谋长吴奎文带领行动；机关另一部分人员和警卫营两个连为第三部分，跟随我和王一平行动。另外，女同志和体弱有伤病的同志，尽量疏散到地方上隐蔽。

刘静也在疏散名单内，王一平理解我的心情，由他代表组织上与刘静谈了话。刘静表示：虽不愿意离开部队，但坚决服从组织决定。我十分感激刘静的体谅，交待从陕北跟来的老警卫员王学精、现在的警卫员王秀田与刘静一起行动。军情紧迫，尽管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生离死别，我和刘静分手时却没讲什么话。刘静叫我放心，她说："我有四五年党龄了，什么情况都能对付。"

第二军分区机关、部队分头行动后，我和王一平带领300多人在沂水、沂南一带继续转小圈子，并没有往远处走。敌人的"扫荡"行动被我们摸到了规律，一般是两个中队或一个大队为一路，上午八九点钟出发"讨伐"，下午三四点钟收兵。我们据此规律，每天早饭后上山隐蔽，下午四五点钟后回村宿营。敌军头一天去过的村庄，第二天一般不会再去，我们就专找敌军刚刚搜索过的村庄住宿。敌人自认为他们的据点附近已是"治安区"，很少在这类地方搞"合围"，我们就常到"治安区"去活动。由于群众基础好，地形、民情熟，战术得当，我们与队形密集的敌军周旋了20多天，从未吃过亏。

沂蒙山区的人民群众是非常好的，有时我们300多人在山沟里的小村中隐蔽，日本鬼子的大队人马从山沟口来来回回的经过，与我们简直就是近在咫尺，可我们的消息却一次也没有走漏过。这情形，使我回想起了神府葭榆根据地。

与日伪军周旋一阵后，我发现敌人精心布置的"铁壁合围大扫荡"也有弱点。即：参加"扫荡"的各路日军系临时拼凑，来自不同的师团和旅团，互不统属，缺乏配合。往往是我军已与一路敌人接上了火，其他各路敌人明明离得不远，却并不主动赶来配合作战，而只顾完成他们预定的任务。我们抓住敌人这个弱点，看准机会出击了几次，敲掉了日军一支孤立的小分队以及一些零散人员。

在我们处境最艰难的时刻，国民党五十一军也来趁火打劫。11月底的一天，五十一军的一个营在五台官庄一带袭击了第二军分区机关。我早已注意到：这次日军"扫荡"沂蒙山区，矛头始终指向八路军，同驻沂蒙山区的国民党军队没有遭到进攻，一直与日军相安无事。而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却一再诬蔑八路军"不打日寇，专打友军"，究竟是谁"不打日寇，专打友军"呢？明明是在我们与日军搏斗时，从背后插来一刀的国民党顽军！我指挥警卫营反击，将五十一军偷袭部队击退。

12月初，我们驻崔家峪以西的王庄，侦察到日军的"扫荡"重点已经南移，日军主力已压向蒙阴县的垛庄、费县南部和临沂北部地区。前一段时间我们因电台出了故障，与上级中断了联系，这时也与山东纵队联系上了。我们得知，中共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山东纵队的领导机关虽几次遭日军合击，但并没有遭受大的损失。

12月7日，日军袭击珍珠港美国海军，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的战线进一步拉长，兵力愈发不足。在沂蒙山区，日军的"扫荡"不但没能歼灭山东八路军的主力，自身反而损兵折将，死伤千余人。他们的"扫荡"搞不下去了，各路日军开始撤退。

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各部抓住这个战机大举反攻，收复了蒋庄、马牧池、朱满等村镇。我和王一平也把第二军分区部队集中起来，袭扰、追击撤退中的日军，拔除了日军设置的据点。至12月下旬，我们已将"扫荡"之前第二军分区控制的区域基本恢复。

日军的"铁壁合围大扫荡"被粉碎了，第二军分区机关、部队自身损失不大，还歼灭了日、伪、顽军各一部，战果喜人。可让人心焦的是我的妻子刘静没有一点音信，和她共同行动的王学精、王秀田先后回到第二军分区，据他俩说，他们和刘静起初遇上了第二军分区独立团，同行一段路后，在一次遭遇战中与刘静失散。

恰在这时，从各地传来了许多不幸的消息：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刘子超、山东纵队直属五团政委刘涛、一一五师敌工部部长王立人、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鲁中公安局局长朱玉平，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部长李林，还有前来山东采访的德国著名反法西斯记者希伯，都在反"扫荡"战斗中牺牲；山东抗敌自卫军司令李澄之，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的妻子陈若克，陈明的妻子辛锐，以及其他几位干部的妻子被俘……听到的消息越多，我的心情就越沉重，越为刘静担心。王一平也担心刘静的安危，派出第二军分区的侦察员去找刘静。

12月底传来了好消息：沂水县县大队长李冠智在寨子山找到了刘静。原来，刘静在我们军分区独立团与日军的遭遇战中，被一颗子弹打中了腿部，因而与王学精、王秀田失散。她拖着一条伤腿爬进山里，钻山洞、躲崖缝，为避开鬼子兵的搜索甚至跳进了水井，幸好她是黄河、窟野河边长大的，水性好，才没有被淹死。老乡们把她从水井中拉出来，给她换了便衣，剪了头发，装扮成男人。她爬上寨子山，风餐露宿，靠着群众的掩护和接济，坚持了一个多月，终于遇到了组织上派来找她的李冠智和王秀田。

与担架上的刘静见面时，我抑制住自己的感情负疚地说："真难为你了，让你吃了这么多苦。"

刘静望着我，刚强地说："想想那些牺牲和被俘的同志，我吃的这点苦算不得什么。"

王秀田告诉我，刚找到刘静时，见她人瘦得变了形，衣服也破破烂烂，走路还一拐一拐的，连几个男同志都忍不住掉了眼泪，可刘静却没有哭，还宽慰大家说："我这不是活得很好吗？"

许多战友、同志都为我和刘静的胜利重逢而高兴。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与我见面时，也向我表示祝贺，他还表扬了刘静，说她的革命意志很坚强。我知道，朱瑞的妻子陈若克和刚刚出生不久的儿子，被俘后都惨死在日军的刺刀下，朱瑞是强忍着心中悲痛祝贺我的。

12月31日，我赶到沂南县北界湖，参加了中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山东纵队联合召开的党政军干部大会，听了朱瑞所作《结束1941年迎接1942年》的报告、《目前形势与今后努力方向》的报告。会议总结了这次反"铁壁合围大扫荡"的经验教训，部署了1942年的工作。主要精神是：过去对山东敌后抗战的长期性、残酷性、严重性认识不足，对反"扫荡"缺乏充分的准备，在日军进行空前规模的"扫荡"时招致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今后的方针，应该是支持长期的分散游击战争，采取灵活的斗争方式与敌周旋，节省和保存实力，实现全部武装地方化，加强民兵工作，争取组织起100万至200万的民兵。

会后，为实现主力部队地方化，山东纵队第四旅所属的第十一团，改归我们第二军分区建制。在民兵工作方面，我们健全、巩固了第二军分区管辖下的民兵组织，在册民兵总数达到20000余人。我们利用冬闲训练民兵，使他们不仅能放哨、侦察敌情、运送粮草和伤员，还能配合部队承担一些保卫村庄、骚扰敌军的任务。这些措施，为进一步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条件。

1942年2月，日军统帅部决定从中国战场向太平洋战场调兵。为防止八路军乘机进攻，日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轮番"扫荡"。沂蒙山区依旧是日军"扫荡"的重点。2月，10000多名日军"扫荡"沂蒙山区北部；5月至6月，日伪军出动2000余人"扫荡"沂蒙山区南部。这两次"扫荡"，第二军分区都首当其冲。

在两次反"扫荡"战斗中，我和王一平指挥第二军分区部队和民兵，积极配合一一五师主力作战，拔除了日伪军设置的几个据点，歼灭日伪军百余人。我们还派出武工队和游击队到敌占区活动，袭扰敌人盘据的城镇据点，破坏敌人控制的交通线。1942年以后，日伪军对沂蒙山区的"扫荡"屡次提前收场，与各军分区频繁派出武工队、游击队袭扰敌占区是有很大关系的。

1942年，是山东国民党军队投敌最多的一年，鲁中的吴化文，滨海的厉文礼、张步云，胶东的秦玉堂，鲁南的荣子恒，清河的周胜芳，湖西的孙良诚，冀鲁边的曹振东等，都扯起了各式各样的伪军的旗帜，使山东成为整个华北伪军最多的地区。以我过去与敌军打交道的经验，觉得许多伪军士兵并不愿死心塌地当汉奸，只要工作到家，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王一平同意我的看法，于是我们第二军分区加强了伪军工作，成立了专门机构，采取各种手段教育、争取伪军官兵，效果显著。1942年仅我调离前在职的几个月，就有将近200名伪军官兵向第二军分区军民投诚或反正。

到了1942年夏秋之交，第二军分区已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迎来了形势的好转。8月1日，山东纵队改编为山东军区，下辖鲁中、清河、胶东3个军区。我在此时接到刚成立的山东军区命令，要我到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我向接替我的原山东纵队一旅二团团长吴瑞林交待了工作，便前往沂蒙山区南麓，到驻临沭县朱樊村（现属江苏省东海县南辰乡）的党校报了到。

开学前，中共山东分局副书记黎玉代表党组织与我谈了话。他肯定了我在第二军分区工作的成绩，也指出了一些缺点。他还讲了党中央发动整风学习的重要意义，希望我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努力学习，在各方面有一个切实的提高。

中共山东分局党校校长由分局书记朱瑞兼任；副校长李培南、总支书记陈美藻、大队长张仁初，原来都是抗大一分校的干部，1942年初由抗大一分校调到党校工作。我先当学员班班长，后来又被任命为区队长。

党校开课后，朱瑞来作了整风动员报告。他传达了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他要求以整风的精神来检讨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逐渐把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变成我们每一个干部的行动指针。他还希望不要把批评的矛头主要指向别人，要多检查自己，多做自我批评。

我们学习了中央规定的22个整风文件，印象比较深的有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朱瑞来讲过一次唯物辩证法，主旨是改进思想方法，正确地认识自己，总结经验教训。

学习文件之后，进入了民主检查阶段。大家根据整风文件精神对照检查自己在工作中、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我认真地回顾了自己的历史，分析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特别是短处。我认识到自己主要的缺点，一是对学习不够重视，造成思想有时跟不上形势，做工作受局限；二是存在骄傲自满情绪，对自己的成绩看得多，自我批评精神不够。我在讨论会上谈了自己的这些认识，同志们都觉得比较实事求是。

针对自己文化水平低的问题，我在党校抓紧时间读了不少书。其中几本自然科学方面的书是我初次接触，读后使我增加了科学知识，我的眼前好像又打开了一扇窗子，看事情的角度比过去全面了，想问题的思路也比过去开阔了。

在山东分局党校学习期间，我把我的警卫员打发回鲁中军区，马也上交了，在生活上不要任何照顾，过了一段普通一兵的生活。

1942年10月底，日军纠集10000多人，再次对沂蒙山区北部进行"扫荡"，并放风要"扫荡"滨海区。中共山东分局安排党校转移到江苏北部去，我们于1943年1月出发南下，先到灌云，又到涟水，再往东转向淮阴、泗阳。

行军是我打游击的基本功之一，走再长的路也不在话下。可党校的一些同学感到吃不消，一路上，我做了不少帮助同学的事。我们一面行军，一面还要学习，往往是宿营后，大家坐在地铺上听课、看书、讨论。

我从未到过这样靠南的地区，当地的风土人情让我感到很新鲜。苏北地区贫富悬殊，地主家有很漂亮的瓦房，很高的院墙；穷人家的房屋却用茅草苫房顶，用高粱杆作墙壁，站在屋外就能听见屋里的人讲话。

当地的部队是新四军三师七旅，我与七旅的一些旅、团领导同志交谈过，得知这支部队就是红十五军团改编的八路军三四四旅。他们奉中央军委命令，1940年5月由黄克诚率领南下，原来的番号是八路军第五纵队，皖南事变后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

2月中旬，日军出动20000余人"扫荡"苏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三师投入了反"扫荡"战斗。七旅一部掩护我们党校北撤，回到了山东滨海区的日照。

大概党校领导把我的情况汇报给了中共山东分局领导，有一天朱瑞见到我，大老远就笑眯眯地说："王兆相同志，听说你学习、工作双丰收，表现很突出嘛。"

3月间，黎玉找我谈话，肯定了我在党校半年，学习、工作都取得了好成绩，要我提前一个月结业，到鲁北去工作。黎玉说，中共山东分局领导决定，任命我为清河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黎玉向我介绍了第四军分区的情况，说第四军分区又叫垦区军分区，虽是刚刚开辟的新区，却对清河区乃至整个鲁北地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具有重要意义。

我表示："没意见，党叫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黎玉点点头说："好，共产党员就应该这样。另外，还有一项任务交给你。山东分局派往清河区、胶东区工作的一批干部，有三四十人，也随你一起行动，你负责把他们带到清河区，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等干部们集中起来，我就带领他们上了路。我们的行军路线是：先到鲁中军区驻地沂南，再经沂水、沂源到莱芜；之后北上，进入桓台以北的清河抗日根据地。

我们来到沂南，我与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政委罗舜初、参谋主任石潇江、政治部主任周赤萍告了别。接着，又去看望了鲁中区党委书记霍士廉及鲁中行署主任王子文等熟悉的同志。

刘静这时在鲁中行署卫生学校，一面学习，一面担任学员队队长。组织上同意刘静与我一起去鲁北工作。

收拾行装时，刘静问我："咱们寄养在老乡家的两个女儿鲁华和沂华怎么办？能不能带上？"

我摇摇头说："鲁北比沂蒙山区还要困难，孩子一个也不能带。"

刘静说："不能带就不带吧，可小女儿沂华出生时你不在，至今还没见过面呢，临走总该去看一眼吧？"

据刘静和其他同志讲：鲁华和沂华长得白白胖胖、可爱极了，鲁华已经会说话、走路了。我内心深处是很想去看看孩子的，可后天就要带队走，走前还有不少准备工作要做；寄养孩子的村庄，在数十里外的沂水县山区，实在来不及去了。我抱歉地对刘静说："不行啊，走前工作太多，我抽不出身来，还是你替我去看看孩子吧。"

刘静总是很支持我工作的，她给孩子们带了点东西，便独自去了沂水。第三天，我带干部们动身前往鲁北，路过沂水时，与约好在路旁等候的刘静会了合。

我没有想到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即奉命率部开赴东北，没有能回沂蒙山区。那两个留在沂蒙山区的女儿，最终在战争年代的动荡中，与我和刘静失散了。建国初期，我托人到沂水找过她们两次，可得到的消息却是：两个女儿都已不在人世了。到了晚年，有时想起鲁华和沂华，特别是没有见过面的沂华，心中总会涌起一丝歉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