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之美与文学艺术

安徽花满楼

　　黄山位于江南腹地，以现在的语言来说，是江南的一片“秘境”。虽然在唐玄宗时期由黟山更名为黄山，可是黄山与泰山、华山、五台山等众多名山大川相比，开发的时间并不算太长。明朝万历年间开发前，黄山人迹罕至，不仅外地人望而却步，本地也很少有人进入。清人编修的《黄山志》里，以为“唐以前无诗”，第一位为黄山写诗的是唐代诗仙李白。李白去黄山，应是为求仙，或是寻找他心目中的“仙人”许宣平。时间应该是天宝十三年即公元754年左右，是年李白54岁。那一阶段李白在黄山四周的秋浦、石埭、黟县、歙县转了一圈，留下不少诗歌。与黄山关系最紧密的，是《送温处士归黄山白鹅峰旧居》：黄山四千仞，三十二莲峰。丹崖夹石柱，菡萏金芙蓉……白鹅峰在黄山北海东南，海拔1768米，峰顶一石突出云天，状如白鹅颈，故以“白鹅峰”冠名。从诗歌轨迹来看，李白应没有进入黄山，深入到黄山腹地。中唐之后的贾岛和杜荀鹤也是如此，虽然也写了有关黄山的诗，可大概率也只是在附近转悠，因为以天都、莲花、玉屏为中心的黄山，一般人根本进不去。

　　黄山的开发，一般定性为明朝万历年间。工程系民间自发，主要有两个人负责牵头：一个是普门和尚。他原先在山西五台山修行，有一天梦见了一个云雾缥缈的仙境，便离开五台山，四处漫游，到处寻找。在南京听到潘之恒介绍来到黄山后，以为找到了梦中之地。另一个，就是当地年逾古稀的徽商，也是戏剧家、文学家的潘之恒。这两人也是有分工的：普门和尚负责招募人马修建磴道和寺庙，潘之恒呢，则负责筹资，另外就是邀请和组织当时的文化名人来黄山，为黄山写文章，宣传黄山，将黄山的知名度打出去。

　　普门和潘之恒所在的晚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代：朱家天下出现了少有的宽松局面，经济发展迅速，自由市场发达，尤其是东南一些大城市，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明万历时的黄山开发，持续了近二十年，开山凿石，修建磴道，创建了朱砂庵（之后被敕封为护国慈光寺）、文殊院、大悲院。在开发黄山前后，潘之恒还为推介徽州做了很多工作，由他出面或者参与，先后邀请了冯梦祯、董其昌、李日华、徐霞客、钱谦益等人来徽州，为徽州和黄山更多走向东南，立下了汗马功劳。

　　晚明之时，新安画派还没有正式形成。那时候推广黄山，主要还是靠文章。《徐霞客游记》推出后，一时让黄山胜名远扬。徐霞客逝后，钱谦益带着董小宛来黄山，著有《游黄山记九篇》及诗歌20余首，后人盛赞“此山名作，向推虞山”。明代方拱乾的《游黄山记》一文，记述夜宿光明顶东麓半夜所见：白云骤起，一轮明月当空，瞬息间，月亮的四周生出奇妙光轮，“华垂七轮，轮内作十余色，轮外作千百色。”“轮影垂垂动光彩，吐月摇空空欲改。”这其实也是将黄山当作仙山来描述。钱谦益与方拱乾将黄山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后，很多山岳都表示不服气。清代康熙年间太平县令陈九陛也有些心虚，担心文章是不是吹过了。陈知县亲自登山，攀天都，登莲花，游北海，观群峰，最后感觉无论是钱谦益、方拱乾还是徐霞客，对黄山的溢美之词一点也不为过。到了狮子林后，陈知县兴奋地在堂壁题下“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妙绝，到此方知”。自此之后，人们将狮子林面前的山峰称为始信峰。

　　潘之恒邀请别人写黄山，自己也不闲着，他操刀的黄山文章最多、最细致，也最贴切。1613年，潘之恒与普门等人携手登上天都峰顶，写下《天都峰绝顶记》。此后又接连写下《圆通庵疏》《觉海庵疏》《天都峰三奇记》《三海门记》《莲花庵缘起》《普门缘起》《一钵庵疏》《敕建慈光寺记》《天都峰代绘记》《莲花峰记》等数十篇黄山文章。潘之恒对于祥云缭绕的西海群峰景色描写为“削玉攒翠，起伏万状，无风而振，不树而涛，不蜃而嘘，不犀而骇”，以为“余认此峰四十余年，凡向背转仄，晴雨寒暑变态，皆得其神情”。如此文字，见解独特，非得有一往情深才能写得出。

　　徽州本地才子许楚（芳城）所撰《黄山赋》，也不输于东南诸大家。1628年，二十四岁的许楚游黄山，夜宿莲花峰顶，后来所写的文章闲适俊逸、气象万千：“又东下里许，自众峰汲烟而上，莲花解蒂而下，峭然中起，为大悲顶。大悲顶去莲花峰势如垂绅，然非岚敛雾霁，举首不见。越此渐分后海矣。大抵莲花以东为前海，西为后海。前海寒瘠，以石为骨，石则嶙峋奇崛，不偶平障，故山川出云，郁而多采……”时人以为许楚《黄山赋》和《新安赋》不让东汉班固“两都”，即《东都赋》和《西都赋》，这个评价极高。王士祯在看了许楚的《新安赋》后，也情不自禁叹曰：“三百年来无此作矣！”

　　1783年，时年68岁的袁枚，也禁不住诱惑来到了黄山。袁枚在黄山共七天，所写《游黄山记》记述了前四日游黄山的情形。文中记述一个场景很有意思：袁枚正在文殊院（玉屏楼）小憩，没想到“云走入夺舍，顷刻混沌，两人坐，辨声而已。”过了一会，云彩退出了寺门，袁枚兴奋异常，乘着天晴向北海一带赶去。到了北海之处，袁枚登上了清凉台，看到了茫茫的云海，“食顷，有白练绕树，僧喜告曰：‘此云铺海也。’初濛濛然，镕银散绵，良久浑成一片。青山群露角尖，类大盘凝脂中有笋脯矗现状。俄而离散，则万峰簇簇，仍还原形。”

　　黄山佳篇中，还有乾嘉学派经学大师张惠言的作品。1785年，张惠言在徽州岩镇坐馆期间曾游黄山，“居山中者七日，往来道途者三日”。三年后，也就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张惠言写下了《游黄山记》及《黄山赋》，文章沉博绝丽，雅正雄奇，既有暗含视角的移动秩序，也有着云蒸霞蔚的浪漫想象，如绘画般具有立体感和层次感，全景与局部相交，让人满目芬芳。《黄山赋》被誉为写黄山最好的文章之一。在此之后，刘大櫆、龚自珍、魏源等，都分别攀登过黄山，为黄山所感发，也曾写下诗文，发出了由衷的叹喟。黄山正是通过这些文章，由“锁在深山人未识”，成为“黄山归来不看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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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黄山为人知晓的过程中，诗，是第一步；文，是第二步；画，是第三步。清时绘画对于社会各阶段的影响更大，尤其是整体跃升的“新安画派”，由渐江、程邃、查士标、郑旼等领军，将黄山的面貌充分展示出来，让人们直接惊奇黄山的雄姿。渐江本人，就曾画了《黄山图册》60幅，幅幅精彩，让人叹喟。“新安画派”在清初之所以引人侧目，不仅在于它整体上光大了明中期以来徽州籍绘画大师汪肇、丁云鹏、程嘉燧、李流芳、李永昌等与山水共融的传统，还以黄山为题材，将黄山推得世人皆知。与此同时，像渐江等人的画，还暗藏一种有别于他人的难以述说的精神范畴的东西，或老辣苍厚，或豪纵雄浑，或愤怒忧郁，既得“元四家”之神韵，又与黄大痴、倪云林的静美、散淡不一样，画面冷峭静谧、空旷深邃，有一股幽寒清雅之气。在很多时候，渐江等人的画更有诗的意义，描述的不单单是景，还是深刻的“言志”。

　　有关黄山与文学艺术的关系，一旦话匣子打开，就很难控制住了。半个月前，我曾经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家住黄山下》，写的是我童年去黄山，与黄山结缘，以及黄山之美对我写作的感召和启迪之事。我生于旌德县，父亲是芜湖人，合肥林校毕业，母亲是歙县人，徽州师范1957年毕业生。在我小时候，母亲经常带我回歙县娘家去，当时外公外婆的家在斗山街，也跟着歙县的亲戚去汪家的祖居地慈姑，那里距乌聊山“徽州土地菩萨”汪华的墓园不远。据家谱介绍，我外公这一支隶属汪华第七子汪爽，主要任务就是看守乌聊山的汪华墓园。也因此，那时候徽州于我的印象，就像是一个破旧不堪的大墓园。

　　我第一次去黄山是七十年代初，我只有五六岁，黄山还是“锁在深闺人未识”，几乎没有什么游客。我们一家四口搭乘大货车到达黄山脚下后，在温泉住了一晚，印象特别深的，是桃花溪的溪水特别清，幽幽地泛着翡翠绿。第二天一早，就从“大好河山”摩崖石刻处拾级上黄山。可是我只走了一两里路，就走不动了。父亲无奈，只好将我背在身上。我伏在父亲背上东张西望，虽然年纪尚小，却深埋审美本能。我在心里不停地感叹，黄山真美啊！黄山的空气真好闻，有一种独特的芬芳，像是松针的清香，又好像不是，无所在，又无所不在。等到了玉屏楼那里，我们全家就簇拥在玉屏楼招待所走廊的小床上，和衣盖着两件租来的军大衣，在清风明月中睡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晨曦乍起，是一个大晴天。我们花了好几块钱请摄影师为我们在迎客松下拍了一张黑白“全家福”：我和哥哥站在前排，父亲和母亲站在后排，雄赳赳气昂昂地面朝莲花峰方向，感觉五湖四海已尽入胸中。

　　“我家住在黄山下，前后左右都是画，横一幅，竖一幅，一幅一幅天上挂，生怕画子沾上灰，白云跑来天天擦。”这一首曾经脍炙人口的儿歌，是我父亲赵家瑶写的，不仅入选过人教版的小学语文课本，还入选了上百家儿歌选本。我父亲喜爱黄山，我也喜爱黄山，后来我结婚了，有了孩子，我全家都喜爱黄山。我们后来在太平湖畔买了个房子，一有假期就来黄山。我自写作以来，写了数十万字的有关徽州历史文化的散文，也为好几部徽州电视片解说词撰稿，可是每次写到黄山，总是匆匆带过，感到词穷句尽，不敢涉猎。其中原因，是黄山难以表述，世间的所有形容词都不足以表现黄山之美，也无法贴近黄山。据说八十年代初美学家王朝闻到黄山时，在天都峰下长啸一声，什么也不敢写。南京林学院有个老院长，六十年代末游黄山，心花怒放地走到玉屏楼，回头一望天都峰，一声长叹，“黄山真美啊！”在黄山面前，摄影家比较有优势，画家要弱一些，作家若是写起来，绝大部分只算是“洒狗血”吧！

　　写黄山之文，画黄山之画，是很有难度的。没有其他原因，因为黄山太美，太难捕捉，太难撰写，太难表现。提及黄山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我感觉到压力还是蛮大的，像清时许楚、张惠言所写黄山之文，其实已是“观止矣！”是文章的天花板了。当然，这也有文字的关系，用文言文描绘景致抒胸臆，是最妥帖的，文言文不仅雄奇壮阔、张弛有度，还带有音乐的铿锵之美，故能移步换景、云换景变、夹叙夹议，极尽渲染之能事，将氛围和景致表现到极致，似乎天生就是用来写散文的；至于白话文，虽然有些拖沓啰索，弱于写景，薄于造势，可是总体上更准确、更清晰、更精微、更有逻辑性，更善于表达思想，更直指人心，更适合表现复杂的情感和细节，更适合组织情节阐述主旨。简而言之，古代汉语更擅长写景，现代汉语更擅长写人。也因此，如何取长补短、扬长避短，就成了一个问题。

　　美是有召唤和觉醒作用的，它能催生文学和艺术。黄山之美也是这样，自从黄山“露出真面目”后，她就不自觉地生发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化艺术。古代的就不再赘述了。在当代，我以为徽州题材最好的短篇小说作品，还是本土作家李平易的《巨砚》。至于我，由于黄山和徽州之美的感召，身体里一直有倾诉的律动。在二十多年里，我除了写作“徽州文化三部曲”《思想徽州》《千年徽州梦》《行走新安江》外，还出版过两部长篇小说，都以黄山为故事发生地：一部为《无常》，分别写了四个发生在黄山的故事，时间分属春夏秋冬，又分属古代、现代和当代，意在说明美对人的指引和启迪，大美无言，大道至简，缘起性空。另一部为《彼岸》，讲述在战争年代和特殊时期里，几个相关的故事和人物与黄山的不解之缘；故事也好，人物也好，都是有深厚意蕴的，它们发生在黄山，也是想以黄山去阐述美在无形中对于世间的影响。

　　我写黄山和徽州，其实是还债——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我之所以走上写作之路，跟黄山对于我的感召是有关的，我甚至一厢情愿地以为黄山跟我应该有某种私密的暗合和默契，天知地知，山知我知。我一直将黄山看作是“神”，视它的美为神性，是傲然于世间的，是属于理念范畴的，是孕有巨大哑谜的。我很清楚的一点是：像黄山这样美到极致的事物，若想真正地加以表现，不仅要求技艺完美，还要求内心纯粹——以宁静去融入宁静，以洁净去抵达洁净，以澄明去触碰澄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