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27军军长聂凤智沉吟良久说道：“不要杀，让他返回前线戴罪立功。”
听闻此言，235团团长王景昆悬在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暗自松了一口气。自己手下那名因为违抗军令而被军政治部保卫部准备执行战场纪律的营长总算保住了性命……
1949年5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发起上海战役，刚刚指挥百万雄师打过长江的渡江战役总前委、华东局、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等指挥机关陆续移驻江苏丹阳，正紧锣密鼓地做着战前部署及进驻上海的各项准备工作。 
有着600多万人口，被称为“十里洋场”、“冒险家乐园”、“东方巴黎”的旧上海，号称远东第一大城市。时为旧中国经济中心，工业发达，商业繁荣，是一座在国际国内影响力都颇为巨大的国际性大型城市。 此时的华东局副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已经被中央提前任命为即将获得解放的上海市市长。 如何解放上海，尽最大限度避免破坏这座城市？ 如何进驻上海，以最快速度顺利接管这座城市？ 成为了摆在陈毅及第三野战军全体指战员面前的两道试题，其难度令人咋舌！ 1949年5月10日（上海战役发起两天前），陈毅亲赴丹阳城郊大王庙，向正在丹阳训练预备进入上海接收管理的干部和华东局直属机关排以上干部作报告，发表了重要讲话，这就是后来载入党史军史的珍贵文献——《关于入城纪律的讲话》。 
陈毅在会上讲道：
“部队到达丹阳后纪律不是很好，这对我们未来进入上海是很不利的。8号下午（1949年5月8日）我同饶政委（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饶漱石）到街上散步，走到光明大戏院门口，里面正在演《白毛女》。
有几个穿黄军服的同志，没拿票硬要进去，并且有一两个带头闹得很厉害，老百姓拿着票子反而进去不了。
这些人一定是我们直属队的干部，今天可能也到会了。那时逼得我不得不亲自出马干涉，他们才走了。如果没有我们去干涉，那天戏院一定要被打烂。
大概同志们认为革命成功了，没有革命对象了，所以革到戏院里来了。很明显的，《白毛女》是把阶级斗争描写给老百姓看的，我们解放军的人员受过党多年的教育，而且也看过多少次了，为什么要争着去看呢？这就是违反纪律。
陈毅环顾会场，凌厉的目光扫过众人，继续讲道：
“今天清晨，我起床后到外面走走，走到丹阳简易师范学校。我问校长、教员，有没有解放军进来破坏纪律。
他们说一般很好，过去国民党队伍来一次要住一次，弄得我们没有办法上课，教职员也没有地方住，解放军来后没有人来住过。
我再三地问，他们才讲前天有个解放军来摘去一个电灯泡，昨天又有两个同志，带着摘电灯泡的同志来送还电灯泡。这样他们好像才比较满意，这是人家不满意中的满意，这是很严重的破坏纪律。
所以我去参观时，他们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害怕我们是不是也去摘他们的电灯泡，因此警惕性很高。”
望着会场上数百名即将进行接管上海的排以上干部，陈毅的语气愈发严肃：
“满街都是队伍，干部战士自由上街，从天亮到下半夜满街是兵，证明我们没有执行非请假不能外出的制度。
我们在丹阳并没有担负着什么工作任务，我们的任务是休息，准备进上海。上街不请假，这种情形不搞好，到上海一定要天下大乱。
我们华东局的几个领导同志出去时，也要互相通知一下，交代值班秘书、参谋，也不能那么自由。今天我来作报告，也是经过他们同意的。我们穿解放军的衣服，吃解放军的饭，就要服从解放军的纪律。
此次南下，据周参谋长讲（华东军区副参谋长周骏鸣），在两淮有的人硬要坐车，拦汽车，爬汽车，结果出了伤亡事件。这主要是我们直属部队干部带头干的事，这是不讲道理的流氓习气。其他违犯纪律的事情很多，不再多讲。
我近来的经验，最怕人拦汽车，拦不着的话，在车后掷一块石头就跑了。这些人里面伤员很多，他们说汽车是他们打来的，这是不讲道理的流氓习气。
我们打了二十年的游击，对今天革命的胜利虽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由此而引起的游击观念，也要改变。
进入上海必须讲纪律，必须反对无纪律的状态。入城纪律是执行入城政策的开始，是我们解放军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丝毫大意不得，尤其是你们这些负责接管上海的干部。”
会议尾声，陈毅将茶缸重重地拍在桌子上，大声讲道：
“解放上海，作战部队不准动用重武器，我们要的是一个完整的上海，不是打烂的上海。
接管上海，野司专门制定了《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我们的指战员大多来自农村，缺乏城市工作经验。如果不严格规定纪律，指战员会把在农村的习惯照搬到城市来。由此造成的不良影响，不利于接管上海的工作。”
陈毅在江苏丹阳对预备进入上海接管的干部和华东局直属机关排以上干部做的这次报告报到中央后，很快得到了批复，主席回电只有8个字：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原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京沪杭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总指挥粟裕将军，晚年回忆道：
“我在淮海战役一结束就开始考虑上海战役了，解放上海不能把上海打烂了，陈老总说，这就好比瓷器店里打老鼠，既要捉住老鼠，又不能将那些珍贵的瓷器打碎，部队面临的困难实在太大了！”
1949年5月12日，被陈毅、粟裕称为“瓷器店里打老鼠”的上海战役打响了。 第3野战军第8兵团、第9兵团、第10兵团对上海守敌外围阵地发起进攻。 经10天外围作战，第3野战军歼敌2万余人，攻占了敌军的外围阵地和部分主阵地，完成了对上海市区的合围。 1949年5月21日，野司下达攻击上海市区的命令，并严令各部队只能使用轻武器作战，不准使用火炮和炸药。 战至5月24日，第3野战军第20军攻占浦东市区，第29军攻占月浦南郊高地，第28军逼近吴淞，第27军占领虹桥、徐家汇车站。 当夜，第23军、第27军分别从徐家汇、龙华进入市区，第20军主力从高昌庙西渡黄浦江进入市区，苏州河以南市区全部被我军控制。 第27军在军长聂凤智的指挥下随即与守卫苏州河北岸的国民党守军主力展开激烈的攻防战。 
敌军利用北岸沿岸高楼，用轻重机枪和战防炮布成交叉火力，严密封锁从南岸强渡的我27军攻击部队。射界内，子弹、炮弹像雨点一样密密麻麻地砸向解放军。 因为总前委严令不准使用火炮和炸药，27军虽多次组织突击行动，经一昼夜激战，在付出严重伤亡后部队仍是未能突破苏州河北岸敌军防线。 担负主攻任务的第27军79师235团（济南第一团）在北岸“百老汇大厦”前已经伤亡逾百人，不少干部战士抱怨道：
“不准用炮？资产阶级的高楼大厦难道比革命战士的生命还要金贵？”
情急之下，235团团长王景昆把电话打到了聂凤智的指挥部，哽咽道：
“军长，部队伤亡太大了，你就让我打上几炮吧，只要拔除了敌人火力点，我保证两个小时攻占北岸。”
聂凤智在电话里回答：
“还几炮？半炮都不行！没有被汤恩伯（敌淞沪警备司令）焚毁的大上海，却毁在了我们27军的炮火下，上海人民会怎么看待我们解放军？命令必须无条件执行，没有商量余地！”
望着前赴后继，一批又一批倒在敌人弹雨里的战士，235团一名营长打红了眼，终于不管不顾了，命令炮排向对岸开了一炮，炮弹将“百老汇大厦”窗户里敌军的一挺重机枪炸上了天，“百老汇大厦”也被轰出了一个“洞”。 当团长王景昆忐忑不安地向聂凤智询问，军政治部将如何处理这名营长时，聂凤智沉吟良久缓缓说道：
“看着营里牺牲那么多战士，他打红眼了做了傻事。不要杀他，教育教育就行了，让他返回前线戴罪立功。倒是你们几位团领导，战前政治教育不认真，战中掌握部队不到位，战后你们必须给我做出深刻检讨。”
于是，已经被军政治部保卫部拘押，随时准备执行战场纪律的这名营长得以重返前线，继续率部作战。 战至5月25日拂晓，敌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偕一干亲随乘军舰匆忙逃跑，留下来的副司令刘昌义眼见大势已去，遂主动致电第3野战军第27军军长聂凤智，愿意率苏州河北岸守军残部向解放军投诚。 
1949年5月25日清晨，苏州河以南的上海市民打开门窗，发现昨夜下过雨后湿漉漉的街道两旁，竟然躺着一排排的解放军战士正在酣睡。 这些解放军战士正是第27军79师235团的官兵，敌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率部向第27军投诚后，235团终于结束了总攻发起后连续4天4夜的战斗。为了不打扰上海市民，部队选择露宿街头。 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先生天明时分推开窗户，目睹了胜利之师却夜不入户，宁愿马路宿营忍饥挨冻，不禁大为感动，挥毫题诗：
“秋毫无犯取名城，大炮昂然未许鸣。晓起居民始惊动，红军街宿到天明。”
当然，夜里也有营连长们问过团长王景昆：
“过去咱们打仗，无论山东还是苏北，都是住老百姓家里，上门板捆铺草，挑水扫院子，有借有还，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干嘛到了上海就非要睡马路？天还下着雨，连续打了这么多天仗，这么多伤员你当团长的就不心疼吗？”
王景昆团长说道：
“真是丘八忘性大，野司下发的《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还记得不？第2条规定不住民房店铺，不准打扰戏院及一切娱乐场所。
制定这条规定，上级肯定有着多方面的考虑。渡江战役咱们军是第一个打过长江的部队，光荣啊！可从乌镇北上路过嘉兴时，出的那些洋相你们忘了吗？”
235团王景昆团长说的“洋相”，指的是友邻部队某团途经嘉兴时将团部设在当地一户士绅家中。 因为官兵们从没见过自来水龙头和抽水马桶，不懂得如何使用，不光把这位士绅家里弄得水漫金山，还把人家干净整洁的卫生间搞得污秽不堪…… 该团团长和政委为此还被华东局和野司通报全军批评。 
235团政治处主任王济生接着向营连长们解释道：
“5月10号陈军长（陈毅）到丹阳城郊大王庙给华东局直属机关排以上干部作报告时就曾经讲过，我们的官兵大多来自农村，没有城市生活经验。
如果不严格规定纪律，官兵们不熟悉城市，就会把在农村的生活习惯照搬到城市里来。这样子就会惹出更多的洋相，造成更多的不良影响。
野司“不入民宅”的决定是从实际出发并尊重上海市民生活习惯的基础上作出的。
只有尊重上海人民的生活，才能给他们留下好的印象。这个规定完全符合民心、民意。”
1949年5月26日中午，第3野战军第30军、第31军肃清了浦东地区守军残部。 随后，第25军向崇明岛发起攻击，歼灭守军一部，于6月2日解放全岛。至此，上海战役胜利结束，上海获得解放。 
第3野战军进入上海后，以“天王老子也不行”的态度严格执行《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 为了不影响市容，不污染环境，各部队伙房一律设在郊外，炊事员在郊外烧好饭，走上二三十里送到战士手里，就连野司机关也同样如此。 由于伙房距离市区路途较远，很多时候一天只能送一顿饭。很多官兵没有碗筷，就用钢盔盛饭，用手抓着吃。 热心的上海市民从家中拿出碗筷借给战士们，或自发地送来开水和食物，都被战士们婉言谢绝。就连社会各界送到部队的糖果、饼干、鸡蛋等等慰问品，也一律都被婉拒。 为了不打扰老百姓，各部队骡马辎重一律不准进入市区，少数获准必须进城的骡马，马屁股后面也都罩着个“布兜”，避免马粪影响城市卫生。 这种情形与抗战后国民党的“劫收”丑态形成强烈对比，给上海市民以极大的震撼。 
1949年5月25日，《大公报》头版报道了解放军进入上海的消息：
“进入市区之解放军，极有礼貌，因时在深夜，且在戒严状态下，故鸡犬不惊。”
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在5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
“解放军之来，犹如大旱之望云霓。”
中国外科医学的先驱者，中山医院院长沈克非目睹了胜利之师、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行事作风后，感叹道：
“国民党回不来了！”
几十年来饱受国民党当局污蔑和诽谤的中共军队，就这样在短短的一夜之间赢得了上海市民的尊敬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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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6-26 12:4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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