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与名人》第五章 明（上）

文如玉

1.明太祖善下模仿棋

　　明太祖朱元璋虽然出身卑微，没念过什么书，然而在他叱咤风云的军事、政治生涯中，却养成了爱下棋的习惯。“烟雨湖山六朝梦，英雄儿女一枰棋”。据说朱元璋常与徐达“在南京莫愁湖边下棋。一次朱元璋连吃徐达两子，自以为胜局已定，徐达却说：“请陛下仔细观局。”朱元璋一看，原来徐达的棋子隐约连成“万岁”二字，不禁心花怒放。于是将湖边的一栋楼赐给徐达，后人称此楼为“胜棋楼”。

　　如今“胜棋楼”仍点缀在莫愁湖畔的绿荫之中，勾引游人醉赏。楼里楼外有不少对联，其中有一副云：

　　占全湖绿水芙蕖，胜国君臣棋一局；
　　看终古雕梁玳瑁，卢家庭院燕双飞。

记述了明初开国君臣下棋遣兴的一番胜事。

　　朱元璋善下模仿棋，据清魏瑛《耕兰杂录》载：

　　明太祖智勇天纵，于艺事无所不通，惟于弈棋不耐思索。相传其与人对弈，无论棋品高低，必胜一子。盖每局必先着，辄先于枰之中间，孤着一子。此后，黑东南，则白西北；黑右后，则白左前，无不遥遥相对，着着不差。至局终，则辄饶一子也。帝王自有真，非几手所能拟议矣。

　　这里所说即“模仿棋”，先行者于“天元”置一子，然后对手走在那里，即于相对的地方着棋，招招模仿。模仿棋从战略上讲，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可以在布局阶段尽量保持局面的均衡。但如魏瑛所说，模仿棋必胜一子，则是不正确的。因为后走的一方，也有破模仿棋的方法。况且专事模仿，也就将围棋变成了枯燥无味的游戏，失去了其中艺术的魅力。如果《耕兰杂录》中的传说属实，则朱元璋虽然爱下棋，而棋艺水平却不高。

　　在下棋的问题上，朱元璋也有严酷的一面，据明周漫士《金陵琐事》载：

　　明太祖造逍遥楼，见人博弈者、养禽鸟者、游手游食者，拘于楼上，使之逍遥，尽皆饿死。

　　惩罚的方法，非常理可以忖度。又据顾启元《客座赘语》载：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奉圣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

　　明初，在多年战乱以后，需要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因而朱元璋痛恨游手游食的人是可以理解的，但把下棋这样正当的娱乐活动也加以禁止，甚至施行苛刻的惩罚，不免是极为过火的作法。明末董含对此评论说：“明初立法之酷，何以至此，几乎桀纣矣！”

　　看来朱元璋虽然自己喜欢下棋，也不反对皇室、官吏、士人下棋，但却反对百姓和军人下棋。这就是封建统治者不能出以公心的一种表现。在他们眼里，平民百姓只是一些能干活的机器，不必有娱乐活动。你要娱乐，他就说你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甚至明令禁止、予以严惩。但是，朱元璋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作法，并未取得什么显著的效果。明朝的围棋照样蓬勃发展，不仅在官僚、士人中间，既使在城市市民阶层中，也得到广泛的普及。

2.刘伯温夜扣宫门弈棋

　　刘基（1311—1375），字伯温，青田（今属浙江）人。明初政治家、文学家。他曾扶佐朱元璋推翻元政权，被朱元璋比作诸葛亮。

　　刘伯温喜爱弈棋，也常与朱元璋下棋。据清张英《渊鉴类函·巧艺部·围棋》载：

　　明王文禄《龙兴慈记》曰：圣祖赐刘诚意一金瓜，曰：“击门。惟有急，则击之。”一夕夜将半，击宫门，乃洞开重门迎之。问：“何也？”曰：“睡不安，思圣上弈棋耳。”命棋对弈。俄倾，报太仓灾，命驾往救，刘止之曰：“且弈，请先遣一内使充乘与往。”遂如言。回则内使已毙车中，圣祖惊曰：“何以知朕厄？”曰：“观乾象有变，特来奏闻耳。”

　　伯温曾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封诚意伯，故此处称之为“刘诚意”。洪武四年，伯温辞官归隐，据清张庭玉《明史·刘基传》载：

　　刘基……賜归老于乡。……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性刚嫉恶，与物多忤。至是还隐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

　　刘基辞官之举，是为避免“狡免死，走狗烹”的下场。“还隐山中，惟饮酒弈棋”，也有全身避祸的意思。但也说明棋和酒是他生平之好，不能须臾分离。

3.“不可让者不敢让也”

　　刘璟，字仲璟，刘基次子。论说英侃，喜谈兵，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人。

　　刘璟曾与燕王朱棣下棋，并因此得罪了朱棣。据《明史·刘基传》载：

　　璟……弱冠通诸经。……尝与成祖弈，成祖曰：“卿不少让耶？”璟正色曰：“可让处则让，不可让者不敢让也。”成祖默然。……成祖即位，召璟，称疾不至，逮入京，犹称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后，逃不得一‘篡’字。”下狱，自经死。

　　刘璟的性格颇类他的父亲刘基。刘基“性刚嫉恶，与物多忤”，刘璟也刚直不阿，对于燕王朱棣这样的骄横人物也敢于顶撞。本来在棋艺面前应该人人平等，不能掺杂私心杂念。但是在封建社会，艺不敌贵，高手故意让棋，阿谀奉承权贵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象刘璟那样，“不可让者不敢让也”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朱元璋的一家人似乎很有下棋的传统。朱元璋和朱棣喜爱围棋，朱元璋的另一个儿子朱权甚好象棋，并亲自编过象棋谱。朱棣的儿子朱高炽在作太子时，不仅自己下象棋，也爱看内侍们下象棋。他还曾与状元曾子棨赋象棋诗唱和，以助弈兴。由于朱氏父子、爷孙的喜好，明宫中棋艺活动非常盛行，对朝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成祖朱棣是一位粗人，性格凶残，但对诗词、围棋却兴趣甚浓。当时有一位御医盛寅，与同僚下棋，被朱棣撞见，盛寅惶恐无地，深惧帝怪罪，不料结果却出人意料。《明史·盛寅传》载：

　　盛寅，字启东，吴江人。成祖召入便殿，令诊脉，寅奏上脉有风湿病，帝大然之。进药，果效，遂授御医。他日，与同官对弈御药房，帝猝至，两人敛枰伏地谢死罪。帝命终之，且坐以观之。寅胜，帝喜，命赋诗，立就。帝益喜，赐象牙棋枰并词一阕。

　　盛寅受到成祖的宠爱，固然因为他治好成祖的风湿病，但也与成祖喜爱下棋有关。爱棋的人见棋自会有一种亲切的感觉，所以成祖不仅不责怪盛寅在御药房下棋，反而要看他下棋，并赐以象牙棋盘。

4.唐理好弈，楸枰满座

　　唐理，字孟淳，明永乐三年乡举，官陕西河渠提举。唐理一生好弈，据清《无锡县志》载：

　　唐理……尝于阳羡山中遇蜀雅州道士买茶者，与对局三日夜，理遂为吴中第一。家有竹素园，楸枰满四座。诸妾臧获无不能之，其婿得其传，久之与理争胜负焉。

　　唐理虽称吴中第一，但也只是区域好手，尚不能称通国之善弈者。

　　然而，唐理家中的围棋活动，在明初却很有些代表性。使我们可以了解围棋传播普及过程中的某些情况。唐理好弈，家中楸枰满四座。他个人的喜好影响了一家人，以致诸妾、奴婢（臧获）、女婿等都会下棋，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围棋家庭。这种由个人影响众人，也即由点到面的方式，在围棋传播中颇有典型意义。

　　唐理虽然在吴中很有名气，但他的影响力不可能太大，大约只局限于家庭的范围之内，和周围的其它一些人。在社会上不会产生广泛的影响。

　　但对于一国之主的皇帝来说，影响力就非同小可。围棋史的研究表明，中国围棋的几次大发展，都和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喜好和支持倡导分不开。例如南北朝时期的宋文帝、梁武帝，唐朝的唐玄宗，宋朝的宋太宗等等。皇帝的影响，不管自觉与不自觉，都是一个逐层扩展的过程。皇帝的喜好首先会影响宫庭里的人，如后妃、内侍、宫女，形成一个下棋的圈子。然后会影响朝廷中的大臣、官吏，也形成一个下棋的圈子。接下去又会影响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形成一个更大的下棋的圈子。最后还有一个由平民百姓组成的下棋的圈子。这实际上也是一个由点到面的过程，象声波和水波的传播一样逐层向外扩展。

　　如果从广义的角度去探讨中国历代围棋人口的组成，也可以按上面的方式划分四个圈子。这四个圈子互相包含、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一般说，越往里的圈子影响力越大，而知识分子的圈子最具稳定性，其它三个圈子会随时间、条件的不同，增大或者缩小。所谓知识分子的圈子，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这个圈子里的围棋人口包括文人、士绅、隐逸、僧侣、棋手等等。自然，它也可以包括朝廷里的人物，因为朝廷的大臣、官吏大多是文人、士绅中的人物。他们在做官前后，也都可以归到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来。这个圈子还可以包括平民百姓中的一些人物，如城市中善弈的手艺人，三教九流中的某些特殊的下棋人物，如妓女、城市邦闲等。

　　知识分子圈子里的人，历来是中国围棋运动的主流。一、这个圈子里的人文化素养较高，对于围棋这样的高智能艺术最易接受、也最易喜爱。因此围棋活动在这个圈子里最活跃。二、这个圈子里的围棋人口具有相对稳定性。例如元朝，由于种种原因，宫庭、朝廷、平民百姓中的围棋人口锐减，唯有这个圈子里的围棋人口相对不变。三、由于这个圈子里围棋开展最活跃，并且包括各类棋手（主要指高手、国手），因此也就代表了中国围棋艺术发展的水平。

　　最后，我们再简单探讨一下，平民百姓中围棋人口的变动情况。在封建社会中，平民百姓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文化知识水平较低，对于围棋的接受能力，比知识分子要低得多。因此，围棋在平民百姓中的开展，始终是一个普及的问题，而不是提高的问题。这个圈子里的围棋人口最易受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增减变化较大。例如在围棋十分繁荣的明中期，按理平民百姓中的围棋人口应该大大增多，但却相应有所“减少”，原因也带喜有剧性，即当时象棋由于变化较少，受到广大平民百姓的喜爱，十分流行，结果就拉走了一部分围棋人口。

5.黄福答曰“臣不会着棋”

　　明宣宗朱瞻基也爱下棋，他曾叫大臣黄福下棋，却被黄福当场拒绝，君臣之间的对话十分有趣。据《从信录》载：

　　宣德中，召用旧人蹇义等，皆承顺，惟黄福持正不阿。命围棋，曰：“臣不会看棋。”问：“何以不会？”曰：“臣幼时父师严，只教读书，不教无益之事。”

　　黄福在性格上确布严肃刚直的特点，既使在对待下棋的问题上，也有充分地表现。只是他认为下棋是无益之事，则有失偏颇。但黄福的态度也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即有一部分读书人仍认为下棋只是荒废时间，并无太大意义。在围棋发展的过程中，反对围棋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汉、三国时期，这种呼声比较强烈，而从两晋、南北朝、唐、宋以来，这种呼声逐渐减弱。比及明朝，只是个別人表示反对。有关明朝的史料中，象黄福这样的例子极为少见。这种情况令人信服地说明，岡棋在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深入人心。

6.江彬与明武宗弈棋不逊

　　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年间，朝廷中弈风大炽。明武宗本人十分喜欢下棋，有关他与宠臣江彬下棋的故事，《明史·江彬传》中有一段简单记载：

　　江彬，宣府人。……与贼战淮上，被三矢，其一着面，镞出于耳，拔之更战。武宗闻而壮之……擢都指挥佥事。出入豹房，同卧起。尝与帝弈不逊，千户周骐叱之，彬陷骐死……

　　江彬的受宠，是因为做战骁勇。但君臣“出入豹房，同卧起”，关系变得很不正常。江彬也是个佞人，专事怂恿谄媚，引诱武宗四出巡游，掳掠妇女珍宝。从江彬与武宗下棋不逊，也可以看出昏君与宠臣特殊关系的一个侧面。所谓不逊，无非是江彬恃宠撒娇，在下棋时，言语行动有逾君臣之分。千户周骐叱之，结果“彬陷骐死”。因为一盘棋而惹下命案，自古以来还是第一次。

7.正德年间宰辅好弈

　　明朝中期围棋活动无比兴盛，是和官僚士大夫阶层中的代表人物爱好围棋分不开的。这些人或是台阁重臣，或是文坛领袖，他们的喜好行止，对全国社会各阶层，尤其在知识分子中，自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正德年间，台阁重臣李东阳、杨一清、乔宇等三人深嗜围棋，技艺不凡，时有“士大夫之冠军”的称誉。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湖南茶陵人。天顺年间进士，明孝宗时官至至文渊阁大学士。工诗文，是“茶陵派”之首领，明中期复古运动的先驱。

　　杨一清（1454—1530），字应宁，镇江丹徒人。成化年间进士，正德时任吏部尚书，嘉靖初加华盖殿大学士，为朝廷之首辅。

　　乔宇，字希大，乐平人。成化间进士，武宗时任南京兵部尚书，后加少保，嘉靖初吏部尚书。

　　李东阳等三人官居宰揆之地，棋艺也属于业余高手，经他们身体力行的倡导，朝臣中弈风大炽，并经常比赛较量技艺，所以这三人才有冠军之称。李东阳等三人都和当时的国手范洪有过棋艺交往。“每延致对局，备极欢洽”。杨一清还与永嘉派著名棋手鲍一中交好，称鲍一中为“小友”。这是因棋艺而引为同调，遂结为忘年之交。

　　宰臣与棋手交好，说明棋手的社会地位已大大提高。明朝的国手与唐、宋相比，身份有所不同。唐、宋时的国手大都在翰林院任棋待诏，大小是朝廷命官。明朝的国手几乎全是布衣，赵九成因棋授官只是一个例外。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本不太高。李东阳等宰臣肯屈身下交，无疑树立了一种良好的榜样。从明中期乃至明末，名公巨绅无不以与著名棋手相交为荣，平常士绅人家也常延致著名棋手到家教棋，一时形成风气。可以说，在当时士大夫眼里，著名国手与著名的诗人和小说家一样。同属于社会名流的范围之内。

8.楚风不竞，提局掷子

　　王穉登（1535—1612）字伯谷，武进（今属江苏）人。明文学家，嘉靖末游京师，入太学，晚年召修国史，未行而卒。王穉登生当围棋活动炽热的时候，因而在他的某些文章中记述了时人下棋的情景，如《荆溪疏》载：

　　王穉登入荆溪之日，坐舟中看万子寅与吴幼元弈。子寅宽然长者也，喜怒不见颜色。惟弈，顾独使气，每楚风不竞，辄提局掷子，迸散如走盘。幼元愈捧腹谑之，其气愈盛，甚者自蒱颊。俄复手谈，津津忘之矣。

　　王穉登的这一段记述，活生生刻画出一个嗜棋人的形象，十分传神。万子寅平时喜怒不见颜色，唯独下棋时“楚风不竞，提局掷子”，甚至自批面颊。围棋能移人性情一至于此。围棋本是具有胜负之争的竞技，失却胜负也就失却了生命力。但是不同时期的人，对胜负的认识是不相同的，因此下棋时的表现也有很大不同。例如苏东坡的“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与万子寅的“楚风不竞，提局掷子”，恰成鲜明的对比。明人比宋人更重视胜负，并不是仅根据一两个事例所得出的结论，而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是因为，明时不仅下棋的人多，而且比赛频繁，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士经常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比赛，棋下得好的人，如高手、国手，社会地位也比较高。因此，明人对围棋胜负的追求，要高于对艺术境界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