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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连载』 《我的生活——冯玉祥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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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21 01:09:16 | 只看该作者 |只看大图 回帖奖励 |正序浏览 |阅读模式

冯玉祥(1882年11月6日-1948年9月1日), 原名冯基善,又名冯御香,字焕章,人称“布衣将军”。安徽巢县人,民国时期西北军的统帅和最高军政首脑。

冯玉祥在军营中长大。十六岁时,冯玉祥入伍,参加袁世凯所建新军,后升为管带。辛亥革命时,带领所部参与滦州起义。民国成立后,参与镇压白朗起义。北伐时期率部参加北伐,1924年十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曹锟政府。 “九一八”事变后出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冯玉祥积极促进抗日爱国力量的发展,参与“福建事变”,调停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冯玉祥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呼吁团结抗战。抗战胜利后坚持反内战,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7年起,冯玉祥积极支持国内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1948年1月冯玉祥发起组织民革驻美总分会筹备会。7月应中共中央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1948年9月1日,冯玉祥在黑海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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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3-26 01:17:09 | 只看该作者
68  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

注:抗战胜利后,为形势所迫,冯玉祥于1946年以水利考察专使的名义出访美国,同时被强令退役,这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华侨和美国各界人士五百多人的大会上发表的演讲词,主旨是揭露专制,宣扬民主。


冯玉祥在美国街头演讲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主席,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今天,我们能来纪念我们国家三十七岁的生日,是因为孙中山先生提倡革命,在武昌起义,推翻满清。

在说别的话之前,我先回答两个问题。有人说:“冯玉祥是政府派出来的,为什么批评南京政府贪污无能,压迫人民打内战?”

你们想想,如果我说南京政府非常清廉,没有杀学生,没有捕学生,没有征兵征粮,没有抢米的风潮……你们看可会有人相信吗?人家会指着冯玉祥,说我不讲良心话。

又有人说:“你和蒋先生是好朋友,做国府委员和常务委员也有二十年,有话为什么不当面说?家丑不可外扬。”

大家不知道,我不是不说,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但说了,而且每次说了之后,还加上一封信。

我出版一本《蒋冯书简》,看了就知道我们一切的话,都说完了。说了人家不听,如今我不能不向全国同胞说话,向世界人民说话。

你们看,训政训了二十年,实在不是国民党训政,而是一个人和少数几个人的训政。

今天,在纽约能和这么多中国的青年主人翁们见面,是冯玉祥到美国后最快乐的事。这原因还不仅因为我们今天能在一起,共同来庆祝我们国家三十七岁的生日,在中文和英文报上,我都看见了。

今天这个盛会的发起人,中国留美基督教学生会今天在美东、美西和美中都召集了夏令会,各处参加的同学有百来位,都曾以绝对大多数通过了许多很好的决议案,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主张实现中国民主,成立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

中国史书上说:“禹闻善言则拜。”冯玉祥不敢比大禹,可是愿意学习大禹的精神,今天冯玉祥听见民主则拜。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本大总统受国会的付托,总揽全国政权,虽然说是全国行政的首长,实在是全国人民的公仆。”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七日在桂林演讲词中)

可惜,孙先生二十年以前说的到今天还是未能实现。少数丧心病狂的特权者,忘记了他们是公仆,应为人民服务。可是,全中国人民却都要起来做主人翁,要人民自己来“管理众人之事”,这是一个生死的斗争,是中国问题一切的关键。

诸位青年主人翁的责任,是响亮地高呼民主,这真是很值得钦佩的。

抗战胜利以后,中国曾经有实现和平民主的好机会,国际地位是世界上四大列强之一。可是,中国的统治者,抛弃这个从古未有的机会,一意孤行。

结果,我们国家过去三十六年,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痛苦过。现在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一个堂堂正正的战胜国,国内通货膨胀,绝对空前,物价比战前高涨了四万多倍,财政八个月就亏空三十万亿元,在全世界数第一位。

贪污不法的事情,最著名的像中央信托局、扬子公司、兴中公司、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外国报纸早把舞弊情形,刊载得清清楚楚,到今天没有做到严厉惩办。

今年三月初,南京学生肚子饿了,提着纸制的大饭碗游行,被军警狂暴地打一顿;武汉大学的同学们睡梦中糊里糊涂,便被打死了三个。各大都市的学生,很多都遭受特务的摧残。教授们吃不饱饭没有人管,说两句公道话便被解聘。

工厂企业家想做一点正当企业,不是关门,便是奄奄一息。工人工资永远追不上物价,最苦的当然还是农民,壮丁拉去当炮灰了,粮食拿去当军粮了,苛捐杂税一齐加在农民身上,人为的水旱虫灾,吞噬了两千两百万的农民。

一句话说,全中国人民,除了少数特权者没有一个人能过好生活,除了英勇地起来革命,便没有出路。这些人要打破这痛苦的现状,都主张成立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民主联合政府的基础和它必然实现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大规模剿共已剿了一年零三个月,今天成绩如何,大家天天读报,知道得很清楚。东北国军形势危殆,共产党的解放军到长江北岸,连南京城门也关闭了。

我冯玉祥十二岁当兵,一九四六年退役,做了五十五年,看不出捆绑来的壮丁能打胜仗,看不出违背人民利益的军队,会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没有倒台以前,以为依靠帝国主义的援助,总可以长期挣扎;然而,孙中山先生一九二四年改组国民党以后,团结全国革命的力量,不至四年工夫,便扫荡了军阀,完成了北伐。

现在,中国人民的力量,从国人、民主派到共产党,经过了八年抗战的锻炼,经过了胜利后民主奋斗的两年努力,已经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了。

中国今天的形势,又好像在一九二七年北伐大革命成功的前夜,只要把各党各派各阶层一切民主的力量都联合起来,向贪污无能和反动的旧势力进攻,精诚团结,坚强组织,我们便能摧毁反革命的力量,我们便可以促进民主胜利的更早到来。

今天,在海外的同学们虽然非常困难,非常艰苦,虽然你们不能得到随便卖给扬子、兴中公司的外汇,虽然你们中间很多位,只买了半年用费的美金,半年之后的生活费和回国川资都无着落;

但是,另一方面,你们要认清,民主中国的前途是光辉灿烂的,民主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

你们要效法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不畏惧的精神,大家携起手来,团结起来为真正的联合政府而奋斗。让我们国家名副其实,让全中国都成为你们贡献研究心得的自由园地。

我们今天纪念先烈,要对得起流芳万古的秋瑾女士、黄花岗烈士、滦州起义的烈士和所有的烈士们。必须自己勉励自己,有“舜人也,亦人也”的精神,去努力,去奋斗。

最后一句话,你们的决议案好极了,可是,我还有一个建议请求你们尽量宣传,每一个是抱定一个志愿,写一千封信到国内去,把国内的同胞都唤醒过来,做到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唤起民众”,那我们民主胜利的成功就更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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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3-26 01:15:44 | 只看该作者
67  抗战胜利之后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找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朋友开政治协商会议。在这个会议中,蒋介石自己当主席,但他并没有诚意把这个会开好。

许多无党派的人,尤其是张澜先生说了许多主持正义的话,到了闭会的那一天,蒋介石表面上又说:“非实行政治协商的决议案不可!”

但是,知道实情的人说,蒋一面发表宣言,一面下命令叫各地进攻共产党。

政治协商会议怎么开的,蒋介石说的什么话,怎么闭幕,闭幕时蒋介石说的什么话,回忆起来,我记得当时他简直是把世界上最体面的话都说尽了,不过,他一面说这些体面话,一面秘密地下了命令,打内战。

还有,抗战胜利之后,一件事是日本要缴械,另一件是日本的东西都要留下,还有一件事是汪精卫所管的汉奸机关,都要接收过来。

论理说,应当找些爱国爱民的人们讨论讨论,商议商议,再往外派人,然而不然,蒋就找了他的左右亲信的人,就派他们去接收。

到上海、北平、天津各地接收的人,一个工厂、一个仓库,前面会贴上六个或七个封条。

经济部说是它应管的,财政部说是它有关系,军政部说是这些东西它都用得着。前门的封条刚贴上,就把后门打开了,先把成品都运走,然后把原料也都运出卖掉了。

以后,连机器都拆了卖,甚至把电灯泡拿下来,把电线割断了。因为抢一辆汽车,两个机关打起来。这种实在的情形,国人真的看不下去,说:“这是劫收,不是接收。”

派到前方接收的官吏人选,有的会影响国际,不用说更会直接影响地方人民,自然应顾虑周到。然而,蒋介石并不考虑这些,如同派陈仪到台湾去,这是人人都以为不可的,而蒋介石偏偏地派陈去。

关于东北九省派的人,应当问他的历史是怎么样,人地相宜不相宜?一概不讲,有一天,参政会开会,蒋介石在中央党部集合了国民党的参政员说:“今天请大家随便谈话。”

头一个就是钱公来先生说话,他说:

“既然随便谈话,我想问问派往东北接收的人,没有一个东北人是什么缘故呀?”

而就在这几天,二陈派受了蒋介石的指使,发动了反苏宣传。蒋请国民党常务委员吃饭,谈到东北问题的事,我说:

“凡事都有天理人情,用一根步枪来做比方,把机槽和枪机都擦干净了,擦得愈干净愈关不上栓,必须点上一点油,然后开关自如。

拿大局来说,美国和苏联都算帮我们作战,今天完全胜利,我们对于人家的官和兵,应当多多少少有些感谢的表示,使人家喜欢、高兴、快乐,自然什么话都好说。

现在怎么样?什么都不提,派的人员都是平素不认识的,要不就是有仇恨的,张口说:‘你搬了我一张桌子走。’闭口说:‘你拆了我一架机器走。’

为什么不说好听的话?你们为这次的战争,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用了多少军费,我们应当替你们担任一些,虽然是客气话,说出来也好听一点。”

蒋说:“好,好,我们一定这样办。”结果,他真的派人去了,他就派了宋美龄一个人到了东北,可惜不可惜!

就在那两天,马占山来找我,马说要找我和蒋介石说一说,他要回东北去,若不准他带军队回去,他愿意自己回去。因为,他从东北出来,带着几十万人,谁死了,谁伤了,他应当回东北报告报告。

我答应他向蒋介石说一说,我把马占山的话就向蒋介石说了一遍。过了两天,马占山告诉我说,现在就是他一个人不带也不许他回去了。

马占山必要回去的理由,是那么重要,不许回去;而到东北去的人不是面生可疑,这些人当了主席的当主席,掌了政权的掌政权,便是平素连报纸上,都没有见说过他的名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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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3-26 01:14:57 | 只看该作者
66  抗战中的一些人与事

南洋华侨首领陈嘉庚先生回国抗战,在重庆我见了他,说话痛快而耿直。他这次抱着很大的热心,想着用他的力量帮助抗战。

陈嘉庚先生是一个很切实的人,他知道要帮助抗战,必须要了解国内的实际情况。因此,回国以后,他并不安安静静住在蒋介石的招待所吃喝闲谈,而是跑到国内很多地方,去考察社会的实际情形。

他在各地所看到的一些黑暗、腐败和贪污,忍不住情绪,就打电报、写信给蒋介石,为人民诉苦,为了团结抗战,他又到了陕甘宁边区,看了实在的情形。

陈嘉庚先生在海外捐了很多的款子,他这一次回国是代表南洋很多的华侨来慰劳全国的抗战民众,我对陈嘉庚先生说:

“先生处处实做,爱国爱民,毁家兴学,影响了中国和外国有正义的人士。抗战以来领导着侨胞不断地捐输襄助抗战的费用;汪精卫叛国,先生首倡攻击,这些事情都是我最佩服的。”

陈嘉庚先生说:“我同庄先生正想看您去,您先来看我,愧不敢当。”

后来我知道,陈嘉庚先生自到西安之后,政府就派好多人去招待他,告诉他说:“不要和共产党的人有来往。”他的言论行动,都受到限制,觉得很不自由。

最使陈嘉庚先生痛心的,而且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他在陕西终南山看胡宗南的军队操练,大炮队、坦克车队、机关枪队、手榴弹队、骑兵队、步兵队,样样齐全,然而这样好的装备军队,为何不到前方去作战呢?陈先生自己很不明白。

1944年,日本鬼子打到贵州省的独山,各地的情形都紧急了,这时候,有一位陈军长,带着军队到了重庆南边的綦江县,重庆各界的人们,几十位到了綦江去慰劳他们。

陈军长集合了所有的军官,对着慰劳团的人谈话,他说:

“我带着这军队从甘肃的天水经过陕西省的宝鸡,来到了这里,所穿的就是身上的一套衣服,淋湿了没有衣服换。

说住的,沿路上经过的大城小镇,都是关门闭户,官兵们都脊背对着脊背在人家房檐下蹲着,是这样的一夜一夜走到这里。

说吃的,是盐水泡着带沙子的粗米饭,有时候有点咸菜,有时候就什么也没有。”

这一段详细的情形,中央社马上就印出来分送给各中央委员。第二天一早,于右任拿着这印出来的东西去问蒋介石:“你看见没有?”蒋翻了翻说:“看见了。”

于问:“有什么办法?”蒋说:“我有办法。”于问:“你有什么办法?”蒋说:“一定有办法。”

随后,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蒋介石说:“前方官兵吃不饱,何应钦带两万万元到前方慰劳慰劳去。”

何应钦说:“我是参谋长,我应当在后面,到前方做什么?”

蒋介石又说:“那么张治中(政治部长),可以同你(何应钦)一路去。”

张治中说:“我是政治部长,我是应当在后边,平素你都不叫我带兵,我不去。”

蒋介石说:“辛苦一趟吧!大局危险极了!”

张治中还是没有答应去。

蒋又说:“后方勤务总司令俞飞鹏可以同你们(何应钦、张治中)去。”

俞说:“我是后方勤务总司令,我到前方去做什么?我不去!”

蒋介石说:“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们(何、俞、张)三位辛苦一些,无论多么为难,你们都要去一趟。”

于是,他们三个人带着两万万款到前方慰劳军队去。

1944年年底,天已下着大雪,在前方作战的官兵们,短衣缺食。重庆的各界民众和团体,组织了慰劳团,买了许多肉菜和实用的东西,用大汽车运到贵州的前方去,真心真意地帮助抗战。

但是,蒋介石派他的男女特务夹杂在里边,不准别的人痛快讲话,还用许多造谣惑众的办法造些假报告来说是说非。

我看,蒋介石处处都是为自己打算,表面上总为了想打破他们的自私,想着对他痛痛快快地解释一回。

有一天,我用了雪白的宣纸,顶好的笔墨给蒋写了四扇屏,是用汉隶端楷写的。这四扇屏,我曾经照下相片。其文如下: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天有时,地有才,能以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

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济人之急,救人之患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

与人同忧同乐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义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这一段话,是周朝的文王在渭水河边第一次见姜太公的时候,姜太公对文王说的话。这是说凡事不可为自己打算,要为大众打算,若大众全好了,你自己的好处也在里头。

我把这条东西交给蒋介石,蒋找我给他讲一讲,我就一字一句地给他讲。讲完之后,我问他有什么感想,他说很好。

自1928年来到现在,蒋介石和他的左右,一天到晚都以为我准是共产党。有一次,社会部某次长对我说:“谷正纲(社会部部长)公开地对社会部里的人说,老冯就是共产党。”

我把这话告诉蒋介石,蒋介石笑着说:“不会吧!谷正纲是小孩子,请你不要在意!”

我说:“谷正纲是不是小孩子,那是另一件事,你怎么看法,那是要紧的。你觉得我可以说蒋介石是共产党吗?谷正纲是共产党吗?”

蒋介石看见我认真,才说:“我查一查,我查一查。”我说:“有人有证的事,我不知道你要查什么?”他说着,就又把话转到别的题目上去了。

我记得,在1944年8月,蒋介石忽然问我:“关于共产党的事,你有什么意见?”

我想了想说:“你这样虚心,我有话就不能不说了,这几年来最重大的一件事,也就是关于共产党的事。我听见有人说,共产党要求多编几个师,如何,如何。

我认为,多编几个师一点关系也没有。共产党向中央要钱、要饷、要粮、要衣服,应该一律都发给他们。至于什么官,什么名义,赶紧都给他们。

不过,这件事情非得你自当家不可,不要同恐共病的人商议,更不要同仇共病的人讨论,自己毅然决然地拿定主张把这件事早日办好。

只要这件事办好了,全国的事就算办好了一大半。我们注意‘真正爱百姓’五个字,再加上‘真正实行’四个字,真能这样,处处替老百姓的利益着想做事,一定有一天共产党来跟我们合作。”

蒋说:“好,好,好!”我从我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纸条递给蒋介石,我说:“这上边,都是写的怎样爱百姓,怎样同共产党合作的事,请你仔细看看!”

蒋接过去就放在他的袋儿里。我说:“你放进去不要紧,千万别忘了看呀!”

这十几年来,年年到了新生活纪念日都要开会的,有好多次找我去讲话。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

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表示出一种很守规矩的样子;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二十四圈卫生麻将的、推牌九的、押宝的也都是这个样子。

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八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六十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

我每逢讲一次话,总是不顾一切,要说的非说不可,因为这些奢侈生活,蒋介石并不是不知道,他知道得很清楚,只是不要说穿。

要是这些违反所谓新生活的事,若是发生在离蒋介石远的小官身上,蒋介石也还可以装不知道,而这些事都是发生在离蒋介石很近的文武大官身上,这还能装不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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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历历在目的献金活动

1944年1月,我从成都回到重庆,在中央纪念周报告了这一路献金救国活动的经过。

碰巧,这时江津的第九中学校长请我去给他们的学生讲话,我借着这个机会,又发动了各界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在这里共发动献金一千三百多万。

县立中学有些高中三年级的女学生,被他们的先生领着来见我,这些女学生说:

“我们正在发起大会献金和常年按月献金。可是没有到前方杀敌,总觉得对不住前方的父兄们,我们愿意在忙里抽暇,每人每月做一双军鞋,献给前方战士。冯先生你说可以不可以?”

我说:“那可好了,我们前方的士兵穿的是草鞋,走不了三两次山坡,一双鞋就坏掉了;若有布鞋,不论如何,十天八天坏不了的。”

第二天早晨,报上就登出了她们发起献鞋大会,不到三天,全县女学生一起响应,最后捐献了几千双鞋,鞋里面两边都写上字,一边写的是:献给前方抗战将士;一边写的四川江津县某高中某姓敬献。这是多么切实新鲜的爱国举动呀!

江津此地军政部的监护队,把百姓的菜一拨拨了五六船,运到重庆去卖,又加上这些监护队的船靠在江津县河边上,那些士兵们进城来到戏园子来看戏,不买票,因此大吵起来。

监护队的士兵吃了小亏,跑回去把步枪、机关枪都拿来,就在街上打了几个钟头,百姓打伤了二三十个,墙上打得满是机关枪眼。

我来到这里,绅士都来告状,我把这件事马上打个电报给蒋介石,蒋介石回电说:“已派人去查去了。”

江津县西边有个地方叫白沙,那里的大学和中学很多,献金的那一天很热闹。因为全是些青年学生,大多数都是由各地逃难来的青年学生,我在这里看见一位东北青年姓王的,他听了我演讲之后来见我,说他有件很难过的事。

他在一个中学念书,伙食很差,要求校长改良,因为他是代表,说话多了,就说他是共产党,被抓了起来。

在法庭之外,他问那位法官,说:“法官,假若你自己的儿子被人家无缘无故地这样地打,这样地吊着,你看见了心里难过不难过?”

这位法官被他这一问,良心发现了,过了不久,把姓王的无罪释放。现在,这位姓王的学生,在大学先修班读书,但伤痕仍然留在身上。

从江津县到合江县,这里有一位七十多岁的刘举人,对献金的事,帮了很多的忙。我把我在成都兵工厂做的钢铁戒指,带了一些来,这种戒指上面刻的有“献金救国”及“冯玉祥赠”等字。

我向合江的百姓说明,献一个金戒指即给一个钢戒指,人们为了留下一个抗战纪念的东西,所以献金很踊跃。

由合江到泸州,泸州比合江县大得多了,从前是个直隶州。这个直隶州有一段历史:在明初的时候,重庆和叙府、宜宾都争这一县。

这里的县官以为无论归哪一边都要应酬,若直属成都,就为地方人民省许多款项。因此,州官就上了呈文到成都,说明这个道理,结果没有准。

这位州官又直接奏明太祖朱洪武,想不到被明太祖怪罪下来,说这个县官不应当,这位县官觉得这一番好心不蒙采纳,反而受了申斥,他就跳江自殉。

看到这种情况,明太祖朱洪武才准了泸县改为直隶州,那城边有个庙就是死的那位县官的祠堂,每年二月、八月地方上的人都来祭祀他。

我住在泸县城内的银行公会,房子盖得很好,住了两天,泸县这里有美国的五位军官,两个是陆军军官,三个是海军军官,都与空军有关系。他们请我到他们住的地方吃饭,为什么要请我吃饭?

原来,当我在白沙献金的时候,一个美国陆军的军官到重庆美大使馆领他们五个人的饷,装在一个口袋里,坐在民生公司的船上,枕着口袋睡,睡着以后,口袋丢了,钱没有了。

到了白沙下船,他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正在那里难过,碰见一位大学生,这位学生懂英文,军官把他丢钱的事向大学生说了。

大学生说:“这件事,若找冯玉祥将军可以替你办。”于是,大学生就把这位美国军官领到我这里,说明他丢钱的事。

我说:“美国人来到中国和日本鬼子作战,这是帮我们的忙,我来赔偿你,你也别着急。”

我马上赔偿美国军官三万元,这美国军官很感谢也很诧异。后来,他对我说:“你是不是还要到泸州去?”我说:“去的。”

他又说:“你到泸州时,请到我们这里,我要请你吃饭来答谢你的美意。”这就是他们今天请我吃饭的原因。

这顿饭头一杯是红色的番茄汁,我问他们:“你们从哪里来的这东西?”他们把罐头给我看,是用飞机从美国运来的。由此可知,他们的军队有多讲究,连番茄汁都是用飞机运来的。

其次,是巧克力的饼,总之他们吃得很舒适。他们打仗的时候打仗,拼命的时候拼命,但国家要他们打仗拼命,也让他们的生活过得舒适。

泸县这里献金总数有五千多万,从泸县出发后,我又到了隆昌,这里是个小县,献金也不少。从隆昌再到内江,内江这个地方献金是五千多万。

那时候,正是美国华莱士副总统到了重庆,报纸上每天都登着献金的事。内江地方上的人,有的献地,还有学生把他的家产都献出来。有一个小女孩,是个穷孩子,没有钱献金,看见别的学生都为了救国来献金,她就用稻草打草鞋,一夜打了十几对,第二天早上,拿到场上去卖,把那钱献给国家。

有的老太婆把她祖母给她的银镯子都献了金,老绅士们说,你看这镯子都是黑绿色,这是她们一辈传一辈。

内江献金完后,我就到自贡市,上次曾路过这里一次,已经献了二百八十多万,也可说献金是由自贡市开始的。

他们因为听说,别的小城都献了几千万,所以,又请我到那里去献金。头一个献金多的就是余述怀先生,他献了一千万;接着就是王德谦先生,他也献一千多万。这里的人很好,献金也特别多。

盐务局的曾先生和刘市长都非常帮忙,结果献了一万万二千万元,这一下子震动了全国。

从自贡市转到富顺,这是一个小县,这里献了金戒指一千二百多只、军鞋一万二千双、黄谷三万石,折合起钱仅次于自贡市。

从富顺到威远县,在威远住了四天。一天是主持慰劳抗属大会,一天是主持阵亡将士入祭忠烈祠大典,其余的时间是和地方上的朋友讨论献金的事。结果此地献金二千多万、布鞋一万双。

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对我说,威远县的商会会长,去听我讲话,走到大门口,还对人说 :“无论说什么我是不献金的。”他并且告诉别人也不要献金。但是,他听了我两个钟头讲话以后,首先站起来说:“我拥护献金,要多献金。”由此可以证明,不把话说明白,就叫人出钱,那是不成的。

在威远,我发起了官兵入“忠烈祠”这件事。我问县长,这里出壮丁多少人?他说:“能查考出来的有九千八百多,阵亡报了来的有二百多。”

我说:“为什么不把阵亡的官兵送到忠烈祠去呢?”

县长说:“还没送齐。”

我说:“前方正在打仗,怎会送齐呢?你赶紧把名单开出来,把木头牌位都油漆好,三天后,我们送他们入忠烈祠。”

县长说他马上去办,并且拿很大的黄纸找我写了“忠烈祠”三个字。

这里的忠烈祠是拿关岳庙改的,到了那天,我们在大草场开会,有一万多人,把所有的牌位放在三个亭子里,军乐队、民乐队、学生队都参加送牌位的典礼。

有一位空军将士的兄弟替他父亲致词说,他的兄弟在空中阵亡了,他父亲听见说,冯将军到这里要送他们入忠烈祠。他父亲因为有病不能来,叫他来代表,他们这个姓的人有两千多户,都觉得无限光荣,他们这一乡、这一县都觉得特别光荣。

散会时,每一位阵亡的家属,我们都送给他们米、棉花、猪肉、菜蔬和应用的东西,叫学生们抬着送到他们每个人的家中。

就这一来,跑到我住的地方报告要去当兵的人,一会就有几十位。因为有这样热烈的大会,蒋介石接连来了两个电报找我回到重庆,我见了蒋介石之后,详细报告给他这一路献金救国的感人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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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我发起了节约献金救国活动

抗战以来,时局困难,前线士兵们浴血奋战,可军政、财政两部,天天都在那里嚷着“没钱”,我就发起了节约献金救国运动。

我自己卖字献金,写一副对子多少钱,写一个横匾多少钱,写四扇屏多少钱。价钱定出之后,找我写字的人很多。

本来我希望,一副对子给我五十元,结果有送二百的、四百的。这样,每月收的钱都直接送给专门的机构,并且都有收据。

后来,我看看很有效果,我就到各处演讲。讲一次话,有捐一万的,有捐两万的,还有的按月捐三千的,或五千的。

有朋友介绍我到自贡市去演讲,那一次,我在自贡市总共讲三天的话,他们的献金就有二百多万,自贡市的万先生和刘市长都非常帮忙。

距自贡市七八十里的地方,有一新开的煤矿,厂长姓郭,除了一次性捐了款外,还有每月捐。

随后,我又到五通桥,那里民众的捐款非常热烈,也捐了很大的数目。像范旭东先生办的造碱厂,他们那里的朋友们虽然在艰苦中过生活,还是大量地捐了钱。

我到嘉定,那里有武昌大学和地方上的人们,打着旗子,敲着鼓,抬着乡间送礼的食盒,放着鞭炮来献金,那一次就是三百多万。

说也奇怪,我在乐山(嘉定),听见几位老先生说:“这个地方现在平定了,前几天还不行。”我问他们咋回事?他们说,乐山这个地方,紧接着就是夷族的疆界,有很多夷人和汉人杂居,向来都很自由。

不久前,财政部派了一个税官到这里,一下子加了很多税,这里的民众有两三万集在一起,要求撤掉关卡,一直闹了一个整天,两位老绅士把这些关卡人员让到商会里头去,协商了一个星期,关卡才把把税减了一些。

在这里还有一件事,许多小学生在会场献金的时候,有一位十一二岁的女孩子跑到台上来说:

“冯先生,我们刚才献过了金,现在托你和教育部长陈立夫说一说,我们小学用的教科书在外面买不到,教育部书局书纸不行,我们都看不清楚。”

我则仔细地看了半会,三行字只看见了一个字,我说:“很好,我到重庆替你们去说。”

接着,从乐山到夹江的这个小县,亦献了三十多万,那个县长很年轻也很能干,自夹江到眉山县,这里是三苏的老家,还有三苏的祠堂。

三苏就是苏洵(老泉)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辙字子由,号颍滨遗老),都是宋朝很有学问的人,做官也做得很好。

这里的县长姓张,是资中县人,他在城外边接我一同坐车进城。他对我说:“此地常为旱灾捐款,恐再捐款不容易云云。”

我说:“你放心吧,他们捐千千万万,你摸不着,我也摸不着;他们一文不捐,你穷不了,我也穷不了,你不要管那些,请你把此地父老们和各机关的首长请来。我同他们谈谈就成了。”

于是,约定午后四时到齐,当天到会的大约有二百多人,我讲了约两小时的话,我问大家有何意见,当时,有一位老先生说:“听了冯先生讲话,我们应当赶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救国;不然国亡了,什么都没有了。”

第二天,我又讲话一次,又是两个钟头,大家都明白了,就开献金大会,这一县共献了八十多万,看起来,救国的确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分。

这里的学生献金很热烈,有位杜重划先生画了很多的画,都献了出来。献金完了,走的那一天,张县长向我说:

“先生,我在这里卖公债,把绅士们请了来,他们都闭着耳朵。我还请了几次客,十号、二十号的公债都卖不出去。先生这次来,什么也没带,两次讲话就捐出了八九十万。你老人家用的什么方法,我学学可以不可以?”

我对张县长笑了笑说:“你想一想就明白了。”临到上汽车时,我问张县长:“你明白没有?”他摇摇头说:“还没有明白。”

我开了车之后,不大的工夫就到了彭县。这里就是孔夫子说的:“窃比于我老彭。”的地方,又是汉朝张纲的故里。

张纲是汉朝有名的直臣,派他到外县考察政治,有没有贪污。他说:“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这就是说大的贪污在朝里头,我不能收拾他们;到外面收拾些小官,有什么用处?因此,他把车轮子埋起来不去了。

彭县城里有一个绅士徐原烈是日本留学生,已经五六十岁,生性耿直,非常爱国,写了好些书,都是救民救国的事。因为印这些书也花了不少钱,他的儿子就跟这位老绅士打吵子:

“你老人家老了,总是只靠着我来养,你现在印了这些书,这些书能养你的老吗?”

这位绅士就说了他的儿子,因此父子之间有了意见,夫妇之间也有了意见,所以,这位绅士很不痛快。徐原烈先生写的书,我读过两本,因此,我送了他一副对子,送了他一个匾,又请他吃饭,连他的朋友都过来。

本地的绅士彼此谈论说:“还是爱国好,冯老先生还请吃饭呢?我们也被请了当陪客,我们若有机会一定多做些爱国的事。”

这里,还有一个省立师范学校,校长是丁秀君女士,很热心爱国,这里的学生捐了一百多件东西。这学校的学生听了我讲话之后,把他们所有的拿出来献给国家。

开会前,是他们学生包饺子招待我们,在礼堂晚会的时候,他们先唱了我作的山花诗,到了献金大会那一天,这样的一个小县就献了六十多万元。

从彭县到新津县。这里的县长叫赵宗炜,在这里当县长好几年了,人很忠厚,做事有办法。在前些年里有做生意的人,赚了很多的钱,建了两个大堂,创建的董事叫庄甫臣。

这两个大堂,一个叫至孝堂,一个叫至忠堂。至孝堂有颍考叔、万子等的塑像,前面有木头牌位,书其姓名及生平年代。历史以来凡是孝子、孝女都在上面,每一个木头格子里,都有两个塑像相背而立,每个人的像都是赤金包着身体。

至忠堂有关公、岳飞等的大塑像,并有对子,(冤狱三字莫须有,精忠万古将不同),忠孝的大门有石刻对子一副(乾坤正气留千古,忠孝完人萃一堂)。

至忠堂现在由第四保育院借住,共二百四十个孩子,脸上多是菜色,我想既然把这些孩子收容来,就应当注意他们的营养才对。

这里的献金大会是李唐做会长,赵宗炜等做副会长。赵县长说,他的母亲给他的孙女留下四十石谷子,预备留给孙女儿做嫁妆的。他觉得国家到了这种危险的地步,还讲什么婚丧喜庆,所以把这四十石谷折合法币十万元献给国家,自己不愿出名字。

我说:“这是极伟大爱国之事,不必顾忌。”随后,我写一部满江红送给赵县长做纪念。

除了县长慷慨以外,我要提到的是李唐旅长的努力,他带着病跑东跑西,仅仅三天,献金大会就举行了。到会的人民,人山人海,许多人说:“这是新津有史以来未有过的大会。”这地献金共有一百零十万多元。

有位谢静山先生在这里的一个学校教英文,有六十多岁,很长的白胡子。他约了几位中学的教员一块儿来看我。这几位中学教员组织了一个诗社,他们对于国家人民的痛苦是很关心的。

看见我穿着蓝布的厚棉袍,他说:“冯先生,我们当个教书匠,家里生着大火盆,身上穿着狐皮皮袄,还觉着冷,还觉着不好受;今天看见你在这三九天,坐在这里连一点火都没有,我们不愿意捐钱,也得把钱从口袋里掏出来,献给国家。”

1943年12月21日上午9时,我到了四川双流县,这里的县长叫吕秉仁,东北人。下午3点开了各界的谈话会,晚上把分会组织成了,开大会的时候,这样的小县还献了八十多万。

12月24日的下午,我从双流县到了成都。因为在电话上约好了张群主席要他在家里等我,我到了张家,他早预备好了一万元,用红纸包上,这是他私人献的。

到了第二天12点,张群请了各机关的首长、各大学的校长和地方上的绅士,吃午饭的时候,就请我同大家讲话。

这次,我讲了两个钟头,刚才讲完,张澜先生(张先生曾做过四川省长,在民国元年保路同志会杀了赵尔丰、端方,他就是领导的人。孙中山先生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就站起来说话:

“冯先生提倡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我们应当用全力支持他,我们应当提倡四川全省的人民把我们所有的,尽可能地献给冯先生,请他转交国家。这是为了我们得到胜利应有的一点表现。”

说到这里,大家都鼓起掌来,最后由张群作了结论,就散了会。这天在华西大学张陵高校长的家里吃晚饭。张校长说:“冯先生的献金运动一定成大功。”

我问:“什么缘故?”

张说:“张澜先生是四川的人望,他今年七十多岁,素来他对于人民的钱,他总是爱惜,换句话说,凡是要人民出钱的事,他总是打驳回。今天冯先生讲完话,他头一个起来赞成,这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

我在成都讲话,有时候一天讲四五次,每次都是一点或两点钟,我在华西坝大学讲话,男女青年倾其所拿出来献给国家,成都的献金会是张群做会长,张雪岩先生是理事。

1944年1月16日举行的成都献金大会,共得到一千多万元。那天献金总算是热闹,可是,还不如新津献金时来的民众多。

张群说:“人要太多了,秩序没法子维持。”所以那会场的秩序整齐严肃,太规矩了,热烈的情绪实在不够。

就在这时,蒋介石忽然有电报给张群,约我去重庆谈话。我说:“很好,明天就回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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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我再说几件事情

有一天,在军事委员会大礼堂里开纪念周大会,党政人员都到齐,蒋介石也在场。由我主讲,我讲的话要点如下:

一、今天,抗战要得到胜利为最要紧。

二、如何能得到胜利?即是军事办得好。

三、军事办得好,则在官兵吃饱穿暖,不缺乏东西用。

四、事实如何呢,自天水宝鸡开来一军人驻于青木关。

五、可青木关的几位连长说,沿途逃兵太多。

六、跑了十个八个,枪掷下了,如何携带呢?连、排长只得让老百姓帮助抬,走不了二三十里,一到清静地方,他们把枪往嘉陵江一丢就跑了。至于官兵,每个人都吃不了六成饱,有的是有盐没菜,有的是有点青菜没有油,这怎么能够打仗呢?

我说完了这些话以后,有一年多时间,都再没有找我到中央训练团去讲话,因为他们喜欢好听的,我说的都是不好听的。

在1942年2月2日,我对蒋介石说了三十五条我得到的信息:

一、营、连逃兵太多,一个不报吃空缺。

二、补许多假名字,并没有兵。

三、每连都有二三十个空缺。

四、谁吃的空缺多,就谁阔。

五、补充团队将要交兵时,所空之缺,一律开除,不是报逃了,便是报不堪造就。

六、在接兵时,把兵卖出去,三五百元一名,千八百元一名的都有。

七、官兵扣士兵的伙食,士兵吃不饱。

八、还有故意说伙食钱还未发下,吃饭时叫新兵自备的事情。

九、补充团队有同县署沟通着,未领新兵,而先报某月某日领到新兵若干名,请发伙食费。

十、连、排长有打死新兵而不报告者。

十一、连、排长查新兵有钱,叫他缴到连部,过几天把新兵打跑,所存之款尽入私囊。

十二、新兵所穿的好便衣,换军衣,把便衣存到连部,连长拍卖而入私囊。

十三、逃跑的新兵报病故,报领埋葬费。

十四、扣兵的医药费。

十五、扣兵的草鞋费。

十六、每次给兵做服装时,军需人员勾通包办,每套扣三四元以自饱。

十七、师管区司令、补训处处长,对于饷册尽量扣旷不报。

十八、学兵队、军官队到营连去服务,不开底缺,为吃空头。

十九、勾通审核主任,而作报销。

二十、扣团、营逃兵服装,按第一期原价扣二三十元,往军政部则报废,缴一二元即可。

二十一、各级官长接来新兵,都以为两三个月即可以交出去,所以都不负责任。

二十二、司令或补充团营新兵未见过营长以上的官长者,即交出来。

二十三、各主管官兵都注意在表册上,而不注意实地做事。

二十四、各主管官长非常注意自己的服装和外表,全没有与士兵同甘共苦的。

二十五、士兵自入营至交出止,常有几个月没有洗过澡的。

二十六、一连新兵,一百多名,关在一个房内,吃、喝、大小便都在这个屋内,不许出门,恐怕逃亡,如囚犯一样。

二十七、士兵冬天不能换棉衣,夏天不能换单衣,因此,很多死亡的。

二十八、行军时,不能行走的病兵,丢在僻静无人处病死、饿死,此事最多。

二十九、行军时,遇见青年即拉去当兵。

三十、行军时,新兵遇见父母,不愿使儿子当兵,暗送四五百元即将新兵放走,给长官部报逃。

三十一、有许多新兵连,全体暴动而逃走,皆因不能忍受官长无理的苛待。

三十二、每连接收新兵一百五十名,训练两三个月,交兵时未有过一百名的;一团应当二千五百名,实在交兵时,还不到一千五百名,有时还不到一千二百名。

三十三、师管区补训处既无枪,又无炮,新兵一无所学。

三十四、抗战日久,生活日高,后方官长有的存发财之心,周转各方,勾通一切,无训练军队之心,有保守生财之道。

三十五、后方补充军队机关,无人视察,无人闻问,内中钩心斗角,讲手段而不讲事实,弄虚伪而不讲实干。

我把这三十五条事都详细同蒋介石说了。我说,这是刚从前方回来的一个团长王培襄说的,他觉得,这些事若不改革,没法子打胜日本。

1942年6月,在军事委员会大会堂举行参谋长会议,在重庆少将以上,又加上军以上的参谋长,大约有四五百人。

蒋请我说话,我说的话如下:

军中各级的官长出身不外二途,一为学生出身;一为行伍出身。

学生出身的,或是军官学校,或是陆军大学,当然学的东西不少。

行伍出身的,打仗几十年,很有作战经验,并且忠诚勇敢,不靠亲戚本家或是老师的提拔,而能担任到军长、师长、团长、营长的职责,大概多是入过多少次教导团,或训练班的,虽然未有毕业文凭,可是读书的也很不少。

两相比较,各有长处,不可只说学校出身方可用。何况百分之八十五的军官多是行伍出身,若要全换上学生出身的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员。尤其是抗战第一,胜利第一,只要能够坚决抗战,能吃苦,能耐劳,与士兵同甘苦就够了。

张自忠总司令未入过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可是能受伤不退,至死不屈地打日本帝国主义。如此看来,用人须用其长,不可用其所短。

因为此时,正是蒋、何要把行伍出身军官全换到后方来的时候,临阵易将多么危险。

同时,把那些军校生一班一班地都换到前方带兵作战。

就在那两天,在国民党的常务会议上,何应钦又说起来:“前方许多军官都要同后方的军官调换。”

我说:“军队里百分之八十五的军官都是行伍出身。从一个小兵熬到当了军长、师长,能自己下命令,能自己写电报稿子,并且都是打了几十年的血战,既勇敢而又忠诚,为什么非把他换回来不可呢?

况且,前面正在打着仗,忽然换许多军官,军心怎么样,应当顾虑到。”

有一天,他们把认识我的一位姓陈的军官捕了下狱,还有一位姓周的很好的青年也被捕了下监。我实在忍不下去了,我在军委常会上说:

“是不是认识我的都是共产党?是不是认识我的军官都要被捕呢?”

后来听见说:“何应钦向蒋报告说,他们都承认了他们是共产党。”

没有几天,就知道并没有那回事。我连着在会上嚷了几次,最后,这位姓陈的和姓周的两位军官都放出来了。

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的。这次旱灾以叶县为中心,周围七八百里,草根树皮都被饥民吃光了。饿死的人不知有多少,遍地皆是,无法算计,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叫河南征粮。

就在这两天,河南省一个姓郭参政员和苗锺秀先生,拿了河南人吃的十几种东西,送给各院部长官。请大家看着河南人吃的“观音土”。他在参政会内一喊,还算好,才派张继等调查去。

就这样,吵了一两个月,后来又有外国记者因故意去照了许多照片带回来,人人都知道这个事实,蒋介石也看到相片。

河南的灾民成群结队地向陕西和四川省逃难,当时逃难的灾民,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有的推着车,有的挑着担,哭哭啼啼地向西方、西南方,或西北方逃。

本是指望这样可找着一个活命的地方,哪晓得沿路关卡故意地留难,盘查了一天又一天的,约有七八天,不准过来,逃难的人哪里受得住七八天不放过来,吃什么呢?

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从香港来到重庆。重庆的国民党员和重庆的人民,听到了这个消息都非常高兴!

有人找了覃振,覃振又找了林森主席,在国民政府里开了一个茶话会。那天到会的中央委员有一二百,那天,孙夫人说的话虽然不多,但主要的意思都说出了。

她说的第一个意思是抗战到底,必须要把所有的失地收复回来,方能对得起为抗战死的人民。第二,政府需要民主,万万不可专制。第三、各党各派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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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抗战中的几件事

史迪威将军这个人,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老朋友,也是许多中国人的老朋友。

因为,他在中国很多年,中国话说得很好,他平素的一言一动都是平民化的,他所做的事情都肯为大众谋利益。

他在缅甸同日本人作战,实实在在地与官兵同甘苦,没有半点官僚的架子。

有一次,史迪威将军对蒋介石说:“缅甸方面,很可以打一个极大的胜仗。只要你能够把你在陕北的自己军队调出两军来,加到前线去,我敢保险一定能把日本人从缅甸打出去。”

我知道得很清楚,史迪威曾对蒋介石说过:“你不要把我们给你的军火都藏起来,预备打内战,我们只希望你们建立一个民主国家,人人都享幸福。”

最后,史迪威还是走了,为什么得到这个结果?第一是向蒋介石要兵,好尽快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打出中国去;其次,就是不希望中国打内战,希望中国人爱护中国人。

英国有一位将军,会说好几国语言,一个臂是残废的,听说那是从飞机上摔下来摔坏了的。后来,意大利投降,他就代表英国签字。

这次到中国来,他愿意同中国军界的朋友谈话。有一天,在苏联大使馆的革命纪念会上,这位将军见着我说:

“我有二十多天都要拜访您,人们不是说您出了门,就是说你不在家,今天可碰见你了!”

我说:“我是常常在家的,你什么时候见我,我都喜欢见你。”

后来我知道,不论哪一个人要见我,蒋就说我不在家,免得我麻烦,更免得外国人多知道我们的情形。

大概是12月24日的晚上,孔祥熙请了文武百官,到李子坝的一个新的招待所聚餐。到了午后六点钟,人们愈来愈多,有很多军官同我和于右任来握手,说东说西,非常热闹。

右任对我说:“这样的会多有几个就好了,你看多少军官都是好朋友。”

萧振瀛是四川大同银行董事长、四川合江大明酒精公司董事长。正是这个时候,重庆提倡帮助工商业生产,弄得非常热闹。有一天午前九点钟,两位工程师到罗汉沟我住的地方来找我,说他们失业了。

我说:“你们不是在萧振瀛的铁工厂吗,怎么会失业?”他们说:“真可气,又是好笑的事,萧振瀛拿着他的铁工厂借了国家一千万元,钱刚到手,工厂马上关门,把我们都解雇了。”

为了献金救国,我到重庆许多工厂里去讲话,鼓励他们献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

有一天,我到重庆下边一眼望得见的一个造船厂里去讲话,这个厂的主人就是卢作孚。我对员工们讲了话后,他领着我去参观。

他指给我看九个铜鼎,我看每一个鼎高有二尺半,直径也有二尺,鼎上还雕刻着许多花纹,我记得中国古书上有一篇书叫“楚子问鼎”,楚子是楚国的国王,他在公、侯、伯、子、男五个爵位里头,是子爵,所以称为楚子。

一个子爵当然够不上做皇帝,然而他却要问九鼎,因为九鼎象征九州,有了九鼎就是有了九州,就是有了全国。

楚子问鼎有多高,多大,多轻,多重,周家的官吏说:“在德不在鼎,不得民心,人民若怨恨你,就是有了九鼎,也不会有用的。最好,你不问鼎为是。”

鹿钟麟从河北回来,谁都知道他收了十多万游击队。当时,没有一百元吃不饱一顿饭,可是,军政部给他的兵一个月六元,就是这样,鹿钟麟还带着队伍和日本打多少次死战。

鹿钟麟回到重庆,把他经手的事和报销都报给蒋介石,快有三个月的样子,都没有批消他这件公事,鹿很焦急。

有一天,我在国防最高会议问蒋介石的心腹何应钦:“为什么鹿钟麟的报销不批消呢?是什么缘故?”

何应钦说:“鹿钟麟到河北去,一二年的工夫用了六百万,可是他连一本账都没有,若果是他能拿出花钱的草底子来,就可以替他报销了。”

我说:“鹿钟麟是那么厉害的人呀?他在河北省带着十多万游击队,昼夜地打仗,死伤很多,只剩留他的性命没丢在日本人手里,他能把账目的草底儿不丢了,鹿钟麟会有这么大的本事吗?”

经过这一次谈话之后,过了没有三天,蒋介石把鹿钟麟报销的案子批消了,格外送了五万元解散他的随从。

这里应当说明的,鹿钟麟往河北当主席去的时候,他是军事委员会的军法执行总监,上将阶级,是负责全国军法事务。

还有一位云南人叫曾万钟,他原来当过第七军的军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他带着3万 多人守在太行山这一带的阵线,因为种种的掣肘,结果完全失败,死伤严重,器械马匹就更不要说了。

曾万钟是李烈钧先生的学生,又是李的旧部,他知道我同李烈钧先生是最好的朋友,曾万钟就跑来找我,我马上打电话给蒋介石,约好了时间,还是在南山蒋介石家里谈话。

我问蒋介石:“有个云南人带着三万兵在太行山打仗的,他叫什么名字?”

蒋说:“他叫曾万钟。”

我又问 :“这次曾来到重庆跟你说什么话没有?”

蒋说:“没说什么,他见了我只是叹气。”

我说:“你有没有工夫昕一听曾万钟对我说的话?”

蒋说:“可以。”

那天,我用了一个半钟头的工夫从头到尾都讲给蒋介石听了,他表现出来的好像是这么一点小事算什么呢?只是对我说:“不要走,不要走,今天在这里吃午饭。”

午后,又是在黄山整军会议。这时,正是汤恩伯的军队从河南垮下来的时候,汤恩伯带的队伍到处骚扰人民。

当时,河南的参政员中有好几位不怕死的,把汤恩伯军队的奸淫掳掠扰害人民种种的无法行为,在参政会中都说出来,又在重庆对着各界的人民说出来。

其实,汤恩伯有三个大坏处:一是军队普遍吃空缺。二是从汤恩伯起到下边的排长止,都在河南的边界界首买了日本货,往后方运,把中国的东西从后方运去卖给日本人。

军队里面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都挨次吃空缺,兵力自然大减,打仗还有不失败的吗?再加上贩日本货,日本人同中国人长得一样,日本人说中国话,有的曾受过一二十年训练的,日本人同中国人在一起,没有方法可以看出他是日本人来。

既然彼此公开做买卖,后方军队的情形,人民的情形,地方的情形,日本人知道得很清楚,这也是汤恩伯的军队崩溃的根本原因。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赵寿山军长带着他一军人守黄河南岸,造的阵地,非常坚固。许多美国人英国人到阵地里去参观,大家都说:“赵军长造的阵地是铜墙铁壁,无论如何也攻不开。”

因为赵寿山军长生性忠诚耿直,能耐劳苦,爱国爱民,不会巴结,不善应酬,汤恩伯觉得赵寿山不可靠,把赵的军队由黄河南岸造好的坚固阵地上调到后方的禹县来,把汤的自己军队调上去守黄河南岸。结果怎么样?日本人一进攻,一个星期就把阵地失掉了。

大败之后,蒋介石派陈诚去代替汤恩伯,指挥军队,在灵堡与阌乡县之间,蒋介石的嫡系军队,胡宗南指挥的,开出去了三团人,刚一见日本人就垮下来,把二三十门炮抛在阵地里,没有人管。

还是马法五军长和李兴中军长用他们那吃不饱、穿不暖的军队,从敌人的左侧背一打,把日本的军队打败了。

胡宗南的部队长时间不打仗,那就同一把刀一样,老在地库里存着不用它,它会生锈,久了就不能用了。

陈诚到了前方,他召集了各将领谈话的结果,知道了两大病根不改是不能作战的。第一个是不准官长再吃空缺。可是官兵的饷太少,粮米菜蔬太贵,不吃空缺大家都不能活,就决定士兵的饷加四十倍,初级官的饷加二十倍,中级官的饷加十五倍,上级官的饷加十倍。第二件是不准再做生意,敌人的侦探就过不来,我们的军队和后方的情形,敌人就不会知道。

本来是很简便的事,陈诚把在前方将领商议的事,叫副长官郭寄峤到重庆黄山整军会议上递到蒋介石手里,把这个案子一宣读,蒋介石问大家有什么意见?

头一个站起来说话的就是何应钦,何说:“给官兵们多多加钱,多多加饷,这是很好的办法。不过自抗战以来,国家的收入太少,没有钱拿什么来加呢!这件事情恐怕办不到。”

何应钦这样一说,会场里就没有说话的了。几分钟以后,蒋介石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

“很好,我正有点意见。中国的三略六韬上说,大将出征,国主跪在地下替他推车轮子,那是对着将领表示尊重的意思。

国主双手拿着斧钺递给大将手里,口中说道:‘向上管到天,向下管到泉,都门以外全归将军管辖,只要胜,不要败。’

就是说明了:国家的东西,你要用则用,只要你打胜仗。

今天是什么时候?汤恩伯打了败仗,一退两千里,没法子才派陈诚去,这真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我看应当赶紧拟两道命令发下去才对呢!”

蒋介石又问:“哪两道命令呀?”

我说:“一道命令是奖励陈诚,要说明他在这艰难困苦的时候敢把这真实的情形说出来,这是谋国忠诚,殊堪嘉尚,此后凡有见到的盼望他不顾一切呈报上来,一定采纳;

第二道命令通令全国文武官员,此后见到什么事情,都要大胆地向中央陈述,凡能采纳的一定采纳,只要是合理一定有奖励,就是不对也没有过失。”

蒋说:“很好,这两条命令就请你拟一拟好不?”

我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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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重庆中央训练团

说到中央训练团,第一期是办在重庆之南的南温泉,第二期是在重庆复兴关的山顶上。后来,在复兴关下边,盖了很大的房子,以后多少期,都在这新房子里。

第一期毕业是一个月的期限,毕业的时候召集了一个谈话会,是丁维汾担任主席,我也在场。

先是一位安徽省党部的委员站起来问:

“我们从安徽来,是从敌人枪林弹雨里跑过来的,我们以为应学些打游击、指挥军队的办法,回去好同日本人作战。哪晓得到这里竟学立正、稍息,只说立正要六十度,把我们弄得腰疼腿酸。”

丁维汾只是笑而不言,又一位山东省党部委员站起来问:

“我们走几千里路到这里来,冒了多少次的危险,费了多久的时间,到这里来受一个月的训练,若不能办,还是不办为好!”

又一位江苏省党部的委员说:

“主席,你们看,到谈话会的人有多少?在那住室里,至少有一半没有来参加。”

主席旁边还坐的三个人,一个是陈立夫,一个是张厉生,一个是朱家骅。都不吭气,丁维汾除了笑以外,什么也不说。

这次的谈话会,就这样开了两个钟头才算散会。过小河的时候,我同丁维汾坐一个小木船,我问丁维汾:“今天是怎么回事?怎么也把我找了来?”

丁维汾说;“他们找错了人,他们不愿意你知道这些事,也不愿意我知道这些事。”丁说完了这话,一连长叹了两声,再也不说了。

实际上,头几期的中央训练团是常常找我去讲话,那时是王世杰负责任。王把蒋介石讲话的本子印好了,告诉请来讲话的人,拿着印好了的本子念给大家听。

我对王世杰说:“若是这样,你们念就好了,何必找我来。”

王说:“别人讲话都愿意这样办,为的是省事,你如不嫌麻烦,那么你自己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

有一天,是最高国防委员会在军事委员会的会议厅开会。那天的主席是孔祥熙,头一个报告的是何应钦,他说:

“有很确实的密报,‘沈钧儒、沙千里、邹韬奋等,要在重庆暴动。’而且这种暴动有很大的政治阴谋。”

何应钦刚一说完,我就说:“凡事须论情论理,像沈钧儒先生那些文人,除了笔管以外,什么都也没有,他们拿什么来暴动?这一定是有人造谣言陷害他们。”

我又说:

“沈钧儒先生是国民党党员,我们能不能派人去和他谈一谈,为什么有这样的谣言?若不能,可以不可以请沈等到党部来谈一谈?

陈果夫坐在那里,把头向右一歪,脸向上一翻,眼看着我说:“冯先生你不知道沈钧儒,我是知道的。”

我说:“沈钧儒是正人君子,他怎么会这样办呢?”

散会后,我回到巴县中学,一进门正看见沈钧儒先生,我就把今天何应钦报告关于沈先生的一段向他说了,并把大家所谈的告诉他。

沈先生说:“好,我去找何应钦。”后来,我听沈先生说,他见了何应钦,说请何把他下监,不是说他要暴动吗?何说:“没有的事,全是谣言。请坐,喝茶,不要生气。”

不多两天,我见到江西一位姓徐的,少将阶级,他在綦江附近训练团当高级政治教官。

因为他是李协和(烈钧)最好的朋友,他知道我同协和先生也是好朋友,他特意来见我说,他们的团长姓桂(永清),接到特务的报告,说他这几千学生里,有共产党还有汉奸。桂就惊慌失措地抓起很多青年。

后来,有些青年的家长知道了,就写信给蒋介石说:“我的儿子为了抗战,为了杀敌,到了你那里受训。现在,你却把他们关在监狱里的关在狱里。”

这样的信有六七十封,因此,蒋才派了几个法官,来审判这些坐监的青年到底是为什么?

法官问一个青年:“你认识沈钧儒吗?”青年说:“我在报上看见过他的名字。”

法官又问另一个青年:“你的口供说,你同南京通无线电,你把无线电抛在江里头啦!你只留下一个钢圈,这是你的钢圈吗?”

青年说:“不错,是我的。”

法官说:“我看这不像无线电上的,你在哪里弄的钢圈,你说实话。”

青年说:“值班的表上的。”法官问:“表在哪里?”

青年说:“表我掷在茅厕里,我只拿这个当证据。”

这样,法官就领着人掏茅厕,掏到最底下,把个破表找出来了。就这样全都证实冤枉了这些青年,法官们把这些情形报告了蒋介石,于是,监狱中的六七百青年全都放出来。

可是,那些青年们说:“忽然把我们抓起来,忽然又把我们打了,忽然又把我们下了监,忽然又放了我们,我们不出去;我们先要问问,犯的是什么罪?”

蒋介石没有办法,就找张治中,张治中去说了两次,这些青年们最后才出来了。

还有,国家招考送到外国去的留学生,是先登在报上,说明白,要会外国文字的,要在大学毕过业的,或是同等学历的。

有些青年人们,不晓得他这内容,都很高兴地去投考。哪晓得,一进了军事委员会的门,有的人就看出来了,那个阵势摆得决不像考试出国留学的样子。

第一就是填表,印好了的表格上来就是一百几十条,这些青年人一看了这些表格,哪像是考试留学生,好多人就想退出去不考了。可监考的说:“有病这儿有医生,不准出去,就在这儿养病看病。你家有事,这是救国的大事,请你先把家里事忘了。”

在重庆的时候,有我的一个朋友的儿子,他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他以为真是考试留学生,很高兴地来投考,进去之后,才知道是完全不对,又不能出来。

等到完了,他来见我,他把考试情形及表格,都详详细细地对我说了,我也把那表格全看了。他们父子俩对我痛哭:“这可怎么好呀!这可怎么好呀!”

他们来找我,当然是希望我帮忙,但是他们又说:“你是万万不能帮我的忙,因为这种事是不许别人知道的。若你一去说了,就算是他泄露秘密。”

研究来研究去,最后还是托了外国人,从美国发了电报来,说是给那个大学生说好了,叫他到外国读书。他拿着这个外国电报去找负责任的人,不知费了多少唇舌,才解决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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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3-26 01:08:50 | 只看该作者
60  督练军队

检阅军队的事完了,又发表我督练三军。这三个军驻扎的地方相距很远,第一个是36军,驻重庆附近;第二个是99军,驻贵阳附近;第三个是第18军,驻宜昌附近。

我先从36军开始,军长名江纯。

我按着预定表先来训练干部,每天午前三个钟头,从八点开始到十一点止,在沙坪坝附近训练。

重要的是士兵爱国问答,因为这本小书,共总是四十问,简单明了,我把它写在这里。

(一)官长救国十问

第一问:目前各级官长第一件要紧的事情是什么?

答:知耻图强。

国家人民今天受到敌寇这种压迫,都是由于我们军人没有尽到保国卫民的责任,这是我们军人的奇耻大辱。从今以后,要下决心,立新志向,驱除倭寇还我河山。

第二问:军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答:爱民。

因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是国民的公仆,要真心真意为他们解除痛苦,赶走压迫他们的敌人,使他们安居乐业,对于军队欢喜感激。

第三问:与爱民同样重要的是什么?

答:爱兵。

因为他们是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的同胞手足,我们要和他们同甘共苦,替他们解除困难,注意他们的饮食、被服、卫生和健康,每次战后,对于有功勋的士兵要特别呈请奖励。

第四问:对于伤兵和阵亡的士兵应该怎样?

答:对于伤病的士兵应该倍加爱护,使他们医治得法,迅速痊愈;对于残废了的,更要为他们打算,使他们学习一些技能,不致饥寒;至于阵亡了的,更应在埋葬后,为他们举行追悼会,把他们的牌位送到烈士祠;最重要的是使他们的遗族得到教养。

第五问:对于军纪应该怎么样?

答:军纪是军队的命脉,民众是军队的后盾,军纪的好坏,都从军民关系中表现出来,所以,维持军纪总以不扰民为初步,必须三令五申,亲加考查,有违犯军纪的,务必加以惩办,丝毫不能偏私。

第六问:官长自修应该怎么样?

答:廉洁刻苦,事事以身作则,最少要做到下列几件事:

一、不佩戴金银珠玉的装饰;二、不穿着纱、罗、绸、缎的衣裳;三、不居住华丽高大的房舍;四、不宝贵奇怪珍异的东西;五、不受赠送之物;六、不贪非分之财。

第七问:用人应该怎样?

答:应该以忠勇服从为主。

忠勇服从而又常识兼优的固然最好;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完全具备,就宁可挑选能革命会打仗和服从的人才。

假若只有学识而不能作战,不明革命又不知服从为何事的,就是军中的废物,至于亲戚、朋友、本家、同乡,能回避的最好回避,不能回避的也要他是真正合乎上述的条件。不能有一点偏私,军中才能真正和睦。

第八问:行政应该怎样?

答: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必须使大家快意地尽到自己的责任,千万不可越级行事,紊乱系统。

第九问:办事应该怎么样?

答:应该心到、眼到、手到、脚到、口到,实事求是,一点不懈怠,事事以身作则,处处为革命事业着想,才能做到好处。

第十问:与友军协同作战,态度应该怎样?

答:应该识大体、顾大局、明大义;有功归人,有过归己。有这样的修养,才能算是一个现代的军官。

以上十问,广泛地包涵着现代军官应有的品德,也是每一个现代军人所应该具备的最低限度的条件。

救国之道,本在一端,但最重要的是先从建军与健全军官做起,大家如果能够从十问领略体会,切实做到,那么基础即立,其余枝节问题自然可以迎刃而解。

所以,切望大家朝夕自省,互相勉励,确实做到,贯彻到底,千万不要当做奉行了事,无足轻重。

(二)官长爱兵十问

第一问:为什么要爱护士兵?

答:因为打走敌人,收复失地,洗雪国耻,全靠他们。

第二问:为什么要与士兵同甘苦?

答:因为官与兵,只是职务上的不同,士兵和官长,都是同胞、兄弟、手足。

第三问:可以举古时名将和士兵同甘苦的例子吗?

答:以前有人送酒给一位名将,他不肯独饮,把它倒到河里,叫士兵到下流共嗜河水中的酒味。

第四问:关于爱护士兵的道理,古时军学家还有教训吗?

答:孙子说:“视卒如婴儿,可与之赴深谷;视卒如爱子,可与之俱死。”

第五问:怎样视士兵如“婴儿”、“爱子”呢?

答:婴儿是初生的孩子,爱子是自己高兴的孩子;做父母的对于婴儿、爱子是解衣让食,推干就湿,带兵的人能够这样对待士兵是没有不打胜仗的。

第六问:照古时名将的道理,饮食起居应该怎样?

答:士兵的饭没有熟,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先吃;士兵的宿营没有弄妥,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先进房子。所以士兵们从内心感佩官长,愿意服从命令。

第七问:关于穿的、用的,应该怎样?

答:冷天士兵没有穿皮衣,自己有皮衣不穿;热天士兵没有拿扇子,自己有扇子也不扇;雨天士兵没有打伞,自己有伞也不打。

第八问:官长对于士兵寝室应注意什么?

答:最要紧的就是垫草和军毡不能湿,要够温暖,官长应该每天亲自查看,表示一刻都没有忘掉他们。你一刻没有忘掉他们,他们也一刻都不会忘掉你,才能使官兵打成一片,亲同一家。

第九问:士兵有病,官长应该怎样?

答:应该像自己的儿女病了一样看待,替他料理医药。如果有军医设备,应该要军医立即替他诊治;如果没有军医,也要弄些民间验方,如姜汤之类替他治疗。这样不但士兵心感,就是他们的父母都感激你的爱护。

第十问:爱护士兵古时名将有什么先例?

答:吴起军中有一士兵生疽,吴起不但为他看护,并且把疽里的脓吸出来,官兵关系融和到这个地步,还有不打胜仗的吗。

以上十问是各级官长对士兵应有的态度,大家切实做到了,一定能够加强战斗力量,提早消灭日本鬼子。为了国家的独立、自由,为了大家活在世上像个人,为了叫子子孙孙永远地抬起头来,希望大家切实奉行,从今天起做一个爱护士兵的官长。

(三)士兵爱民十问

第一问:我们的父母是什么人?

答:老百姓。

第二问:我们的兄弟、姊妹、亲戚、朋友是什么人?

答:老百姓。

第三问:我们原来是什么人?

答:也是老百姓。

第四问:将来我们打完仗,退了伍去做什么?

答:还是做老百姓。

第五问:我们吃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答:是老百姓给我们的。

第六问:我们穿的衣服是从哪里来的?

答:也是老百姓给我们的。

第七问:老百姓吃的穿的怎么样?

答:老百姓吃得坏,穿得坏,把省下的钱,都给我们了。

第八问:既是这样,若还欺压老百姓对不对呢?

答:不对。欺压老百姓就同欺压自己的父母、兄弟、亲戚、朋友一样。

第九问:那么我们对待老百姓应该怎么样呢?

答:应该爱护他们,敬重他们,处处帮助他们。

第十问:我们能都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答:老百姓也一定爱护我们,敬重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军民大家同心合力,就一定可以很快把鬼子赶出去,把民族复兴起来。

(四)士兵救国爱民歌

我们的父母是百姓,我们的弟兄也是百姓,亲戚和朋友,都是老百姓。

我们也曾把地种,我们也曾把田耕,打了胜仗回家转,仍愿拔草做工去谋生。

我们吃的哪里来?百姓血汗来供应。

我们穿戴衣帽和鞋袜,哪件不是百姓辛苦所做成。

他们忍着饥饿和痛苦,无非是希望我们:

拿枪杀敌保家园,爱护老百姓,保我好河山,立个大志愿,要做英雄汉。

训练中,我对江纯下属的团长说:“你这一团的病人在什么地方?”他说:“最近的离这里也有四五里远,有几十位病人,那里也有一连人。”

我对这位团长说:“我要去看看病兵。”团长说:“太远,不必去了。”我说:“我不怕远。”

团长说:“正在下小雨,路上很泥泞,上下山不方便。”总而言之,他说了许多理由不叫我去。

他愈是不要我去,我愈是要去。因为,我知道这个团长对病兵一定不关心,我要给他做个榜样,让他以后改变对病兵的态度。

因此,我非去不可,这位团长只好带我去。翻过两个山头,大约有五里路,到了一个村庄,团长找了一会发现那一连人没有住在这里。

我问团长:“怎样呀?”团长说:“原来是住在这里,不知什么时候搬走了。”我说:“你自己的一连人搬到哪里,你都会不知道,不是可笑吗?”

他没法子说,又领着我过几个山头,到了一个小庄上,那里有二十多个病人。我进去一看,那些可怜的青年孩子们脸烧得通红,穿着身棉衫棉裤,躺在门板上,用稻草盖着。我用右手一个一个摸他们的头,比热锅底还热。

我问他们病了几天?吃药没有?喝水没有?有医生看过没有?他们说:“自得病以来,还没有人来看我们,想找口热水都找不到。”

团长走到我跟前说:“这些兵们都是发热症,恐怕他们是传染病,先生若用手摸他们,恐怕容易传染。”

我对团长说:“要关心弟兄们,日本鬼子正在鄂西打仗,一天调你这队伍到前线打仗去,你要指靠着这般有血性有天良的弟兄们!”

江纯军长也在旁边看着,他也没有说话。

我从重庆出发,到贵阳去督练第九十九军。经过四川省的綦江县,我看一位韩旅长带的队伍在半山坡上正在单人教练。

在午前九点左右的时候,太阳光晒得很好,忽然间看见两个叫花子抬着一个木杠子,那是用两条破席头捆着的一个人。

他们走得很快,但走到距我还有五六步远的地方,忽然像走错路一样,马上转弯向右边去了。

我说:“站住!放下!”问他们抬的是什么人?他们说是一位新兵不幸身亡,排长叫他们抬出来埋葬的,

我叫位姓陈的副官快去把排长找回来,同时又找了县长、绅商及教育界的人们来,把故兵装在棺材里掘好了坑,大家致祭之后,才把他葬了。

埋葬以后,我对各界的人们说:“逝去的青年是为抗战来的,还没有和日本鬼子打仗,我希望綦江县各界的人民组织一个救济过境新兵委员会,替他们解决问题,或者其他的困难。

接着,我问綦江的绅士可以不可以?他们都说可以,而且他们都很愿意做,事后我把这件事情给蒋介石打个电报,请他通令各军注意,并且派人特别调查这个事情。

然后,我到了贵阳督练第99军。名称是第99军,实在只有一师人,军长叫傅仲芳,我对傅说:“云南若有事,你这队伍一定要开动,广西有事,你这队伍也会开动的,你应当用全力为作战才对。不然的话,哪一天要调动你这队伍作战,一定要吃大亏的。”

我在大操场里看到,部队训练处处都看出来非常的懈怠,过了不久,云南紧急,九十九军也调到云南作战,一见敌人都垮完了。

傅仲芳撤差之后,过了好久,在中央训练团当大队长。我还见着他,真是可惜得很,带着军队,不注重训练,不讲带兵规则,最后只能是打败仗。

我从贵阳回到重庆,到宜昌,一面督练18军的军队,一面奉令检阅宜昌的要塞。

先提要塞,要塞是位姓蔡的叫蔡继伦负责任。修了很多小炮台,每个炮台存了三尺多深的水,炮放上去,看不见敌人,总而言之,完全不合用。蒋介石也派人来考察这项工程,蔡继伦本这一回被查实了,先下了监,后来又查出他赚了很多的款子,被枪决了

第18军在宜昌的南岸深山中,我看过他们许多次战斗演练,比较36军和99军稍好一点。

顶大的毛病是不注重精神教育,不注重战斗射击。此外,官长说的话,士兵听不懂,因为很多官长都是长江以南的口音,士兵则是长江以北各省的,官兵说的话,彼此不懂。平时还行,战时可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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