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连载』 《我在伊朗下围棋》 作者：史啸虎

文如玉

从右至左：路长金先生、作者和蔡勇先生

本文来源于微信号：史啸虎杂谈

前注：由华文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收录了两篇序文，一篇是由国家围棋队总教练俞斌先生所撰，另一篇则是由中国原驻伊朗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路长金先生写的。这两篇序文给拙书增色不少。著名体育记者谢锐先生也为此书的出版倾注了心血。对此，我深表谢意。值得提出的是，《我在伊朗下围棋》这本书2016年被伊朗政府相关方面列为六本最佳介绍伊朗的中文书籍之一并排名第一（其他书籍还有王蒙先生的《伊朗印象》和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先生所著的《中国伊朗编》等——作者注）。今天的公众号特刊发俞斌先生和路长金先生的这两篇序文，以飨读者。

序一

围棋魅力无国界

读罢朋友传来的《我在伊朗下围棋》一稿，感慨良多。没想到在伊朗，还有围棋活动。在我们的印象中，伊朗应该是一片围棋荒漠，但围棋的魅力没有国界，即便是在伊朗这样看起来并非很开放的国家，围棋依然能播种开花结果。

围棋的魅力源自于其天文数字级的变化。中国古人对围棋有研究，北宋数学家沈括认为，围棋总共最多可能下出768位数的棋局来。768位数是什么概念呢？比宇宙中存在的星星数还多！有人说围棋的变化是无限的，这是艺术的夸张，围棋的变化应该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正整数。

我的前辈、中国棋院前院长华以刚透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想进行围棋智能化研究，但因围棋变化过于深奥，中国微软研究院知难而退，比尔·盖茨在电脑领域挑战围棋的计划搁浅。

比尔·盖茨肯定是围棋的理解者，他想要进行围棋智能化研究，委托中国微软研究院，通过中国围棋协会，寻找数学方面和围棋方面的专家来研究开发，经费由他来负担。全世界的微软研究院只有三个，中国有其中的一个。结果这项研究胎死腹中，原因是微软研究会无人敢于接招。

1997年5月，新闻媒体报道了一件轰动一时的新闻，美国IBM公司研制的计算机程序“深蓝”在国际象棋比赛中以2比1战胜了世界棋王、国际特级大师俄罗斯的卡斯帕罗夫。后来，又出现了“更深的蓝”。

这当然是现代科技的杰作，说明电脑在很多领域已可代替人脑，从事复杂的思考和运算。围棋是最古老的东方技艺，电脑是最现代的科技成就，人们同样尝试着用电脑来下围棋。可是，在各个领域均能无往不胜的电脑，却独独对古老的、奥妙的围棋无能为力。目前，最好的电脑围棋软件棋力尚未达到业余高段水平，战胜类似国际象棋界卡斯帕罗夫这种级别的围棋高手，依然遥遥无期。

其实，这正是东方古老文化的魅力。围棋高深莫测的变化、运动与转换，价值得失判断，攻与守、弃与取、奇与正、不贪与不怯、全局与局部等辩证思维和丰富想象，人脑的理性与感性交融，岂非电脑所能代替，围棋体现了电脑不可代替人脑的那一部分。因此，物理学家杨振宇教授说：“围棋是人类最佳智力游戏”。西方也有人认为国际象棋不是最优智力竞技。随着东西方文化互相沟通、吸收、融合，围棋这项奇妙而高尚的东方技艺逐渐风行于世界。

围棋在很长时间里流行于东亚，而今逐渐在世界范围里推广开来，欧美都已建立职业围棋体系，拥有了职业棋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职业棋手起到了拓荒作用，但像《我在伊朗下围棋》的作者史啸虎这样的业余爱好者所起的作用亦不可低估，他们是活跃在各行各业的围棋爱好者，也是围棋文化的传承者，在世界围棋普及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并不亚于职业棋手。

最近，中宣部下发《中央各媒体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的具体工作项目方案》，文件中提及央视体育频道时，仅仅点名表扬了围棋节目，称围棋节目“注重潜移默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国家层面上对围棋价值的高度评价，相信围棋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力度将会加强。

2014年8月于北京

（作者俞斌为职业九段棋手，现任国家围棋队总教练，获2000年第四届LG杯世界棋王赛冠军，围棋比赛棋谱录入、等级分排名等围棋程序编写者。）

文如玉

《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后记》

《我在伊朗下围棋》这本书最早只是一篇稍长的记述性文章。那是2002年，距我离开伊朗已有近10年，我还在深圳一家大型涉外国企任职，而且，又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摸围棋了。也是偶然，中国《围棋报》社长兼总编王振华先生得知我有这段难得的国外围棋经历，就一再鼓励我将其写出来。他告诉我：你写出来，我就刊发。

那时我在工作之余正结合中国加入WTO后国内建筑工程业改革需要，悉心研究国际投资和国际工程管理，还撰写并发表了不少该领域论文。那时，如无外力推动，我要一下子将心思转移出来还真不容易。说实话，当时如果没有王振华先生这句话，我还真不会写出这个经历。或许，这段独特的也令很多人感兴趣的伊朗围棋经历就不会问世并给世人知晓了。

后来，我把文章写出来了，篇幅稍长，大约万把字吧？文章内容也比较简单，只是叙述了我在伊朗工作生活过，也认识了不少中日韩三国业余围棋高手并且还在他们举办的一个三国围棋比赛上连续夺冠等经历。但也只是写了一个大致情况，现在书里所描述的很多围棋故事当时都没有写上去，也没有什么对伊朗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历史和地里等情况介绍。文字也比较杂乱，欠缺一些修饰和考订。

但就这样，那年的《围棋报》还是分几期给连载出来了。王振华先生后来还将连载有这些围棋故事的《围棋报》合订本给我寄来了。现在还妥当地放置和保管在我深圳的家里。当时看到自己经历过的围棋故事能给《围棋报》刊登出来，心里还是很高兴了一段时间。不过，由于后来工作繁忙的缘故，渐渐地，我就把这事给忘记了。

5年后的2007年5月底，我已调到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工作。那个时候也是我的研究和著述正处于高产期的时候，几乎每周发表一篇学术或评论文章，以阐述自己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问题，尤其是“三农”，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看法。我的那本学术专著《农村改革的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就是成书于那段时间。

后来，我把那段时间拟写的改革涉及面很广的综合性评论文章划为一类，给它加了一个统称，叫“改革杂谈”，发表后转载很多，读者甚众，影响也较大。但由于某种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发表的论述中国改革的这个系列文章《改革杂谈》在发表到第八篇时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也只好暂时中断手里一直正在紧张进行中的有关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有朋友和同事劝我休整一段时间，但我这个人难享清福，闲下来也难受。我想，谈论改革的学术性评论文章不好写了，其它类别的文章总可以写吧？于是，我便将以前写就的一些记述性随笔、诗歌以及散文等拿出来，想乘此机会整理整理，也好松弛一下一段时间以来一直紧绷着用于学术思考和写作的脑筋。

这时，我又看到了《围棋报》连载的这篇万把字的文章，也不由得想起了当年自己在德黑兰亲身经历过的那些难以忘怀的围棋故事，以及这些故事中那些让我难以忘怀的中日韩三国的棋友们。于是就开始着手再次回忆并扩写这篇文章。

在伊朗工作的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的重要一步，也最具挑战性。以前，我主要在安徽省科委从事科技情报研究和科技管理工作并在这方面发表了一些文章并取得过一些研究成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即已因此成为中国科技情报学会情报研究专业委员会人数不多的几位委员之一。而在伊朗从事的国际工程管理工作于我而言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

可是，我就是在这种对国际经济贸易工作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仅仅在国内“恶补”了大约半年时间的国际经济合作与贸易知识，就被派往伊朗这个当时可能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贸易合作伙伴的国家去了，而且，一干就是三年。

隔行如隔山。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为自己当初大胆选择的勇气而感到一点惊讶。可是，事实也证明我当初毅然放弃已打下很好学术基础的科技情报研究和管理工作，选择去伊朗开拓工程市场没有错。因为我在伊朗的这段工作经历不仅让自己增加了阅历，丰富了人生，树立了可以接受任何全新工作挑战的信心，也让我在此期间，享受了别样的异域生活，收获了难得的手谈友谊。本书所记录和描述的那些令人难忘的我在伊朗下围棋的故事就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切。

离开伊朗之后的十多年里，无论在南部非洲诸国还是在香港，无论在安徽大学任教还是在深圳涉外国企任职高管，国际工程管理和经贸管理也都是我的主要专业和工作。为此，我还把自己的工作经验总结上升到理论层次，撰写了不少篇论述国际工程管理和我国建筑业改革方面的学术论文和工作报告，并在一些国家级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

现在我的这些国际工程管理类的学术论文在网络上大多还能找到，而且还不少，被引用的次数也挺多，当年还有一些大型国企因此而邀请我去给他们举行有关建筑业企业改革的演讲。所有这些在推动中国建筑业企业的改革均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作用。当然，这一切成果都是伊朗这段宝贵的经历提供给我的最宝贵的礼物之一。

然而，伊朗的工作经历让我受益非浅的还远不止这些。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收获就是加深了自己对围棋及其棋道的认识，并使得自己的棋艺达到了自己业余围棋生涯的最高峰。更为重要的是，我还通过围棋这一媒介认识和交往了许多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棋友。而有幸参加那两届在厄尔布尔士山下德黑兰举办的中日韩三国围棋比赛并连续两年夺得赛事冠军的经历，则无疑是我个人的围棋生涯中最值得自豪、怀念和记述的篇章。

正是因为有幸参加了这两次在德黑兰举办的国际业余围棋比赛才促使我对围棋及其哲理（棋道）进行了更多也是更为深入的探究。我相信书中的这些探究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围棋之所以能以它无穷变化的魅力去征服世界，就是因为它本身所包含的那些围棋哲理——棋道的博大精深。

职业棋手与我们这些围棋爱好者们对棋道的追求和探索，其实就是我们人类自己对生生不息的自然界（宇宙）以及对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社会的认知。探究围棋的棋道，其实也就是在探究我们自己。面对深奥精微、自强不息的棋道哲理，作为一个棋手，特别是职业棋手，则更应该产生一种敬畏感。学，然后知不足也。由此可见，这段围棋历史是值得记述下来并加以宣传的。

于是，在那段学术休眠期里，我便集中精力对这篇旧作进行了必要的修订和整理，又通过回忆增加了一些内容，故事框架也基本成型，篇幅也增加到好几万字，题目最初为《发生在伊朗的围棋故事》。完稿后，我便向一些刊物尝试投稿，没想到先后被《天益网》（即现在的《爱思想》）、《中国选举与治理》以及《光明观察》等具有学术严肃性的网络或刊物率先以连载方式发表出来，在读者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中国选举与治理》刊发的题目就是后来的《我在伊朗下围棋》——作者注）

光明网《光明观察》则特意将此系列文章分为六集作为那年的国庆特刊予以连载。许多网刊，甚至包括日本与韩国的一些网刊，也纷纷进行转载，予以报道。其中Tom.com 棋友论坛转载不到一月，多次置顶，据说点击数已过数万。

可是，网络是这样一种媒体，它能很快地将许多好文章好故事推介给读者，也能因前述的那类众所周知的原因或其它技术性问题，很快就将其屏蔽掉，使之无从检索，从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仅如此，网络版文章也有容易粗糙的通病。该文也不例外。

事后我曾经检索并仔细阅读过当时发表的文本，发现里面存在不少因仓促和大意而导致的不足和缺憾。而且由于被大量转载又转载，即使你后来想修改也办不到了。但这就是历史，既然已经过去了，再在网络上修改或弥补这些错漏已经毫无价值了。网络毕竟不同于铅字印刷并可以再版的图书。

后来，不断有朋友告诉我，他们很喜欢我这篇有关伊朗围棋的回忆录式的连载文章，而且说，他们的那些还未成年的孩子及其周围的同学也都很喜欢读阅读此文。还有人将该文打印出来装订成册以便更好地阅读欣赏，也有人甚至想利用寒暑假到伊朗去旅游，去看看文章中描述的那么具有异国风情的伊朗究竟如何，还想知道位于厄尔布尔士山下的德黑兰现在是否还在举办那个中日韩三国围棋争霸赛？

这样鼓励和称赞的话听多了，我反而感到了内心的不安。我觉得，一个好故事就应该用好的文字以书籍方式加以叙述。我不能再这样贻误读者下去了。我应该按照一本好的图书的标准认真地改写或修订它，让它不再粗糙，也不再存有不必要的疏漏和遗憾以克服掉网络版文章的通病。于是，我又再次抽出时间在原有故事情节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标准更高的改写和修订。

在此过程中，我还要特别感谢著名的围棋体育记者谢锐先生。因为正是在他的慧眼辨别和极力推荐下，带领中国围棋走出困境并在这几年取得前所未有的战绩、令人尊敬的国家围棋队总教练俞斌先生得以阅读这本书稿并欣然为此书作序，推介此书，此书也因此而更具阅读的广泛性。

很有意思的是，俞斌先生在他的序文中还说到，“围棋的魅力源自于其天文数字级的变化。中国古人对围棋有研究，北宋数学家沈括认为，围棋总共最多可能下出768位数的棋局来。768位数是什么概念呢？比宇宙中存在的星星数还多！有人说围棋的变化是无限的，这是艺术的夸张，围棋的变化应该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正整数。”这与本书第五章第一节《围棋与电脑》中引用英国《科学家》杂志1987年一篇文章中所说“如果围棋也按照每盘双方各走30步棋计算，其变化总数竟然会多达10的700次方”的说法是多么地相近。

北宋时沈括先生所说的围棋可下出多达768位数的棋局以及英国《科学家》杂志文章所说的围棋变化总数高达10的700次方，这是一个多大的概念呢？我在书中曾回答过这一问题：根据现在的人类对我们所生活其中的宇宙的了解，我们知道，太阳系的所有基本粒子总和是10的40次方，而银河系的全部基本粒子也不过只有10的70次方。这就是说，围棋的变化可能比人类已知宇宙的全部基本粒子还要多上无数倍。

俞斌先生在序文中还透露，中国棋院前院长华以刚先生还说过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即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想进行围棋智能化研究，但因围棋变化过于深奥，中国微软研究院无人接招、知难而退，比尔·盖茨在电脑领域挑战围棋的计划就此搁浅。

（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众所周知的是，也就在这本书出版一年多之后，由谷歌（Google）旗下DeepMind公司戴密斯·哈萨比斯领衔的团队开发的4:1战胜李世石的AiphaGo及其连续打败60名世界顶尖围棋高手而无一败绩的升级版AIphaGo Master以及前不久打败前两者也不费吹灰之力的AIphaGo Zero横空出世了。人工智能技术的令人眼花缭乱发展的最佳试金石就是围棋。因为人工智能只有在围棋上而不是在其他智力竞技项目上战胜人类才标志着它有一天很可能会打败或最终取代人类——作者注）

与此同时，我也借此机会感谢曾为中伊两国经贸发展做出很大贡献的中国前驻伊朗经济商务参赞路长金先生为此书作序。路先生是我国的一位少有的伊朗通，多年来一直担任我驻伊使馆经济商务处参赞。过去十年亦是中国和伊朗两国双边经济合作与贸易额大发展的十年（指此书2015年成书出版前十年——作者注），路先生为此功不可没。这次，他非常认真地审阅了本书稿，不仅为此书的修订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而且，他的文笔甚佳的序文也为此书增色不少。

在这次改写和修订中，我在记叙那些曾经发生过的围棋故事及其相关人物的同时，也尽可能地对我所知道的有关伊朗历史、地理、气候、文化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历史和现状等进行了认真的考证，以求更加真实地介绍给读者。让人们在阅读这本书时也能够比较真实地感受到伊朗的宗教信仰、风土人情和生活状态。

与此同时，我还在书中附上了三十余帧与内容相扣的背景照片，以增加可读性和观赏性。另外，书中所附照片中有不少是我太太的，但书中内容对其介绍却很少。这里，我补充一下相关信息：我的太太名叫孙萍，是我合肥一中时的中学同学，比我低两届，也是老三届，后在深圳一家大型国有房地产企业集团总部任资产管理经济师，现已退休多年。

与网络版文章不同的是，本书还在若干章节中着重阐述了自己对围棋界最关心的也是发展围棋事业最需要面对的若干重大问题的看法。这些问题包括：韩流，即韩国围棋的强悍本质所在，围棋与中国传统汉（字）文化的关系，围棋与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关系，围棋的品级制度和段位制度，职业围棋与业余围棋的分野，围棋国际化的趋势与障碍以及我个人对围棋棋道的理解和领悟等。

我还就时下流行的所谓暴力围棋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我力图从学术角度来分析这些问题以期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虽然不一定都对，但也不无参考价值。所以我还是将自己的这些研究心得和体会在书中用一定篇幅写出来，以供读者参考和商榷。

我觉得本书值得一读的地方还包括我在书中阐释的自己对围棋的哲理，即棋道的理解与分析。我认为，棋道其实并不像人们原先认为的那么神秘，与有些人经常混淆的禅学和玄学并无多大关系。相反，棋道本身所包含的那些有关围棋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时下日趋商业化的围棋界需要反思的地方。

在本书最后，我还附上了9年前（指此书成书出版前的2006年——作者注）撰写的一篇论述围棋文献英译的文章作为外一篇。题目是《围棋文献英译中的困惑》。这是从我在国外下围棋的经历中体会并总结出来的。附在这里，也望引起各位读者的兴趣和讨论。我想，这方面的探讨对于我国作为围棋的母国向世界宣传围棋及其包含的中国传统汉（字）文化应该是有帮助的。（此文将在后续的公众号上发表，请各位继续关注——作者注）

这样一来，本书的容量和篇幅毫无疑问都已比那篇网文要大得多也长得多了。厄尔布尔士山也是伊朗首都——德黑兰这个大城市的母亲山。它每年山上的积雪孕育并目睹了德黑兰的诞生与成长。这座东西走向的巨大山脉也造就了伊朗高原干旱燠热的气候，并对瑰丽壮阔、繁盛久远的波斯文化的生成和流传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当然，当年发生在厄尔布尔士山下的那些围棋故事也无疑是充满魅力的。

由于这些围棋故事发生在二十多年前（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作者注），自己的记忆能力和写作水平都很有限，为此，成书后的遗憾肯定也会有。但不管自己喜欢不喜欢，这本书也暂时只能如此了。但我觉得，还是由读者来对该书评头论足吧！不管读者会就此书提出什么样的批评和意见，只要是对的，我都会虚心接受。我只希望读者能从该书中得到一些乐趣和启示。我还希望大家都能来关心我们中国的围棋，因为我们中国的围棋，无论当年和还是现在，至少在业余棋界还不是那么的差劲。

另外，由于相隔时间较久，可作为考据的资料，包括一些人物的名片在内，大多已经丢失。虽然写作时，我尽量将这些人和事记叙或描述得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并附上一些历史照片作为辅证，以减少一些缺憾，但回忆中发生记忆缺损或错位的可能性还是较大的。比如，有些人名或事件也可能记错了，或张冠李戴，或李代桃僵，或写出了什么皮毛却遗漏了什么更为重要的东西了。

另外，为了使此书所叙述的那些围棋故事更具连贯性和可读性，加上本人记忆上的缺损，我将一些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但愿这些调整不会因之而害文。为此，我在这里就书中可能存在的错漏与失误预先向有关当事人表示歉意，也希望故事中的当事人在读到本书后能够通过出版社与我建立联系。因为，我想念你们。

文如玉

（十三）蝉联冠军


中日韩三国伊朗围棋比赛的现场。左近为金镇宇6段，右近为作者，背景是其他三对中日韩三国参赛棋手正在下棋。

1992年秋，第二届中日韩伊朗围棋赛又开始了。

比赛前夕，一位韩国朋友告诉我，去年我得了冠军后，有些韩国和日本棋手不服气，说今年一定要打败我。听到这个说法，我只是笑了笑，心想：这很正常呀。换做我是个真儿八经的业余4段5段的，却输给一个自称没有段位的家伙，心里肯定也不舒服吧？

然而，我的心绪依然平静如水。如果说，上次比赛我的心态平和是因为自己没有奢望或者没顾得上想那么多，那么，这一次在面临一些对手声言挑战并希冀打败我时，我对比赛结果就不可能没有奢望了。因为我即便对能否卫冕看得很淡，也不能就这么轻易地被别人打倒。

也许是对棋道的顿悟，也许是对自己棋力的自信，虽然我听到一些打败我的呼声，但那时的我似乎还是不大在意每局的胜负的。

1992年秋的中日韩三国围棋比赛依然在日本NHK驻伊朗首席代表濑户先生家里举办。赛场的周围环境一切都很熟悉和亲切。濑户先生与其夫人也是一如既往地热情待客。

因忙于工作，我有很长时间没有再来过了。这次，我带了一份礼物给濑户先生夫妇，是一幅图案古典、质地厚重的丝质锦缎桌布。老夫妻俩很高兴。可是当我下一次比赛再去时，发现这幅锦缎桌布被当做挂毯挂在了大厅的墙上。我有点惊讶，但锦缎桌布这么当挂毯挂墙上也的确很是好看：花团锦簇，满屋生辉。

与去年的比赛一样，这一次很多情况下我也是被动应战的。这显然与史5段（去年的那些日韩两国棋友封的，这里这里写是自嘲的说法）已成众矢之的有关。

第一天第一回合的三盘棋就像车轮战。不知是有意安排还是随机的，那天从下午到晚上坐到我对面与我下棋的都是新面孔，而且都是日韩两国新来的年轻棋友，好像一位日本人，两位韩国人。

记得他们的年龄都在30岁左右，而且段位都不低，不是业余4段就是5段，棋风各异，实力也强。有的强悍凌厉，棋速较快，有的则精于计算，不时长考。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下棋的气势很大：要么坐姿威严，要么落子铿锵，要么念念有声，要么把玩棋子，发出让人不愉快的吱吱声。

那天围观我下棋的人很多，也许他们都想看看上届冠军是如何下棋以及这个传说中的“史5段”的棋到底下得如何的吧？我对人多并不感冒，反而有一种被重视的感觉，棋下起来也很带劲。

一年来，我虽然下棋并不多，但从某个日本棋友处借了好几本日本的《棋道》杂志放在身边不时地阅看，使我不仅对韩流有了更多的认识，也对当时日本围棋的现状有所了解。

那时候，韩国有曹薰铉一枝独秀，而日本则有武宫正树、小林光一、赵治勋和加藤正夫这四个超一流棋手。他们的棋艺正处于巅峰状态，俨然如日中天。特别是“宇宙流”的创造者武宫九段的棋艺更是登峰造极。比如，1988-1989年，武宫先生连续获得第一届和第二届富士通杯世界围棋锦标赛冠军。1990-1992年，他又连续夺得两届亚洲杯快棋赛冠军。

武宫先生1951年1月1日生人，比我小两个多月。他的棋高屋建瓴，特别好看，也耐看，不拘一格，天马行空，张势如行云流水，成空则水到渠成；步步若即若离，着着绵里裹针。说实话，我特别喜欢看武宫先生的棋谱，他的几乎每一盘棋的着法都让我着迷。那些年能看到武宫先生的棋谱无疑是一种享受，真让人废寝忘食啊！

可能是韩流的一种发展吧，十年前的国际棋坛上——主要以中韩两国年轻棋手李世石和古力为代表——流行所谓暴力围棋，以攻逼杀伐为主要特征，喜欢在布局或序盘阶段就开始互相高位断棋，然后在宏大的中腹比拼算路，进行混战，结果棋局往往出现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或者干脆以大棋被杀方式而告终。我认为，撇开棋战表现形式，仅就都喜欢中腹战斗这一点来说，武宫的宇宙流其实是时下暴力围棋的源头之一。理由见下述。

相对于边角，围棋的中腹战斗需要更高的计算能力和更为敏锐的棋感，且越快越准越好，因为中腹变化更多，也更难计算。所以说，基于强大计算能力之上的暴力围棋只适合精力旺盛的年轻人。

在暴力围棋盛行以来，再有天赋的棋手也将因年岁增高导致的精力耗竭问题而很快遭到淘汰。现在职业棋手的职业寿命越来越短，围棋高手的年龄也越来越小，到了二十几岁就显得难以胜任激烈的博弈了。这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或以前日本超一流棋手都是30-40岁情况截然不同。暴力围棋的盛行不能不是一个原因。

我为什么认为宇宙流是暴力围棋的源头，或者说暴力围棋起源于宇宙流呢？这是因为我始终认为武宫先生的宇宙流不仅仅是一种围棋布局流派，而是人类首次跳出围棋边角的束缚去探究围棋中腹无限巨大变化的一次围棋变革。

宇宙流最讲究也最看重围棋中腹的棋势及其变化，也是首次将人们的视野和计算在布局阶段就引到了具有无限变化可能的中腹棋势上去。而暴力围棋的最大特点也就是打破了围棋原有的先布局，再序盘，再中盘战斗，最后收官的这一流传了上千年的既定程序，而是在布局阶段就开始战斗并在中腹进行着具有无限变化可能性的厮杀。这就需要棋手更加重视边角战斗与中腹棋势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如果没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武宫先生通过锲而不舍的实战创新而逐步创立的宇宙流概念及其实战棋谱对后人的长时间熏陶和铺垫，也就不会有本世纪初出现并风行一时的所谓暴力围棋。从这方面看，暴力围棋源于宇宙流还是有道理的。

在前些年，即AIphaGo尚未出现时，我一直认为，暴力围棋的发展使得世界围棋似乎正处于类似于中国历史上战国初期的那种攻伐乱战阶段，高手云集而霸主难寻，世界冠军轮番换新人登场却很少有人可以蝉联。这表明了这种极度损耗棋手精力的暴力围棋的不可持续性，即刚刚兴起就开始走向了衰亡。这也是崇尚需要极度复杂计算的中腹战斗的暴力围棋难以延续下去的最大迹象。但是，人们会关心，这种平庸乱战的状况何时可以结束呢？或者说，究竟需要出现什么样的围棋流派方可遏制并改变暴力围棋的这一无序发展趋势呢？

暴力围棋崇尚杀力，但总体上缺乏大局观。我曾经认为暴力围棋最好的走向可能是也只能是回归中腹好战却更加注重周边棋形厚势的宇宙流。因为宇宙流不仅极具攻击性，而且通过更加注重周边棋形的厚势进而更加注重全盘棋局“阴阳奇正”的平衡与转换。这就是说，当暴力围棋与宇宙流真正结合起来时，或者说，暴力围棋真正回归宇宙流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围棋才会进入强秦叩关进而一统六国的战国后期时代。那时我甚至认为，届时继李昌镐先生之后的新一代产生于暴力围棋时代的围棋霸主也将出现。

然而，在这本书出版之后没几年，以AIphaGO为代表的围棋人工智能居然横空出世，而且很快就以它那基于深邃无比的计算力和无时无刻保持对棋局均衡态势出色判断的战力，横扫了包括宇宙流和暴力围棋等几乎所有围棋流派在内的所有人类围棋。也就是说，面对人工智能围棋，所有人类顶尖高手，无论属于什么流派的，都不得不甘拜下风。这样一来，前述的那些我曾经对围棋发展前景的认识与描述都被人工智能围棋的出现证明是错误的了。

继李昌镐先生之后强秦扣关、一统六国的新一代围棋霸主居然是人工智能而不是任何其他围棋流派或棋手，真让人始料未及。但这是坏事吗？未必。人工智能深不可测的围棋棋力——无比强大的计算力以及对棋局态势的始终正确判断与掌控——也让人们有了一个借鉴：要想成为人类围棋霸主，就得比任何人都谙熟、服膺和遵从围棋的棋道。也就是说，得像人工智能那样比任何人更努力，同时也更具平常心。

也许是对棋道的领悟修炼了自己棋力，也许是对胜负的淡然使得自己心无旁骛，记得第二年比赛的第一天在濑户先生家，我的第一个回合的三盘棋，无论执黑还是执白，无论对手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是中盘胜。而且，我几乎是连轴下的，即前一人败后，双方还没有来得及复盘或谈谈战后感想，拉近乎，几乎立即就有第二个人自报家门，坐到了我的面前。这也叫车轮战吧？

有意思的是，当第三个人又紧跟着坐到我面前时，那时早已有点内急的我也只好在对那位新对手寒暄后说了一声：“Sorry, I'll go to the washroom and come back later. ”

我在第一回合的连番胜利也刺激了一个人，他就是韩国大宇建设的金镇宇6段。与上届不同的是，这次他似乎并不急于与我决战，而是先有意让其他棋手与我对战，以避我锐气。或许，他希冀我能再像上届那样大意失荆州，输掉一盘两盘的，挫我锐气则更好。但不管如何，金6段这次确属有备而来。第二个周末开始的后续比赛，不知是偶然还是必然，我第一局棋就与金6段狭路相逢。

那天下午我去后发现，濑户先生家虽然来了一些人，但奇怪的是，居然没有一个棋手主动邀我下棋。这与上个周末的几盘棋几如车轮战的情景截然不同。我当时就有一种预感：今天这第一局可能要与金6段下了？

果不其然，在我一支烟还没有抽完之际（现在早已戒烟了），金6段进屋来了，身旁还跟有好几个韩国人，而且一看到我，金先生就径直快步走到我跟前与我友好地握手行礼，然后带有一种挑战的意味用英语说轻声地，“史先生，我想请你下一盘，如何？”

“OK！”我随口答应着，心想：果然如此，我怎么猜得那么准？

那盘棋经过猜先我执黑棋。我还是我，只是去年那次与金6段对局时我的头衔是自报的业余3段，而这次则是他们硬封给我的业余5段；上次以3段名义与金先生下棋，我被让二子，而这次以5段名义就不能再享受这个优惠待遇了。但猜先的结果还是我执黑，应该满足了。可是，这一次我却在不知不觉间掉入了一个由金6段精心挖掘出来的陷阱之中。

刚开始，双方仍为平稳布局，但没走几步，执白的金6段就有意无意地引着我，或者说在黑子挂角白夹时我自己却不由自主地走了一个大斜定式，顷刻间棋局被导向了一个极度复杂难解的局面。

我在此文的前几集中介绍过自己的学棋历程：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也没有拜过师，全靠业余时间通过阅读围棋书刊和找人下棋方式学棋的。也就是说，我学围棋全凭兴趣和自学。

虽然年轻时在广州曾有幸与广东省的一些职业棋手及广东省青少年围棋集训队的小棋手们下过几盘棋，但自己的棋说到底还是野路子。这意味着，相对于围棋的基本定式，我更擅长中盘厮杀和对目数的计算而缺乏对一些围棋基本定式的理解和实战。虽然在过去一年里，我通过阅读与思考，对棋道的思考和领悟也确实强化了自己对棋局形势判断和灵活应变的能力，但是我的围棋大型定式基本功依然阙如。

年轻时，我也曾经仔细阅读过吴清源先生的《黑布局》和《白布局》，即对围棋定式，特别是对大型定式有一定了解。但是，毕竟没有经过正规训练，了解一些定式，并不代表对这些定式，特别是大型定式的变化都搞清楚了。随着围棋的发展，定式也在变化，原本就比较复杂的大型定式变着就更多。

业余棋手缺乏专业训练，其软肋也就在这里，因为他们不习惯，也没有时间去钻研和深究这些枯燥无味的定式。我的弱点也其实也就在这里。本来这也不算什么，可这一次，我的这个棋力弱点被金6段抓住并放大了。

一般情况下，我们说一个棋手实战经验丰富，大多是说他比赛经历多，心理状况好，适应比赛的氛围。其实，所谓实战经验还应该包括这个棋手能通过观察很快地找出他的对手的弱项来并加以充分利用。这也叫知己知彼。

我估计，金6段通过以往的比赛发现我几乎很少走大型定式，并认定这是我的一个弱点。他可能对此还做了一定的准备。在与我下这盘棋时，金6段在布局阶段可能就有意诱导我走大斜压这类大型定式，将局势导向复杂化，从而试图逼迫我在演算那些复杂定式的过程中自己犯错误。当然，这是我自己的判断，也许是我想多了，本来就是自己要走的，怪不得他人。但事实是，那天我们走了大斜定式。

但是，我不能不承认那场比赛走大斜定式，对于金6段来说其作战策略显然是正确的。而我自己则在对局策略上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对局前后都没有认真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你事先知道对手要找你报仇，可能会有准备，你不应该保持一份应有的谨慎吗？在白棋夹你时，黑棋为什么要走大飞压呢？

说句实话，我当时虽然因为不熟悉大斜定式的演变程序和行棋次序而早早地陷入了大量的计算，但仍然没有及时醒悟，相反还在那里乐此不疲地就走出的每一步棋计算着，根本没有想到复杂定式是自己的弱项，应该及早收兵或避开之类的问题。不过，走到后来，即使自己发现了这一点，也收不住手了。

文头那张照片就是我与金6段下第二盘棋的比赛现场照片。我本来以为这张照片是我时驻伊朗大使馆文化处文化专员任维夫先生给我们拍的（《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也是这么写的任维夫先生身材高大，性格平和，话语不多，但为人十分热忱，也喜欢下围棋——作者注）。 后来，也就是前两年我才发现拍摄这张照片的另有其人，那就是给《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两位作序者之一的路长金先生（另一人是现任中国围棋国家队总教练俞斌先生。下一集将再次刊发这两篇序文——作者注）。

路长金先生时任我驻伊大使馆商务处一秘。他也喜欢下围棋，水平也不错。虽没有参加是次比赛（几年后路先生即任中国驻伊朗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参赞），但他却是这次比赛的发起者之一。他也一直很关心这个中日韩三国围棋比赛，有空也常跑来观摩。

那天，他来到现场，可能认为我与韩国金6段的这一战也许和上一届一样又是这次比赛的冠亚军之争，值得一拍，于是就给我们拍了这张珍贵的照片。这张照片，也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一张有关中日韩三国伊朗围棋争霸赛比赛现场的照片了。

这幅照片之所以弥足珍贵，是因为它包含的信息量不少。首先，照片里，一共拍了四对棋手正在比赛。最前面是金镇宇先生（左前）和我（右前）。在我身后露出头戴眼镜的那位就是本公众号最初几集中所介绍的那位吴仲谋博士。与他对弈者，身穿黄色短袖T恤，是一位韩国的4段。再往里一对右首那位身穿白色横条T恤，头上谢顶的那位中年棋手是日本的一位业余5段，姓名忘却了。与他对弈的那位没有露面的身着西装者可能就是前文一再介绍过的、也是这项赛事的组织者之一的韩国驻伊大使馆的崔一秘。最里面还有一对棋手正在下棋。记不清他们是谁，但他们肯定不是日本人就是韩国人。

其次，这张照片还将我和金6段的那盘棋当时局面摄入其中，而且，我的局面被动状况也曝露无遗。从照片中可以看出，我这边棋盘上的棋子还寥若晨星，但金6段一侧棋盘上的棋子密密麻麻，这是因为那个所谓的大斜百变的定式引发的复杂难解的局部战斗已经蔓延到半个棋盘了。

再次，照片上金6段和我的神色似乎均很凝重，注意力也都非常集中，两个人四只眼睛均死死盯着棋盘。由此可见，此时的棋局绷得很紧，可能对我不利，但估计还没有到双方或某一方能够明显感觉得到优劣已分的那种程度。

不过，这张的照片也反映了我的棋局形势似乎更差些。因为我并没有像我的对手那样坐在沙发上，而是蹲在棋盘边，屁股几乎不挨沙发。说老实话，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这么做。有沙发不坐，非要蹲着下棋，真不知道这种下棋姿势除了离棋盘稍近以外究竟还有什么好处？因为这种姿势不仅会让人腿脚麻痹，还会因紧紧弯曲的膝部会阻断血液循环而最终造成行为人大脑缺氧。但在当时，我可能是感到了棋局的不利而下意识地做出这个奇怪的下棋姿势的吧？否则的话，谁愿意遭这个罪呢？

其实，那盘棋在那个大斜定式演变没走多久我就感到自己吃亏了。我已记不清是在哪一个次序或哪一步棋上吃的亏，但我知道反正就从这个定式起我就陷入了苦战。而从棋盘左上角蔓延各处的战火一直就没有停息过。

金6段显然一开始就占据了主动，但他似乎也不敢有丝毫的大意与疏忽。他也知道我的棋风很有韧性，稍不注意，他好不容易取得的优势，也可能会瞬间失去。所以，金6段在每一个局部都下得异常紧凑，步步紧逼，从头到尾都不让我有喘息的机会。

后半盘，我也曾想反守为攻，通过转换，取得外围补偿，再通过攻逼白棋的其它孤棋围一些空，达致实空平衡，扭转颓势。但是金6段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他在局部并不和我纠缠，而是极力将我试图成空的地方打散，然后尽快让打入的白子取得根基，就地做眼，活棋为上。由于先前的战斗我陷入较深，回头较晚，损失过大，后面虽然及时赚回了一些，仍难以扳回败局。

估计在路长金先生给我们拍了这张照片后没有多长时间，顶多一个小时吧，也就是金6段和我将靠我这半边还空着的棋盘也大致摆满了棋子的时候，我就认输了。与上次金6段输给我一样，这盘期我也是中盘负。但我在认输前曾仔细数了好几遍空，确认只是黑盘面稍好。如果全部下完后数目的话，估计那盘棋输上个三四目是跑不掉的。

说实在的，与金6段下的这盘棋要比去年下得累多了。虽然我已是所谓的“史5段”而非原来自报的3段身份了，虽然过去的一年里我还看了不少棋书，虽然我当时是特别认真地对待所下的每一步棋，而且还不惜以很不舒服的姿势蹲在那里下棋，结果我还是输了。

平心而论，我的棋力与金6段相比，可能有一定差距，尽管并不太大，可能主要在实战经验上有所欠缺。但我觉得，如果当年是下番棋，我却不一定输给他。前一年我被让两子赢了他，可能是因为他轻敌，或者我与他的棋力只差一先。而第二年我猜先仍然执黑输给他，我想，恐怕主要还是他对我有所准备而我则没有吧。我之所以说自己下番棋可能会赢他，是因为如果下番棋，我肯定会因更加重视而想办法琢磨他，看他有什么短板的。

那届比赛对于金6段而言，应该说是很有机会的，因为他如愿战胜了自己的苦手——史5段。可是，金6段的运气实在不好。

本来，金镇宇先生在赢我之后，他的夺冠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其他棋手的实力明显都低于他，不可能对他构成任何实质性威胁。但不知为何，金6段在赢了我之后却在后来的回合中先后输掉了两盘棋。除了输给了一位韩国的5段外，他还在让先情况下不慎输给了日本的一位新来的4段。此人在第一回合中曾输给过我，可他却能赢金6段，真让人感到意外！

相比之下，我的棋运与他正好相反。输给金6段后，我虽然有点沮丧，但也没有想太多，而是很快就调整好心态，继续去下棋了。在后面的几个回合的比赛中，我也总结了输棋的教训，开始扬长避短，尽量走简明定式，对手再怎么想跟我走大型定式，我也虚晃几枪就简而化之了，尽量避免走自己不熟悉的棋。说也奇怪，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输棋。经过几轮鏖战，最后计算成绩，我仍然以11胜1负的成绩蝉联冠军。于是，这第二届中日韩伊朗围棋比赛的冠军最终仍然幸运地落到了我的身上。

这一次的冠军奖品与上次的不同，是一个较大的铝合金镜框式的石英挂钟，上面的画面是一艘老式的巨型邮轮在海上驰骋，右下角印有日本三大海运公司NYK字样（即NIPPON YUSEN KAISHA，日本邮船株式会社——作者注）。显然，这份奖品体现了东道主濑户先生作为日本NYK株式会社驻伊朗代表协办这两届中日韩三国驻伊人员围棋赛的良苦用心。

这个镜框式石英钟在我回国后就一直挂在我原来的住房的饭厅墙上。因没有及时换电池，这个石英挂钟早就停摆不走了，也坏掉了。但我一直保留着它，将其与第一届棋赛获得的冠军奖品，即那尊印度或阿拉伯美人塑像一样，放在家里醒目之处。我只要看到它们，就会想起三十多年前曾经发生在厄尔布尔士山下的那些有趣的有时壮怀激烈，有时充满温情的围棋故事来。

后来有没有继续举办第三届中日韩三国伊朗围棋争霸赛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于第二年，也就是1993年的春天回国述职后就再也没有回过伊朗。对于我来说，这就意味着我在伊朗下围棋的故事也就这么结束了。

但是，还有许多问题始终萦绕着我的脑海，迄无答案。比如，第二年，也即1993年德黑兰有没有举办第三届中日韩三国围棋比赛呢？如继续举办了，那比赛的结果呢？或者说谁会是冠军呢？还有，今天这个比赛还在办吗？另外，三十多年前曾经与我在德黑兰厮杀过的日韩两国的棋友们，你们还好吗？你们的音容笑貌宛如眼前，但你们还记得我这个被你们在谈笑之间硬封出来的“史5段”吗？这些年来，我心中也时常想到这些问题，可遗憾的是，迄今没人给我答案。

我后来将这些围棋故事汇总写成了《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并经北京华文出版社2015年8月正式出版发行，了了我自己的一个心愿，也给读者带去了与其它围棋故事相比可能很不一样的感受。值得高兴的是，此书出版后的第二年，即2016年秋就被伊朗有关方面排在了中国出版的6本推介伊朗的中文书籍的首位。

但令人遗憾的是，此书出版后没两年在各地书店和网上就已售罄，很多读者想购买，其中不少人还以各种方式询问了我，可惜因当年出版社赠书较少，我也无法满足他们，也将这些市场需求告知了出版社，不知何故此书迄今始终未能再版。

文如玉

（十二）首获冠军


作者站在德黑兰住宅院子阳台上，摄于1991年冬


1991年12月中旬的一个周末的晚上，位于厄尔布尔士山南麓的伊朗首都德黑兰全城静静地飘着鹅毛大雪。

在其北面地势较高的沙黑德街区的一栋平房式别墅里，灯火通明，温暖如春，一个上百平方米的大厅里或站或坐着二、三十个衣冠楚楚的男人和女人，他们或低声交谈，或默然静候。大厅的一角还围站着几个人，在低头观看两个人埋头坐在那里下围棋。

除了那两个在沙发上相对而坐的对弈者神情依然有点紧张之外，其他观战者的心情看起来都很平和，似乎他们对这场比赛的结果都已了然于心。这局棋无论谁输谁赢，结局对他们而言早已无足轻重，他们只是在平静地等待一个众所周知但却有待发布的消息而已。

这就是第一届中国、日本和韩国驻伊朗外交商务人员业余围棋赛即将最后结束时的现场情形。那两个埋头下棋者之一正是笔者，当时我的身份是国内某国有大型涉外公司驻伊朗首席代表，在国内业余棋界虽无任何段位，但就在这次比赛当晚早些时候第一盘棋前却被日本与韩国这两国的业余高手们一致公推为业余5段；而另一位对弈者的业余段位虽然只有3段，但其身份却很显眼：日本的一家大型跨国公司丸红株式会社的社长——春名和雄先生（？）。

我之所以在春名和雄先生后面打个问号，是因为时间过去太久，加上名片多已丢失，我只记得与我下最后一盘棋的那位老先生可能是日本丸红株式会社的社长，而未能记住那位老先生的姓名。后来上网检索才发现当时日本的丸红社长是春名和雄先生，尽管没查到他当年有没有去伊朗。遗憾的是，迄今我仍不能确认。

这场赛事从那年十一月中旬起每周一个回合，每次均为伊朗周末，即周四下午至晚上，已经在德黑兰的这栋别墅内进行了四个回合。这天是其最后一个回合。此时，其他所有选手的赛事都已经结束，只剩下我和这位社长先生的这最后一局比赛还没有结束了。在此之前，我已不知不觉连胜了十一局，真像有神助一般。

比如，第一回合的第一盘棋我在被让二子情况下干净利落地赢了这次比赛的最高段位棋手韩国的金镇宇6段。据说，这位金6段前几年曾参加过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并获得过第六名。我能战胜他，实属幸运，虽然被让了两个子。接下来几个回合我也是连战连捷，一次也未尝过输棋滋味。

那天之前的几个回合，我都是以3段名义被让先方式连续打败了日本和韩国的好几位业余5段棋手，而其他几位3段或4段的日本和韩国棋手，我也都以猜先方式逐一战而胜之。即便是在那天下午被现场“荣升”5段后，我也第一次以分先方式执白战胜了日本方面的最强手——佐藤5段。

在这次德黑兰业余围棋比赛中，到那时为止，与我的全胜相比，其他所有棋手都至少输掉过一盘。如日本的佐藤5段。他是当时日本驻伊朗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在日本选手中实力最强、成绩也是最好的棋手。当晚在与我对弈之前，也是一盘未失。可惜的是，在当晚第一盘他在输给我之后不知为何又紧跟着输了两盘，其中一盘就是输给了韩国的金镇宇6段。

因此，比赛结果已经非常明朗：无论我和那位社长先生的这最后一盘棋是输还是赢，我获得这次围棋争霸赛的冠军都已经是板上钉钉，毫无疑问的了。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所有已经结束比赛的选手们，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可能只有正在埋头厮杀的我和我的对手除外（因我们都不知道其他比赛结果吧）。

印象中，那位年长的社长先生的相貌和蔼可亲，对我也很客气。只是他英语不行，而我的日语口语也只能对付。所以，下棋前后我和他语言上的交流并不多。可是，这位老先生却在纹枰上给了我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他这个业余3段竟然以半目之微打败了我这个迄今没有败绩并在当天下午刚刚被跳级荣升“5段”的“史5段”！

我的这次国际业余围棋比赛的征战历程竟然是以一盘输棋结束的，真让我感到遗憾。回想起来，那盘棋我的确掉以轻心了。刚开始，我居然跟执黑的社长先生下起模仿棋来了。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下过模仿棋，内心深处甚至还对下模仿棋有点儿反感。

模仿棋本身是围棋规则许可的，但模仿的结果必然会减少棋盘上的变化，而这并不符合围棋创新求变的精神。不仅如此，模仿棋对被模仿者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战法，但对模仿者而言也是一柄双刃剑，弄得不好，往往可能伤及自身，其是在边角处都已被双方对称占完，开始争夺中腹时更是如此。

这个道理我不是不懂，但不知为何，当时的我，鬼使神差，竟然从棋盘的边角处开始模仿并一直模仿到对手围起大模样来，而我历来是不喜欢也从未走过大模样棋的。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的心态显然是奇怪的。我虽然没有想到什么冠军不冠军的问题，但我却对自己的所谓5段不5段的问题在乎起来，而且还老是念念不忘。我始终不知道自己走大模样棋是不是因为自己过于看重先前被佐藤等公推为“5段”的结果？但我很快就知道我走这个大模样的模仿棋实在太轻佻了，因为我一下子就吃了一个大亏。

所谓模仿棋就是一方随着另一方在棋盘的对称处落子，形成的棋局在一定手数内可能是完全一样或对等的。倘模仿方只是按部就班地模仿先行方（即被模仿方）在相对的边角处占空，模仿其走棋还无妨，最多是一个心理战而已。但是如果没有节制地再继续模仿下去，模仿方就可能吃大亏。

比如，如果棋盘边角处都已走完，模仿方再继续跟着被模仿方围中腹，倘先行方利用先行之利先占据天元位置，那么，模仿方就必然会因天元被占而无法继续模仿下去。此时，模仿方对围起来的实空必然会比先行方小得多。

所以，很多模仿棋对局都是要么不走对围，要么在棋盘边角处棋势还没有完全被模仿定型时，模仿方就率先结束了模仿。这样才不会吃亏。然而，那天不知为何我居然选择了一种最愚蠢的方式去模仿的。

社长先生很聪明，他以前可能有过走模仿棋的经验。所以，当他看我与他走起模仿棋时，就一直不紧不慢地按照上述次序开始先占据边角，然后模样对围，并在边角处已经占完走向中腹的最紧要关头率先一子占据了天元！

即便如此，当时的我也没有完全清醒过来，仍然毫不在乎，又走了一步模仿棋。不过因天元被占，这步棋无处模仿，竟然走在天元下一路上。社长先生见状便沿天元以降一个大跳，将己方下面大空隐然笼罩起来了。这时，稀里糊涂的我才发现，自己实在是犯了一个连初学者都很少犯的大错：我模仿对方围起来的模样已经比对方整整少了两路棋，而且对方占据天元的那个子攻守兼备，在棋盘的中央正睥睨四方，熠熠生辉。

那天也许是我赢了佐藤先生后心情太放松也太得瑟了的缘故，边角处模仿完了还想继续模仿下去，而我对模仿棋却一点也不懂。结果恰恰在这最重要的天穹地带下了随手棋，未能及时主动变化以结束模仿，却让黑棋一下子占了先机。

模样此消彼长。相差两路棋围空的差别更是十分巨大。因此，我的棋局形势一下子就坏了。此时的我摇了摇头，心里有点恨自己：一个空头支票似的5段名头就让自己如此神不守舍，太没出息了！

自责让我彻底清醒过来。我现在别无选择，只能拼命。于是，我便将从吴敏焕先生的韩流处学来的翻盘术当做法宝祭了出来。我开始想办法到处生事，或碰或断，或扳或压，以寻求翻盘良机。但社长先生不是佐藤，在大优之下，他懂得什么叫安全为上，见好就收。于是，他避免和我比拼算路，也不厮杀，而是明智地让步，只要守住黑空即可，并不纠缠。

这种柔软的妥协对策有利有弊。其利，是指不至于因一次算路不周的厮杀而导致崩盘，输掉此局；其弊，则是指老是这么让步下去，损失也会集腋成裘，就不怕自己最终目数不够吗？但是，社长先生很幸运，先前在模仿棋时先行占据天元而建立起来优势实在太大，连续这么多的让步虽然让我在各个局部接触战中大多捞到了一些油水，也挽回了不少颓势，但仍不足以翻盘。

棋局没有大的波澜，很快就进入1-2目的小官子阶段了。而我反败为胜的余地也越来越小，甚至再也找不到了。由于是双方对围大空的棋，官子几乎一目了然，没有什么也不需要多少复杂的计算和比较的地方，有目官子很快也就走完了。

局势大差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心头。棋局结束时，我已经没有心情仔细数目了，总感到自己输了，于是，便沮丧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静等别人帮忙计目，以判输赢。

那位社长先生可能也没有想到能够赢我，所以当时他也搞不清自己是否胜了。我俩都没有吭声，就坐在那里用眼神交流。我给他的眼神是：你赢了。他给我的眼神虽有点惊讶，但意思却是：不会吧？

后来，一位一直在旁观看的韩国的棋手蹲到棋盘边，自告奋勇地当起裁判数起目来。那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仔细地数了两遍，然后判我输了半目。

“只输这么点？”我虽有疑惑，但没有作声。而那位头发花白的社长先生竟然兴奋得像孩子一样，坐在那里就高高地举起了双手，仰头对着周围观战的且已经知道结果的人群交替地用日语和英语不停地大声说道：“我赢了，我赢了！我赢了史先生，我赢了史5段了！”

社长先生赢我后的狂喜也表明我实在不该输掉这局棋。可幸运的是，我虽然最后一盘输给了日本的那位社长先生，出现了韩国大宇建设的金6段与我都是11胜1负的局面，但由于他输给了我，所以虽然我俩同分，结果仍然算我荣膺第一届中日韩三国伊朗围棋赛的冠军，而金6段则屈居亚军。不过，我方的另一位选手——中科院的吴仲谋博士则由于发挥不佳，大约只排位第6名。

那天晚上，我那盘棋是最后结束的。在场的人们可能都已经知道了这次三国围棋比赛的冠军归属已然揭晓，都在那里或窃窃私语或撇一下眼看看我，而输棋后的我当时并不知道赛事结果，只是有点沮丧，依旧沉默寡言地坐在原地发呆。

这时，我看到这次赛事的组织者韩国使馆的崔一秘（业余4段，他也是参赛棋手）走到大厅中间，也听到他用发音有点儿生硬的英语说了许多情绪高昂的话，同时还看到他脸上出现一些随着语气做出来的鬼脸，但依然未能听清他所宣布的比赛结果。所以，当大厅里聚集着的二十多个人将带着各种心情的目光聚焦到我身上时，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哩。

这时，崔一秘开始向我招手，那架势似乎要我也大厅中间去。于是，我站起来走了过去，虽然我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叫我去。那时的我脑子里就像着了魔似地反复在想着一件事：“惭愧啊，我怎么会忘了他会占据天元了呢？”

这时，崔先生从一张桌子上拿过一个长约3尺、宽约1尺的硕大的礼盒，轻轻地打开盒盖，从里面取出一尊高约80-90厘米，满身珠光宝气并被轻薄的黑色沙丽裹着窈窕身材的阿拉伯或印度舞娘塑像，然后用双手端起来，转着圈子给大家看。这尊美人塑像实在太漂亮了。当现场的所有人，包括我在内，看到这尊塑像，几乎都不由自主地睁大了眼睛，也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明显带有夸张色彩的惊呼：

“哇，——！”

看到这一场景，崔先生似乎为他的导演效果感到心满意足，然后就笑嘻嘻地将那尊美人塑像交到我手里，又将我的左手拨弄一下，做成一个搂抱的姿势，使那尊塑像斜靠在我的左胸前，然后才挤着眼睛，大声地用认真而诚恳的语气说道，

“Mr. Shi，you win the first place of our first international GO championship in Iran. This beautiful girl now is yours. Congratulations!”（史先生，你赢得了我们这第一届伊朗国际围棋比赛的冠军。这个美丽的女孩现在是你的。祝贺你！）

崔先生的话音刚落，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声谢谢，就听到“哗”地一声，现场几乎所有人都一边笑着，一边热烈地鼓起掌来。迟钝的我这时才真正意识到自己获得了是次比赛的第1名，即中日韩三国第一届伊朗围棋比赛的冠军！

这个冠军奖品——那尊美人塑像确实很漂亮。那天，在我搂着她向各位棋友和观众鞠躬答谢致意刚结束，立即就有好几个人围将上来想一睹我手里捧着的那尊异域美人塑像了。对此，我一直感到奇怪：棋赛组织者为何要将这个漂亮的异域女郎作为冠军奖品呢？


  冠军奖品美人塑像

这尊美人塑像有点像印度舞娘也有点像阿拉伯舞娘。像前者是因为她的模样和衣着像印度人。其实，她也有点儿像阿拉伯肚皮舞的舞娘。她的发髻高高盘起，用金丝带包裹住，中间处还打了一个花结。金色的头饰将黑色的纱巾固定在脑后。这种装束既像印度女子也像阿拉伯女子，但因那天崔一秘没有说具体，所以迄今我也没搞清楚。

肌肤白里透红的她身着一袭黑色的、用轻柔的真丝织成的露脐莎丽，所有边缘处都绣上了宽宽的用金色纤维编织出的图样各异的花边，高耸的胸前还罩着一副横绣着若干条金色花瓣的黑色布拉（英文：bra）。而且，其莎丽靠近小腹部的地方还挂有一个镶嵌着紫水晶和黑曜石的较大的挂件。

整个塑像的做工细致而精巧，身材丰满而窈窕，面容俏丽而柔和，有着女神一样的圣洁与美丽。谁看了都会忍不住多看她几眼。令人叹为观止。三十多年过去了，这尊漂亮的舞娘塑像今天还放在我在合肥的家里，依然如新。

可是，直至今日我也始终没有想明白：那次棋赛的组织者为什么要把这尊美丽的美人塑像作为东亚的中日韩三国围棋比赛冠军的奖品呢？难道这尊美女塑像与围棋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吗？要知道，我们的比赛全部是在女人出门必须穿长袍戴头巾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不是在印度或者什么世俗阿拉伯国家举行的啊！可这个问题我当时不好问，而后来则无人可问了。这个疑团到现在也没有答案。

不过，当冠军的感觉还是挺好的。当晚，几乎所有在比赛中与我对弈过的日韩两国棋手均先后与我打招呼，表示祝贺。这些人虽然大多输给我，但看得出他们的祝贺都是真诚的。佐藤先生甚至还走过来抚摸着那尊漂亮的印度女郎塑像，用打趣的口吻对我说，

“Mr. Shi，if I knew this beauty was the award of the champion，I should do try to defeat you，and get it .”（意思是：史先生，如果我早知道这次冠军的奖品是这个美人儿的话，我一定会努力打败你，得到她。）

“But the fact is I got her.”（意为：但事实是我得到了她。）我以一种似乎很抱歉的语气回道。

围棋就是这么吸引人，它可以让人在对弈时感受到胜负的残酷，也能让人在“费厄泼赖”（Fair-play，意为公平游戏）竞争中感受到真诚的友谊，而且，这友谊可能来自于你的对手，一个赢过你或者输给你的人，无论他是哪一国人。

说自己当时不高兴那肯定是假的，但心情并非那么欣喜若狂却是真的，而且，甚至还有点儿平静。那天，我在中日韩三国棋友们的掌声中将那尊漂亮的美人塑像高高举起，向周围各位棋手和观众鞠了几个躬，嘴里连说了好几个“Thank you！Thank you，everybody！”

那天晚上，我只是泛泛地向在场棋友表示感谢，并没有说出一般人在这种场合都会说的一些有着具体感谢对象的话语，以让自己的感谢更显得真实自然。我不知道当时自己脸上流露出来的是怎样一种神情，但连我太太可能都感到了疑惑。回家后她曾经这么问过我：“你这次得了冠军不高兴吗？”

“唉，叫我怎说呢？都是那盘输棋惹的祸吧。”真实原因却是我的工作压力很大，想到了第二天上午还要去独立大酒店会见国内来的一个代表团，得准备谈判方案，与伊朗工业部方面洽谈一个新的成套设备项目，但我说不出口，只好另找理由。

棋赛结束后，人们开始互相告别，纷纷离去。我和我太太以及吴博士等也步出门外，准备上车，这才发现大雪纷飞，漫天皆白。德黑兰的一切，地面、墙头、树上、屋顶、人行道，甚至街面上，都早已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积雪。

透过濑户家别墅大门上以及街上昏黄的灯光，我看到无数鹅毛般大小的雪花从黑暗的夜空里，像晚秋林间缤纷的落叶一样，悄无声息地飘落着，飘落着……那天夜里，德黑兰的雪下得真大呀！

可是，那夜我却几乎一夜无眠，一直在办公室里忙到下半夜2-3点钟才去打了一个盹，因为我得准备一个新的成套设备项目的谈判方案。第二天一早我就洗洗脸开车去了中方代表团驻地——德黑兰独立大酒店（Hotel Esteghlal）。

这家酒店的前身是美国的希尔顿大酒店，伊斯兰革命后被收归伊朗国有，不过管理一下子也就不行了。所以，这家酒店外观尚可，而里面的各种设施均显得比较陈旧，且缺乏维修，有点破败的样子。但这仍然是当时德黑兰最好的酒店，国内很多高级经贸代表团访问伊朗都下榻在这里。所以，出于工作，我也经常到这里来。

这家酒店也有一个特别值得一说的地方，就是它的自助餐。几乎每个周五中午（周五也是伊斯兰历的聚礼日），这家酒店都有对外开放的大型自助餐（斋月期间则改为周五晚上）。这个自助餐的规模绝对庞大，两张长约10来米、宽约1米的长桌呈十字形放置，中间是一个大圆桌，上面摆满了各式各样色彩各异、味道不同的伊朗传统菜肴和外国菜式，还有色泽黄橙橙的也是我最喜欢的藏红花米饭。

当然最引人瞩目是，每次自助餐总有一只硕大的烤全羊或者是一条硕大的烤金枪鱼放在靠近大圆桌附近的一张专用架子上，两个伊朗厨师身穿厨袍，头戴厨帽，手拿小刀，各站一边为顾客服务——客人指哪就割下那里的肉放到你的盘子里，嘴里有时还轻声地询问着：“enough？enough？”（够了吗？）

自助餐的甜点和水果的品种和花色也十分丰富，各自也不下数十种，但都另放在大厅旁边其它的条桌上。别看这顿自助餐如此丰盛，费用却极便宜，只需8000个里亚尔，当时约合5个多美元——我在伊朗那三年黑市汇率1400里亚尔：1美元，也比较稳定。可现在伊朗货币里亚尔汇率一泻千里，三年前官兑汇率已跌至4万多里亚尔兑1个美元了，黑市更是近二十万里亚尔兑1个美元。

我去过不少国家和地区，也出席过许多大型宴会或高级午餐会，甚至国宴，但就食物的丰盛程度而言，德黑兰独立大酒店的那个收费低廉却不同寻常的自助餐——在我看来，虽然也算不上多奢华，但也绝对是让人惊叹的了。

由于条件较好且比较便宜，我们也经常在这家酒店以这个自助餐方式宴请国内来的代表团，因为在这顿自助餐里，你几乎可以品尝到大部分具有伊朗风格的菜肴。这是非常难得的。

但是，那天我去这家酒店并非是想去再次品尝那顿丰盛而美味的自助餐，而是去会见那个刚来伊朗的国内合作方代表团，一是向他们通报一下我最近与伊方就那个成套设备项目洽谈的情况，同时也拟与他们再仔细推敲一下即将进行的对伊商务和技术性谈判的方案。

德黑兰独立大酒店位于德黑兰北部一个地势较高街区的某个山坡上。我在酒店停车场泊车后，只觉得阳光下四周一切都是明亮晃眼的白色，酒店北边的山上，白雪皑皑，一望无边，景色很是撩人。我发现时间尚早，就想：为何不在周围转一转看看这雪后美景呢？

于是，我便沿着停车场附近的一个登高台阶，一步一步地踏着厚厚的积雪，爬到酒店旁边的一个地势较高的山坡上，向南眺望德黑兰雪后的城市景色。没想到不看则已，一看之下，心中一下子涌起了许多芜杂而厚重的感慨来了。

这时，朝阳已从东面升起，金色的阳光开始辉映着整个雪后的德黑兰。俯卧于厄尔布尔士山下的德黑兰的地势是北高南低。因此，在冬天初升朝阳的照耀下，我的视野可以向南延伸到很远的地方。

我站在高处，朝南看去，厚厚的白雪覆盖了德黑兰的几乎所有建筑物的屋顶和裸露的土地，一片亮白色。雪后的天空没有一丝白云，散发着幽深的湛蓝色，而地面上则是这么一大片又一大片由高及低的冰雪覆盖物，在朝阳下一闪一闪地发出耀眼的金光，显得是那么的晶亮、寂静和坦然。好一个德黑兰的雪后风光！

德黑兰的气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高耸的海拔约3000-4000米高的厄尔布尔士山脉(Alborz)横亘在德黑兰北部，荒漠则在南面。这座东西走向的山脉阻隔了山北里海大部分潮湿空气南下，但总有不少湿冷空气飘过了厄尔布尔士山脉与山南的干热空气交汇，形成雨雪，飘落在位于山南根部的德黑兰。可以说，哪年从山北溢过来的湿冷空气厚重，哪年德黑兰的雪就下得大。1991年冬的那场雪就比较大。

金色的阳光、洁白的雪景和碧蓝色的天空，再与清新的空气交织在一起，沐浴着独自站在山坡上观景的我，也撞击着我那因总是忙于工作而疏于领略大自然之美的心扉。我的眼光依然投射在这些美丽的景物上，可思绪却已收回，开始想到了很多东西，很多与自己有关的东西：

1990年代初的中国，无论是经贸、财税，还是内政、外交，无不正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具体原因各位可自度，就不细说了）。而且，这时正是1991年底，离邓小平先生访问中国南方时说出“中国要警惕右，更要反对左”等一系列著名讲话并就此扭转了中国发展方向的“南巡”还有一个多月。那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中国该走怎样的道路，是每一位关心这个国家的命运的人所为之忧虑的。你在国外，心中如存有处于困难中的祖国，你就得有为国人分忧的情愫。

我还想到了自己的工作。从事这些压力很大的工作就像负重登山，越往上攀登，就越感到所背包袱的沉重。在这交通不便、信息难通的异国他乡，你没有上司可以卸责，也没有下属可以诿过，你只能将所有责任放在心里，兜在身上。你代表着公司的利益，也就承担了驻在国所有正在实施合同项目的成败以及各个项目组上百名专家、教授和工程师们工作与生活安排好坏的责任。是啊，你必须承受这一切，可是，你自己的困难谁又来帮你分担呢？……

我想到了自己的女儿。我太太到伊朗来后，我的生活开始变得正常化起来。可是我留在国内的独生女儿的生活和学习又该怎么办？我1990年春出国时，女儿还是小学六年级学生，可当我三年后回国述职时，女儿却要考高中了。按照我国当时的驻外人员制度，我可以带妻子到伊朗赴任，但却不能带自己的女儿，只能将其留在国内。虽然我们请了她外婆从外地赶到家里来照顾她生活和上学，但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最需要的还是亲身父母的关照和教育。

当然，当年受限于这项制度的并非我一人，还有许许多多驻外的外交和商务人员。也许，我国政府当时坚持这项制度有它自己的理由，但是这个制度本身显然是不自信的，也是有悖人伦的，更伤害了无数驻外人员及其家人的身心。好在七、八年后，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这项驻外人员不准带孩子赴任的制度终于得以废止。

当然，我也想到了昨晚我的夺冠，想到了这一个多月来经历过的那些印象深刻的对局，那些相貌和性格各异的中日韩棋友们，那些充满喜悦、沮丧、懊悔和骄傲的棋局胜负，以及所有这一切给我所带来的欢乐和友谊。

围棋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它能够跨越国界，也能够跨越语言。它通过竞技和输赢来沟通人们的感情，它也用它自身的魅力来丰富和充实人们的世俗生活与精神世界。围棋，毫无疑问，是一个好东西。

古人说，诗言志。我当年虽然没有多少诗人的情结，但也不乏遇到想用近体诗来抒发自己感情的场合。那天，德黑兰美丽的雪后晨景以及因这些景色而生发出来的那些庞杂的情愫终于让我诗兴大发。在德黑兰独立大酒店后面的那小山坡上，我或徘徊低吟，或静思腹诵，很快就吟哦出了一首自认为还能表达自己当时心情的七言律诗来。

七律

《雪后晨眺》



独立登高思绪稠，风光雪霁似神州。

常因公事生烦恼，总是纹枰解别愁。

双目欲穷他国景，一心只念故乡忧。

从来游子多惆怅，幸得冬阳暖意留。



注：平水韵下平十一尤。此诗1991年冬作于德黑兰厄尔布尔士山下。此诗发表时略有修订。

第二年秋，我又参加了第二届中日韩三国驻伊人员围棋赛并再次获得了冠军。

文如玉

（十一）落子不悔


作者夫妇在波斯波利斯古波斯宫殿遗址，背后那扇石门侧面是古波斯武士与雄狮搏斗浮雕，摄于1992年春


AIphaGo的出现，使得围棋在世界上的影响一下子增大了很多。欧洲围棋联盟主席马丁·斯蒂亚斯尼曾说过，“最近我们迎来了一个很大的机遇，AlphaGo软件的崛起，大多数欧洲人不再问‘围棋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进步。……这也让我们去学校里推广围棋成为了可能。”

很有意思。AIphaGo之类的AI人工智能围棋软件的推出居然解决了欧洲人对“围棋是什么”这一围棋哲理问题的理解。但这是真的吗？我看未必。

三十年前，“围棋是什么”这样的疑问在世界各国人看来显然带有普遍性。比如，我公司当时聘用了不少伊朗雇员。无论是我们的伊朗女秘书海达丽小姐、会计师勒佐米法尔先生，还是其他任何在我们办事处看到过那副围棋的伊朗朋友，也都对围棋本身感到好奇，并经常问一些诸如“围棋是什么”之类的莫名其妙的问题。

比如，他们经常会问与泽塔先生几乎相同的一个问题：“这些棋子只有黑色和白色，大小一样，既不是王后，又不是士兵，它们怎么走呢？”

这样的问题听多了，你就会觉得，如果你想教会一个伊朗人下围棋，那可能就错了。好在我从没做过这种尝试。当然，据我所知，也没有任何一个伊朗人，包括我的伊朗朋友和雇员，向我和其他任何一个懂围棋的中国人提出过想学围棋的要求。他们对围棋只是好奇，但却无法也不想了解围棋中所蕴藏着的那些东方的哲理。

众所周知，围棋的哲理实在太多，我们且不说什么黑白阴阳、天圆地方等带有禅学味道的东西，即便与实战相关的就有不少，比如，大势与实地、进攻与防守、占领与放弃以及杀棋与治孤等，无不充满了平衡法则。如果讲到兵无常势和用兵之妙，则还有强弱转换、虚实转换、腾挪转换以及舍子取势、围城打援、乱中取胜等存乎一心之策也。而如果讲到对棋局的驾驭和控制，那么还会有形势判断、虚实有度、攻守平衡以及善于取舍等涉及人生悟道的东西了。

吴清源先生就曾说过，他对围棋的悟道就是“中和”二字。老先生还说，他的围棋理想就是“中和”。在先生眼里，他所谓的“中”，是一种无形的东西，而“和”则可能是一种有形的东西。

对先生的说法，我不敢说自己很理解了，但我觉得他所说的无形的“中”就是指要时刻保持棋局的平衡，而所谓有形的“和”可能就是指要争取将棋子下到恰到好处的地方，即将每步棋的效率都发挥到最大（和字作为形容词，其本身就有适中和恰到好处的含义——作者注）。

一般人，包括一般职业棋手，估计都做不到下的每步棋都能恰到好处地下到正确的位置上，但可以尽量按照这个原则去做。如能下出最佳位置的棋，就能发挥该棋子的最佳效率。

AI（人工智能）出世之后，评估一个棋子的位置是否恰到好处，效率发挥是否最佳也就方便多了，即看它是否是AI的一选点。据说现在很多围棋高手比赛下棋时的落点，即与AI一选点相符合的“恰到好处”的位置，都已经超过50%甚至更多比例了。这是非常惊人的。

借助于AI，棋手可以知道自己下的棋是否恰到好处或是否下在正确的位置上，但这离知道并理解“围棋是什么”这一围棋哲理问题还相距甚远。而这对于欧美那些学习围棋的人而言，更是如此。为什么？因为“围棋是什么”这个问题还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说，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围棋是什么”。

说句老实话，即便是我，一个既懂围棋也通英语的中国围棋爱好者，倘想将上述围棋的哲理概念，即那个“中和”一一解释清楚并让那些伊朗人（含西方人）在学习围棋的过程中予以理解，也几乎是不可能的。那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首先是一个思维方式问题，因为西方人大多只懂一条直线的逻辑思维，也叫线性思维，而不懂此消彼长的系统思维。而后者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线性思维也是一种局部思维和单一目标思维，如用在下围棋中，就容易将一步棋看成是一个局部的因果关系，而忽略了这步棋与全盘棋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线性思维在处理局部厮杀上很有帮助，但在整盘棋的形势判断和保持棋局的平衡问题上就容易忽略一步棋可能造成的影响及其复杂程度，从而导致错误的结果。

系统思维也叫整体性思维，即将问题或一盘棋看作是一个系统或整体，把思考对象的互相联系的各个方面及其结构和功能进行系统认识的一种思维方法。

中国文化则多强调系统思维。比如，中国的一个代表性的古代文化符号，即用两条黑色和白色的鱼表示阴阳转换的太极图（也有证据说中国的太极图最早出现于宋代，是源于距今约7000年前的乌克兰特里波耶文化遗址——作者注）。那两条分别代表阴或阳的鱼，一黑一白，黑身则白睛，白身则黑睛，相互环抱，阐述了阳极则阴生，阴极则阳生，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道家文化概念。这个太极图无论怎么旋转，其黑与白之间却始终是保持平衡的。这里面就包含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中”的概念。

与道家黄老学说几乎同时诞生的中国儒家学说的哲学核心也是吴清源先生一再强调的这个“中”字，如中庸。这个“中庸”不仅是指伦理道德标准及指导人们为人处世不偏激，不保守、持中而立、中道而行的方法，而且中庸里的“中”还是一种价值取向，一种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也是一种用来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

说白了，中国传统哲学领域的中的“中”的概念，其实除了平衡之外，也是一种模糊的概念，而模糊就意味着并非所有事物都是非此即彼，任何事物的彼此之间总有一种过渡，一种平衡。

比如，黑夜与白天之间有黎明，黑色与白色之间有灰色，过去与未来之间有现在，上下左右等方位之间有中间，即便是性别上的雌雄男女之间也有一个中性人，或者有一个为期不短的性发育前及性萎缩后阶段。而社会上的贫富贵贱之间，在现代社会也涌现出了一个为数日益庞大的中产阶层。

《礼记·中庸》开篇就谈到“中和”，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还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孔子的中和理论就体现了对这种理想社会的憧憬。

对于孔子这段话，我的理解是，“唯天下至诚”“能尽其性”是指只有建立起最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才能达致“中和”社会，而“尽人之性”一说则是指要尊重人性，即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在现代社会，这个“尽人之性”就是指要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并让他们能够充分地行使和享受这些权利。否则的话，我们所在的这个物质世界就是不平衡的，或者说欠缺公平与公正。

吴清源大师所言的“中和”当然只是指围棋的而非社会的最高境界，我在这里这么说只是想顺便阐述一下自己个人对儒家“中庸”理论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上的应用的看法而已。仅供参考。

不过话说回来，西方人如果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中庸哲理，他们就很难理解和学会围棋，或者说，很难回答“围棋是什么”这个哲理问题。

围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或者说，围棋大到它的形式与内容、理论与实践，小到它的一招一式、一规一则，无不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赋予它的精神内涵。因此，只有真切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才能真切地了解“围棋是什么”的问题。

因此，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如果其思想上没有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和熏陶，那么都是不可能接受或理解围棋的那些高深莫测的模糊概念以及那些此消彼长的辨证思维的。我想，这可能就是为何围棋能在日本和韩国得到普及与发展，而在世界其他受到中国文化影响较少的国家和地区却始终很难得到推广的最主要的原因吧？

1985年，日本棋院首次将其最大的商业棋赛——“棋圣”战决赛放到汉城举办并在韩国掀起了巨大的围棋浪潮（不能否认，三年后，韩国的曹薰铉击败聂卫平以及韩国后来长盛不衰的围棋热均与这次汉城棋圣战的影响有关——作者注）。自那以后，日本便正式迈开了将围棋推向世界的步伐。

后来，日本的几大新闻棋战，如名人战和本因坊战也陆续仿效棋圣战开始将一盘或几盘决胜局放到海外进行。这些奖金不菲的新闻棋战的足迹踏遍了欧洲、美洲、澳洲和亚洲（只有非洲好像还没有去过举办过？），举办过这些围棋大赛的城市也多得数不胜数。

可以说，日本人这么做也许有其自己的商业动机甚至政治动机，但它为了在世界上普及围棋，能够这么不惜重金，不遗余力，实在是值得赞誉的。显然，日本对围棋国际化的贡献是非常之大的。对此，我们不应质疑，而应该好好地学习之。

相比之下，中国作为围棋的生母和原产地，长期以来却在向世界推介围棋的问题上毫无作为，实在是一件不可原谅的事情。围棋是中国老祖宗留给现代世人的一个精妙绝伦的传统文化瑰宝。可是，我们从政府到棋院，从官方到民间，几乎全都把围棋给忽略了。

对此，我建议中国围棋协会或中国棋院尽快组织相关力量提出切实可行的围棋文化国际推广方案，上报政府相关部门，大力推行围棋国际化。中国棋界责无旁贷，不能无所作为。

日本领头推动的围棋国际化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过去了。要是推广一般的项目，那这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是足够足够的了。比如，同样是日本人推广的体育项目——柔道以及韩国人推广的跆拳道。在它们被推向世界后，很快就能为西方人所接受和学习，不仅列入了国际奥委会的成熟比赛项目，而且早已成为西方各国民众广泛喜好的一项强身健体的运动项目了。现在很多级别上的柔道或跆拳道世界冠军并非是日本人或韩国人而是西方人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就是证明。

相比之下，围棋的推广则困难得多。西方人虽然也有少数会下围棋，但西方各国的围棋协会中的高手其实绝大多数还是中日韩这三国的侨民，鲜有金发碧眼的白人或其他人种。现在国际性的围棋比赛已经不少了，而且，某些国际棋赛每届还有意分配一些决赛名额给那些围棋尚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以贯彻围棋推广的理念。但是，这几十年来，我们这个世界上也只偶尔出现过一两个也是偶尔才会打败中日韩职业高段棋手的人。如阿根廷的阿基努尔和美国的麦克雷蒙等。后者还是从小在日本学棋长大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我认为，围棋非比其它竞技类体育项目，它还有一个前面所说的文化问题，一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问题。日韩两国围棋好，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中早已渗透和浸润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朝鲜和越南历史上虽然也饱受中国文化浸濡，但由于这两个国家分别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为了消除中国文化的影响，刻意废除了汉字在其语言文化上的应用，自那以后中国文化对它们的影响日渐式微，其国民早已不知何谓中国传统文化了。这两个国家围棋水平很低也就不足为奇了。

欧美及其它亚洲国家围棋水平普遍较低，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对它们影响向来比较微弱。他们的国民不了解中国文化。可是，怎么才能在国际上弘扬包括围棋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呢？我的观点是，将汉语教学与围棋推广结合起来。

汉字是最初是象形文字，后经发展则属表意文字，也是中国文化的载体。缺乏这个载体，中国文化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我在前几集中也说到了，日本和韩国的围棋之所以兴旺发达，就是因为他们的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汉字。他们两国人从小就学习并掌握了许多汉字，并且通过学习汉字了解了很多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知识，对“中和”之类的围棋哲理及其系统思维方式的认知和运用也就比较方便了。而这一点对于这两个国家的民众领悟围棋显然是至关重要的。

这样，我们的话题又回到先前的问题上了，即我们可以围棋协会或中国棋院名义首先与各国围棋协会联系并在其帮助下与所在国那些为数众多的正在教授中文的学校联系，争取在其汉语教程中增加有关围棋知识的普及教学内容，以让所有学习汉语的外国人都能顺带基本了解围棋知识并喜欢围棋。外国人学习中文而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粹——围棋，那就真的有点得不偿失了。

当然，这需要投资。中国围棋协会或中国棋院可以在制定自己的围棋世界推广计划基础上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这笔资金（建议中国棋院将世界围棋推广纳入其经营计划——作者注），在相关国家围棋协会帮助下选择一些具备条件的学校鼓励设置普及性的围棋课目，分批培训并派出一些围棋技艺较高且懂英语的合资格的围棋教学辅导人员在各国进行巡回教学，岂不更好？

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再辅之于鼓励中国的大型企业或大型媒体创办若干专门针对东亚之外国家，如欧美地区的国际性围棋赛事的话，我想，中国的文化瑰宝——围棋从此走向世界就不再成为一个问题了。在这方面，日本和韩国近年所做的也正是我们所欠缺的。试想一下，倘若连围棋的亲生母亲——中国都漠不关心，不愿担责的话，围棋还能走向世界吗？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预想，什么时候当汉语在世界上像英语一样普及时，或者说，当汉语什么时候成为世界各国学生们学习的首选外国语言时，那可能就是围棋真正在世界上普及的时候了。中国在促使围棋走向世界问题上责无旁贷。

到那个时候，你可能会在国外旅游或工作时不经意间在某个伊朗人或者欧洲人、美国人，甚至南部非洲某国的黑人家里看到一副中国云子围棋或者一套日本的本蛤碁石加榧木棋墩了。当然，也许届时你对此并不感到多大的惊奇。

十月份过后的深秋季节，德黑兰几乎每周都有一场雨。而每场雨后，天气一天凉似一天，各种落叶乔木的树叶儿也渐渐地变黄了，飘落了。各家院落里原本青翠颜色的草地也开始逐渐变得枯黄起来，而此前几乎无处不见的各种盛开的鲜花也大多依次凋零了。深秋和初冬的德黑兰一片萧瑟景象。

但是，德黑兰此时的气候却是一年中最惬意也是最舒适的，气温适宜，既不干燥，也不潮湿。德黑兰人的身体和心情估计与周围的气候一样也是一年中最舒坦的。也就在那年初冬，我参加的德黑兰中日韩围棋比赛进入了最后一天。

不过，那年我所参加的所谓中日韩三国伊朗围棋争霸赛在举办地伊朗从头到尾既没有任何当地媒体采访报道，也没有产生任何轰动的新闻效应，更没有任何机构或个人举办任何现场大盘讲解，供当地棋迷莅临欣赏。因为除了在德黑兰的中日韩三国人士外，偌大伊朗却无人了解和关心围棋。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

当然，要说这次围棋比赛对德黑兰的影响那还是有的。比如，此次围棋比赛虽然没有吸引到什么伊朗人前来观战，但却吸引了不少中日韩三国驻伊朗使馆的外交官员参赛或观战。这些人都是开车来的。所以每到周末，濑户先生别墅大门外的路边或者院子里面经常停靠有十多辆甚至数十辆挂有外交牌照或当地牌照的汽车，而且还有一些警察在那里忙乎。这一现象很快便引起了很多路过的伊朗人的注意。

每到比赛那天下午，濑户先生住宅外的马路上和大门口总有几个德黑兰交通警察在那里指挥交通，疏导车辆，维持秩序。我每次都是开车去，我的车牌也是外交公务牌照，所以每次我都能享受到这些警察对我的关照。这些关照包括敬礼，手势，再手势，直到你的车子停靠妥当。你下车时还有一个敬礼。这种待遇真是很难得。

濑户先生的别墅南面靠着一条繁忙的大街，门口原来就经常停满了汽车，坡上的院子里也泊不了几辆汽车，所以，除非去得够早，否则在那里泊车绝非易事。但每到棋赛那天，濑户先生家门口的那侧街边都被警察围了起来，非棋赛有关车辆一概不准停放。我们去泊车于是也就很方便了。

那是比赛最后一天晚上，我一共下了三盘棋。在取胜了日本的佐藤5段之后，我又紧接着经猜先执白赢了一盘棋。这盘棋在下棋过程中发生的一件事儿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也就说一说吧。

具体情况大致是这样的：我这盘棋的对手是韩国人，可能姓朴，名字已忘记，只记得年约四十多岁，身份好像是韩国一家大型商社的高管，模样很普通，是一位业余4段。

在比赛前的例行寒暄时，我曾问他是否认识我的另一位韩国棋友吴敏焕2段。他只说听说过，但不认识。不过，下起来后我发现，这位朴4段棋风其实很像吴敏焕2段：喜欢战斗，作风也很顽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下棋速度快。

那盘棋，执黑的他似乎也和我走了一种吴敏焕先生曾经和我走过的那个挂子外碰的定式，只是那时的我早已熟悉这个定式的套路和变化，见怪不怪了。所以，那盘棋我们双方下得都很快。棋到中盘，虽有过几次战斗，互有损益，但局面依然还很平稳，大家似乎也都没有犯什么大错。刚从荣升“5段”的意淫中清醒过来的我开始琢磨道，这样下去，如何才能在官子上胜他呢？

可就在这时，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儿发生了。他在攻击我的一块棋时，飞罩了一步。直觉让我感到这步飞有漏洞，因为我感觉那块棋已是活棋，他的这部飞棋对我没有什么威胁，无须自补了。可我正在思考时，忽然见到这位朴4段又急忙伸手将这个子横移了一格，使之由小飞又变成了小尖。然后，他对着我语气恳切地说：

“I am sorry，Mr. Shi. It was careless of me，not my original intention.”（中文意思是：对不起，史先生。是我不小心，那不是我的本意。）

朴4段的英语很好，典型美式英语，但在我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时，他落子后又伸手改动了落点，其间不过短短两三秒钟。要不是他又说了上面那句感到不好意思的话，我可能都不会有所反应的。不过，现在他既然说了，而且态度又很恳切，那我是该有一个态度了。

这时的旁边只有两个观战者，也不知道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可能恰巧在朴4段悔子时没有注意到，但他们在听到他说出这么一番难得听到的话语来，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于是他们都将关切的目光集中到我的脸上了，那探究的神情好像是在说：史先生，你会怎么办呢？

说实话，那步小尖确实比与原来的小飞对我的棋的迫力大得多，甚至立即让我产生了需要补棋的感觉。但当时我更感觉到这位朴先生的目光和语言中的所体现出来的恳切和真诚。我也相信如此，所以我就随口说了一句英语：“You prefer，please.”（意为：请你自己定吧，或请你选择吧）

朴4段听后肩膀似乎抖动了一下，垂下眼帘，略微沉默了一会儿，就坐在沙发上向我点了一下头表示谢意，然后又一次伸出手去将那个黑子移回最初的位置上：小尖又变回了小飞。

韩国围棋一直以敢于标新立异和创新，敢于打破旧定式和创造新定式著称。这也是韩国流之所以战斗力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我认为，韩国围棋之所以强大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与棋艺无关，而在于其国民的道德修为。

那时，我与韩国人接触不算很多，且大多是围棋爱好者。但我感觉到，无论是吴敏焕2段，还是我在比赛中所遇到的各位韩国棋友，如金6段和崔4段（一秘）等，他们对待围棋都有一种尊重棋道的精神。这位朴4段先生虽然曾经犹豫过，但他落子不悔的最终选择仍让我敬重和欣赏。

在朴先生将小尖改回原来的小飞后，我并没有自恃自己是活棋而脱先，而是继续应了一步棋，貌似算作对其落子不悔的回报吧。朴4段见状稍有点惊讶，还抬头带着有点疑问的神色看了我一下。其实，这步棋虽然不是补棋，但也可以被看作是一步以守为攻的棋。黑棋不睬它似乎也会有麻烦。

朴先生思考再三似也感觉到了这一点，由此便在此局部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可战斗的结果依旧是局部两分，互不吃亏，只是我的那块棋不仅活透了，而附近一块原本比较薄弱的白棋也因此而意外地得到了补强。这样，全盘白棋无弱子。白棋优势隐然可见。

于是，朴4段经过权衡，无奈之下又强悍地打入我的另一块空，连着捡最强手走，不惜打劫，试图搅乱棋局，扳回颓势。对此韩流战法，因早有经历，了然于心，我也并不怵头，同样以强硬招数应对。于是双方便又进行一场难解的战斗。

这盘棋也算下得过瘾。自朴先生落子不悔后，双方几乎处处争斗不休，直到收官阶段好像还有打劫。我也感到周围的观战者开始多了起来。但局势已经明朗，白棋胜势已不可动摇。

这盘棋最后是黑棋认输了。但是，朴4段在那步棋是小尖还是小飞问题上所表现出来那种约束自我、尊重规则的举动却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也应了那句古语：落子不悔大丈夫也。

这盘棋赢了之后，我就只剩下最后一盘棋了。当时我并不知道最后的那个对手是谁，也没想到自己是否会获得冠军，只知道自参加这次比赛以来，我的每盘棋都下得很痛快，到今晚为止还一盘未输，何况还在一阵莫名其妙的哄抬之下被日韩两国棋手朋友们封成了5段。对了，我怎么又成了5段了呢？

这时，外面已经开始下雪了。休息时我没有去观看他人的棋局，也没有找人聊天，而是端着餐盘站在窗前，一边吃着寿司，喝着莫夏伊（伊朗产的一种不含酒精、味道却很醇厚的大麦汁饮料——作者注），一边望着窗外飘洒的鹅毛大雪发呆，根本没想到接下来我这个所谓的“新科5段”下的最后一盘棋居然会大意失荆州，输给一位年纪较大的日本业余围棋3段。

文如玉

（十）围棋奥秘


作者（左一）和谭国保先生（左四）与房东泽塔先生夫妇，摄于1990年春

我在伊朗期间原先的房东泽塔先生，60来岁，据说曾担任过伊朗巴列维王朝时期的某一任文化部长，是一位见多识广、学识渊博的老人。他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常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喝茶、聊天及品尝一种他夫人用麦芽、面粉和橄榄油制作的柔软的甜食——萨曼糯（Samano）。

当他发现我们放在办事处大厅里的云子围棋和木制棋盘后感到很惊奇。他说他听说过围棋，也听说过中国和东亚的日本、韩国等国的民众会下围棋，但他从没有见过围棋。可是，即便是与这么一位颇有学识的波斯老人谈论围棋也几乎能让我晕倒。

有一次我请他到我们住的地方喝茶，他指着茶几上昨晚吴博士来下棋忘了收起来的棋盒中的黑色和白色棋子问我说：

“围棋子为什么是黑色和白色的呢？”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也不乏随机应变的本事，在想到那个众所周知的也是黑白两色的八卦阴阳鱼的图案后，沉吟了一会便说，“代表阴和阳吧。”（我当时说的就是汉语拼音Yin & Yang——作者注）

“那什么叫阴和阳呢？”泽塔更不懂了，但还是追问道。

“阴和阳是汉语读音，也是两个最基本的哲学概念，我找不到适合的英文单词翻译，或许就是指自然本源，就像黑暗和光明那样。”说起阴阳，我觉得有点棘手，但好歹还应付了过去。

“哦——”泽塔先生似乎也明白了，“原来围棋是魔鬼与安拉的战斗。”

颇有学识的泽塔先生一下子就给有着黑白两种颜色棋子的围棋披上了宗教的色彩，真让我始料不及。因谈下去可能会涉及伊斯兰教问题（伊斯兰教中的魔鬼叫易卜劣斯，英文iblis），那时的我已经找不到什么适合的话语去接他的那个话茬了。一是敏感，二是我也的确不熟悉伊斯兰教，不好乱说。

这位泽塔先生会下国际象棋，也总是用他对国际象棋的理解来衡量围棋，所以总也理解不了，但他总喜欢询问。比如，他还问过我：围棋的黑白棋子形状一样，又没有王后和士兵之类的身份差别，那怎么走呢？

我告诉他，国际象棋不同的棋子身份是不同的，不同身份的棋子也有着不同的走法和力量，而围棋则每个棋子都一样，其本身既没有力量强弱，也没有身份贵贱，很是平等。

一个棋子它有多大力量就得看下棋人将它放到哪里了。放在正确的位置上，这个棋子就有力量，甚至一下子就可以将对方击溃，也叫一子定胜负。一个棋子放的地方不好，就毫无用处，废子一个，甚至还会坏事，或导致劣势，或自绝活路，或让出先手。还有，所谓下围棋就是两个人一人一步棋地将黑子或白子根据自己的需要放置到棋盘上的各个交叉点上就可以了。所以说，围棋的走法也最简单。当然，走的好坏另算。

为了让他有所体会，我还和他各自拿了几个黑白棋子分别做样子下到棋盘上，然后表扬他说他走得对，他会下围棋了。泽塔一听便高兴得手舞足蹈，对走过来给我们续茶的他的太太自豪地说，“史先生说我会下围棋了！”

为了让这位可爱的波斯老人更好地了解围棋，我还把我当时所知道的有关围棋变化的知识告诉了泽塔先生。

在到伊朗前，我曾认真读过美国《科学家》杂志（The Scientist）英文原版1987年某期的一篇专论古老东方的瑰宝——围棋的文章，还曾经将其翻译成中文，准备向某些公开发行刊物投稿，后来不知何故那份译稿连同原文复印稿都找不到了。

但我却非常清晰地记住了这篇文章里面记述的有关围棋变化的数据。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该文在谈到围棋的变化时，大致是这么说的：

国际象棋有纵横各8 个矩阵，一共64 个空格，如果按照每盘棋双方各走30步棋计算，其变化总数大约是10 的120 次方。而围棋却有361 个交叉点，比国际象棋的棋盘容量大得多，因此其变化也多得多。如果围棋也按照每盘双方各走30 步棋计算，其变化总数竟然会多达10 的700 次方！

这是一个多大的概念呢？据目前人类对我们所生活其中的宇宙的了解，我们知道，太阳系的所有基本粒子总和是10 的40 次方，而银河系的全部基本粒子也不过只有10 的70次方。

这就是说，围棋的变化可能比人类已知宇宙的全部基本粒子还要多上无数倍。何况几乎从来没有哪一盘围棋双方可以在六十步棋之内下完过呀！

（一般而言，现在一盘围棋平均要下到180手才分出胜负——中盘胜另当别论，但如果收官的话，一盘棋至少要下250手棋。这就是说，对弈双方一般情况下平均每方要下90手棋，是上述算法每方30步棋依据的三倍。——作者注）

请读者记住这些有关围棋的惊人的数据。即使现在，我在将这些数据准确地背诵和记叙出来时也有点怀疑自己是否记错了，但我仍然相信自己的记忆力，相信那篇文章上计算出来的这些数字都是对的，没有记错。

那天，泽塔先生听我结结巴巴地用英文说完这些巨大无比而且也拗口无比的数字后，显然很吃惊，因为他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对我说道：“安拉，阿赫巴尔！”（“Allah，Akhbar！” 意为：真主伟大！）

泽塔先生是我在伊朗期间少有的几位向我询问并与我讨论有关围棋知识的人之一，尽管如此，自他得知围棋的变化如此之多以后，他就再没有与我探讨或询问过围棋了。也不知何故？

多年后，为我的这本书（指《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华文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作者注）作序的国家围棋队总教练俞斌先生在他的序文中也说到：

“围棋的魅力源自于其天文数字级的变化。中国古人对围棋有研究，北宋数学家沈括认为，围棋总共最多可能下出768 位数的棋局来。768 位数是什么概念呢？比宇宙中存在的星星数还多！有人说围棋的变化是无限的，这是艺术的夸张，围棋的变化应该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正整数。”

在看到俞斌先生为拙作所写的序言说到了北宋沈括对围棋变化的计算结果时，我感到非常吃惊! 因为俞斌先生所言的与我前面所述的英国《科学家》杂志1987 年那篇文章中“如果围棋也按照每盘双方各走30 步棋计算，其变化总数竟然会多达10 的700 次方”的说法是多么地相近啊！沈括先生1000年前就有如此神算，真令人惊讶！

围棋的变化竟然多到比人类已知宇宙的基本粒子还要多无数倍的程度，这一研究的确让人始料不及。当这类关于研究围棋变化的科学数据逐渐为人所知时，人们才感觉到在人类所创造的智力游戏中竟然还有这么一个可能终人类文明也无法穷尽的东西。这实在是令人无法想象的。

人类无法穷尽围棋的变化，那么计算能力比人类大上无数倍的计算机或者说人工智能（AI）就能穷尽围棋变化了吗？如果我们能再看看有关数据，就会知道这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比如，现在最快的计算机，即中国的天河二号，每秒运算速度高达5.49亿亿次。每亿亿约为10的16次方，万亿亿才为10的20次方。而要运算到10的30次方，估计即便是天河二号这么迅捷无比的计算机至少也要运算1万年。要知道，围棋的变化总数居然是10的700次方！

那么什么是变化如此之多的围棋的奥秘呢？由于围棋变化实在太多了，人类难以穷尽，以前很多人都将围棋神话了，甚至将围棋导入一种玄学的境地，认为围棋融合了阴阳、四季、五行、八卦的变化。其实围棋的奥秘很简单，说白了，也就是围棋让人感到困惑的原因所在，即它的那些依一定条件，即不断地进行价值判断或取舍而致的难以穷尽的变化本身。

人类发明的计算机不能穷尽围棋的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不能在高速运算的计算机基础上依靠人工智能（A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下围棋并战胜人类最高水平的棋手。

我不懂计算机，但我知道下围棋时的计算速度和对每着棋的价值判断完全是两回事。前面的《棋逢对手》那一集中就通过我对具有非凡计算能力的吴仲谋博士长考的分析说到了这一点。计算机也是如此。所以十年前，当人类的计算机运算速度已经很惊人的时候（2010年天河一号每秒运算速度为2566亿次），计算机要想战胜人类围棋高手还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然，人工智能的强大不仅在于计算，还主要在于其可以通过人类给它编制的所谓神经网络进行自我学习，并根据人类给它输入的无数人类下过的棋谱中那些浩瀚的着法进行不断的价值判断和选择，以走出它认为的一步最佳棋。

围棋与国际象棋的最大区别并不仅仅在于因为前者棋盘比后者的大很多或者所致的变化多很多，而是在于前者强调的是一种子力价值判断上的模糊识别，而后者则没有。

与国际象棋的象、王、车、兵、后等棋子有着事先约定的等级身份及其具有相应的走法不同，围棋的每一个子都是平等的，而且走法也是一样的。但是，每个棋子身份平等并不代表其价值也平等。而且，围棋每一个棋子价值的大小并不取决于它的身份或走法，而是取决于下棋时它被使用或者说被下到的地方。一旦该棋子落到正确的地方时，它的价值就要比落到其他地方或者落到错误的地方大上无数倍。

也就是说，下棋时每个围棋子儿的价值究竟会成为王后还是士兵甚或是垃圾，完全是由下棋者在下棋的过程中自行决定的，而不是事先按照棋的规则约定好的或一成不变的。你下得好的话，你下的每一步棋都可能是王后，否则的话，这些棋也可能都是士兵或者是垃圾。

正是由于围棋每步棋的价值都不一样，下围棋才需要进行不断的价值判断和取舍。这种价值判断不仅是指具体的目数计算，更重要的是要进行模糊的价值判断。而且，这种价值判断不仅包括每一步棋，也必然包括每一步棋与原有的棋子以及盘上每一块棋及它们之间关系的变化。围棋盘上的每一个局部的变化都可能无形中影响到其他局部或全局的好坏。

在具有无限大变化可能性的围棋盘上，这种对每步棋价值进行判断的模糊识别作用与地球上的所谓蝴蝶效应很相似。所谓蝴蝶效应是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往往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这是一种混沌学现象。

比如，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是，南美洲亚马逊森林地区一对蝴蝶煽动翅膀翩翩起舞，但它们煽动的小小的气流没准会在地球的另一端演变成一个巨大的龙卷风。这种互相影响在显露之前可能是未知的或是无法准确预知的或者永远显露不出来。

围棋的奥妙也就在这里。棋盘上各个边角处相距甚远的棋子最初似乎毫不相干，但在一定条件和变化下，它们互相之间的正面或负面影响就可能会非常巨大。

比如引征和打劫。计算机也许可以计算出已确定的劫材本身的价值，但它却无法判断众多尚未确定或待确定（待制造）劫材的价值。显而易见，所有这些与计算机的速度关系都不大。

计算机虽然长于计算，但其最大的软肋也就在这里。因为计算机本身没有价值观，它只知道已知情况的对或者错，而不知道未知情况下可能也存在着暂未显示出来但随着变化就会显示出来的对与错，也不知道如何控制对错之间的转化，更不知道如何利用现有条件或创造新的条件去改变现存的对和错。

在对和错的价值判断上，计算机是死的，无法与人比。所以，用计算机下围棋没有非常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加以配套是不可能的。2015年AIphaGo番棋打败职业五段棋手樊麾以及2016年打败当时世界最高水平棋手李世石并横空出世之前，不要说职业棋手了，任何一个水平稍高的业余有段棋手都可以横扫国际上所有的装有最先进围棋程序的电脑，原因也在这里。

俞斌先生在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还说：“中国棋院前院长华以刚透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想进行围棋智能化研究，但因围棋变化过于深奥，中国微软研究院知难而退，比尔·盖茨在电脑领域挑战围棋的计划搁浅。比尔·盖茨肯定是围棋的理解者，他想要进行围棋智能化研究，委托中国微软研究院，通过中国围棋协会，寻找数学方面和围棋方面的专家来研究开发，经费由他来负担。全世界的微软研究院只有三个，中国有其中的一个。结果这项研究胎死腹中，原因是微软研究院无人敢于接招。”

富可敌国的比尔·盖茨先生当年曾在围棋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上居然知难而退。真让人感到意外。从后来谷歌（Google）的Alphago的研制成功看，放弃人工智能在围棋上的应用研究无疑是微软的一大失策。

但是，人终究是聪明的。自那以后，人类总结了经验，不仅研发出更快速度的计算机，而且在人工智能的研发上出现重大的突破。先是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进行价值的模糊识别，后来又研发出可以自行学习的高等级人工智能神经网络技术来。否则计算机打败围棋职业棋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这本书出版大半年后我才知道，其实也就在2015年，谷歌研制的AIphaGo围棋人工智能软件已经悄悄地取得了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的巨大技术性突破并在那年秋已经选择欧洲围棋冠军华裔樊麾职业六段下了五盘棋，樊麾居然0-5败北！

谷歌对此却秘而不宣。直到2016年初，谷歌才在宣布AIphaGo的惊天战绩同时，又宣布了人工智能要与韩国围棋巨星李世石进行比赛。后来的事情世人都知道了：AIphaGo 4:1战胜了李世石。人工智能终于在围棋上打败了人类。去年底今年初，AIphaGo更新版Master在网上与中日韩三国的60位顶尖围棋高手过招并取得了全胜的战果。令人惊艳！人类已完全不是人工智能的对手了。

那么，AlphaGo 又是怎么解决了在围棋上战胜了人类的难题的呢？经查，AIphaGo就是通过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那种所谓的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系统而打败人类的。

AIphaGo的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系统由价值网络（Value Networks）和策略网络（Policy Networks）两部分组成。前者评估棋子在棋盘上的位置，后者则选择下棋步法，即选择最优的下棋次序。

这些神经网络模型通过一种新的方法训练，即自我学习，也就是凭借自己强大的计算力和记忆力，除了将人类围棋高手下过的棋谱存入待查外，还不时地自己和自己下棋（Self-Play），从而将实战中最佳的着法全部存入自己的战法库。然后在下棋时再根据棋盘局势将这些最佳着法检索出来，再加以价值判断。这也叫检索计算法。

谷歌的这一人工智能神经网络技术的突破使得原来人们认为计算机打败人类至少还需要10-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愿望破灭了。

去年10月，谷歌DeepMind团队又推出了新一代AIphaGo，即AlphaGoZero再次震惊世人。AlphaGo Zero实现了在人工智能发展中非常有意义的一步——自我学习，无师自通。面对更为强大的人工智能围棋软件程序，去年曾惨败于老版本AlphaGo Master下的中国围棋高手柯洁不得不惊呼“人类太多余了”。

所有这些并非坏事。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能帮人类解开更多的围棋奥秘，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开始超越了人类，致使作为万物之灵且创造了很多先进文明的天之骄子——人类开始有其敬畏的东西了，尽管这个东西还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

当然，人类亦将从人工智能那里了解更多的有关围棋的奥秘，以突破围棋发展的诸多技术瓶颈。人类以自己的智慧研发了人工智能，现在又与人工智能一起探索浩瀚且深邃的围棋奥秘。不亦乐乎？

一说又说了这么多。可能有些读者会不乐意了。我们还是回到德黑兰的那次中日韩三国业余棋手竞技的围棋赛场上发生的那些具体而生动的故事吧。

在“荣升”5段这个虚衔后，说实话，要说一点不在乎那是假的。比赛时，每当听到日韩两国棋手们尊称我为“史5段”时，心里虽然别扭，但还是有些莫名其妙的满足感。不过，我的棋艺并没有因此而见长，而棋运呢？则更是越下越背气。

首先是与佐藤先生那盘棋，猜先后他果然如愿执上黑棋。而且，整盘棋他都在极力攻杀我的白棋。佐藤下棋气场较大，也很有一种威严感。他每下一子，就将双手手指相对地按在自己的两个大腿上，上身前倾，俯视着整个棋盘并偶用眼睛狠狠地扫描一下我。

佐藤先生的棋力也很强大，高屋建瓴，算路精深，攻杀过程中则气势如虹，咄咄逼人。几个回合接触战后，我就感到此人要比我先前领教过的另外几个日本和韩国的5段厉害得多，绝不可掉以轻心。

然而，此时我的思维却已经很难集中了。不知怎地我老是想着“5段”这个词，特别是刚才那个被棋手们尊称为5段时的哄笑情景老是出现在脑海中。而且，我还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想着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他们为何要认为我是5段呢？在这之前发生过什么吗？难道他们真的认为我是5段吗？

虚荣心的泛起使得原先我在棋盘上的那种敏捷思维和灵活棋路似乎都不见了，代之于的却是在对手连续不断的攻势下的被动应付。这时，老想着5段的我全然不像一个5段，而更像一个真正的3段棋手了。整盘棋都是在被动应战中度过，原先的那个崇尚坂田荣男先生创设的所谓锐利的“攻逼法”且常用不辍的的史先生不见了，代之于一个总是被动挨打的史“5段”。可奇怪的是，不知何故，此局输者最终却是佐藤。

这盘棋佐藤先生的布局是三连星，而我则一直试图多捞实地并很快就占据了三个角。佐藤也不知是有意无意，他的棋总是力图走在外面，为此甚至不惜让我去轻易地占角。可见，佐藤先生的棋似乎很得日本超一流棋手武宫正树“宇宙流”的真传。

但当我自感到自己实地占优时，黑棋在棋盘右边的厚势也隐然形成。我这时发现，倘让此刻的黑棋不受阻碍地去将厚势转化成实空，那是白棋绝对无法接受的，所以必须及时予以侵消或干脆打入。但是，侵消好呢？还是打入好呢？或者说，倘侵消，那从何处侵消最好？倘打入，怎么打入才能避免被动或被歼？这就需要对每一种可能进行仔细的计算，然后作一个决断。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却犯了一个错误，即我在决定打入黑势时并没有按照“三思而后行”的祖训认真而仔细地计算自己打入后的棋路及可能出现的变化。

那次，我只是凭感觉认为可以打入，并没有对打入后的后续手段进行必要的计算，结果走出一步愚蠢的肩冲棋。这步棋在四线上，既算不上侵消也算不上打入，而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要想就地成活又太浅，要想抽身逃出则又显太深。佐藤一看机会来了，就在我肩冲那个白子的上面一镇。这一着很给力，不仅使左右黑棋的厚势遥相呼应，也让我的那个白子的肩冲位置变得十分可笑起来。

显然，我的这步肩冲是一个失败的方案。这时最佳的着手或者是打入，而且是深深地打入，借助于此时黑棋厚势的不完善及附近残留的几个白子而就地扎根做活；或者是浅消，即走高一步，斜对那个黑子，既可靠下去，亦可向外跳出去。其实，我在刚刚将那个棋子放到棋盘上黑子的肩冲位置上就后悔了，但为时已晚。落子不悔大丈夫。在被黑棋当头一镇之后，我所能做的也只有腾挪，也就是力图把局面搞乱再寻找机会了。

我虽然很被动，但我内心里隐藏着的另一面，即不服输的性格开始发挥作用了。此时的我，精力高度集中，心无旁骛，什么3段或5段的自我意淫也早已被丢到瓜哇国去了，充斥脑海里的全部是如何利用这个不上不下的白子腾挪，搅乱局面，打破黑势，或者就地活棋，或者争取逃出黑势。

这时我也算清了，只要我的这些身陷重围的白子不死，不管是冲出来还是活出来，黑棋都是输定了。因为黑空肯定不够。相反，那就是白棋输定了。因为这几个白子如果死掉的话，原本还很虚的黒势将会变成实空，而且厚势也将更加浩大。倘如此，我必输无疑。

人处绝境只有两条路，或接受死亡，或奋力一搏。我的不服输性格必然选择后一种可能性——拼呗。在出了一身冷汗后，我定下心来选择背水一战。也正是这个选择又让我很快恢复了正常的竞技状态。

我好像想起了那位韩国业余2段吴敏焕先生。他与我下棋，多采取贴身搏斗战术，或碰，或托，或试，或贴，或断，每一步棋都让我不舒服，也都要耗用掉我大量的计算时间，稍有不慎，就会吃亏。我在想，为何不能借用他的战法，让佐藤也尝一尝韩（寒）流的味道呢？于是，我便一改先前的君子棋风，与其打起腾挪战来。

当我的那步轻率的肩冲棋被其一步漂亮的棋镇住时，佐藤5段也似乎感到自己抓住了机会。他也摆开架势，一步紧似一步地对被包围在黒势中的白棋进行攻逼。腾挪之初，我想就地成活。但黑棋似乎知道我的心事，总是将棋下得很厚，使得白棋很难做活。我也曾想与其外围若干黑子进行转换，我放弃这少数几个白子，卸掉这个包袱，吃些亏，能在附近得到一些小补偿也好。我计算过，如果转换，黑棋无疑占优，但白棋还有周旋余地。

可就这样，佐藤似乎也不干。他能断我时却总是不断，而是一个劲地破眼，逼我连起来往外逃。他这么做的结果，对我来说，只有一个路可走，那就是逃了，而且是连干带支地将几乎所有散落的白棋连在一起逃。但是话说回来，黑棋这么走风险很大，因为只要白棋全部逃出去，黑棋也必输无疑。

在黑棋的攻逼和配合下，我乘着黑势还没有封口，利用腾挪将大多数在先前贴身战斗时被黑棋截断的白子一一地连将起来，然后就像长坂坡上的刘玄德那样，将这些散兵游勇和逃难百姓串合在一起，形成一条大龙，扶老携幼，裹在一起往外逃，谁也舍不得丢弃。这条逃难的白子大龙在黑棋的攻逼下，越逃越长，最后跨越了大半个棋盘。虽然缺乏队形，却都连在一起；虽然方向不明，但只要活棋就成。俗语说，棋长一尺，无眼自活。逃跑中，白棋渐渐地轻松了，而黑棋的局势却变得严峻起来。

我不知道当时站在旁边的那些观战者的心情，但好像感到围在我和佐藤周围观战的人比平时明显增多了。自该次比赛开始以来，除了参战的棋手，到濑户家来观战的人也似乎逐渐多了起来。原本看似面积很大的大厅，观棋的人多了后，也显得略微拥挤起来。但据我所知，来看棋的几乎全部是日韩两国的棋迷，中国人很少莅临现场给予我和吴博士支持。这可能是大多数在德黑兰的同胞不太会下围棋所致的吧。

那天是德黑兰第一届中日韩三国围棋赛的最后一个回合，如无意外，当晚肯定会产生该赛事的第一个冠军。来这么多人观战，可能也是奔着这一目的来的吧？

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在白棋玩命似的下法面前，黑棋的思路似乎也出现了短路。比赛中到那时尚未尝败绩的佐藤似乎被白棋的这种有悖棋理的走法给激怒了。他好像认为，白棋这种胡搅蛮缠的棋风以及这种“一个也不能少”似地牵家带口大逃亡棋路可能是对黑棋的一种故意的蔑视和挑衅。有这么下棋的吗？是可忍，孰不可忍？（估计那时的佐藤先生与当初的我一样也不大熟悉顽强的韩流棋风吧？）于是，黑棋便摆出一个非要全歼白棋的架势：你白子要连就让你连，想逃就给你逃，但就是不让你活。为此，甚至有时宁愿落后手也要破掉白棋的眼位。佐藤显然杀红眼了。

其实，这时他只要冷静下来想一想，就可发现，他有多次机会完全可以简单明了地走向胜利：一是在早期切断并吃掉白棋的一段尾巴。二是早早地就让白棋后手龟缩于局部活掉。这两种选择都是明智的，因为无论哪一种都可以让黑棋取得优势。只要先手收官阶段再注意些，赢下这盘棋还是很有可能的。

我事后想，如果当时佐藤这么走，选择了这种局部的妥协，那么，第一届中日韩伊朗围棋比赛的冠军得主就很可能不是我而是其他人了。但事实是，强硬的佐藤先生没有选择妥协，而是让自己被一种愈见愤怒的情绪控制着，不知回头，闭着眼一条道跑到黑地要杀棋，直至黑棋无可避免地走向失败。

应该说，我这个新科“5段”是幸运的，而佐藤这个老牌正宗5段却是倒霉的。最终，我的原本肯定会做断尾蜥蜴的白棋却在黑棋的严重杀心之下不可思议地连头带尾全部逃出了黑阵。我早已算清，一旦白棋大龙冲出重围，就能成活并转败势为胜势。

果然，白棋一出头，黑厚势顿失，被分割的几块黑棋都出现了死活问题，需要补活。此时我知道自己已经占优，不急于杀棋，只是在威胁黑棋的同时力图多占地盘。又走了十多步棋，双方实空差距越来越大，黑棋认输只是时间问题了。

不少围观人员可能见黑棋大势已去，便纷纷走开了。佐藤先生坐在沙发里好长时间没有落子，又过了好一会才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两手依然撑在两腿上，而眼睛则平静地看着我很有礼貌地说了一句话，

“I lost.”

这盘棋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这届三国围棋比赛的结果已经明朗化了，那就是日本和韩国均已与是次比赛的冠军无缘了，除非我后面连输两局（虽然有这个可能性，但在他们看来可能性很小。不过，当时的我似乎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作者注）。其次，对我自己也有一定的意义，即这是开赛以来我首次执白战胜一个5段棋手。当然，这盘棋也告诉了那些“阴谋”尊封我为5段的部分日韩棋手：你们这么做可惜没有达到目的。

这盘棋是赢了，可赢得不太好看。除了布局还有些许亮点外，我的整个序盘和中盘都是在被人无穷无尽的攻杀中度过的。在此过程中，只要对手头脑稍微清醒一点，或者说，贪心稍微收敛一点，我都有可能输掉此局。所以，我感到自己那局棋的胜利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当然，这盘棋还有一个意义，那就是我这个中国普通的围棋爱好者，凭着自己在这次国际围棋比赛中一盘不输的实力，竟然被日韩两国的业余高段棋手们一致封为业余“5段”，而且，我竟然还以这个僭越的“5段”身份战胜了一个日本的正牌5段棋手。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不过我还是高兴得早了一些，因为没多久，即这次比赛最后一个回合的最后一盘棋我却大意失荆州，让先输给了日本的一位业余3段。事后想想，可能还是那个莫名其妙得来的5段头衔惹的祸。

文如玉

（九） 被封5段


作者在波斯波利斯古波斯宫殿遗址，摄于1992年春


转眼又过去了大半个月，中日韩三国驻伊朗外交商务人员围棋比赛已进行了三个回合，即在濑户先生家下了三个周末的棋。在此期间内，我与日本和韩国大约七、八位参赛棋手都进行了对弈，其中也有一些棋下得很艰苦，好在最后都是我赢了。

说句老实话，尽管我在这次比赛的前三个回合中一盘未输，胜了很多盘棋，但不知为何，我在那段时间里所思所想的都是在谈的工程项目，尤其是前文说到过的那个胡泽斯坦阿瓦士钢铁项目，即阿瓦士钢铁厂连铸车间整体改造项目。

这个项目国内合作方是首都钢铁公司，已经为这个项目付出了不少前期成本，而且改造设计方案也很有创意，报价很有吸引力，但是德国人的出现给这个项目增添了许多变数。

首先是德国方面虽然报价较高，但技术方案也比较先进，此外更重要的是其还可以垫付资金，以设备租赁方式承接这个项目。而我们在向国内相关部门申请买方信贷问题上始终裹足不前（中国进出口银行直到三年后的1994年才成立，在那之前中国政府还没有对外开展买方信贷业务——作者注）。

相比之下，伊朗方面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去下棋前一天还专门去伊朗工业部约见了一位负责该项目的官员，对方态度也还不错，但未能得到任何新的东西。因为我方无法承诺可以申请到中国政府的买方信贷资金，更没有钱去垫付资金。

对此，我心里很着急，但我无能为力，所能做的只能是尽人事，即尽自己最大努力来争取项目出现转机。（后来这个项目的议标还是没有成功，最终由德国公司中标了——作者注）

这件事致使我那段时间的心情一直不好，没心思下棋，有时甚至都产生了想放弃那个周末的最后几局比赛的念头。倘如此，也可能就不会有这本记载这些发生在厄尔布尔士山下的围棋故事的书了。说的也是：如我真的放弃了那次比赛，不仅会留下诸多遗憾，后来那还好意思写这本书吗？

不过幸运的是，那天下午我思虑再三，最终还是去濑户先生家继续参加后续比赛了，因为我觉得下下棋起码可以冲淡自己因对那个即将失去的项目过于执着而产生的沮丧心情吧？看来，很多事在遇到困难、心情不好时，做些其他事不想它显然是对的。

其实，那时我也并不很在意那个中日韩三国围棋比赛，每次去濑户家参加比赛时也从未仔细浏览过挂在进门墙上的那张不断更新的赛事进展表格。我只知道自从棋赛开始以来自己还没有输过，至于其他选手的输赢情况我并不关心。

我觉得这场比赛给我的最大意义，就是让我在周末能够将平日里忙得头昏眼花的商务杂事撇在一边，跑到一个有不少新朋友的地方去下下棋，散散心。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当时我从未将这个棋赛冠军的归属问题放到心里去，也从未想过自己会不会得冠军。

或许就是因为有了这种心态吧，自从第一回合第一盘棋受让二子赢了韩国的金镇宇6段后，似有神助，连续三个周末，我均以3段身份，即以被让先方式连胜了日本和韩国的好几位5段。对手是业余3段或4段的，我也无不以猜先方式一一战而胜之。

最初几次赢棋后我心里居然还暗自窃喜过一阵子：这次冒充业余3段看来是正确的（后来联想到上一集所说的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专业棋手以业余棋手参加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的事情也就不再作如斯想了——作者注）。实际上这种心态是无来由的，好像自己是占了人家多大的便宜似的。

当时我并没有仔细想一想：我本来就是一个“一段不名”的围棋爱好者，冒充业余3段跟人家业余高手们分先或猜先下棋，按照规则来说，没说吃亏就很不错了，我哪里还有什么便宜可占呢？

可尽管如此，这种所谓“便宜”并没有占到最后。终于在那天下午，也即比赛第四个回合的第一场比赛，我的那个业余3段的身份就冒充不下去了，因为对手居然说我不是3段！

那天，我在与日本的一位业余5段下棋时竟然遇到了这样的麻烦：在我仍然一如既往地自报3段并主动从黑子棋盒中取出一子放到棋盘上时，对手竟然不愿认可，也伸出手去按住黑子棋盒，嘴里还说着：“No，no，you can’t.” 那神情显然认为主动拿黑棋的我不能跟他下棋。

那位日本棋友姓佐藤，业余5段，是日本国驻伊朗大使馆的一位公使衔高级外交官，年约四十有几，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人显得文质彬彬，很有修养，棋力也很强大，应该是日本方面实力最强的棋手。佐藤先生前面比赛的棋也都是全胜。不过，我感到这位佐藤先生似乎总是在回避与我或与那位韩国的金6段尽早碰上。

印象中有一次，我正在下一盘棋，看到他一直站在旁边认真观看。可是当我赢棋后准备站起身来走到旁边去休息并抽烟时，发现他似有什么急事样地突然转身走开了，好像就是想要避免与我在此场合认识并交谈。

那次比赛，各国参赛选手之间的交往原本就不多，也不是那么熟悉，而且，选手们到比赛现场来的时间也不固定，有早有晚，甚至还有人周末不来第二天来，赛程也无人专门安排，全部依靠选手自己在比赛现场自觉寻找没有对弈过的对手下。

在这种情况下，没交过手的参赛者之间的交谈就往往意味着新的比赛的开始。佐藤先生那天回避与我照面或交谈的原因可能就在这里。但是，那天下午他却没有那么幸运。

那天下午，我刚到没多久。由于时间尚早，又只剩最后三盘棋了，所以我不着急，便坐在客厅的一角，一边品尝着濑户先生的古巴雪茄，一边在与我太太以及比我先到却又很快输了棋的吴仲谋博士聊天休息。这时，那位棋赛组织者、韩国驻伊朗大使馆的一秘崔先生竟然拖着这位日本驻伊朗大使馆的佐藤先生走到我的面前，竖起两手的大拇指，不停地眨着眼睛、故作幽默似地对我说道：

“史先生，这位佐藤先生是日本方面的拿摩温（No.1音译，意为“第一”——作者注），而你，则是中国方面的拿摩温（意思同前）。我希望你们两位拿摩温现在就对局，好让我们大家尽早欣赏啊！”

我知道崔先生的话是对的。你想一想也是啊。如果我今天拖到最后一盘才与佐藤先生对局，那么这次比赛的冠军也只有到最后才能揭晓。比赛虽然有悬念了，但并不是谁都喜欢悬念。

日本人也许喜欢悬念，因为他们还有这位佐藤5段尚无败绩。佐藤只要不败，日本人夺冠就希望犹存。可韩国人却不一定稀罕，因为他们的最强棋手金镇宇6段上个月第一个回合的第一局棋就已经输给我了。韩国人可能认为：如果我现在就与佐藤下并输给佐藤，金6段再通过猜先取胜佐藤5段则是胜券在握的。这样，比赛最后“鹿死谁手”虽然尚不得知，但起码韩国人夺得冠军的胜算要大得多。

反之，如果我胜了佐藤，韩国人可能觉得也就不再对夺取此次中日韩三国围棋争霸赛的冠军抱有什么幻想了。当然，日本人也将大概率与冠军无缘。所以说，我与日本佐藤先生的对局其实就是确定这次比赛冠军在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归属权之战。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其尽快明确呢？

佐藤懂得这层厉害关系，所以他一直在有意或无意避战我和金6段，想将悬念留到最后，他也好拼命一搏。可从未关心过比赛结果的我却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知怎的，比赛那几天我几乎没有看过门口挂的那张比赛积分表，而且，即使看了，也由于积分表上的姓名对不上人，我也根本没办法去往深处想，也不知道主动去找对手下棋。

在那次棋赛上，我采取的方式是守株待兔，坐等上门，即谁找我，我就跟谁下；谁不找我，我也不去找谁，其实也不知道找谁。这个佐藤既然躲着我，那就不下罢了，反正最后总会下的，急什么呢？何况我当时也确实不认识佐藤，更不知道他的水平有多高。

说句老实话，我当时还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心理活动，那就是，自己只是一个冒牌3段，上次赢了金6段都已经让不少人多心了，而我的那些对手们则大多是日韩两国的正经八百的业余高段棋手。虽说自己并没有将这种头衔上的差距当作多大的事情来看待，但微妙的心理落差还是有的，不承认不行呀。

为此，我最初的比赛心态是：赢一盘，是蒙的；赢两盘，那就是侥幸了。后来，虽然有老天保佑，让我就这么一直地“蒙”下去并“侥幸”到现在，但不知为何，每次赢棋后，自己心里总还是这么想的。心态这个东西真是奇怪啊！

所以，直到佐藤5段与我对弈前揭穿我的老底子并说出那句令我吃惊的话之前，我还真没有想到自己在这场中日韩三国围棋争霸赛的日韩棋手眼里分量竟然有这么重。

那天对弈时，我按照惯例自报家门业余3段，并随手将一个黑子放在棋盘右上的星位。佐藤先生见此不知何故便一手按住放在我右手位置上的黑子棋盒，另一只手则大幅度地挥着，似乎很认真地说道：

“No, no. You can’t. You are not three dan. Not three dan.”（意为：不，不。你不能这么下。你不是3段。不是3段。）

我不是3段？我当时有点发懵了，不知如何应对，心里却在想：“他怎么知道我不是3段？”

“You are five dan， Mr.Shi.”（意为：你是5段，史先生。）

“你是5段”这句话佐藤说得很清晰，特别是说到“five”这个词时，用的是重音。看我一脸迷惘，佐藤并不作解释，只是转过身去对着一直站在他旁边的韩国崔一秘用一种似乎商量好的语气说道：“Mr. Shi is not three dan. He should be five dan. Right? ”（意为：史先生不是3段。他应该是5段。对吗？）

我不是3段，是5段？我不是3段是对的，因为我没有段位，但他是怎么知道的？而且，我怎么又变成5段了？我这时脑子一片混乱，更糊涂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便疑惑而求援似地也抬头望着崔一秘，希望他能够帮我什么忙。

谁知那位崔先生在楞了片刻后，似乎立即顿悟是怎么回事了。他躲开我的求救眼神，扭过头，对着旁边或下棋或围观的一众日、韩两国的棋手和看客们挤挤眼睛，打哈哈似地说道：

“噢——，对，对，史先生不是3段，而应该是5段，应该是5段啊。”

语音刚落，客厅里的看客群中便发出一阵善意的轰笑声。

这时，我还想继续申辩，甚至还想向他们承认自己确实不是3段，而是一个无段围棋爱好者，参加这次比赛只是想能有机会与各位下下棋而已，并试图以此证明自己确实不是5段。

但是崔先生此时已经顾不上我了。他不由分说，很亲热地拍拍坐在那里有点发蒙的我的肩膀，对我笑了一下，然后就连忙跑到大厅门口挂着的那张比赛积分表前，拿起笔在我的名下一直空着的段位栏中写上了两个英文词：

“Five dan”（5段）。

看见这一切，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干瞪眼。就这样，在这阵亲善的由日韩两国棋友们发出的满堂会意的笑声中，我很荣幸地也是毫无争议地由自报的业余3段直升为5段了。但是，随着我的段位跳跃式提升，我在先前比赛中所能享受到的种种优惠，即那些让先或被让子等，也全都成为过去式了。

不过这事也挺有趣。我这个中国无段围棋爱好者，远在一个叫伊朗的与围棋毫无瓜葛的国度，却因在一场非正式的国际围棋比赛上赢了几局棋，就被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围棋大国的业余有段棋友们硬封上一个“业余5段”的头衔了。而且更有趣的是，我不要居然还不行。

我不知道这次被封5段的后面是不是还怀疑我自报的业余3段段位有假冒的因素？（其背景情况请阅读上一集《我在伊朗下围棋》（八）棋开得胜——作者注）但他们这么做显然是有原因的。

当然，这种情况下被这些棋友莫名其妙地尊封为业余5段是有点儿搞笑。因为我这个所谓的业余5段如果回国参赛，我相信，没有哪一家棋院会认可的。我在这次的中日韩三国伊朗围棋争霸赛中尽管取得了足以让中国业余围棋扬眉吐气的成绩，可我依然还是一个业余围棋爱好者。迄今也是如此呀。

我也明白，我这个所谓的“业余5段”头衔也只能在当时的伊朗有效，更准确地说，只能在这个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德黑兰举办的中日韩三国围棋比赛中，或者在这群可爱的日韩两国棋手们中间方才有效。

被封上这个5段头衔，对我显然一点儿好处也没有。因为自那以后，我不再享有与其他业余5段棋手下棋被让先或与6段下棋被让两子的特权了。相反，我还要向余下的日本和韩国的3段棋手们让先了。

换句话说，如果今后我再与韩国的金镇宇先生下棋的话，我们之间只能通过猜先决定谁执黑先走，绝无可能再被让两子了。倘如此，我在第一回合赢他的那盘棋拿到这以后来下，还真不知道鹿死谁手哩。

（第二年，我果然以新科“业余5段”身份与金6段在第二届中日韩伊朗围棋比赛上下了一盘猜先的棋，结果是我执黑输了，尽管并没有影响到我再次夺得冠军。但这是后话了。后续文章对此战将有详尽介绍——作者注）。

我自己也曾经揣测过我之所以被那些日韩棋手封为5段的原因：首先，这些日本和韩国的棋友可能在与我的对弈中大多认为我的棋力已经达到了业余5段的水准，而不仅是一个业余3段（这是高抬自己的揣测）；其次，他们中的某些人可能想在棋赛的关键时刻，通过如此他们认为“公平”一点的对局，来均衡一下中日韩三方夺冠的可能性（这是低看人家的揣测）。

不过，可能还存在另一种动因，那就是日韩两国的这些棋友们也许认为我也像前些年中国专业棋手冒充业余棋手参加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那样，原本就是一个专业棋手吧？（上一集《我在伊朗下围棋》（八）棋开得胜一文对此有较为详尽的分析，没有读过的读者可以前翻阅读——作者注）

我这么说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没有任何依据。与韩国和日本不同（韩国明文规定职业棋手退役后不可参加业余比赛，而日本虽然也偶有案例，却极少——作者注），中国的专业棋士转为业余棋士历来是允许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是非常普遍的。

一个专业棋士只要退出国家或省市围棋集训队，转而自谋职业，不再继续在集训队拿工资或津贴，他就可以业余棋手身份参加各种业余棋赛。其业余段位则可由各省市棋院鉴定后自行授予。

但是，不管这个专业棋士原来的专业段位是多少，他要定业余段位最高也只能定为5段。如想定为业余6段或7段或更高，当然也可以，但必须去参加符合条件的业余棋赛并获得好名次。比如，要想成为业余6段就必须参加多省市合办的业余围棋比赛（有说至少要六省市以上）并获得靠前名次才行（有说前六名，也有说前三名），而业余7段则必须是全国性的业余围棋赛事冠军方可获得这一头衔。

在中国，专业棋士转业余棋手的人很多，特别是在三十年前，也即中国棋院成立之前，中国的职业围棋制度改革缓慢之际。那时，各省市围棋集训队的专业棋士工资或津贴收入很低，又没有多少商业比赛可打，相当多的专业棋士（估计那段时间全国至少有数十人之多）在寻找到愿意接受他们的单位且薪水报酬也不低时，往往选择跳槽，放弃专业棋士身份。

这些事儿在国际上都是众所周知的。当初，我赢了金6段后，濑户先生对我说的那句“可能有人多虑了”的话，显然是事出有因的。后来我也问了濑户先生，得到了证实。

我还觉得，当我这个自报的业余3段在已进行的三个回合中接连战胜日韩两国的好几位4段或5段时，他们私下里肯定议论过我，也怀疑过我。至于他们到底在怀疑我什么，也许我永远不会知道了。

但是诸如我是什么业余还是专业段位以及我是业余3段还是5段之类的问题，我想，事先他们肯定议论过，起码日本的佐藤先生和韩国的崔先生他俩在他们那些棋赛组织者的小圈子里议论过。否则，我被佐藤和崔一秘两人在谈笑间确认为5段时比赛现场的那一阵善意的哄堂大笑是不会一下子爆发出来的。

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一个令人无奈却又充满乐趣的小阴谋了。但既然是阴谋，就有可能得逞。因为被封5段后紧接着我与佐藤先生的那盘棋就下得很惊险。好在幸运最后还是落在我的身上：我战胜了佐藤。

我是如何战胜那次比赛中日本方面的棋力最强者佐藤先生的呢？我想具体经过还是放在下一集去说，给各位读者留一点悬念吧。这里我想就此机会谈一下自己对日韩两国业余棋手棋力的印象吧。这个问题也挺有意思，对各位爱好围棋的读者应该也有阅读和参考价值。

那次在伊朗举办的中日韩三国业余围棋比赛是比较计较业余段位的，即只有业余段位达到3段或以上的棋手有资格参加，而我每届比赛都与日韩两国的11位业余3段或以上段位的棋手过了招。不仅如此，我在比赛中还比较留意对手的段位与其棋力是否对称这种一般人不太注意的小问题。这里我将自己的当时形成的一些感觉和印象写出来，也可能以偏概全，那就权当作参考吧。

首先我觉得，韩国业余棋手一般而言多比同段位的日本棋手强。比如，虽然那次比赛中我对日、韩两国的所有3-5段棋手是全胜，但在我的印象中，除了我被升任“5段”后与日本佐藤那一局下得很苦并外，其余几盘与日本棋手的对局下得都比较轻松，并不是那么艰难（不过，那次比赛的最后一盘棋我还大意失荆州输给了日本的一位水平并不算很高的业余3段。详见后续文章——作者注）。

而与韩国棋手的对弈，无论对手是3段、4段还是5段，我多是通过艰苦博弈，甚至有的棋还有幸运成分，才最后取胜的。当然，除了受让二子与金镇宇6段下的那一盘棋之外。

由于过去几个月与韩国吴敏焕2段的很多次厮杀磨炼，我那时的棋风在原本具有的稳健厚实和算路精细基础上已经有了一些凌厉韩流的味道，中盘搏杀比较凶悍，可能是日本棋手对我的这种着法似乎不很适应而造成的吧？倘如此，那么日本棋手与韩国人对弈时更可能遇到同样的问题，即他们显然不适应喜欢贴身搏斗的顽强的韩流。

我这个印象估计是对的。因为我还记得，在那次比赛最后公布的名次表上显示，前六名中大约只有一个日本人的名字，但好像还不是佐藤5段（佐藤5段自最后一个回合输给我后，可能心情大坏，又连输给韩国的金6段和另一位韩国棋友——作者注）。也就是说，除了我和吴博士两个中国人之外，韩国人有3人进入了那场赛事的前六名，而日本却只有1人。

其次，我的感觉是，日韩两国的业余棋手中，棋力较高者其职位大多也比较低。如韩国的金镇宇6段却只是大宇建设株式会社的一名年轻的普通工程师等。印象中其他日韩两国的业余4段和5段也大多是各所在机构或企业的中低级位的人。不过，因年代已久，加上交换到手的名片大多散失，我说这话也只是根据印象，仅供参考。

再次，就我自己个人的经验而言，如果将中国、日本和韩国的业余初段至4段棋手的棋力由高到低做一排序，我更倾向于排出韩国、中国和日本这样的一个顺序（我也有过一些中国的业余初段至4段棋手对弈的经验——作者注）。

也就是说，业余初段至4段的棋手中，韩国的最强，中国居中，日本的最弱。当然，这一顺序只是我当时的体验，并不代表现在及将来三国业余围棋的实际情况。

当年，中国的业余围棋似乎还未成气候。尽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各地都陆续举办业余升段公开赛，并根据成绩颁发业余段位，但由于比较商业化，业余段位证书颁发较滥，有的地方只要交纳足够的费用就可以获得初级段位。不少业余1-3段棋手的棋力很差，名不副实。比如，赴伊前夕，我就曾让两子与国内的一位业余3段对弈并轻松地战胜了他。

但是业余5段水平的排列顺序我却有一点不确定（当然日本业5水平还是排在最后），主要在于是将中国业余5段排在首位，韩国其次呢？还是韩国排在中国前面？说实话，我吃不准。因为在去伊朗之前我没有与中国的人和业余5段棋手下过棋。

其实，中国的业余5段棋手实力多还不错。前些年，我曾与国内一些老业余棋手，即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通过国内各种比赛定段的业余5段棋手，下过几盘棋，居然输多胜少。但这是最近一些年的事情。我也老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没有体验。

不过，前些年中国业余围棋居然还存有将获得业余段位与高考加分挂钩的这样一种制度。这里面的猫腻那就太多了。据说因遭到社会上很多批评甚至抗议，国家教育部后来就取消了体育特长生和艺术特长生的加分项。这显然是一个进步。

与中国一样，日本业余段位的商业化倾向也很严重，因此业余段位证书的发放也比较宽松。据了解，除了日本棋院和关西棋院之外，日本的“大三冠”（即棋圣、名人和本因坊）得主，甚至包括一些名誉头衔获得者也都有业余段位的授予权（藤泽秀行老先生生前就曾与日本棋院因业余段位证书发放标准问题发生过激烈的争拗——作者注）。

不仅如此，日本棋院的杂志，如《围棋》和《碁》等，经常刊登一些业余段位测定题。与我国某些期刊上刊登的棋力测试题的那种纯娱乐作用截然不同的是，日本的围棋爱好者如果文字答题超过一定分数，在缴纳一定费用后便可从出题者处（这类出题者除了日本棋院和关西棋院外，作为个人出题者似乎只有所谓大三冠得主还有这个资格——作者注）获颁相应的业余段位。由于是文字答题并邮寄答案，请人代答作弊的事情就难以避免。

业余段位证书的发放一直是日本棋院最主要收入来源，而且段位越高，升段费用收的也越高。近年来，由于日本棋院遭遇财政危机，更是大量发放业余段位证书，以至于有时到了只要给它们足够的钱就可以升段的地步。

据说10多年前，日本业余初段升上2段就需交纳4.2万日元；而5段升6段则需交纳21万日元；从业余6段升上业余7段则翻番，交纳费用高达51万日元；如果跳级，收费更高。比如，从业余5段直升至业余7段的话，就需要交纳最少70万日元的升段费。也不知现在日本棋院对此买段之举有没有改革？

本世纪初，日本的《棋周刊》曾撰文称，日本围棋不仅职业棋手面临危机，而且业余棋手的段位和其它国家和地区相比，也显得名不符实。该刊认为，韩国的业余2段倘若和日本业余棋手对弈，不仅能使日本业余3、4段疲于奔命，而且可能与日本的6段势均力敌。日本的业余3段仅和美国的初段、欧洲的1级、中国的2级水平相当，这个结果令所有日本棋迷感到十分可悲。

该杂志还认为，日本的业余棋手段位和国际上相比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距，原因就是日本棋院近年来陷入了财政危机，不得不以贱卖段位证书方式来增加收入。但是，为何日本棋院财政会出现财务危机呢？该杂志没有说。我想，其根子还在于日本围棋抱残守旧、不思进取，不愿改革其过时的围棋管理和竞技制度而导致日本棋手围棋竞技水平一落千丈的吧？

不过，三十年前的日本业余围棋还不是这样，商业化程度还不算过分，还在适度范围内（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的业余围棋水平在今村文明和菊池康郎时期那可是世界最强的——作者注）。当年给我的感觉虽然要比韩国业余围棋水准低些，但棋手们的段位与其实力相比还是相适应的，并不显得多怂。但是后来的日本业余围棋全面退步之现状也足以给我国敲响警钟：过度商业化必然会毁掉业余围棋。

不过，日本棋院有一个传统倒是不错，那就是由棋院的普及指导部经常邀约一些岁数较大的日本职业棋手，每天在棋院与一些日本退休了的业余围棋爱好者多面打或单独下指导棋并以此取得一些收入。

我2017年春去日本，曾专门去位于东京都千代田的日本棋院拜访，看到了这种由职业棋手辅导老年业余围棋爱好者的场面。在棋院的普及指导部的大厅里，摆有约5-6个多面打棋桌（也有单独下辅导棋的），每张棋桌前总坐有一位中老年职业棋手，多是七段或八段等高段棋手，旁边竖着他的姓名和职业段位铭牌，围着他的条形棋桌上置有5-6个围棋盘，每个棋盘后坐有一位正在低着头思索的头发花白的老年棋迷。那种场景真让人感动。


作者在日本棋院普及指导部与管理人员交谈，摄于2017年初春

不过，那次我没有询问日本那些职业棋手与业余爱好者下指导棋的收费情况，但估计不会多。因为有报道说，日本一位比较著名的职业九段棋手羽根直树先生下一盘指导棋的收费也就是5000日元，合人民币两百多人民币。

与中日两国相比，韩国的做法就不同，或者说最为严格。比如，全国仅有韩国棋院有权授予业余段位。即使是某些私人道场可以授段，但也必须经过韩国棋院的授权，或经韩国棋院批准。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业余段位下所设立的业余级位并不像中国和日本那样形同虚设，而是围棋爱好者获得业余段位前必须跨越的门槛。这就是说，韩国所有的围棋爱好者，倘想获得业余段位，都必须先从业余定级开始，然后逐步升级。只有当一位业余棋手具有1级级位后，才有资格通过业余段位定段赛的残酷淘汰最后获得业余初段的段位。

由于参加业余段位赛的人的棋力和资格基础大致相同，因此韩国人所拥有的业余段位也就比较货真价实了。可以说，相对中国和日本而言，韩国的业余段位水平也最高。

（据说我国与韩国一样也分1级、2级、5级、10级、15级、20级、25级等共七个等级，1级水平最高。只是我国的围棋商业化太急功近利，一开始就撇开业余围棋级别而去搞业余升段赛，颁发业余段位证书，结果使得我国已有的业余围棋级别制度的设置完全形同虚设，也从整体上拉低了业余有段棋手的水平——作者注）。

此文前面几集已说了不少我和韩国的吴敏焕2段下棋时的情形，也给读者描述了韩国业余2段的那种让人惊叹的棋力。其实，在与吴先生交往过程中，我还曾与他的一位姓李的韩国朋友下过一盘棋。那位棋友据说只有业余2级级位，但是他在那盘棋中所表现出来的实力也仍然令人惊讶，因为那天由于客气我与他在分先下棋时居然差一点就输给了他。到今天写这本书的时候，说实话，我还依然怀疑这位李姓韩国棋友是否真的就是业余2级？

需要声明的是，我在此处对比分析当年的中日韩三国业余棋手的棋力只是基于自己的一种印象并出于一种好奇，想写出来与读者们分享，并无任何厚此薄彼之意。

自1993年中国首次选派真正的业余棋手孙宜国参赛并获得冠军至2016年，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所产生的23个世界业余冠军中，中国占了12个（包括中华台北詹宜典），韩国7个，日本则只有4个。这个数据也能说明部分问题。

话还是说回来吧。那天我虽然被日韩两国棋友尊封为所谓“5段”，但后来在与日本佐藤5段对弈中，我并没有占到多少便宜，相反，由于我老是想着为何被封5段这件事，比赛中有好长一段时间思想难以集中，走了不少坏着，还差点输掉了那盘棋。

具体经过且听下回分解。

文如玉

（八） 棋开得胜


作者与太太站在雪后德黑兰居所院子里，摄于1991年冬


从下午四时开始，陆续有人到濑户家来了。每拨子起码是2-3个人，都是日本人或韩国人，有的带着夫人，有的则是与同伴一起来。

此时，我能做的只是不停地或与新来者打招呼，或交换名片并稍作自我介绍，然后又被其他新来者所打断，再接着进行与刚才大致相同的礼仪循环。

来的这些人长得都差不多，黄皮肤，黑头发，一看就知道是东亚人，但初看的确很难分清是哪国人。可是，你如果看多了，只要稍微细心些，还是能大致分得清谁是日本人，谁是韩国人的。

比如，日本人大多西装革履，见人彬彬有礼，喜欢近九十度的弯腰鞠躬，姿势总很独特，而韩国人的衣着却大多比较随便，夹克衫和T恤衫为多，也有西装革履，不过韩国人的那个腰板不太柔软，礼节也多是握握手，点点头，撅撅屁股而已。

我们现代中国人似乎没有什么独特的礼节，传统的抱拳作揖礼节早已失传，新的约定俗成的礼节似乎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以前，外事手则上经常说要不卑不亢，电视或电影上的领导人似乎一个个都是笔挺地站在那里等人家外宾走向前来握手，一副天朝上国的架势。

我对此礼宾做法有点感冒，但那时也不知道如何做才更好些。所以，我也就干脆入乡随俗，照葫芦画瓢，见到日本人，他鞠躬，我也略微鞠一下躬；与韩国人见面，他握手点头哈腰，我也如法炮制。

那时，在商务活动中我见到伊朗人也是如此：他怎么做，我也就怎么做。效果也挺不错。身在异国入乡随俗，仿效他人礼仪，永远不会出错。

伊朗人见客的礼节，除了握手，其他与中日韩三国都不一样，大致有两种，一是见面时用右手掌抚着左胸，微微弯腰鞠躬，但这属于一般关系的交往。据说，世界上大多数穆斯林的礼节也大多是这样的。这是因为在使用冷兵器的古代，一个男人将一般用来抽刀拔剑的右手伸到胸前并五指分开给对方看，无疑是一种向对方表示友好的表现。

还有一种礼节则发生在关系较好的熟人或朋友之间：见面时，一方用双手搂住你，扳住你的肩膀，与你行贴面礼，即先用其左脸贴你左边脸颊，然后换右脸贴你右脸，最后再重复第一个动作：再用其左脸贴一下你的左脸。关系更好些的，贴脸时还会将嘴唇撅起来作亲吻状并发出啧啧的声音。

记住，这些与你亲吻的人都是男人，而不会是女人（西方风俗则不同。倘是较好的朋友，男女之间见面或告别时，也是这样亲吻的，不过双方可能贴得更紧些——作者注）。见到伊朗女人点头致意，口称“萨拉马来空”即可。当然，女人之间也是行这种贴面礼的。

伊朗男人的胡子似乎都很重，刮掉时，铁青一片；如没及时剃掉或者就是留胡子的，贴起脸来就很扎人。但是，你在伊朗如果遇到这事，也只能入乡随俗，没有选择。对于我的伊朗朋友，我也经常按此方式回礼。不过，那天没有一个伊朗人前来。

四点钟左右，各国参赛棋手大致来齐。根据交换名片时瞅一眼的印象，感觉日韩两国来的人中外交官与商务人员比例大致都是1：2，即还是经商者多一些。

这时，一位姓崔的韩国使馆一秘将其在一张大白纸上早已画好的一份比赛顺序名单挂在了客厅墙上。总共约有十来名参赛者，我的汉字姓名赫然其上，只是那位一块儿来的中科院吴博士名字没有列上。于是，我便与之交涉，又将其补上。日韩两国也有人被漏掉，结果又补了一两人上去。

这张表格列有中日韩三个国家的人名，但并不影响所有人按照本国语言阅读并了解含义，因为这些姓名全是汉字。而汉字，我在上一集文章中也说了，无论日本人还是韩国人都是认识并熟悉其含义的。

我根据日、韩两国姓名的规则将那些参赛人员名单大致估算了一下，日本棋手最多，约6人；韩国参赛者约5人；中方仅有我和吴仲谋博士两人，一共13人。这些人名后面大多写上了各自的业余段位，其中，有一个6段，大约4个5段，其余都是4段或3段，最低也是3段。真是段星闪烁呀。

但是这份表格上，还有两个选手的姓名后没有注明段位，那就是我和那位中科院的吴仲谋博士。奇怪的是，在将吴博士姓名补上时，不知是疏忽还是原本就知道，崔秘书并没有询问我们的段位。“没人问正好，省得尴尬。”当时，我作如是想。

韩国那位崔姓外交官是个业余4段，也是组织者之一，说话很风趣，喜欢挤眼睛，做些与其说话内容相配套的怪脸，时常让人忍俊不禁。在他的风趣的表情和挺冲的英语发音的双重作用下，大厅里开始还有的那种略显拘谨的气氛也就很快地活跃起来。他站在大厅中间用英语简约地介绍了这次比赛的三条最基本规则：

一是循环比赛，即每人都要与其他人下一盘，胜者计1分，败者无分。二是段位相差两段（含两段）以内者，让先；而相差两段以上者，则让两子；其余猜先。三是执黑者出五目半。这条规则也意味着比赛不会有平局。

他还要求所有参赛者每个周末和星期五（伊朗实行的是伊斯兰历，周末为星期四，周日即为星期五——作者注）的下午四点都到濑户先生住所继续比赛，直至每个人都与对手下完，分数最高者就是这次中日韩三国围棋争霸赛的霸主或冠军。如果到最后，还有少数对局没有进行，则未来者算弃权，但他不希望看到这种事情发生，云云。

最后，韩国崔秘书说，他代表我们这些参赛者们对日本NYK公司的首席代表——濑户先生承办这次围棋比赛表示深切的感谢和敬意。这时全场响起一阵并不很热烈的掌声。因为在崔秘书的比赛规则还没有全部介绍完时，有几个似乎原先就熟悉的参赛者就已经结成对儿找个地方下将起来。

在崔秘书宣布比赛开始没多久，吴仲谋博士也就被一位日本人邀去厮杀了。此时，客厅里有几个人站在那儿观看或聊天，没在下棋，我以为是选手，谁知走过去问后才知道那几个人都是看客。这时我有些纳闷：我该跟谁下呢？

这时，一位30来岁，身着青灰色花格子长袖衬衣，长得既英俊又敦实的年轻人走上前来用英语问道：

“你是史先生吗？”

“是呀。你是——？”我反问道。

“我姓金，大宇建设的。这是我的名片。”说着，他挺有礼貌地递上一张名片。

“哦，金先生。”我一看名片就知道他是谁了。他就是墙上挂的那张比赛表格中注明的段位最高的人——韩国金镇宇6段。

先头那位韩国的崔秘书在宣布比赛规则时，还曾专门自豪地向大家介绍说，有一位曾经获得过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第六名的围棋高手也参加了我们的这次比赛。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还不以为然，没什么感觉。可现在，这位高手就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他就是这位大名鼎鼎的金6段。

接过名片时，我心里就在想：难道我第一个对手就是他？要知道，自离开广州后的十几年来我虽然也偶尔下过几盘棋，也拿过安徽省科委系统的围棋冠军，但对手大多是业余3段2段的，几乎没与真正的高手下过棋。这下子倒好，这辈子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碰上的第一个对手就是一个世界业余围棋大赛的第六名！

但我又想：下就下吧，反正我跟这位金六段的这一仗早晚跑不掉。于是，我俩约略寒暄一下后便在大厅里找了一个棋盘棋子已放置好但还没人的比赛位置坐了下来并很快就下了起来。

或许正是这种毫不在意的想法使我与金6段对局时心静如水，或许与吴敏焕先生一年来的野战撕杀使得我对韩国人的棋路已了然于胸，或许是金先生有点儿轻敌，或许还有其它什么我不知道的原因，反正这盘棋没下多久我就占据优势了。

这次还规定，每个选手下棋前应自报自己的段位。我在与金6段对弈前自报段位时，虽也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硬着头皮腆着脸说自己是业余3段。

我本来觉得，如果自报4段，金6段只让我先，这样下棋，我心里可能会平衡些。但我转念一想，以前与韩国的吴敏焕2段下棋时已经说过自己是业余3段，而且他们都是韩国人，也不知道吴先生有没有将这情况在韩国人圈子里说出去？此时再冒充自己是4段似乎有点太夸张，而且也不大厚道吧？我当时居然作如是想。

犹豫之下，嘴巴一溜，我就不自觉地跟上次与韩国吴敏焕先生下棋时一样说出自己是3段了。但是根据那次比赛规则，既然我是3段，那跟金6段下棋后者就得让二子。后来想到这些，除了有点不好意思，还有点后悔。

那盘棋下得很快。金6段可能没意识到我对他下出的那种韩流式的贴身战法应对自如且一点儿也不感到陌生的应对意味着什么，依旧自信满满，落子很快。

我则在熟练应对他的一些韩式围棋定式变化时始终考虑并意识到了我那棋盘上多出的两颗子的先天优势（根据不完全统计的说法，围棋让两字居然相当于白棋贴10目之多——作者注），并不与之多作局地复杂的相争和厮杀。

在中盘战的一个关键之时，我做了一次形势判断，发现不算贴目，黑棋盘面仍有被让两颗子的10多目的优势，也就是说，经过几次贴身战斗，我始终保持着被让两子的优势，没有一处局部战斗吃了亏。而此时我还发现，对面的金6段则早已陷入沉思了。

他的原本走得很快的棋此时走得越来越慢。相比之下，我却越来越思路敏捷，几乎每着棋都下在正确的地方。优势愈发明显。

时间很快就到了6点钟，许多棋手早已结束比赛，开始或站或坐在那里品尝起濑户夫人准备的晚餐了。其中有不少人端着餐盘站在周围观看我们这盘棋。

这时，可能金6段也觉得倘不采取特别措施便无法挽回自己的败势了，于是他便一改以前的相对斯文的着法，连着走了好几步非常强硬但近乎无理棋的棋。其中一着也算是胜负手，即在我最大一块有很大可能成空且并无多大破绽的棋处碰子后并加以扭断，想通过连续互相打吃，制造麻烦，以寻找破空的机会。这步棋的后续变化很多，充满了未知数，弄不好对我真的会有很大风险。

对此一手棋，我仔细计算后觉得很是棘手，不管我怎么应对，对方都好像总有利用之处。在我绞尽脑汁思索时，突发奇想：不硬杀白棋而让其在我空中成活又如何？

我将这种走法在脑子里演算了一下，意外地发现，只要攻逼得当，即便白棋在我的隐空中活了，也最多活上几目棋，而我在攻逼这块棋的过程中，在外侧又将会形成一个厚势，依然有很大成空潜力，或许所得目数会更多。对我更有利的是，在这个变化后，这盘棋除了一些并不很大的官子外，双方实空应该都已定型，而金6段也将再无翻盘余地了。

想到这里，又经过一番计算后觉得可行，于是我便放手一搏，力图将白棋封住并挤到一处角落里放它成活。

结果，棋局变化正如所料：金6段在这个局部虽然破了黑棋原先可能成为实空的地盘，也活了一小块棋，但结果似乎并没有占到多少便宜，反而让我利用攻逼他白棋时形成的厚势在附近又围成了一个并不小于原先那个地盘的空，而此时，棋盘上的变化也差不多走光了。堤内损失堤外补。围棋就是这么神奇。

这一场看似激烈但我早有盘算的战斗很快就结束了。可能发现此战并不划来，其劣势可能还扩大了，而且更主要的是此时棋盘上也再无任何可争胜负之处，只剩下一些不大的官子了，金镇宇先生算了一会目数，又沉默了一会儿，便无奈地摇摇头，很绅士地在棋盘中间放下一颗子：中盘认输了。

但不知为何，在我痛快淋漓地战胜金6段的那一刻，那天的棋赛现场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我战胜了赛事段位最高的棋手，围观的那些日本人和韩国人非但没有一个人向我表示祝贺或与我握手，反而有人似乎在那里窃窃私语起来，有的人甚至还用一种有点儿异样的眼神不时看我一下。

当时的我感到氛围有些不对，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也无心去琢磨，于是便伸展一下一直紧绷着的颈脖和脊背，站起身来与表情略显沮丧的金6段握了下手，笑了笑，就走到放在大厅一角的那张放满食物和餐具的长条桌边拿起一个盘子，去挑食物吃了。

过了一会，濑户先生走过来问我食物味道如何？我说，“很好呀！寿司沾酱油吃，味道更好。夫人的厨艺很好啊！”

濑户又低声问我说，“顺便问一句，史先生，你是业余3段吗？”

“？”我心里一惊：他为何问我这个问题？我当时有点儿担心自己这个无段棋手假冒3段的事情被揭穿，但却依然故作镇静地反问道，

“是呀，怎么啦？”

“哦，没什么。可能是有人多虑了吧？”（Maybe someone worried too much.）濑户说，“不过你的棋下得真好！”

“‘多虑了’是什么意思？”我感到纳闷，可当时我没想明白，嘴上也没说出来，只是笑了一下。

说实话，战胜金6段，当时对我来说的确没有什么值得特别高兴的。我这个人性格本来就比较恬淡和腼腆，社交场合对一些事情也时常反应迟钝，加上又身处一个陌生的外国人居多的环境，语言上也不是那么方便，我即便是心里有些得意，也只是一纵即过，并没放在心上：不就是赢了一个6段吗？还是被让了二子的。有啥了不起？

所以，当濑户先生问我是不是3段并说“可能是有人多虑了”这句话时，我并没有听出此话的弦外之音，只是担心一段不名的自己于比赛前假冒报个3段是否妥当，根本没有想到这句话后面的潜台词。

后来才知道，濑户先生提醒我的那句“多虑了”的话其实是日韩方面有人认为我可能为了占便宜而故意低报了自己的实际段位，也就是说，当时有一些韩国和日本棋友在观看了我和金六段对弈并干净利索地打败他的那局棋后，可能怀疑我原本并非3段，而实际是一个5段或以上的业余高手，或者干脆就可能是一个中国的原专业棋手。

这个潜台词内容很丰富，还是到了赛事的第二回合我又去濑户先生家参加比赛时濑户先生才告诉我的。可是反应迟钝的我当时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现在看来也是足够笨的吧？

其实，当时之所以有人对我的胜利持怀疑态度并散布这种话，一个原因是因为输给我的这位韩国金6段确非等闲之辈——这位金镇宇先生曾经国内选拔赛的多轮厮杀，最后作为韩国业余棋手的两名胜利者之一代表韩国参加了1991年之前某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并获得了第六名。

可不要小看1991年之前的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第六名，因为那些年里每次比赛，都至少有三位中国的在职或去职的专业棋手参加这个业余国际围棋比赛，即中国每届派去参赛的两位专业（职业）高手以及1-2名香港棋手（也大多是大陆外流到香港的职业高段棋手，陈嘉锐先生就是如此——作者注）。

如果不算参赛的专业棋手，可以说，那时能够在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上夺得第6名的棋手，其实至少应该算是那项比赛的第3名——季军。这就是说，如将那一年那几位获得冠、亚、季军的中国职业棋手除外的话，这位金镇宇6段其实应该算是他所参加的那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的季军获得者，而不是所说的第6名了。而我却在不经意间几乎是轻而易举地完胜了他。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更是重要，那就是1991年之前，即伊朗中日韩三国外交商务人员围棋比赛那年之前的十来年，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的几乎每届比赛中国方面派出的参赛棋手都是专业棋手而非业余棋手。这种做法当年在日韩两国业余围棋界已经引发了很大的不满。

考虑到这一点，当时在场观看我和金6段下棋的日韩两国参赛人员和观众如果认为我也是冒牌业余棋手或者是高段业余棋手假冒低段棋手，似乎也情有可原。

事后我才明白，但如果将前不久，即1991年之前还多次发生的中国专业棋手以业余棋手身份参加世界业余围棋比赛并连获冠亚军甚至季军（香港棋手）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联系起来看，难怪当时在濑户先生家观看那场比赛的人在我战胜韩国金6段后都甚感惊异并怀疑我自报的业余3段段位了。

可是我对此问心无愧，因为虽然我是一个冒牌3段，但我却不是以高段冒充低段，而是以一个没有任何业余段位的中国围棋纯业余爱好者身份去冒充业余有段棋手。虽然只冒充了一个业余3段，或许也算“僭越”吧，或许做法不对（不过那时我也确实没有任何更好的选择——作者注），但总不属于如那天有的日韩棋友所怀疑的那样贪功假冒的吧。

可在当时，对于上述我被质疑的前因后果，我是什么也不明白的。不过有意思的是，此文在5年前初次发表时，有一些中国的年轻读者对此持不解态度，甚至认为那场比赛上有日韩两国棋手认为我打败金6段可能低报或假报业余段位的想法是小鸡肚肠以及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等等。

这些读者显然不了解情况，尤其是不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一段国际业余围棋历史。看来，我很有必要回顾一下上世纪的1991年之前那些年我国棋手是如何参加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的。其实那是一段说不清也道不明，甚至还有点莫名其妙的围棋史。

现在50岁以上的资深棋迷可能都知道，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与现在的不同，参赛棋手并不都是业余棋手。那时，每届比赛都有至少3-4个职业（专业）棋手以业余棋手的名义参加比赛。而且，这些非业余的职业或叫专业棋手全部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中国。

当时，中国的围棋体制虽然没有明确划分职业围棋与业余围棋的标准，但在国际上职业围棋与业余围棋之间的差别还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当时的我国的棋手中，哪些人是吃国家饭？哪些人是吃企业饭或干脆吃自己的饭的？还是一目了然的。

但不知是出于何种考虑，当时的中国围棋协会却在1991年之前举办的总共十二届的国际业余围棋锦标赛中，每次都轮流派出了国家围棋集训队的职业棋手（当时叫专业棋手）去参加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

有意思的是，当时的世界业余棋赛的组织者，或叫东道主——日本棋院和日本航空公司也不知为何，似乎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始终默许此事，居然也同意中国派专业棋手而不是真正的业余棋手参赛。专业（职业）棋手参加业余围棋比赛本身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但这是如何发生的呢？

据考证，1991年中国棋院成立之前我国曾经获得过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冠军的棋手有：1979第一届：聂卫平（聂卫平还因获得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冠军于那年当选中国十佳运动员）；1981：邵震中；1982：曹大元；1983：马晓春；1984：王群；1985：汪见虹；1986：陈嘉锐（原广东棋手，后定居香港，最后到了日本，当时是以香港棋手名义参加比赛的）；1988：张文东；1989：车泽武；1990：常昊。

其中，1980年和1987年的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我国虽然也曾分别派出若干职业棋手出战，结果均因输给同一个业余棋手——日本的今村文明而没有问鼎。（为此，我一直认为今村先生才是业余棋手的真正楷模——作者注）

由此名单可见，在1990年及以前，中国围棋协会派出参赛的中国棋手几乎全部是职业或专业棋手。在罗列这个国际业余围棋锦标赛参赛名单时，我不得不想：这是怎么回事呢？

平心而论，当时中国的围棋管理体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进行商业化运作，职业化程度并不高，主要是以组建中国围棋集训队形式运营并以中国围棋协会名义进行管理。那时中国围棋集训队的成员都是通过各类全国性的围棋比赛，如全国围棋个人赛（1957年起）、全国围棋团体锦标赛（1957年起）、全国围棋段位赛（1982年起）等赛事，从中选拔各项赛事的优胜者和潜在资质优秀的棋手组建的。

有意思的是，延续50多年的“国家队集训”模式至今备受中国围棋界推崇。我认为，该模式的最大好处就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能将各个历史时段我国最优秀的各个年龄段的围棋选手全部集中到国家队这个集中训练的组织中，在集训队总教练和教练组的统一管理下，进行系统的训练和比赛。从这种模式中也涌现了一些诸如聂卫平、马晓春和俞斌这类的高水平的棋手，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围棋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发展。

应该承认，正是凭借着这样的与计划经济相配套的国家集训队模式，中国围棋才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取得了与日本围棋进行擂台抗争且不落下风的出色成就。当然，这种举国体制性质的围棋训练模式也有其局限性，那就是缺乏围棋这一竞技艺术的市场化和商业化推动，严重束缚了围棋国手的个性发挥以及围棋的社会化普及（当年钱宇平的棋力夭折以及芮乃伟和江铸久的离国出走与此也不无关系——作者注）。到了九十年代，在推行三十多年后，这种曾给中国围棋带来荣耀的单一举国体制的中国围棋模式终于显露出疲态来了。

先是棋圣聂卫平先生棋力下滑，先后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应氏杯和富士通杯等世界大赛上功亏一篑仅拿到亚军，而中国另一围棋天才马晓春先生则在1995年突然爆发连夺东洋证券杯等两个世界冠军后，也始终受制于韩国围棋神童李昌镐，再无亮点了。

自1995年至2005年十年间，中国围棋除才品皆高、敦厚坚韧的俞斌先生在2000年获得一项LG杯世界冠军外，中国围棋被韩国围棋全面压倒，几无见树，一蹶不振。其中，中日围棋擂台赛的终结者、当年的中国围棋神童常昊先生也饱尝了国际赛事六连亚之苦。

这种被动沉闷的中国围棋态势自从上世纪1991年中国棋院成立以及1999年中国围棋协会创造性地举办了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简称围甲，后陆续举办了围乙，甚至围丙）后，才开始得到逐步的扭转。

围甲是仿效国际足球市场化运作模式，由各地企业组建围棋俱乐部，根据棋手实力和市场价格合同聘用职业棋手，采取竞争性升降级方式的一种全国性围棋团体赛事。该项赛事是中国围棋界的一项创举，为众多职业棋手提供了一个广泛参与的舞台和下高水平竞争性围棋的机会。很多棋手也从这项赛事中得到了锻炼，棋艺和棋战能力均得到大幅度地提高，逐渐扭转了中国围棋的颓势，为中国围棋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的出现，致使中国的围棋模式不再单一，既有集训队这种举国体制模式，通过集中的系统训练，从而达到强化棋手的国家信念和集体信念以及他们的斗志的目的；也有各地俱乐部参与围甲赛事的市场化运作模式，通过大幅度提高棋手的比赛强度和大幅度增加棋手的收入，以帮助他们提高棋艺并树立自己对棋手职业的那份荣誉感。

中国围棋也就在这种围棋创新体制的熏陶和刺激下开始大踏步前进了，直到2013年，中国年轻的棋手们一举包揽了全部七个仅有的世界性围棋大赛的冠军头衔。自那以后，中国围棋开始从被韩国压制的态势逐步转变为开始压制韩国围棋的态势。

而与此同时，富养成习的日本围棋则始终未能通过改革追赶上中韩围棋发展的步伐。这是中国围棋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事，对此围棋繁荣盛况，中国围棋协会功不可没。

由上历史分析可见，推出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的中国围棋协会对中国围棋的恢复与发展贡献很大，这无可置疑。但同样无可置疑的是，中国围棋协会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连续十多年派遣专业棋手以业余棋手身份参加国际业余围棋锦标赛的做法不能不说是一个污点。

有人可能会说，当时中国围棋的职业和业余划分并不是十分清楚，围棋商业化发展不够，中国围棋职业化当时还无从说起，加上当时国际比赛很少，棋手缺乏国际赛事历练不利于棋艺的提高。所以应该体谅一下。

如果职业棋手意味着注册制和主要收入来源商业化的话，我认可当时中国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职业棋手的说法。但所有那些参赛的中国棋手由于参加了国家集训队，有编制（很多人有）、工资和津贴，本职工作就是下围棋，虽然缺少一个商业化收入来源，但至少也算是专业棋手吧。

那什么叫业余棋手呢？按照一般解释，就是指工作时间以外和本业之外下围棋，依靠本业而不是下围棋获得收入养活自己，同时也并非将围棋作为工作目标的人。这样看，业余棋手显然是非专业的，更不是职业的。

至于参赛是为了增加国际赛事锻炼机会以提高棋力的说法则更是站不住脚。且不说中国所有参加世界围棋锦标赛的棋手均早已被中国围棋协会授予专业段位，也不说1984年经日本NEC（日本电气集团）赞助就已开打了中日围棋擂台赛，我们只说一下从1964年开始一直举办到1991年的每年一次的中日围棋对抗赛吧。

中日两国几乎每年都互派由若干职业棋手组成的围棋代表团到对方国家参加中日围棋对抗赛这项围棋赛事。比如，聂卫平先生从1974年起就在这个赛事上连续打败过宫本直毅九段（1974年）、高川秀格九段（1975）以及藤泽修行九段与石田芳夫九段（1976）等日本的一流或超一流的棋手。可到了1979年聂先生却被中国围棋协会当作业余棋手派去参加日本棋院和日本航空公司举办的第一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并最终获得了冠军。这能说的过去吗？

因此，无论怎么解释，当年中国围棋协会一再地坚持派遣中国围棋集训队的棋手去参加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都仍然是不妥当的。

另外，中国围棋的职业化其实早已开始了。首先，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围棋协会就开始授予专业段位了。如陈祖德1962年获授专业五段，王汝南先生则是1964年获授专业二段。1982年文革后中国又一次开始实行围棋段位制，当时确定为专业九段的有四人：陈祖德、聂卫平、马晓春和吴淞笙。还有一些棋手分别被确定为专业八段、七段和五、六段等。然后每年都有升段赛。

可以说，几乎所有被派遣参加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并获得冠亚军的中国棋手都有中国围棋协会授予的专业段位而不是业余段位，而且还是专业高段棋手，都从相关围棋机构领取一份工资和津贴。

其次，当年中国围棋的商业化运作虽然市场化程度不高但也早已开始。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国新体育杯围棋赛。新体育杯围棋赛是我国第一个新闻棋战，由中国围棋协会与《新体育》杂志社联合举办，自1979年开始举办第一届，至1993年初结束，共举行了14届。第九届起模仿日本围棋本因坊等三大赛事，采用循环圈赛选拔，循环圈内的人数随时可变。一般在10人左右。

我们也可以说，新体育杯围棋赛这个中国第一个新闻棋战1991年之前产生的所有冠亚季军，除程晓流和常振明先生等极少数人之外，也几乎全都被当作业余棋手派去参加过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并获得过冠亚军。

对于中国的这种以专业棋手当作业余棋手去参加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的做法，日本和韩国的业余棋手多年来一直多有抱怨。韩国媒体迄今仍然不时地拿此事说事并指责中国的这一做法不厚道。

比如，韩国李洪烈七段（后已升为九段——作者注）就曾发文说，“非常遗憾的是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举办近30年来，韩国棋手却无法取得像职业棋手在世界棋战中那样的优异成绩。在过去的27届中，中国冠军数最多，15个……此外，中国香港棋手也曾获得过一次冠军。韩国棋手在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中的成绩之所以如此低迷，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然后，他在文章中自问自答地说，“首先，中国棋手的‘身份’问题。第1届聂卫平、第3届邵震中、第4届曹大元、第5届马晓春、第6届王群、第10届张文东等，他们都是当时国内的最高水平棋手。第一次参赛就获得了冠军。”

更让国人难堪的是，李洪烈先生接着又说，“1982年，中国建立了职业制度。但是，直到职业和业余区分开后，中国仍然派职业棋手参加比赛。”（摘自李洪烈《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的虚与实》，《围棋天地》2006年第13期——作者注）

李先生批评中国围棋界这种弄虚作假时的用词和语气是平和而坦然的，但此文中反映出来的那种对当年中国围棋协会那一弄虚作假做法的深切指责却让人读后如芒在背，顿生羞愧。因为中国围棋协会长时间坚持这么做对中国之外的所有其它国家的真正业余棋手显然是不公平的。而且，中国围棋自己的尊严又在哪里呢？

1991年10月24日中国棋院成立，陈祖德先生任院长，王汝南先生任副院长。可喜的是，自那以后，中国再也没有选派职业棋手参加这项比赛，而是派出当年晚报杯全国业余围棋锦标赛的冠军去代表中国参赛。这是值得称赞的纠错之举，也在很大程度上挽回了中国围棋失落已久的尊严。

最初几年，中国业余强豪还略显稚嫩，难敌今村文明、菊池康郎等日本传统业余高手。1993年，孙宜国7段改写了历史，首次以业余棋手身份夺得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冠军，也将中国围棋这不那么光彩的一页好不容易地翻了过去。

围棋，中华文化的四艺之一。四艺之艺德，乃君子之人品也。可以说，富有禅味的围棋是自省的艺术。在围棋上来不得半点虚假的东西。本文将这个中国围棋史上不光彩的历史问题拎出来分析一通，目的非他而在此也。

经濑户先生的提醒，又联想到过去十年里发生的那段中国围棋历史，我后来才突然醒悟过来，原来那天在现场的众多日韩两国棋手和观众对我在被让两子情况下轻松战胜韩国的金镇宇6段持怀疑态度的根子就在这里：

我这个自报的“业余3段”或许与参加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的那些中国专业棋手一样，也是一位来自中国的“专业棋手”！只是我自己浑然不知也。

不过，这一盘赢棋尽管引发了诸多疑问，好在棋赛依旧正常进行。对我个人而言，这盘胜棋也非常关键。因为金6段自遇到我这个苦手并输了那盘棋之后，与我一样也是一路披靡，就再没有输过棋。

有趣的是，那次比赛在进行到第四个回合，也即那年12月中旬某天时，随着我后来的连战连捷，那场赛事的几乎所有参赛者居然不再认可我自报的“业余3段”而非要硬封我为“业余5段”了（看来他们还没有完全从那种怀疑的心理状态中走出来——作者注）。或许他们最终也认可了我的业余身份，但要想在中日韩三国参赛者之间保持一个平衡而不得不为之吧？真令人意外！

说句老实话，在那次比赛的整个过程中，无论是赛前还是赛后，甚至直到比赛结束，我都一点儿也没有想过自己会得冠军，更没有想到随着我的连续取胜，我这个中国的围棋无段爱好者后来竟然还会被日、韩两国棋友们硬封为业余5段（详见后续文章）。这真叫无心插柳柳成荫。

不管怎么说，与韩国大宇建设株式会社金镇宇6段的这盘胜棋实际上为我奠定了在第一届中日韩三国伊朗围棋比赛上获得冠军的基础，也开启了我在伊朗蝉联该赛事冠军的真刀实枪的征战历程，并演绎出了一个终身难忘的围棋故事，直至1993年春我离开伊朗。

文如玉

（七） 棋赛前奏


作者与太太在德黑兰自由纪念塔前，摄于1991年初秋

1991年的秋天，伊朗的天气明媚而凉爽，是休假旅游的好季节。中国驻伊朗大使馆组团到著名的到处有名胜古迹的位于伊朗中部的伊斯法罕和设拉子等地去参观访问，有的中国公司代表乘此机会随团旅游。大使馆也邀请了我，可是由于工作太忙，我虽然十分想去，却因手头工作较多，一时无法成行，就婉拒了。

不过事后看，幸亏那次我没有随大使馆组的团去伊朗南部旅游，否则也可能就没有后续发生的那些我参加中日韩三国驻伊朗外交商务人员围棋比赛的故事了。

那段时间，我的确很忙。我在伊朗谈判签订的两个水坝的设计咨询项目合同刚开始实施。这两个项目具体由水利部治淮委员会负责实施（项目组长为原水利部治淮委员会副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谭福甲先生。谭先生身材高大，业务纯熟，为人谦和，是我国水利界的一位资深专家，曾在淮河流域行蓄洪区建设和管理上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年已有93岁——作者注），从国内新来了一些专家和工程师，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事宜需要与伊方洽谈安排。

另外，我又正在与联合国发展署（UNDP）驻伊朗办事处以及伊朗能源部议标洽谈由前者出资援助的德黑兰供水项目的设计审查项目。该供水项目是由一家德国咨询公司设计的，但是审查他们设计的项目却最终由我公司中标。后来该设计审查项目由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负责实施（该项目组长为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的谷兆祺教授（1931-2018）。谷兆祺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水利水电和岩土工程学专家，学术和实践成就颇丰，在清华教学数十年，门下弟子遍及国内外——作者注），也随之而来了一些清华大学的教授、副教授以及一批年轻的博士和硕士生们。

我当时正在与伊朗政府相关部门洽谈的上亿美元项目还有伊斯法罕的高炉锰铁项目（国内合作伙伴马鞍山钢铁公司）和位于幼发拉底河入海口与伊拉克交界处的胡泽斯坦省阿瓦士钢厂连铸车间改造项目（国内合作伙伴是首都钢铁公司）以及另一个初步洽谈的石墨电极项目（因各种原因，直到2002年，即当时我首开谈判的12年后这个大型项目才开始进入付诸实施阶段，但后来又不知为何没有实施下去——作者注）等大型经济合作项目。

还有，由于后来联合国同意伊朗出口部分石油解决其民生问题，石油价格又因伊拉克侵占科威特被制裁而不断上涨，伊朗美元多了，又可以用美元现汇代替原来的石油支付了。为此，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派团来伊洽商对华项目工程款支付方式的问题。我公司因涉及其中，也需参加相关谈判并与伊朗合作方讨论修改原合同用石油支付条款改为现汇支付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放弃那么好的旅游机会，留守德黑兰，也是我当时唯一可做的选择。不过第二年初，我和太太还是去伊朗南部的设拉子和波斯波利斯游览了。

根据当时伊朗公布的经济发展五年计划，该国一共拟上马30个水利工程项目。经过努力，也出于中伊之间一直良好的双边关系，我司先后中标并承揽了其中5个工程项目的设计和勘探项目，其中卡尔赫河零号水坝项目也是伊朗最大的水坝项目。也就是说，列入伊朗那个五年计划的全部水利项目中，我公司介入其六分之一。可见，我司当时在伊朗水利工程领域的影响之大。

（伊朗卡尔赫河零号坝设计咨询项目负责人是原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当年的安徽省水利水电勘探设计院院长胡家博先生，他在中国开拓伊朗水利水电市场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今年已有92岁了。他是黄万里先生的学生，当年曾为其师鸣不平而被打成右派，文革后平反。他的传奇经历我在《伊朗杂记》系列文章以及《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中均有详细介绍——作者注）



胡家博先生与作者正在签署一份有关伊朗某水利工程设计咨询项目合同，摄于1991年初秋

据说，那时我公司在伊朗承接的水坝设计咨询项目是我国对外经济合作历史上第一批软技术输出项目，也叫技术出口项目。为此，当时的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对我公司的项目非常重视并给予了很大支持。在中央政府的鼓励和协调下，我公司得以与国内的许多第一流的中央和地方的水利水电设计勘探机构合作，派出了一批又一批国内一流水平的水利专家和学者到伊朗工作。可以说，这些专家和学者也代表了我国当时水利水电设计领域里的最高水平。他们精湛的技术和良好的服务在伊朗水利界赢得了很好的口碑。这些也为我国公司后来在伊朗其他工业、交通和市政工程市场的进一步开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的市场选择还有很大的局限性。中国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相对落后，而西方国家的技术和管理的门槛（即非贸易壁垒）则相对较高。中国公司要想在货币多是硬通货的欧美国家承揽工程项目几无可能（因我国迄今没有加入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议（GPA），现在这种情况仍没有多大改善——作者注）。但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又都缺外汇，本国货币币值不稳，贬值很快，其工程市场对我国显然没有吸引力。因此，当时可以为中国赚取较多外汇的国际工程市场并不多，除了香港之外，主要还是中东地区富有石油资源的伊朗和伊拉克。

伊朗和伊拉克一直与中国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关系，也都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和较高的石油开采能力，因此不存在外汇支付能力的问题。所以，中国公司走出国门后的外经市场主要就是这两个国家。但1990年后，因伊拉克侵略并占领科威特，遭到国际上全面封锁和制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须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也不能不从伊拉克撤出所有项目及其施工力量，一下子就损失了上百亿美元（包括大量遗弃的固定资产及未付款）。这么一来，伊拉克市场也就完了。伊朗市场便成了中国在中东地区的一块硕果仅存的风水宝地。

当然，对于中国而言，伊朗市场的重要性也就更加突出了。那时，中国政府代表团，从国家领导人到国务院各部委，从外经贸部门负责人到军工部门和国有银行头儿访问伊朗络绎不绝。我驻伊经商处则抓紧对伊朗的经贸政策调整和变化进行深入研究，以提出相应的对策。

我还记得曾看过一份由时驻伊经商处二秘王超先生主笔撰写的有关当年伊朗经贸政策及其调整和变化的研究报告。那份报告从伊朗政治、经济、金融和贸易等各方面进行分析，数据详实，论证严密，提出的若干对策针对性强，行之有效，对我们公司在伊朗的市场拓展工作很有帮助，估计这份报告对于促进那时的中国对伊经贸发挥过很大的作用（王超先生后来历任商务部司长、部长助理和副部长、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今年又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外交委员会副主任兼大会发言人——作者注）。

那段时间我忙得几乎都是连轴转的。好在我太太那年春天即已到德黑兰，饮食起居以及生活琐事都由她包干，无须自己再烦神，我可以集中精力去忙于自己的工作。当然，此时的围棋却下得少多了。

那次大使馆组织的秋季旅游的确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因为准备去的那两个城市——伊斯法罕和设拉子都曾作为古波斯的首都，拥有数不尽的名胜古迹。不过，也亏好我没有跟随大使馆组织的秋季旅游团出行。否则，后来历史所演绎出来的那场有声有色的中日韩三国围棋伊朗争霸赛也就没有我这个主角了。如果那样，也许就不会有本书所介绍的那些有声有色也有趣的围棋故事，当然也就不会有本书问世了。倘如此，那岂不是太遗憾了？

那年11月中旬的一天，也就是驻伊使馆旅游团刚刚上路之际，我在办事处突然接到一位自称是日本驻伊朗使馆官员的电话（其姓名已经忘却），说是他们准备在德黑兰发起并举办一次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三国外交和商务人员围棋比赛，务必请我和其他围棋水平较高的中国人，如果有的话，代表中国莅临参加，云云，并详细告知了这次围棋比赛的时间和地点等。

放下电话后，我感到很是纳闷：日本人又是怎么知道我会下围棋的呢？事后我曾向周围朋友和熟人打听过此事，没人知道答案。我也征询过那位韩国棋友——吴敏焕先生，令我不解的是他竟然还不知道有这么个比赛的事儿（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比赛组织者考虑到参赛人员可能太多不好组织，于是便确定只有业余3段及以上段位的人才能获准参加。很遗憾，吴敏焕先生当时只是一个业余2段，所以韩方没有通知他，他也始终没有参加——作者注）。

其实，我也是直到十多年后的2005年才搞清楚这个问题。那次，我与时任中国驻伊朗经济商务处（原经济参赞处和商务参赞处已合并）参赞路长金先生谈及当年伊朗的三国围棋争霸赛及夺冠一事时，他才告诉我，当初是他向日本人推荐我的。当然，这是后话了。

不过，这项赛事虽然邀请了我，可我并没有业余段位，显然也不符合这次比赛组织者的参赛标准，那当年我又为什么被日韩两方获准参赛了呢？这个疑问，迄今没有答案。

路长金先生个子较高，皮肤黝黑，但为人十分热情随和，时任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商务处一等秘书。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他就开始在伊朗工作生活了，对中国与伊朗的经济贸易合作了如指掌并为此做出过巨大贡献，也是中国与伊朗经贸领域里的一位难得的伊朗通。

本世纪初，在路长金先生任中国驻伊朗经济商务参赞期间中国与伊朗经济合作与贸易往来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与发展，不仅在石油化工、钢铁、有色金属、水利水电等传统工业领域，就是在电子通讯、航空技术、汽车和重型汽车以及成套地铁机组等现代交通运输领域，中国技术出口伊朗也都有突破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的进步。前些年，路先生从驻伊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岗位上退休时，中国与伊朗的经济合作和贸易额已经高达近400亿美元，几乎是二十多年前的50倍。

特别值得一书的是，路长金先生其实也会下围棋，而且还下得挺不错。可惜的是，不知为何当时没有与我下过。2015年我出版那本《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邀请路先生为此书作序（此书还有一个序言是中国围棋队总教练俞斌先生所作——作者注）时才知道，他当年其实也是这两届中日韩三国伊朗围棋争霸赛代表中方的组织者之一。我的好几场比赛路先生都去现场观摩了，还拍了一张弥足珍贵的我与韩国业余六段金镇宇先生正在对局时的照片。（这张照片以及那两篇同样弥足珍贵的序言后面适当时候再挂吧——作者注）。

前不久我去北京，王超、赵力平夫妇请我和太太吃饭，路长金和我的另外两位老友也应邀作陪。那是一次分别三十年后的再聚，十分难得，也十分高兴。我们都老了，可友情还在，而且历久弥新。时间证明了这一切。我还吟哦了一首七绝《赠友》以记之，诗云：

今日相逢乐在兹，波斯忆旧月明时。

虽嗟俱向尘中老，天与风情自可期。

这首诗在公众号上发表一个月后读者已经过万。

接到日本大使馆那位外交官电话的那个周末的下午两点，我开着我那辆深红色的挂着外交公务牌照的本田雅阁（Accord）汽车，载着本文第四集《棋逢对手》中提及的那位中科院的吴仲谋博士和我太太一起按约准时来到通知所说的地址。

那是一间别墅，位于我们所住的那个米尔达玛德大街（Mirdamad）纳夫特（Naft）街区西边约2-3公里外的一处可能叫沙黑德（shahid）的街区。那个街区也属于富人区，有许多很漂亮的别墅和公寓建筑。我找到地方后，在几位德黑兰交警帮助下把车停在别墅院门口的路边（后得知日本驻伊大使馆已将要在那个地方举办一场国际围棋比赛的情况事先照会通知了伊朗方面，现场才有警察协助维持秩序——作者注），然后几人一起走进一个大门敞开着的院落。

这个院子不算太大，但植有许多高耸挺拔的胡杨树和意大利杨树。由于已是深秋，杨树的叶子已然变黄，且开始飘落，院子里地上一层树叶，被下午西斜的阳光映照着，黄澄透亮的一片，煞是好看。

别墅的主人是一位姓濑户的日本人，五十多岁，是日本最大的海运公司——NYK（日本邮船株式会社）驻伊朗首席代表。濑户先生的夫人也在，那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妇人。我们被迎进客厅里坐下后，才发现，比赛场地已经布置好了：这栋别墅内部装修比较简朴，略显陈旧，看来有些日子了，房子也不那么高大，但面积不小，感觉也比较舒适，有大小两个客厅。

大客厅足有一百平方米，好几对大小不一的沙发一路排对放在好几张大波斯地毯上，形成了几个小比赛区。沙发之间是一排间隔开的茶几，每个茶几上都放有一块木制棋盘及其配套的两盒日式的两面尖的围棋子（本蛤基石）。还有2个崭新的日式榧木棋墩放在小客厅里，棋墩两侧除了放有棋子外，还备有两个厚厚的蒲团，看来是专门为那些喜欢盘腿下棋者准备的。

在客厅靠近厨房的一侧，放有一张长形条桌，上面放满了各种茶水、水果和饮料及其饮具。看来日方和濑户先生早已是万事具备，只欠围棋比赛开始这个东风了。

日本一直是伊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尤其在石油开发和贸易领域。伊朗是个石油大国，出口量占世界第二。两伊战争一结束，日本几乎所有的大型跨国公司都已经进入伊朗，力图在战后的伊朗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日本公司在伊朗主要在石油、天然气以及石油化工等方面寻找与伊朗合作机会，以解决其历来存在的能源短缺问题。

如果我不参加这次围棋比赛，还很难感受到这一点。因为以后比赛中与我下棋的那些日本业余高段位的棋手中有不少是日本知名大企业的代表和高级雇员，甚至还有一些是平时在公开场合难得见上一面的日本跨国公司的大老板们。

那天我们去濑户先生家下棋去得早了一些。因为去了以后我才得知，这次围棋比赛的时间更改了，从下午两点改为下午四点，但我并没有得到通知。尽管如此，这两个小时我们还是很愉快地度过了。因为在我们与濑户先生谈论此次比赛事宜时，我太太居然也没闲着。尽管语言不通，她和濑户夫人两个人在隔壁那个客厅里交流得比我们还热火：叽里咕噜的日语和汉语之中还夹杂着不少笑声。

晚上回去后我问我太太，“你和濑户夫人在谈些什么？”

“什么都谈。”她说。

“她会英语吗？”

“好像不会。”

“那你也不懂日语，你们怎么谈呢？”我很奇怪。

“写汉字呗！”我太太满不在乎地把一大张汉字写得满满当当的纸张递给我看。

这张B4打印纸上写有两种不同的笔迹，都用繁体字或简体字写着有关天文地理、历史哲学以及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短语和词汇，甚至还写有好几首不是我太太的笔迹、但是用工整的楷书笔锋写下的中国的唐诗！（我记得其中一首是日本人非常喜欢的张继的《枫桥夜泊》）。见此，我心里暗自叹服：这位濑户夫人竟然是个中国文化迷。

以后的三国围棋比赛每次都是在濑户先生的别墅里举行。每当濑户夫人与其带去伊朗的菲律宾女佣为参赛棋手们准备饭菜时（濑户先生曾说他原先曾在菲律宾待过一段时间），我太太只要在场也都去厨房帮忙。她与濑户夫人仍然借助于写汉字进行交流，并且向她学习日本料理。

可见，日本人与中国人交流，语言不通，但文字却很通，只要两人认字且有笔有纸就行。其实，日文中除了假名和外来语之外，原本就使用有1000多个汉字，现在又增加到2131个汉字（1981年日本推出的常用汉字为1945个，2009年初日本的文化审议会又审议通过了一个新常用汉字表，删除了5个不常用的汉字，但增加了191个新汉字——作者注）。

另外，日本人不仅使用汉字，而且，他们还在使用汉字的过程中自己创造了不少汉字。这些汉字原来我国是没有的，而是日本人根据其需要创造出来的。比如“畑”这个字，字面是火田，意思却是旱地，就是日本人的创造。还有一些由日本人创造的汉字反过来又被中国人再引进来广泛使用了，如“腺”这个汉字目前就广泛被国人使用，像“淋巴腺”和“甲状腺”等。你不用吧，还真不好办。

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先于中国接触先进的西方文化，需要增加一些全新的汉字加以表述，以更好地消化吸收之。但那时的中国还闭关自守，沉醉在夜郎自大的迷梦之中，日本人依靠不上，于是干脆就不打招呼自行创造了不少日本汉字。我们现在使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学方面的大量汉字词汇其实都是日本人利用汉字创设的。这么做其实是日本在继承基础上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域外的发扬和光大，非常值得国人肯定。

我在前一集说过，围棋发展好的都是保留了汉字的国家，而凡是废除了汉字的国家围棋都不行。有读者对此说法似乎有疑问。其实，其实不仅朝鲜，越南也是一个废除汉字后围棋也不行了的国家。

越南古代是穿汉服写汉字的，他们把历史上被中国统治的时期叫做北属时期。汉字于公元1世纪东汉时期传入越南。13世纪越南人曾试着仿效汉字创造出自己的形声字，也叫“喃字”。与我国壮族历史上的壮字很相近。

其实很多喃字（约占70-80%）也就是汉字，直接借用过来，一个笔画也没改动。其余的喃字主要是为了给当地土语人名、地名等注音用的，多用会意或形声法改造汉字而成。但是由于普及程度不够，且不为大多数越南士人所重视（越南史上尊称汉字为“儒字”，即可见一斑），汉字仍是越南人的主要书写文字。

一百多年前，在法国殖民期间，越南引入和使用法语及其语法和拉丁字母，但汉字还是大量使用在文献之中。1945年，越南独立后废除了汉字，使用拼音文字，现在的越南文字已经看不出汉字的痕迹了。越南去汉字化之后，由于语法、语音、语调和语义等历史原因一时改不过来，仍然单纯地将汉字用拼音进行标注。

在东亚的中华文化圈里，越南推行去汉字化最早也最彻底，结果到现在却几乎与非洲和拉美国家一样，竟然没有几个人会下围棋。这与保留了汉字和汉字文化、同时也是围棋大国的日本和韩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从反面衬托出汉字文化与围棋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地密切。

日文汉字的含义与中文汉字的含义大致相符，有的如果按照“音读”（日文汉字的一种发音方法），连读音也差别不大，甚至比国内的某些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别还要小。因此，大多数日本人，只要岁数稍大一些，都会写繁体汉字，其中不少人更会背一些唐诗宋词，甚至会用汉字写诗。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日本研修时接触到的几位日本中央政府中层官员似乎都会背上几句中国唐诗。那次我去东京附近茨城县水户市一户农民家访问，曾应邀给那位老农用毛笔书写了一副对联：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在场的几位日本人居然都知道那是中国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句！

在日本用汉字写的诗也叫“汉诗”，是一种遵从汉诗格律用韵的诗歌形式，不仅包括讲究格律的律诗和绝句，也包括古风和乐府诗。年龄稍长的日本人大多是能够看懂中国文言文的，但是他们不会按照中文的读法读。他们写汉诗也是一样，虽然是按照汉语的平仄格律来写的，但是却是按照日文的“训读”（一种会意读音法，发音与汉字发音差别较大），而不是“音读”方式来读的，所以那些汉诗虽然按照规则合辙押韵，但日本人读出来却大多没有汉字诗歌的那种奇妙的韵味了。

我在日本研修工作期间曾听过一位日本朋友用日语的训读方式吟诵中国的一首唐诗。看得出他读得感情丰富，诵得抑扬顿挫，但我根本没有听懂，一句诗七个字，而我听到的音节却至少有十多个。

说到这里再说一下韩国。自2005年韩国恢复使用汉字以来，不仅中老年人，就是一些年轻人也在努力学习汉语和汉文字。据说，现在韩国棋院的几乎所有年轻人都在学习汉语。韩国人也越来越认识到，东亚地区的传统、文化和知识是以汉字为基础形成的，汉字是其根源。韩国文化离开汉字就像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会逐渐枯竭的。

事实上，无论从历史、地缘还是血缘上，朝鲜半岛与华夏民族都有着天然的联系。从汉代起每逢中国内乱，改朝换代，都有大量汉族移民移居到朝鲜半岛，也一并传入了汉文化（也有考证说从周朝灭商起，被打败的商朝遗族之一部就开始移民朝鲜半岛和日本了）。此后近两千年，汉字就一直是朝鲜半岛的官方文字。韩国几乎所有的历史文献全部是用汉字记载的。

直到19世纪末，韩国自己的文字——韩文还被叫做“谚文”，也就是“农村（乡下）人的文字”的意思，长期被认为是二流文字。因为那时的正规文书和官方文件是一定得用汉字书写的。

其实相对于日本人，韩国人受汉文化影响更深。连韩国人的姓氏也大多出于中国的百家姓谱。韩国恢复使用汉字其实是中国的汉文化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可以预见，未来不久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经贸关系的加深和密切，汉字文化还将不可避免地在东南亚地区进一步普及。

作为四艺之一的围棋同样是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相信，随着汉字文化全球化速度的加快，围棋也必将在世界上普及起来。

濑户先生待人也很热情，见我抽烟（我回国3年后就戒烟了），就拿出一个较大的做工漂亮的木匣子，打开盖子，里面是一排印刷精美的铝管包装的古巴Cohiba牌雪茄，请我随便抽。于是我便拿出一支，点着抽了起来。

那时，我抽烟喜欢味凶的，对国内的烤烟型香烟不感兴趣，只抽混合型的，而且特别喜欢抽那种虽然廉价但添加有部分土耳其莫合烟草的骆驼牌香烟（Camel），觉得这烟过瘾。骆驼烟当时并不好买，在德黑兰也一样，所以每次看到超市里有卖，一般都买上一箱（20条）放家里慢慢抽。

我很少抽雪茄，所以也不大懂雪茄烟的好坏，当时反正觉得濑户先生提供的这种牌子的雪茄吸起来比较醇厚，比当时国内出品的只要几块钱一盒的辛辣的雪茄烟要清淡得多。后来我才知道，Cohiba这个牌子的古巴雪茄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雪茄之一，价钱也贵得惊人，就那一支雪茄的价钱估计就要抵上我抽一个月的烟量——3条骆驼牌香烟的价格了！

濑户先生英语很好，我也会一点儿日语；他到过中国，非常喜欢和崇拜中国文化（从濑户夫人如此熟悉汉诗即可见一斑），我也去过日本，知道一些日本的风土人情，也会一点儿简单日语口语（我当年的日语文字翻译能力还可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曾翻译过数十篇科技文献。那时我还曾与一位精通日语的老先生合著了一本《科技日语翻译技巧》书稿，已列入安徽某出版社出版计划，可惜因故未能出版——作者注），所以我们交谈起来很是融洽，而且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叙谈一段时间后，我终于搞明白了有关创办这次中日韩三国围棋比赛的大致情况了。

据濑户先生介绍，日本当时派驻伊朗的外交人员很多，足有上百人。日本各公司派来伊朗经商的商务人员那就更多了。这些人中不少人都会下围棋，而且水平不低。在驻伊朗的各国外交使团活动中，因人种和文化原因，中、日、韩三国的外交官来往比较频繁和密切。

虽然中国的外交官中围棋下得好的不多（前文提到的中国驻伊朗经济参赞路长金先生就会下），但许多日本和韩国的外交官却都是棋迷，有的还拥有各自国家棋院授予的高低不等的业余段位。因此，这些外交官们只要碰在一起，就像英国人碰到一起必然要谈论天气一样，往往会谈论起一个各自都很感兴趣的话题——围棋。

而且，只要一谈到围棋，他们又必然会谈到诸如哪个国家围棋最强大，哪个国家的哪个棋手最厉害，在世界上谁的围棋水平最高之类的话题。谈到这类话题，人们都自然会说自己国家的围棋好，自己国家的棋手强等等。不过话说回来，那时的中、日、韩三国围棋水平的高低还不像后来那么明显，一是国际围棋比赛少，二是各国冠军头衔的多寡似乎也没有拉开距离。结果，这类讨论和争辩自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谁也不服谁。

1991年时，中、日、韩三国在国际围棋棋坛上的霸主之争刚刚开始。那年，富士通杯已举办了四届，第二届应氏杯也正在筹备中，韩国则于那年底将第三届东洋证券杯改为国际围棋大赛。中国那时虽然还没有一个世界冠军，但韩国也只有曹薰铉一人于1988年获得过应氏杯（那年年方15岁的围棋神童李昌镐也是于第二年，即1992年获得国际化后的东洋证券杯冠军后才开始横扫国际棋坛的），而当时似乎最强大的日本也不过在富士通杯这一个赛事上连获冠军。

不过，日本这几个世界冠军都是由一个当时在其国内棋战中成绩并不那么辉煌的日本人——武宫正树九段获得，似乎并不具很强的代表性。所以说，那时的中日韩三国棋迷如争论哪国围棋水平最高是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

日本人的围棋大国的情结根深蒂固。当时的加藤正夫、小林光一、赵治勋以及武宫正树等，现在看来虽然都已过气，但哪一个当年不是声名显赫的超一流大棋士？所以，那时的日本人谈围棋还是很有资格自傲的。

韩国人底气的理由也很充足。比如，他们的曹熏铉3年前在番棋中击败了中国当时因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连胜11局并被中国围棋协会封为棋圣的聂卫平，拿到了当时冠军奖金最高（40万美金）的首届应氏杯冠军，而且这还是通过最能看出真实棋艺水平的番棋赛决出胜负的。不仅如此，韩国那时还拥有一位自吴清源以来最让国际棋坛惊叹不已的围棋天才——李昌镐。

另外，虽然围棋是他们之间进行民间交往的一个重要的纽带，但中、日、韩三国之间历史上的龃龉也不少。所以，他们之间，特别是日本人和韩国人之间，在谈论围棋话题时，开开玩笑，互相贬低，说对方水平不如自己国家，似乎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情。由于这些话大多缺乏数据支持，说得多了，有人自然会不服气。拌起嘴来也没什么意思，还会让人感到厌烦。

这时，便有好事者提议今后各方就不要再练那些天桥把式——嘴上功夫了，还是在伊朗就地举办一个高等级的中、日、韩三国围棋比赛，看看到底是哪一国的业余围棋水平最高。让比赛来说明问题，岂不最好？这一提议最合情理，也最切乎实际，所以一经问世，就得到了日本和韩国两国驻伊朗大使馆的支持，再加上两国一些大公司代表的推波助澜，最终便成为了现实。

濑户先生就是那些推波助澜者中的一个。他去过许多国家，喜欢旅游，爱好围棋，天生好客。在没有举办这次比赛前，濑户先生在德黑兰的家也经常是日本棋迷的聚会场所。濑户夫人很能干，烹调手艺也很好，准备这类大型聚会的餐饮的经验看来很丰富。所以，当听到这么一个消息时，濑户先生便主动请缨，极力邀请，千方百计地想把棋赛揽到自己家里来办。

可遗憾的是，濑户先生自己只是业余2段，按照比赛条件，他是不能参加的。但他说，比赛对他无所谓，他只要能找机会与那些比赛时暂还没有棋下的中、日、韩三国业余高手们下下棋，也就很满足了。真是一个好老头。

在濑户先生的努力下，最后，棋赛的组织者——日本和韩国使馆的两个外交官，终于满足了他的要求，把比赛场地放在了他在德黑兰的住所。得知这个消息，濑户先生很高兴，为此，他专门要其属下从日本采购了好几副棋具，包括那两个榧木棋墩，空运至德黑兰。

由于另一个围棋大国——中国的存在，当日本人和韩国人考虑组织一场围棋比赛以决出谁是伊朗围棋的最强者时，他们就不能不想到他们还有一个对手需要考虑进来，这个对手就是中国人。他们知道，如果举办一场国际围棋比赛而没有中国人参加，那么这就不可能叫国际比赛，最多是一场两国对抗赛而已。

于是，他们又一起去找中国方面商量这事。结果找到了路长金先生，而路长金就推荐了我。他早已听说我的围棋下得很好，但他不知道我有无段位，也忘记了问我是否业余3段。估计他只是告诉比赛组织者，说我的围棋是在德黑兰的中国人中下得最好的。结果，我就这么被邀请去了。

当我到濑户家后得知只有业余3段段位的人才能参加比赛时，已经没有退路，只好继续硬着头皮假冒3段了。事后我还想，如果一开始就告诉我那个必须是业余3段的参赛条件摆出来，我想我会很自觉，或许是不会去凑这个热闹参加比赛的。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中、日、韩三国围棋伊朗争霸赛的举办以及我被邀请参赛的背景以及本集题目所说的棋赛前奏。

众所周知，中国是围棋的生母，其围棋底蕴，也叫围棋文化的土壤最深厚。日本则因其于最近200年里将围棋技艺发扬光大，且多年来又肯花大钱在世界上不遗余力地宣传和推广围棋，似乎很有资格说它是围棋的养母。韩国则是围棋的后起之秀。

应氏杯到手后，韩国举国狂欢，也引发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围棋热。据说曹薰铉先生夺冠两年后，韩国就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即上千万人开始学习下围棋。这使得韩国的围棋人才大量涌现，几乎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就猛然跳上了国际围棋竞技大舞台，开始与传统的围棋大国——中国和日本并肩决斗，进行围棋争霸。可以说，那时的韩国还真有点围棋暴发户的味道啊！

这样的三个围棋大国，其职业围棋界刚刚开始在世界棋坛上拉开围棋争霸的帷幕，但结果尚未可知，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富刺激性的话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这三个围棋大国的业余高手们谁不想以此来捍卫自己国家的围棋大国的荣誉呢？

所以，在伊朗的所有中日韩三国人员都对这个即将拉开帷幕的围棋比赛充满了期待：这届中日韩三国驻伊朗外交和商务人员围棋赛，冠军将会是谁？

文如玉

（六） 韩流凌厉


作者站在伊朗里海沿岸城市恰卢斯临时居所院子里，摄于1990年秋

我这个人本来就喜欢琢磨一些未知的东西，何况在下棋。面对吴敏焕先生的那步刚布局就碰棋所谓的无理棋，长考也只能是我的唯一选择。可是，正如我分析吴博士的长考的弊端那样，我的长考也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好运。

那天，吴2段的那步碰棋让我绞尽了脑汁也没有全部走出正确的后续手段。相反，我后来也觉得，我的一些应对在吴2段看来可能更像是无理棋。因为虽然我应对得也比较妥当，但并没有按照他所知道的韩国定式去走啊。

吴敏焕先生的那些着法却好像与传统的无理棋有所不同。他那步碰棋的走法似乎是连贯的，有一个套路。因为每次我冥思苦想好长时间才走出一步棋，他却几乎想也不想就立即走出下一步，而且正好走在我最担心的位置上。我只得又开始新一轮长考。

可以说，从这个布局时的挂碰定式开始，我的白棋就一直处于被攻击状态。一直到中盘战结束，白棋的被动和劣势状态也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长时间的被动挨打，开始动摇我的信心，嘴里也开始嘀咕开了：“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我有点招架不住了。

除了在广州时期有幸遇到不少专业棋手可以请教，我更多的是通过阅读棋谱和棋书来学习围棋的。吴清源的《黑布局》和《白布局》以及日本那些围棋大师们的棋谱都是我学棋的老师。可那时的我却有很长时间没看棋书或棋谱了，对国际上围棋，特别是当时正在迅速崛起的韩国围棋的发展也一无所知。

我那时既不知道在曹薰铉1988年击败当时似乎如日中天的中国的聂卫平之后，韩国围棋到底发生了何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不知道吴先生所走的那些在我看来还是无理棋的走法在韩国人眼里早就是最普通不过的定式了。在围棋知识上，当时的我真如井底之蛙，只知有汉，不知魏晋也。

按照通常说法，所谓无理棋就是一种不符合围棋原理和定式的走子。也就是说，凡是围棋已知定式中还没有规范进来的可能都属于无理棋。可是，棋理是变动的。只要棋手对棋的价值判断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又能促进而不是妨碍了棋的发展，得到大家认可，那么就会产生一种新的棋理。棋理变了，或者说增加了新的含义，棋的走法也会变，约定俗成后，定式也就跟着要变了。

所以说，无理棋的定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棋理变，无理棋也就随之而变。新棋理下，有的无理棋也就变成有理棋了，而某些一直归类于有理棋的定式则开始变得陈旧落后，不为人们所使用了。

这时，劣势下的我本以为吴2段的攻杀在优势下会适可而止，可是我又判断错了。吴2段对我的“费厄泼赖”精神似乎视而不见，继续在一些我认为没戏或者应该保留变化的地方寻衅滋事。

根据传统棋理，未定型的变化应加以保留，将变化走完并非是高手所应为。常常见到一些高手评棋时这么批评一些棋手不该这么做或不该那么走。但是，保留变化并不表明棋手下棋时就不能去试探一下。因为如果试应手有利可图，为什么非要保留变化？不能继续走下去吗？

吴先生在那盘棋上就是这么做的。只要有点儿可能，他都去折腾一下。你理它不是，不理也不是，搞得我疲于奔命，应对不暇。

在传统棋理看来，下棋要有君子风度，不能四处寻衅、缠斗不已。可是还有一句俗语中国棋界总是记不住。那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历史也证明，在整个上世纪九十年代，面对韩国的凶悍棋风，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国人的君子棋几乎都不堪一击。

上世纪八十年代不可一世的大竹英雄、小林光一和赵治勋等日本大棋士后来在与韩国的那几位裹挟着凛冽韩流之风的曹薰铉、徐奉洙和李昌镐对弈时总是一胜难求就是明证。

对于爱好乱战的韩流风格，国内围棋界可能很长时期内都没有回过味来。而我，在三十多年前就在与韩国吴敏焕先生的战斗中已经深刻地体会到了。当然，我那时也不过是窥豹之一斑而已。

中盘厮杀大致结束时，我判断了一下棋局，发现因自己好几个地方走得太老实，即太循规蹈矩了，白棋实空已比黑棋的少了十来目。可以说，此时的白棋局势已非，输棋已很难避免。后面我所能做的就是争取收官时走得仔细点，多补一些目数回来，以免输得太难看。

但收官时，意外却出现了。也许是优势意识作怪，也许是基本功的问题，吴2段那盘棋收起官子来总是不在点子上。中盘厮杀力量很大的他对棋盘边角处的扳、接、虎、立、飞等手段的各自变化及其目数大小似乎还没有十分清晰的概念，所走的几处官子，要么目数算不上盘上最大的，要么就是落了个后手。其收官水平与其中盘时战力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这时，我又分析了一下棋局，觉得机会可能来了。如果我在收官上不出恶手，扭转败局的可能性还是有的，除非对方官子也基本收对。我知道劣势下的机会很重要，但要抓住它就必须冷静。于是我便站起来做了几次深呼吸，活动一下身子，然后再坐下点上一支骆驼烟（回国几年后就已戒掉了——作者注），开始潜心长考，将盘上的官子按照目数大小及其先手或逆收的价值排上队做综合评估，以期尽可能找出最佳的收官次序。

那天我的经验似乎帮了大忙。功夫也不负有心人。我靠这里的点、断、扳、接，赚个半目一目，那里的小飞硬腿，捞个先手便宜儿。渐渐地，棋局竟然开始向白棋倾斜了。黑棋原本貌似很大的实空在一点点地减少，而白棋的目数则好像在每个地方都有所增加。等白棋占到了最后一个有目官子时，我知道自己可能真的反败为胜了。

棋局结束后，我仔细地计算了双方的目数，发现黑棋最多只比白棋多5目，可能更少。倘按照事先商定的黑出五目半计，最终是我可能至少赢了半目。但我并没有吭声。我想让吴先生也认可这一事实。

吴先生则坐在那里，埋着头，不停地用手指点着棋盘在数目。看得出他已经知道自己输了，但就是不大愿意加以认可。大优之棋竟然会因为小小的官子而输掉，而且还仅仅输了这么一点，这一事实未免也太残酷。

吴先生显然对此出乎预料的结果而深感痛悔。他用左手抓住自己头上的并不太长的头发，眼睛盯住棋盘，脸上是一副极度懊恼的表情。过了好一会，他才先摇头、后点头地说，“I lost.（我输了）”

这时，我注意到吴先生从头上放下来的手指间竟然夹着一缕细细的头发。而这让我心里涌现的那种赢棋后的欣喜感觉又很快就消散掉了。

这盘棋下完还来不及复盘，一直主动站在厨房烧饭的小谭就站在厨房那儿大声地吆喝道，“吃饭喽，吃饭喽！”

我扭头一看就发现，隔壁饭厅里的餐桌上早已摆满了用大盆大碟装的菜肴，而这时也已太阳西沉，暮色苍茫了。是该到吃晚饭的时候了。于是我便站起来，拍了拍依旧坐在那里眼睛盯着棋盘、似乎还没有从输棋的沮丧中完全恢复过来的吴先生的肩膀说，“走，我们去喝杯酒吧！”

小谭，即谭国保先生，当时是办事处波斯语翻译，也是我的得力助手，好朋友，好兄弟。此人个子中等，性格随和，做事利索，为人更是热情实在，在德黑兰华人圈中很有人缘和口碑。作为翻译，他一口德黑兰口音的波斯语说得极好，连伊朗人都对此赞叹不已，也因此而交了不少伊朗各界朋友。

我也很庆幸自己在伊朗的任期上能有谭国保先生这样有才能的人作为我的得力助手。我们一起在伊朗紧密合作了整整三年。可以说，我在伊朗期间签署并实施的所有合同以及取得的所有成绩都与谭国保先生的鼎力相助和支持分不开的。

后来我离开了伊朗，而他也随之调换了单位。前些年就听说谭国保先生还在德黑兰，并且早已是大名鼎鼎的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驻德黑兰分公司的总经理了。对此，我当然很高兴，可也并感到意外，因为我知道他的能力是足以堪当此任的。

上个月底，我去北京见到了好几位当年在伊朗的老朋友，非常高兴，但仍有遗憾的是，那次未能见到谭国保先生，因为他在我去北京前十多天又去德黑兰公干了。他为此还专门打来电话对此表示遗憾。

吴先生来下棋那时，我太太还没有来伊朗，谭国保先生与我住在一起。平时大多是我掌勺烧饭，他当下手。这次他看我和吴先生交谈甚欢，有相见恨晚之状，而且那盘棋我们好像又下得太聚精会神，于是便在我们下棋的时候亲自跑到厨房并在陈先生时不时地帮助下，手忙脚乱地但也是很麻利地烹调出了一桌非常丰盛的却几乎是清一色的纯荤菜肴：红烧鸡块、红烧牛肉、红烧羊肉、红烧带鱼，外加上一大盆也放了酱油的汤水橙红透亮的清炖鸡爪粉丝汤。

吃饭时，我特意从储藏室拿出一瓶珍藏多时的飞天牌茅台酒以招待吴2段和陈先生。陈先生看到茅台也很高兴，他告诉吴说，这茅台酒可能是中国最好的白酒。据说中国大陆宴请外国领导人都是用这个酒招待的。台湾卖得也很贵。

倒有茅台酒的杯中散发出一种非常独特而醇厚的酱香味儿，直冲人们的心脾。人们的情绪也都被这种醇厚的酒香给调动起来了。输棋后的吴2段坐到桌边，看到满桌酱红色的美味佳肴，又嗅着浓郁的白酒香味，而且听说这酒是中国最好的茅台酒，输棋后的沮丧情绪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在两杯茅台酒下肚后，吴敏焕先生的脸上顿时容光焕发，也好像刚才那盘输棋根本没有发生过似的，连声夸赞，“好酒，好酒！”

吴先生的那种率真也感染了我，于是我们便从酒开始谈论起来了。其实韩国人的酒文化与中国人的很相近，有敬酒，也有劝酒，只是方式可能有所不同而已（中国可能因为太大，各地酒文化区别很大，所以不具可比性——作者注）。直到吴先生离开，我们一直谈笑风生，但谈的最多的是酒，再也没谈围棋了。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严禁喝酒，所有饭店，不管是五星级的还是小饭馆，你都喝不到酒，甚至连啤酒也没有。革命前吃饭时还可以喝啤酒下饭，而革命后这种就饭的饮料只有两种了，一是可口可乐（伊朗革命后，视美国为其最大敌人。但奇怪的是，伊朗几乎到处可见老美的可口可乐及百事可乐，似乎这两种甜甜的碳酸饮料与老美无关，而是伊朗人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者注），另外就是一种名叫“莫夏伊”的饮料。莫夏伊状似啤酒但不含酒精，口感比较醇厚，很好喝。

在伊朗喝酒的罪过有多大呢？我曾听一个在伊朗国有公司任职高管的朋友说，如果是政府公职人员，包括国有企业职员，被发现喝酒，轻者开除公职，重者就有可能因触犯伊斯兰教规被送上伊斯兰宗教法庭去接受审判。一般老百姓也会视情节轻重受到惩处。

不过，伊朗禁酒并不代表其国民就不饮酒。据我所知，当时伊朗地下买卖的私酒就很常见。刚到伊朗还没买车时，我常坐出租车外出，就有好几次碰上司机向我兜售私酿的伏特加。

有一次，司机就从其座位下抽出一瓶用报纸裹着的伏特加酒给我看，问我要不要。我看了一下那瓶酒，发现那瓶伏特加颜色略微发黄，晃一下虽也有少许泡沫，但很快就消失了。可见这些私酒的酿造水准并不低。遇到这种情况，我都是无一例外地一口回绝。我知道，在国外，特别是在伊朗这样的国家工作应该遵守当地习俗并有起码的自我保护的意识。

我们办事处每年均通过大使馆从外经贸部直属的中国出国人员服务公司采购一些只能在国内才能买到的生活必需品，主要是酱油、醋、味精、木耳、干香菇、茶叶以及五香、八角等作料。运气好的话，有时也偶尔能从大使馆匀购到几瓶中国白酒。那瓶茅台就是这么到手的。除非因公招待，我们平时是舍不得喝一口酒的。

不管怎样，我们在德黑兰还是能喝到酒，只是不经常而已。但对于我们项目组的工程师来说，要想喝点儿酒就更加困难了。他们那里的酒大多是他们自己利用首次来伊朗工作或回家探亲返回伊朗的机会偷偷地夹带在行李中冒险过关的。可奇怪的是，他们几乎没有一人被海关人员检出过一次。你相信一瓶白酒放在托运的行李中折腾大半天，开箱后酒味能一点都不溢出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可能的是伊朗海关人员对此心照不宣，手下留情而已。

不过，工程师们也投桃报李，每次过关都会准备一些万金油或檀香扇之类的小礼品以送给海关人员。对方也无不笑纳。估计其他国家人到伊朗去也是这么带酒进关的吧？由此亦可知，能在德黑兰喝到酒，特别是高度烈酒，那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

说到酒，还有一个小故事。我们办事处聘用了一位伊朗姑娘做秘书，叫海达丽，约30多岁，单身，英语好，人很聪明能干。她是通过伊朗一家外国人服务公司推荐的。除公司业务和财务之外的文牍往来（如与伊朗移民局等机构打交道）都由她负责，而我公司好几个项目的上百名工程师和教授的出入境签证手续等她都办得很好，几乎不要我发愁。为此，我也经常给她发奖金。

但有一次让我对她刮目相看了。有一天她提醒我说，夫人（指我太太）出门前最好在汽车上就戴好头巾。当时我并不在意，心想这算什么事？但没过两天，我驻伊大使馆就找我们开会去了。那次伊朗外交部向我驻伊使馆发了照会，抗议部分中方人员夫人乘坐挂有外交牌照汽车外出却在车内未戴头巾。照会所附车牌号清单上居然还有我开的那部挂有外交公务牌照的汽车。自那以后，我太太每次跟我的车外出都会在出门前一上车就系好头巾，尽管很多时候车内还很热。不过自此，我对海达丽的任何提醒也都非常上心了。

又有一天，海达丽小姐下班临走前似乎不经意间随口对我说，最好将屋里的酒之类的物品收藏好，革命卫队（IRGC）可能会上门检查。我听了一惊，当时就说，革命卫队？他们为什么要到我们这里检查？他们有搜查证吗？这事我得向我国大使馆汇报。

她看我态度坚决，也就解释说，她也是听到了这个说法，不一定确切，但据说有韩国人家里被搜查过了。我接着说，谢谢告知，我会注意的。但如果没有法院签署的搜查证，我不会允许任何人进这个门。

话虽这么说，当晚，我就吩咐同僚们将原来放在办事处储藏室的两箱酒全部转移到了他们各自卧室的衣橱里，并将此消息以及我对此事的态度分别告知了我们在德黑兰的所有项目组，让工程师们也都收拾一下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不过也奇怪，后来革命卫队并没有上门查酒，而且一直到两年后我离开伊朗，这事也没有发生。　　

由此可见，那时在伊朗能够搞到一瓶烈酒，不光对于我们中国人，即使对于韩国人来说也是很不容易的。吴敏焕先生首次来访，就带来一瓶难得而有名的苏格兰威士忌作为见面礼，其来找我下棋交友的诚意也可由此而见一斑。

吴敏焕先生的那瓶酒我一直藏起来，没舍得喝。后来，大约好几个月过后吧，吴先生又一次来我那里下棋，还带来他的另一个韩国朋友，也是他的新合伙人，我才将那瓶威士忌拿出来与其一同分享喝掉了。

也许是缘分吧，我也没想到，就那么一瓶酒，就那么一盘棋，也就是那次见面，吴先生和我竟然成为了好朋友。自那以后我和他经常互相拜访，互相认识对方的朋友，在一起下棋，吃饭，喝酒，聊天或出去游玩。奇怪的是，我与他在伊朗都是为了做生意，但不知为何在我俩相处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之间竟然从来没有谈过生意或合作，就连我在伊朗做些什么项目以及项目的大致情况，吴先生也没有问过。

俗话说，朋友之间不言商。我是中国人，这句话对我可能有一种约束。我把吴先生当作朋友，就该恪守本分，不谈生意，那么吴先生是一个韩国人，他也不与我谈生意，那该怎么解释？难道他也懂中国的这个传统道理吗？个中的原因迄今我也没有搞明白。

那段时间我经常与吴先生下棋。有时他来，有时我去。他住在德黑兰中部偏北地区的一个较老的住宅区的一栋小高层公寓内。那几栋楼房所在地的地势比较高，有一个长达一二百米的陡坡路，几乎都有30度。每次开车去我都得将档位放到1-2档并逐步加大油门才能冲上那个笔直而长长的坡道。

那个小区的停车位也大多是比较倾斜的。车子也只能那么一侧高一侧低地横着停。有时停车位坡度太斜，从较低一侧开车门上下车，人们都不敢把门开得太大，因为总担心车门开大了会擦到地上。但我还是乐此不疲地在空闲时开车去那里找他下棋。吴先生也一样，也经常抽空跑到我这里来找我下棋，只是再也没有带过酒。估计那瓶威士忌可能是他在德黑兰的最后一瓶也是唯一的一瓶酒吧？

由于经常与吴2段对弈，我对他的棋路开始了解和熟悉起来。逐渐地，我也不再忌惮他的贴身缠斗战术了。相反，我还觉得，与吴2段下棋尽管很伤脑筋，但却很有挑战性，也很过瘾。因为那些在对弈中经常出现的扭断绞杀的战斗不仅会迫使你经常进行紧张的局部计算，而且也会逼迫你不断地进行棋局判断，去思考一些你原来很少想过的局部战斗可能引起整体变化的可能性。

如果说与吴仲谋博士下棋有助于恢复自己的原有棋力的话，那么与吴敏焕先生对弈则着实让我领教了什么叫骁勇善战的韩国围棋。

我曾与国内的不少业余棋手，包括一些实力很强的职业棋手下过。但在我的感觉中，那时国内的棋手，无论业余还是职业，大多还是因袭了日本围棋的保守传统：先布局、再序盘，摆好架势打中盘，中盘之后是收官。因此，棋手下棋，按部就班的多，走平稳棋局的多，试图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多——尽管往往得不偿失。

虽然也有少数崇尚战斗的野战派，但因当时中国围棋界整体上还处于一种因循守旧阶段，缺乏变革和创新，且在君子棋环境中，野战派常易受到歧视，也难以形成气候。

上世纪1990年代初，日本围棋表面上仍然不可一世，但实际上已开始走下坡路了，只是还不自觉而已。日本围棋讲究棋局均衡、棋形美观以及边角定型再行战斗。与此相对应的是藤泽秀行的华丽大气、大竹英雄的美学棋形以及石田芳夫的细部精算。

虽然吴清源和木谷石的新布局和武宫正树的宇宙流（也有叫自然流的）也曾在围棋史上石破天惊，但由于太拘泥于对既有围棋理论的诠释和享受，而不是追求围棋实战的需要，自那以后，因循守旧的日本围棋还是遏制不住地步入了下滑的道路。

中国围棋纯粹靠学习和模仿日本围棋起家，当时虽说已经改革开放十多年了，但不仅未能在民众中培育出深厚的围棋土壤，连一个基本符合市场竞争需要的围棋发展和管理体系也始终未能建立起来，更不要说有一个自成体系的围棋理论了。

独立法人的中国棋院是1991年才成立的，自那以前三十多年一直都是以社会团体中国围棋协会的名义在负责管理和发展中国围棋事业。而中国围棋的市场化则起步于中国棋院成立九年后的1999年举办的中国围棋甲级联赛。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围棋体制改革，迄今还在持续地对中国围棋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除了文革前陈祖德九段在日本安永一先生初创基础上发展出“中国流”布局理念之外，当时中国围棋在围棋理论或风格上的发展上几无任何创新和贡献。当时也就出了一个聂卫平。可以说，如果没有聂卫平先生以及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的破竹十一连胜，那时的中国围棋也许什么也不是。

可是，我在与韩国的这位普通的业余2段棋手吴先生的对弈中却经常能感受到一种以前没有感受过的气势，一种不战斗就不罢休的气势。在吴先生看来，下围棋就应该主动寻机战斗，而不是摆好阵势后才能战斗。所以我和他下的棋，很少有先布局、再序盘，然后再进行中盘战斗的套路，大多在布局过程中就跳过所谓序盘阶段开始战斗了。

当然，这些战斗并不是一味地乱战。可能只是我不太熟悉韩国围棋的一些新定式所造成的吧？但不管怎么说，吴先生的主动寻机战斗的棋风的确让我看到了围棋的另一面，那就是不必受已成定式的约束，有需要就战斗。

棋诀曰，“棋从断处生，乱从碰中来。”这种说法很有道理。已有的很多定式中也有一些断或碰，但双方很快就按照一种格式鸣金收兵，以好将布局下完。但是既然如此，那一盘棋局为什么非要将布局下完后再战斗呢？局部中的战斗走得好、走得多了，不也会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定式吗？

我感觉，吴先生的棋似乎就没有这么多讲究。只要有可能或有需要，就去断，去碰，去战斗，管它定式说是优势还是劣势呢。我后来才悟出来，博弈时是否主动地去寻求变化或寻找战机，可能就是当年日本围棋与韩国围棋之间的最大区别和分野所在吧？

吴先生曾告诉我，他走的那些棋并非什么无理棋（an irrational play），而是一种新手，新定式，是韩国围棋界共同研究出来的。他的那些新走法在韩国都是很普通的着法，很多人都会走，几乎都定式化了。只是他懂得也不多，知道的也不过是些皮毛，有些定式走得也不是都对，所以才没让我吃大亏。他还赞扬我水平比他高，苦思冥想出来的一些应对之棋走得还是正确的，也是符合他们的定式的。

那时我还不知道吴先生的凶悍棋风只是凶悍的韩国围棋的一个小小的缩影而已。我只觉得，吴先生作为一个业余2段能有如此战力只是一个个例，可能与他本人的豪爽个性有关吧。

一年后，我参加了中日韩三国外交商务人员在伊朗组织的围棋比赛，跟许多日本与韩国的业余高手都交了手，发现大多数韩国棋手好像都是这种好战的棋风。那时的我才明白，吴敏焕2段的凛冽战法虽说与他的个性有关，但实际上，他所在的那个国家——韩国的围棋风格就是如此。

与其说他的棋风代表韩国，还不如说吴先生不过是韩国主流力战棋风所塑造出来的一个普通的业余2段棋手而已。为此，我还觉得，如果将韩国的这种不拘一格主动战斗以力争棋局主动权的棋风用一个词来加以形容，那么下面这个词还是比较合适的：“韩流”（寒流）！

那么，究竟什么叫韩国棋风呢？或者说，围棋“韩流”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人们对此都很关心。

两年前，也就是1988年，在与日本超一流棋手战斗中几乎战无不胜的聂卫平在应氏杯决赛上输给了韩国的曹熏铉。由于我那几年没怎么下棋，也很少有机会看到韩国人的棋谱，更没有机会与韩国棋手下棋，所以我并没有意识到韩国围棋与我们以前学习和实践过的日本围棋有什么不同，也没有意识到曹薰铉先生的应氏杯夺冠其实是战斗性的、不拘一格的韩国围棋（韩流）称霸世界棋坛的开始。

但在结识了吴先生后，尤其是从吴先生这位业余低段棋手那里体会到韩国围棋的那种惟战为美的棋风后，我似乎也意识到，名不见经传的韩国曹薰铉之所以能够在两年前的首届应氏杯决赛上战胜当时似乎如日中天的中国聂卫平，可能并非是偶然的。相反，韩国人的胜利也可能真的包含一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就是：人家韩国在真正的围棋理念和实践的改革与创新中快步前进，而我们那时却始终故步自封，停留在口惠而实不至的改革阶段。

韩国围棋的不同凡响的之处就是好战。但这种好战不是那种蛮干，而是一种敢于并善于寻找战机的好战。围棋归根结底是一种争夺实地的智力竞技。因此，要想获胜就必须战斗。与不思进取、墨守成规的日本围棋不同，韩国围棋不刻意追求棋型美丑，也不受原有定式约束，只要能获得利益（围棋最终还是以获得最多实地论胜负），不管什么棋，也不管有理（符合当时的棋理）还是无理（不符合当时的棋理），都敢下。所以，韩国人下棋多扭断和顶碰，喜欢贴身战斗，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另外，韩国人下棋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拥有一种不走完变化决不认输的顽强斗志。这可能是受韩国围棋的主要振兴者——曹薰铉先生老辣难缠的棋风影响，也可能是其民族性所决定的吧？但不管怎样，这一切汇总起来，便形成了后来在世界棋坛独领风骚至少十五年的韩国围棋的强悍棋风——韩流。

相比之下，在以“剃刀”坂田荣南和“刽子手”加藤正夫等为首的超一流战斗性棋手逐步退出棋坛后，缺乏变革精神的日本围棋的战斗精髓越来越稀薄了，日本围棋的竞技本性也在棋手们丰厚的收入回报中一点一点地丧失掉了。说实话，我当时并没有那么开阔的眼界，也不知道为何那种强悍的战斗棋风会让韩国围棋长时间地称霸世界。

那段时间的韩国，不仅经济和政治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使韩国从一个军人专权的专制国家转变和发展成为一个政治民主和经济繁荣的国家。韩国围棋的强盛也基本与之同步。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国围棋的强大不是偶然的，而是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改革的必然成果。当然，这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也就在与吴先生不断的纹枰较量中，我对韩国围棋开始有了逐步深入地了解和体会，自己的棋风似乎也在此过程中逐渐发生了变化，从原先讲究平稳的功夫型棋风，开始变得好战起来。此时的我，无论在布局还是在序盘阶段，我并不回避战斗，甚至有时还主动寻找对手破绽进行战斗。这种战斗越是贴身肉搏或交织进行就越感到有刺激性。

我还感到，正是这些战斗让自己对博大精深的围棋棋道精髓的理解又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但在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与这位韩国的吴敏焕先生在那段时间里的棋战已经为自己在1991年秋天开始的中、日、韩三国驻伊朗商务和外交人员的围棋争霸赛上连续称雄打下了坚实的战斗基础。

我与吴敏焕先生的棋缘一直延续到1992年夏天。不知为何，在一次吴先生回韩国探亲后我便失去了他的消息。我找过陈先生，也联系过吴先生的还留在德黑兰的韩国朋友，但他们也都无法告诉我吴先生的确切消息。我1993年春回国后还给他留下的电话号码打过电话，并按照他曾留给我的他在韩国汉城的地址寄过一封信，遗憾的是都未能联系上。请人转话也没有任何回音。

那时还没有互联网，更没有可视网聊，打一个国际长途电话都很费时而吃力。这些条件都极大地限制了我试图找到吴敏焕先生的努力。1993年春，我也离开伊朗回国了。而且没多久，自己又去到南部非洲诸国开拓工程市场去了。后来在安徽大学教书时，我也曾试图找过吴先生。但遗憾的是，我的努力每次都以失望而告终。

我和吴敏焕先生的棋缘就这么结束了，到今天也没有接续上。棋缘是结束了，可是那段深厚的友谊却不会结束。因为，他还留在我的记忆中。只要我想起伊朗，想起自己在厄尔布尔士山下下围棋的日子，那个手拿着一瓶用报纸包裹着白马牌威士忌的黝黑、干练、豪爽的吴敏焕先生，就出现在我的面前，笑吟吟的，似乎在对我说：

“我们下盘棋吧！”

我真心地希望能有一天，棋缘再续，我能再与吴先生相会，仍然是不谈生意，只聊天、喝酒和下棋。因为我记得，酒后吴先生的棋似乎更厉害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