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回忆徐蚌会战时，白崇禧为何坚决拒绝蒋介石的任命：
1948年10月30日，蒋介石任命我父亲为徐蚌会战总指挥，父亲连夜把刘峙的战略部署图拿回来看。一看这个兵力部署，父亲就知道完了，回天乏术了。
刘峙的部署完全错误，你怎么救呀？
中共军队已经在津浦、陇海铁路两侧张开了大网，而刘峙这边却是摆出个一字长蛇阵硬往大网里面钻。在时间上，已经容不得父亲再把部队重新部署了，这个总指挥当不得，当了就成替罪羊了。”
自古以来，徐州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许多改朝换代的决定性战役都发生在徐州这个地方。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在徐州发生过近400次。 在中国地图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徐州一样，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受过如此之多的战火磨难。 1948年的徐州地处中原南北要冲，又有两条分别横贯东西和南北的陇海铁路和津浦铁路在这里交汇而过。是进可问鼎中原，退可扼守江淮的的战略要地。 徐州又被历代兵家称为“四战之地”，意为四面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是极易受到攻击的地方。 既是战略重镇不可不守，又是“四战之地”无险可守。于是，1948年冬，中国战争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参战人员最多的决战，毫无意外地发生在了这个地方。 当时国民党在全国的各大战区，蒋介石最为看重的就是徐州。他在这里部署了4个全机械化作战兵团，6个绥靖区，总兵力达95万人。 但是，在如此重要的险隘，蒋介石却分别设置了两个指挥部，并未形成统一指挥。 汉口白崇禧的华中“剿总”，下辖35万兵力，虎视中原。“徐州剿总”，下辖60万人马，屏障南京。 蒋介石如此布局，一直被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所诟病。白崇禧认为，此为不智之举，早在两大“剿总”组建之时，他就指出，中原地区不宜设置两个指挥部，应该合并为一个“剿总”，由他直接负责指挥。 
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回忆：
“因为我父亲在徐州那个地方打过很多次仗，对那一带的地形地貌，兵力配置非常熟悉。他认为，要守住长江，就先要守住淮河，大军集结的地方就应该放在蚌埠，而不应该放在徐州。徐州是“四战之地”，是一个平原，易攻难守。”
对于白崇禧的提议，蒋介石自然是不去理会。因为白崇禧是桂系的二号人物，和李宗仁合称“李白”，曾先后三次逼蒋下野，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最大的政敌。 白崇禧与蒋介石的关系时好时坏，时冷时热，一直处于分分合合的状态。北伐和抗战时期，白崇禧不仅是蒋介石麾下的一员骁将，还是他智囊团队里不可或缺的“小诸葛”，非常受蒋依重。 但是，两人又始终存在着派系矛盾，蒋介石对其是又防又用，且防且用。 蒋介石曾对戴笠说过：
共党是皮肤病，擦擦药就好。李宗仁、白崇禧则是心脏病，是会要人性命的。
而白崇禧，也在背后公开议论蒋介石：
蒋先生呀，他就是要所有人向他称臣，而且是跪着称臣。
这样子的两个人，在抗战时尚能一致对外，可到了内战时，肚子里却是各有各的主意，各打各的算盘。 
蒋介石始终不敢，也不放心把徐州60万人马交到白崇禧的手上。可是，谁来当这个徐州“剿总”司令呢？ 徐州周边地区当时驻扎4个兵团，2兵团邱清泉、7兵团黄百韬、13兵团李弥、16兵团孙元良，还有后来的12兵团黄维，全是一拨悍将，并不是谁都能指挥得动的。 于是，蒋介石只得把刘峙推到了前台。 刘峙是黄埔教官，从北伐时就跟随蒋介石南征北战。虽然刘峙没有什么显著战功，也并无什么杰出表现，但凭着资格老，凭着他对蒋介石的无限忠诚，不断得到提拔。 在国民党的军队中，资格是很重要的，军功反而排在其后。 令蒋介石没有料到的是，刘峙刚到徐州上任，军中就一片哗然，都在议论：
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就算不派一只虎，也该派去一条狗，怎么会派去了一头猪呢？
蒋介石也知道刘峙没什么指挥能力，于是把杜聿明派去辅佐他，出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并明确职责，刘峙不负责具体的战役指挥，军事方面由杜聿明负责。 但是，面对邱清泉等几个兵团司令，包括他们手下那拨骄兵悍将时，就连杜聿明都时时感到力不从心。 
徐州“剿总”前进指挥所副参谋长文强，后来回忆道：
“淮海战役前，杜聿明拟定了一个作战计划，就是佯攻济宁，目的是收复济南，把津浦路打通。这个计划如果得到实施，是很有可能达成目标的。
但是计划一提出来，首先就遭到几个兵团司令官的质疑，他们提醒杜聿明，现在华野在济南城坚炮利，还是不要盲动为好。
刚好这时候锦州打起来了，蒋介石坐飞机亲赴葫芦岛，要和“东进兵团”司令官侯镜如一起在54军军部召开“援锦行动”军事会议。途中特意经停徐州，蒋介石要杜聿明和刘峙到飞机上去见他。
二人在飞机上与蒋谈完话，蒋介石就不让杜聿明下飞机了，直接飞去东北协助卫立煌，担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
徐州这一大摊子事情就只能丢给刘峙了，可刘峙没那个胆子和本事去实施杜聿明收复济南的计划。
他也非常憨直，说，这么大的仗，我指挥不来。
于是，这个作战计划就只好先搁置下来了。”
锦州失陷这天，文强在日记中写道：
“明（朝）之覆亡，乃辽海战败。锦州城破，华北震动，局势已坏到无可收拾。”
文强以明朝寓意国民政府，即将垮台。 
1959年杜聿明获得特赦后，原中原野战军4纵司令员陈赓，去看望他时说道：
“那时候如果是你先发制于人，或者刘峙严格按照你的计划攻击济南，那么淮海战役的过程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 此时此刻的徐州已是危机四伏，据国军空军侦察报告，华东共军陈粟和刘邓所部分别部署在徐州北部和西部地区，两路大军似有合流之势。 而此时徐州“剿总”司令刘峙的60万军队，却沿着津浦和陇海两条铁路排成了一个一字长蛇阵，据点之间相互分散，各部队防区结合部千疮百孔，极易受到攻击。 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在访谈中讲道：
刘峙把这60万人在铁路两侧一字排开，这样的战略部署报到南京后，国防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被惊出了一身冷汗，认为大事不妙了，刘峙根本不可能啃下这一仗。
在国防部的军事会议上，与会将领都认为，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党国应该上下一体，摒弃派系之争，把徐州“剿总”和华中“剿总”合并起来，把刘峙手上的这60万人马交给我父亲指挥。
怎么才能让蒋同意让我父亲出来统一指挥这两个“剿总”呢？何应钦和顾祝同商量后，决定派国防部作战厅长郭汝瑰赴蒋官邸，向蒋游说。”
顾祝同在军内有“顾婆婆”之称，也有人背地里叫他“顾粥桶”，意为八面玲珑，擅长和稀泥，善于调和各方面关系。 让白崇禧统一指挥中原战事，在这件事情上，顾祝同可真是煞费苦心。 顾祝同深知，蒋介石非常忌惮桂系手握兵权。顾祝同叮嘱郭汝瑰，说你去向校长汇报的时候，你要这么说，说让白健生出来统兵，只是一时的权宜之策，等战役结束后，两大“剿总”还是要分开的，徐州“剿总”和这60万人马还是要交还到刘峙的手上的。 郭汝瑰后来回忆道：
“我事前算定，蒋介石是万万不会同意这个建议的。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见面后，蒋介石不仅痛快地答应下来，还说，以后也不用将两个“剿总”分开了，以后就让白健生来统一指挥好了。
我回来后左思右想，这不像蒋的性格呀，大概是此时此刻，东北战局全线崩溃，蒋介石到了这个时候，也顾不上党内的派系争斗了。东北已经丢了，如果再保不住中原，那国民党就真的完了。”
1948年10月30日，白崇禧从汉口来到南京，参加由蒋介石主持的国防部军事会议。会上，白崇禧一口答应由他统一指挥华中“剿总”和徐州“剿总”总计95万人马与中共军队展开中原决战。 可是，第二天早上继续开会时，白崇禧却变卦了，怎么都不愿意当这个总指挥了。 
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回忆道：
“10月30日，一开完会，父亲连夜把刘峙的战略部署图拿回来看。一看这个兵力部署，父亲就知道完了，回天乏术了。刘峙的部署完全错误，你怎么救呀？
中共军队已经在津浦、陇海铁路两侧张开了大网，而刘峙这边却是摆出个一字长蛇阵硬往大网里面钻，在时间上，已经根本容不得再把部队重新部署了，这个总指挥当不得，当了就成替罪羊了。”
白崇禧是国民党阵营中，第一个看出淮海大战迫在眉睫的人，他返回武汉的当天，就对华中“剿总”所属部队作了相应的部署，回到汉口的第6天，淮海战役打响了！ 但是，直到此刻，蒋介石还是没有意识到，淮海战役的规模在其后的66天里竟会发展得这么大，成为了国共两军在解放战争中最大的一场大决战。 就连谙熟兵法的杜聿明等将领都认为，中共军队刚打完济南战役，部队必然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整，这时候在个别地方发生的局部战斗，并不会引发中原决战。 于是，在白崇禧返回汉口的这宝贵的6天时间里，国防部竟然没有对徐州“剿总”司令刘峙所辖60万部队做出任何调动，这支摆成一字长蛇阵的大军，竟然呆在原地一动不动，未战便已落入下风。 
白先勇回忆道：
“直到晚年，蒋先生始终没有原谅我父亲的抗命之举，我父亲去台后只得了一个闲职，倍受冷落，还时刻处于保密局的严密监视之下。
父亲晚年讲道，他不愿意指挥徐蚌会战（淮海战役）的主要原因是，呈一字长蛇阵的60万部队的装备和物资回撤徐州重新部署，起码需要10至15天的时间，而且在混乱的回撤途中极易遭到攻击，引发更大的混乱。刘峙愚蠢的战前部署让这场战役毫无胜算。
但蒋并不认同父亲的说法，蒋认为，父亲当日接受任命，次日便推辞不受，是因为当晚见了李宗仁。
毛人凤之前曾向蒋报告，保密局获得情报，美国政府已经私下里和桂系沟通过，如果桂系能够取代蒋系执政，将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和军事援助。蒋认为，这是桂系借徐蚌会战，再一次对他进行逼宫。
由于父亲的坚辞不受，蒋介石又只得将身处东北的杜聿明再次调回徐州，全权负责徐蚌会战的军事指挥。”
被蒋介石带去东北的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开战后的第5天才匆匆忙忙地赶回了徐州。 杜聿明后来在功德林里讲道：
“我是怀着上刑场的心情，走上了淮海战场。”
这是蒋介石1948年11月，在北平拍摄的一张照片。表情极不自然，强装的微笑藏不住心中的苦涩。 东北战局一败涂地，55万国民党军队转瞬之间便灰飞烟灭。 这时的蒋介石才回过神来，中原战局若再失败，他的这个国民政府也就彻底完了。 国防部作战厅长郭汝瑰向他呈报了两个守江必守淮的作战方案。
一、放弃陇海路上的所有防线，兵力收缩至徐州到蚌埠间的津浦铁路两边，这是攻式防御。
二、放弃徐州，60万大军退守淮河南岸，这是守式防御。
但是，蒋介石始终没有下定决心，是攻还是守。总觉得主动放弃徐州，未免自轻于人，这是在向中共军队示弱，这是他所不情愿的，特别是在东北刚刚战败之后。 就在蒋介石首鼠两端，犹犹豫豫间，这一拖就拖到了11月5号，这才选择了第一个方案。他下达命令，将陇海路的部队全部撤至徐州到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边，做攻式防御。 这个方案，最终成为了国防部徐蚌会战作战计划。 
徐州“剿总”前进指挥所副参谋长文强，在其所著回忆录《徐州“剿总”指挥部的混乱》中写道：
这份计划送达杜聿明手上时，杜聿明气极反笑，叹道：“想不到国防部的这帮高参，竟搞出这么一个离奇的方案。”
《淮海战役史》作者傅继俊，对郭汝瑰搞的这个作战计划总结道：
“这份守江必守淮的攻势防御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放弃陇海线东西沿线防线，把部队沿着津浦线徐州以南到宿县、蚌埠这一带，再次摆成一字长蛇阵，以此来扼守淮河。
这在古往今来的战例中，是没有这么愚蠢的布局的。”
但是，就算蒋介石选择了这个愚蠢的计划，他若一心一意地坚决执行到底的话，淮海战役也不至于败得这么快，败得这么惨。 他在后来的实施过程中朝令昔改，一日三变，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对此，杜聿明在家书中写道：
“举棋不定，亡国之兆。”
这份作战方案的起草人郭汝瑰，时任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是黄埔五期生，192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与组织失去联系多年，抗战胜利后与董必武重新建立联系，是我党潜伏在国民党阵营的一名高级特工。 蒋介石决定执行这一方案后，郭汝瑰迅速将这一作战方案通过特殊渠道，在上海传递给了我党。 全国解放后，郭汝瑰回忆这段往事时说：
“我是地下党，我通过上海的关系，我和董必武建立了联系。徐蚌会战作战计划是我制定的，蒋介石核准之后，我就把这个副本通过上海的关系，转交给了董必武。”
郭汝瑰为人机警，表面随和，在国民党内部左右逢源。因军事才能卓越，参谋技能娴熟，既得陈诚赏识，又得蒋介石青睐。自淞沪抗战后，以旅长之职逐级晋升，最终成为了国防部作战厅长。 淮海战役中，我军以60万对敌80万，并最终赢得胜利，郭汝瑰的情报工作为此作出了极大贡献。 淮海战役中，黄百韬的7兵团被围碾庄圩，李弥、邱清泉兵团赴援，却被华东野战军7纵、10纵、11纵的打援部队分别挡在魏集、团山、寺山、邓家楼一线进不得半步。 
参谋总长顾祝同带着作战厅长郭汝瑰赶到徐州督战。 顾祝同刚见到杜聿明就急不可耐地问他：
“我们两个兵团怎么就打不动人家3个纵队？”
杜聿明却意味深长地瞥了郭汝瑰一眼，然后苦笑着回答顾祝同：
“人家共军是上下一心，我们却是各自肚肠，这样的仗，还能怎么打嘛？”
杜聿明私底下还警告顾祝同：
“徐州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决不能告诉郭汝瑰，如果郭汝瑰知道我们的方案，那么我宁可抗命，也必定不会照原计划去执行。”
郭汝瑰还坐上飞机在碾庄圩上空盘旋了好几次，和黄百韬直接通上了话，他对黄百韬讲，空军的轰炸很有效果，华野的伤亡很大，现在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正在顺利向你靠拢，放一百个心，你部已无危险。 1948年11月22日，黄百韬7兵团被华东野战军全歼。11月25日，黄维12兵团又被中原野战军围在了双堆集。 
11月29日，杜聿明召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开会，下达撤离徐州的命令，令李弥的13兵团断后，掩护全军撤退。 已回到南京的郭汝瑰眼见杜聿明部从徐州撤出，即将逃掉。冥思苦想一夜，次日觐见蒋介石。 郭汝瑰以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身份向蒋介石力谏：
“不能让杜聿明见死不救，听凭黄维12兵团自生自灭！”
蒋介石觉得有理，12月3日空投了一道手谕给正在撤退的杜聿明：
“……坐视黄维覆没，必陷党国于水火。速向濉溪转进，援12兵团万急！”
12月4日，蒋介石甚至越过刘峙和杜聿明，直接严令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集中力量北进，不惜一切代价救出黄维兵团。 杜聿明无法，只得停止撤退，一边暗骂“郭小鬼”，一边向东南转进，再一次被他的校长像赶猪一样地赶去让对手屠宰。大军才到陈官庄，立马就陷入了解放军的重围。 杜聿明最终兵败被擒。 
杜聿明被俘的信息传开后，杜聿明的夫人曹秀清从上海赶赴南京求见蒋介石。蒋介石却躲了起来，不敢见她，只批示“杜已被俘，着速厚慰其家属”。 曹秀清不依不饶，闹到总统府，遇见了俞济时，又哭又闹：
“我丈夫身体有病，还要他率部突围，他走不动，突什么围呀！这不是明明要他的命么？”
所有在场的文武官员看到曹秀清，想到杜聿明兵败被俘，蒋介石却对其家属避而不见，躲了起来，人人都感到万分心寒。 杜聿明回忆：
“抗战胜利后，有一次，我们到郭汝瑰家做客，发现他家客厅的沙发上竟然多处打有补丁，几个同僚恭维他廉洁，我却心生疑窦。便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怀疑郭汝瑰是共产党。像他这样身居高位的将领，家中却如此节俭，不像我们国民党人。”
《淮海战役史》作者傅继俊，1978年采访杜聿明时，杜聿明讲道：
“这个郭小鬼，我就从来不相信他，我就怀疑他是共产党。徐蚌会战的时候，我就什么都不跟他讲。”
在这一点上，郭汝瑰也感觉十分委屈：
“国民党怀疑我是共产党，共产党不承认我是共产党。”
傅继俊在《淮海战役全记录》中讲道：
1949年，郭汝瑰在四川率部起义，全国解放后，随刘伯承赴南京筹建军事学院，后在学院任教员。
由于郭汝瑰地下党员的身份一直未被我党承认，组织上一直都只是按照国民党起义将领的身份，给予其相应的政治待遇。
1979年，我在重庆采访郭汝瑰时说到此事，他心态平和，没有任何抱怨。他说，不承认就不承认吧，我一直都在申请重新入党。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相关部委经过重新调查后，最终确认了郭汝瑰早在1928年便秘密加入我党，后于1945年通过董必武重新与我党建立了联系。
中央确认了这段历史之后，考虑到自1928年至1945年整整17年间，郭汝瑰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其组织关系及相关文档已无法寻获。因此，1981年中央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刊载纪念文章“郭汝瑰同志重新入党”。
《人民日报》在这篇文章中，正式承认了郭汝瑰同志的地下工作者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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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0-30 00: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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