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围棋复兴往事（四） 印不了价格的书刊 产业化测试的先驱

文如玉

《围棋通讯》问世之前，胡沛泉、余世濬1947年9月联名发行了一本小册子《现代名家对弈两局》，刊登的是当年8月过旭初、过惕生兄弟分别与刘棣怀、顾水如的对局棋谱。在前言中编者说：“提倡围棋最有效及最普及之方法为印行刊物，俾使国内爱好围棋同道能人手一册以便研究……凡事业之能持久者，必须出入能相抵。今印行此两局棋并不向任何人取得捐助，将来是否继续，端视国内喜弈者认为值得支持与否。如认为值得支持，则请购买每本一万元。如认为不值得，请勿为情面所碍而购。兹为贯彻出入能相抵之原则起见，恕无赠阅，诸希见谅。”

从这段话中可以感受到，留洋归来的胡教授在为热爱而付诸实践的同时，不无测试中国围棋行业购买力的“实验”心思。

保存至今的《现代名家对弈两局》书影。与中国此前出现的围棋杂志《弈学月刊》（1922年四川成都）、《中国围棋月刊》（1937年上海）相比，棋谱印刷质量有所提升，手顺序号由汉字改为阿拉伯数字，向现代表示方式迈进了一大步。

截至1948年4月，《现代名家对弈两局》卖出240本。按照销量评估定价，第1期《围棋通讯》定为每本5万元法币。并发布公告如一次购买10至24本，每本降为4万元；如购买25本以上，每本再降为3.5万元。

1948年9月，《围棋通讯》第5期进行销售统计，购买者来自上海、南京、无锡、苏州、常熟、青岛、南昌、庐山、九江、浮梁、怀宁、芜湖、重庆、天津、汉口、宜昌、武昌、杭州、福州、桂林、潮州二十一地。发行者感叹：“谓中国除此以外另无好弈者，编者殊未敢信。”

到了1949年4月第11期，《本刊近况》再次公布读者调查，新增绍兴、安庆、合肥、休宁、大冶（今属湖北黄石）、蒲沂（今属湖北赤壁）、长沙、湘潭、璧山、江北（两地今均属重庆）、广州、昆明、贵筑（今属贵州贵阳）、北平（今名北京）、沧口（今属山东青岛）、台南等多地，但依然状况不佳。文尾称：“就全国而论，购《通讯》一本之平均人数约为一百余万人。吾国围棋虽甚衰落，似亦不致竟数千喜弈者亦无，深望本刊读者能将本刊广为介绍。”

民国年间上海民立中学教工学生下围棋的照片。

理想主义常常败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围棋人口，固然应当不止几千人，可是经营的压力令《围棋通讯》不堪重负了。1948年起，“国统区”通货膨胀加速，百业面临凋敝。1948年6月第2期每本售价从5万元增至8万元，8月第3期暴涨至30万元。9月第4期突然降至3角，这是南京国民政府币制改革，以金圆券取代法币的缘故。

但金圆券作为世界金融历史上罕有的崩溃案例，很快堆积成山，加速贬值。1948年12月第7期《围棋通讯》涨价二十倍至6元一本，刊中叫苦道：“此次增价颇巨，设以他处物价观之，不免过高。惟沪市印刷成本较前上涨实多，报纸一份自十二月一日起即须二元以上。本刊存在与否，全视读者予以支持与否。编者希望各地读者能勉力继续支持此全国仅有之围棋刊物。”

在如此艰苦的形势下维持，1949年3月第10期编者一栏以近乎哀求的语气写道：“近数月来，物价增涨月必数倍。《通讯》实难照以往办法，将工本费先行通知，于数星期后收款。故自本期起，价格不得不按汇款先后有所调整……倘诸棋友能于此点与编者充分合作，《通讯》或不致陷入经济危机而蹈已往围棋刊物之覆辙也。”话说到如此地步，中间种种苦衷已不必再做解说了。

一本无法写出价格的刊物，见证了民国后期金融改革的全面失败。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编者署名只剩下胡沛泉一人。

1949年5月，在《围棋通讯》发行十二期后，上海迎来解放。百废待兴的时局中，共产党人在上海先后打赢了 “银元之战”、“米棉之战”，调控市场，稳定物价，安抚人心。《围棋通讯》 不再出版，胡沛泉继续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期间主持编印了介绍中日棋界讯息的《围棋记录》。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上海圣约翰大学撤销，相关院系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胡沛泉从交通大学转进新组建的华东航空学院。

1956年，华东航空学院迁至西安，更名为西安航空学院，1957年并入西北工业大学。江南才子胡沛泉从此扎根西北，一甲子岁月全部投入到教书育人的事业中，主持编写了《材料力学》等大学教材，终生担任《西北工业大学学报》主编。他再未参与围棋界的活动，据晚年回忆，竟然连新中国棋手的代表陈祖德九段一面都没有见过。2019年2月19日，胡沛泉于西安溘然长逝，享年九十九岁。

晚年胡沛泉照片。胡沛泉的两位兄长胡汇泉（1913-1968）、胡汉泉（1918-2005）也都在民国年间赴美留学，四十年代中后期归国，分别投入上海城市规划、磁控管研发等祖国建设事业中，功勋累累，三兄弟被称为现代工程领域的“胡氏三杰”。

而在胡沛泉人生之路转换的1949至1956年间，中国棋手也感受着社会变迁对生活的巨幅影响，有如天地之别。经周恩来、陈毅、李济深等领导人直接过问，北京棋社、上海棋社正在成立或筹办，顾水如、王幼宸等年过六十的老棋手受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陈毅任上海市长期间，对文史馆人员的遴选颇加重视，在拟定人数不及预期时指示：“上海三教九流、遗老遗少、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多得是，我们养得起，每月给个八九十、一百多元生活费，养起来嘛，每个月学习一、二次，来受你的教育，有什么不划算？”

具体到围棋领域，当得知魏海鸿1956年尚五十六岁，不足年龄要求时，陈毅甚至主动放宽标准：“把五十六倒过来，不就是六十五了吗？”这段爱护围棋人的故事，被当作是“不拘一格搞统战”的经典例子，流传甚广。


陈毅市长亲笔签名的魏海鸿聘书。现存上海棋牌文化博物馆。

围棋组织出现，棋手以围棋为业领取固定工资，是围棋行业起步的标志。日本棋院、韩国棋院诞生于1924、1945年，两国棋院作为自主经营的公司，棋手是公司聘用的雇员，围棋之火熊熊燃烧，至今不衰。中国与日韩社会制度、市场基础均有不同，走上的是一条完全依赖国家体制的道路。这条路线的形成，与中国体育事业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得到全面发展有着直接关联，而和《围棋通讯》所测试的产业化弱苗愈来愈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