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没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是谁

老八路

张治中 资料图

作者：周海滨

张治中，人称“和平将军”。蒋介石八大金刚之一。作为蒋介石的心腹重臣，张治中长期置身于国民党最高决策层。同时，张治中又以其独特的身份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交谊深厚。

毛泽东称“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蒋介石有“八大金刚”，即何应钦、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诚、陈继诚、刘峙、张治中，他们都是黄埔军校教官出身。在蒋介石集团中掌握兵权者，大都是“八大金刚”门下黄埔第一、二、三期的学生。

1985年，习仲勋代表党中央在张治中将军95岁诞辰纪念大会上，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文白先生是杰出的爱国将领，富有远见的政治家，是同我们党有长期历史关系的亲密朋友。”1983年3月，邓颖超评价张治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白先生是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人。”

张治中，这位唯一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唯一敢对毛泽东、蒋介石多次直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国共”往事？

张治中离家：咬口生姜喝口醋

张治中1890生于安徽巢县洪家疃。16岁那年，张治中满怀梦想离开了这个养育之地，怀揣着留有母亲体温的七拼八凑筹来的24块银元，独自踏上了外出闯荡的路。与很多中共革命者从此不归故乡不同的是，这位在“国共”两党中均居高位的风云人物，在此后的人生中，故乡洪家疃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和心灵的栖身之所。

离家远行前，母亲要张治中咬口生姜喝口醋。这句流传在安徽洪家疃村的古训，寓意是在人生的岁月里，只有能够承受所有的苦辣辛酸、历尽艰苦，才能成人立业。

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生存不仅艰难、局促，而且残酷、迷茫。张治中正是凭借着母亲的教诲，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一代名将。

“咬口生姜喝口醋”也成了张治中一生的座右铭。无论是参加最后一科考试遭遇不公平落榜时，还是作为“备补士兵”和“备补警察”食不果腹时，甚或是在浴血沙场之际，他靠的就是这种尝遍苦辣辛酸的坚韧之心而勇敢存活下来。

后来，张治中请国民党元老、书法大师于右任先生，将这句话写成一块横匾，以省身心。张素我、张一纯、张素久都说，父亲的所有言行，几乎都打上了这句话的印记。父亲说，“我之所以有今天，是这句话赐予的。不但我永远不能忘，我的儿女也应该永远不忘他们的伟大的祖母。我愿我的子子孙孙，都永远记住这一句格言和遗教。”

张治中对母亲怀有深厚的感情，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改变了张治中的一生。从篾器店学徒毅然出走到安庆报考陆军小学，张治中的父亲并不赞同，但是母亲费尽心机、毅然举债筹资支持儿子求学，否则，张治中也许像父亲和叔父一样，终其一生只是个农村篾匠。

张治中说：“我自小一切得到母亲的培养，她对我的帮助实在太大了！……按照当时的环境，如果没有母亲的支持，我要迈出第一步也是不可能的。”

迈出了人生第一步的张治中，并没能如愿在省会安庆考上陆军小学，迫不得已在安徽当了“预备警察”，后在扬州进警察教练所，“辛亥革命”时投身学生军，参加北伐。

1924年，孙中山赴广州，蒋介石时任黄埔军校校长，他听说张治中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优等生，便邀请他到黄埔出任第三期入伍生总队代理总队长，授衔上校。从此，张治中步入国民党军事阵营，而蒋介石对他可谓有知遇之恩。

自16岁离家后，经过20年的奋斗，到20世纪20年代，不到40岁的张治中已成为国民党的中流砥柱。

国民党中只有一位妻子的将军

1909年，17岁的洪希厚按照当地洪张两姓联姻的习俗，嫁给了同样来自贫寒人家的张治中，并陪伴他直到1969年去世。

洪希厚是一个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张治中一生对洪希厚始终不离不弃，两人相濡以沫60年。

张一纯说：“国共”两党高官唯有两人一生只一位夫人：共产党有周恩来；国民党有张治中。母亲没文化，到北京之后因为要参加会议，才学会写自己的名字。”

因此，当时国民党中不少要员都和张治中开玩笑，劝他另娶出身高贵的小姐。而当时高官家庭连娶三妻四妾并不鲜见。张治中却说：“她是我孩子的母亲，也是我的家乡人，抛弃了她，我将来何以向子女交待，何以面见家乡父老？”

据张素我姐弟等人回忆，“母亲一生对父亲的工作从不乱发表意见，洪希厚是张治中指腹为婚的妻子。她17岁嫁到张家后，婚后很长一段时间，张治中都在外闯荡，作为长媳的洪希厚，不仅要照顾体弱多病的公婆，还要照顾小叔子们。公婆去世时，张治中仍然没能赶回来。由于家贫，年仅23岁的洪希厚只好带着一个七岁的小叔子，回到娘家艰苦度日。1976年，洪希厚去世。

但有一次，母亲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此时，张治中准备赴淞沪抗日战场，他的四弟张文心也将前往。张文心七岁时即由洪希厚带大，两人感情深厚，洪希厚对丈夫说：“开战时，让文心留在你身边，好吗？”对于妻子的这一请求，张治中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但仗一打起来，是不分前后的。这次去上海，我已做好了战死的准备，作为一名军人，文心也应当如此。”

张一纯说：“任何时候，只要不打仗，父亲和母亲总是在一起。母亲善于持家，我们全家的衣服鞋子都是母亲自己做的，他们从不让我们做少爷小姐。”

1937年“淞沪会战”结束后的一张照片上，张素我与父母合影，“我与母亲长得很像”。这时的张素我正在父亲1929年创办的洪家疃黄麓小学担任校长。

秘书陶天白，曾在张治中后来创办的黄麓师范学校求学，他记得张治中亲题的校训是：敬勇诚毅。他回忆说：“当时他(张治中)是国民党中央军校的教育长，军衔为上将，一个月的薪水与蒋介石、冯玉祥等人一样，都是800银元。当时南京市民一个月生活费是3个银元，所以他余下来的钱很多。有些军政要员把余下来的钱，或讨小老婆，或游山玩水，或盖别墅；而他认为民族的振兴重在教育，所以他把这些钱留下来兴办学校，这一点令人很佩服。”

张素我说：“母亲和父亲是指腹为婚的，相濡以沫一辈子。母亲没有文化，却跟着父亲见过许多大世面，她性格开朗，与宋氏姐妹、何香凝等许多高官夫人交好。”当张治中和“中共”接触后，洪希厚又和邓颖超成为好友。

陶天白曾回忆起第一次见张治中的印象：第一次见他，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值冬天，他穿着一件狐皮袍子，长得很漂亮，讲话非常生动、幽默。对年轻人很爱护，教我们怎样做学问，怎样修身养性。他讲话的题目是“修养七件事，行为两戒条”。七件事包括天天看报纸、听广播、看名人传记等等。两戒条，一个是戒骄，一个是戒惰。在我看来，他不像身经百战的将军，更像教书的。他始终未忘记幼年的困苦，抖了抖狐皮袍子说：“我住在南京，那里华洋杂处，我穿这个是为顾及国体，一个上将如果穿一身土布，就会显得过分特殊。国际人士看来也不雅。”

加中国共产党，并向周恩来提出了申请。周恩来十分高兴地说：“我个人表示欢迎，但要请示组织后才能给你回话。”过了一些时候，周恩来回复说：“‘中共’方面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国共’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的高级干部入党。此时你加入中共恐有不便，不如稍等适当时机为宜。”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作为国民党要员的张治中言论激烈。到1925年夏，他“言论和态度，都被‘右派’所看不惯，”因此被“右派”视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把和张治中关系密切的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称为“黄埔四凶”。

“周总理和我父亲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他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期’。”张一纯回忆起周恩来与父亲的往事，思绪一下子回到了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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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张治中题字：“为民族生存而战”

张素我对父亲的苦闷记忆犹新，她说：“父亲辞职以后也回到了安徽老家。他很苦闷，每天都很晚睡觉，把喜欢看的古书拿了出来看。”

张一纯说：“父亲太累了，他想休息，就回到安徽，之后就到了湖南。到湖南有一个事，当时让他执行“焦土政策”，让火烧长沙城，结果将他革职查办。”

没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在十年“内战”期间，“国共”两党兵戎相见，军事斗争日趋激烈。为了避免与“中共”作战，不违背自己的救国宗旨，张治中主动请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教。

1938年，张治中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他恢复了与“中共”隔绝了十年的友谊关系，在湖南维护与“中共”的合作关系。当时徐特立是“中共”派驻湖南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也常去长沙。张治中在湖南任内期间，与中共领导人融洽相处，“即有小事故，我们也能开诚布公，求张治中给《观察日报》的题词。

“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向何应钦陈述意见，认为“对共产党问题，应有冷静之考虑，慎重之措施，勿任有成见而好冲动者为无计划、无限制之发展”。在国民党研究“皖南事变”善后处理办法的会议上，他因反对撤销新四军的番号激怒白崇禧，质问他：“你身为政治部长，如何能说此种话！”

1946年2月25日，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在重庆签订军事方案，在讨论的过程中，出现一个小插曲。在整编数字方面，“中共”初步要求16个军48个师，而蒋介石则始终坚持“12师之数，乃中央所能允许之最高限度”。最后“中共”让步，希望整编成24个师，最少20个师。张治中特别同蒋作了长谈说：“‘中共’本来拥有正规军100万，民兵200万，现在愿意从48个师的要求降为24个师，最少20个师，是很大的让步，我们是可以考虑接受的。”还特别指出：“国军整编后缩成50个师，仅指陆军，此外还有海军、空军，陆军中还有其他兵种如宪兵、工兵、炮兵、轻重兵等，‘中共’是没有的，我军始终占极大优势，希望到此达成协议吧。”两人正争得面红耳赤，蒋的随从参谋皮宗敢陪同马歇尔进来。马见状甚为惊讶地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蒋气愤地说：“我正在和共产党代表谈判！”

重庆谈判毛泽东住进张治中官邸与三到延安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事1。张一纯说，“早在1943年夏季的某一天，蒋介石就突然约父亲去说：‘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你觉得好不好？’”张治中曾对此回忆说：蒋介石随后就亲笔写一封给毛的信交我。此时，恰逢林彪即将回延安，我在家为其践行，那天晚上就把信交给了林。

在毛泽东应邀到重庆之前，“国共”双方实际上早有接触。1944年5月，国民党方面派张治中、王世杰为代表与“中共”方面派出的代表林伯渠、林彪等，相约到西安谈判，这是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前奏。

工作人员在重庆时会客、办公。

毛泽东来重庆前，张治中陪周恩来到桂园看房子。那时，年幼的张一纯非常好奇，跟在他们身边边走边看。在看房过程中，张治中告诉周恩来：“为了保证毛先生的安全，我决定派政治部警卫营的一个手枪排担任警卫工作。”周恩来听后略作沉思，说：“这样一来，发生任何事情，责任都是你张治中的。我建议，你把这个责任推给重庆的警备司令。你的人可以换成便衣，做内部保卫。”

张一纯说，父亲深感这位老朋友的信任和良苦用心，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

张治中带着秘书、参谋、副官和厨师搬往复兴关(旧称浮图关)的梅园暂住，让夫人迁往山洞乡下。张一纯和妹妹素久是年纪最小的两个孩子，正在德精小学上学，“因学校就在桂园附近，所以没有搬走，与工勤人员暂住进平房”。

除调来一名厨师外，其余都是桂园原有人员。毛泽东从机场来到桂园，先在客厅休息。当时按四川的习惯，待客饮茶用的是黄铜托底的盖碗茶，服务员何守源向毛泽东敬茶时，由于紧张，不慎将茶杯碰倒，把地毯弄湿了。

毛泽东在桂园期间和周恩来住在楼上，王炳南则住在楼下客厅后面一小间里，外人进楼、上楼，都需经王炳南安排和陪同。

张一纯说：“在我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去世了，只有一个人在世，他叫张立钧，是我的亲表姐夫，已经90多岁了。他先是当副官，后来当参谋。”

张治中的参谋张立钧回忆说：“蒋介石和毛泽东会谈多次，曾亲临桂园拜访毛泽东并在楼前合影。这期间，各界知名人士来访频繁，有时要临时加客饭，桂园的工勤人员就去附近餐馆购买，附近餐馆、商店都知道桂园是张治中的官邸，都不敢怠慢。”

桂园也是“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地，除了白天谈，更多的是在晚间谈，还经常谈到午夜。“到了深夜，就需要吃一些夜宵充饥。我们虽然偶尔有所准备，但更多的是措手不及，只得临时上街追赶卖夜宵的小担，买些汤圆或是江米煮藕之类的甜食给代表们吃……”张立钧回忆道。

桂园也是国民党特务猖獗活动的场所。他们在桂园盯梢，有的化装成小贩、有的打扮成人力车夫、有的在桂园传达室打听来见毛泽东的人士。

“双十协定”签订后，基于毛泽东回延安的空中安全，张治中又亲自伴送毛泽东作专机回到延安。张素初曾回忆说，“后来听说路上曾出现险情。(我)来美后，80年代任职于纽约《中报》，该报社长傅朝枢先生告诉我，他曾当过山西省军阀阎锡山的机要秘书，见到一份机密文件，计划在毛回程路上经过西安时，对他下手，后因父亲陪同未能执行。”

“这是父亲第二次到延安，此后他每次到延安时，毛泽东都亲自迎送，并为他举办盛大的欢迎晚会。”张一纯说。

第二天，张治中等飞返重庆时，毛泽东亲自到机场送行，并送上延安特产：皮筒、精毛线、粗呢、红枣等。在去机场的路上，毛泽东和张治中同乘一辆汽车，毛泽东说：“你对和平的奔走是有诚意的。”

张治中问：“怎见得？”毛泽东说：“有几件事情可以证明：第一件是你把《扫荡日报》改为《和平日报》；第二件是康泽办的一个集中营被你撤销了。”1946年3月4日下午，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组成的军事3人小组从绥远乘飞机抵延安。

在延安机场，毛泽东陪同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一起检阅延安卫戍司令部仪仗队。“在当晚的欢迎晚会上，父亲对毛泽东说：‘将来你们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了写上一句，张治中三到延安。’”
     

张治中讲完话走下台回到座位时，毛泽东对他说：“你将来也许还要四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张治中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你们就搬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不会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毛泽东说：“我们将来是要到南京去的，听说南京很热，我怕热，希望长住在延安，开会再到南京去。”张治中回忆说：“我三到延安，他(毛泽东)每次都亲到机场迎送，和我恳切谈话，还举行欢迎晚会，请我讲话。”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有一次请张治中吃饭，他对同桌的人笑着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我们的父亲》，周海滨著，华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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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的春天，邓颖超邀请张治中子女去做客，她对张一纯说：“你父亲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我们这位老大哥喜欢开玩笑，他讲笑话，别人哄堂大笑，可他自己却一点儿也不笑。”

邓颖超举例说，“1925年我同恩来在黄埔军校结婚，那时恩来是政治部主任，你父亲是新兵团团长。我们结婚很保密，除了你父亲，别人谁也没告诉。谁知你父亲一定要请客，他安排了两桌酒席，找了几个会喝酒的人来作陪。那次他自己一口酒都没喝，却把恩来灌醉了。最后他找来卫兵把恩来抬回去，直到第二天，恩来的酒也没醒。这件事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自此，周张之谊即便在“国共”两党尖锐对立、武装斗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也从未中断过。

“北伐战争”开始后，张治中为了能够使“国共”两党合作如初，避免破裂，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建议由周恩来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但最终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每想及此事，张治中“始终认为北伐的统帅部没有周参加，是一大损失，”“也是导致‘国共’两党破裂的主要因素之一”。

当北伐军到达衡阳后，张治中又一次提请蒋介石：会师武汉以后，“对两党问题要请你特别注意，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来保持两党的合作，不能使它破裂！”

1928年秋，张治中出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要职。在黄埔军校的10年间，张治中5次离校率兵参战。其中一次就是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

“一二八”主动请战，留遗书赴前线

1932年1月28日深夜，驻沪日军借口一名日军失踪，向上海第19路军发起猛攻。以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的19路军主动回击，“一二八”淞沪抗日的战幕惨烈揭开。

此时，蒋介石已经退职下野。1月29日晨，蒋介石获知事变颇为意外，他在日记中说：“闻昨日对上海日领事要求已承认，彼已满足，且表示傍晚撤兵，何乃至午夜又冲突也。”同时，蒋介石判断“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亦唯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

他发出一道通电，电文中称：

“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际，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与此破坏和平，蔑信义之暴日相周旋。”

此时，身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心急如焚，他说：“中央部队散在各地，而因蒋下野，群龙无首，一时未易集中。”

同时，他对十九路军的处境十分清醒：十九路军孤军在沪作战，决不能久持，应该予以增援。

2月初，蒋介石在浦口会晤张治中。

张治中向蒋介石请战：“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

蒋介石说：“很好。”

蒋介石马上让何应钦调动散驻在京沪杭的第87师、88师、中央教导团，合编为第5军，任命张治中为第5军军长兼第87师师长，率部开沪参战。

2月16日，在淞沪抗战第19天后，第5军军长张治中登上抗日战场。在出发赴抗日前线前的15日深夜，他起身开窗户、面向故乡写下一封遗书：“正是国家民族存亡之秋，治中身为军人，理应身赴疆场荷戈奋战，保卫我神圣领土，但求马革裹尸，不愿忍辱偷生，如不幸牺牲，望能以热血头颅唤起全民抗战，前赴后继，坚持战斗，抗击强权，卫我国土……”张素我说：“父亲是决心战死沙场，以誓死的决心走上抗日前线。”2第二天出发前，张治中将这封遗书交给了挚友陆福廷。

张治中在回忆录中对写下遗书解释得更为深入，他说：“我知道，一个革命军人首先要具备牺牲精神，而牺牲精神又必须首先从高级将领做起。”

张治中自2月18日率第5军进驻刘行镇，接替19路军部分防地开始，直至5月5日上海停战协定签订，经历了数十次大小战斗。庙行一役将日军第9师团和久留米混成旅团的精锐歼灭殆尽，庙行、江湾间，敌尸堆积如山，达三四千具之多。中外报纸，也一致认为此役是沪战中我军战绩的最高峰。

多年以后，张治中回忆起这次生平第一次反抗外敌之战说：“这一役牺牲是应该的，生还算是意外的了。”

张治中将军的爱国之心早在保定军校求学时就可显见。张治中在日记中就写道：“盖今日之社会，无论何界，卑鄙污秽，达于极点”。中国军队“断难与外国军队争一日之短长”，“文明祖国，黄帝子孙，将任异族宰割奴隶已耳”。立志要担起“万钧重任”，“报答国民于万一”。一片爱国之情跃然纸上。

张治中一生中曾5次大难不死。张治中在《六十岁总结》中对人生所遇到的危险有详尽的回忆，现摘录如下：

第一次是在驻粤滇军第8旅当警卫队长的时候，带了一班弟兄跟从旅长伍毓瑞将军去对一营刚改编的官兵讲话。话才说了几句，他们就鼓噪哗变起来，伍旅长由几个卫士保护脱险。我和另一位营长站在广场中间，当几百支枪乱行射击时，这名营长把我往地下一推，大家都匍匐在地。变兵开枪达十多分钟之久，相去不过二十公尺左右，枪弹像雨点般不断落在我的前后左右。我当时只有束手待毙，但等到变兵枪声停了，我和这营长站起来，发现居然没有丝毫受伤。

让女儿张素我断学业归国抗日

1935年，20岁的张素我独自登上了一艘轮船，来到英国西南大学学习教育。此前，张素我是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她还没有毕业就离开了这所声名赫赫的学校。没想到的是，两年后她再度肄业，回到了国民党高官避之不及的战火中国。

第二次是在粤闽交界的黄岗，彼时我已调任连长。我军进攻驻闽的北洋臧致平军队，战况非常吃紧。我奉命带了一连人掩护左翼，占领了一座小山，和敌战斗。到拂晓，便带着弟兄们冲锋，目的是要把威胁我们左翼的敌人赶走。从山上冲到山下，又经过一道水田，攻到对面小岗上一个长方形菜园。谁知敌人仍顽强不退，而且三面把我们包围起来。战况激烈，在我左右的弟兄，连传令兵都伤亡殆尽，我浑身都溅染了鲜血，但终于把敌人击退，我也并没有受伤，而我的勇敢自此得名。

第三次是驻在潮州城外，我已当了营长。桂军刘志陆(汕头镇守使)和北方勾结，夜里派兵把我团包围。我营各连是分散驻扎各村的，最初听到枪声还以为是误会，仓促间无法应付，我率领守卫营部的几个弟兄冲出去，到了一个小山上。谁知侧面相距很近的小山头也早被敌兵占据，突然向我们密集射击，我几乎连跑带滚滚到背后山脚下，身边只剩了一个卫兵。跑到团部时，全团已被缴枪，团长也在那里。

第四次是在四川宣汉县，我当川军独立旅参谋长。其中一团长叛变，事前毫无所悉。叛军围了旅长林光斗将军公馆，出其不意地把他打死了。另一批叛军到司令部来找我。那是一间民间的楼房，我刚好微感不适，在楼上和内弟洪君器闲谈，突然听到门口人声鼎沸，杂以枪声，情知不妙。洪搀着我从楼上窗口往后墙外跳下去，沿着城墙走到邮政局里。局长范众渠是素来熟悉的，由他去告知陕军留守处(此处陕军陈树藩部已入陕)林黄胄参谋(也是保定军校同学)，把我接去藏起来。叛军到处搜索，风声很紧，不得已扮作伤兵混在陕军伤病队里出城，经万源入陕，始脱险境。

第五次是“八一三”抗日之役，敌人从我左侧背狮子林登陆，已到我军左侧后方，如果我军一旦被包围，便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为了抽调部队迎敌并安定正面军心，在敌机不断轰炸下，我还是坐了车到前线去。中途敌机来往太紧，便只得弃车步行。半路遇到一个骑自行车的传令兵，我就改骑的自行车到了87师司令部。司令部在江湾叶家花园，刚到那里，敌机又集中轰炸，我躲在园内毫不坚固的假山洞里。一位同志还拿来钢盔给我带上。炸弹不停地落下，假山四面的大树都被炸断了，洞前后左右都落了弹，大家都笑着说：“这是日本鬼子来欢迎总司令的吧！”

以上都是较大的惊险，小惊险就更不必说。我是个革命军人，为了革命，生死早置之度外，这些惊险也不过是我的奋斗生命中几个小小的波纹罢了。

“我还没有毕业，父亲就发了多封电报要我回国。”正在英国留学的张素我满心欢喜等来的家书，却是口气严厉的电报。

张治中告诉女儿，此时的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令她迅速回国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当中去。

张素我回忆起当时的感受说：“我怎么也得读完我的学士学位再回来，当时是这样想的。可是我父亲一定让我中断学业，回来参加抗战。”

1937年的8月，张素我中断学业回到中国，迎接她的不是父亲慈祥的笑脸，而空前惨烈的“淞沪会战”。

“来接我的人说，你爸爸现在在苏州那里准备战斗了，要到前线去了，你赶快到苏州去看一眼你爸爸。”8月11日，张素我在苏州见到阔别两年的父亲后，“父亲叮嘱我速回南京帮助母亲，照顾好弟弟妹妹。当天晚上张治中便率部赴沪作战。”12日，张素我到了南京，家里也知道父亲要上战场，“但没想到第二天，战争就爆发了。上海顿时变成了战场。我在南京待了两个多星期，母亲决定和我带着弟妹们一起迁往安徽老家”。

从1937年8月13日到9月23日，张治中不分昼夜指挥大战，以致体力疲惫到不堪想象的地步，加上在苏州遭到蒋的指责而精神苦闷。张治中决心致函蒋介石辞职，含泪告别将士离开了战场。

1937年8月13日凌晨，驻上海日军以冲入虹桥机场的水兵被击毙为借口，突向驻八字桥一带的中国守军进攻；同时，日本军舰也开始炮轰上海市区。14日拂晓，张治中指挥第87和第88师予以还击；同时出动空军轰炸日军陆战队及其司令部，炸伤旗舰“出云”号。“淞沪会战”是8年抗战中非常激烈烈的战役，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并争取了时间，从上海等地迁出大批厂矿机器及战略物资，为坚持长期抗战发挥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