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丹，哈哈哈哈 泰昌帝显得比前几天更消瘦了，体质虚弱。（拉肚子拉的） 但他的神志十分清楚（拉肚子不会影响智商的），见方从哲进来就问：“仙丹可曾带来？” 方从哲跪着奏道：“李可灼已携仙药进宫，究竟能否治病，臣尚不敢妄言，请皇上明断。”（方从哲这个人很狡猾，反正话我已经说明白了，到时候出了事别怨我。人我也给您带来了，我不忤逆您。是个聪明人，也算不得忠臣。） 这时，李可灼也捧着“仙丹”跪在后面。泰昌帝示意把药呈上来。李可灼见周围大臣有疑虑神色，先自服一丸（谁知道他吃的那一颗有没有后毒？），大臣们方才放心。而泰昌帝一见仙药，于是命人取水来，急匆匆地把药吞下去了。（一听是仙药就没有疑虑了，其实是他爷爷的迷信思想害了他。） 过了会儿，泰昌帝睁开双眼，坐了起来，好像一下子健康了许多，脸上露出了笑容，连夸：“果然是仙药，仙药!”（现在好多药里有激素，很多人吃了假药后马上就好了很多，但是不治病的。） 又称赞道：“李可灼是个大忠臣。”（结论也下得太快了，这个皇帝不稳重） 说罢探出身来叫道：“李可灼!”李可灼伏地轻应：“微臣在。” 泰昌帝说：“朕服仙丹果然奏效，请你明天再进一丸来，大概就可痊愈了。” 李可灼答道：“臣家中尚有一丸仙丹，但仙长曾指点过，需在第一丸后三天再进第二丸，臣当于三天后再献灵药。”（感觉这个套路被骗老人卖假药的人学去了。） 泰昌帝说：“朕病好后，一定给你加官晋爵。”（不要拿着国家官职随便赏赐大臣哦，这个昏君。） 
仙丹的内部结构 自吃了李可灼的“仙丹”后，泰昌帝的病好似一下子被驱走了一半。两天来，他除了时常坐在龙案前养神外，居然还有两次走出了殿门。（一片顶过去五片，一口气上五楼都没问题的节奏） 三天前在皇上的催逼下，方从哲引李可灼进宫献药，虽然当时就收到了效果，但凭他多年的阅历，总觉得这似乎是心理作用所致，并不一定是药的神效。（呵呵，他就是不说，说了也没用，这是谁的问题？怕是皇帝逃不了刚愎自用，多疑昏庸的评价吧、臣子也是不忠，为了自保，宁可看着皇帝吃假药吃死。） 回到府中后，就有几位心腹幕僚前来打听情况，他们都劝方从哲不要再引李可灼进宫（感觉这些幕僚都比方从哲忠心，不过方从哲多年宰辅，知道皇帝是劝不了的）。 尤其是太医院的几位太医异口同声否定“仙丹”的作用，他们表示，如果首辅再引人送什么“仙丹”，他们就集体辞职了。（你们要是有办法，倒是拿出来啊，你们要是治好了皇帝的病，皇帝还服什么仙丹？无非是先保自己的饭碗。有事就集体罢工，逼迫皇帝，什么君臣关系啊。标榜天地君亲师，其实心里和行动上是追求最实际的东西。） 第三天一早，泰昌帝就派人催仙药，并发下圣谕，如果内阁阻拦进药，就以抗旨欺君论处（皇帝也是个混蛋）。他才无可奈何地将李可灼召到内阁，再三叮问，李可灼力保仙丹有神效，方从哲这才拉上韩火广一同陪李可灼进宫。 李可灼看泰昌帝服罢药，跪请他上床休息，泰昌帝却不在乎地摆了摆手说：“用不着，朕今天精神很好，李爱卿献药有功，来日定当封赏。” 本来已经康复了的泰昌帝，服了一粒并非御医进呈的红丸，在夜里猝然死去。（他第二次吃的药和第一次吃的药一样吗？第二次李可灼可没尝。） 方从哲已预料到明早就会有无数指劾他的奏本飞进来，弄不好很可能被扣上一顶“弑君”的帽子。按明朝旧例，皇帝驾崩，遗诏需由内阁首辅代拟。方从哲想来想去，觉得只有利用拟遗诏的机会，申明服用红丸是皇帝自己的意见，把责任一股脑推到大行皇帝身上才算上策。（这个人居然想改遗诏！这样的人还能是个忠臣么？） 果不出方从哲所料，泰昌帝的暴亡引起了整个朝廷的注意，要追查皇帝死因的奏折两天之内就达数百件。其中有的奏本已经公开指出，给泰昌帝服泻药的内侍崔文升，最初曾在郑贵妃属下任职，后来才由郑贵妃转荐给泰昌帝。崔文升竟敢用泻药摧残先皇，其背后必有人指使。（墙倒众人推，现在推倒方从哲是最好的时机，以前的政敌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 于是方从哲迫不及待地征得了阁臣同意，颁布了由他亲笔起草的遗诏（内阁其实都是方从哲的人）。遗诏中以大行皇帝的口吻夸奖李可灼，并诏赐银币。遗诏一下，群情鼎沸，朝臣们都知道遗诏出自首辅之手，无形中更把方从哲与红丸案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此地无银三百两） 十月中旬，追查“红丸案”的呼声达到最高潮，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上了两道令人瞩目的奏疏，孙慎行指出：“从哲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这给追查“红丸案”元凶定了基调。（整方从哲的运动就要拉开序幕了） 方从哲思来想去，他写了一道很长的奏本，一面仔细为自己辩解，一面十分诚恳地提出了退隐的要求。方从哲奏本递上去不到十天，天启皇帝的批准谕旨就下来了。十一月初，这位执政八年的老臣，离开了京城。（全身而退了，聪明人是善于保全自己的，从他跟泰昌帝说红丸的事就可以看出来了） 泰昌帝的猝逝，使得御史郑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指此一事件与多年前的“梃击案”出于同一“奸谋”，即有人必置光宗其人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采更直指光宗之死与郑氏、光宗宠妃李氏等阴谋夺权有关。（这个事就是整人，有些人可擅长这个了，整人都不是完全没边儿的，多少都跟你挂点边，你有不能完全说清楚的事，屎盆子扣到头上，想擦干净都难了。） 泰昌帝继位一个月即驾崩，加之朝廷内党派纷争激烈，使得关于此案的议论甚嚣尘上，并且多少带着东林党借机伐异的意味。这些议论围绕着泰昌帝的死因展开，方从哲、李可灼、崔文升等皆成为众矢之的。（皇帝死了，赶快办丧事，扶太子登基，安定天下，才是首要之事。这帮大臣先打起来了，真是可杀。） 吏部尚书张问达、户部尚书汪应蛟、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以及众多言官纷纷弹劾崔、李二人用药、进药错误之罪。其中御史王安舜认为：“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紫赤，满面升火，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速亡逝乎！”（这个是不对的，脉象浮大无根，真阴症也，阴盛之极，往往格阳，面红目赤，口舌破烂。如真寒者厥冷、呕吐、腹痛、泄泻、小便清频，即有热发，必欲得衣，目得热气则少瘥，从以往的描述来看，似乎泰昌帝得的是格阳证。绝对不是这位御史说的三焦火动，崔文升只是掌药太监，不通医理，只懂本草，误下怠病，才导致泰昌帝病情的加重。） 由于泰昌帝是服下红丸后死的，而首辅方从哲却在泰昌帝死去的当天，拟遗旨赏了进献红丸的李可灼，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御史王安弹劾方从哲“轻荐狂医”，“又赏之以自掩”。御史郭如楚弹劾方从哲不应该赏赐进药的李可灼。方从哲在众人攻击下，拟太子令旨，罚了可灼一年的奉禄。（这些朝臣的攻击是有策略性的，一定有首脑指挥。） 十月，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上了两道令人瞩目的奏疏，孙慎行指出：“从哲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方从哲上奏辩解并请辞，于11月初卸任离京。 御史郑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指此一事件与多年前的“梃击案”出于同一“奸谋”，即有人必置泰昌帝其人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采更直指光宗之死与郑氏、光宗宠妃李氏等阴谋夺权有关。（每人各司其职，攻击政敌之前的嫌疑。） 方从哲离京后，还是无法脱净干系，要求严查红丸案的奏折不断。一天，天启帝收到了方从哲从老家寄来的奏疏，疏中说：自己年老愚昧，未能阻止庸官进药，罪不容诛。为表示谢罪，愿乞削去官阶，以耄耋之身远流边疆，以平朝臣之怨。（方从哲老谋深算） 果然，许多大臣为他开脱，天启帝亦被方从哲的诚恳打动，但苦于真相未明，一时难以决断。（方从哲在朝中依然有很多势力） 这时，一直缄默无言的阁臣韩爌终于站出来说话了。他把当时目睹的一切事实都详细地说清楚了。特别是方从哲当时左右为难的情景，被描绘得十分具体。最后，韩爌提出，“红丸”一案纠缠了一年多，但真正置先皇于死地的崔文升和李可灼到现在也没有处置，这两人虽然乱用药物，但也确实是奉旨进药，可以适当惩处，红丸一案则不宜继续深究。（人证很重要，一个人要在一个单位里立足，一定要结交一些朋友，有时候不是一个人能力大小的问题，当别人要整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朋友有多重要了。） 韩爌在万历年间就是个有名的老成之臣，居官十余年处事公正，很受群臣景仰，入阁后又一直陪伴方从哲料理进红丸之事，说出的话是可信的。所以他的奏折报上后，很快地使一场风波平息了下来。（屈志老成，急时可相依。） 不久，天启帝下旨问崔、李二人罪。1622年（天启二年），明廷将崔文升发遣南京，李可灼遣戍边疆。“红丸”一案由于各派的争斗总算草草了解，但其中的疑点并没有弄清楚。后人为此曾进行过一系列的考证和争论，但最后也都没有结果。泰昌帝的死是否与红丸有关依然是一个千古之谜。（这一次的斗争由于老臣的出面，没有扩大，是一件幸事。） 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当权，他要为“红丸案”翻案。于是，声讨方从哲的礼部尚书孙慎行被开除了官籍，夺去所有官阶封号，定了流戍。抨击崔文升的东林党人也受了追罚，高攀龙投池而死。崇祯年间，惩办了魏忠贤，又将此案翻了回来。崇祯帝死后，南明王朝又一次以此为题材挑起党争，直到明王朝彻底灭亡。（都要灭亡了，还在窝里斗，明朝的覆灭是一个客观的不可避免历史过程，就是到了现在的时代，整人的光荣传统依然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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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15 11: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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