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开国将军极力反对将中国核试验场设于敦煌？

老八路

张蕴钰 资料图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中央军委首次颁授军队最高荣誉“八一勋章”。中科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是首批“八一勋章”获得者中最年长者——授勋两天后的7月30日，亲友为他庆祝了百岁寿辰。

程开甲是中国核武器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核试验技术总体负责人。

他的名字，与中国核试验基地紧紧联系在一起。

位于死亡之海罗布泊腹地的这座基地，有着一个美丽的名字——马兰。马兰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野草，能在最贫瘠的土地上绚烂绽放；马兰基地是一座数十年不为人所知的隐秘所在，却爆响了震撼世界的惊雷。

从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1996年中国进行最后一次核试验，30多年的时间里，包括程开甲在内，前前后后曾经在这片戈壁滩里参加核试验的基地官兵和技术人员不下10万人。这是一群默默无闻的“马兰人”，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数十年里，极少有关于他们的报道。

但是，“马兰人”的功勋，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不会忘记。现在，随着档案的陆续解密，我们能够讲述一下“马兰人”和马兰基地的故事了。

从敦煌到罗布泊

“有一个地方名叫马兰，你要寻找它，请西出阳关，丹心照大漠，血汗写艰难，放着那银星，舞起那长剑，擎起了艳阳高照晴朗的天……”

这首《马兰谣》记录的就是被誉为“共和国原子城”的戈壁绿洲马兰的故事。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马兰爆炸成功。

而在被确定为核试验基地之前，这里并没有专门的名字，只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

中国核试验基地最初的选址，其实不是这片无名戈壁，而是早已闻名于世的敦煌。

20世纪50年代，新生的中国，一直被笼罩在核恐吓的阴云中。

1955年1月15日，李四光、钱三强等人被请到了中南海的丰泽园。

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专门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他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老八路

这一天，中国开始了研制核武器的艰巨而又伟大的征程。

研制核武器，不仅要从零开始造出原子弹，这颗原子弹必须炸响才算成功。这也就意味着，在核武器研制的同时，就必须要找到一块足够广大、足够荒凉的核武器试验场。

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指示：“关于导弹基地、原子弹试验基地选场问题交给陈锡联，他是炮兵司令，这几年跑的地方多。选好了交给工程兵司令陈士榘，由他的工程兵负责建。安排部队的事情，荣臻同志多操心，最好是成建制拉过去，这样利于保密。”但实际执行中，前期原子弹试验场的选址工作，主要还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行的。

在勘察过青海西部、内蒙古西部、新疆东南部等多个地区后，苏联专家建议把核试验场设在敦煌西北地区。

1958年夏秋之间，一群身穿便衣的军人悄悄来到了敦煌，在古阳关外的大戈壁上安营扎寨。

几天以后，一位中央的“大人物”也来到这里，此人正是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

在鸣沙山下，彭德怀秘密接见了这支队伍的两个负责人：队长张志善和政委常勇。

张志善报告说：“我们是0673部的。”彭德怀当时就笑了，说：“你们对我还保密啊，0673就是原子靶场嘛……”

这段对话的背景，是中央军委当年4月决定组建两支队伍：0673部队负责建设原子靶场，0674部队负责建设原子仓库。这两支队伍里的很多干部都来自于商丘步校，常勇是学校的政治委员，张志善是副校长，接到任务以后，学校的干部一分为二，一半去0673，一半去0674，常勇和张志善都被分到了0673部队。

到了1958年10月下旬，敦煌地区的勘察工作基本结束。时任工程兵司令员的陈士榘带领工程兵设计院、总后营房部等单位组成的工作组以及苏联专家到现场勘察，最后确定了各场区的位置。爆心定在了敦煌西北方向130～150公里处，指挥区距爆心60公里。

敦煌核试验基地即将动工，0673部队部队长、核武器试验靶场主任到任了。他就是战功赫赫的张蕴钰。

张蕴钰1937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入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历练成长，从普通一兵直至军副参谋长。抗美援朝期间，15军在上甘岭打出威名时，军参谋长正是张蕴钰。归国后，张蕴钰任第三兵团参谋长，经陈赓大将推荐，就任0673部队的主任。

在对靶场位置进行实地考察后，张蕴钰恼了。

现为总装备部政治部创作员、一级作家、大校军衔的彭继超曾在马兰基地工作生活33年，走访了数位“马兰人”，也写下了一系列核工业题材的作品。

他告诉记者，张蕴钰曾跟他详细说起过这段往事。

张蕴钰坚持认为，敦煌不合适作为原子靶场。他的考虑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敦煌莫高窟是老祖宗留下的中华瑰宝，核试验像地震一样，一下子就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贝给震没了，这可是负不起的大罪过。二是没有水源，松土层太厚，而核爆炸产生的烟尘太大，烟尘太大就会随风扩散，造成核沾染区。三是试验当量太小，只能试验2万吨TNT当量的原子弹，显然不能满足中国核事业发展的需要。

据后来的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张志善说：“张蕴钰同志问为什么选在这里，我说苏联专家定的，能搞2万吨。张蕴钰同志说，可真是麻子不叫麻子，叫坑人。”

张蕴钰马上将自己的意见向中央书面上报。说来也巧，中央同时接到了苏联一位专家的来信。原来，苏联专家也有不“坑人”的，信中说敦煌不适合建场，建议将靶场中心区移到罗布泊地区。

结合张蕴钰的报告和苏联专家的来信，中央同意核试验基地重新选址，就定在罗布泊。

1958年12月24日，张蕴钰带领勘察小分队从敦煌出发，经玉门关向西，向罗布泊疾驰而去。直到次年春天，疲惫的勘察队员们终于在干旱的罗布荒原发现了清冽的博斯腾湖。

张志善当时起草了一份电报给中央，电报上写道：“这里土地肥沃，能种菜、种粮，这里水源充足，水是甜的，还带有香味……”据说，万毅看到电报后笑着说：“水还带香味，他们都成了诗人啦……”

最终，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罗布泊西端的10万多平方公里被划定为中国唯一的原子靶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面积47万平方公里，比英国还大，而核武器试验场的面积有10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江苏省的大小。

原马兰基地司令员马国惠告诉记者，之所以圈定10万平方公里这么大的面积，和原子弹、氢弹的破坏半径有关，“300万吨氢弹的安全半径为150公里，这样算来就要有大约9万平方公里，所以10万平方公里的军事禁区是完全必要的。”

作为原子靶场，这里堪称完美：地广人稀、远离城镇、有水源且不在地震带上。

基地位置确定的同时，生活区也获得了一个“诗意”的名字：马兰。

马兰之名，来自在这里旺盛生长的马兰草。部队选的生活点，原来是一片盐碱湖，一条天然水沟从中流过，两旁长满了马兰草。初夏时，基地领导在此规划蓝图，正值马兰花盛开，张蕴钰提议，大家一致赞同，此地就命名“马兰村”。

1959年6月13日，总参谋部正式通知：原子靶场改称核试验基地，这一天，就是马兰基地成立的日子。

那时的马兰基地，连一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先期到达这里的指战员们，自己动手挖了地窨子作为临时的住宿和办公场所。马兰基地的第一次党委扩大会就在一个地窨子里召开。

当时，一窝小燕子正在地窨子的房梁上破壳出世。张蕴钰提醒每一个来开会的人：把脚步放轻，嗓门压低一点，别惊扰了燕子。

许多年后，当彭继超向张蕴钰提起关于一窝燕子的小插曲，老人说：“大漠上有这些小生命，不易。”

那一天，中国核试验基地波澜壮阔的工程伟业，就在燕子的呢喃声里宣告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