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喆：围棋竞技性是被构建 需寻找新发展可能

安徽小刀

李喆微博

　　围棋国手李喆发微博探讨围棋的竞技性，并“希望在围棋竞技面临巨大瓶颈的今天，去重新建构围棋价值，探寻其新的发展可能”。以下是李喆微博详细内容：

　　围棋的竞技性是被建构出来的，“竞技体育”作为一个概念和观念意识也是在19世纪后才被建构出来，但很多现代人受身处时代的观念束缚，便不理解这一点，把被建构的当作本质的，将已然的当作必然的。

　　围棋竞技性的建构，宏观上来说，是两股脉络的汇流。

　　其一是明清时期围棋从士林文化走向市井文化。在明代以前围棋主要是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爱好，从汉代班固作《弈旨》一直到宋代，围棋被认为主要的价值是明理、审美和修身（当然这些价值都有各自的建构过程，如围棋的艺术性是在魏晋玄学的影响下开始建构，延续到唐代始有“琴棋书画”四艺并称）。

　　从明代开始，竞技性的围棋活动（公共的）才变得兴盛起来，并逐渐扩大其比例。这与城市化的发展、市民阶层的扩大等等历史的社会经济因素有关。而后有基于地域的三大派争棋等等，随着对竞技的重视，技术类书籍开始涌现（之前的围棋著作则以棋论为主）。

　　其二是日本的争棋文化。现代的围棋竞技模式是从日本而来，围棋从中国传到日本之后，与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相结合，产生了一种“基于胜负的艺术观”，这与中国古代围棋的艺术观是非常不同的，但如今一提到围棋的艺术，大众主要想到的其实就只是日式围棋艺术观（并因日本竞技围棋水平在21世纪的衰落而唾弃之），而遗忘了中国古代自有的围棋艺术价值，这当然与20世纪中后期日本围棋对中国围棋的反哺相关。

　　在日式围棋艺术观的基础上，日本有四大门派的数百年争棋，又在20世纪与西方出现的竞技文化相结合（尤其是西方竞技文化中的“公平”原则，这种结合正是川端康成在《名人》中所反对的），逐渐确立了现代围棋竞技的模式。

　　明清以后不断拓展的竞技围棋观，与日本的争棋文化在20世纪汇流，于“中日围棋擂台赛”达到高峰，并以1988年诞生的世界大赛为其延续形式。在这个竞技化的过程中，大众的围棋观渐渐被结构所塑造，明代以前绵延一千多年的围棋价值观逐渐被遗忘了。

　　如今围棋的竞技价值在人机大战的巅峰之后又面临考验。竞技价值依赖于参与者身份与观赏性，从地域对抗、国别对抗到人机对抗，围棋竞技所依赖的对局者身份已经发展到顶峰，不能前进也难以后退，今天的围甲（地域对抗）已经不可能像明代三大派争棋那样有吸引力，国别对抗也不再可能有中日围棋擂台赛时的关注，人机对抗则已经完全失去悬念；而围棋纯竞技的观赏门槛较高，很难与身体竞技甚至新生的电子竞技相竞争。

　　与此同时，现代竞技围棋在日本建立之初所依托的“胜负之艺术”价值，就连这其中的艺术也几乎被人抛弃了，只剩下空洞的胜负，这成为围棋发展的大瓶颈。如果仅以争胜负为目的，世界上能够争胜负的事物何止百千，又怎缺围棋这一项？对于从东汉开始建立的围棋观，胜负只是人通过围棋获得更高价值的一个过程或手段，而非目的本身。过程颠倒为目的，这或许可以称为围棋的一种“异化”，其背后是现代性的价值虚无。

　　围棋所独有的价值，仍然在它的文化性，在它曾被发现、建构并确立了一千多年又被挤压丢弃了的价值，在传统的“明理、审美、修身”等价值在新时代以新的形式开出新芽。

　　仍然要强调，围棋的竞技性是被建构的，这一点在如今值得反复强调。无论从历史来看，还是从理论来看，这一点都非常清晰。认识到这一点，意味着脱离僵化的围棋观，从而有希望在围棋竞技面临巨大瓶颈的今天，去重新建构围棋价值，探寻其新的发展可能。

　　以上内容我在2015年草就的《中国围棋价值演变研究》里有过梳理，这些年又有一些新的研究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