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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人，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目前与他的发妻居住在京城北二环内的一所住宅里。他在北京解放前后从事了十二年地下工作，其中有初涉情报战线的稚嫩莽撞，有孤雁单飞的冷暖沧桑，更有虎穴历险的惊心动魄。 新来的剧社文化兵 刘光人出生在冀中蠡县大王村一个三代同堂的大户人家里。他是家里的长孙，自然备受爷爷的偏爱，爷爷希望他秉承传统，安心读书，以承家业。 刘光人听从祖训，读书非常刻苦，以至于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就戴上了近视眼镜。他神情庄重，头总是昂着，下巴微微翘起，小小年纪已露出几分少年倜傥的风采。 1932年8月27日，中共河北省委在刘光人的家乡蠡县发起暴动。一时间，革命风暴席卷高蠡大地。30日，地方苏维埃政府建立，同时整编队伍，正式成立河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31日，红军游击队正在北辛庄举行会议，国民党驻安国白凤翔骑兵旅的一个骑兵连和地方武装突然包围了北辛庄。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大部分游击队员突围，有17人英勇战死，9人被捕。北辛庄战斗结束后，敌人即抽调兵力向北追捕突围人员，红军游击队被迫解散，在反动当局的大搜捕和大屠杀中，游击队员前后共牺牲了47人。 五年后，日寇的铁蹄踏上了刘光人家乡的土地。村庄被炸，学校被毁。"高蠡暴动"的枪声又回响在刘光人的耳际，于是，19岁的他走出富裕的家庭，跟着当年"高蠡暴动"的共产党抗日救国。 接待刘光人的冀中解放区干部见他眉清目秀，文化程度较高，还戴着个近视眼镜，知道他是个文才，就对他说："别上前线了，到新世纪剧社发挥你的作用吧！" 当年，冀中新世纪剧社聚集着梁斌、远千里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文人的青年才子。梁斌解放后创作了长篇小说《红旗谱》。 刘光人到剧社的时候，社长梁斌正带领剧团四处演出宣传抗日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崭新环境，年轻的刘光人像获得了新生一样兴奋异常，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和文学，力图把自己对祖国对家乡人民的热爱融入到创作中。1939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担任了剧社的指导员、支部书记。在根据地报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并写了两部三幕话剧，由剧社排练后在根据地演出。 1939年，日寇不间断地"扫荡"抗日根据地，刘光人所在的剧社不得不随着冀中区领导机关转移到冀西山区。 由于剧社的同志被分散隐蔽在冀西山区，条件艰苦暂且不说，重要的是丧失了创作的生活源泉。于是，1942年年底，冀中区党委宣传部决定让新世纪剧社的同志分批回到冀中体验生活，社长梁斌率先潜回冀中敌占区，为创作新剧本深入生活。此时的刘光人已经担任了剧社副社长职务，他原想在剧社发挥他的文化优势，不想，一个偶然的因素，使他从此走向了一条通往神圣目的地的秘密道路。这条路一走就是12年，他无法回头，也不能回头。 初涉情报战线 1943年初，在刘光人焦急地等待从冀西回冀中的命令时，冀中区社会部部长兼冀中公安局局长张国坚突然把他叫了去。原来，组织上了解到刘光人的姐姐在北平，决定派他潜入北平做情报工作。 当年，为了到敌占区后有落脚点，利于隐蔽和开展工作，组织上派遣的情报人员大都是在当地有投靠对象的。张国坚对刘光人说："你在北平有亲戚，这是很好的工作条件，所以，组织上决定派你去北平搞情报工作。" "搞情报工作？"刘光人感到很意外。尽管当年革命队伍里的同志大都受过秘密工作的基本教育和训练，但是被派到敌占区搞情报的却很少。 "以前你是做群众宣传工作的，这次是秘密搞情报，很不一样啊！不能与地下党的其他同志有横向联系，是单线联系，记住，单线联系。这是一个很光荣的工作，也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张国坚严肃地说。 对于这个新的任务，刘光人心里没底，但是服从命令是天职，他庄严地接受了任务。 张国坚接着说："今后，你要独立作战了。这可是一条特殊的战线啊！你既要大胆，又要心细，既要勇敢，又要谨慎，既要在便于接触敌人的阶层站住脚，又要在思想上保持住一名共产党员的纯洁性。到了北平，你也许一时找不到职业，但不要着急，要先通过亲戚朋友了解情况。" "我懂！请党组织考验我！"一种庄严、神圣和大义凛然的感觉使刘光人心情激动。 "因为经费紧张，组织上就不给你解决路费和生活费了，就靠家里解决吧！还有，为了便于隐蔽，你可以参加反动组织。"张国坚最后说。 刘光人告别同志们，离开根据地，只身潜回被日寇占领的冀中，在那里设法找到了他的单线联系人王冀农。王冀农帮助他搞到了合法的良民证，然后，他就回家取盘缠。 爷爷见到毫发未损的长孙自然喜出望外，老人家并不过多地过问孙子在外的情况，刘光人不能说出自己去北平的真实目的，只能说自己想去北平找份工作。当时找工作就意味着为国民党政府服务。爷爷欲言又止，村里坚持抗日的一些伙伴们知道后都很气愤，有的干脆跑来指责他："抗日才是出路，你这是当逃兵！" 刘光人听后一愣。在这之前，他所能想到的是自己将踏上一条隐秘但却充满危险的道路，他必须承受的是，他也许会在某一天默默地死在一个角落而没有人发现，除了他的单线联系人，没人知道他的死因。如果他的单线联系人尚且活着并为他作证的话，他可能被追认为烈士；如果没人证明他的真实身份，他将背着一个恶名死无葬身之地。但此刻他明白了，做地下工作仅仅承受牺牲的风险和压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忍受来自于自己同志的误解。 1943年3月的一天深夜，刘光人乘坐的火车停在了北平前门火车站，他从怀里掏出化名刘泽民的良民证，递给在火车站盘查的伪警察。 冷雨纷纷，寒风凛凛，火车站外大街两旁的霓虹灯若明若暗，不时有日军和伪军的巡逻队伍恶狠狠地踏着路面走过。 按照事先安排，他顺利地住进了北平东煤厂二号齐振林老人家。齐振林既是他的蠡县老乡，又是北平颇有声望的开明人士，清末举人，曾任段祺瑞政府的陆军次长兼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北洋军阀时期结束后，他离开了军政界。日伪时期，北平伪政权多次请他出山，都被他拒绝了。表面上，齐家是官宦家庭，四子齐执度在伪治安军任上校作战科科长，长孙齐宝顺在北平警察局任督察。实际上，齐振林老人家与家乡蠡县解放区和根据地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齐家帮助了很多地下党员，而齐执度更是暗地里为中共工作，1946年不幸暴露身份，被蒋介石下令处死。 齐振林的长孙齐宝顺帮刘光人办理了北平居住证后，刘光人一边熟悉北平的情况，一边把搜集到的北平敌伪机关的机构和人员等情况秘密写在一张张小纸条上。 1943年10月，他通过层层关卡，把在北平搜集到的情报交回到冀中解放区后，得知在洛阳国民党军队任职的父亲希望他到洛阳谋职。组织上考虑洛阳也是国统区，也需要情报人员，于是，就指示刘光人暂不回北平，到洛阳投靠父亲，在父亲的帮助下混入敌伪机构，取得合法身份后再回北平活动。于是，他带上叔父卖地的钱，在秘密关系的介绍下，转道去了洛阳。 父亲给他搞了一张在沦陷区就学的假证明，然后把他送到国民党洛阳战地学生辅导处参加培训。刘光人原本打算培训结束后回北平谋职，不想却因洛阳失守而被迫去了西安。 到了西安，父亲希望他继续求学，并为他搞了一张北平高中毕业的证明信。但刘光人却另有打算，他决定做一名记者，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可以公开出入很多地方，接触各种层面的人物，便于搞情报。 为了打基础，他先到一个短期训练班学习速记，然后报考了一个新闻补习学校。战乱时期的许多学生无心学习，而刘光人却是有心人，所以成绩很好。还有一名与他同样用功的学生，叫林木楠，后更名为林军，两人成了朋友。 补习班结业时，校长通知刘光人和林木楠到他的办公室去。原来，校长观察这两个学生有培养前途，故而要推荐他们加入国民党组织。刘光人这才知道这个学校归国民党西安市党部调查统计处直管，调查统计处是国民党"中统"机构在西安的办事机构。 校长说："经过考察，你们两个品德优良，符合选才条件，我愿意介绍你们加入国民党。" 加入国民党组织正中刘光人的下怀，有了这个保护色作掩护，他甚至可以放开手脚工作。林木楠也表示愿意加入国民党。加入国民党后，校长又希望他和林木楠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如果愿意，马上就可以到中统机关参加情报资料整理工作，还可以领到一份不薄的薪金。 缺乏经验的刘光人拿不定主意。他想，张国坚告诉自己可以参加反动组织，但并未说可以参加特务组织。考虑再三，他决定暂不加入特务组织。林木楠因为在西安生活无着落，就决定加入特务组织，于是，他马上获得了生活来源。 不久，刘光人被《西北文化日报》录用了。《西北文化日报》是杨虎城将军办的报纸，最初是共产党员宋绮云任社长，"西安事变"后，宋绮云被捕并遭杀害，刘光人到报社时，报纸虽然被国民党政府收管，但是革命和民主的基础还是较好的。刘光人的工作是每天晚上八点至零点收听国外的话语新闻广播，记录整理后，交给夜班编辑，第二天一早作为该报特稿见报。因为人手紧缺，在取得报社信任后，刘光人便着手发展秘密组织。他先是把林木楠介绍过来，又推荐了一个叫张惠人的可靠关系来报社当校对。 在报社站住了脚，刘光人开始考虑如何开展工作。离开组织在外漂泊两年多了，其间，按照组织的要求，他只能往指定的联络点寄送报平安的信件，而组织是不给他回信的，也没有派人与他联络过，所以，遇事全要靠自己判断，他决定首先利用报社编辑和记者的便利条件，在报社间互相交换的各类报纸中发现敌情动态。其次是要团结进步青年，宣传革命。 毕竟是情报战线上的新兵，又缺乏有经验的人指点，刘光人在搜集情报的同时，做起了革命宣传工作。他把林木楠和张惠人团结在自己身边后，报社又陆续来了两个女青年，刘光人把两个女青年也聚在自己身边，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传阅进步书籍，还把解放区流传的"白毛女"故事讲给他们听。甚至，他还自作主张，把重庆一家报纸上刊登的郭沫若的一篇持左派观点的文章摘登在《西安文化日报》副刊上，受到社长的严厉批评。此时的刘光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工作将会给自己造成什么样的危险，更没意识到这是情报工作所忌讳的。幸好报社的政治环境还算开明，不然后果难料。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刘光人觉得回北平的机会到了，于是，他马上报考了胡宗南在西安城南办的"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简称"战工班"，也就是为国统区训练工作人员，国民党把国统区称为"战地"。报考时，除了《西北文化日报》出具的证明外，刘光人还提前准备了一个"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的假学历证明，凭此得到了"战工班"招生人员的青睐，他被录取了。 其实，"战工班"里后来出了不少中共特工，比如，"战工班"的教务主任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中共红色情报员陈忠经；"战工班"的指导员李年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调任东北任国民党东北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二组少校组长，因组织被破坏遭逮捕。 10月中旬，刘光人顺利地拿到了"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的结业证，他穿上国民党军服，被派往北平。临行前，已经离开军队到西安三原车站工作的父亲特意给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政厅的齐科长写了一封信，要他关照自己的儿子。 由于铁路被破坏，刘光人一行先到了河南新乡，在等待平汉铁路通车时，又接到通知，经陇海线去北平。于是，他们又上了去开封的火车，然后到连云港，乘船到青岛，再到秦皇岛，到北平时，已经是1946年的1月份了。 父亲的信起了作用，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政厅的齐科长马上举荐刘光人到位于保定城内的河北清苑县当县长助理。但是，刘光人并没去保定上任，而是辗转去了解放区张家口。离别解放区这个革命家庭已经两年了，他迫不及待地想"回家"，他要把在西安搜集到的情报，特别是在"战工班"接受训练时了解的情报向组织汇报，另外，他太需要组织上的指导和教育了。他用了整整七天的时间，把自己两年间的经历详细地追记了下来。 刘光人又见到了张国坚，此时的张国坚已经担任了中共张家口市公安局局长职务，他的话直率中肯："你在西安站住了脚，搞到了情报，这是你的成绩，组织上对此很满意。但是，北平和西安相比，搞情报的难度要大得多，环境也危险得多，你要有心理准备啊！"张国坚话锋一转，"在西安的时候，你参加了国民党，接着可以参加特务组织嘛！那样，你就可以获得重要情报，为什么不参加呢？" "当初你指示我可以参加反动组织，并没有提到可以参加特务组织。如果我不请示就参加了，回来怎么说得清呢？"刘光人嘟嚷着。 "我怎么可能预见你在敌后可能碰到的所有情况呢？你独自在外，凡事应该从自己的实际任务出发，而不应该首先考虑个人得失！我明确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参加特务组织，事后再汇报！"张国坚说。 "个人得失"这四个字的分量很重。刘光人觉得有些委屈，自己的确是按照张国坚的指示去做的，参加国民党已经是不得已而为之了，还要加入特务组织，加入特务组织就意味着必须要做有损于党的利益的事情，自己怎么做得来？两年来，自己漂泊在陌生的地方，冀中平原那白茫茫的梨花，时常摇曳在他的梦里……他的眼睛潮湿了。可深入一想，自己没有断然参加特务组织的客观原因就是个人利益为先，回到队伍里虽然确实存在难以澄清的问题，但更为重要的是，失去了这个机会，的确失去了获得重要情报的可能。他惭愧地说："我的确不成熟，能不能让我到'华北联大'学习一年？"刘光人不想因自己的不成熟而影响工作。 "你还是回北平，继续在斗争中学习吧！谁也不是情报斗争的天才，你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回北平争取进入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单位，最好还是当报社记者，清苑县当县长助理的差事要辞掉。我们党内可以做群众工作的人很多，但是做情报工作的人却很少，做情报工作需要一定的条件，具备这样条件的同志毕竟很少，你具备了这些条件，要好好利用啊！要广交朋友，表面上要学会有些'朋友'的恶习，又要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你的任务是，打进去，站住脚，长期隐蔽，尽量往上爬，尽快取得国民党政府的信任，搜集他们的核心情报！"张国坚坚定地说。 "你的关系属华北局社会部平西情报站，你获取的情报直接交给平西情报站，为防不测，没有紧急情况你不能与他们联系，你在北平必须独立作战！"张国坚最后说。 "是！"刘光人神情凝重。 军政要闻记者险些自毁 从解放区回到北平，刘光人拿着西安《华北新闻》报社社长赵自强写给国民党中央社西安分社社长丁履进的举荐信，找到了国民党中央社北平分社。 这封信是刘光人的"远虑"。从西安动身到北平前，刘光人去辞别西安《华北新闻》报社社长赵自强，他知道赵自强与国民党中央社西安分社社长丁履进是山东老乡，丁履进当时已经动身到北平去筹建国民党中央社北平分社，刘光人有意请赵自强给丁履进写一封举荐信，赵自强欣然应允。 刘光人的意愿是当记者，但却被分到了编辑组，编辑可以昼夜两班倒，下了夜班，白天的时间归自己支配。他又通过在西安"战工班"受训时指导员李年介绍他认识的沈阳《东北民报》报社社长马毅，当了《东北民报》驻北平特派员。这样，他就可以在下了夜班后，以记者的身份去跑新闻，搞情报。 国民党中央社北平分社是国民党的喉舌，宗旨鲜明，矛头直指共产党，因而环境险恶，二十多名工作人员中，有好几名"中统"、"军统"的特务分子。因为刘光人认识《东北民报》报社社长马毅，而马毅曾主持过"中统"陇海铁路党支部的工作，所以，刘光人被报社认为是"中统"的人，为了隐蔽，他对此不置可否。但是，北平分社里有两个"军统"分子总与刘光人过不去。一个是被大家称为"特务记者"的蒋志方，负责跑教育口的新闻，经常刺探学生会活动的情况，并报告给"军统"。蒋志方认为刘光人来路不明，很可能是"共党分子"，他把刘光人的照片偷了去，制成嫌疑分子资料，在"军统"北平行辕二处挂了号。另一个叫沈其元，是北平分社电台的台长，也怀疑刘光人是"红色间谍"。其他工作人员虽然主要是为"稻粱谋"，但是终年工作在这个要害机构里，"反共"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下意识了。 尽管随时都在控制真实情绪，保持"灰颜色"，但是，刘光人还是险些暴露身份。 由于受空间限制，北平分社采、编两个组的人被安置在同一间大屋子里办公，采访组办公桌上的电话总是响个不停，这对需要安静看稿子的编辑组影响很大。1947年3月19日，轮到刘光人值白班，他坐在桌旁看稿子。忽然，电台台长沈其元高举着一张刚收到的电报，从一层跑了上来，边跑边有些失态地大喊："国军收复延安了，共产党完蛋了！哈哈！共产党完蛋了！" 沈其元喊着跑着，围着采、编两个组的办公桌转来转去，把电报在每个人面前晃动，并不停地重复那句话，大家有的站起来鼓几下掌，有的抬起头对他笑一笑，算是回应。惟有刘光人像个聋子一样没有反应。本来就觉得刘光人可疑的沈其元把嗓门放得更大了： "刘泽民，你听见了没有？国军收复延安了，共产党完蛋了！完蛋了！" "难道收复了延安，共产党就完蛋了吗？"刘光人终于忍不住了，"霍"地站了起来。 话一出口，刘光人就意识到失语了，但是说出的话已收不回来了，大家听得真真切切，不光沈其元的脸立即沉了下去，在场的人也都停下了手里的工作，目瞪口呆地看着刘光人，屋里静得像风暴骤起前夕。 刘光人不紧不慢地坐回椅子，眼睛盯着桌上的稿件，手里的笔在稿件上勾画着，嘴里不满地嘟囔着："整天这么吵吵嚷嚷的，让人怎么改稿子呀？" 大家松了一口气，认为刘光人是在抗议沈其元的高声叫嚷影响了他的思路，但是，沈其元却不肯善罢甘休。当晚，他提出在北平分社区党部召开一个会，专门讨论刘光人的问题。会上，沈其元对社长丁履进说： "刘泽民有共党嫌疑，应该报告特务机关，对他跟踪盯梢。" 丁履进听了沈其元的话，没有发表意见，而是让大家说说看法。采访组组长赵孝章说："刘泽民平时工作勤奋，是个称职的编辑，可能是嫌办公室吵闹，言不由衷说了那样的话。" 一个叫田文彬的记者说："我了解过刘泽民，他是马毅的人。"言外之意，刘光人是"中统"的人，动他要小心。多数人对刘光人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所以不赞成沈其元的意见。 毕竟刘光人是自己同意调人的，丁履进最后表了态："我的人不许派特务跟踪，如果到了非要跟踪的程度，我只好辞退这个人了。" 刘光人躲过了这一劫。但是，半年后，由于错误地估价了自己的作用，导致他被迫离开了北平分社。刘光人事后总结，自己这个情报战线上的新兵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1948年，解放军在东北连连攻克许多城市，沈阳部分学生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欺骗后，流亡到了北平。当时，国民党当局没想到竟会有七八千东北学生响应"号召"进关，而且一下子都涌进了北平城里，他们有些招架不住了，不知如何安置这些学生。国民党北平市参议会提出让这批东北学生都去当兵受训。东北学生来到北平后，居住条件差，又吃不饱，一肚子怨气正无处发泄呢，见到报纸上登出市参议会让他们去充当炮灰的提案，一下子被激怒了。7月5日，学生们聚集到北平市政府请愿，还砸了市参议会，把牌匾改成"北平市土豪劣绅会"。当局恼羞成怒，出动了"青年军"二○八师的一个营包围了抗议的学生，用机枪对学生进行扫射，当场打死九人，打伤二十余人。这就是惨烈的北平"七·五"血案。 刘光人以记者的身份，目睹了整个事件的全过程。同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共有忧国忧民的情怀，刘光人按捺不住满腔悲愤，采访请愿学生，昼夜赶写了大量事实报道，特别是反动当局派、军队镇压学生的报道，完稿时，天已蒙蒙亮，回想惨案发生的一个个瞬间，倒在机枪和冲锋枪下的成片的学生、流成小溪一样的血、站在血泊中浑身是血、满脸是泪的学生对着枪口高喊："你们打吧！打吧……"他浑身战栗，泪如雨下。 刘光人万万没有想到，血案发生后，北平市政府下令封锁这一消息，北平各媒体不得报道，中央社北平分社更是不能有只言片语。刘光人辗转反侧，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自己虽然有"长期隐蔽"的重任在肩，但要揭露反动派的嘴脸，唤起民众的觉醒，粉碎敌人的阴谋，惟有利用自己所在的位置。如果掌握大量事实材料的自己也作壁上观，其一是"七·五"血案很可能被长期封锁；其二，那些学生一旦被派上战场，为国民党增加兵力不算，那么多受过教育的年轻生命会白白葬送在战场。所以，当务之急是利用自己的有利岗位，把这一消息及时公布出去，就算自己暂时不能完成组织交给的隐蔽任务，但是换回向社会公布一个真相，还是值得的。也许自己的做法日后会受到张国坚同志的批评，但是事情紧急，必须当机立断！ 于是，权衡利弊后，他作出了一个大胆的选择，不惜牺牲生命，还社会以真相！不论对一名共产党员，还是对一名有职业操守的记者来说，牺牲自己，唤醒民众，都是值得的。当年，自己站在党旗下宣誓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为党的利益而牺牲的准备；当自己为了革命事业成为一名记者的时候，也曾暗暗发誓，在完成任务的前提下，做一名称职的记者。他还想到了北洋时期青年记者邵飘萍利用《京报》抨击军阀政府，全力支持"五四运动"，控诉"五卅惨案"中军阀屠杀民众的暴行，揭露奉系军阀的恶行而遭到了北洋政府逮捕并杀害；在邵飘萍牺牲三个月后，《社会日报》的主笔林白水同样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处死；林白水遇难的第二天，《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的社长成舍我也遭逮捕。作为一名正直的记者，邵飘萍、林白水他们尚且能够慷慨赴死，何况自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呢！刘光人为自己的选择而激动不已。 既然北平不许刊发"七·五血案"的消息，刘光人便以特派员身份，给沈阳《东北民报》发去一则电讯，《东北民报》马上在报上刊载了独家"七·五血案"的新闻，立即在东北广大地区引起轰动，很多学生义愤填膺，纷纷准备到北平援助流亡学生。接着，刘光人又陆续把采写的《七·五血案纪实》、《进关的东北学生》、《你们的孩子在流浪》、《看看苦难的孩子》、《理智地检讨"七·五"》等通讯发表在《东北民报》上。人们争相购买传阅，《东北民报》一时"洛阳纸贵"。 这样，"七·五血案"始发地北平与被害流亡学生的家乡东北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局面。北平鸦雀无声，尽管东北流亡学生的血迹未干，东北却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东北"国大代表"、"立法委员"、沈阳市"参议会"以及北平东北同乡会等都组织了"东北民众慰问团"和"七·五血案后援会"，东北"国大代表"、"立法委员"还召开了几次联席会议，就"七·五"事件的责任等问题向北平当局和市参议会展开了攻势。 刘光人的做法激怒了北平政府，于是问罪于中央社北平分社。已经有思想准备的刘光人离开了中央社北平分社，并做了最坏的打算，他整理好个人的物品，冷静地等待着随时可能破门而入的特务。其间，他难抑内心的遗憾，毕竟已在要害部门隐蔽了五年多，战争形势变化飞快，情报人员的作用不可估量，自己在这个时刻失去了一个有利的据点，不能说对革命事业没有影响。 现在看来，刘光人当年的作为似乎有利有弊。他虽然被中央社北平分社开除，失去了那个获取高层情报的有利环境，但是，他的"独家报道"的确唤醒了很多人，让当局恼羞成怒，反动政府的阴谋终未得逞。试想一下，如果刘光人不拼死发出事件真相的报道，一方面民众无从知晓真相，另一方面则间接地替反动当局隐瞒了罪恶。从这个角度来说，刘光人表现出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 组织上及时了解了刘光人的处境，恐他遭遇不测，派人通知他马上撤回解放区。刘光人接到通知后，并没有服从命令，他不能轻易地放弃战场，他请求组织允许他继续留在北平，寻求适宜机会，再发挥作用。 积累了近六年地下工作经验的刘光人，在经历了挫折和教训后，渐渐成熟起来。他仔细检点自己来北平后的言行，认为除了上次没有控制好情绪，险些被抓住把柄外，再无其他失误之处。在生活细节上，他努力效仿周围人的"腐化"，一口气做了黄、白、灰、蓝四种颜色的西装，春夏秋冬穿着整齐，神情傲然，在单位不卑不亢，出去采访颐指气使，走在街上昂首挺胸。那次报道"七·五血案"，虽然冒犯了反动政府，得罪了北平分社，但是社长丁履进还不至于落井下石；"军统"特务分子处处找自己麻烦，但却始终抓不到自己是"共党分子"的凭据；蒋志方虽然把自己的化名"刘泽民"写上了"军统"北平行辕二处的黑名单，但也没有真凭实据，如果自己此时突然消失了，不正好授人以柄吗？组织上让自己撤回去是考虑到自己的安全，但如果自己回解放区了，势必彻底暴露身份，永远失去了回北平做情报工作的机会。即便逃不过这一劫，他也想好了相应的对策。首先，自己有国民党党员的外衣，只要咬定自己完全出于记者良知，无政治企图，就无从定案；其次，自己在北平也建立了一些关系网，一旦祸从天降，有那些靠山从中疏通，过关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经过慎重考虑，组织上同意了刘光人的请求，允许他继续留在北平工作。为安全起见，暂时中断了他与解放区的一切联系。 后来的事实证明，刘光人的分析是正确的。他勇敢地留了下来，继续坚守在隐蔽战线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冒险送出北平城防工事图刘光人继续以老形象出现在北平各种场合，会朋友、看熟人，依然给人坦荡无忧、优雅潇洒的印象。 1948年下半年，在他的努力下，《北方日报》聘用了他。这是北平一家经营一般、影响不大的报社，不发薪水，只管饭食，给些零用钱，但给刘光人的岗位却很不错：军政要闻记者。 这是他求之不得的。为了稳居这个位置，他发愤工作，每天除了必发一则头条新闻外，还额外撰写专栏文章，经常工作到深夜。由于发表文章量大，有深度，文笔又流畅，他在北平报业很快就小有名气。 在《北方日报》工作了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平明日报》记者胡冰来拜访刘光人： "泽民兄，每天在报上拜读大作，令人佩服啊！" "过奖，过奖，与贵报相比，拙作不值一提。"刘光人很低调。 "泽民兄谦虚了，我此来是奉我们社长之命，邀你到我们报社屈就，也跑军政要闻，如何？" "如贵报不嫌弃，愿去一试。"刘光人内心非常高兴。《平明日报》是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的机关报，在北平影响很大，记者的触角也很深，并且，特务机关对《平明日报》的记者也很"给面子"。 刘光人如鱼得水，不仅以《平明日报》军政要闻记者的身份搜集了大量重要情报，还把记者角色演绎得炉火纯青。此时的刘光人，俨然一名情报战线上的老兵了，他以则民、刘泽民等笔名发表的大量消息和通讯，既揭露了敌人，又掩护了自己，特别是他采写的国民党从东北战场、尤其从沈阳撤退前后的一些"内幕新闻"大受欢迎，以致他本人一时成为北平新闻记者中的"新闻焦点人物"。 不久，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开始了，我东北野战军正源源不断入关，华北两个兵团也开始集结平津，北平解放指日可待了。拥有六十万大军的傅作义摆出了从溏沽到张家口的一字长蛇阵，作出准备迎战的架势。刘光人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任务是获取敌人的核心情报，以配合我军解放北平城。刘光人想到了北平城防司令楚溪春。 楚溪春原来是国民党沈阳警备司令，后被任命为国民党河北省主席，接着又到北平任城防司令。楚溪春与刘光人是同乡，与刘光人的父亲交情甚好。楚溪春当了城防司令后，刘光人经常以记者加老乡的身份前去采访、看望他。北平城被围，楚溪春的心情可想而知，刘光人时常去给他宽心，他自然不把刘光人当外人。当刘光人得知12月17日、20日和23日，楚溪春将检查北平的城防工事时，他认为必须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楚溪春难以回绝这位小老乡的请求，刘光人如愿以偿。 12月17日一大早，刘光人就跑到城防司令部，上了楚司令的汽车。车外北风呼啸，楚溪春的呼吸声比北风还沉重。天上阴云密布，楚溪春的脸色比天还阴沉。 刘光人大大方方地随着楚溪春到了西直门、阜成门、复兴门、广安门等地视察。所到之处，守城将领一筹莫展，途中百姓更是忧心忡忡。 西直门和广安门是城防的重点，这两处的瓮城上都设有炮位，炮口虎视眈眈对着城外，守城士兵正忙着在城墙上挖机枪口。广安门城墙外紧连着一片民房，为了避免这片住房为攻城的解放军所利用，守城士兵正在拆除，变原来的平房区为开阔地，以增大攻城的难度。楚溪春不满意地下着命令："这里不行！""那里也得加固！"一旁的刘光人则不动声色地把大炮架在哪里、枪口开在哪里都暗暗地记在了心里。 楚溪春怎么也不会想到，堂而皇之跟随他视察城防工事的刘光人竟和他貌合神离。 20日，刘光人又随着楚溪春去新开辟的"天坛机场"视察。 所谓"天坛机场"就是位于天坛南部靠近城墙的一块东西向的狭长地带，原来是一片参天大树，为建机场，很多千年古树被连根挖起，工人们正忙着修飞机跑道。刘光人的心情难以平静，因为，昨天，也就是12月19日，傅作义已经正式派出代表与解放军代表开始进行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了。那里进行着和平谈判，这里却抓紧修筑工事，真是箭在弦上。 23日，刘光人又跟在楚溪春身后视察了环城马路。过去，北京内城只有纵横交错的不规则窄小道路，为了守城的需要，守城部队把多条道路接通并加宽，形成了一条长长的汽车可以通行的规则环内城马路。由于道路坑坑洼洼，许多地方尚未铺平，楚溪春的车队从上午8时开始环内城马路巡视，一路颠颠簸簸，走走停停，直到下午1时才巡视完毕。 三天"采访"结束，三张清晰详细的城防工事图也在刘光人的脑子里绘制出来了。"必须马上出城！一面和谈，一面磨刀霍霍，一旦和谈破裂，攻城将在所难免，有了自己脑子里的这三张城防工事图，我军将减少多大伤亡啊！"刘光人心想。 但是由于平西情报站与刘光人单线联系的交通员刘永和被挡在城外进不来，临时找人出城吧，城里的人没有城防部门的特批证明信是出不了城的，怎么办呢？看来，别人是指望不上了，只有自己亲自出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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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14 16:3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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