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通回忆录——一位平凡人的回忆

老八路

前  言

我是个平凡的人，是否有必要写回忆录呢？对此我作了长达几年的思考。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伟大人物的历史作用和份量重大，寻常人物相对而小。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尊重广大人民群众，尊重历史，并懂得继往开来，因而他们才能受到人民和历史的尊敬。我非常尊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也尊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亦是我在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同时，我尊敬我的祖父、母，我的父亲和母亲，是他们把我养育成人，并给予了我做人的启蒙教育；我尊敬我的教师，因为他们向我传授了知识，使得我有了思想的基础；我尊敬科学家们，是他们的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我尊敬奥斯特洛夫斯基、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焦裕录、王进喜、刘胡兰等英雄模范人物，因为他们为我们作出了行为的榜样；我尊敬孙中山先生，因为在他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推翻了满清政府，为打倒北洋军阀立下了不朽功劳……

相较而言，小人物对于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或者微不足道，然而，大的事件是由若干小的事件构成的，伟大人物也是从群众中产生的。我们熟知伟大的辽沈、平津、淮海战役，是大兵团作战，数十万、成百万人的大会战，即是由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卓越的领导人指挥的，但这个大兵团同时也是由班、排、连、营、团，以及内中每一个战士和干部组成的。

我决定提笔，写下我的回忆录。

我的人生已过大半。从参加革命至今天，我的亲身经历和在这个过程中所总结到的经验教训，自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包含了我个人的成长历程，也应是对于这个时期的历史记录。

历史是公正真实的，因此，我在回忆录中，会本着对任何事，任何人的记述都实事求是、不可感情用事、不虚构原委的原则来记叙。

一个人一生的言行不可都是正确的，但能尽量持有积极的一面是主要的，即使有消极的思想或情绪，也能够直述不讳，进而接受教训也是可贵的。

由于历史漫长，因此，在此回忆录中记叙所发生事件的时间、地点、涉及的人物，或有不完全准确之处，但本着对事实本身不随意增减，更不歪曲的原则，我将原况包括自己对于在当时发生事件的认识在内，一一纳入其中，为求通过粗略的回忆，总结自己的过去，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扬长避短，更好地规范自己的晚年的行为，向党组织汇报，与有关同志交流互勉，并为自己的后代提供一点历史的情况。

老八路

由“小徐”到“老徐”的感慨（1979年12月20日）

闭目温故，或在梦幻中，“小徐”的呼唤声时尔甚至总是回响着。听着这种声音，一点也不厌恶，相反，还感到十分亲切，因为这是亲身经历过的美好的时刻——太阳初升或当空的时刻。这亲切的声音是发自革命的领导者的呼唤，或者发自同年资的年轻人的逗趣。但是，如今一进入正常的社会生活，则只能听到老徐、爸爸、老大爷、老爷爷的称呼了。偶尔也有叫“小徐”的，这只是个别亲近的然而是诙谐、无拘束的老同志，随便开开玩笑而已。

自然的规律不可抗拒，昨天的病，使我想到了“是否要见马克思”？弄得邻近附近的同志和一家人不得安宁。五十四岁了，虽然“南山松不老”，却也寿同诸葛亮、列宁诸公了，再活下去，当然可以，但是，要多做贡献，千万不要成为累赘。（但愿如此，也许避免不了）。

今天自我感觉良好，同志们热情地来看望，家里的人也很宽慰。不做工作，还要连累别人，即受感动，又觉自愧，应当让年富力强的同志多担担子，免得使革命的工作受损失。

人是自然的产物，可以改造自然环境，为自身服务，也可以破坏自然环境，还要回到大自然，死是不可避免的，“人生易老，天难老”但愿在有生之年，为人类造福，少留骂名。

周恩来同志生前嘱咐把自己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和大地里，是对自然和社会的尊敬，是自然和社会历史忠实的儿子，他的意境是十分高尚的。

五十多岁的人，应是成熟期，在这个时期，应多作贡献，要向病魔作斗争，向那些虽是风烛残年，但仍能鞠躬尽瘁的老先辈学习，决不能因病悲观，更不能无病呻吟。



附：诗作三首



游南京

滚滚大江流不休，

熙熙古都与莫愁。

莫愁佳人弹新曲，

快乐老夫作春秋。

雨花台前慰英灵，

玄武湖上戏千舟。

谁家妙手绘锦绣，

无数英雄镌石头。

1975年



庆科学大会

《沁园春》意浓，

《蝶恋花》争艳。

《清平乐》齐奏，

《满江红》映天。

1978年春于北京中央党校



自责

秉性愿学不求精，

诗境拙笔顺口诌。

难为李杜门下客，

只得叩拜张打油。

1987年7月

老八路

豫北医专

1979年的自我规定 粉碎四人帮后，我担任中共新乡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兼公交办公室主任。1979年5月，调任豫北医专党委书记。在新乡市负责抓生产，到医专负责全面工作。在此期间我的主要表现如下：

一、 优点和成绩：

（1） 能积极工作，肯出力，因此，一般还可以完成党所分配的工作任务。

（2） 对于为了四个现代化，发展社会生产力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指导思想比较明确，因此，在实际行动中能够注意安定团结，批判“四人帮”团结绝大多数，发挥组织的力量。

二、 缺点和错误：

（1） 急于求成，但办法不多，能力不及。因此，对上级对下级以及对同级都有急躁不耐心的表现，甚至还有埋怨情绪。

（2） 不懂技术，业务虽懂一些，但不熟练不精通，特别对医学可以说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来豫北医专后的工作自感被动忙乱，不得要领，非常吃力。

（3） 不安心工作，省委决定我到医专工作，我当时的态度是，第一不愿意，第二服从组织调动，第三今后继续提意见，理由是第一工作困难、第二生活不便。我认可这两条理由都是实际存在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用大无畏的精神去克服困难，应该置个人和小家庭生活于次要地位，而愉快地走向新岗位。我虽然服从了调动却不是愉快的。

（4） 工作者重点已经转移，但自己的精力还没有转上，还没有把主要精力用于深入教学、医疗、科研的实际，深入群众也很不够。到医专九个月只听了三堂课，很少主动深入到学生、教师、职工中，谈心、做思想政治工作和解决实际问题。

（5） 我把大部分星期天，用于安排家庭事物。（回新乡）。没有利用这个时间去联系群众，调查研究，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衰退的表现，实际困难虽然存在，但只要一心为公还是可以挤出一些时间来。

（6） 我来医专工作以后，新乡市的一些老同志和我的家属来看病，往往是直接找医生诊断，表现了特殊化。

今后的主要打算

1、 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在自己的后半生，竭尽全力为四化贡献力量，学文化、学业务、学科学，努力作好本职工作。

2、 在发现和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中作出成绩，欢迎年富力强的，有能力的同志，接替自己和超过自己。

3、 克服急躁情绪，但又不能影响积极性。

我自1943年参加工作以来，随着党的事业的发展，在党的培养下，自己也有一些进步，党和人民委以重任，先后担任过秘书、区长、区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县长、中等专业学校校长、书记、专科学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学院院长、公司党委书记、市委常委、副主任等职，在工作中有成绩受过表扬，也有不少错误，如1957年的反右派我是领导组组长，所划的几个右派都改正了，这种扩大化自己是有责任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成走资派，右倾势力总代表等，党已为自己平了反，作出了平反决定，即使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也是有错误的，林彪、四人帮未被粉碎前，没有看穿他们的篡党夺权的阴谋，在所谓中央对河南问题表态后，作了错误的检查，甚至影响了革命的坚定性，提出了“保留党籍，回家种地”的打算。

我为党和人民作了一些工作，党和人民给了自己优厚的报酬，我自1956年以来就享受到了行政13级的工资待遇，这个待遇与我的能力贡献比已经不低了，因此，在此次调资中并无他求。

老八路

    1960年，浮夸风愈演愈烈，说大话、假话司空见惯。但也并非人人如此。有两篇论文当时我就研读了，也有倾向性的看法，一篇是艾思奇同志的《有限无限的辩证法》（油印讲话稿），文中说事物的发展从总体讲是无限的，而从一定时期和范围来讲有是有限的，文中提到了目前一亩地产多少万斤粮食是不可能的。一篇是吴芝圃同志的论文（载在某刊物上记不清了）题目是《跃进的哲学和哲学的跃进》，其主题思想是赞同当时的主观跃进意识。我从内心是赞成艾思奇同志的观点而不赞成吴芝圃同志的观点。而在当时从表面上看，吴的观点是占优势的。

    这一年从学校来讲和从我的家庭来讲是很不平静的。

    从学校来讲，粮食、油、菜供应短缺，师生员工普遍患上了浮肿病和肝炎，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发动全校师生员工到郊区冯湾村办农场，由我和教育科第二科长刘汉民带队（学生轮流到岗），尽管生活如此艰难，但学校的秩序还是好的，这是因为我们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主要是进行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力结合的教育。另一个原因，从学校各级领导到全体师生，大家都是同甘共苦的。缺粮、缺油、缺肉是全国性的问题，胡乔木同志曾发表文章，提倡用人工办法制造小球藻补充粮食的不足，在1959年年关座谈会上副省长稽文浦建议，把小麦秸秆炒焦磨碎，掺到粮食里吃。我们学校也自制了小球藻，但为数甚少，主要是到野外挖野菜、割能吃的野草等。

    从我的家庭来讲，困难非常大，很不顺心。第一件事是，我的爱人李桂兰同志（当时任学院人事、保卫科长），被列为批判对象，而且批判时间较长。主要罪名是她看到河南日报上登载了一条消息，大红字标题是“遂平县全县小麦亩产二千斤”，就随口说了句“净吹牛”，而且用手把报纸在桌子上推了一下。另外，她在1959年的一次学习班发言中，引用了“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句子。第二件事是我们有五个孩子，只有两个上了小学，都需要照料，原来雇用的保姆，公社化以后认为是雇佣劳动不准用了。那个时期，我要下食堂、到农场做管理工作和适当的劳动，爱人上班时挨批斗，下班后料理家务，特别辛苦。在过去的战争年代和和平岁月中，尽管也有过艰难困苦，但心情愉快；此次却不然，很不顺心（包括我在省里所受的批判）。她挨过批斗回到家后，疲惫地坐在地上唉声叹气的说：“到底该怎样检查呢”？当时对她的批判，我是不能参加，是回避的，但每次回到家里，我都要问她“过关了吗”？批了多少天我记不清了，但那种屡次被批后得情境我记得很清楚。批斗过后等了若干天，领导上写了个材料叫她表态，内容许多是编造的，这时我向她建议，只写名字，不写“同意”二字，结果处理的意见是“开除党籍”。在党支部研究前，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她16岁参加革命，对党有感情，是否不要开除，留党察看，以观后效为好”？这个建议被接受了。1962年市委专门为李桂兰同志彻底平反。

    1960年，可以说是最艰难困苦的一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要求全面改造，钢、粮和其他产品仍然是指标，但人民都在饿肚子。正在这时，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专家，撕毁合同，停止供应设备，逼索债款。这无疑于“雪上加霜”，严重地打乱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又提出了炼2000万吨钢的计划，叫做“争气钢”。年底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这是非常重要的举措，但头脑仍不够冷静，如钢产量仍要求1961年达到2010万吨。我当时认为“争一口气”是对的，要当英雄，不要跪倒在人家面前。从1958年到1960年这三年的时间，不仅没有达到多、快、好、省的目的，反而落了个少、慢、差、费。这是个沉痛的教训，其根本原因是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不仅让我们国家在物质生活方面遭到很大的损失，在精神生活上，党内的民主方面也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使人不能、不敢说真话。从而即害了群众，又使许多干部犯了错误（如在河南的信阳事件中，饿死了许多群众，一些干部也犯了严重的错误，受到了党纪和行政法律处分）。

    实践出真知，任何人都是如此，毛主席也不例外。我记得毛主席在1960年特别强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说平均主义问题是极端的问题（当时是指生产大队之间和人之间的平均主义），如不解决就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他说对于这个问题，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是不堪了了，一知半解的，这些毛病也要改正。改正的办法就是深入作调查研究，经过调查研究才能作到情况明了，过去几年所以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这个原则是什么具体时间讲的，我记不清了，但我认为这是个正确的哲学原理。

    一九六二年党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总结了几年来的经验教训，毛主席做了自我批评，并提议向下传达。当时有人不同意传达，毛主席说，难道我就不应该犯错误吗？（大意如此，我没有参加七千人大会是听传达的）当时对1958年、1959年、1960年三年的错误是认真对待的，也下决心采取了纠正措施，如制定《农村十六条》幅度降低、减少工业项目，控制和减少城市人口，逐村的经济体制由公社所有制改为“三级教育，队为基础”等。使工作进一步切合实际。从大局讲，我作为一个工产党员是服从的，但从学校的具体情况讲，是我一生最痛心的。把1956年成立的正规学校，1962年停办撤消了，而这所学校是以我为首牵头创办的。“小局服从大局”是我们当时向全体教职工进行思想工作的纲要，为此，我曾数次向省教育厅、主管教育工作的副省长，提议缩小规模，保存教师队伍，设备和图书资料，形势好转了立即恢复，但没有被接受，我当时认为这是“矫枉过正”。心情不够愉快，而且有埋怨情绪，并对教育厅表示不冷静，甚至发了脾气。处理这个问题在当时分量不轻，干部、教师、学生都要妥善安排，特别是教师，他们有专业知识，是从全国各地调来的，但在当时强调“服从分配”因而阻力虽有，但在处理过程中，没有发生闹事的现象，其中一部分人还比较满意。如：本科学生和担任本科教学的教师和部分职工，分配到郑州大学。而有些人却是很不满意的，如新招的的学生责令返乡，一部分教师被分配到与自己业务不对口的单位，有的返回家乡（个别的）。为了减少城市人口，省建工厅领导号召：“上自厅长，下至炊事员，谁提出返乡回家，就批准”。当时就有人说：“你当厅长的为什么不带头返乡呢？”。

    学校被撤销，停办后只留下梁振英、董有本（副校长）等二十五人处理善后和看守校产，于恩华被调到安阳钢铁公司工作，刘明德调到省建工厅子弟中学任校长，我被调到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任党委书记。

    在1962年这一年时间里，党中央一方面对过去批判错了的一部分同志进行了平反，另一方面又提出反对翻案风，加大了阶级斗争的力度，强调阶级斗争不可避免，而且同“国外帝国主义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由于帝国主义当时对我们的封锁欺侮和苏联变修的事实，因此，我是赞成这一论断的。但是具体应该怎样做，却是心中无数的，反而感到社会主义这一关不好过。

老八路

    次日，小组全体会议一开始，副组长张延积就宣布，由于建筑学院徐国通右倾思想严重，今天在小组会上作检查，希望大家注意听并准备作严肃的批判。接着我作检查，我环顾了一下会场，与往日不同，会场增加了一些人，其中有郑州市委书记王黎之（省委委员）、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人员、市委组织部部长、文教部副部长等。我的检查大约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主要内容就是对“大办钢铁”和“试验田”的言论，以及对自己言论的分析和自我批评。还检查了自己的：“好久没吃到白色的好豆腐”之说，我检查完毕后，上午的时间差不多用完了，组长宣布休会，下午进行揭发批判。

    整整一下午的揭发、批判，没有什么揭发出来的新内容，都是根据我的检查内容进行批判。而且这些批判多数都是一些上纲、上线的词句，什么“右倾”啦，“反对大跃进”啦，“反对大办钢铁”以及“反对多快好省”等。而且每个人在批判前，都有“根据徐国通的检查”的语句，都不称我同志。但有一位与众不同，那就是农学院院长许锡濂同志，他在批判中叫我同志。而且联系他自己的实际，其内容不仅不像批判，简直是对我的认识的补充，他说：“我是人大代表，在担任河南省农、林、水办公室主任时，听说天津有亩产水稻五万斤的事，我们就到现场实地考察，结果看到的是把几十亩水稻割后捆成捆，挤在一亩地里，介绍人说都是在这堆地里长的。我用手一拉，外面的倒了，就看到里面一捆捆的水稻。”许锡濂同志接着说：“还有一件事，我们人大代表到新郑县和密县参观所谓剩余粮食，确实看到许多粮囤，但是外面装的粮，里面装的都是草，我用棍子捅，囤囤都是如此”。说完了这两件事后，许锡濂同志接着对我批判，说：“我不像徐国通同志那样到处讲，讲了就影响大跃进，应该批判”。

    听了我的检查和大家的批判后，市委书记王黎之同志发了言，对我的问题定了调子，他说：“我听了徐国通同志的检查，认为很深刻，我的意见就过了，不要再批判了”。大家听后都表示同意。王黎之同志的发言，使我深受感动，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因为他仍然叫我同志，而且说不在批判了。“同志”两个字对我来说是最亲近、最亲切不过了！晚饭后小组开积极分子会，我到宿舍躺下，想着“同志”这个称呼，兴奋过度、一夜未眠。

    第二天上午八时，开小组全体会议，组长（忘了是王子光还是张延积）说：“徐国通同志的问题过去了，下面要批判许锡濂，大家都听到了，许锡濂在批判徐国通时公然跳出来反党、反对大跃进”。许锡濂同志听后马上一愣，直着双眼，嘴颤颤的说：“我说的都是真事呀，一点都不假”。我听后沉思着：‘我说的也不假呀，不是批判了吗？’这种事，现在讲起来简直是笑话，而在当时是极其严肃的，是上纲上线的。对许锡濂同志批判了一天半，接着批判宋辛韦（农学院党委书记）和阎辛吾（郑州师院院长）。对阎辛吾同志的批判最严，时间最长。在这次会上，驻郑州市的大专院校只批判了我们四个人，全省教育战线还集中批判了教育厅副厅长×××。直到会议结束，我没有揭发批判任何人，领导者没有要求我这样做，我个人也觉得没有这个资格。有两件事，我和刘明德同志心照而不宣，都没有检查和揭发。第一件事是1959年秋末，郑州市某一领导说，郊区的红薯每亩能收五万斤，梁振英、刘明德和我都不信，梁振英提议对市委提出要求，在出红薯时到现场观察，以明真相。而当我们向市委提出这个要求时，被拒绝了。第二件事是1959年春夏大旱，在收小麦之前，梁振英、于恩华、刘明德和我四个学院领导人，在收音机前听省委书记吴芝圃同志讲话，其中讲到小麦的收成时，他说：“今年的全省小麦平均亩产700斤有把握，1000斤有希望”。我们听后都摇头嘲笑，认为这是瞎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四人除于恩华外，都是从农村出来的，而且都做过农村工作，对小麦当时的产量有一定的知识，由于天旱，致使小麦抽穗都困难，出来的穗又小又弯曲。大家一起议论，认为吴芝圃同志之所以这样讲，一是他没有农业知识，二是下面汇报假情况，即使他真的看到小麦生长情况，也是别人安排的水肥比较好的地方，使他受到蒙蔽。上述两件事，直到1962年反右倾结束也无人提及，如果提出来，无疑也是罪名。

    省里传达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会议结束后，我和刘明德同志回到学校。当时强调书记挂帅，贯彻会议精神的责任，自然就落实到刘明德同志身上（他是政治副院长，是党总支书记）。这时学校领导层的团结还是好的，没有发生分裂，有时还在一起讨论说：“以后到上面开会，不要早发言，早发言一定落后，晚发言就先进”。议论以大办钢铁为例，当时我们是第一个发言，提出日产钢50吨、第二个发言的就是100吨、第三个是150吨……。当时我反复思考着一个问题，到底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呢？还是“明知不对，少说为佳对”？从个人利害得失考虑应取后者，从党和人民利益考虑就取前者。我想起了张柏园同志的一句话：“看不准的问题不要轻易的点头和摇头”（张柏园同志当时是主持省文教工作的副省长）。但什么是准，什么是不准呢？难道我对“试验田”和“大办钢铁”的问题看错了吗？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困扰在这个矛盾之中，但更多的是考虑自己的局限和不足，以后能不说的尽量不说。

    由党中央郑州会议的以防“左”为主，到庐山会议的反右，时间并不长，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简直令人不解。所产生的原因，只有由事实和历史来决断。庐山会议后，最响亮的口号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超英赶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毛主席提出是拥护的。说实在话，把一切言行都用阶级斗争来衡量，我并不赞成。但却不敢讲，这也是党性不强的表现。“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说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关系的矛盾”也是不一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毛主席八大以后提出来的，由于毛泽东在我头脑中不可动摇的威信，我还是认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

    由于基建项目过多，技术人才不足，省府决定，我校1956年所招四年制中专生提前一年毕业分配工作。

老八路

河南建筑工程学院

    1958年春，省政府下达了成立河南建筑学院的通知，任命徐国通为院长，梁振英、于恩华、刘明德为副院长。这一年，从全国的大形势讲，经过了我一生的第三次大的震动，即庐山会议批判彭、黄、张、周。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是我敬仰的老领导，周小舟在此之前，在我的头脑中并不深刻。只是在这次批判中方知道他是党中央候补委员，湖南省委书记。从主观上讲，我个人被当成右倾分子，经受了批判，与彭、黄、张、周和河南省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邵文杰和彭笑千连结起来了。形势是那样的不可思议，我年初被提拔为大学校长（当然心情愉快），下半年（九月）就受到批判，当然感到悲伤。总起来说，上半年学校把主要精神集中在为本科的师资、干部调配、招生和教材、仪器设备的准备上，全校师生员工都是精神欢快，工作积极的。

    八月底九月初，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省、地（市）、县），高等学校的书记、校长参加。建筑学校由刘明德（总支书记、政治副校长）和我参加。驻郑州市的大专院校编为一个组，组长是郑大党委书记王子光同志，副组长是郑州师院党委书记张延积同志。驻其他地市的大专院校编为一个组。

    我是驻郑州大专院校第一个受批判的人，批判的主要内容是“反对试验田”和“反对大办钢铁”。

  “反对试验田”的根据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于1959年春，到许昌北郊尚集公社检查师院师生在该公社进行公社规划的情况时发生的问题（建筑学院是奉省里的指示去进行此项工作的）。在检查了师生员工的工作和生活之余，我参观了公社的一些设施和环境，公社党委书记专门找我谈话征求对公社工作有什么意见，我直言不讳地说：“我看敬老院、托儿所办得很好，关于公社的建筑规划设想也不错。有两点意见供参考，一是我看到小麦试验田的牌子上写的亩产小麦100万斤，这是不可能的，3万5万也是了不起的（当时我明知3、5万斤也不可能），应该把牌子换下来改一改。第二件事，我当时说：“尚集镇周围水池很多应该养鱼，这样可以增加收入。”公社党委书记听了后，连连表示赞成，说：“徐院长的意见很好，我诚恳的接受”。我又强调了一句“仅供参考”。

  “反对大办钢铁”的根据又是什么呢？在1958年，市委文教部召开驻市大专院校领导人会议，学习毛主席的六条指示，其中一条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的“四五八”。就是在12年内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达到亩产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亩产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达到亩产800斤。我在发言中除拥护六条外，节外生枝提出了一个意见，说“市里每天给我们学校30吨铁，却必须交50吨钢，30吨铁怎么能炼出50吨钢呢？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发言刚结束，机电专科学院党委书记×××马上批驳我说：“我认为只要设备俱全就能炼出来”。我又反驳了一句：“若是鞍山钢铁公司，慢说50吨，500吨也不行。”主持会议的市委文教部副部长把话题引开了，讨论其它问题。

    省三级会议在河南饭店召开（作报告时在省委礼堂），会议开始是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批判彭、黄、张、周，比较集中地批判彭德怀同志的万言书，总的精神是批判“少、慢、差、费”的右倾机会主义。接着学习了印发的毛主席致张闻天同志的一封信，信中引用了一首小令“……热时节热在蒸笼坐，冷时节冷的牙关错，……真个是寒来暑往人难过。”以此教诲张闻天同志。

    批判彭、黄、张、周告一段落后，大会宣布休会一天半。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天半后召开大会，省委书记吴芝圃作报告，大意是：“省委内部发生了分歧，邵文杰、彭笑千（都是副省长）反对多快好省，主张少、慢、差、费，我们多数人认为今年全省的粮食产量能达到420亿斤，而邵、彭主张只能有290亿斤（实际情况200亿斤也难达到），他们是爬行主义，是右倾机会主义，应该批判。”除此以外还有其它一些内容，我记不清了。大会以后集中对邵、彭等进行批判，批判了若干天后，又召集大会，宣布对邵、彭的批判告一段落，下一步是深挖和批判各单位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这时多数与会人员顿时紧张起来，从饭桌上能看出来，每顿的饭、菜都剩的很多，吃不进去了！我个人就是吃不进饭，睡不好觉。正在这时，梁振英副院长到河南饭店把我和刘明德同志叫出来说：“市委派人到学校了解老徐的情况，一是反对试验田、叫人家拔牌子，一是反对大办钢铁，你要做点准备。”我听了后非常紧张，简直是食不能进，夜不能寝。

    小组会开始了，组长王子光（郑州大学党委书记书记），副组长张延积（郑州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先后讲话，说：“根据揭发材料，建筑学院院长徐国通有反对农业试验区和反对大办钢铁的错误，应进行检查，还要自觉的深挖其它问题”。我听后震动很大，简直是晴天霹雳！“反对试验田”，我知道是指许昌郊区尚集公社的那回事，而“反对大办钢铁”，我猜想是在市委文教部曾说过的话，另外我还说过“好久没吃过白豆腐了”（当时的豆腐都是豆饼做的）。晚饭后，我首先去找王子光同志，说明我在尚集公社曾提出不同意一亩小麦100万斤的建议，在郑州市召集的座谈会上我所提的三十吨铁炼五十吨钢不可能并不错呀，这怎能检查呢？王子光同志和蔼地说：“你认为怎样检查合适，就怎样检查”。

告别了王子光同志后，我就去找副组长张延积同志，把我对王子光同志所讲的话重复了一遍，张延积同志态度非常严肃地说：“你必须深刻认识和检查你的右倾，检查对试验田和大办钢铁的态度……。”回到宿舍后，我苦思冥想不得其解，得出的结论是：“即要检查又不能说假话，一个共产党员说假话是可耻的”。怎样把检查和不说假话协调起来呢？最后我想了几句话：“虽然一亩地打不了100万斤小麦，但在大搞试验田的高潮中，我提议换掉亩产100万斤的牌子，影响了尚集公社搞试验田的积极性。虽然三十吨铁炼不出五十吨钢，但在大办钢铁中，我提出这种意见影响大办钢铁的积极性。为此，我作深刻的检查，并向尚集公社党委书记和机电学院党委书记道歉”。定了这个调子后，第二天晚饭后，我约刘明德同志谈心。两人在紫荆山公园边走边谈，我把我的检查态度和内容谈了，征求他的意见，他表示同意，并对我说：“我看到了定性质类别的名单，你排在第三类”。第三类，就是指右倾严重的人。第一类是积极分子，第二类是中间派。刘明德同志还批评我说：“你就是嘴随便说。”我对应了一句：“不在嘴而在脑子”。我当时曾猜想过，到底是谁揭发了我的问题呢？关于“大办钢铁”问题是在会议上公开讲的，无疑是市委或参加会议的兄弟院校负责人揭发的。至于“试验田”的问题，在学校我只对刘明德和梁振英、于恩华三位副院长讲过，另外对市委文教部副部长吕寿同志讲过。因此，我所猜想的揭发人也包括刘明德同志。（此事在1986年吕寿同志对我说，是他向市委提供的情况，当时他以为不是问题，当成一个笑话说了出来。不料市委却当真起来，将我列为了批判对象，就此事，我对吕寿同志无任何怨恨。）

老八路

河南建筑专科学校

    1957年底河南城市建设学校，合并到建校，1958年春学校下放到河南省，升格到专科学校。我仍为校长，不再兼抓教学，由梁振英任教务副校长。于恩华、刘明德仍任副校长。1958年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快速大办人民公社的运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被称为三面红旗。在教育战线明确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学年的时间划分为“一、四、七”制度，即一个月假期、四个月劳动、七个月基础理论学习。政治课的内容是实践论、矛盾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时事政策教育。

    时过境迁，回顾历史，应该怎样看待这一年呢？

第一，我认为党中央的动机和出发点是对的，是为快速地发展、尽快的实现社会主义。

第二，总路线的原则是正确的“鼓足干劲”没有错，“力争上游”没有错，“多快好省”没有错，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也是正确的。

第三，把形式估计的不正确，在生产力非常落后的情况下，提出十五年超英赶美，而美、英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很少人知道，因此，多数人盲目的拥护和顺从这一口号，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还大力宣传“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

第四，浮夸风，说大话、假话的现象风行的原因是：领导上官僚主义无经验，下面为讨好领导故意蒙骗领导，争取荣誉，结果形成说真话挨批评，说假话虚报成绩受表扬。报章、刊物和电台广播到处是“卫星上天”，其实多数是假的。

第五，人民公社的普遍建立，劳动生产中的人海战术，大呼隆一哄而上，分配中的平均主义，普遍在公共食堂吃饭，甚至不允许各家各户点火做饭，如此等等，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被实践证明是不妥的、错误的。当时还有人主张一个县就是一个公社，一个省就是一个公社，甚至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公社。

第六，大上工业项目，由于资金不足，造成许多半截工程，浪费很大。

    在大跃进的浪潮中，学校围绕着“大办钢铁”昼夜奋战，领导带头、师生员工都不例外。但最后总结，应该说是得不偿失的，事实分析如下：

（1）炼铁失败了。可以说一斤铁也没有练出来，在第一炉出铁时，是1958年8月1日，由我在沙模型上写了“八一”两字拟做纪念，打开炉口后溶液确实流进了模型内，围观的师生员工鼓掌、欢呼，但当冷却后，用铁锤一打就粉碎了；练出来的不是纯铁，而是铁矿石、焦炭和石灰催化剂凝在一起的烧结铁。当时分析原因是高炉体积小、温度不够所致。于是第二天决定多放焦炭，少放矿石，结果仍旧失败。第三天又炼了一炉，仍未成功。我们曾设想建一个大高炉，但即无技术又无资金，只得作罢。有的同志曾建议拿着烧结铁到市里报喜，认为这样可以促进其他单位，我和学校其他领导同志坚决不同意，抱定“宁受批评也不说假话”的态度。

（2）炼钢也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就是用土钢炉，将碎铁和添加剂溶解后炼成钢。结果炼出了一些，但计算成本是得不偿失的。另外由于无铁供应，只有停炼。就此有人提出得不偿失时，我在大会上还强词夺理地说：“虽然钢的数量不多，但把这些不多的钢，制造成精密仪器，价值不就高了吗？”

（3）承包建筑工程和烧耐火砖赚了钱，但所赚的钱使用不当，基本上被浪费掉了。共赚了近三十万，给学生生活补助五万多，其余二十余万盖了一栋两千多平方的四层楼房，名曰“十不用大楼”，即不用钢材、木材、砖瓦水泥等，其主要建筑材料是用电厂的煤灰，将煤灰加水拌和用蒸汽烘干制成砖瓦和楼板，用石膏做门窗。大楼盖起后，用了若干年，后来怕倒塌而拆除了。烧耐火砖的第一窑出了个大笑话，误将石灰土当成耐火土，出窑后经风吹雨晒变成了石灰。第二炉以后都是成功的，而且是抢手货。这一年的实践活动虽然失误很多，但也不能一概否定，从学校来说“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是深入人心的，也是正确的。政治思想工作抓得比较紧，要求比较严格，纪律也比较好，和劳动观念、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意识也比较好，当时提出一个口号叫做“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因此，互相关心、爱护的风气较强。这一年特别强调党委领导、书记挂帅，党的威信提高了，但也有党包办行政事务的弊病，这种弊病在我们学校并不严重，原因是我们重视了集体领导。

从农村来看，平整土地、兴修水利、修建乡村道路等，成绩是显著的。从当时的条件看，如果一家一户的单干，或者用合作社的规模干，也是难以取得那么多成绩的。

老八路

    1957年下半年，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政治思想工作就是以此中心来开展进行的。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存在着矛盾，分为两个不同性质的的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以及两类不同矛盾的处理方法，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六月中旬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我和刘明德同志参加了省委召集的三级干部会议，在传达中我记得毛主席说：“党内存在国民党作风，必须整顿掉”(大意)。各单位都在发动群众提意见，我们在会议上也都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正在进行中，副校长于恩华同志到会上找到我和刘明德同志汇报校内情况，他说：“乱套了，满院都是大字报、意见书，有的公开骂三个校长是三条狗”！我们劝于恩华同志要“沉住气，不要顶牛”，毛主席说党内有国民党作风，我们千万不要犯错误。又过了若干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从此，调子起了变化，由人民内部矛盾为主，转为以敌我矛盾为主，即打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趁党进行整风之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会议结束返回学校后，反右派斗争就开展起来了，首先是召开党支部委员会传达省委精神，成立反右派领导小组，推举我为组长、刘明德为副组长、薛益芝为办公室主任，由于我所担任的教学和行政工作较重，所以反右派的具体工作由刘明德、薛益芝负责。组织建立后，接着就是学习文件，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整理材料报市委批准后开展批评斗争。学习的内容与八大文件所说的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工程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不太一样了，而是强调“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存在，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此强调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回忆当时的思想状况，不管自觉不自觉，我自己是拥护的，首先是自己信任党中央和毛主席，加之传达中有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事实，因此认为党领导广大工、农、群众，经过几十年浴血奋战所取得的胜利绝不能丢失，应该进行斗争。但是具体进行中我往往徘徊动摇，下不了手，主要是对于什么样的人是右派分子看不清说不明，即使在领导组内也时常争论不休，也有的同志像我一样拿不准，所以往往把统一不了认识的问题（是否右派分子）提交市委定夺。如：共青团校团委副书记陈清同志，在听到北京有人说：“共产党的政策虽好，但被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此人被划成右派）他表示同意，原因是他父亲被县委组织部整错了（山东某县）。在领导组讨论中，有人主张把陈清划为右派分子，有人则不同意，我是不同意的，我的理由是，陈清同志十四岁参加革命，对党是有感情的，而其父亲确实是被整错了的。同意划右派分子的理由是，陈清与北京的那个右派分子的看法、说法完全一样。在这种意见分歧的情况下，我提议把情况向市委汇报由市委决定（领导组未进行表决），第二天薛益芝带着材料向市委有关领导作了汇报，这位领导同志说：“这是个十足的右派”，是谁不同意的？薛益芝同志如实汇报了（我听了后仍提议不划为好，给个处分，留在党内，以观后效，但未被接受）。为此，还在1959年反右倾中点了我的名。

    反右派结束后，我校所划右派数量与兄弟学校相比最少（在教职工划了六名，在学生中划了十二名“右派分子”后来都予平反了）。

    党中央对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已经作了结论，认为这场斗争是必须的，但在实践中犯过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即肯定成绩又纠正错误，这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的作风，试想如果容忍把党的领导地位攻击为“一当天下”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公然反对共产党执政，主张“共产党和其它党派轮流执政”，公然提出“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请共产党下台”，和“中共组织退出机关、学校”等等，而不加反击，不进行批判和斗争，那岂不是束手断送社会主义和革命成果吗？而对于犯有一般错误的人当成敌我矛盾了处理，或者根本就是批判错了而不加改正，必然要脱离群众，同样是不对的。

    对于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认为是正确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如果对此不加警惕，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应该承认国内的敌对分子和国际资本主义反动势力每时每刻都在千方百计地设法颠覆我们党的领导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对此我们应保持清醒的头脑。现在还不能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老八路

建工部郑州建筑工程学校

1956年1月，建工部决定，调我倒河南郑州市筹建部属郑州建筑工程学校，而且要求紧迫，当年必须招生500人，为此，就必须在八月以前完成教学大楼、实习工厂、饭厅等基本建设任务，以保证九月一日正式开学。其它基本建设包括学校宿舍、教工宿舍、办公室、试验室等则利用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房舍。为了方便工作，任命我为建校校长。

    任务是非常艰巨的，除基本建设外还要筹建教师队伍、干部队伍、教学设备等。为此，一月初，我专程到建工部教育局请示、汇报，决定了如下问题：（1）投资总额及来源（由建工部拨款）。（2）干部来源（决定由苏州建校、武昌、上海、哈尔滨建校抽调）。（3）教师队伍的来源（主要从武昌、上海建校和文化补习学校抽调，决定文补校本期毕业后，不再在郑州办，该校所有教职工均交由建校支配）。（4）决定调武昌建校办公室主任刘明德同志任建校副校长（是由我提名，建工部党组决定的）；调上海建校薛益之、苏州建校孙立全任学校办公室正、副主任；调上海建校顾汝城任总务处长；调苏州医士学校李桂兰任文补校办公室第二主任兼人事科长；调武昌建校马禄荷（讲师）任教务科长；调苏州建校许瑞生为总务科长、团委书记。上述同志在二月初以前全部到位并按职守进行工作。除我而外到位最早的是顾汝成、许瑞生、曹振辉（管伙食）。当时因尚未安排好宿舍，我们都睡在地板上（回想当时的情景虽然生活艰苦，任务繁重，但心情非常愉快）。我当时工作重点放在两件事上，第一件是建立班子和教师队伍，第二件事是基本建设。刘明德同志来到后由他和李桂兰、马禄荷主抓第一项，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与顾汝城同志抓基本建设上。八月底以前完不成基本建设任务，就无法招生和开学，所以说，基本建设任务很是艰难曲折。所谓艰难曲折是指时间紧迫，八月底以前教学大楼、实习工厂、饭厅等从勘探设计到施工都必须完成。设计任务是由驻武汉市的中南设计院负责，审查图纸由建筑工程部负责。为此，由顾汝城同志跑武汉，我则跑北京，有时两个人接力或由我从北京买直通武汉的火车票，背上图纸到郑州下车，顾汝城买站台票上车替我，或由顾汝城从武汉买直通北京的火车票，背上图纸到郑州下车我买站台票替他。

    在施工过程中，曾发生了麻烦，承担施工任务的中南四公司，坚持用竹筋代替钢筋制造楼板，我们坚决反对，四公司的理由是缺少钢材，以竹代钢是一个创新，是做过实验的，我们则强调在教学大楼用竹筋混凝土楼板万一倒塌，人命关天，是要犯罪的！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我们专程请建工部副部长周荣鑫同志到校决断。周荣鑫同志非常认真负责，他带领苏联专家克拉夫楚克和翻译到校，召集学校和公司领导到会听取意见，学校由我和总务副校长于恩华同志（于恩华二月底到校）、顾汝城同志参加，四公司由经理和党委书记参加。在听取了双方意见后，周部长请苏联专家发表意见。专家说：“我同意创新，但不同意在教学大楼这样的人员集中的建筑上试验”，并说：“你们（指公司）的拉力和压力试验不可靠，没有包括年轻的学生跑跑跳跳等，另外也未经过几年或几十年的考验，目前所作的试验不能证明是成功的”。听了专家的意见后我非常高兴，但还不知部长是什么意见，周部长接着微笑着说：“就按专家的意见办！”这一句话，让我们踏实了。但四公司的同志又提出了一个问题：“钢筋不够怎么办？”周部长说：“由中南建工部帮助解决，而且要保证按时竣工”。这个难题就这样解决了。

    建筑工程按时竣工了，教师队伍、建设、招生、仪器设备、图书资料也都按时完成了，保证了九月一日正式开学。1956年是任务繁重、工作艰苦的一年，又是事业成功和精神愉悦的一年。

    1957年上半年，学校秩序井然，教学、思想政治工作、后勤保障都是令人满意的。建工部教育局局长王太、副局长袁牧华先后到学校视察，对学校工作都作出了充分肯定和对于学校领导给予的口头表扬。当时的管理和教学模式还是苏联那一套，既遵循凯洛夫教育学的规范。直到现在我还认为，那一套虽然不够完美，但基本是正确的。课堂教学的五个环节：维持秩序、复习旧课、讲解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课外辅导，党支部的政治思想工作、班主任的思想管理工作、对教师要求衣冠整洁，按时上课下课，不准迟到和拖堂等，对学生的教育强调抓两头带中间，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强调因人而异，循序渐进等等。我认为尽管在以后的年代里中苏关系决裂，苏联解体、社会变质，但应该肯定的是：好的东西不应该否定，而且还要继续采用。回顾那一段时期，学校的领导班子的却是非常团结。那时实行校长负责制，我是校长是第一把手兼管教务，于恩华（老红军）主管总务、刘明德（总支书记）主管政治思想工作。我当时牢记着中南局高教党委书记罗明同志所说：“重大问题应该党委讨论决定”的原则，因此，我尊重大家，大家也支持我的工作，由于领导班子的团结，使得上下协调一致，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老八路

在建工部苏州建筑学校期间。（1955年2月至56年1月）

    接到调往通知后的第四天，我和妻子李桂兰同志动身赴任。组织上考虑的很周到，桂兰同志被任命为苏州医士学校党总支副支部书记兼办公室主任。这时我们已经有三个孩子了，但行动起来并不太麻烦，有一位女保姆帮忙，行装很简单，基本就是一捆被服，将它打成捆，从武昌托运到苏州取出就可以了。

    这时我所思考的问题主要是到新的岗位上怎样工作，怎样才能不辜负领导的信任，不丢自己的面子。因为我在学校当一把手这还是第一次，既是校长又是书记，不能简单的套用区委书记兼区长的经验，那时强调的是一元化领导，强调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现在又强调“一长”制，强调校长负责制，究竟如何协调呢？在这个问题上我想的很多，初步归纳的结论是，首先，不管自己的权利有多大，地位多高，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能丢，但作为主要领导人，第一把手，对工作的成败要承担主要责任。这一结论的形成和坚持，是接受了当时中南局高教党委书记罗明同志的教诲。他曾在大、中专学校领导干部会议上说：“‘一长制’绝非是个人专断，自己说了算，不要忘了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我接取了他的这一观点，所以在当时强调‘一长制’和后来出现的“书记挂帅”个人说了算的浪潮中，都基本坚持了重大问题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在讨论决定中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罗明同志后来怎样了？而今是否还在？我不得而知，但他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的良师）。

从武汉起身，乘“江新号”轮船沿江而下，南京登陆后转乘火车到苏州。一路上除了照顾家小外，主要是考虑新的岗位如何开展工作。在“江心号”轮船上，思绪良多，我写下了一首诗。

千层碧浪身边过，

万山叠翠观不尽。

调弦转轸弹一曲，

两岸可曾有知音。

    这首七言诗是在武汉上船时，想起《余伯牙摔琴谢知音》而引发的，既想到新岗位责任重大，又观赏到沿路许多美景，思绪不止，到安庆时提笔而成。诚然，我既未弹古调“高山流水”曲，也未弹现今的新曲，只是借题发挥而已。

到苏州建校后，原校长王正芳（党委书记）、副校长钟孟冬同志向我介绍了学校的情况。与中南建校不同之处是，这里的教学秩序很正规正常，不像中南建校两度搬迁校址，同时又要搞基本建设，建班子，组织教师队伍，迎接学生等比较繁杂。王正芳等同志三天后就到南京建校就任校长去了，我作为校长和书记，既要作政治思想工作，又要抓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担子是非常繁重的。但由于采用了集体讨论研究和分工负责的工作方法，领导班子团结很好，工作开展也很顺利。管总务工作的副校长许乃辛是一位党外人士，工作积极，对党组织也很尊重，同时我们也很尊重他的意见，在行政工作会议上特别采用他的合理意见和建议，并一再嘱咐总务部们的科室干部要听从他的指挥。

我在这所学校一年的时间里，有四件大事需要记录。

    第一件大事是进行内部肃反。这一运动是从反胡风开始，推广到全国的内部肃清反革命的运动，说胡风是利用文化进行反革命活动（胡风已平反，当然另作别论了）。当时对于反革命分子有明确规定。我记得毛主席特别交待，内部肃反要做到“大部不抓，一个不杀，人的脑袋不像韭菜那样割了后还可再长，不杀头搞错了，还可平反”。

    在这场运动中，苏州建校险些造成一件冤案。这就是曹振辉案件。曹振辉同志当时在学校总务科当伙食管理员。在他的档案中记载着他在解放前的国民党区公署当特务长，还当过情报派送员。因此，肃反领导小组就将其定为“特务”，让他交代问题。他对自己曾担任的职务完全承认，但不承认做过特务工作。我们把他的问题向苏州市内部肃反领导小组作了汇报，市领导小组问：“他参加了军统还是蓝衣社……等？”当时我们回答不出来，又问：“他参加了特务组织例行了什么手续？”我们还是回答不出来。“那你们要回去继续查问清楚”。根据市领导小组指示，我们回校后进行了认真的询问，结果什么“统”什么“社”什么手续也问不出来。他自己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特务组织。而我们也没有这个知识。最后搞清楚了，国民党时的特务长是管伙食的，如同我们的事务长，派送员是专管送信的。这样一来，所谓曹振辉特务案就不能成立了，我们向他作了解释道歉，让他不要背包袱。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上了一次深刻的知识课，没有知识，自己不懂的事，千万不要盲目的做。好在特务的帽子没有给曹振辉同志戴上，否则话不仅要平反昭雪，还会给曹同志带来莫须有的伤害。

    第二件大事是农业合作化问题。这个问题在学校来说，没有具体实践的任务，只是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和指示，以便统一思想。毛主席的报告说：“在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好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法。”并说：“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毛主席的批评，主要是针对邓子恢同志的，文字中没有明说，可是谁都能猜想的到。因为当时邓子恢同志是党中央农村工作部长，是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他曾指示浙江省解散了一批合作社组织。毛主席主张大发展，大上，邓子恢同志主张少发展或适当发展，有的地区要下。当时这两种观点被称为“上”和“下”的不同路线。结果是当然的，是遵照毛主席的主张办，要大上快上，反对邓子恢同志的“小脚女人”。回顾历史，我认为，合作化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所必需的，这一举措确实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1957年我回到山东老家探亲了解到，广大农民生活得到了改善，粮食吃不完，绝大多数农民是赞成合作化的。至于大发展和适当发展，我认为两种动机都是好的，（但当时我是宣传毛主席的“大发展”，批判邓子恢同志的适当发展即批判“小脚女人”的）。

    第三件大事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件事是从原来在私营企业中所实行的由国家加工订货，为国家经销代销和个别地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从原来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推进到主要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即资本家除了按规定领取定息（剥削性质）外，整个企业归国家所有，这是对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一步。这一工作的进行速度非常快，毛主席两次约见工商界代表人物谈话，勉励民族资产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到1956年1月底，大城市和许多中等城市全部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在此期间，我们听取了陈云同志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资本家敲锣打鼓欢迎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应该欢迎”“有的同志说,应该像对地主一样，批判斗争这是不对的，经过动员、说服，人家主动的自觉的改造自己，为什么还要批斗呢？主张批斗是“左”的思想”（大意如此）。当时这种局面的出现，是与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对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揭露、批判有关的，也是与国营经济的壮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成果有关的。我们学校没有做实际的工作，只是在师生员工中进行传达学习和进行街头宣传，在学习讨论中大家认为，给资本家定息的赎贾政策等，都是资产阶级接受改造的重要因素。既然人家主动“投降”，就没有理由虐待人家，否则就不近情理，就会犯错误。

    第四件大事是听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内部报告——贬低、辱骂、全盘否定斯大林。这一报告简直如晴天霹雳一般，因为事先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我过去知道的斯大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是苏联的领袖，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相联的，被称为马、恩、列、斯。赫鲁晓夫却把他说的一无是处，全盘否定，甚至骂他是“白痴”！这怎能接受呢？还有米高扬，他的言论使我非常气愤，他在苏共十九次党代会上极力吹捧斯大林，甚至称斯大林是父亲，而现在也跟着赫鲁晓夫大骂斯大林。回顾往事，再看看苏联解体的现实，不难得出结论，赫鲁晓夫是共产主义的大叛徒。当然，从否定斯大林到苏联解体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时间，还有其它人的罪过，但赫鲁晓夫是放了第一炮的。我不是说不能批评斯大林，像肃反扩大化，听不进批评意见，这些是应该批评的，斯大林毕竟是功大于过的，一棍子打死，全盘否定，必然会导致亲者痛，仇者快。

    我在苏州建校工作期间，没有担任授课任务，也很少到课堂听课和参加教研组活动，大报告倒是做了不少，有时还是别人起稿的；主动学理论，学文化知识也不如在中南建校时期，这是令人遗憾的。在此期间，有一点是应该坚持和发扬的，那就是作到了廉洁自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风景很好，是旅游名城，但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因全身心忙于工作，连虎丘山、寒山寺、灵岩山都未去过，仅去过留园和拙政园，还是陪同波兰客人去的。还有一件事在这里提一下，1955年建工部拨给学校八万元让买汽车（一辆大汽车、一辆小汽车），大汽车花了三万元、小汽车只花了一万二千买了辆小吉普，当时有人主张把钱花完，买高级小卧车，我不同意，我的理由是坐高级卧车在苏州太显眼，会脱离群众，结果大家都同意买了吉普车。由于没有完成投资计划，这件事还受到建工部的口头批评。当然这种批评只是从简单的计划角度出发的，没有考虑勤俭节约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