弩手专业到弓都不会用，宋代军队为何那么重视强弩？

淮之南

【文/ 灵吸怪】

有不少读者对照冷兵器研究所发布的有关宋代弩的相关文章，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宋代之前，弩是中原王朝军队的利器，但也只是重要武器之一，而到了宋代，弩与弩手的地位急剧上升，甚至有种弩在宋代出现分野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

游戏中威风八面的王八弩

我们先来说一个故事：北宋熙宁年间，宋神宗和一干大臣在裕陵后苑玩射箭。轮到殿帅林广时，林广说皇上别难为我，真射不了。宋神宗不解，问为何？林广说：我是弩手出身……

在宋神宗乃至现代人看来，弓、弩本是同类兵器，但在“本出弩手”的武人林广心中，弓、弩天差地别。这就很值得推敲一下了。

《武备志》记载“中国之利器曰弓曰弩，自汉唐以后虏弓日强，遂不可复及。唯弩之用为最”。在宋以前，弓手弩手并不分野，不论是武举考核还是实际编制，弩手都不是专职射箭的单位，而是多功能战士。

弩手不但弓弩并习，而且随身携带双手握持的武器，“将刀棒自随”。甚至，当敌人骑兵冲至二十步时，“即与战锋队齐入奋击”。古人说的“一步”是两只脚一前一后各走一步（两跨为一步）。唐代大约是1.5米一步。也就是说，敌人进入三十米这个距离，这些弩手就要发起反冲锋。这和后世线式战术时代，排枪过后战列步兵们发起反冲锋的距离差不多。

而宋代弩手则更偏向专职。宋仁宗时，尹洙批评弩手“更不学枪刀，虽各带剑一口，即元不系教习”，一旦短兵相接，只能“束手就害”。

而且，如之前文章所说，宋代之前的弩兵虽然重视白刃战，甚至要参与冲锋，但在军队里的分量并不算太重要。这在《大唐卫公李靖兵法》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在李靖的设想中，2万人的大军中取“战兵”1.4万人，弩手40队，计2000人。弩手在“战兵”中的比例仅占到百分之十四多一点。具体到每一军，弩兵的比例甚至要更低一些，如中军4000人中弩手只有400人，加上400弓手也就800人，而中军的骑兵高达1000人。再加500“跳荡手”和500奇兵，就构成中军四千人中的两千八百“战兵”。

而一直到盛唐，在整个关中地带，大唐的核心经济区内，李靖的构想都得到了贯彻。在安史之乱前的几次重要会战中，都是骑兵和步兵白刃战解决战斗。

比如苏定方征突骑施，就是利用骑兵获胜。接战时，苏定方命令步卒在原野列枪阵，自己率领骑兵在北原列阵。敌人冲击苏定方的步兵方阵，连续三次都冲不破。这时苏定方亲率骑兵发起冲击，对手迅速溃败，被苏定方追逐了三十里地，杀伤数万人马。在这场会战中，不论是胜利的一方还是失败的一方，都不会把胜利或者失败的原因归到己方弓弩够不够强力上。

然而在宋代则不然。赢了，那是上天保佑皇上万岁；输了，就是硬弩没有充分发挥威力。事后的追责和改进方向都绕到如何让弩更强，发射阵地更稳固的思路上来。比如公元986年的君子馆之役，宋军战后的胜负总结就是“会天大寒，我师不能毂弓弩”，所以失败。而成功的经验则是宋太宗征讨李继迁，军中“多设强弩，及遇贼布阵，万弩齐发，贼无所施其技。矢才一发，贼皆散走。凡十六战而抵其巢穴”；和尚原之战，吴玠选“劲弓强弩，分番迭射，号‘驻队矢’，连发不绝，繁如雨注”激战三天，大破金兵。

另外，在南宋初年，金军进攻四川，刘子羽提醒金州（今陕西安康）守将王彦要在军中多备弩手。但王彦喜用短兵决战，未能采纳这个建议，结果很快就被金军击败。

总之，不论这些战斗或攻或守，或胜或败，决策者最后都将胜负关键归结于强弩的使用与否。这和唐代步兵坚守、骑兵决胜的战术思想有根本区别。但宋初军队中装备的黑漆、黄桦、跳蹬、木弩等大都沿袭前代旧制，其性能与唐弩并无很大差别。大宋名片——神臂弓要到宋神宗时代才出现。可见从装备本身是找不到这种远程武器依赖依赖症的线索的。

所以还是要把目光回到晚唐和五代。假如李靖再世，在残唐五代的环境下，他还能靠骑兵和重步兵打遍天下吗？恐怕不一定。比如想要复刻灭东突厥的阴山之战，至少一万精锐的骑兵总得有。退一步，像李世民打窦建德的战斗，不但要求己方有强力的骑兵，步兵也得非常坚韧，扛得住对手正面压上来的压力才行。可安史之乱后到五代，中原政权的部队既缺乏强力的骑兵，步兵也不够坚韧。

说到这里，要特别说一下气候的因素。中国两千年来温度变化有明显的三个温暖期和三个寒冷期。唐末五代就是第二个寒冷期。当时从气候条件来说，是整体农业偏丰阶段中，出现了偏欠的时段。这个寒冷期一直延续到到宋初，表现为北方降雨线南移，畜牧区扩大，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边界南移至39.24°N～32.3°N。

在地缘政治上，西北地区的优良产马地逐渐为吐蕃蚕食；五代时期，后晋石敬瑭又将燕云十六州拱手送与契丹；之后，契丹曾短期内占领了中原，在北归时掠走了数万匹战马；宋初，党项又夺取了西北的灵州（今宁夏吴忠市境内）等地。

也就是说，即使李靖再世，他面对的就是农耕区缩小，产马地丧失的状况。这就导致己方没有足量骑兵，即使有坚强步兵也独木难支的现实。那依赖远程武器，据城自守，或者寄希望于打对手一个埋伏就成了无奈的选择。

后梁贞明三年（917年），契丹大举南下进攻幽州，总兵力达三十余万。后唐大将李存审对战局十分悲观。他说，平原交战，在契丹人数万骑兵的冲击下，我没有任何把握守住阵地，怕是要全军覆没呀。这时大将阎宝说：我们可以用强弓硬弩打他个埋伏。当时参会的所有的将领都同意这个做法。于是后唐在幽州城下“万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马死伤塞路”。

这一次战斗和唐代的几次弩手作战的不同之处在于，证明了用弩阻拦大规模骑兵冲锋是有可能的。还有我们熟悉的杨家将，杨业在陈家谷战役前，曾请求主将潘美在谷口多设劲弩，待他败回时一定要“以步兵强弩夹击救之，不然者，无遗类矣”。这语气和李存审当年面对契丹骑兵时一模一样。可见，这种把战斗胜负的最后希望寄托于弩手埋伏战的思路，是五代的战场环境所决定的。

到了两宋，骑兵不振，因此不得面对以步制骑的军事难题。所以五代以弩取胜的“新近经验”被宋朝直接效仿，最后成为思维惯性，甚至产生路径依赖，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