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带着孩子们
据在周恩来身边做菜多年的老厨师王诗书、桂焕云回忆,总理喜欢吃烩干丝、红烧百叶结、红烧狮子头等。“文革”爆发前,每逢过年,周恩来和邓颖超都要请工作人员一道吃顿“团圆饭”。 侄女周秉德:春节的西花厅聚会 1959年春节前,七妈(注:“七妈”为对邓颖超的称呼)因病离京到南方休养。春节期间,伯伯的生活秘书何谦为了给工作繁忙的总理生活上增加一点儿活跃气氛和天伦之乐,特意通知了我们一家人和维世、新世等人,来与伯伯共度春节。大家有说有笑,都很开心。同时,伯伯还让每个孩子在电话里向在南方休养的七妈拜年,祝她春节愉快,早日痊愈,早日回京。 遗憾的是我当时还在密云水库的修建队伍中过着革命化的春节未能参加这次温馨的聚会。
前排:孙小兰、何丽(何谦女儿)、秉建、何滨(何谦儿子)、秉和。 后排左起:秉宜、孙维世、伯伯、孙新世、母亲、秉钧(第三排)、林玉华(何谦夫人)、父亲、秉华。 在西花厅前厅的大客厅,伯伯成了“孩子王”
左起:秉建、何滨、龙小瑜(后排左一)、何丽、秉宜(后排左)、伯伯、孙小兰、秉和、秉华(后排右一)、李小波(秘书陈浩之子)。 侄子周保章:除夕吃包子小米和稀饭 初一吃窝窝头 大年三十,七伯(注:“七伯”为对周恩来的称呼)按中国人的习俗,把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都请了来,连大人带孩子好几十人,使得西花厅内熙熙攘攘,足足摆了三大桌宴席,真是一个“大家庭”的除夕宴。 一般家庭的除夕宴都是很丰盛的,七伯家会是怎样的呢?我在猜想着。奇怪的是,人都基本坐好了,可桌上并未摆上美酒佳肴。我正纳闷,工作人员端上了热气腾腾的大包子和黄澄澄的小米稀饭,除夕宴就这样开始了。 一阵掌声过后,周总理笑容满面地向大家问好,并感谢同志们一年来的辛勤劳动。“宴会”的主持人邓颖超与周恩来会心一笑,起来说:“今天请大家来吃团圆饭,不摆酒、不设菜,总理请大家吃小米稀饭和包子。” 我感到新鲜,我正在想着,听到七妈意味深长地说:“为什么今天请大家来吃小米稀饭和包子呢?是因为中国革命是靠小米加步枪打出来的。小米对我们革命有很大贡献,所以,在我们欢乐的时候不能忘了小米,不能忘了小米的时代。为什么吃包子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人民生活有了改变,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吃到肉包子。我们不能忘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七妈的话音一落,大厅里立刻响起了掌声,这是我有生以来吃得最有意义的一次除夕饭。
1961年周恩来、邓颖超除夕饭前与亲友合影(中排左三周恩来,右四邓颖超,左五王士琴,左六周同宇,后排右五周保章)。 大年初一的中午吃饭时,桌上一个碟子里盛着窝窝头,其中三个堆在下面,一个摞在上面。窝窝头的做法和老百姓平常做法一样,圆圆的好似小山头,中间是空的,只是个头比普通人家的要小一些。我一看到窝窝头就惊奇,今天不是春节吗?过年头一天吃粗粮,奇怪!但也没容我多想,三个人就开始吃饭。 我是晚辈,自然我应吃粗粮,一坐下就伸手拿窝窝头。七妈将我的手拔开,接着说:“保章,这是我和你七伯吃的,你是客,去盛大米饭吃!”国家总理也吃粗粮?后来几天的生活证实了,总理家的餐桌上常常出现粗粮。后来我明白了,当时是国家困难时期,他们每月也按定量标准搭配着吃。 因此,在我离开西花厅时,按着自己的定量标准交出了粮票。七妈见我拿出粮票,说:“保章,你觉得应该这样做,就把粮票留下,如果困难也可以不留粮票。”我连声说:“我不困难,我应该拿粮票。”于是,七妈叫秘书收下了我的粮票。 1961年周恩来除夕饭前与亲友合影(右一周保章)
其实,当时我和大家样生活很困难,没有东西吃。当时我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月定量27斤粮食,还要8个月粮食9个月吃。计算一下,每天八两粮,每餐只有二两多。菜和副食一律没有,每顿饭都是拌酱油汤,几口就吃完了,肚子还是空落落的,饿了就喝水,加上缺乏营养,身患二度浮肿。本以为到了伯伯家,可以节余下几天粮食填补,可亲眼见到国家总理也是那样勤俭度日、严于律己,和全国人民一起去战胜困难,我又有什么可以搞特殊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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