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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双手打算盘的开国中将,周恩来身边离不开的“铁算盘”,建国后担任总后勤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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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16 12:36:12 | 只看该作者 |只看大图 回帖奖励 |正序浏览 |阅读模式


文/付双龙
汤平中将以善理财而著称,不仅练就了双手打算盘的本领,而且具备丰富的财政工作经验、较高的财政工作理论水平。周恩来总理知道汤平是把“铁算盘”,在处理军费工作时,常叫汤平坐在身边,要他当场算账,然后拍板定案。汤平曾任红军连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师供给部部长,八路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晋西北行政公署财政处处长、粮食处处长,华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总后勤部参谋主任、财务部部长,军委总财务部副部长,总后勤部副部长等职。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和繁重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任务中,汤平领导军队、边区财政工作,克服困难、广开财源、支援前方;组织建立军队财务机构,统一经费供应标准和财务管理制度;总结军队经费管理特点和规律,奠定了解放军财务工作的基础,为军队后勤保障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才子”参军
汤平,原名王绍高,1903年8月4日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张坊区小河乡。那是一个风雨如晦又孕育着大变革的年代,革命是当时的主题词。新思想的涌入,冲击着中国的旧制度。汤平生于一个典型的进步家庭,父亲王新元曾参加过同盟会,乐善好施,母亲贝元伯思想开明,以革命思想教育了9个儿女。在国共合作大革命中,汤平一家大多参加了农民协会。汤平从小机敏好学,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练就了双手打算盘的本事,被乡里赞为“王才子”。
1924年,汤平加入国民党,1925年被选为共产党领导的乡农民协会委员,分管财务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汤平一家多次被国民党反动派追捕,他的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一个堂妹先后被捕牺牲。汤平脱离国民党,被抓入狱,赋诗《铁窗恨》:“何愁此日雨声喧,寒露朦朦能几天。等到春回大地暖,东风吹醒百花鲜。”
带着这样的心情和抱负,汤平被家人赎出后,立即与共产党组织、游击队取得联系,积极参加革命工作。1929年10月,汤平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红军。此时的“王才子”满怀壮志雄心,多年后他回忆道:经过生平第一次空前的锻炼,成为了“一个勇气十足的战士”。
汤平家乡为彭德怀率领的红5军活动区域,这一区域位于湖南长沙、江西南昌、湖北武汉三个要点围成的三角区域的中心。国民党对这个地区革命力量的扼杀,是空前严酷和残忍的。南昌起义后,起义军无法立足,只好南下;秋收起义后,起义军攻打长沙失败,同样南下得以保存了火种。红5军平江起义后,顽强地坚持在原地斗争,在千难万险中壮大起来。艰苦的斗争环境、不断扩大的队伍,使干部们面临繁重的工作任务。汤平岗位的频繁变更,便是一个缩影。他起初任红5军第2纵队第2支队文书,1930年5月任第1师第2团第4连政治委员。1930年6月,红5军与红8军合编为红3军团;8月,红3军团与红1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汤平先后任红3军团红1师第2团政治处党支书记、第3团政治处主任,后方补充团政治委员,红1师政治部地方工作科科长、秘书处处长,红5师第13团政治处俱乐部主任,红5师政治部破坏科科长、宣传科科长等职,做了大量征兵、筹款、宣传、除奸工作,随队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在战斗中两次英勇负伤。
1934年10月,汤平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年底,他任红3军团第4师供给部部长,后又任第4师第10团供给处主任;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第2纵队第4师供给部部长。从此,汤平转到后勤保障岗位,担负起部队在行军、作战中繁重的财务物资管理工作。
扭转晋西北被严重破坏的财政状况
1937年2月,汤平到抗大学习理论,结业后留任抗大校务部队列科科长。全面抗战开始后,他先后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政治部主任、八路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负责统战及机关事务等工作。汤平身体不好、面容瘦弱,虽管钱管物,却从不谋私利,总是先人后己,即使是机关管理员送来猪肝为他补身体都被拒之门外,赢得大家好评。
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党中央、各战略区开始将工作重点放在巩固根据地上,以积蓄反攻力量。1940年3月,汤平被任命为山西省第二游击行政公署(后改称晋西北行政公署)财政处处长,管辖晋西北地区财政。晋西北位于同蒲铁路大同太原段以西、山西省西北部,是七七事变后日寇最早入侵的地区之一,遭破坏时间长、程度大,经济状况十分糟糕。晋西北有35个县,数量占全省的三分之一,面积占全省30%,位置偏僻、山多路少,虽包括太原、大同、忻县、汾阳等重要城市,煤、铁、铜等矿产丰富,但大多被敌军占领。这里连年大军云集,日寇侵略掠夺、伪军滥发纸币,国民党顽固分子也故意搞破坏,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搞摩擦失败后,1940年1月撤退时带走法币达500万元之多,群众负担十分重。原有的财经机构人员逃的逃、叛变的叛变,不少人浑水摸鱼、各自为政,乱没收、乱募捐,通货种类多达十七八种,极为膨胀,粮食歉收,工人失业,商人不敢做生意,财经工作处于停滞混乱状态。好的方面是,该区人口占山西四分之一,自贺龙率领八路军第120师创立晋西北根据地以来,大部分群众已被组织起来。
汤平到任后,根据晋西北的特点,逐渐摸索出整顿财经的方针与目标,即:保障自给自足,发展公营事业,推进合作运动与集体经营,克服落后现象。从经济上组织群众,增加生产,保护私人资本,争取经济繁荣,统制对外贸易,保护与提倡土产,打击敌寇“以战养战”的经济阴谋,最终,达到收支平衡、统一财务的目标。方针、目标确定后,汤平从发展实业、改革财经体制和制度等入手,采取了四项措施。一是大量增加生产,改善民生。他带领财政处想了多种办法,发放春耕贷款贷种、帮助建立与整顿工厂等,以打牢经济建设的基础。二是整理财经机构,召开财政经济建设会议,研究部署各级财政经济建设任务,整顿财政科、建设科、经济局、财政经济建设委员会等机关,举办会计经济训练班培养专业人员。三是整理金融,建立晋西北银行,有计划地发行金融。四是整理财政,统一预决算、金库、公粮等各种财政制度,颁布田赋整理办法与税收章则,发起献金、公粮运动,大力清算过去的账目,等等。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晋西北地区的财经工作走上了正轨,兴县、临县等县的土地田赋也陆续征收齐全,经济状况有了初步的基础。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汤平处处留心,发现了不少问题,有些问题表面看似照顾了群众的利益,但从财经专业角度来看是影响全局的,必须下力气加以解决。1940年10月,汤平作《晋西北财政经济建设报告》,提出在今后工作中要重点加强两个问题,即田赋、税收。他指出,“大家只注意到开展工作,没注意到没有钱什么都要受到绝大的影响的”,各县都要彻底开展田赋整理工作和税务征收工作。这项工作不仅是经济任务,更是政治任务,需要废除旧的不分贫富、按亩摊派的税收制度,积极调整阶级利益。汤平按照中央的部署,开始在晋西北实行公粮累进税制度,通过试点逐步推广。这种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不苛征、不漏税,按贫富情况下达征粮指标。




◆1939年延安总政治部,左四为秘书长汤平。
这些政策制度实施后,既保障了群众利益,又增加了财政收入,晋西北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但紧接着,问题又出现了。不少干部在财经工作上认识和经验不足,钱多了以后,不善理财、不愿理财的现象时有发生,主要表现为:花钱随意,预决算制度执行不坚决,开支超过规定而不预先请示,甚至不请示;有些人认为革命成功了,自己的钱是可以用的;有人甚至认为预决算是顽固派制度。在一些区村干部中还有这样一首歌谣:“行政正规化,干部吃不下,去年打顽固,今年卡干部。”行署召集开会时,各县常为预算分配发生争吵。汤平一贯坚持原则,该解决的给予支持,不紧急或能自己解决的决不轻易松口,引起一些人不满。贺龙听说后赞扬他:“有人骂你,说明你管钱管得严,是好事。”
汤平深切感受到,财经工作最重要的是改变不正确的思想认识,通过财政工作正规化建设,克服本位主义、计划性不足、组织不健全等问题,达到权限集中、统筹统支的目标。为此,在1941年10月1日召开的晋西北行署第三次行政会议上,他作了《健全财政制度,开展财政工作》的报告,系统部署了加强财政工作正规化建设的任务。他首先指出,“总的收支原则是统筹统支、量入为出,适当的量出为入,在此原则上,决定我们全部的收入预算与支出预算”,进而统筹政府收入、支出的项目、预算,努力争取收支平衡。其次,实行金库、预决算、审计、会计及财政报告等一系列制度,使各项工作走上正规化。再次,健全各级财政组织,到1942年6月底要建立健全至少70%的县级财政税务组织。最后,在公粮、村选、村款、田赋工作中,筹备统一的累进税。其中,对于出入口税率修正,田赋整理原则办法,各种财政制度的组织、职权、领导等,汤平均作了细致的说明与规定。
同月,汤平改任晋西北行政公署粮食处处长。他经常投身到抓生产的第一线,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动员群众克服困难,渡过难关。他常说,“我们的办法总比困难要多”,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广开财路支援前线,汤平还筹集当地的土特产到日占区、国统区换成武器、药品、被服、纸张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陕甘宁边区。他扎实、深入的工作作风,丰富、细致的理财经验,受到上下一致称赞。贺龙也经常召见汤平,与他一起研究工作。
由于工作繁重,汤平积劳成疾,大口吐血,病情严重,组织上甚至为他准备好了棺木。危急时刻,第120师和晋绥边区派出得力医生才将他救了回来。考虑到汤平的身体情况及工作需要,从1943年10月起,组织任命他为晋西北行政公署秘书长。1945年9月,汤平调任吕梁行政公署副主任;1947年7月,汤平又调回晋绥行政公署任督察处处长。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中央开始抽调得力人员筹划大规模经济建设。1948年1月,汤平调任华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积极投身全国胜利后的经济建设任务。
领导全军财经工作走向规范化
人民军队自诞生之日起,由于分处各地、且多为几省交界地带,被封锁、隔离,后勤保障由各战略区、方面军、野战军自己负责,处于“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的状态,没有也不可能有统一的机构、统一的供应标准。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人民解放军呈现大兵团流动作战状态,全国大片地区被解放,缴获物资、收复城市越来越多,各地贫富不均、各军需求各异,亟待统一规划,按计划、需求分配。为了统一全军后勤工作,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命令组建军委后方勤务部,由部长杨立三领导。1948年4月,汤平调至军委后勤部,任参谋主任,开始参与筹划全军后勤工作。
6月,军委后勤部在河北省平山县夹峪村成立。汤平协助杨立三研究制订了《军委后勤部的任务和组织大纲》,对当前任务、编制机构、供给标准等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1948年12月12日到1949年1月13日,汤平组织筹划召开了军委后勤部举办的全军兵工、军械和后勤(供给和兵站)会议,确定了“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供应方针,制定了我军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供给标准制度。
1949年3月,军委后勤部随中央转移到北平,4月,进驻内务部街5号。当时,总后勤部只设有供给军需、兵工军械、兵站运输3个部门和1个参谋组,总共才34人。领导力量更为薄弱,只有部长杨立三和参谋主任汤平。一切从零开始,任务十分繁重,许多工作还要依靠华北军区后勤部机构来开展。直到1950年底,情况才有所好转,机关设有财务、军需、军械、卫生、运输、油料、营房管理、政治等8个部及秘书、计划、检查、干部、兽医等5个直属处。在这样的情况下,汤平一头扎进统一全军后勤建设的繁重工作中,通常是上午先到中南海,在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办公室办公,许多事情报请聂荣臻筹划定夺;下午再回到总后勤部处理具体业务,晚上加班加点更是常事。
10月,新中国成立后,汤平调任中央财经委员会计划局财政处处长,参与国家财经计划中的财政方针、政策调查研究等工作。一年后,由于军队财务建设任务繁重,杨立三向周恩来提名,要汤平回总后勤部工作。1950年11月,汤平再次回到总后勤部,任财务部部长,负责全军的财务、粮秣管理。
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解决刚刚出国作战的志愿军的吃饭问题。异国作战,后勤保障完全不同于国内,朝鲜被严重破坏、美军飞机针对交通线的“绞杀”轰炸,以及志愿军快速的推进速度,使得后勤供应成为急需解决的难题。不少志愿军指战员饿着肚子、光着脚打仗,中央十分着急。为此,11月17日,周恩来指示总后勤部负责组织北京市党政军机关紧急制作150万公斤炒面送往朝鲜前线。汤平根据相关单位的情况,立即制定了180万公斤炒面的任务,分配给华北军区、公安部队、军委直属供给处、中共中央供给部、北京市政府等单位,并常常派人现场督促检查炒面制作情况,报告每日进度,他审查完毕后,亲自签字上报。周恩来总理带头下伙房制作炒面,极大鼓舞了干部群众的士气,任务提前完成,炒面及时运往朝鲜,解决了燃眉之急。转入阵地防御战以后,经过志愿军的努力,战场情况有所改善,光是吃饱已不能保证前线所需。全党全军越来越认识到,现代战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打后勤。中央军委也对军费投向作出调整,要求要特别保障朝鲜前线和边防部队。为此,汤平组织制定了《志愿军作战时期暂行供给标准》,比国内部队提高了食粮、菜金、负伤费、庆功费、过节费等标准;新增加了汽车司机、修理工营养补助费,灯油、蜡烛、电池补助费,黄烟丝补助费,防疫费,敌工费,俘虏经费等;同时,对几十万支前的薪金制干部、卫生技术人员、汽车驾驶员、铁路员工和民工等人员的待遇,也作了明确细致的规定。1952年8月,根据汤平的报告建议,总后勤部召开中国人民志愿军财务、军需工作会议,确定志愿军的供给由东北军区后勤部代供改由总后勤部直接供给,并组建志愿军后勤部财务部。10月志愿军后勤部财务部成立,开始统管志愿军的财务工作。
与此同时,解放军加快军兵种建设、执行剿匪备战等任务,需要大量经费保障。一些重大开支,还须直接请示周恩来同志。周恩来一贯细致,对军费开支审查更加严格。汤平总会将所请示问题的情况、数据以及解决建议准备充分,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肯定。1952年,汤平汇报军队财务工作,总结到:“自1950年到现在的三年来,军队财务工作胜利地保证了全军军费供给,如部队生活,国防建设,作战开支,海空军及特种兵的建立,特别是对志愿军出国作战等费用的及时供给,取得了经验和成绩。”
自1950年3月开始,军队开支统由中央财政部负责拨付。国家划拨的钱花在哪里、花多少、怎么花,直接关系到军队建设方向和效率。为此,军事财务制度的制订和全军财务管理就成了总后财务部的大事。
汤平率领财务部对已有的财务制度进行全面审核、补充和修改,1953年颁发了《全国军事系统各项财务制度》,包含预决算、财务检查、结算、现金拨付、预备费、计算报销等8项制度规定,对经费分类、审批权限、预决算编报、经费调剂、会计核算、检查审查等作出明确规定,既规范了经费使用流程,又方便各级按需、灵活开支。同时,根据人民军队由单一军种走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实际,汤平组织人员联合22个业务主管部门,开展大量调查研究、测算论证工作,重新制定了32种事业费标准,初步统一了全军经费供给标准。后来,根据学苏军中的问题和部队实际,汤平多次组织修订财政制度,1956年形成《财政制度十项改进措施》,1957年制定《现行财务制度的修正与补充规定》,解决了财权过于集中,手续过于繁杂的问题,使各级“有钱有权,责任分明,简便易行”,受到一致称赞。
1953年10月,军委决定总后勤部财务部改为军委财务部,归军委直接领导,杨立三任部长,汤平任副部长。1954年10月,军委财务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财务部,杨立三任部长,余秋里、唐天际、汤平任副部长。这个时期,人民军队正准备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将发放物资保障改为发放薪金。汤平把重要精力放在主持起草薪金条例草案上,先后进行了12次修改,形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津贴暂行办法》。1955年1月,经过中央政治局审议、国防部发布命令,该办法在全军军官中实行。
军队财务工作由分散走向统一、正规,是在查找问题、解决问题中实现的。汤平对财务管理整顿十分关注。1954年,根据军委指示,汤平组织人员对全军经费、物资进行清理,清理出13.2亿元,弥补了5.5亿元的预算缺口;规定部队存款由各级财政部门统一开户存入银行,解决部队在银行存款过多、使得经费无法有效周转的问题,全军每月存款由9亿余元降至3亿余元。
1955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财务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财务部,余秋里任总财务部部长,唐天际、汤平、何维忠任副部长。9月,汤平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5月,总后勤部与总财务部合并,汤平任总后勤部财务部部长。
汤平根据自己多年的工作实践,开始总结提出一些宝贵的经验做法。1958年,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汤平提出管理经费的四种方法,即:对各项经费不能一刀切,可按照不同性质采取“总部专管”“实报实销”“指标控制”和“定额包干”进行管理。这种管理经费的办法,成为9月份中央政治局批准的《关于改进财务管理的决定》中的重要内容。汤平领导的军队财务工作,为人民解放军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迈进提供了重要保障。
以辩证法指导后勤工作
汤平工作细致,善于以辩证思维思考、总结。他经常用自己总结的经验指导部属,不仅使他们提高了效率,更学到了方法。他认为,中国的理财思想,不外“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两句话兼而用之才比较全面,财经工作必须遵循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既不要搞单纯财政观点,也不要搞所谓“仁政”观点。在抓制度改革时,他指出:既要注意总结历史经验,继承我军财务工作的历史传统,又要注意调查研究和对基本材料的分析;对于财务资料,要作纵向和横向的分析,既要从总部到连队,又要研究各级各部门的开支。在抓具体工作时,他引用陈云同志说的话“我不怕你们一次向我要一个亿,就怕你们一次要二两粮食或一尺布”,并解释道:有时一个小数目如果再按人数、时间计算起来,就可能成为一个你意料不到的大数目,因此做财政工作,不但要用加减法考虑问题,还要用乘除法考虑问题。
在1960年全军财务保证供给和厉行节约的关系工作会议上,汤平运用对立统一的思维方式,对财务工作中的几个关系作了理论阐述。首先,保证供给和厉行节约的关系,是财务工作中的总矛盾,占着主导地位。厉行节约正是为了保证供给,只有厉行节约,才能更好地保证供给,这不仅是技术手段,也是长期的政治任务。其次,集中统一和因地制宜的关系,是贯穿财务管理体制发展的主要矛盾,要处理好维护制度规定的刚性与制度执行方法的灵活性之间的关系。再次,管钱和管物的关系,是财务管理上的一对矛盾,钱是在转化为物之后才能直接为部队服务,用的是否合适、是否浪费,只有在转化为物之后才表现得更明显,需将钱物串联起来。最后,平时工作和战时工作的关系,也是一对矛盾,在平战兼顾的同时,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都要以适应战时要求、保证战争胜利为根本目的。
汤平提出的财务工作几个关系,对全军财务工作提供了理论遵循,对国家经济进入困难时期保障军队供应起了重要作用。国家要求军队1961年度国防费预算压缩8个亿,同时不准动用上年度结余经费;1962年度国防费拨款与预算差6个亿。为了支援经济建设,汤平报请领导同意后,与各军区、军兵种研究决定,不向国家申请追加军费,采取调整预算紧缩开支、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清理家底利用库存等措施,积极处理工作中的关系和矛盾,最大限度挖掘资金物资潜力,使国防费达到收支平衡,减轻了国家负担。
1962年10月,汤平调任总后勤部副部长,负责全军后勤计划、财务、基建和物资管理工作。当时,国家财政面临严重困难,汤平肩上的责任和困难都十分沉重。他坚持把“铁算盘”打响,将实情摸清、摸透,将账算细、算准,将重点抓紧、抓实。几年间,国防战备工程、部队基本建设均取得了较大成绩。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汤平与总后政委李聚奎、副部长饶正锡等,于1966年被时任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划为总后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彭黄漏网分子”“三反分子”,遭到批斗、审查。在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的情况下,汤平于1968年1月28日被迫害致死,年仅65岁。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汤平的冤案得以昭雪;1979年8月23日,中央军委批准给汤平平反,“恢复名誉,定为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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