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华东情报部安插在国民党国防部的“三颗钉子”

老八路

在解放战争伊始，作为主战场之一的华东战场，前方双方军队你来我往，硝烟弥漫。而在第二条战线，即隐蔽战线中的情报战中，中共在华东的军事情报部门早已经未雨绸缪，先声夺人，在国民党军事最高也是要害的部门国防部、联勤总部以及国民党参谋总长会议中埋下了情报特工，很多重大的军事情报已经能做到与国民党军队指挥者“同步共享”。

山东军区情报部部长胡立教

1947年5月至1949年4月，山东军区情报处（即以后的华东局情报部，对外称统战部）发展了原国民党要害部门的军官聂岳撼、王敏、陈恩钧，利用他们当时在国民党国防部、联勤总部等军事首脑机关担任机要工作的有利条件，获取了敌方许多重要军事机密，通过地下交通，送到山东解放区华东局统战部，其中不少情报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对华东解放军领导机关了解敌方的军事部署、战略意图、战役计划等情况，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为中共华东军事作战，大决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聂岳撼

聂岳撼，黄埔十四期生。八年抗战期间，他随军转战各地，历尽辛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达官显贵，纷纷飞到沦陷区劫收，升官发财。聂岳撼却被国民党军队编余复员，遣送还乡。相比之下，愤然不平。

1945年秋，他参加上海各界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先生的大会上，聆听了邓颖超同志的讲话。其中这样一段话对他触动很大“时局极端严重，人心异常悲愤，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寥寥数语，直击人心。之后，聂岳撼积极投入汹涌澎湃的民主运动的活动中。在参加上海各界欢迎沈钧儒先生政协归来的茶话会上，认识了著名民主人士、《民主》杂志主编马叙伦先生。聂岳撼不仅是《民主》杂志的忠实读者，还为该杂志“军事评论”专栏撰文。

马叙伦

1946年10月，《民主》杂志遭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被迫停刊前，聂岳撼以何天的笔名，撰写了一篇抨击蒋介石“双十讲话’’的文章。他从军事角度，列举了大量事实，揭露蒋介石指派军队侵占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

1946年春，聂岳撼联系了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先后参加读书会的有七、八人。其中，有同乡、少年同窗，好友，时任通讯兵独立第三营当中尉排长兼电台台长的陈恩钧；有邻居，通讯兵三营士官王敏。经过一段时间相处，聂岳撼、陈恩钧、王敏有了共同的思想和语言，相互誓约，寻找门路，到解放区去参加革命。茫茫大地，人海如流，如何找到秘密的中共党人呢？他们去找马叙伦先生，请马老介绍他随中共代表团去延安。马叙伦先生笑了一笑说，中共代表团是有名单的，多一个人也不行。他失望而回。后来，聂又给马叙伦送去一份情报，请转送给共产党。马既不深知聂的政治面目，又不悉此中用意，理所当然遭到马叙伦拒绝。此路行不通，干脆硬闯。聂让王敏到安徽黄山地区找游击队，亦无结果而回。聂岳撼回顾了这段时间找共产党的教训，认为乱碰乱闯于事无补，反会招来危险，必须寻找可靠的关系。

马叙伦赠叶剑英的对联

1945年1月，汪伪警卫三师钟剑魂部起义。王敏曾在汪伪教导团当兵，在该部中有许多同学随同起义到解放区。近来，听说该师起义的人员中有人来过南京，还负有特殊使命，王敏就留意这方面的情况。

1947年初，王敏打听到原警卫三师起义人员吴鼐光从山东来到南京。吴鼐光曾和王敏在教导团同学，后又同在汪伪14旅呆过，两人关系很好。当时吴鼐光和王敏议论过投奔新四军的事。这次，吴鼐光来南京，王敏大喜过望，立即找到吴鼐光，与他旧事重提。吴鼐光却说他不干新四军了。王敏则扭住不放，对吴说：“你不干，介绍我去干。”吴看到王敏确有一番诚意，才改口说：“其实要投奔共产党，也不一定要到解放区去，在南京也一样干，以后有机会我会给你介绍的。”王敏领会了吴鼐光这话的意思，要看自己的实际表现。正在这时，陈恩钧电台有一份密电码，王敏和陈恩钧搞来交给了吴鼐光，并介绍了聂岳撼和陈恩钧的情况。吴鼐光随即返回了山东。

山东根据地新四军

1947年5、6月间，吴鼐光再次从山东解放区来南京，庄严地告知王敏：华东局统战部（情报部）城市工作委员会已批准聂岳撼、陈恩钧、王敏三人参加我情报工作，并勉励他们努力为人民解放事业作贡献。有志者事竞成，他们终于达到了参加革命阵营的目的。

1947年2月，聂岳撼经军校同学洪承武介绍，至南京国防部任少校机要参谋。第一天上班，科长就交给他一叠文件，命他照样复写三份。聂岳撼接过来一看，是一份《陆军战斗序列》，内详细列载了国民党陆军整编后200个整编师及其所属部队的组织建制、番号、代字、驻地、各级部队团以上官佐姓名、官兵人数、武器装备的种类、数量等情况，均用文字和图表详加说明。聂岳撼熟知这份文件的重要军事价值。他心中暗想如果把这份《陆军战斗序列》送到共产党手里，将发挥重要作用。于是他一面抄写，一面思索如何把这份重要情报送到共产党的手中。经过一整天的抄写、思索，文件抄写大半，方案已胸有成竹。下班前，同僚都在收拾手中的工作，做下班回家的准备。趁此机会，他将抄写的文件装入文件夹，放进办公台抽屉锁好，迅即将原稿夹在几张报纸中，手持这张报纸，装作去厕所解手。走进厕所，看看四下无人，即把报纸和原稿放进大衣的口袋。这时下班铃声大振，他走出厕所，随着下班军官的人流向办公楼外走去。国防部门卫森严，但聂岳撼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出大门。

聂岳撼急忙把王敏找来，给他看了《陆军战斗序列》，把自己的打算和盘托出。王敏听了十分兴奋，表示愿和聂岳撼同生死，共患难。。于是就一同到成贤街教育部内聂岳撼父亲的一问宿舍里，紧闭门窗，放下窗帘，用深色布将电灯罩四周围住，不让屋内的灯光外泄。两人整整地忙了一个通宵，才把《陆军战斗序列》全部抄写下来。

国民党军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买了一盒糖果，把抄录的《陆军战斗序列》藏在盒底，糊上一层纸，再将糖果倒在上面，由王敏拎着这盒“糖果”，乘早班车到上海找马叙伦先生，托他把这份情报转送给中共上海隐蔽战线。

聂岳撼赶到国防部上班，继续埋头抄写这个文件。抄毕送交科长审阅。科长检查了原稿，看到他写的文件，字迹娟秀，一丝不苟，绘制的表格条理清楚，对聂岳撼的工作大加赞赏。

当晚聂岳撼回来后，却因为国民党特务已对马叙伦先生监视，不便直接找他，王敏按聂岳撼的第二个方案，到西藏路中茶公司门市部去找马叙伦的外甥黄国光。不料黄国光已去南京明瓦廊公司分店去了。他们问明了黄在南京的地址，匆匆折回。

过了这晚，聂岳撼、王敏又拎了那盒“糖果”，按地址找到了黄国光，简要地向黄说明了来意。黄国光一挥手说：我们吃早点去吧！把聂、王两人带到新街口一家面馆里吃面。时在清晨，店里客人稀少，聂岳撼低声向黄国光介绍了“糖果盒”中《陆军战斗序列》的内容和价值，请他交给马叙伦转交给共产党。黄国光并不搭话，吃完面，拎起“糖果’’盒子，称谢告辞。

后来这份重要的军事情报的确由黄国光送交马叙伦，并迅即秘密转给了上海隐蔽战线的交通。

纪纲

1947年初夏，纪纲（时任华东局统战部城市工作委员会主任）派出巡视员朱林去南京与聂岳撼、王敏、陈恩钧三人联系。行前，纪纲对朱林说：“聂岳撼潜伏在国民党国防部担任机要工作，能获取重要军事情报，是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遵照胡立教部长（时任华东局统战部部长）的指示，要加强和提高他们的工作。”纪纲给朱林讲了三点：

1.与聂岳撼等恢复联系，建立联系制度，了解情况；

2.传达组织上对他们的亲切关怀，宣传解放战争大好形势，坚定信心，鼓舞斗志，进行组织纪律和保密教育，建立秘密工作的制度；

3.整顿上海的通信联络站，确定由施根宝负责统一收转上海、南京地下工作送交组织的信件和情报。

朱林遵照纪纲的指示，秘密潜入上海、南京，先后与聂岳撼、王敏、陈恩钧接头联系，分别向他们传达了上级的指示，检查了工作，研究了今后工作任务。

1947年夏季，蒋介石的参谋总长陈诚代表他前去东北视察，妄图挽救东北战场败局。国民党参谋总长办公室为了给陈诚方便，特别编制一份《军事手册》。该《军事手册》的主要内容为1947年上半年全国各战场的重要军事情况统计，资料详尽，重要，机密性极大。

主办此事的科长赏识聂岳撼办事的才能，指定聂岳撼具体主持该《军事手册》的编制工作。聂岳撼十分高兴，无异是送上门来的一件极为重要的军事情报。但要完整地获取这份情报又非易事。因为这个《军事手册》的资料多，篇幅长，参与编制工作的人员有好几个人。有的资料要先经统计员按照国防部各厅、局上报的最新作战资料进行综合、计算，再由聂岳撼汇编成稿，交打字员打字，有的还要经绘图员绘图，晒图，最后装订成册。同时，由于采用的资料机密性大，保密措施极为严格，规定在编印成册后，要与原始资料、底稿一并送审。怎样才能把它搞到手呢？聂岳撼煞费苦心，设想了一个又一个方案。最后想到在打印上做手脚。打印员是个二十岁左右的男青年，天真单纯，与聂岳撼的关系较好，对聂岳撼也很尊重，和十分信任。于是聂岳撼在<军事手册》编好付印时，以美观清晰为名，要求打字员在打印时，逐页使用新的复写纸打印在晒图纸上，然后交聂岳撼校对，聂校正后将晒图纸交给晒图员晒制，暗中将复写纸留下。这张复写纸上的镂空字迹，对光一照，十分清楚。这样接连几天，聂岳撼每天下班把复写纸带回家中，送到施根宝的联络站，由施根宝通宵照样密写复制，第二天聂岳撼把复写纸带回办公室，以防检查。不久，它的复制品通过地下交通也到了解放区纪纲手中。

1948年初，国民党参谋总长办公室受最高军事当局的指示，组织了一批高级参谋人员，编写了一份《一年来的战争总结和下一年的作战计划》，试图寻找战场失利的原因。

聂岳撼侦知了这一活动，该份总结计划，对解放军来说是一份极其重要的战略情报。由于敌人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保密措施特别严密，分发的范围极小，仅供最高层次的军政官员阅看。因此，一时难以得手。

1948年夏天，聂岳撼却获得了这份重要的战略情报。原来参谋总长办公室机要科长，把聂岳撼召进他的办公室，从保险箱里取出一本厚厚的文件，命令聂岳撼立即拿去销毁。聂岳撼接过一看，文件封面的标题是：《中华民国三十六年陆海空军作战总结和下一年度作战计划》，左上角印有文件的编号，右上角印有“绝密”、“用后销毁”等字样。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聂岳撼拿了这本文件，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利用了平时销毁文件制度不严和周末下班前乱哄洪的机会，采用调包计，先在销毁文件登记簿上作了登记，又找了一本无用的文件充做“替身”，随即请一位同事签了名字，便把这本“冒名顶替”的文件投进了焚化炉。这样，这份重要的战略情报，就落到了聂岳撼的手中。

一个月后，朱林来接头，聂岳撼准备把这份情报交给了朱林。朱林认为这份情报的价值很大，极为重要，由于页数较厚，不便携带，乃由聂岳撼身穿校官服，密带文件和朱林同乘一班火车，分坐两节车厢，同去上海，相约在上海提兰桥东海电影院门前相会。聂岳撼用一件雨衣包裹着文件，在一处公共厕所里将雨衣和文件交到朱林手中。此后，朱林化了一个月时间，每晚在夜深入静时，把它全部密写在多件淡色的上衣上，分三批由施根宝、郑毅（华东局统战部交通巡视员）和朱林本人经秘密交通线带回解放区。此情报得到中社部来电嘉奖。

1948年下半年，国防部中校科长洪承武（介绍聂岳撼进入国民党机要部门的军校同学），调任联勤总部主管军事运输业务，洪向上级举荐聂岳撼接替他原来兼任的参谋总长会议记录职务。这项工作的机密性很大，选用人员十分严格。因经洪承武的鼎力保举，聂岳撼又是黄埔系，现任参谋总长办公室机要参谋，更深得机要科长的信任。因此，洪承武的签呈上报后，很快得到批准，于是聂岳撼又获得了一个猎取情报的重要渠道。

国民党参谋总长会议是国防部一个高级的行政例会。由参谋总长主持，每周定期召开，遇有重要问题需要讨论时，则由参谋总长通知随时召开。参加会议的人员为国防部各厅、局的长官。会议内容，除各厅、局长官请示报告主管业务工作外，主要是汇报、研究备厅、局掌握的全国各战场的最新情况，参谋总长也将一些作战计划交各厅、局长官讨论研究，听取意见。因此会议上讨论的问题，都是获取重要情报的来源。聂岳撼特别小心谨慎，他在会议席上正襟危坐，专心致志，仔细记录每一项讨论的内容，同时还把最重要的内容默默地记住。因为参谋总长会议记录，在每次会议结束后，都由保密军官送到保密室入档保存，片纸只字不准外传。聂岳撼准确地把许多重要情报印刻在自己的脑海中，回家后，立即整理密写，送到施根宝的联络站，再转送解放区。在此时期，聂岳撼收集了敌方大量军政情报，其中不少是重要的情报。

同时，也实事求是的说，由于当时传送情报的方式，是靠政治交通员秘密夹带，往来于解放区和国民党区之间。所以有些重要情报失去了时间性，降低了情报的价值。

1947年春，陈恩钧在徐州国民党通讯兵独立第三营担任无线电台台长，电台配属于联勤总部第一补给区司令部，担负与师以上部队联勤部门通报。同年四、五月间，陈恩钧奉命来南京接管一座450瓦大功率无线电台和一套供联勤总部系统使用的新编密电码。这时王敏住在陈恩钧家，陈把此情况告诉了他，王敏认为联勤总部的密电码虽在本系统使用，如果提供给解放军，通过截获敌台来往电文，可以侦知敌师以上部队的驻地，从供应粮秣械弹给养数字中，也可测知有关部队兵员人数，武器装备等情况，同时对密码编组规律的研究，还有助于破译国民党军其他密电码。王立即向吴鼐光作了报告。吴鼐光认为此密电码是一件很重要的情报，要求王敏和陈恩钧共同商讨，制订一个妥善的方案，在绝对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秘密将密电码取出。

于是，陈恩钧以回家（当涂县）探亲为由，向上级请假三天，此事瞒过连副，在办好请假手续后，以熟悉新的密电码为由，用漫不经心的姿态，向连副把密电码借来，寻机将密电码携出，交给王敏去复制，陈则离开南京去当涂，三天后，再把密电码带回电台还给连副。这个方案实施得极其顺利。王敏接到密电码后，立即带到施根宝联络站，由王敏、吴鼐光、施根宝和施妻顾杏娣四人通宵达旦进行密写，到第四天清晨全部园满完工。王敏按照和陈恩钧约定的时间，到中华门火车站接到陈恩钧，把密电码交他带回电台。这一猎取敌人密电码的重要情报活动，干得干净利索，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这份密电码由吴鼐光通过秘密交通线送到华东局统战部纪纲处。纪纲对陈恩钧、王敏获取的这份密电码非常重视，立即报送给胡立教部长，胡立教部长对陈恩钧、王敏的工作十分满意，大加赞扬。

1948年下半年，陈恩钧随通讯兵独立三营调防蚌埠。他意会到蚌埠是我发起淮海战役的南沿，它北接徐州，南联南京，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根据上级的指示。他积极开展工作。他利用与城防部队业务上的联系，广交朋友，搜集情报，还借联系工作为名，寻机出入前沿部队，观察敌军火力布置情况，回来即秘密绘制了一份“蚌埠敌军城防图”等候上级派人来取。

1948年10月16日，在我军发起淮海战役前夕，朱林奉命从南京潜赴徐州，联系策动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张克侠、何基沣起义的工作，路过蚌埠，稍作停留，与陈恩钧会晤。陈见朱林来到，万分欣喜，向朱林详细汇报了搜集到的敌军城防工事、淮河铁路大桥的火力配备、重火器阵地布置，及敌守备部队各部的番号、兵员、装备、以及官兵思想动态等情况，并给朱林阅看了他秘密绘制的“蚌埠敌军城防图”。

朱林为了准确弄清敌军城防工事的详细情况，伪装成国民党军官，跟随陈恩钧到前沿工事附近“散步’’，进行观测核实。由于陈恩钧与前沿部队的官兵关系熟悉，得以顺利通行，园满完成了任务。当晚，在陈恩钧的单人宿舍内，陈、朱两人把搜集到的情报和校正的“国民党军蚌埠城防工事构筑，兵力布置，火力配备要图’’密写在一本书上。

第二天，陈恩钧派其电台副班长包拯民护送朱林到徐州。朱林在徐州工作结束后，穿越前线到达曲阜华野前线指挥部，将情报和城防图交给了前指首长。这份城防图和情报，在淮海战役我军歼灭蚌埠守敌战斗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无数红色特工刀尖行走的岁月里，今天的我们听了很多业已闻名的孤胆英雄。而聂、王，陈三人则是更多无名英雄中的“沉默者”，但他们为新中国的建立同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