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王直谈“四次授衔”经历

老八路

　王直　福建省上杭人。1916年生。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王直将军

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命令，授予我少将军衔。授衔命令是在当时华东军区所在地南京宣布的。说实在的，授衔时，我与许多同志一样，并不激动。因为“一将功成万骨枯”，共和国是千千万万个人民英雄流血牺牲换来的，他们牺牲了，荣誉却归在我们名下，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激动呢。现在回顾那一段历史，倒勾起了对许多往事的回忆，真有点儿回味无穷。

难以接受的第一次授衔

参加红军后不久，我曾问过一位红军领导，为什么国民党军队有军衔，红军没有军衔？这位领导说：这是因为红军的官兵是平等的，同甘苦共患难，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就是我对军衔的初次认识。带着这个认识，从担任红军宣传员开始，后任宣传干事，再到任支队党总支书记，我始终铭记着官兵平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共合作，在南方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下山，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我被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三团四连任指导员。在任指导员期间，最让我头痛的工作就是佩戴国民党军帽徽和军衔。我当时被授予上尉军衔，不是我嫌这个军衔低，而是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一是红军与国民党军作战十年，我亲眼看到许多红军战士和苏区人民群众倒在他们的枪口下，我们还没来得及为他们报仇，现在却要和敌人“同流合污”，这怎么对得起牺牲的同志？二是红军之所以有战斗力，艰难奋战而不溃散，官兵平等、同甘共苦是重要原因之一。现在授了衔，似乎有了高低贵贱之分，红军凝聚力会大受影响。当时，我所存在的思想，在红军战士中是普遍存在的。上级领导要我们给战士们做这方面的思想工作，说实在的，我自己的思想都没有通，怎么去做战士们的工作？

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知道我这方面思想不通，单独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谈的大意是：国共合作是民族矛盾上升，建立统一战线和革命形势发展大局的需要；部队改编是国共合作在形式上的统一，我们不是在国民党领导下来改编，而是独立自主地进行改编，改编并不意味着我们理想信念的改变；军官佩戴军衔，仅仅是便于作战指挥，官兵仍旧是同甘共苦，没有贵贱之分。一席话，说通了我的思想，懂得了许多政策和策略上的道理，使我在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时，有了正确的理论来做指导，对转变战士们的想法起到了“灯塔引路”的作用。

抗美援朝后第二次授衔

在战争年代，我从来没有想过什么荣誉，考虑过当什么将军。只是在授予将军衔后，才感到没有一系列的艰难奋战，就根本没有授“将军”的资格。但是为什么不少与我资历相同，解放初期所任职务也相同，艰难奋战也不少，却没有被授予“将军”呢？经我反复思量，得出了一个答案，即从经历对比上来看，我比他们多参加了一场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并在战争中指挥部队取得一定战果，这是我能获得将军衔的重要原因。

1949年6月，我所在的陆军第三十军与其他兄弟部队一道解放上海，部队驻上海浦东，我时任三十军第八十九师政委。后三十军番号撤销，军部组建东海舰队部，八十九师改空降旅，我任空降旅政委。由于我和师长的体检都不合格，上级命令我们重组八十九师，将体检不合格的人员与新兵重组，隶属二十军，参加抗美援朝。

1950年11月下旬，朝鲜的寒冬已早早来临。还没有建成现代战争后勤保障体系的志愿军，紧急入朝参战，由上海地区赶到中朝边境的志愿军第九兵团连棉衣棉裤都没来得及发放。八十九师当时担任二十军第一梯队，就穿着秋季的夹衣，冒着零下三十摄氏度的严寒，跨过鸭绿江。寒冷之极，无法用语言表达。国内战争时，后勤保障不及时，可以找人民群众帮助解决，还可以从敌人那里缴获。而朝鲜北部是极贫困山区，是异国作战，又是紧急入朝，无法得到民众支援。

当时的美军，根本没把志愿军放在眼里。麦克阿瑟扬言，圣诞节前结束战争。东线美军急进，其后勤保障部队行动也与作战部队齐头并进。八十九师侦察分队在向长津湖地区前进之中，与敌后勤部队接火，缴获了3000多条纯羊毛毯。怎样处理这些羊毛毯?有人提议要上缴，即“一切缴获要归公”。我认为，避免冻伤是当务之急，保持战斗力是第一位的，这也可以说是缴获归公。我找来后勤部的领导，叫他们立即通知将毛毯撕开，分发到下属部队，给战士们包脚，因为冻伤都是从脚上开始的。不久，第二次战役发起，美军溃退，八十九师因为冻伤最少，是志愿军第九兵团中唯一能担负得起追击美军任务的部队。我亲率一个团，爬高山抄近路，在朝鲜咸镜南道剑山岭下突袭美军第三师(二战时原巴顿将军的部队)正在宿营的一个营，歼敌大部，缴获汽车100多辆，坦克数辆和大批轻重武器。战后，志愿军总部通令嘉奖八十九师，我和师长立即被提拔到二十六军任政治部主任和二十六军司令部参谋长。由于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和扩编，高级干部的提升只是极少数，第二次战役结束时，政工干部由师到军的晋升仅我一例。1952年下半年，二十六军奉命回国休整，1953年我又奉调福建军区三十一军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这就是我能授予少将军衔的基础。我如果在国内任空降旅政委，没有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没有在朝鲜战场上率部获得重大战果而得到晋升，是难以得到“开国将军”的荣誉的。

下连当兵的“第三次授衔”

1959年，我任福建省军区副政委，为响应总政治部号召，深入实际，掌握第一手材料，抓好基层连队建设，我下连当了兵，在福建南日岛一个守备团七连任战士，授予我列兵军衔，时年43岁。在连队的军事训练中，我大多数课目都是在及格以上，只有步枪射击不及格。自红军开始，我一直是在野战部队任职，先后任过连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师政委，参加大小战斗数百次，向敌人射击无数次，怎么现在射击会不及格？说实在的，在红军当宣传员时，没有配发武器。从任宣传干事始，我使用的都是手枪，只有在新四军军部教导队集训时才打过一两次步枪。由于战争年代部队弹药都是从敌人手中缴获，“弹药贵如油”，我们做领导干部的不可能把战士们用生命换来的弹药用来提高我们的射击技能。我天生还有一个“毛病”，左眼闭不起来，只能闭右眼，用左眼来瞄准。连队的同志们并没有也不可能把我当新兵来对待，但我认为，在步枪射击上，我就是新兵，在下连当兵的一个月中，我一定要打个及格。经过连队同志们的热情帮助和我的刻苦努力，终于在即将结束连队生活前，打了个良好，实现了我的愿望。我在连队刻苦训练的行为，时常被连队干部作为教育新战士的例子，有不少战士看到我年纪那么大，还在刻苦训练，也激发了他们训练的热情。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在和平时期显得更加重要。

没有提升的“第四次授衔”

1988年恢复军衔制时，中央军委批准我离职休养，授予我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所以没有参加再次授衔。虽然没有授衔，并不意味着我没有了军衔，因为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授予红军时期参加革命，1965年前被授予将军军衔的人。全国人大认定1965年前所授军衔是有效的，1988年授衔是恢复军衔制。我是一个被恢复了军衔，只是没有提升衔级的老军人。1965年撤销军衔制后，没有人称我“将军”，1988年恢复军衔制后，所有见到我的人，都称我“老将军”，在我的心理上，这不是“第四次授衔”了嘛？因此，我不能辜负党、人民和军队给我的荣誉，我还要继续关心部队的建设。每逢八一建军节、红军长征胜利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抗美援朝胜利纪念等活动，我都会主动到部队看望。凡是部队要我作报告，我都会义不容辞地接受。部队举行书画展，我也积极投稿。部队找上门来，要求我帮助解决转业干部工作安置，我也毫不推辞，尽最大努力帮助。十多年来，由各方赞助，我出版和重新印刷了《忠于信念》、《弯弓射日》、《艰难的历程》、《古田会议决议研究论文汇编》等传统教育书籍并分发到部队。今年我已93周岁了，余生不可能很长了，但“生命不息，革命不止”，我还要发挥一点光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