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杨尚昆回忆录》——前国家主席的戎马生涯

老八路

第一章 潼南双江镇


　　我出生在四川潼南县双江镇。出生的日子，原来模糊地记得是清朝光绪三十三
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前不久查到《撞南杨氏族谱》，才弄清楚是这年农历六月二
十五日，也就是19O7年8月3日。
　　双江镇在涪江之滨，离渲南县城样撞镇约10公里，背倚青山，猴溪和浮溪二水
环绕，在这里汇合流人涪江，因此得名。因为交通便利，早在清朝初年，这里开始
建场，每逢三六九，附近的农民纷纷前来赶场。到我记事的时候，小镇已经相当繁
华，竟有“小重庆”之称。
　　滔滔的涪江，是四川盆地主要水系之一，上通川北的绵阳、平武，下达合川和
长江边的重庆。江面上的木船，把射洪、蓬溪和遂宁的盐巴，撞南的稻谷、土布运
往重庆，换回来的是外国人倾销的洋布、洋油和洋火（火柴），南来北往，双江镇
是必经的要道。陆上交通，当时虽然还没有公路，但有一条驿道经过双江，还有两
条石板大道，西通成都，东达重庆，驮货物的牛马，抬滑竿、轿子的轿夫，终年不
断。邮路也通了，“邮政代办所”设在我们家住宅前的店铺里，雇有几名“步班邮
差”，他们挑着上百斤的邮件，步行到指定的地方，和相邻的遂宁、合川两县的
‘涉班邮差”会合，交换邮包，然后负责分发，每天往返50公里左右，风雨无阻，
昼夜运行。全镇 300多家商号，分布在六条街上：中街最长，是贸易中心；西街可
以称是“工业区”，有油房。醉房、票房等手工作坊；东街比较短，是屠宰行的专
业街；北街濒临猴溪，以禹王宫为中心，除了经营盐巴、油饼等比较大的商号外，
还有一批地主宅院，我的家就在这条街上，人称“邮政局”；南街和附近的兴隆街，
靠近涪江码头，行商、力帮的客栈，船工的窝棚和水运货物的堆场都在这一带，附
近一条偏僻的老猪巷内，是赌场、烟馆和寻花问柳的场所。一到太阳下山，各街口
的铁栅门一齐落锁，小镇简直像是一座没有高墙的城堡。民国初年，科举已经废除，
镇上没有一所高等小学，却有两座洋教堂，一座是镇东的天主堂，建于1911年；一
座是兴隆街上的基督教福音堂，建于1912年。
　　双江镇又叫杨家场，因为居民中姓杨的多，但是，杨氏家族不是四｝门的土著，
而是来自外省的移民。在四川，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历史现象。吴玉章同志告诉我，
他的祖先是福建人。朱总司令说，他的祖籍是广东韶州府（今韶关市）。原来，历
史上四川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一次是元末明初，因为连年的战争，人
口大幅度下降，土地也荒芜了，朱元球打下天下后，为了恢复元气，从两湖还有广
东大量移民入川 ，史称“湖广填四川”。第二次，是明末清初，起义的农民军和官
兵连年激战，四川人口降到全国倒数第三位。据县志记载，安岳县甚至“户不盈十，
丁不满百，难以设官”，不得不归并到遂宁县。所以，清朝前期又出现了一次“湖
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这次移民运动，持续的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各省有 100多
万人入川，占当时四川人口总数的一半。所以，清代四川的人口，大多是两次“湖
广填川”移民的后裔。
　　双江镇的杨氏家族是从哪个省移来的？过去我一直认为是从湖北孝感来的。19
87年，我第一次回到家乡植南，县里正在修新县志。我这才知道双江镇杨氏家族的
源流。据记载，我们这一族的远祖杨文秀，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南宋末年曾在
湖南永州府零陵县当县令。第二年，宋亡，不能归籍，就在湖南辰溪县定居。清康
熙三十五年（1696），杨文秀的后裔光字辈的堂兄弟三人，先后来到四川，沿涪江
北上，分别在蓬溪、遂宁、江油三县落户。杨光基定居在蓬溪县涪江左岸的姬家坝。
他的第四代杨世绥，就是我的曾祖父。杨世绥大概是个精明人，那时荒地多，别人
抢种熟地，他却雇人大量开垦荒地，凭借涪江水利和两岸适宜农耕的自然条件，变
跷瘠为沃壤，若干年后，居然拥有土地 500多亩，就像是“跑马圈地”那样。他又
结交官府，包揽运销官盐的专利权，成了闻名的“杨三泰’大盐号的主人，从此显
赫起来。于是，迁出姬家坝，在涪江右岸的双江镇大兴土木，营造宅第。姬家坝和
双江镇隔水相望，原来都属于蓬溪县，民国初，撞南县分立出来，就分属两个县了。
　　杨世绥生了7个儿子，我的祖父是“传”字辈的么房。么房出老辈，我小小年纪，
就有人管我叫公公。1868年初（同治六年），曾祖父去世，大家庭解体，除了留作
祭祖用的良田2000亩和街房 7通外，其余家产都分给各房。分家之后，各房纷纷建
造宅院。我出生那年，父亲正在重修后来被称为“邮政局”的大院，其中最豪华的
是六房的田坝大院，占地2400平方米。我小时候，家里就有了汽灯，新式的吊灯，
听人说，家具陈设是派人到江浙和广东采办来的。

老八路

　党产问题的由来和处理

　　党产问题，是一个特殊历史条件所留下的问题，它是在革命困难时期为维持生
存而形成的，在党全面执政的前夕自动宣告停止。
　　1940年底，我到延安时，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情况十分困难，原因有三个：一
是抗战初期，。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时，国民政府按4．5万人的编制拨发经费，3年后，
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50万人，经费却分文没有增加，连外来的援助也常被国民党
扣发；二是陕甘宁边区140多万人口，要供给7万脱离生产的干部和战士，本来已是
鱼大水小，困难很大，加上这年入夏以后，水灾、旱灾、风灾和雹灾并发，以致有
cd万灾民生活没有着落。三是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加紧“限制异党活动”，竟
停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经费，又命令胡宗南对边区实行“经济作战”，不让粮食、
棉布进入边区。所以毛主席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纸，没有菜，
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窝。”这是“最大的一次困难”。
　　怎么办呢？朱老总首先提出：建立自己的“家务”，每一个单位都要有一点家
务。那时说的“家务”就是种菜种粮食，做生意的单位很少。任迅时同志作了一番
调查，向政治局提出一个方案：一是军队实行屯田制，生产自给；二是开荒；三是
把三边地区的盐运出去向边区外销售，盘活经济。朱老总又亲自踏勘南泥湾，金盆
湾，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王维舟率领三五八旅去陇东开荒种水稻。盐的
产运销由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负责，边区政府出资，“官督民运”。延安所有机关、
学校，人人动手，开荒种粮种菜纺线，连毛主席也有生产任务。3年后，边区粮食自
给有余，棉花能自给一半。三五九旅能生产自给。边区财政开支的百分之六十四依
靠自给。毛主席称赞：“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
质基础。”党的“家务”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与此同时，我们还抽出一部分资金和人力从事生产经营，到国民党统治区甚至
香港去做生意，开商店办企业，把边区的土特产外销，换取法币和美元，采办根据
地不能生产的电讯器材、医药用品等。这件事，当时主要由任粥时、朱老总和富春
同志主管。中央派到香港去做生意的是卢绪章，后来他在新中国担任外贸部副部长，
在香港搞了个华润公司。华东区也派曾山搞了个五丰商行。北平这摊由赖祖烈经营。
后来邯郸解放，杨立三被派去搞贸易公司，没有搞成。这件事还闹出个笑话：有一
次，华东来的人经过邯郸，看到杨立三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礼帽，大吃一惊，回来
报告说，杨立三叛变了！当时，就有那么一批人，深入敌区，为党筹措经费。党产
中还有一个来源是抗战爆发后在大后方成立的国民参政会中，有6名代表中共的参政
员，每个月可领取600元法币，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他们把这些钱缴党费，也
归入党产。
　　这批党产，在关键时刻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日军投降后，蒋介石为了打
开军队出川的大门，派30万大军将6万中原部队压缩在鄂东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区，
五师的李先念同志一再向中央告急：“财经给养有朝不保夕之虑”，“年关在即，
无米为炊，万万形势，生活危险之至。”为了救急，任弼时屡电各解放区多方筹款
接济。毛主席也出面指定华中、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4区“负担五师一个月经费”。
1946年夏，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也要迁往南京，还要在上海设
立办事处，在平、津、沪创办报纸，都需要筹款支持。1948年，为了筹备新政协，
接运在香港的民主人士进人解放区，需要租赁外国的轮船。如果没有党产，这些开
支简直难于应付。
　　经营党产，那时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考虑，就是全国胜利后，共产党就不领国家
的钱，自己吃自己的。进北平前，要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了，任弼时同志和朱
老总提出一个问题：你共产党不用国家的钱，其他那么多民主党派有什么办法？这
个问题受到大家的重视。1949年1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大家分析利弊，毛主席在会
议结论中明确作了结论：对待民主人士是个重要问题，我们应该公开地坦诚地和他
们合作，统统吃国家的。党产的问题，以不搞为好，有饭大家吃，向他们说明就是。
这样就不再经营党产了。
　　中央决定党不搞贸易和商业活动的方针既定，经营多年的党产完成了历史任务，
作了如下处理：比如邓洁在北平经营的一批商店，包括六部口一带中直机关的商店，
还有现在已建为北京音乐厅的电影院、东郊的木材厂，还曾准备在密云开挖的金矿，
这些全部移交给北平市。赖祖烈在北平做生意留下的金条银元，记得还有几方古印，
当时存放在东交民巷中国银行保险库里，我曾经去看过一次。后来，我让赖祖烈把
它拿到中南海少奇同志住的楼上，让大家看一看。朱老总、陈云、富春和我一致同
意，折价卖给人民银行，钱存在中央的特别会计室。至于香港的华润公司和五丰商
行等，因为当时香港还是英国人控制的地区，只能交给香港工委管理。经过这样处
理，党产中凡是同商贸有关的部分都脱了钩。特别会计室只留下折价出卖所得的款
项、党员上交的党费和毛主席的稿费，继续由赖祖烈等五六人管理。
　　这些钱干什么用呢？根据朱老总和富春同志所商定的，大体上有这样几种开支：
一是补助党的活动经费。那时财政部的拨款有限，不足时从中开支。党的八大的费
用是国家开支的，上海工作会议是华东出的钱，政治局会议就从特会室支付，中央
全会。中央工作会议有些也从这里开支。二是照顾一些老干部的遗属。许多老同志，
为革命奋斗一生，长期以来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毕生没有什么积蓄。去世以
后，遗属需要照顾。原来的中央委员去世后，继续发放一年工资，像彭涛、黄敬的
夫人都是从这个款项中支付的。三是支付在苏联养病的王明的工资。建国后，王明
长期住在苏联，他的工资我们用人民币换成卢布请苏联驻华使馆转交。四是向苏共
对外联络部交过几次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基金，因为共产国际早已解散了，没有执政
的共产党有的需要资助。我们建党初期，曾受过共产国际的资助。新中国成立后，
作为执政党，我们也有义务每年向苏共的联络部提供一定数量的美元，大概交过两
三次。至于毛主席的稿费，特会室是代管。他的亲戚故旧在生活上需要资助的，由
他提出来，交特会室支付。比如杨开慧家属、贺子珍以及毛的旧友等。中办信访局
里有个“旧谊组”，专门处理毛主席亲戚故旧的来信，归田家英同志管。需要经济
资助的，由毛主席签字，赖祖烈的特会室支付。其他凡是要从特会室开支的，都由
我签字支付。
　　我们党从执政开始，毛主席就决定停止以商贸活动来搞党产，这有深远的意义。
因为执政的党，手握大权，如果和商贸活动结合，必然会形成一批享有特权的经营
单位和部门，而又无人敢于监督，上行下效，滋生蔓延，为腐败现象提供肥沃的土
壤。因此，当时这个决断对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

老八路

　迎接新中国诞生

　　北平解放后，解放区人口已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四，人民解放军已壮大到近40
0万人。二中全会结束后，书记处初步决定3月底将中央机关迁入北平。
　　我从接替李富春同志的工作以来，已经经历过两次“大搬迁”：一次是从延安
撤到晋西北，一次是从晋西北东进到西柏坡。那两次，都是骡马驮运和两条腿走路，
还要防备敌人的骚扰和空袭。从西柏坡进北平，是第三次大搬迁。这次可不同了：
一是从乡村到大城市，准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全国性的人民
政权。二是军事上、政治上我们都掌握了主动权，交通运输有汽车，有火车。但人
们的心理状态也起了变化：撤离延安时，为了轻装，大家生怕东西丢不掉；这次相
反，什么东西都舍不得丢，有的同志连一张木板床都想运走，说这张床睡着舒服得
不行，一定要搬走。只好说服大家。三是进人北平，最尖锐的问题是安全警戒。北
平是国民党华北“剿总” 的所在地，原来特务机构林立，包括国防部的保密局、二
厅、党统局，华北“剿总”二处，阎锡山的特务系统，还有美英的国际间谍，八大
系统，另有从东北、华北和西北流窜进北平的暗藏特务，一下子不能都弄清楚。国
民党北平的党政军机关虽然已被我军管或宣布解散，但社会政治环境一时还来不及
清理。中央机关的搬迁和安置是一项必须做到万无一失的严重政治任务。所以，年
初中央就成立了“转移委员会”，由周恩来同志主管，我和曾三具体负责，着手进
行筹备。
　　首先是驻地的选择。l月中，我先后派李克农和范离去北平选地。中南海曾经是
国民党华北“剿总”的驻地，地处闹市，安全警戒条件不成熟。他们和叶剑英、彭
真同志商量后，建议先以离北平市区20公里的香山为中央机关的临时驻地。那里林
木葱郁，环境幽静，又利于防空。中直机关共有工作人员5500多人，香山的慈幼院
有一批现成的房屋可以利用，这个慈幼院是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创办的，
只要牵动一家，将房舍略加修缮，便可供中央机关使用。双清别墅是熊的住宅，’
可以供毛主席临时居住。2月底，克农同志来电，对香山驻地的安排提出一个方案：
为了保密，对外称“劳动大学”。第一站称劳大的筹备处，设在市内弓弦胡同15号。
第二站称劳大收发处，设在青龙桥。第三站称劳大招待所，就进入香山。中央机关
分驻在香山，军委机关分驻在西山一带，中央警卫和公安部门分驻在西直门、颐和
园至香山一带。工青妇等群众团体为了便于联系群众，驻在城内。北平警备司令程
子华和李克农一起去香山进行过勘察。
　　其次是安全警戒问题。恩来同志十分重视。2月9日，陈云和罗荣桓同志从东北
到西柏坡向书记处汇报工作，恩来同志请四野先抽调一个师到香山一带驻守，准备
保卫党中央。在这之前，他还向我介绍两个人，一个是搞扫雷的，一个是搞无线电
的。他们和范离等一起，作为先遣人员去香山。后来，四野派吴烈所部一个师进驻
香山一带，并在香山制高点“鬼见愁”建立了一个高射炮阵地。
　　再就是交通电讯问题。早在1月下旬，北平和平解放已基本定局时，中央请滕代
远同志到西柏坡，商谈铁道部的工作问题。2月初，恩来同志和滕代远、吕正操、黄
克诚商谈，布置中央机关进北平的交通安排。从西直门到香山，当时没有正规的公
路，汽车上不去。我们从四野调来一个工兵连，用20天赶修了一条公路，汽车可以
直上香山。到双清别墅，这是我们进北平前修的第一条公路。在搬迁过程中，广播
不能中断。延安撤退时，新华广播电台先在瓦窑堡过渡了一段。我们到三交后，考
虑到电台的功率大，容易被敌人的测向机发现，所以把它搬到太行山区去发播，呼
号仍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这件事曾弄得胡宗南晕头转向，到处找我们的电台。
这次进北平前，我特地请廖承志同志来，把电台广播的交替问题安排好。至于香山
的电话，在我们进驻前已经接通。
　　3月16日晚，我们将迁移的准备情况向朱德和周恩来同志汇报。朱老总说：毛主
席的意思是想在这里再留住两个月，如果和平谈判，也可以在这里进行。但恩来和
粥时同志主张快些进北平，因为北平的政治活动日渐频繁，中共中央偏居西柏坡，
工作很难适应。比如，李宗仁上台后，2月14日，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等
4位七旬老人作为“上海和平代表团”从上海经青岛飞达北平，要求会见毛主席。经
毛主席同意后，他们由北平飞石家庄，再乘车到西柏坡。15日，上海航运界代表也
到达北平，前来商谈南北通航问题。25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等35
位民主人士由沈阳到达北平。3月1日，中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北平开幕。接踵而
来的是，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协会、中国妇女首届代表大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
团首届全国代表大会都将在北平召开，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各界代表纷纷奔向北平。
北平的政治中心地位，越来越显得突出。从客观需要到主观准备，中央机关迁移北
平的条件已经成熟。3月17日晚，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已结束而公报尚未发表时，中央
书记处决定：23日启程向北平进发。
　　北平方面，成立了迎接中央迁平组织委员会，由叶剑英负责，成员还有聂荣臻、
程子华、刘亚楼和李克农4人，并准备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毛主席知道后，主张缩
小规模，减少浪费，改在西苑机场检阅驻平部队，会见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
爱国人士。
　　在西柏坡方面，19日，周恩来主持召集各单位负责人会议，由赖祖烈报告香山
驻地的情况。会上宣布中央书记处在25日抵达北平，指定我在24日提前到达北平。
根据这个日程，我和曾三等商定，由曾三、邓典桃、邓洁、廖志高和方志纯负责转
移的组织工作。因为恩来同志要集中精力同南京政府代表进行和平谈判，中央决定
由朱老总主管中央办公厅的工作。
　　3月23日，新华社向全国发布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公报时，毛主席和书记处同志
率领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向北平进发。
　　这天下午，我和伍云甫一起坐小吉普离开西柏坡。为了赶在中央的队伍之前到
达北平，我们不走经行唐、唐县到保定那条线，而走捷径经灵寿，北向定县，到保
定时已是子夜时分。这时，保定满城都是向平津迁移的人，解放饭店已经住得满满
的。我们只得找到一个叫交通旅馆的小客栈，在大炕上挤了一个晚上，天一亮又赶
路。24日中午，到涿州，在四十二军万毅同志驻地略事休息。下午3时又乘车赶路，
终于在24日黄昏赶到目的地，在香山和范离、田畴会合。、当晚，我们住在山下的
振芳楼。后来才知道，毛主席一行23日夜住在唐县的淑同村，24日下午到深县，夜
宿四十二军司令部大院，25日凌晨2时从涿州上火车，清晨到达北平西郊的清华园车
站下车，到颐和园益寿堂休息。
　　25日上午，我和伍云甫上香山查看毛主席和书记处的住房。毛主席的住所安排
在双清别墅，坐北朝南，房舍宽敞，四周竹木新绿，两棵参天的银杏树，新芽初绽，
环境颇为安静。西南面有两个防空洞。西边，有百米小径，通向来青轩，是朱德、
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同志的住所。我住在附近的昭庙，这是中直党委和中央办
公厅秘书处的办公处。中午，叶子龙来电话，让我立刻去颐和园益寿堂。我赶到益
寿堂时，只见空荡荡的冷屋子里，没有床铺，没有沙发，只有用木凳拼搭成的铺位，
铺上被褥，供他们午休。恩来同志给我的任务是迅速到西苑机场，最后作一次现场
检查。
　　在颐和园，我见到了伯钊。多时不见，她显得瘦削了点，但精神焕发。没有时
间细说。我只来得及告诉她小二和小妞都很好，说罢便去西苑机场执行任务。这时，
四野参谋长、阅兵总指挥刘亚楼已率领3个步兵团、两个炮兵团和一个坦克营雄赳赳
地列队在停机坪上，等候检阅。检查完毕，我又赶回香山。因为在益寿堂的休息室
里看到事先没有准备餐饮和休息的床铺，所以急于回到香山检查这些细节。遗憾的
是，这一来我没有能够参加中央人城检阅这一次盛事。
　　中央军委机关也在香山，分驻几处：作战部一局在碧云寺，二局在卧佛寺，三
局在八大处。统战部因为要招待民主人士，驻在城里，是最早搬入中南海的一个单
位。
　　中央机关在香山，虽然有前面所说那些优点，缺点是交通不方便，又太分散，
有时跑一个地方就要花一天时间。办公厅没有汽车，从香山到城里办事没有车不行，
难煞了交通科长王敬先。我只好跑到四野政治部找萧向荣，他是秘书长。他们收缴
了一二百辆小汽车。我说你给留20辆行不？他答应了，这才稍稍缓解了矛盾。以后
就考虑把中央机关迁人中南海。
　　从4月开始，我们接管了中南海，成立中南海管理处，由周子健任处长。中南海
年久失修，许多地方要清除垃圾，修整房舍。3月29日，恩来同志通知我，南京的和
平谈判代表团4月二日抵北平，谈判地点决定在中南海的勤政殿。谈判期间他将以山
下工作为中心，各地来的电报全部集中到我这里，酌情处理。国民党的代表住在六
国饭店，我方的代表和工作人员还住不进中南海，只好住在北京饭店。周恩来、王
稼祥、叶剑英、李克农和我，以及一部分工作人员都住在一起。谈判开始后，恩来
同志白天谈判，晚上去香山向毛主席商讨和汇报，忙碌得不得了。如果仍住在北京
饭店，他就不可能得到安静的休息。我同周子健商量，在中南海给他安排一处住所。
当时，统战部长李维汉住在西花厅，林老住在颐年堂侧面的菊香书屋。周恩来就和
林老住在一起。到6月中，中央机关陆续搬进中南海。菊香书屋安排给毛主席住，西
花厅给恩来同志住。从此，他在西花厅住了27年，直到逝世。
　　4月20日，李宗仁、何应钦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国
共和平谈判破裂。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
令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百万大军，
在西起九江湖口、东至长江要塞江阴的500公里江面上飞渡天堑长江。23日，我军以
凌厉之势占领南京，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统治宣告覆灭。
　　1957年，毛主席在谈到当年大军南渡长江时说：1949年，眼看我们就要过长江
的时候，还有人阻止，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
现“南北朝”。我们没有听他的，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
“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这些话，中国倒真有可能出现划江而治的“南北朝”。
　　正是由于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才破灭了南京政府划江而治的幻想，开创了革
命在全国大陆胜利的新局面。军事上，人民解放军的4个野战军，分头向西北、中南、
西南、华东全面进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残敌。政治上，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制定《共同纲领》，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它充分反映出
在严重的历史关头，毛主席统揽全局、敢于胜利和善于胜利的魄力！
　　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后，我先是在任弼时、后是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
他们那种兢兢业业、精细周密、鞠躬尽瘁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进城初期，由于
办公厅的工作越来越繁重，我曾向恩来同志请求，解除我的中央副秘书长的职务，
恩来同志说：一切照常，以后再说；中央副秘书长你仍然要兼，而以办公厅主任行
使职权。这以后，我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先后21年。在我70年的革命生涯中，
中央办公厅的工作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
　　我过去说过两句话：一年四季忙到头，到年终数不出几条成绩。但不敢一刻懈
怠。打麻将不是有个叫“听用”的牌吗？办公厅的工作好比是“听用”，需要干什
么就干什么。有的国家在政府内有个“不管部”，任务是干没有专门部门归口的那
些工作。我们的办公厅却连有专门部门归口的工作，有时我也参与。比如同中央调
查部和公安部，我一直认为自己只是做些一般的联系，后来罗青长告诉我，调查部
归杨尚昆领导是下过文件的。公安工作是毛主席直接过问的，但罗瑞卿部长几次开
公安工作会议，都拉我去讲话。还有，搞人口普查，按说有内务部、民政部和国家
统计局，但中央也让我去主管。外交工作，有外交部、联络部，但同苏共中央的联
络又在办公厅里设立一小班子，还有一部热线电话。周总理和少奇同志出访时，办
公厅不但要管安全保卫，连飞机的航班都要过问。1962年，“大跃进”后，经济严
重困难，要压缩城市人口1200万下乡，本来是劳动部的事，结果又落到我头上，马
文瑞部长成了副手。仔细一想，也只能如此办，因为上千万农业人口都是“大跃进”
时期涌进城市的，让他们回农村，除了思想教育外，物质上得给予一点优惠，光是
劳动部一个部门，难以综合调度。这不是我个人有什么能耐，而是中央在需要时授
权给我去处理，直接对中央负责。这就是“听”革命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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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迎接新中国诞生

　　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把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
点，那时我们对农村很陌生，22年间，我们党在农村发动并依靠占全国人口绝大多
数的农民，组建军队，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几经曲折，形成了一条马克思主义同中
国实际相结合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在斗争中锻
炼出成熟的领导集体和公认的领袖。现在，决定新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胜利结束，
我们要进入北平、天津、沈阳这样的大城市了，党的工作重心要从农村转到城市，
这又是一个新的转折点。所以，1949年政治局会议提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开一
次党的中央全会，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制订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
制定经济建设方针，开创中国历史的新纪兀。

　　　　　　　　　　　　　 筹备召开党的女届二中全会

　　1月底，叶剑英同志来电，要我到北平去，筹划把中央机关迁人北平。恩来同志
对我说：你抽不出身，因为“客人”马上就要到，二中全会还没有召开，让李克农
先去吧。他说的“客人”就是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他这次来化名安
德列夫，是斯大林派他来同中共中央商讨党政军大事的，因为毛主席暂时不去苏联
了。1月31日，米高扬一行10人，经大连飞抵石家庄，再到西柏坡。第二天起就同毛、
刘、朱、周、任会谈。这件事是严格保密的，书记处的同志在这段时间内全力以赴。
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大办公”也停了一个星期。我主要忙于安全警戒、生活接待以
及处理各地来的电报。
　　2月7日，“客人”走了，周恩来同志告诉我说：中央决定3月1日召开七届二中
全会，希望中央委员尽可能多地到会，中央机关的迁移推迟到3月中。这一天，华北
局机关从平山迁到了石家庄。所以恩来同志说，如果3月中有必要进行和平谈判，可
以在石家庄举行。
　　二中全会的会务工作，恩来和粥时同志责成我具体负责。晚上，“大办公”结
束后，我又到恩来同志的住处，就会议筹备和后勤工作等请他指示，谈完已是凌晨
2时了。
　　第二天（2月12日），我约伍云甫、叶子龙、汪东兴共同商量，安排分工：住房
和生活接待由伍云甫负责，机要文件的阅发由叶子龙负责，安全警戒由汪东兴安排。
这时邓洁已到平津去调查情况，杨立三将去天津工作，李克农又抽去北平安排迁移
问题，中央办公厅头绪繁多，实在感到人手不足。
　　这天是周末，晚上我回夹峪去看看孩子们。我的家到西柏坡后分成三摊：李伯
制是华北局文委副主任，兼华北文工团团长，此刻已进人北平，任接管委员会文艺
处副处长（处长是沙可夫），忙得连写信的功夫都没有。小二绍明和小妞住在夹峪
的家里，由晋西北带来的青年保姆照管。刚到夹峪时，没有小学，由叶子龙的爱人
蒋英教在那里的一些孩子们识字。后来办起了育英小学，小二才正式人学。我经常
住在西柏坡，晚上有空时才回夹峪看看孩子们。农历大年初一那天，我抽不出时间
回夹峪，初二才回去同孩子们团聚，放了3颗信号弹，算是过节给孩子们乐一乐。下
一天（2月13日）是小妞一周岁的生日，虽然连日春雪，路上行走困难，但我必须回
去一下。送什么礼物给小妞呢？做个生日“蛋糕”吧！没有奶油，只是用“洋菜”
（又叫石花菜）熬一熬，装进一个大碗里，凝结起来后扣在盘子里，面上铺一层罐
头水果，这就是土制的“蛋糕”。小妞已经牙牙学语了，长得很可爱！
　　3月1日，东北、华北的同志都已到达西柏坡，盛况空前。我到代表驻地去看望
他们。从东北来的林伯渠、洛甫、稼祥和富春等同志，从延安分手以来，我常常在
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中看到他们，这次重新见面令人兴奋。大家谈到在辽沈战
役打锦州时牺牲的朱瑞同志都很惆怅。这一天，为了保证七届二中全会的防空需要，
东总调来的高射炮4门、高射机关枪两挺已经运到，还派一名师参谋长前来联络。他
名叫杨尚德，和我只有一字之差。他说：五六零团明日可到两河地区。我们商定对
二中全会会场的防空阵地，设在东柏坡附近的山头上。
　　3月5日上午，我最后检查了会场布置、警戒、新闻摄影等工作。下午3时，七届
二中全会在周恩来同志主持下开幕。到会的中央委员53人，这段时间内出缺的4个名
额由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递补，中央各部委列席的11人。这是七届一
中全会以来到会领导同志人数最多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把毛主席起草的决议草稿和我们收集并经少奇同志核定的《政策汇编》印
发给与会同志。会议首先由毛主席作报告。
　　毛主席指出：党的七届一中全会后的四年里，战争激烈，我军由小到大，地域
也扩大了；国民党的军队，由430万减少到现在的100多万，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
漫长战线上。我军再作若干次重大攻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
于消灭。在这样的胜利形势下，毛主席着重讲了十个问题：
　　第一，今后解决国民党的残余力量有三种方式，即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
方式。要中立一部分地方势力，如桂系，这是必要的，当然有麻烦，不痛快。对于
归顺我们的力量，决不可能一下子变成革命党，一般不是杀头，而是洗脸，即改造。
若干反动分子杀头是不可免的。
　　第二，战斗意志不可松懈。有阶级，有帝国主义，就有战争。所谓人民共和国，
就靠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也就是亡了军队。斯大林在这点上有所阐明。一切
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不容修正，我们不是修正派。自有党以来，就是布尔什维克，
我们自己的只是枝节、细节，就是灵活性。如果离开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性，这是行
不通的。根本是马列，细节是中国的实际；骨头是马列，肌肉是中国的。这是国际
主义。全国的军队以五百万为适当，全国底定之后，就要精兵简政。解决残余的敌
人，分三路出兵：京沪七十万，武汉七十万，西北三十万，因为中国的反革命中心
在京沪。第一步九个省，然后其他。
　　第三，今后工作的重点转向城市。从全党领导机关来说，东北首先转过来了，
其他地区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不转就不得了，不会胜利，可能犯路线错误。城市
是“正规军”，乡村是“游击战”，不能不照顾正规军。没有工业和城市是会失败
的。打下城市后，要接得好，管得好，必须有两好才行。管好大城市，我们确实不
懂，单独管还不行，必须加上专家。我们要重新学起，学会管理城市。由学到会，
由会接到管好，是一大胜利。过去没有提醒大家，现在提出任务要学，解决问题—
—要会。
　　第四，城市中依靠谁？工人阶级。现在有许多市长是乱抓乱搞，是不能允许的。
一定要发展生产，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否则不能持久。其他工作应该围绕发
展生产这个中心。肃反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群众生活应该注意，否则不能够巩固
我们的政权。一切都需要，但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中心。这是列宁多次告诉我
们的。
　　第五，南北方条件不同，任务也不同。南方还在国民党手里，我们的任务首先
是消灭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建立政权，发动民众，建立民众团体，恢复和发展生产。
北方是另一种情况，重点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
　　第六，讲到经济。毛主席在1月会议上曾说：关于经济建设方针，需要作两条战
线的斗争：一方面要反对不承认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就全国来说比重不超过百分之十，量不大，但它是领导力量，不是向资本主义发展。
另一方面，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必须十分慎重。合作社是必须发展的，很快的发
展也不可能，必须有十多年。全国胜利后会有一个长时间的斗争。是耐心地、长期
地、稳健地向前进，不可操切。急了要犯错误，会翻筋斗的。这次会议上，毛主席
进一步提出现在国营经济的数量和质量问题。他说：东北有了提纲很好，但还没有
解决全部问题。工业比重究竟有多大，要心中有数，由数量的变化变为质量的变化。
任何性质的变化没有数量的变化是不可能的。对私营经济，采取限制政策，但限而
不死。从活动范围，市场价格，税收政策等方面加以限制。现在许多大城市不收税，
这实际上是剥削人民，养地主资本家。领导权是物质的，是要逐步取得的。给农民
以土地是一半领导权，加上合作社又有一半。民主人士认可我们的领导权也是物质
基础的，这就是对私营资本的政策，地主分有土地，加上军队的威力。
　　第七，外交政策，现在不急于要帝国主义承认我们，这比较主动，事情好办。
这不等于不做生意，生意是要做的。帝国主义会采用各种办法勾引我们，我们不要
上当。
　　第八，必须同党外人士合作，要把他们看成是我们自己的干部，当然，经历不
同，思想上会有必要的斗争，原则性要坚持，所谓灵活性是说许可的，必需的；也
不是不择手段，是要择手段的。
　　第九，要提出新任务，使全党同志来不及骄傲！中央提议，十年之内不做寿，
不送礼，不要用人名改县名地名。
　　第十，书记处自一中全会以来的工作，值得批评的有两点，一是无政府无纪律
状态，不能只责备下层，因为上面没有抓紧。三种状态；不抓；抓而不紧；抓紧。
去年1月提出任务后，现在书记处有资格要求你们了。二是土地改革中犯了错误，就
是只有战略指示，没有策略指示，划分阶级的文件发迟了，中央没有系统的说明。
　　毛主席一口气讲了3个多小时，散会时已是晚上8时了。
　　从6日到13日，除三八妇女节休会一天外，共有27人发言，其中王明发言两次。
　　许多人在发言中谈了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的问题，有的还提出以城
市为中心的最本质的问题是开始工业化。但也有一些分歧的意见。对财经统一问题，
饶漱石在3月7日的发言中言词尖锐，明显是针对恩来同志的。攻打济南时，中央曾
规定后勤供应由华东、华北负担，责成华东军区组成“坚强健全的后勤司令部”随
军工作；淮海战役中，中央又规定“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
的供给”，华东区的负担无疑是不轻的。1949年1月初部署大军南下时，遵照必需和
可能的原则，又分配了各地区的后勤任务。我认为恩来同志当时贯彻了既逐步统一
又照顾各地的原则。听了饶漱石发言后，恩来同志非常重视。第二天，也就是三八
节那天，他召集我们讨论。我认为：在组织大规模战争的形势下，战勤工作有必要
逐步统一，互相调剂。统一就是要加以限制，加以管束。这就会使有些同志感到不
“自由”，不舒服。这是必须经过思想斗争过程来克服的，不能有所姑息。但这绝
不是一切皆统，不顾客观条件，不顾可能与必需。既要反对乱干，也要反对“游击
主义”，否则全国革命将无法进行。恩来同志非常慎重，在12、13日两个上午又召
集座谈会，同有关同志交换意见。从座谈情况看，对逐步统一的原则没有人提出异
议，但一接触实际的问题，大家的思想还是有分歧的。它的原因在于：过去战争中
长期处于分割的状态，现在要逐步走向统一，大家在心理上习惯上仍有阻力；而中
央手里又没有掌握足够的财力物力去支援地方。一月政治局会议时，毛主席曾指示：
凡属友邻地区的关系问题，要个别解决，只要不是原则问题，应“小事化无”；要
时刻注意大团结，忍让是必要的，切忌急躁操切，鲁莽从事。3月13日下午，周恩来
同志在全会的发言中，对统一财经问题作了说明。他说：毛主席所说的“必需和可
能”就是要从现实性出发，逐步走向统一。当发现我们在处理问题时有不够现实的
地方，恩来同志常常把事情压下。我理解，这样做是为了相忍为党，注意大团结。
　　在二中全会上，王明为什么有两次发言？
　　第一次是3月7日。他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
发展”，自己愿做一头毛驴“慢慢地跟毛走”，接着又曲解毛主席的讲话原意，说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政治上、经济上都毕其功于一役，那就错了。”我在
当天日记中写道：“王明发言，空泛已极，从三皇五帝说到如今，说到新民主主义，
说到毛泽东思想。‘口若悬河，离题万里’。而对于自己过去的错误，则轻轻放过。
默察会场情绪，大家对此实均不满！”果然，以后几天会上，不少同志起来批评王
明。会议本来准备在12日结束，但因为王明第二次发言中，对同志们的批评反唇相
讥，并且挑拨离间，态度非常对立，很多同志纷纷起来质问，会议延长到晚上9时仍
难收场，只好延长一天。
　　在13日的会议上，任迅时同志出来讲话。他说：党对王明的方针是等待，欢迎
他进步，而他自己却伺机反攻。不诚恳，个人主义，玩两面手段。昨日发言最后有
进步，承认有个人主义。希望他继续进步，抛弃个人主义，党仍是欢迎的。
　　最后，毛主席作会议结论。他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七大以来工作的评价。他说：七大以来大家是努力的，有成绩，包括
73个中央同志与各中央局同志。工作中也犯了一些错误，大家都已指出。各军也做
了工作。五师转移，基本上是正确的，说是路线错误的意见是不对的。抗战胜利后，
国民党的“大水”首先冲向他们的地区，这支队伍钳制敌人，对华北、华中根据地
起了堤坝的作用，意义甚大。东北成绩更大，是全党全军奋斗的结果。我们是用走
路去索取的。林、罗、高、陈等的意见，我们接受了，对工作有帮助。晋察冀现在
工作好，有一段时间处于被动。客观原因是傅作义部强大，我们的力量不足。1947
年下半年起走上了轨道，华北局成立后，一天比一天好，他们支援华东、中原，支
援平津和西北。西北面对第三个大敌人，艰苦奋斗，成绩伟大。华东和西北是敌人
重点进攻的大战场，环境是严重的，遭受敌人最大的破坏，是用全力争取胜利的。
国民党区的五万党员，配合作用是很大的，这是将来在南方的可靠基础。
　　第二，具体生动地总结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这就是后来编人《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
　　第三，澄清王明对“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提法。
　　关于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毛主席认为王明给“毛泽东思想”下的定义
“是不妥当的”。“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这个提法，有“分
配市场”的嫌疑。我们的东西就是有一点普遍性，也没有超过马列的原则。斯大林
对列宁主义下定义，是为了同第二国际及季诺维也夫作斗争，中国无此必要。不应
当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并列起来，我们应当宣传马列主义，
而比较缺乏的也正是马列主义。我们自己的东西，还是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
革命实践相结合为好。这不能拿谦虚来解释。不能有两种主义。要学习“干部必读”
的十二本书，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才能有共同语言。
　　如何帮助王明改正错误呢？毛主席在结论中说：王明在会上说了许多，昨天的
发言有进步。他是被动的，没有主动权，因为他不肯承认自己错误的基本点。他的
错误是完整的路线，“左”右都有。这是社会现象，中国社会的产物，恐怕不能避
免。他承认了个人主义，已谈到本质了，不必勉强要他承认有领袖野心。他是不肯
承认的。他虽然没有总书记或主席的名义，但政治上是两次错误的代表人物。十年
内战时期是急躁疯狂，抗战初期一变而为右倾。六中全会，王稼祥传达国际指示，
一洒酒精，微生物缩小了。七大加以肃清，但王明头脑中没有缩小。我们还是按照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办。
　　根据同志们的要求，王明在会场上答应一个月内向中央提交一份书面材料。但
他一拖再拖，一直拖到　 1949年11月，我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催问，他才在门
月7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完全接受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抗战时期错误问题，中央作出结论，我是一个党员，一
定接受和服从。”结果，这一切又是一次对党的欺骗！

老八路

粉碎反动派的“和平”阴谋

　　1949年新年伊始，中国的报纸上出现两个新年文告：毛主席写的新华社新年献
辞《将革命进行到底》，是一篇迎接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檄文；蒋介石的新年文告
是一篇企图利用和平谈判来保存实力的伪善声明。
　　l月14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时局的八条声明。他解释道：声明中的八条是针对
蒋五条的，蒋有宪法、法统、军队三条，我方亦有此三条；他提国家独立，我提废
除卖国条约；他要保持自由生活方式及维持最低生活一条，我提没收官僚资本，改
革土地制度两条；我方第一条惩办战犯及第八条政协、政策、接收，是严正战争责
任和不承认南京政府继续存在。双方的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因此仗必须打到
底。毛主席的解释，使我进一步理解这种针锋相对的高超的斗争艺术，不仅有力地
揭发了蒋介石的阴谋，而且给了人民极有力的武器，去反对蒋介石的假和平。
　　这个重要文告发布后，我密切地注意并收集国内外的各种反映，以便报告书记
处。当时在笔记本上记下来的材料，举例如下：
　　——中央社报道：美国“国务院训令大使馆人员，对中国和谈应置身事外；英
国已抱同样的态度”。中央社内部通报称：美驻华使馆访德无主，“和平尚未得中
共回答，如派员赴延反于不利，又回国复文迄未收到，故政府次一步行动亦难于此
时有任何决定”。
　　——据合众社：对毛之八条，可分为两派，一派是认为等于投降，一派则以为
总比没有答复好，和平之门总算开了。可能会建议停战与召开政协。
　　——美联社传：香港一切反政府派别都反映良好，可能不久即有联合声明。门
日）
　　——莫斯科在我声明发表后四日，转播毛对时局之声明。（18日）
　　国内的反映是：
　　——l月14日，中央社搞电八项条件，京沪各报均登于第一版，南京日夜开会，
尚无正式评论。
　　——蒋要求英美法调解，据传毫无回音。
　　——18日报载：南京似有提出“就地停战”作为谈判先决条件，并传将派张治
中率代表团来谈和平。
　　——已到解放区之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人联合声明，
拥护毛声明中的八项条件，推翻南京独裁专制政府。
　　l月21日，中央社报道：行政院19日决议“慎重表示愿与中共双方立即先行无条
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同天，蒋介石宣布“引退”，下午飞返家
乡浙江奉化，“总统”职权由李宗仁代理。《柏林民主报》尖锐地指出：蒋“下野”
是“欺骗”，“骗不了中共领袖”；有的通讯社说：蒋准备必要时再回来，如他以
前所玩弄过的一样。
　　我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自己的感想：“这是中国革命进程中一个极大的变化。
由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第一次大会算起，已有二十五年，国民党之取得统治，全靠
第一次大会，而蒋之得势，也余荫于此次大会。第一次大会正是二十五年以前今天
举行的，蒋贼逐退也是今日。整个二十五年，真是历史之偶合也！”“蒋之出走，
不管其花样如何，总之是统治的崩溃象征，这是明白的了。反革命的算盘，今天是
不如意的广
　　4月1日，南京政府派出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和平代表团来北平谈判。第二天，
蒋介石命蒋经国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转达两条：（一）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二）
中共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停止。
　　经过20天的和平谈判，国民党方面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
签字，谈判破裂。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奋勇前进，
解放全中国” 的命令，24小时后，大军30万人首批飞渡长江。23日南京解放，国民
党反动统治宣告灭亡。这就是毛主席说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老八路

“北平方式”和傅作义

　　辽沈战役胜利后，中央命令东北野战军“夜行晓宿，隐蔽行动”，人关参加平
津战役。到1948年12月20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在东起滦县、西到张家口的
1200里战线上，将傅作义集团60万人分割包围在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和塘
沽5个孤立据点，有的“围而不打”，有的“隔而不围”，待部署完成后，各个歼灭。
　　傅作义的部队在1936年当蒋介石还在叫嚷“攘外必先安内”时，曾在绥远“孤
军抗日，迭获胜利”，刚刚结束长征的毛泽东、朱德曾致书傅作义“遥为声援”。
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后他担任华北“剿总” 司令，拥兵50万，其中包括蒋的嫡系2
4个师。1948年12月5日，平津战役发起后半个月，傅作义的嫡系主力3个军中，一个
被歼，两个被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守备在北平的只有两个师，又一个骑兵师，其
余地方包括天津、塘沽的守军都是中央系的。他们要想摆脱困境，有三条去路：一
是撤往郑州、西安，这已无可能；二是从海路南逃，但塘沽港已被人民解放军包围，
加上船只不足，港口又快要封冻，也难实行；三是固守在平津塘地区，在兵临城下
后，只能坐待灭亡。在这种情况下，傅作义一面心存观望，一面萌生弃暗投明的念
头。但他已被我列为战犯，又不知会有如何下场！
　　12月中，傅作义向我方表示愿意谈判起义条件，中央电示林彪、罗荣桓等，可
运用策略“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第一个目的是解决中央军”，如
傅有权命令全军放下武器，可以考虑“减轻对于傅作义及其干部的惩处和允许他们
保留私人财产为交换条件”，如傅并无此权，要他“让路给我军解决中央军”。31
日，中央要北平地下党向傅作义转达：要他派出“有地位能负责的代表”出城同林
彪、罗荣桓谈判。1949年1月7日，毛主席又电示林彪：只要傅能让我们和平接收平
津，允许傅编为一个军，他本人可免战犯罪，保存私人财产，他的部属生命家财不
予侵犯。第二天，傅派张东苏向林彪、聂荣臻表示：“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枪
的方式，采取调出城外分驻各地，用整编等方式解决。” 中央同意傅部接受解放军
命令，调出平津改编，“于1月12日下午一点开始实施”。l月12日，傅作义派华北
“剿总”副司令邓宝珊到我军平津总前委见林、聂。
　　我在当天日记中记录下了中央的“对傅六点”，这是和傅作义谈判策略的基本
要点：“（一）不要发通电，发了「傅」即无合法地位，我亦不能接受此种办法。
（二）列[傅] 为战犯系加强其地位，立功后可赦免，并保存其余部属。（三）[傅
的] 直系部队可不缴械，编为一军。（四）致毛电收到，不实际，不能接受。（五）
要派负责代表。（六）[傅] 不去南京是对的，因有被蒋扣危险。”
　　l月13日，傅作义表示规定的期限太促，难于实施，要求宽限。我在日记中写道：
“如此，攻津已成必然。津克之后或另有新变化。”14日上午10时，我攻天津部队
开始炮击，到12时我军8个师已突入市区。
　　第二天，天津解放。傅作义果然派邓宝珊第二次出城见聂。恩来同志告诉我说：
中央已电示林、罗，限在平的敌军自1月17日上午1时起到20日下午12时止，离开北
平开人指定地点，否则我将攻击北平，全部责任由傅自负。18日，邓宝珊第三次出
城，代表傅作义会见林、罗、聂，接受我方提出的国民党驻平部队在21日开出城外
的要求。当天，东北野战军作战部长苏静和章汉夫同邓宝珊一起进入北平，和傅作
义进行具体谈判。行前，他们来到我处，说傅慑于天津之败，已经接受我方条件。
　　l月22日上午10时起，傅部开始撤出城外。毛主席电示林。罗：要苏静转告傅作
义，对蒋之死党的暗杀、爆炸应“提高警惕，预为计及”，井防备蒋系部队包围攻
击傅的总部。为了稳妥计，傅的一零一军可以先出城，由解放军接替防务，然后令
中央军依次出城，傅的骑四旅可以最后出城。后来，聂来电说：蒋系十三军的尉以
上军官开会，有人提出集体自杀，由第四师师长带头签名，经过劝止后才听令出城。
2月3日，北平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
　　周恩来同志说：北平这种例子，是中国式的，实际上是一种接收，政权军权的
接收。革命日益接近全国胜利，情况日趋复杂，我们将有一些策略性的迂回，才能
最后打垮蒋介石反动统治。除北平方式外，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即是我军力量一时
不能到达的地方，当地的地主实力派宣布拥护我党，愿归我管辖，如四川、云南，
一个时期内这些地方还可能保持若干的独立性。他深刻地说：情况是复杂的，策略
是灵活的、多样性的。这加重了我们的责任。
　　我看到美联社有一个评论：“北平协议在保留面子方面是一个杰作，北平可能
就是南京及其他城市的试验品。”
　　回想起来，对北平这种中国式的解决办法，最初我是不理解的，后来才一步步
明白过来。因此，我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没有毛主席的领导，这种合乎国情而
又使革命加速胜利的办法是难于想象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亲眼看见中国革
命一步一步地照毛主席所规定的进程，走向全国大胜利，实在是值得兴奋，值得为
自己庆祝。”

老八路

部署南下进军的政治局会议

　　1948年末，决定新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已接近尾声，中央在政治上采取了两大
措施：12月25日，宣布蒋介石等43人为内战罪犯；接着，新华社发表毛主席写的新
年致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感谢中央办公厅的崔双甫同志，他从“文革” 的抄家物资中，替我保存了一只
箱子，里面有我的日记本和笔记本，这使我能够准确回忆起许多往事，在这里可以
说得详细一点。
　　《将革命进行到底》是毛主席12月30日成稿的。当时，他还为政治局起草了
《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案。我在1949年元旦的日记中有这样
的记载：“1948年7—12月共歼敌正规军147，内有111个整师”；今年“春季南北战
役结束后，将歼敌60＋D”，合计 170师以上；“1949--l950，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
范围内胜利的两年”，“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容许半途而废。”这真是伟大的
胜利。
　　1949年的任务是什么？除了《将革命进行到底》文中公开宣布的三项外，政治
局决议草案中提出的要点是：
　　一、夏秋冬三季，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
部，有些则是全部。这是新年致词中“将向长江以南进军”的具体目标。
　　二、1949年夏秋冬三季需要随军使用的三万五千干部，必须征调和训练好。
　　三、必须使各野战军进一步正规化，加强炮兵和工兵，使用铁道、公路和水路
的近代运输工具，加强革命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坚决克服现在还是相当严重地
存在于军队中的某些无纪律状态，并加强司令部的工作。
　　四、l％9－－1950年，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
军，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五、1949年必须使全区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比较1948年确实提高一寸。主要
的铁路和公路均应修复使用。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应在可能和必须的基础上更具计
划性和统一性，以免人力物力的浪费，障碍生产的提高和对前线的支援工作。等等。
　　这时，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已经确定，许多新的问题纷纷提到中国共产党
面前来。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于1月6日至8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新的一
年内的任务。出席会议的人员比1948年9月会议更多，包括东北的，华北的，华东的，
西北的，还有华北人民政府、北平军管会和主管财政工作方面的同志。毛主席非常
高兴地说：“很难得。”
　　6日下午，毛主席作了长篇报告，高屋建瓴，气势磅礴，令人经久难忘。
　　关于战争的发展形势，这时辽沈战役已经胜利结束，淮海战场上，黄百韬、黄
维兵团已被全歼，进人歼灭杜聿明兵团的最后阶段；华北的傅作义部，已被我军围
困在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和塘沽五个孤立据点。所以毛主席说：平、津、
杜（聿明）的解决，不久将变为现实，可以写入决议。他进一步说：春季过去后，
我前线可以增加一百万人，国民党军队更少了，形势就根本改变了。今年一年的任
务是到冬季。夏秋之间渡江，有六个月作战，武汉等大城市即可取得，那时说基本
上打倒蒋介石更好。因为军事、政治、经济都可以说打倒了。经济上，如果上海还
在他手中，也可以说没有打倒。全部打倒则尚需要时间。如果新的九省大部在我手
中，国民党还剩几个省？！
　　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动，主要是人心向背问题。毛主席说：现在各阶级的人都不
跟着蒋介石走了，大群、大群（两个大群）都脱离国民党，跟着我们走了。今年加
明年是全国胜利的两年，去年九月会议还不敢这样说，原因是不知道究竟还有多少
人跟国民党走。现在可以说了，有此勇气了，可以在党内明确这个方针了。要使干
部和人民群众作好思想准备，懂得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容半途而废。
　　美国是不是会出兵？这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毛主席说：不要肯定它不出兵，
那样没有好处，应该设想到可能出兵，青岛就驻有美国兵。这样才能主动，遇到事
才不会张惶失措。只要有力量，做得坚决就不怕他，小小的，软软的就不行。美国
的政策是动摇的，软弱的。我们长期揭露美国助蒋内战，很有成绩，使他在中国比
在欧洲还要臭。但怕的事还有，有些人怕原子弹，需要说服。几年来的事实证明美
国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坚决，有力量，不乱搞，如保护侨民和外交官等等。
　　毛主席又说：我们的外交政策是不忙于要美帝国主义承认我们，我们承认不承
认他们还是个问题。我们首先和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建立关系。保护侨民是应当
注意的。对破坏分子，我们的政策是：一抓，二给饭吃，三写悔过书，四令其走。
对帝国主义的阴谋必须警惕，坚决击破之。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想做而政府不做
者，我们必须做。
　　周恩来在发言中说：美帝是外强中干的，对他们谨慎是应该的，害怕是不对的。
要发扬民族气概，克服旧中国上层分子中的媚外思想，防止坏分子挑拨排外。对不
同人员的具体政策应有所区别，如对待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人员和外资、外贸、宗
教；外国学校、外国医院、报纸通讯社的记者；救济机构、外国雇员和来华旅行者
等。要强调自力更生地解决自己的事情，将来我们会逐渐对国际问题发言。
　　关于防止胜利冲昏头脑问题，毛主席告诫说：胜利越大，包袱越大。军队、地
方都要注意，首先是高干和中干。今年还不是大危险，明年就更要注意。全国打平
了，事情才开始，也许那时会觉得打仗要容易些，经济、文化建设任务更严重。列
宁说过：打倒一个阶级容易，建设一个国家困难。不可稍有骄傲。有的报纸，喜欢
登外国人吹拍我们的材料，这是长期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奴性的表现。抗战初期，就
有过爱听中外资产阶级吹捧的表现。我们既不欢迎他们的吹拍，也不怕有人骂我们
“土匪”。在吕日的结论中，毛主席又说：要把人民对我们的感谢和资产阶级的捧
场区别开来。全国胜利后，微生物多了，特别是中外资产阶级的捧场，什么万民伞、
德政碑，以及各种挑拨者都来了，要十分警惕，防止把干部弄坏了。要将已经完成
的较小的任务，与将要去完成的大的任务作些比较。过去三十年，是建立地基，房
子还没有盖起来。提出新任务，使大家想到新任务就好了。
　　关于南下作战问题。毛主席说：有利也有弊。必须向所有的同志讲清楚，要反
复地说。针对有些同志轻敌、偏安等思想，毛主席说：要讲两条：南下一是有利，
二是不利。在目前大胜利时刻，着重说明不利的方面。南下是去打敌人，克服困难，
要在这种地方把工作做好。南下以后，会有许多人要说我们“伟大”，我们要有清
醒的头脑。
　　少奇同志说：不要轻敌，要估计到可能的挫折。动员中要说明困难，不要专说
好的。党的干部应抓紧训练，着重准备有文化的干部。要办抗大式的学校，训练大
批工人干部。使工人成为全国性的干部，较农民容易。
　　关于党的建设。毛主席说：我们党虽然有缺点，但好处不少。大多数干部（当
然不是全体）有进步。进石家庄以后，几个月功夫，工作就上轨道了。土地改革有
错误，应怪领导，主要原因是怎样划分阶级的政策性文件出得太迟了。军队工作，
古田会议决议是1929年的，现在能实行，革命就胜利了。军队有缺点错误，应该首
先责备自己，因为军队中有成堆的共产党员。军队与地方关系搞不好，首先应负责
任。学会了这些，政策上了轨道，其胜利比打下徐州、济南都大；有了正确的政策，
才有军事的胜利。一有错误，比较明显时，就立即指出，进行检查。必须抓而紧。
　　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的逐步统一，是前进中遇到的新问题。毛主席从原则上指
示：所谓财政统一，一是要扣，统一就是扣，必须与可能扣者扣之；二不要“死”，
逐步统一是需要的。根据这个精神，恩来同志征询大家的意见后，认为目前比较成
熟的有六条：即（一）票币统一（东北尚待考虑），人民银行归中央；（二）预算
决算经中央批准，保持一定数量的机动费；（三）兵工生产统一计划，统一分配，
统一基数；（四）铁道统一修理，统一管理；（五）统一对外贸易计划，业务管理
分区负责；（六）统一军需生产，分区负责，实行调剂（包括卫生、电讯）。
　　南下的方针既定，l月10日晚上，周恩来同志召集陈毅。刘伯承和罗荣桓等同志
开会，商讨人员调剂、军费预算等问题。当时，第四野战军已经进关，准备南下向
中南进军。这样，南下部队就有了华东和中南两路，兵员的补充需要统一调剂。大
家商讨决定：新兵的补充，华东野战军4个兵团15个军共补充15万人，兵源不成问题；
进军中南的部队3个兵团9个军，需要补充13．2万人，由华北、豫皖苏、豫西、华野
分头抽调。经补充后，南下大军共410万人，另有非军事人员200万人。人吃马喂，
加上装备，按粮食计算共需283亿斤，除去财经收人174亿斤，共差11亿斤。这就是
困难，有待统一筹措。
　　会上，恩来同志特别叮嘱我，要收集平津一带的各种政策文件，送各区参考。
他说：“要记着办理！”这就是后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发给代表们的《政策汇编》。
　　这次会议，既贯彻了逐步统一的精神，又照顾了各区的实际情况，同去年九月
会议相比，对如何适当处理集权与分权的问题更加明确了。
　　谈话结束了，已是11日清晨6时。捷报传来，淮海战场上杜章明集团已被全歼，
历时65天歼敌55．5万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了！

老八路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3月25日下午，我们召开动员大会，周恩来和任弼时同志向大家讲了话。恩来同
志说：毛主席和党中央这次离开陕北去河北，同中央工委的同志们会合，是向胜利
进军。这次行军，大部分同志只能步行，要翻山越岭，还要经过太原附近的游击区，
大家要克服困难，遵守行军纪律，要有敌情观念，为顺利到达目的地、夺取全国胜
利作贡献。弼时同志说：大家都是经过战争锻炼的，10多天路程不算什么。我们是
跟毛主席走向胜利，沿途要齐心协力，互相帮助。
　　3月底，我们分批出发。行前商定：由作战部二局的谢逸志率一个组打前站，一
局的张一民带一个组殿后，沿途检查行军纪律。人员按单位编组：一般干部和战士
自背行李步行；中级干部和体弱的同志骑马或毛驴，也有的乘坐驮轿；儿童坐在柳
条筐里，一头毛驴驮两个，一头骡子驮4个。沿途每隔五六十华里，由军区设一个兵
站，负责安排转移人员的食宿和骡马的草料。
　　当时，我是5口之家，大孩子绍京在四川老家，小二绍明才7岁，小妞（杨李）
还不满两个月，婴儿离不开娘。我便把分配给我的马让伯钊和绍明骑，襁褓中的小
妞请了一位年轻的保姆背着走，我步行照顾着他们。一路上，捷报不停地传来：华
东野战军解放了威海；中原地区我军再克洛阳，收复偃师、许昌。4月22日，消息传
来，我军收复延安。就在一片胜利的喜悦中，我们到达了西柏坡。
　　西柏坡原是一个七八十户人家的小山村，背倚太行山区，面临河北平原，三面
环山，南面临漳沱河，环境幽静，林木葱郁。少奇同志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要开
全国土地会议时，找到了这个地方，开会后就没有走，这里成了中央工作委员会办
公的地方。
　　从现在的平山县治到西柏坡，约有40华里路，中间要经过一个大镇，叫夹峪。
夹峪同西柏坡相隔5里，途中要拐两个弯，仿佛是西柏坡的大门。中央领导机构迁来
后，书记处的同志和部分军委机关住在西柏坡，那是在山沟里面，比较隐蔽；中直
机关的警卫、后勤供应等机关以及中央青委等住在大门口的夹峪；其他机关分散住
在漳沱河两岸的村子里。凡是要会见中央领导和送文件的，都要经过夹峪。我的家
在夹峪，白天步行到西柏坡去办公，晚上回夹峪。因为经常开会到深夜，所以又在
西柏坡的叶剑英同志院子里号了一间房。
　　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一行，4月13日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的城南庄。
10天后，恩来和弼时同志先到西柏坡。毛主席仍留在城南庄住了一段时间，比他们
晚一个多月才到西柏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毛主席到城南庄后致电斯大林，准备
在5月初动身越京张铁路到哈尔滨，再前往莫斯科去会见斯大林，商讨政治、军事、
经济等问题，斯大林复电同意。所以赖祖烈忙着给毛主席制备行装。中央还准备派
一个旅护送毛主席，把罗瑞卿调出来，带这个旅。5月上旬，斯大林考虑到从河北到
哈尔滨，沿途还有傅作义的部队，安全难有保障，希望毛主席推迟访苏时间。毛主
席才在5月27日来到西柏坡。
　　书记处的同志会合后，中央工委和后委已经完成它们的历史任务，各部门的机
构和人事作了调整。5月15日，由周恩来起草、毛主席签发了一份致各中央局、分局
和前委的电报：任命“杨尚昆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仍兼中央军委秘书长。”同时
还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直党委书记和中直机关的警卫司令。我虽然在抗战胜利
后不久就接替李富春同志承办中央办公厅的许多工作，但没有正式的任命。到西柏
坡后，才正式宣布这些职务。那时候，组织上分配什么就干什么，谁也不计较这些
手续。
　　在延安时，中共中央秘书长是任弼时同志兼的。七大以后，他的高血压和糖尿
病日益严重。到西柏坡后，中央秘书长实际上是恩来同志，凡是书记处决定了的党
政军大事，都集中由他组织实施。他面对的工作尽管千头万绪，却始终有条不紊，
忙而不乱。最初，他每周召开一次党政军各部门头头的联席会议，地点在军委院子
后面的一个庙里，由他传达书记处的指示，各部门有什么问题都在会上提出来，有
的他当场回答，有的记录下来再研究，这叫“大办公”，从晚饭后开始，常常开到
深夜。
　　7月下旬，他在“大办公”会上提出：今后行政方面的电报由尚昆批发，叶子龙
经办；文件处理交政策研究室，以照顾弼时同志的健康，减轻他的工作量。同时，
为了缩小“大办公”的范围，减少“陪会”的人数，他把问题归归类，除了作战问
题外，日常工作由杨立三、薛暮桥和我3人参加。我们坐在长桌子的一边，恩来同志
坐在对面。要处理的电报摆在桌上，属于财经方面的事，由薛暮桥先提出处理意见，
经过研究后，恩来同志明确地讲个一二三；属于物资供应方面的问题，杨立三先发
表意见。那时，中央机关除口粮由晋察冀供应，其他物资各个大区都要作贡献，华
东最富足，调拨给中央的布匹和现金多一些。凡是定下来的事，当场起草电报交给
恩来同志，他修改后发出。会议每晚都要开到12点以后，常常到凌晨两三点。重要
的电报，等毛主席起床后立刻送给他看后，再发出。这样，工作效率很高，办事比
后来在中南海时还要快。
　　后来事情更多了，并且慢慢集中到打仗方面，我们3个人固定参加的会也不开了，
就由恩来同志定，他需要谁就找谁。
　　我的工作，平时主要是听汇报，看电报，批阅有关的文件，以及办理中央领导
交办的一切公务。作为恩来同志的助手，他对我的工作指导得非常具体。他曾交待
我处理问题的几项原则：一，凡是各地有理由的请示，即批准；二，有所怀疑而难
于决定的事，再论之，与邻近地区有关的事，先征询意见；三，有关政策性的请示，
未成熟者多征询意见考虑，如已成熟而有把握者，即回答之。连进人解放区的民主
人士的排名次序他都—一交代。这种思考周密、处置细致的工作作风，令人折服。
　　从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党中央最大的工作是两件：一是打仗，一是
统战，中心是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9月7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案》后，决定新中国命运的三
大战役相继发动，中央领导同志没日没夜地运筹帷幄，指挥作战。军委有个不大的
作战室，成天在那里的有作战部长李涛、参谋张清化、监听收抄敌人电报的戴镜元
和钱江等，一共五六个人。恩来同志每天到作战室去看电报，了解战场情况，我也
每天去，随时向书记处报告。李涛这个同志很厉害，他对敌人的每个军每个师，前
身是什么，以后经过什么改编，现在有多少人，都记得很清楚，真是个好参谋。
　　统战工作，主要是把在香港和国统区的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区来，准备召开新的
政治协商会议。这是政治上的一件大事。中央决定将原有的城工部改为统战部，把
国统区的工作和少数民族。侨务工作归在一起，由李维汉负责。1948年五一节中央
发布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口号后，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等
立刻通电响应。把他们接到解放区来的事，由恩来同志亲自指挥，李克农和钱之光
经办，先通过地下党的关系联络，然后组织秘密交通护送，其中不乏传奇性的故事。
当时通过好几个渠道进入解放区，在香港的是乘苏联邮轮或租用外轮，到大连或东
北解放区，何香凝、郭沫若等走的是这条线；朱学范是和邓发一起出席国际工联会
议后到哈尔滨参加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就留下来的；华东的民主人士像陈叔通、柳
亚子等是经解放了的济南过来的；张东苏、费孝通、雷洁琼等是从北平经石家庄到
西柏坡的。我们安排他们住在中央统战部旁边的一个名叫李家庄的大村子里。当时，
中央办公厅已有10多辆吉普车，毛主席不怎么用车，恩来同志和李克农为了接待民
主人士用车比较多，从华东、华北来的同志进出西柏坡也经常乘吉普车。小小的山
村里，汽车来往不绝，老乡们不知道这里是中共中央的驻地，都管我们叫“汽车队”。

老八路

第十三章 在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1948年春天，胡宗南部侵占延安一周年时，西北野战军发表公报，一年来共歼
敌9．9万多人。胡宗南部不得不向洛川方向溃退。这时，南渡黄河转人外线作战的
人民解放军，正向中原地区大踏步推进；北面，石家庄解放后，晋察冀和晋冀鲁豫
两大解放区已经联成一片，华北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偏居陕北13年的中共中央和毛
主席3月23日东渡黄河，前往河北建屏县的西柏坡村（今属平山县），同中央工委的
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会合，指挥全国的战略大决战。
　　同中央工委会合的事，党中央在1947年12月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工作会
议上就有所考虑。根据以往的经验，中央领导机构转移时，情报、通信工作一刻也
不能中断。所以，1948年1月初我们就派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到河北平山同中央工委接
头，预先布置通讯的接转工作。同月中旬，又派军委供给部的范离到晋绥和晋察冀
军区接洽，解决运输力量和沿途食宿问题，商定由晋绥军区负责护送，晋察冀军区
负责接应。转移的路线，从保证安全考虑，分南北两路：北路，是从三交镇经兴县、
苛岚。五寨、神池、代县、繁峙、五台到聂营，这一线可以走大车；南路，由三交
经岚县、静乐、轩岗到峰县。这时，峰县一带常有阎锡山的部队出没，所以到聂营
的，就从豆村南下进人平山。沿途经过的村庄小，粮草供应困难，只能由精干人员
以小分队行军方式进行。聂营是个转运站，再往前就由晋察冀军区接运。l月下旬，
二局、三局以30多人的先遣组携带必需的通讯器材从三交先行，接着第二批人员52
0多人又携带部分物资出发。
　　3月12日，叶剑英同志和李涛、李克农离开三交镇。这样，军事和情报系统的电
台都已沟通。我仍留在三交镇做结束的工作。
　　3月24日，毛主席、恩来、弼时同志等冒着春雪到达三交镇双塔村，由我接待他
们。当天晚上，我陪同毛主席等到三交看望后委的同志们。回到毛主席的住处后，
当即决定：毛主席、恩来、弼时同志等一行带一架电台和部分警卫人员共100多人，
在第二天经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所在地小住数日后，走北线前往西柏坡；指定我率
领前委的其他人员和后委的最后一批人员徒步向西柏坡开进。
　　毛主席经过三交镇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批评晋西北的土地改
革搞得很“左”。这件事虽然是康生和陈伯达在那里指挥的，但主席说：‘你们后
委就住在这里，这些事情都知道，可是你们根本不反映，你们读的马列主义到哪里
去了？！”另一件事是他对战争发展的形势作了估计。他说：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
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可分为两个三十个月：前
三十个月是我们“爬坡”“到顶”，也就是打到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
“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
降了！真是料事如神。后来战争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科学预言。

　　　　　　　　　　　　　　　

老八路

　小河会议前后

　　不久，我准备去陕北向中央汇报工作，叶剑英和邓颖超同志将要去西柏坡参加
全国土地会议。在我们离开三交期间，后委由李维汉代理书记，李涛代理秘书长。
我原定在6月上旬去陕北。正要动身时，突然接到任弼时同志的电报，要我暂缓出发，
因为胡宗南的主力酉进，先头部队已到安塞镇，有向中央纵队的驻地王家湾袭击的
可能。
　　这次胡宗南西进，毛主席判断是“盲目乱窜，已失主动”的表现。但为了避敌，
中央纵队仍冒着大雨连夜离开住了56天的王家湾，转到10华里外靖边县的小河村。
第二天，又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离开小河，转到天赐湾，同时派出一个排向西南方向
活动，佯装同敌遭遇，且战且退，把敌牵向西南，中央纵队又回到小河村。6月16日，
中央才通知我西渡黄河。
　　我渡过黄河后，先到绥德专区。军分区的同志正在忙扩兵，中央规定的任务是
在4个月内完成扩兵一万人的任务。军分区政委张邦英和地委的同志向我介绍了情况，
希望后委从河东的工作队中抽出一些干部，协助他们做扩军工作。我当即电告叶剑
英同志，后来，后委抽调了40名干部到绥德帮助工作。
　　这时，中央纵队刚回到靖边县的小河村住定。靖边县属于三边分区，位于陕甘
宁边区的西北部，古长城脚下，毛乌素沙漠的边缘，非常偏僻。但是，小河村却像
沙漠边上的一颗绿色明珠。它依山近水，绿树浓阴，山麓有几排窑洞，周围是羊圈。
毛主席住在半山上，其余人住在底下的窑洞里。
　　这时，人民解放战争已进人第二个年头。过去的一年内，人民解放军歼敌　11
2万，国民党军队由430万降到373万，其中正规军由180万降为150万。人民解放军由
110万增加到195万，其中主力部队有90万人。战争局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毛主席
一面考虑怎样把战争转入外线，引到国民党统治区内作战，一面准备去苏联会见斯
大林，我一到小河，就听到这件事。从哪里走？那时的打算是先到内蒙古，斯大林
派飞机来接他。所以，中央考虑过先派刘秀峰和李初梨到张家口一带去了解情况，
还准备把罗瑞卿抽出来，率领一个旅护送毛主席去内蒙古。这件事中央讨论过，但
我没有参加。
　　我到小河后，交给我做的是同这件事有关的另一件事：那就是毛主席派我给彭
德怀同志送一封信。当时我有点纳闷，同彭德怀那里电报是通的，为什么要郑重其
事地派我专程去送信？那时，彭德怀同志指挥的部队已赶走马鸿逵的骑兵，收复了
三边地区，司令部设在靖边的张家畔。那里已是古长城外了。我带了11个人，骑着
马走了5天，每人身上背一个装水的葫芦，像是八仙里的“铁拐李”。离开小河后向
北走，越走越近沙漠。一出古长城，满眼都是沙丘。当时正是酷暑时节，骄阳把沙
丘烤得火热，连棵遮阴的树都找不到。风一刮，飞沙遮天蔽日，打得脸上生疼，眼
睛根本张不开，只好让牲口自己走，好在“老马识途”，它倒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
当地的水，又苦又涩，不能喝。后来王震告诉我，他们在大三边打二马，部队往前
面走，后面得有几百辆大车拉着“甜水”跟着。所谓甜水，就是能喝的淡水。
　　见了彭总，我把毛主席的亲笔信交给他。他拆开一看，问我：你知道什么事吗？
我说：给你的信，我哪敢拆！他说：主席的意思是把西北的军事交给我，后方工作
包括联防军、地方工作和后勤统归贺总管。我说：主席要去苏联见斯大林，这大概
是临走的托付啊！彭总说了一句话：“一个韩信，一个萧何嘛！”这是汉高祖刘邦
用人的故事，有个分工：韩信指挥作战，萧何经营后方。后来，毛主席没有去苏联。
我回小河，就开会，这就是小河会议。
　　小河会议开了3天（7月21日至23日）。会议就在山麓的羊圈里开。在羊圈里搭
起个棚子，上面用柳条遮阴，就是会场。饭在羊圈前吃。羊白天放出去，晚上还要
回圈。参加会议的有西北野战军、联防军和太岳的指挥员：彭德怀、贺龙、陈赓、
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张经武以及我和陆定一。
　　会议期间，研究了陈康、谢富治率领的太岳兵团的使用方向问题。中央原来决
定，让陈、谢从晋西南西渡黄河，同彭德怀一起作战，集中力量在陕北解决胡宗南
集团，这时，重新作了部署，原因有两点：
　　一是6月30日，刘、邓大军12万人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揭开了向中原地区
进攻的序幕；7月10日，华东野战军陈、粟大军也在鲁西南转人进攻，准备向豫皖苏
展开。所以中央当机立断，商定陈、谢兵团改为南渡黄河，挺进豫西，造成三路大
军南下经略中原的新局面。
　　二是胡宗南进占延安后，陕甘宁边区地域缩小，人口由140万人降到90万人，财
经和粮食都需要靠晋绥边区支援。如果陈谢兵团到陕北和西北野战兵团一起打大仗，
财粮的供给都不容易解决；而在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后，势必吸引胡宗南部从陕北分
兵救援，就便于在运动中伺机歼敌，在经济上也比较有利。
　　所以，会议商定由贺总以联防军司令身份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后方工
作，实行精简节约，开展地方工作。同时，毛主席又同意彭德怀的建议，在西北野
战兵团成立党的前线委员会，以彭为书记。7月31日，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
名为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这时，我才
领悟到毛主席让我送信给彭总，是为了酝酿新的战略部署和工作格局的安排，所以
彭总要说一个韩信，一个萧何。西北野战军的部队原来大多是贺总带领的，彭总没
有直接指挥过，像这样地调整指挥关系，在旧军队中简直难以想像。但他们处理得
很顺当。半年后，毛主席对彭、贺说：你们前后方团结合作得很好。
　　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是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所以，
在小河会议上毛主席第一次说：对蒋介石的斗争从1947年算起，可以用五年时间来
解决，但不要对外宣布，还是准备长期作战，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不要像蒋
介石那样，先说几个月消灭我们，不能实现，又说再过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战争
才开始。为了支持长期战争，必须抓紧土地改革。不搞土改，就失去农民。失去了
农民，就失去了战争。
　　毛主席去苏联会见斯大林为什么后来又拖下来了呢？这件事在会上没有透露。
以后我才知道，斯大林接到毛主席准备访苏的电报后，在复电中先是表示同意，说
如果你认为需要这样做，那么我们觉得最好是取道哈尔滨，需要的话我们将派飞机
去接。但同时又说：鉴于目前的战事，鉴于你离开岗位可能对战事有不利影响，我
们认为还是推迟为好。因为斯大林有这样的主张，毛主席就推迟了行期，到1948年
中央转移到河北城南庄时才又有去苏联的准备。
　　小河会议上还有一个插曲，就是彭总对原来陕甘宁边区财经委员会的工作提出
了尖锐批评。当时，边区存粮不到10万石，农业生产还没有达到耕三余一，粮食并
不充裕，最困难的是棉花和布匹，自给率至多达到百分之四十，所以部队的军服、
口粮都扣得很紧。但当胡宗南进攻时，有一万多套缝好的军装和一批布匹在转移途
中被敌人劫走了，彭总一听就火了，指着贾拓夫同志说：部队没有棉衣，没有被子，
苦得很；你们就是不肯拿出来，现在统统被国民党抢劫去了。你该当何罪？当时开
会很有意思，许多人挤在一铺炕上，有什么意见就直截了当地当面提。林伯渠同志
一听，替下面担担子，说责任在我，不能责怪下面的同志。物资损失了，当然心疼，
但管后勤的同志扣得紧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这几年边区受灾，为了打胡宗南，部队
又增加了，后勤部门怎能不留有余地呐！以后，弼时同志又要我去慰问林老，请他
老人家宽心、宽心。林老请我吃了一顿饭，还弄了一只鸡给我吃。
　　小河会议后，为了策应陈、谢兵团南渡黄河向豫西挺进，中央决定西北野战军
攻打榆林。吸引胡宗南部北上。我便离开小河，返回三交镇。8月21日，陈、谢兵团
开始渡河，第二天晚20时，大军8万人乘黑夜在晋豫交界处西侧强渡黄河，切断陇海
路，东进洛阳，西叩潼关，依托伏牛山在豫西展开。毛主席电告各地：今后4个月，
“将是敌我两军转变形势的关键，务望各同志齐心协力，争取胜利。”5天以后，捷
报传来，刘、邓大军渡过淮河，进人大别山区，胜利完成千里跃进的任务。
　　我离开三交将近两个月，回到驻地时，剑英同志还在西柏坡参加土地会议。在
陕北期间，特别是通过小河会议，我更多地了解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全局和胜利的前
途，党中央5年解决对蒋介石斗争的战略意图，和全党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要求。这
些精神传达给同志们，大家精神更加振奋。
　　这一年，晋绥地区遭灾，收成不好。中央特别注意到陕甘宁和晋绥两区后方统
一后，晋绥的负担加重了。在后委做预算时，恩来和弼时同志电示：后委经费不足
部分，原则上不多麻烦晋绥，12月及明年1月两个月的经费不足部分由供给部自筹补
贴。但供给制度不变动，力求节省。这是中央对地方的体谅。为了渡过困难，大家
能够节省的钱决不多花一文，生活很艰苦，吃的是豆豆饭（又叫钱钱饭）、山药蛋，
好一点的是小米饭。年底，陈毅同志去陕北出席中央的会议，经过三交，我们做了
小米饭招待他。他说：嘿！老杨啊！你给点好东西吃呀，你这个东西不像话！我说：
“按说，该宰个羊子给你打‘牙祭’，可那得花钱买。我只有这个。就这小米饭，
你不来我们也不常吃！以后补吧。”可见那时实在困难。
　　但就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我们接到弼时同志给剑英同志和我的亲笔信：说一
部分身体病弱的电讯业务人员及少数体弱的基层干部，应发给特别健康补助费，
“方能保持长期工作下去”。并规定在三交的电台人员从12月份起每人每月补助3斤
小秤的猪肉，并轮流休息，二局、三局与机要处应一并考虑。这是中央对坚持工作
奋不顾身的后委工作人员的肯定和慰问。这种鼓励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
　　1948年1月20日，剑英同志和我接到恩来和拥时同志来电：中央后委的迁移，按
计划在3月中旬开始行动。这表明中央和毛主席即将离开陕北向河北东进，表明我们
在解决蒋介石的斗争中又跃进了一大步。于是，我们在早春天气中着手第二次“大
搬家”。

老八路

康生和晋绥土改

　　三交的工作安排停当后，我到后甘泉去看望法律委员会的几位老人和中央土改
工作团的康生。法律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起草宪法和法律条文。这是1946年开展宪
政运动、召开政治协商会时期搞起来的。国共和谈破裂时，蒋介石片面召开“国大”，
制定《宪法》，我们当然不能承认；但从长远看，我们确实也需要有法制建设的准
备。他们完成了宪法草案的初步修改，共13章、100条；正在继续草拟民法和刑法。
晋绥土改开展后，他们参加了附近村子里的土改。因为康生、陈伯达在临县郝家坡
和兴县的后木栏干村“蹲点”，有许多“左” 的做法，谢老等很有意见，同康生、
陈伯达的关系有些紧张。我将他们的意见转达给土改工作团的娄化蓬和赵林。娄是
牺盟会的，当时在晋绥军区政治部工作，是工作团的负责人之一。赵是代理县委书
记。
　　我又见了康生。我说：过些日子我准备过河去向中央汇报工作，你有什么话要
我捎给毛主席？他眉飞色舞地向我讲了一大篇，都是极左的东西。
　　他说：晋绥是老区，要按过去的标准去找地主富农，你找不到。他们在人民政
权下，早已化了形，成了“化形地主”。什么叫“化形” 呢？解放区有个政策，地
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不没收，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和浮财、富农多余的土地；对经营
工商业的地主富农在政治上按工商业者对待。康生却说，老区的地主富农，把财产
转到工商业上去了，凡是这样的人都应该是斗争的对象，要挖浮财，把他们扫地出
门，只给他们一双筷子一个碗。他把这些人称作“化形地主”。康生还和陈伯达—
起搞出划分“化形”地主富农的4条“标准”，就是：一看现在的土地和财产；二看
土地财产的历史根源；三看过去和现在的经营方式；四看群众的态度。陈伯达更把
它扼要地说成3条：查三代，看历史；看铺的摊子大小；看政治态度。按照这些“标
准”，兴县蔡家崖村划成地主富农的竟占农户总数的22．46％，大大超过了一般估
计的8％，将许多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错划成地主富农，扩大了打击面，搅乱了阶
级阵线。
　　康生又说：中国有句话叫“家徒四壁”，这不完全对，因为北方的农村，一般
都有一个土炕，炕也是一“壁”，应该改为“家徒五壁”，但这里的贫农连炕席都
没有，才是真正的“家徒五壁”。他这样说，是表示他工作深人。
　　全面内战爆发后，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动，基层干部中有些人阶级斗争观念薄弱，
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很多人对康生扩大打击面、侵犯中农利益的做法不满，这是正
当的。康生却把这些干部都看成土改运动的阻力，是挡道的“石头”，提出“搬石
头”、“抛开支部闹革命”、“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错误口号。
　　对康生那一套，我当时也有些不同意的看法，因为他不归我们后委管，只想等
有机会时向上面反映。但他们在村子里“搬石头”，搞“贫雇农坐下天”这股风也
刮到机关里来了。当时晋绥的党校里，竟召开“搬石头”的会，会上指定一部分座
位，挂着“王八蛋席”的牌子，凡是家庭成份是地主富农的干部，让他们坐到“王
八蛋席”上去。影响所及，后委机关里也有些人想“造反” 了，也要开“搬石头”
的会。我说：这不行，我是后方支队司令，秘书长，是党中央委任的，谁也不许动。
你们得听我的，不能由你们说了算。我当时有个姓任的通讯员，表现得特别激烈，
他们开会不让家庭成份不好的同志参加。我就坐在那里不走。我说：这里是军事机
关，有组织纪律。当然，也有许多人是拥护我的，这股风才慢慢地过去了。
　　康生这一套，后来又拿到少奇同志主持召开的全国土地会上去推广。在会上康
生有许多插话，那些喜欢“左”的人，还编了一本《康生语录》，把它当作发动群
众的经验，发展了那种“左”的偏向。后来，我到河西去向中央汇报工作时，讲到
晋绥土改中的这些情况，毛主席当即表示：不要听康生那一套。不久，弼时同志专
门研究了土改中的情况，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阐明划分农村阶
级的正确标准，批评扩大打击面、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阐明正确对待知识分子、
开明士绅和工商业者等政策。毛主席还写了纠正“左”的偏向的一系列文章，单是
编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就有9篇，端正了土改运动的方向。后来，在党的二
中全会上，毛主席在作结论时还提到对土改运动的领导错误是：只讲战略，不讲策
略。就是说事先没有讲清楚划分阶级的标准。可惜我在大搬家时，把那本《康生语
录》烧掉了，不然倒是一份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