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粟裕战争回忆录》

老八路

　　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

　　一九四○年六月中旬，我江南指挥部率领第二团、新六团等部准备经溧(阳)武(进)路向长江边北移。顾祝同、冷欣以其第四十师主力一部及“挺进军”第五团等部对我突袭。我军奋起自卫还击，歼其两个团于西塔地区，余部溃逃。我军随即越过公路、运河、铁路、长江等日寇的几道封锁线，于七月八日前胜利到达苏北吴家桥地区，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

　　江南指挥部率部过江后，苏北顽、我斗争进入新的阶段。在此以前，双方以争夺中间力量为中心，此后即将进入正面的交锋了。我们分析形势，蒋介石、韩德勤绝不会允许我们在苏北敌后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顽、我之间势必将有一次决战，必须积极做好准备。至于对韩德勤的斗争方针，我们认为，在韩德勤军事实力数倍于我的形势下，要争取我在苏北全局的优势，必须坚持自主的原则；但这时正处在顽固派两次反共高潮之间，全国人民心向缓和，力促团结抗战，从顽、我斗争的全局出发，必须运用“以退为进”的策略。

　　对我军以何处为中心建设根据地的问题，在指挥部到达苏北后有过三种议论：一是扼守扬(州)泰(州)地区，二是北进兴化，三是进取黄桥。我们主张东进黄桥。第一，黄桥处于靖江、如皋、海安、泰县、泰兴等县的中心，以黄桥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便于向(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发展。而只有控制通、如、海、启才可以与我江南部队相呼应，控制长江通道，威胁日寇和切断韩顽与江南冷欣的联系。第二，吴家桥、郭村一带，原为两李范围，地区比较狭小，如果向外发展，势将与两李发生矛盾，影响全力对韩，与我统战方针违背。水城兴化，是韩德勤盘踞的中心，周围全是水网，对我进出不利，且地域偏西，对日寇威胁不大。第三，盘踞黄桥一带的保安第四旅何克谦部，一贯勾结敌伪，积极反共，敲诈勒索，久失人心，而且战斗力较弱，易于歼灭。第四，该地区有我党的工作和影响，群众基础好。我军东进抗日，能获得地方党的配合和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

　　这时，我们遵照中央指示，将渡江北上的江南指挥部改为苏北指挥部，仍由陈毅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任副司令，刘炎、钟期光同志分别任政治部正、副主任。此时刘炎同志尚在苏南，政治部工作由钟期光同志主持。部队整编为三个纵队，每个纵队三个团。第一纵队以叶飞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第一、第四、第五团；第二纵队以王必成同志任司令员，刘培善同志为政委，下辖第二、第六、第九团；第三纵队以陶勇同志任司令员，刘先胜同志为政委，下辖第三、第七、第八团。全部共七千余人。数量虽还不大，但统一了指挥，行动协调了，部队面貌一新，这对开辟苏北局面有重要意义。

　　苏北指挥部随即发布政治动员令，提出团结、抗战、反顽口号，要求全体指战员做好打运动战、歼灭战的充分准备，严格执行纪律，宣传党的政策，开展群众工作。

　　部队在扬泰地区休整了一周，七月二十五日出发，采取远道奔袭和各个击破的战术，直指黄桥。我军以战斗姿态于七月二十六、二十七两日通过口(岸)泰(兴)线上的寺港口、缪湾等两李防区，李部如约让路，并朝天鸣枪，我军佯作夺路而过。

　　韩德勤得知我东进的消息后，即今何克谦率保安第四旅由黄桥及其以南地区向北攻击，同时命令陈太运率税警团由曲塘南下至北新衔一带，妄图南北夹击，消灭我军于运动中。

　　我们对于何克谦、陈太运两部，决计采取不同对策。当我军东进到北新街以南时，突然调头向北，击溃陈太运两个团，歼其一个多营。当陈太运碰得头破血流时，我方如数遣还了俘虏，还主动地送了部分枪支给他，警告他不要跟着韩德勤制造磨擦打内战，应该团结抗日。

　　在对付陈太运的同时，我们以第二纵队占领黄桥以北及东北的蒋垛、古溪、营溪，以第一纵队占领搬经，截断何克谦的的退路，第三纵队攻占黄桥及其以南地区。二十八日一夜激战，各部胜利完成了任务。我军于二十九日凌晨，解放了黄桥。此战歼何顽主力近二千，在我党团结抗日号召之下，何部两个团由陈宗保等同志率领于战后起义。

　　我军到达黄桥时，沿途群众夹道欢迎，并热烈要求我军长期驻扎，保护地方，打击日寇。这时陈丕显同志已从东南局来到苏北，协助陈毅同志抓地方工作，加强根据地建设的领导。指挥部也派出干部、民运工作队和服务团，协同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积极进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进展异常迅速。八月十日，我们向中央报告：“我占领黄桥以后，便分兵发动群众，清剿散兵游勇，委派了泰县、如皋、靖江、泰兴、江部五县县长，筹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苏北军政干校，出版石印的《抗敌报》(苏北版)；建立四个税卡，十天内扩大新兵一百余名。”接着，我们又派部队攻下了黄桥以南之孤山、西来镇等敌伪据点，我党我军声威大振。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已初具规模了。

　　韩德勤对我进占黄桥，创建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及部队猛烈发展，群众运动轰轰烈烈，感到莫大的威胁。在军事失利之后，他表面上同我划定防区，韩部驻姜堰、曲搪、海安一线，不再南下，我军驻黄桥、蒋垛、营溪、花园桥一带不再北进，实则处心积虑准备向我进攻。他利用秋水暴涨、我军各部不便相互支持的时机，调动兵力，调整部署，补充弹药，焚烧涟水、淮阴间老黄河各渡口的船只，阻止我八路军第五纵队继续南下，妄图消灭我军于立足未稳之际。

　　黄桥根据地的建立，为以后与韩德勤决战准备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战场。我力为加速准备决战，指挥部、军分委联合下达了《对于创建黄桥大根据地的指示》，着重指出：“目前的工作任务是积极充实主力，严格整训部队，努力民众运动，建立民主政权工作的基础，随时准备迎接反扫荡、反摩擦的胜利。”指挥部政治部颁发了《九月份政治工作方针的训令》，明确指出了“准备决战是中心”，“决战决定一切”的口号。

　　果然，韩顽不顾人民的愿望和我党团结抗日的呼吁，调集大军，破坏协议，于九月三日开始向我发动进攻。以两李、陈太运部及保安第三旅编成右路军，在姜堰附近集结，以八十九军参谋长郭心冬指挥第一一七师(欠一旅)、独立第六旅(欠一营)、保安第一旅(欠二营)为左路军，在曲塘、胡家集、海安附近集结，计划分别经蒋垛、古溪向黄桥进攻。其右路军的两李和陈太远部在我争取下态度犹豫，进展缓慢。左路军则大胆冒进。我方严守自卫立场，坚持不先放第一枪，逐步收缩，等到第八十九军一一七师、独立第六旅、保安第一旅深入我防区，再集中兵力予以各个歼灭。

　　九月六日，顽左路军进到营溪以南，我即展开英勇反击。一举歼其先头部队保安第一旅两个团，余部回窜。

　　保一旅原有我江北特委的工作。此次战后，我军释放了所俘该旅副团长及其以下全部人员，对他们宣传合作抗日不应反共之大义，使该旅旅长薛承宗大为震动。争取了该旅在以后的黄桥决战中保持中立。

　　营溪之战，是韩德勤对我的一次试探性进攻。韩德勤在受挫后改取“堡垒推进”方针，指令姜堰顽军保安第九旅张少华部严密封锁我区粮食来源，并挟制李明扬、陈太运两部，企图逐渐缩压我于沿长江狭小地区，勾引日伪对我合击。我们已经注意到营溪战斗的同时，天长、六合等县及津浦路苏皖段沿线敌伪相继增加，天长、六合两据点的敌人已增加到一千五百余人，骑兵数百。九月五日、即韩顽进犯营溪的前夕，日寇攻陷了我路东中心区之马家集、竹镇集、舜山、半塔、汊涧等地，每到一处，抢掠烧杀，无恶不作，与韩顽遥相呼应。形势表明，与韩顽长期相持对我十分不利。我为打开局面，本着自主原则，决定进取姜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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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年五月十七日，我挺纵为粉碎敌伪“扫荡”，移往江都郭村休整。两李在韩德勤的挑唆下，说是占了他的地盘，竞向我挺纵下最后通碟，限三天退出郭村。在顽军保安第三旅的配合下，调动其第一、第二、第四、第六纵队向郭村进逼，总兵力达十三个团。其第二纵队踞于塘头、宜陵、丁沟一带，隔断郭村与大桥地区和苏南我军之联系；第四纵队在泰州、刁家铺、口岸一带；保三旅则在郭村以北之小岐一带，妄想一举围歼我挺进纵队于郭村、大桥地区。

　　此时我方政治、军事态势急迫。一方面挺进纵队的兵力单薄，顽我兵力对比悬殊，如作战不利，我将失去大江南北交通的枢纽地带，势必严重影响我主力北上。另一方面，即使打败了两李，但如果处置失当，两李倒向韩德勤一边，造成韩、李反共大联合，对我发展苏北也极为不利。加之此时在有的领导干部中对党的统战政策和争取两李的方针认识不尽一致。在此关键时刻，陈毅同志一面令在天(长)仪(征)扬(州)地区的苏皖支队星夜赴援，一面电示挺纵：他将立即渡江北上，亲临决策。电报发出后，他便换了中式夏布衫裤，戴上凉帽，匆匆向江北赶去。

　　挺纵领导叶飞、管文蔚、姬鹏飞、张藩等同志接到陈毅同志的指示后，一面作紧急应战的准备，一面派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同志为代表，前去泰州向两李倡言和平。可是，李明扬却以开会为由离开泰州去了兴化，李长江则扣留了陈同生同志。六月二十八日，开始了对郭村的大举进攻。李部先后到达兰家桥、白塔河、杨家桥、董家桥、庄家桥、吴家桥、黄毛墩、麻村等地，形成四面包围、十路进攻之势。我军收缩于郭衬、西周庄坚守。在地方党和入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下，利用李部各路互不配合的弱点，采取积极防御，逐次杀伤其最突出的一路，有效地稳定了郭村阵地。这时，奉命增援的苏皖支队已由陶勇等同志率领，跨越天扬路，夜渡邵伯湖，穿过日寇封锁线，日夜兼程一百余公里，突然进入了李部防区——郭村西面的杨家桥、麻村一带，与挺纵取得了联系，并于当夜进入郭村，分担了部分防务。

　　六月三十日，我军挺纵第一团两个营于夜间隐蔽出击，突然袭入李军后方重镇宜陵，消灭其一个营和一个团部，李军大恐。此时，共产党员陈玉生同志率领了一个团(该团是我地方党领导的部队，为适应斗争环境，当时公开用李明扬的第三纵队第八支队番号)，共产党员王澄同志率领了一个营(该营是李明扬的第二纵队第五支队第四大队，是我地方党所控制的)，在我第四团接应下立即起义，进一步改变了战场形势。我军反守为攻，对李军实行内外夹击，歼其三个团，迫使李军全线溃退。

　　七月三日，陈毅同志被迎到郭村，他给部队以热情的慰问和鼓励。但他又说：战役和战术上的胜利，不等于战略上的胜利。我们要打开苏北局面，非把韩德勤打败不可；要打败韩德勤，就必须争取两李中立，不使他投奔韩德勤。这一打，究竟是把两李打到韩德勤一边去，还是打到我们这边来，这就要看我们政策和策略的威力了。

　　这时，有的同志主张驻守郭村，不再前进；有的同志又主张直下泰州。陈毅同志认为郭村地区过于狭小，将来势必还会发生磨擦；而打到泰州又会逼得两李非倒向韩德勤不可。他决定乘胜打下塘头，控制交通要点，解决部队给养；又在泰州城垂手可得的态势下，适可而止，收兵于泰州城郊的碾米场，并派代表去见李明扬，表明我顾全大局，灭敌、反顽、联李的方针不变，要他以“互助互让、共同发展”八个字来推动抗战。这时，李明扬从兴化赶回来收抬残局。听说我们不攻泰州，还派来代表倡导和议，正是求之不得，连忙向陈同生同志陪礼道歉，派专使陪送返回挺纵。电话架通后，陈毅同志亲自同李明扬通话，再次表明我军为了团结抗战，愿意与他们重修旧好，将俘虏他们的人员全部释放，归还缴获的部分枪支，并愿将郭村等地全部让出交给他们，但要求他们团结抗日，助我东进；如果将来韩顽不以民族利益为重而向我进攻时，希望他们保持中立。李明扬难中得救，全部答应。

　　郭村战斗是巩固苏北桥头阵地的一仗，也是同韩德勤争夺两李的关键一仗。至此我们取得了政治和军事的双重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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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对付韩德勤

　　江南新四军主力部队挺进苏北，是抗日战争开始后的第三年。这时，苏北敌后广大地区大都为国民党所统治。蒋介石派顽固派、反共专家韩德勤担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他依靠其嫡系主力第八十九军和独立第六旅等武装，实行苛政重赋，鱼肉人民，极力镇压爱国运动，摧残抗日力量。如一九三九年春，突然围攻我东海县抗日武装－－八路军独立第三团，杀伤该团团长以下数百人。同年夏，又围攻我活动于高邮湖北闽家桥地区的抗日游击队，惨杀该游击队领导人陶吉以下数百人，其中大都是共产党员。类似大小血案，遍及苏北各地，时有所闻。苏北国民党部队内部爱国官兵的抗日要求，也受到韩德勤的压抑。日寇在其兵力不足的困境下，乐于利用韩德勤作为其镇压苏北抗日军民的统治力量。日、顽双方信使往还，狼狈为奸，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韩德勤已成了苏北抗战的主要障碍。要坚持和发展苏北抗日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必须从韩德勤手中夺取苏北抗战的领导权。所以陈毅同志于一九四○年五月八日向中央报告：“解决苏北问题，应先向省韩下手。”


　　当时，苏北地区由韩德勤指挥的国民党总兵力共有十六万人，其中韩德勤系统八万人，号称十万。但派系繁多，矛盾重重。驻在泰州及其附近地区的鲁苏院边游击总指挥部李明扬、李长江及曲塘一带税警总团陈太运等部，都是深受韩德勤排挤和歧视的中间势力。他们的处境和具体情况与韩德勤的嫡系部队和保安旅有所不同，因而政治态度也有差异。李明扬是老同盟会员，资历比韩德勤老，他和李长江原是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处正、副处长，自从顾祝同、韩德勤包揽江苏军政大权以后，保安处长由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取代，两李的地位一落千丈，后来得到桂系的扶助，才维持了当时的地位。他有一定的民族意识。他企图借助于我新四军的抗战声威，以抵制韩德勤的压迫与兼并。而贵州籍的苗族人陈太远，属于宋子文系统，是以同乡关系得到何应钦的支持而维持了今天的地位的。他也有一定的抗日意识。一九三九年，他曾一度被韩德勤软禁于兴化，在季方、黄逸峰等同志的帮助下才得以脱逃，曾暗中联李反韩。

　　我们认为，李、陈等地方实力派与韩德勤之间的矛盾，虽有其自身的利害关系，但包含有坚持抗战与破坏抗战的矛盾。在苏北顽、我之间，李、陈等地方实力派处于重要的地位。如果他们能中立，就便于我们同韩德勒作最后的较量。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曾明确指示：对于中间势力，如李明扬等，我应采取中立他们的政策。所以我们把同韩德勤争夺中间派作为扩大抗日统一战线，解决苏北抗日领导权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苏北争取中间势力以孤立韩德勤这个问题上，陈毅同志表现了高超的策略思想和领导艺术。早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的新丰战斗之后，丹阳县抗日自卫团的负责人管文蔚同志前来要求新四军领导时，陈毅同志就指示政治部主任刘炎同志派一批干部去加强该部的建设和改造，将该部扩编为丹阳抗日游击纵队，并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向扬中及江北大桥地区发展。其后，陈毅同志了解到李明扬部第二纵司令颜秀五是苏北入，就要惠浴字同志以同乡关系与他联络，并且经颜秀五的疏通，与李明扬、李长江取得了直接的联系。一九三九年，陈继同志曾写信给李明扬，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名义向他致意，措词恳切，李明扬看了非常感动。以后对人夸口：“我在这里打坍了，到延安去，玉阶(即朱德同志)会招待我的。”从此开始了与李明扬的信使往还。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后，陈毅同志由惠浴字、管文蔚等同志陪同，三次到泰州和两李见面，表达我军团结抗战的诚意。陈毅同志特地从我军的战利品中挑选了三十支三八式步枪送给颜秀五。选了一匹好马，佩上新鞍鞯，送给李长江。还向李明扬赠送了指挥刀。两李待陈毅同志为上宾，在泰州街上贴标语：“欢迎四将军光临指导!”他们以“四将军”称呼我新四军既表达了他们对我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敬重，又以此避免韩德勤等反共顽固派对他们的刁难。还集合队伍请陈毅同志训话，并将韩德勤的反共密令告诉我们。陈毅同志也面告两李，由于苏南顾祝同、冷欣对我逼迫，我军不得不到苏北抗日。两李也表示谅解，有助我东进抗日反韩的意愿。这一切，为我挺进苏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可是，对两李的统战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事实表明，由于两李在抗日反韩这一根本立场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摇摆性，因此对他们的争取工作要准备“和”与“打”两手并用，“和”是为了争取，“打”也是为了争取。

　　当我方积极争取两李时，韩德勤利用两李对蒋顽压力的畏惧以及对我挺进纵队在江北发展的疑惧心理，又打又拉，表示耍与两李“捐弃前嫌，重修旧好，共同反共”，使两李动摇而倒向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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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派出主力部队的同时，苏北地方工作也在积极开展。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惠浴宇同志由延安分配到苏南，陈毅同志了解到他是苏北人，就派他到苏北扬州、泰州地区开展工作。以后协助韦一平同志组织了党的临时工委(后改为苏北特委)。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苏北革命群众也逐步活跃起来。泰州、泰兴、如皋、南通一带，是一九三○年土地革命时期红十四军的主要活动地区。当年的武装斗争虽然失败，但是党在人民群众小的影响很深，“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些革命分子开展宣传活动，收集武器，组织和发展抗日武装。同时，上海地下党(江苏省委)也陆续派出党员、干部到(南)通如(皋)海(门)启(东)一带，并组成江北特委，发展进步势力，利用社会关系开展对友军的工作。由北而南的工作也在开展。赵毓华、钟民、朱群、陈伟达、周一峰、供泽、韩念龙、粱灵光、许家屯、俞铭磺、茅(王呈)等同志都已从各方到来。各路力量汇于苏北，给予我军挺进苏北以有力的配合。

　　一九三九年底和一九四○年初，抗日战争形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日寇在对国民党加紧诱降的同时，集中主要兵力打击我党和敌后抗日军民，首先是华北敌后军民。国民党顽固派在日寇的诱降政策下，加紧推行“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反动方针，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我粉碎后，将磨擦中心逐步由华北移向华中，以顾祝同、李品仙、汤恩伯、韩德勤从苏南、皖中、皖东、豫东和苏北等地大举向我进攻，作为其准备投降的重要步骤。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鉴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的血的教训，及时地要求全党同志提高警觉，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力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并作出了大力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鉴于日寇大量增兵，华北敌占区日益扩大，我方斗争日益艰苦，以及国民党可能的公开反共和投降，全国性突然事变可能到来，我军决不能限死在黄河以北不入中原，故“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在军事上作了这样的部署：派八路军主力两万余人由冀鲁豫分路南下，会同新四军第四、第五、第六支队以及江南指挥部已到达苏北的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共同完成发展华中的任务。

　　党中央关于大力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政策，体现了抗日战争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领导，不仅在当时对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而月对以后革命形势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为了贯彻这一战略任务，中共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进入华中敌后，在淮南路西与张云逸同志会合。在刘少奇同志的领导下，中原局经过前后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和不同意见的讨论，着重分析了大别山、伏牛山和苏北平原的不同条件，进一步明确了苏北是当时华中最有利、最能发展的地区，是我军的战略突击方向。这样。发展苏北的任务便由关系新四军发展方向的一个局部上升到关系我党对日、对顽斗争的全局的位置上来了。

　　一九四○年三月，顾祝同调集五个师、一个旅、连同地方保安团队约十八个团的兵力，主要部署在贵池、青阳、绩溪、宁因、宜城、繁昌、南陵、泾县一带，还加强了深水、高淳、郎溪、广德、宣城之线，企图切断我皖南、苏南之联系，造成围歼皖南、威逼苏南我军之势。同时，在大兵压境的态势下，勒令我将江北第四、第五支队和叶（飞）、陶（勇）部队南调。皖南地非敌后，处在三战区包围圈中。苏南是我军对日作战和向东向北发展的基地。而且以当时我军的兵力来看，暂难在皖南、苏南两处应敌。为此，我们建议皖南军部率部即向苏南靠拢。当时，蒋顽对形势也作过分析，认为“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四月二十六口，中央复电同意我们的建议，指示“皖南军部速移苏南为宜”。从我们控制的郎溪、宜城地区到军部驻地泾县云岭仅一百六十公里左右。双方对进，一昼夜就可会合。我们布置了三个团去接应他们北进，并将电台呼号、通信联络约定好了。但项英同志竞又动摇起来，以种种借口拒绝北移，反而再三要求中央批准将叶飞、陶勇等部调回皖南。

　　党中央断然拒绝了项英同志的要求，于一九四○年五月四日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重要指示。其中指出：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作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该强调统一，如果不斗争，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中央还就我在敌后地区的发展方针着重指出：“不应强调华中特殊而坐失发展时机，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

　　这些指示是对项英同志右倾思想的再一次教育，又是对以陈毅同志为代表的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广大指战员的鼓舞与支持。陈毅同志当即召集县团干部会议作了传达，并提出了今后的努力方向。广大干部了解到“五·四”指示的精神后，群情振奋。同时，陈毅同志以中央军委新四军分委会副书记的身份，再次向项英同志提出建议，促其北上，但项英同志却向中央撂挑子，说中央的“五·四”指示表明他的领导已有了路线错误和不执行中央方针，他“当然不能继续领导而且无法领导”。

　　六月，国民党蒋介石部署的由顾祝同、冷欣、韩德勤、李品仙从南、北、西三个方面向我新四军进攻的阵势已步步进逼，由于项英同志的坚持，我皖南、苏南部队已无法集中；江北几支部队协力发展华中的步伐因种种原由进展不够顺利，我军现有的力量已不可能求得在大江南北同时对付顽固派的进攻。形势的发展，已经到了最后抉择的关键时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六月十五日，陈毅同志当机立断，急电中央：决心部署移往苏北，“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这时，我们同延安已有了直通电台。从此，完全摆脱了项英同志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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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挺进苏北与黄桥决战


　　这段历史，发生在一九四○年。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团派加紧推行反共政策作为其准备投降的重要步骤，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更加集中地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来了。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我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奉命率领所属主力部队挺进苏北，执行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在陈毅同志的领导下，把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实际情况紧密结合，正确地处理了党内外、敌友我、军事与政治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经过五次战斗，赢得了以黄桥为中心的战役决战的胜利；实现了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胜利会师，奠定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打开了华个抗战的新局面。

　　多年来，回忆和歌颂这段历史的作品已经不少。我愿以这场斗争的亲身经历者的身份，为读者提供一些背景材料。我的回忆，将侧重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和军事指挥方面。

　　江南新四军挺进苏北

　　苏北地区在抗日战争中具有特定的战略地位。它是一个有两千多万人口，盛产粮、棉、盐等战略物资的重要基地；是控制日寇沿江进出的重要侧翼；又是连接我新四军同八路军的重要纽带。苏北抗日局面一旦打开，向南可以与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相呼应，扼制长江下游，直接威胁设在南京的日本侵略军总部和汪精卫伪政府；向北、向西发展，可以与山东、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连接，分别直通华北、中原。控制苏北，对于我发展和积蓄抗战力量，更沉重地打击日寇，以及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苏北是日、顽、我必争之地。

　　新四军向苏北发展，是党中央早就确定了的方针。一九三八年春，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江南新四军的发展方向有过明确的指示：“目前最有利的发展地区是茅山山脉”。五月四日又指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应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淤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这个任务的提出，是对蒋介石的险恶意图作了充分的估计的。自主力红军长征，蒋介石便想彻底消灭我坚持南方的红军游击队，但是未能得逞。抗日战争开始，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同意将我坚持南方八省十五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成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但又将我主要力量限制在面临长江天险和日寇侵华心脏的南京附近地区，实行借刀杀人之计，企图借日寇之手消灭我军于这一狭窄地区。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采取了将计就计的方针，要求各部迅速深入敌后。因为我军一经开到敌后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就如鱼入水，蒋介石将无以售其奸。

　　遵照党中央的方针，我新四军江南部队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在皖南歙县岩寺集中后，即派先遣支队向苏南敌后挺进。接着，第一、第二支队于六七月间挺进到苏南敌后。约两个月，便取得了韦岗、新丰、新塘、句容城、玛陵、小丹阳、永安桥、江宁、当涂、禄口等大小百余次战斗的胜利，与新四军皖南、江北部队的英勇抗敌行动遥相呼应。

　　项英同志从右的立场看待国民党蒋介石借刀杀人的阴谋，不敢到敌后去，希望通过谈判在第三战区范围内得到一个“较好”的防区。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曾多次向他做工作，说明“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接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的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但项英同志对党的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仍然顾虑重重。当时，苏南敌后空隙很大，群众在日寇躁踊下，迫切盼望抗日领导力量的到来，是我军获得大发展的好时机。项英同志却把过多的力量，其中包括经过战争锻炼的许多骨干力量和大批知识青年留在皖南。后来还把已在苏南敌后取得了一定作战经验，并初步改善了装备的主力部队第一团、第三团先后调回皖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军在敌后的迅速发展。

　　一九三九年二月下旬，周恩来同志亲自到皖南来对项英同志做工作，同他商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此后项英同志派了一些干部到苏南、江北加强敌后工作，但他常常屈服于国民党蒋介石的压力而不断动摇。

　　当时，蒋介石、顾祝同划定给我第一、第二支队的防区非常狭窄。如第二支队的防区，被划在南京、天王寺、秣陵关这个三角地带，最长距离不过三十公里。为了发动群众，抗击日寇，我们不断冲破蒋介石的束缚，打到防区之外。向南打到高淳、郎溪，西南汀到芜湖，东北打到镇江、金坛一带。“抗日有罪”，每次打击日寇的行动，都遭到顾祝同的追查、警告。项英同志不仅不敢理直气壮地予对方以反击，反而责难我们“破坏统一战线”。一九三九年五月，陈毅同志决定派叶飞同志率领第六团挺进到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活动。项英同志得悉后十分恐惧，急电制止。那一天，陈毅同志把项英同志的来电交给叶飞同志看。电报中说了两点：澄锡虞是日寇控制的重要地区，交通便捷，部队去了会被消灭；那里不是国民党划定的防区，我们去了，会破坏统一战线。这时，陈毅同志面色阴沉，一言不发地在室内来回走动。稍停，突然问道：“你带部队到澄锡虞，会被敌人消灭吗?”叶飞同志坚定地问答：“不会的！我们不仅不会被消灭，反而还会发展。”陈毅同志严肃地拍着胸说：“好！部队被消灭由你负责，破坏统一战线由我负责。决定去！”以陈毅同志为代表的广大指战员就是这样坚决地抵制项英同志的错误主张。

　　这时在陈毅同志的领导下，茅山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我们就陆续派主力部队北渡长江。

　　一九三九年初，派出第一支队第二团一部，协同管文蔚同志所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力量丹阳县游击纵队，积极向扬中和长江北岸发展，消灭了企图叛变的丹阳县游击纵队第二支队，加强了梅嘉生、韦永义两个支队，控制了扬中和江都所属的大桥一带江北沿岸阵地。这里的位置十分重要，控制了这个地区，使我军获得了向苏北发展的跳板。

　　十月下旬，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请求我军协助其运送部分弹药过江，我们即派陶勇、卢胜同志率二支队第四团一部北渡长江，进入苏皖边区后与梅嘉生部合编，命名为苏皖支队，活动于扬州、仪征、六合、天长地区，并向北发展，同新四军第五支队取得了联系。

　　十一月底，为加强苏北力量，又决定叶飞同志率江抗二路(原第六团)到达扬中，与已发展改编为江北人民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的管文蔚部合编，然后渡江北上，向吴家桥周围地区发展，积极打击敌伪。

　　到此时为止，江南敌后我军已有数支主力部队到达苏北，控制了长江渡口，造成了我军足跨长江两岸、随时可以发展苏北的有利态势。

　　此时，我新四军江北、江南指挥部已先后成立。第一、第二支队由江南指挥部统一领导。

老八路

　　一切安排就绪，刘英同志便和曾山同志一起先赴东南分局。我和刘英同志从这里分手后，就没能再见面了。我们是从一九三四年开始在一起工作的，共同经历了北上抗日先遣队和三年游击战争这两段艰难的历程。一九四二年春，刘英同志在温州被捕。他在狱中顽强斗争，坚贞不屈，于五月十八日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了。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刘英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人民永远纪念他。

　　三月十八日，我们由平阳山门街出发，欢送的人群饱含深情。浙南游击区的革命群众，三年来哺育了我们游击队的成长，不少人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我们的新生。现在，新的革命使命在召唤我们，大家都要为新的任务而战斗了，这样的分别又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途经瑞安、泰顺、丽水、松阳、遂昌、龙游、衢县、常山、开化、屯溪等县境时，都派人去同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立即释放“政治犯”，使一批被国民党逮捕和迫害的同志得以出狱。在北进途中部队受到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慰劳。这时的政治形势已与几个月前大不相同，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汹涌澎湃，许多地方都成立了“抗日自卫委员会”，浙南、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群众正在以当年创建根据地那种热情和气派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部队收到他们的传单和慰问信，感到非常鼓舞。到达龙游以后，同志们要求乘火车到衢州，经过交涉，上了火车，一声汽笛长鸣，同志们的心随之飞到了抗日前线。我们行军一个月，到达安徽歙县岩寺，加入了新四军的战斗行列，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我们在失去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领导的情况下，经历了由正规军到游击队和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两次转变，又经受了国民党的一次“进剿”和罗卓英、刘建绪两次几十个团的“围剿”，领导同志之间又产生过严重分歧，但是，不管形势怎样险恶，鼓舞我们的强大精神力量始终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相信我们的革命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总是要胜利的，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信念，推动着我们从失败和挫折中接受教训，推动着我们在新的斗争中逐步走向成熟，走向新的发展。

　　三年，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但成果也是丰硕的。

　　第一，在敌人的心腹区域沉重地打击敌人，较长期地吸引和牵制了敌人相当数量的兵力。仅以我们进行的两次反“围剿”为例。就先后吸引、牵制了罗、刘两敌各三四十个团的兵力。历时各达八个多月之久。其间，对敌人力量的消耗与打击是难以用数字表达的。一方面，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长征和南方各游击区的斗争牵制了敌军的主力，这是对浙南游击区斗争的有力支援；另一方面，浙南的斗争，无疑在一定程度上策应了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也在一定的程度上配合和掩护了邻近兄弟游击区的斗争。

　　第二，努力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在敌人的心腹地区发动群众，推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并把浙南建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撑点。这个战略支撑点，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培养、锻炼和储备了一支经验丰富的战斗队伍，成为组建新四军的部分骨干力量，并把“先遣抗日”的旗帜胜利地插到了江南敌后，报偿了党和人民四年来所寄予的殷切希望。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是许多党的优秀干部、战士和革命群众鲜血、意志与生命的结晶。挺进师政治部主任(后兼任浙西南特委书记)黄富武同志，领导浙西南反罗卓英“围剿”斗争，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三十日被俘，坚贞不屈，蒋介石亲自下令，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二时许被杀害于丽水南明门外。师宣传科长王维信同志，一九三五年四月底在斋郎战斗中负重伤牺牲。师组织科长兼地方工作科长(浙西南特委第一任书记)宗孟平同志，一九三五年五月在龙泉茶岙岭战斗中牺牲。第一纵队前后两任纵队长朱宝芬同志和王屏同志，在开辟浙东地区的斗争中牺牲。第二纵队长李重才同志和政委洪家云同志，在反罗卓英的“围剿”时，在浙西南战斗中牺牲。第三纵队长刘汉南同志，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在安仁镇赤源坑战斗中牺牲。第三纵队政委兼龙浦县委书记方志富同志，一九三五年十月七日在龙泉茶园坑战斗中牺牲。第四纵队长王裔三同志和政治委员李凡林同志，在游击于闽北根据地时牺牲。第六支队政委王春华同志，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四日在英山附近的战斗中牺牲。还有如地方工作团团长、浙西南特委副书记杨干凡同志，工作干部朱干、杨林同志，第三任浙西南特委书记许信焜同志，以及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等同志，都为坚持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洒下了最后一滴血。还有更多的，我所不知道的无数的无名英雄。这些有名的和无名的英雄们，他们的革命精神是永垂不朽的!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庄严指出：“…南方各游山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以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我以为，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英勇奋斗而牺牲的烈士们，是夺取这些胜利的最光荣的功臣！

老八路

　迎接抗日高潮

　　在国民党的封锁与“围剿”之中，我们的处境虽然极其艰苦，但北上抗日的意志仍很坚定，大家非常关心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希望及时了解党的方针和政策。

　　由于我们早就失去了同党中央和上级党的联系，所以我们每到一地，就千方百计搜集敌人的报纸，从字里行间了解情况，分析形势；并且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通过青年知识分子，搞来上海等地的进步刊物，如邹韬奋办的《大众生活》，从中体会党的方针、政策。当我们知道了党中央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布的《八一宣言》和一九三五年底提出的《十大纲领》等重要文件的精神后，对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总路线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马上组织学习和宣传。对内，给指战员上形势课，进行思想教育；对外，发表宣言和公开信，说明斗争形势，宣传我党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在游击战争那样艰苦恶劣的环境里，我们没有忽略过共产党人所肩负的政治责任，对于一些重大政治事件，都力求从我们自己所能理解的水平，表明政治态度。例如，当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我军时，已是一九三六年一月了，我们当即发表宣言，表示积极支持。一九三六年六月发生了“两广事变”，当时我正带着挺进师主力转战于浙西南和浙东一带，刘英同志带领“突击队”在浙南开展秘密工作，尽管双方没有联系，但是都分别发表了反对军阀内战，要求团结抗日的宣言。回想起来，那时我们的思想还是比较能够顺应革命形势的发展的。

　　一九三七年春，经过多方努力，临时省委同上海党组织建立了联系，接着又经过上海党与中央取得了联系，这对于指导浙南游击区的斗争，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但遗憾的是，那时我已同临时省委失去了联系，仍然处于闭塞的状况之中。

　　一九三七年五月之后，刘建绪对浙南的“围剿”进入最严重的阶段，其残暴程度达到了高峰，真是黎明前的黑暗。但是，此时民族矛盾已空前激烈，“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而我红军主力北上已胜利到达抗日的前进出发地，南方八省的游击根据地的革命红旗始终屹立不倒，全国人民包括海外侨胞又以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斗争紧密配合，国民党蒋介石迫于形势和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压力，其“北和南剿”的反动方针再也不能推行了。

　　一九三七年九月，我们正在门阵地区活动，由于消息闭塞，还不知道国共两党已经实现第二次合作。这时从金衢平原上不断传来各种消息和谣言，说什么“共产党投降了。红军被收编了”。经过仔细分析，我们觉得可能是国共合作了，便派了一支小部队出去调查。这支小部队化装成国民党军队，大摇大摆地开到龙游县溪口镇，进入镇公所，自我介绍说：“我们原在山区剿匪，现在奉命开赴抗日前线，要给县长打电话，了解情况”。镇长帮助给县长挂了电话。县长说：“现在国共合作啦，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要开拔抗日了……”他们问明了情况，收集了些报纸，便返回汇报。

　　我们开了个会，把部队集中起来进行动员教育。同志们听说国共合作了，要抗日了，觉得从一九三四年七月就已接受的先遣抗日的任务，很快就能得以执行，都很兴奋。我们要求大家百倍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发生意外。稍后，又给国民党遂昌县政府写了信，要他们派代表来同我们谈判。

　　不久，国民党遂昌县政府派了一个代表来到门阵，请我们下山进城。我们向对方严正表示：为了共同抗日，我们愿意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战谈判。同时告诉对方，第一，我们将开赴浙南根据地，沿途不得留难；第二，我们已经停止了打土豪，要求对方给我们补充弹药、给养，第三，合作不是投降，改编不是收编，双方是平等的合作，要保持我军的独立性，我们不进城。对方表示，愿意回去报告，并尽快答复我们。

　　鉴于这次谈判可能成功，为了积极迎接民族民主革命高潮，我们即令部队集中于门阵，在小溪右岸驻扎下来，进行政治形势教育，开展练兵活动。与此同时，宜遂汤工委也向群众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并发动群众为部队筹办给养，缝制新衣。

　　过了几天，国民党答应了我们的条件，欢迎我们下山。我们同时了解到临时省委已同国民党浙江当局达成了停战协议，当即决定集中部队开赴浙南平阳，与刘英同志等会合。我们在门阵村头的白沙庙召开了军民联欢会，向群众告别，还请木偶剧团来为群众演出。群众欢天喜地，真象过节一般。

　　我们终于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门阵乡亲，翻山越岭，沿着崎岖的山路南下，绕过遂昌县城，经过石练、湖山、王村门、大潘坑、船寮、青田、大峃（xue），到达飞云江南岸，和刘英同志派来的联络员相遇了，随即一同奔赴平阳北港和刘英同志等胜利会合。

　　以后，我才知道了闽浙临时省委同国民党谈判的一些情况。临时省委在同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后，逐渐了解到党中央关于联蒋抗日的主张。一九三七年四月，在刘英同志主持下，以临时省委和省军区名义向浙江国民党当局发出呼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文电。其时刘建绪已奉蒋介石之命，在报纸上公开表示要和我方谈判。双方代表在鳌江进行了三天谈判。在谈判中，国民党代表妄图以和谈为名，迫我投降。我方代表表明了合作抗日的严正立场，揭露了敌人的罪恶阴谋。对方见其阴谋不能得逞，便拿出蒋介石“停抚进剿”的手令相威胁，谈判随即破裂。在全国抗日高潮到来后，刘建绪复于八月间给临时省委送来亲笔信，要求和我方重开谈判。临时省委遂派代表到温州同国民党浙江当局谈判，九月十六日双方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

　　实现两党合作抗日，这是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两个革命战争时期的转变。从浙南地区来说，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还比较自觉。在同国民党的谈判中，我们坚持了原则立场，国民党在军事斗争中没有取得的东西，在政治斗争中也同样没有得到。

　　挺进师分散游击于浙南各地的游击队先后集中于平阳北港山门街，记得有范连辉，周瑞球、舒雨旺、杨立才、刘亨云、张文碧以及何畏、陈铁军等同志带领的各路部队，共四五百人。这个数字，和一九三五年初挺进师进浙江时的人数相当。但其成员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七军团、十军团的老骨干不太多了，充实了许多新的血液，有浙西南、浙南和闽浙边的一批工农子弟兵，有温州、上海等城市的知识青年。我们的装备虽然不算好，可是部队作战经验丰富，战斗力是很强的。这支部队随即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下属三个支队和一个教导队。为了加强抗战力量，我们在大墩村举办了党员干部训练班，在山门街畴溪小学开办了“抗日救亡干部学校”，部队补充新兵，加强训练，就地开展群众工作。此时，省委又派了吴毓、龙跃等同志去与中央联系。

　　这时，新四军军部已在南昌成立，以后又迁至皖南，来电命令我们赴皖南集中。一九三八年三月间，东南分局组织部长曾山同志来到了山门街，向我们传达上级的指示，并一同研究了部队进一步整编的问题。［党中央对南方各游击区的安全和巩固问题十分重视，一再强调这是“十年血战的结果”，是“今后抗战和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战略支点”，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一定要保存。当时，日寇有在温州沿海登陆的可能，为了准备在日寇登陆后在闽浙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防止国民党当局再次背信弃义，发生变故，决定由刘英同志主持浙江省的工作，带领部分武装人员和干部继续留在浙江坚持斗争；由我带领“抗日游击总队”开赴皖南参加新四军的战斗行列，还以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部分人员组成战地服务团，随部队行动。

老八路

　　敌人进攻时，为了避其锋芒，我们坚决迅速转移。有时多路敌人向我们进攻，我们还利用有利地形和两路敌人互不联系的条件，导演“鬼打鬼”。如在一个高地上向两面山脚的敌人射击，等两面的敌人都向我们反击时，我们便从一侧秘密转移，使两面的敌人自相冲杀。这样，不但能够消耗和削弱敌人，而且可以扩大敌人内部的矛盾。

　　但是，由于敌人太多，遭遇战还是经常发生，惊险的场面也常出现。有一次，敌人向温州以西“围剿”，我们由庆元、景宁之间北进，在云和附近过了龙泉河，再向北还要过松阳溪。在这一段，龙泉河由西向东，松阳溪则由西北流向东南，在丽水的大港头、碧湖之间两溪会合，形成一个三江口。龙泉河南岸有一条山龙泉到丽水的公路。我们过公路的时候，遇到敌人一辆汽车，部队看到就打，没有打到，汽车跑了，却引来了敌人。我们过龙泉河继续北进，准备过松阳溪。当晚，天降暴雨，引起山洪暴发，小小的松阳溪，突然变得又宽又深，天黑得看不见路，找不到渡口。天亮后，敌人来了，把我们卡在两溪之间十多公里的“三角架”里。开始，我们故意折回向南。敌人追赶。我们突然掉头向北，打回马枪。敌人闪开。我们乘机跑到溪边，发现了渡口有条船，没人管。我们马上上船准备过渡。刚上船，隐蔽在旁边房子里的敌人钻出来了，向我们猛烈射击。我们这才发觉中了敌人的计，便跳下船，沿着溪边，边打边跑，躲过了这股敌人。可是敌人一下子调来大部队向“三角架”包围过来，那真是紧张极了!困难极了!不得已，我们钻进刺丛里躲起来。不久，敌人就围上来了，到处搜，一边搜，一边喊：“看到了，我看到你了，赶快出来!”我们知道，这是敌人虚张声势。我们下了决心，把驳壳枪子弹上了膛，敌人不到面前不打，敌人一到，我就一个拚一个！由于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敌人怕挨我们的冷枪，也不那么大胆，加之大雨不断地下，下到天黑，敌人坚持不住了，走了。我们出来继续向北走，到了溪边。好在我们都会游泳，就组织泅渡。上了岸，到处有敌人的游动哨，每隔五里十里，总要碰到敌人。但我们终于巧妙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冲出了包围圈。这一天一夜急行军九十公里，连打七仗。

　　又有一次，敌人把我们追到一条山沟里，前面又被一个据点拦住。怎么办?也是情急智生，大家就化装迷惑敌人。那时，我们和敌人穿一样的灰军装，就是帽子不同，我们是红五星八角帽。同志们把袖管和裤管卷起来，把帽子拿到手里当扇子扇风，一直朝敌人的据点门口冲。敌哨兵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我们就说是什么保安团的，从那里来，到那里去，说得没有漏洞，他就放我们进据点。我们进去后，连忙从后门出去。当敌人发觉有诈，从后面追上来时，我们已经安全地通过了敌人的据点，脱离了危险区。

　　还有一次，我们住在瑞安县平阳坑的半山腰，布置了警戒。不料，敌人熟悉道路，绕过了我们的哨兵，爬到我们的上面，居高临下地把我们往坎下打。山下是飞云江。我们下到江边，如果过江到对面去爬山，敌人要打我们的背，只好顺江而下。下游有个旋磨渡，那儿有一个石山咀子伸到江心，我们想由此过江，可是刚一下水，我就被一个大旋涡卷进去了，旋转力太大，来回转了三四个圈子还是划不出来。真是危险极了，再划不出来就会被旋涡吸到水底去。幸好后面的同志赶忙递个伞柄给我攥住，才把我拉上岸。刚上岸，敌人已经从后面打过来了。我们就你推我拉地从石壁攀上悬崖，好在天黑，我们不动，敌人没有发现。等敌人从我们下面追过去了，我们才又从敌人的屁股后面打过去。

　　在整个三年游击战争中，我们的处境都十分艰苦，这个时期就更为严重了。虽然山高林密，我们可以隐蔽，但敌人也摸出了一些对付我们的经验，前堵后追，有时我们整日整夜都在跑路，中间还要打几仗，有时甚至几天几夜得不到休息，搞得精疲力竭。记得有一次，我们连续走了三天三夜，最后到了金华附近的秘密游击基点，在革命群众的掩护下，我一觉睡了差不多四十个小时。三年中。我们在浙赣路以南，天台山以西，浙闽边以北，差不多大小山头都走遍了，而且很少走大路，多走羊肠小路，有时根本不走路，走山埂或水沟，使敌人看不到我们的脚印，无法追踪。吃饭的问题很严重，一连几顿饭吃不上是常事。有时候，敌人的“围剿”稍微松一点，我们可以在树林里烧饭吃，但又苦于没有炊具。那时，我们每人有一只搪瓷缸子，既当锅又当碗。到了宿营地，放半缸子米，半缸子水，用草枝一盖，烧起火来。大家围着火烤一烤衣服，有的就倒在篝火旁睡一睡。睡醒起来，饭已熟了，就开饭。但有时敌人“围剿”很紧，怕暴露目标，不能举火，只好吃生谷子。生谷子吃了不消化，大便拉不出来，没办法，只好互相用棍子扒肛门。

　　有了伤员更不好办。那时我们的卫生人员不多，药品很缺乏，有了重伤员，只能安置在群众家里。自从敌人搞移民并村以后，困难更大，不能抬着伤员行军打仗，寄到群众家里，又怕敌人搜查时连累群众，藏进山洞也不安全，因为山洞是敌人搜查的重点目标。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向死人“借房子”，把棺材打开，把里面的尸骨搬出来，垫上干草，把伤员放进去，暂时隐蔽、养伤。至于负了轻伤，就坚持跟队。有一次，我伤了脚踝，没药敷，就用苦菜叶子贴起来走路，贴了两个月才好。总之，生活很艰苦。在那三年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部队大部分时间是露营，青天作帐，大地当床，很少脱过衣服睡觉，经常和衣而卧，“枕戈待旦”。

　　在抗击刘建绪四十三个团的“围剿”中，贡献最大、牺牲最大的是浙南的广大革命群众。他们中的一些优秀代表，把革命的希望、未来的理想，全都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身上。他们以崇高的品德和视死如归的气概，保卫着共产党，保卫着我们的干部和军队。据当地同志介绍，苍南五凤乡半山村的共产党员、游击队长潘世雅和他的妻子——地下交通、共产党员王玉英，在反“围剿”斗争中不幸被捕，潘世雅遭敌人枪杀，王玉英为保护党和红军的机密，乘敌人的警卫懈怠时，毅然用剪刀剪断自己的舌头，使敌人无法从她的口中获得任何材料。燕田一位游击队员被捕后，敌人把他押到云和七溪，吊打、熏辣椒粉、上老虎凳，受尽了酷刑，始终坚强不屈，直到被敌人枪杀，未吐露党和红军半点真情。我军从泰顺太平区根据地转移时，双溪口村党支部书记黄明星和他的妻子卢桂莲，动员群众，将几十个伤员分散隐蔽治疗。不久，他俩先后被敌人抓去，严刑拷打，逼他们交出伤员。夫妻俩守口如瓶，没露半点真情。后来，这批伤员在群众的掩护下，全部养好了伤，安全归队。这些数不清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鞭策着我们这些幸存者，也教育着我们的后代：应该继承他们的业绩，无愧于这些平凡而伟大的无名和有名的革命英雄。

　　在艰难而壮丽的革命征途中，正如大江奔流，难免泥沙俱下。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我们的队伍里出现了少数叛徒。他们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损失，个别领导人的叛变所造成的损失是重大的，然而它没能阻挡伟大革命事业的前进。那些叛徒们的卑鄙行径，则永远为人所不齿!

　　刘建绪的“围剿”，虽然动用的总兵力比罗卓英的那次“围剿”要多，但是，我们反“围剿”的有利因素也有增加：第一，由于我游击区的范围已大为扩大，刘建绪的兵力与罗卓英集中于浙西南的兵力相比，相对说来没有那样密集了；第二，经过前一时期的工作，我们的社会基础更巩固、更广泛了，各大小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互相策应，加强了我们抵抗敌人的力量；第三，全国形势的变化曾迫使刘建绪一度放松“围剿”的进程，这对我们也是有利的。因此，尽管浙南游击区的中心地区遭受到的摧残十分严重，但是几块游击根据地还是坚持下来了，而且保存了较多干部。浙南这个战略支点，依然坚如磐石。

老八路

　　第二次反“围剿”

　　一九三六年冬，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西安事变”的发生，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反共内战的条件。

　　可是，国民党蒋介石为了消灭我南方红军游击队及游击根据地，加紧了在“西安事变”以前已经策划的对我南方游击区的“围剿”。他任命第四路“剿匪”总指挥刘建绪接替上台还不到两个月的张发奎担任闽赣浙皖四省边区主任，又派国民党cc系骨干分子朱家骅接替黄绍竤任浙江省主席，还调浙江省保安处副处长蒋志英到温州地区主持“剿共”。

　　敌人的这次“围剿”，又以浙南游击区作为其闽赣浙皖四省边区的主要进攻目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刘建绪由杭州赴江山“四省边区总指挥部”接事，随即调集主力部队六个师、两个独立旅及地方保安团共四十三个团，开始筹划对我进攻。这时我游击区范围大为扩大，刘建绪已不可能采取罗卓英包围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方针，他采取了拉网式的由北而南、由西而东、由外围到中心逼进包围的方针，企图先将我军向东南压迫，然后在浙南包围聚歼。他以第六十三师等部由浙赣路一线压我向南；以新五师、第五十二师及赣、闽保安团布置于江(山)浦(城)公路及松溪、庆元、政和之线，由西迫我东移；第五十六师由闽北伸向庆元等地；独立第九旅控制飞云江；泰顺有两个保安团；温、瑞、平为第十九师；福鼎有第八十师一个团。在浙闽边界，构筑了稠密的碉堡工事，专门组织了一个“浙闽边清剿指挥部”，任命第十九师师长李觉和永嘉保安司令许蟠云为正、副指挥官，企图切断我向福建方向机动的道路，将我逼迫到沿海地带的一隅再加以歼灭。此外，他们又强迫群众组织“联甲”及“剿共义勇队”、壮丁队，协助军队“进剿”，还采用移民并村手段，焚烧边区零散的房屋、茅棚，居民的油盐柴米按人头逐日配给，企图以此把群众和红军隔开，实现其“竭泽而渔”，消灭红军游击队的梦想。

　　当时，尽管我们对抗日高潮到来的可能有所预计，但对“西安事变”和紧接着的一连串政治事件的发生，还不能迅速作出准确的判断。在新形势的激励下，我们对当面的敌人发动了勇猛的进攻，想以此加快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次主动进攻，又一次暴露了我们的力量。不久，刘建绪向我大举进攻，我们的头脑才逐渐冷静下来，认识到蒋介石企图在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一举将我南方游击队全部消灭。这实际上是国共双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军事上的最后一仗。在强敌的进攻面前，为了保存红军游击队，坚持武装斗争的旗帜，坚持战略支撑点，我们确立了自己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必须把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同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的方针统一起来。

　　这时，刘英同志鉴于敌人“围剿”的重点是原省委活动的主要地域，也就是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基本地区，他就决定越过飞云江转移到永(嘉)瑞(安)之间去继续主持领导工作，这是对的。但他同时又以省委的名义决定成立闽浙边区省委办事处，指定我为办事处主任，率领主力在浙闽边应敌，这是错误的。当敌人数十个团大举进攻，重点指向浙闽边，并力图寻歼我军主力时，不仅不应把挺进师主力留在浙闽边区，而且就连浙闽边的地方党也应该转入地下，进行秘密和隐蔽的斗争，以避开敌人的锋芒，保存力量，等待时机。刘英同志个人作出的这个决定，当时我并不知道，当然更谈不上予以实施。

　　针对敌人“大拉网”的战术，我们采取与敌人相向对进，易地而战的打法。敌人梳过来，我们钻过去；你要我的山头，我要你的后方。为对付敌人大规模的“围剿”，作战单位逐渐分散，由开始百把人集中行动，逐渐分散到几十人、十几人，甚至几个人。但这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往往根据敌情与任务，有合有分，好在大家都已锻炼成为游击好手，可以组自为战，人自为战了。

　　这个时期是我们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作战最为频繁的时期，也是我们运用游击战术比较成熟的时期。我们以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总结的十六字诀为指导，结合实际，经过无数次的作战实践，总结了一套经验。

　　我们把游击战术在浙南游击区的运用，归纳为六条原则：(1)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2)不在消灭敌人，而在消磨敌人；(3)支配敌人，掌握主动；(4)积极进攻，绝少防御；(5)飘忽不定，出没无常；(6)越是敌人后方，越是容易成功。

　　在作战，行军、宿营等等方面，也都摸索到了一套要领。例如在作战行动上，我们总结出这样的要领：(1)反敌人之道而行，并竭尽欺诈之能事，敌进我退，敌集我散，敌大我避，敌小我欺，避实就虚，声东击西；(2)不要企图太大，只要常有小胜；(3)站在敌人翼侧、后方和圈子外围，不为敌人所合击；(4)一切作战行动必须迅速、勇猛、坚决，迟疑犹豫就等于等死；(5)注意使用突然的白刃袭击，只要枪弹一响，刺刀就要杀到敌人的肚皮上去。隐蔽我们的行动和企图是我们的一条重要原则。我们总结了兜圈子、大小圈、“8”字形、“s”形、电光形、回马枪，东去西返，早出晚归等许多方式，做到飘忽不定，出没无常，使敌人无法捉摸。行军沿途的痕迹要留专人殿后负责消除，压倒的草要扶起来，脚迹要抹掉，有时则在与我们行动相反的方向弄出痕迹，迷惑敌人。

　　部队宿营，一般不住大村庄，大村庄道路多，不便于警戒。多半选择小村庄，最好是独立砖瓦屋，不住没有后门的房屋。那时我们实行“五班制”，每到宿营地，支队部住中间、东、南、西、北各放一个班。哪个方面发现敌情，就由那个方面的班抗击，掩护支队部和其他班转移，完成任务后，到预定地点集合。每天都要规定两个集合点，如果第一个集合点有敌情，就到第二个点去集合。为了适应分散游击的需要，指挥机关就是我带的一个班。这个班的成员有参谋，有警卫员、卫生员、绘图员、司号员、炊事员、理发员等等。他们既是专业人员，又是战斗人员，既执行本身的职务，又站岗、放哨、侦察、打仗，很精干。各支队也是这样。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要调查地形道路，天天调查。从驻地出发，前边有条岔路，右转弯是到哪里去的，左转弯是到哪里去的，大路小路都问得清清楚楚。这样，即使在路上碰到敌人，我们也有办法跟他兜圈子。部队进入一个新地区，开始道路不熟，免不了要找向导。向导要可靠。向导既给我们带路，又是我们的宣传对象。每次找到向导，部队的领导人都要亲自谈话、查询、慰问。到宿营地后，不能立即遣返，以免走漏消息；而应在我们转移时，才能将向导辞去，并且要做好工作。

　　我们还从敌人那里了解情况，经常找报纸看，做些分析判断，也偷听敌人的电话。有时为了掌握敌人在某一个县的兵力部署和活动情况，我们就去袭击一个乡公所，把乡长抓来，叫他给县长打电话，说他这里很紧张，请县里赶快派部队来。县长回话说：哪里还有部队？县里的部队都开到那里去了。这样，我们就达到了目的。

　　积极进攻是游击战术的一大特色。敌人进攻我们，我们是被动的，就迅速转移，不同敌人决战；我们进攻敌人，是有计划的，只要情况不变，坚决打。运用最多的作战形式是袭击。

　　敌人的后方是我们袭击的主要目标。我们袭击的主要对象：一是蒋政权的基础或爪牙，常常神出鬼没地捉敌人的保、甲长，造成当地统治者的恐慌与动摇；一是捕杀敌军的哨兵和侦探，使敌官兵惊恐，哨兵不敢放哨，尖兵也不敢当。敌人的兵力过于集中，不好下手，我们就搞他落伍掉队的，打他的“尾巴”，或者叫“截尾子”。我们有个办法：敌人行军，要在岔路口做路标，我们就事先贫路上布置好埋伏，等敌人大部队通过，只剩下“尾巴”时，就移动路标，将敌人的“尾巴”引入我们设伏的地段，把他们通通俘虏起来。

　　破坏敌人的通信是我们经常的作战活动。浙江大部分县城都通公路，乡乡通电话。敌人用电话传递消息，用汽车运送部队，都很快。破坏公路桥梁，没有烈性炸药，用黑色炸药只能炸一个坑，不起作用，所以我们主要是破坏电话设施。开始时，我们把电线杆齐根锯断，过后，敌人把锯断的杆子埋起来，电话很快又架通了。后来我们再去，就扛两条凳子，站在凳子上把电杆拦腰锯成两截，使两截木杆都不能用作架线，这就不容易迅速修复了。

老八路

　　这个时期，我们进行游击战的范围相当广泛，如从鼎平地区出发，经瑞安、青田、缙云、丽水到达浙西南。而在浙西南，又可以在龙泉、遂昌、汤溪、金华、宣平、松阳等浙赣线以南的一大片地区活动，东进可到永康、武义、东阳、仙居、天台，南下可到云和、庆元、景宁、寿宁、松溪、政和等浙闽边地区，总之，战场比较辽阔。我们常常把活动的重点放在对敌人威胁最大、对外界影响最大的浙赣线南侧，有时甚至打到武义汤恩伯的家乡，打到青田高市村陈诚的老家，而且逼近了蒋介石的老家奉化溪口。当然，到达这些地方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天台山以东，敌情就更加严重一些。有一次我们准备去打溪口，敌人发觉了，派了三个团来堵截。我们不得不暂时向天台山以南转移，打了一个下午，赶了七八十里夜路，才甩开敌人，第二天，我们又回头继续和敌人兜圈子。

　　由于我们有了若干公开的、半公开的、秘密的游击基点为依托，部队打了仗，疲劳了，一个晚上急行军便转到了游击基点。这里群众是我们的，封锁了消息，大家可以住下来，休整三五天，侦察好敌情，计划好行动部署，再跳出去，打击敌人，开展工作。浙南基本区是我们的大后方。有时我们也跳到那里去，在那里打击进犯的敌人，或者做稍长时间的休整。这样，如鱼得水，我们的活动比前一阶段自如多了。

　　此时，浙南地区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前面已经提到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是从一九三五年秋挺进师主力跳出包围圈，进入浙闽边，同闽东的同志会师后开始的。首先开辟了瑞平泰地区，接着闽东同志为了相互支援，便利机动，将原属闽东特委的鼎平中心县委(在福鼎、平阳、泰顺边界)划归浙南，使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范围扩大到浙闽边境东段。

　　“两广事变”发生后，我们利用敌情缓和之机，在“牵制队”的掩护和策应下，首先集中力量打通了根据地内各县、区之间的联系，使各基本地区连成一片，然后又调集一批力量，发展新区，扩大根据地范围，打通了温州沿海的交通口岸。

　　一九三六年八月，我们又与活动于平阳北港地区的一支革命力量汇合。这支革命力量是由老共产党员叶廷鹏同志为首组织起来的。原来他在与党失去联系之后，仍然在那里联络群众，坚持斗争。当挺进师进入浙江，革命形势有了发展时，他又进一步团结了何畏、吴毓、陈铁军、杨进、黄耕夫等一批革命青年，并与北港凤翱乡的群众领袖郑海啸同志一起，在平阳北港和瑞平边创建了一块纵横十五公里的秘密工作地区。他们主动要求闽浙临时省委领导，这样就使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范围扩大到平阳北港一带。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我根据地的幅员由浙闽边境东段向北扩展，一直扩大到飞云江中游的南北两岸，包括瑞安、平阳、泰顺、福鼎，以及青田、景宁、丽水、寿宁、霞浦、庆元、永嘉等县的部分地区，纵横二百五十余公里。为了加强党政领导，全区成立了浙南和浙东南两个特委，并先后成立了福鼎、平阳、泰顺、桐霞、霞鼎太、鼎太、瑞青泰、永瑞青、庆景寿、丽云边等十个县委和一个瑞平泰中心县委，成立了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在根据地内，普遍建立了党、团基层组织和贫农团、工会、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建立和发展了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一批地方干部在斗争中迅速成长，如郑丹甫、周钦民、林辉山等同志，后来各担负起了一个县的领导职务。这时的浙南游击根据地，又如头年夏秋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那样了，“党、政、军、民、学，工、农、青、妇、儿”，搞得十分红火。

　　浙南游击根据地建设的基本政策，仍是继续贯彻土地革命的纲领，打土豪、分田地。开始是领导群众开展抗租、抗债、抗捐、抗税的“四抗”运动，进而发展到在一些中心区实行包括青苗在内的土地分配。此后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逐渐高涨，适当地调整了对敌斗争的政策和口号。如对国民党的乡、镇、保长由镇压改为争取；地方士绅和中等商人，中立的允许自由来去；把“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把“欢迎白军士兵杀死官长拖枪当红军”改为“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和红军共同抗日”等等。同时，还开展了争取城市知识分子的工作。

　　活跃于浙东地区的游击队，出没于瓯江北岸的仙居、温岭、三门、天台、东阳、永康、缙云、丽水之间的广大地区，并以永缙边的金竹峰、黄弄坑为活动中心，建立了党的浙东特委。在特委的领导下，建立了几个县委，各县委都有自己的武装，其活动区域主要是仙居、天台、东阳、永康、缙云五县交界的大盘山一带。敌人感到对他威胁很大，视为“心腹大患”，特地成立了一个“大盘山绥靖专员公署”来对付我们。可是他们消灭我军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开始，刘达云、张文碧、范连辉带着部队在这里坚持，以后张文碧同志到了第二纵队。刘建绪“围剿”时，刘达云叛变了，浙东游击区受到很大损失，但范连辉同志顽强机智，把散失的部队集中起来，继续坚持斗争。

　　一度丧失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这时又得到了恢复，重新组织了浙西南特委，重建了龙浦、龙遂、江浦三个县委及其下属的王村口、住龙等若干区委，在挺进师主力的掩护下恢复工作。他们接受了头年遭受挫折的教训，考虑到浙西南为敌人三省通道，势所必争，决定以秘密工作为主。这样表面上看起来不如过去轰轰烈烈，但工作更扎实了，干部和群众更坚强了，对付敌人的“围剿”更有办法了。

　　一九三六年底，挺进师再次由几百人发展到一千五六百人，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达数千人。我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到了温州、台州、处州、金华、衢州、绍兴地区所属的三十几个县境。我们有了象浙南这样的比较巩固的大块游击根据地，还有了如宣遂汤边区及青瑞边的梅山、李山，飞云江边的五云山等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大量的分散的游击基点，做到了公开的秘密的互相支持，互相掩护。部队打游击的经验也丰富起来了，可以分散发动群众，也可以集中打击敌人。我们在浙江又打开了一个大发展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