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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经典连载』 《李敏回忆录》——抗联年纪最小女战士的峥嵘岁月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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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02
标题: 『经典连载』 《李敏回忆录》——抗联年纪最小女战士的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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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女，朝鲜族。1924年11月生于黑龙江汤原县梧桐河村。1936年冬12岁时加入东北抗日联军，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后，担任过宣传员、卫生护理员、广播员、政治教员、地委宣传干事。历任连副指导员、团县委副书记、黑龙江省中苏友好协会组织部长，副总干事、省政府文教办副主任，教育厅副处长、党组成员，哈尔滨第一工具厂党委书记、道外区委书记、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黑龙江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黑龙江分会副理事长。曾当选为省第一届党代会代表、四届省委候补委员、五届省委委员，黑龙江省三、四届总工会副主席．全总九届代表。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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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05
风雨童年

梧桐河畔

1924年11月5日，初冬的一个早晨，我出生在黑龙江省梧桐河畔河东村一座破旧的土屋里，妈妈说我生下来不久就睁开了黑亮的双眼，清亮的啼声划破了黎明前的寂静。

我的父亲叫李石远，一位念过几年私塾的朝鲜族汉子。我的母亲叫崔仙曼，是出身贵族家的一位鲜族妇女。一夜的折腾，母亲已经筋疲力尽，脸色苍白，然而听到我的哭声，看到我稚嫩的小脸，她的脸上露出了疲惫、幸福的微笑。

听到哭声炕梢一个五岁男孩揉着眼睛爬了起来，“允凤，快过来看看妹妹。”送走了接生婆，父亲回屋高兴的喊着那个男孩，男孩是家里的大孩子，也是我的哥哥，他年长我五岁。

揉着惺忪的睡眼，哥哥爬到了妈妈的身边，看到襁褓里我那张小小的脸，哥哥的眼睛睁大了：“妈妈，哪来的小妹妹？”“哦，你阿爸基（爸爸）一早出门捡来的。”妈妈含笑的告诉他，“哦，我有妹妹了，我有妹妹了。”哥哥拍着小手高兴地喊着。

我的到来，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欢乐，一儿一女一支花嘛，按鲜族的家谱排，这一辈应该是凤字辈，他们给我起名叫了李小凤。

梧桐河河东村位于松花江下游的梧桐河和松花江的汇合口，两河冲刷交汇形成了一片广袤的平原，这里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大大小小的湖泊，沼泽分布在平原上，青青的芦苇漫无边际直接蓝天。梧桐河畔不仅是我的故乡，也是各种鸟儿的故乡，最多的是野鸭子和大雁，它们在这里嬉戏，产卵，繁衍。

让我们把时间追溯到 1895—1910年，这段时间日本侵占了朝鲜，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用武力实施“归田并户”，并没收农民的土地，交给日本的移民耕种，这样就致使大批的朝鲜族人无家可归，无地可种，父亲一家也在其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父亲和村子里的乡亲们组建了抗日军“独立团”，然而，这支“独立团”却遭到了日军的残酷镇压，父亲侥幸得以逃脱，老家是不能呆了，无奈之下，他和另几户同乡，携妻带子从朝鲜平壤南边的黄海北道凤山郡（现银泼郡）养洞里初卧面”逃难来到了中国。

这几户逃难的人从中国的丹东入境先来到了长春，当时我们家有四口人，除了父母外，还有哥哥李允凤和姐姐李凤女。到了长春后，父亲给人家扛大个（搬运工），母亲到一家制米厂里做小工，主要是挑拣大米里的石头和杂物。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姐姐李凤女不幸患病夭折。许是长春的日子不好过吧，我的父亲和母亲带着哥哥又到了哈尔滨，到了哈尔滨后他们住在道外的破工棚子里，哈尔滨的日子更是艰难，几经周折一家人最后来到了萝北县梧桐河畔的河东村。当看到这里充足的水源和肥的能流油的黑土地，他们终于停下了脚步。爸爸和同来的几个朝鲜族人都有种水稻的手艺，他们开荒引水，修田筑埂，在东北这样的高寒地带，种出了罕见的稻米。

遥远的梧桐河，丰腴的黑土地，尽管它荒蛮还是引来了一个军阀对它的垂涎。

1925年，军阀张作霖手下的财政部长吴俊升（外号吴大舌头）打猎时意外的发现了这几个鲜族人种的稻谷地，他喜出望外，如获至宝。东北属高寒地带，自古是不产稻米的，朝鲜族人竟能在这里种出了水稻，他立时想到了一个财源滚滚的发财之路。

大米在当时的东北是稀缺之物，只有达官贵族才能享用，于是这个军阀选择了梧桐河畔一处水土肥美之地，跑马占荒。他马蹄所到之处，他马鞭所指之地，尽归他所有，他创建了东北第一个农场，福丰稻田公司。说是农场不如说是奴隶庄园，庄园修成了一个城墙式的大院套，一丈多高的大围墙，城上有四个炮台，城下挖有护城河，城中驻有30多名自卫团员，还养有几十条大狼狗，他们又招募了一批无家可归的朝鲜族移民，让他们开荒地，修地埂，引梧桐河水，欲把这里建成了稻谷飘香的良田。

公司把地租给了招募来的农民种水稻，第一年，一次性下发每户每垧一担谷子，三四斤豆油和几斤食盐，清汤寡水的，勉强的填饱了肚子。
除种植水田外，农民们还要无偿的负担做兴修水利的义务工。尽管如此，农民们最初还是满怀希望的。因为有地种就有饭吃了么。无家可归的逃难人，是很容易满足的。

但是，有一年看到农业收成好一些了，福丰公司就趁机抬高了地租，而且向农民征收各种不合理的苛捐杂税。农民们还要向二房东把头缴纳增租粮。对此种种，农民们忍无可忍，强烈要求降租降税，公司则以没收熟地（已种植三年的地）加以威胁。

辛苦劳累了一年的农民到了秋天，都落得个一无所获，汗水和泪水流过他们无奈的脸庞。爸爸李石远和许多农民，实在忍受不了野蛮的奴役和残酷的剥削，又携儿带女逃到了萝北县的嘟噜河村。

嘟噜河村离梧桐河村约七十多公里，是一个汉族和朝鲜族各有十来户的小村庄。小小的村庄两面是山，一面是水，西南侧嘟噜河畔有一座圆圆的山，当地人称烟囱山，因山上多蛇，又称蛇山。山前是嘟噜河水，在村中可听到“嘟噜噜，嘟噜噜”欢快的流水声。离河只有百多米远的嘟噜河村，就是因水声而得名吧？这是个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民风淳朴的小山村。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几户一起逃到这里的人们互助的盖起了几间马架子房，穷人的家本来就简单，能熬饭，能睡觉就知足了。

新来乍到，我们一家人靠捡地（别人收割落下的庄稼）和借粮维持了半年，到了秋天爸爸李石远开的几晌地收成还不错，总算是勉强解决了温饱。

天蓝蓝，水蓝蓝，嘟噜河的水，水深且凉，一般人都不敢下水游到河对岸。爸爸在老家练就了一身好水性，他常下河游到对岸弄来一些木头之类的烧柴。我的哥哥李允凤八岁就跟爸爸学习游泳了，小小的允凤曾多次被激流卷到对岸挂在树丛里，吓得他哇哇直叫，每次都是由爸爸把他引渡回来。久而久之，哥哥也学了一身好水性，到了夏天，哥哥像个小泥鳅似的在河里钻来钻去，爸爸高兴的夸他：“哈哈，允凤，你是将来的游泳健将。”听了爸爸的夸奖，哥哥游得更欢了，他见水必游，越游越长进，以后的日子曾多次横渡过松花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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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06
嘟噜河“神龙”

我四岁了，夏天到来时和小伙伴徐光玉一起，光不出溜的偷偷跑到嘟噜河边去玩水，我们用小手拍打着河水，越玩越开心，“哎呀，快看水里咋有那么多细长细长的小鱼啊？”我俩想往岸上爬，可河水浮着我们，越扑腾越远。这时有个青年向河边走来，他身材敦实，剪着学生头，年纪约十八九岁，像是个学生。

看到他来，徐光玉便喊：“哥哥，快把我拽上去吧，水里净是长长的鱼，我害怕……”这才知道，这个青年是光玉的哥哥。“谁叫你们下水了？水里的不是鱼，是小长虫（蛇）。”

那个青年边说边把我俩一个个提上了岸，拍拍我俩的后背说：“快回家去穿衣服，今后不许自己下河了。”

离河边三十多米处的路边有一块约三平方米的大石板，我和光玉并未回家，又光着脚丫跑到这里，坐在石板上晒太阳。光玉说：“我哥是学生，他叫徐光海，是放暑假回来的……”

光玉家和我家是邻居，我俩天天都作伴玩。徐光海是光玉的三哥。徐光海有二兄一弟和小妹光玉，加上父母亲，他家共七口人。徐光海常年在外读书，很少在家。

眨眼就到了三伏天，太阳火辣辣的照着小山村，狗都热得耷拉着舌头趴在背阴的草垛旁。这一天，午饭前妈妈叫我到河边提些凉水来，好泡米饭吃。拿起水瓢我就往河边跑去，路经那块大石板时，远看那块石板咋变了颜色？原来是灰白色的，现在咋是黑亮黑亮的了？我好奇的跑过去看，黑色中还有黄色的花，好像是盘在石板上的一个什么东西，又往前走了几步，还没等看明白，忽然从中间窜出个一尺多高的脑袋，有嘴有眼睛，原来是个什么活物！

“哎呀妈呀！”吓得我尖叫着回头就跑，可是没跑出几步就跌倒了，想站也站不起来，我的腿吓软了。正巧这时爸爸和几个农民都歇晌回家吃午饭，看到后忙把我抱了起来。爸爸看着我吓白了的小脸，拍着我的脑袋连声说着：“不怕，不怕，小凤不怕。”

大人们小心的去看那个活物，原来是一条碗口粗的罕见的大蟒蛇，那蟒蛇是在石板上晒太阳的。过了一会，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大蟒蛇开始下石板了，它爬得慢悠悠的。我又害怕又想看，就用两只小手捂住眼睛，从手指缝间看到那条大蟒蛇的脑袋都钻进了嘟噜河了，拖着的长尾巴才离开了石板，好长啊，能有好几丈吧？

妈妈崔仙曼听到信，也从家里跑了来，她信神，就不停地祷告着什么，我听不懂，妈妈一直祷告到那条大蟒蛇潜入河心为止，妈妈把我从爸爸的怀里接了过来抱回了家。“妈妈，太吓人了！我害怕。”妈妈安慰着说：“不要怕，它是神龙，是不会伤害人的。”

可是，从那天以后，我总觉得处处都有那种活物，无法摆脱恐惧的心里，不敢离开妈妈的怀抱，再也不跑出去玩了。于是有一天妈妈东拼西凑了二十来个鸡蛋，带着哥哥允凤和我去村西头一位姓宋的老头家，请他给排解惊吓，据说这个人道行挺深的。

这个老头四、五十岁的年纪，留着很长的头发。他仔仔细细的观察了我半天，又看耳朵又看手指头，最后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给我好顿按摩，一边按摩一边叨咕一些谁都听不懂的话语，然后说：“孩子是受了点惊吓，不碍事的，现在好了。”

妈妈感激的又鞠躬又点头，嘴里不停的说着感谢的话，她还说：“老人家，我生了六个孩子，现在只剩下两个，这孩子这么单薄体弱，不知能不能成器，请您再给看看。”

那老人问了生辰八字又掐着手指算了一会，他和妈妈说：“你这孩子命不太好，多灾多难，想避灾，只有向老天爷求救。”妈妈问咋个求救法，他说得在身上作记号，向老天爷报到。

妈妈恳求他帮忙，老人说向牛郎织女星报到就行，要用浇上墨汁的针线，在我的两只胳膊上各扎出三个黑点，叫“牛郎星”和“织女星”。听说要扎针，我吓得拔腿就跑，可是妈妈叫哥哥把我抓了回来，他们死死的按住我让老人用针扎，尽管拼命的哭喊，“手术”还是做完了。顺便妈妈让哥哥也接收同样的“手术”，以保证我们兄妹俩都能平安无事。哥哥倒是一点都没哭，他主动伸出双臂勇敢的接受了皮肉之苦。

后来，过了年就出生的小弟弟也没能幸免“手术”，因为李家的三个孩子都有了同样的记号，妈妈崔仙曼这才去掉了一块心病，精神上也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她逢人就讲我的三个孩子都向上苍做了记号，他们的命运再也不用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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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07
神龙的福音

关于“神龙”出现一事，全村众说纷纭，看法各异。

有人说：“我们这个村是神龙的发祥地（指蛇山），这次神龙亲降我村，必是来解难降福无疑，往后的日子一定会好过，从此定会年年丰收……”而另一些人则以“神龙降临必有大水”之说而忧心忡忡。

尽管两说不一，但却同样觉得对于神龙的降临该有所表示。于是，全村男女老少都穿上过节的衣服聚集河边，举行了隆重的祭典活动。有的人在装满水的盆上扣上水瓢或小盆，用手或木棍敲打得咯噔，咯噔响，还满有节奏，有的做柳笛吹奏，有的用柳树叶子吹奏，鲜族的农民敲打着自制的长鼓即兴起舞，场面特别热闹。最高兴的还是孩子们，在人空里钻来钻去，打着闹着异常开心。还有最受欢迎的是痛饮农家米酒，人们边唱边舞用大铜碗轮番敬酒，还把米酒洒向河里，大家借酒兴驱除恐惧，用狂欢企盼吉祥如意。 打那以后，每逢大晴天，那条大蟒蛇盘卧在那块大石板上晒太阳，人们谁也不去惹它，只是更加崇拜烟囱山（蛇山），都虔诚地向蛇山磕头祈祷，说那座山是黑龙的先祖所居住过得“龙祖山”，由此养成了拜蛇为神的习惯。乡亲们上山砍柴或采蘑菇时，遇到成群成团的大小蛇，都不敢去伤害，甚至是蛇进到屋里或菜窖里也不敢打死，只是设法把蛇请出屋外了事。妈妈崔仙曼时常叮嘱孩子们，不要怕蛇，更不要伤害蛇，只要不去惹它，它是不会咬人的。有几次我进屋时，看到小蛇从门缝中爬了出来，仍然很害怕，可是记住妈妈的叮咛不去惹它，那小蛇也就乖乖的走掉了，真的没有伤人。久而久之就逐渐不在怕蛇了。我还常看到妈妈在铲地时，见到垄沟里有蛇就默默的祷告什么，等到吃中午饭的时候，一定先从饭盆的中央挖出两勺饭，分别抛向天和地，这叫先敬天和地，之后才容许孩子们吃，孩子们不论怎么饿，也都忍到妈妈敬完天地后才能动勺开吃大盆里的饭。

我家里的食具是一个白铁的大饭盆，一个酱碗和一人一把不知用了多久的旧铜勺子。每次开饭大家都朝着一个饭盆下勺，恰似众人共挖一座山，没等你怎么吃，那“山”也就挖完了。谁吃的慢，谁就得吃亏。后来我发现，妈妈是每每吃到“山”的半腰，就撂下勺子不再挖了，长大一些终于明白了，妈妈是怕爸爸和几个孩子吃不饱而舍己为人的。

那一年，托“神龙”的福，风调雨顺，水稻丰收了。乡亲们的议论也归一了，个个脸上都挂满了幸运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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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09
“大国”地主抢粮

那年入冬，沉浸在丰收喜悦中的村民都兴高采烈的忙着打场，场院里一堆堆的堆满了各家颗粒饱满的稻谷，打老远都能闻到稻米的芳香。不料，有一天从鸭蛋河方向（今萝北凤翔）开来十几辆大轱辘车（在20年代是较先进的运输工具），车上那些荷枪持刀的士兵在地主管家的指挥下冲入场院，疯狂地把扬净的稻谷装入一口口大麻袋里，然后装车运走。留下一部分人继续抢运场院里的稻谷，待到抢完场院，接着就挨家挨户搜查强抢，一连抢了三天。有的人家把偷着留下的一点粮食埋在树林深处或冰窟窿里，也一一被他们截获，无一幸免。就这样他们还是不甘心，他们把农民一个个吊在房梁上过堂，逼迫农民交出藏粮。

这帮人蛮横的说：“此处归他们管，此地应该他们开，你们不主动交粮，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爸爸李石远被这伙人抓到村南头老王家门前，吊在挂马掌用的木架横梁上一顿毒打，父亲说没有藏粮并破口骂他们的野蛮行为，因此更被他们打得遍体鳞伤，口吐鲜血。

哥哥李允凤见此惨景，上气不接下气的跑回家里告诉妈妈崔仙曼。那时妈妈已有七八个月的身孕了，她拖着沉重的身子，踉踉跄跄地跑到村南头的老王家，她席地而跪的向他们求情，说只要把人放了她就告诉他们家中藏粮的地方，妈妈哭着说，家里藏了一点粮食是为她坐月子用的。

那帮家伙听了妈妈的话，骂骂咧咧的放下了李石远，押着他和妈妈回家起粮，不管妈妈怎么哀求给留点粮食，他们还是把一麻袋的粮食全部拿走了。
我跟在妈妈的身后，紧紧攥着妈妈的裙角，惊恐的看着这一切，心砰砰的直跳，我害怕极了，哭都不敢哭。从来没见过有人这样打扮，他们个个身穿毛朝里的大皮袄，头上的大狗皮帽子盖住了多半个眼睛，脚上穿的是前面有像狍子皮一样被捏了褶的大靰鞡，满腿左一道右一道的绑上了很粗很粗的绳子。我当时想，妈妈在故事里常讲的魔鬼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吧。

粮食都被运走了，仅仅三两天之内，一年的辛劳被一抢而光，只剩下稻草和稻糠。伤痕累累的父亲躺在炕上呻吟，妈妈为父亲小心翼翼地用盐水擦拭血迹，一边流着眼泪，一边不住的念叨着什么。

这天，忽听外边传来吵吵囔囔的声音，妈妈以为是抢粮的兵又来了，慌茫起身去门外，我也紧紧拉着妈妈的裙角跟了出去。出门一看，原来是本村乡亲们押着一个姓朴的人来到家门前，乡亲们七嘴八舌的都说他是个走狗，因为他是鸭蛋河的人，以前常来嘟噜河村。我家对面屋老金家的两兄弟更是死死揪住这个姓朴的，乡亲们扬言要用铁锹、铁镐砸死他，你一句，我一句地逼问是不是他向地主告的密？那个姓朴的死不承认，就这样揪斗了好一阵子后还是放走了。爸爸的伤还没好，也强起身跟着那些乡亲走了，可能是商量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妈妈把我领回了家。

那些天，我总是睁着惊恐的眼睛，听到声音赶紧躲进妈妈的怀里。

“阿妈妮，我怕……”

“不要怕，‘掏都闹亩’（朝鲜语匪徒之意）都走了。”

“他们是什么人？我听不懂他们说得话。”

哥哥允凤接过去说：“他们是大国人的地主”

“什么叫大国人？”

“大国人么，人多，个子高，脑袋大，脚也大呗。”

“哦”我觉得哥的话有道理，自己亲眼所见的那伙人不正是那种外表的吗？

“哥哥，我真怕他们，你不怕吗？”

“我才不怕呢，谁像你胆小鬼。”

“你听懂他们说得话吗？”

“当然懂，他们老说‘撕拉撕拉’就是杀头抹脖子的意思。”

听到这，妈妈接过去说：“大国指的是国家大，不是大国人都是杀人的坏蛋。你们也瞧见了，村南头的老王他也是大国人，可他和我们是一样的好心人。

爸爸和乡亲们一连商量了多日，爸爸回到家里就跟妈妈和哥哥说乡亲们的议论。后来他们常讲，我大点也就懂了。当时，有人主张去苏联，理由之一是离这里近，还不到一百里呢；之二是苏联远东地多土肥；之三是十月革命打倒了地主，工人农民说了算；之四是那里已有了高丽共产主义党，有独立运动领导人，还有自己的军队独立团，将来从那能打回朝鲜去，这个主张，多数人赞同。可是有人还说‘老毛子’（指俄国人）那边，特别是远东地区土匪猖獗，多是飞骑强盗，谁都治不了他们，比大国（中国）的土匪更为凶残。这么一说，不少人就又泄了气。于是，有人主张往南到松花江附近，到那里种水田另谋出路……

就是这些议论也不知道是谁又向鸭蛋河的地主告了密，地主派人驻守在村子里，扬言如有外逃者，要抓回来满门抄斩。

这么一来，乡亲们的日子就更加惶恐不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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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10
春节的糖稀

一年一度的春节快要到了，粮食被地主抢劫了一空，还能过大年吗？乡亲们是靠小秋收的稗草和剩在地里的苞谷棒子勉强的熬冬，有能力的就去山里倒腾点山货。

妈妈用稗子和玉米芽熬了一锅农家糖——糖稀。妈妈只给我和哥哥吃了一点，剩下的都放到了家里房梁上的隔板上，说是等到了春节给大家拌炒米面做点心吃。我和哥哥吧嗒着嘴，天天盼望着快点过年吧。

一有空闲，爸爸和妈妈就都上稻田挖老鼠洞，鼠洞里都有不少稻穗，是老鼠一穗一穗偷运进去藏了起来，准备老鼠家族过冬的口粮。而今，蒙受劫难的农民也只能同小小家族的老鼠争嘴夺食了。

有一天，爸爸妈妈又要去挖老鼠洞，临走时爸爸给哥哥留下了作业。他翻开了一本快要翻碎的“千字文”书，指着其中的一页说：“今天给我在家好好背书，还要多写，等我回来要考你。”哥哥答应了，爸爸又问：“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学文化？”

哥哥理直气壮的说：“知道！我们的祖先是有文化的两班，我一定要成为有文化的两班的后代！”

这些话是爸爸教的，已经不知道说了多少遍，爸爸满意地拍了拍哥哥的头，挎上背架同妈妈一起走了。

等爸爸妈妈离开家，我问哥哥什么叫‘两班’啊？哥哥说：“爸爸的爸爸是爷爷，爷爷又有爸爸和爷爷，这样往上数叫祖先，我家的祖先是全州李氏，是建国元勋，所以叫‘两班’。”哥哥说了半天，我在想哥哥真了不起，知道那么多，就是没都听明白。

哥哥说：“算了吧，说了你也听不太明白，长大了就懂了。”然后又偷偷的说：“你想不想吃糖稀？”

“啊，想啊，可是妈妈不是说要留到过年才吃吗？”

“我俩少吃一点，你说行不行？”哥哥眨巴着眼睛问我。

“行，等妈妈回来，我替你给妈妈说，妈妈一定能给我们吃一点。”

“不是，不是，我是说现在咱俩吃一点”哥哥看着我急切的说。

“现在”我问哥哥：“偷吃啊？”

“偷啥？自家的孩子吃自家的东西还叫偷吗？咱俩就吃一点。”我看出来了哥哥很馋，其实我更馋。听哥哥说这不叫偷，也就将信将疑了：“可是，哥哥，妈妈把糖稀盆放在房梁隔板上了，那么高，咱咋往下勾啊？”

“我有办法，”哥哥高兴了。他把两床被子和四个枕头摞在一起，他又站上去把我抗在肩上，叫我往隔板上爬。我在哥哥的肩上晃晃悠悠的很害怕，扛着我的哥哥也吃不住劲了。“快点爬上去，快，快！”

战战兢兢地我爬上去一看，上面有一个盖着帘子的黑色瓷盆，里面装的正是深棕色的糖稀。费了好大的劲才把盆拉到边上。哥哥先把糖稀接了过来，然后又把我从上面抱了下来。于是，我们两个在炕上围着糖稀盆而坐，互相瞅了一眼，笑眯眯的吃开了糖稀。你一勺，我一勺，吃起糖稀来，什么都忘了，我们不是尝几口，而是吃了个够，直吃到嗓子眼发痒痒，这才发现，我俩差不多吃掉了一半。我俩吐着舌头惶恐的对视了一下，用同样的办法把盆放回了原处。

说实在的，妈妈做得糖稀可真好吃，吃起来很甜，又有一股说不出的奇妙的香味。刚把盆放回了原处，不大一会，草编的房门开了，有人进了来，原来是妈妈提前回来做饭的。

妈妈很快发现了我们两个的神色不对，她又往炕上扫了一眼，哈，炕席上拉拉一些糖稀不说，哥哥的嘴角上还沾着不少糖稀呢。妈妈什么都明白了，她沉下了脸色，我害怕了，跪在了妈妈的面前。“妈妈，我偷吃了……”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不，妈妈是我不好，是我叫妹妹上去拿的，你打我吧！”哥哥也跪下了，但他没有哭。

妈妈转过身去，用手捂了嘴，过了好大一会才转过身来，我偷偷的瞅了妈妈一眼，看到妈妈湿润的眼角还挂着些微的笑意，小小的心不再那么跳了。

“你俩主动认错就好，以后不准再犯。偷吃是‘桑闹姆’（坏人）的行为，你俩是两班的后代，不应该学坏，懂吗！”

听妈妈这么一说，我俩异口同声的回答：“是，我们懂了！”

“再说，你们爬那么高的隔板，万一摔伤了胳膊腿啥的，弄成残废可怎么得了？以后可千万别再瞎胡闹了。”说完妈妈去做饭了。

哥哥扑哧一笑，小声问我：“刚才妈妈转过身去干啥了，你知道吗？”

“转过身想找棍子打我们呗。”“才不是呢，”哥哥得意洋洋地小声说：“我是偷看的，妈妈是转过身去，捂着嘴偷偷笑了呢。”“是吗？”我也伸出舌头笑了。“不过”哥哥又收起笑容叮嘱我：“爸爸是不会轻饶过我俩的，你可千万不能跟爸爸说起这件事。”

我“嗯，嗯”地点着头，哥哥高兴的拍着大腿笑了，然后，翻开书，“天、地、玄、黄……”大声读起了书。

过了几天，妈妈用剩下的糖稀拌上了米花、炒黄豆等做成了一些甜点心。快过年了，妈妈把点心分成几分，送给了对面户的老金家兄弟俩，两兄弟非常高兴。妈妈又用小柳条筐装上一些点心，叫我俩给村南头老王家送去，妈妈说他光棍一条靠挂马掌过日子，家境和我们一样困难。送人情，穷帮穷，我和哥哥当然愿意跑腿。当我俩三蹦两跳地把点心送到老王手里时，那老王看着点心，抓住我俩的手，用说得不像的朝鲜语连声说：“高马斯尼达，高马斯尼达”。（朝鲜语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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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12
蹊跷的深夜烈火

北大荒的冬季，夜长昼短。夜里，农民用来照明的都是极简陋的油灯。他们把豆油或其它动物油倒入小碗或小碟里，用棉花或破布条搓成灯芯，把灯芯泡在油中，把灯芯的一头拉出碗边点上火，为了节省灯油家家户户都是早早熄灯上炕了，只有到了大年三十，才舍得多点几盏灯，点的时间也比平日里长一些。

这年除夕夜，妈妈在屋里东南西北加中间，共点了五盏灯，说是五盏灯代表还没出世的小弟弟在内的一家五口人。然后又采了一些松树枝，沾上盆中的清水掸向各处。在置办这一切的过程中，妈妈的嘴中一直在祷告着什么，谁也听不懂，她说神灵能听懂，神灵一定会保佑一家人安康的。祷告完了，她还要反复的唱着一首歌：

……

“东海长流，白头山绿，
老天保护，我的祖国，
万岁，万岁，万万岁
……”

在妈妈的歌声中，我进入了梦乡，不知过了多久，梦里感到浑身像作噩梦般的难受，嗓子眼呛得直冒火，我被一阵剧烈的咳漱声惊醒过来。一睁开眼睛，发现屋外一片通红，耳边恍惚听到爸爸在喊救火，妈妈带着哭声呼喊着我和哥哥的名字。

“小凤啊，允凤啊，快点跑出来啊——！”

我呼啦坐起来环顾四周，外边已是火光冲天，火开始从窗户往屋里窜，很快屋里屋外火连着火，我吓呆了，急呼着妈妈和哥哥，我这才发现哥哥还在蒙头睡觉，就急忙连摇晃带喊叫的唤醒了哥哥。哥哥当时十岁了，我才五岁，还是哥哥有办法，他急中生智，拽过一床棉被护住两个人的身子拉着我向屋外冲去。刚冲到外面，一股强劲的气浪就把我俩推到了，棉被让大火苗点着了，我的腿一阵阵的发烫。我们俩拼命的爬起来向前移动，这时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家里的屋顶塌下来了，我俩又连被带人倒了下来，棉被已经变成了一团火，妈妈看到火球，赶紧把冒火的被子扯过来扔到了一边，她把两个孩子紧紧的搂在了怀里，妈妈放声大哭，我也哭了，只有哥哥没哭。乡亲们都来帮忙，他们把冒火的棉被塞进雪堆里灭火，房子已经烧落了架，没办法救了。这时有人把我接回了家，他们在我右膝下伤口上糊上了大酱（农家治疗烧伤的药）。

原来，半夜时分，爸爸和妈妈听到外边有响动和火光，就急忙穿衣服跑了出去想看看究竟是咋的了，当发现屋外堆满了柴草，火苗已经窜起了一人多高时，爸爸就到处喊人救火，妈妈想冲进屋内去救我们，可那大火先把草编的门给封住了，妈妈一边向火里冲，一边喊着我和哥哥的名字，也多亏我醒的及时，才幸免于难。

除了一床我和哥哥带出来的被烧得千疮百孔的棉被外，家里的东西全被烧光了，这真是一场莫名的大火，这火烧的好蹊跷。第二天早晨，爸爸去看只剩下四面土墙的废墟，从那里捡到了一口朝鲜小铁锅，是锅底深礼帽样式的锅，那锅还是当年逃难从朝鲜带过来的，另外还捡了四把已经变了形的铜勺子。其余锅碗瓢盆全被砸坏烧坏，可惜那些用糖稀做得甜点心，我们还没来得及吃就被烧光了。

真多亏了村里的穷乡亲，你家一块布，他家一团棉花的先把那床破被补丁摞补丁的补好，夜里好用来御寒；又你一把我一勺地从各家为数可怜的口粮中分出点给我们，村南头的光棍老王还送来了他下套子打到的兔子皮及狍子皮各一张……。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偏偏赶上妈妈要临产了，爸爸急忙收拾村西头一间无人住的空房子。这间空房子，秋天没修炕，一冬无人住，加上老鼠挖洞堵了烟道，根本无法烧炕，爸爸只好苫房草、扒炕洞重新修房。等不及爸爸修好房子，妈妈就在一户姓边的人家客居生产了，过了一周才把妈妈接回到那个临时修缮的破草房。

虽说是打了春，那天还是嘎嘎的冷，也弄不到窗户纸，只好先用茅草将就着堵上窗户，寒风阵阵从草缝里钻进破草房，一家四口人拽着一床破被御寒，小草房四面的泥墙挂满了寒霜，爸爸只好不停的出去搂草，哥哥不停的往灶坑里添草，我呢再不停的把草递给哥哥，碰到风不顺，烟囱往屋里倒烟，呛得一家人眼泪鼻涕的咳漱不止，可怜妈妈还在月子里啊。

妈妈又生了个男孩，起名叫李学凤，我家尽管遭了难，但是小弟弟的降生还是给全家带来了喜悦，我们企盼着小弟弟的到来，能让一家人时来运转。我忽然觉得自己长大了，已经是小姐姐了，我开始在妈妈的指点下帮着干活，冬天缺水，小弟弟拉了尿了，我都抢着帮着去收拾，那年月哪有草纸啊，都是用草去擦，常常弄得我满手都是屎尿，尽管这样我还是和全家人一样特别喜欢小弟弟。

关于这场火灾，过了一阵子就知道是有人故意放的火，那个放火的坏蛋就是上次大家揪斗的那个姓朴的，他是鸭蛋河地主的狗腿子，揪斗他时，他对我们家和金家两兄弟怀恨在心，于是趁除夕夜人们睡熟时放了一把火。姓金的两兄弟是外村人，他俩都未成家，来到嘟噜河村后没地方住，很困难。见他二人正直厚道，爸爸就让他俩在自己家的对面屋撘一个小炕住下的。为此他们二人非常感激，关系处的也很和睦。这件事后，他们就无家可归了，只好含着眼泪离村出走。

这起火灾过后，乡亲们心里更加不安，大家再也不想继续留下来种水稻了。鸭蛋河那边的地主仍是不让农民离村出走，因为当时的北大荒，原本就人烟稀少，会种水田的农民更是百里挑一，好不容易圈住这些朝鲜族人，他们能不视为摇钱树吗？地主强令农民至少耕种三年后才准离村。他们把农民当成了会说话的牛马，不吃食的猪狗。农民也看透了他们的黑心，受够了他们野蛮的剥削，于是，下决心要离去了。

连日来，爸爸闷着头给家里人编草鞋，每人够两三双了。

有一天，他把哥哥李允凤拜托给了徐光海。

“请你在开学回校时，把允凤带走，送他上学。他可以住在李振植家，他们会照顾他的，拜托了。”爸爸还同时给李振植家捎去了一封信。

第二天醒来，我不见了哥哥，可能是为了保密，哥哥趁夜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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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13
逃离嘟噜河

一天夜里，我在甜睡中被人叫醒了，是爸爸把我拉了起来给我穿衣服，然后把我放到他身后的背架上坐下，背架上有火灾中剩下的那个小铁锅和那床破棉被，我不愿意上背架，一心还想睡觉，想从那背架上爬下来，爸爸不让，我就使性子哭了起来。


“小凤听话，我们一家人要赶紧逃离这个村子，要是那些大兵再来就把你也抓走了……”

听妈妈这么一说，我吓得再也不敢哭了，乖乖的坐在背架上，紧紧搂住爸爸的脖子，随着爸爸和妈妈离开了烟气熏人四壁挂霜的破草屋。
一出屋，我就激灵灵的直打冷战，看不到月亮，满天的星斗，好冷的天啊，这一夜可能是正月末或者二月初。

这次的夜逃，是我生平艰难历程的第一步，也是我多苦多难的第一夜。
离开村子后，我们踏着冰雪渡过了西南侧的嘟噜河，因为秋天涨水，河面很宽，冰面也很滑，多亏穿的是草鞋，草鞋能防滑。在空旷寂静的深夜，爸爸和妈妈都不出声，他们的脚步声嚓嚓的显得格外响，四野很静，听得见从河岸树林中折过来的回响，如果爸爸妈妈穿的不是草鞋那声音该有多大啊。过了河他们进入了漆黑的树林。爸爸和妈妈在林中艰难的往山上爬，我的脸叫冻树枝划破了好几道。爸爸走的很快，妈妈背着小弟弟吃力地跟在后面。妈妈还带着一只簸萁（是打场时常用的农家用具，多亏放在了屋外才幸免了那场火灾），现在是全家剩下的唯一生产工具了，而今，妈妈把簸箕扣在后背上，用它来给小弟弟挡点风，可是行走时那簸箕动不动就被树枝掀掉，妈妈只好一次又一次的捡回来重新扣上。

走了一大段山路，我们走出了树林，天已经放亮了。我在爸爸的背架上也睡了一觉。我们在树林边的背风处休息了一会，小弟弟一直在哭闹，满头冒虚汗的妈妈在雪地里给弟弟喂奶，可能是奶水不多，弟弟还是哭叫不停。我看到妈妈脸色苍白，满脸浮肿的都快睁不开眼睛了。喂了一阵奶，妈妈给弟弟换尿布子，因为天冷，弟弟哭得更加死去活来，我的眼里也充满了泪水，我觉得小弟弟好可怜，妈妈也特别的辛苦。

妈妈打点完小弟弟，一家人就又上了路。穿过了一片小树林，我们看到朝阳的斜坡上积雪开始融化了，可背阴坡上的积雪还是很厚。妈妈还是背着小弟弟跟在后面，扣在后背上的簸箕还是总被刮落。后来，妈妈干脆把簸箕交给了爸爸，把弟弟抱到了前怀，用奶头塞住了弟弟哭叫不止的嘴。抱在怀里的弟弟可能比在后背暖和多了，他不再哭叫，可是妈妈一定更冷了。

爸爸的背架上多了口簸箕，我只好下来走路了。走出小树林后，感到风又大又硬，就强鼓着劲紧跟着爸爸，走雪路时高一脚矮一脚的十分吃力，就这样我还是走出了十来里的路。可是再往后就不行了，刺骨的寒风中，我的手和脸蛋就像用小刀剜肉一样的生疼，脚上穿着的草鞋被冰雪刮破露出了脚丫，鞋中浸满了雪水，两只小脚被冰水泡着冻着，先是疼痛后是麻木，最后失去了知觉。那时五六岁的孩子都是穿的活裆裤。我穿的开裆裤还是姓边的邻居给的，穿着又廋又短，盖不住脚脖子。春寒料峭的天气里，穿着那种开裆裤行走在旷野里，五六岁的孩子咋能抗得住？每迈一步，风都往我小小的身体里灌。这刺骨的寒风从下往上，直灌到后背和肚脐眼上，我实在熬不住了，就开始抽抽搭搭的哭了起来，真是无法理解爸爸为什么领着我们走这荒原雪路，后来索性不走了，是实在走不动了啊！看到我不走，爸爸返回身来啪啪的打了我的屁股，我终于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我感到莫大的委屈，边哭边喊：“妈呀，我走不动了……”爸爸妈妈不理我了，他们很生气，自顾着走了。我坐在雪地上打滚，破着嗓子叫喊着妈妈，还是妈妈心软，她又返回身来拉我。

“小凤啊，你不走，想在这冻死吗？再说，不快点走，那帮大兵来抓我们咋办？好孩子，快起来跟妈走吧。”

我没办法了，只好站起来，扯住妈妈的裙角上了路。我们走的越来越慢了，再说冬天的白昼像兔子的尾巴那么短，天快黑了，一家人已经走了一天一夜，一路上也没有见到人和村庄，我们只好在树林边的背风处点一堆篝火露宿了。

在篝火边，妈妈给弟弟换尿布，弟弟又哭个不停，我的脚又湿又冻，这一停下来取暖，反而疼痛钻心，就又哭了起来。妈妈哄了弟弟又来哄我，看到我的手脚都被冻肿，被尿水浸湿的裤裆把大腿根的细肉蹭得满是红疙瘩，妈妈的眼圈也湿了。妈妈使劲搂着我，泪水滴落在我的腿上，腿像撒了辣椒面一样煞的要命，但那是妈妈心疼抚爱的泪水啊，我顾不得自己的疼痛了，反而泣不成声的安慰起了妈妈，我用冻肿的小手为妈妈擦着眼泪。

“妈妈，你别哭了，我不疼，真的不怎么疼了，我再也不哭了……。

“好孩子，你真懂事，你配当学凤（弟弟）的小姐姐了……。

妈妈更使劲的搂住了我，母女俩的泪水流到了一起。

我爱妈妈，知道妈妈疼自己。可是想到爸爸就撅起了嘴，爸爸太不疼我了，他还打屁股。强忍着疼痛，挣脱开妈妈的怀抱：“妈妈，我不要紧，你还是照顾小弟弟吧……”我有意把脸背对着爸爸，故意不理他。没曾想，背后竟传来了爸爸的话：“咱们小凤，今天很了不起，跟着大人走了七十多里路，将来长大了，一定是个要强的好姑娘。”

爸爸一边说着一边往篝火堆里加树枝，然后把我抱在怀里，把破草鞋扔掉，换上了新的布袜子和新草鞋，尽管脚仍然在疼，但换了新鞋袜，感觉还是好多了。我听到了妈妈的表扬和爸爸的鼓励，所有的委屈都没了，自己也觉得在这艰难的一天一夜之间忽然长大了，坚强了，能当姐姐了。

天大黑，星星又一闪一闪的出来了。爸爸不停地砍来树枝添火，用土块和答头墩子搭灶，架上铁锅熬起了小米粥，空旷的原野里闻到小米粥味，我觉得特别的香甜，就乖乖的静静的等着。粥熬好了，妈妈先用勺子舀米汤喂小弟弟。因为妈妈的奶水不够，小弟弟一直哭个不停，等喂了米汤他就不哭了。喂完小弟弟大家也都喝了热乎乎的小米粥，有米粒下了肚，身上也觉得暖和了许多。

喝完粥不大一会，我就开始打盹，上眼皮怎么也支不起来。妈妈抱着小弟弟，把大腿伸直，让我趴在她的腿上睡觉，开始还能听到篝火燃烧的噼啪声，后来就什么都听不见了，着实累瘫了，睡死了。

当我听到妈妈在叫自己，揉着眼睛一看，天已经亮了。没等起身就发现夜里尿了裤子，不仅尿湿了自己的棉裤，还弄湿了妈妈的裤腿，我既害羞又担心，在村子里，小孩子尿炕，是要挨说受罚的。给你扣上簸箕，让你到邻居家讨盐，然后人人数落你，让你抬不起头来。这下可好，不仅自己尿裤子，还累及妈妈，爸爸和妈妈会怎么处置呢？我既不敢起身也不敢抬头，妈妈却笑了。
“鬼丫头，快把裤子脱了，我给你烤干它。”

妈妈没生气，我羞愧地红着脸抬头笑了笑，把湿棉裤脱下来交给了妈妈。在一旁的爸爸把棉裤接了过去，用双手摊在篝火上烘烤。一会，从裤子上往外冒汽了，一股股尿臊味我自己闻着都呛嗓子，爸爸和妈妈并没在意。

简单的吃了几口家里带来的苞米饼子，一家人就又上了路。在两大树林之间有一两里寛的小树丛，山里的人把这叫做疙瘩林，这天走的就是疙瘩林路，我觉得特别难走，我人小，上面的树枝总是刮脸，地下的树枝总是拌脚，真是步步艰难，怎么那么远啊，干走也走不到头。最难熬的是脚上的疼痛，旧伤未愈又添了许多新的伤口，我没有忘记昨天夜里爸爸妈妈给自己的鼓励和表扬，就咬紧牙关，使劲抿嘴，心里不住的叮嘱自己不能哭，可是在不知不觉间，脸还是被泪水和鼻涕弄得一塌糊涂，见此情景，妈妈也无声的流泪了。

“好孩子，妈知道你的脚很疼，不要憋坏了身子，你想哭，就痛痛快快的哭吧，爸爸妈妈不说你。”

我用妈妈的裙子使劲捂嘴，不想哭出声来，可是，没能憋住，终于哇的一声哭了。一哭就收不回来，索性就大哭了一场，哭了个够，闷气消了许多，但脚疼却未见减轻。

下午，太阳还没落山。我们一家人终于看到了不远处似乎突然降临的梧桐河村！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早已不记得那个村庄是什么样子了，我眼前的村庄，修有围墙和炮楼，好不威风。一家人穿过村子，来到村南大湖边的一座小马架子房，那就是送哥哥寄宿的李振植家，他家也是全州李氏，和我家一样，是两班的后代。

啊！终于到“家”了，进了屋，有位老太太起身相迎：“啊依古，高生海什姆尼达”（朝鲜语“哎呀，受苦了”）

除了她的热情接待外，还有一位年轻妇女忙接下了妈妈背上的小弟弟，我感到自己一家四口人活像是要饭的叫花子。

李振植家有婚娶不久的妻子和父母二老，李振植的哥哥叫李振永，他家的老老小小都是有文化的人。李振植后来参加了革命，1933年冬被捕入狱，遭敌杀害。

李振植家和我们家是同姓同祖，以兄弟相称，因为这种关系，他们收留了我们一家人。

到了这一家后，妈妈崔仙曼就病倒了。她满脸浮肿，浑身高烧，一连数日卧床不起，小弟弟学凤也病了。头天晚上，吃罢饭我倒头就睡，什么都不知道。第二天，好心的房东为妈妈请来了一位鲜族中医，中生给妈妈和小弟弟分别开了方子，还给我的脚伤上了药。那位医生是免费行医送药的，这让我们一家人想都没想到，世上还有这样的好心人，其实当时逃荒的朝鲜族穷苦人是非常的团结互助的。

那位可敬的朝鲜族医生姓金，一连几天的行医送药，妈妈和小弟弟康复了。一家人特别感激金医生和李家人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

又到了冰雪消融的季节，一出门到处是水，南流北淌的，所有的路都泥泞难行。我看到在外行走的人们，多穿木制高底儿笈拉鞋，我只有一双草鞋，妈妈不让外出，天天只能在门口往外看。

有一天，爸爸回来说在村西头找到了一间房子。一家人要搬出去住，要离开好心的房东了，包括哥哥在内的我们一家五口人都万分的感激李振植一家。

我们一家人住进了村西边小溪旁的一座小草房，屋内只有一铺能躺三个人的小火炕和一个锅台，五口人躺下去，是够挤得了。可是妈妈还是十分欣慰的说：“满好，满好，总算有了自己的家，晾尿布子也方便了。”

妈妈崔仙曼从没因家境贫寒而埋怨过爸爸，也从未见过她和丈夫吵过嘴。从嘟噜河逃往梧桐河的一路上，她也没曾有过半句怨言。她待人真诚和气，还会唱好多的鲜族民谣，她从来都理解和谅解别人。这会儿，听到她对蹩脚无比的小草房也表示满意的言语，爸爸李石远深情地吐露了自己的心声：“你总是太谅解我这个丈夫了，我让你为我受尽了苦，还有孩子们……”他的嗓音哽咽了，没能把话说完。

梧桐河开江了，凹凸不平的冰排沿江而下好不壮观。我发现老户的大人小孩都带上麻袋到草甸子上拣东西，我和哥哥随他们去看热闹，这才知道在湖边草丛里有那么多冻死的鱼。哥哥让我快回家给爸爸报信，当我上气不接下气的跑回家时，爸爸李石远早已用背架往家里背成麻袋的死鱼了。爸爸随运，妈妈随收拾晾晒，准备储存干鱼。

死了的鱼，肉色发灰，吃起来味道不太正。但是对于饥寒交迫的穷苦人来说，是天赐的佳肴，救命的美食了。

水田春播后，多数农民都到河里打鱼做口粮，哥哥李允凤也自做渔具每逢星期天就到湖边垂钓，我替哥哥提着蚯蚓盒，坐在哥哥的身边，每钓上一条，都高兴的叫了起来。哥哥说叫喊声会把鱼儿吓跑的，可过不了多大一会，我一高兴，看到鱼，就又叫了起来。哥哥很会钓鱼，他愿意到松花江去钓，江里的鱼不比湖里的好钓，但在江里能钓到大个儿的鱼。有时坐在哥哥的身边时间一长就睡着了，等醒来时一看，总是有好多条大鱼被柳树枝串在一起，那是哥哥的战利品。

那时的松花江鱼多品种全，有鲤鱼、鲫鱼、鲶鱼、白鱼、黑鱼、鲢鱼、鲑鱼、狗鱼……而且又大又肥，味道极鲜美。

但是，常年单吃鱼也不行，因缺少应有的其他营养，人们的口腔普遍溃烂了，于是又到疙瘩林采野菜补充，这才有了好转。

鱼除了可以吃，鱼油还可以作灯油。那时家家用鱼油点灯，连学校里都用鱼油照明。在野外干死的鱼，还可以捡回来当柴烧。那时候的鱼是给穷人救命的，鱼给人们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和信心。农民常哼唱这样的歌：

“青青的天上有数不清的星哟，
梧桐河水中有抓不尽的鱼哟。
星星，星星你点灯哟，
鱼儿，鱼儿你充饥哟。
……”

我们家又租种了一垧水田，春播后爸爸到悦来镇码头去当搬运夫，挣点钱供儿子上学，补贴家用，后来又到船上给人家当船工，所以，鲜族人都称他“白沙君尼”（船夫）。爸爸常年不在家，家中里里外外的家务和农活全由妈妈一个人承担下来了。每当妈妈背着小弟弟带着午饭下地干活时，我就随妈妈到地头看弟弟，中午，娘三个在地头吃野餐，我觉得挺有意思，每天日出而去，日落而归，田间地头飘荡着妈妈的歌声：

漂在那方的那朵云啊，
你托的是哪方的神仙？
在雄川和天罗峰中，呵咦——
游玩的神仙踏云飘游。
……

妈妈在用歌声企盼神仙保佑，保佑年底能有个好的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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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16
从卧虎山上下来的红军

村子里传来传去，说从卧虎山下来了一支红军，红军是来解放贫苦农民的。 红军是啥样啊？有人说：“他们头戴红帽子，臂缠红袖标，腰佩红穗枪……”说得很神，人人都想能亲眼见到他们。

开始霜冻的季节里，一天，我们家里来了几个陌生的青年，他们高高的个子，二十多岁的年纪，其中还有两个女学生。两个女的都穿着黑布的衣裤，头发剪成男式的分头，看上去特别的利落，她们自我介绍，一位叫李秋月，一位叫张英华，还有一个男的自我介绍叫张世振（原名李云健）。这些人来到我们家，问家庭人口，问家中财产，还问孩子有几个上学，没上学的还有几个？他们问的详细又亲切。在我们家问完，他们又到别家，挨家挨户的了解情况。

过了几天，爸爸去参加了学校的一个会议，爸爸回来说：“在会上有位叫张治刚（崔庸健同志当时的名字）的人讲了话，说他们是共产主义者。他们要在村里成立什么贫农协会苏维埃工农政权。另外，动员每家的适龄儿童上学，说是免费教育。

村子里到处喜气洋洋，说共产党好，共产党是要把穷人从苦难中解救出来，连免费教育都想到了，真是穷人的大救星啊。特别是孩子们，听说能上学，都高兴地活蹦乱跳。没过几天，妈妈交给了我两个小本子，小本子是用旧窗户纸裁成的，长短不齐的用饭粒黏贴起来最后用白线缝订而成。妈妈还把一支有二寸来长的铅笔头，拴上白线给我挂在脖子上。

“咱们的小凤已经长大了，明天要上学学文化了……”.。

妈妈抚摸着我的头，话没说完，眼睛湿润了。我手捧着笔记本，眼看着吊在胸前的铅笔头，不由自主的叫了起来：“噢！我要上学了，我要上学了！”

“看把你高兴的，妈妈没钱给你买新本子和铅笔，这本子是窗户纸订的，这铅笔头是你哥哥用过的。你先凑合着用，等秋后有了钱，妈妈一定给你买新的，哎，也不知道够不够用。”

“妈，没事儿，只要能上学就行，本子不够用，我自己也能捡废纸订本子呢。”

“好孩子，真懂事……”

妈妈高兴地笑了，那天夜里，我既兴奋又紧张，没能睡好觉，生怕早晨睡过了站。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把哥哥李允凤也叫了起来，囫囵吞枣的吃了早饭就和哥哥上学了。我紧紧跟在哥哥后面，出门向北顺着小河堤一直走，在小河堤南侧一个山岗上有个大广场，广场上有两座土房校舍。哥哥说，一个是高年级的，一个是小学年级的。我们走进那个小学校舍时，听到了悠扬的童声合唱：

“一千八百七十年，四月十日美好的早晨，
伏尔加河畔农村，诞生了红色列宁。
伊里奇是他的爸爸，玛利亚是他的妈妈，
星儿般美丽的花朵，滋长在他们的怀抱。
他是工人阶级的宠幸儿，他是资本家的眼中钉。
要问他诞生的地方，请你记住伏尔加河。

伏尔加河，伏尔加河，可爱的伏尔加河。
自从列宁诞生之后，你便成了赞美对象。
……

我站在那里听得入神了，哥哥说唱歌的是列宁主义儿童团员，他们唱得歌叫《列宁诞生歌》，我听不懂哥哥说得这些话。

“好了，快进去吧。”

“哥，我自己不敢进去。”

“哎呀，怕什么？你进去喊一声报告！”

“我不敢，你进去帮我报告呗。”

“我在家教你多少遍了？你就说，报告老师，学生李小凤来到！在家说得好好的，现在怎么又不干了？”

“……”

“好吧，我领你进去，快点，我也要去上课呢。”

这下好了，哥哥领我进了教室，我躲在哥哥身后，听哥哥向老师报告：

“报告金老师！我的妹妹李小凤，不，从今天起改叫李凤仙，她来学校报到！报告完毕！”哥哥说得嘎嘣溜脆，我觉得哥哥真了不起，报告完毕，哥哥转身出去了。那位金老师微笑着走到我跟前，摸着我的头亲切地问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凤”我小声的回答。

“请你大点声，到底叫什么名字？”

经金老师一追问，我才想起爸爸给改了名字，于是壮着胆子，稍大声回答：

“我爸爸说，从今天起我的大名叫李凤仙……”

“ 好，好，李凤仙同学，那是你的坐位，请你坐下。”

金老师指给了我前面第二排的中间座儿，我的右边是男生李七星，左边是女生崔凤女。坐下后，把我的两个本子放到了桌子上，这时我扫眼一看，别人的本子和自己的不一样，人家的都很新。这时，同桌的男生看了我的本子一眼，趁金老师背过身的功夫，把我的本子搡到地上，还向我轻蔑的做鬼脸，我想把本子捡起来，他又用脚踩住，不准捡，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我感到莫大的委屈，于是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这时，左边坐位上的崔凤女站起来了。

“老师，李七星同学把李凤仙同学的本子扔地下了，他还踩着不让人捡。”

听到我的哭声转过身来的金老师，马上沉下脸来对李七星直视了片刻，然后叫他站起来，趁这功夫我把本子捡起来，掸去尘土抱在怀里，不敢再放到桌面上了。

“李七星同学，你为什么把人家的本子扔掉？请回答！”金老师的眼睛紧盯着李七星。

“嗯……她的本子是用破窗户纸订的，挺埋汰的……”

听了李七星的话，我更感到委屈，“不！不埋汰，是我妈给我订的，我妈说，我妈说……”我说不下去了，又哭了。

金老师走过来，把我的本子拿到前边去，看了看，向同学们说：

“同学们，你们看到今天来了一位新同学叫李凤仙，家中没钱买本子，她妈妈用旧窗户纸给她订了本子。可是李七星同学嫌它埋汰，把它给扔了，你们说，这样做对不对？”

“不——对——！”同学们异口同声回答。

“那么，你们说，应该怎么办？”

“李七星应该道歉！”

“我们大家应该支援一些本子给李凤仙同学！”

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争先发言，金老师打断了同学们的纷纷议论，问同学们为什么要让李七星道歉，为什么要支援本子？“因为我们都是劳动者无产阶级的后代，从小我们应该互相爱护，互相团结和互相帮助。”这是石大成同学说的。

“好！完全正确，石大成同学的回答应该得到一百分！”

当时，我还听不大明白石大成的话，但觉得他挺会说。金老师接着问怎么个支援法？同学中呼呼啦啦站起六七个，争先恐后往金老师手里送自己富余的新本子。

“好啦，好啦，眼下是足够用的了……”

金老师也显得格外的高兴。

“金老师，嗯，我也想送个新本子给她。”

这是我的同桌李七星，他说着站了起来，低着头斜瞟了我一眼，到老师那交了一个新本子。

“老师，不要李七星的支援，他经常欺负人！”不知是谁的提议，话音刚落，与之呼应的很多。

“同学们，李七星同学好欺负人的错误已经过去了。现在，他能给李凤仙支援本子，说明他已经认识了错误，我们应该欢迎他改正错误，对不对？”

“对——！”这是多数同学的回答。

“今天，同学们表现都很好。我们共同上了一堂阶级友爱课，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这才符合列宁主义儿童团员的要求……”金老师有些激动，大家都很高兴。不知不觉间，我的委屈也消失的一干二净了。金老师的话自己还听不太懂，还不知道什么叫阶级友爱，但觉得金老师非常了不起，同学们也都很好，浑身感到有说不出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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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20
这位金老师叫金宗瑞，二十岁左右，个高挺拔，他兼教体育课。上体育课时，他身穿笔挺的黑色学生制服，站在操场上，用宏亮的声音喊口号，特别威风，同学们都怕他，也很敬重他。

还有一位音乐老师叫李仁根（曾用李英华，张英华等名，也称她为女张），我在家里就曾见过她，她十八、九岁，长得很秀气、文静，而且很严肃。她是随叔父张世振出来干革命的，后来参加工作组来到梧桐河村，当了音乐老师。她的父亲叫李云岗，有些财产和土地。李云岗和他的弟弟李云健因信仰不同而各奔前程，李仁根向往革命就离开父亲跟了叔叔。出走后，李仁根随同崔庸健参加了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她叔叔改叫张世振后，李仁根就随叔叔姓了张，叫张英华，也曾用名张佩珊。

第一天上学，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天回家后，兴奋的向爸爸妈妈讲了学校里的事情。爸爸妈妈听了都很高兴，爸爸还说村里来了共产党，学校是共产党办的。妈妈也说学校真好 ，没想到用窗户纸订本子这种事也惊动了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接着妈妈问，什么叫共产党人？爸爸说：“共产党就是独立团。”还是哥哥李允凤学过政治课懂得事多，他说：“共产党是从苏联来的，列宁主义儿童团也是从苏联学来的，是共产党领导的。”

从那以后，村里传开了关于共产党的议论，多数人都认定共产党是为解放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而斗争的组织。

我高高兴兴地每天去上学，学校里每天早晨都必唱《赤旗歌》：

“高高举起来，血染的旗帜，
誓不战胜终不放手，
畏缩者要走你就走，
我们定要誓死捍卫这面旗帜！
……”

后来才知道这支歌，是由法国作家吉姆，柯尼尔于1889年借用法国民歌《枫树叶》的曲调填词而成的。

儿童团员开会时经常唱的是《列宁诞生歌》和由崔庸健写词的《模范学校校歌》：

“模范学校少年们啊，学习要努力，
人人都做模范少年，天天要向上；
你也当，我也当，都把模范少年当，
你也当，我也当，都把列宁少年当。“

“模范学校少年啊，要学列宁主义，
要当列宁好少年，要学列宁好思想；
你也学，我也学，都学列宁好思想，
你也学，我也学，都学列宁好思想。”

“过渡时期不会长，共产主义不遥远，
那个时候新社会，定是人间好乐园。
要建设，要建设，社会主义靠我们，
建设吧，建设吧，社会主义靠我们。”

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在共产主义思想开始兴起并迅速传播到荒漠北疆时，在革命先驱的启蒙下，在热情奔放的革命歌声熏陶中，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初级教育并参加了各种有意义的活动。

后来，学校实际上变成了革命活动的中心，经常召开各种会议，爸爸和妈妈也经常到学校参加会议和学习。学校用讲政治课和教文化课等形式传播着共产主义思想。特别是讲起苏联的十月革命和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课来，农民们特别爱听。他们看到了前途和希望，向往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早日到来。学校还利用朝鲜族的风俗习惯，在过年过节和生辰集会等场合，积极举办各种文艺演出，公开地传播马列主义。

关于朝鲜族在中国东北的历史，有很多文字资料可查。在这些资料中反映梧桐河一带情况的，有如下记载：

“早在1927年夏，中国共产党派蔡平、李春满、韩友、金利万、崔英日等朝鲜族共产党员干部来到梧桐河村，进行革命宣传工作，组织了妇女、青年、儿童等的群众性革命组织。同时，动员群众出工出料，自己动手建起了学校，叫罗兴学校，让朝鲜族农民子女上学念书。

1928年张治刚（崔庸健）、李云健（张世振）等同志从黄埔军校毕业，受中共中央满洲省委的委派，先到通河后到梧桐河。他们是负责组织三江地区朝鲜族村开展革命活动的。他们在这里首先着手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松东模范学校、农民讲习所、农民夜校等。军政干部训练班连续办了两三期，每期两三个月，培训出了170余名革命干部。崔庸健同志在这些学员中选一批优秀的、较成熟的同志，派往通河、萝北县鸭蛋河、汤原县格节河、富锦县安邦河、哈达密河和桦川县胡南营（今桦南县镇）、勃利县等地开展工作。然后，他还经常去上述地区视察和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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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21
暴动的怒潮

1930年秋，根据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行动委员会关于坚持组织地方暴动，反对军阀的统治，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暴动胜利，是实现目前党的总路线的指导思想的指示精神，梧桐河村也和全国各地、东三省、南满、延边等地一样，掀起了农民暴动的高潮。

首先，组织了农民武装，叫农民赤卫队。凡是年满18岁以上的青壮年，都参加了赤卫队，他们拿起了打猎用的土枪土炮。以任春植为首的全村木匠，日以继夜地赶制了木枪，补充了不足的武器。还做了一些子弹袋，没有子弹就用子弹大小的小木棍塞满，看上去还很像。那时农民手头没钱，农会干部动员每户拿出一斗稻子，到佳木斯市换回白布，然后交给妇女会，让妇女们用锅底灰作染料，把白布染成灰色，为每个赤卫队员做了三件军用品，子弹袋，背包和绑腿。

我爸爸李石远，这个穷苦的农民参加了赤卫队，并做了分队长，他也手持土枪，背上子弹袋，和大家轮流出去站岗放哨了。我哥哥李允凤和一些同学们的活动也很紧张，好几次我看到哥哥从家里倒一些灯油出去。有一天，就好奇的尾随着哥哥，但很快被哥哥发现而没能得逞，这就更使我感到他们的活动一定很神秘。那天，被哥哥撵回来后，我又拐了个弯偷偷跟踪，终于发现哥哥进了一间黑暗的旧空房，点上灯，闷头做起了木棍子。后来才知道那是儿童团员们的“武器”。它的总称叫“红色儿童团员的护身杖”是用来保护自己和打击敌人的“武器”。

等到哥哥走出空房子时发现我在门外偷看，他很生气。

“不准你对别人说起你今天看到的一切！”

“为什么？”

“这是军事秘密！你懂吗？”

“那样的棍子，给我也做一个行吗？”

“不行，你还没加入少先队，你没资格带它。”

哥哥边说边解开自己的前胸，胸前露出了一个用红线拴上的铅笔头。哥哥自豪地说那是红色儿童团员的标志。

“哥哥，给我一个不行吗？”

“不行，这是儿童团团部统一发的，还得举行宣誓仪式呢，你会宣誓吗？连到学校报到的话都不会说，你不够条件……。”

哥哥李允凤说了许多我听不大懂的事情，我更崇拜哥哥了，在自己眼里哥哥是个大人了。

后来，我也知道了共青团员也每人必备“护身杖”，“护身杖”是用木头做的，木棒上栓有红绳，顶端包有铁箍。儿童团员的任务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假借到公司护城河外玩的名义，侦查公司动向，调查公司走狗出入的情况。当时重点监视的是一个叫朴致浩（朝鲜人）的公司管事人的行动。那时，群众的革命热情很高，从儿童到老年人人都动员起来，准备同“福丰公司”进行斗争，建立农村苏维埃政权（人民政权）。

1930年冬，梧桐河的农民暴动终于爆发了。这年由于受灾而水稻大幅减产，可是公司照旧强行征租，外加各种水利税，朝鲜族居住税等名目繁多的税。公司还硬性规定不准农民到北大林子砍伐树木（梧桐河北侧有一片片的树林，农民建房和造农具的木料都靠这些树林）。农民们早已给二房东朴致浩等人交过几年的额外征租，这年是受灾，情况特殊，但是，他们却派兵来威胁农民，还把农民领导人崔庸健、裴致云等人逮捕起来殴打一顿后，关进了公司大院的炮楼里。连续多年受尽公司残酷剥削和压榨的朝鲜族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男女老少齐动员，手拿镐头、镰刀、斧子、二齿钩等为武器举行了暴动。当时所提的口号是：

1、 减租减息！
2、 取消对朝鲜族的各种不平等苛捐杂税！
3、 允许农民到北大林子砍伐木材！
4、 坚决反对给二房东缴纳租粮！
5、 坚决惩办朴致浩，让他滚蛋！

那天，农民暴动队伍打着横标举着红旗，浩浩荡荡来到公司门前示威，然后围起了公司大院。学校的学生也都跟了去，在大人队伍的后面看热闹和助威。公司炮楼上的自卫队开始射击了，院门关的很严。群众人多势众，毫不畏惧地冲向院门。我爸爸李石远和青壮年队员们扛来两根电线杆子，两股合力高喊着一、二、三共同撞击大门。不多时，大门被撞开了，游行队伍像潮水般涌进了第一道院内（公司的头目和被抓的农民领导人都在第二道院内）。冲入院内的农民齐声高唱着从关内传入的《秋收暴动歌》，歌声震天动地：

“每当寒风凄凄的秋收季节，
农民血汁结成的各种农产物，
都被地主资本家白白抢夺去，
农民只好奔向革命的路。

农民大众武装起来奋勇去冲锋，
军阀势力措手不及挡也挡不住，
咱们红军南征北战其势如破竹，
反动派们闻风丧胆纷纷把命逃。”

事情到了这般地步，公司的地主们吓破了胆。于是，急忙派出一名代表，宣布答应提出的要求。可是农民都高喊听不懂，当时朝鲜族二房东朴致浩，连面都不敢露一下。这时，农民中的青年代表裴敬天同志挺身而出，要求公司代表重新宣布一次，并拿出书面材料。公司代表只好慌忙回去写来了书面材料，双方分别在上面盖了章，被扣押的农民领导人也都获释而出，站到了农民队伍中。

我们胜利了，浩浩荡荡的队伍走出了公司的大院，回到模范学校操场，操场的秋千杆上升起了红旗，农民们在这里举行隆重的庆功大会，裴致云同志主持大会，领导游行队伍的崔桂福维持会场，崔庸健同志十分激动的讲了话。农民们摇动着红旗，齐声高呼：“共产党万岁！”、“暴动万岁！”等口号，忽而又高唱《农村苏维埃歌》，口号声和歌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整个会场充满了胜利的喜悦！散会后回到家里，家家都兴奋不已，无法平静，群众用自己的斗争第一次感受到了团结的力量，也明白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活路。

据有关资料记载，1930年9月，中共中央六界一中全会做出了新的指示。指出，现在的农民暴动和建立苏维埃等，条件尚不成熟。强调现在的做法是“左倾”路线。当时由于交通不便，文件传递困难，当这个新指示下达到下江地区的时候，已经是1931年1月初了。当时“南满”和“东满”地区的农民暴动仍呈现继续扩大和发展的趋势；“北满”通河县的农民暴动则已持续了半年之久，后被日本（日本领事馆参与）和军阀所镇压，几十名农民和共产党员遭到了屠杀。敌人的这一血腥镇压，更加激起了梧桐河、汤原等地农民的义愤，这种新仇和对地主军阀压迫剥削的旧恨交织在一起，情绪达到了无法控制和操纵的程度。

梧桐河农民暴动胜利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爸爸李石远和农友们常常议论和评价那次斗争。他们共同认为那次暴动真正显示了农民团结的力量，切实使农民尝到了胜利的果实。他们说，那个滋味儿比喝酒还痛快。那次斗争，在遥远的北疆，共产党人播下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种子，这颗种子继续生根、发芽、结果，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坚强不屈的党员和干部，增强了他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从而为组建汤原反日游击队，从思想上到干部骨干上打下了基础。

1931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制造了“9.18”事变。当年冬天的春节前夕，党组织在模范学校召开了群众团体和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的决议精神，号召各群团组织要团结各族人民抗日救国。会上，特别强调朝鲜族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其他民族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侵略者，才能实现民族解放的道理。为了发动和组织各民族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会议决定组织一个抗日救国宣传队，到各县进行宣传活动。口号是：“中韩民族团结起来反日救国！”

抗日的怒火燃烧在梧桐河，宣传队很快就组建了起来，全村共组建了五支队伍，青壮年宣传队分两路进行远征；老年和少年儿童宣传队只在本地附近进行宣传。演出服装一部分是靠集资到佳木斯市买些布料制作，其余大部分则是由妇女们捐献的，他们不仅捐献了自己的节日装，有的还献出了自己新婚时的婚礼服。宣传队的集体表演以扭秧歌和跳朝鲜舞为主。穿的有汉族服装、朝鲜族衣裙和男女学生装。扭秧歌时有跑旱船、踩高跷；跳朝鲜舞时有农乐舞和长鼓舞，显得十分热闹。1932年农历正月初在学校操场举行了一次汇演，各队的热情都很高。

每支宣传队内部都有具体的分工，有专门演讲的，有负责写传单（用汉文写的）和撒传单的，有唱歌的（用朝汉两种语言唱革命歌曲）。许多领导同志也都化妆参加了演出，裴致云同志表演了朝鲜族的象帽舞（那时叫甩头舞）；裴敬天同志用假发梳成长长的辫子男扮女装扭秧歌；张兴德同志一脸的络腮胡子，腰间别个大烟袋，扭来扭去，乐的大家前仰后翻。李在德、石光信等同志扮成女学生。徐光海、金相国、马德山等同志是专门演讲的，他们几位口才好，知道的事情多，每当演出达到高潮，观众情绪高昂的时候，他们就发表演说，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朝鲜，又来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和滔天罪行，号召中、朝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救国，动员群众参加“反日大同盟会”。他们的演讲都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呼应。

爸爸李石远和哥哥李允凤也都参加了宣传队，做了很多的工作。远征宣传队，先后到汤原县境内的鹤立镇、连江口、太平川、格金河金矿、鹤岗煤矿，萝北县的鸭蛋河、嘟噜河和依兰北的农村等地，进行了四十多天的宣传。当宣传队进入佳木斯市时，中学的老师张耕野、唐若浦、董仙桥等老师也加入进来一起宣传抗日救国。经过宣传发动，在汤原中心县委管辖内的萝北、通河、富锦安邦河区等四个县，七个区，建立了反日同盟会，会员达四五千名。周围的汉族农民群众开始了解到了朝鲜族强烈的抗日欲望和行动，从而增强了汉、朝民族的感情和团结。那时，在汤原县太平川、格节河、黑金河、鹤岗、鸭蛋河等地的汉族群众中，也开始了建党工作，一大批汉、朝两个民族的群众骨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党员和党的组织，在后来的抗联队伍建设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9.18”事变以后，满洲省委指示：“各级党的组织要积极建立抗日武装，联合各方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

梧桐河流域的广大农村，由于地主、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及客观条件的限制，武装抗日的思想和行动还没能被广大农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再加历史所遗留的民族隔阂，组建抗日武装的工作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曲折。

此时，崔庸健同志根据省委指示，为了在饶河、宝清等地组建抗日武装而离开了梧桐河。因此以李春满为书记，以裴致云、金相国、李云健（张世振）、徐光海等为汤原县委成员，继续为组建汤原县抗日武装，，前仆后继的进行坚苦卓绝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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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22
洪水吞没了农民的血汗

1932年秋，梧桐河两岸的庄稼长势喜人丰收在望，农民们家家都在忙着筹划秋收。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老天爷和穷人过不去了，一连几十天的瓢泼大雨下个不停。很快，梧桐河、嘟噜河、蒲鸭河的河水猛涨，特别是松花江开始洪水泛滥，眼看一年的辛劳就要被洪水吞没了，心急如焚的农民日夜不停的守在稻田，尽力加固堤坝，但还是没能抵挡住猛兽般凶猛无情的洪水。
我们一家住在村南头的湖边，爸爸带着妈妈和哥哥都在田里抗洪，家中只剩下我和三岁的弟弟李学凤。

那天湖水也在猛涨，早晨已经往院里进水了，开始我并没有害怕，往年也遇到过这种情形，漫进院里的水，不久就会退回去的。可是这次没想到，到了中午，狂风大作，雷雨交加，从南边的松花江席卷而来的洪水，在我家的院子里翻卷着浪头冲进了屋里，我带着弟弟在水中挣扎，吓得嚎啕大哭。幸亏爸爸、妈妈和哥哥他们及时赶了回来，大家七手八脚把我和弟弟先抱上房顶，把仅有的“家产”小铁锅、破棉被和簸箕抢了出来。爸爸在齐腰深的水中东一根，西一根的捞来了好几根木头，手忙脚乱地打了个木排。就这样一家五口人上了木排在暴雨中漂行，爸爸控制着木排往学校方向漂，在途中遇到了刚从防汛第一线回到家里协同父母和妻子正与洪水搏斗的李振植，爸爸把他们一家四口也拉上了木排，人太多，爸爸和哥哥开始下到水里推着木排走。

当木排推到学校时，操场上的水也已经没到大腿了。学校是全村最高的地方，是全村人唯一的避难所。当我们一家到来时，这里已经变成了抗洪的战场。围着校舍，青壮年们正在分秒必争地抢修防洪堤坝，母婴和老少们正拼命的往校舍里挤，晚来的只好在操场的岗子上相挨搭铺，安置家什。

裴致云、李云健（张世振）、蔡平、崔贵福等党员同志挺身而出，指挥大家抗洪。提出的口号是：“团结奋战，修堤防洪，确保民众生命安全！”而且写成了标语挂在操场的秋千架上。领导这次抗洪斗争的是农民协会。青壮年都挖土方、扛草袋、打夯；儿童们也在老师的指导下给大人送水，替大人照看孩子，全村人形成了一个团结奋战的大集体。洪水在一刻不停地上涨，浑浊的河水打着漩涡冲击着堤坝，堤坝不时出现决口，农民们呼喊着拼命的去封堵。就在这万分紧张的当口，人们发现村南远处水面上驶来一艘白色的轮船。

“啊！救命船！是来救我们的！”人们兴奋的不能自己，雀跃着欢呼起来。

裴致云等领导同志看来也确信不疑，他们几位商量片刻后宣布：“大家不要急，不要乱，要按一二三村的顺序分别排好队，让老年人和母婴在排头，有组织地准备上船！”于是，农民们把活停了下来，忙着打点自家从洪水中抢出来的一些家用；母亲们东奔西走地呼喊自己的孩子，整个学校大院吵成了一片。

白色轮船越来越近了，眼看就要靠近学校，人们巴不得马上跳上船去。可是轮船却拐了个弯，向东北方向驶去，到福丰大院门前停下了。农民们都傻了，好像挨了一棒闷棍，心中的苦涩无以言表。人们只能望着福丰公司的地主们和几十名兵卒蜂拥而上，七手八脚搬上大大小小的箱子柜子，最后，连他们的狼狗也都上了船。那艘白色的轮船，船尾排放着翻滚的白沫子就这样绝情的开走了……。

看到这不顾农民死活的行径，农民们对地主军阀的仇恨达到了撕心裂肺的程度！许多农民咬牙切齿的高喊：“打倒地主！打倒军阀！”为了鼓励大家继续奋斗，李春满、裴致云二位同志先后讲了话。他们用眼前活生生的事实，进一步揭穿了剥削阶级的本性，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战胜眼下的洪水，将来要推翻这万恶的旧社会……农民们切实感到了在生死关头站在农民一边的只有共产党！村里的房子都被大水淹没了，极目望去，四周都是一片汪洋。农民手中仅有几条小渔船和木排，靠这些是无法冲破洪峰横渡松花江的。乡亲们只好继续在原地抗洪保命，待洪峰过去后再另谋生路。

我听大人们说，在那次洪水中死了近百人，死亡的牲畜更是不计其数了。
被洪水困了二十多天后，水位开始下降，洪水终于渐渐退下了去。

李春满、裴致云等领导同志召集各群团组织的负责人和骨干分子开会研究下一步的对策，然后召开群众大会，由李春满同志宣布了决定。他说，当前的大事，就是要保住全村人的生命安全和今后的生活有着落。眼下，全村庄稼颗粒不收，要想生存只有逃荒走奔他乡。村里决定有组织地分批逃荒，大家要自报去向，有亲投亲有友靠友。不论逃往何地，希望大家都能积极参加当地的抗日救国组织，继续为祖国的抗日救国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会后，家家都自报了去向。分别有安邦河、汤原新村、萝北鸭蛋河、汤原格节河和太平川等地。

我们一家是无亲可投，无友可靠的困难户之一。这类户编入了富锦县第五区安邦河的难民队。据说，这批难民队是有组织的，负责人都带有党团关系，他们分布这一地区的各村，有的还插入了汉族村，当时的分布情况大体如下：

安邦河、河西、河东村，以河西为中心；
河东村（汉、朝两族各半）又称草甸子村；
贺梦林村（贺梦林南一个小村）也叫马架子村；
杨树林子村（夹心子北）；
安邦河村（安邦河发源地在双鸭山河边）。

我们一家所属的难民队约有三十多户百十来口人，是个比较大的队。难民们乘木船分批来到松花江南岸的悦来镇，先在码头和大街上露宿了几天。有些久病的难民死在了街头，有些难民走不动留下来不想走了，剩下的难民携妻带子又走上了逃难的路。

衣裳褴褛，面黄肌瘦，生病的越来越多，行进速度十分缓慢。等到了苏家甸村的玉米地很多人不想再走了，也实在是走不动了。由于饥饿难忍大家七手八脚的掰苞米和烧黄豆吃。因为人多目标大，很快就被地主管家发现了。不多时，地主派来了全村的武装大兵包围了难民，威胁难民赔偿地主的损失。有几位农民上前解释，但语言不大通，情没求成反而惹来一顿拳脚。这还了得，本来难民对地主怀恨在心，现在在逃难路上还遭此打骂，新仇旧恨涌上心头，难民们怒火中烧，一个难民挨打，全体难民一哄而上，大家豁出去了，不就是个死吗？这时，地主武装支枪压弹准备开枪，事态发展极为严重。就在这紧要关头，带队的张在钟同志和李石远同志挺身而出，他们先拦住了怒发冲冠的农民。张在钟同志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他和李石远向地主管家说明了这些人都是逃难的难民，要不是饥饿难忍也绝不会吃庄稼，他俩劝地主管家，这些难民现在死都不怕了，不就是掰点苞米吗，日后等我们落下脚，一定回来还钱。

听了张在钟和李石远的解释，地主的管家终于发了善心，让大家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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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23
安邦河遇故人

一路忍饥挨饿，逃难的的人群终于来到了安邦河区的草甸子屯（今双鸭山市集贤县）。这是一个汉、朝两族杂居屯，有个地主兼中医叫梅雪堂的经营这里的土地，他雇佣自己的内弟张镇奉和另外两个人分管着土地、房产和商铺。

到了草甸子屯，各家都投奔亲戚朋友去了。我们无依无靠的一家，正在没有着落的时候，却在这里意外的遇见了曾在嘟噜河的火灾中帮助过我们的边氏一家。在嘟噜河村时，我家的房子被地主的二房东烧成灰烬，是边氏家收留了我们，妈妈还在他家生下了小弟弟。那年夜逃时我穿的开裆裤也是他家送的，这家人心眼好，我们一家人一直把边氏一家当作救命恩人。现在，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总算遇到了一个熟人，爸爸和妈妈都高兴地流出了眼泪。

边氏一家也是在我们家失火那年逃离嘟噜河来到这里安家的，这天听说村里来了逃荒的难民就出来看看，没想到竟然遇到了我们一家人。看到我家人衣裳褴褛，面黄肌瘦的样子，边氏夫人不由分说的就把我们家仅有的那点行李搬回家中，我们跟在后面连感谢的话也不知道怎么说好了，多灾多难的一家人总算又有个落脚的地方，又有了一个可避风雪的窝子，也许真就应了“天无绝人之路”的那句老话吧。

边氏一家的住房是一座小马架子，进了屋，南面是灶坑，北面是一条长炕。爸爸用秫秸在长炕上做了个间壁，边家和我们家在这条长炕上一东一西的住下了。然后在南面又另起了一个炉灶，两家人各用各的。

边氏夫妻三十岁左右，养育一男二女三个孩子，最大的七岁，最小的不满一岁。夫妻俩个子不高，但身体结实，都勤奋能干，家里家外收拾的十分整洁，他们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们说自己的父母是很早从朝鲜庆尚道来到中国的。

那天，可能是农历八月中旬。晚上月亮很圆很亮，再加下了霜，外面显得格外白亮。边氏人家给我们做的晚饭是二米饭和炖西葫芦，好久没有吃过这样又热又香的饭菜了，香的小弟弟连连说，好吃，好吃，我也吃的很香很饱，大家都很高兴。在野外奔波一个多月后，第一次在家中吃到这样的饭菜，吃得这样饱，香甜之余，我一下子感到浑身瘫软，好像喝醉了酒，倦意难忍，不知不觉中躺倒睡着了。

第二天，吃完早饭爸爸出去揽活去了，适逢大秋，可以去帮人家割稻子挣点钱。爸爸走后，我妈妈就问边妈妈能不能到地里拣点萝卜叶子什么的做菜粥糊口，边妈妈劝我妈妈先好好歇两天再说，可是妈妈决意要领着我和弟弟出去。看妈妈执意要去，边妈妈就告诉她，不远处有汉族人梅经理的地，那里有不少西葫芦可拣。妈妈高兴了，马上就要去。边妈妈无可奈何的背起孩子，领着另外两个孩子我们一起出发了。

走不多久，一帮人就来到了梅雪堂家院外，隔着栅栏我们看到了院内的砖房，这在当时人们的眼里是高档住房了。他家的院子是用柳条篱笆围起来的，想到院子里去，必须从大门口通过。这时，院内的两条大黄狗听到声音向我们汪汪的直叫，吓得我们几个孩子直往妈妈们身后躲，幸亏这时从院里出来一位中年人吆喝住了狗，并笑着告诉大家不要怕。

边妈妈点头鞠躬的和这个中年人说，李家人是逃难来到这里，实在没有可以吃的了，请行个方便，院里的西葫芦如果不要了，就送给我们吧，那个中年人爽快的答应了。我和妈妈们来到园子里一看，那里满地都是大个的西葫芦，虽然已经被霜打了，但满可以食用。妈妈不解的问边妈妈，这么好的西葫芦，他家怎么不要了？边妈妈告诉妈妈说，梅家人都住在城里，这儿只留两个老头看家，他们那些人都不稀罕这些玩意儿。妈妈听了特别高兴，这些好端端的西葫芦在灾民眼里，是要比啃不动的金子还要珍贵的多。

从那天起，娘几个连续几天往家搬西葫芦，每天晚上切成西葫芦片或者西葫芦条，在屋里屋外到处晾晒。就是这些西葫芦条救了我们一家人的命，一家人靠它熬过了一冬一春。等入冬后，妈妈又和哥哥允凤去稻田里挖老鼠洞，掏出洞里的稻穗，拿回家捣成碎大米，以西葫芦条为主掺点碎米做菜团子和菜粥吃。还到菜地里捡来白菜帮子或萝卜叶腌些咸菜就饭。也许真是“车到山前必有路”吧，我们那一冬总算熬了过来，比预想的还要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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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24
我认了一个干爹

我八岁了，农历十一月初五的那天，从秋收后打完场一直没曾回家的爸爸回来了。在回家的路上，还刨开冰窟窿捞来了几条老头鱼。父亲是一家之主，他不在家时，一家人心里总不踏实，他一回来，全家人都高兴地不得了。

晚饭时，妈妈用那几条老头鱼，放些大酱和辣椒，做了酱辣炖鱼，主食还是和往常一样的西葫芦饭，是以西葫芦为主，只放少量米粒的饭。只要爸爸在家，为了照顾爸爸的身体，每次盛饭时，妈妈总是把米粒较多的部分挖出来盛在爸爸的碗里，然后把剩下的西葫芦饭全部盛在大盆里，让孩子们在盆里各自“挖山”，这天晚饭，爸爸回来了，当然得照旧了。我家有个旧铜碗，是专给爸爸盛饭的，据说长期用铜碗吃饭能健身强力。我看到妈妈用那个铜碗盛了一碗米粒多的饭，就赶忙跑了过来，把饭端到了爸爸的面前，并把酱辣炖鱼也端了过来。我闻着那扑鼻的香味，不禁直咽口水。饭菜和勺、筷子都摆好了，按李家的规矩，得等妈妈来行过了敬天地之礼后才能动勺吃饭。过了一会，妈妈终于来了，她在饭桌边落座后，没等行敬天地礼，伸手把爸爸的饭碗端过来放到了我的面前。这一意外的举动，不仅使我发愣，哥哥李允凤也莫名其妙地瞪大眼睛瞅瞅妈妈和爸爸。爸爸只是笑着不说话，妈妈若无其事地行了她的敬天地礼，我有些沉不住气了：

“妈妈，这是怎么了？”

“嗯，听我说，今天是咱们小凤八岁的生日，爸爸也特意赶回来了。”

“是吗？！”我高兴得叫了起来。

“咱家也没什么好吃的，只有从老鼠洞里掏来的一些米，把平时给爸爸的饭，今天就给咱小凤吃……”

妈妈说到这儿，嗓音哽咽，流出了眼泪。我看看爸爸，他沉默不语，眼眶里也浸满了泪水。

“妈妈，这碗饭还是给爸爸吃吧，我不要。”

我知道爸爸干体力活，应该多吃些米粒。成年累月干重活的爸爸，嘴唇干裂，手指就像干树枝一样粗糙。妈妈常说爸爸为全家而操劳，应让爸爸吃的好一些。因此，孩子们从来没敢想过吃爸爸碗里的饭，也从内心里觉得那是理应属于爸爸的饭。

可是，年幼的小弟弟李学凤毕竟还不懂事，他馋了。

“妈妈，我也要过生日，姐姐不吃，我吃”。

“学凤，听话。等你四岁了妈给你过生日，单给你做好吃的……”

“不，我今天就过生日……”

弟弟哭了，我看弟弟好可怜，于是就开玩笑说：

“好吧，今天你先过生日，明年你的生日我在吃你的。”

听了我的话，爸爸和妈妈都笑了，后来，妈妈让我和弟弟分着吃，我又让哥哥也吃一点，哥哥可是一口也没有吃。

这饭，是用老鼠洞里的稻子捣成米后做的，吃起来，有一股奇怪的土腥味，但总比光吃西葫芦要香的多了，弟弟学凤吃的特别高兴。

“真好吃，真好吃，我要天天过生日……”。

又香又辣的酱老头鱼，加了米粒的西葫芦饭，一家人吃的又香又饱，许久不曾露出笑容的妈妈竟然又哼起了鲜族歌谣，爸爸也眯起了眼睛晃着头加入了进来：

桔梗哟，桔梗哟，桔梗哟，桔梗，
白白的桔梗哟长满山野，
只要挖出一两根，
就可以满满地装上一大筐。
……

我和弟弟拍着小手一起相合：

哎咳哎咳哟，哎咳哎咳哟，哎咳哟，
这多么美丽，多么可爱哟，
这也是我们的劳动生产。
……

这是我的第一次生日家宴，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后来，由于家境更加困难，弟弟和妈妈相继死去，李家再也没有谁过生日了。到部队以后，在那出生入死的战争年代就更无暇顾及自己的生日，解放后，由于工作忙，再加毛主席号召干部不要过寿辰，我作为党的干部，自然坚决相应主席的号召。因此，自从八岁的那次生日以后，直到七十岁，从来没有再过生日。我的老伴陈雷同志，也是从七十五岁以后，才在儿女们的坚持下在家里准备便餐过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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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25
小弟弟学凤病死

1932年的这一冬，作为一户逃荒的难民，我们总算没有流浪街头，至少天天都有西葫芦菜粥吃，吃饱了还有热炕睡，住房虽然小，但比起嘟噜河的那间四壁挂霜，满屋烟气的小屋不知能好上多少倍。能吃饱，能睡暖，对孩子们来说是莫大的福气。我和弟弟都吃胖长高了，爸爸和妈妈都很高兴。爸爸和妈妈经常长吁短叹地给我们讲过去了的苦难日子，告诫我们不要忘记苦难。因为讲的次数太多，左一次右一次的事情也就那么多，我们都能把那段历史一句不漏地背下来了。

到了春节，由于农民协会的关照，难民户也能做些大米面发糕。村子里还组织聚会和文艺演出，气氛热烈，玩的开心。

节后不几天，小弟弟李学凤突然发高烧，昏迷不醒了。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急得要命，后来看到他的脸上隐隐约约有些小红斑点，妈妈说这是要出麻疹。急忙找人弄了一些偏方，斑点出的多了些，这是好兆头，大家也就放松了警惕。妈妈为了照顾弟弟，连日操劳，那晚也睡过去了，谁都没想到，小弟弟那晚半夜自己起来感到干渴难忍，他爬到水缸边把凉水喝了个够，等妈妈发现时，弟弟已经喝完凉水了，这是要坏事的，急得她手足无措，等到天亮时，发现弟弟脸上的红斑开始退回去了，到了下午，红斑变成灰斑，妈妈天天流着泪护理弟弟，并用了许多可用的偏方，但是到了第五天小弟弟还是停止了呼吸！

妈妈痛不欲生地哭诉：“老天爷呀，你难道忘了我家学凤是到你那里报到过的吗？！妈妈是指我们兄妹几个胳膊上的记号。这个记号难道不灵吗？老天怎能把在大火中降生的儿子领走了呢？我的妈妈，这个一辈子虔诚地信奉老天爷的善良女人，第一次对老天爷产生了怀疑。

可怜的小弟弟，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多灾多难。他降生在火灾中，襁褓中就随父母夜逃，洪水后又随父母颠沛流离，他没吃过一顿好饭，他没穿过一件新衣，他没有一个玩具……

我和弟弟的感情很深，弟弟的降生为全家带来了欢乐。我和弟弟朝夕相伴，互相照顾，小弟弟聪明又机灵，非常讨人喜欢。在水灾后的逃荒路上，他走不动了，我还背了他好几次。我背他时，他把我比作马，逗得我笑个不停，背着他走路，像是做游戏，那开心的日子再也没有了……

病魔把小弟弟夺走了，我哭肿了眼睛，喊哑了嗓子。

当爸爸沉着脸，用草袋子拖着弟弟出门时，我死死扯住袋子不松手，哭着喊叫弟弟。但是抵不过爸爸的力气，爸爸把弟弟抢走了，那时我觉得爸爸太狠心了。

后来据哥哥说，爸爸把弟弟送到了安邦河的柳条沟里，因是冬天没能掩埋。从那以后，我天天侥幸地盼着弟弟能死而复生回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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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25
惨烈的抗日救国红枪会

1933年初，汤原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广泛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6.12”指示精神，派金相国、全华等共产党员，到富锦县五区“安区”（既集贤县，当时该区委在汤原县委直接领导下建立了党的组织）组织反日武装。首先为了解决枪支问题，进行了动员党员、干部和群众捐粮买枪的工作。

这一年的春天，日军在佳木斯以东的小城镇和农村，武装侵入强行没收农民的土地和枪支，引起了一场农民暴动。各地农民纷纷起来，自发组织了带有宗教色彩的红枪会、黄枪会、大刀会等反日武装。那时，党组织决定支持他们，并动员当地的党员和共青团员及革命青年积极参加红枪会。要求他们到红枪会里努力深入，抓住各种机会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党组织还发动地方群众，有力出力，有粮出粮，有枪出枪，积极支援红枪会。妇救会用大米面和玉米面加点盐或糖做成炒面，分别装入一个个小布口袋，送到红枪会的驻地康家村、沙岗等地。那时的主要进攻目标是驻有日军的集贤县，那里修有城墙和炮楼。

当时，朝鲜族较集中或同汉族杂居的村子有安邦河草甸子村、马架屯、河西村，往南有杨树林村、哈达密河和双鸭山的安邦村等。这一带的朝鲜族多是从梧桐河迁来的，这里的抗日救国群团组织比较活跃，我的父亲李石远，哥哥李允凤都是抗日组织里的人，积极参加各项抗日救国的活动。

朝鲜族的爱国者对红枪会带有宗教迷信色彩的一些规矩不大理解，但经党组织的劝说，同样履行了喝鸡血、烧香磕头等宣誓仪式。当时，除少数负责人持有长短枪外，其余红枪会队员们所持的全是红缨枪和大刀等原始武器。

在一个刮起龙卷风，尘土漫天飞扬的日子，红枪会开始了进攻，每一个红枪会员，都像是出征的勇士，鲜红的红布条在刀把上跳跃，大刀片寒光闪烁，漫天的尘雾中，勇士们被用马车和牛车送到离城墙几里路的地方。

那一天，我哥哥李允凤也义无反顾的加入了队伍。妈妈送走哥哥后，在家里坐立不安，她不停的流着泪，一会向天，一会向儿子走去的方向左一遍，右一遍地祈祷着什么。

据说，队伍开始进攻时，城内没有什么反应。红枪会的队员们误以为日军被他们吓跑了，于是纷纷议论说“这小日本真他妈的不抗打”。可就在队伍得意洋洋地推进到离城墙百十来米远的地方时，敌人居高临下，突然用机枪扫射。顷刻间，城墙下尸横满地，血流成河！见此惨状，队员们怒火中烧，许多人高喊着，“狗日的小鬼子，爷爷和你们拼了”咬牙切齿的冲向了城门，但是，一批批冲上来的人群都被敌人无情的机枪扫到在地！全华同志也牺牲在这次战斗中。因为敌人的火里太猛，队伍乱了，余下的幸存者，只能在烟尘血雾中跑了回来……

这是一场惨烈的战斗，也是一场愚昧的战斗，可以看出那时的抗日地下组织很不成熟。

金相国率领的人马，只剩下尹锡昌、李允凤、李钟玉、李贵学和汉族青年郎占海，他们几个浑身血淋淋地跑回了草甸子屯，他们是从死尸堆里爬出来的。

全村到处是哭声，不少人家的门框上挂起了白幡，阴云笼罩着草甸子屯。

看到哥哥李允凤死里逃生返回家，妈妈又喜又悲，她久久地抱着儿子，无言的泪水湿透了衣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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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26
妈妈病故了

哥哥李允凤离开了红枪会，妈妈心头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哥哥回来后，妈妈的情绪很高。她起早贪黑的拼命干活，每天清晨两三点钟就起身做饭，吃罢早饭就带着午饭出去帮人家铲地，晚上很晚才能回家，为的是挣点钱，好能再供哥哥上学。

有一天，中午下了大暴雨，妈妈在地里没处躲，没处藏，浑身都淋透了。她冒雨赶回了家，就一头倒在了炕上，发起了高烧。

妈妈卧床不起了，过了三天，她的胸部皮下出现了红斑，和弟弟得病时候差不多，爸爸托人弄了些偏方，也不见起色。又过了一天，那些红斑变灰，妈妈脸色苍白。到了第六天，开始上气不接下气，脉搏无力，一家人守在她跟前，毫无办法。最后，只听她说了声：“小凤，我……”话没说完就咽了气。

好像是天塌了一半，妈妈的死给全家人带来了无比的悲痛，那么能干，那么贤淑的妈妈怎么能说走就走了呢？我和哥哥允凤都哭成了泪人，爸爸也哭了，这是我长到九岁第一次见到的。

妈妈去世的那一天，是1933年农历5月21日。对她的死全村人都感到意外，这次患病前，妈妈是很健康的，全村人都夸她是里里外外无所不能的理家能手，而且她心地善良，很受人尊敬。她的后事是全村人帮助操办的。爸爸和任木匠用东筹西借的木板，打了一口不大的棺材，把她安葬在南山上的康家屯墓地。那年，妈妈才四十三岁，她比爸爸大三岁。

那一阵子，村里流行各种传染病，几乎每周都有人死去。妈妈死后不久，李贵学的母亲和父亲也相继病故了。贫病交加，在这生与死的夹缝中挣扎着生存下来，是极为艰难的。

送葬后回到家里，屋内显得空空荡荡，一股说不出的凄凉涌上了我的心头。再看看炕头那床被火烧过的棉被，想想妈妈走时连件新衣服都没穿不说，就连这床破被都没能带了去，我又忍不住失声痛哭了，爸爸和哥哥也一动不动地站在炕前，默默地流着泪。

这天的晚饭，是由同住东西炕的张云鹤妻子赵吉华和他妹妹张景信帮忙给做的。

晚上，我躺在炕上，心里难过，但说不出话。我看爸爸也直挺挺地躺着，没能入睡。

“爸爸，从明天开始，我来做饭吧？”

我这么一说，没想到哥哥李允凤也没睡，他抢过去说：“你会啥？我来做！”

“咳——你俩放心睡吧，饭，我做……”

爸爸的嗓音有些哽咽了。

我觉得应该安慰爸爸，应该承担家务活，自己已经九岁了，是能够承担的。

“爸爸，还是让我做吧，我都九岁了，我是女孩子，应该由我来替妈妈做家务活。”

“你还小，等你长大再说吧。”

“我已经不小了，你们放心下地干活吧，家里的活都交给我。”

“好吧，好吧，都睡觉吧。”

爸爸似乎同意了，哥哥没吭声，因为他已经睡着了。我小声的告诉爸爸鸡叫第一遍的时候叫醒她，那时穷人家没有钟表，清晨的钟点是靠公鸡打鸣来掌握的。鸡叫第一遍约摸两点多钟，第二遍三点，第三遍天就大亮了。

想到第二天就要肩负家务重任，我心里既兴奋又紧张，好久都没能入睡。后来，迷迷糊糊的她在睡梦中听到了鸡叫声，我猛然起身揉揉眼睛一看，还好，天还没亮。看到爸爸和哥哥都在熟睡，就悄悄地下了炕。当摸到厨房时，似乎看到有人在那里蠕动。难道是妈妈回来了吗？我不敢出声。接着，就看到有人划火柴点火，这才看清是准备做早饭的赵吉华阿姨。

我们两家的厨房隔着两三米相挨，平时两家差不多都同时做饭。等赵阿姨点好火，我从她那里借火点炉灶，为的是节省一根火柴，这天的淘米和下锅焖饭的水量，都是赵阿姨手把手教给我的。这样，我一生中的第一顿饭终于做成了，我迈出了承担家务的第一步。

这时，爸爸和哥哥都起来了，我高兴地向他们汇报了在赵阿姨的指导下做成第一顿饭的经过，爸爸也十分感激的向赵阿姨表示了谢意。赵阿姨夸我一教就会，是她聪明伶俐的好徒弟。

早饭后，爸爸和哥哥带上午饭下地干活去了。我把爸爸的一件上衣拿到河边去洗，可怎么洗也洗不干净。那时穷人家是买不起肥皂的，都是用农家的草灰水。我把衣服泡在河水中浸泡后放在石板上，用木棒子捶打，然后再用草灰水煮了后捶打，费了好大的劲才洗了一件衣服，但跟人家比，还是没有洗净，原来这家务活不是那么好做的。

有一天，爸爸下地时说中午要回来吃午饭。好久没有一起吃过中午饭了，我高兴地为爸爸和哥哥准备午餐。真想给他们做点好吃的，但家里除了青菜没什么好东西。我想早早做准备，就围上了妈妈的围裙，可那围裙太长了，能盖住自己的脚背。虽然太长了，但我不舍的把它铰短。

我把锅灶的火点着后，爬上大锅台往锅里下米，然后，按照赵吉华阿姨所教的手指量水法聚精会神地量了水。这时，我忽然感到腿热的反常，我隐约意识到了什么，急忙跳下锅台一看，灶口的火烧着了我的围裙，我吓得不知所措，火舌呼呼的往上窜，急得我乱扑打着喊叫起来。幸亏正在淘米的赵吉华阿姨闻声跑过来，她把盆中的水连同小米一起泼到了我的身上，弄得我从头到脚沾满了水和小米。火灭了，但我的左腿小腿肚子被烧伤了，肉色黑红，伤的不轻。赵吉华阿姨看到伤口后，赶紧跑去从酱缸里抓来一把大酱糊在了伤口上。今天这事，要是身旁没有赵阿姨，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过后，我和赵阿姨都感到后怕。妈妈的围裙被火烧掉了半截，赵阿姨风趣的说：“好啦，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再说把烧掉的围裙下摆铰掉了，小凤用长短也正合适，免得再烧出个好歹……”这样，妈妈的长围裙开始变成了我的短围裙。那件补丁落补丁的围裙，我一直用到了离开家的那一天。我左腿上的烧伤发炎了，过了好几个月才痊愈。过后，每当我看到那腿上的伤疤，都会想起那段悲伤的童年。

我们家在稻田边上高出来的一块地上，种了一些玉米和几样蔬菜。有一天，我和张景信、赵吉华阿姨到菜地摘了一些菜，我把菜用柳条筐装上，头顶上先垫上了用蒲草编的垫圈，赵阿姨帮我把菜筐抬上顶在了头顶。朝鲜族的小姑娘从小就要学习用头顶物品，刚会走路就要在头上顶小枕头，既是游戏又是锻炼。可我们一家颠沛流离的生活，使我没能把这个技能学到手。我用两只手死死抓住头上的筐，但还是不稳当，再看看赵阿姨她们，根本不用手把筐，走起路来甩胳膊甩腿一点都不耽误。我很羡慕她们的本领，为自己暂时还没有这本事而着急。她们几个人来到了河边，河上有用两根木头架起来的“桥”。赵阿姨她们很快顺顺当当过去了，平时我也多次走过这个桥，可是今天看到它，我一阵阵心里发毛，感到顾了头就顾不了脚，顾了脚又顾不了头，上桥后心情越来越紧张，小腿打颤，两眼发花。来到河中心，看到桥下的流水，只觉得木桥也在逆水而漂动，接着是一阵眼晕，就惨叫着掉进了河里。

幸亏是条小河，河水不深，赵阿姨和张景信奋不顾身地下河把我捞上了岸。她们给我往外控水，掐人中，不知折腾了多半天，我醒了过来了，难受的哭了起来，赵阿姨她们好心的安慰我，并把自己的菜分给我好能做晚饭。

这天夜里，我开始发烧了，嘴里不停的说着胡话。

我掉进河里回家发烧后，一连几天高烧不退，浑身无力，吃不下饭，睡不醒觉。昏昏沉沉的一闭眼睛就看见妈妈站在眼前，我又惊喜又害怕，是妈妈要来接自己走吗？爸爸和哥哥都在忙着建立地下联络站，赵吉华阿姨一直在护理着我，她出门时，给我舀一瓢凉水放到手边，让我渴了就喝一口，另外，还给了我一根栓有布条的长树枝，让有急事就摇它，以示求人帮忙。

这天，赵阿姨走后，我在昏迷中觉得有人来了，似乎又见到妈妈在我的眼前。

“妈妈，妈妈，我好想你啊……”

可是，我听到的回音却不是妈妈的。

“这孩子又说胡话了，看样子不行了。”

过了一会，又有人来了，看不清是谁，也数不清是几个人。我已经口干舌燥，说不出话了。

“没法子了，咱们试一试吧，反正这孩子眼看不行了。”

我隐约的听见有人说话，接着是有人扒自己的衣服，然后是用什么东西挑肛门，我只觉得浑身咯噔一下，并没觉得很疼。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赵阿姨把村里任木匠妻子甘炳善妈妈和金太雨妈妈等人请了来，为我进行了一次土法手术。这个土法手术是用马蹄针（缝麻袋用得大粗针）挑破肛门里的静脉血管，尽力挤出里面的坏血，然后往伤口上抹火药（猎枪子弹里面的），最后用破棉絮堵上。

几个妈妈在手术时，说我的血管都开始发硬了，已经晚了，并说得的是水土病。

谁曾想，这种极为拙劣的土法手术居然带来了起死回生的意外效果！我退了烧，神志清了，肚子开始饿了，进食后能起身了。

爸爸还是每天出去开会，准备建立联络站，没功夫照顾我，哥哥趁挂锄空间到河北岸打草做土坯，准备在汪海屯前的河边盖房子，李贵福也在旁边搭了个马架子。这一段，我病好不久又患了痢疾，直到十一月搬进新房时才见好转。自从妈妈病故后，我也同病魔搏斗了五个月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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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26
建立地下联络站

组织上决定要建立一个同汤原中心县委联系的地下联络站，站址设在汪海屯，汪海屯是从江北来往的中心点。组织上选定爸爸李石远和任春植、李贵福三户迁居过去。靠近汪海屯的安邦河北岸，有荒草甸子和湖泽，那里可以开荒种水田，所以，打完场这三户人家就搬了过去。

有几天晚上，从汤原县陆续来了李春满、金相国、张太华，尹成杰、朴英善、裴顺姬、张道进、赵永子、陈炳祚、张英华等同志，他们是汤原县委派到安区工作的工作组。他们在汪海屯住了两天，开完会分赴各村。李春满、李仁根、朴英善到杨树林村（夹心子北侧），尹成杰、裴顺姬、陈炳祚到草甸子村，金相国到贺梦林马架子村，张太华到哈达密河屯。

李春满任安区区委书记兼宣传部长，金相国负责军事，朴英善任区妇联主任。
附历届区、县委书记名单：

第一任区委书记——张在钟
第二任区委书记——李春满
第三任区委书记——李石远（兼组委）
第四任区委书记——任春植
第一任县委书记——李春满
第二任县委书记——张道进（后来作城市工作）
第三任县委书记——王永昌（代）
第四任县委书记——刘忠民

工作组到任后，立刻开展了组织人民武装队伍的工作，大家都很忙。爸爸也到各地参加各种活动很少回家，基本顾不上家里的生活了。

搬到汪海屯后，那年的粮食收成还不错，但是债务太重，交完租粮再抵债，家里只剩下稻种和从菜地收来的几十斤玉米和黄豆。

哥哥也经常出去演出和搞侦查活动，只剩我一个人看家，好在任春植的媳妇甘炳善妈妈在家，彼此还能互相照应。

有一天，哥哥回家看到断粮了，他就到安邦河河套的草甸子上下了套子（打野物的工具），套子里面吊了一只死鼠。哥哥胸有成竹地说一定能逮住几只黄皮子（黄鼠狼）。第二天一大早，我跟哥哥去查套子，一下子逮住两只大黄皮子，我们哥俩都很高兴。我觉得哥哥真了不起。哥哥说，一只卖了去买小米；另一只卖了去买一支小枪或一些零件。我说，买枪有啥用，不如哥哥去买双鞋。

听说苏家甸有集市，到那儿能卖黄皮子。我俩拎着两只黄皮子，顶着凛冽的西北风来到了苏家甸集。在一条马路上，两边一溜摆着粮食、山货和杂物，有买有卖的，好不热闹。哥哥找一个卖小米的人讨价还价，最后用一只黄皮子换了六十多斤小米。

那天晚上我们俩高高兴兴地焖了一锅小米干饭，吃得很香很饱。

过了两天，哥哥拿来一些什么零件，说是做枪用的。我猜到了，肯定是用那只黄皮子换来的。哥哥和李贵学他们动手做枪了，我问他们做枪干什么？他们说是秘密。我再问是不是打猎用的？李贵学说是打狗腿子用的。

“噢，那一定是打死坏蛋的啦？”

“不许再问！听到没有？”哥哥李允凤严厉的制止了我。

这一冬还算消停，没有事故也没人生病。我开始长个了，由于贪长，特别能吃，尽管省着、省着，眼看着小米袋子还是慢慢变小了，我盼望着哥哥再下套子，再套几只野物，好补贴家里的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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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27
创建汤原游击队

汤原游击队的创建，同安邦河地区的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

1932年，在以梧桐河流域为中心的松花江两岸农村中，展开了动员党员和革命群众献粮献物购买武器的活动。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共买下十多支长短枪。1932年农历十月初十，40多名党员集结在汤原县城北的半截河村，宣布成立了汤原反日游击队，李云健任队长，裴致云任政治委员。

游击队成立的第一项任务是袭击梧桐河的福丰稻田公司自卫团，以便夺取他们的武器来壮大自己。但是，消息走漏了。福田公司先有了准备，他们一面收买一些土匪造谣，说游击队都是些高丽棒子（指朝鲜族人），是日本走狗，他们要造中国人的反，另一方面，暗中布下了罗网。

游击队的枪都藏在梧桐河边一个姓陈的老乡家中，由于消息走漏，好不容易弄到手的十多条枪，全叫敌人抢走了，好在没有人员伤亡，真是出师未捷，鸡没抓成，倒丢了一把米。

初战失利，队员们没有因此而灰心。县委也鼓励全体队员要坚定信心，坚持斗争，只要有党的领导和坚强的战士，失掉的武器是还可以夺回来的。  

当年11月间，党组织又派共产党员和一些抗日救国会会员到伪军中，去做伪军的反水工作。同时，继续进行宣传鼓动，积极筹资买枪。到1933年，用农民群众捐献的稻子和钱物，又买了十多条枪，再一次的组织了抗日游击队。组织上派懂汉语的优秀党员裴锡哲同志，率队到格节河一带，去争取那里的“老来好”土匪队。当裴锡哲等同志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大业时，土匪头子认为这支没几条枪的游击队是空喊抗日口号的，所以根本没有信任他们。那时这支土匪队是个纪律松散，个个抽大烟，经常抢走老百姓东西的一群乌合之众。

面对这样的土匪队伍，我们一没有统战经验，二又缺乏耐心，游击队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命令他们不准抽大烟，不准抢老百姓。土匪们根本不理解为什么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抗日斗争，也不理解他们的自由和利益为什么要受到游击队的强制性限制。他们对游击队起了疑心，僵持了一段，结果，游击队打入到“老来好”不到三个月，不仅没能争取土匪，反而被他们缴了械。裴锡哲等七位同志壮烈牺牲，游击队再次遭到了挫折。

血的牺牲，血的教训，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擦干身上的血迹，在汤原县委的领导下，党员干部都表现了百折不回的斗志，同志们宣誓：

“为死去的烈士报仇，不把小日本赶出中国，誓不罢休！”

1932年末到1933年初，中心县委又先后派共产党员徐光海（鲜族）和裴敬天（鲜族）、金宗瑞（鲜族）、宋乃振（鲜族）四人，分别到萝北县鸭蛋河（今凤翔）一个叫“阎王”的义勇军部队和“青山”、“占中央”等山林队去宣传党的抗日政策，争取和团结他们接受党的领导，积极投入抗日活动。同时，组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思想坚定的青年40多人（大多是模范学校的学员），随时准备武装起来。

日军这时已经占领了交通要镇鹤立等地，白色恐怖笼罩着全东北，县委转入了地下，办公地点设在鹤立镇北七号桥后山的山洞，游击队在这座山的另几个山洞里，白天住洞，夜间出来活动。

1933年的中秋节，发生了一件震惊全东北的《8.15事件》。

中秋节的前夜，县委书记裴致云（鲜族），县委组织部长崔圭福（鲜族）等同志，半夜进村召开了地方干部会议，研究分析敌人的动向和群众的情绪。在会上，村干部谈到本村的李元晋（鲜族）、李光稿（鲜族）、金英振（鲜族）等三户人家不辞而别地搬出了鹤立镇的可疑现象，大家都觉得必须研究对策，但是万万没想到事情竟然来的那么快，大家正商量对策时，敌人已经包围了他们。后来才知道正是李元晋他们去鹤立镇投降后，趁夜把敌人领来的。

这次事件我的老师金宗瑞同志（曾任牡丹江拖拉机厂副厂长）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回忆：

八月十五那一天，住在洞里的金道植同志出去解手回来说，村子里狗叫人喊，乱成了一片。我们出来往村里看去，天刚蒙蒙亮，只听人声，看不清什么情况。等到太阳出来以后，我们拉开距离，悄悄进了村，这才知道，半夜去村里开会的干部和全村村民都被日本宪兵队给抓走了。后来有人说，领来日军的是几个叛徒走狗，他们几个没有枪，穿上了日军军装，但都戴着口罩。人们猜测他们几个准是不辞而别的新村富农李元晋、李广稿和金英振。

面对这种形势，党组织立即决定把在村里难以隐蔽的人员都紧急转移到山上去。这天晚上，我们四十多人集合在洞外，这四十人中有七、八名汉族同志。随即宣布了负责人名单。队长夏云杰（汉族）、副队长戴洪滨（汉族）、参谋长李云健（鲜族，外号张大个子）。当时全队四十多人只有七支枪，其中有两支手枪和一支猎枪，其余三十多人都是空手，发枪时，我荣幸地分到了一支连珠枪。大家讨论了是和敌人打还是转移，最后决定，因敌我力量悬殊，硬碰只能全军覆没，只能寻找时机再战。队伍迅速的离开了山洞往西走，途经沿路村庄时，看到村中农民住房的门窗大都遭到了破坏。日军的那次大搜捕是在汤原县的格节河、校屯（现在俊德）、七号村等地同时进行的。敌人企图一网打尽我党的地方组织和党员，把几个村的青壮年和老人全部（300人左右）抓起来，用车拉到鹤立镇日本宪兵队。他们利用叛徒辨认，指认出了县委书记裴致云、组织部长崔圭福、县委委员妇联干部金成刚（女）、共产党员丁重九、丁日、孙哲龙、金术龙、李振植、共青团干部石光信（女）、柳明玉（女）、金峰春以及革命群众柳仁化等十二名同志，敌人把这些同志关进了宪兵队后院大仓库里。

以裴致云为首的十二位同志，毫不畏惧，英勇顽强宁死不屈地对抗了敌人的残酷刑讯。时至深秋，北方的天气已经很冷了，同志们穿的都是单衣，敌人的酷刑和彻骨的寒夜，都没能动摇同志们的气节！

“你们还要抗日吗？！”敌人嚎叫。

“只要你们不滚出去，我们就抗日到底！”

这是同志们异口同声的回答。

于是，敌人暴跳如雷，加重了酷刑。他们用竹签子刺指甲缝，用火钩子烧肉体，再用皮鞭子劈头盖脑地抽打，晕过去了就用一桶凉水浇醒了再打，打得同志们个个都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但是，敌人的严刑没有得到丝毫的效应。于是敌人又换了个软化手段，在仓库里用留声机放黄色歌曲。他们借这靡靡之音的氛围，提审年轻姑娘柳明玉和石光信。

“怎么样？你们都年纪轻轻如花似玉，找个丈夫结婚，安安乐乐地过小日子多好？跑出来抗什么日，何苦呢？”

“你们这些叛徒狗汉奸听着！你们甘心披着狗皮过狗一样的生活，而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人，我们要为祖国和人民的自由，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而斗争到底！”

同柳明玉和石光信一起受审的还有金成刚同志（李在德的母亲），敌人逼她说，只要把女儿李在德交出来就放她回家。

“我女儿上山了，是叫你们逼的，她是去打你们日本鬼子的，总有一天她会凯旋归来！强盗们，你们等着吧！等着……”

三位女同志坚贞不屈的铿锵回答，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软化诡计。无计可施的敌人只好又把她们毒打的奄奄一息后扔进了牢房。这时，裴致云和崔圭福带头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强盗滚出去！”等口号，牢房里同时响起了高亢悲壮的《赤旗歌》：

……
民众的旗，血红的旗，
收敛着战士的尸体；
尸体还没有变得僵硬，
鲜血已染透了这面红旗。

我们要永远高举这面红旗，
我们要永远前进决不后退，
牢狱和断头台我们不怕你！
这就是我们的一曲告别歌。
高高举起呀血染的红旗，
在这旗帜下，我们已发誓，
胆小怕死的，要走你就走，
我们定要誓死捍卫这面旗！

歌声像似一把利剑，直刺敌人的心脏，令他们胆战心惊。

四十多天的突击刑讯，敌人是枉费了心机。同志们不仅没有一个屈服，反而变得更加坚强了。毫无办法的日本宪兵队和特务们，害怕游击队的袭击，未经宣判偷着把十二位同志活埋在宪兵队的院子里。

裴致云等十二位烈士，为祖国和民族的解放事业，英勇的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他们表现了高尚的革命品质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中的崔圭福和石光信（女）还是一对订了婚的情侣。

以上是金宗瑞同志的叙述，多少年过去了，想起那段往事，他仍旧悲痛不已。

这次大屠杀事件后，地方儿童团宣传队发动了以此事件为主题的宣传攻势。他们在松花江两岸农村撒传单、贴标语，揭露了日本侵略者野蛮的罪行和叛徒们可耻的嘴脸；热情歌颂了十二位烈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引起了两岸汉族、朝鲜族群众的强烈反响，激发了人们坚决抗日救国的决心。

许多地方党组织，利用各种形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积极组织募捐和集资活动，有利地支援了游击队。只有四十多人七条枪的汤原游击队，在日寇的残酷屠杀和镇压下，怀着阶级仇、民族恨，更加坚定了抗日到底的决心。

1934年1月，汤原游击队智缴了萝北县鸭蛋河（凤翔）伪自卫团的武装，这是一次早有准备的行动。

早在1933年7月，汤原县委先派徐光海、宋乃振（老杨）、金宗瑞和李凤林（汉族）等人去当地的一个报号“阎王”的土匪队，去做争取、转化工作。这次工作吸取了在“老来好”那里吃过苦的失败经验教训，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阎王”队里的成员对徐光海同志不图名利不贪财的举止，既不理解，但也不能不佩服。徐光海以共产党员的模范行为影响和感化了这支队伍，他在“阎王”队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进而使抗日的主张得以在全队得到认可。等到鹤立镇的“8.15”事件发生后，只有七支枪的游击队急需补充枪支。于是，汤原中心县委派李云健和戴洪滨率领游击队北上赴鸭蛋河，解决武装枪支。

这次行动是智取，首先，徐光海协助鸭蛋河区委书记李凤林从“阎王”队借了两支短枪。就在腊月二十九那天的下午，游击队40多人的队伍分成了两批，一部分留在城外待命，另一拨就化装成老百姓进城。区委书记李凤林和地下交通员宋殿双等人假装讨债打架，他们有意把衣服撕破，脸上涂点猪血，厮打叫骂着要找镇长去评理。他们的后面是装成看热闹劝架的戴洪滨、王居选等男队员和裴成春、李在德、朴英善、李恩淑等女队员。等这一大帮人连吵带闹的来到自卫团门前时，哨兵认识李凤林，李凤林在当时有地产、有房屋、有骡马，受党组织安排已与伪自卫团长高奎一拜了把兄弟，平日常出入自卫团。所以哨兵没有阻拦这帮人。人们一轰进院的同时，有人先缴了哨兵的枪。这时，伪自卫团长高奎一正领着一伙人打牌，李凤林和王居选迅速的用枪顶住了伪团长，另外的同志到屋内向自卫团员们支上了枪，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挂在墙上的20多条枪已经被游击队员抢到了手。就这样没费一枪一弹，这次缴械顺利成功了。当天晚上，李凤林和宋殿双两家抛弃了全部家产，在组织的安排下，转移到了汤原县太平川，追击上来的敌人，也被游击队给击退了。

当年10月，徐光海同志率领“阎王”队的21名义勇军队员加入了汤原游击队，徐光海同志担任了汤原游击队副官。从此，汤原游击队很快发展壮大。到1936年编入东北抗联第六军，驰骋于松花江两岸、大兴安岭、完达山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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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28
哥哥参军进了山

1933年汤原县“8、15”事件后，冬天县委派李春满、金正国、张太华等人组成一个工作组来到富锦县安邦河组建游击队。他们变卖了筹集的粮食先买了一支德制八发匣子枪，准备去集贤县缴地主汉奸李海自卫团的武器。

工作组事先做了不少工作，先是派金正国、张太华等人给李海送去一车大米，并同他拜了把兄弟。到1934年正月十六，军事负责人金正国和区委书记李春满等7位同志，以拜把子兄弟的身份，带着一些烟酒糖果之类礼品进入了自卫团，在外面待命接应的有张显庭（原名张在荣）同志率领的20多名少先队员和青年团员，只要里面的7位同志制住李海后向外面抱暗号，外面的同志就闯进去，用自卫团的武器武装自己，然后骑上自卫团的马奔完达山，在七星砬子建立后方密营，以完达山一带为根据地进行抗日活动。计划倒是蛮好的，想得也很远。但是同志们低估了这个汉奸地主，他对这几个同志并不相信，早就有防备，顺利打入的7位同志正跟李海谈话时，因缺乏经验漏了马脚，致使敌人先动了手，李春满、陈永春、张太华、李春达、金奉书、李春成当场被敌人杀害了，金正国同志以尸体为掩护，趁敌人追赶外围队伍时从敌人手中夺来一支枪，打死那个敌人后越墙脱逃而幸存下来。逃脱后他同李允凤、尹锡昌等会合往北撤，直奔原定地点汪海屯我们家。

过了春节后，爸爸领着人天天在家开会，后来又来了李春满、金正国等领导同志。他们开会时，我就在柴禾垛上放哨。李春满、金正国来不久就走了，过了两天，爸爸、哥哥和任木匠一家人也都走了。我不知道他们都去做什么，我问爸爸，爸爸也只说：“小凤听话，好好看家，办完事爸爸和哥哥就回来了。”

我们家的住处很偏僻，只剩下了自己我感到十分不安。夜间，经常有逃跑的人路过我家，甚至一些土匪团伙也到我家落脚吃过饭。出事的那天夜里，我觉得格外的害怕，不敢进屋，就爬到柴禾垛子上远望河套方向，那是爸爸和哥哥离去的方向，望着、望着，我看见月光下远处出现了黑点子。我想或许是哥哥李允凤回来了吧，就迎着那个黑点子跑了去。

跑着跑着，我看到那个黑点子变成了长长的一溜黑点子。我忘记了害怕，等跑到了黑点子跟前一看，原来是安区的抗日少年先锋队在张显庭指导员的率领下回来了。从他们急促不平的呼吸声中，我觉察到出了什么事。就站在一旁急切的问哥哥在哪，可他们只是无声的继续往前走。我着急了，大声叫喊着哥哥的名字，声音里带着哭腔：“李允凤！哥哥！你在哪？”这时我听到了尹锡昌的声音，他小声告诉我说哥哥在后边。我离开他们继续往后跑去，果然又遇到了几个人，就又喊叫着哥哥的名字，这一回终于听到了哥哥的回答，哥哥不让大声的叫喊，并让我赶快回家。我看到是金正国领着哥哥和另外几个人走在一起。我小声的问哥哥出了什么事？哥哥说没啥事，让我快回家做饭，说吃完饭他们还要赶路。

来到我们家里后，这一队人马上聚到屋内开会，哥哥出来问家中还有多少小米，我把小米袋子拿给他看，哥哥还问有没有咸菜，然后，他把小米袋子里仅剩的三十多斤小米全部倒进大盆里，让我全都下锅做上，并说他们吃完还要带走一些。哥哥又到菜窖里取来了大萝卜，让我多做些汤。我急急忙忙淘米下锅，切萝卜丝熬汤，因为没有肉又没有油，汤里只能放点咸盐。

我不停的往灶里加柴，火势很旺，两口锅都开了，心也像开了的锅一样翻腾，我不住的揣摩着哥哥们到底出了什么事？还要上哪儿去？

后来才知道当天在李海那里事情败露，只有金正国一个人逃脱，在外面等信号的少先队突然遭到了敌人的追击，毫无战斗经验手无寸铁的20多名青少年，只好后撤。幸好金正国赶到，他和张在荣（张显庭）指挥少先队分两路甩掉了敌人的追击，这才来到了我们家。

在撤退时，李允凤和尹锡昌跑得太热，把棉袄都不知道扔哪儿了，到家时他俩都没有棉袄，只穿着单衣。虽然是刚刚打了春，可是还在五九、六九的天气里，那天还是嘎嘎的冷，没有棉袄是要冻死的。看到哥哥丢了棉袄，我急得哭了起来。哥哥安慰我，说自己有办法，他说可以穿父亲的旧棉袄。

听了这话，我又差点笑了，亏他想得出来，爸爸的旧棉袄，那是一件什么样的棉袄呀？那是爸爸打场时穿了多年，破的不能再破的名副其实的破棉袄，坏口处挤入的稻糠比棉絮还要多。但哥哥还是把它找出来穿上了，才十六岁的哥哥穿上身高一米八的爸爸的棉袄，实在是太肥太大了，像是半截大衣。可哥哥有办法，他找了一根草绳系在腰间，他说这样既不逛又保暖。他脚上的胶鞋也开了口，他又穿上父亲的旧靰鞡，打上了绑腿。哥哥的问题总算解决了，可是尹锡昌的问题怎么办呢？我们家里实在再也没有什么可御寒的衣物了。尹锡昌也有办法，他求我到马架子屯的家里取来一件棉袄，可夜里我怎么敢一个人去呢？后来，李贵学说他可以把我送到村头，等我进村把衣服取出来后再陪我回来。

我们两个人一路小跑到了马架子屯，李贵学在外面隐蔽处等我，我去尹锡昌家取衣服。好不容易敲开了他家的门，五经半夜的各家都睡熟了。她家老太太听说我要替尹锡昌取棉袄，嘟嘟囔囔的说，前两天刚换的新棉袄怎么又要棉袄？我灵机一动，便说尹锡昌在给人家干活，不舍的穿新棉袄，要旧的，那件新的以后送回来。

我们拿到旧棉袄回家时，队伍正在屋里吃饭，我把衣服交给尹锡昌后就去找哥哥：
“哥哥，我也跟你们一起走，别把我扔家了。”

“不行，你跟不上。这次我们行动，敌人骑马追我们，连我都跑不动，没看见棉袄都扔了吗？你行吗？”

“我行，我一定行，爸爸老也不在家，你也走了，只留下我一个人，我咋办？”

我忍不住心头的凄凉，竟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哎——！”哥哥捶胸叹了一声，他的眼眶里充满了泪花。

看到这情景大家都很着急，张显庭过来安慰哥哥别着急，尹锡昌和李贵学过来哄我。

“凤仙，我们是上前线要打仗的，过两年等你再长大一点，我们牵着大马来接你，你说好不好。”

经他们俩这么一哄，大家也都七嘴八舌地附和着说到时候一定赶着大车来接我，我不哭了。

听了哥哥们的亲切话语，我的心里暖和了不少，但还是半信半疑不大放心。

“到时候，你们不来咋办？”

我这么一问，哥哥们都伸出了小手指头说：“那，我们是这个！”

我忍不住扑哧笑了一声，虽然笑了，但心里却感到了说不出的苦涩。

把我稳住以后，他们继续开会了。我站在过道上以无限羡慕的目光看着他们开会，过了一会，他们举起了拳头，开始宣誓了：

“我们抗日救国少先队，我们抗日救国青年团宣誓，

不怕流血！不怕牺牲！我们要为抗日救国而斗争到底！”

宣誓之后，他们压低了声音唱起了少年先锋队之歌：

“走上前去啊，曙光在前，
同志们奋斗；
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
勇敢向前迈着脚步！
要高举着少年旗帜，
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他们的歌声越唱越高昂，这歌声回荡在安邦河畔的夜空。

唱完歌，队伍到门口雪地上集合了，在月光下他们排好了队，压低声音报数，总共是20多人。他们之中，只有几个是二十出头的，其余全是十六岁左右的青少年。他们是金正国、张在荣（张显庭）、尹锡昌、李贵学、李钟玉、陈炳祚、李钟学、张在满、李文浩、李贵燮、余德铉、朴京都、尹忠根等人。哥哥李允凤是1918年出生的，属马，年仅16岁，就在这一夜，他宣布自己改名叫李云峰，他说自己要像山峰一样的坚定。

这支队伍在共产党员金正国、张在荣（张显庭）等人的领导下，扛着抗日救国的大旗出发了，他们披星戴月，冲破重重艰难险阻，一路向西，走过了万里河，越过了卧虎里山，踏冰过了松花江，从小兴安岭东角格节河登山，在山里终于与夏云杰任队长，李云健（张世振、张策）任参谋长的汤原游击队会师了。

那天夜里队伍出发时，我跟随在哥哥的身边，拉住他的手，流着泪走到了村西头。哥哥一再说他们很快会回来，让我快回家去，就在村西头，我跟哥哥他们告别了，他们踏着厚厚的冰雪走了，唰唰有节奏的脚步声渐渐远去，小小的队伍也在月光下远远的消失在黑色的天幕里。

我含着眼泪，目送他们之后，仍站在那里久久地眺望着队伍消失的远方。不知过了多久，突然感到全身发冷，手和脸都发木了，哎呀，不得了，弄不好要冻坏的。我回望四周，那轮清冷的月亮已经偏西，冷风呼啸，把房顶上的草都吹得直挺挺竖起来了，冷丁一看真像是一个个怪人群立屋顶，不禁打了个冷战，赶紧往家跑。

屋里的小兽油灯奄奄一息，屋里各个旮旯都显得特别黑暗，哪儿都让人打怵，我不知该往哪藏身，厨房一会，炕上一会，就这样来回躲了好几次，最后还是到厨房里钻进了躺在那里的小黄牛的怀里，在这才觉得有些安全感和些微的热气。于是，我就和小牛犊为伴，在小牛犊的身边睡去。

第二天早晨，任木匠的妻子甘炳善妈妈领着孩子从婆家回来了。不一会，任木匠也急匆匆来到我们家，他说爸爸现在河西村，敌人要对这一带进行搜捕，过会就很可能进村，所以大家得马上撤离这个地方。

大家很快收拾了东西，可任木匠又说得南边给信才能确定往哪搬。于是，大伙又提心吊胆的躲起来等信儿。焦急的等了两天也没等到信儿，到第三天，从南边来人说敌人把河西村、杨树林屯等地的所有大人都抓走了，总共一百多人，其中也有我爸爸李石远和张在钟等同志。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惶恐不安，我惦念爸爸的安危，眼里含着泪，在任春植的带领下，到苏家甸北甸子屯（汉族屯）避了十天难之后，听到风声不紧了才又回的家。

夹信子村李海事件失败后，这是敌人进行的一次大搜捕，他们抓来一百多人后，关进了集贤镇的北大营炮楼里。通过审讯甄别后，只留下朴英善（女）、赵永子（女）、李满树、李敬石四人送进佳木斯监狱。其余的我父亲李石远和张道锦、张在钟等所有人都获释回来了。这是集贤镇宪兵队中的我方地下工作者崔树林（汉族）同志积极串联一些商界名人作保的结果。被送进佳木斯监狱的四人中，朴英善和赵永子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李敬石和李满树二人则向敌人自首后出来的。为了确保革命群众和干部的安全，六军一师部的人秘密的把他们俩抓起来处决了。
安邦河地区的工作，由于敌人的疯狂镇压和主要领导干部的牺牲而转入了地下。组织上把一些革命群众和干部疏散到了一些汉族村和外县。我爸爸被安排到桦川县悦来镇码头，当了临时搬运工人。当地的抗日救国儿童团，也没人领导了，只好等待汤原中心县委再派人来整顿组织开展工作。

那段日子，村子里显得空空荡荡，我的心里也十分的难过……

1934年正月十六日集贤县、安邦河区夹信子事件中牺牲的烈士名单

李春满：朝鲜族，原籍咸镜北道。1928年在南满从事反日运动。1928年在梧桐河村，同崔庸健等人组织农民运动，办军政干部学校。1933年汤原县委派他担任安区区委书记，牺牲当年约35岁。

陈永春：朝鲜族，庆尚道人，1928年在梧桐河模范军政干部学校担任教员，同崔庸健等人一起组织农民运动，并参加中国共产党，1933年担任安区区委宣传部长。牺牲时27岁。

李春达：朝鲜族，黄海道人，逃难到中国东北。1928年在梧桐河崔庸健领导下办的松东模范学校接受训练，毕业后参加革命活动。1932年入党，负责地方群众工作，牺牲时24岁。

金奉书：朝鲜族，庆尚道人。1926年逃亡来中国，后被招雇到梧桐河为农，1928年参加梧桐河军政干部学校，毕业后从事革命工作。1933年随同李春满来安区组织抗日武装，中共党员，安区区委委员。1933年派他到集贤镇内做购买枪支、子弹等工作，牺牲时28岁。

张太华：朝鲜族，庆尚道人。梧桐河军政干部学校毕业生，精通汉语。1928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1933年冬汤原县委派到安区创建游击队，负责汉族群众工作，牺牲时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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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29
与牛为伴的日子里

在我们家里，唯一与我为伴的是一头小牛。这头牛，原是外号叫“山东王”一个邻居家的。这头牛落在我们家，其中还有一段事由。

那是1933年的冬天，山东王打完场去集贤镇卖粮，在回来的路上被妻子的情夫用斧头砍死了，当夜，那个情夫赶到山东王家，急急忙忙地把山东王之妻用马爬犁拉跑了。那年月兵荒马乱的，民不举官不纠，跑也就跑了。第二天早晨，屋外是大雪纷飞，我和哥哥到屋外一看，发现邻居老王家的烟囱怎么没冒烟，我们哥俩拉开屋门往里一看，屋内空无一人，可他家的老牛却生了个小牛犊，小牛犊冻得浑身发抖。我和哥哥赶紧把老牛母子牵进屋里，喂水喂料好顿忙乎，老牛母子得救了。后来组织上决定把这一老一小两头牛寄放在我们家里，作为村里的公用牛，实际上是组织上寄存于我们家的财产。春耕秋收大家都用它，秋后大家再用粮食缴纳适当的役使费，以供买枪等所用。

送走了哥哥后家里早就没米了，每天靠着一些冻白菜，冻萝卜充饥，人是不能一点米粒都不吃的。好多日子没见着米，我有些受不了啦。有一天，我到场院上去寻摸，发现那儿有一堆没脱粒儿的稻子，可能是因为草籽太多，几乎三分之一是稗子，主人嫌麻烦留下的吧。我看了挺高兴，咋说也是粮食啊，我用树枝做了把夹子，拣稻穗往下撸稻粒儿，差不多撸下来一麻袋。我们村子里没有碾子，要到南村（贺梦林村南）小马架子村才能碾米。我回家往花轱辘车上套上老牛，拉上稻子就去马架子村了。去的路上还算顺利，那头老牛非常听我的话，小牛犊颠颠的在旁边跑得也很欢。到了那里因为碾子只有一个，白天归本村人优先碾米，外村人只能在晚上借光使用。我去时张景信家正在用，等他用完，天色已经晚了。我套上老牛后开始碾米了。碾米也是有讲究的，碾不好会把米都碾碎的，要想米粒儿完好无损，就得不停地把被挤出碾盘边上的稻子往里扫进去，让稻子保持适当的厚度。这些都是张景信大姐姐教给我的，张景信看到我基本上会操作了才放 心走的。

一般碾米都得碾三遍，每遍碾完都要在风箱里过一遍，但是，这里没有风箱，只有一口大簸箕。我人小力薄，用簸箕扬糠除秽十分吃力。只好每次少装一点，量力而行。这样足足忙乎了大半夜，总算碾完第三遍。等把碾出来的大米往袋子里装的时候，已经是饥寒交迫，手脚麻木了，我多次把米洒在地上，于是又连米带土拢在一起，重新扬尘。最后，终于弄好了三十来斤大米，我把米袋装上了车，开始往家返了。

一弯月牙挂在中天，寒星一闪一闪的，好在没有风，早春三月的夜晚还是很冷的。花轱辘牛车，走在空旷寂寥的村路上，吱吱扭扭有节奏的车轮声单调沉闷，车到村西头时，我实在困倦难忍，不知不觉中睡着了。这段回家的路是怎么走的，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倒是做了一个美好的梦，梦见哥哥李云峰来接自己，梦中我骑着大白马和哥哥并肩飞跑在山上，又好像翱翔在蓝天彩云之中。过了一会，我觉得一阵颠簸后，身子猛然下坠，朔风呛住了呼吸，我惊醒了，发现自己躺在了河面的冰雪上，还看到老牛也倒在冰面上，小牛犊在牟牟叫唤，我这才明白是翻了车，车是往右侧打斜，把人掀出去之后并没有全倒，老牛是车身打斜时滑倒在冰面上的。我定了定神，看明白这一切以后，到前面用鞭子轻轻抽打了一下老牛，喊了一声“驾！”老牛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勃然跃身站了起来，倾斜的花轱辘车，也正了过来。

我从心里往外的感激这头老牛，同时感到一阵后怕，还感到无比的欣慰，我觉得老牛太通人情了，我睡着了，它自觉的拉车往家走；我摔下去后，它又不走，等自己醒过来了，对着它一吆喝它就站起来继续拉车。我深情的抚摸着老牛的后背，小牛犊也显得十分高兴地叫了两声。回到家，我把牛牵到厨房，给它喂足了料和水。

我感到自己完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任务，用自己的劳动解决了口粮，心情十分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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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30
认了“王麻子“当师傅

早饭后，农工们在院内按对子排起了队。

割大烟这活儿，必须是两个人搭手。操作时，是两个人一前一后，前一个是刀手，前边的人用刀尖往烟桃上划一个道，待被划的烟桃往外冒白色的烟浆时，后一个人把烟浆刮下来收进挎在手上的烟缸子里。所以，来割大烟的农工，通常是事先都有对子，多是自家人成对。自家人成对是最方便的，不仅干起活来互相照应，最后分烟膏时也能确保不被别人耍弄。

我第一次看见人家干这种活，站在一旁看着他们排队，我看出来从头到尾的两行人，正好都成了对子。

排好队的农工们正要出发时，忽然从大烟馆里跑出来一个人，他慌慌张张地跑过来扯着工头的衣襟说他没找到对子，请工头给他想办法。

“我？我上哪儿给你找对子去？”

“那，你叫俺咋办？俺不能白来呀！”

“咋办？你自个儿想办法。找到了对手就干，找不到，你这王麻子少抽一天烟就有了不是。”

工头不冷不热地支开了那个叫王麻子的人，叼着烟回头时，看见我站在那里，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嘴里嘟囔着：“小要饭的，还没走？走开了！”

“哎哎，你听俺说，今天不下地俺就没抽的了，求你了，行行好……”

王麻子紧跟在工头的屁股后头，连连哈腰哀求。这人三十多岁，高高的个儿，有些驼背，瘦的浑身好像一点肉都没有，有的只是一脸的麻子，大家都叫他王麻子。我看着他那个哀求的样子怪好笑，猜到这人可能是大烟鬼。我想，王麻子没有搭手，自己或许能有机会。因此，就壮着胆子对工头说自己也是来割大烟的。听我自报，工头轻蔑地看了我一眼，回头对王麻子说：

“好么，有对子啦，这个小高丽丫头给你做对子咋样？”

“哎呦，我的老祖宗，她还没烟棵子高，就那么丁点的个儿能搭手吗？”

“那我就不管了。”工头说完一甩手就走了。

工头走后，王麻子蹲在地头叹了半天气。之后，他气急败坏地向我发泄说：“你才几岁？到这儿凑啥热闹！”

我虽然有些胆怯，但还是说自己已经十一岁了，能干活了。

“干活？说得倒轻巧！这活是你小丫头片子能干的吗？！”

“我慢慢学着干呗……”

“慢慢学？你叫我抽西北风啊？！”

王麻子失望地拍着大腿，捂着脑袋蹲了半天，我说了声：“那，我走了。”

“不！你不能走！”王麻子腾地站了起来。

“咋啦？”

“俺认了，就先试一天！不过把丑话说在前头，俺是师傅你是徒儿，三天不给工钱你干不干！？”

他果然要我了。我就点了点头。

“还有，你不准叫俺王麻子，听见没有？你得叫俺王大师傅，明白不？！”

我又点了点头。

毫无办法的王麻子只好认下了我这个徒弟，我是既高兴又紧张，这要是干不好该咋办呢？

大烟地在无边的丘陵草原上，洼处是草原，高处种大烟。烟桃呈绿色，大小不一，大的足有鸭蛋那么大，小的像鹌鹑蛋那么大。北大荒土质肥沃，大烟长势很好，花艳桃大，看上去真像是一片大花园。

种植大片大烟，本是日本帝国主义毒害中国人的大阴谋之一。好多像王麻子这样愚昧无知的中国人偏偏上了日本侵略者的当，每天都要以鸦片为伴。只抽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更可悲的是大烟膏竟然变成了农村市场的流通货币，连买一根麻花，一个烧饼也都能用烟膏来交换。这一片大烟地只不过是全东北千千万万块大烟地中的一个，全国该有多少？这些大烟对水深火热中的国人其危害该有多么深重！

我跟随王麻子来到地头，看到三十多对农工们已经开始做工了。他们头顶烈日一点一滴地割取烟浆。我戴上草帽，等待“王师傅”赐教。看样，他的气还没有消。

“你是划桃还是收浆？”

“不知道……”我吱唔了一声。

“不知道？哼！那你在后边收浆试试！”

说完，他操刀在前面嗖嗖地划桃了。说老实话，他的手艺真不错，活干的特别利落。我笨手笨脚地学着别人的样子，收取着从刀片划过的烟桃上渗出来白色的烟浆。一来，我烟浆收不净，弄得满手黏黏呼呼；二来，地垄高，烟棵子高，我得翘脚举手才将将能够到，不得劲也不顺手，收不净不说，还把烟桃揪掉好几个。而那王麻子呢，他干得快，我根本跟不上趟，他在前面划过道道的烟桃，直往地下滴落烟浆，浪费了不少。看到这种情况，王麻子气急败坏地叫骂起来了。

“你他妈的小高丽丫头，笨手笨脚浪费烟浆，还揪掉了这么多烟桃，你是干活还是找死啊？！”

他一把抢去烟缸，急忙把眼看要滴落的那些烟浆收进缸里。骂归骂，他的活干的确实好；我一边挨骂一边仔细看他的姿势和动作。也学着王麻子的样，手围着烟桃转圈子时，身子也跟着转，这样就能把烟浆看清、收净，又不至于揪掉烟桃。这样做，我觉得顺手多了，自己也觉得一会比一会有进步，快熟练了。王麻子站着盯了一会，啥话没说，又去操刀了。我心想，他一定觉得自己够格了，并暗自挺开心。

到收工时，王麻子还是发了牢骚，但不是说我不够格了。

“真他妈的倒了霉了，收了一天还不够俺自个抽得呢！咱们有话在先，今天没你的份，明白吗？”

晚上，农工们都在工棚里炼烟膏。我看到王麻子把烟浆倒入脸盆里，然后在火上煎，等烟浆变成褐色软膏时取出来，放到抹上豆油的牛皮纸上，这就是炼好的烟膏。王麻子用小秤称了一下，我没看清分量，大约有个七八钱吧。最后王麻子把烟膏四六开分成两份，把六份交给工头，自己揣了四份，一点都没给我。

第二天下地时，王麻子还是骂骂咧咧地埋怨我，我倒没吭声，可那些同路的农工们替我说了许多好话。有的说她小小年纪出来卖小工真可怜，有的咒骂世道，有的骂王麻子。

“王麻子，你也别太缺德！你想打一辈子光棍？等你也携家带口就明白了，你今天就知道喷狗屎，当心绝了你的后……”

“咳——那咱可没指望了……”

王麻子咳声叹气地不再作声了。

到了地头，王麻子又操刀了。我想，今天决不扯后腿，我要紧跟著王麻子，免得弄得烟浆满地。这下自己不笨吧？看你还能挑啥毛病！可是，又错了！

“哎呦，我的小姑奶奶，今儿你是哪来的这股冲劲！？你不会稍等一会，烟浆还没渗出来你就收了，等你收完，烟浆又渗出来了，你可真是的！”

是这个理儿，王麻子说得一点都没错，我心服口服，无言以对。

这时，那位好心的孙妈妈边教训王麻子教人要耐心，边教我以后要留下五步远的距离，不要太紧跟。

从这天起，我开始入门了，速度也加快了，王麻子跑得再快，我也能跟上趟。人家一天收两缸烟浆，我照样也收两缸，有的时候都能收到两缸半。这下王麻子高兴了，他终于笑嘻嘻地夸奖我了。

“嘿嘿，行，行，你这个小高丽丫头还真不赖呢……”

在一旁的孙妈妈，借此机会又数打了他。

“王麻子你可别忘了，这孩子是我留下来的。没有她你跟谁合手？再说这孩子现在的手艺也能顶一个大人，你可别没良心。她的份儿，你一分也不能少给，听见没有？”

“听见了，听见了，行了吧？”

从第三天起，王麻子从俩人分得的烟膏中分一半给我了。不过，我不认秤，王麻子又不让我仔细看，不过冷眼一看，都能看出来，王麻子那份比我那份多许多。

那几天里，我看到王麻子和一些农工们，分得烟膏后等不及吃好晚饭就往吊着大花布帘子的烟馆里钻。那里既有烟具和油灯，还有妓女伺候。从那里溢出来的烟味很呛人，妓女们的嬉闹声让人唾骂。王麻子他们天天离不开烟馆。一天所挣得的烟膏，当晚就差不多全部挥霍掉了。

我把分给自己的烟膏都攒下来了，连一根麻花、一个烧饼都没舍得买了吃。多少次，经过卖麻花和卖烧饼的小贩身边，我都不敢看他们，把头扭过去，自己一遍一遍地咽着口水。我想把烟膏攒多了，可以用它买东西买粮食，支援抗日游击队，还可以给哥哥买衣服买鞋。想到这里，就很兴奋，觉得不用到处演节目向老乡们化缘了，老乡们也都不富裕啊，我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像大人一样挣钱了。

一般把烟浆全部收尽需要12至15天时间，每个烟桃可划8至12刀，烟浆出浆率会不断降低，有些烟桃结的晚，成熟的也迟，因此延长时日。到罢园前几天，每天只能收一缸左右的烟浆。

第十天下地干活时，来了几个骑马的人，一个是留着小胡子的日本人，另两个是姓李的和姓金的鲜族翻译官。据农工们说，他们是来收税和收购大烟的。他们几个骑着马丈量了所有地块以后走了，跟农工没什么关系。
等他们一走，王麻子又冲我下茬子了。

“你看见那两个老高丽没有？他俩是日本人的大狗腿子，你是小狗腿子吧？”

听了这话，我又委屈又愤恨，撅着嘴哭了。

到地头歇气的农工们都指责了王麻子，说他就有本事欺负小孩。孙妈妈安慰我说：“你别听王麻子瞎咧咧，趁大伙歇气儿，给俺们唱那首《一更里》吧。”

平时我在工棚里哼唱反日歌曲，农工们都爱听。这会孙妈妈一张罗，大伙都鼓掌欢迎了。于是，我大大方方地站了起来，声音清脆地唱了起来：

“一呀一更里呀，
月牙儿出呀东啊，
日本贼占满蒙，
屠杀我工农啊，
国民党啊不抵抗，
高喊镇静逃了命……”

“哎哟，这么点小丫头，从哪儿学的呀？”

“唱的好，真行！”

“是不简单……”

农工们七嘴八舌地夸我了，这时，孙妈妈十分得意地插了一句：“这才哪跟哪呀，还有。小凤，再溜几段给他们听听！”

于是我又唱了《贫农四季叹》：

“青山碧水好美春，我们贫农人，
劳苦又殷勤，指望种地度生存。
谁想到日军出发来侵略，
闹得各家园都遭殃，不安身，
怕是他来害死人。
养活猪鸡都担心，
不让他杀吃他就打人。
全都是些贫农人，来了这些苦恼又操心。
看看我们多苦闷，何时有谁来知音？
……”

唱到这儿，农工们更惊奇了。

“这孩子真了不得，小不点儿的怎么会懂这么多事儿呢？”

“这孩子不一般，是从哪儿来的？”

“你妈妈呢？咋没跟你一起来？”

“她有妈，用着你问，早就一起来了。”

孙妈妈堵住了农工们的议论，我也好不容易憋住了因怀念妈妈而涌出的满眶眼泪。

从此，很多农工经常到我和孙妈妈住的草房，来听我唱歌，他们都很疼我。通过和农工们的相处，感到自己已经长大了，已经是农工中的一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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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31
祸不单行

正是最热的三伏天，毒辣辣的太阳直晒头顶，农工们头顶烈日，抢割剩下的烟桃，汗水顺着头发流到眼睛里，眼睛蛰的都睁不开，每个人都汗流浃背干渴难忍。田边有口井，大家排着队抢着喝井水，我也三挤两挤地挤了过去，趴到井边咕咚咕咚的喝了个够。

谁曾想，当天夜里，我开始上吐下泻带发烧，闹起了痢疾。折腾了一整夜，第二天早晨我说啥也起不来炕了。但神志还算清醒，我知道自己应该下地去干活了，又挣扎着起了几次也没起来。这一倒下，最着急的是王麻子，他一个劲儿地骂我不抗造。

这天晚上，王麻子来看我了，他叫我抽点大烟，说抽了大烟立时就能见好。他拿来烟枪点上火，让我往里吸，可我怎么也不能把烟吸进肚子里去。
“你咋连烟都不会吞呢？干脆就就水把烟膏喝下去吧。”

孙妈妈也说，喝了那玩意儿是顶事儿。王麻子叫我把自己的烟膏拿出来，听了他的话，我就把缝在裤里子上面小兜里的烟膏揪了一小块给了王麻子。王麻子把烟膏捏成几个黄豆粒大小的小丸子，叫我就水喝下去，照着他的话，我听话地把烟丸喝了下去。过了一会，就感到全身瘫软；再过一会，就啥都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时，痢疾是止住了，只是觉得特别的渴。好不容易爬到水缸边喝了不少水，身上似乎清爽了许多。这时，我定神看了看四周，纳闷了，咋这么静呢？人呢？人都哪去了？我从灶坑边拾起了一根烧火棍，拄着它到屋外去看，啊！连卖麻花的都没有了……

“咳，小丫头，你醒了？”

听到有人问我，回头一看是打更的老爷子。

“老伯，孙妈妈她们都下地了吗？”

“下啥地呀，她们昨儿个都回家了，老孙婆子让俺照看着你，等你醒了也家去吧。”
“啊？！”

我吓了一跳！看样子自己是昏睡了两天多才醒过来的。人家都走了，自己可咋办啊？回家的路上又该没人做伴了。这时，我突然想起了藏在身上的烟膏，顿时起了不祥的预感，急忙伸手一摸，坏了！右边兜里的烟膏不见了，只剩下左边兜里的了。

“坏了！我的烟膏没了！”我带着哭腔喊了起来。

“你的烟膏没了？你想想谁知道你藏它的地方？”

经老伯一提醒，我马上想起了喝烟膏那天晚上，王麻子和孙妈妈都看到了自己藏烟膏的地方。但我可以肯定，右兜的烟膏是被人偷走了，那个贼不可能是孙妈妈，贼一定是那个可恶的王麻子，他一定是趁自己昏睡时偷走的。把烟膏藏起来的办法，是孙妈妈教给我的。孙妈妈说，在裤子里子上缝兜后，把烟膏压扁放进去，这样藏着稳当。我照她的办法，苦苦地藏了十多天，原想用这些烟膏办很多事儿的。现在，被人偷走了，真是又气愤又伤心。

“老伯，那个王麻子上哪儿去了？一定是他偷了我的烟膏，我去找他去！”

“哎，那个大烟鬼，你快别去招惹他了，找到他也没用啊。”

听老伯说，王麻子是这一带出了名的流浪大烟鬼。原来，他在太平镇有家有口，家里还挺有钱。自从他抽上了大烟，家境就破落了。兄弟们因此和他分了家，分家后，他把家产卖掉抽大烟，老婆也跑掉了。自那以后，一直是个光棍流浪汉。在收烟的季节里，哪儿有烟地哪儿就有他，可谁都不愿跟他搭手，他每年都到这里割大烟，他分烟一向不公，谁跟他搭手谁就吃亏。据说，他还当过砸孤丁（土匪）。

好心的老伯，善意的嘱咐我：

“孩子，快回家吧，这年头多乱啊，那个缺德的大烟鬼，早晚有一天会死到壕沟里的……”

我又一个人踏上了回家的路，我的行李只有旧线毯和破草帽。我浑身无力，走的很慢。快到王海屯时，在小树丛边坐下来想歇歇脚。不料，从地头蹿出两条狗来，狂吠着把我推到了。吓得我双手捂紧脸叫喊救命，就在高喊救命声中，手脖子和耳朵已经被咬了，我似乎听到有人把狗唤了回去。之后，就晕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一阵钻心的疼痛，又让我醒了过来。翻身坐起来一看，手脖子血淋淋的，被狗咬掉了一块肉，耳朵也被狗咬伤了，还在滴血。我站不起来，就地呼喊着妈妈和爸爸哭了半天，但没有任何人来帮我。眼睛被血和泪糊住了，我用衣袖擦了擦眼睛，抽泣着爬起来继续上了路。

走不多远我登上了公路，这时太阳已经西斜，到处静悄悄地没有人。我艰难地迈着步，等挪到了王海屯经过大院套后墙边往西去的路上时，冷不丁听到有人问话，吓得我一激灵。

“你是从哪儿来的小孩？”

抬头一看，站在面前的是一个手持镰刀的中年人。我吓得不知所措，惊恐不安。
“咋啦？你让人打啦？”

“不是，是被狗咬了……”我又哭了。

“孩子别哭，快告诉我你家在哪儿？”

他的话带有很重的山东口音。

我告诉他，自己家在前面不到一里路的地方。他问家里都有什么人，我说就自己，是出来卖小工的。那个人听这么一说，长叹了一口气，然后说要把我背回家。

“我，我不敢，我怕你把我背去卖了。”

“嘿嘿，好你个鬼丫头，我问你，你家那个屯子里我认识一个人，他叫李石远……”

听他提到我爸爸，我还是不敢吱声，怕他是坏人，可我真是走不动了，就同意让他背着我了。

原来这位中年人是汤原县的特派员王永昌同志，是来安区工作的。我在他的背上哭着讲述了自己的遭遇，王永昌也难过的流了泪。

回到了家，家里有任木匠的妻子甘炳善妈妈，她认识王永昌同志，她正为找不到我着急呢。

王永昌同志说：“这孩子伤很危险，得想办法找个医生给治一治。”

甘炳善妈妈说，河西村有个中医能治，就是没有钱。王永昌同志看到了我们家的那头老牛，就说“先拿这头老牛作抵押，给孩子治病要紧。”

“可这牛不是她家的，是公家……”

“好，我做主，我向组织上报告实情。”

“那可太好了，这孩子有救了！”

王永昌同志和甘炳善妈妈商量好后，背着我牵着牛到了河西村村西头姓王的一位中医家。

“王先生，我们把这头牛先押在这儿，请你治好这孩子的伤。治好了，牛归你；治不好，我们把牛牵回去，行不？”

王永昌同志这么一摊牌，那位医生仔细地察看了我的伤口，支支唔唔地说：“这伤太重了，咬的深，耳朵也给咬透了。能不能治好，不敢担保……”

“敢不敢，看你的了。我们把孩子交给你，你照量着办吧。”王永昌同志的话像是下命令。

那个医生听这么一说，觉得王永昌这人可能有来头，赶紧接着说：“让我试着治吧……不过，眼下搞不清那两条狗是不是疯狗？”

“那就当疯狗咬的作价治吧，行不行？”

“行啊，那我给你们说说治疗方案。”

王医生说，疯狗咬伤了一般都需要一百天才能根治。在这一百天里，要防止伤口愈合，要进行开放式治疗，让毒液从伤口流出来。病毒要是侵入骨髓，就没救了。

听说要治一百天，王永昌同志跟王医生商量后改用小牛犊做了抵押。

我开始接受了漫长的难以忍受的治疗，最疼最难熬的是每天用艾蒿灸伤口，说是拔毒。每三天往伤口撒红色药粉，说是防止伤口愈合。我每天都疼痛难忍，哭叫不止，就这样整整折腾了一百天。

被疏散到悦来镇，以码头工人身份隐蔽起来的爸爸，回家来看我了。他难过的流了泪，这是我看到爸爸第二次流泪，第一次是妈妈去世。爸爸说，小凤的命太苦了，过早失去母爱，又得不到爸爸的照顾。我十分理解爸爸的难处和心情，在爸爸的怀里流着泪用袄袖擦去了爸爸脸上的泪花。

经过一百天的煎熬，我的伤总算治好了。小牛犊，作为治疗费归了王医生。

爸爸李石远回家后，汤原县委又来了人，他们和王永昌等同志一起，又投入到重整地方党组织的紧张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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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32
游击队缴了贺梦林的武装

1935年的秋天到了，漫山遍野一片金黄。

一天，我和往常一样来到屋外望着西岗子上的小树林发愣。忽然，看到从树林走出来一个人，那人中等个头，手持镰刀头戴毡帽，身穿粗布衣裤。走出树林后，他张望了一下，像是要直奔我们家来了。我觉得这个人很可疑，赶紧跑回屋里告诉了甘炳善妈妈。这时家里就我们俩人，任木匠和爸爸都出去了，这时，听到那人已经来到了家门口。

“请问这家人姓李吗？”

是这个人在问话，我想他一定是在找爸爸或者哥哥，谁知道他是干啥的呢？赶紧支开他吧，我边插门杠子边说：“我们这里没有姓李的，你到河东去找吧。”接着甘炳善妈妈也补充一句说，这家姓任不姓李。

“那就是说，这里不是李云峰的家啦？”

他居然叫出了哥哥的名字，而且是哥哥自己改的名字！我和甘炳善妈妈同时打了个冷颤，以为是来找爸爸李石远和哥哥李云峰的密探。还是甘炳善妈妈胆大，她定了定神，开了门告诉他说：“我们根本不认识李云峰。”

“是吗？那么，这李云峰给他家捎来的信就……”

“李云峰的信？啊，不，不！”

那人一提到信，我急不可耐地说走了嘴。

“好吧，这封信，我就只好带回去了。”

那人微笑着察看我和甘妈妈的表情和反应。

“李云峰，他在哪儿？”

我急切地又问了一句。

“你们认识李云峰？嘿嘿，憋不住了吧？”

他笑得很实在，我和甘炳善妈妈也笑了。

这个当儿，爸爸和王永昌同志回来了，他们见了来的这个人，很高兴地互相握了手。原来他是汤原县委派来同王永昌一起工作的特派员，大伙管他叫老杨（真名宋乃镇，朝鲜族）。宋乃镇25岁左右，剃光了头，戴个毡帽，是汉族农民的打扮。但与之相比他的手和皮肤有些白净，不像劳动人民，这就是我曾怀疑他是密探的原因。

几位同志进屋开会了，上级重新任命李石远为区委书记，金太雨为区妇联主任，任春植为区委宣传部长。并分工老杨（宋乃镇）和王永昌同志分别负责九个朝鲜村和汉族村的群众工作。

第二天，老杨召开党、团员和干部会议，他说根据县委指示，汤原游击队明天要进村。他们将在安邦河区以完达山为中心，开展抗日工作和进行游击战争。希望与会者组织群众密切配合游击队，全力支援游击队。

大家听了这一消息，人人都欢天喜地。

自从夹信子事件失败以后，抗日活动转入地下已有一年多了，革命群众忍气吞声地受尽了敌人的残酷镇压，农民们消沉了好一段时日。而今，听说游击队要回来了，能不扬眉吐气吗？大家都热情积极地参加了迎接游击队进村的各项准备工作。李石远和王永昌同志先组织了一些人，到稻田地里选择已经成熟的稻子割了来，用脚踏式脱谷机脱粒。妇女们用石头舂米，她们舂出了好大一堆大米，有些人还用糯米打出了雪白的打糕。我虽然帮不上大忙，但是能领着一帮儿童团员站岗放哨，也忙的不亦乐乎。我感到像过大年一样兴奋；还想着，等哥哥回来，兴许能把自己接走，想到这儿，我做梦都笑出了声。

游击队这次来安邦河区的主要目的，首先是攻打当地有名的汉奸贺梦林的自卫团。

游击队傍晚真的进了村，他们的领导在我们家开了一夜的会议，详细周密地研究制定了第二天的进攻路线和方法。第二天一大早，这支由戴洪滨（汉族）任队长，徐光海任政治部主任的游击队出发了，其中的队员有朝鲜族裴敬天、黄龙吉、赵相奎及汉族徐镐头等人。

游击队出发时，同志们全部换上了日军的装束，他们穿戴着黄呢子衣帽，脚蹬马靴子，身上披了件日军风衣，手上还戴上白手套，武器也当然是日本造了，扮成日军长官的徐光海同志还戴上了一副墨镜。

他们这伙假日军，先到安邦河柳条通隐蔽下来等待时机。妇女会和儿童团为他们送水送饭。等到下午四五点钟时，他们打着日本太阳旗，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城门口。扮长官的徐光海同志冲着城上嘀里嘟噜地说了一通日语，裴敬天扮演的翻译官急忙翻译说：“快开城门，皇军有要事找贺梦林商谈……”

门卫士兵急忙行了个举枪礼，毕恭毕敬地放他们进了城门。进了城门，已经有不少小头目出迎。队伍来到第二道城门时，贺梦林已在门口迎接了。

“承蒙大皇军的光临寒舍，贺某三生有幸。欢迎，快请……”

队伍跟进二道院内，徐光海和裴敬天随贺梦林进屋，就在互相寒暄之间，两个人猛地拧住贺梦林的胳膊，背向身后，先把贺梦林的枪缴了，直把个大汉奸惊得目瞪口呆。紧接着，队伍里应外合，很顺利地缴了自卫团的全部武装还有马匹、布匹等军需品。

没费一枪一弹，战斗就结束了。这次的胜利主要是吸取了上几次战斗失败的教训，游击队准备充足，沉稳机智是取得胜利的关键。

天大黑了，游击队员们个个骑上了马，又化装成了日军骑兵队，他们押着贺梦林，装上了军需品，连夜上了完达山的七女峰（又称七星砬子）。

后来，这支队伍就以七星砬子为后方基地，相继开辟了集贤、桦川、桦南、宝清、富锦等处的游击根据地，扩大了队伍。他们还配合地方党组织作了建党、扩军及建立群众抗日救国会等大量工作。最后，被编入了抗联六军第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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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33
少年先锋

撒传单的儿童团

1935年秋，戴洪滨、徐光海所领导的游击队缴了贺梦林自卫团的武装上了七星砬子后，隔三差五的常派人来联系工作。王永昌同志到寛厚甲（河西村现在红联村）作汉族群众的组织工作，恢复和扩大了党、团、群众组织，工作进展顺利，速度也很快。游击队的活动和党、团、群众组织的迅速发展，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群众看到了希望，情绪高涨起来了，这是进一步宣传抗日的好时机。

为了推动抗日宣传活动，安区的抗日救国儿童团接到了散发抗日传单的任务。任木匠制作了宣传板，老杨同志编写宣传提纲和标语口号，我和任木匠的儿子任德俊在萝卜窖里点上獾子油灯日以继夜地赶印传单，油印机是地下党托人从佳木斯买来的。

印好传单以后，由儿童团员张贴或散发到集贤镇、沙岗、福利屯、苏家甸等地。这些地方，儿童团员们是随农民送粮送菜的机会借光搭车去的。

农历十一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儿童团员们搭上我父亲李石远赶的牛车进了集贤镇。到了镇里后，他们从东到西走了一个来回仔细地观察了动静，天寒地冻，小西北风嗖嗖的刮着，路上行人稀少，时机不错。孩子们下车分头贴传单了。当时同去的有任荣植、张云峰、任德俊等人，他们身穿大棉袄，怀里揣满了传单。下车后，两个人一组，一人刷浆糊一人贴传单，我和张云峰搭手。

我和张云峰俩贴到十字路口北侧时，突然见到两个当兵的顺胡同拐了出来，我俩马上装成闲逛的样子东瞅西望，那两个大兵看是俩小孩也没在意就走了过去。等两个大兵走后，我们就地又贴了几张。贴着贴着来到了照相馆，趁天晚无人来照相的机会，我俩赶紧往墙上贴。张云峰刷完浆糊就挪了地方，他走后我贴传单，不知是我贴的不是刷浆糊的地方还是因为浆糊冻了，传单没贴住，没等回身就从墙上掉下来了。刚想捡起来，一转头看到从北大营那头过来好几个当兵的，我立刻蹲了下去，宽大的棉袍盖住了地上的传单。一动不动地蹲了半天，等他们走过去很远，才站了起来，找到刷浆糊的地方，重新开始贴，可那浆糊都冻上了，我没办法，往墙上吐了好几口吐沫，用小手按着传单，总算是沾上了。我刚贴完，从南头妓院方向又来了几个兵，我以为是刚才那伙兵又折回来了，赶紧离开那里，跑到了东边的粮栈。这么又耽搁又躲身，我和张云峰走散了。没有了伙伴，没有了浆糊，没法再贴了。咋办啊？还有好些传单呢，干脆撒传单吧，我沿路撒开了。遇到有的店铺和住家大门有缝，就把传单从门缝塞进去，就这样，从粮栈到买卖街撒了一路。传单撒没了，我跑到了事先安排好的西门里的崔树林（汉族）家。崔树林同志是党组织派进镇内宪兵队的地下工作者，崔夫人对我特别热情，给我做了热乎乎的玉米粥。喝完粥后，崔夫人让我上炕睡觉了。炕很热，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一天的经过老浮现在眼前，想着想着，不知什么时候还是睡着了。

那天晚上，张云峰、任荣植和任德俊是在张道锦家过夜的。张道锦是在集贤镇以朝鲜民会会长的名义从事我党地下工作的老同志，也是汤原县第一批上山的游击队员之一。

第二天，集贤镇全城轰动了。

“昨天夜里抗日军进城了，城里到处贴满了传单……”

“抗日军兴许已经攻占了全城……”

到处都有三三五五人群的议论，他们个个神采飞扬，说得有声有色。他们哪里知道这一切都是小小的抗日救国儿童团干的呀！听到议论，我们感到特别开心，没想到自己竟做下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啊。正在大家眉飞色舞的议论时，崔夫人喊大家过去吃饭。崔夫人个子不高，圆脸大眼睛高额头，看上去十分精明。吃完了饭，崔树林叔叔向我提起了我的干爹张镇奉和梅经理，他让我去看看干爹。自从1934年夹信子事件后，干爹他们都进了城，我和他有一年多没见面了。崔叔叔和我说，一是去拜访一下，二是听听他们的反应，崔叔叔还告诉我，见面后要问好，还要磕头。我带着崔叔叔给买的果匣（点心盒），找到了干爹他们的住处，他们住的是一座西向草房。进了屋，看到有位老人在中间屋守着门问找谁？我说来看望干爹的，他指了指另一扇门。我推开了那扇门进去一看，是间低矮的小屋子，干爹一个人坐在一铺小炕上。我赶紧给他磕了个头，并说很久没见，十分想念。可出乎意料的是干爹对我的来访并不热情，既不抱我也不叫声“哒利”（女儿），在炕上连起都没起，只是淡淡地说“呃，好久没见，长高了，坐吧……”

我在炕沿上坐下了，干爹默不作声地把我端详了半天。然后他小声问： “去年正月那个夹信子的事儿，你哥哥没参加吧？”

他这一问，来得唐突，问得我脸发烫，不知该怎样对答。

“你这是咋啦？你甭怕，我明白了。”

干爹说到这，把话停了下来，他往外看了看，见没有别人，他接着说：

“今儿大街上出事了，你听说没有？”


他这一问，又把我问住了。我的脸烫得更邪乎，心里也七上八下跳的慌，真是童颜难掩心中事。面对这位好心人真不愿意说谎，但作为一名儿童团员又绝对不能泄密。最后只能含含糊糊地说，刚从老乡那里听到了外面出的事儿。

也许，干爹看破了我的苦衷，他有意转了话题，问爸爸过得咋样，家中还好吧。然后，他说过几天要回奉天（今沈阳），去了难说能不能再回来。因此，他提议去照张相。就这样干爹带着我还有一个白头发的姓李的看门老头，我们一起向照相馆走去。爷三个去了十字街口的一家照相馆，也是这个镇子上独一无二的照相馆。来到门口，我一眼看到迎面墙上昨夜我们刷的浆糊痕迹，心里又咯噔跳了一下。我赶紧随干爹进了屋，我们可能是唯一的顾客，照相师极热情地招呼着，并为我们摆好了姿势。于是，干爹和老李头坐在椅子上，我站在他们身后，照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相。其实曝光一下就照完了，我很高兴，也很是着急，恨不得立时能看到照出的模样。

照完相，我和干爹分手了。回到崔叔叔家把情况作了汇报，崔叔叔说昨晚的事儿对任何人都不能说，也不能说在他家住了一夜。趁着天亮，我们离开崔叔叔家往回返了，凛冽的西北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到家时，一个个小脸冻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但是，我们的心里却说不出的兴奋。因为，小小的儿童团，办了一件抗日救国的大事！

第二天，天气晴朗但很冷。我到屯子西头去挑水，因为是浅井冬季水少，挑不上几桶就得等半天才能再挑上水来。在等水的功夫，我呆呆的望了望挂满西天的晚霞，在霞光下，我看到有两个骑马人从柞树林子中跑了出来，直奔屯子。我顾不得挑水，急忙跑回家告诉大家说，可能是哥哥李云峰回来了。大家都迎出来一看，那两个人已经到院里下了马。来的人不是我的哥哥，是身穿深蓝色布棉袍，头戴皮帽子的两个年轻人。只有王永昌同志认识他俩，并且事先知道他们要来，其中一位是三军独立师的周庶范主任。据说他们是从江北佳木斯西边来的，他们先来研究部署部队驻防问题的，听说部队要在屯子里休整一天。

天大黑了，部队进了屯，是约三十人的步兵。我一个都不认识，但心里还是很高兴，在他们吃晚饭时，我和抗日救国儿童团的小伙伴们组织了慰问演出，唱了好多的抗日歌曲，战士们都很高兴。第二天，部队准备在屯里休整，等待天黑再出发。儿童团员担起了站岗放哨的任务，一大早，我和几个伙伴就发现了两个陌生的打草人，他俩探头探脑地好像看到了驻防的部队。我急忙跑回家，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周庶范主任。周主任带人把两个打草人扣留在屯里，进行了突击审讯，那两个人说得还挺圆全，看不出什么太大的破绽，为了不影响军民关系，中午还给他俩吃了午饭。可是，就在下午，其中一个人钻空跑掉了，这是不祥之兆。于是，部队又重新审讯了留下的那一个，果然，他俩是敌人的密探！情况万分紧急，部队只好提前出发了。就在部队紧急集合，准备开拔时，已经从西边的苏家甸窜出了敌人的骑兵！部队就地组织反击，一直打到太阳落山才得以分成两路撤退，一路沿河套方向撤出，另一路以河南柳条沟为掩护撤退，最后上了双鸭山。

我和爸爸、任木匠、王永昌几个人也趁着夜色转移了出去，我们躲进了河南面的马架子屯。

敌人进村后，放火烧了我们家和任木匠家的房子，两家人都回不去家了，只能暂住在马架子屯。过了几天，我们又回村借住在了王海屯的一间土房里。

春天来了，任木匠带人把被烧的房子又重新修建了一番，我和任妈妈又搬回了原住房。我们不能离开这所房子，因为这里是和江北地下党联络的地下交通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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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33
刘忠民书记带领我们搞宣传

安区的宣传队，正式成员只有十来个，加上临时借用的也总共十五、六个人。这些人，年纪最大的15岁，最小的6、7岁；文化水平最高的是小学四年级，多数是小学二、三年级，还有几个根本没有上过学的孩子。

这个宣传队是以1932年正月在梧桐河成立的抗日救国宣传队为基础的，队里的骨干都是当时的队员，他们的素质是比较高的。但是，发生了夹信子事件后，大部分骨干都上山参加了汤原抗日游击队。他们是尹锡昌、李云峰、李钟玉、李钟山、李贵学、朴景斗、陈炳祚、张在荣（张显庭）等人。由于大批骨干上山，宣传队的活动停止了一年半之久。老杨（宋乃振）同志来到安区工作后，在区委的领导下，亲自主持组织和充实了宣传队。他把父母同意，本人愿意，政审没问题的孩子挑选出来，组织一些临时性宣传活动，经过几次活动考验后，分批接收为宣传队员。为了提高宣传队员的素质，不定期的安排了学习和训练，学习和训练的内容有：

1：政治课学习，主要给队员讲“9.18”以来日军侵略中国的罪行和抗日救国的重大意义。

2：文化课学习，主要以歌本当课本，先教会一首歌，然后认歌词上的字，直至会唱、会背、会写、会用为止。

3：舞蹈课学习，主要教朝鲜舞和秧歌的舞步及戏剧表演。

政治课和识字课的老师是老杨同志，唱歌和舞蹈课的老师是原梧桐河模范学校的音乐老师张英华（女）。

没上过学的文盲孩子们，认字很慢很吃力。朝鲜族孩子学汉字，可用朝文字母注上音来记；汉族孩子则用动物和一些物件的图案标上音来学习。一般一天教20—30个字，最多教百十来个字。很多字，唱歌时顺着曲子能唱出字音，但是把它们单个儿提了出来就让人发蒙。有些孩子是无论你怎么教，就是干学学不会，非常着急。队内有一个8岁叫张学文的孩子，别看他起名叫学文，学起字来可真叫要命，怎么学他也学不进去。大伙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笨熊。后来他急了，不干了，要回家。张老师劝他，他也不听，张老师就让我去说服他。我找到了张学文，说等咱们上完了课，还要到各地去演出多好啊。张学文气呼呼的说：“不好，不好！就不好。”说完还拾起了棍子要打我。大家对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就把他送回家了。他家在火力屯（也叫火犁屯，后叫高丽屯），王永昌同志送他回家时，张学文任区妇联干部的母亲很着急，要求宣传队不要开除他，容家里给他做作思想工作。后来，老杨和张老师商量，把张学文找来，让他担任收集募捐物资的工作了。由于食宿管理等许多困难，集训只搞了半个月。后来，采取了各村派一名骨干来学习两三首歌，然后由他们再回去普及的办法。经过集训后，宣传队的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开始到各村屯进行演出活动了，得到了群众的一致赞扬。

不久，老杨同志调到哈东地委任书记去了。他走后，儿童团和宣传队的工作是在张英华老师和张在满同志领导下进行的。老杨同志调离安区后，1937年被捕，是哈尔滨被杀害的五百烈士之一。

1936年秋后，刘忠民同志任富锦县委书记，王永昌同志任绥滨县委书记，作为特派员来富锦县工作的还有赵明久同志。

刘忠民书记到任后，带领安区区委多次在我们家开会，听取各村情况的汇报。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区委书记李石远、民运部长李文浩、区妇联主任金太雨、武装部长兼组织部长任春植、汉族工作负责人张在钟（通汉语）、青年工作负责人张在满、儿童团工作负责人张英华等。

刘忠民书记很重视儿童团宣传队，他指示要积极开展宣传募捐活动。他说，我们的大部队现在完达山活动，急需大量的物资支援。区委为儿童团选定了第一个募捐点，刘忠民同志亲自用寄存在我们家的那头老牛套车，把宣传队送到了那里，那里就是火力屯。

火力屯也叫火犁屯，是住在那里的朝鲜族喊出去的屯名。那时一般农村都用牲畜犁田，所以，农民们把这个屯子叫成火力屯或火犁屯。当时，有个东北军军官叫王云阁，他娶了此地朝鲜族张某的小姨子做了小老婆，并同张某联系决定开发较大的水田农场。为此，他们从杨树林村、哈达密河屯、草甸子屯等地陆续招来了朝鲜族农民，使这里的人口发生了变化，朝鲜族占了绝大多数，火力屯改名叫了高丽屯。

这个屯子近两年一直丰收，各户农民吃穿较比别的屯子都要强些，这样的屯子在当时是少有的富裕屯，刘书记选定这个屯作为第一个募捐点是有道理的。宣传队来到火力屯的大场院，屯子里的男女老少纷纷前来看热闹，带队的负责人说明了来意。“乡亲们，我们是少年抗日宣传队，我们是为抗日救国之目的来此演出的！”场院里的观众越集越多了，我用提前背好的开场白开始演讲了：

“各位爷爷、奶奶、大叔、大婶儿，抗日军在前方，不怕流血牺牲，英勇抗战打日寇；我们同为中国人，汉朝民族手联手，心连心，同心支援抗日军，军民合力同战斗，打败日本侵略军！”

我演讲结束后，开始了歌舞表演。第一支歌我们唱了《国民党成了什么样》：

国民党成了什么样，日寇进兵占领沈阳，谁也不打仗，谁也不抵抗，节节退让节节退让退到石家庄，国民党精兵二十多万，全不抵抗只会交枪。好个卖国国民党见了日军就投降，出卖中国许多地方。蒋介石更荒唐，日寇杀进扬子江，不准放一枪，不准去抵抗，南京政府搬到洛阳搬到洛阳，十九路军孤军奋战，寡不敌众血流黄浦江。好个卖国国民党见了日军就投降，蒋、蔡、陈、李都是一个样。国民党只会投降，日寇领兵占了沈阳，到处烧民房，见人就开枪，飞机大炮屠杀同胞血流成河，义勇军抗日身经百战，蒋介石还要缴他们的枪。好个卖国国民党见了日军就投降，名符其实“刮民党”。蒋介石要出新花招，他说先要消灭共产党，才能打仗，才能把日抗，先要安内后去攘外才是上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大举围剿中国红军。好个卖国国民党见了日军就投降，真正是个狐群狗党。共产党有主张，领导群众把日抗，工农的武装，一齐上战场，百战百胜的红军真顽强，如若收回我们东三省，先把日帝杀个精光。中华民族齐解放大家来把凯歌唱，常胜的红旗高高飘扬。

我们又先后唱了《抗日少年先锋队歌》、《列宁诞生之歌》、《贫农四季歌》等等。孩子们表演的很认真，大人们听得热血沸腾，他们纷纷地跑回家，端来了一盆一盆的新大米。

宣传队里负责收集募捐物资是张学文，那个八岁，不愿意认字的小男孩。农民送来的大米多，可把他给忙坏了，他和刘书记抻着麻袋口接大米，一会都不松手。他穿的的是一条新做的厚厚的叠腰式大棉裤，腰间系的是一条布带子。谁曾想，他正忙的不亦乐乎时，不知咋的，他的布腰带开了，他的厚棉裤哧溜一下掉到膝盖上，露出了光光的小屁股，他也顾不上伸手提上来。大伙笑得前仰后合，他还是傻笑着抻着麻袋接大米。他这种认真负责的劲儿受到了大家的赞扬，有的小朋友还为他编了一段顺口溜：

“小倔头，张学文，不学唱来不学跳，
心甘情愿做募捐，掉了裤子不顾提，
冻了屁股都不怕，那样认真没人比，
一心想着抗日军，支援前线志不移。”
……

就在那天的晚上，由张云福同志押车，宣传队的领导连夜把募捐的粮食运进了完达山的七星砬子和双鸭山的抗日军密营。宣传队几个外村的孩子当晚睡在了村东李炳玉家，因为是同乡，我管李炳玉叫叔叔。夜半，鸡不鸣狗不叫，累了一天的孩子们睡梦正酣，突然一阵刺耳的枪声响了起来，窗户纸都被打破，往里呼呼的灌风。

“快开门！快点灯！”

又一阵枪声之后，门外有人喊了。

李炳玉和他的妻子金信德，战战兢兢地划火柴点上油灯后去开了门。几个孩子躲到了屋角，看到从外面闯进了一帮人，他们都穿着黑衣服，有的外披大棉袍，头上都戴着狐狸皮帽子，一个个凶神恶煞地挺吓人。其中一个端着枪问谁是当家的，李炳玉举起手说我就是，那帮人二话没说，连推带搡地把李炳玉带走了。

那伙人在村里闹腾了半个多钟头后，抓走了十多个人，其中还包括一个叫张在文的六岁男孩子，因其父亲张云福正好上山送粮不在家，就把孩子当人质抓起来的。这伙人还车拉人扛的抢走了许多粮食。他们抢粮食的时候，农民说已经捐过粮食了，他们说以前捐的是给汤原共产党部队的，他们也是抗日的队伍，没得到过粮食，所以还得让农民们捐献，他们自己报号叫“明山队”。

后来才知道，这个所谓的“明山队”是个自己扯旗的山林队（土匪队）。因为也打着抗日的旗号，所以抗联起初还是团结他们。他们把抓走的十几个人都当成了人质，他们送来信说，不派车送粮就把人质杀掉。

后来，抗联六军一师六团政治部主任李云峰带队过江来到完达山的七星砬子密营（独立师基地），正巧看到了关在木屋里的人质，发现都是安区的汉族和朝鲜族农民，他们都认识李云峰。见到他都惊喜不已。经李云峰找“明山队”管事的人交涉，终于释放了这批人质。其中有八名朝鲜族，两名汉族和那个六岁男孩张在文。

所谓“明山队”的抢劫，影响极坏。名曰抗日部队还向农民抢粮，叫人难以理解，这件事，在农民心中埋下了疑虑、憎恨和恐惧。

面对这种形势，刘忠民等同志到各个村屯抗日救国会召开骨干分子会议，向农民作客观的解释和说明，解除了大家的疑虑。

当时，在这一带活动的有六军第一师、三军独立师和新编的一些抗日部队。这些抗日部队需要大量的物资支援，人员也要积极扩充。根据刘忠民同志关于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募集支前物资和发动群众自愿报名参军的指示，宣传队又开展了新一轮的活动。我们去了双鸭山的煤窑、安邦河和哈达密河进行募捐活动。所到之处，农民们都积极响应，他们纷纷拿出支援物资。百姓们说：“这么点小孩们都为抗日救国东奔西跑，咱们大伙可不能袖手旁观！”

后来，刘忠民书记亲自带领着宣传队又去了刘世发屯（河西村）去进行募捐演出。看到来了宣传队，打场的农民都放下了手中的活，自动围上来了。那是农历十一月十六，天气虽然晴朗，但是干巴冷。经过宣传队的演讲和演出，农民们送来了各种支前物资。他们送来了大碴子、小米和高粱米，拿不出粮食的就送来了黄烟、豆角干、茄子干等干菜。有的还送来了布鞋和靰鞡鞋，百姓们都想尽力的支援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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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34
看到农民们高涨的热情，宣传队的演出劲头也更高昂了，我们歌声嘹亮，又说又唱，尽管是寒冷的露天演出，大家的身上都冒出了热汗。宣传队的演出还在热气腾腾的时候，张云峰从东头岗哨跑来报告说，东边有一队骑兵过来了，听到报告，刘忠民书记当即决定分散撤离，除本村的小孩张玉春除外。刘忠民书记带领任春植、张云峰等人往北撤；张在满、尹顺喜、孙凤锦等人往东；我由赵明久带领，往西南笔架山退去。一起撤离的还有李文浩和张英华，他俩是宣传队的老师和编导。

起风了，铺天盖地的大雪从天而降，大家在风雪中拼命的奔跑。我们钻进了一片老林子，老林子阴森森的，四周是参天大树，到处倒木拦路。我们想如果能够跑到西南的笔架山，再从笔架山的南侧就可以上七星砬子山峰的抗联后方基地了。但是，怎么也转不出来，天越来越黑，风雪也越来越大，赵明久说：“不能往前走了，天黑找不到密营”，没有办法，我们又跟头把式往回转，当一行人到达笔架山时，天色已晚，远远地能望见山下村庄里的星星点点微弱的灯亮，这时我们都冻得不行了，风大雪深，一步都走不动了，所有的人都饿得前腔贴后腔，肚子咕咕地叫，看到这种情景，赵明久带着大家连滚带爬朝山下的灯光奔去……。

一行人悄悄地走到了村子东头的一户人家，敲开了门。看着房东惊恐的眼睛，赵明久赶紧向房东说：“别害怕，我们是太平沟的，路过这里，想麻烦一下在家中暖和暖和。”这户人家有夫妻两人，挺实在的，听说是过路的，热情地把大家让进屋里，让我们自己从锅里舀苞米碴子粥吃还给我们拿来了咸菜。

吃过饭后，大家在灶坑边上用掏灰扒把火掏出来，脱下了湿透的鞋子和包脚布在火上烤，一边烤着，一边听房东和赵明久俩人的对话。房东说：“最近，抗联活动的信儿传来后，伪军逼着村里人搞了个棒子队，专门搜寻暗通抗联的人……”

正说着时，院里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和喊叫声：“现在有一帮搞宣传的跑了，你们这里有没有？”听到喊声房东坐在炕上摆手让我们躲出去，我们赶紧退到后门外的仓房里躲了起来。房东忙说：“俺们刚刚吃过饭，没有出去，不知道外边有什么人来过。”正说着，这伙人进了屋。不一会，又听到有一个人在屋里厉声责问：“这么多的鞋和袜子是谁的？”房东有些结巴地“啊，啊”的说不出话来。

显然，这伙人发现了大家没来得及收起的鞋子，看起来情况有些不妙。这时赵明久同志挺身出去了。他质问那几个家伙：“咋啦？那鞋是我的，烤烤鞋也犯法？”沉默片刻又听赵明久说：“咋啦？那帮孩子宣传抗日犯法了？你们拍拍自个儿的胸口想一想，你们算不算中国人？”

“我就是抗联的，”赵明久说话的同时掏出了我们演剧的道具手枪。

这时，那几个人吓得哑口无声，心想，今儿个真的是遇上抗日军了，他们有些心虚，口气就松了下来。接着，就听赵明久严厉斥责他们说：“你们谁敢破坏抗日救国，谁的脑袋就保不住，现在，完达山、兴安岭到处都有抗日军，我们就是从山上刚下来的。”

“不敢，不敢，我们也是中国人，也就是为混口饭吃，绝不敢昧着良心做事。”赵明久缓了口气说：“好了，你们就在这等着，抗联部队马上下山，你们赶快去准备。还没等他们明白真相，赵明久带着我们迅速离开了这个村子。

旷野上肆虐的狂风卷起的雪花像烟雾般在空中飞舞，狂风夹杂着大雪恣意地厮打着大家的衣衫和脸庞。快半夜时，雪终于停了，一轮明月从云片里钻了出来，这天晚上是农历十月十六日，清冷的月光把天地照的白亮亮的，猛然间我抬头看见了闪闪的北斗星，原来大家一直是朝那个方向走的，谁都没顾得告诉我，但这时我明白了，这一行人一定是要去找江北游击队驻地的。一想就要到游击队当一名真正的抗联战士了，就要找到我的哥哥了，我的心里充满了喜悦，行进中也不觉的那么艰难了。后来听说，宣传队被冲散不久，抗联六军一师徐光海部队在安区，打了一个漂亮杖。

六军一师徐光海和马德山（原名金成浩）的部队来到了安区，在火力屯（后来叫高丽屯）驻扎休整时，有报告说从集贤县通往佳木斯的公路上，过来十辆马车，车上罩有黄苫布，远看看不清。马德山师长站在高处用望远镜看了一会，他说是敌人的军车。于是，命令全队做好战斗准备，部队在民房和路旁土墙上掏了射击口，用稻草把把枪口遮掩，作好了歼敌的战斗准备。等敌人的车来到20米近前时，随着马师长的一声令下，全队突然猛烈开火，打得日军不知所措。经过激烈战斗，歼灭了全部敌人，缴获了两挺机枪和50支步枪。在这次战斗中，徐光海同志头部负伤，先送往七星砬子，后去独立师医院治疗……。

从此，安区的敌人加强了戒备，在各村安插特务监视，形势很紧张。因此，宣传队不能进行公开的宣传募捐活动了。面对严峻的形势，为了继续打击敌人，儿童团开始转入地下参加了抓走狗、汉奸、特务的除奸工作。儿童团组成了侦探队和打“狗”队，任荣植任打狗队队长。在区委书记李石远和任春植的领导下，安区的工作始终没有停止，据说连王海屯的王老三也参加了地下抗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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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35
风雪西进路

我们离开笔架山后，由赵明久率领，后半夜时来到了一个只有四五户人家的小屯子，赵明久叫开了一家的门，主人看到我们有些惊恐。赵明久同志解释说，这一行人是去萝北的，天黑雪大，只想借宿一夜。听了他的说明，主人放心地让大伙睡在北炕上。我们就在这家和衣休息了后半夜，并打听到苏家甸离这儿不太远了。

第二天天明，赵明久给了老乡一些钱，房东挺高兴，大伙上路继续西行。当我们走到苏家甸时，看到从西面开来载有日本兵的七八辆汽车，大家赶紧躲到路旁市场的人群中，边躲边观察，这时，我们看到有几个日本关东军下车来灌水。灌完水汽车很快开了过去。

赵明久带着我们在市场边的小饭馆里喝了热乎乎的小米粥，身上顿时暖和了不少。喝完粥，我们继续向西走，没走多远，碰上一辆拉粮食顺路汽车，赵明久大胆上前拦住，说明想搭个车，那个司机还不错，把车停下了，他示意让大家快点上去。车上没有人，只有粮食袋子摞得很高，上车挺费劲的，在同志们的拉拽下，我也爬了上去。爬上车后，赵明久让大家把随身带着的歌本和课本之类的都藏到粮食袋子下面去，大家都照办了。雪深路滑，道路坑洼不平，汽车颠簸的很厉害，车上的风又大又硬，我被冻得上牙打下牙，话都说不出来了，张英华老师把我搂在了怀里，我觉得就是挨冻，也比走路强多了。

到傍晚时，一行人来到了佳木斯东大门，守门的日本兵端着枪把车拦住了，那些日本兵，手上戴着白手套，嘴上捂着黑色大绒口罩，头戴兔皮帽子，身披羊皮大衣。一个日本兵用日语说了句什么，司机让大家都下车接受检查，那帮日本兵过来搜身了，我的内心特别紧张。当搜到张英华同志时，那个可恶的日本兵嘴里嘟噜着什么，把手伸到了张英华的衣服下面。我看出那个日本兵是没安好心，他想调戏妇女。没等日本兵得逞，张英华往日本兵的脸上猛地吐了一口唾沫，那个日本兵气的动手殴打张英华同志。看到日本兵行凶，赵明久带领大家一拥而上护着她。这时出来一个军衔上有两道红杠的头头，他冲大家摆了摆手，我们急忙上了车，这才避免了事态的恶化。上车后，想想还是好后怕，幸亏事先把歌本和课本都藏到粮食袋子下面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的。

汽车开进东门后到粮栈停了下来，那里的客栈挤满了人，屋内灯光昏暗，充满了旱烟和脚气的味道。赵明久进来看看就出去了，不多时，他把大家领到了粮栈院里的一间平房，我们摸黑进了屋，屋里有长长的一铺炕，炕上都是玉米棒子。大家动手把玉米棒子往一头归拢归拢，腾出一块地方和衣睡上了，住在这里不用交钱，还很安全。

第二天，天刚放亮时，赵明久找来了一辆马车，我们一行人坐着马车上了街，太阳还没升起来，晨雾蒙蒙中我第一次看到佳木斯这个城市，城里面有马路，还有几栋二层的小楼，在我看来这个城市大的不得了，我还是第一次坐马车，马车走在街道上发出“得得”的响声，我感到既兴奋又新奇。

1932年初，我们梧桐河“模范学校”抗日宣传队在汤原县委（后改为中心县委）的领导下，裴敬天、马德山、徐光海、张兴德、吴玉光、李在德（女）、石光信（女）崔圭夫、金胜杰、李云峰等同志曾经带领着抗日救国宣传队在这里同佳木斯的张耕野、唐若浦、董仙桥等中央地下党派来的老师和赵敬夫、高禹民、马克正、冷云（女）、王一知（女）、李志雄（女）、姜士元（陈雷）、姚国民等进步学生联合举行过抗日宣传活动。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因为三江地区，当年第一个发出了抗日救国的呼声。当年参加活动的大部分人都牺牲在抗日的前线，他们的英雄事迹震撼了三江。哥哥李云峰也多次向我讲述那些对敌斗争的往事，他对这里充满了感情。如今，我们的同胞都生活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之下，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想到这些，大家的心情又都十分的沉重。

马车穿过了城市街道，来到了西门，这时天已经亮了。西门修有城墙和门楼，门楼虽然不大，可是在我看来是十分的宏伟和壮观了。

出了西门后我们继续往西走，大约走出七十多里地后，就把马车打发回去了。我们来到了一个叫做傲旗的地方。傲旗是下江特委驻地，这里是抗联红区，松花江下游的黑通是江南江北的联络站和通道。松花江的上游十里路处达木库是下江特委组织部驻地，江北离汤原县南八里路的南江沿是下江地委妇联机关驻地，刘志敏同志（下江特委妇联主任）在那里负责。

到了傲旗后接待我们的是地委白江绪书记，赵明久认识他。白书记安排我们分别住到了老乡家。这里没有朝鲜族，住在这里的有汉族、满族和赫哲族。他们都说汉语，对我也挺亲切，奔波了好几天 ，终于可以在热炕头上好好的睡一觉了，我感到十分高兴。

过了几天，张英华老师来到了我的住处，她说自己可能要调往别处，她嘱咐我无论在哪儿都要好好工作，不要放松学习。可她没说上哪去，这是地方工作的纪律，不准说，也不准问。

又过了几天，地委白江绪书记找到了我，说要派我到江北板场子屯作儿童工作。听了他的话，我的心一下子凉了，以为大家都去了部队，找个借口把我留在了地方。我感到委屈，又不好问同志们的去处，伤心得流下了眼泪。

事实也正是这样，我当时才十三岁，组织上是特意安排先在地方上工作的。看到我流泪了，白书记安慰我说：“小同志，别着急，我知道你想上部队，可你太小，等你再长大一些时，我一定找机会，送你上部队去”。

“真的啊，说话算话。”

“呵呵，算话，不骗你。”

带着眼泪，我又笑了。第二天，抗日救国会有个同志来找白书记时，白书记把我交给了那个人。那人三十多岁，中等个头，不知道叫什么。他赶着马爬犁拉着我往西北方向跑，不到半天，来到了一个叫做板场子屯（南江沿）的地方，我被送到了村东头姓徐的人家。

说是一家，其实住的是两家人，南炕上住着冯姓家的一位老太太和她的儿子；住在北炕的才是徐家两口子和他们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共有四口人。

到了徐家后，徐妈妈告诉我说：“从现在起，你是俺的闺女，得叫俺娘。往后有人问，你就说你姓徐，叫徐小凤；问老家，就说你是山东登州府莱阳县的人。”

“嗯，知道了，娘。”我记住了她的话。

“呵呵，真是俺的好闺女，”听了我的回答徐妈妈也很高兴。

这个板场子屯和傲旗村相隔30华里，它南靠松花江，东北面有河水环绕，是个三面靠水的屯子。据当地老乡们讲，在二十年代还没修通铁道，以水路交通为主的时候，在这个屯子修建过汤原县县城。后来，因地势低洼，长遭水患而未能立足。因为这个缘故，这里还留有旧城墙、城壕和比较规整的街道，甚至还有几座砖房和炮台。如今这里是下江特委机关妇联的驻地，也是汤原县的红区之一，也有“汤原县挖地三尺土都是红的”之说。正因为如此，江南、江北的部队经常过往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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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36
板场子的地方被服厂

我住到徐家后，发现他们两家人晚间都很忙碌。南炕的冯家老太太在油灯下做棉衣、钉扣子；徐妈妈也忙着絮棉花，做棉裤。

徐家的姑娘叫徐小燕，很有山东姑娘的特点，她泼辣，嗓门高，爱笑爱唱歌。她的年龄和我差不到哪儿去，她管我叫姐姐，我也就认了。

第二天，徐小燕领着我去看望一个人。我俩来到村西头老王家，在他家的一间小屋里，有位二十多岁的妇女正在低头看着什么。听到有人进了屋，她迅速地把手中的东西藏到屁股底下，很不高兴地抬起头，露出不友好的神色，徐小燕着急了。

“哎呀，刘大姐，她叫徐小凤，我管她叫姐姐，是白叔叔（白江绪）派来和我们一起搞宣传工作的。”

“小丫头，早不说，把我吓了一跳！我知道了，这两天忙活，没倒开空去看她呢，快过来炕上坐。”

那位妇女马上换上了笑容，她是下江特委的妇联主任刘志敏同志。她个子不高，脸型端庄，眼神明秀，我觉得还从来没有看见这么好看的人，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她。刘志敏亲昵地拉着我坐在她的身边，亲切地询问我的家庭状况和来前的工作情况。等我一一回答后，刘志敏很高兴。

“小凤，你来的正好，我们这儿正需要你这么个人才。我听白绪江同志说过，他说你们安区的宣传工作做得好，很活跃。”说到这她拉住我的手继续说：“好啦，我现在就给你分配工作，你当儿童团团长。你要把各村的儿童团员组织起来，把春节的节目排练好，到时候去各村演节目为前线募捐。”

听了刘志敏这一席话，我很高兴，徐小燕比我还要高兴。

“太好了，我的好姐姐，咱们好好干吧！”

刘志敏同志要找村妇联主任商量本村能参加宣传队的人员，我和小燕随她来到了村北头的一个大院套。

院内有三座房子，东厢房，有磨和几匹马；西厢房和正房里，聚集着一大帮妇女。看到刘志敏同志来了，她们高兴地围了上来“刘大姐，你可来了。衣服都做完了，只剩下几件钉上扣子也就得了。这些，往哪儿送啊？”这时，我发现屋里还有两台缝纫机，这东西，在当时很少见。

原来，这个大院套是妇联临时办起来的地方缝衣队，也叫“地方被服厂”，妇女们正在为前方部队做棉衣。我看到屋里靠墙堆着已做好的棉衣、棉裤，都分别标好了大、中、小记号。另外，还有各村农会送来的棉胶鞋、靰鞡鞋、绑腿、鞋绳及各色包脚布等军需物品。

刘志敏同志向大家表示了感谢：

“谢谢你们啦！你们汤原县妇联今冬的支前工作，做得最积极，你们为抗日救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姐妹们辛苦了！”

话音未落，大家热烈鼓掌，情绪极其高昂。

这时，有位男同志跑来向刘志敏同志行个军礼后报告说，部队晚上要进村取衣物。听说部队要来，妇女们高兴得欢腾起来了。有的喊应该赶快烧水，有的喊应该赶紧做饭，有的喊应该组织队伍欢迎部队。刘志敏同志扯着嗓子喊了好几次，好不容易让大家安静了下来，给大家布置了任务。

“姐妹们，请你们志愿报名分头参加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做饭招待部队，二是给部队分发衣物，三是为部队进行慰问演出。”

于是，大家分头报名领任务后，兴高采烈地去做准备了。

对参加演出的妇女们，刘志敏特意的介绍了我，大家热烈地鼓掌表示了欢迎。

当夜幕降临时，整个村子沸腾了。全村男女老少都出来欢迎抗日联军，抗日救国会主任和妇联干部忙着把部队分别领进了各家各户。

这支队伍，是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第一师马德山的部队。马德山（金成浩）师长是朝鲜族，原籍朝鲜平安道，当年只有二十五岁左右，因右眼受伤失明而落下“马瞎子”的绰号。部队进村后，老乡们主动帮部队遛马和喂马；部队同志吃晚饭时，在两间屋子里分头举行了慰问演出。演出前，地委妇联主任刘志敏同志向部队致词表示了欢迎和慰问，然后请马德山师长讲话。马师长向父老乡亲兄弟姐妹表示了感谢，他说老乡们的支援给部队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和勇气，部队将一定不辜负乡亲们的期望和重托，请大家相信，有共产党的领导，一定能把小日本赶出中国！

乡亲们对马师长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然后开始了联欢演出。先由缝衣队的妇女们上场，演唱了当时相当流行的抗日歌曲《欢迎抗日军》：

“欢迎，欢迎，欢迎抗日军，
枪林弹雨驱逐日寇，
为了民族解决痛苦，
英勇善战人人赞颂。

欢迎，欢迎，欢迎抗日军，
枪林弹雨驱逐倭寇，
为了脱离黑暗地狱，
冰天雪地英勇战斗。

欢迎，欢迎，欢迎抗日军，
你们的英勇万众敬仰，
敢干敢干勇敢去干，
争取自由、独立、解放。

欢迎，欢迎，欢迎抗日军，
你们的目的打倒日本，
消灭卖国走狗汉奸，
建立政府人民的政权。”

就在军民大联欢的时候，从江南达木库村（下江特委组织部驻地）来了几位青年，是由抗日救国会主任领来的，他们请求马师长批准他们入伍。这几个青年一个姓葛，一个姓陈，一个姓徐，一色的二十来岁。马师长立即表示了欢迎，并向大家作了介绍。他们中的小徐还带来了一位姑娘，那位姑娘叫小秦，是刚刚结婚后送丈夫来参军的。此时，小秦的脸通红，两个酒窝也更加明显。这时刘志敏同志高兴地站起来说：“这是一对刚刚结婚的小夫妻，新娘送新郎来参加我们的抗联部队，我代表妇联表示热烈的祝贺和欢迎！”

刘志敏的话音刚落，大家自动唱起了《工农兵学联合抗日歌》。

唱完歌，不知是谁提出让新媳妇小秦唱首歌，这当然引起了全场的呼应。小秦羞答答地低着头，不知怎么是好，新郎小徐着急了，他捅了捅小秦，让她唱平时最爱唱的那支歌。小秦抬起了头，脸还是通红通红，但她清了清嗓子，鼓起勇气说：“我就唱《盼郎凯旋归》吧”

在大家的掌声和叫好声中，小秦深情地唱了起来：

“新年呀初一呀，大雪飞扬，
他握着钢枪呀，出征上前方。
出征的哥哥呀，为何不回来？
妹妹我心里呀，如火燃烧。

新年呀初一呀，他出征上前线，
炮火呀连天啊，驱逐日寇，
妹妹我等哥哥呀凯旋归来，
妹妹我等哥哥呀凯旋归来。”

小秦的歌声婉转动听，感人肺腑。当她唱完最后一句的时候，刘志敏同志带头鼓掌并在热烈的掌声中说了话。

“部队的同志们，我们全体姊妹祝愿你们早日取得抗日救国的胜利。到那时，请你们再到我们这儿来，让我们在庆祝抗战胜利的大会上再相会吧！”

刘志敏的话音刚落，妇联干部们的合唱开始了：

“建设了新社会呀，建设了新社会呀，
人人那个平等啊，民族得解放呀，
……
哗啦啦的我们把门开呀，
开开那个门儿呀，同志们走进来呀，
奏凯旋齐声高唱啊，手拿红旗的人们啊，
来呀，欢迎啊，啊啊啊，啊……”

这时，马师长情不自禁地站起来，十分激动地讲了话，他向热情支持抗日的乡亲们和为部队送子送郎的家属们深表敬意。他说抗日救国的胜利之日为期不远了，祖国一定会解放！

联欢会的情绪越来越高，部队同志们也高歌了几首抗日歌曲：

“万恶的日本兵，阴谋毒辣，
恨他三光策雷厉行，欲蚀我中华。
含泪不忍看四省被践踏，
中国人谁肯甘心忍受不如牛马？
起来雪耻，团结起来杀尽他，
夺回我半壁中华！”
……

部队中有不少是汤原县的人，他们同这里的老乡互相认识。趁他们叙旧的机会，不少妇女围上来向马师长报名参军，我挤到前面，把手举得老高。

但是，马师长说，部队要执行特殊任务，所以不能满足大家参军的要求。听他这么一说，妇女们不满意了。

“师长，你这话是咋说的？不是男女平等吗？噢，小葛、小陈、小徐他们来报名，你二话没说就批准了，轮到我们妇女报名，就拿什么‘特殊任务’来堵嘴，这难道公平合理吗？”

马师长哈哈大笑了起来。

“姊妹们，我这个部队是骑兵，你们有马吗？人家小葛、小陈、小徐他们是从江南弄到马来的，不然的话，他俩也不能收。所以，请你们不要误解，这里没有男尊女卑的问题。再说，你们妇联在后方为前方抗日将士日夜兼程做军衣，这个工作多么重要啊！我们这些男同志还做不到呢……”

我本想这次一定要参军，为此还动员刘志敏同志为我向马师长求情，但所有的妇女都没如愿。

部队走了，我难过的哭了。徐妈妈安慰我说，以后还会有部队来，机会还会有。但我还是很难过，那天夜里一夜都没睡着。

第二天的傍晚，我和小燕从刘志敏那儿回来时，看到有一支骑兵经过东北方向的河套，我俩朝那儿追赶了一会，但队伍没进村，走远了。这时天色已黑，我俩无可奈何地回家了。那支骑兵队伍是到江南缝衣队取衣物的，是一支北征的队伍。

有一天，我和小燕到屋外抱干柴，看见从北边来了一个要饭的。，他打着竹板又说又唱地过来讨米。把他打发走后没多久，又来了同样的叫花子，有的还戴了个墨镜装瞎子，一天之中走过四五个。过后才知道，那些叫花子原来是敌人派到红区刺探游击队活动的伪装特务。从此，大家特别警惕外来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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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36
跑交通的李升老人

一天，我和小燕刚走出门去抱柴禾，发现又有一个像叫花子似的人背着背篼，直奔我们家而来。我俩赶紧回屋告诉了徐妈妈，徐妈妈也很紧张，她叫我俩先到外边察看那人先上谁家。可是，还没来得及转身，那个人已经迈进了门坎儿。通常叫花子进门都是有说有唱，但这个人却不声不响地闯进来了，这就更加重了我对他的怀疑。我小声对徐小燕说：“特务进来了，怎么办？”

没等小燕回答什么，那人已经进了屋。他连声招呼都不打，抖了抖身上的雪花，把背篼放到炕上，活像是到了自己的家。我偷眼观察他，此人个子很高，胡子拉碴的脸上挂满了冰溜子，头上戴的皮帽子上也全是霜雪，脚上的大靰鞡鞋冻的一踩地就咔咔作响。看得出此人走了很远的路，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那人把背篼撂到炕上以后，抬头扫视屋中的每一个人，最后，他的眼光落到我的身上就不动了。我感到很害怕，就躲到徐妈妈身后，小声地说“娘，他一定不是好人……”

那个人还是自顾自地摘帽子、解腰带、脱羊皮袄……，他的头是剃光了的秃头，他的腰带是一条又寛又粗的布，他里面穿的是补丁摞补丁缝得很不平整的棉背心……。

“哎，天这么冷，您老还出门了？”

徐妈妈上前搭了话，他还是不搭腔，只顾自己坐下来磕打着靰鞡鞋，别看他不吱声，他的眼睛却不断地向我投来不友好的目光。我很纳闷，就也斜眼回报了同样的目光，并继续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孩子们，别愣着，快烧水做饭！”

徐妈妈发话了，这是咋回事儿呢？我很不情愿地帮徐妈妈点火烧锅，蹲在灶坑边还不时的偷看那人。那人细细的眼睛，高高的还带钩的鼻子，还有那旁若无人的傲慢神态，怎么看也不像是好人。于是，我偷偷问徐妈妈，这个老头是不是特务？没曾想徐妈妈却咯咯笑着大声说：“死丫头，他是自己人！”

“啊！？”

“他来过咱家，是好人，日子久了，咋一看我也没认出来。”

“他是干啥的？”

“是从山上来的。”

听徐妈妈说他是从山上来的，我顿时喜出望外，赶紧从沸腾的大锅里舀上一大碗开水，上前对那人说：“爷爷，请喝开水，先暖暖身。”

老人瞪了我半天，接过水碗也不说话，他还在用眼睛仔细端详着我。我又纳闷了，心想难道他是哑巴吗？

“你，不是说我不是好人吗？”

他，不是哑巴。听他揭自己的短，我不好意思的笑了。但是老人没笑，他反问我是什么人？

“小丫头，我咋不认识你啊，你是从哪儿来的？”

老人这么一问，徐妈妈上前搭腔了。

“这闺女是俺家的。”

说着，徐妈妈给老人摆上了烫好的酒和饭菜。

老人一盅酒下肚，脸色发红，开始露出了笑容。徐妈妈向他介绍了我的身份和来历。

酒足饭饱后，老人装上烟袋要抽烟，我赶紧从灶火中捡一根火杆给他点了烟。老人眯着眼睛笑了笑，挺高兴。

“你这么一点小丫头，离家这么远来参加革命啦？”

“嗯，这回我们是四个人一起到这儿的，他们几个都上了部队了，就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工作。”

我说着，撅起了嘴巴。

“嗯，在这也很好么，这里是红区，有很多工作要你们做，懂不懂？”

他说的当然是有道理的，我也懂这个理儿，但还是不甘心待在后方。

“我，还是想上部队。后方人多，前方人少，需要更多的人参军打仗。现在不是动员群众自愿报名参军吗？我还是儿童团长呐。爷爷，请您帮帮忙，送我到山上去吧。”

“你……太小了，你到部队能干些啥？你还没有枪高，又骑不了马。让别人背着？不，不行，还不是时候……”

“怎么不行啊？我干啥都不挑，做饭，喂马、缝衣洗衣，我还会唱会跳会宣传……”

我急不可耐地强辩了起来。

“你会唱？会什么，唱给我听听。

老人这么一说，徐小燕在一旁为我添油加醋，并陪我唱了好几首歌，李爷爷也情不自禁地跟我们唱了几首，大家都很高兴。这期间，徐妈妈也为我说了很多好话。

大家正在有说有笑的时候，刘志敏同志来了，她认识李爷爷，和他热情地握了手。

“一路上辛苦了，徐小燕告诉我您老来了，我忙完活就赶着来看您，关于徐小凤上部队的要求，我认为是可以的。她很有独立生活能力，到部队多学习锻炼，对她很有好处，将来会有出息，我也希望您这次带她上山。”

原来是徐小燕偷空出去，特意为我搬来了刘志敏这位援兵。我偷着挤眼睛，向徐小燕表示了由衷的谢意。

“好吧，既然是刘志敏同志也举荐，我可以把小凤带上山去。至于部队要不要她，我就不敢担保罗……”

李爷爷同意带我上山，这就够了！队伍上能不能要我，到时候再说。我的心情特别的激动，兴奋的一夜没合眼，想象着部队的生活该是什么样？想象着爸爸和哥哥要是知道我上山做了一名抗联战士该有多高兴……。

第二天，徐妈妈把连夜为李爷爷和我做出来的玉米面窝窝头，装满一袋子让我们带着路上吃。

要上山了，我特别高兴，嘴一直合不上。但是，看到徐妈妈和小燕在流泪时，又舍不得她们了。这些日子，徐家人把我当成了真正的自家人，徐妈妈把我当作自己的亲闺女，小燕把我当成自己的亲姐姐，我们之间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现在要离她们而去，忍不住心头的酸楚，禁不住两眼唰的流下了眼泪。

这时，刘志敏同志也赶来送行，她再三嘱咐我到部队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做一名好战士，还让我有机会时一定回来看看她们。然后，她对李爷爷说：

“李升同志，等您见到雷炎，请您转告他，我在这工作很好，让他放心……”

噢，我这才明白爷爷叫李升，可刘志敏同志捎口信的雷炎又是谁呢？

“李爷爷，雷炎是谁？是刘大姐的哥哥？”

“嘿嘿，雷炎，是你刘大姐的‘耐人’（爱人）懂吗？比哥哥还要亲的小两口子，现在叫耐人，明白了吧？”

他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

雷炎同志是三军的师长，外号叫雷锤子，1939年牺牲于海伦县的游击活动中。

刘志敏同志是一位杰出的妇女干部，有知识，有文化。在同她相处的十多天中，她给我留下了难忘的深刻印象。她热爱自己担任的妇女工作，日夜奔忙，深入群众，和广大妇女交朋友，她待人真诚、和蔼、体贴，遇人遇事都有足够的耐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从不发脾气，具有东方女性的美德和魅力。因此博得了广大农村妇女干部、群众的热爱、拥护和信任。在后来的很长一段艰难的战斗生活中，也曾常常怀念和感激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和她再次相逢。可是，在1938年日军发动“3.15”大搜捕时，刘志敏同志和赵明久、刘忠民书记、宋乃振、李桂兰等五百多位干部一起被捕入狱。其中多数人在哈尔滨监狱被杀害，刘志敏同志被判无期徒刑。因此，解放前我没能和她重逢。直到1945年“8.15”日军宣告投降后，才和出狱的刘志敏同志见了面。出狱后的刘志敏同志重操旧业还做妇女工作，曾是黑龙江省妇女联合会副秘书长。

那天，我和李升爷爷告别了刘志敏同志和徐家人，一路往北走。那是个狂风刮起大烟泡，雪沙打面抬不起头来的数九寒冬。李升爷爷脚穿特号大靰鞡鞋，走起路来特别吃力，他嘴里嘟嘟囔囔的骂着：

“他妈的，鬼子年（当时东北群众管日本人过的阳历年贬称鬼子年）快到了，怪不得今天风这么硬！”

李爷爷骂骂咧咧地向前迈步，我可不敢张嘴说话，一张嘴就冰牙，冷的更难受。所以，就紧紧闭着嘴跟在李爷爷身后走。他那又高又大的身子，能为我遮挡不少寒风和雪沙。李爷爷的步子大，我的小腿得紧倒腾才能跟上趟，这样一来，就多次踩到李爷爷的脚后跟，我怕他生气，歪着头看他，他却扑哧一声笑了。当他再回头时，我不禁叫了一声。

“李爷爷，看你……”

“咋啦？丫头，受不了啦？”

“不是，我看您现在变得像个老佛爷了，白胡子，白眉毛，白帽子，还有下巴颏儿长长的白冰溜子……”

“那往后你就管我叫佛爷吧，不过，哈哈，你自己呢？你可是变成了白白的一只小白兔了。”

“是吗？真好玩。”

“过两天我领你到咱这儿的月宫看看，他们一定会欢迎咱俩的。”

“月宫？那咋能上去啊？”

“能啊，我已经去过好几回了，这次我一定领你到月宫玩玩”

“月亮那也这么冷吗？”

“那儿也冷，可那儿有避风的山洞，你去看就知道了。”

李爷爷的话，我半信半疑。但是唠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爷俩有说有笑的走着，突然，李爷爷回身一看，变了脸色，他拉住我的手说了声：“不好！”

“啊！怎么啦？”我吓了一跳。

“你小脸蛋冻白了，得赶紧用雪擦。”

没等我反应过来，李爷爷抓起一把雪，不由分说地往我脸上使劲搓。一开始我的脸没有知觉，后来搓多了，脸开始有些知觉，进而是火辣辣地疼。

“这下好了，不过过几天会掉一层皮。”

“掉皮？”

“不碍事，毁不了你的脸蛋。”

“李爷爷，给我讲讲你是咋参加革命的吧。”

“咳，那话可就长了……”

“李爷爷你就给我讲讲吧，是不是也像我这样找人把你领进大山的？”

“哈哈，那可不是，好，我就一边走，一边给你讲……”

李升爷爷，1867年出生在山东省德州屠桥街一个贫苦的搬运工家里，十多岁那年吧，他爹让人家给解雇了，生活一下子没了着落，只得搬到乡下去。到了乡下，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他和爹就一起给地主去扛活，后来盖了间小草房，就租种了大财主‘迟状元府’的几亩地。但收成还不够交租子，加上连年的水、旱、虫灾，生活极度困苦。他的父母和叔父，相继死去。他对吃人的财主恨之入骨，就决心去习武，想练就一身本领，去仗义行侠，杀尽财主贪官，报仇雪恨。经过几年的学艺和苦练，他学会了拳棒和枪术，还练就了两条快腿，行走如飞。

但学会武功仍斗不过财主官府，也解脱不了贫困，还是照样饿肚子。1894年他二十八岁时，运河水出槽，淹了房子和庄稼，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他就一个人肩扛着一条扁担下了关东。开始在吉林省天宝山金矿当工人，以后又到哈尔滨，卖了两年小工。1898年他到了方正县，正赶上放荒，于是就在方正落脚。开荒种地，一直干到他42岁时，才与当地一个姓顾的女人结了婚，并生了两个儿子。虽然有了家业，生活也还是很困苦。

1915年李升被人骗到俄国修了两年铁路，受尽了白俄监工和把头的欺压。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打倒了监工把头，索回了被克扣的工钱。他和中国工人受俄国革命斗争的影响，提高了觉悟，也参加了护路队，跟着红军与白匪军和帝国主义干涉军作战。1919年冬，在一次与日本武装干涉军战斗失利后，队伍走散，李升等中国工人跑回了封冻的黑龙江，又回到东北。

回国后，李升到了黑河，用挣来的工钱栓一挂车跑“邮政”。开始跑黑河到瑷珲，后来又跑哈尔滨到德都，哈尔滨到佳木斯等路线，他一直跑了十几年。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到处横行，李升非常气愤，他很想像在俄国时那样，拿起枪来打日本，但一直没有机会。

1932年秋的一天，李升赶邮车往佳木斯去，途中被大汉奸于琛溦的伪军截住，硬把邮件卸掉，装上一车武器弹药，派一个伪军押运。李升对伪军恨透了，当车走到江边时，他假意说车坏了，要修理一下。伪军大队继续往前走了，只留下那个押车的伪兵。李升趁这个家伙不注意，操起一根棒子对准他的后脑砸去，并迅速地把伪兵的尸体和车上的武器弹药都推到了江里。然后他跑到了一个就近的集市，把车马都卖了。李升因打死伪兵不敢回方正，就流落到鹤立河南岸的七号屯，这是个朝鲜族聚居的屯子，他在这里打断工，割水稻。

七号屯是中共汤原中心县委所在地，中共满洲省委驻松花江下游代表冯仲云同志，当时正在这里与县委的同志一起开展抗日工作。由于汤原地区农村朝鲜族群众较多，日本特务、汉奸和封建地主便极力进行破坏活动，挑拨离间两个民族关系，使汉、朝两族群众产生隔阂。冯仲云同志和县委领导动员许多同志去做汉、朝两族群众的团结工作，不向汉奸地主交租。县委领导和党员大多都是朝鲜族，所以朝鲜族农民很快就发动起来了，而汉族农民却没有起来。李升当时很着急，他亲身经历过俄国的革命斗争，深知只有穷苦人都联合起来，才能打败敌人取得胜利。于是他积极主动地向汉族农民作宣传工作，参加和支持抗租运动。经过深入的宣传教育，消除了民族隔阂，汉、朝两族农民集合起来，到鹤立镇举行抗租和抗日大示威，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军和汉奸的嚣张气焰。在此基础上，汤原中心县委在七号屯召开了群众大会，成立了汤原人民第一支抗日武装——汤原反日游击队，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反日斗争。

李升在参加抗租斗争中认识了冯仲云和县委的同志，他更加靠近党组织，也参加了冯仲云组织的干部训练班。在训练班里学习了有关共产党的知识和革命道理，他的觉悟更高了，他向冯仲云同志提出要求加入共产党。他说：“我在东北乡村各地都跑过，没看见过像你这样一个大先生，刻苦地跑到这样穷苦的乡下，来告诉我们这许多抗日救国的大道理。我现在才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我一定要拼着我的老命为共产党做事，我要做一个共产党员！”

由于他思想坚定，积极参加抗日斗争，表现突出，1933年初，经冯仲云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日伪军攻占了方正县，烧了半条街，李升的房子被烧了，他的老伴和两个儿子也都被敌人杀害了。六十多岁的李升对敌人更加仇恨，抗日也更加坚决。他到处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展了许多救国会员。

由于他生活经验丰富，机警沉着，腿脚又快，虽然年岁大了点，但更易于掩护，所以党组织安排他做了交通工作。

我和李爷爷边走边唠，太阳就快落山了，我们进了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庄座落在丘陵地的一个岗子上，有几十户人家，村名叫洼达岗（今香兰的一个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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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41
走“洼达岗”过“舒拉河”

我和李爷爷来到了洼达岗，洼区的妇联主任李桂兰和一位姓王的同志接待了我们，我俩就安排住在姓王的这家，负责接待我们的李桂兰同志，年龄不到二十岁，她做了多年的妇女工作。人长得又白又胖，伶牙俐齿很善言谈，说起话来好摇头和作手势，性格特别开朗。李桂兰同志全家都参加了革命，她哥哥李凤林现在是六军保安团团长。

这天晚上，我住西炕，李升爷爷住东炕。吃过晚饭以后，三江地区的交通员王仁来找李升同志谈话，谈了好久，我躺在西炕，不一会就迷糊了过去，太累了，这一觉睡到了第二天清早。

第二天睁开眼睛，我发现，李桂兰同志咋打扮的那么漂亮啊，她头上梳了个蝴蝶式的发鬏，在当时是很时兴的发式，而且还插了红花和疙瘩针，身上穿着蓝司林布长旗袍。原来，这是她特意化的妆。由于当地特务活动猖獗，敌人正在追捕她，组织上决定让她暂时离开地方上山工作。因此要和我们一起同行，我听了心里很高兴，又结识了一位女干部，路上也有女同志可以作伴了。

我们扮成了回娘家走亲戚的一家人，李桂兰是新娘子，我是小姑子，王仁（交通员）扮成了新郎官，李升扮成了老公公。地方组织还给我们准备了果匣子，是当时时兴的木制的装点心的礼品盒。

这时，妇联干部王同志看了李桂兰的打扮直摇头。

“桂兰，你是装成王仁的媳妇回娘家的，你得真像个媳妇的样子才行！”

“我这打扮还不像媳妇？”

“你呀，叫明眼人一看，就能看穿你根本没过门。”

“为什么呀？”

“为什么？一来，你梳的是姑娘的发；二来，最重要的是你还没有开脸。”

“开脸？我的妈呀，我可不想受那个罪！”

但是，这次上山非同小可，不仅要送一些文件，李升同志和王仁同志都负有重要任务。所以，一定要装扮的很像，不能让特务们看出任何破绽。于是，李桂兰同志豁出去了，忍着疼痛接受了开脸。妇联干部王同志，用滚动白线的办法，先从额头开始，然后到脸颊、下颌，要把汗毛全都拔净。李桂兰同志疼得呲牙咧嘴，冒出了满脸满额的汗珠。拔完汗毛，还要修眉毛，除用白线滚动外，还用土制小镊子拔掉多余的眉毛，把眉毛修成了漂亮的月牙形。那个时代的姑娘家，出嫁时都要过这道开脸关。李桂兰同志说：“要不是为了革命工作，我可不受这个罪，到时候真结婚，我也不开脸。”她的话逗得大家直笑。接着王同志又给她的脸上抹了“隔脸粉”（今天雪花膏）和胭脂；头上还有两朵红花和疙瘩针，打扮的非常漂亮，这回真像个新娘子了。

我是扮小姑子的，用不着太多的化妆，只在原来的两条辫子上，缠上红毛线，身上穿蓝色棉袄就行了。

准备停当以后，一行四人乘马爬犁沿着山区边的丘陵地朝南前进了。天气清朗，但寒风刺骨，我和李桂兰脚上的布棉鞋太单薄，脚冻得像猫咬似的难受，总得下来跑一跑才能缓过劲儿。中午，我们来到了一个叫韩家店的小村子，在姓韩的两口子开得小店里吃了午饭喂了马。这是一家有南北大炕的小店，大家吃的是高粱米饭、炖白菜土豆汤和咸菜疙瘩。吃完饭，李升爷爷买了几个咸菜疙瘩装进袋子里，当然也买了一壶酒。

由于吃了顿热乎乎的午饭，下午上路就感觉不太冷了。

马爬犁飞驰在雪野上，赶车的老板子把鞭子甩的啪啪响。雪地越来越深浅不平，有时陷入雪坑，有时人仰马翻，折腾的大家浑身是雪，幸好没受什么伤。不久，马爬犁拉着四人过了一条河，李爷爷说，这河叫舒拉河。过了舒拉河我们来到了山下一个不大的村庄，这时，天已擦黑了。

这个村子有一座土墙围起来的大院套，这个院套也是全村独一无二的院套。这里的主人叫穆老三，是一位倾向抗日，支持抗战的地主。据说，抗联六军留守团耿殿军团长同穆老三交往甚多。所以这里已经成了抗联的一个后勤基地，很多军用物资都存放在这里，必要时部队派人来取走。另外，这里又是妇联组织的地方被服厂，也是季节性的临时被服厂。每当弄到一些布料后，就从各村妇联抽调一些人过来，经过一两天的短期培训后突击制做军服。这个被服厂叫舒拉河被服厂，我们到来时，这个四合院还在忙乎，部队已经取走了做好了的棉衣，妇女们接着赶制子弹袋、背篼、棉袜子等军需品。这里用的缝纫机，是一位姓李的师傅个人的，每次有任务就从家中搬到这里，完成任务后再搬回家。他是这里唯一的裁缝师，大家都叫他李师傅。

这里的负责人大家都喊她韩姐，是一位妇女干部，穆金华（穆老三的侄女）及穆老三的儿媳妇等人也协助工作。

到这儿，王仁同志的任务算完成了，他还要由此过松花江，到江南执行新任务。李升同志热情地同他握手告别，李桂兰同志还同他开了句玩笑：

“祝愿你早日娶上真正的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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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49
夜宿小兴安岭

离开舒拉河的这天早晨，是个晴朗而又寒气逼人的天气。

我和李桂兰同志没有什么行装，而李升爷爷却是浑身披挂全副武装的。他的大布兜（现在叫背囊）里装得很满，里面有靰鞡草、包脚布、烟草、土盐粒儿；还有刀、锯、锉、镰刀、斧子等工具以及玉米面大饼子、窝窝头等食品。他身上还挎着一个酒壶，那是用晒干的牛膀胱做成的，口上是用玉米棒子芯儿堵塞的。早饭时，穆老三的儿媳妇给大家送来了小半盆玉米面饼子，我把李爷爷的一份也包到自己的布包里，想尽量减轻他的负担。

从舒拉河出发后，往西走了十多里路，然后顺着那里的冰河朝西北走。周围都是杂木林子，林子里雪深，走路十分吃力。所以，大家主要走的是河上的冰道。

一路上虽然很冷，但三个人有说有笑，冰雪世界的自然奇景更是美不胜收。当我们落脚冰川时，玉兰色的冰河透明的能看清水底的沙石和水草，河两岸的树枝上挂满了玲珑剔透的冰溜子和冰珠子，在阳光下，光芒耀眼色彩缤纷，那形状各异，千姿百态的冻冰，冷丁看上去，连成一片的像是瀑布；有的又活像是个人站在那里。

“李爷爷，那个多像你老人家，您看，也背着大兜子挎着酒壶……”

我高兴地叫起来了。

“对了，傍边还有个小丫头，那就是你呗。”

说完李爷爷也高兴地咯咯笑了。

一路陶醉于景色之中，减轻了不少疲劳，但是顺着漫坡走了一气儿，就全身冒汗，着实感到有些累了。这时，李爷爷说快到家了。

“快到家了？是我们游击队的家吗？”

我和桂兰姐高兴了，顿时觉得身上冒出了一股劲儿。

“等你们到那儿，就知道啦。”

没走多远，果真看到了爬犁和马蹄印。我拉住了李爷爷的手快步向前，我觉得爷爷走的太慢。为了减轻他的负担，我把爷爷的酒壶解下来要帮他提，那酒壶少说也有三四斤重。

“不行，不行，还是让我挎着吧。万一你摔个跟头，把酒都给我洒出去可就惨了。不喝酒，我是不能走路的；我走不了路，你就甭想找到家。”

让我提着酒壶，李爷爷怎么也放不下心，硬把酒壶要回去重新挎在肩上了。

这时，已经能听到树林里的人声和马嘶声。再走进去，就看到木板房了，板房烟囱里的青烟正顺着河沟悠悠飘散。

“爷爷，看到房子啦，那就是咱抗联的房子吧？从今天起，我也是抗联战士吧？”

看到我着急的样子，李桂兰在旁边打趣我：

“你呀，是小不点、小不点的抗联战士。”

李爷爷不说话，只是笑着往前走，我又跑到前面催他快点走。等赶到木板房前时，一下子楞住了，我看到的人们都是身穿便服没有带枪的平民。

“爷爷，他们怎么都没带枪呢？”

“嗯，他们是不带枪的抗日军。”

原来，这是一伙伐木工人。他们腰间系着麻绳，绳上别着一把小斧子，正从山顶上往河川放木。

我们进了木板房，借炭火烤着吃了玉米饼和窝窝头。李爷爷边吃边和工人唠嗑，还把酒壶取下来，把酒倒给伐木工人，工人们把猎取的山兔肉送给他，他们把山兔肉烤熟了沾上盐当下酒菜，能看出来李爷爷和这帮工人非常熟悉，他们吃的津津有味。吃完喝完，三个人又上了路，这次开始登山了。

要爬的山峰就在眼前，大家开始往上爬。密密的松林里，参天的松树喷发出清新的松香，使人感到怡神爽志。树枝上，有各类小动物无忧无虑的自由玩耍，千姿百态的树上笼罩着洁净的白纱，一阵阵的清风吹过，散落下来的雪花在阳光照射下，满天闪烁着耀眼的银光，再看地上的冰雪和山上的石景以及环山的冰川，真是看也看不够的美景，数也数不尽的奇观啊。

“爷爷，咱们国家的山河多美呀，怪不得小日本要来侵略我们。”

“是啊，所以我们要打跑他，一寸土、一根草也不能给他！”

我们三个人一连爬了好几个小时的山，累的汗流浃背，但是，仍没能爬到山顶。最影响前进速度的是林中那些横七竖八的倒木，有的倒木粗得两人合抱都合不到手。遇到这样的倒木横躺着拦路，大家只能爬上爬下或躲着它绕道而行。这样一来，舍近求远不说，还要被那些大树上的树枝挂破了衣服，特别烦人。

冬日的白天是短暂的，不觉间太阳西下，夜幕降临了。李爷爷说，要在松林中露宿。他还说：“这里是游击队的家，天当房、地当炕，打游击野外露宿是常有的事儿。”

“爷爷，游击队的家真美呀，可是它太大了……”

“对了，是大啊，我们的家有五十万平方公里，能不大吗……”

“哈哈……”李爷爷一边说，一边开心地大笑起来了。

茫茫的原始森林，积雪很深，平地积雪到膝部，洼地的积雪都到大腿根。夜晚的风，吹进松林呜呜作响，雪花漂浮寒气逼人。我心里犯嘀咕了，这儿，能过夜吗？

“桂兰姐，咱们真的在这儿过夜啊？”

“游击队在山的那一面，咱们还赶不到那儿，附近又没有房子，你说能住哪儿？”

说着，李桂兰指指李升爷爷。我看到爷爷正在林中的背风处，把地上的雪扫到一边，然后用斧子砍下枯树枝堆成柴垛。我明白了，爷爷是在准备着露宿的地方。我们俩也紧忙跟着拾柴添垛。柴垛已经很大了，李爷爷还去扛大树枝。

“李爷爷，够多了吧？”

“不，要烧一宿，这点柴禾根本不够。”

李升爷爷说着话还是不停地扛树枝，又扛来了一大堆，李桂兰同志也觉得堆得太多了。

“李升同志，您这是准备在这儿过一冬吗？整这么多柴禾干啥呀？”

“呵呵，这一大堆柴禾，放在家里可真差不多够烧半年了。可是，咱要在这冰天雪地上过夜，这些柴禾烧到明儿天亮，也剩不下几个，这里不比屋子里能烧炕，野地的篝火火势不旺，人要冻死，你们啊，日子长了就知道了。”

李升爷爷边说边把篝火点着了，不大一会，火焰升腾，四周通明。他又捡来好多松塔扔进火里，过一会用树枝拨拉出来，用脚一踩，满地都是烤熟了的松子。这热气未消的松子，又好嗑又香。李爷爷用带来的盆子化雪烧水，我俩烤热了带来的玉米饼，松子当菜，雪水当汤，就着玉米面饼子，三个人吃的特别香。

吃完了雪地野餐，我们在篝火两侧分别打了临时睡铺。这个铺，是并排摆上好几根粗木，上面在横铺细树枝而成的。打好睡铺后，我和李桂兰紧挨着躺在一个铺上。这个睡铺一来凹凸不平，二来树枝刺刺拉拉硌的怎么躺都难受。但是，爬了一天的山，累得我不大一会就进入了梦乡，这一觉就睡到了天亮。醒来以后，看到原来堆在篝火旁的柴禾都添没了。我知道这是李爷爷怕大家挨冻，整夜没合眼添柴加火的。还发现，自己身上还盖着李爷爷的皮袄。

看到这一切，我感到过意不去。这时，李桂兰开了句玩笑：

“你呀，睡的像口小死猪，还有好几次把脚伸进火堆里，是李爷爷帮你拉出来的。要不然，你的脚还不被烧成猪爪子啦？”

听了这话，我不知道该怎么是好。为了表示感激之情，就跪在雪地给李爷爷磕了三个头。

“别，别磕头，咱革命队伍不兴这个。往后你要记住，要保护好自己的脚丫子。革命的路还长着呐，没有好腿脚你怎么干革命？就是千里马，没有蹄子还能上阵吗？我这么大年纪还跑交通，全靠我这两条腿硬朗。所以，大伙都叫我‘李快腿’、‘李铁腿’。我这话，丫头你记住没有？”

李升爷爷说的很中肯，也很自豪，我会记住一辈子的。李升爷爷对交通员的工作十分得意，他情不自禁地唱起了自编的抗联歌曲《跑交通》：

“披星戴月跑交通，爬山卧雪为抗战，
如今国家遭劫难，我把老年当少年，
人人叫我李快腿，南满北满走个遍，
少走一步难成功，革命好比爬大山，
革命好比爬大山……”

李升爷爷的歌声震撼山岳，山谷中发出了一阵阵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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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50
四块石山上的“月亮门”

早上，每个人啃了两个窝窝头就接着爬山了，那山势特别陡峭，是立陡立崖，越往上越难攀。

“李爷爷，都爬了一天多了，怎么还不到啊？”

“嗯，别急。咱这是上月亮，能那么容易吗？”

“咱们真的上月亮吗？”

“当然罗！”

李升爷爷虽然在笑，但看得出他也累得够呛，他不住地用围巾擦脸上的汗。李桂兰就更惨了，她长得胖，本来行动就不太灵便，再加上拉着我攀陡坡时还摔了几次，她的腿脚就更不灵了。因此，她很着急，也很气恼。

“真够呛，月亮山上也没有日本鬼子，咱上月亮那儿干啥呀？”

这显然是怨气，但抱怨归抱怨，山还是要爬。三个人继续往上爬了一阵子，感到山顶有些透亮，心里边也不觉敞亮了许多。我和李桂兰三步并二步登上了开阔的漫坡地，这里没有大树，小树丛也稀稀拉拉的不多，只在有枯草的地方才有些小树。大风把地上的雪都刮飞了，地面露出一片片大石头。登上漫坡再往前看，是一座陡峭的石砬子（石峰）。

“到了，到了！”

李升爷爷快步往前走，并在有草丛的地方转来转去，用棍子拨拉着，像是在找什么东西，我赶紧跟过去好奇的问李爷爷：

“李爷爷，您在找啥呀？是不是有野兽的脚印？”

“不是。”

他的话音未落，我只觉得忽悠一下就掉进了雪坑里，我感到经过松软的雪层继续的沉进了个什么坑，我的脚发凉了，吓得连声喊着：“救命啊……！”

“哈哈，找到了，这下可找到了！”

李爷爷高兴地把棍子的一头伸给我，把我从坑里拉上来了。拉上来之后，他兴奋地往石头上一坐，装烟袋锅点上了旱烟。

“嘿嘿，小凤啊，你可真有福气呀！”

“啊？我有福气？啥福气呀？”

“你是仙女，懂吗！”

“什么？”

“你掉进的这个井，是仙女井。这是过去仙女们下凡汲水梳洗打扮的水井，就因为日本鬼子打进来，仙女们再也不来了。今天，我们的小凤掉进去，不就是仙女下凡吗？”

“爷爷，您真能开玩笑。”

“小凤，李爷爷说的对，你就当一回仙女吧，当仙女多好啊！”李桂兰也凑过来打趣了。

李爷爷还说：“有一次，我和冯省委（指冯仲云，因当时任中共北满省委书记，人们称他为冯省委）、老姜头等几个人再次路过这儿，又找到了这口井，冯省委提议把它修好，他说将来抗联同志们过往此地就有甘泉水喝了。从那以后，这口仙女井就改叫抗联井了。”

李爷爷讲得很认真，也很有意思，我更感兴趣的还是关于仙女的事。

“李爷爷，以前那些仙女们是从哪儿下来的呀？”

“噢，你们看，上边那个天窗。”

我们朝李爷爷所指的方向望去，果真，在高高的石峰上有个一轮明月似的天窗。

“看见了吧？那就是月亮门，仙女们就从那儿下凡来这里喝水和梳洗的。”

“噢，真像月亮，太有意思了，咱们能上去吗？”

“当然能上去了罗，待会我领你们上去，到那儿你们就能看到江南江北的锦绣河山……”

我们开始跟着李爷爷从北坡攀登月亮门，山势特别险要，我和李桂兰提心吊胆地紧随李升爷爷爬到了山顶上。到上面往南望去，真令人心旷神怡。极目远眺，连绵耸立的石林犹如庄严的重重城廓，又像是森严的一座座炮楼，再加上斑驳的雪衣，显得格外神奇。我们忘却了寒风刺骨，出神地观赏着奇特美景。

这时，我突然感到自己的两只脚火辣辣的难受。原来，从井里被李爷爷拉上来以后，光顾着听他讲仙女的故事，忘记了自己的湿鞋，这会儿在山顶上站久了，两只鞋都冻得硬邦邦的。

“李爷爷，我的脚好疼……”

“哦，把你的脚给忘了，不碍事，咱们找个地方生火烤烤。咱们就要到家了，到了那儿啥事儿都好办了。”

李爷爷边说边把我们领下了月亮门石砬子。北侧的山根积雪很深，其余的地方雪都被风刮走了，露出了大大小小高矮不平的一片片石头，又硬又滑很难行走。我们顶着呼啸的风雪，踩着又硬又滑的石头，几乎连滚带爬地来到了一个石砬子中间的山口。再往南走不多远，有个山洞，我们就在那里打尖（休息）了。大家在洞口拾些干柴生了火，一边烤窝窝头和大饼子一边烤鞋。鞋烤干了，我的脚也舒服多了；肚子喂饱后，身上也暖和了许多。吃完午饭，我们登上了另一个石砬子。

“你们看，那儿像两条白龙似的弯弯曲曲的亮条，就是松花江和牡丹江，还有那边一片片小白点，就是依兰县古城……”

我和李桂兰站在石砬子顶上，顺着李爷爷所指的方向望去，当真一目了然。

“看到了，我早就听说过依兰县这个古城，现在不就在咱们的眼皮子底下吗？”
“不，没那么近，少说也有150来里地呢。”

李爷爷解释着，他还在目不转睛地望着远方。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到松花江和牡丹江不只是像白龙，还像两条柔美的白色丝带，在那里相互交接，形成了一个“入”字形。居高临下的举目远望，银装素裹的重峦叠嶂，美的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才好。

李爷爷又说话了，也像是自言自语。

“这么好的河山，被日本鬼子糟蹋了。”

他的话音有些伤感，但他又坚定的补了一句。

“不过，我们一定能把它夺回来，让你们看个够！”

他的话又一次勾起了大家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愤慨，我们咬着牙无声地点了点头。

“好啦，咱们还得赶路，还有六十多里的山路呐，走吧。”

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那里，随着李爷爷继续上路了。

我们奔走在四块石山西北侧的山梁上，天已到了下午，李爷爷催着我们快点赶路，他说，天黑前赶不到就难找了，于是大家加快了脚步。当走到石砬子尽头后就开始下山朝北进了大林了，从这儿开始，大都走的是下坡路了，省劲儿多了。尽管脚下的积雪足有一米厚，但表面已被太阳晒成了硬壳，人走在上面多数地方都塌不下来，可是偶遇没被太阳晒到的地方，雪质仍很松软。人要是陷下去，那就说不定有多深了。

我觉得在硬邦邦的雪上走下坡路很好玩，有时可以坐下来打出溜，哧溜一下就能跑老远，特别痛快。

“太好玩了，你们快追我！”

我叫喊着，一路出溜地跑在前头。

“我的脚摔坏了，没法追你，你也小心点，别伤着脚。”

李桂兰是挺困难的，她一瘸一拐的走着，又不敢打出溜。

“小凤子，你也别太乐呵。你要是摔伤了，我可不能背你。我们只能把你扔到这大山上，到了那个份儿上，看你还笑不笑。”

“李爷爷您放一百个心，我小时候在冰上打过出溜滑，现在在雪地上跑，这算得了啥。”

我越跑兴致越高，有时被雪埋了，咯咯笑着爬起来接着跑。当我跑到一处山坡，发现雪地上散落着零星的树枝，到这儿积雪也不深了，我放心地往前迈步。但是，刚走两步，突然感到脚底踩空，只听噗通一声，全身掉进了一个很深的坑里。坑里很黑，周围很小。难道这又是一口仙女井吗？可是用手触摸，四周都是土壁，脚底也没有水，我心里猛丁的产生了恐惧感。就拼命想往上爬，无奈那个坑有两米多深，怎么也爬不出去。这时借着透进坑里的光线往上看，坑口是用树枝虚掩着的。我在坑里竖起两只耳朵听声，四周静悄悄的。我知道李爷爷照顾李桂兰走的慢，离这里很远，得待一会才能赶到。可是又一想，万一他们不经过这儿，不就真把自己扔在这山坡坑里了吗？我越想越不是个事儿，就开始扯着嗓子叫喊了：

“李爷爷，桂兰姐快来救我啊……”连喊了十多分钟，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急得我嚎啕大哭起来了。

“就是这儿！”

突然，听到有人来了。

“李爷爷，快救我——”

我高兴得连哭带喊，可是对方的嗓音很怪，不太像是李爷爷。

“坑里是什么人？”

“是我，我是小凤。”

“啥大凤小凤的，你是弄么的？”

上面的人不认识我，是操山东口音的陌生人，难道是日本特务吗？

“他娘的，你咋不搭腔？你是不是日本特务？”

他这么一喊，我马上感到有救了。

“不，我不是特务，我是来找游击队的。”

“来找游击队？是谁领头的？”

“领头的姓冯，名字叫省委。我还不认识他，是李升爷爷说的，说领我去找冯省委。”

我说到这儿，听到上面有个女的在说话。

“好啦，别再逗她了，快把她拉上来吧。”

噢，分明是李桂兰的声音。接着，我听到了李桂兰和李升爷爷的咯咯笑声。好么，闹了半天，原来是李爷爷变着嗓音在吓唬自己。

等李爷爷用棍子把我拉上来后，我还是委屈地哭了。李桂兰拍打着我身上的雪安慰着我。

“好啦，别哭了，伤到哪儿没有？吓着了吧？”

看着我在哭，李爷爷还是笑个不停，

“嘿嘿，小丫头，腿脚还真不赖。谁叫你跑的那么快啦？咱们本应该往北拐，你却跑到这西边。要是我们不来找，你就在这个鹿窖里跟鹿作伴了不是？”

我掉进去的土坑，原来是窖鹿用的陷阱，我让李爷爷逗得实在忍不住了，脸上还挂着泪水，扑哧一声又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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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50
走迷了路

我们三个人接着上路以后，我忘了刚才淌眼泪流鼻涕了，学着李爷爷刚才装的山东腔，夸他戏演的还挺像，惹得大家都笑了。说笑间，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陡峭的山崖边，一时拿不准从哪儿下。如果找漫坡绕行，就会保险些。但是，一来绕远，二来雪深，倒木多。于是就决定就地直接下崖，这一来，李桂兰犯愁了。

“妈也，我可不敢下，看着我都眼晕呐。”

李爷爷看了看我和李桂兰，然后伸脚试探了一下。

“你们俩先别动，我先下去看看。”

没等李爷爷迈步，我跑到前面拦住了他。

“爷爷，让我先下去试试吧。”

“不行，不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两天打出溜滑我都有经验了，连鹿窖都蹲过了，还能把我咋样？”

说着我就要下，李桂兰和李爷爷一左一右拉住了我。我想挣脱他俩，猛一使劲，不仅我一下子滚了下去，被我拐的他俩也叽里咕噜地滚下来了。我们三都滚在了雪窝里，个个都变成了活雪人。不知滚了多少个滚，来到平地后，李爷爷直挺挺躺在雪地里不起来了，他只顾开心地哈哈大笑。

我先站起来怕打着身上的雪，上前去拉他起来。

“李爷爷，这下该我来救您了吧？伤着您没有啊？”

李爷爷坐起来拉住我的手，脸上挂满了笑容。

“你这小丫头，真有点胆量！行，当游击队员你这一股冲劲儿就差不离！”

看得出，李爷爷是在真心夸我，我心里特别高兴。这时，听到有人在喊，回头一看是李桂兰。

“小凤，你快来，我起不来啦。”

我赶紧跑过去一看，桂兰姐的膝盖被倒木给碰坏了，疼得她直咧嘴。这一来，她自己是走不了啦。我把她拉起来之后，和李爷爷轮流扶着她，她拄着一根棍子一瘸一拐地走。遇到倒木俩人一起扶她过去，行进的速度慢了许多。这样走了两个多小时，遇到一个河岔，我们开始顺着小河走了。

“快到了，应该快到了。”

李爷爷像是自语，又像是在安慰我们。

太阳快要落山了，又开始下起了大雪。我看到，李爷爷的脸上直冒汗。很显然，他是着急了，很快，他的脸上和帽子上都挂满了白白的冰霜，他紧锁着眉头，脸上没有一丝笑意。

“就在这儿，再打个宵宿吧。”

李爷爷的话说得有气无力。我感到很内疚，尽管李爷爷没直说，但我心里明白，这不都是因为自己太冒失而让李桂兰受了伤引起的吗？

“李爷爷，这都怪我，我对不起您，更对不起桂兰姐……”

“没事儿，我的腿受伤不能怪你，是我拖累了你们……”

“好啦，你俩谁也别说了，你们就准备篝火吧，我再去找一找，就这一带准没错。”

李爷爷走后，我把李桂兰安顿在背风的倒木上，自己去捡树枝，李桂兰把捡来的树枝折断了堆在一起。树枝捡够后点起了篝火，我俩先用脸盆化雪烧水，喝着热水就地等李爷爷探路回来。

“小凤，咱俩把窝窝头捏碎了，煮成粥喝吧。这几天咱们老啃干粮，好像上火了。”

李桂兰这么一提，我觉得很有道理，按理儿早该想到了。一路上翻山越岭的，每天都流了很多的汗，要是早想到多喝些粥，就不至于上火烧心和嘴唇干裂了。于是，我和李桂兰把几个窝窝头捏碎，用雪水煮了一会，但是，咋也煮不成糊状，只能当热米汤喝了。

过了一会，李爷爷回来了。

“走了一大圈儿，也没找到张把头的小房子，今儿夜里还得天当被，地当床罗。”

李爷爷蹲到火堆旁，边说边从腰间掏出几只花鼠子丢进火里，火堆里窜起了一阵火花。过了一会，李爷爷用棍子把烧黑的花鼠子挑出来，用手拍打并用嘴吹掉浮灰以后，把它掰开，连皮带瓤沾上盐，囫囵个儿都吃了。他吃口花鼠子喝口酒吃得很香。一边吃一边还扔过来两只，让我们两个都尝尝。

“哟，我可不敢吃，臊哄哄的……”

李桂兰赶紧把花鼠子扔回去，我也觉得不该吃花鼠子。

花鼠多好看多可爱呀，把它烧了，多可怜那，我不忍心吃。

“嘿，那是你们肚子里还有点油水儿，还没真饿着，人要是真饿极了，是顾不了那么多的，有吃的就是香的……”

李爷爷把扔回来的那两只也都吃了，我和桂兰在一旁喝着米汤。吃完，三个人都又累又困了，在火堆旁铺些细树枝躺下睡着了。

“不许动！都把手举起来！”

震耳的喊声把我和李桂兰从梦中惊醒了，我俩翻身坐起来一看，天已放亮，周围不见人影。

“口令！”

又听到一个男人的大声命令。

“胜利！”

我听出来了，回答口令的是李爷爷的声音。

原来，李爷爷又是一夜没睡，他为我们两个拾柴添火后，快到天亮时出去找交通站了。而省委交通站的老姜（外号干巴姜）则发现了这里的烟气，偷偷的摸了过来。结果，正好同往回走的李爷爷遇上了，他俩是老朋友了，见了面特别亲切。我和李桂兰可真吓了一跳，一场虚惊过去后，大家高兴地跟着老姜向省委交通站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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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52
省委交通站

太阳出来了，把点点金光撒在林海雪原上，天地间一片光明。

省委交通员老姜走在前头，我照顾着李桂兰跟在后边，大家翻过了一座小山岗，从那儿下山就到了东岔河，河面约有20米寛，两岸茂密的大小树木像是两道天然的屏障。过河后，大家上岸走进了丛林中。

“到家啦！”

李爷爷长舒了一口气。

“是吗？可算到家了，不然我可真走不动了。”

李桂兰也放了心。

这条东岔河，在依兰县境内巴兰河的上游，它属铁力县。巴兰河的发源地共有三条河，一是西岔河，二是中岔河，第三就是这条东岔河。北满省委机关驻地就在东岔河边，交通站设在山岗下张把头木营附近。

眼前赫然出现了一座小木房，是依山修造的，树木掩映，不注意很难发现。木屋里打了一个大铺，能容十人左右；靠西的小板铺，能睡两个人，东面是锅灶。睡铺都是用黄柏利原木劈成两半后，皮朝上平铺起来的。据说，这种树皮既防寒发暖，还对人体有解乏、养身等好处。

省委交通员老姜，长的又矮又廋又黑，但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嗓门又尖又高，做起事来也干脆利落。他四十多岁，人特别热情。进了屋，他有说有笑地给大家做了小米饭和加了辣椒的盐水煮豆。爷三个好几天没吃热饭热菜了，一下子吃掉了大半盆的小米饭。吃完饭，李爷爷到省委机关交文件去了。原来，李爷爷衣服上的许多补丁，里面都藏有各种文件，补丁就是秘密文件袋。

李爷爷走后，我和桂兰姐上了板铺，铺上连一床被褥都没有，那黄柏利树皮，虽说不凉不硬，对人体也有益，但它不是平面的，躺下去硌的难受。我们一商量，把铺板给翻了过来，让它平面朝上，这样一改铺就舒服多了。

“平面返潮，当心别得病……”

老姜像是自言自语在旁边说了一句。

“在雪地上都睡了两宿了，犯这点潮算啥，不碍事。”

李桂兰怕再折腾，和衣躺着不动了，老姜也不再劝说，我紧挨着李桂兰躺下，这一觉就睡到了第二天早晨。

睡了一夜的安稳觉，早晨起来觉得挺舒服。吃完早饭后，李爷爷陪一位戴眼镜的人来了。

“姑娘们，这位就是冯省委（冯仲云）。”

噢，这人就是冯省委啊，我仔细地打量着来人，他除了戴着一副大眼镜，别的和老百姓也没啥区别啊。接着，李爷爷向冯省委介绍了我们俩。

“这是跟我一起来的李桂兰和李小凤。”

“嗯，我听李升同志介绍了你们的情况，现在部队很需要一些女同志来参加工作，欢迎你们啊！”

冯省委看上去很严肃，但说起话来却很亲切，再加上他说欢迎你们，我心里特别高兴，原来担心冯省委会以年龄小的理由再把自己送回地方去，现在好像可以放心了。

“冯省委，你批准我入伍了，是不是？”

“怎么？你不相信吗？”

“啊！冯省委批准啦！我太高兴了，只要让我入伍，叫我干啥都行！”

我兴奋得高喊着跳了起来。

“李桂兰同志，你呢？有什么要求啊？”

冯省委微笑着问李桂兰。

“没什么要求，只要革命工作需要，让我干啥都行，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冯省委听了李桂兰的回答，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又眯着眼睛看着我。

“李小凤，你哥哥李云峰（上部队时改得名字）前不久带部队到江南活动去了，他学习和工作都不错。你爸爸在地方，工作也很出色，你们家是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庭。不过，你还太小，到了部队要努力学习，好好工作，要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

冯省委说了许多鼓励的话，然后他说派我俩到六军去，到了那儿在安排具体工作。

“你们，今天就可以出发了。”

冯省委可能是怕我们两个着急，尽快让我们出发。可李升爷爷知道，现在就走，李桂兰是有困难的。他向冯省委解释了李桂兰腿上有伤，请求冯省委让李桂兰和我休息一天再走，冯省委同意了。

冯省委走后，我和桂兰在树下锻炼腿。

我虽然没受伤，但连着几天爬山登岭，当时倒没觉得怎么样，而现在一休息，反倒觉得大腿的肌肉和全身的筋骨无处不疼。受了伤的李桂兰，肯定更困难。李升爷爷说，把腿和胳膊多甩一甩，就能快些舒展筋骨，减轻疼痛。可无论如何，李桂兰是实在动弹不了啦，她叹着气回屋去了。我还是咬紧牙关继续锻炼，我太想早点到部队去了。

我正甩胳膊甩腿的时候，看到从树丛中走来两位同志，仔细一看，其中的一位竟然是我的老师张英华，我一瘸一拐地迎了上去，张老师也迎面跑了过来，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

“小凤，你终于来啦，我特别惦记你，这下好啦……”

“张老师——”

在这儿遇到张老师，我特别激动，按理该有好多话要说的，但不知是什么缘故，只叫了一声老师就哭了。

“好孩子别哭，我听冯仲云同志说你来了，就特意来看你的。希望你到了新的岗位要努力工作，也别忘了坚持学习。”

我还是抽泣着点了点头，张老师说她是直接到的省委，分配在秘书处工作，同来的其他几位都留在地方工作了。

张英华同志是我读小学时的音乐老师，当时只有十八岁。后来她同汤原县委书记李春满同志结婚，1933年冬，他俩一起到了安邦河，1935年生了一个女儿。1936年冬逃离安区前把孩子留给了哈达密河一个姓朴的人家。后来，这孩子下落不明，有人说是姓朴的那家人把孩子带到延边地区去了。

张英华的叔叔叫李云健，后改名叫李仁根、张世荣、张铁等，外号叫张大个子。他同崔庸健一起就读黄埔军校，参加过广州起义，并一同来东北，在通河、梧桐河办过几期军政干部学校，领导了那里的农民暴动。1931年，崔庸健被派到宝清、饶河组建那里的游击队，李云健继续留在汤原县参加组建汤原游击队的工作。1935年初，日本特务机关实施了酝酿已久的离间阴谋，我党受左倾路线的影响，在肃清所谓“民生团”的运动中误杀了七人，其中就有李云健同志。

张英华在原配丈夫李春满同志牺牲后，同北满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张兰生同志结婚，在山上生了一个儿子。1940年冬，在铁力密营被捕入狱，几经坎坷出狱后为掩护身份同汉族雇农赵占东结婚又生三个孩子。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文革后期含怨而死。

张英华同志是我学习音乐的启蒙老师，我很小的时候就认识她，这次见面当然格外高兴和激动，要是能够留在她的身边学习和工作该有多好哇！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想到这，我又流下了眼泪。张英华同志和她身旁的丈夫张兰生同志好心的安慰着我，并说了很多鼓励的话。我真是舍不得张英华老师，含着眼泪送走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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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53
第一次骑马

第二天早上，李爷爷带着我们又上路了。

李升爷爷虽然年近半百，可走起路来却胜似年轻人。相比之下，我和李桂兰同志就惨了，走的很艰难，速度也很慢，李爷爷不时的得回头等着我们。

我们离开省委驻地后，在往东走的路上巧遇了正赶着几匹马搬运木头的伐木工人。李升爷爷上前跟他搭话，说明我和李桂兰都伤了腿，求他能用马送大家一程。听了李爷爷的话，那位赶马的老乡当即牵出了三匹马，在马背上披上麻袋片，用粗麻绳做上了脚蹬子。李爷爷十分高兴地道了谢，把其中的一匹白马牵给了我。

看到这匹马，我心里咯噔一下，很害怕，自己从来没有骑过马呀！这时，我想起了李爷爷在一路上说过的话，他说不会骑马就不能当游击队员！怎么办？这可能就是考验自己的关键时刻！我想，自己必须骑眼前的这匹马，而且要骑得好。于是，壮了壮胆子，接过了缰绳，但手还是不争气地在发抖。

“丫头，咋样？你行吗？怕不怕啊？”

“我行，我不怕！”

我一手拉紧缰绳，用另一只手死死抓住鬃毛，往上使劲的窜了几下，不仅没能跨上马去，反而把马惹得甩头蹬蹄的不老实了。这一来，急得我当时就冒了一身汗。

李升爷爷看着我焦急的样子，笑嘻嘻地走过来，一把把我抱到了马背上。哈，自己终于坐在了马背上了，可还是害怕，我抓住鬃毛，几乎是趴在马背上了。那白马在草地上刚刚走了两步，我紧张得把马鬃使劲一拽，只听那马“咴”的一声尖叫着突然尥起了蹶子，把我腾空的摔到了地下。

李升爷爷和那位老乡赶紧都跑了过来。

“丫头咋样？摔坏没有？疼不疼？”

“没啥，没啥，不疼。”

嘴上是这么说，实际上咋能不疼呢？可是，我这会又生气又羞愧已经顾不得疼了。

“我帮你治治这马的脾气，看它还敢欺负你。”

那位老乡把马牵到一边，狠狠地抽打了一顿，然后牵过来又交给了我。

李升爷爷又把我抱到了马背上，我的胆子比第一次上马大了许多，我能坐稳了，马也老实了，骑在马上来回的走了好几圈，哈，终于可以骑马了，我的心里就甭提有多高兴了。

我这样还算比较顺利的，给李桂兰同志的那匹马就不行了。老乡治了好几次，但还是尥蹶子，说啥也不让李桂兰骑，最后只好换了一匹老实的母马。

我有些纳闷了，在我和李桂兰试骑的时候，两匹马都尥了蹶子，可李爷爷和老乡们一骑，那马儿都挺乖的，咋骑都行。

“李爷爷，这些马为啥只欺负我俩呢？”

“嘿，那还用问吗？那是因为你们俩都是女孩子家，马寻思着你们不该上阵，应该回家……”

“别蒙我了，马咋会知道我俩是女的？”

这时，走在一旁的那位老乡也插话了。

“这不是蒙你俩，是真的。马不仅能分男女，还能知道主人和生人呢。”

“咋样？我没瞎说吧？是男是女，马从衣着上就能认个八九不离十，再看你的骑术就能看透你。

“马对自己的主人是很顺从的，对生人它就不太老实了，要是遇上个不会骑的，它就尥蹶子欺负你。哪儿的马都这样，你们大了就明白了。”

李升爷爷和那个老乡，你一言我一语的谈论着马的秉性，听着很有意思，我们俩，也长了不少的见识。

第一次骑上马走路，走平地时还可以，可是进了树林子里就大不一样了。有时，你楞被树枝扯下马；有时遇上倒木，你还没发现，马已纵身跳跃，猝不及防就已被摔下马背。这样，左一次右一次，被摔下来再爬上去，衣服划破了，脸也划出了口子，胳膊腿都摔肿了。但是，经过这许多的磨炼，我们的骑马本领却迅速见长了，胆子也大了起来。

一开始骑马的时候，心情紧张，生怕掉下来。两只手死死拽住鬃毛，屁股紧紧地贴在马背上，其实这是不行的。李升爷爷告诉我俩，要用两脚蹬住脚蹬子，让屁股稍稍离开马背，这样才能在马跳跃时不会被摔下来。我们照着李爷爷的话试了试，果然绝对有效。从那以后，我们就没再被摔下来了。我的心里特别美，觉得自己可以当游击队员了，而且还能当骑手呐。

我心里高兴，就开始和李爷爷逗话：

“李爷爷和你说个事儿。”

“嗯，啥事儿？”

“往后啊，不许你叫我小丫头啦，你要叫我李小凤同志。”

“哈哈，好，好！李小凤同志，只要你以后再不哭鼻涕啦。”

桂兰姐也在旁边打趣：

“呵呵，小不点，小不点的同志。”

大家都笑了，连赶马的老乡也笑个不停。说说笑笑，到了下午，大家已经骑马走出了很远的路。

“好啦，咱们该把马还给人家老乡了，还是得当咱们的步兵啊，你俩也接着练腿吧。”

是啊，老乡太够意思了，该到还人家马的时候了。大家下了马，把缰绳递给了老乡，我们向老乡鞠个躬表示了感谢，李爷爷从腰间掏出三块钱给老乡当是一点酬金。

“不，不，俺不要，听你们说话，俺就知道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这点事儿，是俺应该做的……”

“收下吧！你们的日子也很不容易，这三块钱，只是我们仨的一点心意。你要是不收，就外道啦。”

那位老乡看到推辞不过，很高兴地收下了。李升爷爷还拿出了他的酒壶，和那位老乡每人喝了一口。

下了马之后，一挪步，我觉得屁股生疼。在马背上其实已经疼过了，那时是硬挺过来的。现在感觉比在马背上更疼，李桂兰说她也一样。我俩慢慢挪着步仔细一体味，好像是屁股上破了皮。我俩偷偷伸手一摸，真的是破了皮出了血，这能不疼吗？每挪一步，都被衣服一蹭，那生疼的滋味真是无以言表。

疼得实在是难以迈步了，李桂兰捅了捅我，我向李爷爷求救了。

“爷爷，我俩的屁股都破皮了，疼得实在没法走路了，这可咋办啊？”

“喔，有办法，你俩躲到那边去，互相往破皮的地方抹上鼻涕吧，多抹几次就好啦。”

李爷爷一点都没笑，说得很严肃，可是我俩听着却笑疼了肚子。这，可能吗？

我和李桂兰笑着躲到一边，互相给对方的伤口抹了自己的鼻涕。抹完一挪步，果然好多了。鼻涕像粘膜，糊住了伤口，减轻了伤口和衣服的摩擦，这是有道理的。于是，我俩走一会，就找个地方，互相抹一通，反正俩人都伤风了，鼻涕还不有都是啊……。

天大黑了，三个人踏上了一座山岗，夜晚漆黑寂静的森林里，忽然听到“轰隆隆”的响声，并看到随声喷出的火花。响声和火花是从不远处的山坳里发出的。

到了，到了！那就是奔波好几天要找的抗联六军四师营地，李爷爷带着我们向山坳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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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55
大山里的兵营

我随李爷爷走进了兵营，睁大了眼睛，惊奇地环顾着这个新的环境。营房里，中间有两个用大汽油桶做成的火炉子，下面垫了几块大石头，炉子里烧的是大块的柈子，火势很旺，连炉桶都烧得通红，炉子上方是天窗，从那往外直接冒出炉子里的烟气和火花，所以夜间远看就像放烟火。火炉两侧是长长的大板铺，铺上有好多人，有躺着的有坐着的，我们的突然出现，使满屋子的人发愣，接着是一阵惊喜。

“哎呀，这不是李升老人吗？辛苦，辛苦啦……”

人们蜂拥而上，有的给李爷爷打扫身上的雪，有的给端来开水。看到这股热情劲，我感到同志们的情意真比那火红的炉火还要热，在一旁看呆了。

兵营的负责人是六军四师政治部主任吴玉光同志，李升爷爷和李桂兰都认识他，他们到铺的另一头谈话去了。我知道从安区参加游击队的人不少，就想找个老乡，但是扫了一圈没找到。

“小同志，你把鞋脱下来烤烤吧。”

有人亲切地拍了下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是一位腰间围着一个面袋子当围裙的四十来岁的人，他身材魁梧，面目和善，大伙叫他马司务长。他把我让到他做饭的炉灶旁，帮我脱下鞋，用一根树枝挑到火上烤，并和我唠家常，问姓名问年龄……。

“噢，你这么小就到这儿来，可真是难为你拉，咱们这儿是天天打仗的地方，你不害怕吗？”

“我早就想当游击队员啦，我不怕死，真的。马司务长，我不骗你，我真的不怕死！”我的回答是认真的，可看出来了，马司务长还是在用怀疑的神情在端量着我。

这时，李升爷爷领着吴玉光主任走过来了。吴主任二十六七岁的年纪，中等个子，两只黑亮的大眼睛炯炯有神。“就是这个小姑娘，她叫李小凤。吴主任你得留下她，她很坚强，一路上没掉过眼泪，没叫过一声苦……”李升爷爷在跟吴主任说我的好话，说话间还向我挤了挤眼睛。吴主任看了看我，皱了皱眉头：“李升同志，我看明天你还是把她领下山去吧，她太小了，咱这是部队啊，咋照顾她？你也知道我们是天天打仗的……”听了吴主任的话，我心慌意乱，满心的喜悦变成了悲伤，无法控制夺眶而出的泪水，不一会，鼻涕也跟着淌下来了。

“嗨嗨，你看怎么样，咱们还没怎么说她，她就掉泪啦，这么娇气怎么整？”这是吴主任的话，他完全误解了，我掉眼泪可不是娇气，还是李爷爷了解我，他赶紧向吴主任作解释。“吴主任，她这哭，可不是娇气，是因为你要送她下山，她心里难过。你要知道这些天她没少受苦，马尥蹶子把她摔出多老远，都没叫一声疼的哩……”李升爷爷还没说完，吴主任拉着他到里面去了，我猜他们肯定是去谈论自己的，相隔太远，听不到他们的话，心里更加不安。

不一会，马司务长给我们端来了小米饭和煮盐豆。我心情不好，尽管饿了也不想吃，我坐在马司务长的铺上想着自己的心事。马司务长给我端来一碗饭和用两根树枝做的筷子。

“你也吃饭吧，这双筷子是用王八骨头木料做的，这种筷子最好，我还没舍得用，今天你是稀客，特意送给你。”这筷子，马司务长是从他的绑腿里抽出来用围裙擦了擦递给我的。我双手接过了那双筷子，尽管很饿，但想到刚才吴主任的话，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堵在嗓子眼似的。

“李爷爷，您明天又要上路了，我这碗饭你吃了吧。”说到这，我的嗓子哽咽，眼泪扑簌簌的下来了。

“丫头，别哭。明儿我不带你下山，说啥也要把你留在这儿，不过，留下来以后，你要努力学习，好好工作，做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瞧瞧，他们是会喜欢你的。当初，我不是也不想带你上山的吗？后来，你在一路上的表现感动了我这个‘老佛爷’，我喜欢你那股精神头，挺有冲劲儿。俺们小凤会成为像样的女战士。好啦，今儿都很累了，你就放心好好休息吧。噢，忘了，正好你流了那么多鼻涕，再往你的伤口上抹次鼻涕吧……”他这么一说，我不禁扑哧笑了，上唇处真的冒出了一个鼻涕泡，李爷爷和旁边的战士都哈哈的笑了起来。

听到笑声，马司务长凑了过来。“正好，正好，老马，你看见了吧？这丫头虽然年纪还小，可她从小没娘，自己料理家务，做饭淘米啥的样样都能拿得起来。”我把她交给你，让她给你帮厨打下手好不好？”听李爷爷这么一说，马司务长也很高兴。

“好，行。我看这小姑娘很懂事，把她留给我吧，打个杂，跑个腿，我也有帮手了。”马司务长答应收留我了，心里踏实了许多，现在就怕吴主任那头了，毕竟他官大啊。

夜里，我和李桂兰在紧挨门口的上铺睡觉时，李桂兰也安慰我说，咱俩是冯省委批准上山的，谁也不敢赶咱们走，你放心睡觉吧。“桂兰姐，你不是认识吴主任吗？我看他对你挺好，你帮我向吴主任求求情行不？”李桂兰答应替自己说情了，我心里的底又加实了一些。

次日清晨，谁也没提让我下山的事儿，可李爷爷却要在刘惠恩排长和李元海班长的护送下上路了。就在送李爷爷上路的那一刻，我又想和李爷爷一起走了，真想和李爷爷一起去跑交通。昨天看到了那么多人对李爷爷的尊重，非常的羡慕。马司务长还告诉我，游击队一直称李爷爷为“抗联之父”。在这几天的艰难行程中，我和李桂兰同李爷爷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我俩真舍不得和他分手。李桂兰把为李升同志准备的松子儿给他装进包里让他路上吃；马司务长捧来了几把盐豆：

“老爷子，你下山时饿了就嚼巴两口，它填不饱肚子，可它能提神。”

站在一旁抽烟的吴主任也送礼了。

“把我的烟叶给你装点吧，这可是最好的烟叶呢！”大家都送了东西，我着急了，我只有在宣传队演出时，组织上发给的一条红围脖。“李爷爷，把我的围脖围上吧，您一路可要保重啊，一定回来看我啊……”我再也说不下去了，赶紧把围脖往李爷爷的脖子上一围就低下头哭了，李爷爷一下子把我搂在了怀里。

“好孩子，别哭，咱们还会见面的。我的腿硬实，跑得快，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也一定回来看你……”

李升爷爷走了，他披着火红的朝霞，迈着坚实的大步出发了，他脚上大大的靰鞡鞋，在他的身后留下了两行深深的脚印，他登上了山岗，脖子上的红围巾，随风飞舞，最后变成一个小红点，消失在了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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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56
政治委员李兆麟

我成为抗联六军四师的一名战士了，尽管没有穿上军装，也没有枪。但每天像一只快乐的小鸟，歌声不断，淘米时唱，走路时唱，战士们都十分的疼爱我。

有一天，突然有位大首长来到了六军四师的驻地，马司务长偷偷告诉我说，这是刚来六军任政委的大干部。张寿篯政委（李兆麟）身穿三军被服厂制作的中山服式的黄色军装，上衣有两个吊兜；头上戴着用兔皮缝制的棉军帽。他身材适中，头大眼大，显得威武严肃。来到营地后，他先和吴玉光主任谈话，战士们都显得很拘谨。

这时，李桂兰在给战士们补衣服，我在帮马司务长做饭。我用雪水洗米淘沙，小米里的沙子可真不少，仔细地淘了两遍。大锅里的水一开，马司务长就把淘好的小米都下到锅里，不大一会，从大锅里喷发出了诱人的饭香。

“马司务长，今天的饭一定很香。”

“当然喽，是你淘的米么……”

我和马司务长高兴地小声唠着，又尝了尝已煮好的盐豆，盐豆也很香。

“小同志，你做什么好吃的啦？”

我随声回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张寿篯政委已经来到了自己的身边。他那严肃的样子，看着有点害怕，我头都没敢抬。

“嗯，嗯……做了小米饭和……”

没等我话说完，只听咔嚓一声，身边的马司务长打立正行军礼了。

“报告首长，今天做的是小米饭加盐豆！”

我看呆了，马司务长真威风，真像个军人的样子。“小米饭加盐豆，这很好么，山下的老百姓，连这个都吃不起……”张寿篯政委把话尾拉长，他接着又问我叫什么，多大了。

“我原名叫李小凤，昨天吴主任说我爸爸在地方工作，我也在地方宣传队演出过，为了保密叫我改成李明顺。”

“你喜欢这个名字吗？”

我眨巴着眼睛，犹豫了一下说：“听马司务长说，李明顺这个名字像男人的名字。再说，我家兄妹的名字按族谱规定都带凤字，我哥哥叫李允凤，我有过弟弟叫李学凤，以前我爸爸还叮嘱过我们说，万一迫不得已离开家时不要改名。不然，将来找不到我了。所以，我不愿意改掉我的名字。”

张寿篯政委背着手，静静地听了我的话，他笑了。

“噢，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有时必须改名换姓。我们这些人都改过名字，而且改了好多次，我原名叫李超兰，现在叫张寿篯。暂时改个名字，没什么大不了的，将来再改回原来的名字嘛……”“嗯，首长我懂了，我现在就叫李明顺了。”接着，张寿篯政委又说：“你哥哥李云峰学习工作都很好，是第一批军政学校的毕业生，现在分配到六军一师六团担任政治部主任。你哥哥不仅学习好，他的水性也很好，常在汤旺河游泳，顶水能游一千多米，他经常渡江去执行任务，你要好好向哥哥学习。”

听着张政委对自己的教导，我刚见他时的紧张情绪，逐渐减轻了。

张寿篯政委又同马司务长唠起了做饭的事。

“做饭这项工作很重要，直接关系到指战员们的健康和战斗力，你们这儿的炊事班里有几个人？”

“首长，现在有两个了，我和这个小姑娘，她是刚分给我的。”

“是吴主任分配给你的？”

张寿篯政委说完就哈哈大笑了。

“是这样……”

马司务长把我被留下来的前后经过都向张寿篯政委作了汇报。

“噢，很好，很好，留得好。”

看得出张寿篯政委也很满意。

这时，刘惠恩排长向张寿篯政委报告说，三军李福林（哈东司令部司令）司令到了。话音未落，李司令和国际交通员梁在文、许亨植已经来到了面前。张寿篯政委和吴玉光主任同他们三个人热烈握手表示了欢迎。

第二天，张寿篯政委在浩亮河边的操场上检阅了部队，并在队列前讲了话。到了晚上，召开了联欢会。会上吴玉光主任首先讲了话，他对张寿篯政委来六军工作及李福林司令、许亨植主任一行来视察工作表示了欢迎。然后，在迟指导员的主持下，联欢开始了。第一支歌是刘慧恩排长领着战士们合唱了《革命军人十大注意（要义）》，第二只歌《告我青年》，这支歌是张政委的战友从关内带过来的，那个战友作为礼物送给了张政委，张政委又把这支歌教给了我们。

告我青年齐奋起赴前线，
看整天劳苦不够吃穿，
捐税旱涝遭兵劫，
饥寒交迫不得安。
恨帝国主义军阀又把害添。
“九•一八”满洲占，
趁危机又进关。
想我们流了多少血汗，
劳苦青年团结起帝国主义都打完，
除压迫剥削进大同乐万年。

战士们的合唱雄壮有力，受到了全场的喝彩。接着马司务长唱了一段京剧：

“身背宝剑，忍饥挨饿……”

我听不大懂，但他嗓音洪亮，情绪高昂，博得了热烈的掌声。大家纷纷说，想不到，老马头还有这一手绝活儿呐。

马司务长说，他只是抛砖引玉，然后他请首长们表演节目。在大家雷鸣般的掌声中，张寿篯、李福林和吴玉光等领导同志都表演了节目。张寿篯政委的嗓子很好，一连唱了好几首歌；李福林、梁在文、许亨植他们仨合唱《赤旗歌》时，汉族同志用汉语唱，朝鲜族同志用朝语唱，会场的气氛特别热烈，唱到最后副歌处，群情激昂。

“高高举起啊，鲜红的旗帜，
誓不战胜，永不放手，
畏缩着你，滚就滚你的，
唯我们决以死守此！
……”

这雄壮高亢的歌声，打破了寂静的森林之夜，在崇山峻岭之间震起了激荡不息的回响！

次日，张寿篯、李福林、许亨植等领导同志要离开驻地了。张寿篯政委边走边和战士们握手，路过灶房时他把手伸给了马司务长。这下可把马司务长紧张坏了，赶紧往围裙上擦了擦手，和张寿篯政委握完手，马上行了个军礼。

“谢谢首长，愿首长保重！”

马司务长的声音兴奋得有些颤抖，但行礼的姿态很棒。我站在他身旁，很羡慕他能和首长握手。

“小同志，你有什么要求啊？”

呀！这是首长在问自己，我毫无思想准备，一下子被问住了。心蹦蹦在跳，嘴上不知说什么是好。

“小凤，你不是说过有重要的事儿要向首长汇报吗？快说啊。”

马司务长提醒着我，但还是想不起来。

“你不是说刘志敏大姐让你们给雷炎师长捎话的吗？”

噢，我这才想起来，但又犹豫了。

“这……合适吗？”

“咋不合适，你快给首长说吧。”

马司务长生怕丢掉了这个机会，鼓励着我，催促着我。

“嗯……首长，刘志敏大姐是在地方工作的，她是我在地方时的好领导。我和李升爷爷上山时，她叫我们给她的雷炎哥哥捎个话……”我终于说出来了，听了我的话，张寿篯政委笑了，显得很高兴。“嗯，刘志敏同志我认识，是个很能干的好同志。她的话，我一定给雷炎师长捎到，我还要告诉他，是你这位小同志捎来的，好不好？”

听了他的话，我脸红了，但心里却说不出的高兴。

送走首长后，马司务长的兴奋劲儿还没消。“嘿，今儿第一次跟大首长握了握手，这可是不一般哪！小李子，你的福分也不小，你小小年纪就向大首长汇报了刘大姐捎的话，雷师长听了该多高兴啊……”首长们走了，过些天，吴玉光主任、许副官、刘慧恩排长、张显庭（张在荣）主任、迟指导员等大队人马都相继出山活动去了，大山里只留下十几个人，营房显得特别空旷和寂静。

我的任务是每天帮助马司务长做饭，马司务长到河里凿来大冰块，我负责化水，用化开的水洗米淘沙子，我还学着往炉灶里适时添柴，掌握做饭的火候。饭做好以后，马司务长分饭，我分盐豆，大家吃得很香。

“这些天的小米饭真好吃，一点沙子都没有，一点都不咯牙。”

听到有人这么说，马司务长总是把功劳推给了我。“这，你们大伙应该感谢小李子。别看她人小，这洗米淘沙子可是比我强。她心灵手巧，把小米里的那么多沙子淘的一干二净，所以呀，你们大伙吃起来就一点都不咯牙了，明白不？！”马司务长处处关心着我，见人总夸我能干，真是有些过意不去，我知道这是在鼓励自己，就很感激他，并暗暗下决心要干得好上加好，绝不辜负马司务长和大家的期望。

这一天，我忙完了活，想到自己已经成为抗日战士了，也就是一名军人了，可觉得自己还是和其他人不一样。哪不一样呢？于是就对马司务长说：

“马司务长，我已经是革命军人了，是不是？”

“当然了，已经是军人了嘛。怎么，你自己还有啥不放心的吗？”

“嗯，我总觉得和你们不完全一样，你们都穿军装，我和桂兰大姐穿的是……”马司务长听罢哈哈大笑道：“噢，原来是这么个小事儿，那么，那么，你把我的一件旧上衣穿上不就完全成了革命军人了吗？！”

说着话，他从背包里拿出来旧军装给我穿上，我高兴地咧着嘴笑：“谢谢马司务长，你真是个大好人呐！”“就是太长、太肥了，没关系，把我的这条围裙扎上，就不显大了，是不是？”

马司务长笑眯眯地边说边把他的那个用面袋子做得围裙给我围在腰上。

我伸开双臂笑着说：“哎呀！真的短了不少呀！”说是说，衣服咋说也是太长了，都到了膝盖，好在有那个围裙系着，还利索点。 “马司务长，我现在像不像？”马司务长连连点头说：“像！像！太像了！完全像司务长啦，对不对？”说罢他哈哈大笑了起来。

听到笑声，屋里的同志们都围了上来，大家七嘴八舌的说：“真的，马司务长把你打扮得真不错呀，就缺个军帽啦。”

李元海班长不声不响的把他夏天戴的单帽子从背篼里掏了出来给我扣在头上说：“这会咋样？更像了吧？”我一看，是一顶带红五星的单军帽，顿时感到更神气了。遗憾的是没有镜子，看不到自己戎装的身姿。我问马司务长：“你有没有镜子？让我照照行吗？”

马司务长为难了一下，他拍了下头，接着又一拍手：“噢！噢！有了！有了！”他用饭盆盛上半盆水端过来让我照照。我的头在水盆里被波纹遮住荡漾一会，平静下来时才看清。

我感到自己完全变样啦，军服、军帽、围裙，自己不再是原来的一个乡下小女孩啦。特别是帽子上的红五星非常突出，鲜亮、耀眼、闪光、神气活现。不知咋的，我激动地一下子流出泪来，用力瞪眼张个大嘴好半天才说：“谢谢李班长，你送给我的红五星军帽，我太喜欢啦，等以后我会做这种帽子时，我一定还给你一个新的帽子。”李元海高兴地说：“好，这帽子是咱们被服厂厂长裴大姐她们给做的。”噢，裴大姐，裴大姐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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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56
参加背粮队

有一天晚上，张处长召开了后防留守人员全体会议，专就部队的给养问题进行了思想动员，并布置了去山外背粮的紧急任务。

第二天，背粮小队要出发了。马司务长背起了用麻袋缝成的大背篼，上面吊了个大铁桶，肩上还扛着一支步枪。他脚穿一双大大的靰鞡鞋站在队列前头，显得特别高大和强壮，真像是一尊铜铸铁打的塑像。看着他，我不禁想起了和他一样高大雄壮的父亲，他们都是具有万马千军不挡志勇的英雄汉。能有这样的父辈和战友，我感到真是自己的福气和荣耀。

这天，我早早就穿好了衣服，部队集合时，拎着面袋子站到了马司务长身边。

“小李子，你不用去了，你背不动。”张处长看见我也在队里，就发话了。

“张处长，昨晚的动员会上你不是说，除了伤病员都有背粮的义务吗？你说了，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是这样说的吧，马司务长，你说对不对？”

我这么一说，没等张处长开口，马司务长抢先为我求情了。

“张处长，你就让她去一趟吧，不过是百十里路，不在乎她能背动多少，让她锻炼锻炼也好么。”

“好么，老马，这话可是你说的，到时候万一出了事，连你都不能背粮，得背着她回来。”

话虽这么说，可是也算同意了。我高兴地使劲捏了下马司务长的手，马司务长向我挤了挤眼睛。

原来李桂兰也要求去背粮的，但她的腿伤还没好，张处长让她留在营地照看几个伤员，另外还有个外号叫黄毛的鄂伦春族战士也被留在营地保护伤员。

背粮小队出发了，我紧随在马司务长的后边，马司务长迈着大步，我要小跑才能跟上，尽管这样，我还是既紧张又兴奋。一开始，他们是顺河踏冰前进的，走到了山弯处之后，离开河套上了山。听说取粮的地点在浩亮河和木亮河附近，等到天黑才能进入，于是小队就在山上就地休息了。

马司务长和我在河边生火做饭，用的是马司务长背来的铁桶熬了小米饭给大家吃，吃完饭，天色黑下来了，小队原地待命，等待信号。

这时，岗哨报告说远处出现了亮光。张处长和李排长上前观察后认为八成是自己人，但为了保险，还是让李排长和李元海先去侦查后再传火光信号。

李排长和李元海走了，小队得等到他俩传回信号才能动身。由于天黑、雪深、路远，他们走后过了足足两个多小时，背粮队才得到了河套方向的火光信号。

接到信号后小队迅速下了山，那夜没有月亮，天很黑，借着雪地的反光，大家艰难地行走在山边的林子里，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来到了一处河套边的柳树丛中，看到了已经卸在那里的粮食，这是地方组织冲破生死线送过来的。

大家分别往背篼里装粮食，我先给马司务长抻口袋，等他装完，我就往自己的面袋子里装了40来斤小米。看了我的米袋子，马司务长说装太多了，只给留下一半，大约就有20多斤吧。

在回营的路上，我感到十分光荣和自豪，高兴得只想唱歌。虽然背的不多，但也为抗日尽了一份力，我觉得自己长大了，这次才像是一名真正的抗联战士。我还想起了冯省委对自己的教导：“干革命必须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正一边想着一边走着，前面的马司务长也回头鼓励我。

“你呀，做个样子给张处长他们瞧瞧，到时候，大伙都会佩服你的……”

听了这些话，我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其实背着20多斤的米，摸黑钻林子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心情好，也就不觉的怎么累。

为了安全，背粮队分成了两伙，张处长一伙用马爬犁拉上没背完的粮食从河套走，李排长和马司务长领着一伙步行上山。上山前要越过落满积雪的草甸子，那些凹凸不平的塔头墩子动不动就绊大家的脚，也不知道绊倒了多少次，好不容易走出这草甸子，大伙开始爬山了。

山路更难走，山高坡陡，再加上身背粮食，真是步步都吃劲儿。大伙三步两歇十分艰难地爬到了山顶。山顶上有个叫猴石砬子的岩石，它的脚下有一块平地，看看东方已冒亮，李排长决定就在那里生火熬粥打尖了。

大家刚喝完粥，岗哨来报河套方向有马队追来。李排长断定那是敌人，当即派李元海班长带几个人到西山头埋伏，其余的人就地做战斗准备。过了一会，那个马队过来了，果然是敌人的骑兵部队。等到敌人进入了卡子口，李排长一声令下，两个山头同时开了火。敌人还击大约20分钟，枪声很激烈，听响动敌人那边好像死了一个，他们摸不到这边的底，不敢恋战，扔掉一匹马逃跑了。

等敌兵退走后，李元海班长把那匹白马牵了回来，把大家背着的粮食分出一多半来驮在了马背上，大家的担子一下子轻了许多。

我虽然经历了这次战斗，但没有放一枪，连敌人都没看到。马司务长把我按倒在自己身边，不让动，连头都不许抬一下。

“这叫打仗，不是看秧歌，枪子儿没长眼睛，知道不？一点都别动！”

我几次想抬头，都被他严厉制止了，再说，就是抬头看了也白搭，自己没有枪，是个连手榴弹都没有的空手兵呢。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的真枪实弹的战斗，刚开始打的时候，还真有点害怕，可是没想到打了那么一会儿就结束了，不但打死了一个敌人，还白得了一匹马。
“马司务长，这打仗也挺有意思，就那么一会，就打赢了。”

“这不算真打，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运粮，所以，我们只是教训一下，叫他们别再尾追我们。要是真打起来，可没那么简单好玩。”

打退敌人后，小队又上路了。李排长派出几个人去观察敌人是否跟踪，同时扫掉人和马踩出的脚印，他们一直扫了好几里路以后，才撵上了队伍，一起上了另一座山。

翻过了这座山，就到了一个伪装很好的粮库。这粮库，远看根本看不出来，到了跟前才叫你恍然大悟。粮库设计巧妙，结构奇特。是在一个天然的小沟上垫石头做基础，再用粗木架上两米多高的吊楼，顶棚是厚厚的多层树皮，用石块和木头压住，还在上面用树枝做了伪装。这种粮库不怕风雨，通风好，温度适中，能长期存粮。另外，我还发现在粮库四周还设有地枪（暗枪）。

“这四周也没人，架几条枪干啥呀？这些枪发给咱们多好啊！”

“你别看这没人，这几条枪是用来防贼的。”

接着，马司务长和李元海班长给我讲了有关地枪的许多趣闻。说过去啊，这山里的野兽特别多，最祸害粮食的是野猪和狗熊，山上的大狗熊经常光顾这大粮库，拖走了不少面袋子和米袋子，都搬它家去了。所以啊，一来为了吓唬它们；二来，万一打中了还能吃上熊肉，这才豁出几条枪设了这地枪。

我听着，十分好奇：“真有一天打中了什么，叫我也来看看行吗？”

“咋不行，不过，这个粮库，对外是绝对保密的，回去后对任何人都不准说出去！”

马司务长和李班长严肃地叮嘱了大家，同志们都做了保证，绝不泄密。

大家把背来的粮食和盐安顿好后踏雪回到了营房，张处长一伙也把用爬犁拉回来的粮食和布匹等物资在山上的雪中埋好后回来了，说是第二天还要去背。

从这以后，我天天盼着能再有什么任务，好和大家一起行动。

在一个风雪弥漫的傍晚，六军留守团团长耿殿君同志从前方回到了密营。耿团长是专门往前后方分送军需物资的，整日忙个不停，他是个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好管家，什么东西在他手里，都是宝贝，尽管多少新军装都是经过他的手送到部队的，可他自己从来就没穿过一件新军装，总是穿得破破烂烂，所以人送他绰号叫 “耿破烂”。他四十多岁的年纪，操浓重的山东口音，说起话来十分幽默。他这次来，一是送来一位女同志，名叫穆金花（后改名穆书勤）；二是送来好多的布料和一些毛皮之类的东西。据耿团长说，在这里要建个被服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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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57
建立被服厂

1937年初，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抗联六军被服厂的同志们，在裴成春厂长的带领下，顶风冒雪背着缝纫机机架和机头，来到了山里密营。

她们一来，领导上调我和李桂兰转入被服厂工作。随裴厂长一起来的有李在德、夏嫂（夏云杰军长之妻）、夏志清（夏军长之女）、张世臣、李师傅和一个姓牛的山东人。

裴成春、李在德二位，是1933年冬第一批上山的老游击队员，在夏云杰和李云健率领的第一批43名游击队员中就有她们俩，她们还是建立后方密营的创始人，曾在格节河、盆巴旗河的老白山等地，建立过多处密营。

裴大姐来了以后，宣布了几项纪律，其中有一条就是朝鲜族的战士都要讲汉语。听到这条纪律，我们都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不可以说朝语呢？裴大姐说，这里面有血的教训。据李在德同志回忆如下：

1932年，东满抗日游击队发展壮大，敌人感到朝鲜族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对日本统治带来严重的威胁，就以“间岛（延边）朝鲜人自治”的口号挑拨民族关系，并组织了“民生团”的反革命组织来破坏，企图把刚刚发展起来的革命队伍扼杀在摇篮里。处于这一形势，东满特委根据北满省委的指示，开展了反民生团的斗争。在反民生团斗争中，东满特委上了敌人的当，在党内和革命队伍内互相怀疑，采取了严刑、逼供的方法，据历史资料记载误杀了300——500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种错误斗争之风也刮到了汤原地区。

1933年到1935年汤原游击队刚刚建立起两年的时候，从南满刮来了反民生团的肃反之风。当时，我们汤原游击队总队的主要领导人夏云杰同志，过去吸过鸦片，后来戒掉了。后来因负伤后，缺少医药，疼痛难忍，又吸鸦片成瘾，约半年左右不能正常领导队伍工作。队员和干部中议论，包括汉族干部、朝鲜族干部和队员中都有议论。领导带头吸大烟，对我们队伍影响不好，群众会认为不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而且后来发现有些队员也吸大烟的，无法说服，但谁也不敢向夏云杰同志反映。后来大家提议李铁参谋长（李云建）去向他把队员们的反映说说。当然，夏云杰同志早已知道了大家的议论。他认为大家不理解他的痛苦，而且更加产生了反感。在这个同时，朝鲜族队员中有一个叫赵东国的人，因受伤有病到地方治疗，据说曾和朝鲜民会的人有接触（他自己说，他家就离朝鲜民会不远，究竟什么情况不了解）。所以首先对赵东国进行审讯、逼供，根据他的供词，开始处决，分批处决的这些人是：张铁（李云建）参谋长、崔玄默、刘东振、朴东山、李东善、刘恩淑、金浩景。在处决和审讯期间一个夜间赵东国要到外边解便时，没有看管好跑掉了，问题更严重了，既然如此，我们大家都很紧张。因为，赵东国把我们朝鲜族同志和接触过的人基本上都咬进去了。

反“民生团”肃反运动深入进行，把被逼供中的人均列入肃反对象。有一天继续进行审讯时，裴敬天同志等感到情况很紧急，他感觉到应该把话说出来，死也要把话留下。所以，站起来要求谈谈心里话。此时，戴洪滨等人都来听了。裴敬天说：“我们创建游击队，经历了多次的挫折，刚刚建立起来，而且开展活动，这个形势多么来之不易呀！我们怎么会把自己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队伍要搞垮呢？！我的两个哥哥，裴锡哲、裴锡九为了革命，在创建游击队时都牺牲了。接着徐光海等也谈了我们的仇还没报呢，怎么会给日本当特务呢？我们太冤枉了……”。裴大姐也说：“你们想想像李在德这样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她的母亲被杀害了，你们都知道，她是来对日本鬼子报仇的，怎么会给日本人当特务呢？”被整的同志声泪俱下。

戴洪滨等同志走了。这一夜没有动静，第二天早上来宣布：“你们是有问题，你们要戴罪立功！把你们派到其他部队去工作，到那里要好好干”。
就这样把其余的人分派到三军、十一军和地方工作了。

金成吉（马德山哥哥）、金宗瑞等人派往三军的收编部队（山林队）。金成吉1937年在通河牺牲，金宗瑞去三军途中跑了。

金正国等人派往祁志中部队（山林队），（后来金正国任十一军政治部主任）1938年牺牲。

有的在汤原游击队内继续留用了，如马德山、徐光海、裴敬天、吴玉光、裴成春、李在德等。

以上的人中绝大多数都在各个战场上英勇牺牲了。民生团事件以后，为了避免部队里朝、汉同志之间的隔阂和误解，朝鲜族战士之间说话也很少用朝语了。

摘自李在德回忆录《松山风雪情》

关于“民生团”事件，原中央煤炭部副部长，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钟子云同志在给中央的报告里说：

在东满反民生团斗争的这段历史，肯定在肃反斗争中是扩大化的。那时当做民生团杀掉的，虽也有个别的叛徒特务和奸细分子，但在被杀的干部和群众中大多数是抗日斗争中表现英勇坚定的革命者，绝大部分是好同志。因此朝鲜同志至今还对此事有很多的意见，是可以理解的。建议中央在适当的时候，能将东满党内这段历史指定负责机关专门研究和整理一下，然后为东满党的这段斗争历史作出适当的结论，为在当时被错杀了的朝鲜同志给予平反。当时在东满特委工作中的主要中国同志，绝大多数在与敌人斗争中已经牺牲（如童长荣、王德太、魏拯民等同志），有的个别同志是在全国解放后死去的（如王中山同志）。我想在延边地区有关这方面的材料，还可以找到一些，然后在适当时期，用适当的方式由中共出面向朝鲜党内主要同志加以说明，以便消除朝鲜党内主要领导同志的不满和误会，以增进两党两国更加亲密的同志的关系，当否，望中央考虑。

钟子云

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

裴大姐来了以后，被服厂的首要任务是自己先动手建厂房，她们顾不得休息，到密营后的第二天就带领同志们背着建房的工具和炊具，到浩亮河上游的河边投入了工作。

开工了，裴厂长和李在德两人带领大家先伐木，她们两个人合手，拉锯放树，她俩的动作十分的协调和熟练，你一下我一下，拉来拉去，顷刻间能放倒一棵挺拔的大树，那一阵阵震撼山岳的倒树声，让我看得目瞪口呆，心惊胆战。我从心里佩服她们，多能干的女同志啊，这活好像是男人干的，她们也太了不起了，我为自己能和她们一道工作而感到幸运。

在她们的带领下，同志们都加入到伐木、建房的行列里。

裴厂长和李在德同志，事事率先，处处关心同志们，就像慈祥的大姐大妈。李在德同志每天早晨起得最早，等同志们起来时，她已经烧好了水，做好了饭，大家很是过意不去。我在她们的带领和关怀下，学到了很多的美德和本事。

工地上，我和穆书勤干的是用刀剥树皮的活。一天休息时，我俩到天然大厕所——树林深处去解手。春天啦，我俩发现朝阳雪化处已冒出了绿草和小花，就好奇地前去摘下来，正说笑着往前走，突然，我们听到了奇怪而可怕的声音！啊！抬头一看，是一群黑色的野猪！

“不好啦——野猪来啦——！”

我俩扯开嗓子尖叫着没命地跑，耳边听到野猪在追赶着我们，也不敢回头看，也顾不上是什么方向，只顾拼命往前跑。

“叭、叭！”

我听到了连发四五响的清脆的枪声，接着被什么东西绊倒了，翻身坐起来一看，野猪不见了。我长舒了一口气，可心里还是蹦蹦的乱跳。等醒过神来的时候才明白，原来是裴厂长和李在德开枪赶跑了野猪群，还打中了其中的两口猪。

大家凑过去一看，哈！好大的两口野猪啊，好像是心脏被打中了，满地都是血。那两个家伙都不能动弹了，但还在噗噗喘着气。

这可真是惊天动地的意外收获，也是开工大吉大利的好兆头。大家都很惊喜，纷纷向裴厂长和李在德道谢，都夸她俩了不起。

从这天起，被服厂的同志们用野猪肉改善了生活，我们自己留了一头，把另一头送给了前卡部队，前卡的同志乐得不得了。他们觉得女同志都能打到野猪，男同志差啥呀，就也派几个人到山上去打猪。

去打猪的战士在柞树林里发现了不少野猪的粪便和用嘴拱过的痕迹，接着是遇上了一大群野猪，能有二十来头。遇上野猪不就得打吗？可是，谁曾想，打死了一头野猪，其余的野猪呼啦一下向人冲过来，弄得他们几个猎手拼命爬上大树才幸免祸患。打那以后，大家更佩服一下子打中两头野猪而安然无恙的裴、李二人了。都夸她俩是受老天爷保佑的一等猎手。好长一段时间，每遇上吃野味的机会，战士们总爱谈起那段已成历史的故事。

野猪事件发生后，裴大姐抓紧了被服厂人员的射击训练，她亲自手把手地教大家。

“不学好射击，打起仗来，你打不中敌人，敌人会打中你。这是事关生死和胜败的大事，做一名游击队员，首先要成为一个神枪手。”

练枪不误建房，大约四月间，一座崭新的木刻楞厂房建起来了，五月间投入了生产。

天气一天天转暖，前方的部队急需换装，库存的布料只剩下一些白布，部队攻打汤原县城后又缴获一批白布。于是，留守团的耿殿君团长下令，把白布都染成黄色，突击做夏装。

把白布染成黄色？我有些纳闷，用什么染呢？没想到，身旁的李桂兰比我更急。

“哟——俺的老祖宗，叫我们上哪儿去掏腾染料啊！”

李桂兰和耿团长在地方上就认识，是老熟人，见了面总爱和他开玩笑。“你刚来懂个么儿？裴大姐、李在德同志人家就有法儿哩。”

耿团长是山东人，因山东口音很重，他一说话，大家就笑。大家一笑，他就故意用更重的山东腔逗大家，每每都逗得大家前仰后合。同志们都很喜欢他，也很尊重他。他对裴大姐和李在德说，前方部队扩充了不少新兵，他们都没换上夏装，得赶紧想法子。

听了耿团长的话，裴大姐说办法倒不是没有，可以用树皮染布。比如，黄勃利、柞木等树皮都可以用来煮染白布，但颜色不太理想，只能染成牛皮纸那种颜色。

“中！就这么着。还是俺老大姐啦有高招，一切听你的！”

耿团长高兴地拍了下大腿，然后飞步到前卡组织战士下山去取缴获的布料了。

在裴大姐和李在德同志的指导下，被服厂同志开始集体突击漂染布料。煮染布料的程序应该是，先用黑色大锅煮树皮，煮出颜色之后，再把在河水中浸泡过的白布放进去，加热再煮一段时间，等白布吃透了颜色之后，从锅里捞出来，拿到河水中冲掉浮色，然后挂在背阴的树枝上晾干。

一时间，被服厂的营地变成了大染坊，大家不停地边染边晾。按理染出来的布不应暴晒，但是营地处在原始森林中，树大叶茂，在加上营地前就是一条小河，环境很潮湿，很难晾干染好的布。所以，只能跟着阳光和风口，一天换好几个地方晾晒。白天晒干后，到了晚上，把布叠好，用脚踩或用板子压住等办法平整布匹。那时，被服厂只有一个用铸铁做的装炭火加热的熨斗，用在成衣兜盖等关键部位都忙不过来，所以，布匹的平整是用土办法凑合的。大体压平之后，把布料送到张世臣和李师傅的案前，他们两位就动手裁剪了。这样做出来的衣服，虽然不太板正，但颜色还算鲜艳，感觉也还整齐。

1937年，六军被服厂春夏之季制做的军服基本都是黄、绿两色的，至于服装的样式，1935年裴大姐曾找到六军军长夏云杰、省委书记冯仲云、参谋长张仁秋商量，后来裴大姐根据当时战士们所喜欢的马裤和冯仲云介绍的工农红军的服装，剪裁了一套服装给领导和战士们看，征求他们的意见。不久，冯仲云省委来到了被服厂传达了满洲省委对做军服的意见和指示，并且确定了服装的样式。

上衣像中山装，衣兜中间竖着折两道，扎上明线。裤子是马裤，帽子的式样是根据领导制定的，仿苏联红军帽样式，制作成的军帽是由六片拼成，有帽檐，帽子前面有颗红五星，帽顶部中央有个约三公分高的红疙瘩。冬天的帽子是用兔皮缝制，兔皮是从山里的猎民手中收购来的。除军衣、军帽外，被服厂还缝制过军旗、帐篷、机枪套、挎包、子弹袋、胸签等军用物品。

关于军服的样式，1937年5月23日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曾有报道。李在德、王明贵、李桂兰等同志也都做了证明。

后附李在德、王明贵、李桂兰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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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58
抗联女兵

被服厂的工作异常地繁重，被服厂的生活也异常地艰苦。

每天两顿饭，菜和油从来没有过，一般是小米饭或者苞米碴子，能熬上盐水野菜汤就不错了，偶尔山外来了领导或者过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盐水煮豆加辣椒。

被服厂里五女二男七个人，担负着整个六军的军服制作。到了部队换装的季节，一般都是连轴转，日夜不停地赶活。

李在德同志专门负责蹬缝纫机，连续的熬夜，眼睛睁不开，机针把她的手指头都扎穿了，可她一声都不哼，忍着疼痛继续工作。李桂兰同志是女同志里面手最巧的，她负责做帽子，帽子上的红疙瘩非常难做，她嘴里嘟囔着：“谁制定这个样式啊，太难做啦……”说归说，一天到晚，她还是忙个不停。说一千道一万，最难熬的还是连续开夜车。实在困得不行了，一打瞌睡就把做活针扎在了手指头上，把你疼醒，实在睁不开眼睛了，甚至用有弹性的树叶茎，把眼皮支住，硬挺着运针线。

夜间赶活，照明更是个大问题，好在裴厂长和李在德她们有经验，她们将剥下来的桦树皮和松树明子点燃照明，到了第二天早晨一个个都熏得像黑脸包公，你指着我，我指着你，哈哈的笑个不停。

尽管生活艰苦，工作繁重，但是整个被服厂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战士们都知道，她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赶跑小日本，不当亡国奴，自己的吃苦，是为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能过上和平、幸福的新生活。

其实，被服厂里的趣事也还是不断的。一天，大家吃完早饭准备做工时，突然从山那边传来了一声枪响，几个女同志以为敌人来了，赶紧抱起衣服不知应该怎么办。

“不用慌，没啥事，你们继续做工吧。”

裴大姐这么一说，同志们互相张望了一下，有些忐忑不安地开始了工作。

这时，张处长在旁边又给大家分析了一下。

“大家别担心，听枪声像是咱们的地枪开火的声音。这可能是个好消息，肯定是大狗熊来扛小米让地枪走的火。”

张处长的判断虽然还没被证实，但大家可以放心了，而且都想到现场看个究竟。

“请大家安静，我们的任务急，前方的部队昨天又派人来催军服啦，咱们还是得加班赶，今天也许有狗熊肉慰劳大家呢。”

裴大姐这么一说，大家更加兴高采烈了。

“小李子，你跟张处长跑一趟，快把肉拿来，中午给大伙好好改善伙食。”

听了裴大姐的命令，我兴奋地打个军礼，活蹦乱跳地跟张处长去了现场。

同志们怀着猜疑来到了秘密粮库，打老远就看到有只大狗熊中弹了。而且还看到草丛里有被扯破的麻袋，小米撒了一路，这说明还有一只狗熊可能是跑了。大家走近中弹的狗熊跟前一看，子弹是从左侧上部打进去的，可能是打穿了心脏，已经奄奄一息了，不大一会，它就闭上了小眼睛，停止了呼吸。

这只大狗熊可给被服厂带来了不少好处；一是熊肉可美餐；二是熊皮可做靰鞡鞋（皮毛朝外），既抗穿又防滑；再是熊油可做灯油，解决照明问题。做熊油灯很容易，把熊油盛在饭碗或脸盆里，往里泡入用棉花或棉布条捻成的灯芯，把一头拉出来搭在碗边点着就行。这种油灯，火苗可大可小，比松树明子和桦树皮强多了。

中弹身亡的那只狗熊很大，足有六百多斤重。同志们把熊肉切成几大块，装进袋子和柳条筐里，然后泡入河水中，这种天然冷库，能把肉保存好长时间。

被服厂的全体同志，为赶制军装连续鏖战了一个多月，人人都面黄肌瘦，筋疲力尽。正当这个时候，大家吃到了熊肉，体力都得到了明显的恢复。

这件意外的收获，让被服厂的同志们兴奋了好几天。

终于突击做完了这批军装，布料也都用没了。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和自豪，可是，更高兴的是耿殿君团长，他总是竖起大拇指夸被服厂的人太能干了，六军军部领导也通令表扬了被服厂的全体人员。

趁新的布料还没运过来，裴大姐想让大家轻松一天。

“这阵子，大家都很辛苦了。下一批的任务可能更重，希望大家能振奋精神继续完成任务。在布料到达之前，咱们还得准备好染布的树皮。所以，今天除留一人看家外，其余的都上山去剥树皮和采野菜。”

听说要上山，战士们都欢呼起来。这几个月，大家连续赶制军装，腿都坐麻了。这会儿能有这么一天去爬山，真叫大家喜出望外。一来，能溜溜腿，伸伸腰；二来能剥树皮采野菜，既为军服准备了染料又能吃到新鲜可口的野菜啦，咋能不高兴呢。

夏日的大山，蓬蓬勃勃，郁郁葱葱，山间流水潺潺，林中百鸟齐喧。

战士们背着各种不同的工具和背包出发了。其实，被服厂的驻地就在山里，但是地处原始森林，长的多半是红松和落叶松，树大叶茂遮阳光，树下很少长野菜。所以，得往山上走，到阳光充足的灌木带才能采到野菜。另外，张处长常提起山上有天然石林和石洞，同志们很想亲眼看看那自然奇景。

我们顺着浩亮河上游向西南走，向导是张处长和李元海。来到了一处陡坡后又翻过了一座石山，眼前豁然出现了一片石林，石林脚下裸露着大片大片的熔岩石。我忽然觉得这片石林有些眼熟，很像李升爷爷领我们上“月亮门”时见到过的那片石林，李桂兰也说有同感。接着往西走山脊，果然出现了大石砬子和那个“月亮门”。

“啊，是月亮门，我们来过！”

我和李桂兰不约而同地欢呼了起来。

“喔？你们啥时候来过呀？”

张处长感到意外了，我俩把李升爷爷领我们来过这里的情景津津有味地讲给了张处长，张处长说你俩重游月亮门真是幸运啊。

走过了石砬子，来到了南坡，一丛丛的灌木下遍地都是各种野菜。张处长告诉大家，这个山叫“四块石”山。

哈，好多的山野菜啊！敏儿菜、蕨菜、大耳朵毛、卷菜、山白菜、山葱，太多了，采也采不过来。此时，艳阳高照，风和日暖，我们像采花的蜜蜂，两朵红云飞上了脸颊。

这次上山，全体女同志都穿上了由张世臣和李师傅特意给每个人量体裁制的合身的新军装。从上到下，帽子是顶上有红疙瘩，前面有红五星的军帽；上衣是衣兜上有两道折条的中山装；下身是马裤；小腿上是人字形花纹的绑腿；脚上穿的是水绫布面的胶底鞋。这么一打扮，个个都显得格外精神和洒脱。除裴大姐有三十多岁外，其中最大的也就二十岁，我最小十三岁，我们互相看着都觉得变成了另一个人。

“哇，你今天真漂亮！”

“说谁呀，我看你更漂亮！”

女兵们互相嬉笑打闹，一旁的裴大姐也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依我看哪，你们几个今天都漂亮，一个比一个俊，谁也不比谁差！干脆趁着这高兴劲儿，扯着嗓子唱唱歌咋样啊？”

裴大姐这么一提议，大家不约而同地喊着“好啊！唱什么？”

“就唱《采山菜曲》吧……”

“晓风拂拂，朝露滚滚，
云霞灿烂如堆锦，
烟雾弥漫隐约难辩分，
一片寂寂静静的沉静，
山泉潺潺鸟鸣鸣，
真是美妙的胜景，
月峰高，青山深，
我们登越青林，
达香美，达香甜，
玉手采采，采呀采呀，
日升南山头，采呀满筐红，
快呀快回营，共进午餐丰。

碧草萧萧，树叶青青，
满山野花颜色新，
清香扑鼻，鲜艳吐芳芬，
一阵清脆嘹亮的歌声，
山前唱，山后应，
真是快乐的歌声，
月峰高，月峰美，
我们登越青林，
山菜嫩，山菜香，
玉手采采，采呀采呀，
日落西山头，采呀满筐青，
快呀快回营，篝火晚餐忙。”

女兵们一路采，一路唱，来到月峰下的泉水井（抗联井）边，一起围坐吃起了午饭。好多山菜是可以生吃的，大家山菜沾盐水就着小米饭，这顿野餐就别提多香啦。吃过午饭，大家又喝了不少清泉水，接着唠起了李升爷爷和仙女井的故事。

张世臣师傅说：“日本鬼子来了，仙女们不再下凡了，这是老李头说的。而我张世臣说嘛，我说今天啊，仙女们又来了啦。不过，这次的仙女是在我们仙男们的陪同下来的，你们说对不对啊？”

全体男同志随声附和“对！对！对啊！我们都是仙男……”

欢声笑语飘荡在美丽的大山。

下午，大家登上了峰顶最高处。在那能清楚地俯视滔滔的松花江和牡丹江。如今是夏天了，那景色更加迷人。望着这大好的河山，我向同志们诉说了李爷爷的话：

“咱们的锦绣江山，叫日本鬼子给糟蹋了……”

李爷爷说过的话，令大家十分沉重。同志们的眼眶里慢慢地浸满了泪水。

这时，裴大姐大声的喊道：“同志们，不要难过，咱们一定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这大好河山一定是我们的！”

同志们振臂高呼：“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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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7:59
北满省委扩大会议

1937年6月28日，北满临时省委在四块石北坡的帽儿山抗联六军被服厂所在地，召开了扩大会议。

会前，先期到达的冯仲云同志，召集留守团耿殿君团长、前哨卡负责人张处长、裴大姐、李在德等党员干部，就会议的接待及服务等工作开了会。会后，裴大姐安排大家把缝纫机都搬到大树下，搭上帐篷，把厂房倒出来作为会场和首长们的住处。厂房内只留下裁剪案子和几条木凳。

会议期间，被服厂的全体同志承担了做饭、洗衣、采野菜、烧水、端水等大会的服务工作。

这次会议一连开了二十天左右，因准备的粮食不够，最后几天是以野菜粥或野菜沾盐水充饥的。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有：

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冯仲云、东北抗联六军政治部主任兼省委常委（执委）张寿篯（李兆麟）、省委组织部长张兰生（包巨魁，满族）、抗联三军军长兼北满抗联总司令赵尚志、抗联五军军长兼吉东省委常委周保中、抗联六军军长戴洪滨、抗联九军政治部主任许亨植（朝鲜族）、抗联六军总参谋长冯志刚、抗联六军秘书长黄吟秋、珠河地方党代表魏长魁、下江特委代表白江绪、抗联六军四师政治部主任吴玉光（朝鲜族）、抗联六军二师政治部主任张兴德（朝鲜族）、北满团省委书记黄成植（朝鲜族）、抗联六军宣传科长徐文斌、抗联三军宣传科长于保合、汤原地方党代表杨大人等。

徐文斌和于保合担任会议记录。

这次会议主要议题是王明和康生写给东北党的“六、三”指示信，通称“王康”指示。信的内容分六个部分，近万言，中心是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策略和统一战线问题及根据地问题。

与会的领导同志纷纷发言，争论激烈，意见分歧很大，人人都把自己的意见摆到了桌面上。

以赵尚志为首的许亨植、黄成植、吴玉光等人，就“王康指示信”中所提如“反满和抗日的口号不能并提”、“不要反对日本归屯并户的政策……可以进入归屯中去潜伏，保存实力，用当保长等办法开展工作”、“现在，反攻时机不到，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存力量，等待大事变的到来。所以，应不惜省级干部（高级干部）深入敌后工作，”、“部队不可盲目出击，以免被敌人消灭……伪军工作很重要，是我们难得的同盟军”等等主张都是错误的，不符合东北地区的形势 ，只能被视为是上了那奸细的当而作出的投降主义路线。

后附：赵尚志《关于“抗日反满”问题的意见》

周保中等同志的意见却与此相反，认为王、康的指示精神附和当前的抗日形式，而且这是中央的指示，如不执行，就是反对党中央的“左”倾关门主义。

冯仲云同志看到两派人的分歧很大，于是他要求两派不要互相给对方扣大帽子，都要掌握分寸，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他这么一调解，不仅没能奏效，反而惹来两派人的反对，为自己招来了“调和主义”、“和事老”等大帽子，而且被两派撤销了省委书记的职务。

会议结束后，我看到冯仲云同志独自坐在河边的一棵倒木上，我知道冯仲云同志戴的是个一千度的高度近视眼镜，眼镜还缺了一条腿，那是有一次下雨天钻树林时，被树枝刮掉在地后，因视力不济在寻找时被踩断了的。眼镜缺了一条腿之后，冯仲云同志是用一根线勉强挂在耳朵上凑合着用的。他曾求我帮他修理过，但因会议紧张，他一刻也不能离开眼镜而一直没能给他修理上。

这会儿，我看到冯仲云同志一个人坐在河边，把眼镜摘下来拿在手中不用，我就拿着早就为他准备的一根带弯的很结实的树枝和针线去找他。

“冯省委，现在我帮您修理眼镜腿吧？”

“喔，不必了，以后再说吧……”

冯仲云同志的话音，听着让人伤感，我有些不安地端详了他，他有意把脸侧过去了，我发现他流泪了。

“冯省委，您怎么哭呢？”

“呃，小鬼，你不懂，快回去吧。”

是，我是不懂，这么大的干部怎么会哭呢？我想，肯定是有人欺负了他。在他们开会时，就不止一次地听到有人对他粗言粗语的逼迫，动不动就喊“冯瞎子，你到底是什么意见？”“冯瞎子，你到底是反对还是拥护？”

对他们的争论，我不懂谁是谁非，但觉得他们对冯仲云同志态度粗野，出口伤人是不对的，所以，就同情了他。

“冯省委，我给您找裴大姐来，您和她说说，让她帮您批评那些首长好不好？”

我觉得裴大姐无所不能，因此就说了一句自认为能安慰他的话，然后从他手中夺过眼镜跑开了。他，没吭声，仍坐在那里，望着滚滚而流的河水，还在落泪。

我回来后，向裴大姐汇报了情况。

“小丫头，你瞎说些啥呀？你还不懂，别瞎掺和了，快把眼镜修好给人家送去。”

裴大姐批评了我，真是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冯仲云同志的省委书记职务在会上被撤消了，由张兰生同志接替了他的职务。

冯仲云同志感到委屈的同时也在为抗联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

尽管意见不统一，会议还是发布了《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关于拥护党的一致的通告”》通告全文如下：

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关于拥护党的一致的通告”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八日

北满、吉东党各级党的同志们：

因为和上级联系不密切，珠、汤及三、六军党委联席会的左右倾的调和、吉东党一部同志忽视党组织上的手续和紧密性，且工作犯了右倾的错误，引起了党在全面工作上的一大错误，和党内起了重大纠纷问题，而且北满党和吉东党之间，发生了隔离误解。

在日本法西斯军阀强盗对中国全民统一战线继续进行进攻破坏的紧急情势下，东北游击运动正进入非常困苦斗争的过程中，所以在无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队伍之中，绝不容许分毫分裂因素的潜在。鉴于此种情势，北满临时省委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召集了全体执委扩大会议，吉东代表也出席参加了。对于二年间的党的组织和政治路线的工作执行，进行了严格的检查，得出的总结如下：

1、北满临时省委，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指示原则，在独立工作的环境中，执行党总路线的领导而诞生的。所以，这是中国共产党骨干组织的一部分。他们自组织以来，就领导北满松花江两岸的广大群众进行解放斗争，且为展开全民统一战线而果敢的斗争与工作。他们领导抗日联军北满各军和义勇军，不断的向日贼进行袭击；开辟了广泛的游击运动的新区，并且在夺取多数的武装的同时，对新组成各军的巩固和充实，进行了初步工作。

2、吉东党是依照中国共产党的统一系统而组成的，从来北满党怀疑吉东党内部有奸细的潜在，而联系不密切和对吉东党的认识不足，并且成了误解吉东党右倾错误等的主要原因。我们正式声明：现在的吉东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战斗组织，并能充分发挥其机能。为了党的巩固统一，同时为了领导全民族战线展开斗争工作，和加强联军的领导，吉东党今后应站在更正确的立场上来帮助北满党，并在群众斗争中必须尊重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领导威信。

3、目前西欧的法西斯希特勒、墨索里尼像疯狗似的疯狂的更大规模的援助西班牙叛军法西斯佛朗哥，干涉着西班牙的内战，酿成了西欧大战的紧迫性。特别是各帝国主义法西斯想武装联合进攻苏联，所谓反苏大战的危险性越发的露骨化了。东方的日本军阀法西斯正在继续进行扑灭中国革命，吞并全中华的阴谋。相反，为挽救中国民族的危亡的全民统一战线和抗日宣战运动正向最高度发展，益愈促进大事变的紧迫和急剧。

在强化党的思想统一和组织的条件下，号召各级党的同志，依照中国共产党的新政策新路线争取全民统一战线，拥护国共二次合作，为实现抗日宣战而进一步努力。因此北满党和吉东党，应尽全力使抗日游击运动的中心支柱——三、四、五、六各军及二军东部部队的内部更进一步的切实发展；同时对八、九、十各军加强党的领导和群众基础，并团结一切散漫的义勇军于全民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至于形成统一军队的系统，尚需经过一段努力。

北满党和吉东党必须适应目前的环境去实现党的任务（民众抗日救国运动及其他各种斗争工作）。因此，北满党和吉东党尽力把握中央路线，使组织充分统一，进行自我批评和不断的展开两条战线的斗争。同时要打破右倾和左倾，打破和肃清破坏和分裂党的一切企图和倾向，特别是以最强力的手段和方法，彻底的剿绝日本法西斯军阀强盗对我在思想上乃至行动上的奸细组织和间谍。
兹向全体同志致以抗日救国敬礼！

北满临时省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

吉 东 省 委 员 会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尽管会内的斗争和辩论异常的激烈，但是并没有反映到会外，大会期间还开了两次联欢会，有的同志写了歌词，有的同志给谱了曲。

张寿篯同志写的歌词是：

“强敌东来，侵略我国疆，
施残暴如疯狂。
白山血染红，黑水遗恨长。
男儿壮，男儿壮，团结起来赴战场。
血洗三岛国，气贯太平洋。
军威远，红旗扬，
但知救中国，誓死扶家邦，
不怕强，不怕强，驱贼滚出鸭绿江。”

在联欢会上演唱这首歌时，许亨植（朝鲜族）同志发表了议论。

“请问，你们驱贼滚出鸭绿江，那能算完成任务吗？”

“噢，请你别急，还有誓死扶家邦嘛！”

张寿篯同志笑着这么一答对，引起了哄堂的大笑。

担任会议记录的于保合（那时叫万内大家称小万）同志也诗兴大发，挥笔写下了振奋人心的《抗日先锋歌》：

“……我们是抗日的先锋，
不怕你压迫千万重，
我们要万众一心同，
三千万的同胞尽都是抗日民众，
全东北的工农，很多是民族的英雄。
后退没有路，只有向前冲。
日寇霸占了我们的土地，欺我太凶；
走狗出卖了我们的国家，国耻难容。
不怕敌人武力强，
怕死无用，无用！
我们，我们要高举民族革命的旗帜，
勇敢向前冲！……”

附：《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摘抄：

关于“抗日反满”问题的意见①

（一九三八年）②

我请求很详细来检查这一报告。

我很痛苦的是不能写出我的全部意见（但是我应该真诚的发表我的意见，如果错误了，我愿接受处分）。

关于抗日反满问题。我希望简单的作个说明，而更详细的，可以查看一九三七年北满省委给吉东省委和第五军信的文件。

我到现在不明白，周保中和冯仲云等现在所说的“抗日反满不并提或不并列”的主张。

根据这句话的中文字义讲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满洲国”政权不要一块提出或不要列在一块。

关于这一问题因为不明白，曾在一九三七年秋派交通来苏联，给中央信上提出请求解答。如果这不是中央的意见，则必是奸细的。

因为在东北从伪“满”政府成立的时候起，党便提出以下的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走狗政府“满洲国”政权；打倒日寇及其傀儡政府伪“满洲国”；反抗日“满”法令等等的口号。如果把这个口号分开，我认为是不对的，譬如：“反抗‘满洲国’法令”，不如“反抗日‘满’法令”好。如果根据不并提，则以上的口号不能用，因此在这一张传单上写反对日本，在另一张传单上反对“满洲国”，使反日“满”的斗争不是明显的，好似说把“满洲国”当作独立的目标而分开了，因此不明白，请答覆我。

反对“满洲国”的问题，我觉得不但是全东北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明白的，共同斗争的目标，并且有一点中国人心的“满洲国”官吏也明白的。日寇经过其走狗欺骗压迫中国人，所以“满洲国”给日寇有很大的作用。根据报纸上的材料，中国方面对于伪政府极力反对，并且赞助刺杀汉奸（即伪政府官吏），所有人民积极反对伪组织，因为他们认明对于伪政府有一点缓和，便是减低反日的任务，而日寇却极力希望中国人不去反对伪政府，不去反对走狗汉奸，这对日寇的利益，只要叫个人，都能明白的。只要检查一下日寇对中国各种欺骗口号，便知道口号是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我们看一看东北：当九一八事变时，人民反日，东北便出现了地方维持会（他是成立狗国的桥梁），许多人当了狗官。这些狗官都是有野心的或过去的官僚，他们说：我们现在没有法子，暂时维持维持治安，来欺骗人民。给日寇以充分的时间布置好了，乃成立“满洲国”。并且利用许多动摇着的军队，而欺骗士兵说，等待中国出兵等等，缓和兵士反日情绪，给日寇以充分的时间去进行组织学兵、警查{察}宪兵等。

很明显的是在一九三四年时，日寇在哈尔滨的报纸上登载着说赵匪不抢不夺，破坏日“满”乡村统治，深为可虑。应该知道，，日寇在乡村内有汉奸走狗帮助日寇进行统治。在东北游击区曾有很多狗头受日寇的命令，同反日队伍联络，释放被逮捕的人，在每一个县内极力宣传县长好（中国人），受{爱}护人民等等。一九三七年我正从远方回到汤原的游击区，我见到以下的事实，在汤原有许多次，很多地点的反日会或共产党的人被捕，同时就有共产党员或反日会员号召许多人递保呈，向日寇请求，而署长、队长、县长或日本人完全答应并释放。释放的条件，当然是说不反对满洲国或给满洲国办事，来造成很坏影响，特别宣传方县长好，并且在党内和游击队内也这样说。在下江有北满、吉东两个党，在很多县里有广大的反日会，有二、三、四、五、六、八、九、十一各军，而日寇在游击区挑兵、收捐或派人修路，不用日本军队来，只要通知给村长，便都办到，而保甲长多与反日会有联系。党和游击队不去进行组织反对和斗争，但请看一看当时吉东、北满怎样的主张吧：

我在远征回到下江后，就看见了北满省委发出的文件，题名是《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运用全民反日统一战线的策略》（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日冯仲云等人起草的）。现在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一九三六年秋到一九三七年夏，我没在下江的时候，省委的文件也推在我身上，里面有北满对吉东的争论问题：关于抗日反“满”不并提的问题是有争论？不并提的理由是（不并提的理由是指周保中和诵的意见）：1、免得将东北与关内对立。2、满洲国内还是中国人，其中有很多部分职员、士兵、长官等也不满日寇殖民地民族压迫，而同情抗日或采取中立态度。我们提抗日统一战线，不提反满的，使日寇孤立，使满军内部分人来参加抗日统一战线或使其中立……。3、日寇驱逐出去，满洲国随之而消亡，满洲国不成问题（我一个字不差的抄上的，可查看文件）。

根据以上三个理由，我认为是说抗日不反满的主张。

我敢这样证明：就是反对满洲国的口号并不破坏使满洲国机关内的职员、士兵、长官来参加抗日或中立，孤立日寇。相反的越是反对满洲国政权，并把满洲国是日寇工具的作用联系起来，则越发能号召他们，使他们容易觉悟和了解我们反对满洲国就是反对日寇的意义。

所以在抗日反满不并提的掩盖之下，实际上主张抗日不反满，这是奸细欺骗，这是关系东北革命的重大问题。

穿着“满洲国”的衣裳，执行者日寇的意志的“满洲国”官吏，我们向他们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是应该这样的执行：就是我们有权利去停止他们的工作（替他主人日寇作的害中国人的工作），解除其武装，破坏他们的事业。而他们虽然是“满洲国”的官吏，因为也是中国人，便应该不打中国人民，不杀害中国人，不进攻抗日军，直至参加反日工作。群众身受着“满洲国”政权的直接的压迫和痛苦，对“满洲国”是抱着无限的仇恨和反对，反对“满洲国”的日常任何斗争都是具有反日性质的。只有在广大的群众抗日反“满”的斗争发展中，才能更有效的影响吸收或胁迫“满洲国”机关内的官吏同情和参加抗日。也只有揭穿给“满洲国”效力，保卫“满洲国”就是给日寇卖命，反对“满洲国”，就是反日，才能中立满军或争取哗变（如同向帝国主义的兵士揭穿资产阶级的欺骗一样，如保卫帝国主义的国家既是保卫资产阶级）。

请看在这一个文件又说这样的话：“正因为不反‘满’，所以对于‘满洲国’的城市和乡村不去扰乱和摧毁满洲国的统治机关；不去破坏对日寇在东北乡村的保甲制度；不必粉碎归田并户政策；不必给与打击……”。

这种实际解释为“抗日不反满”的理论或减低反满的任务，在当时都是最有害的危险，因为广大的游击区正在“满洲国”的官吏（日寇走狗）有计划的作欺骗民众的活动的时期。

一九三七年的北满执委扩大会议上，周保中交给冯仲云一封信是另外一个人写给冯一九三七年的北满执委扩大会议上，周保中交给冯仲云一封信是另外一个人写给冯的，经吉东省委的同意，该信曾于会议后由交通送来苏联，里面也有这个问题。在会议上的讨论是对于“抗日反满不并提”的问题，因为不明白，请求中央解释。

会议后写了一封信给吉东，内有抗日反满问题，提出北满的意见是“抗日和反对其走狗工具满洲国政权”，不同意和反对“抗日不反满”的理论。并说明：不明白“抗日反满不并提”的意义，已向中央请求解释（这是由黄成植起草，赵尚志改正以后，又由侯启刚改正，在张兰生、张寿篯、冯仲云、赵尚志参加的省委常委会上通过后，发出的，但是一九三八年，北满省委否认了，而说是赵尚志自己的意见，这有什么办法呢？大家都不承认）。直到现在，我认为一九三七年时，北满致吉东信上，北满说的是对的，如果错误了，我愿自己受处罚，因为北满省委不承认了。

现在冯仲云、周保中的解释都不与以前一样，并且也没有说出什么叫不并提。

我认为这是东北工作既没有争得满洲国机关的职员，并且也没有反满而受到损失的最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是我认为是奸细作用之一（在东北到处都是遇着日寇及其工具伪“满”的压迫）。如果我的意见是完全错了，我愿受革命纪律的处罚。

① 根据文件内容判断，本文作者应为赵尚志。
② 此年代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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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8:00
特殊的山林婚礼

在会议期间，还有过两桩没曾料想到的喜事。有两对恋人在这大山里举行了别开生面的婚礼。

一天，裴大姐告诉我和李桂兰，让我俩明天早点起来去采些野菜回来。可是，早晨醒来一看，哪还有李桂兰的影儿。我赶紧起身到河边洗把脸，拎着兜子顺河边采起了山菜，没想到竟然发现了李桂兰和吴玉光主任在河边的一棵大树下正窃窃私语呢。前几天，我曾经见过于保合和李在德也在一起悄悄的说话，我想，大概我不该去“打扰”她们吧？于是，悄悄躲着他们回到营地，向裴大姐汇报了自己看到的情景。听了我的话，裴大姐特别高兴。

“好极啦！真是双喜临门！”

是双喜临门？嗯，是指自己看到的两对说的吗？

这时，往河边望去，看到了于保合和李在德已经走到一起了。再远看，那儿是吴玉光和李桂兰在散步。看到此情此景，裴大姐马上找冯仲云同志提了建议。

“冯仲云同志，于科长和李在德，吴主任和李桂兰，这两对都自由恋爱了，要是组织上批准，会议结束前，为这两对举行婚礼吧，咱们来个双喜临门！”

听了这话，冯仲云同志也很高兴。他向几位领导一提，大家无一不赞同。

“好极了，批准了。这是很好的两对，请你们筹划筹划，在会议结束前举行婚礼，也让大家热闹一番。”

冯仲云同志发话了，被服厂的同志们在裴大姐的指挥下进行了准备工作。她们用各种山花编成花冠装扮了新娘，腾出了女同志住的两个帐篷作新房，还为婚宴准备了各种野菜和替代喜酒的桦树汁。

当晚霞映红天边的时候，一场特殊的婚礼开始了。

第一对的新郎官于保合是二十四岁的满族青年，当时任抗联三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他的新娘李在德是二十一岁的朝鲜族姑娘，任六军被服厂党小组长。

第二对的新郎官吴玉光，是二十六岁的朝鲜族青年，当时任六军四师政治部主任；他的新娘李桂兰是十九岁的汉族姑娘。

两对戎马倥偬喜结良缘的新婚伴侣，身着戎装，胸戴山花，显得那样的神采奕奕，他们在远离乡里的深山营地举行简朴的婚礼，真是别开生面，让所有的人永生难忘。

婚礼上徐文斌、许亨植、黄成植等同志情不自禁地用朝鲜语唱起了“那嘎扎那嘎扎”（舞曲，前进吧！前进吧！）并跳起了舞，张寿篯、赵尚志、周保中等同志不会跳，但也随着节奏使劲拍手助兴，气氛极为热烈。

“裴大姐，快上酒啊！”

冯仲云同志发话了，同志们在裴大姐的指挥下，动用大饭碗、水杯、饭盒等所有器皿，端来了白桦树汁。

“我们没有能力酿造白酒，但我们准备了比白酒更加珍贵的天然美酒——白桦树汁，管够喝。喝了它，会永葆青春，祝愿新婚夫妇的爱情像白桦汁一样纯真甜美，祝两对新人像白桦树一样白头偕老！”

裴大姐说的很激动，冯仲云同志接了她的话。

“裴大姐说得很好，就让这白桦树汁婚宴载入我们东北抗联艰苦斗争的史册吧！来，我也祝愿你们永远记住这一天，愿你们永远相亲相爱！”

接着是周保中同志的祝词：

“希望你们像马克思和燕妮那样，在革命道路上携手前进，永不分离！”

周保中同志说完，张寿篯同志也送上了祝愿：

“你们是在抗日的烽火中喜结良缘的，相信你们一定会伉俪情深，地久天长！”

首长们的每句话，都引来了阵阵如雷的掌声。掌声、笑声和歌声，像一股股欢乐深情的交响，响彻了山岳，震荡着山林。

一轮满月升起来了，草地上点起了篝火。

婚礼开始了敬烟的节目。那时很难搞到洋烟，只好用纸卷烟叶敬给大家。吴主任和李桂兰二人敬烟时，因李桂兰会抽烟也会卷烟，敬起烟来还算顺利。但是，轮到于保合和李在德就惨了，因他俩都不抽烟又不会卷烟，笨手笨脚的好不容易卷上一支，头尾不分，松松垮垮，没等递到嘴边就散花了，把他俩急得满头大汗，把大伙乐得前仰后翻。

席间，北满省委交通站的老姜（外号干巴姜）打老远就喊着报告，随岗哨战士小李子来到了会场，他把一堆文件交给冯仲云同志后，不顾挽留急匆匆走了，大家预感，一定有什么紧急的情况吧，他走后，敬烟、敬酒的节目还在继续。

这时，从河边又有三个人跑过来闯入了会场，原来是留守团的耿殿君团长和李元海、李排长三人，耿团长这时候才到是有缘故的，他一来准有什么好事。果然，他扯着嗓子向冯仲云同志报告了。

“报告！我们从地方上搞来点白酒，对吴玉光、于保合二位的新婚表示祝贺！”

这一报告非同小可，会场顿时沸腾了起来。在一片掌声和欢呼声中，裴大姐指挥两对新人向首长和同志们一一敬白酒，我和穆书勤忙着帮新娘斟酒。这样一来，会喝酒的同志当然特别高兴啦，但是不会喝酒的新娘们可招架不住了。

我和穆书勤看到大家是想有意灌醉两位新娘的，这不是难为我们女同胞吗？于是，我俩偷着把浩亮河的清水倒入了新娘们的酒杯里，替她俩解了难。

“小李、小穆，谢谢你俩……”

“要谢你们就先谢这浩亮河水吧，这水要是不比酒还清亮，能蒙混过关吗？”

这场特殊的婚礼持续到了半夜，大家真是痛痛快快地热闹了一大场。

第二天一大早，伴着哗哗东流的浩亮河水，于保合同志坐在河边画了一幅画。他画了难忘的两个洞房，画了被服厂和河对岸张世臣和李师傅住的小小草房，画了河水、桦树林和白云……

当于保合的画拿到会场时，大家都说画得逼真，富有诗意。

“嗯，我们没有照相机，于保合同志的这幅画就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冯仲云同志的话语重心长，他把画交给裴大姐，请她保存好，裴大姐转手又交给了我。

“小李子，这任务就交给你吧，请你把于保合同志送给你的字典和这幅画，一起保存好。”

后来，在多年的南征北战、枪林弹雨中，我一直保存了那幅难忘的画。

婚礼的第二天，首长们就都出发了，两位新郎也随着他们一起走了，他们走向了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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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8:07
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因召开北满省委扩大会议，大队人马的来来往往踩出了一条路，这不利于被服厂的保密。因此，六军军部指示另外择地建造新厂房。于是，留守团耿团长、张处长和裴大姐他们去选厂址，其他人员留下来整理要搬迁的东西。

选定的新厂址，是帽儿山南侧的四块石山（月亮门）背后约十余里外的一条小溪边。这儿，东边靠大山，东南是一座小山，正南也是很长的一道山梁，山梁上面还有一个很高的石砬子，把厂房建在这儿，既防风又能够遮挡视线，不到跟前是很难发现这座厂房的。

建房开始后，前哨卡的同志们都来参加劳动，很快就建起了用粗细不均的原木垒造的厂房。这种房子原木间的缝隙大，为了防止透风，大家用些树皮、树毛毛等堵塞缝隙之后，抹上了泥。屋内靠里侧打了两层铺，男同志睡下铺，女同志睡上铺；靠窗户摆两台缝纫机和大木板案子；东北侧的窗口是用石头垒起来的锅灶；中央石头座上是用汽油大铁桶做的火炉子，炉顶正对天窗。

再建新厂房的那几天，被服厂的同志没有停止工作。除一部分人参加建房外，一部分人到山外扛布匹和粮食，还留一些人临时撘帐篷赶做军衣，每个人的工作都很紧张。

被服厂从八月份开始，先集中做军用棉衣，做完棉衣就开始用从猎户手中买来的兔皮做军帽。到了十月份开始用剩余的边角布料制作军旗、手闷子、棉袜子、子弹袋、机枪套等零星的军用品。布料用完了，再无活可做，就由张处长、裴大姐、张世臣等党员干部负责，把缝纫机等设备送到山上的石砬子埋藏起来。

埋藏设备的工作是由领导精心安排的，我觉得非常的神秘，因为自己不是党员而没能参加。

1937年8月15日，是一个让我终身难忘的日子，这天秋高气爽，漫山遍野五色斑斓。在厂房东南侧山岗的一棵树下举行了我的入团仪式。我入团是由裴大姐、李在德、李桂兰、张处长、前哨卡的李排长所组成的党支部委员会讨论批准的。在讨论中，党员们先肯定了我的优点，说我努力学习，工作积极能吃苦，一致同意入团。不过，党员们同意我入团的同时，也指出了缺点，诸如思想单纯，孩子气浓，政治上幼稚，需要在更复杂的环境中经受锻炼等等。党员们的发言，我有的能听懂，有的就听不懂了。

发言结束后，由裴大姐带我宣誓：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永远跟着中国共产党，不怕流血，不怕牺牲，为抗日救国斗争到底！”

我觉得心在怦怦的跳，血液在沸腾，自己一下子长大了，已经是一名共青团员了，共青团不就是共产党的后备军吗。如果爸爸和哥哥知道自己入团了，他们该多高兴啊。

会后，我鼓起勇气，去找了李在德，请她给自己讲讲什么叫“政治幼稚”。通过李在德的耐心解释，我明白了自己还很不成熟，为了早日做一名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需要今后加倍的努力学习和工作了。

大约是农历的九月份吧，树叶开始飘落的一天，李在德同志要调到于保合同志所属的三军部队工作了。知道李在德要走，我伤心的哭了起来，李在德同志一直像大姐姐一样照顾着我，多少次偷偷地把分到的口粮匀给我吃，宁愿自己挨饿。裴大姐更舍不得李在德，她们是并肩战斗的生死战友和知心朋友，俩人感情特别深。我和裴大姐流着眼泪送李在德同志到山上，三个人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李在德和于保合同志并肩远去了，这时，天上有一排大雁鸣叫着向南飞去，在德姐姐，大雁再飞回来的时候，你会回来看我们吗？

1937年冬月，也就是送走李在德同志不久，从苏拉河村来了一名叫韩淑琴的三十多岁的高个子女同志。我和李桂兰都认识她，上山时在苏拉河被服厂见过面，这次又重逢，我们都很高兴，因她年纪大一点，大家都喊她韩姐。没过几天，到省委驻地治病的夏嫂和夏志清（已故夏云杰军长的夫人和女儿）也回到了被服厂。这样一来，走了一个李在德，换来了三位女同志，共有六名女将了。大家都为增加了人手而高兴的时候，去山上打猎的张处长他们打来了一只很大很肥的黑熊和几口野猪，这真是喜上加喜，大家都乐不可支。

大家忙着把油剔出来留作了灯油外，把大部分肉用炭火烤成干肉条挂起来，另取出一部分鲜肉美美地会餐了一顿。好久没吃过肉了，前哨卡的同志也被请了来，并举行了联欢会。可是，从后半夜起，不少同志开始拉肚子了，这是咋回事呢？有人说是中毒了，可中毒的话另一些人怎么又没事呢？经过仔细一了解，才知道原来拉肚子的同志在饱餐肥肉后都因口渴而在前半夜喝过许多凉水。弄清了原因，知道不是中毒，大家都放了心，但拉肚子的同志都后悔了。

“嗨，好不容易捞着了一顿肉，这一拉肚子不就白吃啦……”

后来，大家都注意了，剩下的那些干肉，尽量省着吃了好长一段时间。

1937年腊月里的一天，前哨卡的李排长陪着一男一女两个人来到了被服厂，两个人满身的霜雪，帽子都变成了白色。因为太突然，大家都发愣了，仔细一看，来的人竟是六军政委张寿篯（李兆麟）和一位陌生的女同志。

“张政委，您一路辛苦了。”

裴大姐先上前问好，并同张寿篯政委热情地握了手，天寒地冻，同志们好久没看到山外来首长了，都拥上来抢着和他握手，张政委向大家介绍了身边的女同志。

“请你们认识一下吧，我给你们送来了我的爱人，她叫金贞顺（金伯文）”。

“哎呀！太好啦，又多了一位女同志！”

同志们都欢呼着拍了巴掌，并一一向金贞顺同志作了自我介绍，她也很大方地和同志们握了手。

现在，张寿篯已调任六军政委了，因此金贞顺同志随他调来六军被服厂。金贞顺同志年纪十九岁左右，她高高的个子，长得很丰满。她待人直爽、诚恳，一见面我就喜欢上了她。

六军的被服厂，是一个大筒子屋，白天是厂房，夜间是营房，有上下两层大铺。平常男同志睡下铺，女同志睡上铺。而现在来了张寿篯政委和金贞顺两位新婚夫妻，怎么安排呢？裴大姐决定在裁剪案子和长条凳子上增加了男铺，在下铺腾出一铺位，中间用布帘子隔开来安排了他们的住处。在这个过程中，张寿篯政委非常客气地多次谢绝过。他的这种态度给普通的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天，张寿篯政委还为被服厂的同志谈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并鼓励大家更好地完成支前任务。他还特意向金贞顺同志介绍了我和我家里的情况，嘱咐金贞顺好好帮助我的生活、学习和工作。

从那以后，金贞顺同志成了我的知心朋友和战友，我一直十分的尊敬和信任她，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好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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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8:07
被服厂变成了临时医院

1937年12月的一天，风卷着雪，雪连着天，天地间白茫茫的一片。

就在这一天，耿殿君团长带队给被服厂送来了二十多名伤员，这批伤员都是在西征途中负伤的。耿团长他们为了躲避敌人的围剿，把行动安排在了这样的风雪天里。这样的天气，一是敌人不愿意出动，二是大雪掩盖了脚印。随伤员一同来的还有医官王耀均和医兵小裴，其实医兵小裴脚趾也受了伤，有些踮脚，他该算是个轻伤员。总之，从这天起，被服厂变成了临时的医院，同志们担当起了护理伤病员的工作。

大家在王耀均医官的指导下，在裴大姐的指挥下投入到了从未做过的紧张的医护工作中。首先人员作了分工，因药品紧缺，一部分人去爬山登顶采集枯藤、冬青、山花椒、老乌眼树皮等野生草药，再凿冰化水熬制，千方百计为伤员们治伤医病。又轮流派两个人用大小两口锅做饭，大锅原来是煮染布料的，如今人多，只能都用上了。其余女同志每天站岗、放哨和照料伤病员。王耀均医官更是没日没夜的忙个不停，他除了抢救、手术、查病床等治疗工作外，还要教被服厂的同志医护课，再有闲暇还教大家学文化。同志们在他的教导下，学了不少的知识和医护本领。

伤员刚到的那一天，我一眼认出了原来四师的马司务长，我像久别的亲人一样扑向了他，马司务长同时也认出了我，显得格外高兴。

“嘿嘿，小李子，你可长高了不少嘛，也变样啦……”

“马司务长，你的伤很重吗？”

“不要紧，受了点轻伤。”

马司务长是臂伤，裹着一条布带来的。许是前方打仗太艰苦了吧，他人瘦了，脸晒黑了，而且满脸都是大胡子。他同时还带来了一条不幸的消息，我的老乡张显庭主任牺牲了……

伤员中有位朝鲜族的金指导员，他伤在胯部，拄着拐棍行走都很难，是重伤员之一，但他时刻不忘做政治思想工作，每天都坚持给大家讲文化课和政治课。

在伤员中伤势最重的，是一位操山东口音姓毕的青年。他的腿伤化脓了，弄不好得截肢。王医官给他治疗时因为没有麻药，疼得他实在无法忍受时就大喊不止。这时，外号叫“老谭儿”的姓孙的伤员想了个招，说给小毕唱段“河北乐亭”准能减轻他的疼痛。没等大伙弄明白，孙老谭儿就亮开喉咙唱起来了，一听他那个怪腔怪调，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连小毕和王医官都笑了。

还有一位姓李的连长，也是臂伤，伤不很重。据说他是东北救国军的军人，他26岁开外，也是山东口音，但他爱唱歌，唱得非常好。他长爱哼唱的是“男儿有气魄，歌声壮山河，……日军很无奈……”这首歌的曲调我一直记得，但没记住全部歌词。

另外能记得的还有一位姓刘的大个子，他是脚被冻伤，都已经发黑了，治不好的话，脚趾头就会全掉下去，大家每天给他用冬青水洗泡，然后抹上自制的药膏。

来了这么多的伤员，大家在厂房靠墙的空地都搭上了板铺。这么一来，只有北侧是炉灶，余下的三面都成了睡铺。屋子中间是汽油桶做的火炉子，炉桶冲着天窗，全屋靠它取暖和照明。被服厂原来是女同志睡上铺的，但因夏嫂（已故夏云杰军长夫人）体弱多病，外加是小脚睡上铺不方便；她的女儿夏志清同志，入冬后关节炎反复发作，也无法睡上铺，因此，母女二人就只好睡在下铺。这种生活在抗联部队是无法避免的，所以，战士们都是长年和衣睡觉的，大家已经习惯了这种和衣睡大铺的生活，日子长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进入农历腊月了，正是三九、四九的节气，天上刮着白毛雪，西北风嗷嗷的叫个不停。没想到，敌人竟然在这样的天气里，进行了冬季“讨伐”。

一天早晨，前哨卡留守处的李元海同志急匆匆地跑来报告敌人进山的紧急情报。他话还没说完，已经听到了前哨卡方向的枪声，被服厂紧急备战，立即组织伤员撤退。

为了防备万一，耿团长曾给几个女同志每人买来一双唐唐靰鞡，这种鞋比一般靰鞡鞋小，比较适合女同志穿。现在要上山了，要有住在野山过夜的准备，所以裴大姐命令女兵都穿它。穿这种鞋，得先穿棉毡袜子，刚穿在脚上很不习惯，走起路来也不得劲。

快速准备停当后，大家扶着伤员开始往山上撤了，由于雪深、山陡、鞋底滑，好不容易上了几步，一不留神，又都出溜了回去。身后的枪声越来越激烈，上山的路又一步三滑，怎么办？干脆，女兵们把唐唐靰鞡脱下来，只穿棉袜子爬山，这下不滑了，也轻快多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拼命攀爬，同志们终于把伤员都扶上了山。虽然时值寒冬腊月，大家却累的汗流浃背，上气不接下气。

大家把伤员们刚刚安置在雪山密林深处不久，前哨卡方向的枪声开始平息，接着听到了山下的欢呼声。

“敌人被我们打跑了，快下来吧——”

“噢——我们胜利了——！”

同志们欢呼着又把伤员重新搀扶起来下了山，回到了营房。

一场有惊无险的战斗结束了，农历大年的前几天取得了胜利，更加重了节日来临前的喜庆气氛，辛苦一年了，大家都想高高兴兴地过年。

可是，尽管省吃俭用，就在眼看要过年的时候，营地的粮食和药品都用光了，连伤员都要挨饿停药了，这年还咋过啊？所有的人都心急如火。

被服厂的领导背着伤员召开了临时会议，让大家想办法，度过难关。会议结束后，同志们都行动了起来，有的去掏松鼠洞，有的挖开积雪刨草根树根。掏出来的松子儿，砸给伤员吃，刨出来的草根树根熬软了动员伤员吃。即使这样，眼看也熬不下去了，正当被服厂决定派人冒险出山时，前哨卡张处长领来了地方交通员赵洪生。

赵洪生，外号赵老七，三十七、八岁的年纪，人很精明，一身农民的打扮。他送来了多半袋子的大碴子和芸豆，这真是雪中送炭，这是救命的粮食啊！同志们都很感激他，向他表示了由衷的谢意。赵老七在山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悄悄地出山了。

没过几天，六军四师夏振华师长和耿殿君团长又给大家送来了一袋子面粉、半袋子冻山梨、咸盐、黄豆等慰问品，这可真是稀缺物，同志们都喜出望外。

除夕之夜，营地上开了联欢会，由裴大姐主持，夏振华师长和耿团长先后讲话，向伤病员和后勤人员表示了慰问。在联欢会上，大家纷纷报名要表演节目，连伤员们也自告奋勇要演唱歌曲，有的还清唱了京剧选段，女战士们更是当仁不让，连着唱了许多首歌，其中一首《惠春曲》是专门为伤病员演唱的。歌中唱到：

“白：诸位先生，今天是旧历的新年，想你们家里的人儿正在伸着颈而望，望你们回到家乡，看看你们年老的爹娘和年轻的太太，抱抱你们可爱的小弟弟、小妹妹。谁知道？

女声合唱：你们正为着我们的老百姓，为了千万的妇女儿童，受了极名誉的伤，躺在病院的床上。帝国主义为了逃脱深刻的恐慌，他们是这样地疯狂。

白：自从占领了我们的沈阳，又要进攻我们的长江，现在就要夺取华北。

女声合唱：以及我们所有的边疆，他们要把中国当作一屠场，任他们杀，任他们抢。

白：诸位先生们，我们要真的争啊！争着要生存，否则就要灭亡，争着要自由，否则就要变成牛羊，你们听啊！

女声合唱：飞机还在不断地扔炸弹，大炮还在轰轰地响，我们拼着最后一滴血，守住我们的家乡。”

这首歌是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占沈阳后流行于全东北军民中的一首救亡歌曲。

重伤员金指导员，虽然腿伤使他行路不便，但也拄着拐杖引吭高歌了一曲崔庸健作词的歌曲《中韩工农联合起来呀》：

“中韩民族劳苦民众亲密地联合，
一齐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开火，
只有我们消灭这一共同的敌人，
那时我们才能取得生活和自由。
联合呀，中韩民族，
亲密地、巩固地，
冲锋呀！杀进那！
杀尽那日帝国！”
……

李桂兰同志接着唱了在农村革命群众中非常流行的歌曲《提起九。一八》：

“提起了九月十八令人痛伤情，
万恶日本来进兵强占东三省，
大炮轰轰不住声，炸弹飞机扔，
无辜民众遭屠杀，血染遍地红。

这好比是晴天霹雳当头响一声，
无论城市和乡村人民都沸腾，
男女老少都奋起，誓与敌人争，
万恶日本不打倒，我们怎能生。

请看那中国军阀不顾民众生，
贪微恩惠被收买立刻投了诚，
东北土地全抛弃，塘沽呈协定，
背叛革命是他们，万恶实难容。

我同志继续战争万众表同情，
领导革命向前进一刻不稍停，
不怕长枪和大炮，一起向前冲，
驱逐日寇出东北，我们享太平。”

这首歌朗朗上口，博得了阵阵掌声。金伯文（金贞顺）唱了朝鲜族革命歌曲《那嘎扎那嘎扎》（朝语，前进吧前进）。最让人捧腹大笑的还是耿殿君团长的一曲《士兵原来是工农》，由于他五音不全，加上他那怪声怪调的山东腔，引起了大家如雷的掌声和笑声。

欢歌笑语持续到了深夜，寂静的山林中充满了抗日战士的豪情和欢乐！

春节过后，马司务长等轻伤员都返回了前方，留在营地继续治疗的伤员只剩下十多名了。我和被服厂的全体人员继续在王医官的指导下照顾重伤员，金指导员也坚持教大家学习文化课，木刻楞的厂房里，不时的传出朗朗的读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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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8:08
血染“三 一五”

1938年3月15日，正是昼短夜长的节气，天刚蒙蒙亮时，我和金伯文同志已经熬好了大碴子粥。这一天是我俩的饭班，所以半夜就起了身，天还没亮粥就熬好了。我俩先叫醒了伤员，因食具不够用，每顿饭都是伤员们先吃，其余人员后吃的。等到伤员们吃完，正准备叫醒其他同志吃饭时，后半夜站岗的李桂兰同志急匆匆的推开门报告说，“报告，前面有马叫声！”听到这一声报告，裴大姐翻身而起下了紧急命令。

“大家快速行动，马上组织伤员撤到北山。”

裴大姐下完命令，就先从营房冲出去指挥战斗，王医官等同志立即组织伤员撤退。我和金伯文同志扶着重伤员金指导员出了门，金指导员大腿受伤流血过多，身体很虚弱，扶金指导员出门后，我把他交给金伯文一人，又转身跑回了营房，我舍不得同志们还没来得及吃的大碴子粥，想把粥带上山，返回屋后，就爬到锅台上，从大锅里往桶里舀粥，已经经历过两次战斗了，也不怎么害怕，觉得应该还像上次那样，前哨卡的同志们一会就打退敌人了，所以也没太紧张。我边舀粥边听外边的动静，可听到的枪声却是越来越激烈了。

这时，有人啪一下重重地打了下我的屁股，我猛回头一看，是裴大姐怒气冲冲地站在自己的背后。

“你不要命啦？敌人都堵到门口了，还不赶快冲出去？！”

听她这么一说我赶紧拎着半桶粥下了锅台，裴大姐从屋内顺手拿了一把锯子和斧子，我不敢吱声跟在她的后面。

“小李子，你注意听，听到敌人的机枪扫射过去，你就趁机马上冲出去！”

裴大姐很有战斗经验，她为了引开敌人的火力，自己先冲出去了。我在屋里听到机枪的扫射声一阵紧似一阵，叭叭乱响的子弹打得雪花纷飞。裴大姐冲出去之后，我试了几次都没敢冲出屋，这时，同志们都已经冲出去了，怎么办呢？正在焦急的时候，不知怎么，枪声停了。我觉得这就是机会，拎起了那半桶粥往外就跑，但是由于粥桶太沉，心情又紧张，没跑出几步就滑倒了，把粥也洒了一地。我赶紧爬起来继续往北山上跑，周围没有可隐蔽的大树，原先的树都被砍下来盖房和当柴烧了，所以想脱身只能拼命跑。这时，天已放亮，我跑过了小河，开始爬山了。

“抓活的——抓活的——”

突然听到了敌人的喊叫声，真想回头给他们一梭子，但我是个没有枪的战士，只能跑，跑过敌人就是胜利。早晨起了个大早，自己还没来得及扎辫子，这会儿，散乱的头发被林边的树枝扯得生疼。我啥都不顾了，说啥也不能落到敌人手里，跑！跑！拼命的跑。风在耳边呼啸，风声中似乎都能听到敌兵追击的脚步声。猛回头一看，有个敌兵脱掉大衣正在猛追我。马上就要跑进密林了，只要进了大树林就好办多了。身后是追兵，耳边不时响起敌兵的叫骂声和枪弹呼啸而过的嗖嗖声，追兵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似乎都能听到追兵粗粗的喘气声，就在这紧急关头，猛然听到一声枪响和身后发出的绝命声。我回头一看，追在自己身后的敌兵被打死了。

“小李子，我受伤了，快过来帮我！”

听到喊声，我向旁边的雪地望去，看到穆淑琴倒在那里，她也和我一样是个没有枪的战士，我赶紧跑到了她身边把她拉起来扶着走，没走出几步，又有几个追兵赶了上来，好在我们已经跑进了树林，还能躲躲闪闪。这时，从林子中又射出几颗子弹，打死了追来的敌兵。当我扶着穆淑琴走进林子深处时，才发现先后两次救我们的原来是裴大姐，是她躲在树后掩护着我们。

我们总算是退到北山一个石砬子上与伤员们会和了，张处长率领的前卡部队也很快赶上来，同志们一同占据有利的地形打击敌人，由于居高临下，敌人终于被打退了。

不一会，从被服厂方向冒起了滚滚浓烟，一定是敌人放火烧了厂房，同志们咬紧了牙，紧握双拳，真想下山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

被服厂这次遭突袭，是因为交通员赵老七（赵洪生）的被捕叛变而造成的。那天赵老七下山时，裴大姐给他带着给上级领导的汇报信，临行前嘱咐他，倘若遇到敌人一定要把信件销毁，没想到，地方上出了叛徒，赵老七一出山，就被埋伏的敌人给捉了去，信件也没来得及销毁，敌人捉住赵老七如获至宝，他们连夜突审，软硬兼施，挺刑不过的赵老七叛变了，他带领敌军，绕过我军的前哨卡，躲过地枪，从一条常人不走的绝密小路趁天未亮摸上了山。

在这次战斗中，夏嫂和韩姐在撤退时误入冰山界（雪山被太阳嗮成的），既滑又无处藏身而中弹身亡；夏志清受伤，李桂兰为掩护伤员撤退，子弹打尽而被敌捕获，这次事件如果不是李桂兰同志及早的发现了敌情，我们很可能就全军覆没了。李桂兰同志被俘后，关押在汤原县日军守备队和宪兵队，在狱中受尽酷刑，两只手被敌人的竹签子所刺，严重变形，可她始终没有屈服，在汤原县被判处死刑，后同刘志敏、赵明久等人一同押往哈尔滨道里监狱，判处有期徒刑10年。张世臣和李师傅二人也是在掩护伤员撤退时，遭敌人机枪扫射而英勇献身。

群山披孝，松涛呜咽。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雪山和冰河，血染的“三，一五”永远的记录在抗联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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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5 18:09
伤员大转移

敌人暂时被打退了，怎样避开敌人把伤员安置好呢？要是领着伤员走雪地，踩出明显的雪路来，叫敌人顺路跟踪，，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怎么办呢？大家都感到了茫然。这时，还是裴大姐和张处长想起了四块石山上的一个山洞。

四块石山上没有大树林，只有稀稀拉拉的一些灌木和枯草。这山基本上是石山，存不住雪，即使下了雪也是一刮风就都吹跑了。山上到处都是显露的大片石头，因此，领伤员走这山，不会留下任何脚印，也就没有被敌人跟踪的危险了。

从北山往南走十多里路就是四块石山了，说起来路并不太远，但是，扶着伤病员走，那个艰难程度是难以想象的。特别是走在大片石头上时，脚底石头滑，山上风力大，单人行走都不容易，扶着伤员走真是如走钢丝绳，同志们多次被摔了下来，忍着疼痛咬牙重攀，个个都为保护伤员而自己被摔得鼻青脸肿。经过一番艰辛奋力，同志们终于把伤员们带到了四块石山。

四块石山，山高路险，位于小兴安岭南坡，山坡上有几个小山洞，其中稍大一点的约有30多平方米，而且洞口朝阳。在茫茫的冰天雪地能找到这样的安身之处，真是借了不少老天爷的光了。同志们找来了一些树枝铺在洞里，把伤员都安置在里边，其余的人就在洞外宿营。

刚把伤员安置完，王耀均医官就把药箱放在洞口，开始了紧张的工作，裴大姐忙着派人去背柴弄水张罗做饭，到了这儿，那口仙女井帮了大忙，再不用化雪凿冰了。我站在山上，往南往北望去，看到了松花江、牡丹江及四周的景色，我想起了李升爷爷带我上山的情景，想到桂兰姐如今不知道生死，眼泪不禁流了下来，李升爷爷，桂兰姐姐，你们现在哪里啊……

在救护伤员的工作中，王医官让同志们多采些石茶（俗称干滴罗）和石山等草木植物，用仙女井的水煮给伤员们喝，用来预防感冒和其他疾病。另外，还到石林南侧的密林中，采摘中草药老乌眼子，红豆豆等给伤员疗伤。

这次战斗，我真是长了见识，也吸取了教训。所谓见识，就是真正经受了一次你死我活的火线考验；所谓教训，就是自己的长头发碍了事，由于它险些被敌人抓获。

“裴大姐，我想把辫子剪掉！”

“好，早该剪掉了！”

裴大姐也真痛快，只听咔嚓一声，就一剪子把我的大辫子剪下来了。剪掉了辫子，一甩头，感到特别的轻松，但是，我又舍不得扔掉陪伴自己多年的长头发，因为那是妈妈给我留起来的，我把剪掉的辫子收藏在背篼里，背着它转战了多年。

就在安置伤员的同时，张处长去格节河的留守团向耿殿君团长汇报情况。不几天他从格节河带回了耿团长的指示。

耿团长指示要把伤员安全地带到格节河密营，大家搀扶着伤员又开始了艰难的远行。

当同志们领着伤员路经被服厂的厂址时，一副惨不忍睹的景象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厂房被敌人烧得只剩下了房框，锅灶和两口铁锅被砸成碎片，我装大碴子粥的那个铁桶，也被刺破踹扁；更令人发直的是敌人不仅枪杀了张世臣师傅，还砍下了他的头颅，让他身首分家，夏嫂是腹部中的炸子，肠子流了一地，李师傅和韩姐死于敌人的机枪下，不仅如此，凶残的敌人还用刺刀在他们的尸体上，乱刺乱砍，留下了许多的伤口。鲜血溅满了雪地，鲜血流满了冰河。看到这惨景，大家都悲痛的泣不成声。

我的心在战栗，朝夕相处的战友啊，每个人都像大哥哥大姐姐那样爱护自己，难道你们就这样走了吗？为什么走的那样惨啊，我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跪在雪地上，爬到了牺牲了的战友身边，泪落如雨……

同志们在裴大姐的指挥下，就地堆了四座木堆，，把四位烈士的遗体分别的火化了。仇恨和悲伤填满了战士的胸膛，我们举枪宣誓，“誓死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为死难的同志报仇！”烟火中死难烈士的英灵直上九天，他们的音容笑貌永远的印刻在我的心中！

同志们一步一回头，挥泪告别了烈士们和难忘的月峰山（帽儿山）……

为了解决一路上的口粮，大家先到北山侧的秘密粮库，把仅剩的小米和咸盐分开背上，除伤员外每人背二十多斤，这时，已是午后，同志们就在原哨卡木房里做点饭，吃完饭就出发了。

部队顺着浩亮河走到天黑，然后过了汤旺河，这段路走的还算顺当。当走到河东村的时候，听到有人问口令，李元海班长上前对了暗号。接着，打老远就听到了耿团长的大嗓门。

“快牵马去把伤员接来……”

不一会，来了不少牵马的战士，他们七手八脚地把伤员都扶上了马，我也分到了一匹马，不仅骑上了马，把身上的东西也都驮在了马背上，一下子感到了特别轻松，感觉都能飘起来了。

我骑的是一匹鄂伦春马，能稳稳当当地爬山越岭，走的也很快。到天亮时已经来到了亮子河一带的山上。在那里打尖吃了饭，大家是又困又累，耿团长看这一带树木不多，为了确保安全，他安排了多处岗哨。

吃完了饭，没敢多休息，又接着赶路了。这时，才发现耿团长他。们把战马全部让给了伤员和女兵，他们自己却分东、南两路，在山上步行探查敌情。为了隐蔽行进，部队选择了走山沟，沟里既无路又不平，伤员们多次被颠了下来，每次同志们都要下马把伤员们重新扶上马。特别是因大腿根伤重而不能用力身体又极度虚弱的金指导员，他摔得最多，但他紧咬着牙，从未叫过苦。

当大家来到格节河旁边的山上时，南侧部队方向传来了发现敌情的鸣枪信号。接到这个信号后，耿团长马上把部队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向西引开敌人，另一部分骑马追击敌人，以此搅乱对方，使他们不知道部队的真正去向。

马匹让追赶敌人的战士骑走了一大半，除伤病员外，被服厂的战士又变成了步兵。这些人，在裴大姐的指挥下，继续登山。为了尽快到达目的地，安排在每匹马前有一人牵马，有一些人扯住马的尾巴，借马的力量加快行进的速度。

我的马也还给部队了，也要扯着马尾巴跟队，这或许能省点气力，但实际上也并不轻松。我身上背着背篼，背篼里装着粮食，往山上爬时，就觉得像有人往下拉我，要使劲的往前挺。扯着马尾巴爬山还有三怕，一怕被马蹄踹着，二怕一松手就会滚落悬崖，三怕马放屁排尿。

要爬的山真是陡啊，只爬了一段路，马就累的直喘粗气，而且开始惹麻烦了，它们开始放屁排粪了。我扯的那匹马是骒马，它排起尿来是直往后喷，喷得我一脸的马尿，连眼睛都睁不开。无论如何都没有腾出手来擦脸的可能性，那山又滑又陡，滚下去就再难爬上来了，我只好抿嘴闭眼忍受着劈头盖脸的马尿，死死扯住马尾巴，一刻也不敢松开手，就这样坚持爬到了山顶。

到了山顶稍事休息时，我向裴大姐诉说了自己的特殊感慨。

“裴大姐，我原以为骑马不容易，可这回才明白扯马尾巴上山才真正不容易呢！”

听了我的感慨，裴大姐笑了，但她很快收起了笑容。

“小李子，这次行动，对你是一次考验，是在战斗环境中锻炼和考验你。这才刚刚开始，懂吗？革命的路程是艰难、惊险和漫长的。”

说到这儿，裴大姐的脸色沉下来了。

“你亲眼看到了，夏嫂、韩姐、张世臣和李师傅他们，为祖国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献出了生命……”

裴大姐说不下去了，旁边的人都被她的情绪所感染，无言地不约而同的把目光投向了帽儿山方向。我含着泪暗暗下了决心，向烈士们学习，经受住鲜血和生命的考验，做一名名副其实的革命战士！

耿团长率领的队伍引开敌人了，伤员队伍也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大家终于来到了曾经是炭窑工人住过的一座长长的大草房。同志们把伤员安置在屋里，用炭窑剩下的炭火赶紧做了小米饭分给了伤员。

部队来到这里时，六军密营留守处的刘铁石处长、四师夏振华师长和汤原密营的一些同志已经在这里了。据说，他们是来参加李兆麟同志招集的干部会议的。

在伤员们吃饭的时候，和医兵小毕一起准备吃饭的金指导员突然倒下了。他嘴唇发白，脸色发黄、脉搏无力。王医官急忙进行了可能的急救，但终因手中无药而没能救活他。当医官解开金指导员的衣裤时，看到他的伤口在一路颠簸中早已破裂。他是因失血过多而牺牲的，但在路上谁也没听到过他的呻吟声。

看到金指导员牺牲了，我感到一阵撕心裂肺般的疼痛，再也听不到金指导员给自己讲政治课了，再也听不到金指导员一字一句的教自己识字了，金指导员你就这么走了吗？

金指导员的牺牲，令在场的人员都十分悲痛，他是一位优秀的指战员和政工干部，为了抗日救亡，他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同志们含泪把他抬到山上，并为他举行了追悼会。

金指导员逝世后，耿团长指示把其余的伤员尽快送到格节河山医院。这个所谓医院，是在格节河山顶的一个地窨子里头。这里是格节河的源头，有约五十平方米的山顶湖，周围都长满了红松。从这里往下看，能看到以山顶湖为源头的格节河、亮子河和黑金河，分别流向南、西北和西南。

地窨子医院，能容下十来个人，地窨子的南面山岗上有种过的玉米和谷物的旱田地，还有一座玉米楼，有较齐全的工具，像是猎户的季节性住地，离地窨子三百多米处，还有一座无人居住的木房，是部队住过的地方。

到山顶上地窨子医院后，由于过度的劳累，同志们嘴唇都起了泡，一路颠簸，流血牺牲，同志们都上了火。见到这情景，王医官让熬了一大锅小米粥，喝了好清清火，粥熬好了，青菜是没有的，大家就着盐豆喝了些粥，心里舒服了不少。

轻伤员们自告奋勇的陆续回了前方部队，医院里只剩下四五名重伤员，人手多余了。于是，耿团长根据张寿篯政委的指示，留下王医官和裴医兵照顾伤员，几个余下的人都到军部教导队报到。

接到命令，同志们非常高兴，大家先到离医院约五里路的林中军械库（也称兵工厂）取武器，耿团长把储存在那里的步枪、手枪、子弹、军服等物品分给大家背上，然后回来告别伤员。

分别在即，大家都难舍难分，伤员们更是舍不得被服厂的同志。患难中大家相处了数月，在战斗中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友情。伤员们含着泪纷纷送给被服厂的同志们桦木针线包、木勺、木筷子等纪念品，这些都是他们忍着伤痛亲手制作的，被服厂的同志把这特殊的纪念品紧紧地攥在手里。伤员们同裴大姐的感情更深，听说裴大姐也得走，一个个握住她的手泣不成声。裴大姐也抽泣着勉励他们早日康复，在前方重逢。

要留下来的王耀均医官也难过了，高大魁梧而又严肃的王医官脸上，我第一次看到了两行泪水。这是一位严肃认真，勇挑重担，极为负责的军医；他十分关心战士们的学习，在日以继夜的工作之余，为大家上了许多次文化课和医务知识课。所以，无论是伤员还是业余护理队员都敬重和喜欢他。

据说，王耀均（又名王耀忠）原是哈尔滨某医院的医生，因他目睹日本侵略者对东北人民的残害，强烈的民族义愤令他走上了抗日战场。为了寻找抗日队伍，他离开哈尔滨，先到抗日军活动最活跃的富锦县等地农村，边行医边打探。后来，他找到了抗联六军一师部队，当时，对他这样有职业的城市知识分子，部队持的是怀疑态度，但看到他要求参加抗日的心情急切，态度又很坚决，部队就决定留下他。由于他来历不明，部队对他进行了多年的观察和考验。他经受住了考验，多年如一日，一直忠于人民，忠于革命，到1940年7月，终于批准他成为了预备党员。入党后的王耀均同志，十分的兴奋和激动，决心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奋斗终身。

王耀均同志入党后不久，在嫩江平原战斗中负了伤，组织就把他留在地方上治疗了。后来由于部队的活动不固定，他很难再找到部队，虽然他还是一名预备党员，但他积极地从事了地方工作，在找不到组织的情况下，他先会同齐齐哈尔铁路局列车段职工史履升，佟久文等人组织了抗日地下组织，并扩展到铁路职工，教育界和学生界，甚至在哈尔滨也发展了地下组织。他还在地下组织中发展党员，组建了党支部。后来，他同抗联三路军九支队的政委郭铁坚同志取得了联系，他向郭铁坚同志汇报了地下组织的活动和人员名单。郭铁坚同志充分肯定了他的工作，把他转为正式党员。从此，他就在郭铁坚政委的领导下，更为积极地开展着工作。

不料，1941年秋天，郭铁坚同志在嫩江地区的战斗中牺牲，敌人拿到了他身上的所有文件，连地下组织人员的名单也落入了敌人的手中。因此，当年11月，王耀均等同志被捕，1943年3月，在日伪齐齐哈尔第一监狱英勇就义。就义时，年仅30岁。

这是一位赤胆忠心的爱国志士和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在找不到组织的情况下，坚持独立斗争，最后用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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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02
赶往北满省委

1938年4月，绿草返青，南雁北归，硬辣辣的北风变得柔软了。我们告别了伤员们后，裴大姐带着我和穆淑琴、李排长等人，沐浴着和暖的春风赶往军部。

军部离后方医院不远，也就十多里的路程。到了军部我们见到了六军政委张寿篯、师长夏振华、留守处处长刘铁石及陈雷同志等多位领导。张寿篯政委正在这里集合各部人马，准备去北满省委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到了军部以后，我们一行人被编入军部少年连（后改为军部教导队）。

五月里的一天，由张寿篯政委指挥，耿殿君团长带路，我们向西行进。几个小时的急行军以后，部队来到了木良河边，当地的老乡划船把我们摆渡了过去。过了木良河，先到了前卡子，原四师的营房，然后到了老被服厂所在地（北满省委扩大会议遗址）这里曾是我当年参军的第一处营房，如今人去屋空，马司务长、夏嫂、韩姐、李桂兰，多少亲密的战友，有的牺牲了，有的不知去向。

我们又向被敌人破坏的被服厂走去。到了那里我们看到被烧毁的房屋框架和炉灶还在那里默默无声地控诉着敌人的暴行，同志们在烈士的牺牲地行礼致哀。这里在往前走，是我们经常去登高望远的石砬子。裴大姐在这里向张寿篯政委、耿殿君团长和陈雷等同志介绍了在“3•15”战斗中，就是在这个石砬子上，我们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到了这里耿团长和穆淑琴同志就不和我们一起走了，穆淑琴要去三军，她丈夫所在的部队去工作，耿团长又有新的任务等待他去完成。

耿团长他们向北走，我们继续向南奔月峰山（四块石），在天还没黑之前，我们找了一块避风的山岙准备露营了。裴大姐带着我到山边的小溪淘米、熬饭。刚刚吃完饭，天空阴云密布，雷声隆隆，一场暴雨铺天盖地的淋了下来，大家都被淋透了，暴风雨过去后我们点燃了篝火，不断地往火上添柴，让火越烧越旺，战士们在火上烤着淋湿的衣裳。就在这一天《露营之歌》的第一段诞生了。这首歌的第一段是陈雷同志有感而发的，经张寿篯政委的修改、肯定后，让陈雷同志先教给少年连演唱。

《露营之歌》是由古曲“落花调”添词而成。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
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
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
同志们！
锐志那怕松江晚浪生，
起来呀！果敢冲锋，
逐日寇，复东北，
天破晓，光华万丈涌。

此后，在组织北满抗联部队远征工作中，以及在征途上，张寿篯政委在1938年7月在梧桐河河畔写了第二段， 1938年11月在伊春老白山六军营地高禹民写了第三段，1938年12月在通北白皮营抗联营地于天放将军写下了第四段（原名冬征曲，后改为“露营之歌”第四段）。

第二天，天晴气朗。我们在张政委的带领下翻过了四块石山，继续朝西北巴浪河上游进发。巴浪河有三个支流，东岔河、西岔河、中岔河，最后都流入松花江。

当时的北满省委就驻在东岔河畔，巴浪河的东侧是三军的稽察处，也是第一道岗，他们担负着保卫省委的重任。

第二道岗，是在林间一片空地的前面有一个地窨子，省委交通员老姜住在里面，地窨子的后面是一栋木刻楞的营房，营房再往后面有一处立陡立陡的石砬子，北满省委的首长就住在石砬子上面的一座木房子里。北满省委当时正准备在这里召开一个紧急的会议，会议将讨论今后的战略战术及大部队的西征等问题。

参加这次会议有省委领导张兰生、冯仲云、张寿篯、魏长魁，秘书处处长崔清洙、张英华和女郭等同志。

会议进行了四五天，会后，三军被服厂的陈厂长率领战士金玉顺、金玉善、李桂香、张喜淑等女兵也来到了这里。

晚上，参会的人员在这里开了一个热热闹闹的联欢会。当篝火点燃时，崔清洙同志吹起了口琴，悠扬的琴声中，全体鲜族女兵翩翩起舞，优美的舞姿，博得了首长和战士们阵阵的掌声。这时，交通员老姜（干巴姜）也情不自禁的扭起了东北大秧歌，立刻有不少战士也加入了进去，还有一名战士高歌了一曲《从军行》：

“白山麓，黑水之滨，
雪耻市鞍从军。
赴国难，共伸义愤，
破虏血染袍，百战铁将军。
力怯倭奴师，
看！杀敌不顾身。
朔风难冷救国心，
壮士十年荣归后，
为英雄高筑凯旋门。”

晚会一直持续到深夜，欢歌笑语激荡在原始森林。

第四天，天刚放亮，前哨部队，巴浪河三军稽察处的战士急匆匆的赶来报告，敌人的讨伐队进山了，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省委的所在地。

敌人这次进山讨伐集结了大批武装精良的部队，配备了战马和军犬，妄图一举歼灭我北满省委。接到情报后，领导们分析后决定，敌强我弱，不适合硬拼，应立刻转移。

转移方案是，省委张兰生和冯仲云率领三军被服厂的同志向西北方向撤退，转移到伊春大锅盔山北侧

张政委率领一支队伍分成两路向南走，为的是引开敌人的视线，保护省委安全转移。

少年连连长曹玉魁带队向河西侧走，他们留下了不少脚印和痕迹，以此来迷惑敌人，张政委带领其他的战士为摆脱敌人和军犬的追击，扑向了巴浪河，战士们在河中趟水行走了几里地，河中有不少圆圆的石头，叽里咕噜的摔了不少的跟头。滚滚的河水淹没了战士们的脚印和气味，敌人的军犬再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了，他们只能在林子里转来转去，我们的部队顺利的摆脱了敌人。

趟过了巴浪河以后我们又返身奔向了亮子河和格节河，又是一天一夜的急行军。当我们进入格节河山时，一汪清泉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泉水清甜可口，顺着山石潺潺流下，战士们都美美的喝了不少泉水。我和金碧荣（她留在了六军）掏出了珍藏许久，平日里舍不得用的一小块肥皂洗了洗头发，我们的头发已经好久都没有梳洗了，出汗爬山头发都赶了毡。清请的泉水洗去了疲劳，洗去了征尘，明天我们将奔赴新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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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03
梧桐河畔练兵忙

少年连和警卫连跟随张政委继续转移，部队要冲出敌人的包围圈，会合各路人马准备西征，去开辟新的战场。

这一天，时近中午，队伍来到了离格节河不远的一处坡地准备生火做饭。突然，远方传来了枪声，原来是日军的讨伐队又追击了过来。四师师长夏振华在不远处和敌人接上了火，战斗打响了，我听着那密集的枪声，估计一定是一场恶战。此地离格节河不远，听到枪声，耿殿军团长也带着自己的留守团阻击敌人。张政委则率领军部人员和少年连向格节河方向撤退。

正午的太阳火辣辣的烧烤着大地和山川，我随着少年连拼命的奔跑，刚刚跑过了一个山坡，嗓子眼就像冒了火一样，上气不接下气了，气喘吁吁地好不容易跑到了河边，这时张政委带领的第一队人马已经趟过河去了，他在岸边指挥我们后赶上的第二梯队迅速过河。

看见了河水，一上午滴水未进的战士早已嗓子冒烟，冒火了，大家不顾一切地趴在了河边，咕咚、咕咚地大口喝起了凉水，河对岸的张政委不停地向我们招手，喊话，命令大家快点过河，金碧荣赶紧拉起我，趟过了齐腰深的河水，上了对岸。

上了岸，只见张政委生气地大声斥责我们：“还有没有组织纪律性了？让你们喝水了吗？抓紧时间转移。”

第一次看见张政委发了那么大的火，我吓得没敢吱声，赶紧随前面的战士钻进了一片榛材棵子林，就在钻入林子走出不到十米远时，突然间，直觉得天在旋，树在转，远处的大山也在转，咕咚一下就晕倒在林子里。走在旁边的金碧荣顿时吓得手足无措，她大声的喊着：“裴大姐，不好了，小李子晕过去了。”裴大姐听到喊声马上跑了过来，她观察了一下说：“不碍事，是水喝急了，一会就醒了，太危险了，会呛死人的，你在这里照顾她，我去招呼其他的同志了。”

十多分钟后，我终于醒了过来，只是浑身没有劲儿，头重腿沉。小金子扶着我，继续追赶前面的部队。

翻山越岭不知道走了多少山地，一天夜里队伍终于钻出了大山，眼前是黑乎乎的一片，脚下是荒芜了的农田。远处模糊的村庄里也不见人烟。

日本鬼子残害我同胞，毁灭我家园，他们大搞“归屯并户”建立新的集团部落，农民们被迫离家弃田，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我已经两年多没下山了，如今看到这荒凉凄惨的景象，心中非常难过。

我们走在无人耕种的地垄沟里，地里长满了荒草，出了大山，冷丁的走这平地，都不会走路了，带垄沟的地也十分的不好走，不赶步。走起来，比山路还累。走着，走着，夏风林突然喊我：“小李子，快过来，帮我捋烟叶。”他的鼻子真好使，竟然闻到了隔年没来得及收的旱烟味，几个会抽烟的战士听声都凑了过去忙着往自己的布兜里捋烟叶，一边捋他们还一边的嘀咕：“再也不用卷柞树叶子啦。”

突然，前哨传来了口令：“注意，前方有铁路。”我一边把口令传给后面的人一边想，这铁路是什么样子啊？是用铁铺的路吗？正想着，前面又传来了口令“前方过火车，就地卧倒，注意隐蔽。”我赶紧趴在了地上，这时只见远处有一个长长的大大的家伙，轰隆轰隆的开了过来，这个大家伙前面还有两个大大的亮亮的眼睛，我低声问夏风林：“这家伙怎么像条大龙啊？它是龙变的吧？”夏风林一边偷着笑，一边骗我：“恩呢，是龙变的，它还会飞呢……”

“噢，那它能看见我们不？”

“能啊，它的大眼睛专能看见你……”

突然间，火车拉响了汽笛，轰轰的尖叫声震耳欲聋，吓得我赶紧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了。哎呀妈呀，这火车咋这么吓人呀！

这是一列长长的运煤车，车前面的探照灯不会转向，押车的小鬼子也就没有发现我们，这条铁道线是鹤岗通往佳木斯的运输线，所以总有煤车经过。

列车过后，部队开始穿越铁道线了，我寻思着，到跟前我得好好摸摸这铁路，看看究竟是啥模样。

当走上铁路时，小金子和我一样都没见过铁路，我俩都哈腰去摸。噢，铁路原来是两根长长的大铁条啊。

越过了铁道线，趟过了鹤立河，翻过了一座一座的山岗，曹玉魁打头在前面带路，他两条长腿走的飞快，我一路小跑的跟着，小金子比我的个子还矮，她不停的喊：“曹排长，你慢点走啊……”

就这样走了一天多，终于来到了梧桐河畔。梧桐河弯弯曲曲流向远方，河两岸是一望无边的大草甸子，甸子上碧绿的青草直接蓝天，这里嗒头墩子连着嗒头墩子，下面全是水，一不小心就会陷下去，同志们踩着嗒头墩子行走，经常摔倒，弄得满身的泥水。为了走近路，我们不能沿河而行，只能反复的过河。

当天边布满晚霞时，队伍来到了一个“鱼亮子”。三师师长王明贵在这里列队迎接我们，当看到张政委带队过来时，立刻跑上来敬礼报告：“报告，三师全体指战员欢迎张政委到来。”

终于又看到自己的部队，我们也都挺直了腰板，迈着整齐的步伐，灌满水的胶鞋也吧唧，吧唧的走的更加响亮了。

“鱼亮子”上的渔民叫龚祖应，他给我们炖了一锅鱼，三师为我们做了小米饭，好多天没正经吃饭了，大家吃的那个香啊，几天来的疲劳顿时减轻了不少。

吃完饭，曹玉魁排长命令擦枪，大家拖泥带水的行军过河，枪早就进了水，如果枪支保养不好，遇到紧急情况就危险了。

战士们正在认真擦枪的时候，只听“啪”的一声，清脆的枪声震得大家一楞，难道又有敌情。

“不好了，枪走火了，快过来个卫生员！”

原来是张政委的警卫员王国良同志的匣枪走了火，子弹在他的小腿肚子上穿了个眼。

听到喊声，我赶紧跑了过去，他连说：“不用，不用，不疼，就是有点木个涨的，你可别告诉政委啊。”眼看着血水渗了出来，不包扎怎么行，我赶紧找绷带，这时，王国良感到疼了，他呲牙咧嘴的掉了眼泪，他也不大，才十六岁。

张政委当时正在王明贵师长的帐篷里研究工作，听到响声跑了出来，问明情况后，生气地对王国良说：“咋这么不小心，给你记着，伤好了，准备罚站！”

裴大姐找出了老乌眼树叶，给王国良糊在伤口上，我给他进行了包扎。

这时，少年连的战士都在河边学唱《露营之歌》的第一段，王明贵师长听到后，忙跑了过来，问大家什么歌这么好听？还问是新歌吗？裴大姐告诉他，是陈雷同志新编的《露营之歌》，王明贵听说后，忙掏出笔记本把歌词抄了下来，并让战士们教给他唱，他准备再教给他的战士们唱。

和王师长的队伍会合后的第二天，张政委就派王明贵师长去执行一件紧急、重要的任务。

王师长按照张寿篯政委的指示，将去富锦、宝清接管六军三师的七团、八团，将这两支队伍带到梧桐河来。当时，是三师的政治部主任周云峰带着这两个团，周云峰犯了严重的错误，第一，他吸食鸦片，染上了毒瘾。第二，他因为犯烟瘾，带垮了队伍，使部队蒙受了重大的损失。

王师长这次前去，一是带出七团、八团，二是宣布周云峰停职、反省。结果是王师长只把七团带了出来，周云峰扣下了八团的战士，留在了宝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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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03
在梧桐河教导队的日子

部队在“鱼亮子”休整了六、七天后，开始向梧桐河的北林子转移。（现萝北县梧桐河农场场部以北）


北林子位于梧桐河东，嘟噜河西，松花江北。这里有一片连着一片的疙瘩林，林中长满了柞树、榆树、白桦树。无数的湖泊像一块块绿宝石分布在四周，这里湖水围着青山，青山倒映着绿水，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动，湖边茂密的芦苇一片苍翠。红的、白的、紫的、蓝的、黄色的野花儿开得灿如云锦，最多的还是黄花，一簇簇，一群群，黄灿灿的，美丽无比。湖面上还有高傲的丹顶鹤，它们洁白的羽毛，红红的顶子倒映在水中，时而翩翩起舞，时而直飞蓝天。湖水中鱼儿自由自在游来游去，每到下午成群结队的狍子就会到湖边来喝水，如果没有战争那该有多好，这里真是人间的仙境啊。

梧桐河畔是我的出生地，我是喝着这里的水，吃着这里的鱼和野菜长大的，这里是鱼米之乡。这里的松东模范学校，是培养英雄的摇篮，故乡啊，今天我又回来了。

女兵们一有空就到湖边采花，采来的黄花用水一烫拌上咸盐，就是最好吃的下饭菜。采花的女兵一边采花一边唱歌：

“碧草萧萧，树叶青青，
满山野花 颜色新，
清香扑鼻，鲜艳吐芬芳，
一阵 清脆嘹亮的 歌声，
山前唱 山后应，
真是快乐的 歌声，
月峰高，月峰美，
我们 登越 青林，
山菜嫩，山菜香，
姑娘们笑声扬。
玉手采采，采呀采满筐，
日落西山头，采完快回营，
篝火晚餐忙。

到了这里，少年连正式改为军部教导队，教导队分三个连，一连是高个子张连长，二连是矮个子张连长，三连连长是白福厚，夏风林、曹玉魁和狄同志是排长，支部书记是裴成春大姐。

我们将在这里进行正规的严格的军事、政治、文化课训练。

当时的军事大纲是：

军事教育大纲

（一九三八年）

情况

（一）敌情判明无接战之主管目的，或不受敌人之袭攻，驻军宿营二日以上，天候良好时。

（二）较长期驻军状况。

以上述情况，应进行教育。

注意

（一）不妨碍作战准备，不误其他特别勤务。

（二）顾及经常应有之警戒勤务，及军队一般工作。

（三）军旅集中驻屯时，团为单位，团以下连为单位，连单独行动时，连自己进行。

（四）教育区分：

干部教育，专指军事（指）挥员、政治工作指导员之特殊教育；一般教育，即部队间通常教育，包括指挥员与战斗员。

军事教育纲领

（一）目的：在促进革命斗争中的军队作战基础，达到以迅速敏捷行动消灭敌人，或避免意外的损失与牺牲为目的。

（二）军事教育：

要旨：养成战斗员在战场上的各种战斗技能，及技术敏活的、自动的各种战斗动作及战斗有关系的一切勤务（阵中勤务）。同时养成干部人员之作战指挥及统帅的能力，尤在于适合于游击运动的斗争要求及其特长，并养成正规军的一般基础。


（三）教育类别：

分步兵、机关枪、骑兵、炮之各兵种各别教练，以至混合的教练（交换演习）。

（四）教育原则采取的方法：

依现实陆军的一般规定，无论中国外国革命军队，或非革命军队，换言之即取法于中国红军操典操法或南京军操典操法都无不可。惟在我抗日联军，军队政治基础及教练方法之原理上当然绝对采用革命军事教育原则上为根据，就是说抗日联军是由革命政党所倡导和被压迫的中国同胞广大群众为反抗压迫，要求民族解放而有自动的武装的实际表现，并且有被压迫弱小民族携手合作反对共同敌人日贼的一致动作。军队的组成，既不是雇佣的，又不是强迫征调的，而是抗日救国的群众武装集合体，军队是革命的含有无限的自动性。因此在进行军事教育上，完全用启发自动性，多用范示和解释。关于军事技术技能的一般原则和方法，只要能够完成作战技术技能力的的要求就行。若有人以为革命军事教育完全不能采用时代的反动统治的原则和方法，应该根本另创造一种特别原则和方法，这是空想不合实际的。事情是很明白的，比仿{方}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工厂是公共的生{财}产，可是工人做工的劳动动作，以及工程师和管理机关，管理法计划工作等等，它的进行状态，和资本主义私有企业的生产工作没有绝对差别，很多地方是相同的，就是计划生产，管理生产，以至生产品的制造是为公共生活的利益、公共的要求，不是资本家阶级剥削要求，而工作的劳动是带自动性和为自己利益的深刻感觉。那么我们抗日联军以抗日救国求得民族国家解放为目前的主要任务，我们采用日本或其他反动军队的一般原则和方法，陆军各种操典，及军事学材料，不但并不妨害我们的任务执行，也是可以说是学习和利用敌人的武器来消灭敌人。因此，东北抗日联军目前虽然还没有规定出统一的陆军各兵种操典，可是在军队教育训练方面，依然而且必须采用一般军队教育的教材和一般的原则和方法。

（五）各种兵教练，分基本教练和应用教练、技术教练三种。基本教练就是一般军队说的制式教练，在养成军队和军队结构和集团活动。应用教练包括战斗教练、阵中勤务，就是要使军队结拼和活动具体实现到消灭敌人，也就养成战斗指挥者和战斗员的作战动作，按一定军队系统有联系的实现战斗任务。

技术教练，指射击技艺轻重机关枪操法及射击技术、枪刀器劈刺术、升降跳跃、匍伏行进障碍、通过游泳操舟各种野战陆地构筑马术通信（手旗——电话）防毒，救急及简单治疗。

现在抗日联军主要的兵种是步兵，在北满下江各地而骑兵成了主要兵种。在军事教育上，一般的要注意建立步兵教育基础，而骑兵部队，除进行相当的步兵教育以外，骑兵部队的特殊教育必须有最低限度的进行。

（六）按照所处斗争环境及可能利用条件，对于军队的一般管理——内务、经理以及卫生都需要进行常识教育，尤其是“抗联”军队的特殊性——正规军的形态基础，游击队的战斗生活。日贼经常对我进行政治的经济的——坚壁清野的进攻，吃、穿、驻常常由军队一般工作——管理内务、经理、卫生等事务的技术的问题变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军队的巩固和发展有直接间接关系，因此进行军队教育，要有深刻注意，把常识与斗争经验教训连贯起来，是每个联军战士能了解能实行。

（七）要求：注意实际效用，却出形式主义，但在实质作用充分具备中，也有外貌表现，自然和必须的表现，整齐一致严正敏活。

（八）教育工作的实施：

首先按照军队状况，有固定时间的教育，有临时教育，行分别教育，行普通教育，连以上担任教育工作者，因为我们是革命军队处在特殊状况下，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未必都有军事学识与军事专门的准备，因此在进行教育计划和工作实施上，连以上的各级人员，有时不能不接担负一般军队的训练工作。而选择军队建制部队中的能于担任最低限度军事教育工作之人员，指定为Ⅹ连为Ⅹ团军事教官、助官，由该部主官负责者监督计划，去实施教育。
同时不諳练军队教练之军事政治负责人员须组成特别训练班，或者参加行列自己受训练同时训练别人。

（九）教材：步兵操典，骑兵操典，机关枪操典，教程，教范，游击射击学及炮的常识，战术有关书籍，战史，简单地形学及简易绘图，经理卫生及马的常识，空战及化学浅说，电信及爆炸常识。

（十）实施计划：

教室内的教授和野营演习，现代军事教育多着重野营，教室内的教授就是野营演习的准备。我们抗日救国革命的联军，野营演习就是实战准备，实战的经过，就是顶好的活的教材。

我们因人材、时间、物料、学材的缺乏，甚至处在冰天雪地日夜驱驰的状况中，很难以一般军队为标准作成教育计划。可是我们也可以按照我们军队的情况，按经常游击活动的部队或不经常游击活动的教育军队，规定适当的教育实施计划，其要领如左：

1、预算可能实行教育的时间分配科目，定最低限与当前要求的科目。

2、教育进度必须的规定。

3、决定教授者及助教。

4、教育场所之设备与警戒及危险之防止。

5、自习与互相教习、见习（指教育部队学员分遣其他部队实习服务）、参加演习或实际行动。

6、规定起居时间表、教育进度表、科目表三种即可，其他目前不可能与不必要。

例如附表

1、 临时的或定期的军队检查（包括内务）。

2、 个别的测验考试。

3、 军队检阅。

由于教育检查的结果，规定下一期全盘教育的新方针，并甄别受教育者的领导程度而决定其能所担负之工作责任，或规定今后续行教育的条件。

本大纲系就联军现状而拟定，凡一般经常游击活动部队或不经常游击活动部队均可伸缩采用。

（北满临时省委翻印）

摘自《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1——347——353

按照《军事教育大纲》我们开始了紧张的学习与训练。

我们的教官是张政委、齐副官、杨副官和陈雷科长，所学课程有：

军事课，教官是齐副官和杨副官。主要讲各种武器的型号、性能及使用，讲军人的义务、仪表、仪容。讲怎样站岗放哨，怎样辨别、分析各种声音，什么是敌人的声音，什么是野兽的动静。讲行军，各种地形怎么行走，行军中的语言；包括行军中的口令、暗号、传送等等，从教导队毕业的学员要求要会使用各种武器和具备独立作战的能力。

每天在讲军事课前，都要集体合唱《战斗射击训练歌》：

战斗时钢胆热心，不怕航空步马辎工炮，团结一心好，阵地守得牢，不避枪林哪管弹雨誓死在今朝。作战奋勇防线要用好，地形地物利用为要，敌人多寡检查好指挥需要敏捷高，站、跑、卧、射随地运用秒。

战斗时慧敏沉着，男儿为国血染征袍，民族将英豪，万古美名标，遗留千年万古不朽英灵贯九霄。努力奋斗为救东三省，日寇走狗杀头不饶，拼命直前奋勇争先挽回国土收回政权，剥削压迫一扫完。

射击时先要测量，标尺活码尤须要确装，缺口准星尖，瞄准点一线，拢回虚火气要下压发射莫着慌。同时观察弹着与偏差，高低左右风速方向，严寒盛暑看伸缩再把标尺修正适当，精确瞄准沉着射击。

发射时停止呼吸，弹着命中敌人心胆寒，使他回去难，畏缩不向前，射击瞄准遵守军纪违反不容宽。旗语暗号指挥官命令，敌人进退详细去观，我们作的游击战，防备敌人“围剿”咱，莫把敌人来轻看。

战斗时射击间，耐心研究每日要训练，准备同敌战，尤需记心间，杀敌雪耻誓死救国射击须熟练。保国为民军人的天职，祖国故乡守得能坚，一战恢复我山河，军民同唱凯旋歌，民众政权多么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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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04
政治历史课，也是党课，教官是张寿篯政委和陈雷科长，从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讲起，中间包括八国联军进攻中国、辛亥革命、广州暴动、二十余年之军阀混战、工农红军、红军长征直到“九，一八”事变。

文化课和音乐课是同时进行的，主要通过歌曲的形式来认字识字，歌本就是课本，要求要会唱会写。

担任音乐课的老师是徐紫英同志，他是哈尔滨市二中学生,其父汉族，其母俄罗斯人，父母参加哈市地下工作，省委机关通过伊春四块石山北30公里处东岔河密营地时，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同志特意将徐紫英带到了山上参加了队伍，安排在省委机关任秘书工作。1938年5月调任六军秘书。当年11月参加李兆麟将军率领的第三批西征部队，西征二十余天途中双脚冻伤，在五大连池朝阳山密营治疗，1940年不幸遭敌进攻而壮烈牺牲，时年二十一岁。

我们每人发了一支铅笔，没有纸就去剥桦树皮，桦树皮的一层、二层都能用。

在这里的学习和在被服厂里的学习是完全不同的。为了迅速提高我们的军事、政治、文化水平，每天的讲课一般是教员在上面讲，我们在下面记，虽然当时我已经能认二千多个字了，但不会记录，那个着急啊，下了课总是再问，问教官，问同志们，一遍遍的问，直到问懂为止。还多亏了于保合同志送给我的那本字典，记录时不会的字就空下来，过后查字典再补上。没有文化基础的同志就更吃力了，看他们着急我也着急，抽空就帮他们抄笔记或者在一起对笔记。

通过系统的学习，同志们在军事、政治和文化上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除了每天的正规学习外，我们还要执行站岗、放哨、做饭、保护军部等项任务。

过了没几天，张政委派出的交通员所通知的各路人马会集在了梧桐河畔。他们是六军参谋长冯志钢所带部队，六军保安团政治部主任王均所带部队，二师师长张传福所带部队，六军一师六团政治部主任李云峰所带部队，三师师长王明贵所带部队。

每支部队都分占了一片树林，有的隔湖相望，有的树林相挨，每支部队的四周都挖了战壕，修了简易的工事，战士们每天在这里学政治、学文化、练习射击，为西征做准备。

住在树林子里，因为四周都是水，空气潮湿，我们遇到了最大的敌人是蚊子和瞎虻，一群群，一片片的赶也赶不走，有时把人的脸都呼满了，好象长了一层黑毛毛，脸上、身上到处都是一片一片的红疙瘩。到了夜晚根本无法入睡，一张嘴，一吸气，都进了嘴里和鼻子里，瞎虻更是厉害，隔着衣服都能把人叮出血来，疼的不得了。一开始我们采取用艾蒿熏的办法，可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最后发现高处能好一些，战士们就用原木，在两棵树的中间或者一棵大树上铺上树枝、树皮和草，我们女同志用白布和蓝布做了好多的帐篷，然后把帐篷扣上去，每个帐篷能睡五、六个人，上下都用梯子，到了晚上我们就都爬到树上去睡，这样果然好了不少，树林子里面，帐篷挨着帐篷，战士们都高兴的说：“哈哈，我们住楼啦，社会主义生活了……”

一天夜间，裴大姐带班，半夜轮到我上岗时，裴大姐在下面喊：“小李子，该你上岗啦。” 我迷迷糊糊的还没睡醒，爬起来就往帐篷外面跑，这时我早已忘记了是住在树上，一脚迈了下去。裴大姐在底下直喊：“别下来！别下来……”可已经来不及了，就在我迈下去的当口，裴大姐伸手接着我，咕咚一下，我俩都摔倒在地上，也多亏裴大姐接着我，要不非摔坏不可。第二天，同志们看见我就开玩笑：“小李子，你咋忘了是住楼啦……。”

一天，快到中午时，我刚刚下课，正在湖边抄笔记，湖那边一位年青的军官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趟水过了湖向军部而去，我看了一眼，也没在意，因为经常有各部队骑马的军人过来向军部汇报工作。不一会，军部警卫员王国良忽然跑过来喊我：“小李子，张政委喊你，快过去。”

张政委喊我，有啥事呢？可别提问我啊，我还没备课呢。

我随着王国良赶紧向军部的帐篷跑去，一进去我忙喊：“报告，我来了。”

张政委正在和那个年青的军官谈话，我只看到那个人的背影。

张政委看到我来了，就和那个人说：“快看看，你妹妹来了。”

那个人听声转过了头，我和他都楞住了，他是谁？真的是我哥哥吗？

我曾经无数次的梦见哥哥，梦中的哥哥不是这样啊，梦里他总是穿着爸爸的破棉袄，爸爸的破靰鞡鞋，腰里还系着一根草绳。每次梦醒，泪水都流到了腮边，哥哥啊，妹妹做梦都想给你买双新鞋啊……

可他真是我的哥哥，分别四年没见面的哥哥，他参军时十六岁，如今已经二十了，现在他高高的个子，身板也壮实了许多，一身军装穿在他的身上十分精神，帽子上的红五星闪闪发光，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少年了，变成了一位年青的军官了……

我扑到了哥哥的面前，哇哇地大哭了起来，哥哥拉住我哽咽的说着：“小凤，你长高了……”眼里也闪出了泪花。

我的脑海里闪现着哥哥离家的情景，他答应将来骑着大马来接我……我去割大烟，为的是挣钱给哥哥买一双新鞋。

这时，战友们都来看热闹，看到我们兄妹重逢，大家都热烈鼓掌祝贺，一边鼓掌还一边笑我：“哈哈，小李子哭鼻子啦，小李子哭鼻子啦……”

张政委当着哥哥的面夸奖了我：“你这妹妹不错，学习用功，思想也要求进步。”

哥哥也在不停的嘱咐我：“一定要听领导的话，不要骄傲，要严格的要求自己。”

我点头答应着，真是太高兴了，真想把我们兄妹重逢的喜讯告诉所有的人。

从那以后，哥哥常来军部送他捉到的狍子，哥哥是捉狍子高手。他把捉到的狍子送给军部和各个部队。

哥哥身骑快马，在狍子喝水时，出其不意的就能捉住，有一次，一只狍子跑远了，他就开了一枪给打死了，张政委知道后，把他好顿批评。

“谁让你开枪了，引来敌人怎么办？再不许随便开枪！”

哥哥小声嘀咕着“知道了，那我骑马追还不行吗？”

“骑马行，捉的越多越好，”

哥哥还是那么能干，他在我的心里永远都是最有本事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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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05
礼歌一曲送西征

梧桐河畔集结了大批人马，部队的粮食和给养没有了，为了保证部队能顺利西征，军部安排了六军保安团政治部主任韩景波和宣传科长陈雷同志带领20多名战士去桦川县悦来镇筹集粮食和给养，当时正是割麦子的农忙时节。

桦川县属革命老区，是著名的“八女投江”烈士之一冷云的故乡，还是抗联三路军三支队政委赵敬夫的故乡，赵敬夫1938年率队西征，曾写下《西征歌》：

“万里长征山路重重，
热血奔腾，
哪怕山路崎岖峥嵘，
纵饥寒交迫，血衣征腥风，
我同志，慷慨勇往直前不惜牺牲。
奋起冲锋，
为革命流尽血，
事业成，变为光明！”

赵敬夫同志1940年在德都县朝阳山战斗中壮烈牺牲，这首歌是烈士留下的宝贵遗作。

筹粮的同志们历经艰险，在桦川县地方组织帮助下，筹集了上千斤的粮食，他们一船一船地把粮食运过了松花江，藏在卧虎里山下的柳树通子里。

张政委听说搞到粮食的信息后十分高兴，立即派我们教导队过江去背粮，过了梧桐河就是卧虎里山，山上有古城的遗址，由于日本鬼子搞“归屯并户”当地的百姓已经不多了。

我们在当地渔民的帮助下，在夜间坐船过了松花江来到了卧虎里山下的柳树通子后，把藏在那里的粮食再一趟一趟地装船运回江北军部，各营部再到这里把粮食背回自己的部队。

部队来了一名叫李兴汉的小战士，他矮矮的个子，一张圆圆的娃娃脸上有一双大大的眼睛，年龄和我也差不多少，他是张政委特意安排专门为我们大家理发的。张政委说了：“这次西征，我们不仅是要开辟新的战场，沿途我们还要接触当地的老百姓，向他们宣传我们的抗日主张，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军容、军纪，让老百姓能够相信我们，信任我们，支持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的抗日战争早日取得胜利！”

看着李兴汉那张娃娃脸，大家都想，就这么个小孩，能给我们理好头发吗？没想到，他麻利地掏出理发工具，第一个就先给张政委把头发理好了。你别说，他的手艺还真不赖，张政委的头还真是剪的有模有样。从这开始，战士们每天都排着队到他那里理发。

轮到女战士理发了，我们都和他说：“李同志，给我们留长一点好不好”。他乐呵呵地说：“不行，张政委有命令，有规定，都得剪短发。”没办法，我们所有的女兵都剪了男人一样的短发，戴上帽子，简直分不出男女。这个小战士后来跟着六军十二团王钧同志所率领的部队西征了，是第一批西征的战士。

1938年的农历是闰7月，第一个7月我们忙着运粮、背粮，到了第二个7月，天气突变，倾盆的大雨不停气的在下，梧桐河水在涨，嘟噜河水在涨，松花江水也在涨，我们营地的四周一片汪洋，分不清哪里是河，哪里是湖，哪里是草甸子，大雨哗哗的下着，我们只能躲在帐篷里，帐篷也在渗雨，里面雾气蒙蒙。

西征就要开始了，为了欢送西征的将士，军部安排我们排练文艺节目，准备大联欢。徐紫英同志在帐篷里写了著名的歌曲《送西征》。1940年徐紫英牺牲，这首歌也成了一首绝唱。

大家都在各自的帐篷里排练节目，到了农历十五那一天，天气突然放晴，大大的太阳挂在天上，林间云蒸雾绕，同志们兴奋地跑到了外面，徐紫英同志抓紧时间领着我们进行集体排练，这天晚上部队将举行一个盛大的联欢会，欢送西征部队。

这时，三军通讯队长姜立新同志来到了军部。姜立新队长是武装带枪跑交通的。他这次来，带来了不少文件还有极其珍贵的几份“新华报”。我们正在练歌时，张政委拿着几份报纸交给了徐紫英，看到报纸徐紫英高兴地跳了起来，报纸上有红军战士穿着军装的照片，红军战士肩上背着枪，头上戴着红五星的帽子，非常的神气。

另一张报纸上刊登一首歌《救亡进行曲》，徐紫英大声喊：“别挤了，我马上教你们唱这首歌吧……”于是大家都静下来坐在草地上，等着学歌。徐紫英同志用他洪亮的声音开始教唱：“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

从这以后，这首歌传遍了松花江畔，传遍了大、小兴安岭，给东北抗联战士们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和勇气，激励我们战胜饥饿和严寒，与敌人进行不屈的斗争。

这一天的晚上，一轮明月高悬在夜空，军部的空地上点起了长长的一排篝火，欢送西征的晚会开始了。

晚会开始前，张政委首先讲了西征的作用和意义并作了动员，接着各部队代表发言表示了决心，发言完毕联欢开始了。

第一个节目是张政委和陈雷同志表演的小话剧，是针对有些指战员不愿意离老区的思想而编的。六军部队的指战员大多来自汤原、桦川一带，他们在这里打游击多年，同这里的山山水水和乡亲们都有深厚的感情，如今要去西征，很多人都故土难离，能不能把队伍拉出去是西征的关键。

张政委扮演了一个不愿意西征的战士，捂着肚子装病，他躺在二大爷家的炕上想躲避西征，陈雷扮演二大爷，二大爷是老区的骨干，他给这名战士讲西征的意义，讲革命的需要，通过二大爷的教育，这名战士终于想通了，愉快地报名参加了西征。他俩表演的非常逼真，张政委扮演的战士捂着肚子，哼哼呀呀，陈雷扮演的二大爷用炭灰化了黑胡子，腰里还扎了一根破草绳，他们风趣、幽默的语言引起了战士们阵阵的笑声。接下来就是我们白天学的新歌《救亡进行曲》：

“工农兵学商，
一齐来救亡，
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
走出工厂、田庄、课堂，
到前线去吧，
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
脚步和着脚步，
臂膀扣着臂膀，
我们的队伍是广大强壮，
全世界被压迫兄弟的斗争，
是朝着一个方向。
千万人的声音高呼着反抗，
千万人的歌声为革命斗争而歌唱。
我们要建设大众的国防，
大家起来武装，
打倒汉奸走狗，
枪口朝外向！
要收复失地，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把旧世界的强盗杀光。光！”

教导队表演了用大秧歌调新编的男女对唱《送出征舞曲》：

送呀么送出征那嘿，送咱们好弟兄那，挺进西大荒嘿 开展游击战争。
（女）祝你们旗开得胜，（男）旗开得胜。
（女）祝你们马到成功（男）马到成功。
（女）配合祖国全面抗战（男）配合祖国全面抗战。
（齐）迎接这大反攻那嘿。哎咳哎咳哎咳呀，哈哎咳哎咳哎咳呀。
离别咱同志们那嘿，送进西大荒那，留下好同志那嘿坚持在后方。
（女）祝你们工作顺利（男）工作顺利。
（女）祝你们身体健康（男）身体健康。
（女）抗日的烽火越烧越红（男）抗日的烽火越烧越红。
（齐）越烧哇越红那嘿，哎咳哎咳哎咳呀，哈哎咳哎咳哎咳呀。

接下来李副官表演了京剧选段：“八月十五月光明……”

杨副官不甘示弱也唱了段京剧“身背宝剑，忍饥挨饿……”

他们唱的字正腔圆，很有味道，很受大家的欢迎。

联欢会开到半夜，同志们情绪高昂，又合唱了周保中将军创作的《奋斗曲》：

“民族革命要完成重任在吾身，
拼头颅热血，誓驱倭寇挽狂澜。
强敌如僵蝉，垂死命难挽。
抗日联军诸战士，策马励兵赴前线，
冲锋陷阵杀敌复仇壮志坚，
军威所至敌胆寒。
不怕死，不怕难，
抖起新精神夺回我河山，
旭日将东升，解放的曙光呈现在面前。
前进，再前进！强敌齐扫完，
血红旗帜东北飘胜利呼声喧。”

联欢会在徐紫英同志创作的《送西征》的歌声中结束了，歌中唱到：

“碧草潇潇夏日长，
共为救国忙，
礼歌一曲送西征，
从此各一方。
愿望同志肩重任，
为国争光。
祝同志前途无量，
进取莫彷徨。
祝同志前途无量，
进取莫彷徨。“

第二天风和日丽，湛蓝的天上飘着一朵朵的白云，西征的队伍出发了，我们留守的人员排成两排夹道欢送，指战员们骑着马、挎着枪，蓝天下他们威武雄壮的走向了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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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06
转战老等山

西征队伍出发了，张政委时刻挂念着远征的战友们，心中十分忧虑，他祝愿西征的部队能够突封锁、破重围，踏破兴安万重山。这时他有感而发，写了《露营之歌》的第二段：

“浓荫蔽天，野花弥漫，
湿云低暗，足溃汗滴气喘难。
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
战士们，热忱踏破兴安万重山。
奋斗呀！重任在肩，
突封锁 破重围，
曙光至 黑暗一扫完。”
歌曲很快在指战员们中间传唱开来。

西征部队走后，张政委召开了地方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萝北县委书记王永昌等同志，高禹民同志还带来了地方工作人员赵永彬指导员、张玉春（女），他们后来留在了教导队。

会议上张政委对地方的工作作了安排和部署，会后，因下江地区地方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高禹民同志留在了部队。

会议结束后不久，八月份我们教导队随军部转移到了老等山，老等山上有一种黑白相间的鸟，叫长脖子老等，这座山就以这种鸟儿命名。老等山紧靠嘟噜河，河边是一人多高的芦苇，芦苇下面都是水。那年连日暴雨，嘟噜河也在涨水，水深流急。

我们要在老等山赶制第二批西征队员的服装。萝北县委书记王永昌带着交通员马福东为我们运送布料，湍急的嘟噜河成了天然的运输线。

王永昌书记和马福东都是十分能干的好同志，他们在日伪白色恐怖的威胁下，千方百计的筹集布料，然后装船，他们在布匹上面盖上些芦苇作为掩护，再将布料顺嘟噜河运到我们的驻地老等山。

当时的芦苇也是一宝，农民们用它编炕席，编草帽，还可以卖钱，所以盖上芦苇敌人不会怀疑。

王永昌同志，老家山东，记得我十一岁那年被狗咬伤时，是他背着我求医问药，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还是我爸爸的战友，他于1950年过早的病逝了，后来他的儿子把他的尸骨运回了老家。

马福东同志据说后来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就去了一个林区铁力，以扛木为生，为了不暴露身份，他装了四年的哑巴，解放后才和组织接上关系，被安排在富锦县园林处工作。

他俩在地方上向老乡借了一台老式的缝纫机和两台手摇缝纫机，装船运到老等山，运过来的布匹颜色不一，白布居多，我们就用柞树皮加艾蒿染成了土黄色，用锅底灰染成土灰色，到了后来，布料用没了，就把所有的帐篷全都收了上来改制成衣服，所制成的军装有藏蓝色、土黄色和土灰色三种。

当时做军装的有裴大姐、金碧荣、张玉春和我，裴大姐负责裁剪，我们三个人缝制，教导队的男同志负责煮染、晾晒布料。

最让我们为难的是帽子，当时弄不到红布，帽子上的红五星没法制作，我们就向战士们要他们的包枪布，战士们都爱用红布包手枪，说是枪法灵验，当时红布又奇缺，谁得到红布都像宝贝一样珍藏着，在我们的动员下，战士们都交出了自己的包枪红布，即使这样，红布也远远不够，没有办法，一部分军帽就没钉上红五星。

有一天发军装，当班长夏洪年把军装都发到战士们手中后，战士于德发发现自己的军帽上没有红五星，他抬头看看班长的帽子上有，就一把上前摘下了班长的帽子扣到自己的头上，然后把自己的帽子给班长扣上，班长不干了，又一把抢回了帽子，两个人抢急眼了，撕扯在了一起，在地上骨碌来骨碌去。

于德发是一名身高体壮的战士，打仗十分勇敢，就是脾气不太好。

这时，张政委听到了动静，跑了过来，两个人听到政委来了，赶紧从地上爬了起来，张政委气得问他们：“你们这是干什么，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班长夏洪年赶紧打立正报告：“报告政委，他抢我的帽子……”

战士于德发也赶紧打立正报告：“报告政委，我的帽子没有红五星，他的有……”

听了他俩的话，张政委沉默了片刻，他并没有批评他俩，而是喊来了裴大姐问为什么有的帽子没有红五星。裴大姐报告说：“红布都用没了，连战士的包枪布都用没了……”
张政委说：“那就再想想办法，发动发动群众。”

裴大姐说：“他们还能有什么法子啊？该想的都想了。”

“那就不会到山上再去转转啊，看有什么能代替的。”

张政委的话提醒了大家，我们随裴大姐上了山，到了山上同志们四处张望，忽然发现有一种红树皮的桦树，干脆就用树皮做吧，大家高兴地赶紧剥树皮，桦树皮很柔软，回来后我们剪了好多的红五星发给了战士，红树皮做成的五星虽然没有红布那么鲜艳，但也有另一种的美，戴在帽子上十分漂亮。

张政委对部队的纪律和军容要求十分严格，他总是教育我们说，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的部队，要时刻注意自己形象，要让老百姓信任我们，支持我们，拥护我们，我们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部队的指战员都知道张政委的要求，每次去见他都把胡子刮干净，即使冬天没有水也要用白雪把脸擦一擦。多少年以后，张政委的话，还时时回响在我的耳边，可以说张政委的战士都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和军容。

农历八月初，我们送走了第二批的西征部队。第二批西征部队是由六军三师师部警卫连、八团和二师十二团所组成，由王明贵同志率领向海伦开拔。三军四师政治部主任金策和侯启刚这时也率队来到了老等山。金策同志是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他决定三军三师部队和六军第二批西征部队同行，并指定王明贵同志为三、六军联合西征部队的军事指挥员。

送走第二批西征部队后，我们做完了最后一批军装，也准备出发了。

老等山下，走出一里地，有猎户和渔民，那里有个鱼亮子（打鱼人住的地方），一个外号叫“王大包”的渔民就在河边，他有一间小草房，还有一盘碾子。 “王大包”种了几块玉米地，最后军部断粮时，他曾把自己的玉米都给了部队，张政委给了他一些钱，而且向他表示了感谢。他的玉米有老的玉米棒子还有青的没成熟的棒子。有了玉米棒子后，我们自己拉碾子加工粮食。因为粮食紧缺，就是苞米芯子都没舍得扔掉，和苞米一起碾碎了熬粥喝。

在一个阴雨天里，部队集合在“王大包”的鱼亮子上，我们将在这里登船顺嘟噜河而下，横渡松花江，赶往双鸭山方向，与徐光海的部队会合，根据全东北抗日救国总会下发的《抗日联军下江紧急通告》精神，部队将去开辟新的战场。

后附《抗日联军下江紧急通告》

附录：.抗日联军下江紧急通告

（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

柴军长世荣、谢军长文东、刘主任曙华、李军长华堂、李主任熙山、第三军三师侯主任启刚、张参谋长建邦、第四军彭留守主任施鲁、第五军三师李师长文彬、季主任青、第六军一师徐主任光海、第七军景师长乐亭、刘主任廷仲、并转崔代军长、郑主任、第八军秦师长秀权、第九军二师王主任克仁、独立师李师长景荫、一旅张旅长建国、二旅胡旅长、王主任济洲、三旅姜旅长、崔主任振寰、第二路军总指挥部王参谋处长效明各同志均鉴：

（一）遵照国共合作全民抗日统一战线拥护之国民政府中央林主席、蒋委员长及北方战区朱总司令不久以前传达到着之指示，我东北抗日联军，编列全国统一一致之战时军制范围，一切军事政治建制行动，应以国民政府中央颁布之战时政令、军令为标准，参照东北实际情形，切实奉行。现我联军与中央内地及北方战区之确定联络，最近正积极设法建立中。

（二）下江汤原、绥滨、萝北、佛山各地联军部队，由北满方面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赵总司令及三、六军军司令部直接领导。江南、依、勃、富、桦、宝、饶、密、虎各县，三六两军部队及独立师部队，由三军军政治部主任金策同志暂时直接统一领导。依、桦、富、宝各地，第四、第五、第七各军部队，统由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处长王效明同志临时统一领导。金主任策与王处长效明，确保固定一致之联系。

（三）关于目前游击策略，各军部队行动，依照前记第二项规定军队关系，分别策划规定之。

（四）嗣后如未得总会暨北满方面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第二路军总指挥部之共同统治变更时，关于下江联军军事行动及统一联系，绝遵照前记二、三两项执行，不得擅自变更或任意紊乱系统。

（五）下江联军各部经济、军需粮秣之筹划征发：（甲）依金主任策及王参谋处长之共同规定、指示办理；（乙）就游击活动当地实际状况，依部队间的相互密切联系及需要，共同规定临时办法。

（六）下江联军部队，应按规定关系，不断互通情报。遇与敌人作战时，绝对互相援助。

（七）下江各部队应努力保持对民众抗日救国之良好关系，凡籍端勒索绑架非法逮捕，以及打骂酷刑，绝对禁止。

（八）凡下江部队收编队伍以及遇有联军纠纷事件，须依照北满方面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第二路军总指挥部以及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二月联军洼峰会议历次成案办理。如违反者，即认为破坏联军纪律，决行惩治。

（九）对于敌探走狗奸细间谍，各部队应绝对制止与肃清之，并须设法制止叛逃投降于日贼者。

亲爱的同志们！我国全民抗战，已经逾年。日贼虽然外强中干益见显露，但日贼主力军尚未整个崩溃瓦解以前，我东北游击运动仍是吃紧。东北处在日贼重要后方，当次抗日大战深入扩大的时候，国际的风云，亦在异常紧骤着。我们先进的东北抗日联军为了达到动摇破坏日贼后方，牵制日贼主力行动，要争取最后胜利，我们必须在斗争中改正自己的缺点，“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日贼是在怎样的图谋我们，我们应该进一步反抗进攻日贼。所以今后联军一切，首在绝一行动，团结坚实。我们是民族解放的英雄，抗日救国坚贞不拔之士，要完成我们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更加团结起来作更坚强胜利的奋斗！特此通告，希即查照。并致
抗日救国敬礼！！！

全东北抗日救国总会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 周保中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政治部主任 金策

摘自《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52——24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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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07
横渡松花江

农历八月初，天上哗哗下着雨，那年的雨水特别的多，整日下个不停，天好象是漏了一样。

傍晚，队伍集合在“王大包”的鱼亮子边，王大包和渔民们为我们准备了四艘渔船。我们将在这里上船。顺着嘟噜河进入松花江。

那天，我坐上了过江的第一只渔船，船上能坐六、七个人，连日的大雨河水暴涨，淹没了河边的芦苇和小树丛，水连着天，天连着水，四野一片白茫茫。

小船顺着嘟噜河向南漂游，不时撞击着已淹没在水中的河岸，走不多时，忽见浊浪滔天，一个大浪铺天盖地的打了下来，原来我们已经进入了松花江口，嘟噜河水涌入松花江的一刹那，两条江水的合力突然间涌起的大浪差点掀翻了渔船。巨浪中，小船顿时失去了控制，大家都死命地抓住船帮，生怕被甩出去。就在这时，教导队的小战士丁福同志可能是受了惊吓，高喊着：“报告，我要尿尿。”当时，我们教导队有三福，是三个叫丁福、赵福、于连福的战士。连长气得高喊：“都不许动，谁有尿，都往裤子里尿。”

江面上，江风一阵紧似一阵，雨还在不停地下，一排排的大浪拍打着小船，汪洋中的小船，一下子越上峰顶，一下子跌入浪底，随波逐浪地向下游的岸边冲去，最后，我们总算是越过了江心的急流，停靠在一个叫华马的地方。

这次过江真是惊心动魄，小船进了不少的水，好在是有惊无险，船靠岸后，我们每个人都好象是从水中捞出来似的，不一会，后面的船也都陆续的靠了岸。

战士们把船扣在岸边的柳树通子里，渔民们会自己来把船划回去。

天大黑了，雨还在不停地下，队伍钻进了一片苞米地，雨水打在苞米叶子上刷拉拉地响。苞米地里泥泞难行，泥水到了膝盖，这只脚刚拔出来另一只脚又陷了进去。部队在雨中艰难地行进着。教导队新派来的连长白福厚同志带着两名战士前去探路，命令我们原地休息。咋休息呀，满地的水和泥，我们只能原地站着，等待消息，有的战士开始找村民没收干净的苞米了，找到了大伙掰开分着吃。

队伍又开始行动了，原来探路的同志发现了一片瓜地，瓜已经罢了园，瓜窝棚还在，里面住着一位老大爷。大爷听说我们是抗联部队，就招呼大家过去。

到了老大爷的瓜窝棚，老大爷给我们煳了一大锅土豆，土豆煳熟后，每人分两个。好久没有吃到土豆了，皮都没剥，大家站在泥水里吃得那个香啊，两口就进去了。

吃完了土豆，连长给了老大爷一些钱，部队就向附近的一个村子走去。

这是一个刚“归屯并户”不久的村落，原名叫韩家村，现在叫韩家围子。围子里是一排排低矮的马架子房，村民们不少是从别的屯子被小日本赶到这里来的，百姓们啥东西都没能从原先的家中拿出来，无奈之中互相帮衬着搭起了这些马架子房。马架子房低矮阴暗，连日的暴雨家家户户都进了水，灶坑都泡在了水中，乡亲们都在不停地往外舀水，我们看着心里十分难过，到了冬天他们可咋过啊！

那一天，进了韩家围子后，战士们分散敲开了几户原有的住家，我们几个女兵进的这户姓韩。这家人是坐地户，房子也不算宽敞，屋内南北炕上住着老少三代人。我们进去时，老太太怀里抱着小孙子，老太太的儿子听说我们是抗联部队的忙招呼我们炕上坐，一边招呼一边说：“老疙瘩，辛苦啦，瞧这大雨的天。”他以为我们是小男孩，老太太的儿媳妇接过了孩子躲到炕梢，当时，我们几个女兵都剪的短发，又都戴着帽子，所以她把我们当成了男兵。

我们和这家人唠起了家常，他们问我们多大了，我说十四了，一听我们说话，老乡们全楞住了，“哎呀，你们是闺女啊，女人家也出来抗日啦？”这家的儿媳妇也忙上前来看我们：“嗨，我还以为你们都是爷们呢。”这时，这家的男人赶忙出去，喊来了左邻右舍，让大家都来看看女兵什么样。

趁此机会，裴大姐带着我们向老百姓展开了演讲，我们讲了日本鬼子对我们国家的侵略，讲乡亲们现在都过的什么日子，讲中国人要团结起来打跑日本帝国主义，讲我们抗联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百姓求解放的队伍。

听了裴大姐的演讲，看见我们一身湿淋淋的衣服，乡亲们都十分的感动。紧接着我们唱起了抗战歌曲，草房里挤满了老乡，后来老太太把窗户都打开了，有的进不来的就站在外面头顶着簸箕冒雨来听。来听歌的老乡大部分都衣不遮体，有的腰间围着一块麻袋片，用个草绳系着，两条腿光光的露在外面。

我们第一支歌唱的是《贫农四季叹》：

青山碧水好美春，我们贫农人，劳苦又殷勤，指望种地渡生存，谁想日军出发来并屯，闹得各家园都遭灾，不安身，怕是他来害人，养活这猪鸡多担心，不让他杀吃他就打人。全都是些贫农人，来了这些苦恼多糟心，看看俺们多苦闷，何时有谁来知音。

草绿花红到夏天，当午烈日炎，铲地真艰难，晒得满头直流汗，还得一锄一锄往前铲，为的养家人吃个饱穿个暖，不受饿不受寒。这才铲完几垧田，谁想日军进我边，屠杀人带强奸，苛捐杂税一齐添，还要成立自卫团，这真苦了我乡间。

山花田荒立了秋，贫农犯忧愁，从春忙到秋，指望种地养老幼，打下粮食上税还不够。老幼泪交流，吃不饱穿不暖，日本贼把税收，还要强迫把兵抽，去给日军当马牛，双亲哭妻子愁，家人难舍也得走，眼看合家难聚首，骨肉分离命便休。

霜降寒雪变了天，贫农衣单寒，想起这几年，自从日军进我边，哪有一天得过乐安然，好像在狱间。贫农人要听言，日本贼不杀完人民昼夜不得安，我们性命真危险。快联合我乡间，大家团结赴火线，杀出日本奏凯旋，男女老幼得团圆。

当这支歌唱完时，不少的老乡都流下了眼泪，是啊，手无寸铁的老乡们被日本鬼子害得太苦啦。接下来，我们又唱了《五更叹》和《反日四恨》等歌曲。

这时老乡们纷纷拿出了煳熟的苞米，塞到我们的手里，热乎乎的苞米暖透了我们的心。部队通知集合出发了，我们不能在这里过夜，如果让敌人知道会血洗这个村庄的。

依依不舍的就要告别了乡亲，这家的大娘拿出了几支香，跪在了供奉的灶王爷跟前，一边流泪，一边祷告：“老天爷啊，保佑保佑这些好心的闺女吧，她们都是好人啊，是为咱老百姓去打仗啊……”

到了这里高禹民同志就要和我们分手了，他到这里视察工作。根据这次渡江，他创作了一首《浪潮歌》，这首歌是对抗联战士们在狂风暴雨之夜驾渔舟渡江的艰险和对日寇“三光政策”的真实写照。浪潮歌：

法西斯残暴，战火烈焰烧，
革命斗争汪洋大海，
谨防水底礁。
狂风起浪潮，
水手舵把牢，
毁船难上岸，
冲！冲！
敌溃也难逃，
资本主义坟墓俱备了，
丧钟一声敲。
阶级仇恨难消，
誓死高举红旗摇，红旗摇！
赤光普照中华万恶消。

高禹民同志原籍山东高密县人，1924年随父母闯关东来到依兰、勃利等县。其父摊煎饼养家糊口，还送他上了学。但是，不久父亲故去，他只好依靠半耕半读（给地主放牛）坚持读完了中学。

高禹民早在中学时代就参加革命，从事抗日活动。曾任下江特委书记、北满省委执委委员、抗联三路军三支队政委等职。他的未婚妻张宗兰同志，是张耕野的妹妹。1918年生于黑龙江省双城县城，13岁小学毕业，1934年春进桦川中学读书。193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2月任中共佳木斯市委妇女部长，年末到桦川县公署当文书，利用这个职务给党组织收集情报，1938年3月15日日伪统治者制造震惊东北的“3•15”大搜捕事件，她化妆离开佳木斯市到了哈尔滨住进道外天泰客栈，3月20日晚在特务搜捕时牺牲，年仅20岁。

残酷的对敌斗争使这对恋人没有机会成家，张宗兰同志过早的牺牲使他们生死相隔。

高禹民同志是一位忠诚、优秀的指战员。在敌人高压和饥寒交迫中他以“只要头尚在、血尚温，誓死抗日”的思想鼓舞战士。他在给北满临时省委的信中写出了自己的一片赤子之心：

亲爱的同志们：现在夜已深了，室外的狂风配合着树声呼呼怒号，冷风阵阵袭来，吹得一盏昏暗的野兽油灯的灯火动摇不定。燃烧鼓舞起革命的热情，吃马匹、树皮、松籽的战士们正在酣睡着，负伤同志们的咳声打动了我的心弦，周身的热血在奔腾狂流……使我一刻也不能忘掉，同时也没法忘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指示我们在急转的漩涡里踏着点点的鲜血，前进……杀敌……冲锋！

不幸的是，1940年11月9日，高禹民同志在呼伦贝尔盟阿荣旗鸡冠山战斗中壮烈牺牲。而他所写的《浪潮歌》永远的留在了抗联的史册。

部队出发了，漆黑漆黑的夜，外面的雨还在下，我们冒雨离开了韩家围子后，天亮前又钻进了一片苞米地。

东方露出了一抹鱼肚白，浠浠呖呖的雨也慢慢停了下来。顺着苞米棵子向外望去，不远处有几户零星的人家，最近的那一户墙上挂着的红辣椒和成串的玉米棒子清晰可见。

这里是一片开阔地，部队怕暴露目标，白天不能行军，军部通知就在苞米地宿营了。我们又往里走了走，撅下了苞米棵子铺在了地上，也顾不得湿淋淋的衣服紧贴在身上，几个女兵挤在了一起倒头就睡着了。

关于“归屯并户”史料有如下部分的记载：

实施“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沦陷区推行殖民统治政策时，为消灭东北的抗日武装力量，切断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指使日伪地方当局和军警，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强迫分散居住在抗日武装活动地区的民众，离开原住地，迁往指定的地方集中居住，建立由军警宪特严密控制的“集团部落”（即大的武装村落，也称之为“人圈”），对原住地村屯烧毁，制造“无人区”。这项政策给沦陷区人民带来深重灾难，造成巨大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

1931年日本武装侵占东北后激起东北人民的强烈反抗，东北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建立起各种抗日组织，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抗日斗争。东北抗日义勇军和东北反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的武装抗日，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威胁着日本的殖民统治，侵略者调集大批兵力疯狂镇压东北抗日武装力量。但是，单纯的军事“围剿”、“讨伐”并没有消灭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反而使抗日武装在人民群众的支援和帮助下异常活跃，迅猛发展。为彻底根除东北抗日力量，日伪统治者采取了“治标”（即武力“讨伐”）和“治本”（所谓“匪”民分离）相结合的办法，实行以关东军为中心，集日伪军警与行政于一体的“治安肃正”。在“治本”工作中，建立“集团部落”、设立“无人区”被日伪统治者视为根绝抗日武装力量，实现“匪”民分离目的的最重要、最有效的措施。

在抗联活动的游击区，伪满有关省份根据伪民政部训令制定了相应的“集团部落”建设计划，并加速实施。1936年~1937年是“集团部落”建设的高峰期，截止1939年日伪在东北共建13451处各种不同类型的“集团部落”。
仅伪三江省汤原县“归屯并户”人口和财产损失如下。

1936年-1937年，日本侵略者在抗日武装活动的“地皮红透三尺”的伪汤原县境内的黄花岗、吉祥村、永昌屯、东江沿、施家亮子、五保、二保和太平川建立了8处集团部落。在推行“集团部落”建设中，日本侵略者在抗日游击区，强迫偏远地区和分散居住的农民“归屯并户”，迁到指定的部落居住，对原有的村庄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以此达到割断人民群众和抗日武装联系的目的。

汤原太平川“集团部落”是日伪统治中国东北期间一处规模较大，比较典型的部落，该部落位于汤原县城东35里处。

太平川在“归屯并户”前约有500余户人家，日伪当局为切断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以太平川屯为基础，在东西宽600公尺的范围内建立“集团部落”。太平川屯西部300余户约1800余间民房和大量粮草、家具等全部被烧毁，东部民房全部被扒掉，仅将中部10余户住地划进“集团部落”的范围内。太平川周围远至17里、近至3里范围内邻近的齐家屯、姜家屯等12个村庄的居民一律并入太平川“集团部落”。

1936年11月和1937年2月，日军在太平川进行两次大规模清乡圈屯行动，制造无数起骇人听闻的血案。

残忍的日军端着上了刺刀的大枪，挨家逐户清查，对拖延和反抗归屯并户者实行残酷的杀光和集体抓捕。一些民众不愿离开家园拒绝搬迁，他们或被抓进县城日军守备队施以各种酷刑折磨至死，或被集体扔进井中活活淹死。

日军在太平川“归屯并户”中，前孔家井里一次就被推下20多人。有些井内发现的尸体是被日军杀害后扔进去的。董家大井紧靠在一堵垡子墙下，归屯时没人知道井里埋着人，天长日久，见墙根井旁总有野鸡逗留，并且飞下去啄食，人们下去探查，才发现井里石坎下埋有6具尸体。安洪福家大井扔有七八具尸体，此外黄有井中也埋有尸体。

在日本侵略者推行“集团部落”建设中，东北抗日武装及地下反日组织、救国会积极抵抗“归屯并户”，采取多种形式的斗争。中共汤原县委委员康正发等人在黄有屯秘密联络群众，进行反对将黄有屯归并到太平川“集团部落”的斗争。1937年农历春节，这天，天还没亮，日军严密包围黄友屯，敲门砸窗，挨家抓人，除了女人和孩子，全屯男人都被驱赶到李长顺场院，打骂之后，将其中康正发、丛凤林、王长福等40余人押往太平川日军守备队。被抓者受尽酷刑，十人九不还，有的被活活拷打致死，有的被拉到汤旺河塞进冰窟窿里。据康正发之弟康雨亭控诉：日军驻太平川守备队于伪康德三年十二月间在黄有屯将康正发逮捕，同时被捕的有刘海龙、刘海清、刘海富等兄弟三人，在太平川关押数日后送汤原县日军守备队，康正发被活活拷打致死，刘海龙等兄弟三人被秘密杀害。黄有屯被日军烧毁后，全屯百姓被逼无奈并入太平川“集团部落”。

（摘自黑龙江党史资料与研究141—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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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08
腰山战斗

经过了惊心动魄的一整夜，战士们又困又乏，这一觉一直睡到了天擦黑。

天空又开始下起了蒙蒙的细雨，雨中我们出发了。还是泥泞的苞米地，还是没膝深的泥水，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农历八月的夜晚，寒气逼人，战士们冻得上牙直打下牙。忽然，前哨传来了口令：“注意，前方有公路，过路时要迅速！”果然，不久就看到了佳木斯通往富锦的公路横在我们的面前。大家迅速地跨过了公路，这次没走多远，就来到到一座大山前，摸着黑我们开始爬山了，告别了泥泞的苞米地，这下可是好多了，那陷人的庄稼地真是太难走了。

这座山叫做腰山，山上的落叶和枯数枝厚厚的一层，喧喧的，路也好走了许多。经过了一夜的行军，我们翻过了大山来到一个山窝里。

部队开始休息了，我们三个女战士抱了一些枯树枝铺在地上躺了下去，我摘下背上的背篼枕在了头下，背篼里有我的课本、字典，一个做饭的盆子拴在背篼的带上。天上还在下着小雨，裴大姐掏出一个白面袋子让我们三个人蒙在头上避雨，正在大家挤在了一起互相取暖，迷迷糊糊的好象要睡着时，忽然听到有人争吵，睁开眼睛一看，不远处出现了一处火光，原来是战士于德发点燃了一堆枯树枝，夏洪年班长生气的质问：“谁让你点火啦？暴露了目标咋办？”于德发不服气的反问：“咋的啦？都要冻死人了，点堆火烤烤不行啊？你们的胆儿咋那么小？”听到吵闹声张连长也跑了过来，张连长说：“这里是敌占区，我们不能暴露目标，赶紧把火弄灭了，抓紧时间休息吧。”大家七手八脚地把火熄灭，都挤在一起休息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忽然有人拽了我一把，耳边“咔咔、咔咔”的机枪声响成了一片，睁开眼睛一看，天已放晴，同志们正在向山上冲去，我赶紧爬了起来，抱着枪也向山上跑，不一会就跑到了前面，跑到前面后，我扭头看了一眼，发现张政委就在我的右侧，这一看，就觉得不对劲了，同志们都背着背篼，自己的后背空空的，我忙喊着：“我的背篼，我的背篼……”张政委听到喊声，知道我丢了背篼，就拿眼睛瞪着我，我知道事情不好了。那时侯，教导队的纪律是十分严格的，纪律里面有一条，行军、打仗、露营都不许丢东西，我们的一针一线，一碗一盆都不能落入敌人的手中，因为敌人会把它当作战利品去展示，去领赏，抗联部队不准丢东西，这是军纪。

我知道自己犯了大错误，赶紧的往回跑，上山容易下山难，雨后的山路溜滑，好不容易，叽里咕噜、跟头把式的跑到了山脚下。山脚下有一片荒芜的黄豆地，地里的豆子没人收割，还夹杂着一人多高的荒草，我的背包在黄豆地的那一边，这时敌人的机枪还在咔咔的响，我不敢跑着去拿，就一点一点的从垄沟里爬了过去，背包离黄豆地还有几米远时我站起来跑了过去，一把拽住了背篼，还没来得及背上，就听敌人的机枪咔咔的向这边扫射，我赶紧就地卧倒，匍匐着又爬回黄豆地的垄沟里，就在爬到地中间时，听到左侧几米远的地方，有刷拉刷拉的响声，我当时也害怕，难道是敌人跟上来了，就在这时，听到白队长在小声的喊我：“小李子，小李子，我受伤了……”，原来是白福厚在那里，我赶紧爬到他的身边，他伤在了左腿的小腿肚子上，血水顺着腿肚子流到了脚脖，我赶忙在白衬衣上撕下了一条布，给他做了包扎。原来白团长看我返回去拿背篼他不放心也跟了过来。看到白团长受伤我心里十分难过，要不是我犯错误，白团长咋能负伤啊。

我俩顺着地垄沟爬到了地头，敌人扫了一梭子子弹没有发现什么，就不往这边打枪了，我俩钻着树空又上了山。

这时，队伍已经抢占了山头的高地，开始阻击敌人了，我和白连长绕开攻山的敌人，爬上山顶和战友们会合了。这时张政委指挥，他留下一半的战士继续阻击敌人，另一半的人向西南侧第二个山头撤退，等一部分战士抢占那个山头以后，再掩护第一个山头的队伍向第二个山头转移，敌人摸不清我们究竟有多少人马也不敢冒然强攻。估计这是一小伙巡山的支队，发现了我们的行踪，尾追过来了。

第二个山头，地势很陡，队伍抢占了三个制高点，我们都不出声，静静地等着敌人上来。追击的敌人过来了，我们都能听到日本鬼子一边爬山，一边嗷嗷的叫声。就在敌人爬到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我军的三挺机关枪“咔咔、咔咔”地响了起来，冲上来的敌人被打了下去，从敌人的嚎叫声中，他们好象死了人，敌人退下去了。这时，于德发顺着山洪冲击形成的一条水沟，像只猴子似的蹦了下去，下去后，果然看到一个日本军官被打死在那里。那个军官手里拿着一个王八撸子，于德发拿过了王八撸子三窜两窜地又跑上了山头，上来后，同志们都抢着看枪，他大大咧咧的说：“小李子，这把王八撸子给你吧，俺们男人不用这东西，名儿不好听。”我说：“我也不要，什么王八撸子，我也嫌名儿不好听，再说我也不会用。”同志们听了都哈哈大笑。

趁着敌人退下去的功夫，我们又开始转移了。翻过了第三个山头，山下有几处被烧毁的房屋，只剩下些残破的土墙，土墙四周都是荒地。据说，这里后来就叫火烧屯。我正走着听到战士葛海清在喊我：“小李子，小李子，你快过来，这儿有黄瓜。”连续的奔袭、爬山、作战，我们的嗓子眼早就冒火了，听说有黄瓜，我离开了队伍，不顾一切跑了过去：

“黄瓜在哪？黄瓜在哪？”

“地里头呢，你快去找吧。”

估计这里的人家已经被日本鬼子归屯并户了，种下的黄瓜也没来得及收。地也没人侍弄，蒿草和稗草一人多高，和黄瓜秧杂在一起，好多黄皮的老黄瓜挂在秧上，我把大枪背在了后面，赶紧手忙脚乱的摘，摘了没地方放，背包满满的，就夹在胳膊窝里，摘了这个丢了那个，真像黑瞎子掰苞米。黄瓜还没来得及吃，忽然，葛海清在那边高喊：“小李子，救命啊，我掉到井里去了。”啊！掉井啦？顺着喊声我找到了一个断墙边，断墙前面都是蒿草，有一口用木版围起来的四方水井隐藏在其中，葛海清这时用两只胳膊撑着井沿，自己上不来。葛海清这名战士，眼睛不太好使，可能是近视。看到他掉了井，我忙用两只手去拉，可是他那么个大个子，我怎么拉得动，不仅他拉不上来，自己都险些被拽进去，我用两只脚死命地抵住井帮，高喊着：“救命啊，不好啦，快来人啊，葛海清掉井啦……”

听到喊声，行军中的曹玉魁队长和夏洪年班长跑了过来，七手八脚地把葛海清拽了上来，上来后我们发现井水已经没过了他的膝盖。曹队长气得直训我们：“谁让你们上这里来了，看看多危险，掉下去就没命了，赶紧转移，敌人还在后面呢。”

我们撵上了队伍，一直往西走，一边走一边可惜那些没吃到嘴的黄瓜。

不久队伍来到了一个小村庄。小村庄背靠着高山，所以叫靠山屯。靠山吃山，这里的百姓盖的房子和家中的用品多是用木头制成。

屯里的乡亲们听说抗联部队来了，都到村口夹道欢迎。走到这里，战士们都渴的不行了，老乡们拎出了木制的大水桶，盛满了清水，战士们用木头做的大水舀子咕咚、咕咚的喝了个够。靠山屯的木水桶是用窄木版竖着拼成的，外面围着三道铁箍，水瓢是整块的木头做成的。

喝完了水，张政委讲了话，他感谢乡亲们对我们的欢迎，又讲了一些抗日救国的大道理。

这次战斗，张连长和白福厚负了伤，张连长伤在了右胳膊，白福厚伤在了小腿，老乡们回家取来了白布，我们给他俩进行了包扎。

部队不敢在村子里久留，也许敌人就在附近，包扎完伤员又向靠山屯南面前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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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08
会师庞老道庙

庞老道庙坐落在一座山的东南坡，一条小路通到半山腰的庙门前，山上长满了柞树和榆树，山下有一条清清亮亮的小河，庙不大，能住七、八个人，看庙的是一位姓张的道士，他后来参加了抗联部队。

六军一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四师政治部主任吴玉光、十一军师长李景荫、于天放、张中孚等人都带着队伍在这里等着张政委。当时他们都在双鸭山、宝清、富锦一带活动，张政委要在庞老道庙召开干部会议，讨论第三批部队西征，一部分部队继续留在这一地区坚持战斗等各项战略部署问题。

我们到达这里时天已傍黑，糊哩糊涂的吃口饭，部队就宿营，我们几个女兵早就累瘫了，钻进庞老道庙前的一个草窝棚里，倒头就睡。

睡了一夜的安稳觉，第二天，天刚放亮我和金碧荣就跑到小河边去洗脸、洗衣服上的泥，我一边洗东西一边给金碧荣讲昨天我们去摘黄瓜，葛海清掉井里的事，我说：“昨天要是有这水，哪能小葛去摘黄瓜掉井里呢。”

小金子是个快乐单纯的姑娘，特别爱笑，她一边听我讲一边咯咯的笑个不停。听到笑声张玉春也跑了过来，“啥事那么高兴啊，说给我听听。”我俩又把昨天的事讲给了张玉春，张玉春也笑个不停，我们三个笑得肚子都疼，笑声伴着哗哗的流水，在清朗的晨光里飘散……

太阳露出了半张脸，朝霞布满了天边，这时一名年青的军官牵着一匹白色的战马来到河边给马饮水。听到我们几个女兵在这边嘻嘻哈哈的笑声，他不时的往我们这边张望，过了一会他犹犹豫豫地走了过来。

看到他走了过来，我们几个你碰碰我，我碰碰你，小金子说：“小李子，你认识他？”我摇了摇头。又问张玉春，张玉春也说不认识。

这名军官高高的个子，二十多岁，人长得挺精神，戴的帽子和我们六军被服厂做的一样，上面有个红疙瘩，他把帽子戴的很低，看到我们后他把帽子向后推了推，我忽然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面熟啊。

看到我们都不出声，他笑呵呵的说：“你们的笑声，把我的马都吸引过来了，你们认识我不？”我们几个你瞅瞅我，我看看你，都摇摇头，他又说了：“我可认识你们中间的一个人。”我们更糊涂了，他认识谁啊？

看我们都不吱声，他又说了：“是谁当年我们上山时，哭着喊着要跟着啦？是谁和我们拉勾，要我们骑马来接她啦？”

啊！这是说我啊，我又仔细的看了看他，这不是和哥哥一起上山的李贵学吗？当时他们是哥俩一起走的，他弟弟叫李贵燮。如今他长高了，也胖了。

看到李贵学我真是太兴奋了，就像又见到了我哥哥，李贵学说：“小凤，你长高了，像个大姑娘了，不过，没太变模样，我还能认出你来。”

小金子和张玉春看到我遇见了熟人也都挺高兴，李贵学当时在六军一师二团任连长。

就要开饭了，李贵学该回去了，他和我们说：“既然见面了，我和你们几个握握手行不行？我很敬佩你们女战士啊。”

我们几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握握手？那就握握手吧。

李贵学和我们几个女兵都握了手，牵着马、哼着歌走了。

他走了以后，小金子说：“他的手真有劲，使劲的握我的手，你们呢？”

“哎呀，我们也一样。”说着，我们三个又“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吃过早饭，教导队要开战斗总结会，会上每个人都必须发言，说出自己的成绩和缺点。

我们坐在了一处朝阳的山坡上，白福厚连长和裴大姐主持会议，张政委在山坡山走来走去，听着大家发言。白连长说这次战斗我们打的不错，大家都很勇敢，敌人那边死了人，我们这边虽然有两个人负了伤，但没有牺牲的。可是缺点和错误也不少，你们都自己说说吧。

于德发同志先发言了，他说，我觉得自己不赖，缴了个王八撸子，缺点是我不该点火。

白连长说：“恩，不错，优点、缺点都说了，还有谁说？”

我一想，我也犯错误啦，就赶紧举手发言。

“报告，我也犯了错误，我丢了背包，害得白连长受了伤……”说着，我的眼泪流了下来，一想到白连长负伤，我的心里就难过。

这时候，张政委过来插话说：“恩，能认识到就好，不过，小李子还挺勇敢，知道回去找。我听说还有人犯错误，是谁掉井啦？”

战士葛海清不好意思了：“报告政委，是我掉井里了。”

“为啥掉井里啦？”张政委问。

“因为，因为去摘黄瓜去了……”

“还有谁去摘黄瓜了？”

我刚想举手，葛海清按住我的手，没让我举。“报告，就我自己，不过黄瓜没吃到。”

“哗——”的一下，大家全都笑了。

会上，同志们全都发了言，说了这次战斗的感受。张政委最后作了总结，他又强调了战斗中的纪律性，这次所发生的事情，以后都要注意。

各部队的领导们在这里开了五、六天的会，我们负责站岗放哨。会议中间六军一师、四师的部队攻打了新城镇，战斗取得了胜利，弄了一些给养。

中秋节到了，那天部队吃的是玉米饼，战士们都高兴地说：“咱就拿玉米饼当月饼啦。”

这次会议圆满结束了，教导队的人员都作了调整，白福厚被任命为六军一师三团团长，大个子张连长去六军四师吴玉光部队任团长，荻分队长任四师连长，徐镐头任命为副官。

一部分部队开始了西征，六军一师一团、三团和六军四师政治部主任吴玉光的部队留在了三江地区开展游击战。

分手的时候，张寿篯政委对张团长和白福厚团长指示说：“一定要把这支队伍带好，我们相信你们。”白福厚团长和张团长立正答道：“是，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把部队带好。”

张政委和我们分手了，他带队去了江北，然后去伊春的老白山密营。我们四个女兵留在六军一师作宣传工作和前线救护，为了赶制入冬的棉服，由裴大姐带队我们将去六军一师密营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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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10
锅盔山被服厂

锅盔山六军一师被服厂当年在保清境内，我们当天就赶到了那里。随我们一起去的还有庞老道庙里的那个道士，道士姓张，五十多岁的年龄，留着黑黑的长胡子，他很爱惜自己的胡子，每天都捋的顺顺的，也许是部队在庙里开会，他接受了爱国主义的熏陶，就要求去抗日，部队领导批准了他的要求，考虑到他的年龄偏大，组织上安排他随我们去后方被服厂，做后勤工作。我们几个人也不懂什么道士、和尚的，只当他是出家人，就都叫他“张佛爷”。

被服厂的人员都住在一个山坡的地窨子里，里面能住二十多人。地窨子旁边还有一个小房子，房子有火炉子和天窗，那是我们的工作间。当时有一台大缝纫机和一台“一五”式小缝纫机，大的做棉服和上袖子，小的做一般活。没有活计的时候，缝纫机都埋起来，以防突然转移机器被敌人破坏。

我们去时，一师被服厂的女战士有：

被服厂厂长朴英善（朝鲜族），她三十多岁，大大的眼睛很有神，是一位洒脱，直爽、干练的女同志，她是第一批上山参加汤原游击队的老战士，后派到集贤县做妇女工作，1937年调入六军一师被服厂任厂长。

女战士金凤淑（朝鲜族），二十四岁，她是五军某位领导的妻子，当时已怀孕。

女战士沈英信（朝鲜族），十九岁，原七军战士，是一师二团金主任的爱人，人长的漂亮爱美，还爱说、爱唱、爱跳，她会跳一种从苏联传过来的集体舞。

从四师过来人员有裴成春指导员，女战士金碧荣、张玉春和我。

这里的男同志有：

后勤处魏处长，他负责部队的物资和给养，在地方时曾和我的父亲一起工作过。

指导员杜景堂同志，他在这里养伤，伤好后，暂时留在后勤。

裁缝李师傅，三十多岁，个子不高，性格开朗手艺好。

战士老王，参军前是当地猎民，因熟悉道路，负责跑交通和给养。

战士老李，参军前也是猎民，负责农恳，离被服长十多里地有他开垦的荒地。

战士刘宝树、战士小王负责保安。

一师被服厂原有十人，加上我们后来的共计十五人。

到了这里，时间已经进入了农历九月，全体人员投入到了紧张的制作棉服工作中。所做的棉服有棉衣、棉裤、棉帽子、棉袜子、棉手扪子等。

紧张的工作中，有时沈英信同志带我们出来活动活动手脚，她教我们跳集体舞，这种舞蹈挺好看，也不难跳，跳舞时一男一女为一对，有时手拉着手，有时排成队向前走。

农历九月中旬的一天，战士老王和老李问我们“大家想不想吃梨呀？”

“吃梨，咋不想啊？连棵梨树都没有，上哪去吃啊？”

老王笑嘻嘻的回答：“想吃咱就有地方，先问问裴大姐批准不？咱这咯哒离梨树沟不远，当天去当天能回，那梨嘎嘎甜，保你们吃个够。”

同志们都想去，就眼巴巴的望着裴大姐。裴大姐想了想说：“那就放一天假，反正布料也不多了，回来一突击就做完了。”

一听裴大姐批准了，我和小金子乐得直蹦高。

第二天，起个大早我们出发了，九月中旬的天气虽然下了霜，但有的树上还挂着红的黄的绿的树叶，秋日的暖阳照在林间十分的艳丽。同志们像出了笼的小鸟，一路上又说又笑，又唱又跳。

傍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了两山夹一沟的一个地方，那条沟弯弯曲曲，一条小河顺坡流向远方，河两岸，山坡上长满了梨树。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从来也没有看到过的景象，梨树的叶子还没掉光，但在每棵树下非常整齐的排满了黑色的山梨，围着树一个圆圈，一个圆圈的十分有趣。

那梨像鸡蛋般大小，圆圆的，黑黑的。我们拣起了山梨都不敢吃，这么黑的梨能吃吗？

战士小王说了：“这梨咋像驴粪蛋儿？”

老王和老李忙招呼我们，“你们大家别看样，快吃啊，可甜啦”

我们听了他俩的话，摸一个吃了起来。

“哎呀，怎么有这么好吃的梨啊！太甜了。”大家都顾不得说话了，忙着往自己的嘴里塞梨。

吃啊，吃啊，终于吃够了，肚子再也装不下了，大家开始往背篼里装，真想把这沟里的梨都装回去，可那么多的梨，咋能装得了。

来的人，每人都装了满满一背篼，背在了后背上，我们开始往回返了。

可了不得了，背篼里的梨，在我们的后背上，走路时一颠一挤，都破了皮，梨汁润湿了我们的衣服，每个人的后背都粘粘忽忽的，梨汁还顺着背篼滴滴嗒嗒的直往下流。

原来树上的梨都被霜打了，一冻一化，都变得黑黑的，软软的了。

老王没领我们走来时的路，他领我们走到了一个山脊上，老王问我们：“你们知道脚下是什么地方吗？你们信不信，咱们的脚下是一栋大房子。”

“啊？大房子，那快领我们下去看看。”

下了山脊我们一看，哎呀，真是一座大房子啊。这座房子依山而建，建的真是太巧妙了。

原来，这座山顶有一片断层，断层处直直的由一片一片的石片摞成，后来听说，这种岩石叫页岩。五军的战士依靠断层就势铺上了原木、树皮和树枝，前面立起了房框和门窗。这座房子走在上面一点都看不出来，到了前面才能看清。房子里隔出了好多房间，房前有石头垒的大锅灶，一口特大号的铁锅座在上面，山下不远处还有一块平地，听说是个大操场。对面的山坡地上有开垦的荒地，地里还有几个窝瓜和西葫芦。

这里曾经是五军的教导队，相当于军政学校，校长是周保中，教育长是季青。学员是二路军的指战员，二路军包括五军、四军、七军、八军、十军。从这里曾经培训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军政人员，奔赴抗日最前线。

当时教导队的秘书李志雄同志（女）写了一首著名的歌曲《抗联教导队歌》：

十月双十民国三十有六年，
石灰窑南山里，革命之渊源，
正式成立教导队，各军精强悍，
联军下江正气高，高于此峰岭。

我同志共同努力，齐心去学习，
要做世界伟大事业时代之先驱，
俄国列宁一男子，世界谁不知，
工农利益要维护，我们来负责。

我们东北父老兄弟共有三千万，
日本强盗来蹂躏，谁个能甘心，
男女老幼齐奋起，誓于敌人战，
白山黑水已变色，革命奏凯歌。

这首歌，不久就在全军中传唱。想象着，当操场上站满了训练的战士，齐唱这首歌，会是多么的鼓舞人心。

李志雄同志（女），别名李树清，1915年生于吉林省九台县。曾肄业北平大雪。1931年“9•18”事变后参加学生抗日救国运动。1936年在依兰参加抗日救国会，并同季青同志结婚。1937年春随抗联五军转战下江任宝清办事处秘书。1937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秋在吉东省委秘书处工作，后因病回到富锦四军后方，1939年7月初病逝于抗联密营。

摘自《东北抗日联军名录》

看过了房子以后，我们跑到了地里，把窝瓜和西葫芦摘了过来，用大铁锅糊熟，吃了一顿热乎饭。

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我们回到了被服厂，大家把背篼里的梨都倒在了大锅里，梨已经没有囫囵个的了，我们架起了大火，把梨都熬成了梨膏。梨膏那个甜啊，大家都舍不得吃，每天吃一点点，吃了好多天。

又有一天，老王从山外背回了一面袋子粗白面，这是他从窦家围子的老乡手里买来的，当时日本鬼子规定，老百姓都不许吃大米、白面，谁要是吃了就是经济犯，轻的抓去做劳工，重的处以死刑，那个老乡说了：“这是我偷着磨的白面，给抗联吃吧，吃了好去打鬼子！”

看到了白面，大家都欢喜的不行了，上次吃白面，是在格节河时，吴玉光主任打金矿，给我们送来了一袋子白面，那面黑黑的都焐巴了，裴大姐领着我们做了一锅面片，那面根本揪不成片，下了锅都成疙瘩汤了，每人分了一碗，当时张政委还开玩笑说：“你们这是面片吗？我怎么看一个个都像死耗子呢？”

大伙开始商量了，白面咱们咋吃啊？有的说包饺子吧，从打进山就没吃过饺子啦。可包饺子没有菜啊，这个季节连野菜都没地方采了。最后研究决定蒸馒头，可蒸馒头也不行，上哪去弄面碱呢？这时，战士老李说了：“我有办法，把杨树烧成灰，再熬成水就能当碱使。”真的能行，同志们半信半疑，那就试试吧。

说干就干，一部分人去砍杨树烧灰，一部分人去剥树皮当面板，裴大姐和面，和好的面放到太阳底下去晒，面发了起来，树灰也烧好了，老李指挥我们，底下先铺上一层布，布上铺上草，草上放上树灰，树灰上再铺上草和布，然后底下放个盆，用开水往下浇，其实这是在过滤树灰。过滤下来的树灰水还要熬制，最后熬成了像黄醋一样的颜色就能用了。

别说，这用树灰当碱蒸出来的馒头还真是好吃，喧喧的香气四溢。

天气越来越凉，粮食眼看又快要断流了，战士老李带我们去十里地以外去背粮。老李在部队负责农垦，他自己开荒种了不少苞米，苞米收回后，就放在架起来的粮仓上。

第一次背粮我跟着去了，回来的路上，因为鞋破了，脚被树枝扎伤。扎伤的脚后来感染了，每天走路都一蹦一跳的，第二次背粮，裴大姐就没让我去，金凤淑同志有孕在身也留在了家里。

同志们走了以后，我掏出了课本开始学习。过了一会就看到金凤淑同志一趟趟的出去小便，我问她：“你怎么啦？”她说：“不舒服，总想去尿。”我以为她着凉了，就说：“你烤烤火吧，兴许能好点。”她答应了。

又过了一会，她哎哟，哎哟的哼哼了起来，我问她：“你咋啦？”她说肚子疼，我说那你上炕趴一会吧。

她真的上炕躺着了，过了一会说：“不太疼了”。我知道她怀孕，可她不像别的孕妇有那么大的肚子，只是肚子上鼓起了一个小包。

过了没多久，她又开始哎哟了，折腾了一会，好一会，如此反复了好多次。

到了下午，她开始挺不住了，哎哟声也大了起来，汗水湿透了头发。看到她这个样子我毛了，这是咋的了：“金姐，金姐，你咋了，喝点热水好不？”

“小李子，我好象要生孩子了。”

啊！要生孩子，我更懵了，这可咋办啊？“我把裤子给你解开吧。”

小时候，每当邻居家的姐姐、大嫂要生孩子，我跑回去问妈妈：“妈妈，小孩是从哪里出来的啊？”


妈妈告诉我：“小孩是从妈妈的肚脐眼出来的。”

对于妈妈的话，我深信不疑，因为我的妈妈从来就不说谎。

我解开了金凤淑的裤腰带，露出了肚脐眼，找了块毛巾给她盖上，在旁边等着小孩出来。

金凤淑折腾的更厉害了，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滚了下来，两只手死死地攥住我的手，把我的手攥得生疼。

嗨，这生孩子咋这么费劲儿啊？那么小的肚脐眼能钻出来个小孩吗？

金凤淑的喊叫声更厉害了：“小李子，小李子，我不行了，你快给我脱裤子……”

脱裤子？“脱裤子干嘛呀？”

“咳，小李子，你怎么啥都不懂啊？你快给我脱吧！”

听了她的话，我赶紧给她拽裤子，裤子刚拽到腿腕，只见咕咚一下子，羊水、血水和孩子一起流了下来……

看到孩子出来了，我就更慌了，扎撒着两手，不知道做什么是好。

那个孩子太小了，红红的，皮肤邹邹的，也不会哭。金凤淑这时指挥我：“小李子，你去找把剪子，给孩子把脐带剪了。”

我赶紧拿来把剪子，可手抖擞着不敢剪，我想，往哪剪啊？那个小孩该多疼啊？

这时，背粮食的老王先到家了，听说屋里生了孩子，就没进屋，他在屋外也喊我，快给孩子剪脐带。狠了狠心，我一剪子下去剪断了脐带，这时才看清是个小男孩，我找块布把孩子包了起来，外面裹上大棉袄，孩子这时才哭出了声，不过声音小小的，像猫叫。

背粮食的人员都回来了，看到金凤淑生了孩子，厂长和指导员都十分后悔。

“咳，那么小的肚子，哪知道你会生孩子啊，要是知道说啥也不能把小李子留家啊。”

大家赶紧熬大碴子米汤喂孩子，山里除了大碴子，什么粮食都没有了，金凤淑同志一点奶都下不来。那个孩子也只活了三天就死去了，金凤淑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泣不成声，说啥都不撒手，同志们看着也心疼，都落下了眼泪。

我们在山包的一棵树下，挖了个坑，埋了那个孩子，可怜的孩子连名字还没有起。孩子啊，不要怪你的爸爸、妈妈，他们是为了千百万的孩子能过上好日子而牺牲了你，你虽然没有名字，你虽然只活了三天，但是抗联史上应该记得你。

1938年农历十月中旬，下起了入冬的第一场大雪，雪下得那个大啊，像一只只的白蝴蝶铺天盖地的从天而降，雪一直下个不停。山变白了，树变白了，天地间一片白茫茫。

就在这天的傍晚，两位不速之客来到了六军一师被服厂的地窨子。

附录《抗联第五军给东部派遣队第二师妇女组的信》

抗联第五军给东部派遣队第二师妇女组的信：

（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

东北派遣队第二师妇女组李志雄同志转全体妇女同志们！

你们很英勇的随东部部队远征，受相当的辛苦，到依东以后你们在二师后方又做了些工作成绩，这是值得赞美的。

……

你们现在的斗争是有光明的前途和无穷的荣幸的，你们是中、高被压迫民族的先进妇女，你们参加解放战争，反对日本强盗军事法西斯蒂，你们有一切决心的表现，你们有了相当的工作成绩。可是革命的成功，还要经过更多的艰苦斗争，希望你们时刻提起精神，加紧努力，有准备有计划的不断工作，向你们有几个具体的提议：

1、二师后方工作秋季服装制造已经就很够了，可是新编警卫旅二百人的服装也得在二师后方准备，因此被服厂的工作范围扩大了，你们应照二师经理处及后方负责同志的指示积极进行工作。

2、工作和生活要革命化，集体生活与互助应充分讲求，不得有个人主义破坏纪律的行动表现。

3、在可能的时候必须自己加强政治的军事的知识和技术，中国人民学习高丽语言文字，高丽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字——这是特别必要的。因为高丽人少数民族运动上有特殊意义，特别希望高丽妇女同志要加紧中国语言文字之学习。

4、妇女参加武装解放斗争，在大多数男性群众中，很多生活上困难和不便，可是我们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这些困难和不便是不会成问题的。因此，在工作与日常生活中，你们应时刻树立革命妇女先进的模范生活，注意到对男性的正确的工作关系和生活关系。

同志们！希望你们前进！努力！祝你们身体健康，给你们捎去鹿胎膏二两，由组长分给有病者饮用，无病者亦可多少服用。

此致

敬礼

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本部

七月三十日于依东行营

摘自《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编》5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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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10
一次未成功的缴械

弥漫的风雪中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人，男的是三军四师政治部主任于保合同志，女的的于保合同志的爱人李在德，李在德同志原是六军被服厂人员，我们都是亲密的好姐妹，这次见面十分高兴。

但是他们两个人却带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原来是三军四师师长陈云升准备哗变，他要把队伍拉出去当土匪。以下是于保合同志回忆录所诉：

陆师长牺牲后，金策任命三军四师保安团政治部主任，陈云升为师长率部远征。这是周保中和金策在六军一师医院会晤中决定的。实际上是往牡丹江方向，原来的老游击区活动。

我的伤养好了，为了给养，同陈师长、李中央旅长带三军四师十二旅的一个团攻打了小五甲大屯。撤出后，敌人追击时，李中央率队潜逃了，我们又继续向依兰南进发。敌人已摸清我军去向，密山之敌又来迎头堵击，前堵后追，每天早晨刚一吃饭，敌人就摸上来了，我们在腹背受敌乃至围攻的情况下同敌人周旋着前进，接连打了七、八天的被动仗，致使我们师部和少年连100骑兵，不得不最后变成步兵来到依兰南黑背才停下来。黑背有矿山，周围农村都是老游击区。就在这时，我部临时后方留守处于清晨5点种又遭到准备投敌的八军二师关吉文部队的袭击，身背大烟土的杨处长背后中弹牺牲，我部李泰俊和他的爱人，以及李在德同志只好跟随刘处长先往勃利县后方被服厂密营转移，一直到十月间我和陈师长带少年连和一挺机枪回到勃利密营与他们会合后，才知道他们在黑背留守处，被八军叛队袭击过。

此次远征的损失实况要向军部报告，我写好了报告后读给陈云升师长听，他说“写的挺好……我不签字。”我说：“你是师长你不签字怎么行呢？应当向上级报告啊。”他说：“军部在海轮，这么远，怎么送？”我说：“经过宝清六军一师，他们和三军司令部有联系，可交给他们帮助送。”陈云升说：“我不签字，扎孤丁也能活下去，有机关枪截道也行。”我说：“我们是革命的队伍，只能抗日，不能扰害人民，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截道是土匪干的事，这样会破坏军民关系的！”我主张把部队带到宝清，与六军一师配合活动，那里有我们的三十六团，还有收编的十一旅及三十二团，能活动开，决不能当土匪！他说：“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到那去给人家低哀哀，我不去！就是扎孤丁，当小线（土匪）我也不受别人领导，被人家看不起。”我说：“你错了，只要抗日干革命，归随领导都是光荣的，当土匪才是可耻的。要把革命军变成土匪，那是犯罪。”

可是，过了不几天，他真的领着几个人去截道，抓来一个老乡，吊起来打要粮食。老乡说：“我只有一个人，得让我回家才能弄粮食，在这里打死我也打不出粮食来呀！”我一听说这件事，就赶到现场了，不让打，叫把那个老乡放了。我气呼呼地对陈云升说：“打老百姓能打出粮食吗？”他说：“不打吃什么？”我说：“我们是抗日的队伍，革命的军队，人民的子弟兵，饿死也不能打老百姓要粮食吃；你变了，你要是不走，我和李在德两人走，我们去找六军一师，人都给你留下，我不带，看你怎么活动！”他说：“你们要走就走吧！反正我不走。”

当我和李在德收拾行李之际，通信员小王说：“我也跟你们走。”我说：“部队人少，你留下吧。”突然陈云升派经济部长缴了我们的手枪。我说：“只要革命就会有枪的，枪给你留下，我们没枪也能走。”我一看情况不妙，就和李在德马上拿起背包急朝宝清方向奔去。

1946年冬，我听李泰俊（金正浩）对我说：“你们离开我们的师部不久，陈云升派李副官追杀你们。李副官走了一会没有追。他想你们去宝清找六军，是抗日的革命行动，不是去勃利县投奔敌人，我不能杀。所以他回去报告说没追上。当时我们好险那，差点被陈云升杀掉。”

以上，节选自于保合同志的回忆录，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斗争的严酷性。那时的危险既来自于日伪军拉网式的围剿还来自于抗日联军的内部不稳定。可以说，1938年冬天以后是东北抗日联军最艰苦的年份，日伪军的疯狂围剿，天寒地冻，缺衣少粮，引起一批意志不坚定的领导哗变，给东北抗日斗争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极坏的影响。

于保合和李在德第二天早晨顶着雪就走了，他们要去找上级领导汇报这一情况。

当我们听到于保合带来的这一消息时都惊呆了，一个师长要叛变，这还了得。裴大姐、魏处长、杜指导员、朴厂长紧急开了一个会，他们研究认为，也许准备哗变的只是陈云升一个人，底下的中下层干部不一定愿意跟着他跑。我们应该立即前去，制止这一行动，把队伍拉出来。

接下来就作了具体的分工部署。裴大姐负责稳住陈云升，杜指导员和朴厂长准备侍机缴他的械。魏处长负责外围，观察动静及说服战士们和中层干部。我被安排监视一个营长，见机行事。

第三天我们开始行动，除了金凤淑同志还在月子里没去，其他人员都去了。

裴大姐走时，还没忘拿上了她随身携带的斧子。

雪后初晴，天气奇冷，西北风嗷嗷地叫个不停。战士老李头是向导带着我们向勃利方向行进。快到中午时，来到了一个冰河。河面很宽，两岸没有大树，只有一片片的榛材棵子和刺枚树棵子。大风把冰河上的积雪都刮光了，冰河在冬日的映照下闪着刺眼的寒光。

远处冰面上好象坐着一个人，是谁在这寒冷的冬日里坐在冰河上，杜指导员，一边走一边叨咕：“裴大姐，你看前面冰河上是不是坐个人？”

裴大姐看了看说：“好象是，小李子，你跑去看看。”

我答应了一声向那个人跑了过去，走到了跟前，那个人后背冲着我，他穿着一身土黄色的军装。

“嗨，同志，你在那作啥呢？”连喊了两声那个人动也没动，我绕到了前面仔细一看。我的吗呀！只见这个人青白、青白的一张脸，眉毛、帽子满是霜雪，我觉得不对劲，忙喊裴大姐：“指导员，你们快过来，这人好象死了……”

听到喊声，同志们都跑了过来，杜指导员拿手一碰，那个人扑通倒在了冰面上。从服装上看，他是我们抗联部队的战士，不知道死去了多久，早已经冻硬了。

同志们心里都很难过，裴大姐说：“我们把他火化了吧，不要让野兽再伤害他。”大家到河岸上砍了一些树枝，把尸体放了上去。

当火焰燃烧时，裴大姐的眼圈红了，同志们也都流下了眼泪。

无名的战友，你安息吧，青山与你为伴，江河与你为伴，你没有完成的事情，由我们来完成。在裴大姐的指挥下，我们唱起了追悼歌：

“抗日兮战争，
烈士兮英勇，
凭头颅热血，
黄沙血染红，。
万里战场马悲鸣，
无主孤坟起英风。
隆隆弹如雨，
壮气直冲敌营。
抱定决心，甘愿效命疆场，
马革裹尸，誓不生回营。
为祖国捐躯，
含笑赴阴诚。
救国精神贯长虹。”

离开了冰河，大家的心情很沉重，都在猜想，那个人是几军的？为什么死在了冰河上。就这样默默无言地走到了傍晚。

天傍黑，我们来到了一座木刻楞房子前。这座房子背靠大山，门朝南。屋内一趟通铺，还有锅灶。这座房子应该是哪支部队的密营。今天晚上就要在这宿营了，裴大姐命令金碧荣和张玉春准备做饭，其他同志都出去砍柴禾。

我绕到了屋后，看见有一堆倒树半埋在雪里，上面都是枯树枝，枯树枝点火愿意着，还好往下撅。我想把倒在雪里的树拽出来，拽了几下没拽动，我就站在树跟这头使劲的蹦，刚蹦了两下，只听砰的一声从雪里蹦出来一个人，这个人正面对着我。

我的天啊！怎么这么吓人的一张脸，那脸惨白、惨白的，就像人们故事里讲的鬼……

我一屁股坐在了雪地上，那个人咕咚一下又倒了下去，我吓得变了声的喊：“裴，裴大姐，快来呀——”裴大姐离我不远，听声不对，赶紧跑了过来。

“咋的啦？小李子？咋的啦？”

我已经吓的不会说话了，指着前面那个死倒“那……那……”

裴大姐走到前面一看，又是一个死人。这人穿着灰色的便服，谁也猜不透他的身份，是交通员？还是百姓？

不管怎么样，既然遇到了，也要把他安葬了。同志们找了一个雪坑，把那个尸体放了进去，上面盖上了树枝和雪。

这一夜，我不敢合眼睡觉，闭上眼睛就是那个死人站在我的面前，好多天才过了那个劲。

第二天，我们钻了不少松树林子，上山下山的走到中午，终于来到七星峰东北侧的一座高山顶，这里就是三军四师的密营。密营依山而建，向南开门。当我们接近密营时前方的士兵打了口令。

杜指导员大声回答，我们是六军的，听说我们是六军的，又有那么多的女同志，哨兵就放我们过去了，裴大姐镇静地带我们进了屋，魏处长留在了门外。

这是一所木刻楞营房，里面还做了间壁，间壁墙没有门，挂了片麻袋当门帘。
我们进去时，屋内有一名营长接待我们，态度冷冷淡淡的。这名营长有一米八九的个子，上身穿抗联的军服，下身穿着马裤，脚上瞪着日本毡靴。他腰中系着武装带，武装带上挎着一把日本战刀和一把净面匣子枪，一看就是把好枪。他肩上斜披着子弹袋，真是全副武装。我们进去后，他的手始终就没离开过腰间的匣子枪。

裴大姐看他如此戒备，就说：“我们是路过这里，顺道来看看你们，陈师长呢？我们想见见他。”

这名营长说：“陈师长不在，他有事出去了。”裴大姐在屋里转了转，猛丁的掀起了门帘，原来炕上躺着一个人，正是不愿意见我们的陈云升。

裴大姐说：“陈师长在家啊，咋不见我们啊？”陈云升说：“我身体不舒服，在屋里躺一会。”就在裴大姐在屋内周旋之际。魏处长在房子外面观察动静，他发现好多战士都隐藏在树林子里，因为不知道战士们的思想动态怎么样，就没敢贸然的发出缴械的暗号。

裴大姐在屋内听不到信号，估计是他们有防备，再要周旋也没有什么话好说，这里到处都是杀机，不宜久留。她就和陈云升说：“陈师长，我们是路过这里，既然来了，我们就给大家表演表演节目，唱几首歌。”

陈云生“哼”了一声，算是答应了吧。

裴大姐带我们来到门前的空地上，扯着嗓子唱了一句：“叹了一声中华民族啊，哎嗨哟——”我们大家一起高唱了起来：

“叹了一声中华民族啊，哎咳哟，
叹了一声中华民族啊，
五千多年文化记录啊，
到如今转强为弱，
号称东亚一病夫，哎咳，哎咳，哎咳哟，

可恨的卖国贼徒啊，可恨的卖国贼徒，
封建余毒军阀割据，还如当初，
全都是争权夺势勾结列强做支柱。
列强本有侵略企图啊，趁机钻到中国内陆，
经济政治他们做主，我人民吃穿不够，
还遭屠杀与凌辱。

……

救国是我们的天职啊，哎咳哟，
抗日才是我们的生路，
工农兵学商高举红旗啊，
赴前线抗日反日凯歌旋，
世界我们来做主，哎咳，哎咳，哎咳哟。”

听到我们唱歌，树林里的战士们都走了出来。我们接着又演唱了《九。一八事变那》和《建设新社会呀》。

《建设新社会》是秧歌调，我们一边唱，一边扭：

“建设了新社会呀，建设了新社会呀，
人人那个平啊等啊，民族得解放啊，
最可恨卖国贼呀，出卖东北人民遭殃啊。

……

红旗舞飘扬呀，红旗舞飘扬呀，
一切那个政权那个政权那，我们来执掌呀，
奏凯歌齐高唱啊，手拿红旗的人们来欢迎啊。”

歌声中我们向战士们摆摆手，高喊着：“再见啦——”就撤出了三军四师密营。陈云升和那个营长始终没有出来。

我们虽然没能带出来队伍，但是进行了一场宣传演出 ，相信还是对战士们能够起到一些作用的。

返回的路上，大家都有些后怕，陈云升他们也看出了我们的企图，弄不好，他们的械没缴成，还得把我们搭上。

回到驻地不久，六军一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带着警卫员小萧、排长刘昌友、战士刘宝树、战士马贵、战士马云峰和一个外号叫陈罗锅的交通员，来到了我们这里，这时徐主任已兼任富锦县委书记，他来通知我们，敌人讨伐队正展开大规模的拉网式围剿，这里不能呆了，需要紧急转移。

我们向徐光海主任汇报了去陈云升那里想把队伍拉出来的经过，他批评了我们：“你们怎么能这么贸然行动呢？太危险了，等向上级汇报后再作决定吧。”

我们把缝纫机等一些设备埋了起来，又做了转移的准备，第二天拂晓，在徐主任的带领下，我们出发了。

陈云升简历：

陈云升，中共党员，1917年2月生于辽宁省锦县。1925年后给地主家扛活、种地为生。1934年4月18日在珠河参加游击队，10月任排长。1935年春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团一连任连长。1936年7月任东北抗联第三军保安团团长、团政治部主任。1938年7月17日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四师师长。1939年5月在勃利县投降日寇，先在勃利后去珠河靠做工、赶大车维持生活直到东北光复。1945年在珠河参加了松江军区二团任机枪连连长。1946年2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2月49军434团连长。1949年8月任尚志县示范农场场长、县公安局股长。1953年2月任鹤立河农场大队长、经理科科长。1960年5月鹤立河农场党委对陈云升的历史问题做出结论为叛徒，开除党籍，撤销科长，从17级降为22级干部。1962年12月调到鹤立服务部当更夫。1979年在汤原县鹤立镇服务公司退休。据说80年代病故于尚志县一面坡。

摘自《东北抗日联军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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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11
寻找战友

敌人走远了，天已经黄昏，我想站起来，但觉得两条腿硬梆梆的不能弯曲，就好象不是自己的腿。我勉强从雪坑里爬出来，裤子上的雪已经冻成了一层薄薄的冰，我用手帮助腿做弯曲的动作，经过许多次活动，勉强站了起来。

漆黑的夜空，连颗星星也没有。我突然觉得世界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感到孤独和恐惧。狂风像野兽怒吼，风声里似乎还夹杂着人的哭叫声，我激灵灵地打了个寒颤。

我怎么办？往哪里去？没有星星，辨别不出方向。不能停留在这儿，我必须想一切办法找自己的队伍！我把没有子弹的马枪背在肩上，开始往前移动，并向自己下命令：“勇敢些，小李子，快走！”刚向南走了两步，我又想，到西山、北山看看，也许有负了伤的战友需要去照顾一下，如果能找到该多好呀，我可以背着他，一同去找部队。我向沟塘子跑去，边跑边喊：“同志——”回答我的只有深山的回声。

我又往东跑去，不知什么东西拌倒了我，我就坐在拌倒的东西上，并且用手摸着，怎么，摸到的不是倒木，也不像塔头，低头一看，哎呀！是一颗人头。一嘴黑胡子，露着白牙。我惊叫了一声，头轰的一下，心似乎突然停止了跳动。我的腿像不能控制的机器，只是飞奔，总觉得死人在追赶我。我翻过了一座大山，跑到个小山顶上，突然，又被什么拌倒了，原来是一棵倒木，我实在是没有力气再跑了。

累得浑身都是汗，腿也软了，就趴到倒木上休息了一会，口干得厉害，顺便 抓一把雪送进嘴里。我稍稍镇定了一点，心想，刚才是怎么啦？看见一个死了的敌人就吓成这样子，还像个游击队员吗？我又想起了裴大姐，悲痛地哭了起来。

由于饥饿和一天紧张的战斗，疲劳达到了极点。我多么想睡一会啊！不到几分钟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忽然，我听到了一种怪叫声又冷丁的猛醒了过来，啊！是一群狼，在不远的地方嚎叫，它们好象在争夺什么东西，我立即爬了起来。糟了！身边没带火，不能点火堆，枪里又没子弹，怎么办？难道能让狼把我活活吃掉吗？这样，就再也见不到同志们了！……不！我不能成为狼的肉食，我要活，我刚刚迈入新的生活……是的，我要活下去，我还要消灭更多的敌人，为同志们报仇呢！我想起了李升爷爷教给我的办法，如果听到狼群叫唤声就敲树干，于是，我一边跑一边用树枝敲打着树干，企图吓跑狼群。慌忙中，我一头撞在了一棵树上，额头被树枝戳了一个洞，鲜血立刻糊住了眼睛，我不时被倒木拌倒，额头不停的在流血，鲜血滴在白雪上，但这一切我都忍受着，继续往前跑，爬过了一道道的山和一道道的沟。

听不见狼的叫声了，我停下来，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又将几团白雪塞进嘴去，觉得心神安静了点。被碰破了的额头和脸上火辣辣的疼，头也觉得有千斤的重抬不起来，我斜倚着树干呆望着天空。天渐渐放晴了，星星也露了出来，闪着寒光。午夜狂风刺骨，把雪沙吹得漫天飞。我不知不觉的坐在了雪地上，不知是晕过去了呢，还是睡着了。

待我醒过来时，全身冻得直发抖，身体虚弱无力，两排牙咯咯地直打颤。帆布黄胶鞋和里边的乌拉草全湿透了，脚冻得又麻又疼。我突然意识到脚如果冻坏了，那就一切都完了。这时，耳边又响起了李升爷爷的话：“不管什么样的千里马，如果没有蹄子，都是没有用的。”

今年不象往年在深山里能设密营，负伤的，冻脚的，都可以随时送到密营治疗几天。今年的斗争太严酷了，敌人不断地扫荡，后方医院无法安置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伤员们也只能和战士们一样行军、打仗，好多战士都冻饿而死。

我要想尽一切办法保全两只脚，我开始脱鞋，但脱不下来，难道脚已经冻住了吗？还是因为自己身体虚弱无力呢？我又用全身之力脱了几次，最后好歹脱掉了。我学着李爷爷的办法用雪往脚上的冻处摩擦，约有一个小时，疼痛更剧烈了，好象许多根针同时刺来似的。哦！明白了，这是好转的征候，脚有知觉了。可是手和全身都冻的难以忍受，咬紧牙，继续用皮帽子上的绒布搓擦，然后将脚装进皮帽子里。如果现在妈妈或者裴大姐在我的身边，我一定痛痛快快的大哭一场，可是现在哭又能怎么样呢？不要哭，坚强些吧！我虽然以极大的毅力控制着自己，泪水还是不由自主地滚了下来。

问题又来了，脚搓完了，没有靰鞡草和干脚布怎么办？我打开背篼，找出两块布，想起来了这是今年五月间，在小兴安岭格节河畔，正与敌人战斗时裴大姐送我救急的，现在也不得不拿出来挽救脚了。由于坐的时间久了，好不容易才直起腰站了起来，拄着一根树枝一拐一拐地向前走去。

星星还在闪烁，但东方已经放亮了。青松逐渐从黑暗中出现，森林苏醒了。可以听到破晓前林子中的一切声音，轻轻的松鼠叫声，啄木鸟的啄木声。我觉得像在黑暗里跑了好几年，现在被亮光解放了出来。我以为天亮了一切都好办了，远远传来的狼嚎声，也不象昨夜那样可怕了。

我爬上一个高高的山峰眺望，但山和树木遮住了视线，什么也看不见。顿时，我又忧虑起来了，我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

太阳已经很高了，我又开始没有目的地爬山了。在山坡上有的地方还露出秋天的落叶；有的地方还有枯草，觉得很久很久没见过这些了，我坐下来想暖和暖和，顺手去抓雪吃。天啊，枯草里竟然有一只死老鼠，它伸着四条小细腿，尖尖的小牙，躺在枯草里。我被这只死鼠吸引住了，呆呆地望着它想，毛里裹着的也是肉啊，这块小肉也能充饥呀！李爷爷带我们上山时，不是还烧过花鼠子吃吗？想到这里，我就几次想伸手把它拣起来，但一看它那露出的小黄牙，手又缩了回来，犹豫了半天，结果还是拣了。可一触手心还是觉得麻痒人，连忙又扔了它。我站起来走了几步，又想，在这大雪封山的时候，能遇到这么一块肉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饥饿的痛苦，逼着我回过头来，把死鼠用两片枯黄的叶子包起来，揣在兜里边走边想，要是有火把它烧熟了吃就好了。

我在山坡上遇见一些小榆树，就把榆树枝折下来向嘴里填，把嚼出的发粘的液汁咽下去。一边吃一边将树枝折断装进兜里拿它们作为一天的给养。此时多想喝一口热乎乎的小米粥啊，回想起前天的夜晚与同志们围着熊熊的火堆，那时有避风的炭窑洞，有亲切、善良的徐主任和裴大姐，有顽皮的小马，还有永远也说不完话的金碧荣。可是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裴大姐牺牲了，其他的同志你们都在哪里啊？我的泪水又滚了下来，泪珠落到雪上，结成了冰珠。

又到了一座荒山上，山上有不少的树根，大部分是放倒了的柞树和桦树。乌鸦在树上呱呱叫，一看就明白了，这里有人曾经开过炭窑，我高兴地加快了脚步往前走。走到山顶上，紧紧地依着树看去，西山比这山高，树木也密，山下是一条从西往东方向的窄窄的沟子。突然，发现了沟子下面有烟还有个小房子，并且有人来往。这时天气又开始阴沉下来，看不清前面的景物了。我对这突然的发现不知所措，这是我们的队伍吧？万一是敌人怎么办呢？不！这不会是敌人！我又看见西山有个人站岗，他没看见我。我从山后坡绕了过去，再从沟塘穿过小树趟，找个隐蔽的地方向小房子摸去。我想这可能是第五军周军长的队伍，不然就是我们六军一师。因为据我所知，在这一带只留下五军和六军一师，四军和十一军也有部分人员。

走到离房子二百多公尺的地方，我发现了有穿铁钉皮鞋的脚印，心里顿时一惊，我们的人没有穿这种鞋的。不！不一定，说不定是缴获敌人的鞋，部队里也有少数的同志穿过敌人的鞋，我继续往前爬，又发现有好多人大便过的地方，还有软软的白手纸，啊！我断定是敌人了。我正想着怎么跑，有个穿黄军衣，戴黑口罩的人往前走来，可能是来解手的，嘴里还唱着：“啊尼诺，左拉古呀，奥卡桑……。”忽然他问：“搭来噶？”（日语谁？）

糟啦！怎么办？我灵机一动，不管怎样我先吓他一下，要不然就处于被动，暴露了底细就不好办了。于是我端起空枪喊：“别动！”

“红胡子！”

这个敌人边喊边打起枪来，不一会小房子里的敌人都出来了，向我这边射击。这时，恰巧下起了鹅毛般的大雪，我使出全力跑着，敌人在后面紧追。但这沟塘子树挡的很密，敌人不易发现。我跑过了两座山，敌人的枪声听不见了。

经过这一次，我更加的软弱无力了，觉得胸部堵的难受，接着咳漱了两声，吐了一大口血，眼前一阵发黑，瘫软地躺在了树下。

不知过了多久，我睁开眼睛，想到，我真的要完了吗？我刚刚上游击队才两年，也没作出什么工作成绩，就这样死去，太遗憾了。我应当更多地打死敌人，为死者报仇！我不能只为我自己活着，我还要为牺牲的同志活着，他们没作完的事情，我还要接着作下去啊。

太阳已经斜西了，我手扶着枪坐了起来，如果今晚没火，就是野兽不把我吃掉，也要冻死的。我是革命军人，又是青年团员，我没有权利等死，对！不能等死，我得走，一定要在天黑前找到队伍。

走啊，走啊，我拄着一根树枝，艰难地迈着步，走一会停下来喘一会气。我走到了一个山坡的小沟，发现在一棵青松下有一个泉眼，冒着白雾，潺潺地流着。啊！泉水，救命的水啊！我跪在泉边的岩石上，打碎泉水周围的薄薄的冰层，喝起水来。水是那样的清甜，喝呀，喝呀，心里舒服多了。我的眼光落在泉边的小石子上，忽然想起小时候爸爸给我讲过的故事，他说石头能够打出火来。是啊，我怎么早不想到这个办法呢？我拣起了两个石子，从棉裤被刮破的地方揪点棉花，用两个石子敲打了起来，石头蹦起了火星，可就是点不着棉花。打了好久，手没劲了，还是没点燃。

爸爸！爸爸你在哪里呀！快来救救你的女儿啊！自从上了山就再也没见过爸爸了。我手捧着小石头，又哭了起来。忽然看到泉水里映出了我的面影。

瘦小的一张脸上有被划破的伤痕，下巴因吐血而残留着血迹，脸上泪痕斑斑，充满了忧愁和绝望，这是我吗？多可怕啊！忽然我发现了肩上的血，这是哪来的血？这是小马的血啊！小马，多么好的同志，他牺牲了，我还活着，对！我还活着，为小马，为裴大姐，为所有牺牲的同志活着，我要报仇！

我又站了起来，往山坡上走，在阳坡上看见了枯黄了的细软的羊胡子草，草上面盖着一层雪。我想，这细草也可以当作靰鞡草用呀，便坐下来拔草，换下胶鞋内湿透了的包脚布。

就在我把包脚布放进背篼里的时候，意外的惊喜出现了，我竟然在背篼里发现了半盒火柴，一定是裴大姐给我放进去的。有了火柴就有了希望，我第一个想头就是赶紧把那只死老鼠烤吃了，我弄了一些小树枝和一些枯草，颤抖着手，划了两根火柴点起了一个小火堆，我把那只死老鼠用柞树叶包起来，放在火上烤的黑忽忽的，闻着烧焦的糊香味，我已经迫不及待了。不一会功夫一只死老鼠就进了肚，连肠子都被我吃掉了。

天已渐渐变晴，太阳横在西山上，它的光芒越来越微弱了。只是在松树梢头，还留着落日的寒光，林中灰暗的暮色浓了起来，几只兰色的山雀，就是我们叫做“蓝大胆儿”的鸟，跳跃在树梢头上，唧唧喳喳地私语，似乎它们在商量着：“天黑了，进窝去吧。”

忽然从什么地方飞来一只喜鹊，在白桦树上啼叫。它在这老林子里，没见过像我这样孤单的一个人吧，喜鹊，喜鹊，难道你给我送来喜讯吗？请你告诉我，游击队在什么地方？喜鹊望着我，它“喳喳喳”地叫了叫，便向北山飞去了。好吧，我跟你去，我随着喜鹊飞去的方向走去，茫茫的夜幕又把我吞没了……

我往高山爬，希望能看见队伍露营的火光，几次把挂在天边的星星当火光奔去，几次把树枝与树枝的碰击声当作有人喊我。可是回答的是山的回应声。猫头鹰在寂静的夜晚瞪大了眼睛，噼里啪啦地追逐，吓唬人。我筋疲力尽了。我对自己说：“不能躺下，不能躺下，躺下你就再也爬不起来了……”忽然望着正前方有个亮，越来越大，仔细一看，原来是月亮爬上了对面的山头。

我向山下望去，山下也有个红亮，这也是星星吗？我已经分不清天上地下了，我擦擦眼睛，以为自己的眼睛花了，我又向下看去，啊！是火光！我像看见了救星，向着火光扑去，不！几乎是在爬行，我已经不会走路了，倒木不断地挡住去路，我就从倒木上爬过去，爬啊，爬啊，离火堆只有三四百公尺远了，我忽然停下来想，万一又碰到敌人呢？我的心在剧烈的跳动。我必须在天亮前探明前方是什么人，我极力小心地爬，惟恐碰得树枝响，但是，身体已经不受我的支配了。爬到离火堆一百多公尺的时候，我听到有人走到火堆旁说：“报告狄连长，西山坡有动静，但听不大清。”

“同志们，快起队了。”有人喊，我听到“同志”两个字。一切都明白了，这肯定是自己的队伍啊，我使出最后的力气向火堆扑去，没等到火堆就不省人事了。

待我醒来时，吴玉光主任狄连长等人正扶着我的头，喂我水喝，嘴里不住地喊“小李子！小李子！”我睁开眼睛，看到同志们紧张而又充满关爱的面孔时，只说了声“同志们……”泪水就夺眶而出，长久地说不出话来。

吴主任一边劝一边问我：“小李子，不要哭了，你快说说，徐主任和裴大姐怎么样了？”

我断断续续地把战斗经过讲给了他们，同志们垂下头都哭了。片刻后，吴玉光主任站起来向大家说：“同志们，牺牲了的同志，没有看到我们的胜利先走了，我们今后的斗争更加艰巨。”这时他的声音渐渐变得有力和激昂：“同志们，让我们把眼泪擦干，把悲痛和仇恨变成力量，把这一艰巨、光荣的任务担起来，继续去完成烈士们没有完成的革命事业，去为牺牲的同志报仇雪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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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12
踏着血迹前进

我跟随着六军四师吴玉光的队伍，来到了一个后方密营，这是一所木刻楞的房子，曾经是后方的医院，离六军一师的被服厂不远。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在张家窑战斗中死里逃生跑出来的警卫员小萧、战士马云峰、刘宝树、张佛爷和一师被服厂厂长朴英善。

从他们口中我们听到了徐光海主任已牺牲的悲痛消息，据警卫员小萧、马云峰和刘宝树讲，那天还没等转移到东山，他们十多个人就被敌人的马队冲散了，只有他们三个人跟在徐主任的后边。战斗中徐光海主任被密集的子弹射中，他永远的倒在了雪山上……

剩下的战士看到敌人多于我们数十倍，没敢恋战，含着眼泪望一眼徐光海的遗体，钻进了东山密林。

张佛爷被敌人的马队冲散后也钻了树林，朴英善厂长跑进了沟塘子里，塔头墩子里没人深的枯草把她盖住了，敌人撤走后，她和张佛爷两人会齐，一同来到了这个密营。

听到徐光海主任壮烈牺牲的消息，同志们悲痛万分，我更是哭得说不出话来，我从三岁就认识他，他待我像自己的亲妹妹，前几天还在一起吃饭，行军打仗，如今他却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再也看不到他亲切的面容，听不到他喊我小李子了……

徐光海同志原名徐炳仁，朝鲜族，1907年生于朝鲜庆尚南道密阳郡，1913年因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压榨，来到东北，最后在黑龙江省汤原县梧桐河东岸落户。他和我的哥哥李云峰都是松东模范学校的第一批学员。1930年秋在反对福丰稻田公司的减租运动中，受到革命风暴的洗礼，不久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徐光海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化装宣传队，到汤原、萝北煤矿、金矿和佳木斯、鹤岗等地进行抗日宣传。

1933年6月，汤原中心县委派徐光海等人到号称“阎王”的一支义勇军里去做争取、改造工作。1934年10月，他带领“阎王”队中的21名义勇军参加了汤原游击总队。从此，他率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打击日伪军。1935年3月12日，他率队化装成伪军突袭桦川县火龙沟大地主姜家大院，一举解除了伪自卫团的武装。9月又智取集贤县何梦林地主大院，扩大了游击队的影响。1937年2月，徐光海任抗联第六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

1938年春，北满临时省委决定北满抗日联军主力向黑嫩平原远征的同时，指定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和一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二人领导下江留守部队。徐光海回师松花江南岸，坚持游击战。

1938年11月16日，北满临时省委任命徐光海兼任富锦县委书记，他联合地方幸存的部分党员重新组建富锦县委，继续开展抗日救国斗争。23日徐光海带领锅盔山后方医院和被服厂的二十余名工作人员转移时，在宝清县张家窑与叛徒陈传和的伪军三十五团遭遇，激战中，不幸中弹，英勇牺牲，时年31岁。一位智勇双全的英雄就这样倒下了，他留给了我们无尽的哀思。

连日的奔波和悲痛，我再也挺不住了，我好像是得了急性肺炎，发起了高烧，朴英善厂长睡在我旁边，她听见我在不停地说着胡话：“徐主任——裴大姐——你们在哪？你们等等我……”

昏迷中我感到朴厂长喂我吃一种树皮熬的中药，她还用湿手巾给我降温。

不知道睡了多久，我终于醒了过来，可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我看到同志们正准备去给牺牲的战友去收尸，就爬了起来，也要跟着去，大家都说，小李子，你就别去了。

我说：“不！说啥我也要最后看一眼徐主任和裴大姐……”

吴主任在旁边说：“让她去吧，走不动，我们换班背着她。”

我拄着一根棍子，默默无言地跟着战友们向姜家窑战场走去……

我们先来到了东山脚下，首先找到了裴大姐的遗体，裴大姐身中数枪，倒在雪地上，残忍的敌人剥光了她的衣服。

裴成春一家，姐弟四人，她（他）们都是汤原早期的共产党员。“九一八”事变后，家住萝北梧桐河西村的裴成春，接受了地下党的革命教育，毅然决然地冲破封建婚姻的束缚，勇敢地走向抗日斗争的前线，参加革命后他鼓励自己的三个弟弟：“参加革命是有危险的，但不革命是没有出路的。革命就要革命到底……”她还和三个弟弟立下誓言：“要为革命洒尽最后一滴血……”1932年裴成春光荣入党。

1933年她勇敢地承担起妇女救国会主任的重担。同年秋天，调入汤原游击队。至此，裴成春和她的三个弟弟裴锡哲、裴锡久、裴敬天，姐弟四人全部成为第一批汤原游击队队员。

1935年，汤原游击队改为人民革命军，在老白山建立了被服厂、兵工厂和后方医院。

1936年，汤原游击队已发展为抗联第六军。为了解决部队的服装问题，六军决定建立帽儿山被服厂。

1937年1月，朔风怒吼，大雪飞扬。裴成春带领仅有的几个人马从老白山来到了帽儿山。她们身背大锯，手握斧头，开始了伐木建厂房。只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一栋整齐的厂房耸立在密林间。大批的军服、军帽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前线指战员的手中。

1937年11月间日寇开始了冬季讨伐，战斗残酷、激烈。由于伤员的增多，上级决定将被服厂改为后方医院。不久在耿殿军团长和六军军医的护送下，二十多名西征负伤的伤员来到了帽儿山。被服厂的同志在裴成春的领导下，开始了紧张而又繁忙的抢救工作。为了祢补药品的不足，她们顶风冒雪，翻山越岭，攀藤爬树，采冬青、五味子、枸杞子、老鸹眼树为伤病员补养、消炎。

1938年3月15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后方医院被敌人包围，裴大姐在枪林弹雨中与敌人周旋，带领伤员和部下途经四块石，后又转移到后方医院。

1938年5月，裴成春和原被服厂人员被调到六军教导队，任支部书记，从此随大队一起行动。

1938年11月23日，在这个黑色的日子里，徐光海和裴成春所带领的小部队在完达山脉遭遇了伪军三十五团，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终因寡不敌众裴成春和她的战友们壮烈牺牲，以身殉国。裴成春同志以实际行动，实践了她和三个弟弟共同立下的“要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在裴大姐的旁边，我们看到了战士老李和老王的遗体，我们又爬到山上，找到了小马和刘昌友排长的遗体。

同志们流着眼泪砍来了树枝，把五位烈士火化了。

我们又向东山走去，在一个小山坡上，看到了一具无头的尸体，身上穿着日本的军大衣，泪水再次模糊了双眼，这就是我们尊敬的徐主任啊，他那天到我们被服厂，正是穿着这件大衣，衣服前襟烧了个大洞，还是我给逢起来的，现在我透过泪光看见了那个洞仍旧在那里。当同志们看到徐主任连头颅都没有了，悲愤交加，高喊着：

“为徐主任报仇！报仇！报仇！”

松涛在呜咽，雪山在颤抖，震耳的吼声久久地在山间回响！

吴玉光主任当场写下了一首悼念歌曲《踏着血迹前进》：

“巍巍完达山，
茫茫的完达山，
啊——
光海主任他抛下头颅，
抛下头颅，
裴大姐她洒尽热血，
洒尽热血，
昌友，小马献出了青春。
茫茫的雪山染出了殷红的路，
战友们挥泪，松涛在悲泣，
啊——
战友们啊，战友们那，
踏着血迹向前进那，
踏着血迹向前进，
向前进啊——！”

后来我们听说敌人砍下了徐光海的头颅，先是在窦家围子（现民主乡），挂在电线秆子上示众，因为窦家围子是我们抗联六军的根据地，这里的好多农民放下锄头参加了抗日军，部队的给养也是当地的老百姓给筹集，部队战斗中的战利品也都放在老乡家中。我们和当地百姓早已形成了鱼和水的关系，敌人妄图用徐主任的头颅来震慑当地的群众，可他们没有料到，百姓们看到这一情景，更是悲愤填胸，心痛欲裂。老乡们偷偷地擦去眼泪，在家中设下徐主任的灵位，烧香礼拜以此祭奠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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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12
大旗杆战斗

吴玉光主任带领的队伍又要出发了，这支队伍将要去富锦县和宝清县之间一个叫“大旗杆”的地方去和六军一师代理师长陈邵宾会合。

1938年四月，六军一师师长马德山在战斗中以身殉国，北满临时省委任命陈邵宾为代理师长。

我的病还没好利索，身体非常虚弱，胸部总是在痛，咳漱不止。临走前，吴主任不让我随队了，他让我就留在这个密营养病。

听了吴主任的话，我的眼泪在眼圈里直转，说啥也要跟着队伍走，咋也忘不了那两天两夜离开队伍的日子。如今部队就是我的家，我不能做一个离开家的孩子。

自从到了部队，第一次不服从命令了。我和吴主任说：“就带我走吧，不要把我留在这里，我能跟上队伍，”说着，说着，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我越哭越厉害，呜呜咽咽地说不出话来了。

这时，朴英善厂长也在帮我说话：“吴主任，就把小李子带上吧，路上我来照顾她。”

吴主任也没说同意还是不同意，打了个咳声，就出去集合部队了。我赶紧收拾东西，拄个棍子站到了队伍里。

队伍钻出了山林，眼前是一望无边的大雪原，我们坐在了林子边，要等到天黑才能穿过这片雪原，因为这里没有一点可掩藏的地方。

天黑了，看不到月亮，满天的星斗，部队开始了急行军，耳边只听刷刷的脚步声和战士们呼呼的气喘声，我跟头把势的小跑着跟队，枪和背篼都是战友替我拿着。

这一夜，部队没有休息，走出了一百来里地。

队伍来到了一片湖泊，眼下正是十冬腊月，西北风扫净了湖面上的积雪。湖面冻得像一面镜子，人上去根本站不住脚。队伍上去后，咕咚、咕咚的直摔跟头。朴厂长拽着我，我们互相拉扯着，好不容易才走出了那片湖泊。

大旗杆这个地方很像梧桐河，也是沼泽地，一片一片的疙瘩林分布在沼泽地上，如今的沼泽地都变成了冰面。听说陈绍宾的营房就在这其中的一片疙瘩林子里。这时，天已放亮，我们接连找了三个疙瘩林，才找到陈绍宾部队的所在地。

陈绍宾部队的营房隐藏在疙瘩林子里，疙瘩林里长满柞树和榛材棵子。这是当地百姓盖的一栋草房，百姓们都搬走了。离草房不远是一条东南方向的冰河，草房前还有一台碾子（脱谷皮的工具）和一个大锅灶。在营房的四周，一道榛材棵子后面，离冰河不远的地方挖了一条半人深的战壕。

我们到了这里，发现陈绍宾师长并没有在这儿，原来他在离这里不太远的一座叫“青山老道庙”的地方养伤。接待我们的是张团长和白福厚团长，他们俩带着100多人的兵。

一夜的急行军战士们又饥又渴，又困又乏，坐下都起不来了。看到我们来了，张团长忙着张罗弄早饭。他这里也没有粮食了，原有的小米已经吃光，只剩下一些谷糠。只见几名战士换班推碾子把那些谷糠都碾成了细粉，炊事员又用大锅把细粉熬成汤。大锅咕嘟咕嘟的开了，战士们都咽着口水，米糠粥熬好后，每人分了一碗。

哎呀！这是什么粥啊，直扎嗓子眼，根本就咽不下去！张团长看到大伙难受的表情，抱歉地说：“同志们实在是没办法了，大家先将就着垫巴，垫巴，肚子里没食儿不行啊！”

听了张团长的话，我们都默默地把那碗米糠汤强咽了下去，尽管不顶饿，心里总算还热乎点。

就在这时，前哨忽然来报：“报告！南边有汽车开过来！”

听到报告声，张团长和白福厚团长立刻下令：“全体进战壕，准备战斗！”战士们听说来了敌人立刻精神了起来，马上带着武器跳进了战壕。

从战壕里望去，冰面上七、八辆汽车拉开距离，并行的向疙瘩林开来。大约在2000米处，敌人都从车上跳了下来。他们有七十人左右，大部分是伪军，也有日本的教导官。

我们趴在战壕里，机枪手杨凤鸣、王春和一个姓李的战士架起了一挺轻机枪。透过前面的榛材棵子我们看到，敌人正拉开了距离向前走，在200米左右距离时他们卧倒向前爬行。当敌人爬行到100米距离时张团长和白团长一声令下，战士们一起开火，密集的子弹向敌人射去。敌人也许没有料到这片林子里有抗联部队，并且已经有所准备，他们马上掉转头向后撤去。

敌人可能从新作了部署，第二次从三面包围了上来，在离我们200米远的一片榛材棵子里停了下来，看到敌人停了下来，我们开始演讲和唱歌了，这时天已经到了中午。

我们首先向他们宣讲了《告“亲日满军”官兵书》：

“伪军士兵们，现在已经是中华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了，你们应该掉转枪头，打日寇，救国自救。

你们再不要受日贼的欺骗，不要做那丧尽天良，堕落人格，中国同胞手足相残的勾当了。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替日寇当炮灰，不打抗日军。

日贼今天利用你们，中国人杀中国人，明天以后挑起世界大战，你们就是前线的替死鬼，前途无穷黑暗。只有抗日救国，才是光明伟大。你们把枪口转向日贼抗日救国，为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子孙后代求幸福吧。

从卢沟桥日贼挑动抗日大战后，被压迫开到前线去的一切满军都在关里举义反正抗日，你们怎么还在执迷不悟，观望徘徊，实在是自误。你们立刻团结起来，抗拒日贼，与抗日联军共同奋斗，抄日贼的后路。”

听到了我们的《告“亲日满军”官兵书》，对面榛材棵子里的伪军们都鸦雀无声。我们紧接着又唱起了《满洲士兵觉悟歌》：

雨洗山林一色新，我劝亲日军，你们快回心，别在梦中睡沉沉，现在日军尽是欺骗人，建立满洲国。同胞们快回心，哗变出来打日本，驱逐日寇都一心，将来都是抗日军。

……

风吹窗棂好美音，月影西沉沉，独坐自思寻，思想起来真伤心，二老离散妻儿难知音，不知生与死。兄弟们觉悟吧，为何替日杀中民，全是长官欺骗人，不如去当抗日军。

……

这首歌还没唱完，对面树林子里有了动静，我们听到一个日军的指挥官在那边“八嘎！八嘎!”的骂人。我们没有管这些，接着又唱起了《满军哗变歌》：

满洲军官、士兵们，再莫睡沉沉，日本是罪人，烧杀抢掠我东北，屠杀强奸 ，眼看将国亡，国亡在眼前。我同胞三千万，我民众四万万，世界文明我占先，我们武装在手边，为什么自相残，赶快全体来哗变，参加反日的战线。

……

满洲军官、士兵们，再莫睡沉沉，赶快打精神，调转枪口向日本，不打抗日救国联合军，勇敢杀敌人，收复回我中华，推翻傀儡“满洲国”，一切权利归人民，到那时你立功劳，冲锋杀敌我们高，民众英雄勋章耀，青史记载美名飘。

……

对面的日本指挥官再也沉不住气了，他们“嗷嗷”叫着，挥舞着指挥刀，逼着伪军往上冲了。

就在唱歌的同时，我们这边调整了战略，白团长带着一个团还坚守在这里，张团长带着一个团跑向了战壕的那一头，两个团分散开以对付三面包围上来的敌人，我仍旧跟在白团长的队伍里。

敌人离我们越来越近了，200米，100米，在日本指挥官的督战下，他们的机枪响个不停。战士们急着要打。白团长小声地说着：“别着急，别着急，听我指挥，准备好手榴弹。”

50米，敌人离我们50米了，白团长大喊一声：“手榴弹，机枪”。刹时，所有的手榴弹甩向了敌人，我们的机关枪也嘎嘎地响了起来。

敌人的机枪顿时哑了，机枪射手被我们给打死。他们惊慌失措地拽着尸体又撤了下去，机枪都不要了。

与此同时，张团长那边也打死了敌人的一个少佐。那边的敌人也拽着尸体败下阵去，只留下了一顶帽子。敌人再也不敢组织冲锋了，他们仓皇地上了汽车，把车开走了。

战斗胜利结束后，战士们都很兴奋。我们获得了一挺崭新的重机枪。那挺重机枪发着蓝幽幽的光亮，战士们都爱不释手。

这次战斗我们牺牲了两个人，张团长那边的毕副官在转换阵地时牺牲了。我们这边，一个小战士急着要大便，他不听命令，跑出了战壕，被敌人打死了。

战士们找了个雪沟，含泪掩埋了牺牲同志们的尸体，上面盖了好多的树枝。

战后，指战员们分析，为什么敌人会这么准确地知道我们的消息呢？一定是出了叛徒，由此联想到徐光海主任的牺牲，最后大家把目光聚集到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就是交通员陈罗锅。后来事实证明确实是陈罗锅叛变了革命，他先后带敌人围剿了徐光海队伍和跟踪吴玉光的队伍，所以，才有这次战斗。解放后，他隐蔽了下来，在伊春市被六军四师的战士朱学成在一列火车上认出，报告了组织，后被地方政府正法。

大旗杆这里不能久留，敌人会纠结大批的军队回来报复的。张团长和白团长，高喊着：“起队”，部队快速地转移了。

太阳还没落山，西北风嗷嗷地刮着，天地间一片灰蒙蒙。战士们还是早晨喝的那一碗谷糠粥，一个个冻得浑身瑟瑟地发抖。顶风冒雪的部队向东北方向转移，我们要去“青山老道苗”找陈绍宾师长。

从雁窝岛北侧绕了过去，后半夜我们来到了一座山前，越过山前的一条小河，半山腰有一座老道庙，陈绍宾师长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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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13
青山老道庙

后半夜我们来到了“青山老道庙”，靠河套有一个石头砌的灶台。老道庙里只能容纳十来个人，部队只好在野外露营了。赵军需官看了一眼我和朴英善厂长，就说女同志进屋里休息吧。朴英善厂长说：“我不进去了，小李子有病，让她进屋吧。”

赵军需官把庙门打开，屋里漆黑一片，我一脚迈了进去。这一下可不得了啦。也不知道拌到了什么，一下子就趴在了那里。耳边只听得有人在嚷嚷：“谁啊？真缺德，踩到我脑袋啦。”我嘴里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想爬起来，可到处都是人的胳膊和大腿，我咋也爬不起来，只听不断的有人喊：“大半夜的，谁啊？”

“我啊，我爬不起来了……”

这时，我听到有人在小声喊我：“往这来，往这来。”我顺着声音从人身上爬了过去，用手摸到了锅台和炕沿，我坐到了炕沿边。那个喊我的人又问我：

“你是谁啊，哪来的，是不是小凤啊？”

啊？在这碰上了熟人，我赶忙回答：“是我啊，你是谁啊？”

“哎呀！真是小凤啊，我是老苗啊，快，快过来。”

哦，我想起来了，是苗事务长，夏天在梧桐河开联军会议的时候，他随陈绍宾到过梧桐河，我们在一起联欢过，我还给他补过衣服，因为他和我哥哥李云峰在一起呆过，所以别人都喊我小李子，惟独他喊我小凤。

在这遇到了苗事务长，我俩都很高兴。他和我说：“你快爬上来，躺我这儿，我去熬饭。”说着话，他就起身下了地。谁知道，我刚想在他躺过的地方躺下，两边的人一翻身，就一点地方都没有了，我再也躺不下去。没办法，就只好坐在了炕沿边，把两只脚，搭在了灶台上。

我开始仔细地打量着这个黑屋子，忽然发现在墙旮旯有一闪一闪的微弱火光，一阵烧鸦片的香气隐隐传来。啊！这里怎么会有人抽大烟？

十一岁那年我割过大烟，也目睹过别人怎样吸大烟，还知道大烟的气味，可是想不到这里会有人抽这个。

过了一会那个火光熄灭了，老苗也拎着水和柴禾进了屋，外面的天蒙蒙亮了。

老苗往锅灶里加了水，点燃了柴禾，水开后他又咕咚，咕咚地往锅里倒些冰块样的东西。

哎呀！锅里是什么东西啊，怎么满屋子又腥又臭！

这时，天也更亮了。我看到炕上挤了七、八个人，他们是七军的女战士金哲，她丈夫是和崔镛建一起创办松东模范学校的南老师，已经牺牲了，金哲同志带着八岁的儿子南阳住在这里。七军姜国臣团长和夫人刘淑清，七军女战士柳明玉，伤员李排长和护理员，还有一个人，五十多岁，大家喊他刘四爷。

地下横七竖八地也有十来个人，陈绍宾睡在墙角，身下铺着厚厚的蒿草。他的旁边是周云峰，就是夜间抽大烟的那个人。夏天五月份的时候，因为他抽大烟，带垮了队伍，张寿篯政委曾派王明贵去接收他的队伍，当时只带回了第七团。第八团被他留住了，当时让他停职反省。没想到他到现在大烟也没戒，手下的战士也都跑没了，不过大家还都喊他周主任，可能上级也没有明确下文件撤他的职吧。

借着窗外射进来的冬日晨光，我又一次看到了陈绍宾师长，这是一个五十来岁的个子不高的小老头，留着两撇小胡，穿着一套缴获日军的黄色旧军装，他用有些发尖的嗓音喊着大家：“都起来啦，都起来啦”。

大家起来后，开始分饭了。分的就是锅里炖的那又腥又臭的东西。

原来这里也断了粮，战士们上雁窝岛去捞鱼，天寒地冻没有工具，发现鱼亮子上有打鱼人堆的垃圾，垃圾堆里有秋天他们吃剩下的鱼头，鱼尾和鱼下水，几个战士给刨了回来。老苗往锅里倒的就是这东西，他还加了不少咸盐，说是去腥。

每个人分到了一碗臭鱼汤，这汤实在是太难吃了，鱼鳞咬在嘴里咯吱、咯吱地，有的人吃了一口就吐了出来。

可怜金哲带着的那个八岁男孩，也得吃这个。那个男孩长的很可爱，瘦瘦的，两只大大的眼睛一眨一眨的，非常机灵。

吃过饭以后，吴玉光主任，张团长，白福厚团长都进屋来开会了。

吴主任先发言叙述了徐光海和裴大姐他们牺牲的经过，大家听了心情都十分的沉痛。半晌没有人说话。

接下来讨论今后部队的去向问题。陈绍宾和周云峰的意见是，就在这一带活动，坚持游击战。

白富厚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他认为这一片是七军的地盘，我们在这里活动缺乏群众基础，再说这里是平原，不好隐藏，不如回宝清、双鸭山、集贤，那里山连山，适合游击战。

吴玉光基本赞成白福厚的观点，他认为实在不行就过松花江回汤原、萝北一带，那里是六军老区，群众基础好和省委联系也方便。

陈绍宾还是不愿意走，他又提出来，这里离苏联比较近，咱们先和七军联系一下，看他们是什么意见，咱们再做决定。他和吴玉光说：“七军军长崔石泉（崔庸建）是你的老师，你去找找他，看他怎么说。”

吴玉光想了想，同意了陈绍宾的建议，先去找七军，看看是否能联合行动。白福厚团长还是不太同意这一做法，最后的决定是，吴玉光带队先去找七军，等他回来后，再决定部队的行动方向。

吴玉光主任在这里碰见了下江特委书记黄成植，黄成植是我的好战友金碧荣的丈夫。吴玉光的妻子李桂兰，黄成植的妻子金碧荣，都在战斗中被俘，那天，我看见他俩坐在了一起，想起生死为卜的亲人，都留下了眼泪。黄成植还把我喊了过去，让我再给他讲讲小金子是怎样被抓去的，我又详细的给他叙述了一遍，我们大家的心情都十分的沉重。

黄成植同志曾是北满团省委书记，后到下江任特委书记，1937年去佳木斯视察工作，被敌人发现追击时负伤，受伤后，住在佳木斯市第一任市委书记董仙桥家里养伤，他伤的较重，又是枪伤，没办法留在佳木斯。后来，由董仙桥同志的夫人，把他打扮成个女人模样，然后赶着马车把他送出了佳木斯。出了佳木斯以后他找到了徐光海部队，徐光海将他护送到七军崔庸健那里，1937年冬去苏联治病，伤好回到七军，七军派姜国臣将他送到了“青山老道庙”。他准备重返下江，继续开展工作。

第二天，由姜国臣团长和警卫员带路，吴玉光和张团长各带一名警卫员，金哲同志要归队，她带着八岁的儿子，他们一行八人上了路。

几天后的下午，阴霾的天空飘着清雪。姜国臣团长带着警卫员回来了。他带回来一个令人悲痛万分的消息，吴玉光主任、张团长、二名警卫员、金哲同志和她八岁的儿子全部壮烈牺牲了。

听到这一消息，我们全都震惊了。

据姜国臣讲，那天他们先到了饶河县境内的“十八垧地”，七军原先的驻地，扑了个空，又去了“暴马顶”，在那里遭遇敌人，除他带警卫员跑出来外，其他人员全部牺牲。

我们又失去了一名优秀的师级干部，吴玉光同志1909年生于朝鲜庆尚北道义城郡安平面。1917年全家迁居到吉林省桦甸县大荣沟，读过四年书，毕业后在珠河县（现在尚志市）三屯当小学教员，并参加反日活动。1930年冬全家又搬到萝北县种地。1933年末参加汤原反日游击队当班长。1936年初，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成立，任四团政治部主任，9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四师政治部主任。1937年7月负伤，最后在饶河县暴马顶战斗中以身殉国。

我们忘不了，不久前他还作歌悼念徐光海和裴成春，没过几天他自己也变成了烈士，而且连遗体都没处去找……

青山老道庙也不能再呆了，敌人随时能追踪到这里，部队又立刻转移。

太阳落山后，部队绕过了雁窝岛，这里离敌人的驻地大和镇不远，所以我们要快速通过一片冰雪地。冷风飕飕的刮着，人站在冰面上都能刮跑，飞雪像细沙一样扑打着人面，顶风冒雪的好不容易我们钻进了一片疙瘩林。

树林子里，风稍微的小一些，这时部队已经断了两天粮，再也挺不下去了。

陈绍宾师长有一匹马，人都没吃的，那马也饿的只剩皮包骨了，走路直打晃，重机枪都驮不动了。在这种情况下，白福厚团长提出杀马，陈绍宾也同意了。

战士们含着眼泪用战刀杀死了那匹瘦弱的战马。我们几个女同志和苗事务长、邓事务长一起给大家分马肉。

一百来号人分一匹瘦马，实际上分到手里的只有可怜的一小块。马的内脏和好一点的地方都分给了伤员。我们用三块石头架起了一个脸盆，底下点上柴禾，化了半盆的雪水，水开后，战士们把自己分到的那小块马肉放到开水里浸一浸，等不冒血水了，就捞出来放到自己的盐口袋里，一会啃一点点。

给指战员们分完马肉后，我们几个女战士、事务长和军需官已经没什么可分了。后来苗事务长给我们女战士每人鸡蛋那么大一块的疙瘩肉，一边把肉递到我们手里，嘴里一边嘀咕：“这是好地方，没骨头，给你们吃吧。”

最后还剩了四个马蹄子，赵军需官、苗事务长、邓事务长和一名警卫员各分一个。他们把那四个马蹄子在火上烧糊了，又放在开水里浸了浸，也都放到了盐口袋里，饿急眼了，用刺刀削一点，舍不得多吃。

部队就在这个疙瘩林子里露宿了一夜。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和朴厂长到疙瘩林边的一条没封冻的小河边想洗把脸，风还在刮，雪还在下，迷茫的雪雾中我忽然发现远处有几个小黑点，我们跑回来报告了白团长，白团长立刻命令部队：“点数！”

经过人员查点，发现丛排长、李班长和一名战士不见了。大家明白，这三个人，是开小差走掉了。战士们都高喊着要去追，其实雪大风狂，又没有马，想追回来是不容易的。这时，站在旁边的黄成植书记说了：“让他们走吧，他们是秋天的落叶，要落就让他们落吧，我们是高山上的青松，天塌下来，我们顶着！”黄成植的话，鼓舞了士气。

1938年的冬天，严寒、饥饿，危险，考验着每一名抗联战士。

我清楚的记得，那个姓丛的排长，有一支崭新的马盖子步枪，带着三棱刺刀，真可惜，他把那支枪也带走了。

队伍开始分批出发了，有战斗力的指战员随陈绍宾师长和白福厚团长往东南方向奔完达山。杜指导员带着伤员，年纪大的和女同志去锅盔山，等他们打完仗与我们会合。

我们的队伍里有：杜指导员、黄成植书记、七军姜国臣团长、周云峰主任、苗事务长、伤员大个子李排长、伤员黄龙吉排长（他枪打的好，外号叫黄炮）、小个子李排长（外号李炮）、战士老温、小战士小刘和刘四爷，女战士有朴英善厂长、柳明玉、刘淑清和我。

我们这十几个人的小队伍向锅盔山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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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25
缴获了敌人一辆汽车

湖面上刮起了大烟泡，风声像野兽一般的嚎叫，狂风卷着雪雾形成了一股一股的雪浪。刮得我们直转圈，睁不开眼睛，张不开嘴，对面看不见人。

眼前是一片连着一片的大小湖泊，没有一点能挡风的地方。冰湖光的像一面镜子，人上去站不住脚，一迈步就咕咚、咕咚的直摔跟头。大家的头都摔得嗡嗡直响，倒下去的时候还要尽量护着枪，怕把枪摔坏了。

好象是到年跟前了，天上没有月亮，冰湖泛着深蓝的微光。正是三九、四九打骂都不走的时令。天气那个冷啊，冷的心好象都要冻住，脸冻木了，手脚冻僵了，棉帽子上，眉毛上，都挂满了厚厚的白霜。

这里的冰湖，是从七星峰山上流下来的水形成的，当地叫做七星泡子。大大小小的泡子遍布在草原上，到了冬天就变成了一望无边连成了片的大冰湖。

队伍在风雪中艰难地行进着，战士老温和小刘是尖兵，走在队伍最前头，杜指导员带队走在队伍的中间，我们要照顾着几名伤员，走在后面。大个子李排长伤势最重，他伤在了腿部，寒冷的天气，缺医少粮，好人都顶不住了，更何况是伤员，出发前他又患上了重感冒，发着高烧，开裂的嘴唇上，一层厚厚的白皮。伤员黄龙吉排长子弹打在了腮帮子上，牙都打碎了，吃饭那个费劲啊，我们看着都心酸。小个子李排长伤在胳膊上，算轻伤员。其实杜指导员和黄成植也是伤口刚刚愈合。

我和伤员黄龙吉是老乡，都是朝鲜族，还是在梧桐河的时候就认识他。他那时已经成家了，他的妻子难产生下个男孩，可惜那个孩子生下来就死了，后来他的妻子也病故了，黄龙吉同志是汤原游击队第一批上山的队员之一。

我们在冰面上走出不多远，大个子李排长的腿就不听使唤了，他倒在了冰面上，再也起不来。战士们这时也都十分的虚弱，李排长还是个大块头，谁都背不动他，同志们只好换班架着他走。李排长和同志们说：

“不行了，实在走不动了，你们不要管我了，就把我放这儿吧……”

同志们都说：“说什么呢？说啥也不能把你扔下，你挺着点，走过这片冰湖就没事啦。”

前面出现了一条小溪，溪边长着一人高的柳树。战士们已经累的筋疲力尽，大个子李排长的腿更是一步也挪不动了，大家几乎是拖着他在冰面上滑。这时杜指导员说：“大家原地休息，来几个人跟我砍柳树，咱们扎个爬犁，拉着李排长走。”

大家一想，这真是个好主意。

战士们用刺刀砍了好多柳树条，又都解下了绑腿，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扎好了一架爬犁，我们在小溪边拔了一些蒿草垫在爬犁上，把李排长抬了上去。

现在轮到我们女同志来拉爬犁了，爬犁前面拴了两根绑腿，朴厂长、柳明玉、刘淑清，我们几个换着班拉。

这爬犁好沉啊，尽管风狂雪大，我们还是累得一身都是汗。李排长在爬犁上断断续续用微弱的声音和我们说：“求求你们，别拉着我了，就把我放这儿吧……”

我们几个安慰着他：“李排长，别着急，咱们快到家了。”接着又用手摸了摸他的额头，发现他不怎么发烧了，李排长听了我们的话，也再没言语。

小队来到了一片草甸子，爬犁拉散架了。这里可能离人家不远，草甸子上有老乡割的羊草，一捆捆的竖在那里，还没运走。

杜指导员安排大家休息，他又领着人去找树条了，我们发现李排长有一会没说话了，就又上前看看，怎么感觉不对劲啊，用手一摸，他浑身冰凉，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停止了呼吸。

悲痛弥漫在寒冷的冬夜，又一位战友牺牲了，冰雪仿佛冻僵了人们的眼泪，大家默默无语，低头致哀，风还在吼，雪还在刮。

没有工具，没有柴禾，我们无法安葬李排长，大家抱来了一捆捆老乡存放在这里的羊草，在李排长的遗体上堆放成三角型的草垛，如果部队再能返回来，就当作是记号了，若是当地的老乡来拉草，看到了身穿抗联服装的战士，他们也会帮助安葬的。

终于走过了冰湖，我们踏上了草地。哎呀，这下可好了，脚下不滑了，腿也觉得轻快了好多。这时，杜指导员和大家说：“前面不远就是大山，咱们现在休息一会，准备爬山。”

听说休息，我把背包往上一掀，一下子倒在了雪地上，真是又累又困啊！感觉自己好象一忽悠就睡着了……。

一阵刺骨的寒风把我吹醒，我浑身冻的直打哆嗦，睁开眼睛向两边看了看，这一看直惊得目瞪口呆，我的旁边没有一个人影。同志们！同志们呢？

我扯开嗓子大喊：“朴厂长——，柳明玉——，刘淑清——，”

只有风在刮，听不到一点回音。我吓傻了，几乎要疯了，害怕得心咚咚直跳。我把枪大背上，分不清东南还是西北，我知道，队伍一直是往南走的，抬头看了看天上的北斗星，看到了北斗星，就找到了方向。我又低下头去看雪地上的脚印，顺着脚印我跑步去撵队伍了。

一边跑，我一边骂自己：“小凤，怎么就你没出息，谁让你睡觉啦？”我太害怕掉队了，那三天两夜孤零零一个人的日子，真是太可怕了！

就在我跑步追赶队伍的时候，队伍里的黄龙吉排长突然问大家：“哎，小李子呢？”因为他也是伤员，行进时，我们都走在一起。

听到他这一问，朴厂长他们都哎呀一声，“不好了，小李子一定是睡着了，没有听到口令。”这时，大家赶紧把我掉队的消息告诉了杜指导员，杜指导员忙喊：“前面的都停下，小李子掉队了。”

这时，黄龙吉说：“我回去找吧。”小刘说：“还是我去吧，我比你跑的快。”杜指导员说：“好，小刘去吧，注意安全，别迷路。”

小刘顺着原路向回走，一边走，一边喊：“小李子，你在哪——？”

由于我俩的方向都没错，终于他听到了我的喊声，我也听到了他的喊声。看到了小刘，我像看到了久别的亲人，我俩快步跑着撵上了在前面等我们的队伍。

赶上了队伍，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见到了领导还没等他们说我，我的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看我这样他们也就没说什么，只说：“可不能掉队啊，这大黑天的，要是睡着了，不冻死也得让狼叼了去！”

我赶上来以后，队伍开始了急行军，杜指导员喊着：“大家跟住了，快进山了，谁都不许掉队！”

我们开始爬山了，翻过了这座山是一片矮树林，前面的尖兵传来了信号：“注意，前面有公路”我们把信号又传到了后面，果然，穿出了树林，一条公路横在了面前，我们快速地跑了过去，钻进了公路对面的柞树林子。

进了树林有一百米左右，队伍开始休息，大家都饿得走不动了。我们从装盐的口袋里掏出了那小块马肉，几个女同志的一边吃一边问苗事务长，你给我们的是啥地方的肉啊，像筋头似的，一点都嚼不动。

苗事务长嘀咕着说：“啥地方，那是马鞭。”我们几个朝鲜族女兵都听不明白，只有汉族战士刘淑清听懂了，她“啊！”了一声，就吃吃地在那笑起来了，小战士小刘也不懂，他问老苗，“啥好地方啊？咋不给我呢？”

老苗说：“你不用，你自己有。”大家全都“轰”的笑了起来。

这时，东边的岗哨李炮跑过来报告：“报告，远处有响动还有光亮！”

杜指导员忙喊：“大家不许说话，就地卧倒！”我们透过树林能看到公路，不大一会，七、八辆卡车轰隆隆地开了过来。看到了卡车，战士们都急着要打。

杜指导员说：“不能打，咱们火力不够。”

汽车走远了，老苗和小刘打着“咳”声：“咳，送到眼前的粮食放走了。”

正在这时，东边的岗哨又来报告：“报告，后面还有一辆车！”

估计这辆车，是路上出了故障，所以拉后了。这次可不能再放走了，小队的人员马上作了部署。我们分成了六伙。

这条路是从一个小山包穿过的，山包被劈成了两半，姜国臣、老温和小刘迅速地跑到了两侧的山包上，杜指导员带着李炮和周云峰在公路的左侧，黄成植带着黄炮、老苗在公路右侧，我和朴厂长在车前面，柳明玉、刘淑清和刘四爷在车后面。

汽车亮着车灯，远远地开了过来，我们都埋伏在道路的两边。就在汽车开过山口的一刹那，姜国臣、老温、小刘猛地从山包上跳上了汽车，他们把枪支在了车窗上，高喊着：“不许动！快停车！”

汽车“嘎吱”一声停了下来，战士们从四面包围了上去。车上的三名伪军举着手，乖乖地走下车来，我们立刻下了他们的枪。

车上装的是成箱的手榴弹、子弹还有帆布帐篷。虽然没有吃的，但手榴弹和子弹也都是好东西，我们指挥着俘虏把手榴弹和子弹都扛到了一座山脚下，对那三个伪军进行了教育，告戒他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许残害老百姓。他们点头哈腰说着是，我们就把他们放了，并让他们向相反的方向走。

伪军们走后，我们把手榴弹和子弹作了小转移，放到了一个山沟里，用树枝盖好。我们每个人都尽量多装上几颗手榴弹，因为它比口粮还重要。此时，天已开始放亮，怕敌人来搜捕，急匆匆地队伍又出发了。

队伍又翻过了一座山，山下是一条大沟，沟里长满了刺梅树，刺梅果是夏天开花，结了的果红红的挂在枝头，在雪地的映衬下十分的艳丽。同志们看见了刺梅果兴奋的不行了，一把一把地摘下来往嘴里填。刺梅果已经没有浆了，里面还带着毛，一下子的籽，酸酸的，有点甜，有点涩。这种果吃多了，人干燥。

同志们一边吃一边摘，准备带走。老苗拎着一个铁桶，招呼着大家，都放这里，我给你们拎着。

杜指导员看看吃的差不多了，就喊大家：“同志们别摘了，敌人随时能追过来，抓紧转移！”

在杜指导员的连续催促下，同志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那个山沟。

又翻过了几道山，太阳没有落山时，下起了大雪。尖兵小刘爬上了一座山顶，他高兴地回过身来向我们欢呼：“有房子啦——找到房子啦——”

奔波了一天一夜的队伍回到了六军一师被服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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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25
过春节

六军一师被服厂的地窨子在我们走后被敌人烧毁了，房盖没有了，但是框架还在，地窨子里面灌了满满一下子的雪，泥墙上挂满了厚厚的白霜。

同志们清除了里面的积雪，砍来些树枝搭上了房盖，点起了篝火。

终于有一个背风的窝了，泥墙上的白霜开始化成水流顺墙淌了下来，战士们已经好久没有进屋睡一宿好觉了。

我们在地窨子里住了两天，吃光了仅有的一点马肉，苗司务长每天领人去砍桦树，然后劈成小块放到桶里，架到火上给我们熬桦树汤喝。

两天后的晚上，北风呼啸。小刘高兴地说：“嗨，真不错，这鬼天气，要是在冰面上还不把咱们都刮跑了啊，住上房子真好啊，对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只见苗事务长左手握成拳，用右手在左手的拳头上查数。忽然他“哎呀”了一声：“今儿啊，今天是三十啊！”同志们都“哇”的一下喊了起来：“哈哈，过年啦！”

小刘又说了：“怪不得我们今天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年三十应该吃饺子啊，咱们吃啥啊？”大家都不言语了。

这时，只见小刘扭头把自己屁股上缝的一块羊皮扯了下来。

“嗨，同志们，咱们烧羊皮吃吧，咋说也是荤腥啊！”

原来，小刘的年纪小，也就十六、七岁吧，特别地顽皮，每当下山时，他总爱坐在雪地上出溜下去，棉裤后屁股的地方早就刮碎了，大家帮他找了块羊皮，大针小线地又帮他缝上。

看到他把羊皮扯了下来，苗事务长逗他：“哎，我说小刘，你把羊皮扯下来，不怕大风把你小鸡鸡冻掉啊？”大家“哗”地都笑了。

小刘顽皮地说：“不怕，这么多女同志呢，不会让我露屁股的。”

羊皮扯下来了，我们每个人分了一小块，又出去掰了一些树枝，把树枝的前头用刀劈开，把分到的羊皮夹在劈开的缝上，放在火堆上烤。

烤羊皮发出了一股糊巴膻味，羊毛烧得像苞米花一样卷曲着贴在羊皮上，大家都饿急眼了，趁热赶忙往自己的嘴里填。小刘一边吃一边说：“香，真香。”

杜指导员看到这个情景，又从背篼里，掏出了一双牛皮靰鞡鞋交给苗事务长：

“把这个也给同志们煮煮吃吧。”

火上架起了一个小铁桶，桶里装满了雪，我们把那双靰鞡鞋在雪地上蹭了蹭，就放到桶里炖了起来。

水开了，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大家这个着急啊，一会用树枝去捅捅，可那双鞋还是硬邦邦地躺在桶里。

就在大家等着吃靰鞡的时候，杜指导员说了：“同志们，咱们开个会吧，主要讨论苗事务长和小李子入党的问题。”

同志们立刻都静了下来，杜指导员说：“老苗同志的工作大家都看到了，他一直是吃苦在前，和我们一样地行军打仗，还要管大家吃饭，每天最早起来，最晚休息，他申请了多次要求入党，这阵子，咱们连个窝都没有，就没讨论他入党的事儿，今天有这么个地方，大家说说，有什么想法？”

同志们都十分的敬重老苗同志，他对战士们也特别地好，有一口吃的，也得分给大家，宁愿自己挨饿。党员和群众都发了言，一致同意他成为一名党员。

接着杜指导员又提到了我，他说：“小李子到部队已经快三年了，已经是一名共青团员了，她挺勇敢，能吃苦，虽然年纪不大，但是从来不要什么特殊的照顾，还能主动的帮助战友和伤员，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把她由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当时的共青团员，可直接转为党员。大家又一致通过我转为党员。同志们都热烈鼓掌向我和老苗表示祝贺。

没想到幸福来得这样突然，我高兴地都发晕了，我是一名党员了吗？我是和裴大姐、李在德姐姐一样的党员了吗？想什么办法把我入党的消息告诉爸爸和哥哥呢？他们要是知道了，该有多高兴啊！

正当我沉浸在喜悦之中时，杜指导员的语调变得沉重了起来：“同志们，还要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其实这个消息早就应该告诉小李同志了。小李同志如今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希望她能坚强一些。她的父亲，六军一师后勤处处长李石远同志为了给我们筹集粮食已经在八月份就牺牲了。”

好象是晴天响起了一声霹雳，我被震惊了，一时缓不过神来，大喜和大悲都来得这样突然。片刻以后，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爸爸，爸爸，女儿从上山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你了，你知道我有多想念你吗？你在我的心里一直是无所不能，顶天立地的英雄。为什么不等女儿看你一眼再走啊？爸爸，女儿已经没有了妈妈，怎么能够再失去你啊？

朴大姐把我搂在了怀里，自从裴大姐牺牲后，她又像妈妈，又像姐姐一样地照顾着我。这时，她也流下了眼泪，泪水一滴一滴落在我的头上。朴大姐和我的父亲曾在地方上一同工作过，她们也是战友。杜指导员接着向同志们讲述了我父亲牺牲的经过。

就在我随抗日宣传队演出时被敌人冲散，在板场子屯跟李升爷爷上山后不久，刘忠民书记决定，我的父亲李石远同志也由地方转入部队，被任命为六军一师后勤处处长。他带着几个人以窦家围子为中心点，从附近的李京围子、杨荣围子、柳树围子等几个敌人“归屯并户”的村庄为部队筹集粮食和咸盐。这是一项十分危险的工作，日寇为了掐断抗联和老百姓的血肉联系，在“‘归屯并户”的围子里，采取了集团部落似的管理，实行保甲连坐，多少人都死在了筹粮和送粮的路上。

1938年8月，父亲李石远，曹副官，还有六军一师被服厂的老王（参军前是猎民），在一次运粮中被敌人追捕，老王一人跑了出来带回来消息，李石远和曹副官都壮烈牺牲了。敌人把父亲和曹副官的尸体扔进了七星泡子，多天以后，尸体肿胀浮出了水面。

同志们听了杜指导员的讲述都义愤填膺，振臂高呼：“我们一定为小李子的父亲报仇！为牺牲的同志报仇！”

黄成植书记看到这些情景，站起来对大家说：“同志们，我刚从苏联回来，在那边看到了报纸，我们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要带领红军来到热河，很快就会打到沈阳，把日寇赶出中国，抗战胜利的一天就快到来了，今天是年三十，大家化悲痛为力量吧，我写了一首歌曲《何日熄烽何日还乡》，现在我把这首歌教给大家”黄成植书记站了起来，打着拍子，一字一句地教着我们，大家围着篝火，在歌声中度过了传统的春节。

“大雪山啊千里冰封，将士们啊露宿在野外，
雪泊风餐篝火取暖，篝火团结送旧迎新啊，
哎咳哎咳哟，篝火团结送旧迎新啊。

征人那，转战呀，英勇冲锋在疆场啊，
野草充饥，树皮御寒，为救祖国虽苦我甘心啊，
哎咳，哎咳哟，为救祖国虽苦我甘心啊，

壮士们啊登高山呀，遥望家乡啊，
遥望家乡烟雾茫茫，松江饮恨黑水泣啊，
哎咳哎咳哟，男儿心中仇恨满腔。

将士啊腾云呀，鏖战疆场啊，
鏖战疆场气宇高昂，光复中华红旗飞扬，
哎咳哎咳哟，何日熄烽何日还乡。”

当时的抗战歌曲，就是精神食粮，每当有新歌，同志们都争先恐后地学唱，歌声为我们增添了勇气和力量。我流着眼泪学会了这首歌，爸爸，我一定要和战友们光复中华，让红旗飞扬，等到熄烽还乡的那一天，女儿再回去祭奠你的英灵……。

夜深了，连日的行军，没等靰鞡鞋炖烂，同志们就挤在一起睡着了。苗事务长一边看着炖靰鞡，一边带岗，凌晨四、五点钟，他把我喊醒了。

“小李子，小李子，该你上岗啦——”我迷迷糊糊地爬了起来，爬起来我首先想到了那双靰鞡鞋，又去看了眼桶里的靰鞡，靰鞡鞋已经涨了起来，胖乎乎地了，我用根树条去捅了捅，捅了个窟窿，靰鞡鞋烂了，可以吃啦。

苗事务长小声地和我说：“小凤，我先给你割一块吃吧。”我说：“不用，等和大家一起吃吧。”

迎着刺骨的寒风，我去接岗了，岗哨的位置是在地窨子上方的一个山崖上，站上一班岗的是小刘。以前人多的时候，女同志上岗可以安排二个人，如今人少伤员多，就一个人站了。小刘伸手把我拽上了山崖，自己蹦下去，一跑一颠地回地窨子去了。

黎明前的夜，格外地黑，黑沉沉的夜空布满了星星，风吹树枝刷刷地响。忽然，我听到远远的山下有咯吱、咯吱，脚踩树枝的声音，我摘下帽子，又仔细地听，咯吱、咯吱的声音更响了，而且不是一个人踏雪的声音。

是我们的大部队回来了吗？我使出浑身的劲，冲山下大喊了一声：“口令！”

没有人回答我，脚步声更响了，不好！敌人摸上来了。我拉开枪栓，咔！咔！咔！连放三枪。

枪声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枪声迎来了大年初一的一场战斗。

小刘下岗，刚进了地窨子，听到枪声，他第一个冲了出来。这小子跑的飞快，不一会就来到了我的身边，敌人的脚步声更近了，小刘和我说：“别害怕，听我指挥。”

他冲着山下敌人爬上来的方向，大声地喊着：“一连抢占南山，二连抢占东山，机枪赶紧架上。”这时，杜指导员领着同志们也都跑了上来，我们迅速地抢占了山头。

忽然，苗事务长“哎呀！”了一声：“糟了，靰鞡忘拎上来了。”他返身就往回跑，大家喊他：

“别去，快回来！”

他好象没有听见一样，飞快地跑回了地窨子。这时，我们和敌人已经接上了火，两边的火力都很猛。

苗事务长拎着个铁桶向我们跑来，桶上还冒着热气。大家开枪掩护着他，子弹嗖嗖地从他身边飞过，一颗子弹打中了他手中的铁桶，桶里的水冒着热气，从子弹洞里流了出来。二米、一米，老苗终于跑到了我们跟前，大家赶紧伸出手来把他往山崖上拉。就在这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后背。

老苗脸色苍白地倒在山崖上，手中还紧紧地攥着那个铁桶的提梁。我喊了一声：“老苗！”眼泪就扑簌簌地落了下来。

苗司务长用微弱的声音说：“小凤，别哭，你们将来去看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别忘了带上我啊……”我一边哭着一边点着头。

“还有，还有，我两个孩子……孩子……”苗司务长话没有说完就停止了呼吸，我悲痛地呼喊着：“苗司务长，苗司务长……”他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同志们高喊着：“给苗司务长报仇啊！”愤怒的子弹射向了敌人。

敌人离的更近了，能看到走在前面的伪军和跟在后面的日本指挥官。我们开始撇手榴弹了，多亏转移途中截获了敌人汽车上的手榴弹和子弹，一排手榴弹打下去，敌人往下撤了一截。

过了一会敌人又组织了第二轮的进攻，又一排手榴弹扔了下去，他们又撤了回去。如此反复了几次，我们的手榴弹撇差不多了。

许是敌人在研究怎么进攻吧，这时他们没有发起新一轮的进攻，趁着这个当口，黄成植同志领着我们唱起了《劝亲日士兵反正歌》：

亲日士兵兄弟们眼看立了春，大家提精神 ，何不反正杀敌人，你们别在梦中睡沉沉。日本是敌人，占满洲杀黎民，用苛捐剥削人，夺取政权他为尊，敲咱劳苦兄弟们。日本人心太狠，烧杀抢夺带奸淫，处处欺压中国人，亡国仇恨似海深，亡国仇恨似海深。

亲日士兵兄弟们眼看立了夏，自己打算盘，思想起来犯了难，有心报国无有好路线，恐怕还像先。哪知道新路线，军民合作团结坚，不能绑票不强捐，一心救国把民安。兄弟们要听言，秘密组织全体哗变不枉人生在世间，为国杀敌在人先，为国杀敌在人先。

亲日士兵兄弟们眼看立了秋，自己犯忧愁，日本子指使在外头，游击作战不知何日休，终日心担忧。枪无怨弹无仇，一时间观不周，打在身上性命休，不能青史把名留。日本人好狠心，机枪督战在后头有心不打不能走，死后也把骂名留，死后也把骂名留。

亲日士兵兄弟们眼看立了冬，自己打心横，日本巧使一年了，解除武装还要撵出营，他们算战功。成立了满洲国，无主权傀儡同，康德皇帝顶虚名，日本掌权是命令。要反日也不中，手无寸铁怎么冲锋那时你后悔也不中，去当牛马一类人，去当牛马一类人。

唱完了这首又唱了《抽丁叹》：

抽丁编练满洲军，“讨伐”在外边，忽然想起家园，妻年少子又小二老在年高，不能执掌事，度日真艰难，一人来挣钱，何人执掌家园，在此当兵每月薪饷六元八角钱。

抽丁编练满洲军，春风阵阵高，亲日好心焦，在家中挑走了二老见不着，贤妻难见面，儿女泪滔滔，弟兄不相逢，姊妹泪盈盈，父母兄弟妻子离别叫人好伤情。

抽丁编练满洲军，夏日断了风，亲日好伤情，在营中受压迫教官不留情，说话不随便，好似鸟入笼，思想故乡里，心中好悲痛，有心请假挂号回家万想也不能。

抽丁编练满洲军，秋风阵阵吹，亲日好伤悲，家中事依靠谁有事谁来解围，儿在外边哭，二老盼儿归，有心难尽孝，梦里常相随，不由一阵叫人两眼泪珠腮边垂。

抽丁编练满洲军，冬天大雪飘，亲日苦难遭，同胞血染战袍敌人用巧计，不论风与雪，“讨伐”我同胞，请君快苏醒，反正把敌扫，杀尽倭奴各自回家度日乐逍遥。

山下顿时鸦雀无声，半天再没发起进攻，我们的歌声打动了山下伪军们的心。后来据一位哗变过来伪军士兵杨清海说：“你们的歌声比那大炮、机枪都厉害，把我们的心都给打透了，我们回去合计合计就把日本军官杀掉，投奔你们来了。”

这时，日本的指挥官不干了，他们虽然听不懂歌词，但也明白了什么意思，他们挥舞着战刀，督促着伪军继续往上冲。

我们的手里已经没有手榴弹，子弹也没多少了，看到敌人又冲了上来，黄成植书记领着我们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雄壮的歌声，让大家热血沸腾，歌声中好象感觉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我们的锅盔山就是万里长城的一角，一种视死如归的豪气充满了胸膛。即使我们牺牲了，有毛主席、有党中央，我们的抗日斗争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战士们知道最后的时刻来到了，我们上好了刺刀，准备和敌人决一死战！

这时，小刘突然发现了对面的山上出现了一面红旗，他激动地喊：“大家快看，红旗！红旗！”

我们向对面的山上望去，啊！真的是红旗，在白雪和白桦林的映衬下，十分的鲜艳，看到了红旗，我们看到了希望，感觉到好像有千军万马向我们走来。

同志们欢呼了起来：“我们的队伍，我们的队伍来了！”

这时对面的山上响起了枪声，敌人发现自己的后路被人抄了，拽着尸体，架着伤员往南撤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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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26
大叶子沟部队休整

红旗招展，杀声阵阵，我们的大部队过来了。

空旷的大山里，白福厚团长他们打老远就听到了地窨子这边传过去的枪声，知道我们这边的战斗力很薄弱，白福厚团长指挥着部队，赶紧抢占了对面的山头，并打起了红旗，为的是先震慑住敌人，为我们小队解围。

看到了大部队来了，黄成植、小刘、李排长和黄排长都从山崖上跳了下去，这时，后面的敌人已经往南撤了，前面的敌人不知道咋回事，还在嗷嗷叫着：“捉活的啊——”往上冲，小刘迎面碰上了一个拿着战刀的日本军官，这时这个日本军官才发现自己的队伍已经撤走了，他双手捧着战刀说：“我的货币大大的有，死啦死啦地不要……”小刘想起牺牲了的苗司务长，举起刺刀就刺向了鬼子的心脏，一边刺一边说：“你看看我这个大货币吧！”其余的敌人吓的扭头就往回跑。

战斗结束了，同志们含着眼泪把苗事务长的遗体抬下了山崖，山崖下有一个山窝，我们把他放在了那里，又从附近捡来了石头，垒了一座石头坟。

老苗原是东北军的战士，家住沈阳附近，家中有妻子和两个孩子。后来他碾转来到黑龙江省找到了抗联部队，因年纪偏大，作了一名事务长。苗司务长眼睛不好，常年做饭烟熏火燎，两只眼睛总是红红的淌着眼泪，他还患有严重的雪盲症，到了冬天疼痛难忍，他嘴里总是念叨着失散的两个孩子，据老乡讲，他的妻子早就不知去向了，两个孩子也流落街头……

老苗同志，你没有完成的抗日救国大业由我们来完成，我们一定要为你报仇，你就在这大山里安息吧。等将来革命成功了，我们一定回来给你立碑。

部队会师后，我们转移到一个山沟里露宿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赵军需官带领着大家先去背粮，粮仓的地点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一听说背粮去，大家都高兴地不行了，原来我们还有粮食啊？

翻过了一座山，赵军需官领着我们来到了一座山脚下，这里的粮仓也像四师被服厂的粮仓一样，是用石头垫了起来，依山而建的，粮仓上面盖了不少树皮和树枝，野兽勾不到，人不到跟前也很难发现。

粮仓里存放了四百多斤的小米和半袋子咸盐，100来号人，每人分到了三、四斤的小米和一捧子盐，大家都宝贝似的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就在大家分粮的时候，赵军需说了：“同志们，大家千万不要忘了，这里的粮食是李石远处长和曹副官用命换来的啊！”

啊？原来这里的粮食是爸爸他们弄来的啊！我心里一阵酸楚，泪水一滴一滴地洒落在捧在手中的小米上……。

盐分没了，邓司务长又宝贝似地把装盐的麻袋折起来，用绳子捆好背在了肩上。行军打仗，爬山涉水，每个人都嫌自己的背包太重，多背一根针都觉得是负担。同志们都问邓司务长：“那个破麻袋死沉死沉的，你背它弄么？”邓司务长呵呵笑着说：“你们知道啥？这个破麻袋煮一煮，熬一熬能出好多盐呢，等没盐吃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找我了。”

真是这么回事，当时，咸盐有的时候比粮食都金贵。伤员们要用它洗伤口，我们断粮时，嘴里含一粒盐，补充点钾，就又能顶一阵子了。

我父亲当时以窦家围子为中心点，曾经冒险赶着大车去佳木斯买回来一袋咸盐，分给了当地老百姓半袋，给部队送去半袋。由于买的量大，怕暴露目标，后来就发动当地老乡去佳木斯少量购买，再从老乡手中用双倍的价钱收购回来。

分粮时，我突然发现，杜指导员、小刘和白团长还有好多人怎么不见了呢？他们去哪里了呢？部队是有纪律的，我也没敢打听。

有了粮食，我们终于吃了一顿小米饭，我还是年三十晚上吃的那块烧羊皮呢，我的胃已经饿得没有知觉了。

吃了顿饱饭，战士们都有了精神，部队开始往西向双鸭山七星峰方向转移。这一天，按苗司务长推算应该是大年初二了。

踏着没膝深的积雪，迎着料峭的春寒，走啊，走啊，走了一天一夜，我们来到了一个叫大叶沟的地方。

这里，两山夹一沟，山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柞树，风雪把大片的柞树叶扫落在山冈上，人走上去，厚厚的暄暄的，落叶上布满了暗红色的橡子。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抗联四军的密营，木刻楞的营房挺宽敞，有挖好的战壕和现成的锅灶，部队准备要在这里休整了。

我们住下的第二天，杜指导员、小刘、白团长带着好些战士也赶到了这里，原来，他们是去取我们在公路上缴获的那辆汽车上的弹药去了。由于行动是保密的，直到他们回来，我们才知道。看到背回来这么多的手榴弹和子弹，全体将士都兴高采烈。

自打从青山老道庙出发，部队就没进屋子睡过一夜安稳觉，如今住进屋子里，破了的衣服，该缝的缝，该补的补。女战士的头发都赶了毡，长满了虱子和虮子，我们烧了一锅热水，用草木灰过滤后的碱水洗了头发。男战士们也在篝火旁脱掉棉衣服，在火上一阵抖落，抖落掉的虱子，在火上发出劈啪劈啪的响声。

李排长（李炮）、黄龙吉排长（黄炮）和付炮（赫哲族）带领一些战士去打野猪了。炮手们真是厉害，两三天的工夫吧，他们打回来七、八头野猪。原来这里满地都是橡子，野猪在冬天不好找食儿，就都聚集在这里。

看到打回来这么多口野猪，大家急的直流口水。这时，意见又不统一了，嘴馋的人要把猪皮也一起吃掉，白团长、杜指导员和孙国栋等人不同意这一做法，他们主张把猪皮都做成靰鞡鞋，经研究，最后的决定还是得做鞋。

邓司务长、白风林司务长领着大家剥下了整张的野猪皮。女兵们又找来了桦树皮，裁成了鞋样子。靰鞡鞋的制作过程是，把剥下来的猪皮用木头楔子钉到地上，趁着猪皮还软的时候，就要用鞋样子比照着裁出来，一张猪皮也就能裁四、五双鞋吧，剩下的边角料也要拼起来。裁好的猪皮趁软还得赶紧缝制，风干了就没法做了。缝好的鞋要用羊胡子草楦起来，还要用一根结实的树枝前后支撑住。鞋做好了，谁需要就发给谁自己背着，我领到了一双小号的。

邓司务长在煳野猪肉，每口锅里都放了一块带盐的麻袋片，邓司务长背着的麻袋片终于派上了用场。野猪肉煳熟了，大森林里飘荡着野猪肉的香气，连汤带肉的每人分到了一碗。大家吃的非常开心。

当夜幕降临时，红红的篝火点了起来。战士们围着一堆堆的篝火团团而坐。这时，看见朴大姐在向我招手，让坐到她身边去，我毛毛楞楞地站起来，就向她身边跑，正巧地上有一支枪，我一着急就从那支枪上迈了过去。这下子可惹祸了，只见付炮急眼了，他汉语说的不是很好，但是意思我还明白，他脖子粗脸红地问我，为什么从他的枪上迈过。我弄不明白他是咋回事，别人不是也从他的枪上迈过去吗？原来他是一名赫哲族的战士，是一名神枪手，百发百中，他的枪不允许女人碰，今天我从他的枪上迈过去，他认为不吉利。明白了咋回事，我赶紧给他赔不是。他虽然不和我吵了，可嘴里一直嘀咕着：“不得了啦，不得了啦……”嗨，这个付炮，也太迷信了。

篝火晚会开始了，大家首先合唱了《救亡进行曲》，紧接着金指导员、黄龙吉排长和赵军需官齐唱了鲜族歌曲《那嘎扎，那嘎扎》！

这是一支战歌也是一支舞曲，伴着他们的歌声，战士们跳起了集体舞，这个舞蹈是沈英信（沈泰山的姐姐）教给我们的。地上的落叶随着舞步飞旋，刷刷刷，刷刷刷的响声在为我们伴奏。

女兵们又起头唱起了一支抒情的歌曲《红叶锦秋》：

枫叶树叶乱流，
红树青山一片秋，
战友们来牵着我的手，
深山里头慢慢走。

白桦树过如秋，
红松香味最清幽，
松柏的香味实在使人醉，
我们的友情永世存。

这支歌曲调优美，歌声中，大家手牵着手，一直跳到了深夜……。

野猪肉吃的差不多了，大锅里整天咕嘟，咕嘟地熬着骨头汤，骨头汤熬了一锅又一锅，直到把骨头熬成了清水，一点油星都没有了，才不要了，即使这样，有的战士还把骨头捞出来，咋巴碎了，吃进肚子里。

邓司务长整天琢磨着吃喝，他又发动同志们漫山遍野的去拣橡子，那东西虽然不怎么好吃，又苦又涩，可关键时候也能充饥啊。
通过了七、八天的休整，部队恢复了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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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26
攻打双鸭山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阳光透过树空把星星点点的金光照射在我们身上，部队疾步穿行在林海雪原上，我们要去攻打双鸭山了，双鸭山在七星峰的东北侧。

双鸭山因有两座远看像鸭子一样的高山而得名。这里有着丰富的地下煤炭，日本人在这里建立了大大小小的煤矿和煤窑，他们从关内和关外抓来了大批的百姓进行人工开采，他们不仅疯狂野蛮地掠夺着我们的资源，还残暴地虐待和镇压着矿工们，矿工们都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

去往双鸭山的路，山高坡陡，雪深路滑，我们走了两天一夜，天大黑时，才来到了双鸭山地界一个叫尖山子的煤矿。

到了这里，部队兵分三路。第一队由白福厚团长和孙国栋副官、刘副官（外号刘寡妇）、徐副官（外号徐镐头）带队，李炮、黄炮、付炮和有战斗力的战士都在那边，他们去攻打并封锁敌人的讨伐队。

第二队由赵相奎军需官带着白凤林司务长、邓司务长、战士朱学成、周云峰主任等人去找给养。

第三队由杜景堂指导员、黄成植书记和赵指导员带着朴英善、柳明玉、小金子和我，还有几名轻伤员。朴英善同志打着一面“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一师”的大旗。

这一天好象是正月的十六，大大的月亮又圆又亮，尖山子煤矿的景物都看得一清二楚。因为提前派了侦察员，各队很顺利的进入了目标点。

我们的任务是到煤矿工人居住的工棚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和教育，利用这种形式来稳定局面，让矿工们安心，为其他队伍的行动赢得时间。

明晃晃的月光下，我们看到这个工棚挺大，是顺着一座大山搭建而成的，里面住着一百多名矿工。当我们推门进去时，他们已经躺下了。看到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突然闯了进来，都惊慌失措地坐了起来。

杜指导员赶忙招呼大家：“矿工兄弟们，我们是抗日联军六军一师的队伍，是打日本救穷人的队伍。今天到这里来看看你们，慰问你们，大家不要紧张。”

听了杜指导员的开场白，矿工们都安静了下来，有的人知道抗联部队是咋回事，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笑容，工棚里很快点起了蜡烛和马蹄灯。

为了这次行动，我们每个人都戴上了平日里舍不得戴的袖标，军帽上的红五星也在烛光里闪着红光，没有红五星的也遵着张寿篯政委的规定，用桦树皮剪了五星。

接下来，杜指导员说：“大家把衣服都穿好，别冻着，下面我们先给大家唱几首抗日歌曲。”杜指导员的话音刚落，外面忽然枪声大作，机枪声和步枪声响成了一片。

听到枪声有的人又露出了惊恐的神色，黄成植赶忙说：“大家不要害怕，这是我们的大部队在打日军讨伐队。”紧接着他就指挥我们唱起了《全东北工农兵学联合起来呀》（东北抗日联军歌曲选16页）：

全东北的工农兵学联合起来呀，
联合起来跑到火线拼命去作战，
南京政府国民党出卖东北啦，
可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啦。

工人失业农民破产还要遭惨杀，
从此我们永远没有出头的一天，
只有我们一起去干反日革命战，
这才能够驱逐日寇大家活得了。

激昂的歌声稳定了矿工们的情绪，他们都睁大了惊奇的眼睛，静静地听我们唱歌，歌声结束后，叫好声和掌声响成了一片，没有人再去理会外面的枪声了。

这支歌唱完后，黄成植同志又开始了演讲：“矿工兄弟们，我们都是中国人，小日本欺压我们，不把我们当人待，我们能甘心当亡国奴吗？我们能眼瞅着大好的河山被小日本糟蹋吗？”听到这话，有的矿工喊了起来，“不能！”

“对！不能！怎么办？只要我们全体同胞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现如今，朱总司令和毛主席已经到了热河，马上就要到沈阳，我们胜利的一天不远了，矿工兄弟们准备迎接胜利吧！”

黄成植的话音刚落，我们紧接着又唱起了《九•一八事变》和《归屯并户》等歌曲。听了这几首歌，不少矿工都流下了眼泪。他们说：“你们的歌，真是唱到我们的心里去了，从来也没听过这样的歌呀，没见过这么好的兵啊……”
接着我们又唱起了《战争开始了》：

“看那工人们，战争开始了，
抛弃你们的锤头到战场上去，喂哟。
勇敢努力作战，拥护苏维埃，
万众抛头颅拼一场，奋斗不顾身。

看那农民们，战争开始了，
抛弃你们的镰刀到战场上去，喂哟。
勇敢努力作战，拥护苏维埃，
万众抛头颅拼一场，奋斗不顾身。

看那学生们，战争开始了，
放下你们的书包到战场上去，喂哟。
勇敢努力作战，拥护苏维埃，
万众抛头颅拼一场，奋斗不顾身。

看那士兵们，战争开始了，
掉转你们的枪头到战场上去，喂哟。
勇敢努力作战，拥护苏维埃，
万众抛头颅拼一场，奋斗不顾身。

工农商学兵都是中国人，
国亡而心不亡，一致打日本，喂哟。
勇敢努力作战，拥护苏维埃，
万众抛头颅拼一场，奋斗不顾身。”

听了这首歌，不少矿工当时就报名参加抗日军，不能当时走的也忙着打听过后上哪里去找我们。有的矿工看到我们脚上的靰鞡鞋都坏了，就把自己的鞋往我们手里塞。

要求参军的矿工都说：“再也不能给小日本卖命啦，看看人家小姑娘都出来抗日，咱们大老爷们说啥也得扛枪去打鬼子！”

“对啊！走！参军去，打鬼子去！”

屋里的情绪越来越高，这时，白凤林过来报告杜指导员，说他们那边给养已经弄好了。

原来就在我们唱歌、演讲的时候，赵军需官他们打开了敌人的一个仓库，库里面有成袋子的冻馒头，他们又从马棚里牵出了两匹好马，把馒头等物品都放到了马背上。

有个工人耳朵尖，听说我们只找到了馒头，就告诉我们，还有一个仓库，他自告奋勇地领我们去启那个仓库。白凤林说：“没东西装了。”一名矿工当时就拽出来一条印花床单扔给了我们，旁边还有一个工人打趣他说：“咋把你老婆给你的花被单都捐出去啦？”那个工人说：“人家打鬼子命都豁出去了，一条床单算个啥？”

第二个仓库打开了，里面装的是冻豆腐和大酱，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东西用花床单包了起来。

这时，传令兵过来通知我们撤退，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矿工们，愿意参军的就和我们一起上队了。

出了工棚往西南是一条大沟，过了沟就开始爬山了，我们抬头向山上望去，第一批驮馒头的队伍已经到了山顶。大部队还在掩护着我们，他们边打边撤，枪声一直没断。

不知道前面哪个面袋子没扎住，山坡上滚下来不少馒头，我们一边走一边拣，拣到的馒头都冻得硬邦邦地，大家把拣到的馒头赶紧往嘴里送，馒头一啃一道白印，我们把啃下的馒头渣含在嘴里，好久没有尝到白面味了，那个香啊……。

东方露出了一抹白光，天放亮了，我们打了一个大胜仗，既解决了给养，又宣传了抗日，而且没有人员伤亡，驮着胜利品，迎着初升的太阳，我们走向新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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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27
柳木营战斗

早春的天气，乍暖还寒，向阳坡地的积雪开始融化了，可一早一晚还是寒气袭人。山坡上融化下来的雪水，凉澈肌骨，我们的双脚每天都泡在冰水里。 部队一直在往西南运动，过了七星峰，进入了勃力、七台河地界。

我们六军在这里的群众基础比较薄弱，百姓的生活也都很贫困。七台河地区仅有几家小煤窑，规模都不大，给养很难解决。这里的群众都不太知道六军一师的部队，这里是五军、八军的游击区，百姓们都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们，他们大门紧闭，看来在这里很难开展工作。

我们在茄子河北，泥鳅河一带转了有一个多月，就又返回了双鸭山。这时已经到了农历三月初，扑面而来的风变的潮呼呼地了，绿草开始泛青，小河水带着冰凌哗啦啦地流淌着。

上一次缴获的食品早已吃光，部队决定二打双鸭山。可是，这一次由于侦察工作没作好，战斗失利了。

漆黑、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从南面的山上下去，饶过兵营，悄悄地向工棚摸去，战斗前定的暗号是吹口哨就冲进去。可没等到跟前，敌人的枪声就响了，噼噼啪啪的枪声从不同的方向射向了我们。看来敌人这次是早有防备，密集的子弹下，诸指导员、白凤林事务长、机枪手杨凤鸣和战士小曲都负了伤。看到敌人火力挺猛，部队只好边打边撤。敌人此时不知道我们的底细，这么黑的夜，也没有追出来。

我们没敢停脚，架着伤员走了一宿，天放亮时，才在一个老林子里歇了下来。

双鸭山是不能再去了，部队决定转向窦家围子，窦家围子是我们的根据地。

雨不停气地在下，哗哗哗，哗哗哗，战士们从里到外淋得透心凉。日本人在窦家围子正在修警备路，没修好的路泥泞不堪，每个人的脚上都粘着一大坨子的泥，遇到泥水深的地方，两条腿陷进去后，脚拔出来了，鞋留在了泥里。野猪皮做的靰鞡鞋都泡软了，不少战士把鞋脱掉扔了，宁可光着脚走，邓司务长跟在后边不停地拣，一边拣一边说：“等天晴了，晒一晒还能穿啊，没粮食还能当饭吃，这么好的东西哪能说扔就扔。”就这样我们一呲一滑地走到天大黑，才进了窦家围子。

队伍到了窦家围子以后，我们进了地下联络站窦掌柜的家，他家有三间房子，房子都挺大，正房是南北大炕，地下有两口大锅灶。窦掌柜看到部队来了，紧张罗着，给我们做了小米干饭，粉条炖豆腐。

窦掌柜是我们的地下联络员，部队收缴的大烟，装在黑坛子里埋在他家的地下，那时，大烟可以当货币流通，他用大烟给我们收粮食。部队还可以在他家用伤马换好马，病伤的马，他找人给医治。

趁着做饭的功夫，我们各家各户的去进行了抗日宣传。

饭菜做好了，香气飘散在屋中。战士们好多天没正经吃过一顿饱饭了，闻着饭菜的香气。急得直咽口水。

正当大家准备开饭的当口，东边围子突然传来了啪啪的枪声。枪声就是命令，大家赶紧提枪冲了出去。

经过了解，原来是这个围子的伪保甲长孟光春，给东边围子的讨伐队打了电话，把敌人引来的，我们立刻把孟光春抓了起来。孟光春，四十左右的年岁，皮肤挺光滑，不像个农村人，穿得也挺齐整，一套藏蓝士林布的裤褂干干净净，一顶黑缎子的瓜皮帽扣在头上，帽子上还有个红疙瘩。

部队和敌人接上了火，天黑雨大，敌人也不敢贸然进村，就在围子边上进行着拉锯战，战士们开始换班回来吃饭了。

战士朱学成一脚迈进了屋子，一看菜热得吃不进嘴里，就摸起一个柳条大笊篱，捞了一笊篱菜，放到了水缸里，菜顿时就凉了，他也不用碗，就着笊篱淅沥呼噜的都划拉进肚子里。一边吃还一边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们想吃，就都和我学。”三口两口吃完后，又跑了出去换别的战士回来吃。

战斗一直进行到了后半夜，害怕天亮敌人的部队增援，我们押着伪保甲长孟光春撤出了窦家围子。临行前，我们告诉孟光春的家人，给他们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准备好粮食来交换人。

连阴的天，连阴的雨，下个不停。已经十多天了，孟光春的家人还没有送来粮食。部队准备攻打柳毛沟村了，也有人把那地方叫柳木围子。

我们三个女同志，还有周云峰，年纪比较大的石副官和被炮声震聋耳朵的战士杨聋子留下看管孟光春，做饭的家什也都留在我们这里，几个司务长都上了前线。司务长上前线，主要负责解决口粮的缴获、运输和保管。

早上，攻打柳木营子的队伍还没撤回来，这时，我们三个女的在割草，准备搭个遮雨的棚子，周云峰、石副官和战士杨聋子在砍树，想拢一堆火。孟光春跟在我们身边，他和我们几个说要去解手。我们三个女人跟着也不方便，就说：“那你去吧，别走远了。”他嘴里答应着 ，就在离我们十几步远的地方蹲了下去。半天没看见他站起来，朴厂长说：“不好，这家伙是不是跑了？”我们几个抬眼一看，果然远处的树丛上露出了他的瓜皮帽，还在一窜一窜地向前跑。

我们大声喊着：“站住！不站住开枪啦！”他没听吆喝，还是一直没命地在跑，我们赶紧开枪，由于有树丛掩护，只打掉了他的瓜皮帽，人还是跑掉了。

我们几个人都十分地懊恼，跑了人犯我们犯了大错误，更可怕的是，他会领来敌人，暴露我们的目标。正在这时，攻打柳木营的队伍撤回来了，我们赶紧背上做饭的家什，跟部队会合后向山顶冲去。

那天，部队是半夜发起进攻的，雨还在下个不停。

柳木营修有工事，村子外面是一人多高的护城河。连日下雨，护城河里灌满了雨水。战士们趟水过了护城河后，在城墙边上搭人梯翻了过去，因为是雨天，敌人的哨兵也放松了警惕，翻进墙的战士用刺刀结果了他。

部队摸到了讨伐队的营房，他们正在里面睡觉。我们用机枪封锁住大门，喊他们出来投降。敌人在屋内死命地顽抗，就是不出来，他们也支上了机枪，从窗户里还伸出了不少步枪，两边的机枪“嘎嘎嘎”地响个不停。由于我们这边没有掩护物，战斗中，徐副官（外号徐寡妇）牺牲了。

敌人还是不投降，白福厚团长下令让几名战士跳上房去，往房子上泼了一桶汽油，点上了火，天上下着雨，火势也不旺。敌人算是和我们靠上了，就是不肯出来。天马上就要亮了，部队只好撤了下来。

撤出来的队伍刚到西山头，发现敌人从三面包围了上来，部队就地和敌人又接上了火。

这是一场硬仗，从早晨一直打到晚上。这场战斗中老付头（赫哲族），也叫付炮的战士立了不小的功，他的枪法好，百发百中。只见他瞄准了敌人，一枪一个。可是，打着打着就听他嘴里念叨着：“不行了，不行了……”

这几天老付头一直发烧，肚子里又没有一点食儿，难怪他顶不住了。这时，白团长急中生智给他揪了一块大烟，老付头吞进肚子里不一会就来了精神，他嘴里又嘟哝着：“好啦，好啦，看我的吧……”枪声下，又有敌兵倒了下去。

敌人来了两架飞机，飞机个头不大，看情形好象是侦察机，它在我们的头上一遍一遍地转圈。

由于部队抢先抢占了有利的地形，敌人一直攻不上来。我们倒是打死了不少敌人，还打死了一名机枪射手，缴获了一挺机关枪。这边也有几名战士负伤，机枪手杨凤鸣旧伤没好，又添了新伤。

太阳偏西时，敌人不敢恋战，他们把尸体装上马车撤退了。

看到敌人撤退了，部队也赶紧转移。我们顺着七星河往南走，钻进了一片老瞎塘。老瞎塘里的小树十分密集，敌人的马队钻不进来，就是人到了里面也不好走。塘里面根本没有路，上面的树枝刮脸，下面的树枝拌腿。磕磕绊绊地我们走了一宿，天放亮我们来到了一个河边，部队才传令休息。

两宿一天没合眼了，战士们又困又累又饿，一宣布休息，立刻东倒西歪地睡着了，我枕着背包也睡了过去。

睡梦中，忽然听到好象有敌人的一群马队跑了过来。呱嗒呱嗒呱嗒，马蹄脚踏落叶的响声十分震耳，这声音由远而近，越来越响。我一骨碌爬了起来，同志们也都惊醒了，把枪抓在了手里。我一想，完了，这个时候敌人的马队上来了，我是说啥也跑不动了，干脆不跑拼了吧！

声音更近了，突然出现的一群动物把大家惊得目瞪口呆。原来是二三十成群的马鹿穿林而过，马鹿个个肥壮，它们比马小点，比驴还大点。

几个炮手赶忙架枪射击，就在马鹿穿行疾跑的瞬间，三匹肥壮的马鹿被击毙了。整个部队立刻欢腾了起来，：“有肉吃啦！有肉吃啦！”

几个司务长赶忙剥皮剔肉，把肉卸成小块分给大家。这时，指战员们分析，马鹿很可能是受了什么惊扰，才纷纷逃窜，也许敌人就在附近，我们必须立刻转移，战士们背上马鹿肉，顾不得疲劳和饥饿，又向西南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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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28
申家围子的消息

部队进入了桦南县地界，这时，柞树叶子已经巴掌大了，田野一片青纱帐。

出发前，机枪手杨凤鸣、司务长白凤林都转移到锅盔山后方医院去了。

我们先在孟家岗、小五站一带转悠，后来又进入到桦川县，来到了申家围子。

申家围子的保甲长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小老头，留着两撇小胡子。他的家境也不错，有三间大草房。这个保甲长多少有些文化，知道很多事情。他给我们讲了八军军长谢文东1938年的秋冬下山了，九军的李华堂部队也下了山。特别令人震惊的是第八军政治部主任刘曙华同志被他们残忍地杀害了。

所谓的下山就是叛变投敌，当时的百姓把叛变投敌的部队称之为下山。以下是东北抗日联军史料记载。

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斗在黑龙江省牡丹江中下游地区的一支抗日武装。它的前身是1934年土龙山（原吉林省依兰县，今黑龙江省桦南县）农民暴动组织起来的民众救国军，后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帮助下，走上联合抗日的道路。1936年9月改编为抗日联军第八军，全军达2000余人，游击区扩展到依兰、方正、延寿、勃利、富锦等县，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一定贡献。1938年以后，东北抗日斗争进入艰苦时期，在日伪的军事“讨伐”和政治分化的双重压力之下，谢文东等人思想动摇，先后叛变投敌致使全军瓦解。

抗联第八军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部队迅速发展。在第八军中的共产党员、政工干部及广大爱国士兵，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与日伪军、汉奸、特务和叛徒的斗争中，坚贞不屈，坚苦卓绝，许多人献出宝贵的生命，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抗日斗争的光辉篇章。第八军1936年9月正式成立，到1938年底至1939年初全军溃散。第八军所以在这样短时间既全军瓦解，主要原因：一是队伍成分复杂。第八军的前身虽然是农民暴动为基础，以农民为主的队伍，但在谢文东的带领下，到1935年春几乎瓦解。1936年脱离联合抗日道路之后谢文东为发展个人势力，收编了不少地主武装，自卫团人员以至小股土匪、流寇，改变了这支队伍的成分。改编为抗联第八军后1937年发展较快，又编入了不少义勇军、山林队、反正的伪军，有的师、团为扩充自己实力，不择手段地到处拉人，混进了不少坏人使这支队伍的成分越发复杂。其中尤其是第八军军、师的主要领导人，很少有工、农出身的基本群众。如军长谢文东本人就是土匪出身，后来发展成为地主，并当上了保董和自卫团长，副军长腾松柏出身于旧军官、赫武奎出身伪军。其他一些师一级主要领导也绝大部分都是出身于地主、土匪、伪军、旧军官、山林队的头目，有的是作恶多端罪行累累的坏份子。因此，在这个队伍中腐朽的思想、作风占据着统治地位。军、师上层主要领导人的成分、素质决定了这支队伍在抗日斗争中的软弱性，他们虽有抗日要求又不肯走上坚决彻底的抗日道路，以至为个人的得失不顾抗日的大局。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始终存有疑虑和戒心，当他们走投无路时，想依靠共产党保全自己、发展实力；当他们个人实力有了发展时又害怕共产党影响其扩大势力，便抵制共产党的领导。因此，他们不可能用正确思想教育部队，克服部队在思想、纪律、作风上存在的一些弊端，引导部队走上真正抗日道路，相反却唆使纵容下级领导人员和部队充当他们谋取私利的工具。最终，把部队引上了毁灭的道路。二是共产党领导力量薄弱。在第八军建立后，中共吉东省委和北满临时省委为加强对这支部队的领导，把它改造成人民的抗日队伍，曾向第八军派进了以军政治部主任刘曙华为首的一批政工干部和共产党员。他们在刘曙华的领导下，为改造这支部队做了大量工作，发展了30余名党员，成立了6个党支部。但这对一个具有2000余人的部队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力量有限。部队的主要领导权没有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有的人（如谢文东），后来虽然加入了共产党，但旧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流寇与军阀思想和土匪的作风在部队中仍占据统治地位。加上部队发展较快、战斗频繁、条件艰苦、队伍分散，更加助长了这些陈腐思想的发展和蔓延。以至后来发展到公开抵制共产党的指示，残害政工干部，导致部队瓦解。三是缺乏骨干队伍。第八军前身虽是土龙山农民暴动后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后来由于几次挫折，多次改编，部队中已没有一支基础较纯，思想和纪律较好的骨干队伍。刘曙华到部队担任政治部主任以后，在军内曾建立起一支约70余人的教导队，由刘曙华亲自指挥。他本想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在共产党领导下具有进步思想和良好作风的骨干力量，成为第八军部队的典范和支柱。并以次为基地，培养优秀人才，输送给全军其他各师、团，带动和影响整个部队。但时间不长，还没有发挥它的应有作用，1938年秋，谢文东为消灭异己令军警卫营在五道河子将教导队全部缴械。第八军中唯一共产党控制下的一支骨干队伍也彻底丧失了，致使第八军其它队伍更加肆无忌惮的顺着错误的道路越滑越远，直到消亡。

抗日联军第九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斗在北满地区的抗日武装，它的前身是自卫军李华堂支队。它是一支以原东北军为主体，联合一些小股山林队及部分农民组成的队伍。后来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走上了与人民抗日武装联合抗日道路，活动在牡丹江下游地区。1937年初，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转战在依兰、方正、通河、汤原、勃利、宝清等地。1938年后，东北抗日斗争进入艰苦时期，在残酷斗争中李华堂思想动摇投降日军，全军大部溃散。第9军一部在第2师师长共产党员郭铁坚等人率领下继续坚持抗日。抗联第9军曾与日伪军作战百余次，歼灭日伪军千余人，为东北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由于1938年后北满抗日斗争形势急剧恶化，抗联第9军的部分人员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思想动摇，以至叛离抗联队伍。不久，李华堂本人也失去抗日信心，情绪颓丧，最终在日军的威胁利诱下，叛变投降，充当日伪特务。李华堂沦为中华民族的罪人，却抹杀不了第9军指战员在长期抗日斗争中，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所作出的贡献，第9军无数指战员在十几年抗日斗争中坚苦卓绝，前赴后继，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谱写了抗联第9军历史上的壮丽篇章。

（摘自东北抗日联军一书）

关于刘曙华同志《东北抗日联军将领传》上记载：1938年，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更加艰苦的时期，日伪军在伪三江地区实行残暴的法西斯统治。我军的给养供应出现了极度的困难，东北党组织和抗日联军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局面。在艰苦的斗争中，在凶恶的敌人面前，“软骨头”动摇退却了。原来就存在着动摇投降倾向，抱着政治野心和个人目的参加抗日的，这时又分裂出去投降敌人。特别是像第八军这样改编的部队，军中不断发生枪杀政治工作干部和叛变的事件。在严酷的斗争面前，刘曙华毫不畏惧，他作好了为民族解放献出自己一切的思想准备，站在了斗争的最前列。他一面在教导队积极向战士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对部队进行巩固整顿；一面积极与各师联系，号召大家坚持抗日到底。

1938年6月，刘曙华率领29名战士在桦川县七星砬子与第八军三师师长王子孚率领的部队会合。他发现了王子孚策动叛变的阴谋，同王子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利用各种机会向三师的干部战士宣传抗日，讲解我党的抗日政策，他说：“中国人不应甘做亡国奴，中华民族只有抗战到底才是出路。”叛徒王子孚认为刘曙华是他们投敌的障碍，就把他绑了起来，妄图胁迫他一起投降。途中他大骂王子孚是民族的败类，大讲抗日救国的道理。8月22日他们走到勃利县通天沟时，一些战士在他的感召下犹豫了。王子孚看到有投敌不成的趋势，就把刘曙华绑在大树上，惨无人道地割下了他的舌头。殷红的鲜血顺着英雄的嘴角淌了下来，染红了他的衣服。刘曙华威武不屈，挺立在大树下，他虽然不能说话了，但他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却无限深情地凝视着他曾经战斗过的祖国大好河山。过了一会，他高高地抬起头，怒视着王子孚这伙无耻的叛徒，表示他誓死不投降的决心。最后这伙穷凶极恶的家伙，竟用刀子一点一点地割下刘曙华的皮肉，直到把他割死，形状之惨令人目不忍睹。

解放后，党和人民抓住了当年杀害刘曙华、策动叛变的叛徒王子孚，处以枪决，民族的败类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摘自东北抗日联军将领传、抗联烈士传）

我们听了申家围子保甲长的讲诉后，震惊、气愤和悲伤充满了胸膛，刘曙华烈士是受周保中派遣到八军担负重要工作的，他是我们党优秀的干部之一，没想到，他没有牺牲在日本人枪口下，却死在了叛徒们的刀下。

这时，陈绍宾在不住地唉声叹气，部队的情绪有些紧张和低落。黄成植和白福厚团长站了起来：“同志们，我们要为死去的烈士报仇，谢文东和李华堂都是民族的败类，他们不抗日，我们抗日！我们坚决不做亡国奴！”战士们的情绪又激昂了起来：“对！我们抗日，给刘曙华主任报仇！”

参军后我第一次感到革命队伍里出了叛徒的可怕，我们这支队伍的前途会是什么样呢？我想，我们这支队伍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因为六军的队伍里工人和农民比较多，基础好，战士们们觉悟高。

部队在申家围子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这里，告别保甲长的时候，他把装在炕琴里（一种放在炕上的柜子）的小米全部送给了我们，每个人分了有两斤多吧。

离申家围子不远，有一条小河，过了河是一片草甸子，淌过了草甸子，我们爬上了一座秃顶子山，到了山上我们向申家围子望去，这一望惊出了一身的冷汗，我们看到敌人的马队从围子里出来，正向草甸子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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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28
七星峰突围

天刚麻麻亮，晨雾弥漫着山岗。我们从秃顶子山上，顺着山脊一直在往北走。从山上向山下望去，日寇讨伐队的马队，人和马显得都很小，我们的枪够不上打他们，他们也打不到我们。部队这时不敢下山，只能在山上走，这样我们就占据着有利的地形。

顺着山脊，我们从秃顶子山一直走到了七星峰，这时，天已接近了晌午，大大的太阳火辣辣地照着我们，大家跑的浑身是汗。

七星峰险峻陡峭，大大小小的山峰像是一把把利剑直指青天。到了这里我们无路可走了，只能依靠这里的天险来阻击敌人。

在家的时候，我在王海屯出门就能远远地望到七星峰，七星峰上有好多的神话和传说，传说中，这里是七仙女落脚的地方，山顶上常年飘动的七彩云雾，就是她们的衣裳和飘带。日本入侵东北后，我还听说这里是抗联的六军，三军、四军、五军、七军、十一军的后方基地，爸爸他们曾经往六军和三军送过粮食。当时，三军师长周树范、四军军长李延录、李延平、五军军长周保中、柴世荣、六军马德山师长、徐光海主任、吴玉光主任、七军王效明军长、姜信泰、十一军军长祁致中、政委金政国等人曾率部在这一带活动。在这里还建立过军政学校、军政教导队，后方医院、被服厂，兵工厂等。当时抗日斗争的烽火燃遍了东北大地，我是多么的向往这里啊，幻想着有一天我也能战斗在这里。没有想到，今天我们竟然被敌人追上了七星峰。

部队上了七星峰，峰顶上数不清的石砬子高矮错落，参差不齐，石砬子缝隙间山泉水淙淙的流淌。这座山的北面现在属于双鸭山，南边属勃利、桦南。我们站在高处向山下望去，看到山根底下有条河，河边有敌人修的警备路。这时，敌人从南边和西边，兵分两路紧追了上来，北面的情形看不清楚，北面有座高山遮住了我们的视线。公路上有马队和马车跑来跑去，他们在河边支起了帐篷。

天黑了，敌人只是部署，没什么动静。到了第二天，他们还是围而不攻，这时北边也发现了敌人，北边的敌人是从西边过来的。

第三天了，敌人开始试探性地进攻了。这是一个响晴天，万里无云，我们都隐藏在石砬子后面，上面传令，敌人不到跟前，不许开枪。

敌人开始爬山了，前面是伪军，后面跟着日本关东军。敌人越来越近，能听到脚踩石头和落叶发出来的咔咔、刷刷的声音。女战士柳明玉离我不远，她用手在向我比划，示意准备开枪，我已经能看到一个伪军了，他穿着一身黄衣服，脖子上围着一条白毛巾。

就在这时，我和柳明玉的手枪同时响了起来，敌人哀嚎了一声，倒了下去。与此同时，我的四周也响起了噼劈啪啪的枪声，冲上来的敌人被我们撂倒了不少。剩下的敌人拽着尸体掉头就跑。

就这样，敌人每天两三次向山上发起进攻，但是，都没有攻上来，我们靠着有利的地形和敌人顽强地对抗着。他们好象也不急着进攻，像是要把我们困死在这里。从申家围子带出来的小米吃光了，这光突突的山上什么都没有，饿急眼了，也只能灌一肚子山泉水。

敌人的包围圈在逐渐地缩小，赖以生存的山泉水也被他们占领了。夜间，前哨站岗的地方都能听到敌人打呼噜声。而我们又不能出去打击他们，情况变得越来越危急。

第五天，上午还是又大又圆的太阳烧烤着山岩。头顶上太阳照着，身边山石烤着，大家的嗓子直冒烟。我们隐藏在石砬子后面警惕地注视着山下，由于肚子里没食儿，太阳底下眼前乱冒金星。到了下午，东边的天上忽然飘来了云彩，云彩翻卷奔涌着，越来越密。

没过一刻钟的工夫黑云滚滚，惊雷阵阵，瓢泼般的大雨从天而降。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大的雨，从来没有听见过这么响的雷。闪电咔啦啦的撞击在山岩上，发出耀眼的红光，雷声就暴响在我们的头顶，轰隆隆，轰隆隆，好象要把整座大山炸碎。

雨不停地在下，山洪咆哮着顺着山石滚滚的流淌。天黑了，传来了压低声音的口令：“准备，撤退。”口令一个一个地传了下去。

撤退开始了，我们从东南往西撤，敌人是三面包围，西面那个方向没有敌人。

石头砬子在雨水的冲刷下溜溜滑，一迈步直摔跟头。没走出几步，一个像刀剁斧劈般的山石裂缝横在了面前。白福厚团长率先一个箭步跳了过去，身高腿长的徐排长紧随其后也蹦了过去。他的后面是身材矮小的安班长，迈步前他脚滑了一下，这一滑，他没能跳过裂缝，只听“啊——”的一声，他从山石的裂缝处滚落了下去，哗啦啦——，山石和他滚落的声音持续了好久，山下敌人的枪声顿时响了起来，大家惊得浑身一战。

白福厚团长马上发出命令：“停止前进，停止前进！”走在大后边的战士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直打听：“咋得啦？咋的啦？”

这时，白福厚团长，在石缝那边摸到一棵碗口粗的小桦树，小树因为长在山岩的缝隙处，根没有多深，白团长和徐排长两个人同时撼动，不一会就连根拔了起来，他俩把那棵小树搭在了裂缝上，同志们陆续的过了去。轮到我了，我听到徐排长在那边喊：“迈左腿，迈左腿。”我战战兢兢地迈出了左腿，就在我左腿迈上小树，刚抬起右腿的时候，对面一双有力的大手一把拽住了我，原来是白福厚团长和徐排长在那边一个一个地接着我们。

我的身后又过来几名战士，哗琅琅——，又一阵响声传了过来，像是有什么铁器，撞击山岩，响声持续了好久，一直响到山脚下，敌人的枪声更猛烈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是邓司务长栓在背包带上的铁桶绳子开了，就在他在山岩上跳跃的时候，铁桶顺着山夹缝滚落了下去。

这个时候大家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有天大的事情也不顾了。

部队开始下山，山太陡了，人很难站住脚，大家几乎是叽里咕噜地在往下滚。雨还在不停地下，连泥带水的，每个人都骨碌得像个泥猴。

终于来到了山脚下，一条湍急的河水又横在了面前。有人说这条河是八虎力河，有人说是小虎力河，不管是哪条河，最后都流入到下游的倭肯河。山上的洪水带着泥石不停地像万马奔腾一样冲入河中，激起巨大的浪花。水流太急了，人下去根本站不住脚。这时，白团长和孙国栋副官领着大家砍倒了两棵树，岸上大家拽住树的一头，几个人把着树走到河心，再把另一棵树送到河对岸，他们在河中间死死地抓住这两棵树，我们再依次下河，扶着树干趟过河去。

过了河有人带路，开始向东南方向转移，就这样没停气地走了大半宿。天亮了，雨也停了，我们拐进了一个山口，在两座山的夹空里穿行。走出了十多里地后，眼前豁然开朗，我们走出了山口。一条清澈透明的小河，出现在面前，河里的石头和水草看的清清楚楚，一大片一尺来高的燕子尾草长在了河两岸。

看见了河水和燕子尾草，大家好象饥饿的羔羊遇见了大草原，什么都顾不得了，赶紧趴在河边咕咚咕咚的喝水，掠下大把大把的燕子尾草，往嘴里填。燕子尾草刚长出来的时候，略带兰色，像小燕子的尾巴，长大了以后像大菠菜，这种草不苦，有点清香味，人可以吃。

看到战士们如此的饥饿不堪，白福厚团长说：“各班拢堆火，用水扎一扎再吃吧，如果发生情况就到后面的山顶集合。”

大家也实在累得不行了，听了白团长的话，就各班拢火，准备连休息带扎燕子草吃。

这时，金指导员的侄子小金子忽然瞪大了眼睛喊着：“敌，敌人来了……”他的话音还未落，大家发现敌人马上就要到跟前了，一个日本军官已经冲到河边，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敌人的机枪“嘎嘎嘎”地响了起来，枪声中立刻倒下了好几名 战士，大家也顾不得去拿盆子，赶紧就地卧倒，有的奔河套子里的小树林，以树木为掩护进行还击。

徐排长就在我的身边，我看见他一个趔趄倒在了草地上，膝盖处不停地往外冒血，我赶紧爬过去扯块衬衣布给他包扎，他连说着：“别包了，别包了，我的腿拿不动了，我掩护你，你快撤。”这时，他爬起来跪在草地上，不停地向敌人开枪，又一颗子弹飞了过来，打中了他的胸膛，徐排长倒在血泊中牺牲了。这个时候白福厚团长端着机枪也跑了过来，看来机枪手也牺牲了。他端着机枪边扫射边跑，掩护着大家。他喊我：“小李子，怎么还不撤退，快跑！”我顾不得悲痛，赶紧拽几把草，给徐排长盖在脸上，转身向山上跑去，耳边是呼啸而过的子弹声。

好高的山啊，我已经跑不动了，跑不动也得跑啊，我咬着牙坚持着，快到山顶的时候看见了地上的草有被踩过的痕迹，我想方向没错，就继续往上爬。终于到了山顶了，啊！同志们都在山顶上了。

大家看到了我，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啊！小李子，你没死啊？”

“没有啊，谁说我死啦？”

“我们看见你倒在草地上了，以为你牺牲了呢。”

他们这一说，我想起了牺牲了的徐排长，泪水立刻流了出来，我哭着说：“不是我，是徐排长牺牲了。”大家的头都垂了下去。

这时，白团长提着机枪也爬上山来，他一直在掩护大家，最后才上山。我们的白团长从来都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

这次战斗牺牲了好几名同志，这时，陈绍宾师长坐在山坡上一直唉声叹气。看到白团长上来了，他开始说话了：“人也回来的差不多了，我就和你们说说吧，我这个师长是不能干了！你们都走吧，去自谋生路吧，愿带枪走的可以带枪走，带枪走还能混碗饭吃。我这里还有点钱，可以每个人给你们两元钱（伪满币）。”说完了他又重复了一遍：“不行了，不行了，我这个师长不能当了，你们都走吧……”

他一边说着话一边解开了上衣，我们看到在他的上衣里面有一个像子弹袋一样的钱袋子，里面一格一格的装着钱。那时候，部队的经费都是由最高领导保存的。

听了他的话，全部都惊呆了，战士们的脸上立刻表现出吃惊和紧张的神色，这是一个师长说的话吗？我们立刻联想到不久前下山叛变投敌的谢文东和李华堂，我们要去缴械的陈云升，还有被叛徒残酷杀害的刘曙华烈士。大家都把手放到了自己枪上，互相都用猜疑的目光巡视，看看究竟事态如何发展。

我一听到陈绍宾要解散部队的话，顿时象是一片乌云压在了头顶，像似一个惊雷爆响在了耳边，头皮簌簌地发麻，大脑一片空白。等明白了他的意思以后，我沉不住气了，放声大哭：“我们是奔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来抗日救国的，现在咋能让我们走呢？我是个没有父母的孩子啦，我没有家啦，我哪儿都不去，哪儿都不去，我就是死在战场上也不走啦！”我边说边泣不成声……

好多小战士也哭了，林占才、王德、王玉春（机枪手）、柳明玉等人也哭着说：“我们没有家呀，归屯并户，家都烧没啦……”马云峰也说：“这叫啥事儿啊？……”

就在这紧要关头，白福厚团长站出来向大家高喊道：“不怕死的站出来，跟我走！我领你们去找张政委（李兆麟）冯省委（六军政委冯仲云），！”谁愿意继续抗日救国的站出来跟我走！咱们中国人剩下一个人也要抗战到底！决不向敌人投降！白团长的这一番话，让我感到太阳一下子出来了，我头上的乌云散了，有人带路了！

白团长的话音刚落，孙国栋副官、杜景堂指导员、黄成植、赵军需官等人“唰”的一下站起来走到白福厚团长的左侧自觉地排上了队，共产党员站出来了，共青团员站出来了，革命战士站出来了，就连陈绍宾的警卫员杜宝祥都站了出来，杜宝祥的父亲是七军的战士，已经牺牲了。

大家站好队后，白团长宣布：“同志们，我们前面虽然困难和危险重重，但我们要团结一致，排除万难到西荒（黑嫩地区的统称）找省委和军部，现在马上下山过江。”

陈绍宾看大家都随白团长走，他也无可奈何地站到队伍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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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29
黑鱼泡脱险

正在这时，西边山顶上的岗哨下来报告：“报告团长，北边警备路方向又开来十几辆汽车，车上的敌人正分散开往这边走。”

白福厚团长思索了一下说：“同志们，敌人这是实行的拉网战术，咱们怎么办？”大家一起高喊：“拼了！咱们和他们拼了！”

白团长摇了摇头说：“不行，咱们人少，他们人多，再说 ，咱们的子弹也不多了，硬拼咱们吃亏，他们实行拉网战术，咱们给他来个漏网战术.”。

“漏网战术？怎么漏啊？”。战士们问了。

“听我指挥，一连、二连往西走，三连、四连往东走，大家赶紧分散开，能隐蔽的隐蔽，能撤退的撤退，等敌人过去了，大家去张家窑的平顶山集合。”

敌人就快上来了，我决定先猫起来再说。一棵横七竖八长满枝叶的大树下，有一团乱蓬蓬的蒿草，我身子贴地爬了进去。

等啊，等啊，四周鸦雀无声，二十分钟左右的工夫吧，敌人过来了，他们都是拉开距离，横向走着的。离我最近的伪军走路“刷拉、刷拉”的响声听的一清二楚。就在走到离我几步远的时候，听到远处一个伪军在喊话：“哎——咋样啦？看到什么了没有？”

这边的伪军回答：“没有啊——。”这时，一个日本关东军发话了：“说话地不要，说话地不行。”

听到他们的对话，我的心里好象揣着一个小兔子，耳朵都能听到“蹦蹦蹦” 的心跳声。我屏住呼吸，一动也不敢动，感觉时间过得好慢好慢。

终于，一点声音也听不到了，敌人过了去。我忙从草棵子里爬了出来，慢慢试探地走了几步，没有什么动静，我撒开腿就往树密的“老瞎塘”里跑。跟头把势地好不容易钻出了这片树林。出了树林一看，朴厂长和柳明玉正在这转悠，她们看到我忙说：“哎呀，我们到处找你，你猫哪了？”

我告诉她们自己猫在了一棵大树下。朴厂长一连声的说：“躲过去就好，躲过去就好，咱们快走吧，我认识路。”

朴厂长带着我们翻过了几个山头，我们已经累得一步都不想走了，枪也扛不动了，两条腿发软，像面条一样，一条小树枝都能把我们拌倒，一阵风过来也能把我们吹倒。

我们一步一步地挪到了张家窑附近的平顶子山。山上已经有不少战士陆续地来到了这里。我们互相对望着，大家的脸都浮肿的变了形，脸上透着绿色。一个个有气无力的，眼睛无神地往上翻着。

这时，机枪手王玉春正拖着机枪往山上爬，看来他连扛机枪的力气都没有了。王玉春是个年青的小伙子，两只大大的眼睛，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的眼睛已经肿的成了一条缝。他走一步歇两步，眼睛向上翻着，好象随时都会倒下去。我和柳明玉在山上嘀咕：“机枪手好象是不行了。”“恩，部队要是没有机枪可咋办啊，咱们得想想办法。”一边说着，我俩一边跑了下去。

我俩连拖带拽地把王玉春拉上了山，他一下子就躺在了山上，我忙着在盐口袋里翻着，看能找到什么吃的东西。嗨，真是不错，我竟然翻出来了大拇指一般大的一块肉，我赶紧把肉撕成细丝，送到王玉春的嘴里，他躺在那里闭着眼睛使劲地吃着，一块肉下了肚，不大一会睁开了眼睛，王玉春坐了起来，他十分感激地和我说：“哎呀，哎呀，心口窝憋的慌，现在好点了，小李子，太谢谢你了，你这一块肉把可我救了，我都不行了……。”

柳明玉也在盐袋子里翻，她翻出来上次苗司务长分给我们的那块“马鞭”，马云峰一把抢了过去扔进了嘴里，一遍嚼着他还一边嘀咕：“哎……多亏你们还留点东西。”大家都有气无力地笑了一下。

我们大家寻思，这一小块肉顶不了多大的事儿，兴许是肉里的咸盐起作用了吧？我们用手摸着自己的心口，胃都饿得缩成了一个小包，在摸摸肚子，一根根的肠子好象都能数的清。

人都到的差不多了，开始点名，有三个战士没有答应，大家估计一是他们跑了，再就是倒了下去爬不起来了。部队从青山老道庙出发时有一百多人，现在连五十人都不到，如果再没有粮食，这支小部队也要垮掉了。

这时，白团长安排金指导员带着战士小萧（徐光海警卫员）和战士小王去附近的炭窑，想办法买点粮食。安排黄炮（黄龙吉）和李炮（李排长）出去转转，想办法打点野兽回来。其他的人员就地休息、等待。

我们心急火燎地等待着，心里想着，哪怕是有一伙人能弄来吃的也好啊，我们等着，等着，过了大约两个时辰，金指导员吁吁带喘地跑了回来，他脸上直冒虚汗，嘴上起了厚厚的一层白皮，大家急得忙问：“咋的啦？咋的啦？”

“哎呀，哎呀，别提了，他们两个把我给缴械了，他们两个带着枪跑啦……。”

“啊——”

原来是小萧和小王，走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把金指导员的枪给缴了。金指导员带着一支大枪和一支手枪，他们把手枪缴了去，把大枪里的子弹退了出来又还给了金指导员，临走时，他们和金指导员说：“金指导员，对不起啦，你别怪我们，陈师长不是说让自谋生路吗？我们实在饿的受不了啦……。”

听到这一情况，大家都十分的紧张，我们处在敌人的包围圈之中，如果这两个人投奔了敌人，那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时，陈绍宾又说了：“咳，走就走吧，好歹能出去混碗饭吃。”听了他的话，大家的脸色更加恐惧和难看。

白团长当机立断，不能等李炮和黄炮了，部队得赶紧转移。他高喊着：“部队集合，起队！”

我们又连续地翻了几个山头，最后一座山不太高，长满了柞树。到了山顶上一看柞树下面长了好些叫“山老荤”的野菜。看见这种野菜战士们啥都顾不得了，嗨，终于又有吃的啦。

“山老荤”长的既像葱又像蒜，吃起来也是葱蒜味，有黏液，还有些辣。大家拼命的吃啊，吃啊，吃得胃都生疼，直往上返酸水，受不了啦，就再含一粒咸盐，盐真是个好东西。

趁着大家吃野菜的时候队伍里的领导开了一个会，讨论这支队伍要往何处去。

师长陈绍宾和周云峰的意见是往东燕窝岛方向走，返回大旗杆，队伍进行休整。他俩说：“咱们掏鸟蛋收大烟税也够吃够花的啦，再不用这么挨饿受累的了”。

白福厚团长、孙国栋副官，杜指导员和黄成植的意见是过松花江到汤原、萝北一带去。

两种意见争得脖子粗脸红。白团长提出了三点：

一是往大旗杆去，没有我们的根据地，那里是七军的地盘，我们应该去找六军的领导，张寿篯政委、冯仲云省委和北满省委书记金策同志也在那里。

二是现在是夏季，大旗杆那里一片汪洋，没有船过不去。再说，七星泡子和七星河一带到处都是日本讨伐队的兵营，空中是敌人的飞机，半路上就会被敌人给消灭了。

三是如果往北走，绥滨、汤原、萝北都有我们的根据地，有地方关系，便于活动，兴安岭里面还有我们多处的后方密营和林业工人。

最后少数服从多数，部队决定往北走，过松花江。这时，战士们已经吃了不少的“山老荤”，吃不了的就装进了背包，部队又开始出发了。

漆黑漆黑的夜晚，没有月亮。下山后，我们走进了一片大水泡子。这个水泡子太大了，像是一片汪洋大海。水泡子里的水有深有浅，我们不知深浅地走了进去。据说这个地方叫“黑鱼泡。”忽然听到有人喊：“不好了！有人掉进去啦。”

原来这种湖泽地，上面的水草和底下的树根纠结在一起形成了草毡子，草毡子像毯子一样覆盖在水面上，人踩了上去，站不住脚，掉下去就上不来了。

两名战士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牺牲了。口令从前面传了过来：“停止前进，往回走”。我们掉转身又往回走，这时，孙国栋副官小声指挥着我们：“贴边走，踩硬实地。”

早上，天麻麻亮，星星还没退去，我们行走在沼泽地的边缘。前面的尖兵传来了口令：“注意，前面有警备路。”不大一会，口令又传了过来：“敌人的汽车过来了，就地卧倒。”

我们顿时都趴在了水里，白团长小声地嘱咐大家：“都藏到水里，不要露脑袋。”我在水草里找到了一棵“老山芹”含在了嘴里，身子和头也都埋在了水中。“老山芹”的颈是空的，人含在嘴里能喘气。

这时，赵军需官悄悄地摆手，把孙副官招到了跟前贴着耳朵说：“你过去看着老头（陈绍宾），别让他暴露目标。”孙国栋副官心领神会地爬到了陈绍宾的旁边。

不一会敌人的汽车“呜呜呜”地开了过来，车前面开着大灯，侥幸的是，敌人没有发现我们。

汽车过去了好一会，我们才从草丛中逐个的走出来，这时天已放亮，我们不敢在这里久留，赶紧钻进不远处的一个小山冈，小山冈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柞树和榛材树丛。

太阳升起来了，照在人身上暖洋洋地，我们已经两宿一天没合眼了，太阳底下，大家都昏昏沉沉地在树林子里睡了过去。

午后，三、四点钟的样子，白团长和杜指导员要出去搞吃的了。临走时，白团长把队伍交代给孙国栋副官说：“我们去整点吃的，队伍有事你负责指挥。”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太阳已经偏西。白团长他们还没有回来，我们开始担心了。担心着他们的安全，千万别碰上敌人啊！我们这个队伍不能没有白团长和杜指导员这样的干部啊，只有他们才能领着我们继续前进。

看到大家焦急不安的样子，陈绍宾又说话了：“白福厚、杜景堂他们两个把你们扔在这里就走了，不管你们啦，你们还傻等什么？”

这一下子，大家更紧张了。赵军需官沉着地说：“不可能，他俩是老党员了。”

陈绍宾用鼻子哼了一声：“哼，老党员，老党员也得吃饭啊。”

孙国栋副官这时挺身站了出来：“大家放心，我担保他们一定会回来的！”

赵军需官和孙国栋的话，将大家的情绪稳住了点，但依旧心事重重。

太阳落山了，但天还没有黑，远远地我们看到了三个戴着草帽的人的身影。怎么回来了三个人？正在我们纳闷的时候，他们来到了我们跟前。白团长高兴地喊着大家：“快，快准备去吃饭，吃小米饭！”

一听说吃小米饭，大家都“嗷”地一声高兴地喊了起来，刚才的紧张情绪一扫而空。白团长领着附近修警备路的老乡来接我们了。大家过了警备路往北走，也就是两里来路吧，我们看到了草甸子上有两间草房。门口的大锅灶里，飘出了小米饭的浓香。

邓司务长给我们分饭了，每人分到一小碗，大家三口两口地就划拉进了肚。怎么办？没吃饱啊。白团长看到老乡还有半袋子亚麻籽，可能是准备下种的种子。就商量着买来分给大家。老乡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每人又分了一碗亚麻籽。

老乡们都不富裕，三天才能上关东军那里领一次粮，这次老乡们把粮食都给我们吃了。分完亚麻籽后，白团长向陈绍宾说：“我们今晚吃的小米饭和买的亚麻籽钱得给老乡。”

不料，陈绍宾脱口而出：“你买的，你给他们钱吧，我没有钱！”白团长气愤地对陈绍宾说：“今天这顿饭钱和亚麻籽钱必须得给，我们的钱都归你保管，你怎么没有钱？”孙国栋副官、赵军需官接着说：“你昨天还说，每人可发路费回家嘛。”这么一说，陈绍宾自知理亏，才从他军衣里挎着的黑绒布挎袋子里取出几张钞票（伪满币）交给了农民。

老乡们都很高兴，没见过当兵的吃饭还给钱，这时，他发现了我们几个女兵，就拉着白团长的手说：“你看看，妇道人家都出来抗日了，俺还有个儿子，让他跟你们上部队去打小日本吧，这里的伪军三天两头地来抓兵，俺可不能让他拿枪去打中国人啊。”

白团长说：“好啊，下次来，我们一定带上他走，这次我们有任务急着转移。”杜指导员也讲了话：“老乡们，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抗联部队，一定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谢谢老乡们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

天大黑了，部队又出发了，一碗小米饭根本没够吃，大家一边走一边又把那碗亚麻籽吃进了肚，吃完了又喝了不少的凉水，这下不好了，到了半夜，我们都一个一个的蹲了下去，大家开始拉肚子了。

拉肚子也得走，这次走的是草地，寂静的夜晚，战士们趟草的声音唰唰的响。

天亮了，我们来到了松花江边的一个围子。围子里静悄悄地，没有人烟，成群的老鸹盘旋在上空，呱呱、呱呱地叫着。进了围子，到处都是烧毁的房屋和蒿草，房前屋后的蒿草里夹杂着韭菜和大葱。这时部队宣布休息，战士们急着拔韭菜和大葱充饥。

老鸹还在天上“呱呱”地叫着，这时，战士朱学成发现，围子里有好多的杨树，树上有不少的老鸹窝，出壳不久的小老鸹，张着黄黄的嘴丫子，在等着大鸟来喂它们。看见了这一现象，战士们都乐了，他们纷纷地往树上爬，去掏老鸹窝。掏下来的小老鸹还没长毛，浑身像个肉蛋蛋。大家开始拢火，准备烧着吃，这时，成群的大老鸹在天上凄惨地鸣叫着，一圈一圈地飞着，往下俯冲，不肯离去。

战士们都不忍心了，他们对着大鸟说：“咳，为了抗日只有牺牲你们了，我们是实在饿得不行了，要不也不会吃你们的孩子……”我可是一只都没敢吃，宁愿吃韭菜和大葱。多少天以后，做梦还能梦到那些鸟儿在空中哀叫着，盘旋着……。

正热闹的时候，杜指导员过来宣布站队、集合。他说：“咱们先不过江，我领你们去个地方。”

杜指导员带着我们奔村西头而去，来到了一个大院子前，院子里的房子挺大，没有门，房盖和房框子都烧毁了，院子里长着没膝深的蒿草。

我们进了屋，顿时，一幅惨绝人寰的景象呈现在了面前。

只见十几付烧焦的尸骨躺在地上，尸骨的锁骨上还栓着铁丝。最小的一付骨架看样子像是五、六岁的孩子。一付付头骨上黑洞洞的眼眶面对着我们，嘴上的黑洞好象是在向我们哭诉。

大家的心里一阵颤栗，这是我们的同胞啊，泪水不由自主地涌出了眼眶。

杜指导员开始讲话了：“同志们，这就是日本人归屯并户，把我们的同胞都残忍地杀害了，中国人当前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苦难。同志们，没有国家，哪来的个人家啊？如果我们要回家，就是这个遭遇，就是这个下场，所以我们不能下山，我们一定要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为死难的乡亲们报仇！”

这时，黄成植带头领我们唱起了《日本强盗凶似狼》：

日本强盗凶似狼，强占我地方，
抢夺屠杀后，再烧我村庄，
可怜我同胞们千万民遭殃，
不打倒日本强盗国家要灭亡，
兵和民不要分齐心打敌人，
联友军杀仇人，仇和友认清，
穿枪林冒弹雨不怕水火深，
弟兄们向前进冲破敌中心，
不后退不投降，敌军火虽猛强，
我们心坚强。
震山河守四方，雪国耻复边疆，
万古把名扬。
前军仆后军上，攻上前交一仗，
任把碧血洒光，任把碧血洒光，
拼一死在战场，夺回我失地方，
为民族自强。
杀！！！

歌声一遍遍地在空空荡荡地围子里回响，战士们怒火在胸中燃烧，热泪在眼中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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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29
蒲鸭河战斗

中午，骄阳似火，天上没有一丝云彩。

部队来到了松花江边，这里是蒲鸭河流入松花江的入河口，由于河水常年带着泥沙下来，在这儿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柳条通子，也叫夹芯子，夹芯子里面长满了树，以柳树居多。江边有大片的沙滩和野草，江对岸，隐隐约约的能看到一个鱼亮子，鱼亮子上有两间草房，我们赶到时，白团长已经先带着部分战士弄来了两条渔船。

部队分两批，先后来回好几趟，划船横渡了松花江，过江后都来到了江边的鱼亮子。这时，赵军需官、邓司务长和白凤林等人从老乡手里买了不少的大鲤鱼。看到大鲤鱼，大家都高兴的有说有笑，好久没有吃过鱼了。

部队以班为单位，分成了七、八伙，沿着江沿用树枝架起脸盆开始炖鱼了，锅里的水刚放滚，大家就急不可耐地把鱼捞出来，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下第二锅。

吃鱼的时候，我向不远处蒲鸭河的柳条通子望去，只见水面上成群的野鸭子在欢快地戏水，锦色的羽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这时，黄成植书记正在最东边的一伙人里面写东西。

松花江水轻轻地拍打着堤岸，江风送来了野草的芳香，吃着江水炖的江鱼，我们暂时忘记了重重的艰险和危机，沉醉在祖国的大好河山里。

正在这时，岗哨过来报告：“报告团长，有情况，蒲鸭河柳条通子里的野鸭子起飞了。”

听到报告，白团长高喊：“赶紧撤退！”话音还未落，江面上机关枪“咔咔咔”地响了起来，一艘敌人的汽艇从柳树通子后面开了出来。

白团长指挥着我们向蒲鸭河北面的疙瘩林子里撤，赵军需官和孙副官撤退时，从鱼亮子上拿了几把铁锹，白团长带着机枪手王玉春在后面做掩护。我们顺着柳树通子往前跑，柳树通子边上都是沙滩地，沙土软软的，直陷脚，跑不起来，周边没有任何的掩护物，在机枪的扫射下，我身边的孙永彬指导员和一名战士负了伤。

终于撤进疙瘩林子里了，大家赶紧在林子边上刷刷地挖战壕，林子边上都是沙土地，几锹下去就往上冒水了。我和柳明玉忙着在给伤员孙永彬和一名战士进行包扎。

敌人已经上了岸，占领了鱼亮子，他们也就十来个人。

有了掩体，安全多了，敌人在鱼亮子那边向我们开着枪，他们人少，也不敢贸然地向我们发起进攻。这时，有战士报告说：“黄成植书记在敌人的机枪扫射时牺牲了。”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么勇敢、坚强、富有才华的领导怎么能说牺牲就牺牲了呢。同志们的心情都十分的沉痛，那首“何日熄烽何日还乡”的歌声回响在我们的耳边，黄成植书记难道再也回不去家乡了吗？白团长狠狠地拉着枪栓，高喊着：“给黄书记报仇！”一颗颗仇恨的子弹射向了敌人。

由于中午吃了鱼，大家都渴的不行了，疙瘩林子里没有水。咳，守着松花江竟然喝不到水。有的战士直接就在战壕里用手捧着挖出来的泥汤水喝，我们几个女的用毛巾把水吸到里面，然后在吮着喝。

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敌人撤退了。部队原计划是沿着蒲鸭河奔嘟噜河，从嘟噜河进树林子到老等山，再从老等山去宝泉岭和兴安岭一带去找省委。看来敌人已经封锁了所有的河流区域，我们只好转头往北走了，领导们是怎样做的决定和部署，战士们都不太清楚。

部队急行军走了一夜，一会走在沙土地上，一会钻树林。夏日的东北昼长夜短。三、四点钟时，天就蒙蒙亮了。

这时，白团长安排我们进入了一片柞树林休息。他说他的家就在这附近，他回家去给我们搞点吃的。

白团长带着一名战士走了，他没敢直接进村，在一片苞米地里找到了他的叔叔。他和叔叔说：“让我老婆把孩子抱过来看一眼，顺便带点吃的东西。”

叔叔说：“村里有保安团和讨伐队，看的可紧了，你就别找事儿啦，也别连累了他们娘俩，你自己也快走吧，都知道你参加了抗联，让敌人知道了，命就没啦。”白团长只好失望地返了回来。

部队在树林子里藏了一天，采了点野菜和草根充饥，天黑了以后就又开始出发了。走到后半夜，我们来到了一个叫三间房的地方。

赫然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条波涛滚滚的大江，同志们都纳闷了，这是啥地方啊？又转回到松花江了？这时，我们忽然发现了江对岸有星星点点的灯光。有人说拉：“你们知道啥？这是黑龙江，江那边是苏联，老毛子呆的地方。”

啊？苏联？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啊，大家都会唱《苏联是我们的好朋友》这首歌。如今，隔着大江看见了苏联，我们都兴奋不已。

战士们纷纷议论：“还是社会主义好啊，你看人家有电灯，嗨，这辈子看见了电灯死了都不冤了。”

有的战士还说：“啥时候，咱们能像人家一样，也点上电灯啊。”

有人又说了：“等赶跑了小鬼子，建设了新社会，咱们也能点电灯。”

到了这里，白福厚团长命令我们原地休息，他和杜指导员、孙国栋副官说：“我带个人去东边看看，想办法弄条船。”转过身来又和我们说：“这里是国界线，大家不要说话了，就地等着。”说完他悄没声地走了。

我们怀着兴奋、期盼的心情焦急地等待在这里。过了约莫一段时间，东边忽然传来两声“啪，啪”清脆的枪声。

大家的心，一下子凉了，是不是白团长牺牲了？有的战士小声嘀咕着：“完了，完了……”

这时，杜指导员、孙副官和赵军需官也毛了。他们估计白团长凶多吉少，敌人随时会跟踪追击过来的。

杜指导员开始下命令了：“大家做准备吧，咱们往最坏的地方想，会游水的游水过江去苏联，不会游水的和敌人拼了，就是剩最后一个人，也决不能投降！”

听了杜指导员的话，我们都准备英勇献身了，大家整理一下衣服，检查了一下枪支，没有一个人跳下黑龙江。

这时，江面忽然传来了动静，是“刷——刷——”地划船声。有人说：“我们被敌人三面包围了吧？看样子，江面也下不去了。”

正当大家猜测，准备决一死战的时候。

“快！快，快上船——”一个磕磕巴巴的声音从江面传了过来。

啊！是白团长，白团长回来了！原来白团长一遇到紧急情况就磕巴。

这时，一艘运羊草的帆船划到了江边。没等船靠岸，战士们都嗖嗖地跳上船去。杜指导员和孙副官站在水里，把船推离了岸边。

原来，白团长摸到了江边的“江防警备署”，里面有值夜的警察，他原想进去找人弄条船，进去一看不对劲，一句话没说，就赶紧退了出来。这时，值夜的警察不知道咋回事儿，追了出来，啪啪地开了两枪。

白团长和那名战士跑到了江边，江边正巧有一艘拉羊草的帆船，羊草已经卸下去了，只留下一个看船的船工。他俩急忙跳上了船，指挥着船工开船来接的我们。

这艘船分上下两层，上面是甲板，下面是底舱，底舱的一头有一张床，床上还有被褥。上了船后，白团长安排我们都进了底舱，他戴个草帽在上面帮着船工摇船连带着观察情况。

底舱十分狭窄，四十多个人挤在里面，气都喘不上来，我们三个女同志挤在了里面的小床上。帆船这时行驶在江面上，上下颠簸，左右摇晃，不一会，我就晕了船，肚子里上下搅动，想吐又没啥好吐的，说啥我也不在底舱呆着了。

我从人头上爬到了底舱的入口处，那块有几个小木梯，我身子在底舱，把头伸到了船面上，江风一吹，这下子好多了。

这时天已放亮，江面上白雾蒙蒙，我放眼往我们来的江边看去，隐隐约约江边怎么有一个一个的小包？

我和白团长说：“白团长，你看江那边怎么有一个一个的小包，好象是，好象是……”

“像什么？我怎么没看见，你快说，像什么？”

“像，像迫击炮。”

“在哪？在哪？我怎么没看到？”

“团长，好象，好象还有个日本旗，上面画个圆圈。”

白团长揉了揉眼睛，仔细一看“哎呀！真是的，船老大，快，快点划！”

正说话时，机关枪“哒哒哒”地响了起来，三槽子枪声过后，帆船上的白布被打烂了。紧接着，敌人的机枪又冲着底舱开了火。

底舱很快就漏了水，一开始，大家还七手八脚地用被褥去堵，后来越漏越多，越漏越大，水流太急堵不住，杜指导员指挥大家都上了甲板。

船这时已经到了江心，进入苏联国界了，机关枪也不响了。

我们的船在慢慢地下沉。杜指导员说：“同志们，我们已经到了苏联的国界，把咱们的红旗打出来，有红军帽的把帽子戴好，有袖标的把袖标都戴上。”

我们三个女战士还有王玉春等七个人还有帽子，我们和打旗的站到了队伍的前面。船还在下沉，杜指导员带领我们唱起了《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歌声中我们准备就义了，能和战友们死在一起，我没有害怕，只感到自豪。

“突突突”苏联方面的江面上忽然开来了一艘汽船，汽船后面还挂着一串小木船。同志们欢呼了起来：“有救了，我们有救啦！”

汽船很快就开到了我们跟前，从船边的小窗户里，一个蓝眼睛的苏联小伙子把头伸了出来：“打歪，打歪，别斯得勒，别斯得勒。”

大家都傻眼了，一句都听不懂。有的战士说了：“怎么的，要打我们？”

这时，老付头（付炮）说话了，他懂点俄语，老付头说：“那个苏联小子喊咱们快上船呢！”

大家高兴了，噼拉扑通地都跳上了木船。汽船带着木船向江岸开去，这时，我们来时乘坐的帆船完全沉入了江心，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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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30
一上苏联

上了苏联人的汽船后，我们的心放到了肚子里，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呀，苏联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可以在这里好好的休整一下了，可接下来的事情却让我们大失所望。

汽船一直往上游开，到了中午，才下了船。下船后，几个苏联士兵带着我们钻了好几个柳条通子来到了一片沙滩上。到了这里，那几个苏联人示意我们把步枪都枪口向上支到沙滩上，把背包也都放在一堆。这时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把目光都集中到白团长那，谁都不肯行动。白团长说：“既然到了这里，就守人家的规矩吧。”他带头把枪放到了沙滩上，战士们极不情愿地也把枪都架到了一起，大家说了：“这是啥社会主义啊？咋还缴咱们的枪啊？”

“咳，这是对咱们不信任啊。”

枪放好后，我们开始列队往西北前进。眼前是一望无边的大草原，草原上长着没膝深的羊草，风儿吹过，绿草翻涌，像是江上的波涛，这里的天显得格外的高，格外的蓝。

走出了草原，看见了一条沙石公路，我们就在这休息了。不一会工夫，一辆帆布吉普车从远处开了过来，咯吱一下，停在了我们跟前，车上下来几个苏联大兵，开始发食品了。

我们每个人领到了一片黑列巴（面包），一条小咸鱼，那鱼还是生的。大家都饿坏了，三口两口的都进了肚。就这么点东西，没吃饱啊，怎么办？战士朱学成和陆荣觉又伸出手去跟那几个苏联大兵要，只见他们摊开双手端着肩膀一连声地说着：“捏度、捏度。”（没有，没有的意思）

这是我到苏联学会的第一句话，战士们又七嘴八舌地说了：“啥社会主义国家啊，吃饭都不管饱。”

吃了一片列巴，肚子里多少有了点垫底的，苏联人让我们原地等待。太阳高高的、暖暖的照在我们身上，就在这异国他乡的大草原上，我们都睡着了。

天黑了，又开来了两辆带帆布蓬的大卡车，我们都上了车，车被挡得严严实实的，外面的景物一点都看不到。外面下雨啦，“劈啪劈啪”的雨点打在了车蓬上。卡车颠簸的挺厉害，我开始晕车了，肚子里没有多少东西，就吐起了苦水。车上还算干净，我不好意思吐在车上，就脱下了自己的胶鞋，往鞋里吐，没想到鞋也破了好几个洞，吐进去的苦水又从洞里钻了出来。

这边的天好象亮的更早，也就三、四点钟吧，天色发白，我们终于下了车。眼前是一栋一半地下一半地上的木头房子，房子挺大，能装100多人。远处还有几幢小一点的木头房子。

这是一座兵营，里面搭着板铺，铺上铺着厚厚的干草。我们三个女的，住到了大铺的紧里头。

刚住下，就来两个苏联士兵把我们三个女的带走了。我们被带到不远处的一座木头房子里，我是第一个被带进屋子的，屋子里面十分的干净，地上铺着深红色的地板。我穿着漏了洞的破胶鞋，呱唧、呱唧地走过去，地板上留下一串湿湿的脚印。

一名苏联军官坐在一个桌子的后面，旁边还有一名挺帅气的混血翻译，翻译挺年轻，也就二十左右岁吧。审查开始了，他们刚问我多大了？参军前家在哪里？我刚准备回答问题，可一紧张我就又急着想上厕所了。

我小声地咕哝着：“我，我想上厕所。”那个军官诧异的看着我，翻译把我的话翻给了他。他摆了摆手，让门口的士兵带我出去。

那个士兵把我带到了房子的另一头，一伸手，示意让我进去，我推开门进了去。

好白的屋子啊！到处都光溜溜的，里面还有好几个小门，我又推开了一扇门，里面还是白白的瓷器。

我要上厕所，咋把我领到这里来了？转身就想出来，一抬头，门口还有一面镜子，我抬头看着那面镜子，镜子里面的丑丫头是谁啊？脏乎乎的小脸，瘦得皮包骨头。咳，这是我吗？我咋变成这样了？

厕所没上成，那个大兵又把我带了回来，进了门，那个军官又开始问话了。可我还是想上厕所啊，憋不住，都快尿裤子了。我带着哭腔说：“我要上厕所！”

翻译和那个军官都吃惊了，那个混血翻译问我：“不是带你去过了吗？”

“没有啊，没有，他就把我领到一个白屋子里。”

那个军官喊来了士兵，一顿滴里嘟噜的话，我一句都不懂。这次，换成翻译带我上厕所了。

还是把我领到了那座白房子前，翻译告诉我：“进去吧。”我和他说：“我要去厕所。”他说：“这里就是。”我犹犹豫豫的进了去，把问题解决了。

回来的路上我在想，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好啊，连厕所都这么讲究。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也能变成这样啊？我暗暗地下着决心，等赶跑了小鬼子，一定要好好建设一个新社会，让我们国家的老百姓也能用上这样的厕所。

回到屋子里，那个翻译向年青的军官说明了情况，我看到那个军官笑了。

他们问了好些问题，多大了？什么时候参的军？父母都做什么？在部队什么职务，我的领导是谁？团长叫什么名字？师长叫什么名字？

我一一作了回答，回答完就让我出来了，接下来是柳明玉和朴大姐。等三个都回答完了，就把我们都送了回来。

回到了那个兵营以后，大家都好奇的问我们做什么去了，我们说明了情况，同志们都说：“哦，过堂去啦，下一个该谁啦？”

“啥过堂啊，人家那叫审查，到了人家地盘，还不得问问清楚啊。”

就这样，在这里被审查了七、八天后，又最后核实一遍，我们坐上了来时的帆布大卡车又被转送到了西边的另一个地方。

这里是一片大草原，零星地长着几棵柞树和菠萝棵子。草原上放牧着大群的马匹，我们住进了一栋长长的木头房子，这所房子，很可能就是冬天里的马厩。

房子里铺的是地板，地板上铺着干草。干草厚厚的喧喧的，人躺上去十分舒服。我到了部队已经三年多了，冰天雪地，风餐露宿的早已经习惯了，到了这里忽然的睡不醒了，战友们和我一样，也是整天地忽忽睡大觉，睡了七、八天才过了劲儿。

在这里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我们称为“面包事件”。

我们每天的伙食，主食就是黑列巴，菜是一位苏联老大妈用土豆、白菜熬的苏泊汤，装在喂大罗（铁桶）里。

熬菜的老太太五十多岁，头发全白了，满脸慈祥的皱纹。每天吃的面包由苏联人开车送到老太太那里，我们每个连再派人去领，去往老太太那里，要路过一片小柞树林。

每个连可以领到两个长方形的大列巴，回来后再切成片分给大家，同志们都吃不饱，总是在发牢骚：“这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咋地啊，咋还不给吃饱饭啊？”

有一天，一连领回来两个面包，二连就领回来一个。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原因，两个面包都吃不饱，一个咋分啊？没办法，大家只好把那一个面包切成了小薄片，分了下去。吃完了面包，我们去给老太太去送装汤的小铁桶。就在大家路过小柞树林子的时候，看见了战士陆荣觉，他正在那里吧嗒嘴呢，嘴角和手里还有没吃完的面包渣。

大家一下子全明白了，原来是这小子多吃多占啊。陆荣觉看见大家，嘴里嚼着列巴说：“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实在饿的不行了……。”

战士们七嘴八舌地数落他：“你饿，别人不饿啊？你咋那么好意思啊？”

陆荣觉也不分辨，就会说：“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白连长也来了气，这还了得，自己就敢偷着吃了，怎么办？罚他举棍吧。

陆荣觉站在了屋子中间，两手向前伸直，举着一根木棍，他也不生气，也不说话，就这么一直举着，大家看着又可气，又好笑。

这时，门口的苏联哨兵看见了，忙问咋回事，老付头，比比划划地告诉他，这个人偷吃了一个面包。

那个哨兵听明白了，赶紧去打电话，他们用的是手摇电话机，也不知道那个哨兵都说些啥，就听到一句：“啊罗，啊罗”二个多小时以后开来了一辆吉普车把陆荣觉拉走了。

领导和战士这下都毛了，杜指导员埋怨白连长不该罚他举枪，白连长说：“不罚他，以后再出现这种事情怎么办？”

战士们埋怨老付头不该说了实话，老付头说：“我也没想到会给带走啊！”

埋怨归埋怨，大家都估计，这老毛子会咋处理这事呢？老付头又说了：“咋处理，人家的法律可严了，听说偷个麦穗都要蹲笆篱子，那一个面包还能少判了？”

听了老付头的话，大家又都替陆荣觉担心了，一个麦穗都要判刑，那一个面包得用多少个麦穗啊？得判多少刑啊？

第二天，吉普车又把陆荣觉送回来了。大家赶忙围上前去：“老兄啊，你可回来了，咋样了？咋样了？他们对你咋处理了？蹲没蹲笆篱子啊？”

“咳，别提了，别提了，都白吃了，都让他们给掏出去啦！”

“啊！？”

原来是那帮苏联人，一听说他一个人吃了那么多的面包，怕他撑坏了，拉到了医院，又是洗胃又是灌肠，好顿折腾，都给折腾出去了。

大家这个笑啊，笑得肚子都疼。不过，打那以后，苏联人给的面包一天比一天多了些，勉强能吃饱了。其实，苏联方面也是为我们的健康负责，因为我们在国内经常饿肚子，如果一次性地吃的太多，太饱，容易发生危险。

第二个事件是电影事件。有一天，来了一个大卡车，几个苏联士兵从车上卸下来一大块白布和一台机器，他们把白布挂在了外面的墙上，把机器支了起来。我们看着他们，都不知道是咋回事，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不一会工夫，白布上出现了人影，大家都惊讶地看着，忽然白布上的火车“轰隆隆”地向我们开了过来，这下可把大家吓坏了，有的人竟然跑出了好远。有的战士说了：“怕啥，这就相当于咱们的驴皮影。”几个苏联士兵看到我们这样，也都笑了。

有的战士把跑出去的战士又喊了回来：“别怕，别怕，是放驴皮影呢。”

“啥驴皮影，这叫电影，你们也太老赶了。”

这时，大家都说了：“还是这社会主义好啊，有电灯有电话，还能看电影。”

“等咱们回去，赶跑了小鬼子，也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

这就是我在苏联看的第一部电影，影片的名字叫《夏伯阳》。

转眼，在苏联呆了快有两个月了。农历七月中旬的一天，开来了一辆大卡车。卡车给我们送来了好多东西，每个人发了一套藏青色的帆布列宁服，一个带遮的列宁帽，一把新枪。子弹随便拿，还有像小米一样的穄子米（糜子），也是随便拿。

没有子弹袋，但是他们拉来了布匹，做饭的老太太有台缝纫机，我们三个女兵，白天黑夜地给每个人做了一个子弹袋和一个背篼。

当一切都准备好后，一天，开来了两辆帆布蓬的大卡车，我们带着东西，全部上了车，卡车风驰电掣般的向黑龙江边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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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30
回国途中遇张祥

在苏联经过两个月的休整后，我们准备重返祖国了。

从苏联回国时，我们第六军一师由代理师长陈绍宾和三团团长白福厚率领，乘帆布蓬大卡车来到黑龙江右岸。这时，夜幕已经笼罩了整个黑龙江面，我们摸黑上船，被安排在船的底舱。

我们刚刚坐下，就听有人扯着大嗓门宣布：“我们是赵尚志部队的，我叫刘凤阳，我身边这个大个子是张祥，还有尚连生、姜乃民、李有才。”

听说是赵尚志部队的同志，有人迫不及待地问道：“赵总司令回来了吗？”

话音刚落，就听到一声粗壮的声音回答：“嘿嘿，赵总司令早就回来了，他正率领部队在国内打日本鬼子呢！”答话的人就是张祥同志，他一边用小纸条卷着马合拉（旱烟）烟一边回答着，他还像寻找什么人似的从东到西扫视了一番。

听了他的回答，好几个人急不可耐地发问：“这是真的吗？赵总司令是什么时候回国的？”有人还兴高采烈地呼喊：“噢，太好了！赵总司令又回国打小鬼子啦！”接着又有人诙谐地说：“咳，这下子日本鬼子该遭殃了，又得叫喊‘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喽！’”

看到大家如此高兴，张祥更为神气地说：“赵总司令一回国，头一仗就狠揍了乌拉嘎警察所，接着干掉三、四个日本军事测量队，缴获了不少武器和一些测量仪器。那些仪器么，咱们还用不上啊，这不，派我们送到那边（苏联）去了。那些个玩意儿贼沉，老毛子还挺高兴呢。”

听了他的话大家都乐得合不拢嘴时，张祥又乐呵呵地说：“真没想到咱们坐上一条船回来了，有缘啊。”

大家都被张祥的话语吸引住了，一下子把他围在中间。有人问：“赵总司令是为了咱们抗联的事儿去苏联谈判的吧？结果咋样啦？” 又有人问：“这次发给我们的枪支是谈判得来的吗？”此时，张祥只是默默地看着大家。他没有马上回答，收起笑容只顾一根接一根地卷着马合拉烟吸个没完。

他不回答，在座的可等不及了。有人既像发问又像自语地说：“赵司令为啥才回来呀？听说苏联把赵总司令关起来了，说苏联不承认请过咱们，不承认书面邀请过赵总司令。”又有人发问：“还听说苏联把赵总司令和戴军长都关进笆篱子啦，这是真的吗？” 有人立即反驳说：“那不可能，那么大的司令，谁敢那样慢待呀。”这时，有人揭底说：“确实是苏联捎信让咱们派一位高级领导去苏联谈判援助咱们的事儿，所以啊，1937年冬天在依兰杨木岗开会研究了派谁去谈判的问题，最后决定派赵尚志总司令去苏联，由戴军长护送他到萝北县江边的。这件事大家都知道。可是他们把赵司令一关就关了一年半，误了多大的事儿啊，真是想不通啊。”

听到这话，刘凤阳团长也“呼”地站了起来说：“千真万确，不发信，咱们能去吗？”

白福厚团长也过来证实说：“大家都知道信是陈绍宾师长捎来的，这还能是假的吗？！”大家正七嘴八舌地纷纷议论时，白福厚团长见陈绍宾过来了就大声喊道：“好啦，都别吵了，都听陈师长的吧。是陈师长亲自捎的信。陈师长对这事最清楚，他完全可以作证。”

话音刚落，大家顿时静了下来，都把目光集中到陈绍宾的脸上，等待他的回答。陈绍宾注视了大家片刻后，把手一挥说：“这种事与咱们无关，是上头的事，是共产国际的事，你们管这种事干啥？都快去睡觉，夜里还要行动，该抓紧休息啦。”师长这么一说，大家也只好服从命令各自去休息了。

这中间只有一个叫尚连生的没有说话，他是个24岁左右的青年，看上去很沉稳、成熟。他一直少言寡语，有空就和陈绍宾俩嘀咕，似乎他们比较熟悉。

夜里没能够过境，第二天直到太阳升得老高，我们也没有过江。据说，对岸有什么情况，大家只好在船上等待。

轮船终于启动了，但还是走走停停，大家都觉得心里闷的慌。于是，又把张祥的铺位围了起来。有人要求他讲讲战斗经历，有人得知张祥参加过著名的冰趟子战斗，请他讲讲那次战斗的情况。“好吧！”张祥大方地答应了，开始讲起了那次战斗。

“那是1936年的冬天，赵尚志总司令率队伍西征，经过好几个县来到通北县冰趟子沟，这时敌人调遣8000多人尾随追赶，我们在赵尚志总司令的指挥下，一仗消灭了敌军300多。日本鬼子被连冻带打都麻爪了，我们缴获了好多的武器，真过瘾……”

轮船终于启动了，这天夜里，我们趁夜深人静，从箩北县和嘉荫县交界的山区登上黑龙江左岸，踏上了祖国的大地，终于又回到了苦难深重的故土，大家都很兴奋。

我们走过一段草地进入森林时，天亮了，就在树林深处暂时休息。一路上，我们女同志和男同志同样背着五六十斤的口粮（苏联给的小米），外加步枪、手枪、手榴弹等走起路来腿脚不稳，速度还很慢。尤其是背起这么沉重的东西需要互相帮着才能都站起来。所以，女同志休息时先选好一个粗大的倒木，将背篼放在倒木上面。这样，背起时，就不用别人帮助了。

这天，因我们还没有进入安全山区，行进中每次休息的时间只有三、五分钟。在一次休息时，张祥、刘凤阳走过来说：“哎呀！你们女同志都背这么重的东西怎么得了，这要是遇上敌人，你们还能打仗吗？来，把你们的东西分给我们一些，减轻你们点负担吧。”说着就动手分东西。

其实，他们背的东西比我们多得多，张祥除了背七、八十斤的粮食外还扛一挺机枪、400发子弹，还有手枪、手榴弹等挂满了腰带。他虽然身材魁梧、膀大腰圆，可也是超负荷了。我和柳明玉憋不住笑了起来说：“不行的，你是突击队长，有紧急情况，你得带头冲锋，你的心意我们领了，你可别为了我们几个人误了大事，这可不成啊！”

朴英善厂长看他满脸的汗水，就把自己的水递给他说：“小张，你喝一口水吧，你的东西比我们还多好几十斤，不能再给你加压了。”我和柳明玉也都忙说：“谢谢二位首长了，这些东西自己背着，心里塌实。”

“可别逗我了，啥首长啊，我以前当过马倌”管过许多的马群，说是马首长嘛还差不多。嘿嘿，可惜现在连一皮马也没有了，要是能有几皮马，你们这些东西不就全包下来了吗？”

一席话说的大家都很开心，忘记了疲劳，虽说我们相识没几天，可大家都觉得张祥非常朴实，憨厚大方，是一名吃苦耐劳的好同志，是一名冲锋在前勇敢的战士。

（附张祥回忆录冰趟子战斗）

冰 趟 子① 战 斗

1936年春天，抗联第三军一部在通河县洼大岗经过激烈战斗，消灭了二百左右日本鬼子后，便主动撤离战场，向西挺进。这一胜利使我军声威大震，许多无家可归的逃难农民，纷纷要求参军打日本鬼子，部队很快从原先的四百多人发展到一千多人。

随着队伍的发展，我军的士气越来越旺，日寇因此慌了手脚，急忙从哈尔滨、佳木斯和牡丹江等地调动了几千日军，加上各县的“讨伐大队”和日军各县的警备队，不断对我军进行“围剿”，妄图一举消灭这支抗日武装。那时候，枪炮声昼夜不息，有时要吃顿饭也得和敌人拼杀一场，形势十分危险。但我军在军长赵尚志同志指挥下，巧妙地与敌人周旋，敌人始终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接连打了数十次小规模的战斗，消灭了不少鬼子和伪军，夺取了不少枪支弹药，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一次次“围剿”。

接连的失败使鬼子恼羞成怒，兽性大发，疯狂地对我东北村屯实行了“三光”政策。他们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犯下了滔天罪行。在我军西进的路上，到处可以看到被日寇杀害的父老乡亲的遗体，有的被割去了头颅，有的被砍掉了胳膊，有的被开了膛，还有的被活埋只露出一个头。那时候，河面上漂着尸体，井水中浸泡着尸体，灰烬里遗留着残骸，甚至一棵树上就悬吊着二十几具尸体，村村屯屯只剩下残垣断壁，到处都成了日寇杀人的屠场。那凄惨的景象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倘若松花江水有情，也要发出悲咽。

日寇的残暴行径，激起了抗联战士的满腔仇恨的怒火，恨不得马上和鬼子拼杀一场。有的攥紧了拳头对着死者发誓：“不杀尽鬼子决不罢休！……”

1936年初冬，我军到达了木兰县的蒙古山。为了迷惑敌人，我军声言是打呼兰县和哈尔滨市，日寇急忙把正规部队调到巴彦县城和以西地区。而我军却突然挥师北上，向绥化、庆安方向挺进，将敌人甩在了后边。这时，日寇又调动北面各县的日军守备队和伪“讨伐大队”对我军进行阻截。当我们到达绥化县北时，已经是前有阻截，后有追兵了，情况十分危急。

我军继续向北挺进，到海伦县时，赵军长站在部队中央动员说：“现在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前有各县‘讨伐大队’的阻截，后有日寇和伪军的追击。敌人的目的很明显：一个是想把我们消灭，再一个是想把我们赶到大山里饿死、冻死。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把日本鬼子引进山去打一次硬仗，让鬼子吃吃苦头，知道知道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大家说好不好？”“好！”赵军长一挥手，“出发！”他走在了我们的最前头。

部队进了山区，我们踏着皑皑白雪，沿着运木材的路前进，中午时分，到了一个两侧密林丛生，而中央却没有树的山沟。这时，赵军长用棍指着两侧山林说：“这是个埋伏的好地点。”于是，他指挥部队向前走了三、四里后，分两路上山折回原处，埋伏在树丛中，并将马匹牵到山后隐蔽起来。我们迅速用雪构筑好工事，他叫传令兵传令：“各部队听小张的机枪打响后再开火。”然后对我说：“你的机枪由我指挥。”

部队在密林深处静等了两个多小时，哨兵跑来向赵军长报告：“敌人来了。”“好！”赵军长的眼睛霎时亮了起来，马上对传令兵说：“通知各部队做好战斗准备。”传令兵走后不久，敌人就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分四路纵队沿着我们走过的道行进，速度很慢，有的在东张西望，有的低头只管走。一会儿，敌人说话的声音我们都听见了，有的伪军说：“这次赵尚志可让我们赶进山了……。”看着敌人越来越近，我握紧了枪把子，就在这时，耳边传来了赵军长轻轻的话语：“小张，这是伪军，先放他们过去，等日军上来再打。”我点头称是。

一个营的伪军过去后，不到半小时的光景，日军到了。他们共约四个中队，四百多人，也是四路纵队前进，和伪军不同的是，他们仗着装备精良，一个个气势汹汹，杀气腾腾。每隔百余人有一个骑马、挎刀的指挥官，更是耀武扬威、趾高气扬。看着鬼子兵这不可一世的模样，我抗联战士怒不可遏，恨不得马上扑下山去和敌人厮杀一场，都急切地等待着军长下命令。

眼看日军已全部进入埋伏圈，这时，赵军长才用小棍子捅了捅我的后背说：“打！”话音未落，我的机枪就吼叫起来。瞬间，我们所有的武器一起开火，密集的子弹带着战士的满腔仇恨和怒火，一齐向日寇射去。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鬼子措手不及，成片倒下，队形一下子就乱了，有的仓促抵抗，有的拼命向外跑。趁着鬼子失去指挥，乱了阵脚的机会，赵军长高喊：“冲啊！”我们部队便像猛虎下山一样扑向了日寇，战士们不顾日寇的疯狂反扑，不怕流血牺牲，前赴后继，边打边冲，鬼子的防线很快土崩瓦解，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肉搏战，我们取得了胜利，前面先过去的伪军，听到后面打响后，早吓得溜回了县城。这是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我们打死日军二百多人，活捉了几个钻在雪堆里装死的鬼子，缴获七挺歪把子机枪、六个掷弹筒、二百多支三八式步枪及大批子弹。另外，我们从敌人死尸上扒下棉衣，穿到自己身上，多少还改变了部队缺少棉衣的困境。

打扫完战场，天已黑了。晚饭后，赵军长对我们说：“同志们，咱们刚才给鬼子一个不小的打击，他们是不会甘心的，一定还会来报复。今晚咱们不能住在这儿，要继续往山里走，只有把鬼子诱进山里打，才能取得胜利。”说着，赵军长攥起了拳头：“同志们，一定要让鬼子再来尝尝咱们抗联战士的厉害！”

在赵军长率领下，部队连夜向山里行军，走了数里地后，我们面前出现了四幢伐木工住的木营②。木营很大，每幢能住三百多人，营内还有五、六个用汽油桶做成的烧得通红的火炉子，暖烘烘的，这对我们一些还没有穿上棉衣战士来说，可真是一件美事。

部队住进木营后，赵军长召集了一次班以上干部会议。赵军长在会上介绍说：“我们现在呆的地方叫冰趟子。这里的地形不错，易守难攻，是个好战场。”接着他分析到：“这四幢大木营很坚固，可以固守，沟的两侧是山林，可以设埋伏，沟口处很窄，我们埋伏上人，既可以截断敌人的退路，又可以打敌人的增援，所以，只要我们能固守阵地，日本鬼子就像秃头上的虱子无处藏身。别说他五十（武士）道精神，就是六十道、七十道也不成！同志们，要是真能来他二、三千鬼子，那咱们可就不愁没有棉衣过冬喽！”一席话，说得大家喜笑颜开，兴高采烈，齐声喊：“好！”接着赵军长命令各部队占领有利地形，并要求两天内把阵地构筑好。我们按时修好了阵地，并用雪在阵地间垒起了交通壕。赵军长又叫我们在阵地前浇水结冰，阻止鬼子兵爬上来。一切准备就绪后，大家轮流放哨，等着鬼子自投罗网。

第三天拂晓，一阵“轰轰”的炮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鬼子来了！”大家立即各就各位，做好了战斗准备。大约九点钟左右，我们看到成四路纵队的约有一千五百人左右的鬼子，杀气腾腾地开进了山沟。大概是前次吃了亏的缘故，这次鬼子也学乖了，凡是有密林的地方，他们都先打炮，然后在炮火的掩护下向我们阵地接近。面对着武器好、人数又多于我军的日寇，全体抗联战士面无惧色，士气高昂，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正盼着能马上和鬼子大战一场。赵军长更是镇静自若，胸有成竹。

鬼子进入了冰趟子沟口后，排着队形向我们占据的木营阵地扑来，但他们在阵地前的冰上尽栽跟头，队形很快就乱了，成了黄乎乎的一大片。就在这时，赵军长大喊一声：“打！”顿时，步枪、机枪、掷弹筒一起向敌人射击，直打的敌人在冰上乱滚乱爬，冰被染成了红色。这时，在沟外的日军炮兵仍向我们打炮，有的炮弹落在了我们阵地上，但大部分却落到了日军群里，反倒助了我军一臂之力。

第一次进攻失败后，鬼子更疯狂了，组织兵力向我军阵地轮番冲锋。但在我军的顽强阻击下，敌人一次又一次地被打了回去。有的鬼子即使冲到面前，也爬不上结了冰的阵地。就这样，大批鬼子的尸首扔在了我们的阵地前。

战斗打的十分残酷，虽然在我军的顽强阻击下，敌人未能前进一步，但鬼子依仗他们的优势兵力和火力，使战斗处于胶着状态。下午四点左右，我们左侧的一个木营被二十几个鬼子抢占了。赵军长立即命令少先队的赵有财同志（代理班长）带领两个班，趁日军立足未稳之时，夺回木营，我也参加执行这项任务。我们先迂回到木营后面占领了木营大门，接着，我用机枪向木营内扫射，日军也向我们扫射。这样相持了几分钟后，有同志建议向木营内甩手榴弹。大家突然省悟，摘下手榴弹连续向营内甩去。营内的火炉子被炸爆了，火星四扬，烧着铺草，顿时营内充满了烟火。鬼子被呛得嗷嗷叫着直往门口冲，都被我用机枪逼了回去，没被炸死、打死的，很快被烟熏火烧死了。我们顺利地夺回了木营。

战斗打到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鬼子的进攻仍然毫无进展，枪声逐渐稀落起来。这时，赵军长估计，鬼子在天黑时很可能突围，于是抽调一部分兵力加强沟口处力量，果然不出所料，夜幕降临时，敌人开始行动了，他们集中火力不顾一切地向沟外突围，我军全部出动，奋力追击，在夜色中又打了一个多小时，杀伤了大批敌人。

战斗结束后，赵军长下令连夜打扫战场。我们一边搜集武器弹药，一边从敌人死尸上扒棉衣，一直忙到天亮。战斗的结果，我们消灭日寇三百多人（有的说四、五百人），俘虏十几名日军管兵，缴获一挺九二式重机枪和其他大批武器弹药，还缴获一些敌人拉给养的爬犁和一批大米猪肉。

冰趟子战斗，是抗联第三军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它是在装备上敌优我劣，力量上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军充分利用有利地形，采用巧妙伏击战法，发扬英勇顽强精神，消灭大量日寇的典范战例。这次胜利，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日本鬼子的威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在人民中间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抗日军民更加坚信：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终究要被赶出中国！

①冬天，上游的山泉水不断涌出，顺沟而下，逐渐结成冰，日复一日冰区越来越大，当地人称此景象为冰趟子，有的地区也称延冰水。
②木营是伐木工在山里建造的住房，四壁由合抱粗的木头垒成，顶上也是粗铺盖，还封了土，这样的木营坚固又厚实，山里人靠它抵御风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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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31
同冯仲云政委会师

我们背着沉重的东西每天走二、三十里路，一连走七、八天后终于来到了目的地，下江地区抗联部队总部和下江特委驻老白山下的汤东密营（位于伊春地区老白山北侧，萝北县西南侧，西梧桐河畔）。

当我们准备宿营时，白福厚团长下令整队，说是有首长来看望我们，大家赶紧列队站好。过了一会，就见到冯仲云（抗联三路军政委）在夏振华（下江留守团团长）、王永昌（萝北县委书记）的陪同下向我们走过来了，我们感到找到了北满省委心情一下子轻松了。

“立正！”白福厚团长“咔”地向冯仲云行军礼，高声报告：“报告冯政委，东北 抗日联军第六军一师全体指战员，感谢首长前来看望，请首长指示，团长白福厚。”

冯仲云同志身材高大魁梧，戴着1000度的近视眼镜，他举手还礼后深情地说：“同志们辛苦了！我知道你们一师在江南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你们勇敢地克服了艰难险阻，突破了敌人的封锁，坚持了战斗。”他接着说：“在国内，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建立了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在朱总司令的率领下来到华北、热河，很快要返攻了；在国外，东欧的一些国家如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也都组织武装队伍投入了反法西斯斗争。当前，国际形势非常有利于我们。”他又说：“我们抗联的形势也很好，今年，北满部队组建了第三路军，总指挥是张寿篯（李兆麟），政委由我担任，北满省委书记是金策同志，我们三批西征的部队在张寿篯总指挥的率领下，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形势一片大好。”

最后，他说：“赵尚志同志在今年夏天从苏联带队回国了，你们会很快和他们会师，在他的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过几天，你们的陈师长就能和赵总司令会面。总之，形势大好，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我离开军部、省委一年后，今天终于又见到了冯仲云书记（而今是政委），我们感到又有了依靠。想到不久，又能在赵尚志总司令指挥下去打鬼子，心里十分的激动。

这时，杜指导员喊道：“请大家注意了，咱们今晚是六军一师三团、留守团同志，还有三军的刘团长队伍和咱们的冯政委会师联欢会，现在欢迎三军同志出节目啦，大家呱唧、呱唧！”立刻大伙跟着呼喊鼓掌。

刘凤阳团长说：“张祥，你先唱一支歌好不好？”张祥也不推辞，大大方方地站起来，用他那大而有神地眼睛扫视大伙，然后用他厚重的男低音唱起了《从军歌》（赵尚志作词）：

“黑水白山，被凶残日寇强占，
我男儿无辜倍受摧残，
血染山河尸遍野，
贫困游离怨载天，
想故国庄园无复见，泪徒然，
争自由誓抗战，
效马援裹尸还。
看！男儿拼杀疆场军威赫显。
冰天雪地矢壮志霜夜凄雨勇倍添，
待光复东北凯旋日祝联欢。”

“好，唱的好！咱们到那时到哈尔滨联欢！”又有人开始唱起民歌：“建设新社会呀……”边唱边扭起秧歌来了，联欢达到了高潮。

冯仲云政委站起来说：“同志们表演的很好，充分体现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是我们革命战争中不可缺少的动力，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要努力发扬，用我们的血肉去赢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夜已深了，该休息了。这时，冯仲云政委和我说：“小李子，你说说这几年你们的情况吧。”我在篝火堆旁坐下，不知怎么的，我的思绪一下子又回到裴大姐等人牺牲时的场景。我强抑住内心的悲痛说：“去年十月，我们师政治部徐光海主任和裴大姐他们都牺牲了……”我把战斗经过详细汇报给他听，一边讲一边止不住地流泪，冯仲云政委也很悲痛，不时地摘下眼镜擦泪。他难过地说：“战争！战争啊！夺走了多少战友的宝贵生命啊！”

此时，张祥、刘凤阳、王永昌等同志也走过来，边烤火边听我讲。听完我的汇报，话题转到了张祥那里：“你们什么时候回总司令部？”冯仲云问。

“我们明天就到赵总司令那里报到。”刘凤阳、张祥一齐答道。

“好啊，我准备去和赵尚志同志面谈。你们回去告诉赵总司令，我叫陈师长过几天也去和赵总司令商量下一步活动。就这样吧，大家都休息吧。”冯仲云说。

大家各自找了一个火堆旁边，划拉些树叶铺在身下，躺下和衣而睡了。

第二天，刘凤阳、张祥特意来向冯仲云政委道别，请示冯政委还有什么指示。冯政委说：“转告赵总司令，过些时候我会去见他，向他问好！”

刘凤阳、张祥等就要动身了，刘团长握着白团长的手说：“不久咱们就能迎接关内朱总司令率领的红军来东北打日寇了。白团长，那时咱们一同打回奉天老家去好不好？”刘白二人都是辽宁人。白团长说：“好！一言为定！”张祥插了一句说：“我是兴安岭老山沟里长大的，但我要打到哈尔滨，把抗日胜利的大旗插到哈尔滨火车站的大楼上，这件事算是我包下来了！”

就在他们要走的时候，尚连生突然说：“刘团长，我不跟你们回去了，我原本就是六军的人，我还是想留在老部队。”

刘团长想了想说：“那好吧。”

送走刘凤阳、张祥后，陈绍宾对冯仲云说：“冯政委，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我有个想法。”

冯政委说：“有什么想法，你说。”

陈绍宾说：“我们队伍先不到赵总司令那里为好，他是三军，我们是六军，六军有你领导就够了，为什么非要和他在一起呢？再说赵尚志左倾路线还没有纠正，他说北满省委是右倾，是执行奸细路线……你听听尚连生给你介绍介绍。”尚连生向周围望了望，吞吞吐吐地说：“我不敢讲，我怕赵尚志知道了杀我头，陈师长一再叫我说……。”尚连生一副为难的样子。

冯仲云感到很突然，惊奇地问：“你是什么意思？快讲。”

尚连生看看大家，然后对冯仲云说：“我是从赵尚志那里出来的，给的任务是叫我把你骗到他那里去，说是中央来人了，接中央关系，你把冯仲云整来就是成绩，还不准叫我提赵尚志的名字。”

陈绍宾接着说：“冯政委，这个事可得三思而行啊！咱们先不到赵尚志那里，我率三团队伍先到江南（松花江）去找那些失掉联系的部队，归你领导，等都找回来到江北统一研究一下怎么活动。你不知道赵尚志把十一军军长祁致中都杀了，这是大事啊！”

尚连生讲的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大家沉默了。过了好久，白福厚团长说：“江南六军队伍没有了，其他队伍咱们又没有联系，我们怎么知道他们都在哪儿？我们还是去赵总司令那儿后再说。”

陈绍宾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再说，赵尚志也没有中央的介绍信……”

冯仲云沉思了一会说：“那你们先到江南（过松花江）把江南的队伍找回来也好。你们早去，早回，时间不多了，天气还没冷的时候把这事办了，等我们回来再研究其他问题。”

这天中午时分，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团政治部主任马克正、国际交通员兰继洲来了，他们带来了上级的指示，请冯仲云马上动身。临走，冯仲云召集中层干部开个会，简单作了指示说：“可以按陈师长的意见去江南寻找那里余下的部队。”说罢，他匆匆离开了。

冯仲云、高禹民等北上后，我们队伍也向西南转移了。夜晚，秋风阵阵，我们来到一座高山顶上宿营。大家感到冯政委走的太匆忙，没能和干部、党员仔细地研究分析形势，特别是下一步的行动没能明确下来。比如昨晚说要到赵尚志那里具体研究，今天却听陈绍宾的意见马上过江去寻找江南部队。

冯仲云走了以后，陈绍宾在党员干部动员会上讲：“今天，我们开党员、干部大会，研究一个重大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对赵尚志的问题怎么看？他，赵尚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看看大家没有什么反映，他又接着说：“首先赵尚志回来时没有组织关系，没有介绍信。二是，他过去的左倾毛病没改，而更加变本加厉。他说，要把所有的队伍都无条件的编入到他的军里，归他领导。三是，赵尚志说：‘北满党执行的是奸细路线，要杀张寿钱、冯仲云、金策、还有陈绍宾。’就是说要杀我。他还说吉东省委的周保中等人也都是奸细，也要杀。他是威胁我们北满省委的布尔塞维克党。你们知道，这是我们眼前的大事，全体党员、干部要好好考虑考虑，要好好讨论，应该怎么办？这是件大事啊，这绝非草芥，也非皮毛小事。”

大家开始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陈绍宾站了一会，用激愤的眼神来观察大伙。警卫员杜宝祥端来杯水给他，他喝了几口接着说道：“你们考虑考虑，如果我们采取退守政策，那等于坐以待毙了，我们能等他们来引颈受刑吗？我们能等他们来把我们队伍拆编到他那里去，受他领导吗？你们要懂得，退守既灭亡之道啊！我们面前就是生与死的两条道路。那么究竟怎么办呢？那就是先下手是上策。冯政委要我们上江南找江南的部队，我们不去了，只派几个人去找就可以了。我们大队就在这里等，等冯仲云政委回来，我们不能离开这里的后方根据地。现在，我命令：三军、六军系统的队员都马上归队。若是如果有人拉拢，或想到赵尚志那里去，一律以叛徒论处！”

陈绍宾最后说：“现在请尚连生指导员讲，揭破赵尚志的阴谋、黑幕，使大家警惕，提高觉悟。”

尚连生站起来面无笑容，用眼角扫视着战士们的表情，咳漱了一下，清清嗓子说：“我原来也是六军的，不知道赵尚志的问题，受他欺骗到了他的部队。今天听陈师长一说，才逃出赵尚志的迷魂阵了。我也参加过赵尚志召开的会议，是旁听的，参加会议的人有卢阳春副官和于保合等人。会议上，赵尚志说‘卢阳春副官过去受过陈绍宾的欺骗，被他拉拢。你知道不知道陈绍宾受过江东（苏联）布哈林派的领导，今后你就不要和他接头了’。”

陈绍宾插话道：“你们听听，赵尚志对我是什么看法？啊？！我这个老头好歹也是老党员、老革命了，我是抗日救国老将军，他对我怀疑呢，你们看看赵尚志是什么人？好啦，请尚连生接着讲。”

尚连生继续说：“赵尚志在会上又说‘张寿篯、冯仲云、周保中、谢文东、李华堂等都参加了托洛茨基派，他们专门反对赵尚志，因为赵尚志是坚决打日本的。赵尚志又说‘现在第五军、第九军、第八军、第四军都垮台投降了，只有冯仲云、张寿钱还硬撑着，我一定要抓住他们，杀他们的头！’赵尚志给我的任务是，到冯仲云那里说，有中央代表从草地过来了，要和冯仲云接头，把他骗来。赵还告诉我说‘你到冯仲云那里不要提我赵尚志的名字，你把他骗来，这是你的任务，也是你的成绩。’这些是我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祁致中被赵尚志杀了，六军的后方伤员也被赵尚志杀了。还有一个战士怕被杀逃跑时脚冻掉了。”沉默了片刻，尚连生接着说：“今天，我如实地说出来了，我再也不敢回赵尚志那里了，因为，我回去会被杀头的啊！我是一个有志救国的青年。我如果被杀，死也要喊‘革命万岁。’今天我听了陈师长一说，才猛醒过来，敬献忠诚，并希望多加指点迷踪……”尚连生边说边抹鼻涕眼泪。

大家听了，一下子惊呆了，被尚连生的话打动了。对陈绍宾的动员，很多人相信和激动了，赞成去缴赵尚志械的人数增多了。其中包括党员、中层干部。但是，有的战士心里仍然存着很多问题和疑虑。

原赵尚志部队的排长车廷新“霍”地站起来大声质问：“你说脚都冻掉了？赵总司令是六月份过来的，还没到冬天，冻掉什么脚啊？！我可没听说过有这种事。”尚连生急忙说：“啊，这是以前的事，不是今年的，我没说清楚。”

这时，陈绍宾说：“大家回去多议论议论，我们该不该去赵尚志那里受他的领导？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呢？这是件大事，是事关我们全体指战员生死存亡的大事，请大家认真考虑。好，会就开到这儿，散会！”

夜晚，大家都忐忑不安地围坐在篝火旁，继续议论赵尚志的问题。

“赵尚志是老党员，是黄浦军校毕业生，他怎么能那样呢？”

“那可难说，把人家骗到苏联下大狱了，能不急眼吗？”

“可也是，这种冤枉谁能想的开呀？想不开了，就得报复。”

“不过，赵尚志真的把这些领导全杀了，往后谁领导抗日救国呢？他是总司令不假，可只留光杆总司令还能打日本鬼子吗？”

有个叫小金子的小战士猛地站起来说：“要是我呀，谁把我骗了，我就报仇，决不饶他！”

大家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有的甚至怀疑说：“闹了半天，赵尚志是个杀人狂啊，他是不是想投靠日本鬼子呀？”

“去你的！他是老革命，说抗日，人家吃的盐可比你喝的凉水都多，他能投敌吗？！”

“那咋的，九军的李华堂、八军的谢文东，不是都投敌了吗？谁能保证赵尚志就不会投敌呀？”

“赵尚志是黄浦军校毕业的老党员、老将军了，绝不可能投敌。”

“黄浦军校毕业咋的，蒋介石还出卖东三省，不准抗日呢。”

话扯到这个地步了，孙国栋副官坐不住了。他拍了下大腿起身大吼说：“你们瞎扯什么！不要再乱议论了！闹不闹心啊！”他边说边狠狠拍自己的脑门，仰望夜空长叹了一口气。然后，他忿忿地说：“白团长，我去查岗！”他在夜幕中走进了密林。

夜里，林涛在低吼，战士们都在篝火旁蜷身入睡了。中层干部们都心事重重，白福厚团长、杜指导员、金指导员、赵相奎军需长、车排长等人议论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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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34
刘凤阳 张祥被缴械

几天后临近中午时，刘凤阳和张祥等人来到了我们的营地。到了师部驻地火堆旁，刘凤阳向陈绍宾行军礼说：“报告！陈师长，我们是赵总司令派来送信件的，报告完毕！”

陈绍宾接过信看完后，对刘凤阳说：“好吧，请坐，我们好好核计核计。”

同来的张祥、李有才和姜乃民站在一旁待命。陈绍宾对常副官说：“你把他们几位安排到团部先休息一会。”

张祥向陈绍宾行军礼表示谢意：“谢谢陈师长。”

陈绍宾抬头看张祥，凝视片刻后说：“呵，个头可真不小。你是赵总司令的机枪手，据说你是从敌人手中夺来一挺机枪的英雄，多么了不起呀！我身边要是也有你这么个家伙该多好哇！”

听陈绍宾这么一夸，张祥跨前一步立正说：“多谢师长夸奖，如果您需要，我愿意从命为你效力！”

“啊！不敢不敢！你是赵总司令一手培养的贴身警卫，又是呱呱叫的机枪手。我这个代师长哪敢用你呀！”说这话时，陈绍宾拉长了语调，语气中酸涩得已经让人听出了讽刺的味道。

这时，刘凤阳马上解围说：“陈师长爱开玩笑，特别幽默。好，张祥你们三个先到团部休息吧，我随后就去。”

张祥他们走后，陈绍宾起身说：“刘团长你在这稍坐一会，我去去就来，待会儿咱们在好好唠唠。”说完，朝连队驻地走去了。

刘凤阳坐在火堆旁对我和朴英善、柳明玉等女同志说：“我回总司令部后，谈了你们三位女同志，结果没曾想赵总司令和于保合、李在德他们都认识朴大姐和小李子你呢。”

“怎么？李在德也在你们总司令部？”朴英善十分惊喜地问道。

我也急不可耐地问：“在德是我们六军的，后来调到三军去的。现在她怎么又在你们那儿了呢？她怎么样？还好吗？”

“听说你们在这里，李在德也很高兴。这次我来，还特意让我给你们带好呢。”刘凤阳笑着说。

这时，陈绍宾领着孙国栋副官和尚连生等七八个人回来了。我们以为他们是一起来研究问题的，所以让出火堆旁的位置，回到我们自己搭的小草棚。

我们三个女战士刚回小草棚不一会，突然听到刘凤阳的吼叫声：“你们，你们干什么？陈师长，你这是干什么？这是怎么啦？为什么下我的枪？啊？！为什么绑我？”

我们赶紧跑回现场一看，刘凤阳已经被五花大绑了，用的是绑腿搓成的绳子。

这时，又听到团部那头也传来大喊大叫声，我们都吓出了一身冷汗。

不一会儿，常副官、马云峰、王德等人押着张祥、姜乃民、李有才过来了。

一路大喊大叫的张祥，见了陈绍宾就怒不可遏地质问：“陈师长，你演的什么把戏呀？你们可别听信坏人胡说八道，将来会明白你们是上了奸细的当！”

刘凤阳高喊：“我们是奉赵总司令的命令送信的，是执行总司令部命令的，赵总司令还请你去共商救国大事呢。可是，你怎么就翻脸不认人呢？也许你们真是上了奸细的当。”

这时，陈绍宾迫不及待地大声说：“听听，你们都听听，他俩和赵尚志唱的一个调调，开口一个奸细，闭口一个奸细，哪来的那么多奸细呀？到底谁上了谁的当，会有公道结论的，来！把他们带走！”

陈绍宾一声令下，常副官、王玉春、陆永甲、白连长等人生拉硬扯地把刘、张等人往北押走了。

目睹了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我们一时惊呆了，再看看周围人人都板着脸，一个个沉默不语。

陈绍宾指着刚缴下的武器说：“把这些武器分给大家好啦。”说着，把刘凤阳的马盖子步枪和一支小手枪发给我。

他说：“这枪不错，小李子枪也打得不错，这两支给你，把你的长枪给别人好啦。把匣子（张祥的）给宝祥（陈绍宾警卫员），机枪给王玉春（机枪班射手）……”

要分给我的是在当时日本新式马枪，这枪短小便于携带，还带有三棱刺刀，当时我们抗联队伍中很少有带刺刀的步枪，尤其三棱刺刀是日本新式的。另外，还有一支很精巧的“花牌” 手枪。这两支枪都很好，但我实在不情愿也不忍心拿从我们自己同志手中“缴”的枪，若是枪也能说话，它不得痛骂我呀！于是，我说：“我不要，我用的枪已经很好啦。”但是，不知我此时心情的白福厚团长却劝导我说：“给你了还不要，拿着吧。短小精悍，女同志用它再好不过了，拿着。”他硬把枪塞给我，并把我原来的长枪给了别人。

我无可奈何地收下了枪，但心里暗想，有朝一日能见到刘凤阳，我一定把枪还给他，现在当是替他保管好啦。

缴了刘凤阳、张祥的械，陈绍宾又开始算计怎么收拾赵尚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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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34
陈绍宾要缴赵尚志的械

把刘凤阳、张祥他们押走后，陈绍宾召集了全体指战员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陈绍宾说：“事到如今，我们就得研究如何去缴赵尚志的械的问题。大家已经知道了，赵尚志是反党、反革命分子。他要杀我们的高级领导，他是一个最危险分子。他那里早已磨刀霍霍，我们不能坐等他来杀我们，绝不！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赵尚志不是派刘凤阳他们送信请我去共商所谓救国大事吗？好，我们就来他个将计就计，我们可以有备而去，借机先下手为强。”

这时不知是谁，高声喊到：“师长说的对，咱们得先下手为强。”陈绍宾接着说：“就这么办！我和赵尚志谈话的时候，你们就动手，把赵尚志绑起来。理由是：赵尚志要杀我们的陈师长。”

“把他绑起来以后怎么处理呢？”白福厚团长问。“怎么处理？咱们把他交给张寿钱！”陈绍宾回答。

“从这到西荒（注：指兴安岭以西指挥部驻地海伦、绥棱县）要二三十天的路程，赵尚志他们能干吗？”孙国栋副官问。

“他不干？他不干，你就没办法啦？”陈绍宾反问，没人回答他的话。陈绍宾又接着说：“你们怎么就没办法了呢？恩！”这时，原二师师政治部主任周云峰（1943年叛变投敌，带日伪军警宪特疯狂地捕杀中共地下党和抗联战士，1945年“8，15”光复后被原东北抗联三路军政委、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冯仲云将军下令公审处决）”说：“到那个时候，你就给他一个子儿（指打一颗子弹）。”陈绍宾笑了笑，满意地瞧了瞧周云峰，继而把目光转向尚连生说：

“就这么办！就是这个办法！”

赵军需官说了：“赵尚志是苏联送回来的，把他枪毙了，苏联知道了能让吗？”我接着说：“不要枪毙了，还是送苏联去算了，这儿离苏联还近。送去了叫斯大林对他好好帮助教育教育，他为什么要杀自己人呢？”陈绍宾看了我一眼说：“你这个丫头真傻！送去苏联，他不会还回来吗？”周云峰也训斥我说：“你真幼稚，送去了，再回来的话，更不得了啦！”

“这么大的事，得研究，要慎重。他赵尚志是总司令啊！对他采取行动，得中央批准！”指导员杜景堂提出不同意见。大家又沉默不语，杜景堂接着说：“再说这么大的问题，咱们也得拿到文件呀。没有凭据，光凭听一个人说的为证据可使不得，要慎重处理！”

陈绍宾见中层干部提出异议，有些急了。他指着杜指导员的鼻子骂道：“现在他妈的上哪找中央？你知不知道赵尚志那个总司令早就被撸下来了？他早就不是什么总司令了！你们还不知道吧？北满抗联总司令部也早撤消了，现在叫第三路军指挥部，总指挥是张寿钱！是张寿钱！你他妈还装什么糊涂！”

我们谁也没想到这个问题，那是在冯仲云政委来看望我们时讲过成立了第三路军指挥部，总指挥是张寿钱，可没说撤消了北满抗联总司令部和赵尚志总司令职务的事，当时没流露过一点迹象，可现在听陈绍宾这么一说，大伙都惊呆了，不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绍宾跳着脚说：“你说什么要慎重，谁不想慎重啊？那要看是什么情况。现在，是人家要来杀我们北满布尔塞维克的党、我们的领导人。人家已经把矛头指向我们的领导啦！还慎重什么？难道等着人家把刀架在脖子上，把枪口对准我们的脑门才能还手吗？啊？！”

陈绍宾气急败坏地大喊大叫，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了。他把手一挥，独断地下令：“白团长！给我集合整队，准备出发！”

队伍出发了，我们的心里格外紧张，像敲鼓似的蹦蹦直跳，脑袋瓜子嗡嗡作响。心说自打参加抗联，打了这么多次的仗，今天怎么还要和自己人动手？思想上怎么也转不过弯来。

北方的农历九月，天气渐寒秋风瑟瑟，树叶落满山坡，阴森森的天空乌云压顶，令人透不过气来。当我们到达梧桐河上游李把头碓营（即梧桐河金矿的西侧）树林北侧一座小房子前停下时，已是下午了。忽听岗哨喊：“站住，口令！是哪个部队的？”

“六军一师的！”前面哨兵答话，陈绍宾示意让队伍散开。队伍从东、南、北三个方面形成了包围圈，很快进入了临战状态。战士们个个依树持枪，紧张待命。北侧留下赵相奎军需官、邓司务长、朴英善等人看管炊具及其它物品。我和柳明玉则紧随杜指导员和孙副官，在树林里待命。

指战员们个个板着面孔，流露出反常的表情。人人心情沉重，感到格外的压抑，我们都无法理解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十分不安地想，就要开打了，要流血了！可这是打谁呢？是敌人，还是革命战友？尤其是赵尚志，他是北满地区抗联总司令，是在冰趟子一仗中就消灭300多日本鬼子的赫赫有名的大将军、大英雄！想到这里，我浑身颤栗。

不一会的工夫，西南方向走来三个人。走在前面的两人各扛一个袋子低头走路，看不清是谁。等他们来到开阔地时，发现紧跟在后面的是一名身材弱小的女同志。他们三人径直从开阔地里穿过走到树林边，把袋子放下了。这时，我认出他们是抗联三军司令部宣传科长，后任三军四师政治部主任的于保合和他的爱人李在德，另一位是曾任抗联六军组织科长兼军部教导队政治教官的陈雷同志。

放下袋子后，于保合大声地向我们喊话：“同志们，我们是赵尚志总司令派来向你们表示欢迎和慰问的，你们不要这样对待自己人。”

尽管于保合再三说明来意，但是，我们这边只是冷眼相对，未做任何呼应。

“同志们，你们是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啊？”于宝合笑呵呵地说，看来心里很坦然。

我走到白福厚团长、杜指导员站的树下说：“白团长，李在德是和裴大姐同一天第一批上山的汤原游击队员，她的妈妈是1933年初冬被日本鬼子在汤原县鹤立镇内活埋的十二烈士之一金成刚，她能是反革命吗？”我强忍住泪水，镇静了一下，又说：“那个高个的是于保合，是李在德的爱人。陈雷，你认识，是咱们教导队的教官、军部组织科长，他们能反党、反革命吗？我想不通。”白福厚说：“你别着急，我们再看看，我会处理好这个事的。”

这时，李在德清晰的话语从树林边传了过来：“同志们，赵总司令是来领导我们抗日救国的，请你们不要误会呀！你们千万不要轻信一些谣言，可能有些人有意造谣离间，但我相信你们六军的同志们不会上那些坏人的当！”李在德是一位少言寡语的女战士，今天冒着这么大的危险敢于出面讲话，而且这么真诚，我心里感到强烈地震撼，脸发烫，感到一阵阵羞愧，真想出去与她拥抱一下。柳明玉小声在我耳边说道：“别忘了陈师长说的，谁被赵的人拉拢，或谁到赵尚志那里去，一律以叛徒论处。”我一下子抱着柳明玉哭了起来。孙国栋副官过来了，我强忍住泪水说：“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这么对待他们对吗？”孙副官说：“不要着急，我来和白团长商量一下。”

这时，陈雷拎起袋子往前又走了几步，到了跟前他把面袋子往地下一撂，对持枪怒视的战士们大声喊到：“你们这是干什么？我们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你们为什么把枪对准自己的阶级兄弟？你们的枪，应该去对准日本鬼子……”陈雷的话还没说完，小马和王德等人上前，把枪口对准了陈雷的胸口。

我们在林中听到陈雷拍着胸膛继续喊道：“我们都是抗日的队伍，我们不是来和你们打仗的，我们是好心前来表示欢迎和慰问的。可你们倒好，用枪口回报我们的好意！如果要打，你们就朝我这里打吧！我倒要看看你们哪个敢向我开枪？！”

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白团长、杜指导员、孙国栋等人上前，叫小马他们把枪收回，到林中待命。等他们这些人返回林子里时，陈绍宾咬牙切齿地吼着：

“你们想干什么？你是师长，我是师长？”

白团长说：“这个团归我指挥，出了差错我就要负责。你没听出来人家早有防备吗？既然赵总司令要和我们谈谈，咱就先谈谈再说嘛！”随后跟来的陈雷、于保合大度地说：“赵总司令欢迎陈师长一同去共商救国大事。”

这下倒把陈绍宾将住了，这时的他不便说去，也不便说不去。他只是狠狠瞪了白团长一眼，没说一句话。于保合和陈雷再次说：“请陈师长前去见见赵司令 ，赵总司令欢迎陈师长去。”但陈绍宾没有表态，也不动。

我们的队伍先撤离那恐怖的树林，来到了北侧的小房门前集合。

陈绍宾对常副官说：“队伍先住下，让大家都去扛木头拢火堆，多拢几个！”

“怎么？在这住下？”有的战士发问。

陈绍宾不耐烦地说：“叫你干你就干！快点拢火堆做饭，还要住一夜。多弄点木头，快去，快去！”

天快黑了，战士们到树林里扛来木头生火做饭了，折腾一天了，肚子也实在太饿了。过了好长时间，白团长、杜指导员和孙国栋副官他们几位从赵尚志总司令那里回来了，他们在陈绍宾那里说了些什么，好象是和他争吵了起来。

天已经大黑，篝火照得周围通明，烤得我们周身渐暖，睡意一阵阵袭来。突然，陈绍宾下令：“赶紧起队（出发），火就让他烧着，把所有木头都压上，快动手！”我们感到莫名其妙，无可奈何地跟着队伍朝北出发了。

在路上有人议论：“可能赵尚志要派队伍来缴我们械了？”“也可能陈师长听说赵尚志队伍一百多人，咱们才四十多人，怕整不过，才决定撤走了吧。”战士朱学成说：“这老头，有点魔症了，一会这么的，一会那么的。”后来有人说：“拢火，这是给赵尚志看的计。”

队伍离李把头碓营越来越远了，我走在白团长的身边，这时，孙国栋副官走过来小声跟白团长嘀咕：“这叫啥事啊，我看这老头不对劲儿，把他干了吧。”白团长四下看了看也小声的说：“不行，我们没有上级的指示，我的任务是把这支队伍带到张政委那里去，到那再说吧。”孙副官再没吱声，远处的陈绍宾向孙副官招了招手，他跑了过去。

过了一会孙副官又来到柳明玉身边说：“我们另有任务了，不要等我，过几天再回来。”孙国栋和柳明玉是在恋爱中的朋友。

一路上我们再也没见到孙国栋和杜指导员、闫副官、车排长等人。

队伍在深夜里钻山很难，走出约二十多里路，来到一处山凹休息。有的战士抱怨：“咱们四十多人白天浩浩荡荡去缴人家械没缴成，人家就三个人，几句话把我们吓扁了，半夜逃跑，跑个啥呀？这到底是革谁的命啊？真不明白！”“别说了，快休息，不准说话！”白团长发脾气了。没人再说话，队伍也没继续走，就在这里露营了。

陈绍宾率队打赵尚志，就这么收场后，大家的内心都很复杂，对前途十分担忧。此时，有人问白团长：“咱们去打赵尚志，就以听尚连生说的话为依据去打人家，对不对呀？我看杜指导员说的对啊，没有凭据，没有上级的指示文件就去打人家，又是总司令的队伍，我看这里面有名堂。”又有人说了：“是啊，陈师长在双鸭山时就鼓动大家，让回家自谋生路，带枪走，可以有一碗饭吃，实际上是动员大家散伙啊。”关于这场冲突，以下是于保合和李在德两位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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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35
于保合回忆录节选103-106页《慰问陈绍宾部队》：

1939年秋，戴鸿滨、刘凤阳、张祥他们几个人仍不见回来。后来派人调查，才了解到戴鸿滨率队伍打保护铁路的白俄警察，开始取得了胜利，可是，敌人用火车迅速运来大批部队，将戴鸿滨的部队包围，队伍被全部击溃，戴鸿滨下落不明。

在戴鸿滨率主力部队一去不返、音迅皆无的情况下，我们接到苏军电报，电告我们：刘凤阳和张祥在黑龙江南岸活动时，碰到陈绍宾的部队。万万没想到陈绍宾缴了刘凤阳及所率部队的械，并扬言赵尚志杀了祁致中还要杀北满领导，所以缴了刘凤阳的械，还要缴赵尚志的械。刘凤阳等人过界到苏联，刘凤阳将此事报告给苏军，苏军电告赵尚志总司令，要我们防备陈绍宾。

不久，陈绍宾果然率三四十人从东边来个半包围，企图缴我们司令部十几人的械。我们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怎么办呢？大家十分焦急，尤其为赵总司令的安全担忧。这时，只见赵尚志非常沉着地分析了情况，认为陈绍宾所率的部队还不是敌人，我们既不能让他们缴械，也不能与他们开火作战，为了妥善处理这一复杂局面，赵总司令派我和陈雷、李再德三人带了一些狍子肉和半袋子白面去慰劳陈绍宾的部队，假装不知陈绍宾是来缴械。临走前赵尚志对我们说：“他们不会杀害你们，陈绍宾是六军一个师长，他的部下是六军的人，李在德原先也是六军的，陈雷是地方干部，于保合住过六军一师的医院，与六军的人也很熟，所以他们不会杀害你们。”并且让我们去那里后见机行事。

我们拿着面粉和狍子肉前去陈绍宾部队慰问。陈雷对陈绍宾部队大声喊：“我们是来慰问你们的，给你们送来面粉和狍子肉。同志们，不要自己人打自己人，我们的枪是打日寇的，我们都是一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近时，他们看见我身上带有驳壳枪，就顺手把枪抽出来看了看，又放回去了。李在德原是六军的，认识很多熟人，我也认识魏连长和杜指导员，他们看我们并无恶意，都以笑脸相迎。我们见到陈师长温和地对他说：“赵总司令欢迎你去谈一谈。”陈绍宾并不回答，我向他说了好几遍，他仍板着戒备脸孔并不回答，反而在那里布置警戒，朝我们来的方向说：“注意这方面的警戒！”

我们慰问完回到司令部，我向赵总司令汇报了情况，赵总司令见陈绍宾不肯来，就派我再去一次。我见到陈绍宾说：“你如果不见赵总司令，可不可以派连以上干部来见总司令。”陈绍宾只好答应，派六七名连长、指导员和团级干部随我来到总司令部。赵尚志见到他们很高兴，十分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来了是不是要缴我的械？不瞒你们说，我这里有电台，苏联来电告诉我们了，你们缴了刘凤阳的械，还要缴我的械。我是打日本子的抗联总司令，谁要缴我的械，他就不是打日本的，是叛徒。我们是打日本的革命队伍，你们要来缴械，那不是成了反革命叛徒吗？你们也是抗联队伍，也是打日本的革命队伍，为什么不去打日本鬼子，而到这里来缴我们的械？这是不对的。”几个干部一听，心服口服了，都说我们不能缴你们的械。我和陈雷也把我们怎样从苏联回来的经过讲给他们听，特别强调赵尚志是为了行使东北抗联总司令的职责，回东北来领导抗联打日本的。赵尚志说：“陈绍宾要来见我，我也不杀他，我还要领导他抗日。你们来了很好，我也要领导你们抗日，因为你们是抗联的队伍，我这里是抗联的总司令部。”这时，有的干部问：“你们为什么要杀祁致中？是不是还要杀北满省委领导？”赵尚志听了十分生气！他说：“这是造谣，我们不是平白无故杀祁致中，因为他搞阴谋，违抗命令，是有事实的，我们不杀他，他就要杀我们。所以说，祁致中是不杀不行的。北满省委是党的领导机关，我们接受省委领导，北满省委委员是党的领导人，我总司令也是属于北满省委领导的，我们怎么能杀他们呢？我们抗联是杀日本的，怎么会杀党的领导人呢？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要杀北满省委委员，杀他们不是反革命行动吗？我们怎么能这样做呢？这纯粹是造谣，你们不该信这种谣言。”后来他们表态说：“我们接受赵总司令的领导，因为你是抗联的总司令，我们不能缴自己人的械。”他们回去后向陈绍宾汇报说：“赵尚志如果是投靠日本当叛徒，我们不仅缴他的械，还可以杀掉他，可是总司令是抗日的，是革命的，是我们的总司令，我们没有理由缴他的械，应该接受他的领导。”陈绍宾听完汇报虽然不敢下令缴赵尚志的械，但又不肯接受他的领导，没办法便把队伍带到国境线附近去了。这次尖锐的几乎造成火并危险的内部矛盾就这样避免了。

李在德回忆录节选82-84页（劝解陈绍宾）：

面对敌人大部队的围剿，我们十几个人，只好一方面和敌人兜圈子，一方面还不能离接头联络地点太远，处境十分困难。但久等不见人归，一个多月没有消息。我们正在焦虑不安地等待时，却收到了苏方来电，说刘凤阳的队伍被六军一师陈绍宾解除武装，还要来缴总司令部的械。其原因有人报告说是赵尚志杀了祁致中，还要杀北满省委。陈绍宾将刘凤阳部缴械后送过江，刘凤阳立即向苏方汇报了这些情况，苏方来电要我们注意防备。

过不久，陈绍宾率领四十多人的队伍从东边包围上来，企图缴我们的械。队伍都架枪上膛，形势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我们都非常担心赵尚志同志的安全，赵尚志考虑了一下，说：“六军是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干部战士的基础是好的（即指不是山林队成分）。估计他们是受了什么人的欺骗。所以，我们要耐心地对他们做工作，解除误会。绝对不能开火，不能伤害任何人。”他要亲自出面去讲讲，我们都坚决反对。后来他派陈雷、于保合和我去“慰问”对方。我是从六军出来的，我不相信这些老战友真的认为我们是敌人。

我们背着面粉和狍子肉，好象什么都不知道，坦然前往。通过一片空地后，我们看见对面的树林里，持枪的战士紧张地瞄准着我们。有人大声喊：“再往前就杀了你们。”陈雷和于保合同志将面和肉放到地上，说：“同志们，我们是来慰问你们的，请你们不要误会，赵尚志总司令是来领导我们抗日救国的，你们不应该这样对待自己人……”对方有人说：“你们为什么要杀我们的张寿钱政委和冯仲云、金策等领导人，为什么？”于保合同志说：“赵总司令从来没有说过这类话，你们不要轻信坏人挑拨离间……”

“我就是证人，赵尚志说过要杀张寿钱、冯仲云、金策，我是亲耳听到的。”这是尚连生的声音。他到底想干什么？过去有人说过他被捕过，但没有什么凭据，将战利品送往苏联时，他积极要求前往，没想到在陈绍宾的队伍中，却出现造谣搞分裂的行径。气氛顿时更加紧张起来了。有人喊：“打死赵尚志，把赵尚志交出来。”此时陈雷同志开口说：“同志们，你们想想看，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的枪口应该朝着日本侵略者，你们却向着自己的阶级弟兄。你们想想，把枪口对我们对不对？”保合同志说：“赵司令说，六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本队伍。张寿钱、夏云杰、戴洪宾领导的队伍，是革命最坚决的，他说你们决不会……”

“赵司令为什么不出面？”有人喊。

“如果你们愿意，请你们的师长或其他领导同志去面谈，好不好？”保合同志回答。这时气氛缓和下来，白福厚团长带我们去见陈师长。

但陈师长不愿意去谈，怎么办？大家征求他的意见后，请白福厚团长带宋国东、闫副官、车排长、杜指导员、孙指导员，还有赵相奎等七、八个同志，跟我们一起来到赵总司令处。

赵尚志看到来人，高兴地迎出来。同大家握手说：“你们辛苦了，听说你们在完达山同敌人战斗，克服了不少困难……”说话间，对方的敌意已经全消。白团长说：“赵司令，有人说你要杀我们的领导，是怎么回事？”赵司令说：“这是你们上了坏人的当。我同北满省委的各军领导同志是多年共患难的战友，特别是现在，非常需要共商救国大事。到底是谁忠于祖国和人民，看行动吧！”

白团长他们回去后，可能将情况向陈绍宾汇报了，陈才率队伍撤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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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36
分手于西征途中

队伍走在无边的夜色里，凛冽的寒风扫尽了秋天的落叶，带来了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

自从陈绍宾率队打赵尚志的“闹剧”草草收场后，大家的内心都很复杂，对前途也十分担忧。但当前的燃眉之急还是得解决队伍的棉衣和口粮问题。那时，唯一的办法就是攻打梧桐河金矿局警察所。

决定攻打警察所后，队伍北上并在通往金矿的路上设了卡，欲拦截敌人的军需车。说来也巧，设卡不久就有几辆马车赶过来了。白团长带前哨连把那些马车截获。

车队由十几个伪军和一个日本军官押车，他们是往矿里押送做冬装用的布匹和棉花的。我们的部队都埋伏在公路的两侧，当车队过来时，白团长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缴枪投降就饶命！”当看到王德和王玉春的那挺机枪支上后，十几个伪军立刻乖乖地举枪投降了，不肯投降的那个日本军官被当场刺死。

这一仗没费一枪一弹，缴获了不少的布匹和棉花，还有伪军和那个日本军官的武器和装备，由于大家需要背着布料和棉花上山，多余的武器只好暂时埋在了河边。

我们把棉花和布料背到了一座大山的山顶上，那里有一幢伐木工住过的木营，木营挺大，能容一百多人，里面有一个大通铺，我们就在这所木营里动手做起了棉衣。

没有缝纫机，没有裁剪师傅，只有我们三个女兵会做针线活，四十多套棉衣得做到啥时候啊？好在随身还带有针线，为了能让同志们尽快地穿上棉服，就在这大山里面，我们又办起了临时被服厂。

缴获的布料是黑色、藏蓝色的斜纹布，质地还不错。我们先是把旧棉衣拆下来做剪裁样本，由朴英善指挥，柳明玉裁剪，我再把裁好的布料分发给男队员们，并教给他们如何缝制，朴英善还专教他们如何絮棉花。因为没有缝纫机，只能完全用手工缝制，这回可真是难为了这些拿枪杆子的男同志了，他们缝了拆，拆了再缝，就这么做了好几天，终于每个人都穿上了一套粗针大线做成的新棉衣。

穿上新衣服的战士们都挺高兴，可是有几个人往地下一蹲，哎呀！可不好了，裤裆开线了，白花花的棉花露了出来，引来大家一片笑声，最后还得我们女同志帮他们修理修理。这下子男队员们服气了，他们说：“这回呀，才真正体会到女人的辛苦，没想到这玩意儿这么难呀！我们的队伍要是没有女战士的话可就惨啦！”

有了冬装我们又继续踏上了漫漫西征路。队伍一直向西南方向行进，我们要去找张总指挥（李兆麟）。

三、四天以后的傍晚，顺着一条小河，我们来到了一座大山前，山高坡陡，我们踩着积雪费力地爬上了山顶，山顶上是一片开阔地，我们向四面望去，只见好几条河都从山下流过，大河水还没结冰，在冬日阳光的余辉下，闪耀着点点金光。

前面的哨兵跑过来报告：“报告！雪地上有脚印。”

顺着脚印我们来到了一座土房子，房子不大，能容三十来个人，房子里还有一些热乎气，地下有木炭烧过的痕迹，这说明，房子的主人离去不久。白团长命令：“继续搜索。”就在这时，从远处一瘸一拐地走过来一位老人。

原来，这位老人藏在了不远处的一个树洞子里观察我们，发现我们不像坏人就走了出来。当这位老人知道我们是抗日部队时，他告诉我们，六军的戴洪宾军长也在树洞子里藏着呢，白团长赶紧派人把戴洪宾接了过来。

戴洪宾带着四个战士进了屋，他衣冠不整，胡子拉碴，情绪十分低落，看见我们也没有一点笑模样。

陈绍宾看见他，倒还蛮热情，紧着问他：“你咋在这儿啊？咋样啦？”

“咳，别提了，打了败仗了，人都花了，一百多人啊……”戴洪宾低沉地说着。

通过和老人唠嗑，我们知道这里是牛把头碓营。他这儿还有一些苞米粒、土豆、山菜，都被我们用来充饥了。

吃完了饭，天已大黑，能装三十几个人的土屋，硬挤了四十来个人，有的战士一天劳累，已经打起了轻轻的鼾声，我也困得眼皮睁不开，迷迷糊糊的我听到陈绍宾在和戴洪宾唠嗑。

“老戴，你下一步咋打算啊？”陈绍宾问戴洪宾。

“咋打算？部队都没了，还能咋打算，我想就在这当和尚了，哪也不去了。”

“啊？当和尚？在这当和尚，那你吃啥啊？当和尚也得吃饭啊。”陈绍宾说了。

“咳——”戴洪宾打了个长长的咳声。

“别咳声叹气地啦，和我们一起走吧，”陈绍宾在劝他。

周云峰也说话了：“是啊，一起走吧，到了西荒再说。”

“嗨，老戴，你给我们讲讲赵尚志是怎么把祁致中杀了，他说我们北满省委都是奸细？……”

尚连生也说话了：“这还有假？这是我亲耳所听。”

……

我睡着了，下面的话听不见了，他们好象一直唠到了亮天。

第二天，天气晴朗，部队准备在这休整一天。老人这里还有几张兽皮，我们缝了几双乌拉鞋。

太阳升起老高的时候，顺着我们的脚印，又来了三个人。

原来是下江留守团团长夏振华、萝北县委书记王永昌、国际交通员栾继洲，他们一直在追赶我们，若不是下雪留下脚印，他们一时半会还找不到我们。

到了这里王永昌极力劝说我们留在这儿，他说：“当初冯政委安排这支部队留在下江和老区坚持斗争，如今，你们却要去西荒。就是去，也要等到冯政委回来再说。”

陈绍宾还是坚持要去西荒，白团长、赵军需官和常副官等中层干部也急着去西荒。是啊，自从上次部队去缴赵尚志的械，这支部队就人心不稳，大家都想到张总指挥那里，好有个说法。

王永昌看说不动大家，就又动员老朴留下，他说：“我们坚持敌后斗争，萝北不少朝鲜族，我身边特别需要一名鲜族翻译，为了工作需要，你就留下吧。”

可老朴不愿意留下，大家都想跟着部队走。这时，夏振华又来劝我：“小李子，要不，你留下吧，这里的工作需要人。”

我一听，吓得不行了，我更是不同意，死活都要跟着部队走。

这时，王永昌又来说我了：“小凤，你怎么不听话了，地方工作真是太需要你们了。”

听了王永昌的话我犹豫了，他是我爸爸生前的战友和好朋友，十一岁那年我被狗咬伤时他救过我的命，还背过我，看见他，就像看见自己的父亲一般。

周云峰倒是愿意留下，他说：“冯政委让咱们留下是有道理的，我本人同意留下。”

王永昌马上说：“好，伙计，咱们一起干。”

最后经领导研究决定，我们三个女的都留下了，周云峰、杨聋子也留了下来。

从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陈绍宾了，后来听说，他们给冯仲云政委、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写了一封信。（绍宾等人给冯、高主任的报告）

1940年2月北满省委根据陈绍宾、尚连生、戴洪宾的举报将赵尚志和其部下的干部开除了党籍。

再后来，陈绍宾逃跑了，尚连生叛变投敌，他们成为了中华民族可耻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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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38
王永昌书记带领我们搞粮食

我们一行九人跟随王永昌转身往回走，这次是下山，速度快多了。

王永昌同志是一位机智、勇敢的地方干部，先后作过中共富锦县的特派员、中共绥宾县委书记、中共萝北县委书记，1940年4月和冯仲云率领的部队一起西征，任中共北安县委书记到解放。

这个人长的不起眼，中等个子，有些驼背，眼睛很小，一身的农民打扮。可地方上的关系却特别多，大家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为了便于工作和联系，他常年挑着担子走乡串屯的卖麻花，他的担子一头放的是麻花，一头放的是姑娘媳妇用的针头线脑，老乡们都亲切地喊他“刘麻花”。他是我的父辈，小时侯我一直喊他王叔叔。

同行的夏振华是下江留守团团长（后叛变投敌，光复后被处决），这个人细高细高的个子，话不多。我在六军被服厂时就认识他，他当时是四师的师长。可他三天两头就往被服厂里跑，到这里总要住上几天再走。我们当时就很奇怪，他一个大师长怎么总上被服厂来呀？当时任四师政治部主任的吴玉光同志，爱人李桂兰同志在我们被服厂工作，可吴主任也就结婚时来一次，一直都在前线带队打仗。

同行的国际交通员栾继洲，个子不高，四十多岁的年纪，穿一身制服，他经常跑苏联。

周云峰，周主任（后叛变投敌，光复后被处决），因吸食大烟，带垮了队伍， 1938年李兆麟让他停职反省。

杨聋子（外号），一个被炮弹震聋耳朵的战士。

再就是我们三个女同志了，朴英善，三十多岁，原六军一师被服厂厂长，她在地方时是我父亲战友，以前我都喊她朴阿姨。

柳明玉，原七军女战士，她和孙国栋副官是一对恋人，孙副官去执行特殊任务，柳明玉一直盼望着能早日和他见面。（后孙国栋被捕，在哈尔滨监狱壮烈牺牲）

八个不同部队的人，走在了一起，组成了一支新的队伍。

王永昌和夏振华他们对这里的地形特别熟悉，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走了两天一夜，夜晚住在了一个废弃的地窨子里。

第二天太阳还没下山时我们来到了梧桐河北岸下江留守团的营地。说是营地其实就是一个大地窨子，里面能住十几个人，地窨子的四周挖有战壕。到了这里我才知道原来冯政委他们去了苏联，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在这儿等冯政委回来。

第二天，王永昌给大伙开个会。会上王永昌说：“冯政委不知道什么时间回来，咱们得把过冬的粮食先解决了。”大家一致赞同，就这样，白天我们休息，等着夜晚再出发。这里有一挺轻机枪，周云峰说：“小李子会用机枪，她在机枪班呆过，给她用吧。”大家都没意见，机枪归我了。

冬日天短，天刚傍黑，安排了夏振华看家，我们就出发了。怕冯政委他们回来扑空，所以才安排个看家的。

这天晚上，没有月亮，满天的星斗，一闪一闪的。王永昌带着我们顺着梧桐河往东北方向走去，我和柳明玉俩换班扛着那挺轻机枪。走了有大半夜，远远的看见前方有一点微弱的亮光，王永昌指着那个亮光说：“到了。”我们径直奔向那里。

我们进了一座土屋，屋子不大，点着一盏微弱的小油灯。屋里有一位四十多岁的老乡，王永昌喊他王马掌，他喊王永昌“刘麻花”。这个地方是炭窑，王马掌以前给人家的马钉马掌，现在是一名烧炭工。

看来，王永昌和他挺熟，进了屋就张罗：“王马掌，给我们弄点吃的吧。”老王高兴地答应着，给我们煮加了芸豆的苞米粒粥，还有萝卜条咸菜，好久没吃这样的饭菜了，我们吃的那个香啊。

春天的时候，王永昌曾经给过王马掌一点钱，让他买种子种玉米，留着冬天用。王马掌种的玉米今天派上用场了，他把玉米棒子都埋在了地垄沟里，上面盖了厚厚的一层雪。我们在地垄沟里刨出了玉米棒子，装了三个半袋子。王永昌掂了掂袋子说：“这点东西也不够过冬啊，咱们先回去三个人，剩下的人跟我去个地方想法子再弄点粮食。”

在老王的家里，我们看到了王永昌的全套行头，一件偏襟的大棉袄，一副卖麻花的挑子还有一把号。

周云峰、栾继洲背着玉米回营地了。我们在老王的家里呆了一白天，第二天晚上，天大黑后，老王套了一副马爬犁拉着我们上路了。

马爬犁奔驰在梧桐河上，天黑漆漆的，后半夜时，我们来到了一个好像是刚刚圈起来的围子，这个围子不大，场院设在围子的外面。到了这里，王永昌领我们来到了看场院的老宋家，老宋家就一个老头，五十多岁了，他告诉我们现正在打场并指点了场院的位置。

我们迅速地摸到了场院边上，王永昌安排我带着机枪在一个草垛后面站岗，他领人装粮食。

夜，静悄悄的，我耳边只听刷刷刷地装粮食声。这时，从南边影影绰绰地好象走来一个人，我立刻警觉地把枪端了起来，王永昌也看见了，他迎了过来，到了那个人的跟前。

“你地，什么人的干活？”啊！原来是一名日本鬼子。

“我地，老博带（雇工）地干活。”王永昌忙答话。

“良民证地有？”

这时，老宋也赶忙走了过来对答：“他地，是我地老博带地，良民证有，有啊”，一边说一边掏良民证。

王永昌也假装在掏，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掏出了一把三棱刺刀，“扑”的一下就刺中了那个鬼子的心口，那个鬼子“哼”了一声就倒了下去，王永昌和老宋赶忙把他拖进了草垛里。

原来出发时，我扛着机枪，我带刺刀的马枪给了柳明玉，王永昌把枪上的刺刀卸了下来，揣在怀里。

刺死了鬼子，王永昌催促着：“赶紧装，赶紧装，”场院上的东西不多，一共装了两麻袋。这时，老宋头从家中又牵出了一匹马，两匹马都套在了爬犁上。

我们装上了麻袋，上了爬犁，王马掌鞭子一甩，马车飞快地驶出了场院，往前跑出不远就上了河套。

两匹快马在冰面上奔跑着，天蒙蒙亮了，冰河两边的树木向后面倒去。跑着，跑着，一座大山拦住了去路，王永昌喊：“停！”飞驰的马爬犁停了下来。

王永昌指挥我们把粮袋子藏到了河边的倒木下，并盖上雪。然后他说：“敌人很快就会追上来，老王和老宋，你们两个赶着马爬犁往南走，我们爬山。”老王和老宋答应着，赶着爬犁飞快地跑远了。

王永昌又和我们几个说：“听我指挥，咱们分散开爬山，小李子、柳明玉往东奔山顶上，老朴和老杨（杨聋子）往西奔山顶，我走中间。一会我打第一枪，你们再开枪，等听到我吹冲锋号时，你们就往山顶上撤，到那集合”

我们答应着“是！”开始行动了。

这座大山，东西两侧都有树，中间是放木头的路。我和柳明玉串着树空往山上爬。到了半山腰时，我们看到冰面上有几个黑点，黑点越来越多，敌人的马队果然追了上来。马队到了山跟前顺着中间放木头的路向山上爬，我的心也“突突突”地蹦到了嗓子眼。

我们躲在树后面看，王永昌已经把前面的敌人放过去六、七个了，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还不开枪？突然他的枪响了，枪声响处，一个鬼子从马上栽了下去。听到枪声我的机枪也“嘎嘎嘎”地响了起来，老朴那边也打响了。

敌人的战马“咴咴”地叫着，围着那个尸体直打转，其它的战马也都在原地打转，不肯前进。冲在前面的敌人听到我们东西方向和正面都有枪声，也不敢再往前走。这时，王永昌的冲锋号吹响了，敌人听到号响，掉过头去，没命的向山下跑去。我们听到号声，也边打边往山顶撤去。

五个人，三路人马在山顶集合了，站在山顶上，我们哈哈大笑。趁着敌人还没省过味的时候，我们赶紧转移了。

估计敌人还在附近，我们没敢回王马掌那里，直接去了炭窑，在窑洞里呆了两天，看看没什么动静，第二天晚上，才又回到王马掌那里。到了第三天，老王和老宋也回来了。原来那天他俩拐个弯，回炭窑拉了一车炭，进了个镇子把炭都卖了。在镇子里的时候，老百姓们轰轰的都在传说，说赵尚志从苏联带着一万多人回来了，说赵尚志带着部队打了日本子的“开拓团”，打死了不少的小鬼子。

听到这个传说，大家十分开心。我们问王永昌：“在山上，为什么你不打前面的敌人啊？”他说：“鬼子的大官都在中间，我那天打死的鬼子，起码也是个中队长，擒贼先擒王，把他头干掉了，他们还不乱了阵脚啊。”

呵呵，我这个王叔叔啊，别看眼睛小，心眼可不少。

过了两天，王马掌套上爬犁把我们埋在倒木下的粮食拉了回来，那两麻袋里有少量的稻子，其余的都是高粱。他这里还有一盘碾子，我们在这里拉磨推碾子，把稻子和高粱都碾成了米，高高兴兴地背回了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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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38
二上苏联

有了粮食，天塌下来都不怕。我们真的是都饿怕了，几天几夜没吃没喝，那滋味说不出来，那日子真是太难熬了。有时候，粮食就是命，当时苗司务长不就是为了一桶牛皮靰鞡倒在了阵地上吗，那鲜血染红的山崖，我永远也忘不了。

真是多亏了千千万万像萝北县王马掌和老宋头这样的百姓用身家性命对我们的帮助，如果没有他们无私的帮助，我们是很难度过难关的。老百姓和我们真像是鱼和水。

回到营地以后，我发现国际交通员栾继洲走了，他去接冯政委了吧？我在暗暗猜测，那时候的纪律是不允许多问的。

在地窨子里的日子还是不错的，有苞米粥和高粱米粥喝，苞米芯子也不舍得扔掉，我们把苞米芯子包在白布里，用石头咂碎，拿它熬水喝。一直熬到清汤清水，一点颜色，一点味道都没有了，才不要。要知道，每一粒粮食都来得不易啊。

白天不敢点火，怕冒烟引来了敌人，我们几个女同志忙着给男同志补衣服 。屋子里没有一丝暖和气，缝不了几针，就要把手放到嘴边用哈气暖暖手。到了夜晚，大家借着炉膛里的亮光说说话、唱唱歌。

周云峰这个人有时发呆，情绪低沉，很少说话。看人的时候头不抬，眼睛往上翻着看。到了晚上他总爱唱一首歌：

“五月兮端阳，忽然想起了郎，
今当佳节日，郎君未归乡。
……
红纱帐里，暗悲伤
……”

嘻嘻，这是啥歌啊，从来没听过。我说：“周主任，这是啥歌啊，不过挺好听的，你想的啥郎啊？”

他斜着眼睛白了我一眼：“傻丫头，你懂啥？将来你也得有个郎。”

“啥郎？我才不要呢。”我撅着嘴说，大家哈哈大笑。

夏振华说了：“我也唱一段吧……”

“好！”

夏振华唱到：

“杨柳依依，桃花艳丽，
故巢燕燕语喃呢，
清明佳节男女着新衣。
一对一对谈谈笑笑，
携手踏青快乐真无比。
朝思你，暮思你，朝朝暮暮为你涕，
怕郎违盟誓。
莫疑莫疑，燃眉之急，
时岂何急，丈夫立志报国事。
看你那像儿笑嘻嘻，
看你那信儿泪泣泣，
相信你钟情是第一。
为什么数年没有消息，没有消息，
想起想起河山半壁血染赤。
……”

歌还没唱完，王永昌就吵吵：“不好，不好，你们怎么都唱得悲悲切切的，小李子，你给他们来一段。”

“好。”我站起来答应到。

我和大家说：“这里是萝北，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上了模范小学，我给大家唱一首在宣传队唱的《抗日少年先锋队歌》”：

“炮火连天响，战号频吹决战在今朝，
我们少年先锋队英勇武装上前线，
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鲜血，
咳！坚决与敌决死战。
……
开战胜利进攻消灭万恶的敌人，
夺取那吉林奉天与龙江省中心城市，
抗日救国血红旗帜插遍全中国，
咳！完成革命的胜利。”

我一口气唱完了五段，柳明玉和老朴拍手为我打拍子，唱完后，王永昌带头鼓了掌，周云峰也拍了几下巴掌。

接下来王永昌唱了《全东北工农联合起来呀》，王永昌老家在山东，他用山东腔唱这首歌，笑得我们肚子都疼。大家越笑，他唱的越欢，歌中唱道：

“全东北的工农兵学联合起来呀，
联合起来跑到火线拼命去作战，
南京政府国民党出卖东北啦，
可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啦。

工人失业农民破产还要遭残杀，
从此我们永远没有出头的一天，
只有我们一起去干反日革命战，
这才能够驱逐日寇大家活得了。

我们联合中国工农红军苏维埃，
我们保护我们好友工农苏联国，
我们成立东北抗日救国的政府，
到了那天大家快乐高唱凯旋歌。”

老朴和柳明玉也一起合唱了朝鲜歌曲《那嘎扎！那嘎扎！》：

“前进吧，前进吧，
向着战场前进吧，
……”

歌声中一天过去了。

在地窨子里，一晃就过去了一个来月，国际交通员栾继洲回来了。他捎来了冯仲云的指示，让我们过江去苏联。


去苏联？真是太高兴了，我们三个女的都蹦了起来。

太阳还没落山，在栾继洲的带领下我们就出发了。走了大半夜，来到了黑龙江

边的一个柳条通子里，这里好象是萝北县的太平沟。

我们从柳条通子的一个豁口进入了黑龙江，栾继洲嘱咐我们：“东边有日本关东军，大家跟紧了别掉队，别摔跟头，别弄出动静。”我们在江面上分散开前行。对面的苏联一马平川，没有一点遮挡，从西伯力亚刮来的寒风像野兽一般的嘶鸣，大家走两步退一步，冰面上溜溜滑，没有不摔跟头的，好在狂风淹没了一切声音，我们顺利地过了黑龙江。

过江后，栾继洲把我们领到了一个不大的地窨子营房，进去后发现营房内有二十多个人在里面，这二十多个人里面，我意外地看到了一个梧桐河的老乡张兴德，他的弟弟和我是同学，他们哥俩都参加了抗联部队，家中扔下年迈的寡母。张兴德现在是十一军的政委，这二十多人看样子都很憔悴，可能也是刚过江不久。本来窄小的屋子，我们进去后就更拥挤不堪了，好不容易将就到天亮，开来一辆帆布篷车把我们拉走了。

车被挡的严严实实，外面什么都看不见，蓬布车晃晃悠悠的走了好几个小时来到了一个小村庄，这里有几座兵营，到了这里男女分开住了，我们三个女的住在一个兵营。

一晃又过去一个月，这次也不审查也不询问了，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这一天，天大黑了以后，蓬布车又开了来，装上我们三个女的，车就开走了。

车开出没多远又停了下来，篷车门被打开后，一连气又上来七、八个人。

啊！我们都楞住了，万万没想到孙国栋副官、车廷新排长、闫副官、王永昌、周云峰、杨聋子和一个姓辛的侦察员都跳上车来。

车厢里顿时开了锅，我们三个女的唧唧喳喳地问个不停：“哎呀，孙副官你们都上哪去啦？怎么也在这里呀？”

孙副官说了：“咳，别提了，那天咱们一起走了不到半里路，陈绍宾就把我们拉了出来，他交代任务说，你们去鹤岗，到南大营日本军‘讨伐队’，告诉他们赵尚志在这里的驻地，叫日本人来打他，这儿到鹤岗也就七十里路，你们快去快回，我们在梧桐河金矿等你们回来，我们在那解决棉衣。陈绍宾说这些话时，是背着白团长的。我们几个一核计，陈绍宾这老头疯了吧？怎么能给日本鬼子送信告密打赵尚志呢？这个做法才是奸细、反革命的勾当呢！怎么办？我们不敢回队伍，只好跑到苏联来了。”

听了孙副官他们的话，我们都十分的惊讶，陈绍宾怎么能这么办事呢？咳，真是不理解。大家光顾着议论纷纷，都忘了孙副官和柳明玉是一对恋人了，我偷眼看了看柳明玉，只见她的眼角含着泪，再看看孙副官，他也在不断地用眼睛凝视着自己心爱的人，此刻重逢，他们的内心该是多么幸福啊！

一路上说说笑笑，大家都为这次意外的重逢而激动。后半夜，汽车停在了一个火车站，有人说，这是犹太自治洲的车站，有人说是比罗比詹火车站，不管是什么火车站，还没等我多看几眼，我们就被带到了车上。

这是一列拉货的闷罐车，车两旁有不大的四方窗户，车厢里两边铺着枯草，我们就在草上休息。

列车咣当当，咣当当地开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火车，新奇的不得了，可是不一会就高兴不起来了，我晕车了，赶紧躺在干草上不敢动弹。列车走了有两个小时吧，停靠在一个车站，这个车站好象挺大，外面人声嘈杂，我们从窗户望去，太阳升了起来。这时，车门又被打开了，上来了四个人，大家立刻欢呼了起来。

冯仲云、高禹民、马克正、栾继洲上车来了。说啥也没想到，冯政委能上我们这个车厢，跟着陈绍宾走，心里总觉得不塌实。如今看见了冯政委，心里觉得又有依靠了。

随冯仲云一同上车的马克正同志，1920年2月23日生于安徽省怀远县。1929年来东北，先后在佳木斯、汤原居住，1936年入佳木斯中学读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组织派他到梧桐河金矿策划矿警起义工作，不久率起义的矿警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1938年任抗联六军二十九团组织科长和一团一连指导员。1939年9月随同冯仲云同志去苏联参加“伯力会议”，1940年3月随冯仲云同志开始西征去三军总指挥部与李兆麟同志会师，担任指挥部教导队指导员，后来到北满省委金策那里工作。1941年11月去苏联参加野营训练。1945年“9•3”抗战胜利后历任哈东保安队司令、松江一分区副司令、参谋长、东北军区独立七师一团副团长、三十九军一五五师四五四团副团长等职。1949年1月8日在解放天津战斗中光荣牺牲。

马克正同志深得冯仲云同志的器重，多少次他们一同出生入死。下面一段选自《冯仲云传》：

1937年的一天，为了尽快解决部队对药品的需求，冯仲云和马克正一同来到了鹤岗煤矿。鹤岗的兴山镇有个小小的药店叫德太和，只有一个人，即当医生又卖药。这人叫翟延龄，和地下党组织早有联系，为地下党组织送信送药，冯仲云和他也有过几次来往。还有一个开小铺的吕盛田和他一起做这些事。

冯仲云和马克正进屋后，问了各方面的情况，又共同研究了来往的关系。马克正是东北口音，确定为翟延龄妻子林树森的弟弟，叫林喜成，由双城来鹤岗探亲。冯仲云，化名胡子明，是林树森母亲干姐姐的孩子，是林树森的表兄，由扶余县来鹤岗走亲戚。

冯仲云正式通知翟延龄和吕盛田：“我和陈芳钧研究好了，从今天起，这个小药铺就定为抗联地下联络站。因为药铺来往方便不显眼，便于藏身”。

第二天上午，冯仲云和马克正在屋里商量事情。翟延龄夫妇，一个在前边观察动静，一个在后院做针线活放哨。翟延龄发现街上的告示板上贴着布告，许多人围着看，也就走过去。一看，心里不由一惊。那上面贴的是：“通缉令，悬赏，查赤匪分子冯仲云系反满抗日破坏大东亚共荣的罪犯，现下令通缉，凡取下冯仲云首级者赏国币1万元，知情报告者赏国币3000元，知情不举或窝藏不报者于匪一律同罪，严惩不贷。”

翟延龄赶紧告知冯仲云和马克正。晚上商务会又有一个朋友来送信，说从鹤立调来不少日本军，可能明天要搜街，关照家里有外人还要躲避一下。

冯仲云让把吕盛田找来。他说：“不用怕，敌人有千条妙计，我们有一定之规；他有千军万马，我们有地下长城。”然后，共同商量怎么走法。拟定两个方案，经过分析，决定由老君堂前边西南角钻电网。

第二天天没亮，四个人就来到电网跟前。这天雾很大，吕盛田蹲下来用带来的木把锅铲子扒一阵子土，加大了空隙。怎么钻？身子一碰就会电死。冯仲云想出了办法，他让吕盛田躺下，脸朝上看着电网，身子挺直，然后他坐下来，用脚使劲顶吕盛田的脚，一使劲吕盛田就过去了。然后他也像吕盛田那样躺下，把手伸过去，吕盛田一拽也过去了。

脱险后，他们进入了梧桐河上游的密林。

（摘自冯仲云传140-141页）

冯仲云他们上了车以后，列车整整走了一天，天黑时停下了。过后才知道，我们已经来到了黑河市的对岸。下了火车我们走进了一片柞树林子，林子里有一栋板皮钉的圆形房子和一栋长长的兵营。冯政委住在了圆房子里，我们住进了兵营。

第二天，开来了一辆大卡车，车上装着发给我们的物品。

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套日本黄呢子军装、一顶兔子皮的棉军帽、一双日本军用皮鞋、一个毛朝外的狍子皮背包。和上次一样，子弹袋和背篼、手扪子都是我们自己缝制，他们提供白帆布。

随车还带来了不少日本造的武器，有马枪、歪把步枪、歪把机关枪、子弹和手雷。

这些武器和装备在当时已属新式武器，最关键的是子弹可以通用，手雷较比手榴弹亦好携带，它体积小、力量大、射程远。

武器和装备都是苏联红军在“张鼓峰”、“诺门罕”战斗中缴获的日军武器。

“张鼓峰”位于中国黑龙江省珲春县图们江上游二十多公里处，同中、苏、朝三国接壤。1938年7月29日，苏、日两国军队在“张鼓峰”交火，8月9日在苏军强大的炮火和数百架飞机、数百辆坦克的攻击下，苏军占领了“张鼓峰”，日军以失败结束了这场战斗。

在“张鼓峰”事件发生后一年，日军又在西部中蒙边界挑起了“诺门罕”事件。1939年5月28日第一阶段战斗打响，这次，双方在此投入的兵力远远超过了“张鼓峰”。7月1日“诺门罕”第二阶段的作战开始。8月20日凌晨苏军突然发动了全面大总攻，战斗持续到8月31日。

“诺门罕”战斗历时四个月，以苏蒙军队的胜利而告终。日军第23师团在6月20日至9月15日，有15975人参加战斗，损失了12220人，伤亡率高达80%。
这两次战斗，苏军缴获了大批的日军新式武器和装备。这批武器和装备武装了我们这些回国的抗联指战员。

就在临回国的前几天，我们三个女同志借用苏军的缝纫机，白天黑夜地缝装备，给每个人缝了两个子弹袋，一个装东西的大背篼和一双手扪子。

临行前，每个人还发了一个搪瓷茶缸和饭盒，茶缸和饭盒的底部都印有俄文的字母(C C C P)，上级要求我们必须把字蹭掉。

又到了要走的日子了，苏联提供给我们的穄子米（也叫糜子）和子弹能背多少就给多少，同志们拼命的装，装进去试试背不动，还得再倒出去。

看到这么多装备和粮食，我们都对社会主义苏联对我们无私的援助万分感激，想当初我们过界后，苏联人收缴我们的旧式武器还不满意，说了好多不理解的话，现在看看，还是斯大林好啊，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好啊。蒋介石政府就没给过我们一分钱、一粒子弹。

这时，好多战士都唱起了《苏联是我们的好朋友》：

苏联是我们的好朋友，
无产阶级专政，工农当主人，
帮助全世界弱小民族革命，
各帝国主义瓜分我中国，
还有德 意 日一起来进攻，
工人农民团结起来拥护苏维埃。
……

一天夜里，帆布大篷车拉着全副武装的我们驶向了黑龙江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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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39
冯政委带领我们西征

夜幕掩映下，冯政委带着我们30多人的队伍在苏联波亚尔科夫穿越了黑龙江，在逊克和嘉荫的交界处登陆。

敌人沿黑龙江修了好多的要塞，我们小心地饶过了要塞，钻过了铁丝网，来到了库尔滨河，这时亮天了。顺着库尔滨河走了好长时间我们又钻进了一片树林，开始爬山。

太阳还没下山时，我们爬到了山顶，部队准备在这里宿营了。篝火点了起来，我们把介子米下到锅里，我打开了一个绑腿，脱下一只鞋，在火上烤着包脚布。

突然耳边传来了“嗖、嗖”的枪响，不好有人打枪！我赶紧就地卧倒，就在我卧倒的同时，我身边的战士老郝倒了下去，我匍匐着爬到了他的跟前，准备给他包扎，交通队长姜立新把他背到了山坡下，鲜血从老郝的胸口不断地涌了出来，一句话都没说出来，他就牺牲了。

另一个火堆的冯政委他们也都撤到了山坡下，冯政委挂在腰间的匣枪被打掉了，匣枪壳打的稀碎。是谁在打冷枪？枪法如此准确。这种“嗖、嗖”的冷枪最可怕了，让人防不胜防。

夏振华依在了一棵树后，掏出了望远镜向打枪的方向望去。

“坏了，对面是鄂伦春人。”

怎么办？咱们不能和他们打，撤了。

天大黑后，我们埋葬了老郝同志，换了一个山头宿营。

第二天又走了一天的山路，傍黑在一个密林里安营。我们刚点着篝火，“嗖、嗖”的枪声又响了起来。我们这个气啊！怎么又跟来了？

夏振华说：“他妈的！不稀理他，还老跟着我们，教训、教训他们！”当即派了两名战士去搞侦察。

半夜时分，侦察员回来报告说，顺着脚印找到了他们的住处。这个民族有个特点，到了晚上他们都钻进帐篷睡觉。估计这伙人，是受了敌人的利用，日本人常把大烟卖给他们，不少人都有吸毒的习惯。

侦察员带着我们立即出发，快拂晓时，来到了一个山头，山下有一条河，河边有几顶帐篷。

这伙人把用狍子皮缝的帐篷搭在了一个山岙里，钻进去乎乎睡大觉了。我们隐蔽在山上。早春的大山，寒风刺骨，黎明前的时刻，更是一天最冷的时候，俗话说“五更天，小鬼都呲牙”。我们一个个冻的直打牙邦骨，“得得得”的响声连远处的哨兵都听到了，他示意我们不要出声，我们一个个只好咬着袄袖子，等着领导下命令。

终于下令出击了，我们分成了三个队，一队冲锋，二队围剿，三队后备。

三个女的分在了第三队，我们爬在了山头上，任务是，有跑出来的梭利人，我们负责拦截。

大家都憋着一肚子的气，领导一声命令出击，立刻像猛虎下山似的扑向了山下，战士们掀翻了帐篷，那伙鄂伦春人还在梦中就被活捉了。

我们三个女兵爬在山上，听着山下七吵八喊的，忽然我后背背的盆子“啪”的响了一下，耳边好象还有“嗖、嗖”的声音，我们也没太理会。

战斗很快结束了，我们没收了鄂伦春人的全部子弹，让他们都排好了队，冯政委开始讲话，由于语言不通，只能一边讲一边比划，冯政委讲话的大意是，

“我们是抗联的队伍，是打日本的队伍，日本鬼子才是我们大家的敌人，我们是你们的朋友，你们不要再跟着我们了。”

我们把空枪又还给了他们。正在这时，我发现柳明玉走路怎么一瘸一瘸的，往她腿上一看，绑腿上渗出了鲜血。我赶忙喊她：“明玉，你的腿怎么了？”

“没怎么啊。”她低头往腿上一看“哎呀”了一声，原来是负伤了。子弹打在了小腿的皮肉上，好在没伤着筋骨。柳明玉说：“我说这条腿怎么拿不动呢，还以为冻麻了呢”。

老朴怎么也一瘸一拐的了，这时，血水从她的鞋里渗了出来，脱了鞋一看，小脚指头打没了。我赶忙给她们两个包扎，老朴又发现问题了：“小李子，你的盆怎么有一个洞？”

啊？一定是有人在我们的后面放了冷枪，想想真是后怕。

队伍又出发了，这回增加了两个伤员。因为伤在了腿上和脚上，她俩走路都一瘸一拐的，走一步一裂嘴。我只好一只手挎着一个，孙国栋副官替她俩背着枪。

时令已经进入了阳历4月，走在草甸子上，上面是雪，下面是水，大家的脚整天泡在冰水里，都冻得又红又肿。

我们向德都县朝阳山方向走，第三路军的总指挥部在那里，一路上到处都是敌人的要塞，工事、炮楼，白天不敢行军，只能夜晚走。走走停停的，二十多天以后才到达朝阳山。

到了朝阳山以后，一副凄惨的景象扑入大家的眼帘，这里显然经历了一场大的战斗。指挥部的营房、后方医院全部遭到破坏，所有的房屋都烧毁了，只剩下半截的泥墙伫立在树林里。山坡上被敌机炸死的七、八皮战马横倒竖卧惨死在那里。见此景象，同志们的心情都十分地难过，不知道指挥部和张寿篯总指挥的安危如何。

这时，夏振华和栾继洲开始执行第二套寻找方案。原来事先有约定，如果指挥部转移，将在一个隐蔽地点留下联络方式。他俩在一个树洞子里找到了一个瓶子，瓶子里装着指挥部留给我们的信件，信上说指挥部已经转移去了通北。

到了这里，我们从苏联背出来的穄子米已经吃没了，正好山上有死马，大家赶紧剥皮剃肉，放到火上烤着吃，天气已经转暖，马肉都变了味，可好歹也是肉啊，大家吃的还是挺香的。

在朝阳山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部队又出发了。我们往南走，过了两条河，等到了第二条河沾河的时候，天色已晚，冯政委说：“咱们今晚就住在这里吧，大家理理发，洗洗脸，好好休整休整，明天好去见张总指挥。”大家都知道，张总指挥是特别重视军容、军纪的，部下去见他，都尽可能地收拾齐整。

第二天在通北的木沟河我们终于找到了三路军的总指挥部。指挥部设在一个山沟里，南北都有山，木沟河水往西南流入南北河。

见到总指挥和教导队的同志我们都十分高兴，二年不见，教导队的战友们都长高了不少，说话声音都变了，他们说我也长高了，像个大姑娘了。葛海清还说：“小李子，还记得摘黄瓜检讨的事儿吗？”

“咋不记得，你掉井里，还是夏洪年把你拉上来的呢，哎，夏洪年和于德发呢？”一边说着，我一边拿眼睛在寻找。

听我提到他俩，同志们都把头低了下去……

现在，大个子曹玉奎当了教导队的总队长，夏凤林在支队任队长，掉井里那个葛海清在铁力方向跑交通，丁福、赵福和于连福这三福也都在这里。

教导队的战友们告诉我，于德发同志在克东县张信屯的一场战斗中牺牲了。风趣、幽默的耿殿君团长也牺牲了……。

于德发是一个多么勇敢的战士啊，分别两年，没想到再也见不到他了。泪水顿时涌出了我的眼眶，战友们也都落下了眼泪。

耿团长的牺牲更让人悲痛万分，这位领导和别人不同，他永远没有架子，永远和战士们打成一片。

耿殿君团长牺牲的经过是：1939年9月，抗联二支队攻克讷河后。冯治钢到后方基地养伤，9月下旬，为加强十二团领导力量，李兆麟把做地方工作的耿殿君调到六军十二团任团长，同政治部主任王钧一起率领十二团在讷河一带进行游击活动。

9月28日，李兆麟视察讷河，在姜家粉房与二师十二团团长耿殿君等见面，这时十二团有100多人。随后，耿殿君率部南渡讷谟尔河，攻下了讷河县九井伪警察分署，缴获步枪十余支。向讷河转移时，耿殿君率部在讷河县东三马架屯与龙江省一支敌伪讨伐队交战三小时，战斗取得胜利，缴获敌人机枪1架，马盖枪11支，手枪2支。次日，十二团与伪军孙强部队又交战，李兆麟带领军部去援助，战斗相当激烈，耿殿君腿部受伤。之后，耿殿君、王钧率六军教导队、十二团和讷河人民抗日先锋队不断扩大游击活动范围，以克山、克东、依安、拜泉县为主，牵着敌人在山里山外转圈子。仅11月上旬就攻克了依安县冷家店警察署、拜泉县长春镇警察署和马沟警察署，共缴获枪百余支，改善了部队的装备。

11月下旬，十二团行至德都县境内的凤凰山一带，与伪军骑兵二十二团和讷河县日伪“讨伐队”遭遇。在花园展开激战，俘虏伪军一个班，击毙日本军官一名，战斗更为激烈。耿殿君指挥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日军30余名骑兵分割为两部分，分别歼灭，敌人派6架飞机在空中助战，也未能挽救其失败的惨局。

耿殿君率领十二团经北安北越过北黑路，与抗联三军八团会合。自从打下讷河后，八团就到北安一带的山里活动，战士们的衣服都已经破烂不堪。他们见十二团服装整齐划一，又是清一色的新枪、壮马，子弹充足，非常羡慕，要求同十二团一起活动。耿殿君决定把枪支弹药衣服马匹补充给八团一部分，然后从山里出发向讷河转移，行军中八团和十二团轮换打前站。

12月19日晚，八团走在前面，由于他们缺乏平原活动的经验，加上地形不熟，夜行军变成了划大圈子，整整一夜没走到预定点。天亮时到了拜泉和克山的路上，耿殿君知道白天不便行动，命令部队到沟子东岗上宿营。

八团住在东岗顶上的张信屯的一个大院，十二团住在东边的蔡家屯，两处相隔两里多路。中午，八团哨兵陈明发现公路上从拜泉方向来了五、六辆汽车，在王小班店停下来，拢火取暖、烤枪，准备战斗的样子，便向团长姜福荣报告。姜福荣问耿殿君走不走，耿殿君认为部队一动就会处于敌人的追击之中，更加被动，说：“不走，敌人来了就打。”当时十二团和八团都是骑兵，敌人见张信屯里有许多马，便包抄过来，占据场院，并用掷弹筒、机枪封锁住八团所在大院的大门，使八团的战士们冲不出去，只能在院子里还击。八团团长姜福荣在指挥战斗中壮烈牺牲，赵敬夫在院里指挥战斗。

耿殿君见八团被围在院子里十分危险，立即指挥部队从2里多远的蔡家屯向张信屯冲过去，把敌人打退，夺下了场院。为了让八团的战士立即突围，耿殿君大声地喊：“八团往出撤！八团往出撤！”他的喊声引起敌人的注意，一排子弹打过来，耿殿君倒在血泊中。王钧见耿殿君倒下，立即指挥部队继续掩护八军突围，八团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耿殿君、姜福荣等牺牲后，被埋到一个大坑里，第二天，日伪军又将耿殿君和姜福荣的头颅割下来，拿到讷河等地示众，以恫吓人民。抗日英雄，抗联优秀的指挥员耿殿君就是这样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了人民获得解放和自由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摘自绥化地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任希贵同志，缅怀耿殿君同志的文章）

耿殿君团长就这样走了，我到部队不久就认识他，我们被服厂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是他给筹备，亲自送上山。如今和我一起上山的李桂兰被敌人捉走了，生死不知，裴大姐牺牲了，如今耿团长也牺牲了，我是多么怀念他们啊。耿团长不管有多大的事，总是乐乐呵呵的，不管做了多少新军装，他自己总是穿着一套破烂军装，难怪大家叫他“耿破烂”，他那乐观、向上的精神我永远也忘不了。

第二天，领导们开始开会。史称“南北河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寿篯（李兆麟）、冯仲云、马克正、高禹民、王明贵、张光迪、朴吉松、赵敬夫、郭铁坚、张中孚、边凤祥、张文连、崔庆洙、王永昌、夏振华、孙国栋、闫副官等人。

这是一次重要会议，是与党中央失掉联系后第一次听到党中央的声音，（是从苏联与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联系辗转而来的）会议上传达了冯仲云从苏联带回来的伯力会议精神，张寿篯讲了东北抗日战争的敌我形势，同时，在张寿篯主持下正式将第三路军部队改编为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二支队。

第三路军总指挥：张寿篯，政委：冯仲云

第三支队由六军教导队、一师十团、二师十二团、三师八团和三军三师700余名指战员组成。支队长王明贵、政委赵敬夫、参谋长王钧。主要活动在嫩江、讷河、德都、甘南等地。

第六支队由原三军二师、十一军一师90余人组成。支队长张光迪、政委于天放。主要以绥棱为后方基地，活动在绥棱、海伦、明水、拜泉、通北等地。

第九支队由六军一师、九军二师组成。队长陈绍宾、政委高禹民、参谋长郭铁坚。主要活动在北安、通北、克东、克山、明水一带。

第十二支队由三军一师近百人组成，队长李景荫（后为戴鸿宾）、政委许亨植兼。主要活动在巴彦、木兰、铁力、庆城、绥化、望奎、三肇一带。

王永昌任北安县县委书记、夏振华留在指挥部任副官。

王永昌同志1901年生于山东省寿光县，“九一八”事变后在汤原参加抗日义勇军，后由夏云杰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任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委员兼富锦县委特派员、1936年任绥滨县委书记，1938年—1939年任萝北县委书记，南北河会议以后， 1940年4月派往北安，任北安县县委书记，王永昌同志在北安县组织救国会，为全歼通北石泉镇警察护卫团，袭击徐占国屯警察所，偷袭口门子日伪连，提供了准确的情报，为抗联筹备了大批粮食、衣服、药品等物资。

1941年初，中共北安中心县委遭破坏，在北安城内四道街王鑫贵饺子馆以伙计身份为掩护，坚持地下斗争，组织营救被捕入狱的群众，寻找联系抗联失散人员，安排地下党、抗联战士对叛徒尚连生、于静波予以处决。

1945年8月17日，主动与来北安的王钧副司令联系，参与了北安政权接收和组建人民武装工作。1945年11月16日，被任命为中共北安中心县委副书记兼任县大队政委。1947年调任黑嫩省农业厅长，1952年逝世，享年51岁。

王永昌同志，多年从事地方抗日工作，在与党组织失掉联系，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以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坚持对敌斗争，为民族解放和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堪称北满地下党坚持对敌斗争的楷模。

（摘自烽火南北河）

夏振华以后叛变投敌，1948年被政府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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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40
会后的晚上在指挥部的空地上全体指战员开了一个盛大的联欢会，会上我们高唱为庆祝东北抗日联军成立第三路军，总指挥张寿篯亲自编写的《第三路军成立纪念歌》：

（一）
绚烂神州地，白山黑水间，
八余载，强敌嚣张，铁蹄肆践踏。
中华民族遭蹂躏，惨痛何堪言！
骨露原野，血染白山巅。
义愤添胸，揭竿齐向前。
誓驱倭寇，团结赴国难。
民族自救抗日军，铁血壮志坚。
杀敌救国复河山。

（二）
驰骋吉、黑边，横扫哈东南。
军威远，松江动荡，兴安亦震撼。
冰天雪地朔风吼，夜雨夏霜天。
救亡壮志永矢兮，弗谖！
鼓角乍鸣，将士各争先。
杀声四起，敌寇心胆寒。
六载于兹未稍懈，孤军喋血战。
伟哉豪气长虹贯。

（三）
机动游击战，突破嫩江原，
貔貅健，长驱挺进，到处得声援。
反日怒潮彭湃起，爆发指顾间。
响应我国对日总抗战，消灭日贼走狗与汉奸。
精诚团结，粉碎封锁线。
救国重任万众担，势急不容缓。
国耻血债血来还。

（四）
举国鼎沸兮，全民总抗战，
烈焰炽，战争烽火，延烧遍中原。
东北抗联齐奋斗，统一指挥建，
厉兵秣马，慷慨赴火线，
果敢冲锋，寇氛一扫光。
民族革命成功日，红旗光灿烂。
高歌欢唱奏凯旋。

晚会上还唱了完整的，由张寿篯、于天放和陈雷等同志作词的《露营之歌》：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同志们，锐志哪怕松江晚浪升。起来呀果敢冲锋，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光华万丈涌。


浓荫蔽天野花弥漫，湿云低暗，足溃汗滴气喘难。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战士们，热忱踏破兴安万重山。奋斗呀重任在肩，突封锁破重围，曙光至黑暗一扫完。


荒田遍野白露横天，夜火晶莹，敌垒频惊马不前。草枯金凤急，霜晨火不然。兄弟们，镜泊瀑泉唤醒午梦酣。携手吧共赴国难，振长缨缚强奴，山河变片刻熄烽烟。


朔风怒吼大雪飞扬，征马踟蹰，冷气侵人夜难眠。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伟志兮何能消减！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夺回我河山！

晚会一直进行到深夜，第二天早上，天色微明，各部队相继离去，他们转战在大小兴安岭及松嫩平原，捷报频传。

我们三个女兵被编入教导队留在了指挥部。

附1：《第三路军欢迎马占山将军及挺进军先遣队告江省蒙古民众书》

第三路军欢迎马占山将军及挺进军先遣队告江省蒙古民众书

（一九四○年一月一日）

蒙古民众们！

你们听到了我们的福音了吗？这个福音就是你们和我们所最敬爱的马占山将军和挺进军眼看就来到了我们这个地方了。

日本强盗占了东北和我们这个地方以后，不光没收了你们很多的牛马羊群和土地牧场，并且设计挑拨汗（汉）人，使汗（汉）人反对蒙古人，他好从中取利。

这还不算，日寇为了使大蒙古民族，永远陷于万劫不复之地，永远给他当牛马奴隶，好几年来，多少回的想侵掠蒙古人民的祖国——外蒙人民共和国，因为再三再四的失败，这样他就更大批的一回又一回的，专门强迫我们这地方的蒙古人民当兵，去杀我们蒙古人自己的同胞——外蒙人民共和国的老百姓，而最厉害的，就是今年五月这回轰动全世界的反动进攻。

可是，他没有想到，他这回向蒙古人民的祖国——外蒙人民共和国的进攻，在大蒙古军和他的最好的朋友——苏联红军的迎头痛击和大中华民族四万万军民总抗战的帮助下，竟土崩瓦解，全军覆没了！

马占山将军领导的挺进军，就是由蒙古的反日民众编成的，他这边来，既是为了收复我们中蒙两大民族的失地，也是为了援助蒙古人民的对日自卫战争，总之，就是为了中蒙两大民族的生存，不当亡国奴隶。

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欢迎马占山将军及挺进军的先遣队，我们和马将军并挺进军，要永远做一切蒙古人的亲近朋友，我们要团结一切中蒙两大民族的一切力量，在世界一切同情和帮助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苏联的帮助下，打倒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因而你们应当起来！

一、反对日寇征挑蒙古青年当亡国奴，奋力夺回被日寇抢去的牛马和羊群，土地和财产。

二、肃清一切中蒙民族中的走狗汗（汉）奸，没收日寇及其走狗的一切财产，分配给抗日战士和贫苦民众。

三、为蒙古民族的自决和人民的自由幸福，打倒中蒙民族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四、组织蒙古人的游击队，共同进行反日战争。

五、卖送一切弹药，一切军需品，出侦探送消息给挺进军和抗日联军。


六、拥护一切被压迫民族尤其是中蒙两大民族的好朋友——苏联！

第三路军欢迎马占山将军及挺进军先遣队指战员同启

附2：关于《露营之歌》的产生及其作者

关于《露营之歌》的产生及其作者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

根据现有材料，我们认为，认定《露营之歌》产生于1938年5月至12月之间是比较妥当的。

……

因此可以说《露营之歌》是集体作品，第一段为陈雷执笔，李兆麟参与修改；第二段、第三段由李兆麟执笔，也有其他同志参与了修改；第四段由于天放执笔，李兆麟参与修改。陈雷、于天放参与了其中某一段的执笔起草，而李兆麟参加了全部四段的执笔或修改定稿工作。

（摘自党史资料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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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40
在三路军总指挥部

教导队有四十多名同志，其中女同志有李淑贞、陈玉华、张景淑、张喜淑、金伯文、柳明玉、朴英善、李敏等同志。

女同志们都住在营房里，男同志住在山前的帐篷里，能够学习和生活在指挥部这里，我们都十分高兴。

送走各部队以后，张寿篯总指挥和总指挥部张中孚秘书长每天换班给我们讲课，重点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中共北满省委制定的《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工作暂行条列草案》、《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部训练处第一期训练班规则》。

通过学习，教导队的战士在思想和认识上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中共北满省委制定的《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工作暂行条列草案》摘录

（一九四○年三月八日）

（甲）总则

第一条，东北抗日联军及反日游击队，生长于反日民族革命运动中，是东北中国人民和许多少数民族在抗日反满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一种武装组织。为保证扩大与巩固反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为彻底驱逐日寇出中国和完成抗日救国完全胜利，必须在抗日联军中巩固中国人民领袖——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加强其内部团结和战斗力，以能为瓦解与消灭敌人的基本力量。

第二条，政治工作之目的，在于巩固抗日联军之团结和战斗力，使它成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中心，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依靠军事技术和武器来决定。而且最主要的是要依靠战斗决心和毅力，对抗战事业的忠诚与信心。政治觉悟和团结力如何来决定，如果具备这些条件的军队，那就定能发动与配合民众反日斗争，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定能瓦解与消灭敌军。因此，无论军事的、政治的、党的、共青团的，都向着这个目的来进行工作，使它不仅成为反日抗满中心队伍，而且成为更进一步的为将来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有力支队。

第三条，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抗日建国的国防教育，使每个反日指战员了解自己的政治责任和抗战前途，提高政治意义和正确的民族义愤，使他们成为最有纪律的自觉的模范战士。

第四条，抗日联军之政治工作，是根据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去进行，在同盟者中间互相攻击，倾轧耍手腕，造谣中伤等行为作无情的斗争，而应以反日的党派、军队、宗教、民族、阶级等必须在互相友爱、互相批评、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共同胜利等原则上亲密联合，共同救国。

第五条，抗日联军政治工作，必须与民众义勇军、红枪会、武术团、抗日山林队以及哗变部队建立武装统一战线，根据他们的政治觉悟和团结力，并根据他们自动自愿的条件之下，与他们缔结作战协定，收编他们归入抗日联军统一系统中，以便争取统一行动与统一指挥。

第六条，抗日联军之政治工作，不仅在队内，且在反日民众中进行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发动与领导民众反日斗争，与反日游击战争配合起来，扩大民族革命战争，以响应国内抗战。

第七条，抗日联军之政治工作，必须加强领导青年救国运动，吸收队内青年组织救国青年团，并在敌人统治区域里发动与组织广大青年群众，进行反挑兵、反侵略战争的斗争，号召他们到抗日军中去武装抗日。

第八条，抗日联军政治部及政治工作人员，必须在高丽、蒙古人、麒麟人中建立工作。组织反日团体和军队，与抗日联军共同抗日，为保障这个领导，必须在少数民族中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以加强它对少数民族的政治领导权。

第九条，抗日联军之政治部及其人员，必须在满军及日军中，耐烦的进行革命工作，利用敌军中的一切矛盾和弱点，一方面使他们中立而不积极向我进攻，另方面尽量组织他们哗变及兵暴到抗日联军方面来，以瓦解与消灭敌军。

第十条，抗日联军之政治工作，不仅使每个反日战士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且使他们反对一切法西斯蒂国家的侵略政策，为拥护苏联，拥护世界革命运动的国际战士。

第十一条，抗日联军为完成历史的伟大任务，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在拥护国民党三大政策和三民主义，以彻底执行抗日反满和民族独立，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务。

第十二条，为加强党在抗日联军的领导力量起见，必须在抗日联军中设立政治部、政治委员及政治指导员制度，它是党在抗日联军中执行政治路线和革命纪律的责任者。政治委员和政治部，是在抗日联军中的政治指导机关，同时抗日联军中的党部，必须在政治委员及政治部指导之下进行工作，以统一抗日联军之政治工作。

（乙）细则条列

……

摘自《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26——31-34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部训练处第一期训练班规则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总 则

一、本训练最低限度以培养出连长、政治指导员及同等军政干部和地方，作人员为标准而教育，准备适应紧急时期的干部需要。

二、本训练班学员必须虚心的学习与研究各种功课，耐心的贯通政治和战斗的实习，警备机警，劳动勤勉，注意卫生，提高俱乐，热心的保存和管理武装及公物工具，并尽到完全接受与执行上级命令与教导的义务。

三、本训练班学员在自决问题范围内，均有选举、被选举、表决以及发言、建议、批评等权利。

四、本训练班学员不仅在功课实习、警备、劳动、卫生、保存与管理武装和公物及遵守纪律方面，成为模范者，而且在精神与意志上，思想和行动上取得完全的一致与统一，并在学习上，研究上，一切动作方面，以坦白诚恳的团结精神，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互相批评，互相督促，以养成纯洁模范的革命军人风尚。

细 则

第一条 关于授课时

一、 本训练班学员无论在授课、操场、会场时不得迟到或缺席。

二、 本训练班学员无论任何时候，自己武装及弹药不得无故离身。

三、 本训练班学员无论在课堂、操场、会场时不准喧哗、说笑，不准任意出入来往，及吸烟、睡觉。

四、 每学员着衣戴帽要端正，并自己衣帽、物品、武装必须整齐与有次序。第二条 警戒及战斗时

五、 哨兵不得擅离规定岗位，并在岗位上严禁坐卧、睡觉。

六、 哨兵在岗位上不准擦枪或脱衣服及鞋袜。

七、 哨兵在岗位上不准任意说笑或唱歌，以及出响音。

八、 哨兵在岗位上不准吸烟及燃烧烟火。

九、 哨兵必须将自己站岗时的一切象征报告下班及带岗。

十、 哨兵必须清楚检查经过步哨线的人，并将事实报告下班及带岗。

十一、 哨兵交班时必须在夜间先问口令后交岗与接岗。

十二、 除带岗外在岗位三步内谁也不准靠近，并注视自己的步哨线。

十三、 哨兵在岗位不得鸣枪及走火，若枪走火致伤者当时按情处分，而致死者抵偿。

十四、 带岗在换班时一定将哨兵送到岗位。

十五、 带岗带班时必须查岗一次以上。

十六、 带班不准任意脱衣服鞋袜，并不得武装离身。

十七、 带班不准跑班或睡觉。

十八、 夜间接班时必须立即起身，并交班必须清白。

十九、 带班与哨兵不得忘记当日的口令，同时带班不得忘记当日的暗号及一切注意事项。

二十、 带班发觉什么动作——鸟飞兽走，尘土高扬或响音烟火时必须持枪立即审查明白。

二十一、 哨兵在发现敌人时，必须按规定计划迅速报告或坚决抵抗，不得私自逃走，同时带岗必须按规定计划去接岗，或发暗号，以免队伍遇事次序紊乱。

二十二、 在紧急集合或警戒集合时遗失背篼及其他一般物品者，忘掉武装或重要公物者，迟到或未到者，未到规定地点者，喧哗喊叫者，服装不整齐者得按情处分。

二十三、 战斗时学员绝对不准违抗命令或私自逃脱阵地。

二十四、 战斗时每学员及负责人绝对不得该接应时擅自退走。

二十五、 惑乱军心以致战斗失败者，无故擅离自己的职责而致队伍损失者，严重处分。

二十六、 战斗时负责或学员畏缩不进者，丢失武装者，应救援伤亡而不救营者，应掳出伤亡战士及负责人的武器及其他重要公物而未掳回者，无故擅离本部者，任意消耗弹药者均严重处罚。

第三条 关于军礼

二十七、上课时须听值日生者的口令，必须对教官施行敬礼。

二十八、敬礼时必须郑重，与长官接谈或问答时须采立正姿势。

二十九、进教务室或长官居室必先报告，允许时才得进入，并出门时必须敬礼。

三十、途遇长官时必须避道敬礼，并两人以上见长官或遇长官时须一人发口令，其余皆遵口令施行敬礼。

三十一、步哨换班时必须互相敬礼，见问接长官时，亦必须按情形敬礼。

三十二、在昼间岗位上遇长官时必须敬礼！

第四条 关于起居饮食及卫生事宜

三十三、起床、就枕、上课、劳动、开饭，必须遵照时刻，并迅速敏捷，不得无故迟延。

三十四、武装及物品必须整齐，不得错乱次序，衣服要整洁。

三十五、就枕或开饭时不得说笑喧哗。

三十六、劳动不得偷懒而应勤勉。

三十七、室内外必须整洁，不得乱掷废物，饮食要清洁，不得任意零食，不得无故不洗脸。

三十八、大小便须按指定地点。

第五条 关于武装及公物保管方面

三十九、武装及弹药宜按时修试清洁，不得损坏或遗失零件和弹药。

四十、公物宜有定所，不得任意糟蹋给养或服装。

四十一、保存重要文件或公物不得毁损或丢失，并清洁整齐。

四十二、使用公物后必须安置原处，并热心保管公物。

四十三、不得将公物任意转送于人。

第六条 军人品行方面

四十四、对人态度要端正和蔼诚恳坦白，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互相批评，坚决反对欺辱、说谎、耍手腕、争雄等倾向。

四十五、禁止饮酒、赌博、吸鸦片及其他毒品。

四十六、不得擅用任何公物，并未得别人的允准时，不得擅用他人之一切物品。

四十七、不准漫骂与斗殴，不得互相攻讦。

四十八、不准做伤损风尚的卑污下流的笑谑。

四十九、不得乱换服装或其他物品，不徇私、不舞弊。戒轻浮、浪漫。

以上列举诸端，如有违反时，为了提高革命军事纪律，严格予以适当之处分。处分约分下列各种：1、开除，2、解除武装，3、处罚劳役或勤务，4、举枪立正，5、立正，6、警告。

但遇战斗特殊环境或严重事件发生时得按当时情况处理，如有二次以上的违犯者，得加重处罚之，但有反动作用者不在此列。

本细则各条款有不适宜除得随时修改与补之。

第三路军总指挥部暂存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摘自《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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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41
通过以上文件的学习，使我们更进一步的认识到，抗联部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组织、讲政治的正规部队。

过了几天，总指挥部的粮食又告急了。每天的学习之余，我们就上山去采野菜。春天到了，湿润润的春风，吹拂着田野和山川，河流开化了，带着冰排哗啦啦地流向远方，各种野菜都长了出来，水蒿、旱葱、明叶菜都长的水灵灵的。

尽管野菜有都是，可总吃野菜一点粮食不吃终究不行啊，何况离我们不远的后方医院里，还有十多名伤员。

听说王耀钧军医官现在这里的医院工作，我特意跑过去看他。

王医官看见我挺高兴，他笑着说：“小李子，长高了不少啊，坚持学习了吗？字练得怎么样了？”我告诉他：“没有教员教我了，字还在坚持练。”

他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千万不要放弃。

到了这里十多天以后，指挥部安排我们教导队去南北河对岸的绥棱、通北交界处去背粮食。

由指挥部交通员田玉福同志带路，张喜淑、张景淑、柳明玉、老朴、丁福、赵福、于连福一共二十多个人组成了背粮小队。

天还没亮我们就出发了。一去的路上还算顺利，太阳偏西时，我们来到了南北河，南北河水挺宽，从山上下来的桃花水流入河中，水流湍急。田玉福同志的路特别熟，领我们顺河找到了一个木桥，他说，这座桥叫做“鱼鳞桥”。过桥后我们进入了河对岸的一片丛林，要背的粮食就在这片林子里。

粮食袋子分散的埋在树底下和枯叶中，上面做了记号，如果不注意很难发现。田玉福告诉我们，这些粮食都是耿殿君团长生前带人从海伦、穆棱等地区弄来的。看到这些粮食，我的心里非常的难过，耿团长为了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人不在了，还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的粮食，看着这些粮食，我的心里一直酸溜溜的。

天黑了，看不见路，我们就在这片树林子里露宿了一夜。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远处忽然传来了马的嘶鸣。“不好！鬼子讨伐队进山了！”大家赶紧背起粮食向南北河的上游跑。

敌人显然发现了我们，跟在后面紧追不舍，多亏田玉福同志路熟，他带着我们专找树林密的地方走，敌人的马队进不来。在上游一处河窄的地方，我们趟水过了河，过了河就赶紧往山上爬。山不是很高，但是树很密。刚爬上山头，敌人的枪就响了，枪声中，张喜顺腰部负了伤。我们只好就地卧倒，和敌人接上了火。这时，天已经到了晌午。

由于我们抢先占领了山头，敌人一时半会的攻不上来，他们的人也不是很多。害怕敌人有后续部队增援，我们决定边打边撤。丁福领着一半人向身后的山头撤，我当时在教导队任党小组长，张喜淑是班长，我们两个都留下打掩护。丁福哈腰背起了腰部负伤的张喜淑背上的粮食，在交通员田玉福的带领下向后面的山头撤去。

等他们抢占了第二个山头，我们这边也开始边打边撤了，他们在那个山头掩护我们。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敌人撤了。我们也赶紧离开这一区域。

赵福说：“咱们不能直接回指挥部了，别把敌人引到那里。”我们说：“对，咱们往相反的方向走吧。”张喜淑这时脸色苍白，她一直咬紧牙关挺着。我的粮食也分给同志们背着了，由我挎着张喜淑，我们一直向西走去。

找了一个山高树密的地方又露宿了一夜，第二天，天刚放亮，我们下山了，怕有敌人追击，这次是分散开走的，山上和山下都没有路，拉荒的走，深一脚浅一脚的，太阳偏西时，终于回到了指挥部。

看到我们背回了粮食，全体指战员都喜笑颜开，又有吃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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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41
“一九四○”年的“五一”劳动节

1940年的“五一”劳动节快到了，中共北满省委在1940年3月24日发表了关于红五月的通告，通告全文如下：

中共北满省委关于红五月通告

（一九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北满党全体同志们！红五月快要来到了，因为今年红五月纪念运动，是国际和国内革命运动上都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北满省委郑重号召全体同志，去广泛的举行纪念红五月的民众运动，以响应国内抗战。

目前国际形势是空前的紧张着，在帝国主义间——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在帝国主义和苏联之间，在殖民地民族及隶属国和帝国主义之间，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再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复杂和激烈，无论是东方，无论西欧同样的紧张起来了。

在中国对日总反攻的前夜，在中国抗战建国将要成功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不但不能前进，反而节节退败，将要败亡。这就是说，由于日贼对中国“速战速决”计划失败而转入长期战争，已经耗消了庞大的人力、财力、物力，由于它进行这种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过程中，排挤别帝国主义在华利权，因而惹起英法美等国家对日抵制贸易和反抗，愈加愈甚，使日贼在国际上造成孤立，所以他没有地方补充战时中的必需品。日本帝国主义不管国内工农群众和朝、台及东北人民在灾难交迫而不堪忍受的困苦，把它的一切重担都转嫁到这些被压迫者身上。近日日寇对民众更是肆行大规模的把土地没收，驱逐大多数农民和粮户，并大批移植日本移民团，故意降低粮价，强买粮食，甚至于取消民户的碾子，只许可在每屯一盘碾子。因为它的国内大部分工厂的倒闭，贸易窒塞，货物不通，所以日贼把商民买卖极端限制，变本加厉的税捐，一元伪币当过去二毛钱的比例数，并到处风行贿赂民众、敲诈民众，简直是东北人民的生活一点保障也没有。正由于这个缘故，所以东北人民对日突击思想不仅在工农群众中，而且在一大部分地主、资本家也日益成熟着。

特别在最近二三月间，中国军队惊人的强大，在各战区进行有机动的反攻，日本侵略军在各前线上屡次都遭受极大的损失和失败。当然这种失败，必然会影响到它的内部，以加强更大的动摇与危机，同时这种失败，也必然会影响到东北人民的心目中，加强更大的义愤和抗战胜利的信心。

北满省第十次常会正确的估计到“今年在‘满洲国’国境更不能稳定，事件发生是不可限量的”，我们敢说，这个估计，不久将来一定会变成事实。北满省第十次常委会又予告道：“一九四○年度，由于国际形势的急转和中日两大实力长期对抗上已经发生极大的变化，由于目前东北人民，忍不可忍受的牛马生活和对日轰击义愤已经发指冠冲，所以在某些地方，就是说，日满统治力量薄弱的地点——抗日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的地方，首先局部的武装起义的可能……”我们现在亲眼看到，国内抗战的形势和东北人民的对日义愤，是很快要变成巨大的实际行动，是不言而喻的。

北满全体党员同志们！今年五月，正循着这样历史环境中来到的。我们应当把反日民族革命历史赋予我们的重担，忠实的在我们肩膀上负起来，不管任何阻碍和困难，必须以镇静的、大无畏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和意志，勇敢的跑步到街头上、乡村中、工厂中、兵营中、学校中，与一切反日的党派、军队、宗教、民族以及全体人民亲密的联合起来，胜利的准备与举行罢工、罢运、罢市、罢课、游行示威以及发动民众武装民变，来反对挑兵、反对侵略战争、反对掠夺，要求八小时工作制，抵制日“满”一切法令，袭击敌人的城镇，破坏敌人的军事设备，来纪念红五月一切先烈，来响应国内抗战建国。

这份通告详尽的阐述了当时国际和国内的形势。教导队组织全体队员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讨论，虽然斗争艰苦，形势紧张，但是通过学习“五一通告”我们对胜利必将属于中国深信不疑，通过我们的艰苦奋战，日本帝国主义一定会被打败，祖国光复的一天不会太遥远。

“五一”节来到了，这一天，天气晴朗，湛蓝的天空上飘着朵朵的白云，春风吹拂着战士们的笑脸，我们坐在绿油油的草地上，指挥部将要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

上午九点，大会开始了，会上张寿篯总指挥用生动的语言给我们讲了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讲到东北的抗日斗争。他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我们坚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东北的一天一定会来到的。会上还宣读了《中共北满省委为纪念“五一”劳动节告北满全体同胞书》。告同胞书全文如下：

中共北满省委为纪念“五一”劳动节告北满全体同胞书

（一九四Ο年五月一日）

亲爱的反日武装同志们！工农劳苦群众们！及一切中国同胞们！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七十年前美国支家哥城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劳动制，对资本家举行罢工游行示威，当时该城美国警察不惜其枪弹，向数万示威群众射击，死伤数百名的流血惨案的日子。五月一日这一惨案，不仅在美国劳动群众解放事业上头一次警钟，而且曾经成为国际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先声。

“五一”劳动节，是国际劳动人民重新检阅自己的团结力，觉悟程度和战斗力量，是重新整装与布置自己的队形和阵线。资本主义各国数万万劳动人民，在残酷的警察制度条件之下，不顾一切，为纪念“五一”的一切先烈，手持以鲜血染红的革命旗帜，高喊着“五一”先烈精神不死！反对资本进攻！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力争被压迫民族独立解放！力争和平等口号，来轰轰烈烈的举行罢工、罢运、罢课，游行示威以及武装斗争，来回击法西斯蒂，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反革命营垒。

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工人阶级和一切人民，经过十月革命从俄国地主、资产阶级代办——沙皇制度之下解放出来才实现八小时工作制，享受了从来没有过的最自由和最富裕的新的生活。现在中国国民政府统治区域里，业已实现八小时工作制。这就给我们十足证示，只有革命斗争，才能得到解放、领土和自由。

中国共产党北满省委员会郑重号召北满全体劳动群众和各界同胞，应当坚决的起来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如果中国总抗战不得到国际无产阶级及压迫民族的援助和同情，如果不得到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那就不能成功的。因此，今天“五一”劳动节和中国总抗战，有不可分离的国际关系。所以我们在“五一”劳动节这一天，更应当起来举行罢工、罢运、罢课、罢市，游行示威以及发动民众武装民变，反对挑兵，反对侵略，反对掠夺，来破坏日贼军事设备来争祖国！争领土！争自由！以响应国内抗战！

今年“五一”劳动节纪念运动，是在帝国主义强盗战争和反苏联挑战的冲突极端尖锐化的条件之下，是在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已经集聚不可战胜的力量，来冲击敌人的条件之下举行的，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伟大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将要完成的条件之下，是在中国总抗战总返攻的前夜，日贼侵略军将要败亡而中国抗战建国将要成功的条件之下，我们在街头上、乡村中、战壕中，去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反日的武装同志们！你们应当在“五一”劳动节这一天，以攻袭敌人的镇城，破坏敌人的兵营、飞机场、兵车、电线、铁路、桥梁等设备来纪念它！

铁路的与煤矿的与一切工人同胞们！你们是在反日民族革命运动中最基本动力与先锋队，你们更应当组织罢工，罢运，游行示威，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和增加工资，反对强迫劳动，要求改善生活等斗争来纪念它！

农民们!你们的土地被人没收,粮食被人掠夺,碾子被人取消,粮户被人驱逐,生活不如牛马。你们应当起来,在“五一”劳动节这一天发动反对日寇移民政策，收回土地、粮食和碾子自管，居住与旅行自由等斗争来纪念它！

商民们！你们应当以举行罢市，游行示威来反对货物官价，要求买卖自由，反对日满捐税，反对伪满的一切法令等斗争来纪念它！

青年同胞们！学生们！你们正处在极危险的时机，或早或晚都有被日贼挑去当炮灰的可能，你们在“五一”劳动节这一天更应当起来，反对挑兵，反对奴化教育。以举行罢工、罢课、示威，成群结队到抗日军中来武装抗日，来纪念它！

满洲国军警官兵们！职员们！你们时时刻刻都有调开前线，去替日贼送死的危险，立即把日本指导官及亲日长官杀死，哗变出来共同抗日，来纪念“五一”劳动节！

在满朝鲜民众们！蒙古民众们！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中、韩、蒙民众的公敌，在这革命意义的“五一”劳动节，大家应当不分民族，亲密联合起来，反对日寇压迫和掠夺等斗争，来纪念“五一”劳动节！

①“五一”劳动节革命先烈精神不死！
②为力争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到底！
③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满洲国”！
④建立东北抗日救国政府！
⑤大中华民族大团结胜利万岁！
⑥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大联合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北满省委员会

一九四○年五月一日

五月的大山，刚刚披上春装，满山的青翠。山风阵阵吹来，树叶哗啦啦的响。张总指挥站在一个高坡上，挥舞着手势，他的讲话慷慨激昂。他带领大家高呼口号，全体指战员们群情激奋，斗志昂扬。我们的呼声群山都在回应：

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大联合胜利万岁！万岁！万岁！

会上我们还高唱了《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这支歌，歌声中结束了庆祝大会。

《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歌词：

五月一日劳动节工人大检阅，
国际资本家，张牙舞爪施猖獗，
强夺殖民地，压榨工农血。
资本主义合理化，千万工人尽失业，
团结起来杀上前去别畏怯，
帝国主义法西斯极残暴如蛇蝎。
抖起精神来杀他个坚决，
直到那时间，奴隶才是翻身日。
旗帜是列宁，奋斗为工农，
建立苏维埃，世界真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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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42
教导队里的学习

1940年5月到7月这段时间，张寿篯总指挥和张中孚秘书长带领我们重点学习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五一宣言》和《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部训练处第一期训练班规则》。通过学习我们教导队的学员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详细、具体地用18个标题和120条说明了国际国内的形势，说明了抗日战争中发生的各种情况和出现的各种问题，明白的给我们讲明了，为什么要进行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

《论持久战》里面的18个标题是：⑴问题的根据、⑵驳亡国论、⑶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⑷为什么是持久战、⑸持久战的三个阶段、⑹犬牙交错的战争、⑺为永久和平而战、⑻能动性在战争中、⑼战争和政治、⑽抗日的政治动员、⑾战争的目的、⑿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⒀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⒁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⒂乘敌之隙的可能性、⒃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⒄兵民是胜利之本、⒅结论。

毛主席同时还为我们明确地指明了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的作战形式：

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的作战形式，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则游击战将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但这个第三阶段的运动战，已不全是由原来的正规军负担，而将由原来的游击军从游击战提高到运动战去担负其一部分，也许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从三个阶段来看，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为此缘故，在全国的数百万正规军中间，至少指定数十万人，分散于所有一切敌占地区，发动和配合民众武装，从事游击战争，是完全必要的。被指定的军队，要自觉地负担这种神圣任务，不要以为少打大仗，一时显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资格，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游击战争没有正规战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名声，但是“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其很大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里，充分肯定了游击战的作用和重要性。

通过学习，我深切地感受到，毛主席真是太伟大了，他把道理都讲给了我们，以前我们只知道打鬼子，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现在知道了国内国际的形势，知道了要坚持持久的、人民的战争，还要争取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这样才能最后把关东军赶出中国。

学习中，张总指挥和张秘书长耐心地、细致地逐一给我们详细讲解，讲完了还要提问和考试，直到我们弄懂为止。

1940年七月，中共北满省委又发表了《中共北满省委关于“七•七”和“八•一三”抗战三周年纪念的公告》公告全文如下：

中共北满省委关于“七•七”和“八•一三”抗战三周年纪念的公告》

（一九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亲爱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全体党员同志及北满全党同志们！

“七•七”和“八•一三”抗战建国三周年纪念日又迅速的来到了。即是说我大中华民族为争取民族的独立、生存、自由和解放而与凶顽恶毒侵略者——日本强盗进行正义的圣战，已经三个整年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北平近郊卢沟桥寇军寻衅开端，它企图一鼓歼灭我国军队，迫使我国政府投降，但是日寇这一野蛮的行动，不仅受到了我英勇的二十九军的反抗，而且我国政府在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率领下，毅然决然的决定抗战建国的国策，与敌寇进行坚决战斗。当时敌人扬言，以三十万兵力于三个月或半年之内，灭亡我国家，以遂行速战速决的妄想，藉口虹口事件，又引起“八一三”的上海抗战，所以“七七”是全国总抗战的发端和确定，而“八一三”是全面抗战的正式展开。

经过“七七”“八一三”，我大中华民族是站了起来，从此以后全国同胞，不分男女，不分职业，不分区域，都抱定了抗战建国的决心，来参加全面抗战，尤其忠勇的将士以自己的鲜血和头颅血战淞沪，保卫大上海，这三个月以上以铁的事实，来粉碎了敌寇不战而胜中国，不仅正确的确定了抗战建国的国策，尤其是正式决定了国共合作走上了持久抗战，创造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光明道路。

从“七七”和“八一三”到现在的冗长的三个整年中，在开始的时候，是敌强我弱，我们迫不得已以空间换时间，退出了重要的中心城市和铁路沿线，但终究能保全了我们自己的主力从容退却。而我国内能巩固了国共亲密的合作，政府能推进了民主和民生的改善，力求进步，动员全国人民，军民一心。而在国际间的同情，伟大的工人祖国——苏联政治上物资上的各种援助之下，创造了新的军队，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发动了敌人后方广大游击战争，激发了生产热忱，建设了国防工业，实行了战时的经济财政政策，渡过了战争难关，特别是肃清和打击汉奸投降妥协分子，无耻卖国贼汪精卫辈的破坏捣乱。自从去年十月长沙近郊寇军惨败以来，快近一年了，而日寇的每次进攻，如南宁、广州、绥远、山西各地迭次遭受失败和溃灭的打击。到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说，不仅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形势，已成过去，敌我力量均衡的相持阶段，亦将迅速地终结了，而我军胜利的总反攻阶段将迅速来到。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此次的战争，在我们方面是正义的革命的自卫战，而在敌人方面，是反动的侵略战。我国的地大物博，进步和多助，而敌寇是帝国主义，退步和寡助，使我愈战愈胜，敌人愈战愈弱，敌寇在心所不愿，力所不及的三年来的长期战争，使敌寇陷入于战争的泥脚是愈陷愈深，而不能自拔，速战速决能达到目的速和速决又遭到绝望的打击，以战养战，更无补于事，国内物资缺乏，国民经济的总破产，国内阶级矛盾的加剧，政情的不稳，劳动群众饥饿流离，农民的骚动与工人罢工运动的蔓延，兵士反战运动激潮，国际间的孤立，一切都指示着日寇黑暗前途，日本帝国主义一条可怜的命运，不久将来大致是要灭亡了。

日寇之所以能在长期抗战的大海中，还没有遭到立时灭顶的境地，是因为它的一只脚还站在满洲这一块礁石上。事实上“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寇在东北，榨取和掠夺了大批资源、人力物力，以供战争的需要。如果没有东北，敌寇在中日战争中，早就惨败了。尤其是年来日寇物资资源告罄的时候，日寇对东北加紧了变态的掠夺，商业几乎全部垄断，贸易管制和专卖，如粮食等，民族资本全部没收，纸币毛荒，工业品的昂贵和断绝，粮食价格故意压制降低，大批武装移民公开抢掠中国农民土地和财产，奴隶劳动，强制征兵……使东北人民走入死之绝境，东北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对日轰击思想是日益迫近变成实际行动时期了。因此，更加加重了东北的任务。党要求同志们，光起自己的眼睛，认清现在日益迫近决斗的形势。必须担负起光荣的与严重的任务，克服任何困难与周折，以大无畏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和意志，掌握着我们现有的力量，努力争取新的发展。当此世界第二大战万分激烈的时分，国内抗战相持局面速将结束之期，我们要以行动而不是空谈来纪念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七七”和“八一三”抗战建国三周年纪念。我们要完成如下的工作来纪念我们千百万为国捐躯，壮烈牺牲的先烈！

⑴游击队必须有计划的有准备的在八月份开展平原游击，百分之百的实现我们平原游击的计划。

⑵游击队必须争取军事胜利来纪念“七七”“八一三”抗战建国三周年纪念运动。

⑶游击队在平原游击时必须吸收大批新队员，一边自己的数量至少有一倍之增加，在提高抗战必胜的信念下巩固新队员，亲热和爱护他们，以克服其流动性。

⑷游击队必须于七、八月份中完全解决冬季供给，准备成立骑兵（重要根据情形）发展相当数量的款项。但决不允许侵犯广大人民的利益。同时对冬季游击应有事先的充分的准备和计划。

⑸游击应在军事胜利中，来解决武装与供给，使队伍内的腐败武器悉数更换。

⑹游击队必须与地方群众，保持与建立亲密的联系，取得互相信任，政治部尤应注意到群众线索和关系的建立及地方工作的布置。

⑺游击队必须成为群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大批散发宣传，召集群众大会等等，“七七”“八一三”三周年纪念日，应召集军民纪念大会。

⑻各地方组织应该于七、八月份中，建立青年、妇女的单独组织，如：民族解放先锋、救国青年团、妇女协会等以及其他各种组织，如工人反日会、农民反日会及少数民族团体等，反对反动封建的民主斗争，民生改善，尤其要开展募捐运动，拥护抗日军之工作。

⑽①地方组织应该根据当地情形，领导民众武装起义，成立地方性质的游击队。

⑾纪念“七七”“八一三”抗战建国纪念，各地方党组织，应该根据当地的情形召集群众大会，或举行飞行集会等等。

⑿纪念“七七”“八一三”抗战建国纪念，要发展党员数量，约原有党员数量百分之二十，并保证对新党员工作制完成。

⒀必须加强党内支部生活及组织纪律，在支部中一定要将毛泽东同志的新阶段，详尽的讨论，使每个党员能够了解和明白其全部内容。

⒁必须在队内，在群众组织内，以三民主义为中心，提高新文化运动，特别是识字运动，同时必须改进宣传工作，多数出版通俗简单的宣传品及充实北满救国报内容。

⒂必须时时该警防奸细活动，坚决的开展反奸细的斗争。

纪念“七七”“八一三”抗战建国纪念日，我们的口号：

1、 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抗战到底！
2、 拥护国共合作，精诚团结，反对分歧与分裂！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满洲国！推翻伪新中华傀儡政府！
4、 铲除一切民族叛徒、动摇、妥协分子，卖国贼汪精卫之流！
5、 拥护孙总理三大政策及三民主义！
6、 建立东北三民主义政府！
7、 拥护中国人民好朋友——苏联的和平政策！
8、 反对第二次世界帝国主义强盗战争！
9、 扩大东北反日游击运动来纪念“七七”“八一三”救国先烈！
10、响应国内抗战建国！
11、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万岁！
12、抗战胜利万岁！

各级党部接此通告后，必须详细讨论，并根据此通告内容定出自己的工作计划，在“九一八”纪念以前，必须将自己的工作总结送来省委，以便检查。

中共北满省委员会五月卅一日

（按《统一》一九四○年第七期刊印）

摘自《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6——155-162

在紧张的学习中，我们度过了两个月。

忽然有一天，武装交通员姜立新带着陈交通员来到了指挥部。

看到他俩，我们都惊呆了。只见陈交通员衣裳破碎。脸上血肉模糊，眼睛肿得只剩下一条线。姜立新的肩上背着两个大挎包，一只手搀扶着陈交通员。我们赶紧接过背包，去喊卫生员。

“老姜，这是咋的了，你们遇到敌人了？”大家都急着问。

“咳，别提了，别提了……先给我口水。”老姜喘着粗气说。

大家赶紧递过去一缸子水：“到底咋的啦？”

“咳，咋的啦，我们让黑瞎子给缴械了。”

“啊！快给我们讲讲。”同志们更着急了。

原来，姜立新和陈交通员是从南面铁力方向，北满省委书记金策那里过来。当走到一片密林时，两个人又累又饿，决定在这片树林子里打个尖（吃饭），老陈说：“我出去转转，看打点什么活物。”老姜说：“好，我烧水，你快去快回。”

老陈走了以后，老姜拾了些枯树枝，点着了火，水“咕嘟咕嘟”开了时，远处传了一声闷枪声。老姜寻思，不知道打了个什么野物，正好水也开了。老姜等啊，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这是咋了？他赶紧顺着枪声的方向去寻找。

老姜在密林子里仔细的搜寻，走出了不多远，他透过树空，看到了一副景象，立刻惊出了一身冷汗。林子里面有一小块空地，只见老陈躺在了地上，他的旁边坐着一个五大三粗的黑瞎子（黑熊）正在吐着血红的舌头，呼呼地喘着粗气，它的小眼睛紧盯着地上的老陈。

见此情景，老姜不敢出声，他慢慢地掏出枪，仔细地瞄准了黑瞎子的脑袋，扣动了扳机，黑瞎子应声“咕咚”一声倒了下去。

老姜赶忙跑到了老陈的身边看看，发现他还喘气，这时老陈的脸上已经被黑瞎子舔的没有皮了，露出红红的肌肉，不断地渗出鲜血。他的胳膊也被黑瞎子给咬的血肉模糊。衣服都撕碎了。老姜把老陈扶了起来，看看还能走，就把他搀到火堆旁，喂他喝了些水。

缓过气来，老陈说：“我走出不多远，就看到这个黑家伙窜了出来，我一枪没把它撂住，它‘噢’地一声，一巴掌就把我打倒在地，接着就开始摔我，我让他摔的啊，几下子就晕了过去，它就拿舌头舔我，脸上火辣辣地疼，也不敢动弹，多亏你来了，要不没命啦……”

老姜让老陈坐在火边休息，他把那个大黑瞎子剥了皮，卸下了一条大腿，切成肉条，放到火上去烤，剩下的熊肉都放到了一条小河里，上面压上了石头。

讲完这段惊险的遭遇后，老姜说：“走，我领着你们背黑瞎子肉去！”

听了老姜的话，大家都“噢”的一声蹦了起来，“有熊肉吃了”。

老陈被送到了医院去养伤，姜队长带着我们去背黑瞎子肉，大家这个高兴啊，都争先恐后的要去背。

背回来的熊肉，给医院送去了一部分，剩下的合着野菜一起煮着吃了好几天，熊油也熬了出来，用来拌野菜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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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43
一条艰险的路

七月里的一天，天晴气朗。张总指挥把我找去谈话，他交给了我一项意想不到的、特殊的任务。

我来到了总指挥部，女战士李淑贞和张景淑已经在那里了。张总指挥和我们说：“根据国际、国内对敌斗争的需要，指挥部决定派你们几个去苏联学习无线电”

啊！去学电报员？真的吗？接到这一任务我既兴奋又紧张，当时对于无线电我们一直都感到挺神奇，那东西好学吗？能学会吗？

张总指挥嘱咐我们，到了苏联要克服困难，努力认真学习，无线电就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据说，一个月左右就能学会，早去早回，我们这边的工作非常需要。同时，他还指示将有一项更艰巨的任务，务必要完成。

随我们一同从苏联回来时有一名姓辛的侦察员，这次也要和我们一起同行，他沿途要侦察几个地方，张总指挥命令我们配合他的行动，必须完成任务。

我们立正回答“是！保证完成任务！”打个军礼就退出来了。

一个晨雾弥漫的早晨，一支五人小队悄悄地出发了。后来听说，我们走后，指挥部转移到了德都县的朝阳山。

小队向导，国际武装交通队长姜立新（外号姜大鼻涕），他五十多岁的年纪，上中等的个子，两只眼睛挺大挺圆，十分的机警。他负责带路，同时肩负着和沿途联络点接通关系。

侦察员老辛（化名），二十五、六岁的年纪，人长的文文静静，眉清目秀。穿一身黑色的中山装，一看就是知识分子。这人话不多，因为有纪律，我们也决不多问。

女战士李淑贞，二十七、八岁，人长的挺漂亮，是九支队政委郭铁坚的爱人。她们两个人特别的恩爱，记得开篝火晚会时，李淑贞坐在篝火前，郭政委坐在她的身后，用手环抱着她，用自己的身体给她挡着后背的寒风。我们当时都很羡慕，一边偷偷的在笑，一边想，原来两口子还可以这样亲密啊。她们曾经有过一个两岁的男孩，行军打仗，孩子没办法抚养，就送给了当地的一个老乡，孩子整天在哭，后来病饿而死，李淑贞悲痛万分，当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她狠着心，偷着给孩子灌了大烟，孩子无声无息的死去了。她哭着说：“让孩子安安静静地走吧，再也别像他的哥哥那样，遭那么多的罪了……”

女战士张景淑，二十岁左右，是指挥部总参谋长许亨植的爱人，她也刚生了孩子不久，孩子被杨交通员抱给了当地的老乡。

出了密营，小队第一站先奔南北河，到那里去解决一点给养。太阳西斜时，我们趟过了南北河，又来到了上次背粮食的那片树林。

树林子里，我们找到了半袋子白面，用随身携带的盆子烙了二十多张大饼，每人分了四个。当天天色已晚，就露宿在这片树林子里。

第二天，在山里又走了一天，我们终于钻出了大山，打这以后，离开了大山的掩护，小队只能是昼伏夜出了。

小队下一站准备去德都县的五大连池镇。老姜带着我们先来到了绥棱县山里的一个林场，这里有我们的联络点，林区的伐木工人都认识老姜。

在林场里，老姜很顺利的借了五匹马，一个工人跟着我们。这天可能是农历的初五六吧，天上挂着半个月亮，借着稀疏的月光，六个人连夜骑马奔向了五大连池。快马扬鞭，我们经海伦，过北安，绕过了敌人的据点，天亮时，赶到了五大连池的第三池子。

到了这里，我们把马还给了那个工人，他带着马匹返回了绥棱。

到了五大连池，我们站在高处往四周一看，只见黑色的火山岩石起伏绵延，像是波涛汹涌的大海，景象十分壮观。

第三池子这地方有个鱼亮子，这里的渔民姓刘，是我们的地下联络员，他把我们领到一个石头坑子里，这个坑子据说作过部队的营地，坑子里天然的分成了好多的单间，顺着石头还有上面流下来的泉水。真是个理想的宿营点。

到了这里，姜立新和老辛在夜间去往德都县龙镇的火车站。龙镇是通往黑河北部地区的重要城镇，哈尔滨的日本关东军通过这条铁路运送武器、士兵和军需品，这里是个日军的官兵和装备集结地。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俩是隐蔽在车站附近，每天记录有多少军车过往黑河。

我们在五大连池这里等他们，鱼亮子老刘给我们送饭，还把他新打的鱼炖给我们吃。

两天以后，他们回来了，老姜说还有事要向省委汇报，我们得去朝阳山。

我们离开五大连池向朝阳山走去，白天找个隐蔽的树林歇脚，到了晚上才开始行动。一天以后，我们来到了朝阳山附近的一个小村子。姜立新领着小队走进了一户人家。看到我们进来，那家人的脸色都变了：“哎呀，老姜，你们咋还在这转悠呢？朝阳山的部队听说让鬼子给包围了，打了一场恶战啊，听说咱们部队死了好多人呢。”

听了老乡的话，我们都大惊失色。朝阳山那里是总指挥部的驻地啊，张总指挥和教导队的同志们都咋样了？他们冲出敌人的包围圈了吗？（关于朝阳山战斗请看附录）

听到这一消息，小队不敢在这里再做停留，趁着夜色，我们赶紧向下一个目标辰清走去。辰清是日本关东军的驻地，老辛在那里有重要的侦察任务。

这天晚上我们走到了一个山坡地，里面长满了柞树。大家都累的不行了，合计一下，就在这里宿营吧。一天都没吃东西了，我们掏出了挎包里的烙饼，烙饼已经长了一层绿毛，我们点起了一堆篝火，把饼掰碎了，熬汤喝，熬出的汤都是绿颜色的，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每人喝了一碗，就在火堆边睡着了。

头半夜是李淑贞站第一班岗，张景淑站第二班岗，轮到我站第三班岗时，已经是半夜了。我感觉自己好象刚刚睡着就被人喊醒了一样，这个困啊，好不容易才爬着起来，背着枪站在了山岗上。这一夜，阴沉沉的，看不见星星和月亮，山风阵阵吹来，树叶沙啦啦地响。忽然远处传来了人的哭声，凄凄惨惨、呜呜咽咽的十分森人，我的头发立刻竖了起来。什么人在这荒郊野外的哭嚎？我赶紧去喊张景淑：“快！快！不好了，你听听是不是狼在叫唤？”张景淑刚躺下，她迷迷糊糊地说：“啥狼来了，那不是有人哭吗？”哭声越来越多，最后变成了嚎叫。不好！真是狼来了！

这时，大家都坐了起来，把枪拿在了手中。狼群的嚎叫声越来越近了，老姜说：“别怕，别怕，大家赶紧添火，把火堆烧旺点，狼怕火，它们不敢过来，咱们尽可能别开枪，别把敌人引来。”

火堆烧旺了，狼群果然没过来，但是也不走，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低嚎着。后半夜，谁都没敢睡觉。

天亮了，狼群终于退了。为了赶时间，我们不敢耽搁，又接着赶路了。

天傍黑时，我们走到了一个地方，伐倒了的树根拉堆的摆放着，老姜说：“不怕了，这地方有炭窑。”我们跨过了一个山头，果然看到山下有一座土房，土房的烟囱里，冒出了一缕炊烟。

我们下山进了屋，屋子里有两个烧炭工，年纪大的五十多岁了，姓王，年轻的三十来岁。老王头给我们熬了小米粥，用咸盐拌了点山菜。大家狼吞虎咽地，一会就锅底朝了天，大家还都觉得没吃饱。

吃完饭，老姜和两个烧炭工唠嗑：“你们这里是啥地方啊？附近有没有村子啊？村子里有没有日本兵啊？”老王头告诉我们，离这里十八里地，是辰清，有一百来个日本兵住在那里。

老姜又问他们：“我给你们钱，能不能帮我们去买点小米啊？”两个人都说：“行。”

十八里地，来回一夜也就回来了。老姜给了他们一些钱，他俩就上了路。

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倒在炕上都乎乎地睡了过去，岗哨都忘记放了。也难怪，昨天晚上让狼群闹了半宿，白天又走了一天的山路，大家都累乏了。

喝了一肚子的小米粥，后半夜我让尿憋醒了，赶紧跑到外面去解手。外面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大雾，附近的树木和草垛在雾气里好象鬼怪似的时隐时现。参军四、五年了，值班、站岗的也都习惯了，这时，我不知道怎么的忽然之间就害怕起来了，心里直打鼓，头皮直簌簌，我赶紧跑进屋去。

啊！老王头啥时候回来了？进了屋，我模糊的看到老王头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我忙问他：“哎呀，大爷，你回来了？路上辛苦啦。”老头没说话，打了个“咳”声，还是来回地走。我又问他：“大爷，你咋啦？是不是出事啦？”

老头又“咳”了一声，连着说：“别提啦，别提啦。”

“咋的啦，家里出啥事啦，看我们能帮忙不？”

王大爷这时一拍大腿说：“这个，这个，咱们中国人也有败类啊！”

我一听，不好！赶紧去拽姜立新，忙着喊大家。同志们一骨碌都爬了起来。老王头还在说：“咱们中国人也有败类啊！你们快跑吧！快跑！”

我们赶紧出了门，绕到了房后，房后是一座小山，山上有一人高的树丛。我们刚上了山钻进了树丛，就听到马蹄子的“得得”声。

敌人很快就来到了山前，他们高喊着：“快出来！出来！”机关枪同时“嘎嘎嘎”地响了起来。我们拼命地跑啊，跑的上气不接下气。老姜嘱咐我们：“快跑，别开枪，雾大敌人摸不准咱们方向。”

我们爬上了一座更高的大山，敌人终于被我们甩开了，这时天已经蒙蒙亮，雾气也更大了。忽然从云雾里钻出了两只大大的、亮亮的眼睛，“噢——”向我们跑来。我哎呀了一声：“龙！龙来了！”老姜赶紧喊：“卧倒！不许抬头！啥龙啊，那是火车！”原来这是一列哈尔滨开往黑河方向的军车。火车轰隆隆地过去了，大家的心还在砰砰的乱跳。

火车过去后，我们继续赶路。天傍黑时，东边的天上涌过来滚滚的乌云，不一会，瓢泼般的大雨从天而降，轰隆隆的电闪雷鸣爆响在耳边。老姜大声地招呼着我们，“别在大树底下，离树远点。”

雨下得太大了，浇得气都喘不上来，没地方躲没地方藏的。 “关门雨，下一宿。”看来今天晚上我们要在雨中过夜了。

第二天早上，天晴了，翻遍了所有挎包，就剩下半张饼了，大家烧开了水，把那半张饼掰进盆里，每人喝了碗稀溜溜的饼汤。

我们向逊克县的“四不漏子”要塞走去，这个地方山势险要，炮楼修在山顶，四面的景物都能看到。炮楼里的士兵每隔一会就把脑袋露出来看看。我们四个人分散开，一点一点地往前爬。爬在对面的山顶上，寻找着时机。老辛这时候躲在小树后面，从不同的角度用照相机拍片。我们用手势告诉他，敌兵在炮楼里的方向。太阳越升越高，昨天晚上还是暴雨倾盆，今天火暴暴的太阳晒得我们汗流不止，不管怎么晒着，我们几个一动都不敢动，害怕炮楼里的敌人看到。

机会终于来了，傍晌午的时候，炮楼里的士兵走出了炮楼，向北走去，他可能是去吃饭。抓住这个时机，老辛像一只敏捷的豹子一样钻进了炮楼，他要到里面拍片。过了一会，敌人从北面往回走了，我们都为老辛捏着一把汗，心跳到了嗓子眼。老辛可能是听到了动静，敌人还没来到炮楼时，他窜了出来。但要跑到我们这边是不可能了。这个时候，他又像一只虫子一样紧贴着炮楼根蜷缩在那里，敌人进了炮楼，从窗户里向四外张望，但是，他看不到炮楼根底的地方。看了一会，就把头缩了回去。我们赶紧向老辛打手势，老辛顺着山坡赶紧往这边跑，我们一直用眼睛紧盯着炮楼，等敌人再露头，老辛看到手势，赶紧隐蔽卧倒，这样反复了两三次，老辛终于跑到了我们这个山头，看到他完成了任务，我们匍匐着，从山的那头撤了下去。

附录：王明贵同志在《德都党史资料》上回忆朝阳山战斗。

1940年7月，在朝阳山区大横山一带，伪军董连科骑兵连，偷袭了朝阳山后方基地。原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张兰生，三支队政委赵敬夫等同志壮烈牺牲。

战斗经过是这样的：这年夏天，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和原中共北满省委书记张兰生同志带领省委机关来到了朝阳山后方。在大横山一带视察军队和地方的工作情况。主要目的是要办干部训练班。在政策上宣传贯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在战术上学习彭德怀的游击战术；在理论上学习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省委和总指挥部领导到来以后，部队为他们准备了粮食，选择了大横山附近为办训练班的地点。还要为他们准备学习用品等，为了宣传还要印发传单，于是我们决定打科洛站。7月初，我和赵敬夫率三支队打开了科洛村公所，并抓了四个日本人，缴获了一台油印机，一批纸张和文具。接着我们又打开一个日本开拓团，缴获了大批粮食。于是，赵敬夫政委带领二十几个战士，从小路进了朝阳山，把粮食和油印机等战利品送到朝阳山指挥部去。我率三支队大部与以董连科为首的伪讨伐队在山边周旋。土匪出身的董连科十分熟悉朝阳山的地形。他们并没有追赶我们的大部队，而是跟随赵敬夫所带的小部队进山的足迹，企图进山偷袭我总指挥部。当我带领大部队发现尾追的伪军部队忽然不见的时候，预感到敌人可能偷袭我朝阳山指挥部。于是我立即派人骑快马前去报信。当通讯员赶到指挥部时，敌人也赶到了并包围了指挥部。赵敬夫和张兰生为掩护总指挥部领导突围与敌人展开了激烈战斗。李兆麟率总指挥部部分干部、战士和学员安全转移了，而赵敬夫和张兰生等同志却被一百多名敌人团团围住。终因寡不敌众，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第二天，我们三支队赶到大横山，察看并收敛了牺牲同志们的尸体。在牺牲同志中除了张兰生、赵敬夫以外，还有省委秘书崔玉洙（朝鲜族），副官王晓楼，小队长夏洪年，战士刘树林、宦友等二十余人。我们含着眼泪掩埋了长眠的战友。

冯仲云同志追悼朝阳山烈士的挽联

挽 联

追悼

先烈 张兰生同志 赵敬夫同志 崔成秀同志 关永林同志 苏 德同志
李 毅同志 夏洪年同志 陈连型同志 马国良同志 奂 同志
兰生、敬夫、清秀暨教导队朝阳山阵亡诸同志：

为民族争生存，数载苦斗，忠魂长绕朝阳颠
求国家独立，千里转战，热血遍洒嫩江畔

冯仲云敬挽

追悼朝阳山烈士祭文

伏风浓喘 草木凄然 浩浩嫩江之野 朝阳之麓 含笑瞑目 卸去责职 虽已鲜血流彻输入壮烈沧海 尤尚伟志未酬弗慰 于九泉 嘻噫 壮兮伟兮 竭其忠也 自我军创业以来 于兹今日 业已七载有余 虽倭寇未逐 满伪未复 以我钝之刃 驽之马 驰骋于长白之北 黑龙以南 几乎于白山黑水 无处不然 敌寇闻名胆寒 望影鼠窜 而广大之民众 体会我军 如天如地 我军之所以如是者 其功莫不以先烈之为高也 先烈之以头颅杀出血路一条 以已奠定今之础业 向前驶驱 为争取胜利 则必以舍生刈寇 誓 志亦坚 以慰忠魂 如渝此者 当午皦日 忠魂烈士 汝闻乎知乎 我彬彬齐齐 当烈辈之前 痛泣深祭 誓鸣复冤 共夺共励 望以领略虔诚 哀哉尚响

马克正等悼朝阳山牺牲之烈士的诗文

（一九四○年）

你们英勇壮烈地牺牲在这一朝阳山上，
你们的血将灌溉着民族解放花怒放，
你们活泼健壮的身躯虽然现在已腐，
你们的精神气概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马克正 敬

病院全体同志 谨启

陈雷同志悼张兰生：

万里胸襟报国仇，血战年年志未酬。重九炮乱掩尘去，三军泪落汇激流。帽山当年会松涧，茅屋自得傲王侯。惜哉我党好战士，一腔热血洒峰头。

陈雷同志悼赵敬夫：

（一）
家山陷，泣别松江夜半。追忆同窗明志愿，共消家国难。投笔跨鞍征战，南北无机相见。聚会别分林子畔，暂离成咏叹。

（二）
风云变，白雪朝阳望断。力救兆麟君殉难，好叫人怀念。野火月钩幽淡，凄咽金沙犹唤。雄影三更魂梦现，恍如仍苦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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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43
过江三上苏联

五个人的小队继续往黑河方向走，我们要赶到黑龙江边一个叫四季屯的地方，从那里过江去苏联。据老辛讲，必须要在指定的时间，指定的地点来到黑龙江边，对岸将有苏军接应。

时间紧迫，只能分秒必争，可沿途到处都是日军的要塞和电网，白天要躲要塞，晚上要躲电网。

这一天晚上又下起了暴雨，为了抢时间，我们顶着暴雨前行。从一个山顶下来后，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拦住了去路，大家向河面望去，河上雨雾蒙蒙，对岸一片汪洋。老辛说，从这里过了河就是四季屯，他说趟水过去吧。这时，雨还在不停地下，从山上下来的洪水像瀑布一样的流入河中，溅起巨大的浪花，我们站立在河沿，河水已经没过膝盖。

老辛坚持要过江，可我们几个女同志都不会游泳，意见不统一，发生了争执。这时，张景淑说：“咱们开个党小组会，举手表决，同意过江的举手。”只有老辛一个人举起了手，其他四个人，都不同意冒险过江。这时，江水已经没过了大腿根，张景淑坚定地说：“执行决议，赶紧上山！”老辛极不情愿地和我们返身往山上爬。

由于在江水中浸泡，李淑贞在这个时候手脚突然抽起了筋，她两只手攥得紧紧的，腿一步也走不动了，倒在了雨地里。李淑贞同志在艰苦的环境中生过两个孩子，落下了毛病，碰上这样阴冷潮湿的天气犯起了老病。

山上的落叶下，到处都是没膝深的积水，人倒下去就全身都泡在水里，没有办法我们几个人找了一段倒木，把她抬了上去，我和张景淑给她又是敲又是揉，总算是好了一点。

这时雨慢慢的停了，老姜发现西北方的山脚下隐隐约约的有一缕烟，老姜说：“你们先呆在这里，我下去看看，有烟就应该有人家了。”过了几个时辰，老姜回来了，他说山下是一伙捡木耳的，咱们过去吧。我和张景淑架着李淑贞，拖拖捞捞地下了山。

这是一个半地窨子草棚，能住七、八个人，有四个捡木耳的老乡住在里面。四个老乡里面有三个老头，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看见我们来了，忙着给我们做了小米干饭，木耳拌咸盐。又是好久没吃一顿饱饭了，这顿饭太好吃了，真得感谢这几个乡亲，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了我们无私的帮助，因为他们的口粮也不多啊，人家是从自己的口中，把粮食匀给了我们。

天亮了，老乡们把地窨子倒给了我们。地窨子里对面搭了两个铺，三个女的在一面，两个男的在一面，大家倒头就睡。经过几天的颠簸，日晒雨淋，如今躺在用干草铺成的铺上，真舒服啊。不经意间一睁眼，草棚子的顶上怎么有一道黑亮黑亮的道道啊？我又定睛仔细地一看，我的妈呀！无数个长虫盘绕成一条带子，睁着亮亮的眼睛，嘴里吐着信子（舌头），缓缓地在爬行。草棚子挺矮，我一伸手就能够到它们。我忙用手推醒了张景淑和李淑贞：“你们快醒醒，长虫！有长虫！”她俩被我推醒了，睁开眼睛一看都“哎呀”了一声，三个人跌跌撞撞地跑出了小草棚。门口的工人看到我们这样都笑着说：“没事儿，它们不咬人。”

老姜和老辛也出来了，他们询问老乡，前面的河是什么河？能过去吗？

老乡们说：“这条河叫逊河，等过个六、七天，洪水下去了，就能过去了。”

老辛听得直摇头：“不行，六、七天可不行！”

老姜问：“那有没有桥啊？”

老乡们回答：“有桥，可是有日本关东军把着。”

老辛坚定地说：“不行，今天晚上必须得过河！”

老姜又和那几个老乡商量：“我们是抗联部队的，有急事，今天晚上想过河，你们帮我们带个路吧。”

老乡听说是抗联的，点头答应了下来，他们让那个年轻的小伙子为我们带路。小伙子二十多岁，人挺憨厚的。

晚上又下起了小雨，天上没有月亮，四野漆黑一片。那个小老乡带着我们出发了。翻过了一座山，山上有站岗的，听到响动，大声地问：“谁啊？干什么的？”

带路的小伙子回答：“是我，捡木耳的。”哨兵听到了回答再没出声，可能找个地方避雨去了。

下得山来，一座木桥出现在了眼前，老姜给我们规定：“上了桥就不许回头，不许说话，不许开枪，脚步尽量放轻，以最快的速度通过木桥。”

这座桥不太宽，用原木搭成，并行能走两个人，有十多米长。“开弓没有回头箭”，上了桥我们就一路小跑。就快跑到桥头时，敌人的哨兵在对岸喊话了：

“谁啊？谁啊？干什么的？站住！”

老乡回了句话：“是我，捡木耳的。”我们开始快跑，枪声突然响了。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冲过桥去，过了桥，只见草地上一片白色的帐篷。

顾不得那么多了，我们径直的从帐篷空里穿了过去，身后是一片枪声。天太黑了，由于我们始终没开枪，敌人既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也摸不准我们有多少人，只是在后面放着空枪。

本来我们应该是奔东面去的，那边是渡江点，但是，怕把敌人引到那里，小队改向西跑，西面有山，我们跑上了一座山顶。天麻麻的亮了，雨停了，敌人也被甩开了。站在山顶上，大家长出了一口气。临走的时候，老乡们给我们装了一些刚采的木耳，大家吃了一些湿木耳充饥。

不敢下山，我们顺着山梁返身再往东走。太阳还没落山时，我们来到了一处山崴子，山下有一条公路，过了公路是一片柳条通子，柳条通子连着滚滚的黑龙江。老辛说：“就是这里，等晚上和对岸的苏军联系。”

我们爬在了山脚下，观察着公路上的动静。不一会过来两个扛枪的日本兵，他们嘴里哼着日本小调“西里瓦拉……”，拉长的曲调声中，一丝思乡的愁绪飘了过来。

太阳一点、一点地落下山去，我们爬在树丛中，大气都不敢出。过了一会，又过来了一个中国青年，穿着整齐的柳条布杉，只见他走向了江边的一个铁架子，点燃了里面的航标灯。

天大黑了，月亮升了起来。应该是农历的十五、六吧，月亮又大又圆。我们从树丛中走了出来，快步地穿过了公路，藏进柳树通子里。

这时，老辛掏出了一个手电筒，他一下、一下地向江对岸发着信号。夜，静极了，只有江水哗哗地拍岸声。老辛连续地向对岸发了几次信号，可是没有一点回应。他失望地嘟囔着：“完了、完了，过期了，他们不会来接我们了，我的电筒也没电了。”

这可怎么办，大家的脸上都露出了焦急的神色，出发时，我们都向张总指挥作过保证，保证一定完成任务的，难道还能回去吗？

老姜也着急了，他说：“你们别动，在这等着，我四下去看看。”

过了一会，老姜回来了，他兴奋地说：“能过去了，能过去了，那边的沙滩上有个大木排，就是太大了，推不到江里去，咱们把它锯开，坐木排过江。”

接着他就作了安排，他和老辛说：“李淑贞身体不好在这边等着，你和向导也在这边休息，顺便观察这里的动静，我带着小李子和张景淑去那边弄木排，让她俩给我站岗。”

听了老姜的安排，我们心里都明白，他是让老辛和李淑贞看着向导，别出什么意外。

我们和老姜来到了一片沙滩上，一个硕大的木排躺在了那里。木排是用粗大的原木拼在一起，再用大号的铁丝串连而成的。木排大部分都在沙滩上，只有一小部分搭在了水边。老姜想在大木排上把靠近水边的地方，用铁锉锯下来一个小木排。

老姜开始锯木排了，他随身带着一把半截的三棱铁锉，寂静的江边只有“哧啦、哧啦”的锉铁声伴着江水的哗哗声。月上中天，黑龙江水波光粼粼，月亮底下我们看到老姜不停地拉动着铁锉，鼻子“忒喽、忒喽”地响，半尺长的大鼻涕随着他的头甩来甩去。我和张景淑憋不住，“咯咯、咯咯”地笑个不停。

“笑什么？”老姜头也不抬地问。

我们还是在笑：“你看，你看，你的大鼻涕……”

“有什么好笑的，不知道我外号叫姜大鼻涕吗？”

我俩笑的更欢了，一边笑一边说：“姜队长，你歇会，我俩锉一会，你去处理、处理鼻涕。”

老姜说：“好，那我就歇一会。”我接过了锉，继续干了起来。这个大木排，一共绑了八道粗铁丝，锉太小了，还是个半截的，所以速度并不快。

老姜歇了一小会，可能是嫌我们的速度慢，又把锉刀接了过去。

最后一根铁丝终于锯断了，柳树通子里掰了几根树棍子当桨，加上向导我们五个人都先上了木排。老姜在水里推了几步，木排顺水漂了起来，他也顺势爬了上来。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个木棍子当桨，老姜坐在后面用个脸盆拿舵，木排向江对岸划去。

天蒙蒙亮了，我们奋力划着桨，身后突然传来清脆的枪声，老姜大声的喊：“卧倒，都趴下！”我们赶紧趴在了木排上回头向江边望去，只见敌人在江边站成了一排，一齐向我们开枪。子弹贴着木排“嗖嗖”地从我们身上飞过，我们连头都不敢抬了。

木排终于到了江心，枪声停止了。忽然，一个巨浪打了过来，我们浑身湿透，木排失去了方向，老姜此时正在后面拿舵，巨浪一下子把他打入江中。就在掉江的一瞬间，他一只手死死地抓住了木排的一角，我们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他拽了上来，脸盆子也掉入大江了。浪越来越大了，木排一会被抛上浪尖，一会跌入浪底，完全失去了控制，我们紧紧地趴在木排上，两只手死命地抓住木头缝。

木排终于过了江心，随波逐流地向下游漂去，漂啊，漂啊，一直漂出了十多里地，最后搁浅在一片沙滩上，我们全都筋疲力尽，木排停下了，大家都忘了上岸，在木排上我们往前望去，只见两辆灰绿色的吉普车停在了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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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44
兄妹奇遇

我们下了木排，走向了吉普车，一个苏联军官站在车旁：“打瓦？打瓦？衣吉素达。”他在用俄语让我们过去。

姜立新队长会说几句俄语，他打着招呼：“达瓦里西，达瓦里西，我们是巴耳基占。”听了他的话，那个苏联军官让我们三个女的上了一辆吉普车，三个男的上了另一辆吉普车，车开走了，从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老辛和那个领我们过桥的向导。

吉普车把我们三个女的带到了一所漂亮的小楼前，进了楼，只见地面铺着光溜溜的深红色的地板。一个年轻的高个子苏联军官接待了我们，他打着手势，让我们把东西都放下，跟随一个士兵出去。

又上了那个吉普车，这次把我们拉到了一座平房，下了车，带路的士兵一边比划一边说：“波拉斯达，波拉斯达，”

可能是让我们进屋吧，推门进去后一看，是一间空屋子，里面有板条钉的木凳。从这间屋子再进去，里面是个套间，套间里有两个白白的长长的池子，其中一个池子里有少量的水。是让我们洗澡？三个人犯愁了，这么点的水，咋洗澡啊？洗头都不够，咳，那将就着洗吧。

我和张景淑先进了池子，李淑贞坐在了那个空池子上，水太少了，还挺凉，这澡可咋洗啊？就在这时，门口的士兵“砰砰”地敲门。我们赶紧穿衣服，把门给他打开，他走到了池子边，一边笑一边摇头。只见他把盆里的水都放了出去，接着打开了两个水龙头，冷水和热水都哗哗地流了出来，我们三个人都看傻眼了，阿，水是这么放出来的呀。

士兵出去后，我们都笑不行了，赶紧跳进了池子里，还是我和张景淑一个池子，李淑贞自己一个池子。泡在热水里，浑身麻酥酥的，那个舒服啊，从小到大，哪享过这个福啊？身上的泥搓掉了一层又一层，好像是揭掉了一层皮，最后洗澡水都变成了灰褐色，池子底下一层泥。从池子里出来后，身上这个轻松啊，好像都能飞起来。想一想，还是社会主义好啊，啥时候，我们国家的老百姓也能过上这种日子呢？

洗完澡，走进外间一看，我们原先的衣服都没有了。长条凳子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三个纸包，每个包里面是一件衣服、一条内裤还有一双高跟鞋。

衣服是用粉色、白色、米色三种带格子的布料做成的，前面有一排扣子，是苏联女人穿的那种“布拉吉”。我们一人挑了一套穿在了身上。穿上后，李淑贞说：“这不就是大布衫嘛。”张景淑说：“什么啊，这是人家国家的旗袍。”

穿完了衣服，开始穿鞋了。鞋跟这么高，可咋走路啊？这不是让我们踩高跷吗？没办法，原来的鞋都没有了，只好将就着穿吧。李淑贞的脚小，穿上高跟鞋，脚在里面直逛荡，她是站在条凳上穿的，一不小心，鞋跟别进了木条空里，我们几个连别带拽，好不容易帮她拔了出来。

出了门，这鞋说啥李淑贞都不穿了，她把鞋脱了下来，拎在了手中，看到李淑贞把鞋脱了，张景淑也把鞋脱了下来。我们三个人就这样上了车，又回到了那个漂亮的小楼。

进了楼一看，楼里有两位军官了，除了那个高个子的军官外，还有一个中等个子黄头发的军官，这个军官会说不太熟练的汉语，他自我介绍说叫吴刚。看见我们进来了，两名军官都笑了，我们给他俩笑的莫名其妙。那个吴刚说：“你们把衣服穿反了，上楼去重新穿吧。”

啊！反了，扣子不是在前面吗？李淑贞说：“我们中国人的衣服，扣子都是在前面的啊。”吴刚摇着头说：“不，不，不，这是布拉吉。”

上了楼，我们又把衣服反过来穿上，李淑贞一边穿一边还说：“我说刚才这衣服怎么撅襟呢。”大家这个笑啊，真是一群“土包子”啊。

下了楼，吴刚和我们商量：“姑娘们，还是把鞋都穿上吧。”

换完了衣服，我们在这里吃了顿饭，还是黑面包，苏泊汤。太阳偏西时，又来了一个军官，这名军官自我介绍说他叫杨林，杨林高高的个子，长的挺帅，是乌克兰人。他领着我们坐着吉普车来到了火车站，后来才知道，我们上岸的这个城市是苏联的“布拉戈维申斯克。”

布拉戈维申斯克当时是一座十几万人口的城市，是苏联远东的军事要地。城里驻军很多，但仍是一片和平景象。

大家坐上了两层铺的卧铺车厢。我在上铺，李淑贞在下铺，张景淑上铺，杨林在下铺。我们三个人，这个兴奋啊，怎么人家的火车上，还有炕啊。

火车“咣铛、咣铛”地开着，大家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天大亮时，火车开到了伯力（哈巴罗夫斯克）。

下了火车，我们被带到了一个俄式的木板房子里，房子四周有一人高的木板栅栏。木房子的女主人叫薇拉，二十岁左右，今后将由她照顾我们的饮食起居。

屋子里，每人一张铁床，伙食定量，面包有人按时送过来，薇拉负责给我们熬苏泊汤。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到了这里我们都困得不行了，每天吃完饭，头就抬不起来，眼睛也睁不开。倒头就睡，睡着睡着就掉到了地板上，掉下来还接着睡。

薇拉有时候来喊我们吃饭，看见三个人都睡在了地板上，她直摇头，嘴里说着：“呀呀、呀呀……”

我们自己也奇怪，这是咋的了？怎么睡不醒了？李淑贞一本正经地说：“你们不知道，她们给咱们吃的黑面包里面有酒糟，吃了酒糟能不困吗？你们想想，猪吃了酒糟不就是整天的睡觉吗？”

“是吗？”我和张景淑听了她的话，半信半疑，能有这种事吗？就这样，我们一直睡了二十多天，好象忽然的就醒了，再也不那么困了。

这个时候，我发现薇拉这里还有一间小屋，屋子里面有好多的中文书籍。我找到了一本“东方工人出版社” 出版的《烈士传》，里面有李大钊、向警予、彭湃、恽代英、方志敏等先烈的事迹。我每天翻来覆去的翻看，先烈们的事迹感动着我，鼓舞着我。

我还找到了几张地图，她们俩个对地图都十分的感兴趣。整天趴在一起，在地图上找自己的家乡在哪里，都在什么地方行过军、打过仗。

在薇拉家里一住就是一个多月，我们三个坐不住了，怎么还不去学无线电啊？张总指挥交给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这个时候吴刚来了，吴刚是俄罗斯人，二十多岁的年纪，长着卷曲的黄头发，黑褐色的眼睛，抿着的嘴总像是在笑。

看见他来了，我们三个都围了过去，问他怎么还不带我们去学习啊？总指挥就给了一个月的时间，我们都急死了。

他说：“不要着急，等命令吧。不过，天冷了，咱们得换个地方了。”

吴刚领我们来到了一栋红砖砌成的三层楼，像是职工宿舍。一楼里有一户人家，女主人叫格鲁尼亚，十九岁了，她有丈夫和两个孩子，男孩三岁叫苏拉奇克，女儿五个月大叫妮娜，我们三个人被安排住在她们家。

吴刚还给我们三个人都起了个苏联名字，李淑贞叫丽达，张景淑叫妮娜，我叫苏拉，有了新的名字，我们都挺高兴。据说他们是因为我们的中国名字不好记，另一方面也为了保密。

格鲁尼亚家里有两屋一厨，她们一家四口住一个屋，我们三个住在一个屋。她的家里也有不少的书，我们在她们家里接着看书学习。

住下不多久，吴刚又来了，他说，你们把衣服穿好，我领你们去一个地方。

这一天，秋高气爽，湛蓝的天空上，飘着一朵一朵的白云，吴刚带着我们出了门。走在伯力的街上，我们惊奇的东张西望。这里非常干净，路两边有红砖小楼和俄式圆楼，路面铺着青色的砖石，砖石高低不平，我们穿着高跟鞋，走起路来一崴一崴的。李淑贞一着急，又把鞋脱了下来，看见她脱，张景淑也脱了下来。吴刚着急了，怎么劝她俩别脱，她俩也不听，这时，路上的行人很少，但都好奇地打量着我们。

下了一个坡，又上了一个坡，来到了一所大房子，吴刚带我们走了进去，原来这是一个电影院，他是带我们看电影来了。这是我第二次看电影，电影的名字叫“女拖拉机手”，虽然语言不通，但内容还是完全可以看得懂的。

我们三个人跟随着电影中的女主人公欢喜和快乐，尤其羡慕女拖拉机手能开着那么现代化的大机器奔驰在辽阔的田野上，当看到女拖拉机手谈恋爱时，我们捂着嘴“吃吃”的笑，心情也十分的向往。

坐在电影院里，我们三个人又把鞋都脱了，这个舒服啊。吴刚就不行了，他不好意思的东张西望。散场后，他坚持让我们必须穿鞋走，没有办法，只得把鞋都穿上。我还勉强能走路，她俩就不行了，吴刚只好一只胳膊挎着李淑贞，一只胳膊挎着张景淑，走在了大街上，路上的行人都在看我们，一个黄头发的俄罗斯青年挎着两个黑头发的中国女人，是挺稀奇的。

第二天，吴刚给我们送来了三双平跟鞋（巴金个）。

一天晚上，我们在屋子里呆的挺寂寞的，我说：“咱们出去转转吧。”她俩都说：“好啊。上哪去呢？”“咱们去看薇拉吧，看看谁住在那里呢？”

“行，出发！”

走到离薇拉家不远的地方，在一个坡上，我们看到她家的窗户是黑的，只好转身又回来了。

隔了几天，太阳落山后，我们又向薇拉的家里走去。这次，看到了我们住过的那间屋子里面亮着灯。等到了屋子跟前，由于外面的木栅栏太高，看不到里面，这时，李淑贞捧着我一条腿，张景淑捧着我一条腿，两个人把我举了起来。

我扒着栅栏看到了屋子里面有个黑头发的青年，他侧着脸在看什么，可能是听到外面有动静，他转过身把头从窗户伸了出来向外张望。看清了，看清了，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怎么了？怎么了？”李淑贞和张景淑在下面仰着脸问我：“我哥哥，我哥哥，我看到我哥哥了。”

“说啥疯话呢？什么你哥哥。”她俩在下面问我。

“真的是我哥哥！”

这时，屋里的人听到声音走了出来。“哥哥！”我哭着扑了过去。

“小凤？你怎么在这里呀？”哥哥看到我又惊又喜。看到我们兄妹重逢，李淑贞和张景淑也十分的为我高兴。

薇拉的家离江边不远，哥哥领着我们三个人向江边走去，江边有好多的木头垛，我们坐在了上面，晚秋的风顺着江面徐徐地吹来，我沉浸在与哥哥重逢的喜悦之中，千言万语，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我们四个人海阔天空地聊开了。哥哥非常的健谈，他给我们讲部队西征，讲惊险的战斗故事，听得我们喜笑颜开。

时间不知不觉的已经到了深夜，格鲁尼亚找来了。看见我们，她一个劲地说着：“哎呀，呀呀，哎呀，呀呀……”

她把我们三个人都领了回来。

回来以后，大家都很兴奋，睡不着觉。李淑贞和张景淑都说：“你哥哥真好，这么开朗，这么善谈。”

“是啊，哥哥本事可大了。”我自豪地和她俩说。

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吴刚来了，进了门，就看见他阴沉个脸，一言不发地观察了我们一会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犯罪（犯错误）了！”

“犯罪？犯什么罪了？我们什么时候犯罪了？”我们三个都摇头。

“犯罪！犯罪！那是犯罪！”吴刚还在用不通的中国话和我们说。

李淑贞说话了：“哎呀，社会主义国家不自由啊，我们不就是去看看同志吗？”

“不行的，不行的，以后不行的。这是纪律，以后不允许这样，不可以随便的走。”

吴刚走了，我们心里都不痛快，讲了好多的怪话。

过了两天，我们又偷偷的跑出去，想再看看哥哥，可薇拉家里的窗户一直黑着，哥哥搬走了。

我的心里更是难过，和哥哥都说啥了？好多话都没说嘛，就这么一个亲人了！我有多想念他，多惦记他啊！

想着，想着，我就哭开了，一连哭了好几天。格鲁尼亚问我：“巴切母？巴切母？（为什么）”

李淑贞和张景淑回答，“她想哥哥了。”

“哦。”格鲁尼亚点着头。

隔了一天，格鲁尼亚家里来了一个瘦老头，他会说点中国话，声音挺尖。他和我说：“把衣服穿好，我带你出去。”

看到大家都在找衣服，他又说：“就她一个人出去，你们不去。”

我问他：“去做什么？为什么我一个人去？”

他说：“我不能告诉你。”

一边穿衣服一边想，是不是因为我“犯罪”的事要处罚我啊？不管咋地，也得去啊，我穿好了衣服随着那个小老头上了吉普车。

不一会，吉普车停在了一座俄式的小圆房子前，一个叫娜嘉的姑娘跑出来迎接我们，娜嘉长的挺漂亮，二十来岁，一头金黄色的头发梳成了辫子盘在头上。

娜嘉把我领进了屋里，屋里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摆了好多好吃的东西，有果子酱、面包、香肠、罐头……

我正在猜想是怎么一回事，门开了，走进来一个人。哥哥？！进来的人竟然是我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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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45
哥哥李云峰的故事

屋子里果然是我的哥哥李云峰，看见他，我又委屈地掉下了眼泪。

这一次，我们兄妹整整的说了一夜。

哥哥和我说，那天，他是从国内侦察完敌情刚刚回来。晚上我们一起去江边的事，他的上级也知道了，苏联方面的领导批评了他。作为一名侦察员，不经过上级批准，是不能擅自和外人接触的。

这次苏联方面又准备派他回国内作侦察工作，哥哥说，他已经回国内两次了，这次他不想去了，他要求上部队，苏联方面没有同意他的请求。哥哥现在是一名优秀的侦察员，苏联方面在作他的工作，让他再最后回去一次，这也是命令，作为军人，哥哥只能是执行命令了。他向苏联方面提出了唯一的一个条件，想在出发前，见到妹妹一面，苏联方面答应了他的这一请求。

这一夜，哥哥给我讲了自从上次在梧桐河分手后，他曲折、惊险的经历。

1938年农历7月，哥哥作为第一批西征部队人员在冯治纲总指挥的带领下从梧桐河畔开始西征，当时任六军一师六团政治部主任。

哥哥详细地给我讲了西征路上所发生的一切。

第一批西征部队走了一天多，到达了鹤立河东南的黄花岗。这时鹤立机场的一架敌机飞到我们上空侦察，飞机的轰炸使马匹受惊，战马四散奔跑，冯治纲派我带人骑马去追。那天，大雾弥漫，几十米外不见人。但马匹恋群，不多一会，就把多数马匹追了回来。队伍经过整理，参谋长冯治纲部署了袭击黄花岗的战斗任务。黄花岗村驻有伪军四、五十人，没有坚固的阵地，我们这边三百多人。当天夜里，我们就向黄花岗的伪军发动了突然袭击，伪军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还击，很快就被我们击溃。我军缴获几十只步枪和一批战马。捉了几个俘虏，其余伪军逃散。因为马匹增加，我们西征部队全部变成了骑兵。

打完黄花岗后，我们部队又从鹤岗东面的电网下钻了进去，找到了内部的矿工关系，从敌人的仓库里背出了许多面粉和给养。就在部队退出以后，听到了西边枪响，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过了几天，我们见到六军四师二十九团的队伍，才知道那天晚上的枪声是他们和鹤岗的矿警队接火传过来的。那天晚上，我们从东边暗进鹤岗，二十九团是从西边明进鹤岗，两个部队之间没有联系，所以他们遇敌打响了，我们还不知道是咋回事。

离开鹤岗的第三天，遇上梧桐河涨大水。这时，我们与二十九团的部队会合。部队必须立刻过河，如果和先头部队失去联系，那就麻烦了。因为船只不够，于是有的骑马过河，有的游泳过河，有的不会游泳，又没有马，只能抓着拴在两岸的大绳，两手倒腾着过河，河水湍急，有两名战士被大水冲走了，我们只能默默的为他们致哀。

等路过耿家烧锅（耿家大院）时，我们本打算在那宿营，但侦察兵了解到白天曾有百十来日伪军经过，为了避免意外，临时取消了在耿家烧锅过夜的计划。参谋长冯治纲说，进去看看，弄点粮食再走。冯参谋长是汤原县人，而且是旧中国原汤原县县长的女婿，汤原大户几乎都认识。冯治纲带人从后墙一越而入，向老耿家说明了来意。老耿家面有难色，因为院内就有伪军驻扎。后来老耿终于想出了办法，他说要进城卖粮，赶早装车。就这样，把粮食弄了出来。我们带上粮食，部队当晚又出发了，离开耿家大院到山里露营去了。

为了避开敌人的“讨伐”队，我们西征部队晓宿夜行，又到了黑金河畔。

黑金河畔我们遭到了敌人的偷袭，战斗中，张传福师长壮烈牺牲，我在战斗中也负了伤，子弹贴着头皮而过。

哥哥让我看了一下他留在额头上的伤疤。看到伤疤，我的心里一颤，多危险啊，子弹在往下一点，就没命了。

哥哥给我讲，1938年中秋节的晚上，部队在一个山坡下宿营，点起了篝火。这时，有的战士发现了树上有山梨，农历8月的大山已经下了霜，经过霜打的山梨格外的香甜，吃着山梨，唱着抗战歌曲，西征部队过了一个野营中秋。

第二天，省委交通员来了，让部队去三军密营，北满临时省委书记金策同志在那里，部队将有新的行动安排。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三军三师张光迪部和六军的西征部队将共同执行北征的任务。

1938年9月末，哥哥他们又开始了北征。10月中旬的一天中午，部队到达了北安县东的南北河支流木沟河，这时已是深秋天气，河水砭骨的凉，大家趟水过了木沟河向西行进。这时，忽然发现一里地左右的河湾处有一顶白色的大帐篷，帐篷外面有人影晃动。部队立刻就地卧倒，请示张光迪师长怎么办。

张光迪师长亲自察看了一番说：“不理他，继续前进！”哥哥当时想的比较周全，他说：“不行，如果有敌人，我们会吃亏的。”他想了一个办法说：“我们打起伪满洲国的旗帜，大摇大摆，若无其事地向前走。”

哥哥的意见立即被张师长采纳了，部队真的就这样打起了伪满洲国的旗帜从敌人的眼皮底下走了过去。

1938年10月底，哥哥随张光迪来到了五大连池，在这里和敌人发生了一场遭遇战。1938年11月中旬，他们到达了德都县的朝阳山，在这里他们接到了通知，这支北征先遣队已编为抗联三路军一支队，张光迪为支队长，陈雷同志为政治部主任。

1939年初，经过了多次战斗后，部队北上来到嫩江地区，这里到处都是敌人的要塞和驻军，天上有飞机轰炸，地上有追兵堵截，在别无出路的紧急情况下，在支队长张光迪的带领下，部队来到了黑龙江边的上马场，在这里又遇到了敌人巡逻队的堵击。后退无路，只有坚决抵抗，冲过去才有出路，于是部队冲下了江坝，在江面上边打边撤，等过了江心，敌人停止了射击，原来在国境上敌人是不敢向对岸射击的，怕引起国际间的纠纷，就这样，哥哥随部队越过了冰封的黑龙江，过界来到了苏联。（后附征途岁月——陈雷回忆录，西征路上之二）

到了苏联，哥哥作了一名苏联方面的侦查员，在这里他学习了无线电收发报和侦察知识。苏联方面又给他起了两个名字，中国名字叫李荣德，日本名字叫松谷。

经过训练，哥哥带着发报机被苏方派回国内，他先去长春后到哈尔滨。为了工作的需要，在哈尔滨的地段街开了一家洋服店作掩护，洋服店里还雇了三名伙计。

哥哥每天穿着警察服装、带着假身份证去火车站，他负责侦查关东军从哈尔滨车站开往黑河、牡丹江、满洲里等地的军车及兵力分布。

后来他又负责侦查哈尔滨——黑河，哈尔滨——佳木斯，哈尔滨——牡丹江等铁路沿线的日军运输情况。

日伪时期的东北，敌人的特务遍地。有一次，哥哥获得了一份重要的情报，可在佳木斯市住旅店时被特务跟踪了，他半夜起来跑向了火车站，跳上一列开往牡丹江的火车，下了火车，又雇了一辆马车，说了一个地名，车老板子拉着他往那里去。这时，他发现后面有一辆可疑的马车紧跟着，他让车老板子把车赶到一个胡同口，给了车老板一些钱后，让他在胡同口等着，说自己进去找人。哥哥进了胡同后，三拐两拐从另一个胡同口出来，直奔火车站，甩掉了敌人，又坐来时的那辆火车赶回了哈尔滨。

回到哈尔滨后他直奔洋服店，洋服店的后面有一个小屋，他趴在床上，蒙上一床被子开始发报。不一会，前面的伙计过来说，远处有摩托车响。哥哥不加思索地立刻从窗户跳出去奔向了火车站，正巧有一辆黑河方向的火车要发车，他坐上火车就到了黑河。

到了黑河后，他住进了黑龙江边一个白俄人开的旅店。到了晚上，他披着睡衣，穿着裤衩假装上厕所，出了门，他跑步来到江边，跳进了波涛汹涌的黑龙江，凭着他少年时练就的好水性，泅水过江，回到了苏联。

1940年在一次执行侦查任务时，又被敌人跟踪了，跟踪他的特务身穿长袍，脸上戴着墨镜。这名特务甩了几次都没甩掉，哥哥慌不择路的上了一列开往沈阳的列车，哈尔滨暂时是不能回去了，他只好从丹东过境回了朝鲜的老家。

老家在平壤南边的一个小山村，全称是：“黄海北道凤山郡（现银泼郡）养洞里初卧面”。回到老家，哥哥看到了七十七岁的奶奶和叔伯哥哥。奶奶看见哥哥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流下了欢喜激动的眼泪，她拉着哥哥的手，不停地打听着爸爸和妈妈的消息。

哥哥告诉奶奶，妈妈已经去世了，爸爸牺牲的消息他没敢告诉奶奶，哥哥还告诉她，自己还有个妹妹叫小凤，已经十七岁了。奶奶听到这些消息又悲又喜，悲的是妈妈去世了，喜的是自己还有个孙女。

接下来的几天里，奶奶不停地把一些姑娘领进家门，她让哥哥自己挑一个喜欢的做媳妇。哥哥笑着和奶奶说：“奶奶，我不急着娶媳妇，我还得赶回东北去，东北那边还有买卖。”

奶奶问：“什么买卖啊？”哥哥说：“挖金子，我和爸爸都在挖金子，等我们挖金子挣了大钱，我再回来娶媳妇。”

奶奶听了有些失望，她说：“那就先挑一个，把婚先定下吧。”哥哥还是婉言拒绝了。

哥哥的故事讲完了，我跟着他的故事紧张，跟着他的故事激动。接着，我又向他讲了我这两年的经历，讲了徐广海、裴成春、吴玉光等人的牺牲。讲了白福厚团长带领我们七星砬子突围。

哥哥听我讲徐光海等人的牺牲十分难过，他和徐光海是从小的朋友。哥哥说，我们是革命的家庭，一定要跟党走，祖国早晚有一天会光复，要好好学习文化知识和各种技能，要做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

天就要破晓了，我和哥哥分别在即。又到了千言万语不知道说什么是好的时候。哥哥掏出笔来给我写下了朝鲜老家的地址，嘱咐我革命成功后，回去看看奶奶。他把这支笔也送给了我，还送给我两张照片，遗憾的是，这些物品有的在文革中遗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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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45
来到北野营

1941年初，西伯利亚的寒风又一次光顾了伯力小城，外面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我们衣衫单薄，不敢出屋。

一天傍晚，小老头来了，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大仓库，仓库里堆满了棉衣服，他让我们每个人挑了一套。

这些棉服都是苏联士兵穿过的，但都洗干净了。棉衣和棉裤是用明线扎成一寸宽的竖道道。棉帽子是用灰尼子制成，顶上有个红疙瘩，前面有红五星。很像我们在山里被服厂做的帽子，他们的帽子是尼子的，顶上的红疙瘩比我们的高，红五星也比我们的大。棉鞋是毡子做成的靴子，穿上挺暖和，就是太大了，靴筒都盖过了膝盖，走起路来，十分吃力。武装起来以后，我们总算可以抵御西伯利亚的风寒了。

换好衣服后，我们三个人上了一辆帆布篷大卡车，卡车一路颠簸，三、四个小时以后把我们拉到了一处山林地带。“咯吱”一声卡车停在了一块空地上，一个苏联士兵喊我们下来。这车挺高，我们得踩着车轱辘下去，张景淑第一个下去了，下面好像有人在接着我们，李淑贞也下了去，我听到一个中国人在说话：“慢点，别着急。”我踩着车轱辘正想往下跳的时候，一双有力的大手在下面把我接住了。这人是谁啊？借着雪色和车前的大灯我一看，怎么这么面熟呢。啊！这不是陈雷，陈教官吗？

真的是陈教官，自从梧桐河畔，他随第一批西征部队走了以后，我就再也没看到他了，今天在这遥远的异国他乡能够见到熟人，我们都分外的高兴。

空地上有几顶军绿色的帆布帐篷，陈雷带着我们走进了其中的一个。进了帐篷一看里面已经住了人，他们都是先于我们到达的抗联指战员。

帐篷内有一溜长铺，住着四名女同志和两名男同志，四名女同志都是七军的战士，她们是全顺姬、柳庆熙、金成玉、吴玉清，另外两名男同志，其中一名叫李永镐，他是柳庆熙的丈夫。靠门边还有一张单人铺，住着七军师政治部主任彭施鲁。加上我们三个女同志，一共是七个女的了。帐篷的中间有一个小火炉子，得不时地往里面添些木头柈子。

听先来的同志们说：这个地方叫雅斯克，离伯力城70公里。

第二天早上，一阵急促的哨声把我们唤醒，先来的同志说：“快点，快点！该出操了。”我赶紧穿好衣服走出了帐篷，只见外面已经集合了好多人，另一个帐篷里还有两个女同志，她们是庄凤和王玉环。

随着一、二一的口令我们开始跑步了，白色的哈气很快就在头上和眼睛上凝成了白霜，由于很长时间没有跑步，穿的又笨重，不一会就跑的吁吁带喘了。跑步中我发现这里还有一栋大木房子，是用木头垒起来的那种苏联房子。听说木头房子里面住着崔庸健、周保中，后来冯仲云来了也住那里。

过了两天，又拉来了一卡车的人，说是从集体农庄那边拉来的。

人多了，男女开始分开住了，女同志都住在一个帐篷里，庄凤同志是我们这个帐篷里的小队长，她睡在了彭施鲁以前住的那个单人铺上。好像后面还有同志们要来，冒着零下四、五十度的严寒，我们开始盖营房了。

抗联战士不光是打仗勇敢，干活也个个都是一把好手。我们铲开了积雪，在冻土地上架起了柴草，烤化了冻土层，挖出了大树根，在平地上向下挖了一人多深的土坑后，再用木头垒墙，然后架梁苫房盖，虽说是天气寒冷，可大家都干得满身冒汗。

到了这里，就是吃不饱，每天早餐是一片黑面包就一杯茶水，中午是苏泊汤，一小块黑面包，晚上一片黑面包一杯水。尽管吃不饱，每天的训练和施工还是不能耽误的。

一天晚上收工以后，住在另一个帐篷里的六军留守处处长刘铁石把我喊到他们帐篷，这座帐篷里住的都是六军的人，有陈雷和边凤祥等同志。刘铁石说：“小李子，你给我们讲一讲，咱们在梧桐河分手后你们的情况，给我们讲讲裴大姐、徐光海、吴玉光都是怎么牺牲的。”

我从来没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过话，那一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滔滔不绝地从梧桐河分手讲起，一直讲到部队三上苏联。当讲到裴大姐、徐光海和吴玉光等人牺牲时，我是一边哭一边讲的。大家都在鸦雀无声地听我说，当讲到战友们牺牲时，几乎都流下了眼泪。六军，光荣的六军！有多少指战员都牺牲了……。

什么时候能再返回我们的祖国？什么时候能为牺牲的战友报仇雪恨呢？

经过一个月的艰苦施工，一个冬暖夏凉的地窨子房就盖好了，男同志全都搬进了新房。女同志们也都搬进了那所木头房子。木头房子分出了四个房间，女宿舍在紧里面，搭着二层铺。紧挨着有无线电教室、卫生室和首长卧室（兼办公）。

紧接着我们又采石铺路，修了训练场，并制造桌凳等各种用具。

木头房子的前面还有一个小地窨子，是部队战士们的修鞋屋，交通员老姜（外号干巴姜）负责给大家修鞋。

我们开始分班了，张景淑、夏立亭、李兴汉等十多名同志学习无线电。我和庄凤、徐云卿、金成玉、柳庆熙、吴玉清、宋玉亭、宋桂珍等女同志在护士排，学习医务护理。学习无线电的学员三个月就能毕业，毕业后都派了出去，有的回国内做侦察，有的留在指挥部。我们学习医务的就不行了，没有派出去的机会，所以非常的羡慕他们。

1941年2月20日周保中总指挥就学习军事、政治、文化知识等问题给野营全体写了一封信：

周保中给野营游击部队全体同志的信

——关于学习军事、政治、文化知识等问题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日）

给与野营游击部队全体同志的信

为革命而斗争；必须为学习、为进步而斗争！


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到着国际工人祖国——苏联来，时间已经不算短了，在这一时期内，你们得到苏联长官和苏联工作者的先进领导和教育，无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和革命生活方面，你们已经受到了不少陶养，增进许多认识获得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不可否认的。

……

（一） 关于军事学习

1、应尽心讲求射击原理和法则，研究步枪、手枪、轻重机关枪、掷弹筒、狙击炮，各种武器的构造和机能。尽心练习瞄准演习和实弹射击，无论是指挥员或战斗员或政治工作人员，要养成沃罗什罗夫式的、朱德式的射手，锻炼起等的射击技艺，能于百发百中，在战斗中能够消灭各种危险目标；能够射杀敌人的指挥员；能够枪枪打中敌人的头颅和心腹；至少也要打断敌人的手足。

……

2、对于侦探勤务，步哨勤务，传达勤务的原则方法及其意义与用途和实际动作，都需进一步的讲求。对于一班人（十四人到二十人附轻机一、掷弹筒一），一排人（四十名到六十名，附轻机二、掷弹筒二），小部队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的战斗动作，（指挥员和战斗员）特别讲求冒敌火匍伏前进狙击敌人，以及脱离敌人的方法，这对于我们东北游击队现实环境是特别注重的。

……

3、游击队的战术战略和战法问题，以及对于正规军作战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野营里现在虽然缺乏必要的中国人军事指挥员和一切必须的参考草料，但是我想只要你们热心学习，苏联的长官同志是会设法交给你们的，并且在教育大纲上规定过的。

4、军队的一般管理问题，（军队内务，人事，经理，卫生等等）以及游击根据地及后方工作问题，粮食问题，都须要讲求，能够切实执行。

5、滑雪（穿踏板）、御马术、操舟、游泳以及调高、跳远、攀登崖岸（爬城）等技术，也应按野营条件的可能，经常联系。

（二）政治文化的学习

因同志们政治知识和文化程度是很不一致的，不但受学者困难，就是进行教育者也是困难。但是，我认为下面所提出的问题，无论任何人，必须尽可能的去学习：

1、甲、中国革命历史和政治经济地理。乙、社会经济生活和现行政治制度。

2、一般的社会形式发展与阶级斗争。

3、甲、中国工人与中国共产党。乙、中国农民问题。丙、中国国民党与三民主义。丁、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区别与前途。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阶段及其发展。已、中国民族革命战争的历史阶段及胜利条件。庚、现在的抗日战局。辛、东北游击运动的历史条件及其发展。寅、东北游击运动的经验教训及其前途。

4、甲、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的生长与侵华战争。乙、日本统治阶级及工农劳苦群众。丙、“以华制华”和南进政策。丁、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之走向没落。

5、两个世界——社会主义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乙、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与向共产主义迈进。丙、苏联和平政策。丁、苏联是世界革命的堡垒。戊、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概观。已、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庚、资本主义的没落。辛、民族革命战争与被压迫民族解放问题。

6、在游击队中，实际的政治工作发发方式问题。

7、秘密工作方法（地下党的工作方法）

我认为同志你们可分为甲、乙、丙三班来分别研究上面这些问题。甲班的组成由政治的认识较高的有相当基础的同志，……乙班的组成，由读书识字能看文件，能自修同志组成。

（三）纪律问题

什么是革命军事纪律？就是由工农劳苦群众所组成的武装军队，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一致行动去完成对敌作战的各个不同任务，达到全部胜利。由这样所产生的思想行动的范围和规定就叫纪律。革命的纪律是保证全军队胜利的必要条件，纪律同时是保证军队中绝大多数人应有的权力防止极少数人的破坏。破坏纪律就等于破坏战斗胜利的条件，而危害自己的军队，所以每个革命的战士（包括自上至下一切人员）应该自觉自动的遵守纪律，任何很小的破坏纪律行为，都为革命军队不许可的。若不自觉的或故意的去破坏纪律，一定要受到强制，而给以各种限制和处罚。纪律的具体表现是：服从命令，遵守思想行动的一切规定：爱护劳苦人民；热心工作和学习；注重同志同伍战友的关系；积极尽自己的职责以至流血牺牲，而不辞。

……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不可以错过宝贵的光阴，你们要了解重视苏联远东军帮助和领导我们的苦心。你们要懂得接受苏联工农同情和援助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美意，你们不可以用个别人的小见识去窥测一切，你们信仰和尊敬列宁、斯大林，你们就要信仰和尊敬野营里领导你们的苏联长官和工作领导者。祝你们努力，祝你们健康和进步！

此致

布尔塞维克敬礼！

周 保 中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日

根据周总指挥在信里面的指示，我们开始重点学习军事技能、政治文化等课程，同时加强了组织纪律性。

早在一年前1940年3月19日，东北抗联和苏联远东军达成了互相支援和互相帮助的协议。在保持东北抗日联军的独立系统和独立活动的前提下，抗联越境部队接受苏联远东军和边疆地方党的帮助，苏联方面向抗联提供部队整训的必要条件。自此以后，部队进入了正常的军事和政治训练。

我们训练的内容有实弹射击，班、排的进攻演习、刺刀肉搏、劈剑、刺枪、投掷手榴弹等等。须要派回国内的部分男同志开始集训练习滑雪了。

政治训练的内容是教官讲政治课，主要按照周总指挥给我们制定的政治文化学习大纲，教员有陈雷和二军的几位领导。

据文献记载：自1938年以来，由于敌我力量对比的极端悬殊和日伪军反复的军事“讨伐”，强行实施“集团部落”政策，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及其困难时期，部队大量减员，给养、物资的筹集极端困难。东北抗联各军为了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决定改变游击运动的战略布局和活动方式。而要完成这一转变，首要的是要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和实现东北党组织的统一领导。

为了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得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实现东北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中共吉东、北满省委重要负责人周保中、赵尚志、冯仲云等都先后过界赴苏，寻找中共驻共产国际远东联络站，或者期望通过苏联方面的渠道，转达东北党组织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但由于多种原因，这些都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1939年9月，中共北满省委常委冯仲云过界到达苏联伯力城（哈巴罗夫斯克），和苏联远东有关部门进行磋商。冯仲云要求苏方协助召集北满、吉东党的扩大会议，以便决定吉东、北满党的统一合并，二、三路军的合并和统一。苏方接受了冯仲云的建议，表示将指定专人负责，在政治、组织、军事上对抗联部队给予最大的帮助，并决定派人送信给周保中，请他前来伯力参加会议。这时赵尚志也申请苏方，要求过界赴苏，苏方回电同意。1939年11月河12月周保中、赵尚志先后到达伯力。

1940年1月24日，吉东、北满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第一次伯力会议）在苏联伯力召开。3月19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主要解决同苏联远东党和军队建立临时指导关系的问题。中方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参加，苏方参加会议的有联共远东边疆委员会主席伊万诺夫、远东军代理总司令那尔马西、远东军内务部长王新林以及伯力、双城子（沃罗什诺夫）驻军负责人等。经协商，双方确定在不干涉中国党内部事务的原则下，建立苏联边疆党组织与远东红军对抗联临时的工作指导与援助关系，苏方指定王新林作为苏联边疆党和远东军的代表，直接同东北党组织和抗联实行固定联系。

1940年冬，抗联三个路军的主力部队陆续撤入苏联境内进行野营整训。由于“伯力会议”之后抗联与苏联远东党和军队达成了相互支援、互相合作的协议，因此苏方对于转移到苏境的抗联部队提供了多方面的便利条件。越境部队在双城子和伯力附近亚斯克建立了南、北两个野营（当时亦称为“东北抗日联军临时驻屯所”或“训练处”）。

北野营（A野营）位于伯力城东北75公里处。集中在北野营的主要是第二和第三路军部队的人员，约三、四百人。南野营（B野营）位于海参崴和双城子之间的一个小火车站附近。集中在南野营的主要是第一路军部队的人员，另有二路军一部，共约三百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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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46
“壁报”事件

西伯利亚的寒流席卷着远东大地，寒冷挡不住大家的热情。一天晚上，我们在新盖的大房子里举行联欢会。

联欢会异常的热闹，大家都争先恐后的表演节目，我和金玉顺坐在一个二层铺上，看着同志们的表演。

晚会正高潮的时候，金玉顺用手肘碰了碰我：“小李子，你看，你看，那个君总在看你。”金玉顺是鲜族人，称呼男同志总还是说“君”。

“哪个君，我怎么没看到？”我不相信地问她。

“那个君，坐在一层床铺上的那个君。”金玉顺在用目光向我示意。

顺着她目光的方向，我看了过去。那里坐着的不是陈雷，陈教官吗？陈教官的目光果然在往这边看。我嘴硬地说：“谁说看我呢，八成看你吧。”

金玉顺抿着嘴笑着说：“还不承认，就是看你呢。”

自从到了北野营，我和陈教官接触的机会多了起来，我们都爱听他讲的课，他讲的课明白易懂。我从四块石六军被服厂学文化那时候起，就养成了记笔记的习惯，下了课，同志们也都喜欢借我的笔记本抄阅。陈雷看我记笔记，下了课，总问问我，都记下来了吗？把我讲课的提纲拿去吧。我常常感激地把他的讲课提纲拿回宿舍，抄完了，再还给他。时间久了，他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觉得这个人有知识，很文明、待人和气，还肯帮助人。

陈雷同志当时有二十三、四岁，上中等的个子，身材匀称，端正的脸上，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

晚会结束了。当时北野营有一台留声机，归我们女同志保管，散会后，金玉顺捧着留声机，我拿着一摞子唱片（直径23公分、圆的），说说笑笑地回宿舍。走到门口的时候，只见陈雷笑嘻嘻的拦住了我们，我有些不好意思，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只见他伸出了双手，举在脸的两边，他的手上戴着一副红蓝相间的毛线手套。

啊，这手套不是我的吗？怎么到了他的手里？原来是那次刘铁石同志喊我到他们帐篷里去汇报裴大姐等人的牺牲经过时，我走了以后，他们发现了我落下的手套，就问是谁的，刘铁石说：“是小李子的，陈雷你给她送去吧。”就这样陈雷把手套收了起来。

这时，他把手套摘下来还给了我，他看着我的眼睛说：“我想和你谈谈。”我说：“谈什么？”他没说谈什么，只说等有机会我找你。我点了点头就回去了。

第二天吃过晚饭，我们在会议室上课，下课后大家都急着往厕所跑，男厕所在西头的一片树林子里，女厕所在东头的树林子里，在回来的一个岔路口，陈雷在等着我，他悄悄地和我说：“我们谈谈吧。”我说：“谈什么？”他说：“我要走了，去执行任务，我和你谈谈你哥哥，西征路上我们一直在一起。”

一听说是谈我哥哥，我爽快地答应了。

我们站在房头谈了起来，天太冷了，天上又飘起了雪花，西北风卷着飞雪在房头打着旋，冰冷的雪花直往我们的袄领和衣袖里钻，冻得我们直跺脚。苏联的房子，房脊和横梁中间都有好大的空间，横梁上铺着木板，木板上铺着锯末子，为了上房维修方便，房头正好有一架梯子。陈雷提议，咱们上房梁上面去谈吧，那里暖和点。我也没多想，就和他爬上房去。我们坐在房梁上，脚下都是锯末子，陈雷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他说我哥哥枪法如何的好，还说我哥哥马骑得如何好，他给我讲他们西征路上许多有趣的故事，我听得非常开心，当讲到他们在木沟河，我哥哥打着伪军的旗子大摇大摆地通过敌人封锁线时，我们俩都哈哈的大笑了起来。

陈雷还说：“我一直穿着你们被服厂做的军服，那次在黑金河遇敌，一发炮弹打了过来，我的锁骨被打去了一块骨头，帽子也震飞了，我真舍不得那顶帽子，因为那是我第一次领到的抗联军帽，上面还有一个红疙瘩，又是你们制作的。”

时间不知不觉地就过了去，我猛然间觉得太晚了。我哎呀了一声和陈雷说：“不好了，太晚了，同志们该惦心我了，咱们下去吧。”陈雷说好，我们钻出了房顶。

啊？梯子怎么没有了？我急得要跳下去，陈雷拦住了我，他说太高了，跳下去会摔坏的。正在我们着急的时候，下面好像来了一个人，他给我们送来了梯子，我下了梯子，赶紧钻进宿舍，爬到铺上去。后来才知道是别嘉给我们送的梯子，别嘉是一位翻译，他的中国名字叫刘树林。

回到宿舍我赶紧爬上了床，李淑贞挨着我，她还没睡，她问我：“你干什么去了，刚才在房顶上和谁在说话啊，笑的那么开心。”我说：“和陈雷，他给我讲我哥哥的事情。”李淑贞说：“不早了，快睡觉吧。”

第二天，我正要去吃饭，李淑贞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和我说：“小李子，不好了，有人贴你的壁报了。”

“贴壁报？贴啥壁报？”我吃惊地问她。

“说陈雷和你耍流氓”李淑贞说。

听了李淑珍的话，我的头“嗡”的一下，大脑一片空白，怎么会这样呢？

这一天，我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我感到人们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也没敢去看壁报上都写了什么，我想去找陈雷，可是听说，他已经出发去执行任务了。

到了下午，姜信泰代表组织在小会议室找我谈话了。他问我：“昨天晚上你们在房顶上都做什么了。”

我说：“没做什么啊，就是说我哥哥西征路上的事了。”

“不会吧，向组织应该说实话。”姜信泰又严肃地说。

“真的，我们真的没做什么，就是说西征的事了，不信你再问问陈雷。”我回答。

姜信泰又问我：“你不知道陈雷是被开除党籍，历史上有问题的人吗？不知道他是反革命分子吗？”

听了他的话，我更吃惊了，我觉得陈雷是个好同志，他怎么会被开除党籍呢？
我说：“我不知道，没有人告诉我。”

姜信泰看看我没说出什么来，他说：“你回去好好考虑、考虑，想明白了我们再谈。”

我满怀委屈地离开了会议室，心里想，组织上怎么这么不相信我呢？

过了几天由庄凤同志通知我，组织上对我的“错误”做出了处理。第一，撤销了我党小组长的职务，由金成玉来接替。第二，把我调出卫生排去看仓库。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但还是坚决地服从了组织的决议。

党小组会议上还宣布，今后谁都不许谈恋爱，好好学习，准备将来大反攻。
经过了这次“壁报”事件，我的情绪变得有些消沉了，看到男同志一律都不说话，看到领导也是绕着弯走。

春风吹开了冰冻的大江，春雨染绿了小草，春天来了，我们开始开荒种地。成片的树木被伐倒，树根被一个个的刨了出来，荒草和枯树枝被点燃，远东的上空飘散着烧荒的浓烟。

我们种了土豆、大头菜、西红柿、胡萝卜、茄子、大葱等蔬菜，望着一天天长大的秧苗，我们盼望着到了秋天能填饱我们的肚子。

腰间挂了一大串钥匙，我开始作仓库保管员了。有一天野营党委支部书记金京石把我喊到了俱乐部的一间屋子，他问我：“对组织的安排有什么想法吗？”我说没什么想法，他说：“那好，五一节快到了，你抽空搞个列宁棚吧。”

“列宁棚？”列宁棚怎么搞啊？其实呢就是一个阅览室，可我两手空空，怎么建立这个列宁棚呢？我想起来了，女兵排赵淑珍的丈夫陈春树同志是木匠，他一定有办法。我去找了赵淑珍求她和陈春树同志说说，会木匠手艺的陈春树同志一口答应了，他带着几个人很快就把“列宁棚”搭建起来了。

“列宁棚”是用木板钉起来的，上面起脊铺上草，里面有长条的木凳和长条的木桌。东西方向两边都开门。

“列宁棚”是建好了，可是一座空房子也不行啊。我又去找苏联方面的“里金南特”(上尉)，这位俄罗斯的上尉负责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和“里金南特”说：“列宁棚是建好了，可是没有列宁像和书刊啊，你给想想办法吧”。

他听我说话，一直在说：“达克，达克（哦，是这样）”，我讲完了以后，他和我说：“巴达斯基，巴达斯基（等一等的意思）。”

过了几天，一辆大卡车送来了几个大麻袋，麻袋里装着满满的书刊和报纸。我把书刊和报纸都整理好，摆放在了列宁棚。

送来的图书有中文版的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还有联共党史等政治书刊，报纸是用绳子捆着的“延安日报”，看到这么多的报纸，我好像鱼儿游进了大海，有空就趴在列宁棚里，如饥似渴的翻看着这些报刊。

当时的“延安日报”纸张非常粗糙，有灰绿和土黄两种颜色，草梗浮在纸面上，用指甲一挑就能挑下来，尽管这样，一点也不耽误我学习。通过读书和看报，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也懂得了很多道理，在政治思想方面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五一”节快到了，有一天金京石又来到了“列宁棚”。他和我说：“小李子，你看五一节快到了，你在列宁棚里出几期壁报吧。”既然是领导交待的任务，我答应了下来，可这壁报怎么写，我不会呀，也没人教啊，我想到了冯省委。

冯省委此时正在江边大声的学习俄语，找到他后，我向他请教怎样办壁报。冯省委告诉我：“你不是总看报吗，你把你认为有用的文章摘抄下来，再找一些有关“五一”节的文章都写下来，写好后挂起来就行了。”

听了冯省委的话，我找出了纸张，当时的纸张也很缺乏，是那种在印刷机上切下来报废的长条纸，我把自己认为有用的文章都抄录了下来。

“五一”劳动节很快就到了，这一天，部队在广场上召开了庆祝大会，会议由金京石同志主持，周保中总指挥等主要领导都在会上作了重要的发言。会议结束后，金京石说：“小李子在列宁棚里办了壁报，大家都去看看，学习学习。”

同志们涌进了列宁棚，他们看到我写的壁报都挺惊奇：“哎呀，小李子，了不起呀，都会写壁报了，是谁教给你的呀？”

我说是延安，延安的报纸教会我的。其实我哪会啊，我就是抄录的延安报纸，有些话我也不太懂。

夏天到了，我们都来到了黑龙江边的一个河汊子学习游泳，河汊子上有好大的一片沙滩。教官是吴刚，他教的非常认真。我们先趴在沙滩上，跟着吴刚的口令，反复练习划水的动作，等动作熟练了，我们就开始下水，刚开始是穿着背心、裤衩游，等学会了，就开始武装泅渡了，到了武装泅渡这一关，女同志很难及格，我憋着一股劲，拼命的练习，终于第一批毕了业。

在这一期间，始终有一个问题在困扰着我，我反复在想，为什么说陈雷是反革命呢？我爱陈雷吗？

尽管当时部队宣布了纪律，谁都不许谈恋爱。但是，大家都正值青春期，男女之间的吸引也不是一条纪律所能约束得了的。

因为我是仓库管理员，每天要给各个帐篷发蜡烛，发蜡烛时经常收到一些示爱的纸条，有的是直接交给我，有的是托别人转交的，我是一个都不看，有心一把火都烧了，想一想又不妥，还是交给组织吧。

我把收到的纸条交给了崔庸健和冯仲云，他们问我是什么，我说：“不知道，我没看。”他俩把纸条都打开看了一遍后笑着说：“这些都是给你的，你不用交给我们。”我说：“领导不是规定不许谈恋爱吗？交给你们，你们好去批评他们。”

崔庸健只是笑着说：“好啦，我知道了，你回去吧。”可事后他并没有批评那些写纸条的人。

过了几天原先六军的张寿篯政委来到了北野营，一天，他过来看我们。当时宿舍里就有我和李淑贞，我俩见到了老领导都十分的兴奋。

张政委见到我们也挺高兴，他打听我的学习和工作情况。我一一都向他作了汇报。当讲到我因为和陈雷同志谈话而接受处分的事情，张政委半天没说话。汇报完，我又掏出了几名男同志写给我的纸条，请张政委处理。“壁报”的阴影在我的心中总也散不去，我时刻都想证明自己的清白。张政委说：“这是你个人的事情，你可以自己决定。”对于我和陈雷的事情，张政委也没表态。

关于陈雷、李在德等同志被开除党籍一事，他们在回忆录中都作了记述。

附1：（征途岁月——陈雷回忆录）

1946年9月初，我和张祥、姜乃民等到了苏联伯力城，住在一个秃手老太太家。当时冯仲云、张寿篯等抗联第三路军领导人也在此地。经与苏军有关领导人交涉，我终于见到了他们。当时我的心情是十分高兴的。为苏军进行侦查工作几个月，与抗联的老领导没有联系，心中着实感到空落落的。

但是见到张寿篯、冯仲云以后，我却没有得到好消息。他们告诉我：因为我在赵尚志属下工作时，附和赵尚志，已被开除党籍。我听了这个消息如雷轰顶，当着这两位领导的面大哭一场。我感到委屈，觉得冤枉。同时我也感到，北满省委根据道听途说的一些不着边际的所谓“事实”就剥夺了我的政治生命，简直是太轻率了。我把这个看法当着两位领导的面说了。张寿篯对我说：你也不用难过，还会分配你工作的，改正了错误还可以恢复党籍。他所的也是实话。

附2：（松山风雪情——李在德同志回忆录）

在周保中处，我与王一知同志住在一起。过了几天，周保中同志问我：“知不知道北满省委开除你们几个人党籍？”我说不知道。他接着说：“因为你们跟赵尚志回东北后，盲目拥护赵尚志，反对北满省委，所以被北满省委开除党籍。你们应该好好认识自己的错误，吸取教训，今后为党多做工作，弥补这个过错。”我听到这个消息，像被雷击了一下，眼前一阵发黑，控制不住内心的痛苦，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虽然我还不太明白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直到“文革”结束以后，赵尚志同志由于对“王康指示信”持不同意见等原因被开除党籍的问题，才有了最后的结论，这段历史冤案才算了结），但我尽量克制自己，暗暗下决心，请党在今后的工作中考验我，我绝不会离开党！周保中也宽慰我说：“知道错了，今后改正就好，可以再争取嘛。”这样我才知道，1940年初，北满省委开除赵尚志、陈雷、于保合、刘凤阳、李在德、韩相根等的党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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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58
苏德战争爆发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开始了，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整个苏联，从巴伦支海到黑海的整个边界上都展开了激烈的流血斗争，英雄的苏联人民以巨大的牺牲和满腔的激愤投入到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中。

前苏联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在《战争回忆录》一书中写到：

6月29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通过了贯穿着列宁关于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思想的训令。训令的基本思想是：“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训令说：“现在一切取决于我们是否善于迅速组织起来和行动起来，不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不放过任何一个同敌人斗争的机会。”党中央号召：“在同敌人的无情斗争中保卫苏联的每一寸国土，为保卫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战斗到最后一滴血，表现出我国人民固有的勇敢、主动和机智。”

……

当苏军开始向内地撤退时，我们所有的想法都集中到一个共同的目标上：不论多么困难，也要顶住，也要坚持下去。敌人是强大而又残暴的。很清楚，斗争将是长期和艰苦的。

……

苏德战争的初期，苏联军队是失利的，他们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但仍在进行着战斗，并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敌人亦付出了代价。战争进入第一个秋季的时候，苏军的战略形势仍然很吃紧，10月下旬希特勒部队大举向莫斯科进犯，大兵压境，兵临城下，一场莫斯科保卫战拉开了序幕。

苏德战争的爆发和发展，使中国东北的抗日斗争形势更为残酷，随着战争形势的急剧变化，北野营的训练也更加紧迫，周保中指挥亲自带领我们抓紧各项军事技能的训练，时刻准备着同日本关东军做最后的决战。

苏德战争爆发后，1941年10月25日，中共北满省委给各级党部发出了指示信：

中共北满省委关于苏德战争爆发给各级党部的指示信

——致各级党部的信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五日）

亲爱的北满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同志们：

德国法西斯希特勒，六月二十二日晨，背信撕坏了三九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以武装进攻苏联。苏联的全体人民和红军在斯大林英明领导之下，胜利的进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战争，已经给德国法西斯以致命的回击和歼灭。背反公道者必亡，主持正义者尚存，这是世所共知的真理。苏联人民的正义战争一定能够战胜法西斯侵略战争。

苏德战争绝不是平常的战争，而是国际无产阶级第一次的祖国——被压迫民族的最好的同盟者——苏联全体人民与德国法西斯所搏斗的大的战争。由于这场战争的爆发，不仅改变了“温和的大方的和平建设的气度为军事步调，而且在国际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政治生活上也改变了其行动步调，就是国际无产阶级，尤其参战国家的工人阶级，在过去是集中力量去反对第二次帝国主义掠夺战的斗争锋芒，在现在已经掉转为”消灭法西斯侵略者，拥护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用最勇敢、最坚决的群众行动来援助苏联红军战斗胜利而奋斗着。在国际范围内吸收一切反法西斯人们。

……

北满党每个共产党员在今天，应该了解到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爪牙的趋向，如果是日贼在远东挑起反苏联战，日贼能不能放弃反中国战争呢？不能的，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他不但不放弃，而且更加继续反中国战争是势所必然的，因为日贼在自己强盗立场，反中国战争和反苏联的侵略战争，决不能分开的缘故。

……

这几年来，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所实行的血腥统治一年比一年不同，尤其是对于反日游击的进攻，是一年比一年厉害了。他简直是对东北人民无止境的作他的牺牲品，无止境的掠夺与垄断，把人民变成完全的奴隶。同时它对于游击队的“讨伐”我们根据这一年的经验来说，其“讨伐”的方法就是主要用最凶恶残暴的“篦梳山林”的方法和“分进合击”的方法并用起来。首先要消灭上级指挥机关以及一部一部全部队伍的计划。他要实现这个计划，增筑以集团部落、日本移民团、警察、满军日军所联成的封锁线，加强“匪民”分离和“归顺”政策，并增强林警哨线，增修延长山林电车道网，造成游击队的困难，造成“讨伐”队的便利，以便达到消灭游击队的打算。

……

现在我们英勇无比的东北游击队在数量上极端有限，但他是东北人民反日的武装斗争中所锻炼出来的革命精华。他从产生到今天，尤其是从三八年以来，在他的领袖——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经历了千辛万苦的难关途径，磨练又磨练的武装队伍。它是人民最爱戴和敬仰的和敌人最畏惧的队伍，他是中国共产党所培植出来的先进战士。所以我们每个指战员都有充分的和坚强的革命信念决心与毅力，任何敌人不能动摇和降服的铁的力量，它是中国抗战力量中有力的组成部分，是东北人民解放事业的最基本的基干队伍。

……

因此，环境要求：游击队过去所规定的“用胜利的军事行动来开展民众工作”的方法，必须以十二分的革命精神去耐苦的进行群众工作，在健强群众组织基础上，支持和展开游击运动。这就是说，过去我们的精力主要集中在游击队上，而实际上把群众工作放在次要方面，但从现在我们的精力主要放在群众工作上。只有健全的群众组织的配合，才能有胜利的游击运动。目前，我们的中心口号就是：“用大无畏的布尔什维克的积极精神去组织群众，直接准备民众武装！”“游击队与群众打成一片，坚持游击运动！”“加强侦探工作，积小胜为大胜，保持战斗精神优势！”“保存干部、培养干部，改善队伍和群众教育工作！”“提高党内革命纪律，清洗不坚定分子，提拔新干部，提高革命警惕性，肃清敌人奸细，巩固发展党的组织！”“为争取决战而斗争！”。北满省委郑重号召全体同志，为尽到消灭法西斯与拥护工人祖国——苏联，抗日救国建立东北人民自由政权的伟大责任，应当紧紧围绕这中心口号周围，在不倦的进行斗争中，把这口号实际上变成群众的行动口号。这是目前北满每个党员的工作基本准绳。

……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高举伟大的中共中央旗帜，向历史的途程胜利的前进，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中共北满省委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我们反复的学习了指示信，为进行一场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而准备着。

当时的北野营虽然闻不到战火硝烟，但是战争的气氛弥漫在兵营。我们无法预测这场战争的胜负，只能是时刻准备着奔赴战场，为正义的战争战胜非正义的战争而献身！

在每天行军的路上，严正略带悲壮的《神圣的战争》的歌声唱得也更加响亮：

起来，巨大的国家，做决死斗争，要消灭法西斯恶势力，消灭万恶匪群！让最高贵的愤怒，像巨浪翻滚，进行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

敌我是两个极端，一切背道而驰，我们要光明和自由，他们要黑暗统治！让最高贵的愤怒，像巨浪翻滚，进行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

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回击那侩子手，回击暴虐的掠夺者，和吃人的野兽！让最高贵的愤怒，像巨浪翻滚，进行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

不让邪恶的翅膀，飞进我们国境，祖国宽广的田野，不让敌人蹂躏！让最高贵的愤怒，像巨浪翻滚，进行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

腐朽的法西斯妖孽，当心你们脑袋，为人类不肖子孙，准备下棺材！让最高贵的愤怒，像巨浪翻滚，进行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

贡献出一切力量，和全副精神，保卫亲爱的祖国，伟大的联盟！让最高贵的愤怒，像巨浪翻滚，进行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

起来，巨大的国家，作决死斗争，消灭法西斯恶势力，消灭万恶匪群！让最高贵的愤怒，像巨浪翻滚，进行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

吴刚报名要求去前线了，我们都舍不得他走，大家说：“你别去了，我们这里需要你。”吴刚回答说：“我的祖国更需要我”。他走的时候，大家都哭了，这个俄罗斯小伙子像对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对待我们，严格地带领我们进行各项军事训练，热情地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使我们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也感觉到正义和善良是没有国界的。1942年的秋天，前线传来了消息，吴刚在战争中牺牲了，他把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自己的祖国。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在《战争回忆录》中写到：

莫斯科人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制订的改造首都工业的1941年第四季度计划。尽管当时处在极其复杂的战争环境中，这个艰巨的计划还是超额完成了。莫斯科的妇女和青年对保卫莫斯科、对在英雄城下消灭敌人，作出了特别出色的贡献。他们的崇高业绩苏联人民将永志不忘。当我回忆起在莫斯科城下取得的胜利时，总是不由得想起了不朽的列宁的话：“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情绪决定的。士兵们相信战争的正义性并且意识到有必要为了自己弟兄们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会提高斗志并且肯忍受空前沉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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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1:59
地窨子里约会

尽管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整个苏联，1942年的春天还是悄然的来到了远东，河汊子里的柳条毛子打苞了，丘陵和原野上展现着若有若无的绿色，这时我已经回到医务室工作了。

一天，我在医务室里紧张的忙碌，从东北作侦察工作回来好几个负伤的战士，其中有一名战士叫金国祥，我正在给他包扎，忽然他小声的对我说：“你知道吗？陈雷负重伤了。”听了他的话，我的脑袋“嗡”的一下，手里的工作停了下来，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金国祥看到我哭了，忙安慰我说：“没事，没事，他还活着，送到伯力军医院去了 。”

就在这一天，冯仲云也来到了我的身边，他和我说：“陈雷同志负重伤了，具体情况还不清楚。”听了他的话，我更是哭得说不出话来。

这一刻，我明白了，我一直是深深爱着陈雷同志的。因为挂念着他的安危，几天来，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4月中旬的一天，医务室又来了好几名伤员，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面前。陈雷，是陈雷。庄凤同志也看见了他，赶忙喊我给他包扎。他一声不语地坐在了我的面前，泪水，止不住的泪水划过了我的脸颊。陈雷同志伤在了右手的动脉处，我小心翼翼解开了他的绷带，怎么伤得这么重啊，整个的右手腕都是黑紫色的，他的人也瘦的皮包骨头。

据陈雷同志过后自己回忆，他在三支队被派往大兴安岭开辟新游击区，他们在大兴安岭的伊勒呼闾峰遭敌人伏击，在敌人猛烈、密集的火力下，他负伤了，子弹打中他的右手腕，动脉被打断，鲜血喷出一米多高。他立即用左手拇指掐住伤口。他身后的战士李长德见他负伤，爬过来帮他包扎。但是，只要左手拇指稍一挪动，血就不住的往外流。这时，支队长王明贵也过来了，他让李长德把纱布卷成一团往伤口处塞，几次纱布都被鲜血浸透仍塞不住。后来，支队长叫李长德用一根树枝把纱布硬顶到伤口处，才算止住了血喷，然后又用纱布缠上，血，总算止住了。这次战斗，陈雷真是捡了一条命啊。

在我整个的包扎过程中，我们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陈雷同志看到我哭了，他也流出了眼泪。我想，他死里逃生，一定有好多话想和我说吧。这个时候他一定需要我的安慰和鼓励吧，我决定一定要找个机会表明我的态度。

一天晚上，部队要在男同志住的大营房里开会，知道要开会，我事先给陈雷同志写好了一个纸条放在了兜里。纸条上说：“我相信你是好人，我永远等着你。”我想，一定要把这个纸条交给他。

到了晚上开会的时候，我尽量走在了前边，早就知道陈雷同志的床铺靠里面。终于坐到了他的床铺上，我看见在他的床头上叠着一件灰色的军大衣，就悄悄地掏出了那张纸条装进了他的衣兜里。

纸条是送出去了，但是我的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他会看到那张纸条吗？要是让别人发现了可怎么办？

第二天，我去厕所，就在返回宿舍的路上，修鞋的老姜（干巴姜）拦住了我，他说：“小李子，你的鞋我给你修好了，你跟我去取。”一边说他一边偷着给我使眼色。

没让干巴姜给我修鞋啊，我稀里糊涂地跟他来到了那个修鞋的小地窨子，到了门口，他把我推了进去，自己在外面把风。

小地窨子挺黑，半截墙上有一扇不大的小窗户。进去后还没等我看清里面，忽然一双有力的臂膀把我拥进了怀里，我知道那一定是陈雷，我的心在狂跳着，做梦一样，幸福和恐惧使得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哭了。陈雷紧紧地拥着我说：“我快要走了，执行任务去，我谢谢你，等着我回来。”

我含泪点着头，赶紧挣脱他的怀抱跑了出去。我太害怕了，害怕有人闯进来看到我们，害怕再有人给我们写“壁报”。

1942年5月19日，一个让我和陈雷同志终生难忘的日子。就在这天的晚上，北野营党委在书记金京石的主持下召开党员大会。大木房子的两排铺上坐满了出席会议的党员同志。有金京石、崔石泉、姜信泰、李永镐、金光侠、王明贵、彭施鲁、张光迪、隋长青、刘雁来、单立志、庄凤、张景素、崔永进、朴洛权、金昌铉、王一知、王玉环、李敏等人，崔石泉同志首先讲了话，金京石同志代表党委宣布：党委决定恢复陈雷同志的党籍，交党员大会讨论表决。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我坐在一个角落里，偷偷地擦去了眼角的泪花，我看了一眼陈雷同志，他回报我一个幸福的微笑。

决定宣布后，大家发言，一致认为陈雷同志从1940年到1942年在抗联队伍艰苦的战斗中，表现坚强，作战勇敢，不怕牺牲。最后，全体党员一致通过恢复陈雷同志的党籍。下面是《A野营中共党员大会决议案》和《周保中同志1942年5月17日的日记》：

A野营中共党员大会决议案

——关于“加强党性的锻炼”及恢复陈雷党籍问题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七日）

A野营五月十七日党员大会决议案

1． 1.大会听了关于“加强党性的锻炼”的报告以后，认为我们东北党组织不仅应当深刻领会中共中央的这个重要组织指示，而且应当在今后的艰巨的争取最后的东北人民解放事业中，作我们为党内巩固而斗争的工作方针。

2.对陈雷的恢复党籍问题，大会一致认为陈雷虽曾在过去与反革命分子——赵尚志合流同污，但在此将近两年的斗争生活中他曾以最大决心改正错误思想表现坚定，故同意北满省委的提议：恢复陈雷的党籍，但对陈雷所残存的小资产阶级的骄傲与轻浮等现象，党组织应加紧克服之。

（全体通过）

A野营中共支部委员会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七日

（摘自A野营中共党支部委员会，东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4册1页）

周保中同志1942年5月17日的日记：

五月十九日在“领导干部、野营党委、积极分子联席会”上提出报告提纲草案，经讨论后通过决议案。该议决案交存党委一份（A野营），拟转交王新林一份。

拟定婚姻简则（东北抗日联军部队内临时规定）。

陈雷一九三九年从助长反党反革命阴谋之流氓分子赵ⅩⅩ①被北满开除党籍。依照严格之要求，陈雷实尚缺乏充分之条件恢复党籍。但北满负责同志张寿篯认为必可以恢复陈雷党籍。只就主要方向两点：

一九四一年在第三支队工作有积极性，与同年冬该支队惨败，陈雷尚能于极艰难时表示稳定。

余故依此两点而同意其回到党内，同时指出陈雷改正错误不彻底性以及党性不足之表现（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并行）。

① 原文如此

关于赵尚志总司令的问题，经过了漫长的42年以后，中共黑龙江省委终于平反了这起冤案，恢复了赵尚志同志的党籍。

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恢复赵尚志同志党籍的决定

（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

赵尚志同志，一九○八年生，辽宁省朝阳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政治部主任、珠河反日游击队队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主席等职。

一九四○年一月中共北满省委以赵尚志推行反党“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企图捕杀北满省委领导人等罪名，开除了赵尚志同志党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省委根据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以及家属的申诉，对开除赵尚志同志党籍问题，进行了复查。经复查，赵尚志同志在珠、汤联席会议上以及会后，并没有反对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只是对吉东特委、中央代表来信和王明、康生指示信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不存在反对中央和反党“左”倾关门主义路线问题，更不存在企图捕杀北满省委领导人的问题。

赵尚志同志的一生忠诚党的事业，是个坚贞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坚强不屈，英勇奋斗，作出了重大贡献，直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因此，开除赵尚志同志的党籍的决定是错误的，是一起历史冤案。省委决定，撤销一九四○年一月中共北满省委常委《关于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定》，恢复赵尚志党籍，推到强加给赵尚志同志的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名誉。同时，对因赵尚志同志的问题被牵连的陈雷、于保和、李在德、刘凤阳以及其他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都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黑发干字{1982}103号

就在陈雷恢复党籍后的第二天，我听说他又要去执行任务去了。

晚上说啥也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我在想，他又要走了，做什么去呢？还像上次那么危险吗？他还能回来吗？不行，我得送他样东西，留个念想。翻了半天，背篼里只有一个我亲手用线勾的牙具袋，对，就把牙具袋送给他吧。

第二天早上我找到了李桂香，李桂香的丈夫叫金永贤（金大宏），他和陈雷这次一起派了出去。李桂香和金永贤已经结婚，她可以公开去送自己的丈夫。我把牙具袋交给了李桂香，红着脸请她帮忙交给陈雷，李桂香笑着答应了。

这时，我已经调到无线电连开始学习无线电了。这天上午正巧考试，考官是苏联人叫奥斯特列阔夫，他平常对我印象挺好。

我手按着电键，可心却不在考场，我听到外面的操场上卡车的发动声，有人在上车，有人在道别。我再也考不下去，手里的电码全都乱了。奥斯特列阔夫奇怪地看着我：“苏拉，你怎么了？”

“我，我头疼的厉害。”我的头真的在疼，泪水模糊了双眼。

“那，你回去休息吧。”奥斯特列阔夫说。

我哭着跑出了电报室回到了宿舍，宿舍里没有人，我一个人哭了个够，这下子心里舒服多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李桂香悄悄地和我说牙具袋交给陈雷了，陈雷还托她给我捎件东西，李桂香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了一个手绢包，我打开一看，是一个口琴，我把那个口琴紧紧地攥在了手里。

我想，我们这就算订婚了吧，都互相交换信物了，我在心里盼望着战争能早一天结束，陈雷能早一天回到我的身边。

这一年的夏天我们又盖了几栋大大小小的木头房子。伐木、挖地基，任务十分繁重。每个连队一星期还要轮班安排一天（24小时）去厨房帮助削土豆皮做杂务，好几百人的伙食，土豆皮往往要削一宿，常常困得把刀削在了手上。尽管这样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却是一天也不能停的，同志们回到宿舍累得倒头就睡，而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往往要掏出口琴，想念着远方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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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2:00
东北抗联教导旅（八十八旅）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抗联部队的领导人认为非常需要把目前“硕果仅存”而又分散在南北两个野营的以及在苏联集体农庄劳动或作侦察工作的抗联人员全部集中起来，组成“一个学校机构或者是教导团的机构”进行统一管理，并就此与苏联红军方面协商。

1942年7月16日，王新林（苏方代表）通知周保中、张寿篯，苏方同意把东北抗日联军南北野营及在东北活动的抗联人员统一编为一个旅。关于这个旅的建立，王新林提出：第一，编队的目的是要培养东北抗日救国游击运动的军事政治干部；第二，旅的任务是在东北转入直接的战争环境时，发展积极有力的游击运动；第三，中共党组织的关系和中共政治路线不变更，今后的工作、活动，苏方不但不限制其独立活动性，而且旅的部队还要加强自己的独立活动性；第四，旅长及其以下主要军事政治干部由现有的东北抗日联军游击队干部充任。

7月22日，苏联远东方面红军司令阿巴纳申科大将接见了周保中、张寿篯，并以司令部名义委任周保中为教导旅旅长，张寿篯为政治委员（后改为政治副旅长），金日成、王效明、许亨植（李熙山）、柴世荣分任各教导营营长，安吉、金策、季青任各教导营政治委员（后改为政治副营长），阿巴纳申科还就教导营的建设提出如下提议：

（一）中国旅（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之成立，在于培养东北各省的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军事干部，“一旦满洲……处于新的战争环境时，中国特别旅应起重大作用，成为远东红军与中国红军之连锁”，使东北人民从日寇压迫下解放出来。因此，教导旅必须加速训练，做好战争准备。

（二）对于教导旅培养的政治军事干部，不但要他们领会战略战术和游击运动的原则、原理与经验，同时必须精通各种现代兵器技术技能。

（三）特别注意构成战斗系统的通信联络，培养众多的无线电通信技术干部。

1942年8月1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正式宣告成立。教导旅旅长周保中，政治副旅长张寿篯、副参谋长崔石泉（崔庸健）。旅以下编四个教导营，两个直属教导连（无线电连后改为通讯营，又增设中文翻译连，1944年又增设自动枪教导连）。每营两个连，每连三个排。第一教导营，以第一路军人员为基干组成，营长金日成，政治副营长安吉；第二教导营，以抗联第二路军第二支队为基干组成，营长王效明，政治副营长姜信泰；第三营，以抗联第三路军人员为基干组成，营长许亨植（许亨植牺牲，由王明贵任），政治副营长金策；第四营，以抗联第二路军第五支队以及第一路军一部为基干组成，营长柴世荣（后为姜信泰），政治副营长季青。全旅共有官兵一千余人，八十八旅是个名符其实的国际反法西斯战士旅，八十八旅共有四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苏联红军官兵，大约有三百余人。在这些苏联红军官兵中，既有俄罗斯人，还有早就加入苏籍的华人、朝鲜人、赫哲人等；一部分是前来集中整训的抗联部队官兵大约七百余人；一部分是来自一路军的朝鲜抗联战士大约有三百余人；还有一部分大约有二百余人，是长期潜伏在东北各地区从事敌后侦察任务的侦查员。

教导旅按苏军步兵装备，服装等均按苏军陆军官兵供应标准供应；抗联人员正排以上干部授予军官衔，薪金待遇与苏籍同级军官相同。

抗联教导旅在名义上暂由苏联远东红军总部代管，接受了“苏联远东红旗军独立第八十八步兵旅”的正式番号（对外番号是“8461步兵特别旅”，又因其由中、朝、苏三国人员组成，故又称“国际旅”），但是在内部仍然保持抗联的独立性，保持抗联单独的组织系统，执行抗联独立的政治军事任务，派遣小部队返回东北进行抗日游击活动等。同时，教导旅又是一所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为将来抗联队伍的扩大准备骨干力量。东北抗联教导旅在完成上述使命中，得到了苏联远东军的指导和帮助。

1942年9月13日，教导旅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正式取消中共满洲省委撤销后东北党组织三个省委的建制，统一建立了“独立步兵旅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亦称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书记崔石泉（崔庸健），副书记金日成、金京石。东北党委会下属包括在野营和派遣到东北进行小部队游击活动和执行其他任务的中共基层组织。东北党委会执行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它同教导旅内的联共组织，既保持工作上的互相联系，又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各自的独立性。

抗联指战员常年在东北战场上与日伪军苦斗，难得有学习和训练的时间，因此都十分珍惜在野营和教导旅的整训。抗联部队的整训，开始是营建劳动。我们开荒种地，建造营房，采石铺路，并制造桌櫈等各种用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开荒百余亩，建起了五座营房以及其他设施，基本满足了官兵们学习、生活、训练等的需要。

营建后，主要的任务是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文化学习。军事训练包括降落伞训练，各种军事武器的实用，滑雪冬季战斗，夏季游泳训练，通讯技术，前线救护等训练。政治学习按文化程度高低分为两组。政治学习的主要内容有：联共（布）党史、社会发展史及斯大林的讲话、报告、文章。旅部设有有线广播台，每天播放西线的战争和中国的抗战消息。为了提高政治、思想水平，他们还着重学习中国共产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指战员们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搜集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文章和其他学习材料主要有：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论新阶段》以及《论持久战》的有关章节，《反对自由主义》、《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共中央重要文件《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周恩来《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斗争》、朱德《建立东方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等等。这些文件和著作的学习，使教导旅指战员不仅了解了整个抗日战争的形势，增强了抗战胜利的信心，而且也提高了思想理论水平，改进了作风，增强了团结。

抗联将士虽然身居异国他乡，但他们的心却始终向往着延安，怀念着祖国，怀念着党中央和党的领袖。每个连队的俱乐部里都挂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画像，表达着抗联指战员对祖国、对党的深切怀念。

为了肩负起未来的光荣使命，教导旅对于军事训练十分重视。教导旅的军事课程由苏军军官担任教官。教导旅要求官兵刻苦训练，练成超等的射击技术，达到百发百中；还练习跳伞空降技术等等。此外，教导旅对于侦察勤务、步哨勤务、传达勤务，游击队的战术、战略和战法问题以及对于正规军作战的关系问题，军队的一般管理问题等方面的学习和训练，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还抽调了三十余人组成无线电报务训练连（后改为营），专门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培养了一批水平较高的收发报人员。这些同志还直接参加了对上千公里日军要塞设施的侦察任务，为苏联红军反攻做了很重要的贡献。

在野营整训的同时，教导旅还先后派遣十几支一百多人次的小部队回东北进行小规模的游击活动，和军事侦察，打击日本侵略者，有力地鼓舞了东北人民抗日士气，也为将来的反攻作战，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为了适应迅速发展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东北党委和教导旅积极准备参加全国抗战总反攻的伟大战斗。

成立了八十八旅以后，我们都授了军衔，发了新军装，女战士的服装是军绿色套头呢子上衣，前面开半截扣。下身是藏青色呢子裙，脚上是皮靴子，还有一件灰色的呢子大衣。

在这一时期，不断有伪军反正过来参加88旅。

1942年7月19日，我们在野营驻地召开了“欢迎反正抗日新战士”大会，会上周保中旅长，张寿篯政治委员作了演讲，沈泰山代表游击队，我代表女战士致了词，我们全体唱了《吉东军歌》等抗日歌曲。

吉东军歌：

我们是保卫神圣国土独立的战士，肩负着人民希望，拿起武器奔赴战场。陈政委领导我们吉东军，周政委指挥我们吉东军。我们所到之处，胜利旗帜迎风飘扬！迎风飘扬！

我们是争取和平民主自由的战士，为捍卫正义事业，万众一心奔赴战场。陈政委领导我们吉东军，周政委指挥我们吉东军。我们所到之处，胜利旗帜迎风飘扬！迎风飘扬！

周保中旅长1942年7月19日，日记摘抄：

七月十九日

由余召集全野营露天大会，欢迎反正抗日之新战士，政治委员∏出席讲演，对于新战士特加鼓励，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苏联国家制度及对外政策，同情中国解放，揭穿日本法西斯军阀之罪恶行为。余与寿篯均出席发言，齐连升代表新战士致答词，游击队代表沈泰山及女同志李明顺致词以及唱民族歌曲。午后五时散会。

……

摘自《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43——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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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2:00
远东派遣

远东八月末，已经有了秋的味道，山岗上，丘陵上的树叶开始发黄、变红。有一天，我刚走出宿舍，站在单杠底下，看见一个人从大营房那边向我走来。自从发生“壁报”事件后，我很少跟男同志说话了。我刚想转身离开，那个人已经来到了跟前。这个人是三路军指挥部秘书长张中孚同志，我在南北河密营时曾经见过他，他给我们讲过课。

看到我想走，张中孚喊住了我：“小李子，小李子，你别走，我找你有事情。”我收住了脚步问他：“什么事？”他挺神秘的和我说：“小李子，我要走了，去执行任务。”他这一说，我立刻想到了陈雷，陈雷走的时候，不也是这样说的吗？

张中孚秘书长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他是怎样牺牲的，怎样殉国的，我们一无所知。牺牲在这一战线的同志很多，其中包括我的哥哥李云峰。

张中孚秘书长生平及主要事迹：

张中孚原名张凤岐，字乐然，号兴周。1931年冬，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他于1937年1月中旬，去黑龙江省富锦县，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秘密从事抗日救国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末和张进思等参加抗联独立师，任独立师师部秘书长，同年10月间，任十一军军部秘书长。从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先后活动在富锦、同江、抚远和宝清一带。

1938年10月中旬，张中孚跟随李兆麟从宝清抗联后方基地出发，随六军教导队和十一军一师进行西北征。他们几经辗转，历尽艰辛，翻越小兴安岭，于1938年12月底到达海伦县境内白马石。1939年1月间，担任北满抗联总司令部秘书长。自1939年5月底起，一直担任第三路军总指挥部秘书长。自1939年1月至1940年5月，主要活动在海伦东山里八道林子、德都县朝阳山和北安县木沟河一带。

1940年5月末至1940年11月初旬，张中孚跟随中共北满省委书记金策在省委工作，活动在庆城和铁力南安邦河上游、绥棱、通北县南北河和海伦县八道林子等地。

1940年11月中旬，兼任抗联第九支队宣传科科长。从这时至1941年5月，张中孚同马克正、边凤祥率领总指挥部和第九支队人员活动在南北河、木沟河、二更河、土鲁木河一带，采取灵活机动战术，粉碎了日伪围剿。自1941年6月至

1941年10月，同第九支队活动在通北、克山、拜泉、讷河一带。

1941年11月，同边凤祥第九支队部分人员向萝北转移。12月初，在李兆麟率领下，随第九支队三十二人从萝北越境到达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东北的北野营。在苏联整训期间，担任“东北党领导干部临时支部”（既野营党委）委员。
1942年8月30日，被苏联和抗联秘密派遣，由三人护送回北满单独从事抗日侦察情报工作，从此未归，失踪。大约于1943年内牺牲于东北战场。

张中孚是辽宁省参加东北抗联的先驱，是抗联中职务较高的文职领导干部。他在从1937年参加革命至1943年内牺牲的七年中，在中共北满省委、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及李兆麟、金策等领导下，始终抱着民族解放事业必胜、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为向地方群众和进步的伪职人员宣传我党抗日救国方针，为教育抗联内部人员，作了大量思想政治工作，为建立和巩固黑嫩抗日根据地，为粉碎日伪“讨伐”，起草、印刻文件，编辑《北满救国报》，做了大量文字工作；为加强部队和地方的党政工作，为强化内部保密和开展反奸细斗争，做了大量检查、培训工作；为加强对总指挥部和第九支队的管理，为精简后方和供应物资，作了大量筹集和外部联系工作。最后，为苏联和抗联准备战略反攻，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从事小部队工作，献出宝贵生命，年仅三十三岁。

中共辽宁省铁岭市清河区委党史研室

一九九六年二月十五日

派遣回国的小分队也是艰险重重，他们克服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与敌人、与饥饿进行着顽强的斗争。李在德同志在其回忆录《松山风雪情》中记述道：

部队在暴马顶子大约休整了一个月。王效明支队长任命于保合为宣传科长兼电台报务主任。让我与保合同志一起负责电台联络工作。1941年七八月份，王效明支队长率部队往西边的依兰方向进军。由于挠力河发大水，淹没了草甸子，无法行军。部队只好绕道走上游，多走了一个多月的路程。我们准备的粮食只有7天的，后二十多天没有粮食吃，大家饿的走不动，一天走不了几十里路。我们捡蘑菇、挖野菜、摘刺梅果，还有树叶、树皮、草根等等，凡是能吃的东西，都找来吃。

一天，队伍走到小团子山。这里地势较高，春天有人在这里种过大烟，夏天割完大烟人已经走了。我们在地里找到一些零星的菜，如窝瓜、角瓜、萝卜，还有点大烟籽。总算吃了一顿正经粮食，救了我们的命。小团子山周围是一片汪洋，可部队继续前进。王效明支队长派姜政委带一部分人去找给养，正碰上一队敌人的骑兵。队伍转移时，李成祥同志失踪了。王支队长把队伍集合的地点记错了，我们和姜政委的人没有接上头，队伍分散后人更少了。

有一次，部队正找休息的地点，到了离早期活动时住过的炭窑不远的地方。王支队长派指导员李在明和中队长李中彦去看看有没有人。但只有李中彦一个人回来了。他汇报说，到炭窑看了没有人，李在明已经饿倒在炭窑门口，说：“我走不动了，不行了。你回去告诉支队长，我誓死也不叛变，要革命到底。”听了李在明指导员的临终遗言，我们都眼泪直往下流，在艰苦战斗中，同甘苦，共患难的亲密战友，就这样和我们永别了。

小雨一直下个不停。为了过挠力河，我们开始割柳条做筏子。二十多天没有吃粮食，身上没有一点力气，同志们拼尽全力，做好筏子渡过了挠力河。过河后，大家咬着牙继续前进，饿得实在走不动，一天只能行军五六里路。有的同志全身的力气已经消耗完了，倒在路边一动也不能动了。我们的司务长老王（王起刚同志）三十多岁，原是个伐木工人，身体高大强壮。他饭量大，平时像我这样的两个人的饭量也不够他一个人吃。他为了大家，到处找吃的东西，找到了吃的，自己不吃，先给同志们吃。我见他饿得不行，有时省下点吃的给他，可根本解决不了他的需求量。终于有一次，老王和另一个炊事员李成相同志，倒下以后再也没有起来。人们虚弱得连掩埋战友的力气都没有，只好含着泪，将烈士的遗体安放在树丛里。

关于这次行动王效明支队长在派遣工作汇报里写到：

……

我们的工作经过除由电报告外，兹祥报于后：我们在饶河整理队伍以后，于九月十七日即开始西进；经过小东沟义顺号北方，越过蚂通河，二十九日始至敖力河。在忍饥、大水当中行军，队员多数疲劳不堪……

姜所率征发队当夜被敌发觉，遭受日寇骑兵尾追，当时失踪2名（刘贵、陈学山）……九号，智贵德因饿牺牲，迫不得已才开始西行。途中给养只有仰赖葡萄、刺木果、元蘑为主要食品。十月十四号行至狼洞子沟，派李中彦、李在名、鲁得才等三名去筹划给养。李中彦回来，李在名、鲁得才未归队失踪。十五号，王喜刚又牺牲了。十六日邱福进饿毙了……

摘自《东北地区历史文件汇集》

通过这封汇报信，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派遣工作的艰苦和危险，侦察队的战士们掩埋了战友的尸体，继续前进，有的时候，他们连掩埋战友的力气都没有了，即使这样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肩上担负的重担，只要有一口气在，就要坚决的完成任务。还是这封报告信，信中详细的汇报了他们所侦察到的情况：

……富宝县敌人驻军情形：富锦县原驻军是靖安军四个团（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一个炮兵团），靖安军分驻富锦、同江、抚远、饶河各地。于二月三号听说日寇重炮兵二百名，经过集贤镇去富锦。炮由汽车运去的，也有说夜间密运的。又讯据群众传说，敌走狗满军及蒙古军开往富同抚各县，将对苏联作战（数目满军一万、蒙军八千）。

……

宝清敌人军事建设。宝清除原来建设三个大营外，在大营东隔壁两个院有日寇坦克车及汽车装置工厂和枪子厂。在兵营和工厂前面完全是弹药军火仓库，在仓库前面又是兵营，在兵营前面南面的是汽车场，西面是电灯厂。电灯厂西面是小山，小山上是自来水塔，山西面是日寇大病院（能容六百人）。宝清城内仓库里面所盛的东西，仅有人马给养，弹药在去年已运往他处。宝清敌人飞机场有两处是飞机场，一处是着陆场。南门外夹心子是飞机场，内里有五处大黑房，每所完全黑色，长五十米、宽十余米，额外有两趟兵营。传说黑色库里是弹药，军火仓库。场面用石头、沙子、臭油制成，周围洋沟用洋灰筑成，沟外土堡长宽十余米达。土堡角有带掩盖栖息所。北门外路东飞机场，场面也用石头子、沙子、臭油制成。全场长七百五十米，宽五百米周围也有土堡。西门外飞机场是着陆场，场面是土的，周围铁丝网，在场东北角两处小房（电话室及卫生所）。

关于当时的百姓生活，信中写到：

东北民众生活情形，据奉天来谈称，敌人的经济掠夺真是不堪忍受。农村粮食日寇完全用贱价收买布匹及其农业所需器具非常昂贵。六十岁以上老人不配给，八岁孩子不配给。去冬妇女仅配给七两棉花还不是正装棉花，配给布完全用稻草或木头、南麻制成，用不到三天即破乱不堪。群众禁止吃大米和白面。偶尔群众秘密碾一点面吃，特务知道非受罚即须坐监。灯油完全断绝，豆油群众不要想吃，完全没有。加以苟捐杂税，群众痛苦非笔墨所写尽。

……

在1940——1945年这段时间内究竟往东北派了多少小分队和单个的侦查员，因为当时属于绝密，很难具体统计出数字，我们从周保中同志给派遣人员的信件中也能看出当时的一些概况。

周保中给刘雁来的特别指示信

——关于侦察报告饶河至宝清汽车路敌情等问题

（一九四三年八月七日）

工作任务特别指示信

刘雁来同志，现在我指派你的专门工作任务就是：

一、由饶河到义顺号（大和镇），由义顺号到宝清，在这条汽车道上，你必须直接监视和侦察。不论白昼、夜间，凡是日贼一兵一卒的运输来往，各种军事调动，宝清县境、义顺号附近、饶河县境日贼的驻军、兵力、兵种、营房、防御阵地建筑、仓库、飞机场、汽车堆栈，军用马场马匹、马草，交通道路的修筑设备，被强迫劳动的工人数目、工作对象，电报电话的联络设备，移民团的位置和人数多少，增加或减少，移民团干什么。除此以外伪满军警的情形。上面所说一切，你都得设法监视和用各种方法随时侦察清楚。随时用无线电向我处作汇报。每次报告的内容，要提出重要的、有价值的，并且有根据、清楚、明瞭。

二、你过去的工作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够在伪满军警中和人民群众中进行秘密的有组织联络的工作，今后你一定要改正这个缺点，一定要在伪满军中做秘密工作得出成绩来，民众工作多注意农村中的可靠分子和工人工棚。我处需要人员，如果有哗变暴动的伪满军或工人，打死日贼或活擒日贼没收他的重要文件地图，如果有这样的事，你可以指导他们斗争，或者情形陷入困难时，可以领他们到我处来。但是要特别预防日寇奸细作假，并且若是真的，必须奔投我处，可预先通知我。或者你先亲自来和我接头领受指示。

三、你要和李永镐小队保持人力交通，并且随时预备粮食服装，你们自己必需的军用品。

四、这次由曲宝申带去的枪械钱款等，由他向你报告。我处直接交给曲宝生零钱四百一十元，给予曲宝生奖金五十元，张家德二十元，其余你处的各同志每人十元，剩下的作购物费用。你和我处还要保持人力交通，油印机和油墨快送我出来，李进才同志大概已回到你处下次交通可派他来。

五、李永镐若有交通在你处，你可将我给他的信和政治消息送去。

此致敬礼

总指挥 周保中

一九四三年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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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2:02
通过周保中同志的特别指示信，我们能看出当时的派遣人员所要执行的具体任务。当时在北野营和南野营总有同志们来来去去的去执行特殊任务，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我们从不打听。派遣的侦察人员，好多人牺牲在了东北，我所尊敬的白福厚团长1941年也牺牲在了黑河地区孙吴、辰清东方，毛兰顶子的一次遭遇战中。

白福厚同志曾受地下领导人陈大凡同志的派遣参加了伪满军，1937年8月率伪满军三十八团二连和机枪连起义，加入抗联六军一师六团，任连长，1939年冬我们分别以后他所带领的部队编入三支队，任第七大队长。白福厚同志立场坚定，英勇顽强。他编入三支队以后在智取克山、奇袭北兴镇、奔袭霍龙门等一系列战斗中，他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作战勇敢，遇事机智灵敏，十分果断，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员。他关心同志，爱护群众，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我永远忘不了我们在一起工作和战斗的日子。白福厚同志的牺牲给部队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张寿篯给金策的信中说到：

“三支队回来以后，由于大雪的关系，受到大自然封锁，而长期停驻在孙吴、辰清的东方、毛兰顶子密林中困守，由于三支队久驻于敌人堡垒和驻军区的附近而遭到敌人的暗算，误入敌人埋伏线，牺牲了白大队长（白福厚）、姚指导员等主要干部，损失两架轻机，使队伍发生了严重危机，简直不能再担负起西兴安岭的伟大任务。我在四月二十五日接见了三支队的交通员，我听了报告，并知道三支队在被日寇伏击损失以后，并未消极，而顽强的攻破辰清车站，获大批大烟（价值三万元伪币）及粮食等，我估计到三支队是我军中心部队，任务异常繁重。干部状况，如此严重，在万分不得以的情况下，派遣陈雷、赵喜林到三支队去担负政治工作，陈雷以宣传科长的名义及职权进行工作，赵喜林则由三支队分配工作。给他们的指示是详细的，因为我熟思细想，只有这样作去。”

在派遣人员中，还有我在南北河时期的亲密战友陈玉华同志，她也牺牲在了执行任务中。

陈玉华同志是第一批学习无线电技术的优秀的东北抗联人员之一，曾在三陆军总指挥部任电报员。

1942年的冬天，女战士陈玉华同志背着电报机，跟着特别派遣队，借着狂风怒吼，积雪纷飞的夜黑头天气为掩护，去北满一带开展活动。当她们走到饶河县暴马顶小佳河附近时，突然遭到了敌人的围攻。战斗进行的很激烈。陈玉华同志一面用身体掩护着电报机，一面沉着的战斗。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中，几个同志倒下去了。陈玉华同志也负了重伤，子弹穿透了她的胸腹，她忍痛吞吃了电报密码，将电报机砸碎甩进深雪中……。就这样，她英勇地牺牲了。

抗联部队的侦察工作从1940年抗联人员入苏整训就有计划的开始了。一直到1945年，我方不停地派遣小分队和单个人员回国侦察，为最后的大反攻作准备，抗联部队的上层领导人和高级干部如王效明和姜信泰等人都亲自带队回来过，陈雷同志曾经武装派遣回国三次。抗联第三陆军关于派遣工作说的十分明确。

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部第十九号训令

——令各支队建立侦察工作

（一九四○年十一月一日）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部训令 抗字第十九号

为令遵事，查抗日战争益趋紧迫，日寇的最后挣扎仍在继续。我军血战已经八载，敌人虽然实力受到消耗，但其消亡中国的阴谋是有加无已。为了彻底战胜日寇，侦查工作成为有决定意义之一环。侦察工作不但能知道敌人的计划，同时还能调查敌人的弱点，对于军政工作意义诚为重要胜负的关键。不但优良时机，胜利条件不能让过，同时困难条件的克服，基本实力的保存，都有重要关联。同时侦查工作还是巩固我军与群众联系的唯一武器。各支队即刻建立专门侦察机关（侦探部），设侦探长专司其职，选择良善、诚恳、机警、有经验的干部，实际进行工作。开侦探训练班（根据军事常识内载关于侦察工作的材料，配合实际经验），尽一切可能在行动中，来找寻物色人才，及侦探线索。以相当的人力、财力、精力，来建立城市、机关、乡村、兵营、交通线、敌人要塞中的侦察工作。各支队任何临时后方，应有侦探分部，以便切实进行工作。临时消息、必须材料（如敌人驻军防所、军事行动、文件地图、兵士和官佐的文件手碟、兵库、飞机场、道路、桥梁、兵营等图），不但总指挥和上级需要迫切，即支队本身亦成为重要需要。必须精细审问俘虏，敌人的官兵，每次在俘虏中，都应找出有价值的消息和重要材料。不允许多用严刑拷问俘虏，经常在严刑之下是得不到真实材料，但是不可免的有时也要用刑。严防敌人侦探混入我们的工作部门中，提高反敌人奸细的警惕性。综上各节，务必认真执行，不得故意玩忽，致干咎责。切切。此令。

总指挥 张寿篯

政治委员 冯仲云

大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一日

抗联八十八旅的指战员，从1940年到1945年的各项侦察活动中，克服了重重困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收集了大量的有价值的军事情报，查明了苏满边境17个筑垒地域的构成、坚固程度、人员及布防等情况。还查明了日本关东军的数量、番号、布防、军用仓库、飞机场、桥梁和重要军事设施，并绘制了地图。这些情报经周保中、张寿钱等八十八旅的领导人汇总后，为制定远东作战计划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敌情基础资料，为远东战役的胜利做出了突出重要的贡献。

周保中将军的夫人88旅交通营指导员、无线电营政治副营长王一知同志在回忆录中写到：

当时由我军提供给苏军的各种情报与苏军从各种渠道收集的情报一起，分门别类制成手册，连同标有敌人防御工事的地图，在1945年7月份发至苏军连以上军官，人手一册。苏军能在远东战场上，在陌生和极其艰难的地理条件下，能够正确的击破精锐的日本关东军防线，是与我们抗日联军作出的贡献和牺牲分不开的。对此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阿巴纳辛克元帅曾经十分激动地向周保中说：“感谢你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宝贵情报，佩服中国的英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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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2:02
空降训练

还是在1941年7月份，周保中同志曾带领北野营的部分男同志，去伯力木格店机场去学习空降。

大约十多天以后他们就回来了，听说都学会了。这时女同志们沉不住气了，我们也急着去学习跳伞啊，所以就选派了王玉环同志为代表，向领导请战，要求也去学习，当时领导并没有表态。

8月下旬，突然通知我们全体女同志集合，准备去学习空降。听到这一消息，大家都兴奋的不行了。三十多名女同志坐了两个小时的帆布篷大卡车来到了伯力城东北方向的木格店训练场。

紧张的训练开始了，按照教练的要求，我们先从一米高的跳台往下蹦，蹦下来以后要站稳，姿势要正确。就这样练习了三天，我们开始上跳台了。

这家机场比较简陋，跳台有45米高，是用木头制成，西伯利亚的秋风十分强劲，木头的跳台在风里直摇晃，我们战战兢兢的爬了上去，尽管害怕，但是没有退却的，反复的练习了五天，大家都及格了。到了第八天，我们开始登机跳伞了。

我们登上了一架运输机，飞机在一千米上空盘旋，巨大的引擎轰鸣着，当机舱门被打开时，我们按着顺序一个一个地往下跳，跳下后，要自己拉开引线。轮到我了，我鼓足勇气，心一横，闭着眼睛就跳了下去。人下去以后，头是从下的，每个跳伞员身后面背着主伞，前面带着后备伞，以防后面的主伞打不开，好启用后备伞。真的是头重脚轻，从机舱出来后，在急速的下落过程中，我拉开了主伞。主伞“砰”的一声像一朵蘑菇云在我的头上打开，人也在瞬间变成头上脚下了。这时我的四周都是降落伞绳子，我紧张地抓着绳子，按着教练的要求，掌控着风向和落脚点。

我稳稳当当地按照要求降落在了指定地点，心里真是太兴奋了，我竟然学会了跳伞，如果战争需要，我也可以飞回我的祖国了。

通过十来天的训练，我们全体女兵圆满地完成了训练任务，返回了北野营，这是我们第一次学习跳伞。

1942年的9月份，部队安排我们进行第二次的空降训练。

第二次去练习跳伞和上次不同，临出发前，苏联医生要给每个人都做体检。当检查到我的时候，医生意外的宣布，我患有心脏病，不适合跳伞训练。听到这一结果，我立刻哭了起来，我怎么能不去参见空降训练呢？如果学不会跳伞，将来怎么参加大反攻？又怎么回到我的祖国？越想越伤心，我哭着去找张寿篯的夫人金伯文同志了。

金伯文看到我这样，忙安慰我说：“别哭，别哭，让张政委想想办法。”

张政委果真给我想了个办法，他安排我作为后勤人员随队一起去，具体的任务是每天给领导送饭。

我们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坐船去往乌苏里斯克（双城子），我们将在那里进行第二次的空降训练。

轮船顺着黑龙江向南行驶，走了一夜才到了乌苏里斯克（双城子）。这里有空军基地，我们住在一个三层楼里。

到了这里的第二天，紧张的训练就开始了，我们先从五十米高的训练塔上往下跳，跳到地上能站稳，不摔跟头就能得个五分（满分）。然后学习折叠降落伞，这个环节也十分重要，如果在高空降落伞不能有效的打开，那是十分危险的，曾经有一个学员，就因为降落伞没有打开，掉到地上牺牲了。经过几天的跳塔训练后，我们像上次一样开始登机从高空往下跳了。

飞机盘旋在三千米的高空，引擎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我们彼此都听不到说话，只能看教官的手势。机舱门被打开了，巨大的气浪吹得我们站立不稳，教官打着手势，学员们一个挨着一个像下饺子似的跳了下去。轮到七军的战士吉新林跳了，到了机舱门口他往下一看，说啥都不敢往下跳，他嘴里喊着：“哎呀妈呀！我不行了！我不行了！”看到他这样，旁边的领导立刻把他拽到了一边。

也许真的是心脏有毛病，就在跳出机舱的时候，我的鼻子开始流血了，流出的鲜血染红了胸前的衣服。

我稳稳地落地后，偷偷的擦去了流出来的鼻血。这天的晚上营里召开了大会，对吉新林同志进行批评教育。在会上，周保中同志对我们女同志提出了表扬，他说：“八十八旅的女同志都是好样的，作战勇敢，训练认真，没有掉队的。”周保中的表扬极大地鼓励了我们。

周保中同志在1942年10月9日的日记中对这次跳伞训练有如下记述：

“东北游击运动抗日救国斗争中妇女参加诸般战斗工作，普遍表现良好，甚至许多妇女表现革命斗争性特异，不落于男子后。即以学习降落伞而言，去年十月曾派遣十二名妇女学习，在ⅹ城机场曾降落两次后，因季节天候限制，中止学习。今次妇女参加学习者二十名，有降落三次者，有二次者四名。男子中尚有因胆怯或无忍受性而放弃学习者，妇女无一人落伍，表现坚毅勇敢，且有纪律性，深受某降落伞专家苏联闻名中校同志及MeTOB总教官所深赞佩。

此辈革命妇女在中国航空降落伞术的历史上应占重要之篇幅，学习妇女特记名于后：

政治指导员王一知，班长金昌玉（高丽人），班长王玉环、李淑贞、队员李敏（高丽人）、金玉顺（高丽人）、金伯文（高丽人）、庄凤、柳明玉（高丽人）、郑万金（高丽人）、邢德范、赵素贞、胡秀珍、金玉坤、徐云清、李桂香（鄂伦春人）、金顺姬（高丽人）、张景淑（高丽人）、朴景玉（高丽人）、李英淑（高丽人）。”

到了双城子空军训练基地，我不只是参加训练，还有一个任务需要完成。周保中、冯仲云、张寿篯三位将军的午饭由我用一个挎篮从食堂里打出来，给他们送到宿舍。等他们吃完了把食具拿回来，我再回食堂吃饭。当初体检不合格，我就是以后勤人员的身份来到训练基地的。

一天午后，我刚刚回到食堂端起饭碗，一抬头，看到国际交通员栾继州同志进来了，看到他过来，我忙和他打招呼，1939年冬来苏联就是他带的路。栾继州看到我也挺高兴，打听了一些近况后，忽然，栾继州问我：“小李子，你知道不，陈雷和四军的一位女同志扮成假夫妻去大城市作地下工作去了。”

听到这一消息，我十分的吃惊，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我说：“不能吧，没听说啊。”栾继州说：“怎么不能，有人都看到了，那个女的穿着蓝大布衫，这还能假吗？”

我不知道是怎么告别的栾继州，心里这个乱啊，好像什么东西顶在了喉头，一口饭也吃不下去。我一边哭一边往宿舍走，陈雷去做地下工作去了，他还能回来吗？他和那个女同志会不会做成真夫妻啊？我越想越伤心。

我们女战士的宿舍在三楼，此时，大家都在午睡，按规定，每天的午饭后，战士们都有一个小时的午睡时间。回到了宿舍，我翻出了陈雷写给我的信，看到这些信，我更加伤心，干脆把信都烧了吧，免得越看越难受。

我哭哭啼啼地爬上了三楼的屋顶，那里有个像小阁楼的地方，我准备在这烧信了。李淑贞同志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了过来，她问我：“你咋的了？哭什么？”我说：“陈雷和四军的女同志扮成假夫妻作地下工作去了，他还能回来吗？他还不得跟那个女同志真结婚啊，我还留着这些信做什么，不如都烧了，省的看着伤心。”

李淑贞一把把信抢了过去说：“别介，别介，那可不一定，这还不一定是咋回事呢，你忙着烧什么信？”在她的劝说下，我俩又回到了宿舍。

紧张的跳伞训练结束后，我们坐着轮船回哈巴罗夫斯克。同志们都挺高兴，大家在甲板上说说笑笑，嘻嘻哈哈。我站在船尾的甲板上，望着螺旋桨搅起来的翻卷的浪花，心里也像浪花般的翻腾，眼泪不知不觉地又流了下来。

李淑贞来了，她说我：“你在这干啥？你老寻思这点事干啥，真是小心眼，走，我领你去问问张指挥。”

李淑贞拽着我来到了甲板下面的船舱里，张寿篯政委在那里。看到了张寿篯政委李淑贞说：“张政委，你看看，小李子说陈雷跟四军的一个女战士扮成假夫妻去做地下工作去了，她在这哭鼻子呢，哭起来没完没了，你说说她。”李淑贞说完就出去了。

张政委看了我一眼说：“我怎么没听说啊？我们没派他去。”

我说：“栾继州说的，那还能有错啊。”

“我不知道，真不知道，要是真去了，那是苏联派的，如果真走了，那未来的关系，我不能给你做保证。”

听了张政委的话，我的眼泪更止不住了。

张政委看了我一眼说“好了，你自己在这哭吧。”说完这话他上甲板上去了。

我们又回到了哈巴罗夫斯克，回来后，组织上安排我做了播音员兼政治教员。播音工作是晚上进行的，我每天傍晚先到冯仲云那里拿来翻译稿，然后再到张政委那里去签字，张政委签了字以后，我才能播出。

这天，我在冯仲云那里拿稿件时，他告诉我，播音完了，到我这里来一趟。晚上播完音后，我赶紧去找冯仲云，进了屋，我一下子愣住了。

陈雷，是陈雷，只见他穿着一件苏式的灰尼子大衣站在屋子的中央，看见我进来了，他伸出臂膀把我拥进了怀里。我放声大哭，眼泪流进了嘴里，咸咸的。

陈雷剃着光头，他现在还是士兵的待遇，只有军官才允许留头发。我问他，你不是和四军的女同志扮成假夫妻进大城市去了吗？

他说没有的事，当时，是准备派他去城里做地下工作了。可陈雷自己和领导说，我身上的伤疤太多，太显眼，容易暴露目标，还是让我去做武装侦察吧，领导采纳了他的意见，同意他做了武装侦查员。

一场误会就这样解除了。

“十月革命” 节快到了，一营营长金日成同志领着我们排练节目。有一个节目叫《团结舞》，场地的中间竖起了一根木头柱子，柱子上拴着八条长长的红布，我们八个女战士，各扯着红布的一头，一边唱歌一边编队形，红布条纵横交错，形成了各种图案，十分的新奇、好看。金日成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他手里拿着一根木棍，谁把步子走错了，他就敲谁一下，就是他的夫人金正淑也不能幸免，所以大家都很怕他。

十月革命节的这一天，远东上空艳阳高照，北野营全体指战员在操场上举行大会，庆祝十月革命胜利。领导们讲话以后，各个营、连、班都出了节目。有个苏联士兵表演独唱，那个小伙子，嗓子非常好，一连唱了好几只苏联歌曲。

赫哲族的战士表演了单人舞，通讯营的战士表演了男生小合唱《共青团员从军歌》（苏联歌曲）：

出征西方前线疆场，从此我们各一方，很多共青团员离家乡，参加卫国的战争。

我们暂时别离远去，奔赴战斗的前方，无论何时我也爱你，祝愿你英勇去杀敌。

……

接下来是大合唱《救亡进行曲》，金日成等领导也都参加了进来。周保中将军、张寿篯政委和苏联军官合唱了《国际歌》。

节目一个接着一个，庆祝会开得隆重而又热烈。演出中，最受欢迎的要数金日成同志编导的“团结舞”了。

庆祝会在张寿篯政委和张中孚秘书长创作的歌曲《团结抗战吧》的歌声中结束。

举国动员全民挽狂澜，
争自由复河山拼头颅热血，
英勇齐向前。
敌血溅，敌血溅，
军民团结阵营坚！
法西斯打倒强盗都杀完，
奏凯旋奏凯旋，
建立新政府人民管政权。
齐欢腾，齐欢腾!
中华民族万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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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2:03
我失去了最后一个亲人

1942年的冬天异常的寒冷，一场大雪接着一场大雪，整个远东覆盖在冰雪之中。

这年的冬天，八十八旅的指战员全部开始学习滑雪了。大雪虽然令我们行动困难，但是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机会。

战士们穿的滑雪板是陈春树同志用木头做的，比较笨重。我们每天穿着滑雪板，从旅部门前广场集合出发（冬季野营地），过了训练的大操场，从一个高坡上滑到黑龙江的一个江岔子上，顺着大江再向上走，然后上岸来到了夏季野营训练点，爬上一个山头最高处，山高坡陡我们穿着滑雪板，只能横着走，到了山顶从高处再向下滑，下滑的途中设置二、三个障碍物，障碍物是半米至一米高的雪堆，难度大的就是连续越过障碍物，往往在这里摔跤，大家的腿都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女战士里，成绩比较突出的是金玉顺、全顺姬、张景淑和我，我们四个人叫着劲的练，排名一直在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的位置。不管多苦多累，都咬牙坚持了下来。慢慢的我们掌握了要领，通过高强度的学习和训练，大家不久都能够飞速地穿行于林海雪原之中了。

紧张的训练之余，我还要担任广播员一职，每天晚饭后，是我们的广播时间，同我一起做广播员的还有一个苏联人叫达宁。

1942年的冬天，苏德战争正是艰苦的年份，斯大林格勒的争夺战打的异常激烈，每天都有新的消息传来。全体指战员都非常关心这场战争，因为战争的成败也关系到我们的祖国何时光复。

一天晚上清冷的月光照在皑皑的白雪上，我踏着积雪到冯仲云处拿到广播稿后，去找张寿篯政委签字。张政委签完字后和我说：“小李子，广播完了，回来一趟”。

张政委让我回来一趟，什么事呢？

广播完当天的稿件后，我急匆匆地返回到张政委的住处。张政委并没有急着和我谈话，他先让我坐下。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张政委究竟要说什么呢？

过了一会张政委终于说话了：“小李子，我们刚刚得到苏军送来的消息，你哥哥李云峰同志失踪了，现在到底整到哪里去了还不清楚”。

听了张政委的话，我的脑袋“嗡”的一下，以后张政委又说什么我已经听不清了。哥哥？我哥哥？是说我哥哥吗？我抬头呆呆地看着张政委。

终于，我醒过腔来，“哇”的一下哭出声来。

哥哥失踪了，哥哥怎么会失踪呢？他是我唯一的亲人啊！我怎么能没有哥哥了呢？上次分别他还好好的呢，哥哥说，他是最后一次去执行侦察任务，等回来就要求回大部队了。哥哥你怎么说话不算话了，你快回来啊……

我是怎么走出张政委的房间已经不记得了，张政委说了多少劝慰我的话我也没有听进去。只记得在这远离祖国的远东大地上，在这狂风怒吼寒冷的夜晚，我站在雪地里放声的大哭，一边哭一边喊：“哥哥，你在哪里？你快回来，你回来……”呼啸的狂风淹没了一切声音，冰雪冻僵了我的眼泪。

好多天我都无精打采，一想起哥哥就是一阵撕心裂肺般的疼痛，泪水不时的流过脸颊，同志们劝慰我的话，一句都听不进去。我不相信哥哥牺牲了，我总是幻想着，在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有一个木头房子，我一推开门，哥哥还站在屋里，他还会给我讲好多好多惊险的战斗故事。

哥哥没有失踪，住在朝鲜黄海北道凤山郡的奶奶还在日夜盼望着我们一家人回去呢，她老人家做梦都在想着给孙子娶媳妇呢。

哥哥你快回来吧，爸爸没有了，你怎么可以也失踪呢？你是那么的机智勇敢，敌人是捉不到你的。

慢慢的我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这个时候，我更加想念陈雷了，陈雷是哥哥的好朋友，今后他就是我的哥哥了。

由于北野营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我一直不敢问什么，也不敢打听什么，只能把我的思念埋在心底。直到1945年张政委再次找我，他说：“据苏联情报部门透露，你哥哥已经被日本人给“处理”了，一种说法是，在哈尔滨太平区有一家水泥厂，日本人把他们抓到的苏联谍报人员扔到巨大的搅拌机里给搅碎了，另一种说法是送到‘731’部队做日本人的细菌试验品了”，日本人把这一行动称之为《特别移送》。

当时苏联和日本签订了“苏日条约”，所以日本人抓到苏方派遣人员从来不公开处理，而是秘密处死，不留审讯记录。中共北满省委秘书长张中孚同志，我哥哥李云峰等都是这样牺牲在了隐蔽战线。还有好多的无名英雄，他们甚至都没留下真实的名姓，默默地为祖国和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我的父亲和我的哥哥都走的太惨了，他们尸骨无存，都没能给我留下一个让我凭吊的地方。从今以后，李家人就剩下我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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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7-19 02:04
幸福的小屋

1943年的春天，陈雷同志在执行一次武装侦察任务归来之后，旅司令部决定，任命陈雷同志为三营六连政治副连长，授予中士衔（战士待遇）。

虽然我们俩人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但还是不敢公开来往，那时，我们吃饭、开会都是列队集体行动的，几乎没有个人活动的空间。只能在路上偶尔碰到时，在队列里互望一眼，这一眼里注满了深情和祝愿。

远东的夏季很短，整个夏天我们都在紧张的训练之中度过，训练的项目主要是游泳，因为这一项目受气候的约束。我除了和大家进行集体训练外，每天晚上还要去播音室广播当天的稿件。

这个时候，欧洲战场的形势已经发生了转变，1943年7月7日《周保中给东北抗联第一、五支队游击队等的信》里就当前形势说：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五支队游击队的同志们：

各地小队工作同志们！

各地个别工作同志们！

最近一年以来，你们的工作活动情形和你们的工作成绩，我处经常从苏联长官同志方面得到通知，并没有把你们的关系事情抛置不管的，不过是和同志你们没有直接联络，所以引起你们种种误会。甚至于你们之中有些同志因为没有和我方联络通信，便发生不经常现象，例如和苏联长官和同志横不讲理、拒绝工作、不守秘密工作的纪律秩序，消极怠工等等。有这样不良现象的同志，希望要改正。如果是工作成绩好而又守纪律这当然是好，就应该继续巩固工作脚步向前迈进。

现在南满北满各地抗日联军游击队各领导干部都集合在我处受特别的军事政治训练，并且有各种工作准备。一旦东三省的革命环境良好时机到来，我们留在社会主义祖国的一切同志们都要全体一致有组织的结合起来，一同回到东北战场上去的。谁都不能落伍掉队，谁都要回东北去和被压迫的人民一块作解放斗争。目前时机还不适宜，我们只能继续忍耐，并且籍着社会主义祖国援助我们的条件，加强我们的战斗准备，用各种方法来保存我们的队伍和锻炼我们的同志，希望你们继续在原地积极工作下去，不可以盲目的着急。必要时，一定调集你们回到我处来。

现在苏联红军又以采取攻势。英美联军侵入意大利属的西西里岛。在欧洲大陆和巴尔干，德国希特勒强盗侵占地和他的后方到处燃人民的反抗和游击战争。西欧大陆反对希特勒匪徒底第二条战线的开辟问题，已经在发展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倒台的日子不远。

在太平洋上，日本强盗陷入重大困难，‘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是锁链和丧葬花圈缠紧了日本强盗。日寇海上的行动和要巩固他的掠获地，受到英美优势海空军的控制，使日寇无法立足、无法苟安。我们中国抗战有利的趋势日渐增长起来，拖住日寇使之不能顺利实现企图进攻印度和澳洲，拖住日寇使之不敢轻于北犯苏联。情势还不限于此，西方强盗希特勒溃灭之明日或同时，就是日本强盗崩落倒台的开始，这是无疑问的。我们东北抗日联军的再起，东北人民的解放，其机运系于全局，有关于全局之发展。我们有胜利的前途，我们还要作各种的努力。

亲爱的各同志：为了你们更易明瞭目前环境和你们的工作任务起见，特派安吉同志代表南去，希望你们接受他的传达指示。他并代表我向你们致慰问，祝你们健康！

总指挥 周保中

一九四三年七月七日

于东北抗日联军办事处”

注：安吉同志是一营副连长（朝族）

正像周保中总指挥在信中所说，整个欧洲和东北的战局都在向有利于我们发展。我每天都在广播里播报着西线战事和国内形势，以鼓舞大家的信心和斗志。

秋天到了，秋雨绵绵。一天晚上，我从播音室出来后回宿舍。播音室和宿舍之间有一段路程，路上有一条小河，小河上面架着木桥。走出播音室，外面飘着小雨，我脚步匆匆地往回走，就快到桥头的时候，一个身影，穿着一件雨衣站在桥的这边。我的心咚咚地跳了起来，是陈雷在等我吗？我加快了脚步向桥头走去，就在这时，有几个人说说笑笑地从桥的那头走了过来，看到有人过来，我没敢停下脚步，就在我与陈雷同志擦肩而过时，我看到了他一张失望的脸，回到宿舍后，我在想，他不会怪我吧，真的是害怕啊，那次“壁报”事件，对我的伤害太大了。

天越来越短了，一天晚上，我走出播音室时，天已经大黑了。外面又开始下雨了，豆大的雨滴敲打在我的头上和脸上，我用手捂着头，一路小跑的往宿舍赶，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我有些害怕，跑的更快了。快到桥头时，透过雨雾，我看到有一个人头上蒙着一件大衣站在那里。我们这里，离苏联的一个劳改农场不远，常有跑出来的犯人经过这里，我的心跳加快了，停住了匆匆的脚步。那个人看我停了下来，从头上把大衣拿了下来，啊！是陈雷，陈雷在等我，我快步跑了过去，扑到了他的怀里。

我们俩蒙着他的大衣站在了雨地里，陈雷说：“咱们到河边的树林里坐一会吧。”我说：“好吧。”我们向河边的树林走去。

这是一片杨树林，林子的那一边还有一片菜地，菜地里种着大头菜、胡萝卜等。

我们找到了一棵倒木，蒙着他的大衣坐了上去，我倚在他的怀里，感受着他的心跳和他的体温，一种说不出的幸福，充满了心间。

我们有好多的话要说，又不知道说什么是好，我和他说：“再别这么偷偷摸摸的约会了，我真的很害怕，如果让人碰见，对咱们俩都不好，可别让他们再给咱们贴‘壁报’。”

他说：“我知道，我就是太想你了。”我们俩约定，今后都把各自的感情深埋在心中，等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回到祖国再建立我们幸福的家庭。

树林那边的菜地里，忽然传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我俩都吓了一跳，是什么声音啊？仔细一听，好像是有人在吃胡萝卜。那时候，正是苏德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我们都吃不饱，看来是有人偷着来吃胡萝卜了。

怕有人看见，我俩也不敢久留，匆匆告别后，就各自回到了自己的营房。

西伯利亚的寒流又送来了1943年的冬天。就在这年的冬天领导竟然意外地分给了我们一间小屋。

一天晚上，我从播音室回来刚进营房，李英淑悄悄地和我说：“陈雷在外面等着你呢，你快去。”听了她的话，我赶忙跑了出去，陈雷果然在外面等着我。我问他：“你怎么来了？有事吗？”

陈雷说：“王明贵支队长告诉我，给我们一个房间，让我去收拾呢。”

“给你房间做什么？”我问他。

他说：“批准了呗。”“批准什么”我又问他。

他乐着说：“批准我们结婚呗。”

啊！结婚？我想都没敢想，这能是真的吗？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小声的说：“我，我明天还得滑雪训练，还得考试……”

陈雷说：“好，我就想听听你的态度，房子我来收拾。”

陈雷走了，我心里恍恍惚惚的，结婚？我要结婚了吗？不是说等祖国光复以后再结婚吗？领导怎么批准了呢？怎么想，我也没想明白。

第二天，上午上课，下午去滑雪，滑完雪我们列队回到仓库把滑雪板都摆放整齐，再去吃晚饭，等回到营房时天已经黑了。我回到了自己的铺位，哎呀！我的行李呢？谁动了我的行李，所谓行李，其实就是一条毛毯和一床用干草装的草褥子。草褥子、小床还在，毛毯不知道哪去了。

李英淑告诉我说：“三营的梁成玉给拿走了。”

这时，金玉顺和朴京玉两个人，一人挎着我一只胳膊，笑嘻嘻地说：“走吧，我们两个去送亲。”

我忽忽悠悠的被她俩架到了大地窨子家属宿舍的一间小房，推开板皮房门一看，只有陈雷一个人在里面，他弄了一盆炭火，正在烤房间呢。只见他脸上乌漆麻黑，手上满是浆糊。看到我们来了，他十分高兴。他对金玉顺和朴京玉两个人说：“感谢你们俩把小李子给我送过来，谢谢了。”

金玉顺和朴京玉笑着祝福我们，愿你们永远幸福，白头偕老，说完了，她俩就跑了回去。

房间里只剩我们两个人了，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好久好久，这不是做梦吧？

原来，这天的上午陈雷同志就来到了分给我们的那个小地窨子里，他清除垃圾，打扫灰尘，在墙上糊上旧报纸，找人抬来了个单人铁床，在床上铺上草褥子，然后又让梁成玉把我的毛毯也搬了过来。刚刚糊完的墙纸，如果不用火烤就要上冻，他又弄个脸盆装上木炭，正在忙着烤墙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

看见他像灶王爷一样的脸我扑哧的笑了，我挣开了他的怀抱，赶紧找了个脸盆去外面舀了一下子的雪。我们的隔壁是少尉赵喜林、金玉坤夫妇，我们两家烧一个火墙，灶坑在他们家，我把脸盆端到赵喜林家的炉子上把雪化开，让陈雷好好洗了把脸。

我们的新房非常小，放上一张小铁床后，也没多少活动空间了，墙的下半截是在地下，上半截用板皮钉成，有一堵墙是火墙，两家共用。我们的行李是两床毛毯、一个草褥子，两个用草装的枕头。

正像陈雷同志所回忆的那样：“没有仪式，没有嫁妆，一切是那么简单，我们就这样结婚了。”

这一天，是1943年11月30日，一个我终生难忘的日子。

第二天，好像是个星期天，来来往往的人，都从我们那两尺见方的小窗户里往里看，他们说要看看新娘子，看得我非常不好意思。我去卫生所找到了全顺姬，我和她说：“给我点旧纱布吧，他们总往窗户里面看。”全顺姬给我找了一些两寸宽的纱布，回来后我自己把纱布拼了起来，做成了个窗帘，白纱布的窗帘十分的雅致，把我们那个不大的小窗户遮挡了起来，陈雷同志还找来了蜡笔，在一张白纸上画了两朵牡丹，一张白纸上画上腊梅，挂在了窗户的两边，这回像新房了。我们俩欣赏着自己亲手布置的小屋，幸福和喜悦充满着心间，尽管屋子有点冷，但是充满了温馨。

不久，麻烦又来了，陈雷同志睡觉打呼噜。他的呼噜声震得我一夜都睡不好觉，第二天还要工作和训练，没办法我又去找全顺姬要了一包药棉花，晚上睡觉时把耳朵堵上，这样果然好了许多。

幸福的时光总是过得太快，转眼就到了1944年的春天。各营都要到东山去进行野营住宿训练，我又回到了通讯营，当时野营有规定，冬天夫妻可以住在小屋里，夏季都搬出去集体住帐篷，便于学习和训练。就这样我和陈雷同志暂时分开了，告别了我们幸福的小屋。

1944年的春天，欧洲战场的战局发生了变化。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扭转了整个战局，苏军开始全线反攻。英、美准备开辟第二战场。德国法西斯不断溃败，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曙光已经出现。

形势大好，鼓舞人心。我们抗联战士更加积极的学习和训练，准备返回自己的祖国，与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把他们彻底的赶出中国。

自从和陈雷同志分开后，他忙我也忙，我们难得有见面的机会。有时想他了，我就托无线电营的战士小梁给我传纸条，陈雷同志接到纸条后，再忙也都给我回个信，当然还是通过小梁交给我。

又到了1944年的十月革命节，十月革命节一般是苏军军官晋级的日子，陈雷同志由中士晋到司务长，按苏联军衔制是“准尉”了。“准尉”是战士里的最高级别。我晋升为中士，三道杠了。我们俩双双晋级，都很高兴，这是上级领导对我们的肯定、信任和鼓励。

当时军官和士兵在服装上有很大的差异，军官配有武装带和图囊，士兵没有，军官的腰带是用牛皮制作的，前面的带扣是黄铜的，而士兵的腰带是用帆布刷漆的，前面的带扣是白铁制成。军官可以留头发，士兵则要剃光头。军官吃饭可以单人去，而士兵则要列队集体去吃再集体列队返回。

当西伯利亚的寒流再次席卷远东大地的时候，正式批准结婚的夫妻可以分房了，我和陈雷有幸分到了一间宿舍，房子在北野营大道的西侧。这间宿舍有3米长，2米宽，还有一个1米高，70公分宽的大窗户，房子里放上一张床也就剩一米宽的过道了，尽管屋子窄小，但是能从地窨子搬进了木板房还是异常的高兴的，我和陈雷说：“咱们住洋房啦，”陈雷也说：“是啊，这房子真漂亮啊。”

为了庆祝搬新家和结婚一周年，陈雷同志拿出了自己酿的葡萄酒。说起这瓶葡萄酒还是去年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在附近的林子里发现一片熟透了的野葡萄，就把葡萄采了回来，装到了玻璃瓶子里，一年以后葡萄自动发酵成了葡萄酒。我们两个也没有酒杯，就对着瓶子你一口，我一口的喝了起来，酒香中我们互相凝视着，陶醉在幸福之中……

搬进新居，我们和陈春树、赵淑珍夫妇做了邻居，他们也和我们是一样的士官级，有家属的军官和士官都在这个大房子里居住。陈春树是木匠，他们夫妇在生活上给了我们不少的帮助，他常把做木匠活剩下的碎料带回来，以解决燃料不足，我们沾了他们的光。

在这个房子里，有一件让人恼火的事情，就是无处不在的臭虫，这种小虫子，到了晚上，成群结队的出来，咬得陈雷同志浑身是包，奇痒难忍，奇怪的是，我不招这种东西，我们对这种小虫子毫无办法，陈雷同志几乎没有一夜能睡个安稳觉。

一天夜里我睡的正香，外面忽然吹起了紧急集合号，我根本就没听到，陈雷同志因为臭虫干扰没睡实，他使劲的摇醒了我，黑暗中迷迷糊糊地爬了起来，衣服都穿反了，等背着背篼带着武器和滑雪板跑到训练场时，那里已经集合好多人，我匆忙的站到了队列里，以后再也不敢睡实了。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反攻，这段时间常常夜间紧急集合进行野战演习，为了集训方便，我们都搬到了野外帐篷里去住了。当夜间听到紧急集合号时，战士们脚踩滑雪板全副武装，通讯营的战士背着苏联新出的无线电发报机（CeBeP），还有两块高压电池，每块电池都像红砖那么大，十分沉重，我们穿山越岭的练习对攻、奇袭和强攻，像真正的作战一样，我主要负责发报和译电，两三个人为一组，每天都累得筋疲力尽。

这年冬天一共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野战演习，每次一周左右，演习结束后还要进行战后总结，总结会上，迟到的，电报发错的都要扣分，我们也常常为一个电码争论不止，直到弄清楚究竟是谁的责任。

大战前的演习让我们都感觉到打回老家去的日子不远了，想到即将回国，大家都很激动，再苦再累也都不觉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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