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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经典连载』 《一个伪满少将的回忆》 [打印本页]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4 13:32
标题: 『经典连载』 《一个伪满少将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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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肖玉琛老先生，现任黑龙江省鸡西市政协常委。他走过了与常人不同的八十一年的人生历程。

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投入了大汉计于芷山的怀抱。由于效忠天皇，他青云直上，曾历任伪满洲国奉天警备司令部少校情报科长、第一军管区中校作战科长、军事部上校人事课长、第二军管区少将参谋长，他亲手制订过“讨伐”抗日志士的作战计划：进行过杨靖宇将军死因的调查：参与过“桓仁教育界惨案”的审讯······十四年的卖国生涯，他为日本侵略者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抗战胜利了，人民欢欣鼓舞，他被推上了审判台。从此，他开始了十九年的战犯生活。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与溥仪一床之隔。在这里，皇帝被改造成新人，他也获得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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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阳光，照耀着他的晚年，他先后被推选为黑龙江省鸡西市政协委员、常委，参与国家大事的协商，以自已的亲身经历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免费开办日语讲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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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往事的忏悔，对现实的珍爱，使他进行了这次漫长的回忆。

他的回忆，无情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丑恶嘴脸，可以使人们受到爱国主义教育；他的回忆，深情地赞颂了中国共产党对他的改造和教育，可以使人们切实地感受到我党统战政策的威力；他的回忆，还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实，可以为史学界提供珍贵的历史资料。这就是我们编辑出版本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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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年长日久，有的事件的具体时间和有关数字，作者已记忆不清，编者又一时无从查考，难免有失误之处，望知情者和广大读者见谅并提出宝贵意见。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鸡西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支持，谨致谢意！

编者

一九八六年九月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4 13:34
我要当官 也曾是热血青年

一九O五年，我出生在辽宁省辽中县茨榆坨（今潘家堡子乡南长岗子村）一个有三十多口人的大家庭。父辈兄妹六个。父亲肖成邦，排行第四，上过四年私塾，是全家文化最高的“秀才”。母亲刘氏，为人忠厚，性情开朗，生我兄妹五人。祖传数代以务农为本，堪称小康人家。

在旧中国，辽中一带匪盗成患，打家劫舍时有发生，乡里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一次，我的六弟被绑票，匪徒要求以五千元巨款换取人命。当时我家虽拥有十多垧土地，并开设了一个豆腐坊，一个粉坊，但由于家庭人口众多，吃用很大，生活并不宽裕，就是变卖全部家产，也拿不出这笔钱来。家里老人几经商定，认为救人要紧，决定先筹借一笔钱作为缓兵之计。正当祖父托人与匪徒交涉之时，东北军的一支剿匪队如从天降。匪徒落荒逃走，六弟得以生还。从这以后，我对“胡子”恨之入骨，对军人敬仰如神。

不久，东北军的另一支剿匪队来到乡里，分驻我家一个骑兵排。一天，父亲帮他们蹓马回来，一个士兵硬说马没蹓好，抽出马鞭毒打父亲。当时，我才七岁，哭着上前救护父亲，那士兵竟一脚将我踢倒，我哭叫着在地上打滚。排长听到哭声从屋里出来，把那个士兵训斥了一顿。刚才还凶神恶煞般的士兵顿时俯首贴耳，老实了·····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一个不变的概念：胡子怕当兵的，当兵的怕当官的。

一天，妈妈问：“玉琛，你长大了想干什么？”我不加思索地回答：“当官，我一定要当官！”

妈妈望着我，目光有些疑惑，但又充满希望。

八岁那年，父亲忍痛卖掉了几分多年攒下的小股份子田，送我进了私塾。

我在私塾两年，念完了《大学》，《中庸》和《论语》，后考入辽中县高等小学。为了供我上学，父亲卖掉了全部小股份子田，雇了一个“半拉子”代我干农活。我向父亲发誓：“一定念好书，长大要当大官，为爸妈争气，为肖家争光！”我没有使他们失望，高小三年，我年年考第一，年年是级长。

封建主义的思想教育，使我逐渐接受了剥削阶级的人生哲学，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成为我奋斗的目标。如果说，孩童时期我的当官心理是一种不想受人欺侮的天真而纯朴的愿望的话，那么，念完小学之后，我日益增长的当官欲望无疑已经有了剥削阶级的思想基础。

也曾是热血青年

在小学念书时，地理老师对我们讲：“中国地图象一片桑叶，日本地图象一条蚕虫，蚕虫是要吃桑叶的。”这种启蒙教育使我对日本人非常反感。

一九一八年的“国耻纪念日”我带领高小同学参加了反对《二十一条》的游行示威。为这事，我被记大过两次，小过两次（三次大过开除）。罪名是：闹学潮影响学习，扰乱治安。父亲知道后，十分气愤，断绝了对我的入学资助。

我原来打算高小毕业后报考县立中学，但由于父亲拒绝继续供我上学，无奈我于一九一九年春考入免费学习的“南满株式会社农业中学”——一所日本人开的学校。

一九二O年“国耻纪念日”，我和同学孙孔良偷偷跑出学校，联合中国学校的学生又一次参加了示威游行。日方得知这一消息，我和孙孔良被开除出校······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4 13:35
投笔从戎

我正走投无路，忽然接到家里来电：“父亲病重，急速回家。”我连夜赶到家里，才知道父亲病重是假，劝我成亲，免得招惹是非是真，我以继续供我上学为条件，和马惠芬结了婚。我二嫂考虑我继续升学要花钱，就劝我：“你二哥当了小学校长，凭你的学问当个小学老师没问题，还上什么学！你想当官，谁当老百姓？”我不服气：“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这一辈子我当不上官，誓不甘休！

在旧中国，被开除的学生想继续升学是十分困难的。后来我听说辽中县高级小学的数学老师于静波在怀德县当教务长，我决定去找他帮忙。于老师知道我的学习成绩不错，同意我报考怀德师范学校，但一定要我出具不再闹学潮的保证书。当时，我也意识到闹学潮一类的运动会妨碍个人前途。因此，我答应了他的条件，一九二一年入怀德师范学校。

一九二四年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回辽中县长滩中心学校任教，当时，我并不想长期教书，不过想赚一些钱，作为将来继续深造的经费，以免除二嫂的闲话。不料这年放假回到家里，一进大门，二嫂就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不是发过誓，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吗？你怎么也当起孩子王来了？”我一气之下，丢下妻子，告别故乡，离家出走了。

离开了老家辽中县，我来到了佳木斯。不久，依兰镇守使兼吉林十九旅旅长李杜到佳木斯巡视，我找到他的住所，毛遂自荐，要求投笔从戎。他欣然答应了我的请求，约我四月份到依兰找他。

我到依兰，一连六天求见镇守使都被挡驾。直到第七天，他接见了我，并赏了我一个“额外副官”的差事。

旧军队里有句俗话，“穷书记，富军需，不穷不富当副官。”当副官虽然可以捞到一些油水，却是个跑腿学舌，侍候别人的低贱小官。我想，要想当大官，就得懂军事，进军校。有一天，我晋见镇守使，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我的想法。

“报告旅长，我不想当副官了。”

“为什么？”李杜不高兴地说：“刚出学堂门，给你个副官当还不满意吗？

我说：“谢谢旅长栽培，我并不是嫌官职小。”

“那么你想干什么？”

“我不懂军事，想上讲武堂。”

“讲武堂暂时不招考······”李杜若有所思。“翟参谋长的兄弟要上沈阳模范队学习，你就陪他一块去吧。”

在李杜的保送下，我进了沈阳东北陆军三四方面军团所属的模范队。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4 13:37
我所经历的“皇姑屯事件”

一九二八年六月初的一天早晨，模范队全体学员全副武装，在教练场紧急集合。上校队附姓陈，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他走上训练台，严肃地下达了一道命令：“大元帅已从北京归来，今天抵达沈阳，我们要到总站去迎接。为了保证大元帅的安全，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不能听队长荒木少将的命令和指挥，务必听我的命令和指挥，否则，以军法论处!”我们急行军到达火车总站后，先到的部分文武高官似乎又接到了新的命令，匆匆忙忙地钻进各自的汽车，向皇姑屯方向飞驰而去。

早上队附奇特的命令，刚才官员临时的行动，在我的脑子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轰隆！”随着一声震天巨响，皇姑屯车站方向升起了滚滚浓烟。

于无声处一声雷，沈阳全城又恢复了死一样的宁静。陈队附继而命令队伍跑步返回北大营。

我们慌慌张张地回到北大营，随即从内部传出消息说，张作霖从北京回沈阳乘坐的火车，在驶经皇姑屯与日本经营的南满铁路交叉桥时被炸毁，张作霖受伤回大元帅府去了，奉天省长藏式毅发表公告说：大元帅只有腿部炸伤，其他安全无恙。

皇姑屯事件公布的同时，卫队团，沈阳第一旅、第一教导队、讲武堂和模范队都作好了战斗准备。由于张作霖的生与死，关联着整个东北的存亡，因此，整个沈阳城都笼罩在惶恐之中。

“高疯子”的一封信

一个月以后，张大元帅“被炸受伤治疗无效与世长辞”的公告发表了，张作霖死后，奉系军阀内部斗争日益激烈。

当时沈阳驻军第一旅实力雄厚，装备优良。旅长外号叫“高疯子”，是一名大字不识的虎将，我和高的侄儿在模范队是同班同学。有一天我随他到高家作客，高疯子拿出一封信对他侄子说：“刚才总参议给我送来一封密信，我不便给外人看，你给我念念。”他的侄子又把信交给我说：“叔叔，肖是我的知己，他的阅读能力比我强，还是让他念给你老听吧。”

我接过信一看，是杨宇霆写的。杨称高为“挚友”，信的大意说：非常时期，一旦杨某有要事求助于旅长阁下，“需要你特殊帮助，事成之后，必有重谢······”没等我把信念完，高疯子就冷冷一笑说：“我明白了。”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4 13:38
张学良退飞机

一九二八年，我考入讲武堂炮兵科专业，一九三O年毕业。毕业后，分配到东北航空司令部学习空、地联络无线电通讯。

东北航空司令部设在沈阳东郊，司令是张焕相。当时东北空军名义上有二三百架飞机，实际上能飞上天的不足一百架。这些从日本买来的“884型”飞机，从外表看架架是闪光铮亮的新飞机，其实都是用日本空军退伍飞机的旧发动机装配起来的。

一九三一年，东北航空司令部从日本增购五十架“884型”飞机。中日双方事先商定是全新飞机，可到货后检查发现，这五十架飞机也都是喷漆刷新的旧机器，有的飞机不用说作战，连上天都有困难。张学良一气之下，退掉了这五十架飞机。

一次战果显赫的战斗

一九三O年，韩复渠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重新靠拢奉系军阀。于是，蒋介石动用五省联军，由司令石友三率领攻打山东，企图压韩就范。此时，韩复渠求助张学良，共同对蒋。

五省联军原以为张作霖死了不久，奉系军阀内部斗争激烈，加之有日本人的牵制，东北军无力南下。没想到他们北进山东的脚跟还没有站稳，东北军的第一军已在呼沱河北岸布防，阻挡了联军的去路。两军隔河相持达一月之久。

九月的一个晚上，航空司令部接到“联军将发起总攻”的特急电话，电请空军参战。飞机空袭在当时的中国空军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航空司令部决定派朱长举担任空袭任务。朱长举毕业于法国空军学校，有高超的飞行和作战技术。据朱长举空袭归来介绍战况说：“五省联军经过一个月的作战准备之后，选择了一个天色昏暗的夜晚，偷渡呼沱河，向东北军发起总攻。也该联军天运不济，原来选择的徒涉点突然河水猛涨，渡河官兵进退维谷。当飞机投下照明弹的时候，大河上下密如蝼蚁的联军士兵，赤裸裸地暴露在东北军的射程之内。联军惨败，收拾残兵败将，弃鲁南逃。这是张学良执政后，东北军一次战果显赫的战斗。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4 13:40
我在九一八事变前后

在航空司令部期间，我总想，我不会开飞机，空军部队决不是我的发迹之所；我是个学炮兵的，何不申请上炮兵部队。一九三一年九月十日，经老同学推荐，我投奔东北军驻北平炮兵七旅旅长乔方。不料乔方告诉我一个十分吃惊的消息，日本人准备进犯沈阳，让我回沈后再作商定。他叮咛我一路要特别小心。

时局的突然变化，使我惊恐不安。我在北平逗留了三天，急匆匆地换了一套便衣，登车北上。沿途，但见南下客商倍增，携箱荷笼，神色紧张。我十五日抵达沈阳时，亲眼看到马路湾以西的日本军队正在进行模拟演习。枪炮如林，人心惶惶。为了以防万一，我移居西关月窗胡同陈季雄宅。

十八日晚上十一点多钟，先是枪声大作，随后炮声隆隆。凭着我的听觉和军事常识，大炮是朝东大营和兵工厂方向射击的。我一点多钟出门察看，见全副武装的日本守备队经马路湾向沈阳腹地跑步进击，直到四点多钟，北大营方向仍有零星枪声。

第二天一早，枪声已止，万马齐喑，沈阳城死一样的沉寂。沈阳城沦陷了，我们航空司令部撤到哪儿去了呢？我不知所措。第三天一早，我去找朋友邢国彦。邢是高等警官学校毕业的，当时在城内警察见习所任所长。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他，同他回到陈季雄家。他说航空司令部已迁往北平，我们三人商讨，一致同意宁做丧家犬，不做亡国奴。陈季雄说：“家兄陈叔雄现任北平国民党行署上校参谋。你们暂去他家，等我把家务略略整理，也马上领全家去北平，我到北平后再作道理。”我和邢国彦二十一日起程去北平。

我们拿着陈季雄的亲笔信，找到了他哥哥陈叔雄的住处。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他家住下后，我开始打听东北航空司令部的地址。当时，从东北迁来北平的各级机构多如牛毛，我打听了整整十天，才在十月一日找到了名存实亡的东北航空司令部，并见到了司令张焕相。张告诉我，航空司令部已经解散，为了处理善后，每人发给七十元路费，自谋生路。我领到七十元回到陈叔雄住处。十天以后，陈告诉我，北平成立了抗日救国会，你去找找他们，也许能找点事做。

东北抗日救国会的会长是王化一。我到他家的时候，辽西抗日义勇军的联络员也在那里。他们听说我是讲武堂毕业的，懂得军事，就发给我一个委任状。回到陈家后，我和邢国彦商定，一块儿回东北参加抗日队伍。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4 13:42
从爱国到卖国

我拿着抗日救国会的委任状，到辽西老达房义勇军司令部报到，正式接任少校参谋职务。

辽西抗日义勇军是由爱国农民、小知识分子和当地武装自动组合的。在这里，我指挥过一次对日作战，这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一次对日作战。然而，为时不久，我认为在这样一支不正规的部队里混下去，个人永无出头之日。于是我偷偷地逃离了辽西抗日义勇军，返回北平，又去求助抗日救国会会长王化一。王化一不耐烦地说：“我再给你开一张少校委任状，你自己拿着去找正规部队吧。”拿着这张“无任所”委任状，我决定先回东北老家看看再作决定。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我回到了家乡。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凄凉景象。我推门进屋，叫了一声“妈妈······”，母亲一楞差点从炕上摔下来。她双手捧着我的脸，眼泪直流，半天才哽咽地说了一句：“孩子，你可回来了······”

母亲告诉我：“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乡下传说鬼子血洗了沈阳城，当军人的全给杀了，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父亲冒险闯进了沈阳城。他到航空司令部没有见到人，就上月窗胡同陈季雄家，可陈家人也不知去向，他又在城里转游了两天，没打听到你的下落。从这以后，家里人没有再过一天安宁日子·······”母亲说到这里，又呜呜地哭了起来。

此时，我们的大家庭由于怕日本人下乡抄大户已经分开了。

“这个七口之家靠你来支撑了！”爸爸舒了一口气说了这句话。可我觉得这句话象一拳打在我的太阳穴上，一辈子呆在农村，如何当官？不行，我必须马上走，马上离开这个家！妻子听说我要走，哭着数落着：“你走了，我们娘儿三个靠谁养活！上个月家里揭不开锅了，我为了把剩下的几碗小米留给母亲吃，不得不背着孩子出门要饭·····我，我丢了你们肖家的人啊······”

我的脑袋“嗡”的一下，我做梦也没想到家里会落到这种地步。我被迫放弃了去北平的打算。可我留在家里做什么呢？做生意没本钱，出力无人雇－我也不想干。唯一可行的只有教书一条路了。我跑到县里，几个老教师都离职了，教书这条路也没走通。

好容易熬到旧历年三十，我满指望债主不会登门了，能过几天消停日子。可是，“大年三十不讨账”的规矩并不具有法律作用，有个债主一直坐到大年三十天黑还不肯走。不管我父亲怎么保证过年就还账，他还是不答应：“你们家当官的回来了，还能没有钱，”的话象一根针扎在我的心上。不行，我得走，为了自己，为了这个家，我非当官不可！

我苦苦思索着：九一八事变后，数日之间，东北三省便沦于敌手。看来，日本人要得势，要当官就得跟他们走，可那不是汉奸吗？想到这儿，我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但如若不然，就没有出人头地，升官发财之路······最后，我下了决心，不论跟谁走，只要当官！

此时，投降日军的东北镇守使于芷山当上了奉天省警备可令。他为了扩军，亲自到辽中县贴榜招收军校毕业学生。我听到消息后，连夜赶到县城，托学友介绍结识了山城镇的公安局长，并经这位公安局长拜见了于芷山。于芷山一一问过我的履历，我推明隐暗地作了回答。他很满意，当即任命我为上尉参谋，令我即日起程赴沈阳奉天警备司令部报到。

我回到家里，把藏在箱底的东北抗日救国会的任命状撕毁了。从此，走上了卖国的道路。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4 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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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芷山其人

我之所以投奔于芷山，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考虑到于是东北军的元老，对我这个在东北军任职多年的年青军官总还会有所照应。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卖国生涯跟他有着不可分割的缘分。

于芷山，清光绪年间生于奉天省台安县尖山泡子村，生性粗野好斗，机敏过人。十七岁就投奔到当时辽中一带的著名土匪头子杜立山麾下，当了杜立山的一名马弁。

一九0七年，匪首张作霖被辽宁新民府知府增蕴收编为清军游击马队管带，受命剿除地方匪患。张作霖假以“招安”，诱杀了杜立山为首的大小匪首数十名，于芷山由于少年英俊，不但幸免于死，而且被张作霖收为自己的马弁，于也死心踏地为其效劳，从此扶摇直上。在张作霖登上了“东北王”的宝座后，马弁出身的于芷山也因效忠张氏有功，晋升为东北第三十军上将军长，曾率部南下河南各省，驰骋疆场，显赫一时。

一九二六年秋，北伐军节节胜利，于芷山随张作霖退回东北。张作霖被日本帝国主义谋杀后，其子张学良继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下令部队缩编，将于芷山所属的三十军改编为一个旅（三个团），任于为东边道镇守使。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只知升官发财的于芷山投降日寇，任奉天省警备军司令官。他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到处招兵买马，将原来的一个旅扩充为七个旅，我这个“落第武举”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应招来到沈阳的。

谨言慎行

奉天省警备司令部坐落在沈阳将军署胡同，警卫林立、戒备森严。卫兵见我衣衫褴褛，竟拒我于门外。我当即出示于芷山的便信。卫兵一看是司令官介绍我来找曹参谋长的，才放我进去。

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长曹秉森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曾在东北陆军讲武堂当过教官，给我们讲过《筑城学》。我想以“老师”相称，会显得更加亲切，曹秉森一眼认出我是他的学生，满脸堆笑地说：“欢迎你！”我向他详述了自己的经历，他随即命令军需处发给我一套军衣和二十元现款，然后派副官领我到参谋处报到。

参谋处共十八人，除上校处长马养贤之外，还有中校参谋刘尚华（兼警备科长）、戴元（兼教育科长），我被分配到警备科情报系任上尉情报参谋。情报系共三名参谋，除我之外，还有两个日本人，一个叫赤尾，上尉街，负责所谓“匪情”的综合处理；一个叫黑濑，任嘱讬（文官，相当上尉），是专搞特务活动的。他俩都是由日本陆军部队的军曹（准尉）提拔起来的，既无学历，又无能力。我这个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的“优等生”，不仅在军事上不比他们外行，而且精通报务，还懂日语。然而，尽管这两位日本同行对我表示十分“亲善”，我却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因为不论是“满洲国”，还是“满洲军”，都是通过日本人来控制的。何况自己又在情报系工作，稍一不慎，情报上去，就会招来灭顶之灾。

我们住在司令部宿舍的军官，大都是原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的老部下，也有一部分青年军官是由权势人物介绍来的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花花公子。每天下班回来，不是逛妓院，就是打麻将、喝大酒。我自然不能同这些阔少爷相比，这不仅仅因为我的目标盯在作官上，而且还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刚来的时候月薪只有三十元，连衣食都得紧缩开支，后来虽然增到一百二十元，除了每月留下四十元的伙食零花外，剩下的八十元全部寄回家里还债。所以平时连戏院子我都很少光顾，每天晚上呆在宿舍里写日记、读史书、看报纸。上边交给我的公务，我总是提前完成，令其满意·····曲于我处处谨言慎行，很快得到了警备司令部上将部附倔内一雄的赏识。

倔内一雄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其貌不扬，其心叵测，他为了讨得满洲人的好感，更名满良，英其名曰“满洲之良民”也。他深知日本侵华，如蛇吞象，食之有味，咽之不易，因而精心物色那些效忠日本天皇的满洲人，以实现其“以华治华”，建立“王道乐土”的美梦，因此，看到象我这样为其卖命的人心里自然十分高兴。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4 13:45
抗日志士的身躯铺垫了我升官的阶梯

九一八事变后，各色人物出现在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有于芷山这样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大汉奸、大卖国贼，更有爱国的官兵。于芷山的旧部，唐聚五、李春润等，都打起了抗日救亡的旗帜。于部所到之处，“打倒大汉奸于芷山”，“宁做丧家犬，不当亡国奴”的标语，街头巷尾，比比皆是。当时的抗日武装要数唐聚五的抗日救国军实力最雄厚，他挥师万余众，活跃于辽吉边境。原通化保安团团长王风阁，和凤城公安局长邓铁梅领导的抗日义勇军约四千人，也在东边道一带与日军奋勇拼搏。此外，还有大刀会、红抢会、联庄会等抗日武装，神出鬼没，枪来剑往，弄得鬼子兵顾此失彼，疲于奔命。特别是李春润领导的抗日救国军，经常出没于沈阳近郊，闪袭哨所，破坏交通，枪声彻夜不停，吓得日本人寝不安枕，惶惶不可终日。

一九三二年三月，于芷山招兵买马回到奉天省警备司令部，发现沈阳城已处在四面楚歌之中，尽管他一再向日本主子保证“立即肃清残匪”，但由于李春润采取打了就跑的麻雀战术，使于芷山的警备部队如胡狲捞月，毫无办法。直到八月，警备司令部的日本顾问菅野少佐给于芷山下了一道最后通牒，限期他在一月之内招降或消灭李春润的抗日救国军。于芷山心里明白，这个小小的日本顾问，是关东军安插在司令部的一个至高无上的监护人，手操自己的生杀大权。于是，他接连给李春润送去几封密信，劝其归顺，委以重任，都遭到了李春润的严词拒绝。于芷山决定带领卫队团亲征水陵镇－李春润的根据地。

在出发前，于芷山指令参谋处派我参战，经过一番争论，参谋处参加这次战斗的除了我之外，还有中校参谋周良宪，上尉参谋佟玉琛和一个姓李的少校参谋。在行军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着可能出现的各种战斗局面和应变办法——因为，这是我向于司令官显示才能的最好机会。

第二天午后，我们的尖兵连在离沈阳东南二百多华里的水陵街，和李春润的抗日救国军前沿部队交了火，我们的尖兵连被打得丢盔卸甲，败下阵来。于芷山随即指挥卫队团和手枪连对永陵前哨阵地发起强攻。经过一小时的激战，李部的两个营因寡不敌众，撤至新宾县城。我们攻占永陵街后，留部分部队驻守，其余继续东进，攻占新宾县城，李部被迫退入城东山区。

第三天上午，于芷山召集设防会议。根据中校参谋周良宪的提议，部队全部设防，固守县城，伺机进剿。

于芷山原以为李春润吃了败仗，暂时不会进攻县城，不料入夜十点，城外忽然枪炮声大作，抗日救国军包围了新宾县城，并集中主力部队猛攻东门，要不是预备队增援及时，李部险些攻入城内。战斗一直打到天明，救国军才撤回山里。

第四天，周良宪参谋领我视察了城区情况后，重新研究抗日教国军的攻城策略。于芷山让我发表看法，我说：“新宾县城南面靠山，城防坚固，又有炮台护卫，易守不易攻。敌人不会冒然进犯，城北有苏子河这条天然屏障，敌人暂时不会涉此险境。唯独东，西两面是进出城关的必由之路，而且地势平坦，是敌人进攻的主要目标······”我发现大家对我的分析表示赞许，接着说：“昨晚敌人进攻东门被击退，今晚必攻西门无疑，预备队可隐蔽在西门附近，”司令官根据我的意见，作好了战斗布署。

这是我任上尉参谋作出的第一次战术分析，正确与否，将关系着上司对我才能的估价，因此，我多么希望李春润会按着我的设想行动啊！但出乎意料之外，深夜十一点左右，战斗首先在东门打响，而且越打越激烈，我方已处于难以支撑的局面。这时周参谋指责我作了错误的分析，坚持要把预备队拉来支援东门，但我从东门抗日救国军声威有余，而西、南、北门过于沉寂的情况分析，他们肯定是声东击西。我不同意周的意见。果然，不出所料，十二点左右，李春润主力对西门发动猛攻，枪林弹雨，喊声连天，如果不是预备队增援及时，救国军肯定攻入城内无疑。

战斗结束后，于芷山和周良宪对我倍加赞扬，于芷山连连拍着我的肩膀说：“年轻有为！年轻有为！”

在第五天晚上的战术布署会议上，周良宪和我又发生了分歧。他认为李春润攻打西门失败之后，必然会改攻东门。我不同意地说，“一个好棋手不但要料定对方的棋路，更重要的是要料定对方会想到我们的棋路，因而改变自己的棋路。所以，我认为敌人今晚继续攻打西门无疑，我们应该集中兵力固守西门，”第五天晚上的战斗证实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李春润部再次遭到失败。

战斗进入第六天，周参谋分析，李部三次攻城失利，可能会暂停进攻。我则认为：双方兵力相等，对方虽三次进攻失败，但并未损伤元气，而且有两次险些攻入城内，他们必然会抓紧时机，连续进攻，以求速胜，获我辎重。而且，我认为，李部三次攻打东西两门不下，必然会挺而走险，进犯北门······周良宪付之一笑说：

“北门有苏子河相阻，攻难退更难，稍有军事常识，决不会出此下策······”

我坚持说：“李春润不是一般指挥官，正因为我们坚信他不会出此下策，则正是他作出进攻北门的决策所在。”

于芷山最后终于同意我的见解，除抽调手枪连加强东、西城关防务外，把所有机枪和预备队调集北门，做好了迎敌准备。

第六天入晚，救国军从县城东、南、西三面同时发动进攻，“打进新宾城，活捉于芷山”的口号声震天动地。战斗延续到半夜十一点，救国军三千多人果然从北门开始偷渡苏子河，救国军两次攻入北门，都被我密集的机枪火力击退。李春润知中埋伏，下令撤退，但因河水过深，又无火力排护，伤亡惨重，遗尸五百多具。第二天一早我亲眼看到抗日志士横尸遍野，良心上受到无比责备，但一想到我由此受到的赞许，想到升官有望也就心安理得了。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4 13:45
见风使舵

战斗结束后，行辕司令部转移到柳河，正待进行战后整训，忽然接到辉南县朝阳镇三团打来电报说：“楼街昨日失守，守卫楼街的第一营除营长领十几名士兵跑回团部外，全部被俘。今团长卧病在床，无人问政，电请司令官指示云云。”

于芷山看过电报，对三团失守楼街气极败坏，但考虑一营李营长是三团团长田德胜的干儿子，而田团长又是自己的老部下、老朋友。九一八事变后，于芷山的几个老部下纷纷倒戈，而田德胜则是他投降日军的积极赞同和参与者，成为于芷山的左膀右臂，所以这次军事失误，于芷山不但不打算处分田德胜，反而决定派人前往三团进行安抚。

由于在新宾县城的守卫战中，我成了于芷山的得意高参，这次去朝阳镇慰问田德胜的使命，也就自然的落到了我的头上。当时我对这个差使感到左右为难，因为从柳河到三团所在的朝阳镇必须经过楼街。既然田德胜的一个嫡系营未能守住楼街，如今让我带一个骑兵排去闯楼街，岂不要“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吗？可不去又不行，军令如山，岂能儿戏。我又一算计，我在新宾之战已经崭露头角，这次如果完成任务岂不正是我再显身手，青云直上的大好时机！我经过周密考虑后，请求于芷山增派两挺机枪，带领骑兵排连夜出发了。

攻占楼街的人因以大刀和红缨枪为主要武装而得名。多数士兵来自农民，白天归田，夜晚出击、首领阎大 法师，以传播 佛 道发动群众参加抗日队伍。作战时，口中念念有词，与过去的反英义和团一样，带有几分神秘的 迷 信 色彩。他们是通化唐聚五领导的抗日救国军的外围组织，号称十万余众，是当时东北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这次攻打楼街时，调集一万多手执大刀、长矛的战士，进行轮番攻击，前仆后继，英勇异常。田德胜的第一营虽然武器精良，也无济于事，终被全部歼灭。

他们占领楼街后，料定突然东进的于芷山要倾巢出动，进行报复打击。我利用这一心理状态，命令骑兵排张排长分东西两路，用数挺机枪同时向楼街开火，制造“大军压境”的战斗气氛。由于天黑不见五指，又没有准确情报，驻守楼街的部队没有出击，我带领骑兵排边打边走，顺利经过楼街，于天明时分到达朝阳镇。卧病在床的三团团长田德胜见到我痛哭流涕地说，“楼街之战，损失伤亡一个营，真是罪该万死！我已经把那个草包营长押起来了，等待司令部来人处决，一待病好，我将向于司令负荆请罪·····”。

我明知田德胜舍不得处决自己的干儿子，才称病在床，巴不得送个顺水人情，安抚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李营长失守楼街，固然有责，终因寡不敌众，情有可原，不如降职使用，以观后效。”

“谢谢！”田德胜握住我的双手说：“今后还望肖参谋在司令面前多多关照。”

随后，我以于司令的旨意，要求重建一营，加强实力。同时把田德胜的病情和对一营李营长的处理结果电告于芷山，于回电对我的工作表示赞许，并告诉我，警备行辕司令部即将转移到辉南县山城镇，命我带骑兵排立即赶赴山城镇报到。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4 13:47
没有爆炸的“皇姑屯事件”

我到山城镇不久，多次发现几伙身着便服的人在街上横冲直撞， 胡作非为。于是我对于芷山说： “司令官，应该马上对这些人采取行动，不然将严重影响您在山城镇的威望。”

于芷山根据我的意见，命令巡查队逮捕了其中两名强奸民女的人。不料这件事却引起了日本铁道守备队中佐大队长小田的不满，多次来函要求立即释放被警备司令部关押的人。于芷山拍着桌子骂道：“他妈的，铁道守备队管不了我警备司令部这一段！告诉他们，就说我们抓的这两个人犯有强奸罪，正在审讯， 不能放！”

第二天，日本铁道守备队声称抓住了三名穿警备部队制服的所谓“作案犯”，说扰乱山城镇治安的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于芷山立即命令部队清点人数，发现没有一名士兵丢失，知道其中有诈，当即要求守备队把三名“作案犯”交还.警备司令部处决，但同样遭到了守备队的拒绝。

还没等于芷山弄清事情内幕，铁道守备队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初的一个晚上包围了于芷山的德裕粮栈和公馆。

驻山城镇的日本铁道守备队相当一个加强营，下设四个中队，一个中队相当一个连的编制。包围德裕粮栈的这个中队的中队长叫照井，长相凶恶，性格粗野，经常公开咒骂伪军和于芷山。当然，这次包围于芷山决不是一个铁道守备队中队长说了算数的。

原来，于芷山投靠日本人以后，将他原来的一个旅扩充到七个旅，除了日本关东军之外，当时他的警备司令部堪称实力雄厚。因此，于芷山也就得意忘形， 经常跟日本人拍着桌子吵架，甚至有时调动军队也不服满洲皇朝管。傀儡想爬到主子头上，日本人决心找茬干掉这个不听话的奴才。

这德裕粮栈是山城镇里的城中城，粮栈四周筑有坚固的城堡。这天晚上，城堡上的士兵发现粮栈被日本兵包围，正要开枪射击，卫兵班长急忙制止说： “千万不要开枪，我马上去报告连长⋯⋯”

此时，手枪连长程凤周正在公馆里跟于芷山叙谈。听了卫兵班长的报告，二人不由大吃一惊。于芷山问手枪连长怎么办，程凤周认为， 在没有弄清情况之前，不能轻举妄动，他说：“日本人包围粮栈和于公馆，恐怕是直接对司令官您来的。眼下大部队都在城郊，粮栈只有我们一个连， 万一打起来，司令官的安全⋯⋯”

于芷山听从了手枪连长程凤周的意见，匆匆离开公馆，上前庭二楼给警备行辕司令部打电话。当时我正在行辕司令部值班，于芷山在电话中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说： “铁道守备队包围了德裕粮栈，你⋯⋯你马上找到司令部大泽教官，问⋯⋯问明白是怎么回事⋯⋯好，好商量⋯⋯”没等于芷山把话说完，电话就断了。这时，铁道守备队的两个排已用粗大的木杠撞开了粮栈大门，拥入粮栈进行搜索。于芷山不知电话线已被日本人切断，正要继续往司令部打电话，两个日本兵闯上前庭二楼。

“太君(指于芷山)的在哪里?”

在日伪统治时期，象于芷山这样的高级将领都是由秘书打电话，所以两个日本兵没有想到打电话的正是于芷山本人。于芷山注意到这两个日本兵并不认识自己，便将计就计指着楼下说： “太君的在后院。”

于芷山跟着两个日本兵下了楼，见粮栈院内到处都是搜索自己的日本兵，急忙以粮垛为掩护，摸到院墙根下——后来于芷山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老天保佑我姓于的命不该绝， 我突然摸到了一架搭在墙上的梯子，我顺着梯子爬上墙头， 然后将梯子推倒， 跳进隔壁粮栈的院子里， 钻进一个麦垛里躲藏起来……”

于芷山推倒梯子的声音惊动了日本兵，德裕粮栈院内顿时枪声大作，喊杀连天。经过几个小时的严密搜索， 也没有找到于芷山的踪影。中队长照井再次来到公馆，逼着他的二姨太交出“太君”，二姨太张氏一问三不知。照井无奈，带着部队撤离德裕粮栈。

自从于芷山在电话里告诉我 日本兵包围德裕粮栈的情况后，我当即用电话通知卫队团长赫慕侠“速来司令部商谈要事”。赫慕侠领着几名卫兵刚到行辕司令部，于芷山的秘书孙维珍也从宿舍到了值班室。正当我们都感到情况严重而又束手无策的时候，铁道守备队大队中佐大队长小田，派一名副官领着一个宪兵坐三轮摩托车来到司令部。日本副官看了我们三个人一眼，用不纯熟的中国话问： “谁的参谋?部队长的有?”

“他是肖参谋。”赫慕侠介绍说：“我是卫队团长。”

“很好。”日本副官把手一挥说： “跟我们的守备大队去……”

赫慕侠让孙秘书留在司令部值班，和我分乘两辆三轮摩托前往守备队大队部。

铁道守备队驻扎在山城镇东北郊约十华里的一处深宅大院。我们下了摩托车走进院门，不由大吃一惊。原来从院门通往内厅的百米过道，面对面站着两列全副武装的日本兵，他们端着带刺刀的步枪，交叉成一个刀光剑影的人字长廊，我们必须从这寒光闪闪的人字长廊下通过。

我尴尬地看了卫队团长赫慕侠一眼，壮着胆子走在前面······

守备大队中佐大队长小田象“阎王爷”一样坐在大厅的正面，大队副和一名副官分列左右。

“你们通通地站着！”少佐大队附命令着。

“司令官的哪里去了？”大队长小田用不纯熟的中国话说：“你们不马上把司令官交出来，统统的枪毙！”

“八嘎！”站在我们身后的四个监视兵答应着。

很显然，日本人为了急于知道于芷山的下落，在向我们施加压力。但我明白，在他们没有抓到于芷山之前，不会轻易拿我们俩开刀。于是，我用日语回答；“司令官去向不明，我们也正在找他。”

小田听我会说日本话，看了看身边的大队附。“你们马上把他找到这里！”

我和赫慕侠交换了一下眼色，走到前面，把手一摊说：“刚才城里又是枪声，又是喊声，我们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司令官天黑以前就离开了司令部。深更半夜，我们上哪儿去找他······”

“八嘎！”小田拍着桌子骂道。“晚上找不到就天明找，天明再找不到就枪毙你们两个！”

“我们尽量找。”

“找到了，马上报告我！”

“是的。”

“找到了于的不报告，就枪毙你们！”

“可以。”

“放他们回去······”

回到司令部，我对赫慕侠和孙维珍说：“这件事情很蹊跷，后果不堪预料。我们应该马上把部队调出城外，集中待命，以防万一。”

赫团长和孙秘书都表示同意我的看法，当即下令驻扎城里的第二营和迫击炮连撤到城外三华里的约旦屯后，步兵作好一级备战，迫击炮进入阵地，瞄准日本营地，随时准备战斗。

赫团长作好战斗部署之后，和我来到跟警备行辕司令部近在咫尺的宪兵队。因为我们必须找到司令部的日系教官大泽，才有可能弄清事件的真相。

这天晚上，日本宪兵队异乎寻常的戒备森严，当我们还远离岗哨时，几个日本哨兵就声嘶力竭地嚷道：“你们干什么的来了？”

“我们是警备司令部的，”我说：“找大泽教官。”

宪兵毫不客气地搜查了我们的周身，在得到他们上司的同意后，领我们去宪兵队办公室。走到门口，果然听到屋内大泽在谈笑风生,日系教官大泽在事件发生前撤离行辕司令部，这更加使我确信，这次事件是一个蓄谋已久的阴谋。

我见到大泽后，装做若无其事地说：“教官，你我知道，这是由于几个扰乱治安的分子引起的一场小小的误会，你应该马上回去，因为你最了解于司令，是从中调停最合理的人······”

“好。”大泽笑了笑说：“你们先回去吧，我马上就走。”

我们回到行辕司令部，一直不见大泽回来，心里十分着急。因为不可预测的事态发展，随时危及着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安全······

“报台！”卫兵领着一个小孩走进办公室。

“我是于司令派来的。”小孩从裤腰里摸出一个纸条递给赫团长。纸条上潦草地写着一行小字：“我在隔壁粮栈经理室，你们立即研究应变办法告我——于芷山。

于芷山还活着，而且没有被捕，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消息。三人决定去同他一道研究对策。但当我们走到门外，发现街上已经戒严，到处都是巡逻的宪兵，我们只好返回司令部。直到第二天拂晓，宪兵撤走以后，我们才换上便衣。来到与德裕粮栈毗邻的粮栈经理室。于芷山见了我们，好象有了依靠，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苦笑着给我们让坐。赫团长汇报了部队已转移到郊区并作好战斗准备的情况。于芷山沉默了一会儿，问我怎么办。

“这是一个策划周密的阴谋。”我果断地说：“从守备队直接包围德裕粮栈而没有惊动行辕司令部这点看，日本人的目标是直接针对司令官的。如果不公开解决这个问题，其后患无穷······”

“他 妈 的，小鬼子不知好歹！”赫慕侠在桌上猛击一拳：“我们马上把司令部转移到三原浦一带的山区，同大刀会联合跟他们干！”

于芷山看了赫慕侠一眼，沉默不语。

“这是宋江造反，逼上梁山。”我补充说： “日本人既然对你老不放心，你老赤胆忠心地跟他们干， 也不会有好结果。现在只要司令官出头抗日，你老的旧部都会归顺， 几十万大军就会揭竿而起，司令官的名声……”我试探着说。

于芷山看了我一眼，回过头去问秘书孙维珍：“你的意见呢?”

孙维珍面有难色： “事情发生得很唐突， 我还没有成熟的见解⋯⋯”

于芷山思索片刻， 带有一些神秘色彩地凑到我和赫团长跟前说：“不过有一件事——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我只告诉过孙秘书， 还没有告诉你们”，于芷山看了看门外说：“前些日子，张学良从北京派来一个密使到沈阳， 把缝在衣襟里的一块绸子交给了我，上面写着：‘伺机待命’四个字。我之所以扩充部队， 既可为日本人所用，也可作反日本人之用。少帅既然让我伺机待命，我想等等少帅的命令再说。”

“原来是这样⋯⋯”我心里暗想： 日本人这次没有抓到于芷山，能否就此罢休?万一调集部队把司令部和卫队团包围起来， 我们一个也跑不了。于是， 我再次进言：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等少帅命令等到什么时候? 机会错过，时不再来。日本人诡计多端，万一部队一散，司令驾空，到时候……”

“是啊！”赫慕侠担心地说： “趁日本人还没有防备，我们的部队还完好无损……”

“唉……”于芷山长叹一声，“你们考虑过没有，我的大太太、儿子和财产都在省城，我这一走， 岂不全都完蛋了……你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赫慕侠看了我一眼，我们这才弄清楚于芷山的真实意图。

“我看这样吧。”于芷山忽然双眉一扬说：“我先派人到省城看看，如果日本人在沈阳也动了手，我们就同他干；如果还没有动手，就伺机再说。”

沉默了一会，赫团长问： “那么派谁去呢?”

“我看还是派肖参谋吧！”于芷山对我说： “今天有去刁羚的火车，你到省城后找警备司令部曹参谋长和菅野顾问，一定要弄清楚事件的真相，能和解一定要争取和解，只要沈阳没有发难，和解还是有希望的。”

我乘当天下午三点的火车，于半夜十点到达沈阳。我到警备司令部没有发现什么异样，让值班的派了一辆汽车送到参谋长曹秉森的公馆里。我向参谋长介绍了山城镇事件的前前后后，他感到吃惊。经他证实， 日本人不但没有惊动沈阳警备司令部和所属部队，而且对山城镇事件也守口如瓶。我对曹秉森谈了自己的想法：象谋杀于司令这样重大的事件，肯定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作出的。一旦谋杀不成，他们就会避重就轻地把责任推到山城镇铁道守备队大队长小田身上。

“对！”曹参谋长同意说： “走， 我们马上把这件事告诉菅野顾问，给他们留个下台阶的机会。”

我和曹参谋长驱车到日本顾问菅野住处。敲了十几分钟的门，一个顾问部署官才慢腾腾地出来问我们有什么事，曹秉森告诉他必须面见菅野顾问。经他通报后，菅野顾问在会客厅接见了我们。他对我的深夜求见，感到十分惊讶，问我回沈阳有什么要事相商。我从头到尾把山城镇事件作了详细的汇报。果然不出我所料，这个日本顾问对山城镇事件也一无所闻。他呆愣了一会儿， 跟我们打了个手势，就匆匆走进内室。很显然，他是给关东军司令部打电话去了。

我和曹参谋长在客厅里足足等了一个小时，菅野才满面春风地从内室出来。

“对不起，这是误会——是卫队团和照井中队相处不睦而发生的一次误会。”菅野歉意地说：“于司令官健在就好，我明天亲自去处理这个问题。”

第二天一早，菅野随我乘车回到山城镇。我们来到行辕司令部，看见于芷山正和赫慕侠坐在办公室谈话。菅野顾问上前握住于芷山的双手说： “司令宫，我听肖参谋汇报了事件经过，这的确是个误会，我代表关东军司令部向你表示歉意。”说罢，深深地对于芷山鞠了一个躬。

于芷山看了我一眼，这才放宽心，连连说： “事情过去了， 也就算了。还劳驾菅野顾问亲自跑一趟，实在过意不去。”

“我们顾问团应该对司令官的安全负责。”菅野说：“我马上到守备队去一趟，把问题调查清楚再行处理。”

下午，菅野顾问从守备队回来，跟于芷山敷衍了几句，说什么夜袭德裕粮栈，是守备中队长照井一手造成的。大队长小田对此十分不满，除对于司令表示歉意之外，并将对照井“进行撤职处分”。随后，菅野对于芷山说： “于司令官，依我看，您长期住在这偏僻山镇不妥，还是回到奉天去吧!”

“好。”于芷山满意地说： “我过几天就走。”

菅野在当天下午离开了山城镇。于芷山和我们的行辕司令部也于第三天迁回沈阳。

狡诈的于芷山明知山城镇事件是日本最高当局蓄意谋杀他，却没有暴跳如雷， 倒戈相向，反而派我求助日本顾问从中调停，表现了他对关东军的“无比信任”和对日本天皇的“无比忠诚”，促使日本当局易辙更章， 不但放弃了杀害于芷山的计划，并决定扩充伪军，健全伪军，使之成为关东军一支重要的补充力量。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4 13:48
溥仪赐我军刀奖

我死心塌地的为于芷山卖命，终于得到了主子的青睐。回到沈阳，我被晋升为少校参谋。不久，又被选送到陆军训练学校进修。

日伪当局为了适应扩军需要，加强对伪军的全面控制，一九三三年春，在沈阳东大营成立了第一个陆军训练学校。训练兵种分步、骑、炮三科，步、骑科每期受训学员一百名左右，炮兵科每期受训学员二十名左右。受训期限为半年。校长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邢士廉中将（后晋升为上将军事部大臣），还有一名日本少将干事叫水汀，是一九二八年策划皇姑屯事件，杀害张作霖的元凶。他长得像个门神，一对金鱼眼，一脸络腮胡，经常恶狠狠地对学员们说：“学术不好不行，思想不良更不容。”因此，他在处罚所谓“思想不良分子”时，用心残忍，手段毒辣，学员望而生畏。

陆军训练学校的学员来源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从国高毕业生中通过考试择优录取，毕业后分到部队任下级军官；一部分由警备司令部择优选送中校以下军官，毕业后归队任职。警备司令部选送的第一期学员有三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被分配到只有二十名学员的炮兵科。这与其说是于芷山的器重，不如说是日本人的举荐。因为于芷山的警备司令部和薄仪的满洲国一样，只不过是日本人手中的两个大小不同的傀儡罢了。

自从我被提升少校后，我更加确信想升官发财，还得跟于芷山干，跟日本人干。我早已把民族尊严，国耻大辱忘得一干二净了。我遵循“话语不怕少、学问不怕多”的信条，拼命用功学习。

毕业时我成绩名列炮科第一名。学校当局把步、炮、骑三科第一名学员上报军政部，由军政部大臣张景惠上奏伪满执政溥仪。溥仪恩准各赐军刀一把，并决定举行赐刀仪式。其实，这不过是日本人进行奴化教育的一种手段。

授军刀仪式是在九月举行的，具体日子我记不清了。这天上午八时许，溥仪特派的钦差大臣侍从武官满丰昌来到学校，按步、骑、炮三科的第一名分别授奖。步兵科第一名为刘慕蝉，骑兵科第一名为姜鹏飞。

授奖仪式结束后，日本干事水汀板着脸孔告诫我们：

“你们三个人都学会了一套军事技术，但学术好，不等于思想好，只有学术好、思想好才能成为一个优秀指挥官。你们要记住：大日本帝国仗义兴师，拯救东北三千万民众的疾苦，登上衽席；你们更不能忘记，建设＇王道乐土＇需要日满军队携手前进。特别是你们三个荣获皇上恩赐军刀奖的军官，是有才干、有前程的人，如果你们不听我的训诫，存有异心，必将招祸，悔之晚矣······”

我获军刀奖在警备司令部引起了轰动。因为溥仪授予我的不是一般的战刀，是带黄刀穗的指挥刀。按军阶规定，只有将官的刀穗才能配有黄色刀穗，这意味着我将成为将级指挥官。我为此而沾沾自喜，以致成为日本指挥刀下一名卖国求荣的忠实走卒。

当我得到彻底改造之后，我才认识到，这是无法洗清的耻辱，。然而，可悲的是，当时我是那么兴奋，我认为接受了至高无上的天子的奖赏，是光宗耀祖的荣誉······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4 13:49
提心吊胆的汉奸生涯

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以华治华”的政策，一方面利用庞大的特务机构，采取密告、密探，甚至公开抄家、诱惑欺诈等卑劣手段，对将要启用的华人官员进行审查；另一方面，则利用汉奸内部的矛盾，监视控制伪满当局的华人。一九三四年春，情报系脱离警备科而单独设立情报科时，我被任命为少校科长。

正当我为荣升科长自我陶醉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一天中午，我下班回到家里，只见屋里屋外被翻得乱七八糟。柜橱箱笼、衣服杂物，横七竖八，狼籍满地······

当时我家住在沈阳南门里监狱胡同。家里除妻子惠芬外，还有长女素娥（五岁）、长子德惠（二岁）和刚刚从辽中乡下搬来城里居住的母亲，妻子告诉我，抄家的经过是这样的：

这天上午，五个伪宪兵突然闯进我家，由一名班长指挥，不由分说翻箱倒柜，对所有的衣物进行了仔细的搜查。他们在屋里没有搜出什么，又跑到院里乱翻一阵。我的母亲吓得浑身哆嗦，两个不懂事的孩子抱住他们的妈妈哭叫着·····我妻子一看这幅情景，料我已被捕无疑，壮着胆子求宪兵班长说：

“太君，我家肖参谋每天下班回来大门不出，除了几个同事，从来没有跟不三不四的人交往过。希望你们千万不要抓错了人，他可不是坏人啊······。”

“我们是奉命而来。肖参谋是不是坏人，我们也不知道。”班长解释说，“将来会查清楚的，请太太不用担心。”

抄家的宪兵走后，我妻子急于想打听我的消息，可又不敢出门，直到我下班回来，她才知道我没有被抓走。

我反复分析了被伪宪兵队抄家的各种原因：是同事诬告？是日方考验？还是我在辽西参加抗日义勇军的那段历史泄漏了······这后一种可能使我胆战心惊，因为日本法西斯对所谓的反满抗日分子“格杀勿论”，我不能不作最坏的打算。我把妻子叫到一边说：“看情况，我现在凶多吉少。你马上给我准备几件衣服，趁日本人还没有下手，我必须远走高飞。我走之后，你们马上回乡下分散躲避，以免株连。”

当妻子为我收拾行装的时候，我悄悄地推开院门一看，发现住宅四周都有游动密探——逃跑已经不可能了。思索再三，我决定效仿于芷山忍辱求全的做法。

午后上班，我把抄家的情况对本科的日系军官说了，他们除了表示同情外，别无主张。我想，如果这是日本关东军特务机构伸过来的另一只黑手的话，就是报告警备司令于芷山，他也爱莫能助。唯一的出路，就是直接找警备司令部少将部附倔内一雄，因为他是唯一能够在关东军司令部起影响作用的人物。

“你们家被抄这件事，我怎么一无所知？”倔内一维听完我的呈述，表示十分惊讶，他说：“我一定帮你把事情弄清楚······”

没等倔内一雄把话说完，一名日本少校军官来到他的办公室。倔内一雄让我先回参谋处，等客人走后再找我谈。

半个小时过去了，也不见倔内一雄差人找我。我忐忑不安地走到部附办公室门口，从门缝偷看一眼，见那位宪兵少校已经走了。我轻轻地敲了几下门。倔内一雄似乎猜到是我，冷冷地喊了一声：“进来！

我推门进去，敬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然后呆若木鸡地侍立一旁，等待他的宣判。

倔内一雄冷若冰霜，大口大口地吸着香烟。

“肖参谋······”他忽然从椅子上站起来，声色俱厉地说：“我一直以为你在忠心耿耿地为日满做工作，没想到你竟是一个反满抗日分子！”他阴险地笑了笑，“既然自己送到我这里来了，就不用再出去了，宪兵队马上会来接你的。”

一听说宪兵队，我立即打了一个冷颤。

“部附，您说我是反满抗日分子，不知有何证据？”我强迫自己镇定：“我为建立满洲王道乐土呕心沥血，不遗余力。部附说我反满抗日，我愿立即死在部附跟前，以表我一片忠心·····”说罢，我转身去取军刀······

“站住！”倔内一雄冷若冰霜的面孔现出了笑容。“刚才我是对你进行最后一次心理试验，是完全出于对你个人负责。因为城内宪兵队和满洲宪兵团同时收到两封密告信，说你有反满抗日的言行，所以才决定搜查你的家。现在你不用害怕了，我已向宪兵队说明，你是一个思想好、有能力的优秀军官，从现在起，你平安无事了。”

“谢谢部附的信任！”一块千斤重石从我心头落下。我向倔内一雄敬了个鞠躬礼，正回身要走，他再次把我叫住了······

“肖参谋，我保证你不是坏人，你也得向我保证不做坏事，否则，我今后对你概不负责！

“我一定效命大东亚事业！”我发誓说，“永世不会变心！”

“很好！”倔内一雄高兴地说：“你回去安心工作吧，今后再有人诬告你也不用害怕了。”

事后，我就发现身后的尾巴不见了。

由于日人的信任，我很顺利地从倔内一雄那里要出了密告信。通过核对笔迹，很快查实了写诬告信的是参谋处长吕衡的密友——对我深怀忌恨的少校参谋廖祥云。于芷山对此十分气愤，不顾吕衡的一再担保，撤消了廖的职务，打发回乡务农去了。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4 13:50
桓仁教育界惨案真相

一九三五年秋我从陆军训练学校陆大专科班毕业以后。回警备司令部任原职。这时于芷山已调任伪满军政部大臣，由于琛徵接任奉天省警备司令官。一九三六年，为了适应侵华战争的需要，奉天省警备司令部改编为第一军管区司令部，由中将王静修任司令官。同年十二月，我被晋升为司令部中校作战科长。

七七事变的前夕，为了巩固侵华大后方，日军一方面运用全部日伪军事力量“扫荡”抗日游击队；一方面残酷镇压所谓“善于煽动性”的知识阶层。桓仁教育界惨案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一九三六年冬，驻今辽宁省桓仁县的日本宪兵队，突然逮捕了桓仁县尖山子小学张校长为首的二十多名爱国知识分子，押到宪兵队监禁后，施以各种酷刑，强迫他们承认参加了以张校长为首的“抗日救国会”，并编造一份假案情，勒令被捕者照假案情招供画押；谁要不肯承认，就给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剥筋抽条、针刺指尖······整整拷问了半年之久，有的眼睛被打瞎了，有的胳膊和腿骨被打断了。不少知识分子被折磨成了残废，最后被迫在日本宪兵队编造的所谓“反满抗日供词”上签字画押。

日本法西斯为了进一步扩大镇压知识阶层的舆论需要，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将屈打成招的桓仁县二十名知识分子送交伪第一军管区军法处进行军法审讯。会审组织规定，除军事法官外，必须有本科军官参加。我和军械处中校处员刘秉岩被军管区中将司令官王静修指令参加这次所谓的“军法会审”。

会审的组成人员是：审判长王冠英（军法处长）：审判官三浦（日本法官）；陪审官刘秉岩，肖玉琛（本科军官）；检察长小泽（日本法官）、姚法官；翻译，书记各一人。

军法会审是一九三七年五月进行的。法庭设在第一军管区驻地——旧军阀张作霖元帅府东厢房军法处的一所大庭内。这天早上七点半，参加会审的成员按照指定的位置进入法庭就座后，由执法士兵把戴着手铐脚镣的二十名“犯人”带入法庭。这些所谓“犯人”个个蓬头垢面，骨瘦如柴。有的断肢折臂，有的眼球暴露，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刀光剑影的审讯，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遍体鳞伤的“犯人”······心里暗想：这是法庭，还是地狱？

审讯是在八点正式开始的。第一个被提审的是尖山子小学张校长。当姚检察官问过他的姓名、年龄、职业、住址后，要求他本人呈述“罪行”。张校长拖动着一条受伤的腿，抓住围栏，挺直腰杆，义愤填膺地说：

“在座的各位法官，请看看我们这些缺腿少胳膊的所谓‘犯人’，你们就会明白，宪兵队送交你们那些‘供词’是怎么得来的。他们对我们进行了整整六个月的严刑审问，仅我个人就先后被打昏过三次，直到把我一条腿打断，一只眼请打瞎······请诸位看看，现在我的腿还在淌着鲜血呢！难道这样屈打成招的供词，你们也相信吗？”

“住口！”姚检察官拍了一下镇堂木，喊道：“照这样说，难道是宪兵队编造假案不成？”

“检察官先生，”张校长毫无惧色地问：“法律是不是尊重事实？宪兵队说我去年九月在山林中开会的那一天，我正在恒仁县参加教育局召开的各小学校长会议，我还在会上作了教学汇报。既有人证在，又有文件在，可是宪兵队硬说那一天我在山林中召开‘反满抗日’的救国会议······请问检察官，难道一个人能分成两半吗？”

“可是你已经在供词上画押了。”姚检察官指着桌上的供词说：“这上边难道是别人按的指纹吗？”

“是我按的指纹不假。”张校长吃力地移动了一下身子：“难道你们没有看见我这只被打瞎了的眼睛和这条被打断了的腿吗？”张校长把衣服扯开说：“你们再看看我这一身伤痕······”

参加会审的官员们听完张校长有理有据，义正辞严的申诉，个个面面相觑无言对答。这使所有“犯人”的精神为之一振，争先恐后地控诉宪兵队严刑逼供的罪行：

“宪兵队硬逼我们承认参加了张校长召开的教国会······”

“不承认，就给我们用大刑······”

“你们看我的胳膊······”

“你们看我的眼睛······”

“······”

“犯人”的叫屈声和脚镣手铐的碰击声混成一片，法庭秩序顿时乱了起来。检察官把镇堂木拍得“叭叭”直响，也没有能够镇住“犯人”的愤慨情绪。直到审判长答应重新讯问，法庭才慢慢地静下来。

法庭才慢慢地静下来。


通过讯问，几乎所有“犯人”都推翻了原来的供词，一致要求重新调查此案。姚检察官用了半天时间一一进行答辩，并指示书记官做了详细记录，然后宣布说：“虽然今天犯人的供词与原来宪兵队提交的供词完全相反，但检察官不能听信一面之词，因宪兵队提交的供词，犯人已签字画押，既有人证，又有物证，因此本庭只能按照法律程序起诉······”这时法庭又哄了起来。日本法官小泽一看形势发展下去，不但会导致推翻宪兵队用了半年时间严刑审讯得来不易的全部供词，而且将严重影响完兵队的威望和日本帝国的形象，他凶相毕露地拿起镇堂木用力一拍，厉声喝道：


“这么说，你们无罪，宪兵队有罪，对不对？真是岂有此理！已经画押的供词，翻案的不行！”


接着，宣布休庭。所有“犯人”被二十多名执法兵押回监狱。


午后一点多，会审员被召集到军法处办公室，商讨起诉和审判事宜。审判长王冠英首先发言，他说：


“大家都听到了犯人的申诉，有什么想法，可以自由地发表个人的意见嘛。”


上午审讯的悲惨景象历历在目，每个在座的中国人都心里明白：这里除了日本人的强权自由外，哪里还有中国人的法律平等。大家你望望我，我看看你，日本人看中国人说什么，而中国人又不知道这些日本法官的真正用心，由于双方都在等待对方首先发言，从而形成了一个长时间的沉默。这种沉默，象一个衡量良心的天平，摆在我的面前，引起我多次感情冲动，想说几句公道话。但一想到宪兵队，一想到上午那些断腿，折臂的“犯人”，我冲到嘴边的话，又随着一口难以哽咽的唾沫呛了回去······


“我看这样吧······”日本法官三浦终于开口了：“大家知道，这个案件不是我们检举审讯的，而是日本宪兵队送交过来的，而且日本宪兵司令部对审理此案已作了明确指示，我们无权重新检察和重新审判，因为宪兵队送来的审判材料手续十分完备，我们用不着再去研究它了。”


这次会议就在所谓“自由发表意见”的情况下结束了。


第二天按时开庭，检察长小泽在审讯中凶相毕露地逼着每个“犯人”承认原来的供词。尽管一些“犯人”坚持说原来的供词是日本宪兵队严刑逼供，要求重新审理，但这位日本检察官竟置若罔闻地重复了一下由日本宪兵队提交的供词，就宣布“审讯完毕”，除两人免于起诉外，其余“犯人”仍按原来的供词起诉审理——二十多名“犯人”只用了三个小时的所谓“审讯”，就匆匆休庭。


第三天早八点，由审判长王冠英宣布正式开庭审判。日本法官三浦拿着日本宪兵队判决原稿，对被判刑的人按所谓“法律条文”论罪定刑。尖山子小学的张校长、教导主任和一个姓王的“三名主犯”，以“设立抗日救国会，捐款支援抗日救国军、驱使会员扒铁路、切电线、窝藏共匪······”等“颠覆国家罪”，判处死刑。除一名六十岁的老人、一名十六岁的少年和被捕前就已残废的三名“犯人”宣布无罪释放外，其余十八名“犯人”分别判无期徒刑到三年以上徒刑不等。


审判结束后，在宣判前照例要开一次法官和陪审员参加的碰头会，对审判结果“是否合适”，进行扼要的研究。审判长王冠英一再要求对三浦法官作出的判决发表意见。


“肖科长说说吧？”


三浦法官笑眯眯地盯住我，不知是让我打开僵局，还是有意试探，这使我感到非常作难。在法庭上几次想说而没有敢说的一点想法，又开始在我的脑子里蠕动起来······我试探地说：


“我是第一次做陪审官，法律知识又很浅薄，不过我认为桓仁教育界案件是由桓仁日本宪兵队慎重检举，由姚法官起诉，三浦法官判决，是完全符合法律程序的，我无异议，不过有一点······”


我小心翼翼地说：“尖山子小学校长提出的他开会的地点和内容的确有出入，是否应该重新查实一下······”


“哦······”三浦法官点点头说：“肖科长提得很好，当时我对这个问题也有同感，曾到宪兵队查过。但宪兵队长说：‘这个案件经过半年才落实，上边催得很紧，不能再更改。审判也需要按原计划处理。’情况就是这样······按理我不该向大家讲，既然肖科长提到这个问题，希望大家理解就是了。”


“对，情况就是这样”······我后悔多此一举。


这天下午开庭，由审判长宣读判决书。他先宣读无罪释放的三人，然后按照判刑少到判刑多的次序进行宣读，最后宣读判处死刑的三人名字，并宣布立即执行。这时由典狱长开始执法。我们在一片混乱和杀气腾腾的气氛中，匆匆退堂。


法院门口有三辆大卡车停在那里。我亲眼看到执法队将判死刑的张校长三人推上汽车，驶往沈阳城南浑河沿执行枪决。据说张校长临刑前曾振臂高呼，“赶走日本强盗，还我锦绣山河！”


前两年，我曾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当年住在桓仁县的佟光同志。解放后，佟光同志来鸡西工作，任鸡西矿业学院的日语教师。佟光同志告诉我，他的一位亲属也在那次事件中被鬼子无辜杀害了。他说，当时受牵连的远不止二三十人，而是上百人。安东省的教育厅孙厅长就是死于此案。佟光老师也认为：那是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侵华，扼杀进步舆论，蓄意制造的一次镇压知识分子的血腥惨案。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4 13:56
邓铁梅将军之死

九一八事变后，邓铁梅将军不顾敌人的威胁利诱，组建抗日救国军，高举抗日旗帜，驰骋在东边道各县，英勇奋战。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一九三四年，邓将军不幸被捕入狱。我曾在狱中见过他一面，他那英雄气概，我至今记忆犹新。

邓将军被捕后，被押送到奉天省第一军管区司令部军法处看押审讯。

在关押期间，敌人采取种种利诱手段，但邓将军自始至终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表现了一个民族英雄的高尚情操。当时有人私下里议论说：日本人抓住邓铁梅以前怕他，抓住邓铁梅以后还是怕他。

一次，我因事务联络到军法处，和军法处王冠英谈起了邓铁梅将军在押期间的情况······

“他是一块冷冰冰的钢铁。”王冠英无可奈何地说：“我们军法处用尽了三十六计，让他投降，他就是软硬不吃。

“日本人没有插手吗？”

“能不插手吗？”王冠英苦笑了一下：“宪兵队，三浦法官绞尽脑汁，诱降、逼降、给钱，给官都毫无用处，他唯一的答复是：‘誓死不做亡国奴！’”唯一的要求是：‘尽快送我上西天！’”

我向王冠英提出了一个请求：

“王处长，你领我去看看这块‘冷冰冰的钢铁’好吗？”

“我问问三浦法官。”王冠英打发一个勤务兵去见三浦法官。勤务兵回来报告说三浦法官不在。

“走吧，”王冠英起身告诉一位事务官说：“把邓铁梅的房间门打开，我同肖科长要去看看他。”

我们走出办公室，绕过西厢房，来到一个阴森森的院落里，这是军法处专为邓铁梅设的特别拘留所。

事务官把监禁邓铁梅的房门打开了，邓铁梅坦然自若地坐在椅子上。

邓将军方脸高额，浓眉大眼，穿着一身青色便衣。他因囚禁一个多月了，身体显得有些消瘦，但仍然保持着他那神圣不可侮的英雄气质。对于我们的到来，他不屑一顾，无动于衷。我走到他的身边，恭恭敬敬地问了一句：

“邓先生身体好吗？”

他笑了笑说：“我身体很好。”

我知道没有必要在这里显示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因为这只会给自己带来没趣。

“你好好休息吧！”王冠英向邓将军打了个招呼，领我走出特别拘留室。

“日本人可能没有耐心了······”王冠英暗示说：“的确也没有必要了······”

几天后，王冠英告诉我，日本法官三浦拿一瓶名酒和两个玻璃杯来到邓将军特别拘留室。

“你决意不投降了？”三浦笑嘻嘻地斟了两杯酒。“我很佩服你这不挠的性格——来，请喝下我敬你的这杯酒吧！”

“谢谢法官！”邓将军连饮三杯，就倒在地上，停止了呼吸······这位威震东北的抗日英雄就这样为国捐躯了。

对邓将军的死，我至今感到内疚。因为作为当时第一军管区的作战科长，曾参与研究了讨伐抗日救国军的作战计划，并代表军区司令官于琛徵亲自签署和下达了“讨伐令”，我对邓铁梅将军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为此而悔恨终身······。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4 14:00
王凤阁全家为国捐躯

一九三六年冬，日伪军警对在辽宁东边道各县活动的抗日武装，进行了一次联合大讨伐。日伪第一军管区司令官于琛徵奉顾问部主任顾问的指示，在通化建立了作战行辕司令部，我这个作战科长自然地随同司令部来到了通化。

通化地区历代属东边道，南临混江、东抱千山，山峦连绵，地势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九一八事变后，这里自然成了抗日武装力量最集中、最活跃的地区。

这次大讨伐，日本当局派关东军三木中将任总指挥，动用了飞机，大炮。同时，为了配合军事行动，强迫实行了“匪民分离”。凡是出入“集团部落”（即强行合并的村镇）的百姓，都必须进行严格搜身，一旦搜出私带粮盐衣物的，就以“通匪”，“济匪”论罪，处以极刑。这一罪恶措施，使当时活动在东边道一带的王凤阁领导的抗日义勇军处境异常艰难。

王凤阁原是通化保安团团长。九一八事变，他不顾于芷山的威胁利诱，率部起义，组建义勇军，抗击日寇，在民众中享有很高声望。日寇推行“匪民分离”后，部队几乎完全断绝了粮食来源。当时正值严冬季节，树叶凋零，遍山银白，部队行动不但失去青纱帐的保护，而且在雪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上有飞机侦察，下有敌军围剿，加之武器装备又差，几次交战，都遭到了严重损失。

在此情况下，王凤阁将军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到辑安、桓仁、岫岩一带的深山密林中隐蔽待命，他自己带着妻子、女儿和十四名士兵，备足一冬的粮食，隐蔽在辑安县境内老爷岭顶峰的一个地窖子里，计划渡过寒冬，再重新集结部队，进行抗日斗争。但是，日本人中川率领的步兵第三团第一营（即“中川游击队”），跟踪王凤阁部的行动足迹，穷迫不舍，直至老爷岭一带，见足迹消失在丛山峻岭中，便安营扎寨，封锁要道，并命令山口连（以日本人山口命名）负责老爷岭一带的搜索任务。

隐蔽在地窖子里的王凤阁将军家属和士兵，虽然冻得不堪忍受，也不敢生火取暖，以防暴露目标。可是后来带上的干粮吃光了，王将军的五岁女儿每天饿得直哭，才不得不点火做饭。尽管他们生火时小心翼翼尽量防止冒烟，但最终还是被山口连的侦察兵发现了。连长山口立即集合部队，向老爷岭的顶峰攀登。可是当他们接近顶峰的时候，既看不到哨所，也看不到烟火，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只是一个白皑皑的山尖。

这时，又累又饿的敌军士兵已寸步难移了······

“报告连长，山顶上什么什么的没有。”

“报告连长，我们上山的时候忘了带干粮······”

一贯行军骑马的山口，这时也累得浑身疼痛，气喘吁吁了。他拿出望远镜看了看高不可攀的顶峰，一摆手说：“下山，通通地开路！”

山口连第一次攀登老爷岭一无所获，被迫退回山下。但山口贼心不死，第二天重整旗鼓，带足粮弹，率领全连直奔老爷岭顶峰。为了弄清顶峰的全貌，山口派出一个侦察小组，沿着西坡往顶峰攀登。这个侦察小组在顶峰西侧发现有地窖子的痕迹。山口立即指挥部队向顶峰西侧进发。

隐蔽在顶峰西侧地窖子里的义勇军将士早已发现大批日伪军摸上山来，在王凤阁将军指挥下，战士们沉着冷静，直到敌兵碰到了义勇军的枪口上，王将军才下令射击，三名敌侦察兵应声倒地。山口立即下令向地窖子发起猛攻。于是，一场以一战十的两军力量对比悬珠的激烈战斗，在老爷岭顶峰展开了。

日伪军依仗着武器精良，人多势众，疯狂地向地窖子扑来，王凤阁将军依靠居高临下，山石为屏的有利地形，指挥十几名战士组织还击，把多次接近地窖子的日伪军击退，毙敌二十多名。山口一看士兵伤亡过半，慌忙下令撤退。王将军趁机带领义勇军战士冲出地窖子，向狼狈逃窜的日伪军猛烈追击，又打死打伤十几名日伪军。山口带领残部逃回山下营地。

这次战斗，共打死打伤日伪军五十多名，义勇军战士无一伤亡。但王凤阁将军明白，敌人不攻下这个小小的地窖子是决不会罢休的。于是，他把十四名战士召集到一起，商讨对策。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固守，二是转移。你们看走哪一条路好？”王凤阁将军见大家默不作声，难过地说：“我知道，无论走哪一条路都是凶多吉少。目前大雪封山，行动困难，即使侥幸摸出敌人的包围圈，也会在雪地上留下足迹，鬼子一定要跟踪追击。我们十几个人是招架不了几百名甚至上千名鬼子兵的。何况我还带着家属小女，根本无法在过腿深的雪地里行动······所以我决心坚守阵地，以死报国，不知大家意向如何？”

“我们活要活在一起，死要死在一块！”十四名士兵异口同声地说：“要跟鬼子拼到底，一个换一个够本；一个换两个赚一个！”

“谢谢大家！”王凤阁流下了激动的热泪：“那么我们准备迎接这最后的决斗吧！”

山口回到营地，向游击队长中川报告了战斗的经过，推说山上有“重兵据守”，必须增加兵力，才能攻下老爷岭。中川当即给山口增拨一个排，命令从原路进攻。中川亲自率领两个连从老爷岭西坡摸上。战斗打响以后，王风阁将军和十四名义勇军战士，沉着应战，弹不虚发，歼灭了大批敌人。直到子弹打光，王将军带头冲出地窖子和伪军展开肉搏战。然而，终因寡不敌众，义勇军十四名战士除两名在肉搏中光荣牺牲外，其余十二名战士和王将军一家三口（包括一个五岁的女儿）全部被俘。

通化市民看到伪军把王凤阁将军押解到通化行辕司令部军法处的时候，无不暗中泪下。而我这个参谋与制订讨伐计划的责任者，是罪不能容的。特别是当我想起王凤阁将军那个天真无邪的五岁女儿，至今仍觉愧悔万分······

王凤阁将军一家三口被关押在通化行辕司令部军法处后，绝食抗议日军的侵华罪行。有一天，军法处法官王光寅把王将军的五岁女儿带到了我的办公室。由于父亲的影响，她对我这个身着日本军服的人显然很讨厌。

“你几岁了？”我善意地问她。

“五岁。”她简单地回答。

“听说你宁愿饿死也不吃满洲国的饭，为什么？”我好奇地问。

“我是中国人，不吃满洲国的饭。”

“这是谁教你说的？”

“我爸爸。”

“那么你想吃什么？”

“我想吃自己种的苞米窝头。”

“没有怎么办？”我问：“你不饿吗？”

“我······”小姑娘的泪水扑簌簌地落了下来：“我不饿······ ”

这是一个坚定的成年人也很难做到的。我的良心受到了鞭笞，我感到羞愧。我唯一的希望是想法让她吃点东西。

“吃吧，小朋友······”我把一盒事先准备好的饼干放在她的眼前：“再不吃东西，要饿坏的！”

“我不吃！”小姑娘还是那么坚定地表示：“我不吃满洲国的饼干。”

“这不是满洲国的饼干。”

小姑娘天真地问：“是哪里来的饼干？”

我苦笑着看了法官王光寅一眼，对小姑娘说：“吃吧，这是中国做的。”

“是真的······”小姑娘接过饼干，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这次山口因俘获义勇军司令王凤阁有功，受到了“满洲国”军政的褒赏，获得一枚三等武功章和三百元的奖金。于琛徵还特邀通化各界人士一百多人为其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庆功宴会。一些进步人士对应邀参加这样一个宴会，都感到却之不敢，受之不愿。对王风阁将军被捕本来心酸泪落，如今却要举杯庆贺，自然感到酒毒炖肠、食不下咽，应酬过后，不少人就偷递眼色，纷纷离去。山口看在眼里，恨在心上，在酒席宴前又不便公开发作，就端杯跌跌撞撞朝我走来······

“我能够取得这次重大战功，全仗肖科长筹划有方，我们一块干一杯吧······”

要在平日，也许我会跟他对杯痛饮，可今天······我连连摇头说：

“对不起，我今天胃痛，不能喝酒。”

“不喝酒的不行！”

“为什么不行？”

“你为什么不喝了？”山口猛然甩掉酒杯，抽出战刀：“八嘎！抓住王凤阁你难受了，酒的喝不下去了是不是？”“胡说！”我也毫不示弱地抽刀相对：“你想干什么？”

“八嘎！”中川中队长急忙上前劝阻：“山口，马上把刀放下！”

山口在顶头上司的干预下，只好放下战刀，我也同时收起军刀说：

“中川队长，我们军队是讲阶级服从的，一个上尉居然敢对我这个中校执刀行凶，难道这也算日满亲善吗？”

中川连连点头说：“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当即把山口叫到我的眼前，命令道：“快向肖科长赔礼道歉！”

山口勉强地向我鞠了一个躬，一场风波总算平息。

王凤阁将军夫妇和十二名义勇军战士被俘以后，经过军法处多次审讯，最后，押送到通化宪兵队，被秘密处死了。后来我到宪兵队打听王将军那个天真无邪的五岁女儿时，方知道也被残暴的宪兵队杀害了······她那热爱祖国的真挚感情，在我这个出卖祖国、出卖灵魂的肮脏的心底上，刻上了一道深深的烙印。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4 14:00
“人 头 宴”

自从于芷山调任军政部大臣以后，我感到身后失去了一座靠山，担心自己梦寐以求的“官运”受到影响；担心万一遭到不测风云，没有于芷山这把保护伞了。时隔不久，我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一九三七年秋的一天，第一军区司令官王静修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以探询的口吻对我说：

“肖科长，现在正处在讨伐时期，部队急需才干。步兵第五团缺少一名中校团附，我想让你去担任这个职务，你有什么意见吗？”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不假思索地说：“我没有意见。”

王静修假惺惺地说：“你要理解，不是司令部不需要你，我让你到部队去锻炼，完全是一片好心，是为你的前途着想。”

“谢谢司令官的栽培：”我敬了一个鞠躬礼，匆匆地离开了司令官办公室。

我被调离司令部，显然是对我的不信任。如果于芷山还当司令官，绝不会把我弄出去。王静修所谓的“为你前途着想”“一片好心”不过是骗人的鬼话。

这天下班回到家里，家里人见我面带愁容，问我怎么回事。当我告诉他们要下步兵五团工作时，我妻子惠芬反而高兴地说：

“你的好友戴元在五团当团长，跟他在一起不很好吗？”

是的，戴元的确是我的患难之交，但我早听戴元说过，第五团有一个叫秋山的日本中佐教官，论辩多诈，险阴狡猾，还经常以耍弄伪军官为乐事。我到五团不久，就摊上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恶作剧。

这天，我正率领二营官兵进行野外训练，团长戴元派勤务兵通知我，让我务必到他家去一趟。收操后，我遵命到了他的府上。

“我派你去执行一项特殊使命······”戴元握着我的手苦笑着说：“秋山教官两次派人来催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喝酒，我不便推脱，只好请你代劳了！”

“请我代你去喝酒？”我莫名其妙地说：“这是件好事啊！”

戴元提醒我说：“秋山这家伙一旦喝醉了，就会凶相毕露。我已经领教多次了，今天请你代劳，实在是万不得已，请你原谅！”

我带着勤务兵，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教官室，见秋山正跟两个连里来的日系军官谈笑风生。他们见我进屋，急忙让坐。没等我向他们问候，秋山就脸色不快地问我：

“今天我请的不是团长吗？怎么让你这个团附来？”

我说：“团长有病，让我代他。”

“哦······”秋山略加思索说：“团长派代表赴宴当然可以，不过你得多喝酒喽。”

我欠欠身子说：“喝教官的酒，我一定尽兴。”

当秋山示意下属上齐酒菜之后，忽然拿出一个红布包裹放在桌上。我不解何意，也不便多问，就随着大家吃喝起来。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位一脸凶相的日本教官命令部属叫来两名妖艳的日本妓女，陪同饮酒作乐······一个小时过去以后，日系军官都喝得酩酊大醉，秋山东倒西歪地站起来，指着桌子上的红布包，含混不清地说：

“你们看看，这里边包······包的什······什么玩意儿······”

大家好奇地等着秋山把红布包打开一看，都惊呆了，原来红布包里包着的是一颗血肉模糊的人 头——显然是一个爱国志士的人 头。

两个妓 女哭叫着跑了，我和两名日系军官也想脱身，却被秋山拦住······

“你······你们不能下地······不·····不能走······”

“秋山教官，”我很不高兴地说：“您这个举动是请客，还是有意耍弄我们呢？”

两个日系军官也认为教官的做法“太差劲了。”

“八嘎！你们也敢指责我吗——混蛋！”

我急忙劝解说：“他们担心教官这么做，让顾问知道了是要受处分的，万一把两个妓女吓出病来，教官难免还要负经济责任呢！”

显然，秋山趁酒醉之际把人 头 抛 出来，这完全是一个杀鸡给猴看的政治把戏，日本人在“大讨伐”前夕采取这一拙劣做法的目的，显然是要警告戴元团长，如果大讨伐中与日本皇军存有异心，就同样要人 头落地。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4 14:01
巧袭警察署

一九三七年十月“大讨伐”刚开始，杨靖宇将军的部属李毕率领抗联一个团，利用日伪军警之间的矛盾，成功地袭击了龙泉镇警察署。

龙泉镇在濛江县城西约五十华里。镇内除驻有步兵五团一营一个连和通化省一个警察中队外，还有龙泉镇警察署的警察武装约二百人。他们之间各自为政，矛盾重重，千方百计维护自己的实力不被削弱和侵害，对抗联的活动一直采取“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态度。当时李毕率领的一支抗联部队，为了解脱弹尽粮绝的困难处境，决定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采取避强就弱，各个击破的作战计划，夜袭龙泉镇警察署。

这天深夜，李毕亲自指挥一支侦察小分队，配合先期进镇的便衣，顺利收缴了守卫炮台的警察队的枪支。然后带领部队，把步兵五团的驻地包围起来，并通过喊话发出警告说：

“抗联要收拾的不是你们，而是警察署。只要你们步兵团按兵不动，就不会受到袭击。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

伪军这一连的日系军官叫山猛武夫，他本来就是个胆小如鼠的家伙，加之又与警察署有矛盾，所以决定按兵不动。这样游击队集中全力攻下了警察署，占领了百货店，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需品。当伪军佯称“遭到袭击”，向团部发出紧急求援的报告时，李毕率领的抗联部队已转移到龙泉镇以南的瓮圈地一带。

团部接到龙泉镇的求援报告后，由日本教官秋山参与决定，除了留下三营的两个连和迫击炮连守卫濛江县城外，全力讨伐李毕。并决定，将步兵第五团以我的名字命名为“肖玉游击队”，“限期三个月消灭李毕匪团”。在日伪的疯狂围剿下，三个月后，李毕所部被迫转移。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4 20:52
释放同窗

七七事变后，日军极力削弱伪军上层领导机构的权力，将原来王静修直接领导的第一军管区划分为奉天、安东、辽河、通化四个地区司令部，通化地区管辖范围既原来东边道所属各县。由于通化东部地区山高路险，地形复杂，是抗日游击队最活跃的地区。

司令李寿山上任不久，就把司令部从通化迁到地处高山峻岭的抚松县，随即进行了疯狂的大扫荡，数以千计的贫苦大众被诬以“窝匪”，“通匪”的罪名，惨遭杀害。由于李“剿匪”有功，被日伪分局晋升为中将，调往山东。他的遗缺由董国华接替。

董国华原任步兵四团团长，阴险粗暴，杀人不眨眼。他手下有位中校团附叫朱长鲁，精明强干，被他忌恨。一次，两人研究作战计划，董见朱不断查看作战地图，不满意地说：“看那玩意儿干啥？”朱长鲁说：“不弄清详细的地名，地形，怎么下达作战令？”“凭经验！”董国华拍着桌子说：“我不会看那玩意照样当团长！”“那还要这作战地图干什么！”朱长鲁一气之下，把军用地图撕得粉碎。

时隔不久，董就向于芷山诬告朱长鲁“企图率部谋反”，于芷山当即命令董国华干掉朱长鲁。

当时，我正在司令部，对于芷山这个决定感到十分意外。董国华走后，我劝于芷山说，“司令官，你不要听信一面之词，就杀掉一个中校团附······”

“你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孩子懂什么！”

不等我说完，于芷山就咆哮起来：“你要再胡参谋，我连你也一块杀掉！”

当时，我对于芷山这种反常行为百思不解。直到于芷山调任军政部大臣离开时，他才私下对我说：“四团的几个营长都是董国华的亲戚。我杀了朱长鲁就稳住了董国华，否则，他可能真要带兵造反了。”

哦！我这才恍然大悟。

一九三八年春，我奉命调离步兵五团，出任通化地区司令部参谋处长，和阴险粗暴的董国华共事，一个名叫大泽的日本中佐担任顾问。至于我的顶头上司——参谋长菊井太郎，则是个酒色之徒。每饭必酒，每酒必醉，醉了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他有个徐娘半老的中国姘头，人称“迟夫人”，和菊井相处甚密，形影不离。

这年冬季，部队又开始大讨伐。这天，司令部的一个步兵营从安图县讨伐回来，在抚松县东五十华里的深山峡峪搜捕一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押回行辕司令部。由于行辕司令部法官缺席，董国华责成我负责审问处理这批被捕的“嫌疑犯人”。

我来到临时拘留室，只见这四十多人（其中三十多名男人）面容憔悴，衣衫褴褛。这时已是阴历十月，寒气逼人，不少人还着夹衣，冻得浑身发抖。其中还有一名朝鲜妇女和两名不足四岁的儿童。忽然，我发现一个身材矮小的人正目光炯炯地盯着我······这是一张多么熟悉的面孔——对，是他！是我在讲武堂的同学刘桂林。一九三一年，我们两个在北京由抗日救国会负责人王化一介绍，分别到辽西两支抗日义勇军当参谋，后来我走了，他仍留在那支抗日义勇军工作。

“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站在我眼前的这四十多人绝不是什么一般老百姓，而是地地道道的抗日义勇军。

······我一直害怕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刘桂林的突然出现，使我升官的美梦和全家人的生命财产可能毁于一旦······

我必须马上把他们打发走，走得越快越远越好。这倒并不是我“大发慈悲”，而是担心刘桂林这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毁掉我！

我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审讯”，它可能给我带来好处，也可能给我带来灾难，但这是不可回避的。我命令勤务兵首先把刘桂林找到我的办公室。办公室除了我之外，还有一名姓成的属官作备忘录。

“你叫什么名字？原籍在那儿？”我明知故问，“要说实话！”

“我叫刘桂林，辽宁省新民县人······”

“我问你······”为了不让他“胡言乱语”，我急忙接过话头：“你是什么时候搬到抚松县来的？”

刘桂林胸有成竹地说：“一九三四年，我们县的辽河涨水，田地荒芜，别无生计，投奔亲戚来到抚松······”

“你跑到深山沟里干什么？”

“一九三五年冬天，我上山打柴，把良民证丢了。”刘桂林看了记录员一眼，接着说：“没有良民证的人被皇军抓住，就要按抗日游击队治罪，所以只好躲到山上来开荒种地，求条生路。”

“你说的都是事实吗？”

“全都是事实。”

“你们四十多人怎么汇合到一起的？

“他们多数是在深山沟里开荒种地的农民，发现部队进了山，怕抓去当劳工，在逃跑时碰到一起了。有的人我也不知道怎么碰到一起的······”

有的人我也不知道怎么碰到一起的······

“老成，你去拿一份安民布告给他看看。

趁记录员出去的机会，我凑到刘桂林的跟前说：

“回去告诉你们那伙人，只要照你刚才说的这样说，我会设法救你们出去的。”

刘桂林点点头，我让勤务兵把他带回拘留室。

很显然，刘桂林说的全是谎言。我需要的也正是他的谎言，因为只有谎言，我才能救他，他才能救我。

我接连又提审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他们的供词大同小异。有的说“见讨伐队上山，招呼到一起逃跑的”。有的说“我们躲的那个深山沟不容易被人发现，碰到有情况就朝那儿跑”，也有的说“人多胆子壮，不怕胡子兵”。我带着老成记录的供词，向司令官董国华作了详细汇报。我说：

“看他们的穿着打扮，也不像游击队，哪有游击队带老孩子的······”

董国华胡乱地翻阅了一下记录：

“从供词看，有很多疑点，要重新审判，不说实话的，要用大刑。”

“用大刑，就不能有实话。”我提醒他说：“你不是对我说过，‘干点好事总比干坏事好些‘吗？”

董国华思索了一下说：“你去处理吧，我没意见，但要听听顾问和参谋长的意见。”

我长出了一口气，离开了司令官办公室，向参谋长菊井太郎作了汇报，菊井让我把供词记录留在他那里，等他看完了再研究处理。

我回到办公室一再考虑，司令官这关好过，日本人这关难过——果然不出我所料，菊井看完供词后对我说：

“你询问的供词部分是对的，还有一大部分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看他们都是抗日游击队。”

“参谋长，既然你我的看法不一致，暂时不要急于向顾问和司令宫汇报。”我解释说：“凡是供词有出入的，我再审问一次，回来我们再研究。”

菊井同意了我的意见。

我从菊井办公室出来，感到眼前一片漆黑，我深知我的地位和权力是左右不了局势发展的。怎么办？我忽然想起菊井参谋长的姘头迟夫人来，她是唯一能左右菊井的人。我打定主意，来到了菊井太郎的公馆。

“太太，人家都说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所以我才来求你。讨伐队抓来一批人，我审讯过了，都是些贫苦农民，可参谋长硬说他们是抗日游击队。太君这一念之差，关联着四十条人命。你好好向参谋长说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生前多积德，死了上天堂。只要太太能把四十几条生命救下来，他们是永世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的。”

迟夫人听完我的劝说后，连连点头说：“你说得对，积阴功，有善报。请肖处长放心，我一定劝他不要冤枉好人。”

临走时，我一再叮嘱不要告诉菊井，我来求过她。

这天晚上，菊井下班回家，迟夫人劈头就问：

“听说你们又抓人了？”

菊井一愣：“你怎么知道了？”

“听街上传说的。”迟夫人煞有介事的说：“你们打算怎么处理他们？”

“该杀的杀，该砍的砍，从山上抓来的不会有好人······”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就没有上过山吗？”迟夫人不高兴地说：“你这个日本人尽干伤天害理事，将来不怕有报应吗？”

“报应不报应，干你什么事？”

“我是你的妻子，你不为自己想，也不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想吗？要不然，我只好不跟你过了······。”

迟夫人的话果然起了作用。菊井连连点头说：“好！好！照太太的办！”

第二天，她高高兴兴地把前前后后的情况对我说了，并提醒我请菊井到家喝顿酒，事情就更好办。

当天晚上，我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请菊井到家喝酒。当菊井喝得酒兴正浓的时候，我趁机提出了对四十名“嫌疑犯”的处理意见：

“我遵照参谋长的意见，对四十名嫌疑犯重新审理了一次，证明他们的确是良民，我们应该按照安抚政策办事，发给他们良民证，让他们就地安居乐业，老百姓是不会忘记参谋长的大恩大德的······”

没等我说完，菊井连连摆手说：“肖处长怎么主张，就怎么办吧。”

我说，“我们还应该取得顾问和司令官的同意才行，万一处理错了，你我担罪不起。”

菊井大笑说：“对对对，还是肖处长办事有根啊！”

由于我事先跟董国华打了招呼，顾问大泽又没有查看过审讯记录，所以菊井和我提出的对四十名被捕者的处理意见，很顺利地得到通过。我马上用电话找来县警察局长，要求他按照司令部的处理意见，给每人颁发一个良民证，准其在城乡安家落户。警察局长一一办理了。

半月后，安排在城里居住的刘桂林和几个男人“失踪”了。顾问严厉地质问我：

“你说他们通通是良民，为什么几个人的跑了？”

“可能是住在城里不习惯吧······”我解释说：“也可能投奔亲戚去了，总的来说，定居下来的还是大多数吧。”

大泽顾问有心追究责任，但考虑到处理意见是由参谋长菊井太郎作出的，也就不了了之了。

刘桂林失踪是我意料中的事，也是我求之不得的事！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4 20:53
壮哉 杨靖宇将军

一九三九年春，通化地区司令部行辕仍驻抚松县，执行“讨伐”任务。由讨伐总司令三木中将指挥的步兵四团、步兵五团以及骑兵第三团，在安图、抚松、濛江一带扫荡、堵击杨靖宇将军领导的抗日民主联军。同年八月，通化地区改为第八军管区，我被晋升为上校副官处长，虽不再参与讨伐战争的参谋工作，但我对参谋处的活动和情报还是了如指掌的。

邓铁梅、王凤阁等一些著名的抗日首领被敌人杀害以后，威震一时的抗日义勇军、抗日救国军、大刀会、红枪会等抗日武装组织相继失败。唯独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联军第一军在军长杨靖宇将军的指挥下，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越战越勇，越打越强。一些抗日武装，如李春润、唐聚五的抗日救国军，邓铁梅、王凤阁领导的抗日义勇军失散到各地的残余部队，都纷纷投奔杨靖宇将军麾下，使这支队伍一度扩充到一万人，兵多将广，如虎添翼，给日伪讨伐部队以沉重打击。

一九三六年六月，日伪动用了它的所谓“常胜军”邵本良游击队，妄图一举歼灭抗日联军。

邵本良原是个胡子头，在东边道的大森林中钻了二十多年，练就一手“骑马打飞雁、跑步射游鱼”的好枪法。他经常带领匪徒打家劫寨，奸淫掠夺，无恶不作，是东边道的一霸。后来被军阀张作霖收降。于芷山任东边道镇守使时，邵本良已是一名步兵团长了。九一八事变，他跟于芷山投降了日军，被改编为邵本良游击队，经常围剿、扫荡、堵击抗日武装。

自从邵本良授命围剿抗日联军以后，他命令部队：“人不下鞍、马不停蹄，咬住抗联的‘尾巴＇不放。”杨靖宇熟知邵本良这支反动游击队的作战特点，针锋相对地采取“敌追我跑，敌停我扰，敌困我打”的战术，拖着邵本良游击队在深山峻岭中兜圈子，捉迷藏。最后在本溪县赛马集布下了天罗地网，计划一举歼灭邵本良这支对抗日斗争危害极大的顽匪。

这天早上八、九点钟，邵本良游击队尾随抗日联军来到本溪县赛马集境内，这时，他们已经被杨靖宇部拖得人困马乏，举步维艰了。当邵本良领着部队跌跌撞撞地进入赛马集梨树甸子沟口时，只听一声炮响，埋伏在四面山坡上的抗联部队万枪齐发，喊声四起：

“消灭胡子兵，活捉邵本良！”

号称“常胜军”的邵本良游击队被打得蒙头转向，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杨靖宇将军指挥部队四面出击，不到一个小时，就把一千多人的“胡子团”全部歼灭，邵本良身负重伤，后死于沈阳。

邵本良游击队被歼后，日本法西斯一面强化对“集团部落”的控制，妄图切断抗联与群众的联系；一面又命令从热河省调来的所谓“剿匪劲旅”索旅，对抗日联军大举讨伐。

“索旅”是因旅长姓索而得名。该旅是骑、步两个团组成的混成旅。士兵多系蒙古人，装备精良，行动迅速，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虽然抗日联军歼灭邵本良游击队以后，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装备得到了加强，但同“索旅”无法相比。因此，杨靖宇将军仍采取以多胜少，打了就跑的战术，尽量避免与战斗力很强的索旅兵对兵、将对将的正面冲突，使得弓张箭拔的索旅“无用武之地”。

一九三八年八月，日伪军事当局得知抗日联军转移到集安、临江一带活动，当即命令索旅连夜赶赴集安，进行围剿。索旅自认为兵强马壮，“天下无敌”，没有把号称“土八路”的抗日联军放在眼里。他们到达集安不见抗联的主力部队，就兵分两路（一路为一个支队），搜索进山。

这是八月的一天，杨靖宇将军听说索旅一个团（支队）向头道崴子进发，下定决心要吃掉它。为了把敌人引入伏击圈，杨将军派出一支小部队攻打文字沟的一个伪军据点。索旅支队听说文字沟被袭，掉头急奔文字沟。埋伏在文字沟沟口的抗联主力部队，单等索旅支队进入口袋，立即发起猛攻，打得索旅乱成一团，遗尸遍野。逃进密林中的一部分也被抗联部队紧紧包围。当他们突围时，被事先埋伏在森林外边的抗联战士一枪一个，打死过半。其残部一看走投无路，都举手投降了。索旅全团被歼，无一漏网。

一九三九年三月，杨靖宇将军又指挥抗日联军发动了声震辽东的木其河战斗。

木其河在敦化境内。河的上游有一个满洲林业株式会社的木场，拥有一支三百人的森林警察，统治着几千名苦难的伐木工人。木场四周筑有高墙，设有电网，储备着大量粮食农物和枪支弹药。为了得到粮弹补给，迎接青纱帐的有利战斗季节，杨靖宇将军决定攻打木场。

他把冬季分散在各地的战斗小分队迅速调集在一起，日行百里，夜走八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木其河木场。等木场警察听到动静，仓皇应战时，联军部队已排除刺网，翻越围墙，冲进了木场，他们打开仓库，获得大量粮食武器和马匹，并解放了大批林业工人，根据自愿的原则，一部分参加了抗联部队：一部分回到家乡。

抗日联军节节胜利，使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日本法西斯进一步施行残酷的“治安肃正”政策，强化了它对“集团部落”的控制。凡是百姓集居的部落，院墙高筑，实行保甲连坐，发放“良民证”，清查户口等一系列“隔离”措施，各个部落都设立了警察署、警察分所、宪兵队、特高课等法西斯组织。

百姓出门种地、砍柴、挑水都必须在警察的监视下晚出早归。凡不经允许单独行动和多人叙谈者，就以“通匪”或“反满抗日”论罪，日军还在“集团部落”挑动村民大检举、大揭发，有不少无辜群众因私仇夙怨，惨遭杀害和株连······当时所谓的“东北大后方”，被日本法西斯蹂躏得满目疮痍。

在日军的疯狂围剿和残酷统治下，抗联与群众的联系，被切断了，处境维艰，特别是程斌的叛变，给抗日联军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程斌原是抗日民主联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他叛变后，得到通化警务厅警务厅长三谷隆一郎的赏识，任他为警察大队长，下属六个中队，分驻在东边道所属的各个县城，广泛收集“抗联”情报，组织“联合讨伐”等。

在长白县的一次战斗中，由魏拯民将军领导的抗联部队被迫撤离后，叛徒程斌当即带领警察，全部捣毁了抗联秘密建造的地窖子，起走了部队储存的全部衣服，粮食和弹药，使抗联的军需供应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程斌的这一“赫赫战绩”，得到了三谷的大力夸奖，并为他设宴庆功。我这个军区上校副官处长，当然也被邀请参加了这次庆功宴会。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共产党的叛徒。虽然汉奸和叛徒都是一丘之貉，我却意外地对这个跟我亲切握手的程斌产生了一种厌恶之感，他身高一米六左右，长方脸、蓄分发，说起话来尖声怪气·······警务厅长三谷隆一郎并没有白费这桌酒席，后来在围剿杨靖宇将军的战斗中，这个叛徒成了他的主要帮凶。

一九三九年冬，杨靖宇将军为了搜集粮食和农物，率领部队到桦甸一带，准备攻打日军的军用仓库，不料当经过濛江县交界的那尔轰以北山地时，与伪军两个团发生了遭遇战，双方伤亡惨重。杨靖宇将军带领二百多名指战员突出重围，转移到濛江、辉南、抚松、金川县一带活动。

数月后，当杨将军回师那尔轰，再度遭到敌人堵击的危急时刻，一个姓丁的参谋长也叛变了。这个叛徒向他的故旧程斌提供了杨靖宇将军所部兵员。武器和行动计划的全部情况，使日伪军警进行了多次成功的围剿和堵击，抗联损失严重，兵员由二百人迅速减少到一百五十人，一百人······到一九四O年一月，杨靖宇身边只剩下五十多人了。杨将军为了尽量缩小敌人跟踪的目标，将所剩人员化整为零，但仍甩不掉敌人。

一九四O年二月二十三日，他在濛江县城西南保安村三道崴子的山坡上，只身与敌人血战，终因寡不敌众，壮烈殉国。

杨靖宇将军死后，一说是在激战中中弹阵亡，一说是歼敌后自杀殉国。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我和军区司令官王之佑专程到濛江县了解将军殒命的实况。濛江县吕县长向我们详细叙述了杨将军殉难的经过：

一九四O年二月二十二日，天寒地冻，杨靖宇只身转移到濛江县西南保安村五华里的三道崴子。他在地窖子里隐蔽一夜，饥寒交迫。第二天（二十三日上午）发现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上山打柴，杨靖宇误以为是善良百姓，拿出一些钱求他买双棉鞋，衣服和吃的。这个打柴人看出杨靖宇不是一般人物，为了领赏，报告了叛徒程斌所部的警察队（情报记录）。警察队当即出动三十多名警察，在打柴人带领下，直扑三道崴子。到后发现杨靖宇不在地窖子里，但雪地上留存足迹，他们跟踪搜捕，终于在一棵大树下与杨靖宇发生枪战。杨靖宇将军手执双枪，打死了七名警察，最后用剩下的一颗子弹自杀身亡。

杨靖宇将军死后，日本人为解开杨将军赖以维持生命的谜，将他的腹部剖开，发现腹内没有一粒粮食，全是草根和树皮。此刻，连凶残的日本刽子手也无不为杨将军尽忠报国，宁死不屈的精神所感叹！

日本法西斯为了炫耀战绩，恫吓百姓，将杨将军的头割下，悬挂在通化东门城楼上达数日之久。当地老百姓看到杨靖宇将军的首级，无不含泪难过。我还记得当时群众为歌颂杨靖宇将军谱写的一首歌曲：

十冬腊月天，

松柏枝叶鲜；

英雄杨靖宇，

长活在人间。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4 20:54
残忍的日本法西斯

一九四一年秋，第八军管区司令官王之佑转任第三军管区司令官，由吴元敏中将接替遗缺，我再次调任参谋处长。

吴元敏到任不久，屡次接到热河第八教导队报告战事失利的电报。吴元敏为了解战况，让我陪同赴热河省视察。我们一行三十多人（一名副官和一个警卫排）乘火车到锦县（今锦州市），然后改乘轿车，由随同我们来的警卫排护送，向热河大阁镇进发。

我们花了一天半的时间到达大阁镇。略事休息，教导队长周大鲁就向吴元敏司令官详细报告了部队训练，后勤供应以及作战情况，同时提到八路军纪律严明、战术灵活，作战顽强。

我们休息一天，乘车去教导队三团驻地赤城县视察和慰问——也许是八路军有意给我们下马威，慰问团离开赤城的第二天，教导三团就遭到伏击，团长李海澄连续组织三次进攻，都被隐蔽在各个高地的八路军打下山来，全团官兵死伤过半，团长李海澄的脸上也负了伤，领着残部退出山谷。扔给八路军大量的武器弹药；一些来不及逃命的受伤官兵被八路军俘获。

第二天，被俘的第五连连长王迎源和一名日系军官跌跌撞撞地逃回大阁镇司令部，叙述了他俩负伤被俘后，冒险从山顶上滚下来，侥幸脱离虎口的经过。教导队根据他俩的具体情况，经司令官吴元敏批准免予处分。但热河第五军管区日本主任顾问却坚持认为，被俘归来是“军人的耻辱”，命令把他二人调到第五军管区军法处受审。后来这位日本主任顾问见他俩伤势严重，才免于起诉，赐以自尽。王迎源连长和那位日系军官就这样被迫自杀了。

这件事在日伪军中引起很大震动，不少官兵私下议论说：八路军优待俘虏，而日本人却逼不愿当俘虏的人自杀，真是太残忍了。

后来我听热河前线来人说：自从教导第三团连长王迎源和那名日系军官被强令自杀后，再也没有一个被八路军俘虏的我方官兵跑回来了。有的伪军官兵还自动投奔八路，调转枪口，向日本法西斯宣战！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4 20:55
独立通讯队的特殊使命

一九四二年二月，军事部正式下令免去我第八军管区参谋处长的职务，任命我为军事部直辖独立通讯队队长，并指令我立即到吉林市东大营上任。

建立独立通讯队的目的何在？怎么建立？人员在哪里？器材怎么办······当时我一无所知。

“大臣，”我来到军事部大臣邢士廉的办公室：“我接到了新的任命，建立独立通讯队，不知归谁负责？”

“哦······”邢士廉思索了一下说：“你去找次长就了解了。”

在真井次长办公室，各司司长和官房长官正在向他汇报公文。次长见我进屋，示意我坐下稍等，直到他把汇报的官员都打发走了，才回过头来问我有什么事？

我说：“我接到了担任独立通讯队长的命令，但建立这个通讯队的目的、任务以及如何建立、要求程度等等，我全然不知，无从着手······”

“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研究这个问题。”真井次长笑着说：“建立独立通讯队的目的和任务你不必知道。你的任务是从零开始，建立一个无线电营，一个有线电营。怎么建立嘛······”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编制表说：“人员找人事课，器材找军务科······”我想，有了编制表，一切就好办了。我告别次长，跟人事课和军务科打了一个招呼，就匆匆回到吉林市，住进一家宾馆，着手组建独立通讯队的工作。

由于我在东北讲武堂毕业，又在东北航空司令部担任过空地联络通讯地上勤务员，对通讯业务并不外行。我根据一个队部和两个通讯营的建制，计划配备军官六十名（各军官学校毕业生）、通讯技术员五人、士兵一千二百人；需要用车辆和各种器材，队长用小车一辆，无线电通讯车十辆、无线电（收发报机）十二合，以及各种有线器材等。三个月后，独立通讯队建立起来了。

人员与器材的完备，并不等于有了一支名副其实的通讯队伍。因为全队将近二千名官兵，只有少数几个人懂得通讯业务。所以我决定把刚成立的通讯队办成一所通讯学校，把无线电和有线电两个营的官兵都培养成懂得通讯业务的专门人才。虽然当时各军区都配备有线通讯连，但由于官兵文化水平低，真正懂得通讯业务的人寥寥无几。

所以我这次挑选通讯官兵时，特别强调文化素质。军官必须是军校出身的，士兵必须是国民高等学校毕业的。不管是军官还是士兵，每天都必须坚持学习通讯技术和操场教练。经过半年的严格训练，无论是有线营还是无线营，绝大多数官兵都掌握了一定的通讯技术，能够熟练地进行操作和排除各种故障，在一次野外演习中，得到了军事部张名久司长的好评。

一九四三年春，当我对独立通讯队正发生浓厚兴趣，并寄予很大希望的时候，军事部次长真井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

“独立通讯队已经建成了，而且工作得很好。”真并说：“我想把你调来担任人事课长职务，你意如何？”

“担任人事课长······”我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说：“次长是知道的，本人才薄德浅，怎么能担任人事课长这样的重任呢！还是请次长另选他人吧······”

次长笑而不答，我只好告辞出来。

不久，我接到了一份任免状：原军事部人事课长伊贵亨调任南京大使馆武官，由独立通讯队队长肖玉琛接任人事课长，独立通讯队长职务由吕梦龄少将接替。

我担任人事课长后，直到一九四四年初，才真正了解日本当局创建独立通讯队的目的和任务。

这天，在人事顾问主持下召开了一个绝密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我之外，还有参谋司长张名久，作战科长中川（日本人）、情报科长史维忠、军事科长斋藤（日本人）。 人事顾问在会上传达了关东军关于加速建立“东亚共荣圈”，决定派一个甲种师（伪军）出征缅甸的指示。会议决定：

一、作战科长、情报科长立即与关东军有关各科取得联系，以便在前线交换情报，协同作战；

二、人事课长着手编制甲种师军官人选；

三、军务科长为编制甲种师提供一切物资；

四、独立通讯队编入甲种师，担任通讯业务。

我接受命令后，仔细翻阅了中、日军官名册，并确定了远征军的军官人选：

师长：赫慕侠。

参谋长：秋山繁（日本人）。

参谋处长：史维珍。

副官处长：肖玉琛。

军械处长：张朝宗。

通讯队长：占梦龄。

······

经过一个月的准备，远东军甲种师（包括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建制完毕，正整装待发，忽然接到关东军关于中止远东军筹建工作的命令。

原来，由于缅甸英军和中国远征军（即国民党青年军）奋勇抵抗，侵缅日军遭到惨败，即使增派援军，败局也无法挽回了。这样，刚刚组建起来的独立通讯队也就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4 21:07
在人事课长的背后

日本侵略者启用中国人的首要条件不在于能力如何，而在于思想如何。思想好坏的唯一标准是能否“忠于天皇”，尽心竭力为建立“满洲王道乐土”效劳。反之，就被视为“不良分子”，随时可能招来灭顶之灾。曾为建立“满洲国”效过犬马之劳的郑孝胥登上国务总理的宝座之后，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在他自办的“王道书院”当众发了几句牢骚，就被日本人罢免，由不学无术，卑躬屈膝的张景惠接替国务院总理大臣职务。郑孝胥在日本宪兵监视下困居长春，于一九三八年秋暴死于自宅，至今死因不明。

伪满兴安北省省长凌升（蒙古族人）是“满洲国”的皇亲国戚，只因为他在一九三六年一次省长会议上说的一句话，“日本承认满洲国是个独立主权国家，关东军就不该过于干予内部事务了。”不久，这位省长就以“抗日反满”和“私通外国”的罪名，连同他的亲属数人一块被处死了。

我很清楚，人事课长这个职务牵动着“满洲国”每个军官的命运，是众目睽睽的一把“金交椅”，而这把金交椅是摆在关东军的老虎堂上的，稍有失策，金交椅就会变成老虎凳，再联想起一九三三年我家被抄的情景，顿时使我不寒而栗。

上任之后，在要害的人事任免上，我总是小心翼翼地瞧准上边眼色，权衡利害，既要尊重日本关东军的旨意，又要取得伪满军事部的谅解。为此，我不知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但总算做到了四面见光，明哲保身，曾受过次长和顾问的多次表扬。然而，奴才终究还是奴才······

一九四四年春，为核对第五军管区第八旅的人事问题，我带着日系人事课员东义量少校来到赤峰县八旅司令部。

在我到赤峰之前，曾阅读过八旅上报军事部的一份呈文，去年冬天，八旅一营在赤峰以西五十华里的山地遭到八路军伏击，损失二百余人，大部份被敌方俘虏。其中有两名少尉排长被释放回来，等待处理。

宋旅长说：“赵排长和王排长都是军校毕业生，今年不到二十四岁，前途无量，他们被俘后能选回原部，说明他们是效忠天皇的，可主任顾问江岛断定他俩是被八路军赤化以后，派遣回来做反正工作的，必须处死。宋旅长带着思求的口吻说：“希望肖课长施展你的影响，把他俩送军法会审，最多判两三年徒刑，就是无罪释放也不是没有先例的。如果将他们处死，这对部队声誉和安定军心，都是很不利的······”

“我同意把这两个排长送交五军军法会审处理。”东义量说：“不经过审讯，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回来做反正工作的呢？”

“东义量课员说得极是！”我说，“我们一块要求江岛主任顾问把两个排长送五军军法会审，请宋旅长放心。”在宋旅长同意下，我们会见了两位青年排长。

我首先问赵排长：“你原籍在······”

“沈阳。”

“多大岁数？”

“二十三岁。”

“家里有什么人？”

“母亲和一个十五岁的妹妹。”

我也问过那位王排长：辽阳人。父母健在。兄弟二人，他是长子。

随后，他们俩人详细叙述了被俘的经过：

在第一天的扫荡中，一营没有发现八路军；第二天早六点尖兵回来报告，在一O一高地上发现有服装不整齐的部队在活动。营长立即命令一连进攻一O一高地，结果中了八路军的埋伏，全连覆灭。连长和一名日军军官都中弹身亡。王排长隐蔽在一棵大树下射击被俘。一营长又命令第二连向一O一高地发起强攻，遭到了同样的失败。赵排长腿部受伤后躲在一凹地，被打扫战场的八路军俘获。

我说：“那么，老老实实谈谈你俩被俘后的情况吧。”

赵排长说：“共产党把我们被俘人员集中在一起，不但没有打骂我们，还给我包扎了伤口。我们吃的和他们的官兵一样。俘虏营的负责人说：‘愿意参军的可以留下，要求回家的可以释放。＇我们考虑之后就申请释放了。”

我问：“共产党没有向你们进行赤化教育，让你们做反正工作吗？”

赵排长说：“他们的确向我们进行了爱国教育，但没有教我们做反正工作。只是叫我们回来以后，不要再与人民为敌了······”

我问：“你们为什么不回家，还要到部队来呢？难道你们不知道被俘回来的人要受到法律处分吗？

赵答：“因为我们都有父母家小，如果不回部队，私自回家，将来被官方查出，不仅本人要受处分，家人也得受株连。”

王补充说：“我们考虑过，国法对俘虏总不会有死罪。就是判两年刑，还可以释放回家尽人子之道啊！

我和东义量都认为这两位青年军官所谈的情况是真实的，我们决心为他们的生命安全出力。

第二天，我和东义量正想告别宋旅长前往五军管区，在旅司令部门口碰上了主任顾问江岛大佐。我原以为他有重要人事问题专程来赤峰跟我商量，不料他刚一进门就对宋旅长说：

“据了解，一营两名被俘青年军官已被赤化，共产党放他们回来是进行反正工作的，如果不把他们杀掉，就会后患无穷！不知宋旅长意见如何？”

“这个问题·····”宋旅长尴尬地说：“请主任顾问容我慎重考虑······”

江岛连看也没有看我一眼，就匆匆地到教官室去了。

顾问走后，宋旅长苦笑着对我说：“看来主任顾问是特地来处决两名排长的。希望你以人事课长的地位，跟顾问讲讲情，救一救这两个青年人的性命······”

我和东义量决定去找江岛。

当我们走进教官室的时候，江岛正开怀痛饮，我俩向他问过午安，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两名青年军官的事。

“主任顾问，听你说，那两个被俘过的青年军官已经赤化了？”

“是的。”

“是共产党派回来做反正工作的？”

“是的。”

“顾问有可靠的根据吗？”

“有！”江岛神色不快地反问：“肖课长，你问这干什么？”

“这是我份内的事。”我说：“人事课长了解一下军官的罪行有错误吗？”江岛挥舞着拳头说：“他们是军官学校毕业的，课长你也知道，我们军官学校里就有共产党分子。”他把话又岔一边去了，显然在胡搅蛮缠。

我说：“我不否认这样的事实，但决不能以此认定这两名青年军官已经被赤化了，我们杀掉他们容易，但要考虑部队舆论和宋旅长的处境······”

东义量补充说，“课长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应该把这两个人送交军法会审处理，顾问也少了很多麻烦。”

我向江岛说明：“我们和主任顾问并不是争论权力范围，而是考虑不按军法办事，顾问的威信将受到影响，万一最高顾问怪罪下来，我们大家都不好交待······”

听了这些话，江岛举起酒杯，满面堆笑地说：

“谢谢二位的关心，我敬你们一杯！”

最后，江岛同意把两个被俘归队的排长交军法会审处理。我和东义量高兴地把商谈结果转告了宋旅长，于当天乘车回到长春。

但是，一个星期以后，我忽然接到五军管区发来的一纸电报说，八旅的两名青年军官“畏罪自杀”了。这两个青年军官是绝不会自杀的，显然是江岛私自处决的。他根本没把我这个人事课长放在眼里······我拿着电报向人事顾问作了汇报，并请求派人调查两个排长自杀的真相。人事顾同藤田答应了我的请求。我随即派东义量和另一名中国课员赴热河赤峰执行调查任务。

经过十多天的调查，两个排长死亡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我和东义量离开赤峰的第二天，江岛把赵，王两名排长押到教官室，用花言巧语让他们承认是共产党派回来做反正工作的。他俩拒不承认，江岛就用极刑逼供，但两个青年军官宁死不招，最后江岛竞用暴力将毒酒灌下，然后把二人的指纹强按在事先准备好的供词上——两名青年军官就这样惨遭杀害了。

我把调查报告分别送呈人事顾问和最高顾问阅读，他俩假惺惺地埋怨江岛做法“不当”，行为“恶劣”，将给予“适当处分”。

后来我才知道，江岛杀害两名青年军官，是经过最高顾问和人事顾问批准的。可见，伪满洲国的一切权力和法律都操纵在关东军少数法西斯分子的手里；而我这个人事课长不过是摆在桌子上的一张小小的麻将牌，在我的背后才是玩弄我的真正主人。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4 21:11
楠本遇刺记

一九四四年九月，在美英等国“盟军”东移太平洋战场的同时，苏联红军也秘密增防东部边境。日本关东军虽然把大部分兵力调集到中苏边境，但仍不足以阻拦强大的苏军。日本当局为了弥补兵员不足，决定将“红袖头军”改编为一个甲种师——靖安第一师，作为日军一翼，负责守卫东部饶河国境。

“红袖头军”是由一个名叫藤井的日本浪人发起组建的。藤井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由于“品行恶劣”，被开除军籍后落为浪人。九一八事变，藤井流亡到中国东北与日本关东军和汉奸走狗往来勾结。在日本法西斯分子支持下，他招兵买马，组建了一支三千人的部队。因为藤井规定这支特殊的部队穿灰色军装，包红布袖头，所以人们就叫它“红袖头军”。

一九三五年秋，“红袖头军”驻防热河和察哈尔边境。一天，当部队首领藤井站在一个高地上，用望远镜窥测国民党汤恩伯部的前沿阵地时，一名士兵突然举起手枪向藤井连射三枪（未中）。当这个士兵被捕后，藤井问他为什么要行刺，这个士兵毫无惧色地说：“你是日本侵略者，我们中国人就是要消灭你们！”这一谋刺事件，使日本法西斯心目中的这支“能征善战”的“红袖头军”身价大跌。这次日本当局决定重新启用“红袖头军”，自然要进行一番全面的“整肃”。为了防止军队哗变和再次出现行刺事件，把该军的大部分中国军官，特别是下级军官，换成日系军官；留用的中国军官也必须是受过奴化教育的军校毕业生；士兵则要求过去在讨伐中出过力的、有作战经验的中学毕业生。同时新派一个叫山崎积的任师长。

山崎积：四方脸，络腮胡，长着一副富有漫画色彩的武士道的脸谱。日本当局声称派这个凶煞神来当师长，是为了使“红袖头军”能够与军纪森严的“盟军”——关东军，并肩相处而不逊色。以“阎罗王”著称的山崎积少将当然也不想使他的上司失望，经他“整肃”过的靖安第一师已完全失去了“红袖头军”的本来面目，用山崎积的话来说：“我的靖安第一师是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富有献身精神的优秀部队。”特别是靖安第一师，受到国境第一线指挥官奖励之后，山崎更加感到无比荣耀，当即向军事部和最高顾问作了汇报。

一九四四年秋，军事部大臣邢士廉、最高顾问楠本为慰问靖安一师的功勋，带领随员十数人来到佳木斯第七军区司令部。他们听取了军区司令赫慕侠的口头汇报后，于第二天一早，在赫司令官陪同下，由一个连的武装护卫，驱车前往饶河县东平顶山靖安一师驻地。大臣和最高顾问还专程拜访了日军前线指挥官。当军事部大臣和最高顾问来到靖安第一师师部的时候，师长山崎积举行了丰盛的前线宴会，并绘声绘色地汇报了靖安第一师整肃后的“光辉形象”。

第二天早上八点，军事部大臣邢士廉上将和最高顾问楠本中将，在师长山崎积陪同下，登上平顶山高地。守卫高地的日系连长向大臣和顾问报告了布防情况。当最高顾问满意地拿着望远镜眺望大河彼岸苏军阵地的时候，跟随日系连长的勤务兵忽然拔出藏在腰间的手枪，对准楠本前胸连击两枪。可惜，第一颗子弹穿透他上衣袋里的钢笔杆后，被厚厚的笔记本所阻，没有伤着肉体；第二颗子弹擦身而过，也没有击中楠本，当这个士兵正要击发第三颗子弹的时候，楠木的警戒人员惊魂未定地向刺客扑去。行刺的战士飞奔下山，跃入大江，在骇浪中时露时隐地向对岸（苏方）游去······当一阵雨点般的子弹射向江心之后，那名士兵的身躯再也没有浮出水面。由于楠本强烈要求得到他的尸体，日系连长派人到大江下游寻找多日，始终没有发现那名英勇士兵的踪影。

这一对“光辉形象”有力讽刺的谋刺事件发生后，邢士廉和楠本不得不中止了视察计划，于当日乘车回到长春，军事部各科、课及司长以上军官都到车站迎接，给大臣、顾问及随行人员压惊。

事后，根据军事部大臣邢士廉的指示，把平顶山防卫连的连，排、班长和有关士兵逮捕，押送佳木斯宪兵队受审。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人事顾问找我立案，提出靖安师的人事处理意见。当时我想，一个士兵肇事竟扩展到整个靖安师的人事问题，实在非同小可。如果再往上联系，我这个人事课长也责不容辞。于是，我对人事顾问说：

“我认为这一案件的处理，不仅属于人事行政问题，而且关系到军事法律问题。目前我对靖安师谁与谋刺事件有关尚不了解，要马上提出人事行政处理方案是不恰当的。”

人事顾问同意了我的意见。在案件没有查实以前，暂不提人事处理方案。

案情经过的细节、刺客的背景和目的，也引起了我的关注和兴趣，因为不论是日本人还是我这个汉奸，随时可能成为爱国志士的枪口猎物······我怀着不安的心情来到大臣办公室，小心翼翼地探问了一下事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大臣所知道的也只是众所周知的表面过程，对事件发生的内因和刺客的背景也一无所知。

第三天，在人事顾问主持下，召开了有各司长，人事课长，官房长及长春宪兵司令部一名科长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由佳木斯日本宪兵队和七军宪兵团负责对平顶山谋杀案进行详细调查。

时隔一月，人事顾问藤田少将通知我，平顶山谋刺事件涉嫌人员已由宪兵队处理。受行政处分的有七军司令官赫慕侠、靖安师长山崎积；其团，营长以下军官的处理由新任七军司令官负责。并命令我马上立案。我经过考虑，立案如下：

给予七军区中将司令官赫慕侠停职一年处分，停职期间由三军中将司令官吕衡充任；三军司令官遗缺由军事部中将部附赵秋航接替。

给予靖安第一师少将师长山崎积记大过一次，停职一年处分，停职期间由军事部军政少将司司长秋山替任师长职务，司长遗缺由军务科长兼任。

给予团、营长撤职处分，团、营长职务由团、营附暂代。

立案之后，我拿着文本请真井次长审阅盖章，然后拿到人事顾问处通过。

人事顾问藤田看过立案文本笑着对我说：

“肖课长，我认为赫司令的惩罚过重了，应改为停职半年；山崎积师长的处分过轻了，应予免职处分，其他我无异议。”

我说：“山崎积是一师之长，对事件负有重要责任，按理应予免职。但我考虑他过去任劳任怨，在‘剿匪＇中有功，所以从轻处理了······”

“你说的不是真心话！”藤田摇了摇头。“你考虑山崎积是日系高级军官，怕得罪了他将来对你自己不利——对不对？”

“对······”我低下了头：“我还担心山崎积师长处罚过重了，顾问您会不高兴······”

藤田点点头说：“这才是你的心里话。当人事课长的难就难在这里，不过你要记住，在我任人事顾问期间，请你不要再这样思前顾后，今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谢谢顾问的关怀。”我嘴里这么说，心里却明白如镜。因为在处理赤峰第八旅两名青年军官的问题上，我已经領教过他们的“大公无私”了。日本官和中国官实际上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假如不能权衡这一利害关系，我这个人事课长恐怕早已被免职或关进监狱了。

后来，我从伪宪兵中将司令刘尚华那里私下打听到了谋刺事件的真相：

刺杀楠本中将的那个青年士兵姓赵（名字我记不清了），沈阳人，国民高等学校毕业。在校时沉默寡言，成绩优异。毕业后，日本和中国老师都想保送他上大学，他却谢绝说：“当官不是我的志愿，当一个善良的老百姓我志足矣！”

一九四三年春，小赵告别四十多岁的母亲，应征入伍，分配到“红袖头军”当列兵，他对“红袖头军”欺压百姓的行为十分愤恨，曾多次劝他的班长要严明军纪。后来，班、排长曾多次向日系连长推荐提小赵为下士副班长。连长同意先把他调到连部当勤务兵，如果考验合格，再行提升。小赵到连部后，很快得到了连长的信任，几次动员他下排当班长，但小赵总是推却说：“跟连长能学到不少知识，愿意继续为连长效劳······”因而更加得到这位日系连长的喜爱。

在军事部大臣邢士廉和高级顾问楠本来平顶山视察的时候，日系连长偷偷对小赵说：

“大臣和最高顾问前来阵地视察，你可作为通讯员跟在我的身边，但不准带武器，你的手枪要放在箱子里。

小赵连连答应。

日本宪兵队在调查此案时，逮捕了数十名嫌疑犯，逼他们承认是小赵刺杀楠本的同谋。一个与小赵在沈阳同时入伍的士兵供认：小赵曾对他说过：“一九三五年咱们‘红袖头军’，有一个勇士行刺日本人藤井支队长未遂，被处死。他不愧是一个中国人，他虽死犹荣······”这就是小赵行刺楠本中将的动机，也正是小赵拒绝下连当班长，宁愿跟随日系连长，以便寻找尽忠报国机遇的原因所在。

日本宪兵队经过调查后，对与小赵关系较好的中国班、排长和二十九名士兵判处死刑或徒刑。

涉嫌案件的处理是极其秘密进行的。除军事部大臣、最高顾问和宪兵司令官以外，任何人无权得知。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4 21:12
小丰满军警冲突事件

一九四五年，我升任第二军管区少将参谋长不久，守卫小丰满水库的伪军与当地的警察发生了一场爆炸性的冲突。这次冲突，只是日伪军、警察内部矛盾日趋激化而导致刀枪相见 的一个缩影。我任人事课长期间，警察总局曾上书关东军，声称警察部队在“清剿匪犯”中屡建奇功，如今“匪犯”已平，军队已无大用场，因而建议将军队从几十万裁减到十几万，警察由十几万增编到几十万，军队当然不甘让警察吃掉，反唇相讥，互不退让，继而结下了不可调和的怨恨。小丰满军警冲突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发生的······

小丰满水电站是当时东北工业的大动脉。除第二军骑兵十三团第一连负责电站大坝的警戒外，警察局也设立了一个警察署驻在这里。虽然两家肩负同一任务，却嫉恶如仇，互不交往。

一九四四年夏天，一连一排王班长的弟弟给嗜好钓鱼的哥哥送来几根钓竿。警察派出所和骑兵连都驻在有铁丝网围护的禁区内，一般老百姓不准进入。王班长的弟弟从乡下来，哪懂得这个规矩，拿着鱼竿径自朝骑兵连驻地走去。站岗的警察招呼他站住，由于王班长的弟弟有些耳聋，没有站住，这个警察便跑过去不问青红皂白，将他手中的钓竿夺过折断，抡拳就打。把小王打得鼻口淌血，然后押回派出所审问。警察不知道他耳聋，见他一问三摇头，以为是“有意对抗”，一齐涌上去将小王拳打脚踢，小王大声叫喊：

“我是骑兵连王班长的弟弟，是给哥哥送鱼竿来的······”

警察们这才住了手脚，将小王拘留一宿，第二天推出电网。王班长和士兵们一看小王被打得遍体鳞伤，对警察的积怨一齐迸发出来。

“这帮坏蛋欺压老百姓不够，还要欺压我们国兵，真是狗胆包天！”

“不给这帮看门狗一点颜色看看，就不知道咱们国兵的厉害！”

“走，砸警察署去······”

士兵们怒吼着，拿起枪就朝警察署跑······

“不行！”王班长急忙拦住说：“砸警察署要犯法。再说，你们几个人去要吃亏的，要去，我们一个班都去······”

“我们班也去！”

“我们全排去！”

人越聚越多，话越说越气，王班长怕事情闹大，偷偷地带着一名士兵到警察署洽谈去了。王排长听到吵闹声，跑过来问：

“你们拿着枪干什么去？”

“排长，你看看王班长的弟弟被打成什么样了，我们要找警察署报仇雪恨！”

“兄弟们，不能这么干。”王排长劝阻说：“这样干要犯法的。”

“什么时候了，还受警察欺侮!”

“我们杀掉他们几个，就拉出去造反······”

“对，干了！”

“不能去！”排长厉声制止说：“谁说出造反的话？如今造反就是反满抗日！你们犯法不要紧，这是要连累全家的······ ”

王排长想用几句话把大家镇住，不料士兵们毫无顾忌地说：

“不要管他，咱们走！”

“等一等！”王排长一看愤怒的士兵已阻拦不住了，连忙说：“要报仇，我带大家一块去；但有一条，枪里不准装实弹，你们把子弹拿出来摆在床上，到院子里集合。大家记住，我们这次去不是交火，而是吓唬他们一下，叫这帮狗崽子往后不敢再欺侮我们了······”

王排长正说着，王班长领着一个士兵气喘吁吁地从警察署跑回来了······

“这帮看门狗真不讲理！我本想去找他们和平解决，他们不但不听，反而把我也打了一顿。”

“还鸣枪示众呢！”跟随王班长的士兵补充说。

王排长一听也压不住心头怒火了，把手一挥说：

“全排带空枪，马上出发！”

为了防止万一，临走的时候，王排长还是偷偷地带了三十发子弹······

全副武装的军队包围警察署以后，警察们这才惊慌起来，警察所长知道再来硬的不行，急忙带着一名日系警察出面向王排长陪礼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你应该首先向士兵们赔礼道歉，”王排长说：“既然你们承认错了，就应该负责王班长兄弟的全部医疗费用。”

所长满口答应，并向士兵们鞠躬道歉。

王排长说：“光口头承认错误不行，还必须写一份书面检查，说明错在那里，并把愿意承担医疗费的条款写进去。”

所长一一照办了。王排长这才带着士兵回到驻地。

警察所长向军队赔礼道歉后，心里窝囊，就添油加醋地写了一份状纸，告到了市警察局。市警察局把状子转到了省警察厅，这位警察厅长原在特务机关工作过，心狠手辣。他对小丰满警察所长公开向驻军写悔过书感到莫大污辱，为了挽回面子，他把市警察局的呈文上报京都警务总局，要求“中央”出面用法律制裁第二军管区。

与此同时，王排长也把军警冲突的经过和处理结果写了一份报告，附上警察所长的检讨书，上报连部。并经连，营、团转呈到第二军区司令部。我和司令官关成山都认为王排长对这次军警冲突事件处理得当，但江岛顾问却持反对意见。他说：

“军队包围警察署是犯罪行为，应将王排长交军法会审处理。”

江岛顾问是我转到第二军管区当参谋长不久转到二军管区当主任顾问的，由于江岛毒死八旅两名青年排长，我曾派人进行过调查，他一直对我耿耿于怀。想不到冤家路窄，我俩竟被安排到一个司令部工作，而且成了我的顶头上司。我料定他迟早要寻机报复我。很明显，他的主张是冲我来的。

“顾问主任，”我坚持说：“你只强调王排长带士兵包围警察署是犯罪，怎么不认为警察殴打王班长兄弟同样是犯罪呢？更重要的是，王排长完全是为了防止事态扩大才出此下策，是善意的，而且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如果不是王排长的诱导，任事态发展下去，就可能造成士兵哗变的严重后果，所以我认为王排长不但无过，而且有功。”

江岛说：“参谋长说的完全是两回事，王排长带兵包围警察署无罪的说法不能成立。”

我俩正在争论，省警务厅长来找江岛顾问，我只好告辞出来，省警务厅长走后，江岛更加坚定地要求把王排长交付军法会审。

我把我和江岛的分歧向关司令官作了汇报，并征求他的意见。关司令官是一个胆小怕事、毫无主意的人，他让我直接和江岛商量解决办法，别无他见。

我回到办公室反复考虑，这次事件实际上是军事部和警察最高当局的一次较量，军方决不会轻易向警方让步，我决定绕开江岛，赴长春向军事部人事顾问和法律顾问汇报这一事件，争取他们支持。

我在征得关司令官的同意后，第二天登车抵达长春。我首先拜访了人事顾问藤田。汇报时，我有意夸大了士兵对警察打人的愤怒情绪，着重说明王排长带兵包围警察署功大于过，并提出了我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意见。藤田同意了我的处理意见。但他想知道主任顾问江岛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我说：“主任顾问不但不同意我的意见，反而和警务厅长合计，要把王排长送交军法会审······”

“江岛怎么能听警务厅长的话。”藤田气愤地说：“按照你的处理意见报上来，由我负责处理。如果江岛追问你，你就说已请示过人事顾问，由人事顾问和警察总局研究处理，不用他插手了。”

我得到人事顾问的支持后，又向法律顾问作了详细汇报。法律顾问认为军队是有错误的，但情有可原。他同意按照我提出的方案处理。

有了这两位顾问的支持，我的心里就有底了。回到吉林向关司令作了汇报，关司令官感到很高兴。由于我没有向顾问主任江岛汇报，他不知事态的变化，怒气冲冲地责问我为什么还不把王排长送交军法会审。我告诉他，由于我们俩的意见有分歧，象这样关系重大的事，我不得不去长春请示人事顾问和法律顾问，他们已同意让我把事件经过情况上报军事部顾问部，听候处理。

江岛一听说我到长春汇报去了，心里一愣，随即小声说了一句：“等我去长春见到人事顾问再说吧。”

我想，既然人事顾问同意我直接向他提出处理意见，就没有必要再等江岛的回音了。于是，我把事件经过和处理意见草成之后，没有交江岛签署意见，就直接送呈人事顾问了。

在处理意见中，我提出只给王排长降职、降薪的行政处理意见。

在我给军事部送交处理意见书的同时，警察总局也来到军事部找最高顾问，提出了警方的处理意见。最高顾问委托人事顾问接见了他。人事顾问藤田对警察局长阐述了最高当局决定只给王排长行政处分的原因，并提出了与警方联合处理这一事件。

七天以后，吉林第二军管区司令部和省警务厅分别接到军事部和警察总局的通知，命令二军参谋长和警务厅长于四月某日早八点到军事部会议厅参加军警联合会议。

会上，首先由我说明小丰满军警冲突事件的经过和处理意见，然后由吉林省警务厅长发表警方的看法。

由于军方和警方对王排长的处理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两个方案，使会议气氛变得紧张起来。最高顾问首先阐述了国际、国内形势，指出了“广施仁政”、“安定军心”的重要性，因而表示赞同我的处理方案，否定了警方对这一事件的见解。

江岛对我的挑战也因此而宣告失败。事后江岛对我说：“以后上报文件别忘了我的签字。”

我说：“今后凡是人事顾问直接让我送的文件，我还是不会找你签字的。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4 21:19
伪满州国的倾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线越拉越长，兵源财源越来越枯竭，树敌越来越多，他们灭亡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

一九四四年春，在长春市街头出现了这样的剪纸标语：将一张正方形的白纸对角叠四次，然后剪成三等分，就能拼成“卐、十（卐是德国旗的标志，十为意大利国旗的标志）日完了”五个字。即：德、意、日三个轴心国完蛋了。

一九四五年，吉林市街头出现了这条剪字标语。当时日本人十分害怕这条剪字标语的扩散，没敢大张旗鼓地进行破案活动，但仍动用了大批伪宪兵。警察，全力以赴进行秘密侦察。

然而，他们无论如何也挽救不了失败的命运。

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德国法西斯宣布投降。作为“三轴心”一方——日本挑起的太平洋战争也接近尾声。日本当局尽管实行全面的新闻封锁，包括对私人无线电收音机的没收和线路改装（改装后不能收到外地报道），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日本法西斯的寿命已经不长了。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军区上校军需处长何长海向我汇报，由军事部军需处供应的两个月军粮（高粮米）质量太差，无法食用。

我半信半疑地问：“军粮不能食用，你为什么不和军事部军需处反映？”

何长海说：“我拿着粮食样品给军需处岛田处长看过了······”

“他怎么说的？”

“他说现在库存没有好粮，想要调换办不到。”

“他们为什么要让粮食霉烂？”

“听说军用粮库空了。”何处长解释说：“看来这批霉烂的高粱米是多年的库存粮底。”

“军用粮库空了······”我暗吃一惊。

“现在我们的库存还有多少好粮？”我问。

何说：“勉强能吃的都凑合吃了，剩下的实在没法吃了。”

“这么说，粮库已经没有一点好粮了？”

“是的。”

“那么今天你们吃什么？”

“霉烂的，带绿色和黑色霉菌的高粱米。吃起来又苦又熏人，已经有人中毒了。”

“这么说士兵今天没有饭吃了？”

“是的，不过士兵还要照常开饭。”

“那么你们煮什么？”

“煮霉烂的高粱米······”

我急愤地说：“你为什么到今天才来报告？”

“我原以为军需处能解决·····”何处长为难地说。

我说：“你先回去吧，我想想办法。”

何长海诺诺连声地走了。

“军用粮库空了”这意味着什么？这天中午，我带着参谋处长中岛（日本人）、中校副官处长司连福、军需处长何长海到吉林市驻军二工兵队视察。

我们到部队以后，中校队长鄂德升汇报了各方面的工作，也提到了粮食供应的质量问题。这天中午，我建议同士兵一起吃饭，想进一步证实粮食问题。

开午饭的时候，我们走进饭厅，用餐的官兵一齐站了起来，我命令他们坐下。我说：

“我们今天是专门来和你们一起吃午饭的，希望大家吃饱、吃好。”

全体官兵都惊愣地望着我们。他们似乎感觉到了我们的来意，表现出一种期待的眼光。

我们来的四位，加上队长、队附六人，围坐一桌。我拿起筷子扒了一口饭，一种难以忍受的霉臭味呛入鼻子，我感到无法下咽，又不便吐出来，只好囫囵吞下，我注意到士兵们：有的一口没动，扔下饭碗走了，有的饿得发慌，在痛苦地咀咽着。我们六个人同样食不下咽，胡乱地喝了几口土豆汤了事。当我们默不作声离开食堂的时候，士兵们怒目相送。

我带了些霉烂的高梁米回到司令部。关司令官看了也皱着眉头说，“这样的粮食怎么能吃呢？”但靠他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决定去找江岛顾问，只要江岛同意签署调换粮食的意见，要比我跑几趟都好解决问题。不料我把霉烂的高梁米给江岛看过之后，他竟不屑一顾地说：“参谋长，你是知道的：我们日本人一向吃大米，可现在也在一样吃高梁米和大米掺大豆嘛！为了圣战，为了建设满洲王道乐土，我们日本人都能吃苦，难道你们满洲的士兵反而忍受不了吗？

他的这些话像那顿发了霉的高梁米饭，使我难以下咽。我反驳他说：

“顾问说得对，不管是日本人还是满洲人，我们都应该为了圣战，为了建设王道乐土相互亲善，同甘共苦，可是现在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吃苦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吃饭的问题。难道不吃饭也能进行圣战吗？”

“谁说不让吃饭了？”江岛不满意地说：“参谋长，说话要实事求是！”

我指着桌子上的霉高梁米说：“可这样的高梁米吃了会把人毒死的。”

“我还没有听说有谁毒死了。”

“你天天坐在办公室，当然没有听说过，因为你们日本人还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高梁米。”我实在忍无可忍了。“请顾问主任也下去看看吧，让士兵吃这样的米就会毒死，不吃，就会饿死，活人是不会白白等着饿死的，到时候出了大问题，你我都要负责！”

几句话说得江岛哑口无言。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不是要签字换粮吗？可军需顾问不在，等他回来，我们商量商量········

他明明能办到的事，却要推给军需顾问，显然是跟我作难。事后，我把日系参谋处长中岛中校找到办公室说：

“中午我们都到工兵队尝过霉高梁米饭的滋味了。刚才我跟江岛顾问研究过换粮的问题，他说要等军需顾问回来再研究。如果军需顾问一时回不来怎么办？士兵的肚子可不能等我们，饿极了，他们要自找出路的。”

“是啊。”中岛同意地说：“我和何处长到新京去一趟，带点霉高梁米给军需处长岛田少将看看，我想他会通情达理的。”

我说：“那就咱俩一块去吧，也许会办得更快一些。”

第二天，我和中岛到达长春后，找到军需处少将处长岛田，把发霉的粮食样品让他看了。岛田也认为这样的粮食不能食用了。

我随即说：“那么，请处长设法调换一批好粮给我们吧！”

“本来应该调换。”岛田客气地说：“不过目前库里已的确没有好粮了，过几天我一定想办法解决。”

我领着中岛处长来到最高军事部军需顾问的办公室。当两位顾问看过霉烂的高梁米样品后，立即拿起电话质问岛田，为什么给二军区配发这样的粮食，并作了如下指示：

“长春库里没有好粮，立即电令沈阳军区粮库给二军区拨三个月的好粮，把霉米换下来作饲料，不能作饲料的就地销毁。

军需处长何长海的说法再次得到了证实：“库里的确没有好粮了······”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不祥之兆。

然而，就在“满洲国”军用粮库空虚的危机时刻，军需处长岛田少将却在勾结日本浪人，盗卖粮食，从中渔利。

七月初，我二军区接到军事部大臣邢士廉命令说，要特别提高对俄国入侵的警惕。为了确保吉林市安全，要动员一切力量，务于七月中旬以前完成吉林市的全部防范构筑工程。我接到这个命令，感到心神不安，因为计划在吉林市内建筑防范阵地，说明日本人已作了放弃东部国境线的最坏打算。我当即命令驻昌图的第八工兵队回防吉林市；命令市内第二工兵队和第二输重队迅速做好修建工事的准备；命令军需处做好修建防范工事的物资供应。随后，我带着参谋副官到吉林市周围现场视察，绘制了工事筑成，碉堡设置、火网和通讯网布局的详细蓝图。三天后，一切安排就绪。正当我准备下令动工的时候，忽然接到军事部大臣的命令，吉林市周围防御工事暂时停工。

怎么回事？我驱车到长春晋见军事部大臣，正好军事司长张名久也在。他凑到我的耳边说：“告诉你一个绝密消息，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派秦大耳朵（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跟苏俄远东军司令部正在交交涉。只要苏俄遵守日俄互不侵犯条约，不在远东参战，日本同意给苏俄很多好处。但苏俄全面谢绝了日方要求，看来这一仗非打不可了。”

我问，如果真的打起来怎么办？张说，“三十六招，走为上策；而军事部大臣则认为君命在身，只好听命。”

我心神无主地回到吉林，琢磨着张名久的打算，考虑着自己的出路······

太平洋战局急转直下：

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发表了《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

八月六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

八月八日夜，苏联对日宣战······

九日晚十点，空袭打破了吉林市的沉寂，三架苏军飞机投弹三枚。

从这以后，每晚苏军飞机必来，来了必炸。

八月九日，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日本失败已成定局。人们开始三五成群地窃窃私语。

八月十一日早，我结交的富商许鸿书告诉我他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消息（当时，日实行新闻封锁）：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坦公告》······我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感到惶惶无所从。

就在这天，主任顾问江岛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又是倒茶，又是拿烟，显得格外客气。我原以为他找我来不过是为了缓和一下矛盾，防我趁机报复。不料他稍事寒暄，就煞有介事地对我密授机宜······

“我请你来有绝密要事和你商量，万一泄露出去，关系到你我性命······”

我说：“承蒙主任顾问信任，你尽管放心好了。”

江岛警惕地看了一下窗外，凑到我的身边说：

“昨天关东军召开了有各军区主任顾问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提到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后，日本朝野文武官员发生重大分歧，文官主降，武官主战。别看日本政府宣布投降了，昨天关东军第四科还发布电告说：陆军大臣布告全军将士，要坚持圣战到底。与此同时，情报局总裁也发表谈话，要求全日本人民为‘维护国体，去克服一切困难＇，为此，关东军决定将溥仪皇帝迁移到通化山区，继续与苏军开展游击战。全军将士已滴血鸣誓，纵然食草嗔泥，寝地沫天，也要血战到底。届时我二军区将更新武器，协同关东军开展游击战。你我必须紧密合作，以完成日满亲善共存共荣之大业，你看如何？”

我说：“这太好了。既然顾问主动与我合作，我一定为日满效劳。”

江岛最后说：“只待关东军命令下达，我们就开始行动，请参谋长作好思想准备。”

八月十三日。我问江岛：苏军已越过东部防线，突破东部国境，正向长春挺进。关东军抗苏游击战何时进行？

江答，我军是自动放弃边境，因游击战必须在山区进行。

我问：抗苏游击队归谁指挥？

江答：关东军受大本营命令。

我回到办公室思前想后，来到关司令处，不顾“泄密者杀”的警告，把江岛的“绝密要案向他作了汇报。”

之后我问：“如果关东军真要跟苏军打游击，我们部队怎么办？”

他说：“我们听军事部命令行事。”

我说：“如果军事部失去指挥机能呢？”

他说：“到时候再研究吧······”

我觉得关司令官在此紧要关头仍无主见，我不能依靠他，也不能被江岛的花言巧语所蒙骗。看来，日本必败无疑。我为他们干了十四年，这汉奸名声······为了自己的利害关系，我必须当机立断！

当天晚上，我以“作生意”为借口，把通讯队长吕梦龄、十三团团长杨岳龄、第二工兵队长鄂德升、副官处长石连福、军需处长何长海和辎重队长等十人找到家里作客。我对他们说：

“我今天请来的客人都是平日与我比较亲近的人。今天跟大家谈的不是生意经，而是军机要事。”接着，我把主任顾问江岛和我谈的“绝密消息”都对大家讲了。我说：“江让我们帮着日本打苏联，我们也可以帮着苏联打日本，这完全是我们的自由，我请你们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身家性命，请多加考虑······”

大家听了我的介绍，才知道局势已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一下子都拿不定主意，经过讨论，大家都认为，要洗刷汉奸这个污点，就必须调转枪口打日本。杨岳龄表示同意，但他主张要沟通全军思想；军需处长则担心全军兵力集中起来近二万人，粮食来源有困难；也有人主张联合苏联打日木，不过大多数人持反对态度。他们的理由是：既然不再当日本人的汉奸，也决不能再当俄国人的汉奸，要干我们自己干，最后的结论是：反戈一击，回头是岸——决定打日本关东军。

第二天，继续讨论打关东军的具体事宜。我首先把新得到的两条消息告诉了大家：

一、满洲国皇帝已迁到通化大栗子沟深山处避难，关东军决心与苏军打游击战。

二、日本陆，海军将领仍坚持不投降，主张把日本天皇也迁来通化，以中国东北作为指挥中心，在日本本土打焦土战。

另有一说：日本文职官员正请求天皇说服陆、海军将领，接受《波茨坦公告》，放下武器。如果日本军队全部投降，我们打日本的计划也势将落空。研究的结果是：

一、做好准备，伺机行动。

二、我军游击队根据地设在桦甸地区。

三、夺取银行，以解决军事经费；详细计划另行通知。

四、立即将家属转移到偏远农村，以免日本报复和受到战争连累。

我对江岛所述半信半疑，半信的是，日本天皇已接受投降书四天了，日本陆、海军至今不发布无条件投降书；半疑的是，日本为帝王国体，天皇至高无上，日本将领公开对抗天皇未必可能。

为此，我决定做好多方准备：

当天上午，我秘密通知军官疏散家属。我也把家属送到乡下，只留爱人马惠芬躲藏到百姓家中，以便暗通音信。

当天上午，我用电话通知独立通讯队长吕梦龄派我的亲属——有线营第一连连长张造春到家，嘱他做好抢劫银行的准备。并通知骑兵团长配合行动；

当天上午，我通知全军有关部队长坚持日常工作，不得失误，并作好杀掉第二军区全部日系军官的准备。

下午一时，省长徐家桓到司令部会见关司令官和我，达成了军警双方负责维持市内治安的协议。

八月十四日。上午十点左右，负责皇宫警卫的禁卫步兵团长乔遇春（我在讲武堂的同学）派副官送来一封密信，告之溥仪已逃跑，他将杀掉团内全部日系军官后反正，要求得到我的支援；我告诉他的副官，二军区将做好策应准备，请乔团长放心行事。

当晚十点，禁卫团杀掉全部日系军官后，向铁岭方向转移。

这天主任顾问江岛没来上班。

八月十五日。一早，我派一队武装士兵去江岛家，逼他来司令部上班。司副官回来报告说：昨晚十二点，江岛同少校宪兵训练处教官中岛乘车去通化了。

其实，当时日军对我们实行了严密的消息封锁。江岛跑了。

八月十五日上午十点，广播公开报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顿时，街头巷尾人山人海，载歌载舞。

至此，“满洲国”，这座用东北人民血肉修建起来的军事堡垒彻底倾覆了。我们的计划也因此而告吹。

八月十六日。九点，一名日系军官报告说：他的邻居中岛参谋处长全家五口用枪自杀。我命令那名军官带五名士兵将中岛及其家属的尸体用卡车拉到北山沟埋掉。

这天，吉林市东、西街连续发生强抢事件，社会秩序一片混乱。我一方面打电话通知省长徐家桓多派警察维持治安；一方面命令第二工兵队组织两支巡逻队，加强市内巡逻，遇到不法分子立即逮捕交军法处处理。

八月十七日。上午七时许，我二军区宪兵团一名宪兵前来报告，宪兵团长佐藤一家七口于十六日晚自杀；下午五时，军械厂来人报告，军械厂日系厂长大泽全家四口用手枪自杀。我先后派人将两家尸体拉到北山沟掩埋。

一些受过迫害的人开始向日本军、宪、警袭击，双方都有伤亡。

八月十八日。为了防止日本武装人员对市内百姓进行报复，我下命令全军日系军官于上午十时以前将手枪全部缴送司令部军械库，违者严惩；十时许，军械处长张朝宗报告，驻市内日系军官的手枪全部收缴完毕，唯有副官处的一名日系军官拒绝交枪。我当即命令军法处将其收监，待命处理。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4 21:20
受降

八月十九日。我从无线电收到重庆国民党政府训令，大意是：在伪满任职的高级文职官员和将领不得擅离职守，也不得转让权利，等待中央派员接收，违者严惩。这条“训令”，给了我继续驾驭第二军的精神寄托。我唯一的希望是盼望国民党大员前来接收。

八月二十日省长徐家桓和城里士绅为了自身利益，成立了地方维持会。并把二军区司令官关成山和我也吸收为维持会的重要成员，以便借助部队力量，强化社会治安。

这天，我和司令官，军法处长开了一个小会。在我建议下，释放了一百二十多名政治犯和刑事犯罪分子（杀人、纵火者除外）。

八月二十一日。为了做好交接准备，我召集各处处长会议，命令把各处的人员编制等业务范围写成报告书。副官处编制人员名簿；军械处编制枪支、弹药、车马分类数目表；军需处将银行存款、库存物资和现金分门别类制表两份。

八月二十三日，上午八点，通讯队长乘车来到司令部，报告了一个意外的消息：无线电营一个排携带武器和全部通讯设备潜逃了。我将这一事件向司令官作了汇报，司令官问我如何处理，我说：

“三十多人携带武器逃跑，危害极大，如不制止，全军动乱，二十七万人的吉林市就会毁于一旦。万一接收大员怪罪下来，你我担当不起······”在关司令官同意下，我派一骑兵连追至桦甸，将潜逃的这个无线电排截回。因有约在先，未作惩处。

八月二十四日午后二时，苏军摩托部队约一团兵力由长春开抵吉林。

苏联红军如此神速地到达吉林市，使我心慌意乱，手足无措。我们等待国民党大员前来接收的愿望，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二十五日，一名苏军少将率领他的随员和翻译来到二军区司令部。他通过翻译把正在和我叙谈的关成山司令官打发走以后，要求直接跟我面谈－－我们的谈话是通过一名中国翻译进行的。

“将军多大年岁？”

“三十八岁。”

“你是个青年将军。”苏军少将笑着说：“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情。”

我礼貌地回答：“请谈吧？”

苏联少将说：“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你愿意走哪一条？”

我说：“我不明白将军的意思。”

苏军少将说：“一个是宣布你的部队起义，听从中国共产党指挥；另一条是向我军缴械投降，那么你将成为战俘。”

我说：“这样重大的问题得由军区司令官作主，我这参谋长无权决定。”

苏军少将说：“我是在单独跟你谈话。我需要你个人答复。”

“那么请容我考虑一下······”

一连串的问号在我的脑子里涌现。

最终我断定：共产党跟有美国装备的“国军”作战，岂不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我考虑好了”我果断地说：“我宁愿缴械当俘虏，也决不起义投共产党。”

“那么你们马上准备举行受降仪式吧！”

“受降仪式？请问将军，仪式如何举行？”

“很简单。”苏军少将比划着说：“在大厅里准备一张桌子、一条椅子；桌子铺上白布，放上笔墨纸张就行了。”

“我马上准备。”

这时，苏军少将指示翻译把关司令官也叫进来，命令道，“我正式宣布你们两人被俘，立即举行受降仪式！”

不知为何，关司令官看来有些莫名其妙。一阵沉默之后，他问了一句：“受降仪式准备好了吗？

“我给司副官下了最后一次命令，让他准备去了。”

“哦······”

我们随翻译来到了受降大厅。翻译命令我和关司令官肃立桌前。不一会，那位苏军少将来了。他落坐以后，指示苏联士兵把我们的军御、肩章摘下来放在桌上；我和关成山遵命把自己配带的手枪和军刀也放到桌上。

“你们在受降书上签字吧。”苏军翻译命令着。

我们俯首听命，提笔签字。

受降书上写着：

我们情愿接受苏联红军命令，率全军区官兵向苏联红军投降。

附：官兵花名册一本；武器弹药、军用器材，粮秣被服、各类军车一览表各一份。

第二军管区司令官中将关成山（印）

第二军管区参谋长少将肖玉琛（印）

我们在受降书上签字后，苏军少将驱车离开司令部。

下午一时，苏军翻译和一名副官把我和关司令官用轿车送到警务厅看押起来。随后，少将旅长张印符、少将通讯队长吕梦龄、少将军法处长王光寅、少将宪兵训练处长张秉哲都被送来警务厅看押。吉林省长及各厅厅长关押在警务厅的另一间房子里。至此，由军、警联合组织的临时地方维持会宣告解体。

二十七日午前，苏军警备司令向我们宣布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国民党派一名中将到哈尔滨等待接见你们，命令我们立即回家着好军装、配带勋纪章，于午后二时，各带随从二人到警务厅集合，领取手枪和军刀，然后乘专机去哈尔滨······

我很难相信，然而，从“交还手枪和军刀”这点考虑，又无法怀疑。但无论如何，苏军给了我们几个小时的自由，我一跨出警务厅大门，就凑到关成山跟前小声说：“司令官，咱们趁机逃跑吧！”

“逃跑？”关成山考虑片刻，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不行，现在到处都是苏军哨卡，再说，你我名声在外，最终也得归案，还是听天由命吧！”

对！还是听天由命吧！

这天天气特别晴朗，我们乘坐的大型客机绕吉林市区一周，向东北方向飞去······

“方向不对！”我忽然发现兴凯湖就在下面。现在明白了，我们不是飞向哈尔滨，而是飞向苏联。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4 21:22
在苏联囚禁的日子里

飞机在一处停有百多架飞机的机场着陆了。这里中国名叫四站，苏联名叫伏罗希罗夫。一个小时后，两辆吉普车把我们六人和另一名陌生的日本人拉到离机场不远的一栋长长的楼房里。我们六人安置在一间房子里，那个日本人安置在另外一间房子里。我们稍一休息，来人把我们领到楼下用晚餐。虽然丰盛的菜肴和名酒摆满了桌子，可是我们谁也无心享用。

这以后，随着飞机的“嗡嗡”声，送来了一批又一批战俘，大都是伪满洲国的将级军官，还有不少日本人，除了少数的满洲国的军政顾问之外，大多数是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关东军将领。不到一个月，我们的“伙伴”就多达百人以上，对我们这些阶下囚来说，也颇有“人多势众”之感，似乎来的人越多，心里越感到踏实些。两个多月后，我们乘火车转移到伯力。

两个多月后，我们乘火车转移到伯力。被关押在一座漂亮的两层楼房里，称为“特别45收客所”。之所以用“特别”二字，可能指的是收容将级军官的地方。所长是捷尼索夫中尉。

到“特别45收容所”以后，我们带去的勤务兵被隔离开了。日本俘虏住楼上，中国俘虏住楼下。伪满各军区的司令官和参谋长几乎都到齐了，只有五军司令官赫慕侠、七军区司令官吕衡没有来。他俩是逃走了、自杀了，或在战斗中打死了，我们不得而知。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伪满皇帝溥仪和大臣一行九人，也由伯力红河子迁来“特别45收容所”。这时楼上囚禁日本俘虏一百三十多人；楼下囚禁中国将级俘虏六十多人。溥仪被单独安排在楼下紧靠收容所办公室一间宽敞的房间里。每日三餐由他的学生毓嵒端来端去。我们背后称溥仪“高级俘虏”。

我们这些“皇帝”以下的将级军官分住三间大房子。每天靠开宝局、打麻将、下棋消磨时光，分忧解愁。我一贯对这些游乐兴致不浓，开始学俄语。由日本中将北泽推荐一个俄语水平很高的日本教师每天上二小时的俄语课，其余时间自修，终于懂得了一些常用的俄语单词。

在我不会俄语之前，由“俄国通”张绍纪跟苏联人打交道，张绍纪是张景惠的儿子，到苏联伯力后，我们才知道这个伪满国务总理大臣的儿子竟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张景惠被俘后，他也跟随来到苏联，因为他说得一口漂亮的俄语，就成了战俘和苏联人打交道的联络员。后来，张绍纪走了，联络员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因为我的俄语水平不高，所以大家称我“业余翻译”。

一九四六年八月间，溥仪忽然被一辆汽车拉走了，不知去向。于是，大家又乱哄哄地议论开了。有的说，溥仪是皇上，不能混同一般战俘，被送到别的俘虏营去了；有的说，他是“伪满洲国”主犯，提前回国服罪去了；也有的说，他了解“日满亲善”内幕，打发回国做见证去了······不久，溥仪重返“特别45收容所”，才知道他是受命国际法庭，到东京揭露日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和板垣征四郎侵略中国东北的罪行去了。

也就在溥仪回来之后，传到收容所一个消息，说国民党政府派一名中将官员到了伯力，正和苏联远征军司令部交涉，要求把我们这批战俘交给国民党政府处理。当时，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我们认为交给国民党处理顶多坐几年班房，决不至于杀头；如果交给共产党处理，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只能是死路一条。可是，三、四个月过去了，交涉结果毫无下文。希望变成绝望······

一九四八年，东北全部解放的消息传到了收容所，我们感到十分吃惊和意外：为什么用美式装备的四五百万国民党军队打不过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呢？这使我们大失所望。

东北解放后，华北、西北也不时传来“国军”节节败退的消息。看来蒋介石政府的垮台已成定局。而我们这些战犯转移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手里也已成定局了。为了求得共产党的宽恕，做点移交后的精神准备，有人建议学习马列主义，这个倡议立刻得到了大家的拥护。经过收容所批准后，我们成立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会，由伪满第一军区司令官王之佑担任学习组长。后来所里又指派万嘉熙、润琪当教员。开始学习情绪还不错，连溥仪也来参加旁听。后来由于溥杰和两名教员级别低，要按时参加收容所指派的体力劳动，不能坚持参加学习和讲课，而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些人是为了装点门面而学习，并不打算改变自己的立场观点，学习小组成立不久就无形中解体了。

从淮海战役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当时还是叫它“八路军”）势如破竹，直捣蒋介石的老巢。五百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大军，不到四年工夫，就被八路军打得一败涂地，片甲不留，实在叫人“无法理解”。当时我甚至天真地想过，如果国民党请我当三军总司令，也决不会落得如此结局。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一九五O年八月四日，我们盼望而又担心的事终于发生 了，“特别45收容所”的所长宣布：“明日送大家回国。” 这一晚，我们谁也没有睡着，辗转反侧，思前想后，忧愁多于欢乐。

八月五日，火车越过国境，到达绥芬河。苏中官员办好了交接手续，然后按移交名册点名排队，依次登上了中国列车······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4 21:22
他们活着回来了

火车带着有节奏的音响奔驰在祖国的原野上。我们的心情犹如滚动的车轮，忐忑不安。

这列车只有两节车厢。前一节车厢载的是我们这六十多名将级俘虏：后节车厢载的是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

“你们谁要是不舒服，请告诉我，我负责给你们治疗。”一位军医笑容可掬地自我介绍：

“今天天气炎热，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绿豆粥，还有面包和猪肉罐头，谁饿了就吃吧！”一位部队首长实心实意地关照我们。

但是，当时我很难判定这些和蔼可亲的共产党人是真心实意，还是笑里藏刀。因为他们一直被说成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火车在不停地飞驰。牡丹江、哈尔滨、长春······

“哪里是终点站？”我们期待着，担心着，火车的终点站也许就是我们生命的终点站······大家默默无声，这和车厢里两名解放军战士的谈笑风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溥仪在苏联囚禁期间，曾多次上书斯大林和苏联政府，请求留在苏联“避难”，都被苏联当局坚决拒绝了。他从八月五日在绥芬河登上这列中国火车后，精神恍惚，坐立不安。他一会儿离开座位在车厢中来回走动;一会儿又毫无目的地凑到三军司令官赵秋航的跟前坐下·····突然，他从座位上站起，恭恭敬敬地给兴农部大臣黄富俊磕了三个响头，弄得受礼者不知所措，全车人目瞪口呆······

“皇上得了精神病”。人们小声的议论着，感到无比怅惘和同情。

车到沈阳站停了很长时间，也许这是终点站吧，也许······正当大家的心情越来越紧张的时候，一名部队首长出现在车门口。他手里拿着一本花名册，首先点的是溥仪的名字，接着是：宫内府大臣熙洽、尚书府大臣吉兴、军事部大臣邢士廉，外交部大臣阮振铎、教育部大臣卢元善，兴农部大臣黄富俊，经济部大臣于静远、勤劳部大臣于镜涛、交通部大臣谷次享，还有毓嵣等十人。

毓嵣是薄仪最不中意的人，因为溥仪在苏联要求“避难”时，随行人员中唯有毓嵣反对。博仪斥他违抗“圣意”，是为“不忠”；不料这次两人都点了名。溥仪认为点名者“定死无疑”，因而心怀怨恨地对毓嵣说：

“你不是让我回来吗，没想到你也得跟我一块去见祖宗，这是命里注定！”

部队首长要求点到名的人立即随他下车。薄仪等十一人惊惶失措，脸如土色地跟在部长首长身后走出车门。我偷偷地掀起贴在窗上的报纸，发现他们下车后被戴着印有“执法”红底白字臂章的武装士兵跟着，分乘几辆小轿车和吉普车，向市内开去······我的脑子里立即出现了一幅可怕的图景：博仪等十一人戴着脚镣手铐跪在刑场上，由执法队“执行枪决”！

“对，一定拉到西门外刑场去了······”

“皇帝，大臣枪毙完了，第二批轮到司令官和参谋长了。

“你们当参谋长的年纪轻，官阶小，可能赦免。”

“不论官大官小，都是日木汉奸，一个也好不了！”

“带上吧，我留着这没用了······”不少司令官好像立即要被绑赴刑场，争先恐后地把随身的贵重衣物塞到少将级友人的手里。

“不，还是你们自己留着吧，到时候连我们的东西还不知交给谁呢！”

大家你推我让，一种生离死别的心酸涌上心头······不少人流下了眼泪。

经过一阵喧嚷之后，车厢里死一样寂静。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小车回来了，溥仪等人奇迹般地回到车厢，容光焕发，满面春风。

“我代表我们十一个人，传达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的指 ······”溥仪以被俘以来从未有过的愉快心情，讲述了他们普见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的经过：“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桌上摆满了西瓜，香蕉，各类高级烟和糖果。我们列坐在桌子两侧。不久，政府高岗主席来到客厅，我们都站起来。高主席示意我们坐下。他微笑着对我们说：‘你们一路劳累了，尝尝多年没有吃到的祖国水果和香烟吧，＇我们一面品尝着水果和芳香的大中华香烟，一面恭听高主席的讲话：‘你们都是中国人，但背叛过祖国，当然有罪。党中央决定对你们宽大处理，不会杀你们。你们到抚顺以后，要好好学习，努力改造自己，争取重新做人。不久的将来，你们可以和家人通信，免得他们挂念。＇高主席讲话之后，我代表大家表示，一定遵照政府主席的指示去做。”

大家听了溥仪的介绍，心情感到无比宽慰。但我还是怀疑这位政府主席的诺言能否兑现。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4 21:24
来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

车到抚顺车站，我们改乘两辆大卡车，由一辆架有捷克轻机枪的警卫车押送，开往抚顺战犯管理所。

战犯管理所在抚顺市东北一公里处（旧抚顺城），高大的围墙上安着电网，四周设有岗楼，由持枪的武装岗哨日夜守卫。门口挂着一块“战犯管理所”的木制长匾。

我们来的六十名战犯，被划分为七、八个人一组，我被送入北数第三个监房。和我住一个监房的有：伪满“皇帝”溥仪、“国舅”荣源、溥仪的胞弟溥杰、妹夫万嘉熙、侄子毓嵒和毓嶦、兴农部大臣黄富俊共八人。房屋中间有一张长条木桌，两边置有板凳。对面的木板炕上铺着毛毯。东北角有一间屋中小屋，是大小便的处所。监房的门上有一小方窗，游动哨可以随时掀开小窗户监视室内的情况，监房和电廊都点着一百度的大灯泡，不到天明，长灯不息。

这座战犯管理所，原是日本法西斯修建的一座大型监狱。记得一九三六年我参加审讯的桓仁县教育界案件所涉及的“反满抗日”分子，就是在这座监狱里服刑的。如今，我自己被关进了这座监狱。当时我认为，这是共产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后来，我才认识到：这是历史对我的公正判决。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4 21:25
与我一床之隔的溥仪

为了保密，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犯人都编有号码，以号码代替姓名，我的号码是“983”，溥仪的号码是“981”，与我仅一床之隔。

我第一次见溥仪是在一九四四年，当时我任军事部人事课长，被指名参加了正月十三日“皇帝”的诞辰节。参加朝贺的文武官员约六十名左右。入朝前，每人都要佩带一根精制的黄缎条带，作为入府的标签，否则，不准入府。入府后，由侍卫官佟济煦指挥，按级别高低编成八个人一组，进入勤民楼礼堂侍立恭候“圣驾”。

八点，在音乐声中，薄仪从后宫来到勤民楼。参加朝贺的官员在离“圣驾”八步处排列整齐，然后行三个九十度的鞠躬大礼（原是三拜九叩）。礼毕，允许我们抬起头来，看看皇上的“庐山真面目”。这是“天子”对臣民的最高赏赐，功德无量。我们一睹“龙颜”之后，再退后八步，转身出楼，到侍卫处等待“御宴”；溥仪“皇帝”接受了参拜之后，也一声不响地回到寝宫休息。

我们参拜“皇帝”时，一些高级文武官员分列两旁，目不斜视，鸦雀无声，好不威严。我第一次看到身居深官的溥仪，衣冠楚楚，仪表堂堂。人们常说：“聪明莫过于帝王”，当时，我眼前的溥仪，真不愧是至尊至贵的“真龙天子”。

当年万臣簇拥，至高无上的“一国之君”，如今和我肖玉琛同室而寝，同桌而餐；甚至还要自己动手叠被褥，扫院子、倒马桶，真是乾坤扭转，然而是那么顺乎人情，合乎天理，当然，要把他彻底改造成为新人并非易事。

刚进战犯管理所时，溥仪那“皇帝”的架子放不下来。在苏联拘禁期间，他继续保持着深入简出的帝王习俗，不愿与“微臣贱民”接触。平日，他除了跟他最亲近的学生毓嵒谈几句话，很少和别人交谈。就是跟他的岳父荣源，弟弟薄杰、妹夫万嘉熙也保持一定的距离。

最让人看不惯的是他每次开门，不是用手拉门把，而是用脚踢门板。大家批评他不爱惜公物以后，他不得已用手巾或纸张先把手包裹好了再去拉门把。大家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你们不懂卫生知识，门把谁都拉，上面附有不少细菌，我再用手去拉，你们的细菌就会弄到我的手上来，我就会得病。”

在一次生活会上，大家批评他放不下“皇帝架子”。从这以后，他才改了。

溥仪过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于”的剥削阶级生活，懒得出奇。我们睡觉以前，总是要用洗过脸的水洗洗脚，而溥仪十几天甚至几十天懒得洗一次脚，大家都说他脚臭，他才同意让毓品嵒替他洗洗脚。

我们每天起床后，都由两个值日的倒便桶。溥仪害怕粪便洒到自己身上，总是把便桶拎得高高的。由于便桶失去平衡，粪便经常洒在别人身上。所以有些人宁愿一个人倒粪便，也不愿意跟他一块抬便桶。在生活会上大家批评他损人利己。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终于脱胎换骨。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6 00:34
抗拒改造

十四年的奴化教育，使我的反动思想根深蒂固，在战犯管理所的前两年，我一直抗拒改造。

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是长征老干部孙明斋大校。副所长姓刘，负责管理我们的主任叫李福有。还有两名看守员，一个姓王，一个姓姜，名字我都记不清了。凡是所有的大小官员，对我们犯人都很客气，从不打骂和训斥。我第一天吃饭吃得不多，看守员关心地问我：“是不是有病了？”要请大夫给我看病。但我当时以为共产党是用这种“口是心非”的假象，来掩盖他们对阶级敌人“残酷斗争”的本来面目。

我们是从一九五O年八月十五日正式开始“改造学习”的。这对我来说比受刑更加难熬。我们自选的学习组长是万嘉熙。看守员交待他：“组长不但要领导学习，而且要帮助学习，要引导大家联系实际，进行思想改造。”从此，我错误地把学习组长看成是伪满的“牢头”，是代替看守员来监视我们的。于是，我对万嘉熙开始有了戒心。

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学习《辽宁日报》时，万嘉熙一口气念了一整版，然后问大家学习的大题目是什么，没有一个人能答得上来。这位组长不得不重新朗读。这回他读一段，就问大家这段文章的内容是什么，除了毓嵒一个人回答得条条是道外，其他人还是答不上来。于是，学习组长批评说：“大家不很好学习，新事物就接受不了。旧观念去不掉，又怎么能改造自己呢？”

我想：包括“万岁爷”在内，都成了阶下囚，他万嘉熙刚挂上个业余学习组长的头衔，就跟共产党唱一个调儿，真是不知羞耻。我对改造的这种抵触情绪，在第一次生活会上遭到了猛烈抨击。

在那次会上，我提出：“报纸上一再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是首恶必办，协从不问。伪满洲国的建立，首恶者不是我，我是协从者，为什么要把我和‘满洲皇帝’关在一个监房里？这说明我也被看成是首恶者，早晚得处决，那么学习对我还有什么意义······”

还没等我把话说完，溥仪就站起来说：

“983号说我是罪魁祸首，我承认。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接见我的时候，我自己表示要承担全部罪责。至于关押肖玉琛，并把你和我关在一起，这与我无关。”

毓嵒接着说：“人民政府不会冤枉谁。谁有罪就关押谁。我们这个牢房里为什么没有关押一个老百姓？自己有罪不承认，还往别人身上推，这叫什么联系实际？”

毓嵒的发言使我怒发冲冠，我刚要站起来反驳，组长万嘉熙接过来说：

“我对983号的发言提点看法：你认为政府把你关押错了，而我认为关押对了。你是少将参谋长，我是中校教官，我不同样跟你关押在一个监房里吗？照你的说法，除了博仪，我们都可以无罪释放喽？难道没有八大部的大臣，没有各军区的司令官、参谋长和我们这些校尉军官，溥仪一个能成立满洲国吗？官有大小，罪有轻重，论罪定刑，自有公断······

万嘉熙有理有据的发言，说得我哑口无言。接着，大家又畅所欲言地对我进行帮助，从此，我把周六的生活会看成是“鬼门关”。可没几天，我又想出了一个抗拒改造的法子：学一点马列、毛主席语录，批评别人可以作矛，保护自己可以做盾。于是，我一面严守监房的一切规章制度，使人无懈可击；一方面偷偷学一点马列主义警句，作为周六生活会的“战斗武器”——我决定从全线“防御”，转向“重点进攻”。

我进攻的主要目标，当然是溥仪和他心爱的学生毓嵒。谁说我是汉奸，我就把溥仪推出来。我进攻的“主要目标”的理由是：没有溥仪勾结日本人，我也当不了汉奸。不过溥仪除了认罪之外，很少反驳我；而他的岳父荣源，更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兴农部大臣黄富俊对别人的批评，不管正确与否，一律“虚心接受”。所以“战斗”往往在我、毓嵒、毓嶦和万嘉熙之间进行。也许是我老找溥仪的麻烦，他只跟我们开了两次生活会，就转到别的学习小组去了。

由于我对共产党的抵触情绪没有消除，学习对我的思想改造也就毫无效果。我甚至对祖国建设成就的新闻报道也半信半疑。但当我看了揭露党内错误和一些阴暗面的新闻报道时，却津津乐道，然后，站在我的反共立场上去加以分析。我把溥仪、毓嵒、万嘉熙等一些虚心接受改造的人看作是“贪生怕死”、“屈辱求全”，对他们感到厌恶，并且与之“斗争”。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6 00:35
又错了

一九五O年十月二十五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当时，我们这些战犯表面上抱着“莫谈国事”的态度，但心里都不约而同地感到吃惊：小米加步枪的八路军能够打例国民党，解放全中国，已经是“探骊得珠”了，何必还要跟手里拿着原子弹的美国打仗，这不是烧香引鬼，“自找倒霉吗？！

十一月的一天午后，所长孙明斋宣布说：“为了大家的安全，人民政府决定把我们管理所转移到哈尔滨。今晚出发，希望大家马上做好转移准备。”

火车在黑夜中运行，我们的心也在黑夜中不安地跳动。是为了我们安全而转移，还是害怕我们这批战犯落到国民党手里，把我们拉到深山峡谷偷偷杀掉······在微弱的灯光下，大家的神情都十分紧张，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虽然没有说话，但从眼神里却流露出共同的疑问：战火已烧到鸭绿江畔，中国正处在唇亡齿寒的灾难边缘，共产党自顾不暇，还能为我们这批民族败类的安全转移而煞费苦心！

然而，我们的判断又错了！

车到哈尔滨，囚车把我们送进了一座雀笼式的圆锥形监牢。

这里住的条件不如抚顺管理所，但伙食要比抚顺管理所好些，鸡鸭鱼肉不断。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犯人吃的是小灶，而所里的管教人员吃的是中灶。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6 00:40
欲走绝路

一天孙所长就犯人中的一些谣传进行了严肃批评：“听说有人担心把你们拉到这里来通通枪毙，这是胡说！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我们对你们的唯一要求就是好好学习，认真改造。为了你们的安全，为了你们生活得好些，人民政府尽了最大的努力，希望你们理解，如果有人一定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那我们也没有办法！

共产党的政策，孙所长的肺腑之言，使不少人流下了热泪 ; 而我依旧冷若冰霜，置若罔闻。我认为：共产党能打败腐朽无能的国民党，决打不败称霸世界的美国兵。蒋介石逃到台湾去的时候，杀了渣滓洞的共产党人，如果毛泽东跑到苏联去，也必定要杀了我们这批反革命要犯，这是合乎逻辑的。

到哈尔滨监狱不久，我的胃病加重了，食物不进，口吐鲜血，被送到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住院治疗。在这间病室里，我意外地见到了老上司于芷山。久别重逢，思绪万千······他见到我，立即下地，坐到我的床前，挥泪如雨，痛叙离情。随后，黄富俊，藏式毅也来到我的床前问长问短。

经他们介绍，我才知道这是一间收留政治要犯的特别病房。

于芷山患的是三叉神经痛。我住院时，他的病情已趋好转。他经常来到我的床前，叙述别后憾事：

“溥仪从长春走后，树倒胡狲散。我匆匆逃到沈阳，正碰上国民党委员熊世辉找我组建新军。武器弹药和军需补饷一律由熊供应。当时我想组建两个师，士兵倒好招募，就是军官没有来源，我到处派人找你，才打听到你已被俘去苏联。后来我虽然也凑了几名军官，但都是些官场酒色之徒，难派用场，我不得不谢绝了编军之托······当我问起他的家庭情况时，他痛不欲生地对我说：

“我离开长春的时候，走得很仓促。我原以为周秉衡（伪满军需学校中将校长）是我的老友，忠实可靠，就把价值四十万美元的金银财物全部寄放在他的家里，当我到沈阳后，打发家人去取时，他和他的四姨太硬说我寄放的财物被苏联红军全部抢去了。苏联红军决不可能把我的财物全部抢光，因为我寄放他家的都是些珠宝、金砖和金叶子，价值虽高，但体积不大，藏放适当，外人绝难发现。”而且我一再嘱托他要分散埋藏，又怎么可能全部被抢去呢？！我一生的积蓄全完了······”

不久，于芷山病情突然恶化，从三叉神经痛并发为高血压无可救治。临终前，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要我安心养病；如果有出狱那一天，一定要念旧日友情，多多照看他的妻室、幼子······

我频频点头······他哪里知道，那时我自己也正在寻机自杀······

于芷山的死，给我增添无限愁肠。思前想后，没有出路，自杀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了！

看守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白天，他跟着我寸步不离，九点就寝后，他每隔十分钟就掀开窗帘看看室内动静，他见我睡不着，总要进来问问：“你又哪里不舒服啦，要不要请大夫看看？”我很难找到自杀的机会。

一天早上天刚亮，大家还没有起床，组长为了调节室内空气，把小气窗打开了。从小窗口吹进来一阵微凉的清风，这时我忽然想到：如果从这二层楼上的小窗口头朝下钻出去，头骨碰着水泥地面，顿时就会脑浆迸裂而致死。我的病床离窗口很近，是跳楼自杀的最好处所。但小窗口的空间太小，万一身子钻不过去而被抓住，不但要受到处分，而且可能再没有自杀的机会了。

所以我决定要弄清楚小窗口的直径。为了向护士索取衡量窗口的绷带，我在自己的手背上划了一条口子，然后请护士处置。可护士给我上好外伤药，没有用绷带包扎，而是用一块不到五寸见方的纱布对角扎在我的手背上。但聪明的护士并没有想到，有纱布就有了棉纱；我偷偷地把纱布上的棉纱一根一根地抽出来，连接成一根长长的棉线。我利用上厕所的机会，量好了自己的肩宽，但一直找不到量窗口的机会。

有一天，我们下楼洗澡，因我长时间失眠，体质虚弱，刚一迈进热烘烘的澡堂，就感到头晕目眩。我听到一名病人对看守员说：

“983脸色不好，还是不要让他下池子吧？”

看守员把我扶回病房休息。我出了一身冷汗，觉得头脑清醒多了。这时，我才发现独自一人躺在床上，我抓住这个机会，慌慌张张地量好了小窗口的宽度，对照肩宽的线结，要比窗口的宽度超出将近二寸。我想：万一身子钻不过小窗口，落个自杀未遂，还要戴上脚镣手铐，监狱的日子就更难熬了。加之我每次想到自杀的时候，年迈的父亲、贤慧的妻子和天真活泼的孩子们就会出现在我的眼前；也许他们正在盼着我回家团聚，我却偷偷地扔下他们走了······想到这些，我暂时放弃了自杀的打算。

从计划自杀的那天起，我就一直处在失眠状态中，本来已经好转的胃病又犯了。我们病房的主治大夫是一位出色的教授，工作认真、态度和蔼。这次胃病复发之后，他又给我组织会诊、洗肠、透视、封闭······我感激涕零地对他说：

“教授，你如此认真负责地为我这样一个负罪之人看病，我死也瞑目······”

教授说：“救死扶伤是我们的天职，请放心，我们一定要把你的胃病治好。”

可是，像我这样的战争罪犯，病治好了又有什么用呢？我真不明白共产党为什么要在我们这些过去的敌对分子身上花费这么多的心血和金钱，既不杀，又不放，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自杀的念头又占了上风。跳楼不行我就服药。我决定用胃药把我每天服用的安眠药换下来，积攒到一定数量之后，就可以一饮长眠了。

这天护士送药，我趁她不注意，用胃药片替换安眠药片服下了；第二天这位护士送药来的时候，我照例和她闲谈，可她不再搭理我，把一杯白水递到我的手里说：

“983号，你不要再跟我玩戏法了，快把安眠药服下······”

原来我第一次“偷梁换柱”的戏法就被她识破了，并报告了看守员。看守员虽没有立即批评我，但对我的监视更加严密了，服药、吃饭、上厕所，他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我晚上睡不着，他就成宿成宿地守卫在我的床前，小声地给我唠家常，谈思想；一直等我睡着了，他才悄悄地离开······共产党人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使我感动过，但转而又无法理解······我更坚定了自杀的决心。

如何从小窗口钻出去？我忽然想到，窗口虽然窄一些，但人的肌肉是有弹性的，如果我斜着身子钻，就会顺利通过。但选择什么时间最适宜呢？晚上窗户紧闭，灯光如昼，门外还有看守；起床后病人都在室内来回走动，也不行；唯一的机会是每天早上班长打开小窗通风的时候。这时一般病人都没有起床，小窗开着。等我钻进窗口他们起床抢救也就来不及了。于是我把自杀时间定在第二天清晨。

这一夜，我的思维从来没有这样繁杂 、混乱和痛苦······

“假如我还能与家人团聚：我将百倍孝敬为我上学而弄得倾家荡产的年迈父亲；百般恩爱为我生男育女，操劳家务的妻子；百般关心对儿女的抚养教育·····他们会一天天长大、结婚、生男育女。我会儿孙满堂，乐度晚年——我不应该死······”

“假如我被释放出狱，我不能忘了于司令官临死前的遗嘱。我有责任帮助他找到妻子和孩子；我有责任帮助他们——我不能死······”

然而，这种贪生的念头刚一萌发，就被自己否定了：

“与家人团聚？！重新做人？！这一切都是幻梦！共产党不会有这样仁慈的心肠——对，我只有死······”

“苦恼、疾病、无止境的囚禁······我只要用跳楼的一瞬，就可以勾销这后半生的苦痛······”

我的心情开始平静下来。我极力想睡一觉，用无思来迎接这可怕的时辰，但没有成功······

我走过的道路，一幕幕浮现在我的脑海；我的父母、妻子、儿女一个个来到了我的眼前，我越想越悲伤，情不自禁地放声痛哭起来。

看守员听到哭声，急忙走进病房，揭掉我蒙在脸上的毛巾，关心地问：

“983,你为啥哭了？胃痛吗？我去找护士来······”

“我胃不痛，就是睡不着。”

“你不要死钻牛角尖，要相信党的政策。你总这样不睡觉，不但对自己的身体没好处，也影响别人休息啊！”

护士送来几片安眠药，我服了下去。

不知什么时候，我朦胧睡去，一觉醒来，天已蒙蒙亮了。我的心就像触电似地“崩崩”跳动起来。我的生命即将结束了······一种难以言状的恐怖占据了我的整个心房······

天越来越亮了。我并不希望今天的小窗开得那么早······

然而，班长仍旧起床了······

突然，仿佛有一个声音说：“你这胆小鬼。”

班长仍旧像往常一样走向窗前，打开了小窗······突然，仿佛又有人说：“快跳！你这胆小鬼！”我猛然从被窝里钻出来，奔到窗前，登上窗台钻出窗口······

“983号跳楼啦······”

一阵嘈杂的喊声在我的耳边响动。我双肩用力一挤，整个身躯脱离窗口，“呼”地一声落在水泥地上······我感到我的头部没有首先落地，因为我耳中还曾听到远远传来的一个声音：“这家伙自杀了！”以后，什么也不知道了······然而，我并没有死！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6 00:41
我这块花岗岩开始“化”了

一晃到了第二年（一九五二年）春天。当我第一次清醒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单人病房里。很快我又昏过去了。

又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我清醒的时间慢慢增长了，不但能够听清别人的讲话，也能够看清屋里的人影。

“这个人的性命能否保住？”

“要是还像今天这样清醒，再过三五天就没有问题了······ ”

后来我才知道，向大夫打听病情的是省长和公安厅长。五天之后，省长第二次来看我的时候，我的自我感觉十分良好。我清楚的听见医生告诉省长：“再有一个月的治疗，983号就可以出院了。”

我的腰椎骨被摔断了。经医院的抢救和精心医治，我又回到了人间，现在完全恢复了理智。

我一日五餐，加上喝水，吃药、都是护士和看守人员喂我，因为我的双手已牢牢地被捆绑在病床上。我多次请求看守员把绷带解开，让我活动一下麻木了的双臂，但都遭到了拒绝。他们说，这是大夫的意见：捆住双臂是为了防止我动弹，不致影响伤口愈合。但是，随着我神智越来越清醒，我的双臂，以至整个身躯因不能动弹造成的胀痛感，使我一刻也无法支持下去。

这天，来了一位我从没有见过的高个子大夫。我流着眼泪恳求他：

“大夫，可怜可怜我吧，请把我的双手解开，让我活动活动，不然，我周身的血液会凝固，会坏死的。我本来是一个死了的人，你们不要再折磨我了······”

大夫说：“这不是折磨你，而是为了你的生命着想。你的腰椎骨如果再次断裂，我们就无法再救治你了，你再忍耐几天吧！”

由于双臂胀痛难忍，我成宿不能入睡，护士和管理人员就守候在我的床边，和我谈心，给我按摩。记得有几次我把大便拉在裤子里了，弄得又脏又臭，护士随即把我的周身擦得干干净净，又拿来一床新洗过的被子给我盖上······从她们毫无厌恶感的表情可以看出，决不是谁强迫她们这么做的。

所有这些，使我震惊，更使我感动的是像我这样一个自杀未遂的战争罪犯，居然惊动了省长和公安厅长来看我，他们为了什么？还有对张景惠，他曾住在我们对面的监房。我个人认为，如果说薄仪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名义罪魁，而张景惠则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实际祸首。他任伪满国务总理不久，就直言不讳地向他的日本主子保证说：“你们要啥，我就给啥，你们给啥，我就要啥。”这位国务总理大臣的无比慷慨，为日本殖民主义对我东北三省的血腥蹂躏和搜刮大开了方便之门。

像这样一个罪恶滔天的罪犯，人民政府依旧从思想上教育他，从生活上关照他，给他重新做人的机会。他当时已是八十高龄，由于大脑机能衰退，不知饥饱，不识五味。管理所专门指派一名医生给他检查身体，调剂伏食。他曾感激涕零地对我说：“由于人民政府的关照，医院大夫的治疗，才使我这负罪之躯，得以苟延残喘······”后来他神智昏迷，语无轮次，但仍念念不忘地喊着：

“共产党好！毛主席好！”

对共产党我不能不重新思考了。

经过一年多的治疗和多次会诊，我恢复了健康。一九五二年秋的一天，我被接回管理所。但没有回到原来的监房，被分配到另一个学习小组。这个学习小组有八军区司令官周大鲁中将和富璇善少将。他们都是我的旧友。所长把我和他们分配在一起，是希望他们能更好地照顾我。

回到管理所以后，我最担心的是管教人员歧视我，批评我，甚至处分我，把我关在黑屋里或戴上脚镣手铐······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983号，你现在该明白了······”有一天，所长孙明斋来到我的床前说：

“共产党如果一定要杀掉你，就用不着花这么多钱给你治病了。我们为你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希望你们改造成为新人，将来还能为社会做点事情。这次你虽然给管理所添了这么多麻烦，我们也不打算处分你。我们唯一希望你的是好好学习，自觉改造！”

当战犯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十分内疚。当我开始和反动思想决裂的时候，我最尊敬的李福有主任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进行了一次认真的谈话。

“983号，你的身体情况怎么样？”

“很好。”

“我想跟你好好谈谈，你愿意吗？”

“很愿意。”

“你说实话，为什么要自杀？”

“一是我感到把我列为“战犯”心里委屈；二是我忍受不了无止境的监狱生活。”

“你为什么感到委屈？”

“你们可以调查，我青少年时代就有过抗日的言行。”

“可是你后来当了汉奸。”

“这不是我的罪过。如果蒋介石不发布不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命令，我当不了汉奸；如果溥仪不勾结日本侵略者，我也当不了汉奸。”

“可是当汉奸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中国人是坚决抗日的。”

“这是事实，但我并不是首恶者。”

“‘满洲国’就象一台机器，缺一个螺丝钉也不能运转。可你肖玉琛官居少将，已经不是一个螺丝钉，而是一根大轴。所以才要把你肖玉琛列为战犯。”

“······”我无言对答。

“一个人既然做了对不起人民的事，犯了罪，就应该向人民悔过，认罪，才能得到人民的宽恕，监狱生活才会有止境。”李福有主任最后说：“我希望你回去好好想一想。”

从这次谈话以后，我开始认真思索我走过的道路，检查我对人民犯下的罪行，我开始变了······我逐步认识到，我没有理由再不好好学习改造了······

有一天，室内的厕所不通了。我挽起衣袖，忍受着扑鼻的臭味，经过二十多分钟的努力，终于把便池子掏通了。没想到这件小事很快就传到了管教员的耳朵里，他把我找到办公室，高兴地对我说：

“一个少将参谋长今天能伸手去掏又脏又臭的便池子，这的确是一个难得的转变啊！我们希望你以此作为起点，在改造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6 00:43
认罪

一九五四年，我们迁回了抚顺战犯管理所。虽然是旧屋旧主，但各方面的变化却是明显的：走廊的岗哨撤走了；监房也不再上锁了，室内的马桶改成了冲水便所；所里增设了各类球场、俱乐部和公共食堂。每天下午为自由活动时间，我们可以到院子里打球，或到娱乐室看书、打扑克、玩麻将、下象棋；每周还可以看一次电影，或欣赏一次自办京剧团的演出。如果不看大门口挂着的“战犯管理所”的牌子，谁也不会怀疑这里是一所大学府。

大家都在私下猜测：共产党可能要释放我们了······

回来以后，重新安排了学习小组，我们小组共七个人，除了我以外，还有伪满经济部大臣于静远、勤劳部大臣于镜涛、十军司令官文林、十一军司令官郭若霖、三军参谋长任广福、及溥仪的学生毓嵣，由任广福担任组长，大家学习劲头十足。

一个月后，从北京派来了中央检查团。这天，全体管教人员和在押战犯都到俱乐部集合。开始有人以为中央检查团召集会议是宣布“释放”，结果是宣布“审讯”。会场刹时鸦雀无声，有人吓得脸色苍白，情不自禁地摸着自己的脖子······

所长孙明斋在会上严肃地说：“这次中央检查团来审讯你们的罪行，你们要老实交待，不要蒙混过关，每个人从什么时候起担任什么职务、有过什么罪行，都要一一不漏地写出书面交待材料；对别人的罪行也要实事求是地检举出来。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包庇隐瞒者罚！希望你们不作顽固派。

孙所长最后说：“从下星期一开始写自己的罪行。写出一段就交给李主任。散会。

会后，大家对孙所长的讲话进行了讨论。表面上，大家一致认为孙所长的指示意义重大，表示要“坚决拥护，认真交待，揭发别人，没有顾虑······”但私下交谈中，都流露出不安的情绪。我的思想也开始反复，心里暗想：这次认罪检举，无非是让我们把罪行全部交待出来，经过调查核实，签字画押，成为法律生效的供词后，该杀的杀，该判的判；然后公布于众，说人民政府把大小汉奸都判处了，又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

是彻底坦白自己，检举别人；还是避重就轻，互相包庇；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还是粉饰罪行，蒙混过关，这对每个犯人来说，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就我自己来说，有的罪行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有的罪行交待过，有的还没有交待。我该怎么办？考虑再三，我决定先把当情报参谋和情报科长时一些无关紧要的罪行写一份材料交上去，其他罪行如何交待，我准备看看风向，再作道理。

不多日子，管理所主任李福有先后找溥仪和我进行个别谈话。

“你写来的认罪材料我看过了。”李主任和蔼地说：“你对这次认罪检举有什么想法？”

这位教导主任为了我的改造没有少费心血。我在学习班里骂过人、打过架、说过反动话，最后发展到跳楼自杀，可他仍旧苦口婆心劝导我改恶从善，重新做人。我有了点滴进步，就表扬我，鼓励我。我想，这次李主任找我个别谈话。是担心我再走抗拒改造的回头路，我不应该使他失望。于是，我把对这次认罪检举的想法一五一十地对他讲了。

李主任说：“你能谈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这很好，但你的许多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今天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有崇高威望，杀了你们，人民认为是对的；不杀你们，人民也会理解的。当然，杀一个人要比改造一个人简单得多，但我们党的政策还是要千方百计改造你们成为新人，而不是杀掉你们。

这次要你们认罪检举，也是为了使你们能够更好地改过自新；因为只有全部交待自己的罪行，才能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去检举揭发别人的罪行；只有大胆地、实事求是地检举揭发别人的罪行，我们才能相信你们真正站在党一边，站在人民一边；将来才能大胆地使用你们，让你们为人民再做点事情······”

李主任寥寥数语，把这次认罪检举的意义和目的说得既透彻，又深刻，使我几天来的思想包袱和对认罪揭发的错误思想烟消云散了。

接着，李主任又对我定为战犯感到冤屈的思想进行了严肃地批判。

“你说你当过义勇军，打过日本人，不但没有亲手杀死一个中国人，并在抚远释放过几十个中国老百姓和抗日官兵······难道这就说明你的功大于过吗？！你想过没有：你担任伪军参谋，作战科长、团附、参谋处长、人事课长和参谋长期间，曾多次带兵讨伐抗日武装，使抗日救国军、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遭受重大损失；象杨靖宇、邓铁梅、王凤阁、唐聚五、李春润这些抗日将领惨遭杀害，难道和你亲手制定的作战计划没有关系吗？你掂量掂量，比起你做的那点儿好事来有多大份量？难道你的这些罪行还构不成战争罪犯吗？！如果在这次认罪检举中，你对自己的罪行认识得不深刻，交待得不彻底，就不能得到党和人民的宽恕。”

李福有主任和我的这番推心置腹的谈话，对我的教育很大。我向他表示，一定接受检查团的教育帮助，有啥说啥，有啥写啥。然而，思想改造并非易事。到动笔写材料的时候，我又产生了顾虑。想方设法减轻自己的罪责。

材料交上去之后，中央检查团根据我们交待的罪行材料进行审讯。审讯分好几处进行。我是在一个帐篷里接受审讯的。审讯室有一位审讯官、一位记录员，有时也吸收管教人员旁听。我忐忑不安地走进帐篷。审讯员示意让我坐下后，开始提问：

“你叫什么名字？”

“肖玉琛······”我胆怯地回答。

“你还有别的名字吗？”

“肖宇飞。”

“今年多大岁数了？”

“四十······审讯员详细问过我的年岁、籍贯，记录员快速地作了记录。

“你写的材料我们看过了，有很多地方不符合实际情况。”审讯员说：“你写的材料通不过，回去重写。要实事求是，不要把自己的罪行推给别人——你听懂没有？”

回来后，我拿起交待罪行的草稿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原来，我把任情报科长期间所犯罪行的主要责任推到邓冠军和下属军官日本人黑瀨身上了。我想，既然中央检查团已经掌握了我的全部情况，再避重就轻是不行了。于是，在交 待任科级军官的罪行时，我把几次事件的主要罪责都承担下来，并给自己扣了不少帽子。我以为这样一定能顺利通过了。但是，审讯员看过之后，批评我“一揽子认罪也不是老实行为，必须分清罪责，该自己的罪责自己交待，该别人的罪责由别人承担。”检查团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于是，我再次重新开始写认罪材料，老老实实地写，最后终于被通过了。

认罪之后，接着是检举。检举别人的罪行和交待自己的罪行同样复杂。因为多数人检举一个人的罪行，往往说法不一，罪责不清。所以有些检举材料要经过多方核实，反复修改才能立案。由于这涉及到每个人的政治生命，中央检查团的领导对此十分认真负责，共产党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任何一个政党所无法比拟的。

在中央检察团政策的感召下，日本战俘也纷纷起来揭露日本法西斯勾结伪满反动统治集团掠夺中国资源，残害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日本战犯供认，在“满州国国务大臣”张景惠的“日本人要什么，我们给什么。”的许诺下，日系总务厅长武部六蔵郎、助手古海忠之，秉承关东军的旨意，以“满洲国”政权的实际统治地位，策划制订了霸占我东北领土的《移民开拓政策》；掠夺我东北粮食的《粮谷出荷》和《满洲国经济法》等，使东北的丰富资源遭受了空前浩劫，给东北劳苦大众带来了无穷灾难。

根据日伪“开拓条约”，日本计划在二十年内向东北移民五百万。在日军投降以前，已移民两批，共四十万人左右。日本移民都携带武器，名为“保护自身安全”，实则监视我国百姓。根据这个开拓条约，日本人从东北农民手中夺去耕地三千六百五十公顷；然后再将这些土地转手租给东北农民。于是，成了土地领主的日本移民就可以坐享其成地用中国的土地，剥削中国的农民，掠夺中国的谷物。根据日伪“粮谷出荷”规定，东北农民用血汗收割的粮食，将大批运往日本。伪满最后六年，日本就从东北掠夺粮食一千一百一十多万吨：仅一九四四年一年，就夺取粮食三百万吨；而日本侵略者配给东北人民的却是玉米穰、豆饼和橡子面合成的所谓“混合面”。

一九三八年，又以“满洲国皇帝”的名义颁发了《劳动统治法》。根据这个“法律”，每年要征派劳工二百五十万人，到工矿和军事工程进行强制劳动。由于劳工遭受到非人待遇，死亡无数。特别是派往苏联国境线修筑军事工程的劳工，日本法西斯害怕泄漏军事机密，完工后，一律处决，无一生还；日本侵略者为了应付财源枯竭，掠夺无偿劳力，于一九四三年颁发了《思想矫正法》、《保安矫正法》，在东北各地设立“矫正辅导院”和“训练所”，以所谓“思想不良”和“社会浮浪”等罪名，绑架大批平民百姓，关进矫正院，训练所，进行无偿劳动。东北，华北等地有近百万强抓来的劳工，绝大多数因累，病或残害致死。

更有甚者，日本侵略者为筹措军事经费，毒害中国人民，意和伪满政府秘密协商，取得了在东北各地种植，贩卖鸦片的合法权利。一九三三年，日本法西斯从外国购进烟士二百万两，公开在东北广大城市和工矿区设立贩卖鸦片的“鸦片配给所”和吸食鸦片的大烟馆；与此同时，日本飞机还在热河一带散发传单，胡说什么“鸦片是最好药材”，“民众种植之鸦片国家将高价收购，”“多种者有奖”，公开鼓励百姓广种鸦片。

到一九三六年，伪满七省已普遍开展鸦片生产，日本侵略者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国家专卖”鸦片的垄断权。这时，大烟馆和挂羊头卖狗内的所谓“禁烟馆”“康生院”已遍及城乡各地。不少鸦片馆还招聘了男、女招待，以色情诱惑男女青年吸食鸦片;一九四二年，日本殖民组织“兴亚院”召开了“需给会议”，作出了由“满洲国”和蒙疆（蒙古新疆地区）供应大东亚共荣圈全部鸦片需求的决定，进一步扩大了鸦片种植面积，达到三千公顷；据古海估计，从一九三三年到伪满垮台为止，我东北地区（主要是热河一带）生产鸦片达三亿两之多。一九四四年鸦片利润增至三亿美元，为“满洲国”成立初期的一百倍，是日本侵略战争的重要经济来源。当时东北地区每百个人中就有五个人吸食鸦片······日本战犯的自供，令人触目惊心。日本侵略者对我民族造成的灾难是极其深重的。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6 00:44
悲欢离合

认罪检举结束后，孙明斋所长给我们传达了中央检查团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从现在起，政府允许你们同家里或亲友通信，谁想通信就报告李主任，他会给你们妥善安排的。”

这些天，学习小组的伙伴都在兴高采烈地给家里写信。

我向李主任请求了两个信封，四张信纸，一封信写给我的老家：辽宁省辽中县南长岗子村我的父亲肖成帮；另一封写给吉林市我爱人马惠芬解放前的住处，可是信发出去十多天不见回音，我的心一直忐忑不安。

这天下午，我正在院子里打排球，王管教突然放声高喊：

“肖玉琛，家里来人接见······”

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停止了活动，向我投以羡慕的眼光。因为在我们战犯中，家里来人接见还是第一次。我无法形容当时自己的激动心情，拽过上衣，冲出阵围，拼命地朝接待室飞跑······

我一边跑，一边想：来人是谁呢？是父亲？！妻子？！女儿？！或者······我随着看守员来到接待室，一眼看到了年迈的父亲。刹时，我百感交集，泪如泉涌；父亲握着我的双手，放声痛哭，半天说不出话来。王管教见此情景，劝慰父亲说：

“你们父子重逢是件喜事，都应该高兴才对。老人家不用伤心，党和政府对你儿子的处理一直是宽大的。肖玉琛，你把学习和生活的情况跟你父亲谈一谈，老人家就会放心了。”

我把从苏联回到抚顺，从抚顺迁到哈尔滨，又从哈尔滨转回抚顺这段期间的学习、生活、待遇等各方面的情况，一一向老人说了。父亲听了高兴地对看守员说：

“我看到儿子还活着，而且受到党和政府的优厚待遇，我就放心了。这样我还能多活上三、五年，多为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出点力，以表示我的感激心情！”

接着，父亲详细谈了家里的情况：

“解放后，我得到政府照顾，和你继母在村子里开了个小卖店，生活过得很好。你家惠芬得了病，住在大连素娥（我的大女儿）家里治病；素娥在纺织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大连纺织厂担任工长职务；德惠（我的大儿子）初中毕业后，考上了通风专业学校，分配在黑龙江鸡西滴道煤矿当通风段长；小二、小三和小四都在中学读书；素馨（我的小女儿）也上小学了；只有小五得病死了······”

父亲临走的时候鼓励我要好好接受教育改造，争取早日回家团聚。这一晚，我未能入睡，想得很多，很多。自从我父亲来过之后，管理所几乎每天都激起欢波笑浪。“亲人”这个字眼，只有在这时体现得最具体，最深刻，几乎每一对亲人的重逢，都是以热泪代替语言。

这天，张秉哲接到家里来信，激动得老泪纵横。可当他拆开信一看，顿时脸色苍白，痛哭不止，原来这封信是他儿子写来的，信首写的是：“张先生；由于你我立场不同，不得不划清界线······”

“连儿子都不认我做父亲了，我学习改造还有什么意思？”张秉哲气得发狂，擂胸拍掌地哭叫着：“要是儿子都不叫爸爸，将来回到社会上，谁还能把我当人看？！我学个什么劲，倒不如死了的好······”说完，他躺下不学了。

这封来信引起了大家的争论，后来有人建议讨论一下张乘哲的来信，组长同意了这个意见。他从张秉哲的床头拿过信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然后要求大家发表看法。

于镜涛说：“我同情张秉哲，哪有儿子称父亲为先生的？但他儿子是好人，而我们是犯人，不能混在一起，可以划清界线。”“我不完全同意这个意见，”于静远说：“儿子和父母要是不能混在一起，那我们争取回家还有什么意思？我们学习改造还有什么前途？”

我说：“张秉哲的儿子张纯和我的儿子德惠是同学。但我相信我的儿子绝不会称我做先生。如果真的称我做先生，我也决不会放弃学习改造，因为党和政府要求我们学习改造，是希望我们回到人民的立场上来。如果我们这些犯人也成了人民的一份子，儿子也就不能不叫我们爸爸了。”

大家都同意我的发言，张秉哲却突然又哭起来······

“老肖，你去告诉所里领导吧，就说我不想改造，枪毙我好了······”

黄富俊见张秉哲大吵大闹，不满意地说：“不用说青年对我们有看法，我们自己就不应该原谅自己。伪满我当兴农部大臣，把大批粮食送给日本人吃，自己的同胞却吃糠咽菜，所以当时都叫我们“坑农部”，现在我感到并不冤枉，我看儿子能叫咱先生，就是客气的了！”

在我的请求下，李福有主任到我们组里谈了对这件事的看法，他说：

“党的政策你们学习了好几年，至今还有人没有弄通，何况张秉哲的小儿子呢！什么叫划清界线？”李主任说到这，望着大家，可是我们谁也答不上来。于是李主任接着说：“难道张秉哲的儿子称张秉哲‘先生’就划清界线了吗？我们主张划清思想上的界线，而不是形式上的界线。如果你们口头上拥护共产党，骨子里反对共产党，那么你们的子女就应该跟你划清界线。张秉哲的儿子把自己的父亲称做‘先生’，主要是对‘划清界线’这个概念没有弄清楚。希望张秉哲不要钻死牛角尖，放弃学习改造，这对你本人和你的儿女都不会有什么帮助。”

李主任对“划清界线”的解释不仅打开了张秉哲的心窗，也打开了我们大家的心窗，过去我把共产党看成是不学无术的“土八路”，现在我才发现共产党里边的确有很多了不起的秀才，他们对任何事物的论证是那么明了、入理、深刻。令人心悦诚服。

不久，张秉哲的儿子来了第二封信，这次他儿子不但称张秉哲为父亲，而且检讨了上次来信的错误提法，希望得到父亲的原谅。张秉哲看了激动万分，下决心要好好学习改造。这无疑是李主任通过政府做了他儿子的思想工作。我们每个犯人都深深感到，共产党对我们的改造真是费尽苦心，无微不至啊！

不久，我又接到大女儿素娥的来信。她对我能够从苏联平安回国学习改造，感到十分欣慰，在提到她母亲的病情时，她在信中写道：

“和您在吉林分手后，妈妈日日夜夜盼着你老人家回来······十年来，妈妈抚养我们姐弟六个，历尽了千辛万苦。谁料想我和哥哥刚刚参加了工作，爸爸您也快要和我们团聚了，妈妈却得了癌症······”

一看到“癌症”二字，我的眼前一片模糊，泪如雨下。我极力按捺住内心的痛苦读完来信：

“我把爸爸的信给妈妈看了，她高兴得哭了。她说：爸爸活着回到祖国，她心里就好了一块大病。妈妈让我写信告诉爸爸，等病好些，就同我一块去看望你老人家······”

但她没能来看望我。两个月以后，素娥来信告诉我，我 日夜惦记的贤惠妻子与世长辞了······

后来我在鸡西工作的大儿子和在铁岭上学的二儿子都到管理所来看望过我。他们劝慰我要接受改造，争取早日释放，回家团聚；我鼓励他们要克勤克俭，埋头学习，争取做一个建设新中国的有用人才。

自从中央检查团同意我们和亲人通信和接见亲人之后，我们这些与外界隔绝了整整十年的犯人，才开始接触社会，认识社会，这对加速我们的思想改造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6 00:45
触及灵魂的参观

一九五七年夏天，我们全体在押战犯奉命到俱乐部集合，七点左右，所长孙明斋走上讲台，向我们宣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为了加速改造，政府决定让我们管理所的中、日全体战犯去沈阳、长春、哈尔滨和鞍山等地参观访问，并向我们详细交待了有关参观的注意事项。

大家回到监房都有说不出来的高兴。现在看来，水远和监狱诀别的日子为期不远了······当夜，大家都兴奋得无法入睡。

第二天早上七点，我们分乘四辆大客车，沿着崭新的柏油马路驰向沈阳。一路上，我们看不尽匆匆而过的城乡风光，享不尽“自由世界”的美好感受。哪怕是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对我们都是那么新鲜，那么亲切。因为所有这一切，过去似乎都不是属于我们的。而今天，我们已经投进了她的怀抱，来往的行人正在向我们招手······

在导游员的引导下，我们乘车游览了沈阳市容。沈阳是我熟悉的地方：当年刀光剑影的火车站；毛骨悚然的北大营；臭气熏天的铁西区：三教九流的北市场。而如今，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整洁的街道，崭新的楼群，到处是一片井井有条、生机勃勃的景象。解放前一片荒凉的铁西区，如今工厂林立，住楼簇拥。我们所到之处，无论男女老少，都显得无忧无虑，笑逐颜开，对自己的前途，生活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如果说沈阳城留给我们的是欣欣向荣的美好记忆；那么，参观抚顺煤矿给我们留下的则是无法弥补的终身悔恨······

这里，日本侵略者曾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现在任平顶山煤矿托儿所所长的方素荣同志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平顶山惨案和自己的悲惨遭遇：

“日本强盗包围平顶山以后，挨家挨户把居民赶出来。说是到村外‘集合照相’。我一见杀气腾腾的鬼子兵，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刺刀，心里十分害怕。我问爷爷：‘照相是什么？’爷爷说：‘别问了，快走吧······’”

“就这样，爷爷领着我，妈妈抱着弟弟，随大家来到村外的一个山坡下。我看见日本人把机枪架在汽车上，枪口在对准我们。等村里的人到齐以后，几挺机枪同时打响，爷爷有意把我压在他的身子底下，使我动弹不得。不一会，机枪不响了，哭叫声终止了，我自己也身中数弹不知道什么了······”

“我清醒以后，听见日木人在嗷嗷叫喊，又在用刺刀扎我们。我的身上挨了一刀，又痛得昏过去了······”

“我再次苏醒以后，已是夜幕沉沉，满天星斗，我忍着剧痛从爷爷的尸体下爬出来，想找到妈妈和弟弟。我找了很久、很久，还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一种无法克服的恐怖心里，使我放弃了寻找妈妈和弟弟的念头，向自己居住的村子爬去·······可是，村子不见了，留下的是残墙断壁和火炭硝烟。我忍着剧痛继续往前爬——爬出了铁刺网，爬进高梁地······

我遇到了一位过路的老矿工陈大伯。这位慈善的矿工，用破衣服把我全身裹住，抱在怀里。他悄悄地叮嘱我，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动弹，不能说话······我答应着。浑身抖个不停，随后又昏过去了······”

“我被陈大伯抱到一个住有二百多名矿工的大房子里。好在这位老矿工单独住在大房子的一头，很少有人打扰。陈大伯把我装进一个破麻袋里，白天他把麻袋的口子扎住，晚上等工人熟睡以后，才能偷偷把麻袋打开，给我清理粪便，喂些水和干粮。我身上挨了八处枪伤和刀伤，痛得无法忍受······一想到爷爷、妈妈和弟弟，我真想痛哭一场，但我不能连累陈大伯，不能连累大房子的二百多名矿工，我只得拼命忍着，忍着······”

“陈大伯担心长此下去，我迟早会被人发现，就偷偷地问我有亲戚没有。我告诉了他我舅舅的住址。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陈大伯把我送到舅舅家。舅舅害怕别人发现我，把我藏在野外的一个草堆里，每天夜里给我送些吃喝和调治伤口······好容易熬到冬天，我的伤口好了，舅舅把我送到一个离平顶山很远很远的亲戚家。我改名换姓，才活了下来······”

“你们看看······”方索荣出示她身上的几处伤疤，含着眼泪说：“凭着我的冤仇，今天我把你们这些战争罪犯，一个一个咬死都不解恨，可是党的政策不允许我这样做。我们共产党不能只计较个人怨恨，而要放眼世界，解放全人类，也包括把你们改造成为新人······”

全体日本战犯听完了方素荣的悲痛回忆，跪在她面前，嚎啕痛哭，请求方素荣惩罚他们，请求人民政府惩罚他们······

这血泪控诉深深触及我的灵魂，日本法西斯统治东北十四年，我们这些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走狗，为虎作伥，残害了多少爱国志士和平民百姓，如不是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用说把我定为“战犯”，就是碎尸万段也不足以平民愤。

我们在沈阳游览了市容，参观了工厂、矿山、商店、托儿所和农业社，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所到之处，令人耳目一新。

长春曾是伪满的“京城”，这个日伪反动统治的巢穴，如今已发展成为工业新城。我们参观了拥有两万多职工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这里每八分半钟就能生产出一台解放牌汽车。虽然还赶不上最先进国家的技术水平，但比起连自行车都不能生产的旧中国工业来，不能不说是一个飞跃。在这以前，我一直认为报纸上发表的建设成就是“吹牛”，而眼前所看到的一切，使我们不能不赞佩共产党治国有方。

在哈尔滨的参观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东北烈士馆和日军“七三一”细菌工厂遗址。东北烈士馆陈列着人民英雄为抗击日军英勇献身的事迹和烈士们留下的各种珍贵遗物。当看到杨靖宇将军的遗像和遗物时，我感到了一种难以承受的良心谴责。

座落在哈尔滨市郊平房的“七三一”细菌工厂，是当年关东军用于试验细菌战而建立的。我三千多同胞在试验中惨遭杀害。伪满时，德惠县，通辽县发生鼠疫，死了数以千计的平民百姓，就是这个工厂试验的鼠疫菌毒造成的。我们在细菌工厂不远的金星公社参观时，公社领导告诉我们，这个工厂培养的带细菌的黄色跳蚤传播了鼠疫，造成这里一百四十人死亡，其中一家五口无一幸免，这活生生的事实，是对当年我们为之鼓吹的“日满亲善”，一心一德建立的“王道乐土”的无情揭露！

在整个参观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表现出欣喜和惭愧相交织的复杂心情。当有些不知道我们罪恶历史的过路人向我们招手或投以微笑的时候，我们只好用苦笑来答谢他们。而溥仪自始自终没有抬过头，因为伪满到处挂过他的“御相”。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6 00:45
丰富多彩的改造生活

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日本战犯开始遣送回国，由国民党战犯陆续填补。回想日本投降之后，我 日夜盼望国民党前来接管。后来于芷山也到处找我组建“国军”。如果我真的当上了国民党将领，岂不成了战争罪犯的“双料货”。历史无情地嘲弄了那些貌似强大的反革命集团！

自从国民党战犯来了之后，我们的改造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了。每逢星期六晚，伪满战犯、国民党战犯和日本战犯举行联欢。王之佑的清唱、溥杰的《月下追韩信》和李文龙的戏法，都是最受欢迎的节目。还有国民党的蔡省三、尚传道，段克文化装演出的京剧段子也颇有色彩；日本战犯的表演则另有一番风趣。一到春节，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能扎花的扎花，能做灯的做灯，每个监房都布置得整整齐齐，花花绿绿，充满了节日气氛；吃的虽没有山珍海味，但也少不了十个盘子八个碗，就是有一条禁令，不准喝酒。这对我们几个酒包来说，不能不说是美中不足。

一九五八年开始，政府组织我们全体在押战犯进行力所能及的劳动。参加劳动的场所有电动机厂、无线电厂、农场、养鸡场等等。管理所领导要求我们自愿报名。由于农场的劳动量较大，大家都争先报名到农场去。我的第一志愿是种菜，第二志愿是翻砂，但最后李福有主任没有同意我去。他说：

“你身体不好，还是上鸡场去学着养鸡吧！”

我到鸡场后，从别人手中接收二百多只成鸡，除了十几只公鸡外，其余都是母鸡。由于鸡场建场不久，设备条件很差，我过去光知道吃鸡肉，从来没有养过鸡，多亏管教人员给我弄来几本《养鸡知识》，使我逐渐明白了养鸡这门学问，别人告诉我，养鸡最怕的是鸡瘟，为了防止鸡瘟，我一面学会给鸡打防疫针，一面做好鸡舍温度的调节和卫生工作。过去一天打扫两次，我一天打扫三次，并在鸡舍内外散上些石灰。后来我参照书本，在鸡的饮水中放入千分之一的药，防止了多种鸡病的发生。

为了保证不把鸡瘟带进鸡舍，我特别注意自身的消毒，并准备几双经过消毒的专用鞋。有一天，李主任来鸡舍参观，我让他换了“专用鞋”再进去；李主任说：

“没关系，我进去看看就出来。”

“不行！”我坚持说：“你万一把病毒带进来，二百多只鸡就全完了。”

李主任把鞋换了。事过半月，他在一次大会上点名表扬我说：一个犯人为了维护集体财产而坚持原则的这种精神是值得发扬的。

我从自己的实践中体会到，劳动不仅改造了我的思想，而且增长了我的才干。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我对养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增强了工作的责任心。我注意到：鸡夜间上架睡觉时，都挤在鸡架的最高层。于是，我每晚起床观察，发现上层架子上的鸡屎随时拉在下层架子的鸡身上，，所以小鸡都不愿意在下层架子上过夜，当我把上下几层鸡架的距离串开以后，小鸡过夜也就不再挤在一块了；后来我又发现有的小鸡下蛋多，有的小鸡下蛋少。经过仔细观察，原来是小鸡吃食争不过大鸡，营养不良。于是我将大小不同的鸡分槽饲养，小鸡的下蛋率明显地提高了。

由于我的精心饲养，我在鸡舍劳动七个月，没有死掉一只小鸡，全鸡舍一百八十多只母鸡平均每天下蛋一百五十多个，最高达到一百八十个。如果哪一天能多拣到几个蛋，我的心里就格外高兴。回想我在伪满当少将军官时，一个月的薪俸高达一千二百块现大洋，不用说几个鸡蛋，就是这二百多只鸡我何曾放在眼里。如今我竟能珍惜每一个鸡蛋，这不能不说是劳动者与剥削者对待物质价值在感情上发生的巨大变化。

一九五八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被光荣地批准参加游行观礼，并被安排在离主席台不远的来宾席上。

通过游行观礼，我们进一步了解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人民群众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浓厚感情，参加游行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抬着模型，挚着花束，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有的人甚至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我从“老民国”到“满洲国”经历过几个朝代，也参加过“双十节”游行和“皇帝”的寿辰大典，从没见过这种举国上下亲密团结的气氛。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确是一个英明、正确、伟大的党。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真心实意地接受共产党的教导，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在十四年的监禁生活中，我感触最深的是，共产党把我们这些人看成是思想可变的，具有良知的人。千方百计地丰富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内容，想尽办法来改造我们，促使我们思想转化。

一年春节汇演，教导主任指名让我扮演一名解放军政委的角色，这使我感到非常意外，我怎么也不敢相信，会让一个战犯来扮演解放军政委这样一个重要的正面角色。我感到，有一条不可逾越的政治鸿沟。

我恳求教导主任说：“我没有权利扮演这个角色，请让别人演吧！”

教导主任解释说：“这是领导对你的信任，虽然是演戏，但有个感情问题，希望你下功夫把这个角色塑造好。”

这的确是对我的信任。

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认真阅读台词，精心设计动作。经过几天的刻苦排练，我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动作做得十分自如。

作为一名解放军政委，我上台了！面对观众，我的脑子里一下变成了真空······台词结结巴巴，动作呆呆板板。

演出彻底失败了。然而，我心中充满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感情。

我这一生不可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了，但有机会在舞台上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领导形象出现，这是我一生中都值得骄傲和纪念的······

这种感情上的变化是多么巨大呀！

由于长期接受反共宣传，从被俘的那一天起，我就认定“此生休矣”。此后，一直对共产党采取敌视态度，直至走上跳楼自杀的绝路。但是，共产党并没有因为我的顽固而放弃对我的教育和改造。管教人员以“见其诚心，金石为开”的赤诚之心，对我进行了整整十四年耐心的教育。

共产党的政策终于使我这个人民的罪人复苏了······

我懂得了人生的价值，走上了光明的旅途！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6 00:46
特赦皇帝

这天，我们刚进宿舍的门槛，有人把一张报纸高高举着说：

“快来看啦，这可真是好消息啊······ ”

大家认为是说笑，谁也没有答腔。谷次亨顺手从他手里夺过报纸一看，也情不自禁地叫起来······

“这可真是好消息啊······”

“什么好消息？你给咱们读一读！”

谷次亨双手展开报纸，扯开嗓门朗读起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最后是毛主席的落款。”

这条消息闪电般地传到了各个宿舍，人们沸腾起来了。笑的笑，跳的跳，有的甚至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小调。大家都争着再看看报纸，有的人一遍又一遍地看个没够。接着，九月十八日的《人民日报》又刊登了政府主席刘少奇的特赦令。特赦令的第一条是：“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关押十年已改恶从善的予以特赦释放······”虽然特赦令的条款很多，但我们最关心是第一条；而第一条的“已改恶从善的”六个字又是每个人最关注的。

“我看你准能摊上第一批释放！”

“我不行，你准行！”

“······对，他才是个中校；肯定第一批。”

从这以后，管理所三人一帮，两人一伙，无时无刻不在议论、猜想：谁改造得最好，谁可能提前释放······最后的结论接近一致：谁的官小，罪恶小，接受改造的态度好，谁就能够获准提前释放。于是，一些参谋长和校级军官也就煞有介事的作好了提前释放的准备。至于官居“皇位”的薄仪，大家一致认为他是属于“首恶必办”的首要对象，就是全部战犯都释放了，也轮不到他的头上。

记者真是无孔不入。特赦令发表的第五天，管理所就来了一帮，又是采访，又是照相，我们大家都注意到溥仪的像照得最多，位置最突出。于是，有人又开始猜测了：

“罪大恶极的人（指博仪），倒可能提前释放呢？”

“记者出于对皇帝的好奇，照相多不等于释放早。”

“他要能释放，我们一个也拉不下······”

好容易盼到国庆节，还是看不出有半点特赦的迹象，象往常一样，所里照例宣布放假，组织各种游艺比赛和改善伙食。不过总的说来，要比往年的国庆节过得更热闹，更尽兴些。

一晃又是两个月，十二月三日一大早，管教人员就领着国民党战犯打扫、装饰俱乐部。显然，明天就要宣布特赦名单了，有人兴奋地说：“中央想得真周到，放我们回去过年······”天刚黑，有人看见所领导找溥仪谈话。于是，大伙又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兴许溥仪要批准特赦······”

“不可能，所里找溥仪谈话是担心他看见别人特赦了有情绪，鼓励他继继学习改造。”

“我倒看溥仪这次准能提前释放······”

你一言我一语，好像他们说了算数似的，叫人心烦意乱。

我能不能获释呢？从哈尔滨回来以后，我就下决心“脱胎换骨”，不过这个决心比起别人来下得太晚了，但必竟还有一线希望······我等待着李主任派人找我谈话，可从午后等到天黑，也没人来。和大家一样，我也一宿没合眼。

第二天天刚亮，大家就起床了，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在室内转来转去······

这是个难忘的时刻。十二月四日上午八点零五分，李主任带领我们一所的五十多名战犯整队入俱乐部，俱乐部打扮得庄严而充满了喜庆色彩。挂在主席台上方的横额第一次换了耀眼的红布，上面贴着“首批特赦战争罪犯大会十个白色大字，我们一所的五十多名伪满战犯坐在右排。国民党的战犯坐在左排。唯有薄仪和伪满十一军司令官郭文霖被看守员安排在过道边的座席上······

八点半左右，管理所所长孙明斋和部分管教人员跟随着首席法官和随行人员登上主席台。孙所长宣布开会后，由首席法官宣布特赦通知书。这时，整个大厅静得连钢针掉在地上也能听出声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一九五九年度赦字第一号。”首席法官看了看溥仪，照本宣读：“遵照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八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伪满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仪进行了审查······”

溥仪听到念他的名字，从座位上站起来，会场里几百双眼睛立即集中在他的身上。

“溥仪，男、五十三岁、满族、北京人······”法官继续读道：“该犯关押已满十年，在押期间经过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符合特赦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

法官宣读的第二名特赦战犯是郭文霖，正当大家聚精会神地倾听特赦的第三名是不是自己的时候，法官接着宣读说：

“以上二人自即日起，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

随后，法官又宣读了获准特赦的八名国民党战犯的名单。

溥仪在代表被特赦的战犯发表感想的时候，哭得无法自制······

特赦溥仪，许多人想不通，我也想不通。

“共产党为什么说话不算数？不是首恶必办，而是首恶必赦！”在座谈会上，大家提出了这个问题。

郭若霖说：“比学习、比劳动，他哪一点够得上改恶从善？要比官职、比罪恶，溥仪是管理所第一，满洲国第一！”

听了大家的意见之后，领导讨论的孙明斋所长说：“溥仪三岁当皇上，养尊处优五十年。过去看书要人“陪读”，出门要人打伞，连洗脚、穿鞋、开门、关门都要别人侍候；如今他不但能够自己料理生活，积极参加劳动，甚至亲手洗痰盂，倒马桶，更重要的是，在改造中他的思想一直比较稳定，真心实意的想改恶从善，这难道不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吗？有些人表面上看学习劳动很好，但思想反复很大，对党的政策至今持怀疑态度，这怎么能说比溥仪改造得好呢······”

孙所长的一席话说得大家服了气。溥仪走了，他告别了过去，走向了新生，而我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前进的方向。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6 00:47
我获得了新生

一九六O年十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国务院第105次会议公告：第二批特赦名单已送人大常委会审查。抚顺战犯管理所又开始沸腾起来。从改造全过程看，我认为这次不会有我，事实证明，我对自己的估计是恰当的。

十五天之后，第二批特赦名单公布了。共三十名，其中伪满战犯十名，国民党战犯二十名。大家一致认为这次特赦是实事求是的。

由于第二批特赦的人较多，学习小组重新进行了调整。我被推选为学习委员会委员长，除领导学习外，还要掌握每个犯人的思想改造情况，及时向所方汇报，作为特赦排队的依据。这关联着每个犯人的命运，我有顾虑，向李主任说：“我难以胜任，还是让别人干吧！”李主任说：“这是大家对你的信任，我希望你们在下一次特赦时都能获准出狱。”

从一九六O年到一九六三年，由于国内国外的天灾人祸，我国经济遇到了暂时困难，中央没有赦放战犯。起初，我们并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后来才发现，当我们战犯顿顿吃着精米白面的时候，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却在吃“瓜菜代”；不少管教人员的身体出现了黄肿。全体犯人不忍这种是非颠倒的生活待遇继续下去，一致要求和管教人员一齐吃代食品，和全国人民一起度灾荒年。但管理所领导一再解释说：“考虑你们大多数人年老体衰，过不了这样的艰难生活，才给你们特殊照顾的。这是党中央的指示······。”所有犯人再一次被深深感动了。

当时，我正在厨房劳动，每天看见食堂工作人员吃代食品，心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一次，李主任、孙所长来食堂检查工作，当时桌上摆满了香喷喷的肉馅包子，可他们连看都没看一眼，这使我从心底里赞佩共产党的干部。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第三批特赦战犯的名单送到了抚顺战俘管理所。

像每次颁发特赦令一样，会场里静得令人心慌。八点左右，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名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教令，本院对在押的伪满战争罪犯肖······”

当我用颤抖的双手接过那张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大红印章的特赦证书时，激动得泪流如雨······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旬，我离开了抚顺战俘管理所。也许人们很难相信，一个犯人离开监狱会依依不舍，然而这是真的，在这里，我度过了十四个春秋，这十四年，是难忘的，更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使我从旧社会迈进了新社会，从罪人变成了新人，我感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赦免了我的滔天罪行；抢救了我的垂危生命；给予了我重新做人的机会。人们常说“三生有幸”，是共产党给了我三次生命，我怎能不铭感永生呢！从伪满皇帝到总理大臣，从宪兵司令到警务部长，所有这些历史上的罪人一个个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在这个世界上，唯有中国共产党能做到！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16 00:48
幸福的晚年

特赦后，我去投奔在鸡西市正阳煤矿任通风段段长的大儿子肖德惠。我到正阳煤矿后，受到了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的热情接待，我儿媳的兄长和德惠的同事闻讯也来看望我；我的第三个孩子德荣也领着爱人从鸡西市张新煤矿赶来了，全家开怀畅饮，直到深夜才尽欢而息。遗憾的是，我的妻子不在人世了，我的老父亲也在我出狱前不久因病逝世。

我和儿孙们欢欢乐乐度过了出狱后的第一个春节。节后，到临近正阳煤矿的向阳供销社报到上班。经理为了照顾我的身体，让我扫地，这使我心里很不痛快。我倒不是嫌工作低下，而是想多做一些工作，以表达我为社会主义建设鞠躬尽瘁的一片诚心。经过再三请求，领导同意我兼管家俱部和废品收购工作。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四年，我工作九年，没缺过一次勤，没错过一分钱。领导对我的工作很满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举国上下，团结奋战，百废俱兴。祖国的大好形势，也震撼了我这老朽的心灵。为了培养四化建设人才，我开办了家庭免费日语学习班。几年来，我负责教授日语的二十七名学生中，已有九名考上大学，四名考上了中专。一九七九年溥杰来信，对我举办业余日语学习班表示赞赏，并给我寄来了一本袖珍日汉辞典。同时他提醒我说，我们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那就是周总理生前曾叮嘱过的，我们这些人要把过去的罪恶历史记载下来，做后一代人的反面教员，启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我接到他的来信后，一边教日语，一边动手写文史资料。几年来，我写了近三十万字的文史资料。

由于我积极主动地为祖国建设尽了一点绵薄之力，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五日，我光荣地被接纳为鸡西市政协委员，一九八O年被推选为市政协常委，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如今我居然能和市里领导坐在一起共商国家大事，怎么能不叫我感激涕零呢！

一九八一年七月，我在市政协的帮助支持下，由文物管理站负责人刘焕新站长陪同，前往北京，上海，武汉、南京、吉林，长春等地，看一看祖国各地的新变化，拜见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在吉林，我拜会了故友赵伟（伪满八军少将参谋长及溥仪的侄子毓嵣；在北京，我两次拜访了溥杰，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还给我介绍了不少老同事的通讯地址。溥杰说：他原计划邀请这些老相识在北京聚会，由于公务繁忙，看来不能如愿以偿了。按着溥杰介绍的地点，我们还去拜访了溥仪的侄子毓嶦。他是我国有名的书法家，我们刚到他的办公室，就有几位日本友人特来求他赐字。为了纪念我的北京之行，他挥毫赐我一首七绝：

孤身相访至天涯，

万转云山路更赊。

欲扫柴门迎贵客，

青苔黄叶满贫家。

我已年过八十，想不到还能一睹祖国河山，重会故友，实在难得。

人生易老天难老，我大去之年不远了。但只要还能活一天，就要为祖国、为人民做一点儿力所能及的事情，以赎取我的罪过，报答党的恩情！

（完）
作者: 安徽小刀    时间: 2024-1-19 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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