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疫情“输入说”是当时学界主流观点,广为医学专业人士援引。1920年,托马斯·赫里奥特(Thomas P. Herriot)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毕业论文《对印度旁遮普地区1918流感疫情之观察》便采纳了“输入说”:“印度当地疫情最初见于孟买,由一艘载有流感患者的船只带来。”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不少报道也明言印度疫情由殖民士兵带入。1922年12月,《蒙哥马利广告报》(Montgomery Advertiser)复盘大流感疫情时指出:“营地内健壮的白人士兵在家乡、国外战壕、回印路途中染上流感,成千上万的印度人被波及而病倒了。”显而易见,在流感全球大流行期间,英美社会对印度“输入型疫情受害者”身份,以及殖民宗主(英国)士兵是印度疫情直接来源其实一清二楚。
不过,给印度冠以“世界疫情最严重之地”恶名的英美观察家,在面对“谁给印度带来了灾难”这一问题时竟然集体“健忘”了。英美报章上热火朝天的印度疫情新闻里,实在难觅陈述印度疫情输入史的客观声音。更令人咋舌的是,英美舆论还持续不断地将印度树立为服务于帝国文明叙事的抗疫“反面教材”,大有“贼喊捉贼”之感。
一贯喜好夸大、扭曲事实的美国地方媒体表现尤为活跃。1918年12月,路易斯安那《时代琐闻报》(Times-Picayune)的新闻写道:“源自印度的数据总在表明,那里长久以来都是块瘟病疾疫之地,这实在令人担忧!在城市人口不足新奥尔良一半的德里,单日新增流感死亡病例多达800人!在相较印度其他地区略为发达的旁遮普,死于流感者已经超过25万人。某些情形极端的地区,流感夺去了10%人口的性命。”纵使印度公共卫生条件确不乐观,但在大疫临头时无情讥讽“瘟病疾疫之地”,实属有违国际公义。又如1919年12月,佐治亚《哥伦布纪事报》(Columbus Ledger)简讯《印度流感传染率高》论道:“印度的流感传染率是英国的15倍之多。英格兰与威尔士共有2500万人口,印度则有2.15亿人口,约是英国本土的9倍。”若对前后分句稍加联想,不难看出执笔人的言外之意是“印度不但有防疫不力、传染横行之弊,其庞大人口基数更令全球疫情面临失控之虞”。
忙着向印度泼墨以夺人眼球的英美新闻机构,自然无心细究印度何以至此。然而,那时大多数殖民背景的医学专业力量也犯了和无良记者相似的错误——一双双窥视印度疫情的“碧眼”,在帝国科学传统导引下,自觉不自觉地将印度辟作了“跨国”研究,而非“落地”治理1918大流感的“试验田”。
1919年1月25日,美国波特兰一位医学家在《俄勒冈人报》(Oregonian)上评论称“印度是(本次)流感最惨的受害者——这点不容置疑,该国已有300万人死于疫情!这可为‘流感是聚集之病’的理论补益些许佐证。‘流感是聚集之病’的理论,亦于新一轮疫情暴发前后人群拥挤引发的传播事件里,得到了进一步确证。就整体而言,人群聚集中心流感最为严重的观点是正确的。”在这则报道里,受访医学家只见自己关心的专业领域“理论得到检验”,丝毫未谈及印度民众在“理论得到检验”过程间所受苦难,更不曾就管控印度疫情提出可行方案。这类把大流感疫情期间的印度狭隘看作“研究样本”,忽略被研究对象真切诉求的医学工作在英美科学界比比皆是,暴露出帝国科学传统下“统治-被统治”而非“服务-参与服务”的畸形医患关系。
在实践领域,上述畸形医患关系亦随处可见。1919年1月,英国军医塞西尔·韦伯(Cecil J. Webb)自加尔各答军医院致信《印度医学公报》(The Indian medical gazette)编辑部,分享了他在临床救治中总结出的流感患者救护经验。历史地看,韦伯提出的患者心肺功能管理、急症肺炎患者呼吸道清理等措施具有一定科学性、可行性。但这套方案着实对护理人员、医疗物资有很高要求。医史学者鲁比·巴拉(Ruby Bala)指出:1918大流感期间印度“绝大多数罹难者是来自农村地区的贫民。(阶级间)死亡率的沟壑之别,或可归因于不同肤色人群所获医疗资源、拥有休养条件的差距”。由此推想,普通印度本土病患根本无法负担塞西尔诊疗方案的照护成本,这是套完全服务于殖民地欧洲人及亲殖民权贵的“帝国主义流感疗法”。同时,以英文出版、目标读者是西方生物医学执业者的《印度医学公报》绝少能影响到印度医者,这更表明印度仅是塞西尔流感诊疗方案的“试验田”,而非救治对象。
此外,查阅留存教育档案,疫情期间有多位英国医学生选择1918大流感作为毕业论文研究对象。除上文述及爱丁堡大学托马斯·赫里奥特著《对印度旁遮普地区1918流感疫情之观察》外,1920年伦敦大学医学生菲普森(E. S. Phipson)也曾以《对1918年印度流感大暴发的观察》为题撰写毕业论文。检阅这两篇代表性毕业论文,其着力点基本是重构印度疫情发展曲线,对怎样运用医疗手段改善印度卫生处境所言寥寥。印度这方“试验田”,为热衷于1918大流感研究的英国医学生供给了难得的系统素材(战时英国本土有流感新闻管制),却未能得到医学生成果反哺,科学帝国主义投下的阴影令人叹惋。
疫情期间,务实关心大众的印度抗疫力量与一意开垦“试验田”的殖民医学形成了鲜明对照。1918年11月,卡迪督学致信教育部门,报告了帕坦(今属尼泊尔)当地教师积极服务社区、抗击大流感的光荣事迹。督学就帕坦流感患者死亡率由60%至70%降低到10%上下的进步评述道:“尽管(殖民医学设立的)慈善药房对这一变化有所贡献,然而与此同时必须看到:本地教师们满腔热情地在抗疫一线尽职坚守,为贫苦百姓登门送药。譬如维塔尔达斯·查图尔布吉(Vithaldas Chaturbhuj)先生就东奔西走,给不愿服用西药(English drugs)的土著患者供应草药。”可见,即便殖民历史书写长期选择性遗忘,仍有清醒者记得德性远高于“试验田”群体,真正为民众谋福祉的印度抗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