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or=rgba(0, 0, 0, 0.5)]刘建勋同志与围棋
罗建文(遗作)
我第一次见到刘建勋同志,是在1964年。那年冬天,我回福州探亲,应河南体工队的邀请,绕道郑州。在与当地的一些负责同志下棋时见到了刘建勋同志。那时,我只知道他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是个大官,喜欢并支持围棋。为了开展河南的围棋活动,他把刘厚、庞凤元二位老棋手调到郑州,仅此而已。
1966年4月,全国围棋比赛在郑州举行。显然是由于建勋同志的关心,比赛被安排在中共郑州会议的会址——省委三所进行。那时,“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但是由于建勋书记忙,我们没有能见到他。
我与建勋同志熟悉起来,是在1973年。1970年,国家围棋队被林彪反革命集团派来的军管会解散了。棋手们都被分配到工厂当工人。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后,围棋又有了生机。为了恢复这一项目,首先必须将棋手们集中起来。留在北京第三通用机器厂的陈祖德、吴淞笙、王汝南等七名棋手还比较好办,而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棋手该怎么办呢?陈祖德同志首先想到了建勋同志,他给当时担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建勋同志写了信,并很快就得到了回音。于是邵福棠、陈锡明、黄进先和我分别从湖北、江苏、广西、福建调入了河南省体工队。来到河南后,建勋同志对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棋手十分照顾。不仅爱人的户口、工作,甚至住房都亲自过问。领导的关怀,使得我们工作的劲头更足了,二十多年来我们为河南培养了刘小光、汪见虹、丰云等一大批棋手,使河南的围棋水平,由原先的落后地区,一跃为名列前茅。这一变化,显然是与建勋同志的努力分不开的。
建勋同志喜欢下围棋,但却几乎从不跟我们这些专业棋手下棋,与他下棋的都是一些六、七岁的小朋友,即使输了,他依然兴高采烈。事实上,他支持的是河南乃至全国的围棋事业。1973年,围棋项目在周总理的关怀下,虽然已经恢复,但国家体委依然没有恢复全国围棋比赛的计划。于是,我们又想到了建勋同志。当祖德同志向建勋书记提出,希望河南能办一个全国范围的围棋比赛时,刘书记很痛快地答应了。
1973年12月,由河南体委出面,主办了十省市围棋邀请赛(据查《河南日报》,邀请赛举办的准确时间为当年11月19日至12月4日——笔者注),这一比赛实际上就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全国围棋比赛,比赛分成年组、青年组和少年组,当时有名的棋手几乎都参加了。或许就是由于这次比赛的举办,重新燃起了各地体委培养少年棋手的热情。于是,后来又出现了马晓春等一大批如今已经成为我国围棋界栋梁的著名棋手。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件事:1977年,福建围棋队已经恢复,福建体委希望我能回到福建队去。那时,我是河南队的主力队员,团体赛的第一台棋手。当我提出这一请求时,自然遭到河南省体委领导的反对。当建勋同志知道这件事后,他说:“当初把他们调来,是为国家保留人才,现在福建队恢复了,就应该让人家回去,要顾全大局。”就这样,我又回到了福建队。原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叶飞同志知道这件事后,不止一次地在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面前称赞建勋同志:“刘建勋同志的风格就是高”。
在河南的几年,我与建勋同志接触较多。每当我从北京到郑州来,他常让秘书打电话说:“告诉小罗,晚上我来看他”。这种语气,就好像他不是省委书记,我也不是棋手,我们之间完完全全就是朋友。
1976年10月8日,聂卫平正在河南代训,那天吃过晚饭,建勋同志突然来到我们的住处河南省体育场。由于主席的去世,我们已有一阵子没见到他了。见面后,他告诉我们一件惊人的消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由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我和卫平都对“四人帮”深恶痛绝。因此,听到这一消息后,自然是十分振奋。而建勋同志的振奋程度更甚于我们。那天,我们聊到很晚,由于高兴,还喝了点酒。我心想,“四人帮”倒台了,以后刘书记可以更加支持我们的围棋事业了。
我们再次见到建勋同志,是在他搬家到北京的南沙沟以后。那时,他赋闲在家,每次见面,我们只谈过去的朋友,只谈围棋,关于别的问题,他没有说,我们也不便问。
直到他去世的前三、四年间,我和祖德、卫平、小光等围棋界的朋友常常去看他。虽然对于建勋同志的事,外面的传说很多,但我们想:建勋同志和我们一样,是 厌恶“四人帮”的;他过去支持过围棋,而现在,当他卧病在床时,依然关心着中国围棋。
1999年12月15日
[color=rgba(0, 0, 0, 0.5)]我是1963年进的国家围棋集训队。1965年11月,国家围棋队正式建队。那些年,我与陈祖德、王汝南三个人同住在一间宿舍里,彼此非常投缘。
[color=rgba(0, 0, 0, 0.5)]
[color=rgba(0, 0, 0, 0.5)]国家围棋队解散后,我和陈锡明第一批离开北京。陈锡明在建国初即已成名,梅兰芳大师曾夸赞他和陈祖德是当时中国围棋的“天才少年”。他回无锡老家当了工人。我被分配到广西邕宁县一个镇上的糖厂,做了一名重体力工人。
在我的工作调动之初,广西方面说必须要经过自治区领导人同意,他们才会放我。于是,刘建勋同志就找了自治区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同志,请他放人。韦国清同志很快就同意了。我到今天还清楚记得,在我的调令上,异乎寻常地白纸黑字写着“经自治区革委会首长同意”的字样。
我一个普通工人的工作调动,居然惊动了两位省、自治区的“一把手”。
1972年6月,我结束了近两年半的工厂生活,与爱人同时顺利调入河南省体委。我恢复了围棋运动生涯;我爱人分到机关财务处工作。而且,我们的住房问题也很快得到了解决。
我们夫妇调到河南后,刘建勋同志依然非常关心我们。1973年底国家围棋队恢复后,我被调到北京参加集训。到了春节前夕,我想回郑州与家人团聚过年,可当时我的月工资才35元5角,两个孩子尚小,生活比较拮据。正巧刘建勋同志碰上了我爱人。他知道我爱人也是桂林人,就与她一道聊起桂林的风土人情,他还关切地询问我爱人:当年桂林卖三分钱一碗的马肉米粉还有没有啦?等等。当刘建勋同志得知我们的想法后,就痛快地表态,请体委领导特别批准了我回郑州探亲。此事虽不大,却至今都温暖着我们的心,让我们难以忘怀。
刘建勋同志在北京住院时,我曾经代表我们两口子去看望过他。在他的夫人陈舜英逝世后,我们得知噩耗,还以省围棋队的集体名义送了花圈,以寄托哀思。
待我和罗建文、陈锡明、邵福棠四人都安定下来后,刘建勋同志仍不忘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来围棋队看望我们。
刘建勋同志自1961年调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后,就非常重视河南体育事业的发展。他曾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自己负责“看球”,请第二书记何伟同志负责“看戏”,两人分别牵头抓体育和文艺。他还请贺龙元帅两次从国家体委的机动经费中拨款,资助河南改善体育设施。
就这样,河南省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和竞技体育项目得以逐渐恢复和兴盛起来。但由于体育人才的培养有其特殊的后延性,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以后,河南省的乒乓球、射击、围棋等竞赛项目才冒出头来,不少个人和团体的比赛成绩开始跃居全国前列。
下面,我重点回忆有关围棋的情况。
在刘建勋同志的支持下,河南省上世纪60年代初期就正式组建了围棋队,将刘厚和庞凤元两位前辈从基层调进省体委。他们二人后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功不可没。
在“文革”中,为了更好地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给中国围棋事业保留种子,刘建勋同志排除各种干扰,竭尽所能地挽救绝境中的围棋事业,扶持河南围棋的发展。
刘建勋同志选派颇懂围棋之道的陈琪同志担任了省体委副主任,让他主抓围棋等竞技项目的训练和比赛。陈琪同志不计较职位高低,不负所望,兢兢业业地替我们保驾护航,为河南围棋的崛起起到了积极作用。后来,陈琪也当选过中国围棋协会的副主席。
1974年中国围棋代表团访问日本。行前,河南的少数派性分子闹到国家体委,反对由陈琪担任代表团团长。刘建勋知道后,立即打电话予以严词痛斥,坚持与有关方面交涉,绝不妥协,确保了陈琪顺利率团出访。
刘建勋同志还批准给省围棋队设置了20个运动员的编制,另配有领队和教练员,由刘厚总负责。1975年又成立了半专业性质的省体校围棋训练班,让庞凤元担任教练,专门对少儿棋手进行“选苗、育苗”。刘建勋同志对这些后备人才的培养工作也特别上心,有时还会抽空过来看看他们的训练。当时丰云和于梅玲才十岁上下,两个小女孩学起棋来都很有天分,但肤色稍有差异,刘建勋同志就亲切地分别叫她俩“黑姑娘”和“白姑娘”。大家听了都觉得挺可乐的。
1975年10月,我和陈锡明就都担任了省围棋队的教练。
刘建勋同志于1974年批准盖了一栋二千六百多平方米的四层楼房,给围棋队和省体育场共用。这不仅改善了我们的训练环境,也为培训兄弟省棋手创造了良好条件。
当时,河南省的围棋事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涌现了刘小光、汪见虹、丰云、王冠军、李亚春等一大批新秀,还无偿为二十多个兄弟省市自治区和行业体协代培了百名以上职业棋手。其中不乏俞斌、张璇、周鹤洋、王檄等众多名将。当年围棋界就曾盛传“河南围棋队是国家二队”的说法。
如今,从河南走出来的围棋职业棋手的总段位早已远远超过了两百段,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
我虽然已经年过古稀、退休多年,但是每每回忆往事,无论是想到我个人的成长经历,还是看到河南围棋乃至中国围棋的今日辉煌,我觉得都绝不应该忘记刘建勋同志的名字和付出!
[color=rgba(0, 0, 0, 0.5)]我父亲国立中央大学毕业后就参加了革命。但在“反右”中,担任中学党支部书记的他被划为了“右派”。我母亲也受到株连,我大哥和二哥被迫回到农村老家,我快9岁时才上小学。整个家庭都被打入了社会的另册。
[color=rgba(0, 0, 0, 0.5)]
[color=rgba(0, 0, 0, 0.5)]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同志酷爱围棋,非常关注围棋运动面临的困境。在国家围棋队被迫解散,队员各奔四方、改行谋生的情况下,周总理曾深为痛心而又无可奈何地嘱托说:“围棋要留种子。”刘建勋同志立即积极响应,他多次指示:“河南要留围棋种子,将来还是要发展的。”结果,原国家队的四名国手调到了河南。郑州成了与北京呼应的另一个围棋中心。河南也是当时全国唯一保留棋类专业队的。
我在进入专业队之前就认识刘书记了,在开封、郑州都与他下过棋。后来我长棋了,就一个人对他和刘厚老师两个。记得刘书记告诉我说,他是在上学时学的围棋,属于“野棋路子”,不如陈老总和金明等人。可我觉得他的话有自谦的意思。我看他的水平不见得会比陈老总低多少,如果放开手下起来,应该是棋力相当、胜负难料的对手。否则陈老总也不会“惺惺惜惺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将日本友人赠送的一副磁性旅行围棋转送给他。而他与我知道的老同志相比,有的确实难分伯仲,有的还可能是他略强一点。
1974年10月,我被选进河南省围棋队。我那时一心喜欢下棋。历经磨难的父亲教育我们四个儿子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学本事,将来争取离开河南”。可在那个年代,参加工作都是需要“政治审查”的。刘厚教练选中了我,但体委有人却因为我父亲是“右派”而产生了顾虑。刘书记知道后发了脾气。他说:“什么‘右派’不‘右派’!更何况小光才还是个孩子嘛。应该收,必须收!”
多亏了刘书记的表态,我才能够进入专业队。没有他,我的人生轨道肯定将会是另一个样子。
打那时起,我就老想着如何才能够回报刘书记。在我心里,从来就没有把他当成领导,而是始终视他为自己的长辈和亲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加认识到,刘书记所关心绝不仅仅是我一个人,他对河南乃至全国的围棋事业都非常关心,从中原大地上培养出围棋国手更是他的宿愿。
后来,河南培养的新人在全国专业队中最多,播撒的种子也最多。天津、河北、广西等省市区的围棋队教练都来自河南。康占斌在新加坡当了国家队总教练。曾获得女子围棋世界冠军的丰云现定居美国,培养了不少学生。就连奥巴马总统送给胡锦涛同志的围棋,也是美方委托丰云挑选的。
当年,刘书记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会到队里来过过棋瘾。在对弈中我们也成了忘年交的朋友。
1976年,我15岁。刘厚老师力主将我送进了国家围棋队代训。刘书记见到陈祖德老师时,还特意叮嘱他:“把小光托给你了,这孩子将来会有出息的。”
有一次,国家体委李梦华主任陪刘书记到围棋队看我们。他俩既是老乡又是棋友。刘书记半庄半谐地对他说:“你可要对围棋队好些,否则我可不答应呀!”我们听罢都乐了,他自己也乐了。
刘书记回到北京后,我们常会大掉角地从龙潭湖跑到钓鱼台东的国务院宿舍去看望他。陈祖德、罗建文、聂卫平、丰云、汪见虹等都去过。我与罗建文老师去的较多。我们陪刘书记下棋、聊天,有时还看他与陶希晋、陶鲁笳、郑绍文、聂真、张林池等老同志之间的博弈。
那时,刘书记因为患有严重的肺心病和骨癌,身体已大不如前,但他依然十分关注围棋队的训练和比赛,还经常询问他喜好的乒乓球、足球等运动项目。他非常关心河南籍乒乓球运动员张立、葛新爱等人的情况。在闲聊中,他甚至对国家队运动员队服的样式和颜色都很留意,还热心地提出改进意见。
我们每次去看望刘书记夫妇时,老两口都特别高兴,热情招待我们。有时还留我们在家吃饭,让阿姨给我们包饺子。到今天,我还记得猪肉韭黄馅的饺子好吃极了。
我对刘书记夫人陈舜英阿姨的印象是既慈祥又和蔼,她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的,身体非常虚弱消瘦,可听说我们来了,必定会慢慢地从卧室走过来,陪我们在客厅说话、看电视。记得有一次,她还特别叮嘱我:年轻人要一心一意地下棋,千万别分心,不可轻易介入人事或政治纠纷中去。
陈阿姨的这番话,多年来我始终牢记在心。
1982年元旦后陈阿姨去世了,我和罗建文老师等人赶到家里表示了哀悼。随后也都参加了陈阿姨的告别仪式。
刘书记的告别仪式举行时,国家围棋队送了花圈。还安排了专车,让我、汪见虹、丰云等人作为代表前去参加。
1985年11月,我国取得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的首胜,打开了三连胜之门。围棋成为了那个年代激励亿万人民为中华民族腾飞、开启新长征的榜样和动力。
当时,庆功宴会安排在北京饭店举行。参加宴会的中央领导同志有叶飞、张劲夫、金明、唐克、李梦华等。席间,我和队友们都听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叶飞同志非常感慨地讲道:“不管怎么说,刘建勋同志对中国围棋是有很大的贡献的!”金明同志随即接茬道:“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30年的光阴过去了。时至今日,我始终认为叶飞和金明同志当年说的话,也完全代表了我和众多围棋人心底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