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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经典连载』《梅列茨科夫元帅战争回忆录》 [打印本页]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1:53
标题: 『经典连载』《梅列茨科夫元帅战争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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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里尔·阿法纳西耶维奇·梅列茨科夫（1897年6月7日－1968年12月30日），苏联元帅（1944年）。他于1918年加入红军，在俄国内战中曾多次负伤，后入总参军事学院学习和第1骑兵集团军作战，内战结束后在多个军区担任参谋长。1936年作为苏方军事顾问参加西班牙内战，回国后升任副总参谋长。1939年底的苏芬冬季战争中，他率军突破芬兰的曼纳海姆防线，获得苏联英雄称号。1940年8月到1941年1月间短期担任苏军总参谋长，参与苏军“反侵略计划”的制定。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梅列茨科夫被捕入狱，三个月后释放，派往西北方向。曾抵御南下的芬兰军队和夺取德军控制的季赫温，防止列宁格勒被彻底包围。其后两年里，梅列茨科夫多次组织解除对列宁格勒的围困的行动，经历过柳班战役的失败和“火花”行动的成功。列宁格勒解围后，组织了对芬兰军队的进攻，迫使芬兰退出战争。1945年在佩特萨莫—希尔克内斯攻势中歼灭位于北极圈中的德军，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45年8月，梅列茨科夫指挥远东第1方面军参加八月风暴行动，迅速歼灭了日本关东军主力，获得了苏联最高军事荣誉—胜利勋章。二战之后，梅列茨科夫先后担任滨海军区司令（1945-1947）、莫斯科军区司令（1947-1949）、白海军区司令和北部军区司令（1949-1954），并任过高级步兵学校校长。1955—1964年他任苏联国防部长助理，主管高等军事院校。1964年4月起任苏联国防部总监察组总监。1968年去世。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1:58
第一章在新旧交替的时代

革命生涯的开始
　　在工厂做工。哈瓦耶夫兄弟，博尔多夫，莱曼和其他人。夜校。朱可夫同志。列夫·雅科夫列维奇·卡尔波夫。苏多格达的生活。新的生产。遇到的人和同他们的交往。
　　伟大的十月……。我们这一代人，曾为建立我国的苏维埃政权出生入死的人们，只要提到“伟大的十月”这些字眼就会豪情满怀，激动万分。因为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每个人一生中难以忘怀的经历都同1917年10月紧密相联，甚至随便说说就会勾起一连串的回忆。
　　回首当年，往事历历在目：一个个熟悉的面孔从你眼前掠过：旧事又一幕幕地重演。你似乎又回到了那色彩斑斓的峥嵘岁月。
　　我是职业军人，在苏联武装力量中服役已经五十多年。我的戎马生涯是从1917年开始的。同年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党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和亿万人民群众一样，是在难忘的1917年获得新生的。
　　我原是梁赞省扎赖斯克县（现为莫斯科州扎赖斯克区）纳扎利耶沃村一个贫农的儿子，后来在莫斯科和苏多格达当钳工。试问当时我怎敢奢望成为一名将军或元帅呢？在沙皇俄国。我的命运只能是一辈子给老板卖命。转折是急剧的。过去的一切已永远一去不复返了。那时我二十岁。
　　不过，我不想以此为起点来叙述我的身世，而想向前追溯一下，从我参加工人行列时说起。因为正是工人阶级的培养才使我投身于伟大的十月革命。
　　在1917年，我可以说已经是一名熟练工人了。在弗拉基米尔州离苏多格达县城不远的一个松节泊工厂当钳工。我初次接触钳工活是在1912年。那时，我是个十五岁的农村少年，到城里来干活赚钱，住在莫斯科的老乡帮我找了个工厂做工。
　　干活我不怕。在农村，我在家里是老大，七岁就帮父亲耕田耙地，九岁就跟大人一样干地里所有的农活了。当然，在城里，起初生活并不轻松。寄人篱下，收入低微，人地两生，是很不习惯的。一天劳动过后，深身都不舒服，腰酸背痛。由于成天站着，双腿肿胀。手上的老茧脱了一层又一层。手上沾满了金属屑，老是带着一股铁腥味。终日的轰鸣声和削挫声使耳朵老是嗡嗡作响。手指上伤痕累累。在家干活时是头顶蓝天，现在换成了低矮的天花板。想家的时候，特别是夜晚，我经常独自思忖，现在家乡在干什么呢？妈妈大概已经生好了炉子，爸爸已从地里回来了，妹妹在饮牲口。我明天的活计不是下地收割，而是挫削铜板，不是把镰刀打出刃，而是在铁条上冲眼。
　　但是很快我就爱上了这一行。把金属块在台钳上夹紧，用手刷和凿子旋出金属刨屑。起初，我根本不会拿凿子。向前倾斜，就凿深了；向后倾斜，就从表面滑过。看一眼旁边的工作台，小锤子就敲在自己手上。这时工头就大喊大叫：“喂！你的家伙是怎么拿的？”并在后脑勺上给我一巴掌。总的说，我挨打不多。稍稍碰我一下，我立时就瞪圆了眼，奋起自卫。每次和工头发生冲突，不是罚款，就是被解雇。因此，在莫斯科的头三年我在五个工厂干过活。
　　锉功也不是一下子就学会的，我干创、磨的动作都挺稳，尽管小心翼翼，但仍经常弄坏细小的零件。用多大劲压，怎样用眼睛测量，手脚怎样放，这里都有讲究。我花了好几个月的功夫，逐渐积累经验，才学会了这一招一式。他们对我很苛刻：扁尖凿伤了刃——罚款；手板钻钻的孔不圆——罚款；一眼没看到改锥被别人拿走——加倍罚款。干钳工这活儿使我养成了精力专注、灵巧机警、有条不紊、准确无误的习惯。钳工还要求反应灵敏。被热铆烧伤，手上溅上盐酸，焊接时焊锡滴在身上，这些事多得不计其数。但是，并没有白白付出代价，我学会了本领，复杂的活儿也交给我干了，我不再当学徒，而是一个能独挡一面的钳工了。干铆接活儿我更是得心应手。在金属板上钻个孔，插上铆钉，顶上顶把，盖上盖片，然后用榔头敲打。要是遇到平铆，那就更出色了。先钻孔，再铆合，然后锉去边缘和尾部。
　　少年时代，我爱干各种农活，但后来对钳工更加倾心。可能是钳工劳动过程的性质和立竿见影的效果使我更加喜爱这活儿。在农村，耕耘播种后就眼巴巴地等着，可能有收成，也可能没有。而在这儿全取决于自己。既不靠雨水，也不一定要阳光，马匹同你也毫无于系。在工作台上于成啥样就是啥样。亲手干了什么一目了然。由此，对自己的劳动成果，人们所需要的劳动成果，明显的、直观的成果产生了自豪感。
　　无产阶级的自豪感，这是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不仅萌发于具体的劳动过程，而且还孕育于本阶级和别的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比如，我们自己人都是把老板叫做“大肚皮”，每当他来到车间透过夹鼻眼镜窥视工人时，胆小伯事的人或是惯于溜须拍马之徒总是转过身去，摘下帽子向他致敬，但大多数人都装着没瞧见这位上司，依然安稳地转动钻孔机或冷冲制零件，搞出很响的声音。我旁边的一个工人教导说：“要学会做人。东家挺着肚子冲着你，你就把屁股朝着他。既然当工人，就要堂堂正正，昂首挺胸！”
　　起初，我在哈瓦耶夫兄弟开的钳工作坊干活，他们在大奥尔登卡和米哈伊洛夫巷都有铺子。铺面归彼得·哈瓦耶夫所有，而生产资料则是雅科夫·哈瓦耶夫的。当作坊主巡视各车间时，工头就喊叫：“雅科夫·尼基季奇来了！”。我就是在这个作坊的一个车间——放着一排工作台的长棚子里开始学手艺的。在那儿学会了截铁和最简单的钳工活。锯钝、冲制和铆接这些高级技术是在另一家企业——博尔多大商行的金属加工厂学会的。博尔多夫商行的老板是一个俄化的德国人，他总想装成纯粹的俄国人。为此，工程人员嘲笑他，而工人们则抱藐视态度。我们看东家首先看到他们是剥削者。他们在下马斯洛夫卡有锻工钳工作坊，在多尔戈普科夫斯卡娅有一个锻造厂，还有一个商行，而无产阶级除了手上的老茧外一无所有。
　　我从下马斯洛夫卡来到谢尔普霍夫卡，遇到了在艾涅姆（现称《红十月》）巧克力糖厂上班的朋友，他们同地下革命工作者有联系。我还在哈瓦耶夫兄弟的钳工作坊干活时就认识他们。那时，我总是干完活就到离巴尔丘格不远的一个小食堂去吃饭，在那里结识了城市里发电厂（现为国营莫斯科发电厂）的机械工人。同他们交谈使我茅塞顿开，更加仇恨现行制度。早在孩提时代，替地主梅利尼科夫干活时，我心中就自然萌发了对旧制度的仇恨，现在变得更自觉了。
　　新结识的同志知道我同工头顶撞被解雇后，就介绍我认识艾涅姆工厂的几位工人。我们经常在夜晚和星期大碰头。同志们详细询问我的生活。我给他们介绍我的家庭，告诉他们父亲、叔叔、母亲、舅舅的情况。我父亲叫阿法纳西·帕夫洛维奇，是村里一个贫农。我叔叔叫费奥多尔，在莫斯科一个工厂干活。妈妈叫安娜·伊万诺夫娜，生了好多孩子，整天为孩子们能有糊口之食操心。舅舅普罗科菲·伊万诺维奇也在莫斯科做工。朋友们跟我讲现行制度如何不合理；在这种制度下一些人卖命，而另一些人发财。他们引导我明白一个道理：有罪孽的不只是东家，还有保护他们的那些人。工厂主、地主、警察、沙皇官吏都是一根藤上的毒瓜。当然，我并不是一下子就明白这些道理的，而是花了几年的时间才悟出了这个真谛。
　　地道的攻螺纹、钻眼和铆接本领，我是在“马克斯·莱曼”锻钳工厂学会的。马克斯·费奥多罗维奇·莱曼在马林小丛林处有私人住宅。我们多次拿着工厂新制件的样品送到莱曼的住处——舍列梅捷夫斯卡娅。在那里我亲眼见到，而不是从街上隔着窗子看到了阔人的生活。
　　闲暇时我喜欢在城里蹈跳。天长日久几乎走遍了整个莫斯科。为了不迷失方向，我总是沿着电车轨道徒步行走。那时有四十条电车道：三十六条编号电车道，一条蒸汽机车道，另外还有三条环行道（1 路、2 路、3 路）。
　　我在莫斯科呆的倒数第二个工厂是工业学校附属工厂。工业学校是为纪念亚历山大二世登基二十五周年而建立的。在那里我干的是管道钳工。我舅舅就在那里上班，是他介绍我去的。工业学校坐落在米乌斯卡广场，现在那里是门捷列夫化工学院。当时在工业学校周围有许多工厂、作坊和院校，工人的生活充满着生机，倾向革命的青年在奔走呼号。我之所以对这个工厂感兴趣，是因为它是校属工厂，校里还开设了米乌斯卡成年工人夜校和星期日班。我以极高的热情参加了夜校学习。从到莫斯科的第一天起，我就下决心不停留在农村初小毕业的程度上，一定要多学点知识。我父亲就是个自学的劳动者，他的榜样鼓舞我攫取更多的知识。舅舅帮助我进了夜校。他还在别的方面帮我开阔视野。舅舅的收入不够维持他们一大家子的生汁，不得不在夜晚兼任剧场存衣室的工人。舅舅经常给我讲剧目的内容，偶尔也带我去剧院，让我坐在剧院最高最便宜的楼上座位。起初我对观众很陌生，慢慢地就习惯了，甚至喜欢起他们来了。
　　后来为了逃避警察追捕，我转到莫斯科图鲁比纳留声机厂当钳工。我经常在所在地区参加工人集会，已被人所熟知，有一次差点儿被捕。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一位大学生给我们讲述米乌斯卡地区的革命历史。他从斯捷潘·拉津的战友乌斯卡开始讲起（米乌斯卡正是在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广场被处以绞刑的。当然关于这个广场命名的来历还有别的说法），一直讲到1905年的街垒战。一个奸细叫来了警察把集会冲散了。我同那位大学生从穿堂院跑掉了。我们在郊区转悠到半夜，然后他把我带到工人米科夫家里。我们在那里过了一夜，清晨大学生就走了，米科夫开始同我攀谈起来。很快我们就成了朋友，可惜的是在国内战争年代我们失去了联系，不知他的去向。正是米科夫把我介绍到留声机厂工作的。他也在那个厂干活。
　　这里的工钱很低，它之所以有诱惑力，是因为它承担军事订货任务，凡是这个厂的工人都算作在军事部门服务，可以免证入伍。当时正在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我的心情是根本不想替沙皇老爷卖命。但是在这里也没能呆久。劳动条件恶劣，工资微薄引起了工人罢工。官方扬言要按战时法律来审判参加罢工的人，我又一次有被捕的危险。这次又是米科夫帮了忙。我现在认为他当时就是布尔什维克，至少他知道秘密联络网。否则他不会让我去找列夫·雅科夫列维奇·卡尔波夫的。
　　后来，我住在苏多格达时曾多次同卡尔波夫接触。他待我很好，总是关心地询问我的生活，给我出注意，后来还帮助调动我的工作。关于他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我多半是猜到的。因为我住在苏多格达时，他经常委托我给来访的人寻找临时住处，这些人都是从他那儿介绍来的。我的任务是把在弗拉基米尔和伊万诺沃一沃兹涅先斯克的地址告诉来人，好让他们能去那里。我不知道他们到那里去同谁接头，谈什么问题，但我知道这里接头的暗号。他们信任我，我也以此自豪。例如。“П·B ·斯米尔诺夫私立男子初级中学看院子人的住处在弗拉基米尔”，“帕涅夫兄弟化工厂的大门在伊万诺沃一沃兹涅先斯克的舒亚街”，这些都是我当时转告的地址。顺便说说，我第一次看到舒亚街是在二十年代，那时我在莫斯科军区司令部工作并兼任伊万诺夫省党委委员。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1:59
　　卡尔波夫当时是什么人呢？当时他是生产经销松香的“松香”股份公司的工程师和负责人。关于卡尔波夫的身世，那时我只知道这些。后来才知道，卡尔波夫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1906—1907年他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的书记。他在技术学院毕业后，当了机械工程师，对组织俄国的松香松节油生产出了大力。十月革命后他领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化学部，使第一批社会主义企业和科学研究工作步入正轨。卡尔波夫于1921年去世，葬于莫斯科红场克里姆林宫宫墙下。现在莫斯科的一个化工一制药厂和一所理化学院以卡尔波夫的名字命名。
　　1915年我同卡尔波夫是这样认识的。米科夫让我去“松香”公司办事处并嘱咐我：“到办事处后向左拐，进一个单独的屋子，在那里你会遇见一个戴夹鼻眼镜，留小胡子的人。为了不找错人，先问一声他是否叫列夫·雅科夫列维奇。”
　　……л·я·卡尔波夫派我去苏多格达并让我到那里找木材化学加工公司总工程师兼分公司经理雅科夫·韦尼阿米诺维奇·斯涅吉廖夫。
　　л·я·卡尔波夫说：“公司在苏多格达河的这一边，苏多格达市在另一边。去找斯涅吉廖夫前先在城里转一圈，看看后面有没有‘尾巴’跟着。”
　　苏多格达当时是一个典型的偏僻县城，离省城弗拉基米尔36俄里，我在街上闲逛，一路看到“税务局”，“市参议会”，“兵役处”，“地方金库”，“药店”，“戈卢别夫父子旅店”，“成衣店”，“县警察厅”等招牌。城里有一个亚麻纺织厂，一个织布厂和一个玻璃厂。我确信没人注意后，就设法跑到河对岸，到了赫拉波维茨基的领地。当地的财主赫拉波维茨基拥有可经营的土地和房产，甚至还拥有铁路车站：赫拉波维茨基1 号站和赫拉波维茨基2 号站。赫拉波维茨基从车站往食品杂货库送货用的自己的专用铁路支线。松节油工厂就在赫拉波维茨基的领地内。
　　那时我认为到苏多格达去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但事实上却在苏多格达呆了将近三年，后来还在那里找到了个人的幸福。我按照卡尔波夫的嘱咐尽量同斯涅吉廖夫搞好关系。斯涅吉廖夫很友好地接待了我，让我当设备修理钳工，并把我安置在离他自己不远的地方住下，我们经常在一起过夜。斯涅吉廖夫给我讲过他的身世。讲他争取受教育和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是多么不易。他从来没有问过我，为什么“松香”公司的头面工程师把一个普通工人打发到这里来，也从来不打听卡尔波夫每次来苏多格达同我谈些什么。总而言之，斯涅吉廖夫很平易近人。卡尔波夫对他本人进行帮助，可能是由于有共同的政治信念吧。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清楚了，为什么斯涅吉廖夫认为没有必要提出多余的问题。
　　每当我必须进城时，他总是立即放我走。他对我的事只“干涉”过一次，那就是建议我一开始就好好熟悉生产以便站稳脚跟。很快我就被新的职业吸引住了。孩提时代，我的理想是像我们乡村教师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伊琳娜·瓦西里耶夫娜·叶梅利亚诺娃那样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我很爱他们。但十八岁时我又想成为一名化学工程师了，新的工作对我有影响。事实上，那个厂的生产过程不复杂。在附近的树林里采松脂，也就是在松树上割口，松脂就从割口处流出。把松脂收集起来，剔除杂质，脱水，就提炼出松节油来了。将松节油加热，然后再用蒸汽熏一下，让蒸汽混合气从管子通过并使之冷却，水沉积在下面，松节油就聚积在上面。当松节油容器内的油全部挥发后，沉积物也冷却了，就成了松香。然后把松香卖给火漆厂、肥皂厂、纸厂、油漆颜料厂以及摄影师和乐师。我的职责是检查设备是否完好，排除故障，并干钳工活。
　　在出差到工厂来的人中间，鲍里斯·伊里奇·兹巴尔斯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斯涅吉廖夫让我给从总公司来的工程师先生介绍一下厂的生产。来人通报了姓名，作了自我介绍。他这样谦逊地对待我这样一个普通工人，在当时是很奇怪的。他问了我的姓名后，笑着说列夫·雅科夫列维奇谈起过我。我受宠若惊，毫无保留地给他介绍一切。这时兹巴尔斯基工程师想知道，假如机器坏了，最难焊的是哪些孔眼。我告诉他松香生产设备上装着铜制蛇形管的地方最难焊。他让我教他焊这些孔眼。于是我们钻了进去，就位后，我开始给他讲解，但他什么都懂，还给我补充。我真有点发火了：干吗费那么大劲钻进来呢？这时他又笑着说要转达卡尔波夫本人对我的问候，我忍俊不禁。但为了不使对方难堪，我强忍着没有笑出来。但后来同兹巴尔斯基在一起时，我还是取笑了他。那是在二十年代中期，有一次我参加一个隆重的会议，坐在主席团里，旁边就是这位“从莫斯科来的工程师先生”。鲍里斯。伊里奇·兹巴尔斯基立即认出了我，拥抱我，吻我，然后我俩在一起长时间地回忆“焊接”蛇形管的事。
　　鲍里斯·伊里奇·兹巴尔斯基在革命前就是一位著名的工程师。他在莫斯科大学搞生物化学，同时研究本醇和其他木干馏产品的生产工艺。正是这些研究工作促使他来到苏多格达，来到我们的工厂。1924年，他同B ·П·沃罗比约夫教授一起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遗体进行了防腐处理，并长期负责列宁陵墓附设试验室的工作。后来，兹巴尔斯基曾领导过许多科研所，荣获过国家奖金。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位有求必应并富有幽默感的人。
　　1916年，有一次，Л·Я·卡尔波夫亲自到苏多格达来时告诉我说，他就要离开苏多格达返回莫斯科了。他问我：“你有意见吗？”我什么也没问就欣然同意了。不久斯涅吉廖夫也被卡尔波夫调走了。过了一段时间，工厂行政领导通知我，要调我到总公司去。到莫斯科后接我的是斯涅吉廖夫，并把我临时安顿在奥列加化工厂。这时，我们第一次比较坦率地谈话，而不像以前那样拘谨了。雅科夫·韦尼阿米诺维奇·斯涅吉廖夫当着米科夫的面对我说，他们对我进行了考察，认为我可以信赖，现在我应该更积极地行动，应该直接参加改变工人阶级处境的斗争。我回答说：我甘愿效劳。在这之后，斯涅吉廖夫告诉我，Л·Я·卡尔波夫现在卡马，在季哈亚戈拉码头附近的邦久热斯基厂任厂长，他希望我到他那里去。
　　但我未能成行，因为我属于应征入伍之列。前线情况不妙，德国人、奥地利人大踏步向东推进。征兵令一道紧接一道，加紧从后方搜罗壮丁。邦久热斯基工厂不能缓期征兵，于是我不得不返回苏多格达。革命后我了解Л·Я·卡尔波夫的经历才知道，他当时在季哈亚戈拉组织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小组。现在想起来仍然很高兴，因为卡尔波夫当时可能已经把我列入其中了。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2:00
　　在红旗下
　　专制制度的覆灭。沸腾的省份。在布尔什维克党支部。难忘的五月。成了赤卫队员。十月革命来临。刚当军事委员的时候。
　　《老弗拉基米尔人》报算是弗拉基米尔省的主要新闻来源了。这家报纸发表的消息同官方的消息略有不同，因为办报的人同立宪民主党有联系，他们能够直接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获得新闻。苏多格达的居民们住在远离俄罗斯中心的偏僻林区，连去弗拉基米尔的机会都很少，信息不灵，总是急不可待地等着看新出的报纸。人人都在关心首都发生的事情。根据片断的消息判断，当前正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报纸含糊地报道了彼得格勒街头的混乱、枪击和将要发生的变化。关于将军叛国、女皇把俄国出卖给德国等各种传闻不胫而走。1916年底那个西伯利亚盗马贼Г·拉斯普京被击毙的消息令人振奋。拉斯普京是女皇的宠臣，他肆无忌惮地向全国发号施令，就像在他的世袭领地一样。关于1917年2 月底的风潮，报纸报道得更加频繁了。
　　从弗拉基米尔到我们厂来了两个职员。我们向他们打听城里发生的事情。他们说，省长克赖顿正式宣布必须绝对保持平静，制止各种流言，并宣称，根据他掌握的情况，关于国家制度将有某种变化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但这点谁都不信。市民们很活跃。当地的政治活动分子纷纷集会结社，十分活跃。我关切地问道：“那边的工人怎么样？”他们耸耸肩，很可能是对工人提出的问题不屑一顾。应该说，在这方面省城没有起表率作用，省城只是纯粹的行政中心，它在政治发动的炽热程度方面，大大落后于有六万无产者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也落后于舒亚、科夫罗夫、古西以及其他工业城市和工人区。那时弗拉基米尔总共只有四百来个工人。
　　又过了几天，亚历山德罗夫、科夫罗夫、舒亚、奥列霍夫的无产阶级也活跃起来了。2 月底，这些城市里人们高举红旗举行了示威游行。目击者说，谁也没有向示威游行者开枪，警察没有轻举妄动。
　　后来，送来了新的报纸。我们从报上得知，专制制度垮台了，尼古拉二世退位。早在2 月27日在首都就成立了一个什么临时委员会，要求服从它的命令，另外还产生了苏维埃。“苏维埃”这个词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还在莫斯科做工时，我就听老同志说过，1905年无产阶级选举了苏维埃。
　　又来了新的印刷品。印刷品上写着：“弗拉基米尔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公报”等字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天我离厂去苏多格达看个究竟。那里乱哄哄的，小县城在沸腾。带着红袖章的人走来走去。房屋上贴了许多传单，说弗拉基米尔成立了市执行委员会，掌握了政权，它已任命全权委员，居民们必须服从这些委员。传单是由彼得罗夫主席签署的。这位先生是有名的立宪党人，是同《老弗拉基米尔人》报有关系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后来又见到了省委员会的传单，传单是从彼得格勒派来的埃尔纳杜马议员签署的。
　　由于气氛不同寻常，搞得人们头晕目眩。警长没有了！自由了！人们公开举着红旗走来走去。有些人抱怨说：“现在沙皇没有了，我们怎么办呢？”。
　　我暗自思忖，抓什么工作，从何处着手呢？关于这方面的事在家里没人可商量，而工厂里的同事则等着我指点。卡尔波夫那里已经好久没有音信了。同米科夫又没有书信来往。突然在一幢房子的一扇小门上，我看到一张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签署的传单。噢，这说明苏多格达也有社会民主工党的人。很有意思，谁在这里活动呢？原来是斯米尔诺夫、特罗菲莫夫、奥什马林等布尔什维克党人。当地玻璃厂和织布厂的工人帮助他们。我去找他们毛遂自荐，问他们要不要钳工帮忙。
　　接上头了，我们成立了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支部。
　　苏多格达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大城市的缩影，只是没有大城市那么大的规模罢了。到处都是双重政权，我们在这里也不例外，公开的和隐蔽的政治斗争在进行着。人民群众正在暗自积蓄力量，对他们来说2 月不是事情的结束，而只是开始。不过像苏多格达这样的小城市，工人和资产阶级的冲突发展得不像彼得格勒、莫斯科甚至也不像弗拉基米尔那样急剧。彼得格勒的工人已高呼“打倒部长。资本家”这样的口号，上街游行了，而苏多格达人还在执行由旧官僚、退伍军官、厂主和房产主代表组成的社会安全地方委员会的命令。至于苏多格达苏维埃，直至1917年5 月才诞生，而且从政治立场来看，开始时还是社会革命党人的。本省其他县城，甚至工厂区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有奥列霍沃祖那沃、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和科夫罗夫等地的苏维埃，从一开始就是布尔什维克占优势。
　　在那些日子里，我很少去工厂，更多地呆在苏多格达，在我们社会民主工党支部所在地。支部的成员有几名织布工人，玻璃工人，机械工人，一名教师（特罗菲莫夫）和一个名叫斯米尔诺夫的人，似乎是个职员。后来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党支部的领导人是彼得·奥什马林。
　　奥什马林参加过1905年的革命，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的政治素养较差，奥什马林的政治水平比较高。他在我们支部的会议上讲述他所知道的各种道理：诸如什么样的革命才是工人革命：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都把自己称作社会主义者，究竟谁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应该怎样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宣传，促使他们支持革命并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等等。
　　我们虽然自认为是布尔什维克，但我们的支部没有被正式承认。我们既没有同弗拉基米尔取得联系，也没有同莫斯科挂上钩。我们强烈地感到了与世隔绝，可以说是盲目行动，但到4 月后半月，我们知道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省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对我们显然是一无所知。后来他们告诉我们，组织委员会在全省范围内发了邀请信。组织委员会并不怀疑在苏多格达有党支部存在，但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通知，只得给当地社会安全委员会寄去邀请信，寄希望于有心人能设法知道召开代表会议的事宜。当然，谁也没有想过把邀请信转给我们。其他许多县城也没有派代表出席。然而这次代表会议还是起了重要作用。它表明省里存在着一支新生的强大政治力量。这次代表会议讨论了B ·и·列宁的四月提纲，绝大多数代表赞成这个提纲。代表会议还作出决议隆重庆祝五一节。
　　我们得知这项决议后，就决定把组织“五一”游行作为我们支部积极活动的开端，并给省委发了信，请他们派一名布尔什维克来参加我们的庆祝活动。从弗拉基米尔派来的同志很快就到了，他的衣着不像工人，名字我记不清了。来人申斥我们支部工作没有记事，开会没有记录，对我们自称布尔什维克，但没有办任何手续这点斥责得更凶。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2:01
　　1917年5 月1 日上午，苏多格达的工人、一些士兵和知识分子在喧闹而欢快的全市大游行中亮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标语牌。为此，我们白天同社会安全委员会的代表和社会革命党人激烈地争斗了一番，晚上我们支部第一次正式编制了支部成员名单并宣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苏多格达县委会正式成立。彼得·弗拉基米洛维奇·奥什马林当选为主席，我被选为书记，我们把各种文书寄往弗拉基米尔。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省委派到苏多格达的代表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亚内舍夫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指点我们同苏多格达苏维埃内占多数的小资产阶级作不调和的斗争。1917年5 月底，苏多格达举行了工人、士兵代表参加的县苏维埃代表大会。亚内舍夫帮助我和另一位县党委委员M ·C ·特罗菲莫夫准备在代表大会上发言，他自己也在代表大会上讲了话。我们狠狠地打击了社会革命党人。我们公开发表言论，提出自己的口号和明确的政治路线，对于分清地方苏维埃内部的派别起了重要作用。我认为，我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是我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员后参加政治斗争的庄严的第一课。我们的发言还有另一个作用，那就是使布尔什维克彼得·奥什马林当选为县执委会主席
　　关于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亚内舍夫，我想多说几句。他在我们这里呆的时间不长，但他充沛的精力和对革命敌人不调和的态度给我们党支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亚内舍夫一生光明磊落。他是弗拉基米尔省人，当过纺织工人，早在1902年他还很年轻时就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参加过第一次俄国革命，后来侨居国外，在美国住了几年，在那里积极参加了工人运动。十月革命胜利后，他领导莫斯科的革命法庭，1918年率领一支由莫斯科共产党员组成的队伍对尤登尼奇部队作战。1920年在南方战线任师政委，在对弗兰格尔部队作战中牺牲。
　　在苏多格达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后，政治斗争激化了。
　　在委员会工作很困难，尤其是1917年夏季特别艰难。七月事件后，整个布尔什维克党处境艰难，大概影响到所有的地方支部。记得有些老熟人问我：
　　“基里尔，他们说你是布尔什维克，这话当真吗？”
　　“是真的。”
　　“那就是说，你跟列宁是一事的了？”
　　“是跟他一事。”
　　“那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德国间谍，是他们的沙皇把他派到俄国来煽动老百姓的”。
　　“纯粹胡说！德国在打仗，他们侵占了我们好多个省。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主张结束战争。难道你喜欢战争吗？”
　　“谁喜欢战争！大伙儿都厌恶战争”。
　　“那你干什么跟着别人胡说八道？要先分清是非。”
　　但是，用这种方法只能开导那些寻找真理的人。思想上敌对的人根本就不同你谈话。他们撕我们的传单，不给你们开群众大会的地方，并威胁说要狠狠地揍我们。当时我们还没有条件依靠工会。因为1917年上半年，在苏多格达只有职员联合会，而它却公开敌视布尔什维克。
　　我们不得不保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县委所在地，在这样的条件下，形势逼迫我们建立无产阶级的武装队伍。在穆罗姆的切鲁斯季站已经建立了赤卫卫，参加赤卫队的不只是工人，还有第205 团的士兵。在库列巴克和纳瓦申也有了赤卫队。
　　苏多格达县委开会热烈地讨论了建立赤卫队的问题，决定加紧组织赤卫队。每个县委委员都受领了具体任务，有的负责宣传鼓动工人参加赤卫队，有的负责筹集武器。给我分派的差使是让我教赤卫队员射击，可我自己还不会打枪。有时天刚亮，人们还在梦乡时，我拿着一支纳甘式手枪到空地或小树林去练射击，一发发子弹往树上打去。我教他们射击，不知道他们是否有收获，但我自己倒是得益匪浅，在国内战争年代都用上了。
　　赤卫队组成后，县委任命我为苏多格达赤卫队参谋长。在此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我历任旅参谋长、师参谋长助理、师参谋长、军参谋长助理、军区司令部处长、军区参谋长助理、军区参谋长、独立集团军参谋长、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助理和总参谋长等十个参谋工作职务。这漫长的历程显然是从1917年开始的。
　　在县委委中的，我算是文化程度最高的委员之一。说实在的，我第一次学识字是跟村里一个退伍的司务长菲利普·赛奥多罗维奇·扎哈罗夫学的。那时我还是个小孩，用两普特面粉作学费，在他那里学了一冬。他教的都是教会斯拉夫字母，没学出什么名堂。后来到当地小学上学，我学习很勤奋，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校期间，我把学校的藏书全部读了一遍。这些书都是老师们用自己微薄的收入购买的。想起米乌斯卡夜校，我总是怀着特别感谢的心情。夜校主持人是尤利碰·巴甫洛夫娜·纳佐罗娃。她平常总是很严肃，也很严格，但却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到自己心爱的事业上。她虽然很清贫，但课程安排得却很充实。我们在夜校学了三年，学完了相当旧俄实验中学的课程和师范学校的科学基础课程。现在这些学问都用得上了。
　　苏多格达赤卫队的基本群众是戈卢别夫工厂和赫拉波维茨基林区的工人。奥什马林同戈卢别夫工厂的工人很熟，而我在赫拉波维茨基林区工人中又有许多同志。工厂工人活动特别积极，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支部就在这些工人中间最早开展活动。1917年4 月，我们就发动他们摆工，迫使工厂主在三小时内接受了罢工工人提出的要求。其结果是工人额外领取了相当于年薪百分之十五左右的一次性补助。
　　6 月在选举苏多格达市杜马代表时，工人们帮了我们大忙。尽管情况不很有利，但还是选了两名城里的工人当杜马代表，就在那时我们让人们看到林区工人到底跟谁走。他们支持反对剥削分子，赫拉波维茨基的布尔什维克决定罢工，但职员们却按兵不动。后来我们鼓动了一批工人，同他们一起闯进了县执委会，要求它以“革命的名义”迫使职员服从劳动群众的意志。执委会派警察去林区下达了罢工没有结束前停止一切工作的指示。此时工人们成了赤卫队的骨干了。
　　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后，苏多格达市民的情绪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虽然在这之前已有端倪可见。要知道令人诅咒的非正义战争尚未停止，是谁要求停止战争呢？是布尔什维克。农民仍然没有分到土地，是谁主张分给农民土地呢？是布尔什维克。工厂主竭力想像从前那样压迫工人，是谁为争取无产阶级的权利而进行最勇敢的斗争呢，还是那些布尔什维克。那么立宪民主党人呢？那是一帮十足的坏蛋，当着人民群众说得天花乱坠，而走的却是老路一条。社会革命党人呢？他们说的多，做得少。至于孟什维克，那是一群信口开河的吹牛大王。
　　就这样，生活本身使人们头脑清醒了。昨天在街上见到还不愿同我寒暄的那些人，今天就跑来问我：“基里尔，以后会怎样呢？”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反革命叛乱对这些人是最后的一次打击。当全省都知道总司令派部队向彼得格勒进发，要攫取政权时，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苏多格达的店主和工厂主为叛乱者祈祷，祷告上苍赐福，窃窃自喜地等待着君主政权复活的好消息。但大部分市民却说：“俄国怎么弄到了这个地步？共和政体濒于崩溃，要拯救它。”但谁能拯救共和政体呢？生活本身告诉人们，只有最坚决反对这帮保皇党和冒险家的人才能拯救共和政体。于是人们逐渐把希望寄托到布尔什维克身上。
　　当电报传来了克伦斯基撤了科尔尼洛夫的总司令职务，而科尔尼洛夫则发表告民众书，号召人们不要服从临时政府的消息时，苏多格达执委会内部出现了混乱。当政的人无所适从了，便把市内有威望的知名人士都请来参加紧急会议。这回听不到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们平时经常唱的“同左的和右的危险作斗争”之类的高调了。还是这些妥协分子，他们暂时收起了昨天的豪言壮语，只有依赖人民的力量来抵抗叛乱分子了。会议开始后，我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县委会要求派赤卫队同警察一起维持市内的秩序。他们接受了我的提议。为了表示接受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在市苏维埃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始对县电话网实施监督，这时赤卫队员们已在街上、工厂、作坊、商店、酒库和机关附近值勤了。
　　科尔尼洛夫匪帮垮台后，布尔什维克在苏多格达站稳了脚跟。现在只要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县委会和赤卫队司令部提出的提案，市苏维埃会议都注意倾听，通常都顺利通过。省委通知我们要制订切实贯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届代表大会决议的措施。在这方面，地方党代会应起重要作用。9 月初在古西召开了区代表会议，9 月中旬（旧历）在伊万诺沃- 沃兹涅先斯克召开了全省代表会议。这两个代表会议都坚决支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路线，并通过停止罪恶的战争，立即媾和，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建立工人监督生产的制度等决议。党代表会议考虑到选举立宪会议的思想牢牢地掌握着群众，而群众，特别是农民则盼着从“立宪”中得到一切好处，因此认为参加立宪会议的选举是有益的，并竭力采取有更多的代表参加立宪会议。为此弗拉基米尔省推选了十三名布尔什维克作为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这些候选人中有：我省参加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工人代表ф·H ·萨莫伊洛夫、无产阶级所熟悉的宣传鼓动家H ·C ·阿贝尔曼（后来在莫斯科同反革命阴谋分子作战时牺牲。现在莫斯科有一条街以他的名字命名）、老党员希米克同志（即A ·C ·布勃诺夫）、还有舒亚和沃兹涅先斯克织布工人所喜爱的阿尔谢尼同志（即M ·B ·伏龙芝）等著名人物。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2:01
　　相信临时政府的人越来越少。10月中旬，在弗拉基米尔召开全省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大会时，布尔什维克已明显地占了优势。受莫斯科省苏维埃委员会的委托，代表大会的报告是由布尔什维克и·H ·斯图科夫做的。代表大会经过激烈的辩论采纳了布尔什维克的议案。临时政府被宣布为搞阴谋的、反人民的政府。省苏维埃宣布自己是唯一合法的政权。
　　列宁的党选择了群众已作好冲击旧世界的准备、各地的苏维埃已布尔什维克化的时机发动革命，正因为如此，起源于波得格勒的十月革命是真正的革命，而不是在首都发生的孤立无援的起义。1917年在弗拉基米尔发生的事件完全证明了这一结论是正确的。
　　现在苏多格达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赤卫队司令部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委员会已成了全县的政治和行政中心了。只有社会革命委员会还勉强可以同布尔什维克委员会较量一下。在那些日子里，只要苏多格达布尔什维克县委员会和赤卫队司令部的代表将各种问题的提案交给市苏维埃中刚形成的多数派，执行委员会几乎是无条件地批准这些议案。而对政府委员孟什维克布拉坚科的指令则往往置之不理。后来，按照全省罢工委员会的指示，纺织工人举行了罢工，其他工厂的工人支持他们。各工厂停产了好几天。大家都在等待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终于从彼得格勒传来了消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推翻了，苏维埃政权已作为唯一合法的、全权代表的政权在全国确立。过了一天，苏多格达收到了从弗拉基米尔寄来的当地苏维埃的第1 号通报，上面刊登了代表大会的决议，又过了一天，新出版的《斗争与劳动》报将列宁颁布的和平与土地法令晓喻全省劳动群众。
　　苏多格达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后，立即任命了地方苏维埃军事处主席和处置旧军人复员问题的负责人。对我这个二十岁的军事委员（军事委员这个词在当时就已通行）来说，肩上的担子可真不轻。革命的敌人试图转入反攻。邻近的县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反苏维埃分子在维克萨搞了暴动。布特利齐的富农造反了。在奥里耶韦、波利斯基和科夫罗夫县别利科沃村爆发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暴动。军事处不得不昼夜值班。赤卫队员一到晚上就在大街小巷巡逻。采取这些防范措施并不是多余的。我们曾多次在执委会附近或酒库近旁抓住了一些带枪的可疑分子，后来莫绍克村的富农试图效法别利科沃村搞武装暴动，于是苏多格达县成了武装冲突的场所。军事处派出一支赤卫队去收拾叛乱分子，敌人很快就投降了。
　　立宪会议的选举在省里引起了风波。代表候选人名单主要是两张：第3 号名单是社会革命党人代表名单，第6 号名单是布尔什维克代表名单。宣传工作搞得热火朝天。富农、店主、沙皇时代的旧职员和旧军官极尽造谣诽谤之能事，但是，时代不同了。我们县（59％的选票）同苏兹达利县、弗拉基米尔、舒亚、伊万洛沃- 沃兹涅先斯克、科夫罗夫、亚历山德罗夫和波克罗夫等地基本上都投布尔什维克的票，而戈罗霍韦茨县、尤里耶夫县和维亚兹尼科夫县基本上都投社会革命党的票。在全省，布尔什维克获56％的选票，社会革命党获33％的选票，立宪民主党获6 ％的选票。其他选票属各小党派，其中包括孟什维克。弗拉基米尔省代表布尔什维克参加立宪大会的有六人，代表社会革命党的有三人。我现在还记得M ·B ·伏龙芝和第一届苏维埃政府司法人民委员Г·и·奥波科夫- 洛莫夫是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领袖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是社会革命党的代表。省会弗拉基米尔是单独的一个选区，在那里商人、官僚占优势，因此比别的地方都差劲，派了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立宪会议。
　　在那段时间，军事处的首要工作是抓赤卫队。青年们参加赤卫队非常踊跃。县青年联盟给我们输送了最有觉悟的青年，对军事处的工作给了很大的支持。省青年联盟是1917年底成立的。它从弗拉基米尔给我们寄来了《国际通报》杂志。军事处的工作人员、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们饶有兴趣地读这些杂志，文化程度高一些的就在工厂组织读书小组。苏多格达青年联盟的成员还根据这本杂志的材料结合现实生活改编革命话剧剧本在市俱乐部演出。演出由戏剧爱好者、社会活动积极分子H ·A ·乌戈丁负责。他领导的业余剧团积极宣传无产阶级事业的辉煌胜利，在苏多格达市的文化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
　　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讨论在全省引起了很多纠葛。我省党组织早就同莫斯科省党组织保持密切的工作联系。而那时在莫斯科就有一个不同意同德国缔结和约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成员集团的中心。其实，在当时，和平对我们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尽管这种和平按列宁的说法是“屈辱的”。但这些人不同意签署和约并坚持进行“革命战争”。只是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和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后（那已是1918年春天），问题才得到正确的、彻底的解决。“左派”被击败了。
　　日常工作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要求我们更加兢兢业业。3 月，苏多格达县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同农民代表苏维埃合并。省里成立了国民经济委员会，苏多格达也有了相应的机构。开始了土地改革。县军事处已经接到省军事处关于建立正规红军的指示，现在每周都要派出小队去各村负责在分配土地时维持秩序。到4 月底，各地军事处终于正式改编为军事委员会。
　　在这里我想提一下那时领导县里的新生活，代表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的几位同志。苏多格达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是П·B ·奥什马林。他是二月革命后苏多格达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位领导人，执委会主席这一重要职务理所当然地由他来担任。执委会书记是Г·M ·茹拉夫廖夫。他同奥什马林一样精力充沛、干劲十足，对劳动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苏多格达市苏维埃的领导人是Ф·B ·比亚科夫，工业委员是Ф·и·科斯托马罗夫，财经委员是П·H ·瓦西里耶夫，劳动委员是M ·C ·特罗菲莫夫。遗憾的是这些同志几乎没有一个还活在人世。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2:02
　　在最初的交战中
　　工作繁忙的春天。穆罗姆市的叛乱。在喀山。戈沃尔科夫的教训。去军事学院学习。
　　1918年4 月以前传到我们这儿来的关于白卫军叛乱的消息，对弗拉基米尔的居民并没有多大影响。4 月份省兵役局发来指示，要求训练无产阶级特别支队，以便拿起武器保卫苏维埃政权。但是我们的武器很少。一部分是由缴获敌对分子的枪支补充，另一部分则从弗拉基米尔和莫斯科领取。武器的口径不一，子弹不足。训练第一批红军志愿兵用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5 月份，这批红军志愿兵便被派往西部根据布列斯特和约划定的分界线去值勤了。这批战士刚走，《弗拉基米尔省苏维埃消息报》就紧随首都报纸报道了捷克斯洛伐克白卫军在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发动叛乱的消息。于是又开始了紧急训练新的红军支队的工作。
　　在我们县，还有我们全省，参加志愿军的基本群众都是些工人和退伍的士兵。他们的装备相当差，许多人没有作战经验。要说去镇压个别的反苏维埃叛乱和维持秩序，他们的力量还绰绰有余。但是在内战已经爆发的时候，为了战胜敌人。显然就需要大量的正规军队。苏维埃政权单靠志愿兵是难以对付敌人的。
　　政府作出了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决定。5 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号召。6月就开始动员。弗拉基米尔省早在春天就已划归莫斯科军区管辖，尔后又转划给雅罗斯拉夫军区。我们在6 月份做的工作如下：组织征兵工作，收集原卫戍部队遗留下的军用物资并清点登记，通知入伍新兵去分队报到，发放武器，对新兵进行政治教育和训练，草拟开展这项工作的报告，并经过省和军区兵役局上报全俄总参谋部动员部。
　　开始免不了要出现混乱现象。譬如，莫斯科军区的雅罗斯拉夫军区的军事委员——约泽夫维奇和利文采夫就同时要求我们立即提供情报。省军事委员M ·C ·列什科精力充沛地开展了工作。随后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将军也从那里起开始投身到军事舞台上来。我和他就所有问题保持经常不断的接触。
　　我们兵役局首先尽量把过去退役的士兵重征入伍，以便加快对志愿兵的训练。然而退役士兵不够，不得不招募没有在军队服过役的人员。
　　一些村庄中富裕农民的子弟，尤其是富农子弟都跑入森林。他们把埋藏在秘密地方的步枪、卡宾枪和纳甘式手枪挖了出来，结伙为匪。卫戍司令部设下了包围圈，派出了巡逻队。我们支队的队长B ·C ·乌斯平斯基和县民兵主任B ·и·伊斯特拉夫在剿匪中表现特别勇敢。
　　我们的《苏多格达曙光》报，以及省和中央的报纸每天都报道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直到现在，在我眼前仍时常浮现出贴满墙头的有关5 、6 、7 月份非常消息的传单。有一次当俄共（布）苏多格达县委会正在讨论由于社会革命党人闹事而引起的莫斯科局势问题时，电报传来了穆罗姆反革命叛乱的消息。穆罗姆事件只不过是社会革命党人与白卫军互相勾结策动的反苏维埃暴动链条中的一环而已。
　　众所周知，1918年春逃亡到顿河地区的保皇党军官们纠合起一支志愿军，向库斑河方向流窜。这支军队在库班由科尔尼洛夫指挥。后来邓尼金便成为这支队伍的首领。与此同时，一支所谓的北方志愿军也开始组建，其首领之一就是鲍里斯·萨文科夫。这个社会革命党人在十月革命以后就疯狂地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在伏尔加河流域各城市和普里卡米耶市的白卫军与萨文科夫分子纠合在一起，建立了一支由沙俄上校萨哈罗夫和反革命组织《保卫祖国的自由同盟》的成员格里戈里耶夫率领的东方支队。这些人妄图在伏尔加河流域推翻劳动人民的政权，并与萨马拉市的立宪会议委员会联成一气。由他们策划的反苏维埃叛乱中，最臭名昭著的要算是雅罗斯拉夫市的叛乱。穆罗姆市的悲剧，在全国范围内似乎鲜为人知，但是对弗拉基米尔省居民来说，却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穆罗姆事件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6 月8 日夜间，武装的白卫军阴谋分子按照在奥克斯基群岛的一次秘密会议上预先拟定的行动计划，袭击了穆罗姆苏维埃、警察局和卫戍部队。遭到突然袭击的红军战士和民警还没来得及抵抗就被逮捕，投入了监狱，有几名共产党员被杀害。一批苏维埃工作人员抵抗到清晨，向谢利瓦诺沃方向退去。白天叛乱者宣布把居民编入白卫军，并召集了蛊惑人心的群众大会。大街上到处张贴着有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签署的传单，谎称在下诺夫哥罗德、卡西莫夫和叶拉奇马等地的反苏维埃暴乱已经取得了胜利。
　　萨哈罗夫的联络员们奔赴郊区农村，到处搜寻零散的富农匪帮，但毫无成效。因为就连叛乱分子在穆罗姆当地的政权也没有来得及巩固。譬如，他们还不能对机车修理厂实施监督，工厂的工人不让白卫军随便接近工厂的大门。次日，就从四面八方（从弗拉基米尔，苏多格达、梅连科夫、维克萨、库列巴克、古西和科夫罗夫等地）调来了军队镇压叛乱。最大的一支是由二百五十名战士组成的弗拉基米尔支队。党组织派穆罗姆市有名的布尔什维克塔古诺夫担任该支队的政治委员。不久，穆罗姆便处于被半包围状态，从莫斯科派来的一批战士和弗拉基米尔人、古西人从库尔洛夫斯基方向攻打白卫军，苏多格达人和科夫罗夫人从戈尔巴特卡方向进攻，其他人则从南面进攻，敌人丝毫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我记得简直没有一枚子弹从我头顶上飞过。城市解放以后，在穆罗姆市召开了群众大会。大会进行得很成功。参加集会的绝大多数都拥护苏维埃政权。
　　参加镇压叛乱的我支队一直没有机会休整。我们刚返回原地，兵役局就得到指示，要组织一批战士参加弗拉基米尔支队，开往东部前线。联合支队的指挥员是前沙皇军官，他是1917年就转到苏维埃方面来的戈沃尔科夫。我被任命到他那里当政委。我们支队加入了由前沙皇军士库兹涅佐夫率领的第227 弗拉基米尔团。团党委会由共产党员瑙莫夫领导，政治委员（也可能是副政委）是科夫罗夫的女工娜斯佳·科鲁诺娃。我们经过捷沙、阿尔扎马斯、谢尔加奇和舒梅尔利亚向卡纳什挺进。在卡纳什我们第一次同捷克白匪遭遇。从这里我们团又调往斯维亚什克稍北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加入了第5 集团军的左岸集群，其任务是肃清该地区直到卡赞诺克河的敌人。集群大约有两千名步兵，二百五十名骑兵，并配有九门火炮和一列装甲列车。
　　据从喀山逃出来的难民说，侵入城市的号称人民军的白卫军枪杀了落入他们手中的共产党员、水兵和工人。需要日夜兼程地向前挺进。由B ·M ·阿津指挥的第2集团军的阿尔斯基集团正由东北向喀山进军。这减轻了我第5集团军的压力。所以П·A ·斯拉文军长下达了转入进攻的命令。白匪分子决定先发制人，佩佩利亚耶夫将军的集团向前推进。这个集团的骨干由数个军官营组成。于是我们就必须同他们交手。
　　加入第5 集团军的红军支队成分复杂，既有从喀山退下来的地方支队，也有从其他地区调来的队伍。特别是有许多无产阶级分队和共产党员分队是根据党的动员调到东方面军来的，在喀山我就遇到过特韦尔人和彼得堡人，莫斯科人和图拉人，下哥罗德人和雅罗斯拉夫人。后来，其他集团军也采用了这种配备人员的方法。
　　从波罗的海沿伏尔加河给我们派来三艘雷击舰，还有几艘武装驳船。在舰艇的炮火支援下，当时由Я·A ·龙金（他不久就英勇牺牲了）率领的我左岸集群以坚决突击将敌人击退到喀山。然而我们还未来得及巩固既得阵地，敌人就突然发起了反冲击，恢复了原来的阵地，并有将我们逼退到偏僻森林去的危险，随后卡佩拉的军官旅也冲向左岸集群的后方。来自喀山的难民队伍接连不断。从他们那里我们了解到喀山市的悲剧。该地的工人于9 月初举行了起义，但起义被镇压下去了，接着发生了白卫军新的暴行。
　　还在8 月29日，当卡佩拉分子被击退，并在斯维亚日斯克近郊遭到打击之后，战斗就开始了转折。不久在喀山市上空开始出现我们的飞机。它们没有轰炸城市，只是撒下一些对劳动者和被欺骗的捷克士兵有号召性的传单。在一份传单上印有杰米扬·别德内的诗句：
　　飞机的嗡嗡声越来越近，
　　传单从飞机上飘入天空。
　　读吧，白卫军士兵，
　　别德内·杰米扬的告民众书。
　　我的诗篇就是胜利的号角，
　　它像宽恕罪孽的钟声响彻云霄；
　　祈祷吧，资产阶级分子，
　　不然惩罚随后就要来到……
　　大部分弗拉基米尔人留在伏尔加河右岸，并参加了向上乌斯隆的进攻。从那里的山岗上就能看到喀山大教堂的圆顶和休姆别金塔楼。戈沃尔科夫支队一边消灭小股敌人和敌人设置的狙击队，一边沿河的左岸向前挺进。
　　在这些小规模战斗中我接受了初次的战斗洗礼。它决定了我的命运，悄悄地提示我，我的岗位就在红军中，并使我产生要把整个生命献给军事工作的愿望。青少年时期对从事教育事业和化学工程师工作的幻想被新的观点代替了。这种新观点是在经受严峻考验的过程中逐渐成熟起来的。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2:23
　　在喀山近郊我初次体会到什么是用重炮弹的轰击。炮弹声不停地在你头上呼啸，泥土和弹片向四周飞溅。战士们始终是弓着腰，卧倒在地上，特别不愿意从地面爬起。每个人都力求找到一块掩蔽地，在感到自己比较安全的时间才开始环视四周。某些红军战士对飞机空袭感到特别难受。多数战士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空袭。飞机只是把炸弹投到半俄里以外的地方，瞧吧！战士们的散兵线就乱套了，一些人开始掉头向后跑。有两三个神经脆弱的人，刚一听到发动机低沉的嗡嗡声便撒腿就跑。其他人则极力不使自己露相。我们的左右友邻部队—奥尔沙团和涅维尔团最初对空袭的反应也是这样。
　　打仗的本领不是一下子就学会的，这是一门艰苦的学问。也不是每个人（包括指挥员）都能掌握的。有的人能成为勇敢机智的真正军人，他就能引导人们走向胜利。另一种人则可以成为优秀的司令部工作人员，但在枪林弹雨之下表现胆怯。第三种人个人骁勇，却不善于指挥部队。而第四种人一般他说只适合于躺在沙发上幻想战功。唉，生活后来使我信服，甚至在职业军人中，有时也会出现第二、第三和第四种人。我现在常常想到的一个人，就是以他的模范行为和富有真知灼见的思想打开了我的眼界，使人懂得应该当一个什么样的指挥员的那个人。这个人正是属于第一种人。
　　我指的是戈沃尔科夫，他是个旧军官，在二月革命以后立即毫不动摇地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坚定地跟着列宁的党走。他同我的谈话，关于旧军队的叙述，关于军事学术，战斗组织原则的论述，在我决心作一名红色指挥员上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青年时代我曾认为真正的指挥员应该是勇敢坚强，嗓门大，射击准确。布尔什维克党的教育使我明白了士兵的思想政治因素和觉悟具有多么巨大的意义，我逐渐开始理解到能够给人们以教益的，要么是系统的军事教育，要么是战争本身，而在学习上首先还是要向戈沃尔科夫学习。
　　遗憾的是，我和新朋友并肩前进的时间并不长。9 月初我们转入进攻。军官营用机枪进行猛烈的连续射击，唤起战士们投入冲击真不容易。当时戈沃尔科夫全身直立，站在队伍的前面，在他的后面是我和旗手。伙伴们唱起了“仇恨的旋风在头顶呼啸……”，接着支队冲向了敌人。我们还没有走出几步，戈沃尔科夫全身晃动了一下，我向他扑了过去。从他的鬓角流出了鲜血，我还没来得及派人去叫护士，他已经与世长辞了。
　　敌人的火力越来越猛，怎么办？是后退？隐蔽在战壕里？还是继续前进？战士们看看我，有人已经卧倒。我喊了一声，向铁路路堤跑去。我向四周一看，所有人都跟着我向前跑，似乎没有人掉队。我们在路堤旁卧倒，几位连长爬到我跟前，问道：
　　“政委同志，是挖战壕还是在这里短暂停留？”
　　我习惯地向四周看了一下，已经看不见戈沃尔科夫了。在这种时刻犹豫是不行的。由于想起了戈沃尔科夫的教训，我向连长下达了任务，最后说：
　　“我一站起来——这就是继续进攻的信号！”
　　射击停止了。当我们刚站起身来，就看到一些带金色肩章的人（指帝俄时代的军官——译者注），斜端着刺刀冲过来了。他们张着嘴巴，由于枪声听不到喊声，双方短兵相接，撕打在一起。我向敌机枪手打了一梭子子弹，机枪哑了，可从他身后跳出一个手持步枪的士兵。要是他来得及开枪，我就完了。我急忙跳过“马克辛”机枪的护板，想用驳壳枪手柄打击敌人的头，突然脚底下拌了一下。摔倒时发现敌人挥动了一下枪托，觉得后脑勺被猛击了一下。以后就神志不清了……。我在救护车箱的卧铺上神志清醒了过来。就是说，还活着！
　　过了一天，同志们前来探视，带来一封从弗伦奇·戈沃尔科夫口袋中发现的信，是寄给《消息报》编辑部的，他在信中号召红军战士彻底消灭白卫军。信的结尾写着：“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苏维埃是我们的救星！”又过了几天传来消息，喀山解放了。
　　在苏多格达，朋友们都到火车站迎接原来的政治委员，医生吩咐要我长期休息和治疗。我休养了将近两个月，恢复了健康。青春的活力渐渐地占了上风。我可以越来越多地出席县委会的会议，帮助新来的政治委员工作。最后我觉得自己可以重新战斗了。
　　当苏多格达隆重纪念伟大十月革命一周年后不久，我向俄共（布）县委会提出要求，调我到作战部队去工作。县委会则建议我领导全县军训普及工作。争论提交到省级机关，在那里做出了我们谁也没有想到的决定，派我到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去接受系统的军事教育。由于要派遣一、二年级的学员到前线去，我在该学院的学习曾有过两次中断，第一次是在1919年5 月。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2:24
　　反对邓尼金匪帮
　　第9 集团军在什么地方？韦申斯卡亚事件，由斯捷平率领的师。艰难的退却。向波沃里诺突围。背叛。再见，南方面军！
　　1919年5 月的一天，在那芳草如茵，鲜花盛开的时节，我来到了南方面军司令部，该方面军当时是由B ·M ·吉齐斯领导的。我必须从这里潜往第9 集团军。我使用“潜往”这个词并非偶然。虽然整个战线从罗斯托夫附近的某地通过，然而在从沃罗涅日到集团军驻地的四百公里途中，到处都有熊熊燃烧的战火。在北面，突破了防线的白卫军突击集群正在进攻，在顿已斯的西面和北面，乌克兰土匪头目发动了叛乱，在利斯基和诺沃霍佩尔斯克中间地带，富农掀起了暴动；最后，在韦申斯卡亚也爆发了哥萨克叛乱。要想按指示到达库尔特拉克河、梅德韦季察河和伊洛瓦河之间的地区，我们这一组人员就必须穿越顿河沿岸一带的草原，绕过各个反苏维埃的匪帮。
　　早在1919年4 月，这里就出现了这种混乱局面。南方面军在早春季节就已将邓尼金匪徒逼至海边，但未能发动最后的决定性打击。乌克兰红军在共和国的西南方，正忙于肃清外国干涉者造成的恶果。而在5 月份其兵力又为叛乱头目格里戈里耶夫的暴动所牵制。来自中央的优秀的红军补充队伍又调往东方面军进行补充。由协约国装备起来的邓尼金部队很快就恢复了元气，握紧拳头，准备发动进攻。截至4 月底，为了反击白卫军的十万骑兵和步兵，南方面军只能派出七万三千人。
　　人数有两万人的第9 集团军由3 个师组成，松散地配置在正面两百公里的一线上。该集团军从东面威胁着罗斯托夫，其后方正如前面所述，有哥萨克的叛乱。受到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挑拨的韦申斯卡亚、喀山、米古林、叶兰和乌斯季霍佩尔等地的哥萨克人都拿起了武器。他们得到纳波洛夫、阿斯塔霍夫、舒米利诺、索洛卡等地哥萨克庄园主的支持。因此第9 集团军与第8 集团军不得不抽调相当数量的兵力在自己的后方镇压叛乱。其他方面军和莫斯科也派出了援兵，一伙三万人的叛乱者被围了起来，但未被歼灭。
　　5 月6 日邓尼金转入了反攻，迈- 马耶夫斯基将军的志愿军经顿巴斯向乌克兰移动；弗兰格尔将军的高加索集团军越过萨利斯克草原向察里津推进；而西多林将军的顿河集团军则以两个骑兵军向我第9 集团军的第16师和第23师的接合部突击，并于5 月25日突破了防线。敌人作到这一点并不太困难，只要注意到当时属于第9 集团军军长指挥的一万五千名步兵和骑兵，已成独立集群分散部署在由康斯坦丁诺夫斯基到卡缅斯基镇一线，就可一目了然。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南方面军转入防御的命令也未能及时到达。不久，压迫我有邻第8 集团军的顿河哥萨克第3 军前出到米列罗沃地域，谢克列捷夫将军的军队经过塔钦斯卡亚、米留金斯卡亚、博克夫斯卡亚等哥萨克镇向前急进，去援救韦申斯卡亚的哥萨克人，并于6 月7 日与叛乱者汇合在一起。
　　在我前往最远的、在集团军最左翼作战的第14师的途中（这个师就是我奉命去工作的那个师），我就遇到并结识了一些其他师的指挥员和战士。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斗志昂扬，但也有某些人，尤其是第23师的某些人表现有所不同。我认为此事似乎与第23师师长Φ·K ·米罗诺夫的职务调动有关。米罗诺夫当时在萨兰斯克附近某地正着手将调到那里的数个霍波尔贫农支队组建成一支红色哥萨克军。老同志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米罗诺夫归来，按照他们的话来说，米罗诺夫一定能够“整顿”好顿河的“秩序”。但他们所说的这个“秩序”的概念是什么呢？
　　后来我才了解到，米罗诺夫就其思想观点来说，是个典型中农的、过去受过社会革命党人影响的、还不具备坚强的布尔什维克的世界观。他为人正直，但有过动摇，就像一部分中农有时动摇一样。1919年3 月党的第8 次代表大会宣布与中农结成巩固联盟的方针，只不过刚刚付诸实现。而当这一方针日臻巩固时，那些像米罗诺夫一样的人就会停止动摇的，那些“分化哥萨克人”的流言蜚语就会销声匿迹，韦申斯卡亚的叛乱也就会自然平息。这种看法我曾从集团军政治部的某些工作人员那里听到过。我认为，有这种可能。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应当毫无把握地等待，而不去加快步伐积极地肃清反苏维埃的叛乱呢？
　　内战继续不断地提供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但它不但在政治方面，而且也在纯军事方面教育了人们。我确信，一旦我开始担任第14师参谋长助理的工作，就要直接受师参谋长基谢廖夫、师长斯捷平尼和政委罗日科夫的领导。
　　这个兵团的简史是：1918年夏季由普列斯尼亚和扎莫斯克沃列奇耶的红色工人团组建为莫斯科特别旅。后来派往南方面军，秋季改编为步兵第14师。同时，特别旅改称第2 旅，而第1 和第3 旅是由各种志愿兵支队组成。1919年1 月，一位年轻的拉脱维亚人、布尔什维克、旧军官亚历山大·卡尔洛维奇·斯捷平尼担任了师的领导，我们用俄语叫他：斯捷平。兵团在他的领导下走过了漫长的战斗历程。他对我的到来很感兴趣，他长时间地询问我过去的工作，在学院的学习情况和课程的性质，其中许多教授与他在旧军队共过事，他都认识。参谋长则直截了当地送给我一张地图说：“您的任务就是管理这个，标出我军和敌军的位置，并及时标出所有的变化。”到此，向我介绍情况的事就算结束。此后我与基谢廖夫的交往就少了。可以认为，他事先就对从我这里获得珍贵情报不抱希望。难道他已预见到，年轻的参谋人员对他就没有什么稗益吗，依我看，我在开始时确实对他的帮助很少。这一点在初期我已觉察到了。收集最新资料，并将它标在地图上，这就用去了几个小时，然后开始核对情报。因为这种事情不能不作调查研究，只凭信人言。要知道这与作战指示是否及时，整个战斗成功与否有很大关系。经过核对，发现一点也不一样。也可能四个小时以前的情况确实是这样，可是我们的队伍在不断地撤退，而且撤得还相当快，一切都可能发生变化。当时我们还没有无线电。电报在草原又不能使用，电话又来不及架设。当你从线轴上拉下电话时，战线已经变动了，你还得重新把电话线缠起来。通信兵就是这么办的，而且借口哥萨克的袭击，撤退得快，扔掉了大量器材。如何确定军队的位置？我手下没有配备通信员。即使有，也是一样，我师部队部署的两端相距有三十公里，来回走一趟，情况早变了样。如果我自己能够在各部队收集情况该多好！为此就需要到各部队走走。而我却被死死地钉在司令部，坐在原地动不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对自己的处境越来越不满，我开始考虑如何把这个问题提给基谢廖夫。环境本身帮了我的忙。一次斯捷平带着副官和传令官准备外出到各旅去，师长看到了我，便问道：“工作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不能胜任这种公文式的工作，这样安排工作我看不出有什么成效。司令部登记的情况跟不上形势的变化，因此实际形势是一个样，在地图上标的是另一个样。”
　　“您会骑马吗？”
　　“会，一般来说还喜欢马。”
　　“好吧，就给你一匹马。”师长立刻改用“你”字（他对认为椅子比马鞍好的司令部工作人员说话，强调表示尊敬时用“您”），“去吧！听我的指挥，到各部队去跑跑，了解一下需要些什么。”
　　我对给我马表示了谢意，随即备好马鞍，就出发到各旅去了。事情立刻发生了变化，我到各旅后，把了解到的情况马上标在地图上。基谢廖夫也就开始重视起我的情报。
　　“您这是从那儿搞到的。”起初他问道。
　　“亲自看到的。”我回答。
　　尔后，我不知道他对我开头的工作是否作过检查，但他现在却经常用我准备的地图了。斯捷平也注意了解我所作的工作。当他确信我的工作已经开展后，又交给了我一项监督步兵第1 旅的任务，在这个旅中编有几个国际主义者分队，后来我又临时担任了该旅的参谋长。
　　与此同时，我们仍继续向东北布祖卢克河方向退却。退却毫无组织。不要说根据不久前在学院学到的理论，就连普通有正常思维的人都能提出，应当怎么办。既然整个方面军，包括我们的友邻一第8 和第10集团军都在退却，就不可能立即建立起防御。必须从后卫派出可靠的狙击队，利用一切方法和有利地形挡住敌人。与此同时，抽调主力攥成铁拳，占据新的防御区。而我们则完全不是这样做的。第14师处境本来就比其他兵团困难，因为它不是沿直线向北退却，而是经过齐姆良斯卡亚、下齐尔斯卡亚、奥布利夫卡亚、克列茨卡亚和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等镇向谢列布良科沃退却，沿着弯曲的顿河东岸兜了一个大弧圈。危险时刻尾随着我们，有时能听到背后的枪声。
　　当时的财主们焦急地等待着“自己人”。国际主义战士的遭遇尤其困难。敌人的宣传机关不厌其烦地胡说什么顿河人“正在从俄罗斯仇人的手中拯救祖国”。白匪飞机在退却的红军部队头上撒传单，传单上说“苏维埃必亡”。有时还撒下一些由邓尼金反间谍机关在白卫军后方某地伪造印刷的《真理报》。捏造出一些来自各条战线的消息，从这些消息中必然会得出结论：似乎红军的未日即将来临。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2:24
　　6 月初，第9 集团军司令员П·E ·克尼亚格尼茨基的职务由该集团军参谋长、原沙皇军队的上校H ·Д·弗谢沃洛多夫接任。在这种情况下，集团军新领导采取了哪些措施呢，据我看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当然我所知道的并非全部情况。政治工作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有力。不管怎样，这项工作在我们师显得软弱无力。《红军战士报》上的消息很少，刊登的政治材料也不多。各旅、团与师政治部的联系时常中断。集团军司令部下达一些相互矛盾的指示。也没有按要求组织防御。我们既没有受领过与友邻协同行动的任务，也没有得到过关于集结地的准确指示。
　　师长斯捷平经常呆在第一线和战士在一起，以自己的到来鼓舞战士们。我们大家都非常尊重他。全师的人都很了解他，把他看做是一位勇敢的，具有主动精神的指挥员，并公认他的权威。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行动无组织的责任不在于他。其实我们也没听到过集团军司令部对他有类似的指责，集团军领导不是表示缄默，就是下达眼睛向上的指示。当时我虽没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但也不止一次地感到某些命令的荒谬。这些荒谬的命令特别是在局势非常严重的时候，更加令人诅丧。第9 集团军对各师的指挥遭到破坏，弹药不足。后勤机关已随第一梯队转移。流行病猖撅。集团军近四分之一的人员患伤寒病发烧躺在马车上。似乎周围的整个草原、所有树木、土丘、野草和空气部被氯化汞和石碳酸的气味浸透。
　　敌人及时地利用了我们的错误。我们担心在经过某个村镇时，会不会突然从某个角落里呐喊着杀出一股哥萨克骑兵来。哥萨克妇女，甚至他们的孩子都不向我们透露任何消息。可是西多林将军的部队却有许多耳目，因而掌握了我军全部调动的情报。顿河第3 军的主力逼近我第9 集团军的后卫，并向我军后卫的前面和后方派出哥萨克分队和骑兵侦察员。他们隐蔽在沟壑和凹地，从身旁放过红军大部队，袭击小股红军，给他们造成损失，从而为撤退的红军造成复杂的局面。显然我们缺少自己的骑兵。
　　由此我联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同国内战争作一比较。在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当兵力对比相当时，有时战线长时间停在一个地方，这一点在法兰西的一些战斗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当时进行的是阵地战，使用骑兵是不适合的。有人开始说，骑兵作为一个独立兵种，行将消亡已经是为期不远了。可是在我国爆发了内战。前方和后方这两个概念时常会颠倒过来。用铁丝网障碍物掩护的绵密的战线通常是不存在的。战争具有运动战争的性质，有大量军队进行远距离的调动，因而骑兵又重新复活了，重新发挥它的重大作用，有时能够决定会战的结局。我们暂时还没有什么值得夸口的地方。截至1919年6 月，红军南方面军在骑兵的数量上较邓尼金大约少五分之三。
　　从友军得到帮助已经无望。保卫察里津的第10集团军好不容易才击退了弗兰格尔分子的骑兵兵团。该集团军的布琼尼骑兵军后来被调到第9 集团军的阵地。配置于西边的第8 、14和13集团军甚至没有力量挡住经乌克兰跋涉而来的白卫军志愿兵的各个团，也没有力量去平定马赫诺的叛乱。
　　第14师作战地带内的战斗行动发展如下：5 月中旬第2 旅位于叶卡捷琳尼斯卡亚镇一带。南边靠近乌斯季贝斯特里亚斯卡亚的是第：旅。再往南北顿涅茨河注入顿河的河口处是第3 旅。5 月24日顿河哥萨克白匪第2 军的一万二千五百名步兵和骑兵向我右翼发起了冲击。几支仓促组建起的混成支队前来增援第2 旅，不仅打退了敌人的冲击，并且冲入叶卡捷琳尼斯卡亚镇。白匪斯塔里科夫将军被击毙，敌人一片张惶失措。
　　然而，更北面的我第23师没有支持住，撒了下去。于是哥萨克绕过第14师，把它压向顿河。为了不被装入“口袋”，必须采取行动，或者强渡顿河，与自己的集团军脱离，往南撒向第10集团军正在作战的马内奇河一带，或者紧急撒回已经向北移去的整个第9 集团军的战线。最后选择了第二种方案。但是还没来得及组织撒退，6月2日顿河第1 军的七千五百名步兵和骑兵就向我第3 旅冲来。在前一天晚上，一名负责修建渡口的师工程军官叛变投敌。他供出了警卫部队和第3 旅主力的位置。敌人迅速将第3 旅包围。红军勇士们都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据几个从哥萨克手中逃脱的人讲，当得知援救的希望破灭时，旅长谢苗诺夫、团长库兹涅佐夫和政委们为了不落入敌手全部殉职了。没有一个人向白匪投降。
　　于是，我在前面已讲到的撒退开始了。6 月4 日在莫罗佐夫斯克我们几乎损失了全部火炮。在齐尔河和库尔塔拉克河之间的草原上，经过多日的激烈战斗之后，6月13 日我们终于接近了顿河中游。又过了两天追上了第23师。这时我们队伍中的战士已经所剩无几。而马蒙托夫的哥萨克人都越来越猛烈地从后面逼近我们。我们一些零散的同志在草原上艰难跋涉寻找自己的部队时，落入了白匪的魔掌。当我们得知以师政治部主任丘贡诺夫为首的政工人员牺牲的消息后，深为悲痛。
　　第14师的后卫当时在谢列布良科夫车站附近甩掉了敌人。师长斯捷平和往常一样，这时与担任后卫的同志们在一起。其中还有我们司令部的几位指挥员。我们处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炮弹几乎就在身边爆炸。我在一次爆炸时被震伤。斯捷平看到我的情况后，向我说了一些什么，可我什么也没听到。于是他指了指附近的一个村庄，并拉起我的马缓指着那个方向。只好到那儿去了。我勉强骑在马鞍上。看情况射击似乎仍在继续，只不过我暂时被震聋了，什么也没听到。只是当马因为害怕附近的爆炸而向一旁躲闪时，我才稍有察觉。
　　突然我的马躺在了地上，我好不容易才从它身下把脚抽出来。原来马被弹片击伤了。马在地上抽搐了几下，向上跃了跃，又重新倒下去了。我好不容易才勉强走到村庄，跨进了第一所屋子。在正房的床铺上躺着一位妇女，她作了个手势不让我靠近。看来她正患斑疹伤寒。旁边有一桶牛奶。我没敢动它。只作了个手势表示想喝水。那位妇女向外室指了指。在那里我找到了净水，当我刚一喝饱，全身都瘫软了。哥萨克随时都有可能闯进村来。我在台阶上稍稍坐了片刻，便挣扎着慢慢向铁路方向走去。一到车站我便倒在了横七竖八的圆木堆中。
　　我躺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感到又重新能够听到声音了。开始时我只能辨别出机车的汽笛声，尔后我又能听出个别人的说话和喊叫声。一列火车在小车站停了下来，从车厢里下来一些红军战士。我认出这是从察里津开来的步兵营，他们是担任守卫通向波沃里沃方向的铁路的。我向营长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便命令他们在土丘上设防，从南面掩护车站。当步兵刚刚沿土丘散开时，我就望见了斯捷平和副官骑马奔驰而来。“这是什么部队？”他问道。我报告了这是些什么人和我下达的任务。师长对我的命令表不赞同，吩咐尽力守住高地后就走开了。不久就出现了白匪。我们用齐射数次打退了他们的进攻。这时子弹已经打光，再没有什么可用来射击的了。而在侧翼远处，影影绰绰地出现了敌人的骑兵。战士们立即跑回钻进车厢里。列车向北开去。营长让我跟他一起走，我没有去，因为我决定检查一下这个地区，看哪里还可能有我们的分队。在小车站后面有一匹不知是谁丢下的马正在吃草。我便骑上它向前边的哥萨克镇奔去。
　　我很快来到了一道深沟前。不论我怎样赶马，马都不愿下沟。我环视四周，发现哥萨克白匪已经不远。于是，我不得不扔掉马，滚下深沟，爬进了灌木丛中，我数了数七连发手枪的子弹，决心把子弹打光，绝不活着当俘虏。哥萨克匆忙地上下搜索，还一边骂着：“政委这家伙钻到哪里去了”。他们的叫骂声听得一清二楚。后来不知谁喊叫说，看见了一辆四轮马车，于是骑兵侦察队急起追赶马车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从沟底爬了上来，向四周望了望，便向最近的一个村庄走去。我从堆放干草和木柴的板棚旁绕过了住宅，开始观察。只见街上停着一辆大车，车旁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我认出来了：当我初到第14师时，我曾在这位同志家住过一宿，他是管理炮兵给养的。我叫了他一声，他向我挥了挥个也喊了一声，让我赶快到他那里去。原来骑兵侦察队正在追赶他们。于是我们迅迎套上马车，离开了村庄。
　　走了几俄里，就看见了我们向北撤退的部队。我被安置在马车上后，就陷入了昏迷状态。这样不知道躺了几个小时，等神志清醒过来时，我们已经到达谢列布良科沃车站了。我用凉水冲洗了一下全身后，随即着手了解周围的情况。
　　我师的一个旅正沿铁路向潘菲洛沃撤退。另一个旅据说在先诺耶村庄一带。集团军司令部政委彼得罗夫委托我先给斯捷平送去一车炮弹。然后再去先诺耶把该师的准确位置搞清楚。我把大车派出后（后来我了解到大车按照指示到达了目的地），就拉出一匹马寻找旅的下落了。这是一次名符其实的超越障碍的跑马。有几回我不得不在沟壑中藏身。一直等到哥萨克骑兵侦察队消失为止。在先诺那附近，我碰上了一队哥萨克的侦察员。我决定冲过去。主要不是依靠军刀，而是七连发手枪。我放开马全速奔跑，并用手枪向哥萨克射击。虽然我的手被军刀砍了一下，但到底冲过去了。当我甩掉哥萨克时，已经离村庄很近了。
　　在先诺耶见到了第9 集团军司令员弗谢沃洛多夫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两位委员。司令员开始向我询问。我们进行了一次永远铭记在我心中的谈话：
　　“您是谁？”
　　“第14师参谋长助理梅列茨科夫。”
　　“到这儿来干什么？”
　　“查明我们旅的位置。”
　　“从哪里来？”
　　“从谢列布良科沃车站。”
　　“往那儿去的路好走吗？”
　　“太糟啦。我看见室外有您的汽车。坐车走不过去，雨后道路太泥泞。”
　　“嗯，没关系，会过去的。周围安静吗？”
　　“到处都是白匪的骑兵侦察队，远处我也见到了较大的骑兵支队。”
　　“不可能，你说谎！”
　　“怎么是说谎？我刚刚同一队骑兵侦察交过锋，勉强才得以脱身。”
　　“您哄骗我。您是胆小鬼！现在我就坐车从这条路上走过去。那里连一个白匪影子也没有，白匪可能在谢列布良科沃，但不在这里。瞧，我们就要炮轰他们了。”
　　“这样走不行，难道您想要当白匪的俘虏吗？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占据谢列布良科沃的不是白匪，而是我们的人。请允许我走好吗？”
　　“走吧！”紧接着是粗暴的脏话。
　　随后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两位委员也走了出来，并责备我说：
　　“难道可以这样同集团军司令员说话吗，会把你关禁闭的！”
　　我回答说，关的不会是我。如果他准备像他所说的那样去作，那被关起来的可能是另外一个。驻在谢列布良科沃的是斯捷平指挥的旅。集团军司令员想向他们射击。他们会判明，射击是从这里发出的，如果再发现村庄前的田野上有白匪，就会误认为这里也是白匪，就要予以回击。这样一来，在自己人之间就要发生冲突了。
　　“您收起这些话吧！”一位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Б·Л·米哈伊洛夫说，“我们是在郑重地警告您！”
　　这时集团军司令员从室内走了出来，爬上和教堂并列的钟楼。我看出，他现在真的要发出射击的信号了。我请求米哈伊洛夫允许我从一侧绕过田野，穿过树林到车站去，并尽快同我们旅和谢列布良科沃的政委彼得罗夫取得联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听到我说在车站看见了彼得罗夫，就立即改变了腔调，并表示同意我去。我刚骑马跑到树林，炮兵对射就开始了，幸好这时我看到彼得罗夫手持司令部旗子在树林边缘奔跑。我拦住政委以后，向他讲述了发生的事情。于是他转回钟楼去说服司令员，我则到村庄的另一头去，在那里找到了旅部，并向该旅旅长说明如何更好地选择道路。不久就得到命令向波沃里诺撤退，这样我们就出发了。
　　一路上尽管我非常生气，我还是始终沉默不语。而其他人则下停地在谈论刚才发生的事。不少人是亲眼目睹的，但谁也不明白，为什么司令员还没有了解清楚，就想经过哥萨克白匪的头顶（从钟楼顶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炮轰连他自己也看不清楚的队伍，何况还有人告诉了他，那是自己人。对于我，尤其使我愤怒的是，我们又在作莫名其妙的退却。“向波沃里诺”——这是什么意思？要知道整个集团军在一个车站上是摆不开的。谁来掩护诺沃霍佩尔斯克？谁来掩护叶兰？谁又来掩护去巴拉绍夫的通路？为什么我们不采取自卫警戒措施，不建立中间防御地带？从谢列布良科沃向北缓慢行进，时间已经够长了，即使命令执行得准确，但这个命令是我们所需要的吗？也许是我从自己这个矮小的了望台上根本看不到全面，而集团军首长看得更清楚些？
　　接近黎明时，由于我一路上手握缰绳，在马鞍上摇晃，开始打起盹来。突然间我觉得有人晃我的肩膀，睁眼一看，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您从哪儿得知弗谢沃洛多夫准备叛变？”
　　“什么叛变？”我没有听明白。
　　“您不要隐瞒，把您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您有什么材料吗？”
　　我仍然不能理解，他们具体指的是什么，心想，他们回到了昨天的事件上来。就说：
　　“随他们的便，我说了我心里想的。如果有人做了错事，对我们的事业有损害，又不倾听下边的意见，那他客观上就是帮助了敌人。当然，这和叛变也相距不远。”
　　“现在为这件事难过已晚啦。”米哈伊洛夫咂了咂嘴唇，“他在白匪那儿！小伙子，你别生气，你说：你从那儿知道的？”
　　司令员跑啦，叛变投敌啦！原来是这么回事！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他昨天的行为那样可疑。大概很早以前他就企图叛变，不然的话，第9 集团军在撤退时战斗队形的编成将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我由于完全出乎意料而惊讶不已，慢慢地才适应了这个可怕的消息。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两位委员仍然想从我口中间出某些消息。一场军事法庭对事件的审查看来是不可避免了。他们和叛徒在一起，而且不是一天两天，对叛变却疏忽了过去。他们将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或者完全有可能被开除党籍。遗憾的是，我不能帮什么忙。我一字一句地又一次重复了昨天同弗谢沃多夫的谈话。司令部的书记员马上将我说的话记录下来，我们都签了字。从那时起我连这件事的细节也记住了。
　　接近中千的时候，我接任了步兵第1 旅参谋长的职务。我师的一个骑兵团也配属给我们，命令我们从敌人手中夺回头天夜里哥萨克白匪夺走的丘马科夫斯基村庄。他们挡住了我们去波沃里诺的道路。必须把敌人从阵地上赶定。顿河人沿树林边缘在炫耀矫健的骑姿，企图引起我们从事无组织地仓促行动。而我们却沉着地进行着攻击的准备。于是敌人决定先发制人，自己投入攻击了。
　　哥萨克们将长枪斜挂在马上，呐喊着向前冲。步兵动摇起来了，需要鼓励鼓励他们的士气。骑兵团还没来得及展开，有一翼已勒马停止前进。为了使另一翼尽快地突向前去掩护步兵，旅长、旅政委叶弗宁和我跑到了骑兵队伍的前面，用刺马针向马刺了几下。根据哒哒的马蹄声，我感到红军的骑兵正紧随着我们急驰。开始我们三个并排奔跑，后来马自己以全速奋力疾驰起来，我的马看来比其他马更善跑。它猛力一冲把我带到了队伍前面，而其他的马则要数分钟才能冲上来。在奔驰中我一面用纳甘式手枪射击，一面躲闪瞄准了我的哥萨克长枪。哥萨克们飞快地从我身旁闪过，其中有一个猛然从背上抽出卡宾枪来，几乎是迎头向我射击。我感到小腿象烧伤的一样。把脚放在马镫内已感困难。有两个同志看到我要从马鞍上掉下来，当即把我扶住，抬到一旁，然后剪开马靴，草率地包扎了伤口。
　　白匪退走了，第14师到达了波沃里诺。追击哥萨克一直追到傍晚，然后回到丘马科夫斯基。我的情况越来越糟。在村庄找到了一名医士，但没有外科手术工具。于是他找来了一个钢制鱼钩在火上烧红。几个同志紧紧地把我按住，不让我在疼痛时乱动。老头便开始在伤口中翻找，最后终于把子弹钩了出来。然后他用新绷带为我包扎好，伤痛逐渐消失，我也就进入了梦乡。这样安静地躺了一昼夜，伤口开始化脓，又痛了起来。师和旅的朋友们来看我，斯捷平也来探视。斯捷平由于对革命事业忠贞不谕，在严峻的条件下表现了非凡勇敢精神，已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员。我们热情告别后，我被送到医院去动手术。此后我就再也没有机会看了第9 集团军。在治疗期间，我注意打听它的消息。偶然遇到的几位老同事也谈了一些情况。我们第14师因在叶卡捷琳尼斯卡亚重创了敌人，被授予红旗勋章。勋章是由加里宁在队列前授予政委的。1919年7 月，第9 集团军在巴拉绍夫附近占领阵地，掩护通向尔季谢沃的道路。秋天，它并入了东南方面军，又重新向顿河开进，把哥萨克白匪驱逐出新切尔卡斯克，尔后转战到库班，解放了叶卡捷林诺达尔（克拉斯诺达尔）。
　　我未能立即归队，在医院一直躺到秋天。经过一段很好地治疗后，我动身去莫斯科，因为有命令，所有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第一期还活着的学员要调去进修二年级课程。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2:25
　　参军后的第三个夏天
　　从莫斯科到乌曼。向突破口挺进！日托米尔的怪事。在加里西亚的原野上。利沃夫的转折。
　　1920年夏季，我第三次参加了在内战战场上的作战。第二次休战时期已告结束。不久以前，为了修复交通、矿山和准备木材，苏维埃政府曾把前方的多支集团军改为劳动大军，而现在他们又重新处于战备状态了。
　　苏维埃俄国从西面和南面受到了新的威胁。我们的事业在东部和北部。以及在高加索都发展顺利。但是在克里木，自称为《南俄罗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弗兰格尔男爵正在收编邓尼金的残余势力。在西面，波兰的地主资产阶级拒绝和平共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向波兰发出的呼吁书至今尚未得到答复。不久，白色波兰的军队转入进攻，并于4 月25日占领了基辅。
　　5 月12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再次进入战时状态，任命M ·H ·图哈切夫斯基为西方面军司令员，决定由第15、16集团军对波兰白匪实施主要突击。同时，西南方面军负责肃清乌克兰中部的敌人。于是，方面军司令员A ·N ·叶戈罗夫紧急向第聂伯河沿岸地带集结兵力，报纸报导了党和工人阶级的动员令。无产阶级国家的中心城市曾向各方面军输送过优秀人才，现在又开始向西方和西南方派遣新的工人队伍。指挥员训练班压缩了课程，年轻的红军军官被提前派往作战部队。我们军事学院也动起来了。5 月份大批学员被派往哈尔科夫任职，那里是叶戈罗夫司令部的所在地。
　　我们按照各自选择的办法分别到达了哈尔科夫。一批“院士”（人们这样开玩笑地称呼我们）搭上了挂在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大林专列后面的车厢。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另一名委员是由拉脱维亚人赖因霍尔德·约瑟福维奇·别尔津担任。他是一位才气横溢的文学家、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参加者、世界大战期间在前方打过仗的准尉，他又是十月革命后领导反对多布龙- 穆斯尼茨基波兰白匪军团战役的指挥者之一，是西方革命阵线的总指挥，后来又担任过北乌拉尔一西伯利亚方面军司令员对高尔察克作战，以及第3 集团军司令员和拉脱维亚苏维埃军队监察员，再后来又担任过几个方面军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别尔津是一位政治上可靠的坚强战士。我和他认识得较晚。而我以前也知道斯大林，虽然一年前在南方面军时曾听说过他。
　　我们到达哈尔科夫后，就来到了方面军司令部。方面军参谋长H ·H ·佩京不惜占用宝贵时间亲自接见了我们。他详细地介绍了形势，使我们熟悉了各种情况，并且通知我们到骑兵第1 集团军去工作。这个集团军在当时已威名远扬。人人都听说过它如何从一支不大的布琼尼骑兵支队，逐渐发展成为团、旅、师、军直到集团军，并积累了丰富了作战经验，狠狠地打击了克拉斯诺夫、博加耶夫斯基、马蒙托夫、沙季洛夫、弗兰格尔、什库罗、西多林、乌拉加、波克罗夫斯基等人，以及其他一些哥萨克白匪首领们和邓尼金将军的部队。在这个骑兵集团军的旗帜下作战是非常光荣的。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即将积极参加一系列战役，因为无论如何骑兵集团军是绝不会放在预备队中的。我们焦急地等待着加入这个充满战斗荣誉的集体的时刻到来。但参谋长则先领我们去见方面军司令员。叶戈罗夫热情地对总参谋部的年轻军官们致了临别赠言，随后，斯大林希望接见我们。
　　在斯大林的房间里，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我们坐着回答问题，而这位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却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面用双手转动着烟斗，不紧不漫地向我们提出问题，倾听我们的回答，然后又提出问题。从那时起我和斯大林的谈话，无论在类似场合，或在其他场合虽然不下数百次，但是在当时我却万万没有料到会有这样一天，我能以总参谋部参谋长的身份，以副国防人民委员和方面军司令员的身份同这位伟大人物——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和最高统帅进行谈话！在伟大卫国战争结束后的一天，有一次斯大林问我：“梅列茨科夫同志，说实在的，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的？”我提醒他是在从莫斯科去哈尔科夫的火车上，在1925年5 月的一次谈话中。斯大林一边听我说一边长时间地微笑着。我当时又是多么惊奇，因为他们向我们这些参谋部军官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涉及到的竟然是：你们熟悉马匹吗？实在说，那次谈话大概是这样开始的：
　　“你们会骑马吗？”
　　“我们都受过骑兵训练，军事委员同志。”
　　“那么，你们也知道用哪只脚先登马镫吗？”
　　“这就要看怎么方便了！古怪人是到处都有的。”
　　“备鞍以前，你们会不会用拳头把马肚子里的空气排出去，好让马的肚皮瘪下去，不致于使系紧马肚带的骑手受骗？”
　　“似乎还会一点儿。”
　　“请注意，同志们，现在谈的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必须立即加强骑兵第1 集团军各级司令部。所以要把你们派到那里去。谁如果不晓得马的脾气，他在骑兵集团军中就将一事无成！”
　　方面军司令部当时已经转移到克列缅楚格。我们随同司令部到达该城以后，下一步还必须自己去寻找在乌曼附近的骑兵集团军。在方面军司令部有人告诉我们，骑兵集团军基地司令部设置在叶丽萨韦特格勒。到那里似乎就不难了解到野战司令部在什么地方了。原来基地司令部参谋长H ·K ·肖洛科夫已离去，但是没有他我们也搞清楚了，从叶丽萨韦特格勒到乌曼没有直达铁路。而马匹上级答应只能由师里拨给。这就是说，沿着驿站马车道，经过新乌克兰卡、季什科夫卡、新阿尔汉格尔斯克和巴班卡是行不通的。而沿铁路则需绕一个大圈：一条是走北线，那就需要经过斯梅拉、什波拉、塔利诺那；一条是走南线，经过波莫什纳亚、盖沃龙。怎样才能尽快到达呢？我们是被派往布琼尼处担任司令部参谋的几个刚毕业的军事学院的学员。我们知道，人们在等待着我们，而我们自己也不愿意迟到：再过两天就要发起进攻了。
　　总算到了乌曼，通过一眼望不到头的警戒哨（立即映入眼帘的是设置在高地上的司令部的警卫），我们来到集团军首长住所前。一位红军哥萨克问我们，为什么在这里闲逛。我们告诉他，我们是从总参军事学院来的。
　　“是俘虏吗？”他得意地微笑起来。
　　“当心点，最好你自己现在不要被我们抓来当俘虏！”
　　小伙子瞪大眼睛跑去报告。我们想，这回要见到的准是野战司令部参谋长C ·A·佐洛托夫，但是向我们走来的却是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委员，也就是集团军司令员布琼尼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委员伏罗希洛夫（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三委员谢尔盖·康斯坦丁诺维奇·米宁认识还要稍晚一点）。伏罗希洛夫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们一番，然后说：
　　“关于你们的情况，给我们的报告可能不对。”
　　“不，”我们反驳说，“我们真的是总参谋部的军官，这是我们的书面命令。”
　　谈话开始了。就这样我第一次和内战时期的两位光荣的英雄认识了。以后安排我们吃了饭，并催促我们到自己的师里去。我被派到д·д·科罗特恰耶夫的第4 骑兵师任师参谋长N ·B ·科索戈夫的侦察肋理。另一个是作战助理。
　　给我派来当文书的是一名大学毕学生；据说，他有真才实学，还不是党员，他确实是一位不错的工作人员，文思敏捷，所以我很满意，他能使我摆脱繁琐的文书档案，全神贯注地投入侦察的组织工作。在我的职责中还包括给师参谋长草拟上报给集团军司令部的报告，为此必须事先收集侦察材料。总的来说，骑兵集团军的侦察工作颇有成效，只是对新的敌情了解较少。方面军司令部用含糊不清的词句通报说，在我们的正面是波兰第2 集团军的数个步兵部队，卡尔尼茨基的骑兵师和前沙皇军官库罗夫斯基（当时是首领）的几个支队。而集团军侦察处长N ·C ·斯特罗伊洛也没有掌握关于敌人的足够情报。
　　首先，我不明白，我们同白色波兰人打仗，为什么到处碰到的都是库罗夫斯基匪帮。后来我才弄清楚，白色波兰人沿整个前线都安置土匪作为屏障。而土匪对自己主子的实力却一无所知，打仗也马马虎虎。他们主要是由各类地痞流氓汇集而成，一年前自称为“绿色”的那伙人，现在已彻底滑进了反革命营垒。
　　5 月底，第4 师突破了由土匪构成的屏障，而与优素福·皮尔苏斯基的士兵接上了火。这时，前进速度立刻慢下来了。
　　“听着，侦察队，”参谋长说，“你们的眼睛在哪里？我们是骑兵，我们的任务是冲过敌人的侧翼，袭击敌人的后方，在幅员辽阔的战场上实施机动，用火力和刀枪冲击敌人。而不是把全师拉向铁丝网障碍物。去吧，寻找可以绕行的地方！”
　　我自己也看出，骑兵集团军作战常常不按骑兵的方式。经常是急于突破铁丝网和战壕。这样是不能突破防线的！但是到哪里去找这条讨厌的可以迂回过去的路线呢？为数不多的俘虏都异口同声他说，到处都是一样。我不论将侦察队派到什么地方，都遇到了密集的炮火、机枪和步枪的射击，以及纵深梯次的防御。或许旅长们能知道一些情况。于是我开始询问旅长们。第3 旅旅长A ·A ·切博塔廖夫愿意回答问题，但他自己也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迂回的路线。他说，去年冬季在已泰斯克附近，各旅突然在沼泽地遇到了邓尼金的坚固防御，也未能取胜。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改变战术，寻求一种新的作战方法。第1 旅旅长Ф·M ·利通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却埋怨说：
　　“我们谁是侦察员？是你还是我？把敌人的配置情况告诉我，这是你份内的事。而我的工作是打仗。”
　　第2 旅旅长是N ·B ·丘列涅夫，我经常找不到他。战斗结束后，我钻到人群中去找他，而他已去查看战利品了。我尾追他来到战利品收集队，他又到师长那里去了，当我赶到师长那里时，丘列涅夫已将他所知道的一切报告完毕，又匆忙到各团去了。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从师长那里获取一些情报。
　　我逐渐了解到，我们的友邻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就连铁木辛哥的第6 师，莫罗佐夫的第11师、帕尔霍缅科的第14师都不能克服敌人的防御，找不到可以突破的地方。现在我才明白了，这里的斗争条件与东乌克兰、顿河和高加索草原完全不同。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有益的教训。正如1919年的南方战线不同于1918年的东方战线一样，现在的西南战线也不同于南方战线。在敌防御做纵深梯次配置的条件下，骑兵如何作战呢：那就要找到它的薄弱地段，然后放弃线式正面进攻，将全部兵力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拳头，在该薄弱地段突破敌防御，深入敌纵深，袭击敌人的后方。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2:26
　　应当给波兰士兵以应有的评价。士兵们仗打得很漂亮。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宣传巧妙地促成了这一点，它喋喋不休地怂恿敌军说什么，“祖国的命运”在他们手中，宣传说1772年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对波兰实行了第一次瓜分，1793年实行了第二次，1795年又实行了第三次。拿破仑重建的华沙公国于1815年又部分地划归了俄罗斯。1918年独立的波兰复兴了。而现在俄国人又想要征服它，这样的宣传起了作用。枪骑兵和波兰兵，甚至所有被包围的人都战斗到最后，而且在开始时也很少有人投降。
　　只有长时期地进行国际主义的宣传、向波兰士兵解释已发生事件的意义、揭露皮尔苏德分子的肮脏政治勾当，并与波兰的无产阶级建立直接的接触，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这就需要时间。而当前还必须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反动的白卫匪帮所期望的武装干涉者给予沉重打击，使之清醒过来。对此，骑兵集团军正在着手作好准备。
　　我第4 师在奥泽尔纳亚附近发起了突击。第6 师随后跟进。侧翼由第14师和第11师保障。我们当面之敌是刚刚解体的原波兰第2 集团军的几个兵团（他们正位于守卫基辅的波兰第3 集团军和守卫文尼察的波兰第6 集团军的结合部上）。
　　布琼尼的骑兵的任务是向别尔季切夫突破，并摧毁敌人后方。6 月5 日，经过长时间的激烈战斗后，敌人顶不住了。第4 师强渡罗斯托维察河后，在亚格尼亚京突破了敌人的防御。我第14师和第11师也分别从右翼和左翼冲了过去。而第6 师则是从奥泽尔纳亚突破的。现在整个骑兵集团军都楔入敌军的部署内。敌军企图从两侧压缩我们，卡尔尼茨基的骑兵师从北面，萨维茨基的骑兵旅和步兵从南面向我骑兵集团军的侧翼夹击。但是，布琼尼却没有在两翼回击敌人，而把集团军向前带到西北腹地进行袭击。波兰人从我们后方将包围圈合拢。这样就开始了著名的别尔季切夫突围。三天后，第4 骑兵师冲向日托米尔，从行进间一举攻克了该城，解放了数千名被俘的红军战士，尔后，又挥师向东，在距布鲁西洛夫镇不远的地方，同以亚基尔为首的法斯托夫斯基集群取得了联系。这就意味着，在基辅和文尼察之间实际上已建立起一条“红色走廊”。
　　现在，可以从后方对波兰第3 集团军实施突击并解放基辅。然而我法斯托夫斯基集群已开始代替我们从南面向基辅移动，所以骑兵集团军又重新挥师向西。据我估计，这是因为必须继续袭击敌人后方。第4 师再次从日托米尔把波兰的卫戍部队赶走，并攻克了该城。参谋长向我布置了一系列新任务，要求我侦察基辅方向、拉多梅什利方向、科罗斯坚方向、沃伦斯基新城方向、舍佩托夫卡方向和别尔季切夫方向，换句话说，即侦察所有方向上的敌情。而我师却在原地按兵不动。原来是和方面军司令部的联系暂时中断了，我们不明确突破后的后续任务和大体的行动计划。
　　在日托米尔的日子里，发生过这样一件事。由于工作繁忙，我顾不上考虑住房问题，就把这事向师司令部管理员讲了。他为我找到了一间房，把地址交给了我，告诉我说，在这个住宅里往着一位原先的总督。我带着勤务兵就到那里去了，迎接我们的是一位年轻的主妇和他的父亲，她告诉我说，这间屋子已经有一位红军军官先生、侦察长官占用啦。我向她解释说：“就是为我定下的。”我安置好后，就回到了司令部，并在司令部对管理员说，不知谁说话时向居民泄露了秘密，现在居民知道了一些不应该知道的情况，就是说，保密工作做得不好。
　　工作之余，我得空回去休息。一看，我们的女主人正坐在那里哭泣。这是怎么回事？女主人回答说：“父亲被红军当成特务抓走了。”我打电话问保卫科：“我的住房安全吗？”保卫干事回答说安全，主人不是他们抓的，但知道这是谁干的，现在就吩咐他们放人。我安慰了一下可怜的主妇后，因为有紧急召唤就回到了司令部。一小时后，经科索戈夫同意，我又回去休息。这时，男主人已在家，但愁眉苦脸地坐在那里。原来又把他的女儿抓走了。我再次给保卫科打电话。保卫干部讲，不是他们抓的，但知道是谁抓的，现在就叫他们放人。又过了半小时，那妇女容光焕发地迈进了自己的家门。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司令部管理员为了掩饰自己说的废话，竟然这样卑鄙粗暴地对人进行报复。我对他进行了严厉地惩处。要知道，从这类小事中可以形成和平居民对红军的看法。这也是一种政治宣传，为了不给敌人的宣传提供把柄，在这些问题上一点也不能马虎。
　　骑兵集团军虽然按兵不动，但在精神上给皮尔苏德部队以巨大的压力。俘虏们证实，波兰军队的后方一片混乱，正疯狂地向突破口地域派遣援兵，波兰第3 集团军由于担心被包围，正从基辅撤退。既然这样，那我们还等什么呢？必须尽快切断敌人的退路！就在这时，等待已久的命令终于从方面军司令部传来了。骑兵第1 师准备迎接新的积极行动，第6 师和第11师由布琼尼率领去西南方，以便掩护突破口地区不受跟踪我军的波兰枪骑兵和步兵从侧翼突击。第4 师和第14师在伏罗希洛夫率领下向拉多梅什利挺进，以便尔后急剧转向西北，对盘踞在科罗斯坚地域的集团实施突击，这样一来，集团军暂时分散了。夜间距科罗斯坚不远的地方，一支隐蔽接近的敌人袭击了我们。我当时在司令部值班，当即发出了战斗警报，并喊醒了伏罗希洛夫。他立即令各旅投入反冲击。
　　双方激战了数昼夜，各有胜负，最终我们还是击退了敌人。敌人以损失其步兵第7 师的代价挽救了由基辅撤退到科罗斯坚的其他各师。在这次交战中我负了伤，在去医院途中，我躺在马车上得知，旅长利通接替了第4 师师长。
　　我在基辅的一所小医院里大约躺了一个星期。后来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可以一瘸一拐地在市内走动了；利用这个机会，浏览了一下市容。伤口刚一愈口。我就回到日托米尔。现在这里已经是后方了。骑兵神速的冲击，使波兰的防御全线崩溃。西方面军的行动也很顺利。白色波兰人从整个战线向后撤退。在日托米尔，人们告诉我：“如果想追赶上自己的师，那么，把马鞍备好，快到罗夫诺去。目前那里还有地主。当你骑马跑到时，正是时候！”而我就是这样做的。
　　路上用了两昼夜。从沃伦斯基新城途经科列茨，一路上到处都是波兰人丢弃的马车、炮架和其他军用物资。迎面走来的是一队队被押送的战俘。7 月4 日这天从前方传来了隆隆的炮声。傍晚我们停在戈伦河边饮马，落日的余辉照射在戈伦河河道两边的柳树枝头，又过了几个小时，我和勤务兵已经漫步在夜幕下的罗夫大街上，脚底下一面磕磕绊绊地碰着睡在地上的战士，我们刚刚从这座城市里把敌人赶出去。
　　这次我被派到C ·K ·铁木辛哥的第6 师，同样担任师参谋长助理职务。这个师的参谋长是K ·K ·若尔涅尔凯维奇。他交给我的任务不仅是管侦察，而且还负责作战工作。从获取必要知识的观点来看，这样做是非常有益的。一般说来，不论是在1918年还是在1919年，或者把这两年加起来，都没有像我在1920年于骑兵集团军服役期间所得到的战斗经验多。
　　多年来，集团军司令员布琼尼对我的教导，一直使我铭记在心中。至于侦察工作，在整个7 月份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就像后来在一首著名歌曲里所唱的“让出华沙、交出柏林……”那样的日子已经来临。看来，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越过了国界，即将和波兰、德国北方、奥地利、罗马尼亚的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起义融合在一起。苏维埃的匈牙利和巴伐利亚即将复兴。欧洲一些国家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使我们坚信，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胜利已为期不远了。7 月底产生了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8 月初成立了加里西亚革命委员会。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面临的任务是从东北和东南方向实施钳形突击，向华沙方向突破。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解放明斯克后，迅速向维尔诺（今维尔纽斯——译者注）挺进，并经过平斯克向布列斯特前进。叶戈罗夫的部队向其靠拢，将自己的左翼逐渐转向西北，并尽量绕过加里西亚。沃斯卡诺夫的第12集团军在萨尔地域作战后，准备向科韦尔前进。骑兵集团军指向卢茨克，尔后是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扎莫斯季耶、柳布林。亚基尔集群占领了克列缅涅茨、布罗迪、拉瓦- 鲁斯卡亚一带。莫尔科恰诺夫的第14集团军在加里西亚作战的同时，从罗马尼亚方向掩护西南方面军。现在师侦察工作的当前任务是查明去卢茨克的通路，而我则研究楚曼、奥雷卡、姆林诺夫一线的情况。
　　突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从方面军司令部发来了关于改变作战方向的指示：我们不再面向弗拉基米尔- 沃伦斯基，转而面向利沃夫，亚基尔则面向斯特雷，第14集团军面向斯坦尼斯拉夫，就是说整个方面军的作战方向由西北转向西南。这样就为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在战斗最紧张的时期，在分散的战线上作战的计划奠定了基础，其结果就构成了我军在波兰进攻失利的一个原因。
　　骑兵集团军在兹多尔布诺夫、克列缅涅茨、布罗德、杜布诺构成的四角地区作战。会战进行得非常激烈。骑兵变成了步兵：骑兵接近敌阵地后很少以骑兵队形冲击敌阵地，经常是在狂风暴雨般的射击下急忙下马转为步兵，匍匐前进，像猎骑兵那样作战。突破一个防御地带，马上又遇到第二个、第三个。
　　战斗是以半阵地战的形式进行的，就像我们5 月底在白教堂附近进行的那场战斗一样。部队疲惫不堪，只能抽出一点时间休息。有时在敌人的火力下，战士们躺在田野上就睡着了。许多人受伤掉了队，人们变得又黑又瘦。弹药、粮食、饲料不足。马匹补充委员会也应付不了马匹的补充。人员补充没有来源。而且一点喘息的机会，那怕是短时间的休息也没有。而战斗却越来越激烈。8 月初，第6 师企图在科津和斯特里河上游之间的地区打乱敌军，使其瘫痪，但未成功。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临时撤消了师长铁木辛哥和参谋长若尔涅尔凯维奇的职务，将他们调入预备队。他们的职务由原第2 旅旅长阿帕纳先科和不久前来到前线的总参军事学院学员舍科接替。
　　从8 月4 日到10日的一周是在争夺斯泰里河渡口和通往拉杰霍夫接近地域渡过的。师的新领导指挥果断。顺便指出，由于布琼尼用他个人的权力把搞得精疲力竭的第4 和第11师调去整休，在骑兵集团军的第一梯队中就剩下了我们师和第14师加上一个独立骑兵旅。隶属于布琼尼指挥的友邻部队也倾注了全力：北面，
　　步兵拿下了卢茨克；南面，и·3 ·亚基尔的佐罗切夫斯基集群与科托斯基的骑兵旅和普里马科夫的切尔沃诺哥萨克师共同顽强地向亚先诺夫进攻。阿帕纳先科领受了攻占布斯克的任务。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几个旅在最近几天里不得不在难以跋涉的沼泽地，顺着布格河流方向作战。在我师的后面跟进的是第4 师。因此我们必须寻找渡口，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其他部队。几天来，我接受了特殊任务，寻找小河上能够涉水而过的浅水渡口和沼泽地那边小树林中可供马通行的小路，并和派出的小分队准备了渡河用的就便器材，后来，我临时执行了师参谋长的职务。
　　8 月中旬，我骑兵集团军正准备转入全面进攻，却因遭到波兰人在正面和侧翼的突击而停了下来，于是展开了紧张的战斗。不久骑兵集团军得到通知，它转隶给了西方面军。因此向利沃夫的进攻就撤消了。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从利沃夫被召回，去总参学院进修三年级课程（学院在前线的许多其他学员也一起应召回院）。
　　在骑兵集团军行列里渡过的那几个月，对于我成长为一名红色指挥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几个月，我认为再重复一次一点也不多余。无论如何，直到二十年代中期，我在军事学术上的观点，以及如何把这些观点贯彻到实际生活中去，完全取决于我的经验，而这些经验正是从第：骑兵集团军第4 师和第6 师的战斗行动中提炼出来的。在后来，我在莫斯科军区（在1925年秋季以前，这个军区一直都是由伏罗希洛夫领导）的服役，也对这些经验有不少的充实。如果说从1917年夏季到1920年夏季可以做为我成长为军事首长的第一个阶段，那么，以后的五年则是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是与我深入研究内战经验和参加当时遍及整个红军的改革联系在一起的。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2:28
　　谈谈军事学院
　　红军需要自己的军事院校。克利莫维奇、斯涅萨列夫和图哈切夫斯基。我们是怎样学习的。理论还是实践？新的路线。再到苏多格达。毕业。
　　在内战年代里，我曾有三次是在总参军事学院的讲堂中渡过的。这是一所高等军事院校，现在改名为伏龙芝军事学院（现在的总参军事学院建立得很晚，是在1936年成立的）。
　　关于红军的第一所学院是如何产生的，还是值得谈谈的。早在争取签定布列斯特和约的时期，当时红军刚刚诞生并开始组建，指挥干部普遍感到不足，尤其是司令部参谋人员更缺。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决定利用旧军队的军事学院（原尼古拉军事学院）的干部和教学设备。要知道，许多军官、正直的军事专家和爱国人士，当他们看到苏维埃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之后，当时已经转到苏维埃一边来了。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学院重新在首都展开工作是不可能的：在签署布列斯特和约之后，苏维埃政府担心来自德国帝国主义背信弃义的袭击，决定把一些机关迁往东部。在西部建立一个所谓的屏障，一种类似彼得格勒军区、西部军区和奥尔洛夫军区沿分界线设置的野战边防团那样的部署。与此同时，在北方、中央和东方，仓促地成立了莫斯科军区、白海军区、伏尔加河沿岸军区、伏尔加河东岸军区和乌拉尔军区（后两个军区后来合并了）的区域民兵师，在它们的保卫下向这些军区后撤了许多企业和机关，其中也有军事学院。
　　当时谁也没料到，内战的火焰不久就烧到了正是在原来认为是大后方的那些地区。军事学院设立在叶卡捷林堡（现今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离被看守的罗曼诺夫皇族的住宅不远的地方。白卫军加紧向这里进攻，企图在救出尼古拉二世之后，把它当作反革命的旗帜。当时我们没有守住叶卡捷林堡。当然，乌拉尔的工人们也急忙枪杀了沙皇王朝的代表。但是，当我们的司令部撤退时，没有带走学院的物资器材。学院的干部则都遣送到喀山。
　　瓦采蒂斯向我们讲述了社会革命党人穆拉维约夫背叛之后，在喀山发生的事。穆拉维约夫于1918年夏季领导过东方面军，尔后升任总司令，在我们学院任教授。学院的人员住在喀山商业学校。瓦采蒂斯企图劝说这些人到红军服务，但没有成功。只有几个人响应了方面军司令员的号召。而其他人都等待白匪进城，并以学院院长沙俄将军安多格斯基为首投入到敌人营垒。后来，安多格斯基在托木斯克领导了高尔察克学院，再往后又逃到了满洲。
　　与此同时，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秋季提出了建立300 万正规军的计划。由谁来训练这支军队，担任各级司令部的工作和指挥兵团和部队呢？缺少军事干部。恰巧从国内战争中涌现出了大量来自人民的，有才能的优秀人物，后来成为杰出的指挥员。许多沙皇时期的专家都忠实地为苏维埃政权服务。但是，仍满足不了需要。就在这时，俄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作出决定，组建新的军事院校，指挥员训练班，其编制人员主要以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参加者来配备。
　　前线的紧张局势迫使压缩教学时间，初步确定为六个月（后来这个期限有过几次延长）。即使六个月也几乎没有一个人能连续不断地听课。通常是学员学过一段时间后，就离校到作战部队去，然后再返校继续学完课程。我的情况就是如此。学习多半是在冬季进行，夏季作战，有时也有例外。逐渐延长教学时间又导致了我们所不希望的后果：不能合理地分配学科时间，无益地浪费时间。但当时又没有其他办法。
　　新的军事学院是这样建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从科兹洛夫城召回安东尼·卡尔洛维奇·克利莫维奇。他在那里是县的军事领导人。启用原少将A ·A ·雅克夫烈夫担任未来学院的办公室主任。任命老布尔什维克埃米利·伊万诺维奇·科兹洛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尼古拉那维奇·扎列日斯基为政委。从这时起，在莫斯科也开始组建诸兵种合成型的，偏重于总参谋部工作的高等军事学院。最初学院设在沃兹德维任卡（现在是加里宁大街的起点），革命前为猎人俱乐部所占用的原舍列梅捷夫宫。
　　学院领导人员有过变更。克利莫维奇于1919年由旧军队的军长，数学硕士安德烈·叶夫根那维奇·斯涅萨列夫所接替，他在1918年曾帮助苏维埃政权组织过对德国人的回击。1921年学院院长是图哈切夫斯基。在国内战争年代他是最著名的苏维埃军事活动家之一——东方面军第1 集团军和第5 集团军司令员，高加索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司令员，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和肃清安东诺夫匪帮叛乱的军队集群的领导人。
　　政治委员除上述两位同志外，在我当学员时记得还有п·H ·马克西莫夫斯基和B ·д·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我印象最深的第一批教授中有亚历山大·安德烈那维奇·斯维钦和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诺维茨基，他们都是原来俄国军官中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的学问渊博的军事专家，著书立说的思想家和出色的教员。他们还精通司令部业务，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1918年时，有些人一度认为在红军中拟制文件似乎是资产阶级的流毒。对于这种偏见一下子未能消除。
　　《消息报》曾报道过关于学院招收学员的消息。此外还向各地兵役局发出了通知。形式上要求具备某种普通教育的程度，但实际上这个条件没有遵守。第一期招收学员时，起决定作用的是两名俄共（布）党员的介绍信，个人党龄和军事工作经历，主要是在红军工作的经历，结果进入学院的人的知识水平参差不齐。有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大部分人受过中等教育，某些人则只受过初等教育。自然，后一部分人的学习非常吃力。
　　起初教授们对我们相当迁就。在1918年到1919年的教学年度里对考试只有两个评分等级：“及极”和“不及格”。而且在我的记忆中，“不及格”还是很少有的。通常都能得到及格的评分。然而仍有少数学员不能胜任在学院的学习而离开学院。当然，后来的每一期学员都比前一期的强。培训未来红军总参谋部军官的训练水平在提高，对他们的要求也在提高。某些学员离开了学院，只是因为他们经受不住来自教授方面的冷漠怀疑和对他们多少表现出的有些讽刺嘲弄的态度，以及讨厌教员在教学中表现出的烦琐哲学，有的甚至认为，他们用不着学习，只要用流出的鲜血也能给苏维埃俄罗斯带来益处。在后一种人中就有真正的自学成材者，例如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夏伯阳就没有学完一年级。
　　那时我正满二十二岁。大多数学员的年龄在二十五到三十岁之间。很多人还在旧军队中服役过，其中包括把军事当作自己终生职业的军官，希望得到尽可能多的牢固知识。这就产生了对待学习的热情。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这种热情是完全必不可少的。在政治方面，学员都非常自觉。共产党员从一开始就占全体人员的四分之三以上。后来，这个比重还不断增加。
　　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们那一期还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最高纲领主义者的社会革命党人。大约每六人中有一个非党人士。来报考学院的人有五百名左右，大约每五人中有工人被录取。1919年2 月又成立了一个教学班，补充招收了一百五十人左右。他们毕业的时间比我们晚。1919至1920年教学年度的招生制度同以前一样没有变化。约二百五十人组成了高级班，教学时间是从秋季到夏季，初级班是从冬季到夏季。在1920年到1921年的教学年度中，除了“高级班”（经历过国内战争）和“初级班”（没有经历过国内战争）外，还出现了第三种平行班。就这样学院一年一年地在发展。
　　熟悉现在军事院校情况的现代军官恐怕未必能充分地想象到，我们当时是怎样学习的。甚至最详细的描绘也不能把当时学习生活中极端艰苦而严峻的特点完全表达出来。其实，这涉及到的不仅是学院。有时，学院进来一批预备学员，而后留下来学习就成了正式学员，这就需要宿舍。我们的宿舍离基督教堂不远。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一群群虔诚的教徒在正教日到教堂去作礼拜。当看着他们怎样在寒冷的日子里冻着牙齿打颤时，我们也不由自主地在自己房间里环视四周，搜索着，还能把什么东西添到火炉里，但什么也没有找到。房间里只放着一些床铺，几乎再没有其他家具。所以我们很乐意地卸劈柴，因为我们知道，回来时可以在腋窝下夹几块劈柴。一般地说，除了午休时间外，所有白天时间我们都用在学习上。
　　至于午餐，按那时的标准我们认为是够丰盛的了。每天给我们每人两俄磅面包，若干所洛特尼克（俄重量单位，约为4.266 克——译者）砂糖，黄米稀粥和鱼。每星期能吃两三次肉，最常吃的是马肉。
　　大讲堂里的座位不够用。因此学员们忙着为自己占据能放板凳的地方。有时在房间的一个角落有人在画地形图，在另一个角落有人在分析博罗季诺会战要图，第三个角落一些人在选修德语，在第四个角落，经济委员则在开会研究要不要给学员在宿舍里发床头柜。我们在这些大讲堂里，每天要听四节课，还要作两个小时实习作业。一直到精明能干的总务主任在黑市上买到了中学教学参考书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我们有一个不小的图书馆。这个过去曾是猎人俱乐部财产的图书馆，可以毫不吝惜地向读者赠送有关狮子狗和灵犬（一种锐目捷足能迅速逐赶野兽的俄罗斯猎犬——译注）的区别的资料，或用阿克萨科夫方法钓鱼一类的资料。但对我们的帮助却不大。有时出现一批从旧书贩那里运来的军事书籍，就得赶快登记上自己的名字，因为任何人都不能再一次见到这些书：多数学员对向图书馆还书的“资产阶级偏见”还是陌生的。只依靠笔记是不行的。冬季在大讲堂里有时非常冷，甚至带着手套写字也很困难。一些人记忆力好，这就帮了他们大忙。当学院的印刷厂投产后，我们很高兴。我们都领到了年级教学大纲和石印的战术教令、地形学和军制学教范。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2:29
　　最初，我是在1918年11月至1919年5 月在学院学习的。当时学院领导常常将学员派到各指挥机关和部门的办公厅去，不择手段地索取作业所必须的各种常用工具，如铅笔、圆规、地图、纸张等等。各种模型都在工厂制作，并且常常是在学员直接参加的情况下制作的。学员中间有很多是过去的工人和技师。他们样样都会。包装纸、糊墙纸都用来写字，或者把字写在旧书每页的字里行间。有时当你拿起一本笔记，在你面前竟是一本沙皇时代的中学生文选，而你会读到费特的诗篇：
　　啊姑娘，你的面庞是那样的苍白！
　　你将自己婉转的歌声融会在起伏的波涛中，
　　我爱你那苍白的面庞。
　　在窗前，在原野上。
　　只有大海，只有在大海中，
　　才是浪花追逐的地方。
　　在书的偶数页面石印字行之间写着汉尼拔（古代迦太基国统帅，传说他九岁时向父亲誓言要对罗马作终身不渝的斗争——译注）与罗马人在坎尼附近会战的讲义。在单数页上写的是在进攻中对现代化师物资保障的讲义。前线需要指挥员，而教学计划又是硬性的，院领导很着急，于是我们同时学完了士官生学校教学大纲内容中的军事学科和适合各军事学院学员的军事科学方面的高级课程，其中包括：总参学院的，诸兵种合成学院的，炮兵学院的。明确地按专业分班学习进行得很晚，虽然开始时有的学员班根据不同的学习目的已得到调配补充。
　　春季在霍登克开始了野外作业，我们不只限于在课堂上分析用粉笔划在黑板上的作战要图，而且一般战术课也在野外进行，时间约两周。有数天时间用来进行侦察和对地形进行目测（当时没有进行仪器测量的教具）。
　　到了1919年4 月，有二十人动身去东方面军。同样也通知我们，在近期内将有三十人到南方面军去。到兵团和部队（派到分队去的很少）去的都要委任较多的职务，但是，当那些幸免于难的人们在1919年秋天再次相逢时，才弄清楚，几乎没有一个人就地得到提升，而多数人后来提任的职务更低，或者总是没完没了地从一个职务调到另一个职务。我的情况（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则属于比较满意的少数人之列。
　　艰苦的学习和工作条件锻炼了人的坚强性格。从第一批和第二批毕业的学员中已涌现出了许多当时比较有名的、专业水平高的指挥员。这样的著名军事首长可以列举出一些，如帕维尔·德边科、伊万·费季科、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鲍里斯·费尔德曼、伊万·丘列涅夫、谢苗·乌里茨基、列昂尼德·波得罗夫斯基。不少精明而有见识的专家毕业于1920年成立的所谓东方学研究所。该所由A ·E ·斯涅萨列夫亲自领导，总的说来，他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在史学领域，对苏联东方学的发展都发挥了巨大作用。说实在的，从该研究所毕业的学员我知道得不多，因为他们入学的时间比我晚两年，而且还由于他们具有一些特点：同时学习些附加学科（亚洲国家的专门地理和东方语言），他们的学习时间表特殊，和我们的不一样。东方学研究所的学生对自己的专业非常自豪。他们之中有些人学习阿拉伯语，有些入学习土耳其语，也有学习波斯语、汉语和日本语的。这个研究所的有些毕业生后来到中国担任了苏联军事顾问。他们是应孙中山先生的邀请而去的。
　　后来，所有“院士”的年度考试和测验都筹备得非常隆重。但在1919和1920年组织得还是非常认真的。特别是1920年的春季很忙，当时有两个年级的全体人员，还有一些教员被派往南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集团军去。为了庆贺学院开始工作而举行的隆重晚会也不是在平淡无奇的气氛中度过的。
　　学院作为一个学府是从1918年11月24日开始工作的，而学院正式开学是在12月8日。在许多人的讲话中我特别记得雅克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当时的那段简短而又非常热情动人的发言。那段话是当时他向未来的指挥员和司令部工作人员所作的临别赠言。
　　从军事学院我得到了些什么呢？可以说收获很大。我的生活经历就是没能使我受到系统的中等教育。然而，就我的记忆，多少年来我一直在追求知识，渴望扩大自己的视野。我能够受到军事学院的教育，这同我向往成为一名军事干部，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红军的愿望直接吻合。所以我如饥似渴地抓住了这个已成为现实的机会，尽管学习有过中断，尽管学习组织得不够严密，尽管当时教给我们的不全是国内条件下首先需要的那些知识，我还是不愿低估我在1918、1919、1920和1921年冬季和春季所接受过的那些学习的。相反，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做为喀山战斗参加者的我，同担任第14师副参谋长，以及同尔后担任第4 师和第6 师副参谋长的我，中间有着一段很大的距离。有时我在沉思中向自己提问：我从哪里的收获更大，是那次战争中在战场上作战的实践，还是在学院学到的理论？我久久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既是前者，也是后者，两者已交织在一起，汇成一体了。
　　例如在喀山我就看到了战士们高涨的士气，他们的觉悟，对自己事业的献身精神，以及政治上的坚定性所起的作用有多么的巨大。而经过半年，在学习过程中我理解到，由受过充分专业训练的人来领导这些战士该有多么重要，指挥员的才干起着多么大的作用，由此，我联想起了戈沃尔科夫。又过了几个月，在观察A ·K ·斯捷平的同时，我完全确信，理论和实践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正如在1919年6 月我们在南方退却时的艰苦条件下，如果是一位才能不如斯捷平的师长，很可能要毁掉很多同志的生命。
　　布琼尼是一位在国内战争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非常有才能的指挥员，他在领导庞大的骑兵兵团时，在很多方面又是一位革新能手。他和骑兵第1 集团军其他领导成员常常推翻指导战争的老一套理论，迫使白匪处于不利或不习惯的条件下作战。这是否意味着，在这里所有的军事理论都过时了呢，一切只取决于天赋的头脑敏捷呢？完全不是这样。当然，没有头脑敏捷是行不通的。但现在所谈问题的实质是指陈旧的理论原则不再适用，要用其他新的理论原则来取代。于是正是这些新的观点通过骑兵第1 集团军的作战实践产生了。当我把原先在课堂上学到的理论与1920年夏天在前线遇到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时，我再一次确信，指导战争是一门科学和艺术，并且是复杂的艺术，它不仅要求最大限度地付出和运用天赋的才能，而且需要严谨丰富的知识，以及对其创造性的应用。
　　例如我们在别尔季切夫附近突破了波兰的防线。这是一次要在前线的深远后方的广大战区内同时重创敌人，并取得辉煌胜利的战役。
　　又如前后不到一个半月的利沃夫战役，沉痛的失败是由于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战役性的错误。难道说，当时向华沙进攻的西方面军的作战行动就无可指责了吗？当该方面军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调到我们军事学院任院长时，学员不止一次地去请他解释。从他的回答中我们大家都清楚地看到，是由于违背了指导战争的某些原则（前方和后方必须保持可靠的通信联络，对军队进行正确而又妥善的保障，善于利用敌人的错误，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从而造成了那次进攻全面失利。这又一次使我确信：指导战争是一门艺术。
　　如果不是在1918—1920年的三次会战中经受了战斗的磨炼，我当时就不会成为头脑稍微清晰的军事首长。但是我仍然认为，如果没有经过相当正规的军事理论训练，我也就不会造就成一名能干的人。这种训练在后来的西班牙战争期间，芬兰战局和伟大卫国战争中都是非常需要的。这里又是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两者不是停留在原地不动，而是在向前发展。我不止一次地反复回忆起过去的经验教训，有时是为了直接运用它，有时只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很少是为了完全按另一种方式行事的。
　　有学院由谁和如何具体地为我们讲课，以及指导我们的作业，这里面关系很大。下面我来谈谈直到今天还记得的那些教员的总的印象。教员有各种各样。有些入看来是有经验的指挥员，但课讲得并不理想。他们到学院来是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邀请，现在他们向学员传授的知识，还是他们在旧军队中服役时所掌握的那些。另一些人则是有能力的讲师，但不适合在这样的讲堂上讲课，在这样的讲堂里他们不习惯，经过精选的军官团成员，是与旧军官并排坐着的昨天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很多人的文化水平很低。当然也有一些教员，他们善于同学员建立联系，讲解问题也通俗易懂，同时又符合科学性，因此他们受到学员的普遍尊敬和爱戴。
　　一些教员强调不问政治，这引起了学员的强烈不满。声名狼藉的“军人不过问政治”的论调，在教员中仍然有许多人信守不渝。但对我们来说，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当国内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又怎能“不过问政治呢”？如果战争本身不是别的，正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又怎能“不过问政治”呢？“超阶级”的软弱无力的对待军事的观点，过去和现在只能对劳动群众的敌人有利。我不会认为这类教员的思想改造能很快见效。他们的保守思想存在的时间够长了。例如，在教学的第一年，社会经济学的课程根本没有纳入计划。认为是选修课，而不是必修课。然而所有的人都去听了，而且怀有极大的兴趣，难道与人的整个活动和人本身存在的意义紧密相联的政治能与人分开吗？！对于我们，不要求在一年级考社会学这一门课，但我们深入钻研它的劲头比对任何一门军事学科都要大，社会经济学这门课程当时尚未调整就绪。在这里，根据党支部提议邀请来的授课人的政治倾向和知识水平，对课程有直接的影响。然而，事情逐步走上了轨道。在1919年我们听到了马克思主义课（由学院政委B ·H ·扎列日斯基讲授）和对外政策及革命战争战术课（由著名的革命活动家H ·и·波德沃伊斯基讲授）。
　　这些学科的作业经常被取消，有时是因为授课人工作忙，有时是因为突然要集体外出采集木柴。希望获得系统知识的学员就去普列奇斯坚工人进修班听课。1920年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也派人到我们这里作报告，他们报告的内容是有关当前形势或重要的理论问题。
　　1921年在讲授社会经济学课程的教员中，有几位我还记得。政治经济学由A ·A·波格丹诺夫讲授，他是位医生、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他过去曾是布尔什维克，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1905年俄国革命后的反动内阁时期一译注），开始背离列宁的立场。由于在哲学问题上的混乱，列宁曾在自己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波格丹诺夫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二十年代波格丹诺夫积极从事医学活动。他曾但任过输血研究所所长。而在学院他讲述自己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简明讲义。他对问题的讲解非常含糊不清，讲课中充满了学员经常听不懂的复杂术语。
　　历史课是由H ·M ·卢金—安东诺夫讲授的。他主要讲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他描述当时杰出的代表人物马拉待·曼伯斯庇尔和丹东非常生动。卢金早在本世纪初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并积极参加了莫斯科地方党组织的工作。一次他偶然了解到我于1913年曾散发过布尔什维克报纸《我们的道路》，该报的创办与卢金有直接关系。他长时间地询问了我的生活，并且对我是否愿意参加由他领导的莫斯科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很感兴趣。但被我拒绝了。我所向往的是在工农红军中服务。
　　我们还学习了俄罗斯联邦宪法和军事心理学课程。第一门课程实际上阐明了国家理论和法制学说。第二门课程很有趣味，提出了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大战时期的心理学问题。这两门课程是由M ·A ·列斯涅尔教授担任。他的课很有意思，但内容较深，能够听懂的人不多。
　　历史唯物主义是B ·и·戈列夫给我们讲授。从他的讲课中有时散发着孟什维克的气味，特别是当他阐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他在对我们的训练工作非常不满的时候，而这并不是偶然的。各条战线的形势，国外的无产阶级运动，《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党的日常生活，占据我们时间的首先是这些问题。当然我们对一切同党的路线不相符的东西反应异常强烈。
　　军事科学的课程从开始就安排得较好。1919年冬季和春季，一年级学的课程有“战术、司令部业务、军事学术史、炮兵、工程保障、地形测绘和军制学。此外，有些学员由于文比程度不高，还去听普通文化课。向我们传授知识的范围每星期都有所增大，5 月外出参加了战术演习。演习的主要缺点是它脱离了当时的形势。我们强烈希望战术教员和军事学术教员讲课中所引用的战例，主要不是取自亚历山大·马其顿反对波斯或叶夫根尼·萨沃斯基王子反对土耳其人的远征史，甚至是十九世纪的战争史（当时教员只讲这个时期以前的），而是取自日俄战争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和国内战争史。
　　对于国内战争，为我们组织了专题讲座，由过去毕业于总参军事学院的约阿基姆·约阿基莫维奇·瓦采蒂斯和原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参谋长费奥多尔·瓦西里那维奇·科斯佳耶夫两人讲授。瓦采蒂斯是革命前旧军队的上校。科斯佳耶夫是革命前旧军队的少将。他们两人精通军事，战例讲得清晰生动，通俗易懂，尤其是不久前他们还亲自领导过苏维埃军队，开始是在东方面军，尔后在各个方面军任职。听他们讲课的不仅有学员，而且还有教员。后者一边听着报告人讲述不久前发生的事件，一边耸着肩膀说：“得啦吧！要知道这才是昨天发生的情况，有关事件的资料暂时还没有收集齐，并且事件的参加者都还健在，他们是当事人。这能会是客观的吗？这是学院——可不是你们的小卖店。”
　　第一位同意与我们共同研究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的是战略学教授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斯维钦。第二位是军事学术史教授瓦西里·费奥高罗维奇·诺维茨基。他们两个在旧军队时就担任过较高的职务。而现在他们则热心地献身于培养红军指挥员的事业。应当说，在所有的教员中，正是斯维钦和诺维茨基在理论方面给我的影响最大，最重要的是，我从他们的讲课中得出结论，必须避免陈规旧套和死板公式，应尽力创造性地运用军事方面的遗产。
　　例如，斯维钦教授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们应当掌握过去的军事思想，并尽量地知道得多一些，只有这样作了之后，你们才可以反其道而行之。”
　　在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经验方面，1920年由一群学员组织的军事科学协会起到了一定作用。遣憾的是，由于我正准备毕业考试，没来得及参加这一工作。因此，只限于听听其他人的报告而已。特别使我感兴趣的是有关国外军队的技术革新问题的报告。
　　在那个时候，许多教员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过去，他们之中有些人轻视国内战争的经验，因为这个战争不是按一般规律进行的。弱者战胜了强者。飞机和坦克有时在步枪面前无能为力。在集团军的后方人们起来反抗，而镇压这些反抗常常不是诉诸军事措施，而是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决议来解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事情的军事一面已不复存在。不是的，它仍然存在，甚至还发展了，但此时已经带上了由于阶级斗争重要性的提高而引起的一种特殊色彩。于是课程内容的性质每年都有很大变化，也更多更经常地以昨天的事件为例来教育我们。
　　1921年1 月，当我的伤口剧烈疼痛的时候，我得到了几天休假的时间。请允许我在这里中断我对学院的记述。
　　我决定在苏多格达度过我的假期，以便和熟练冶金工人的女儿叶夫多基娅·波得罗夫娜·别洛瓦哑结婚，我们已经相好五年。缓慢爬行的列车，在上坡的路上气喘嘘嘘地停了下来，好像要把我短时间的休假全部吞掉拟的。旅客们手拿斧子和锯进入森林，给蒸气机车喂了本柴以后，它勉强地跑起来，然而又仅仅是跑到下一个高坡便又停下了。最后我总算到达了目的地。苏多格达执行委员会，这个由于我曾工作过而非常熟悉的单位，于1 月31日晨把结婚证书发给了新郎和新娘。在这之后，一大群老朋友在我的老同志，当时任俄共（布）县委书记的马尔科夫家里集会，祝贺我们的婚礼。在当时那个困难时期，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正如常言所说，大家一起集资就餐，委托了一些人带面包，另一些人带鱼，再一些人带其他一些菜肴，如此等等，尔后隆重地庆祝了我们生活中新的里程碑。2 月1 日我们乘雪撬去利吉诺，到妻子父母的家里。他们殷勤的迎接了我，而持“反对立场”的人多少有点突如其来地暴露出来。几个妻妹当时带来一些“体面的熟人”。尽管他们也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可仍以斜眼看我。原因是新郎的外表实在有点寒磅。在我健康的一只脚上穿着黑色靴子，而害病的一只脚上却是灰色靴子，并且有些肥大。上衣也有些陈旧，带有补丁，还烧了个洞。姑娘们睁大眼睛看着我，当我不在场时，就唱起小调：“我们的冬尼亚是朵真正的玫瑰花，却嫁给了豆腐渣”，以此来取笑。
　　1921年10月，学员们毕业的时候到了。这是学院第一次大批学员的毕业。毕业前我们经过了国家考试，作完了三个课题。第一个课题是有关军事学术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战略和战术中思想和意志的统一。留给毕业生四十五分钟答题时间。每超过一分钟都要扣分。如果考虑到试题丰富的内涵、外延和考卷的篇幅，在规定的时间内答完是不简单的。优秀的评分鼓舞了我应试下一个课题的信心。第二个课题带有历史性质。我分到的题目是两个战役：吕岑战役（大吉尔申斯基战役）和包岑战役。1813年4 月20日（5 月2 日）在萨克森的吕岑城附近，拿破仑一世重创了由庸碌无才的п·X ·维根施但指挥的俄普联军。维根施但是在库图佐夫逝世后接任指挥战役的。1813年5 月8 日至9 日（20日至21日）于施普雷河上的包岑城附近，拿破仑又一次击溃了联军。对我的要求是不仅要对这两次战役作出全面分析，而且要把双方统帅的战役思想加以对比。这次考试我得到的成绩是“良好”。因为在我的总结材料中，由于打字员的失误打有错别字，因此受到考试委员会主席B ·ф·诺维茨基的批评。教授严厉地向我指出了作为一名总参谋部的军官所不应有的疏忽大意。第三个课题是论述集团军规模的战役，我得到的分数也是“良好”。它的基础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作战经验。当时我们还未达到把我们国内战争的经验实际应用到考试的水平。但是，即使从研究分析交给我的这一足够现实的课题，对我来说也是受益不浅的。
　　为了庆祝毕业，我们一群学员组织了隆重的晚会。不仅是毕业生而且他们的家属也都得到了节日的礼物。后来，我们衣袋里揣着委任书，充满理想、满怀豪情地奔赴各自新的工作岗位，决心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建设正规的工农红军的事业。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2:33
第二章终生在工农红军服役

　　军事改革
　　在尼古拉·卡希林身边。1923年。关于改革的争论。熟习的地方。什么是“动员计划”？戈尔巴托夫、佩列梅托夫、伏罗希洛夫、伏龙芝……。巴济列维奇走过的道路。
　　我从军事学院毕业时，被推荐担任旅长职务。休假一个月后，我来到驻彼得格勒的独立训练旅。虽然这里的工作极为重要，但是，M ·H ·图哈切夫斯基并不同意这一任职。他说，还是将过去的骑兵，二十四岁的旅长留在骑兵任职更为合适，并与总司令○·C ·加米涅夫商谈，要把我调到西部（白俄罗斯）军区去。因此，1922年1 月以前我在工农红军司令部待命，由于上级首长没有提出异议，我就到西部军区去了。
　　当时，白俄罗斯还没有同俄罗斯联邦结成联盟国家。众所周知，苏联是在1922年12月建立的。但是，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军事同盟，早在国家联盟成立以前就已形成。它是因国内战争产生的，并且为共同保卫苏维埃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不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事业服务，在尔后则是组建苏联的前提之一。至于西部边境，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是加强它的防御。这就是我为什么把新的任命视为最富有战斗性的、非常必要的原因。
　　在白俄罗斯，摆在我面前的任务是组建骑兵军司令部，并担任该军的参谋长。鉴于司令部必须要由经验非富和能干的人员组成，因此，这并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尽快地配齐了干部，选定了武器和器材。但是，事后才得知，急于组成骑兵军司令部是徒劳的，因为由国内战争著名英雄H ·д·卡希林担任军长的军司令部被调到白俄罗斯来了。因而我被委任为托木斯克西伯利亚骑兵第1师参谋长。
　　由于我和卡希林在一起服役的时间很长，我想简要地谈谈他的情况。卡希林与其弟弟伊万（也是国内战争中的英雄）不同之点是不讲究穿戴，行为端正，对人稍嫌冷淡。他是一个无限忠于苏维埃政权的人，是位军人姿态端正，有组织能力和善于思考的军事领导人。卡希林的一位祖先曾参加过十八世纪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战争。卡希林和伊万的父亲虽然在乌拉尔附近的一个村镇中担任过哥萨克村长，但却被当局视为不能依赖的人物。1918年3 月卡希林弟兄在南乌拉尔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哥萨克百人团与杜托夫匪帮作战。当年夏季，卡希林指挥的奥伦堡支队、伊万的游击旅和B ·K ·布柳赫尔的乌拉尔第1 团合并成由卡希林和市柳赫尔指挥的南乌拉尔集团军。该集团军突破捷克斯洛伐克白卫军的防线后与红军会合，尔后又挥师向东，从高尔察克匪徒手中解放了乌拉尔和西伯亚利。在这些战斗中，卡希林表现了非凡的才能。因此，他现在享有很高威信，并受到应有的尊重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托本斯克骑兵师的状况使我感到失望，尤其是马匹的情况非常糟糕。磨破的马背几乎露出了脊椎，跛得厉害的马匹也只能送去屠宰。为了使它们不致因疲惫不堪而倒下，有时甚至不得不在单马栏中用皮带将它们拴住。我这个从小就喜爱马匹的人是不能对这些不幸的牲畜漠然视之的。
　　接到恢复该师战斗力的命令后，我特别关心马匹的状况。司令部决定，不是同时整顿整个兵团，而是先从一个团进行整顿。一个团刚刚整顿就绪，我们却又失去了它：把它从我师调出，交给了另一个骑兵师。接着，司令部又着手整顿第二个团，但是，当该团状况好转时，又被交给了友邻兵团。直到最后一个部队恢复战斗力以前，都是这样办的。当最后一个团被调走时，托木斯克骑兵师只剩下了一个光杆司令部，该师宣告解散。
　　这项长达九个月的工作结束后，我就被调到莫斯科工农红军总干部部。这时，恰值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需要从陆海军人民委员部抽调几个人到工农民兵总指挥部搞监察工作。而调去半年担任检查工农民兵工作的监察员之中也有我。对我来说，这虽然是一项完全陌生的工作，但内务人民委员部却尽量给我更多的工作机会，立刻就派我检查六个地方民兵局（摩尔曼斯克、坎达拉克沙、彼得罗扎沃茨克、提赫文、沃洛格达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工作。这样就使我初步熟悉了一个广大的地区，后来我在该地区担任过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担任过几个方面军的司令员，战后担任过北部（白海）军区司令员。
　　总的来说，周游北方数省对我非常有益，扩大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见闻，对我以后的工作是有用的。在返回莫斯科途中，我遇见了步兵第15军参谋长M ·M ·奥利山斯基。我们谈起了过去的工作和日常的感受。后来得知他需要一位助手。因为我搞过司令部工作，于是，奥利山斯基就邀请我担任这个职务。我没有拒绝。我们也谈到了北高加索军区，使我感兴趣的是如何在不同的经济和地理条件下安排军事工作的问题。
　　我带着M ·M ·奥利山斯基的介绍信来到工农红军司令部，1923年我得到了去高加索的委任。派遣证是B ·M ·沙波什尼科夫签发的。从国内战争时起，凡由工农红军司令部派出的指挥员都归这位认真仔细、意志坚定、热爱工作和有组织能力的人办理手续。他把自己军队干部老工作者的杰出能力，全部献给了他最喜受的红军。从那时起，我接到过几十次不同的任职令，几乎每次都是沙波什尼科夫为我饯别。他圆圆的大脸盘始终是那样镇定自若，指示始终是那样简明扼要，“亲爱的”一词则是他常用的口头语。秋天，我又来到顿河地区，这里是我过去在难忘的南方面军第9 集团军战斗过整整四年的地方。
　　虽然军事改革在1924年2 月（俄共（布）中央通过决议的时间）正式开始，但实际上1923年已作为开始军事改革的一年而载人工农红军的史册。这次改革是出自理论和实际的需要。其理论依据是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有什么样的军队。根据旧军队不适于劳动人民掌握政权的这一社会公认的主张，以H ·и·波德沃伊斯基和热心的宣传鼓动家弗谢沃布恰为首的一些人建议，苏联武装力量的建设应以全民皆兵的原则为基础。在这种体制下，凡适合应征年龄，并能拿起武器的男人均应接受军事训练，在和平时期谁也不必长期服兵役，一旦爆发战争，群众立刻应征入伍。这种体制叫做民兵体制。至于实际设想，他们则是以国内战争刚刚结束，战后时期存在困难的条件为依据的。
　　以国内战争时期最著名的一些红军领导人为首的另一批人则坚持另一种观点，即不要受过一般军事训练有劳动者所组成的大量民兵，而要经过良好训练，数量较少的基干军。根据他们的意见，这支基干军就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能够更好地捍卫苏维埃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力量。换句话说，他们以“常备的正规军”代替“非常备的武装群众”。两者之间不可能没有尖锐的争论。前者指责后者想采用革命前旧正规军的体制，企图在军事工作中给劳动人民的社会实行资产阶级那一套方法。而后者则非难前者把资产阶级“武装人民”的理论用来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这种理论过去在恺撒德意志军国主义军队中得到过最鲜明的体现，而对苏维埃社会来说，则是格格不入的。
　　任何一种武装力量建设计划的实施，均需取决于苏维埃国家的物质资源。我们怎样才能在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本主义分子竞争中尽快获胜，并将整个国民经济纳入社会主义轨道呢？社会主义能否先在城市，或同时在城市和农村取得胜利呢？什么样的文化程度。阶级出身和社会地位的人将要应征入伍？苏联的工业到什么时候和怎样保障工农红军的军事技术装备？最后，一旦新的战争爆发，苏联是否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考虑到可能得到国外工人的支援，但不一定是很大的支援），或许在最近期内一定会发生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虽然1923年国外发生过几起大的革命行动，但是，工人阶级的猛烈进攻都被资产阶级击退，从1924年开始了后来所谓资本主义暂时和局部的稳定时期。后来逐渐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将不需要等待世界革命，而应在一个单独取得政权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
　　军事改革，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革。党和政府采取的方针是，建立一支既包括基干部队，又有地方民兵的军队。常备军的干部有最高级、高级、中级、初级指挥人员和列兵（超期服役人员和特种勤务人员）之分。凡是劳动人民出身的男子都要应征接受军事训练。其中一部分人员要在正规部队参加不同期限的服役（视兵种而定）。其他人员则在地方部队接受短期训练，然后再根据需要召集他们参加短期的军人集训。这种制度（另附某些补充规定）我们一直实行到1939年。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临近的复杂化的国际形势要求必须拥有正规部队，而已经胜利建成的社会主义的工业也能力这样的军队提供新的军事技术装备。
　　在1924年至1925年，我们基本上实现了军事改革，尽管某些改革延续到1928年。我和工农红军的全体指挥员和政治委员一样，也参加了改革。当我直接担任领导职务时，改革就表现在训练和培养新的补充兵员方面。而当我领导司令部工作时，改革则又表现在如何改进配备人员、武器及物资保障的方法，以及组织具体的部队和兵团进行军事训练的方法。我是1923年底在北高加索初次从事这项工作的。
　　在军事改革中，我最初的工作经验是在顿河步兵第9 师获得的。过去我只是临时当过师参谋长，而且还是在骑兵师。因此，在步兵师担任这项职务的九个月，使我受益匪浅，尤其是该师的指挥员和司令部都千方百计地要使该师成为一个真正的正规师。从前，我与正规步兵兵团实际上没有任何接触。1918年在喀山才刚刚组建这样的兵团，它们是由一些杂牌队伍聚集起来的。1919年我在南方面军服役的第14师也不能算做样板师。该师异常庞大，难以指挥，而且也没有现代化的技术装备。实际上我当时所见到的是一群组织松散、携带枪炮的散兵游勇，其训练水平和纪律性也参差不齐，尽管他们具有高昂的士气。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把顿河师训练成为北高加索军区的模范兵团，我充分运用了从前我在骑兵集团军看到和学到的东西。骑兵集团军的各师无论是在训练、团结和装备等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
　　在托木斯克师时，我只直观地认识到一个兵团的素质不应当是这样的，而在顿河师服役时我才弄明白，并在我一生中初次尝试体会到，一个兵团实际上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但是，我还缺乏在军区范围内从事司令部工作的经验，也没有参加过拟制范围很大的组织措施。直到1924年夏，当我被调到莫斯科军区担任动员部部长时，我才有获取这方面经验的机会。
　　我于7 月抵达莫斯科，并晋见了军区参谋长A ·M ·佩列梅托夫。坦率地讲，我对新的工作颇感担心。因为动员部主管的工作是将和平时期的武装力量转入战时状态，配备补充常备的人员和马匹，组建新部队和新的军事机关，并保障军队武器、装具、被服和辎重的供给。所有这些工作都是重要的问题，但是，其中大部分工作一般都是通过书面进行的。而从前我从事的工作则是直接组建和训练军队。我多次意识到，如果我想成为一个全面发展和训练有素的指挥员，就必须经受类似工作的锻炼。但是，这一锻炼如何进行呢？说实在的，使我感到欣慰的是，K ·E ·伏罗希洛夫担任军区司令员，是他给了我们能够干出一番真正事业的信心。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2:33
　　工作一开始，我担心的事情似乎就发生了。我不能判断我们动员计划的好坏。为了弄清每份文件的价值和哪些人支持它，应征后开始干什么，他们将学习些什么和怎样学习，就需要到各部队走走，看看贯彻军区文件的实际情况，并到兵役局去，最后，还要老老实实坐下来琢磨新工作的设想。为此，必须离开写字台，而我却办不到。我简直被文件的洪流吞没了。我的前任塔乌别把工作安排得使动员部每个同事都不由自主地成了官僚主义者。我只能一份接一份地签署各种表报、介绍信、指令和附件、并将它们发出去。于是我决定向我的邻居——组织部部长H ·K ·戈尔巴托夫请教。
　　“尼古拉·康士坦丁诺维奇，”我说，“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在旧军队担任过我们军区的动员部部长。人们对我说，当时您的直接部属只有两名助手和两名文书，而当战争爆发后，莫斯科军区的动员工作却做得井井有条。当时唯一的失误是有一次折断了一把文件柜的钥匙，而钳工配这把钥匙只用了十分钟，以后一切都很顺利。是这样吗？”
　　戈尔巴托夫微笑着回答说：
　　“是这样。”
　　“而现在怎样呢？同样一个部的机关，却用九十人来干四个人的工作……”
　　“是啊！我们部还有四十人呢！”戈尔巴托夫补充说。
　　“您看！居然有一百三十人。而我们需要拟制动员计划，这样能行吗？我们将被淹没在文件的海洋里。只留给我们二十人就行了！让其余的人去担任别的任务吧！把部内各室之间的往来公文完全砍掉，对外公文也减到最少，然后我们再拟制具体计划。”
　　“那样做很好，”戈尔巴托夫说，“只是他们不听我的，会说我想走老路。但是，如果您提出这样的建议，我坚决支持。”
　　我去向佩列梅托夫报告，说明了我的想法。参谋长考虑了一下，然后回答说：
　　“是个正确的建议，走！我们一起见司令员去。”
　　我们见到了伏罗希洛夫。我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伏罗希洛夫看了看我，微笑了一下，随后问佩列梅托夫：
　　“这位年轻人不会把我们的整个工作全盘否定吧？”
　　“不会，”参谋长回答说，“他提出的建议是正确的。”
　　我们得到的回答是：
　　“好吧！我与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研究一下。
　　伏罗希洛夫乘汽车去见M ·B ·伏龙芝。一个半小时后他回来了，把我们两人叫去说，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来伏龙芝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称赞了你们的建议。他的意见是把动员部与组织部合并成一个部，任命梅列茨科夫为合并后的部长，戈尔巴托夫为副部长。编制人员从一百二十人减到六十人。
　　“如果事情顺利的话，”伏罗希洛夫接着说，“还会发现多余的人，可以进一步缩小编制，直至减到要求的最少人数为止。行动吧！同志们。”
　　我们开始行动了。结果还不错。无论进行现场视察，还是提高文件质量和思考问题的时间都有了。戈尔巴托夫对这一改革很高兴，并向他的同事们讲述了这些新的做法。我发现他在革命前司令部里一起工作的旧同事突然开始在走廊里恭敬地对我点头哈腰了，而戈尔巴托夫则笑着说：
　　“基里尔·阿法纳西那维奇，他们怕您把他们裁减掉！”
　　佩列梅托夫也知道了这件事。只有他对此较为认真，他跑去见伏罗希洛夫，并提出任命我担任军区副参谋长的问题。他提出自己建议的理由是，我们的部长们几乎全是过去的将军，当他（佩列梅托夫是过去的军官）提出某一想法时，他们全部轻蔑地撇嘴，并总想抵制和怠工，说什么这个从我们下级跳出来好出风头的家伙现在还总想露一手呢！而对梅列茨科夫，他们则看成是从革命风浪中涌现出来的人物，并服服贴贴地听从他。伏罗希洛夫对这个意见很为重视。不久，我真的受命兼任副参谋长了，同时还担任司令部政委。
　　在三个职务的重压下，我想一定会喘不过气来了。但实际上，只是在这时我才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拟制动员计划完全按另一种方式进行，而且把这项工作的重心也转移到部队去了，部队则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军队一旦展开的物资保障问题上面。
　　我随时都让佩例梅托夫了解工作的进展情况。改组结束后，我与他一起去见军区司令员。伏罗希洛夫长时间地细看图表，然后关心地问起边防部队的状况。佩列悔托夫回答说，情况大致相同。于是，司令员收起全部文件，并和他一起乘车去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5年初伏龙芝开始担任主席）。他们回来时已是傍晚。原来是伏龙芝非常详细地审阅了图表。后来伏罗希洛夫问这项工作花了多长时间？我回答说，如果把在现场核对材料的时间也算在内，共用了六个月。他又问几个人完成了这项工作？我回答说五个人。
　　司令员当时就立即下命令给五个人每人一个半月假期到吉尔祖夫去疗养，并将特委助理员叫来指示奖给我两个月薪金。我说不要让我去吉尔祖夫疗养院，因为我有个小孩，而现在我又不能把家属留下一个人去疗养。于是，当时司令员又命令在疗养院为我准备一套可住家属的房间，并补充说：“伏龙芝高度评价你们所做的工作，并指示对完成这项工作的人员给予特殊照顾，要为他们提供能很好休息的条件。”
　　我承认，这使我深为感动。在我一生中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于在疗养院或休养所休息。苏联人休假是合情合理的。而在当时没有这样的条件。苏维埃政权还刚刚着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疗养地的物质基础，疗养证的数量还有限。但是，主要的问题并不在此。一般说来，全家总是有到农村去休息的机会，而可贵的是对人的关心，对部属的热情关怀。你一旦为国家做了需要做的工作，为共同的利益效了力，就会为人所称道。任何时候嘉奖都能鼓舞人心，给人以力量，使他产生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所热爱的本职工作和加紧工作的愿望。这里是否还需补充一点，那就是这件事也顺便给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上了一堂课，教导他们应当如何正确对待部属和教育我们自己。至于住疗养院的问题，我是利用去克里木的途中，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新组建的所谓民族部队。当时这些部队在我军中约占十分之一强。
　　1925年作为频繁采取多种组织措施的一年而载入了莫斯科军区和整个工农红军的史册。据我回忆所及，其间较为重大的措施有：第一，在各级领导层中开展了对地方民兵制的研究：第二，进行了试验性的局部动员，范围包括军区内相当大的地区，以便逐步扩大到整个军区，对一旦发生战争时动员计划的现实性进行验证。这时的地方性动员由县兵役局实施，而地方部队则由省兵役局（后改为地区指挥部）管辖：第三，吸收地方部队参加正规部队的大演习；第四，在M ·B ·伏龙芝的直接领导下召开有关司令部各勤务部门编制体制改革的业务会议；第五，军区司令多次组织监察员视察。这些视察多半是由伏罗希洛夫牵头，他不仅对军队的各种勤务和战备极感兴趣，而且对部队的日常生活，特别是指挥人员的家庭生活倍加关心。
　　在最后一次视察中，检查诺夫哥罗德卫戍区的情况我记得特别深刻。指挥员们的妻子用了很长时间带领伏罗希洛夫到自己的住宅去，然后一起观看红军的业余演出。当然，也邀请了城市公民参加晚会。晚会开得非常成功，而整个这次视察可以说是以全面丰收而告结束的。伏罗希洛夫经常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并且不局限于军队内部。他身为国内战争时间的英雄和关心群众的首长，在军区内享有极高声誉。后来，当他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时，这一声誉不仅完全保持下来，而且有增无已。
　　改革进行得很顺利。改造工农红军的经验和服役法令已反映在1925年9 月通过的义务兵役法中。就在这一年，军队又实行了单一首长制，这是整个军事活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2:34
　　对我个人来说，1925年是非常充实的一年。除了上面我谈到的全部工作外，我还时常受军事学院的委托，做些工作，因为该院对我们建设地方部队和兵团的经验很感兴趣。我常与п·п·列别杰夫接触。他在国内战争时期领导过我们野战司令部（司令员为C ·C ·加米涅夫），他是一位精通业务和受人尊敬的指挥员。后来他担任了军事学院院长（他的前任是M ·H ·图哈切夫斯基和A ·и·黑克尔），他经常把有关工农红军日常活动的资料编入学院的讲义，使学员不致脱离军队的实际生活。1925年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时，列别杰夫对组织正规军与地方部队配合的问题特别感兴趣，他勤于思考，随时阐述自己的主张，而我们之间有关地方步兵师部署问题的谈话，更使我受益匪浅。别杰列夫常常引用1918—1919年间他担任全俄总司令部动员部部长时的经验。我们还不时地把过去与现在加以对比。
　　1925年秋，国家遭到了不幸；在一次不成功的手术后，M ·B ·伏龙芝逝世了。在这位杰出的苏军统帅临终前的最后一天晚上，莫斯科军区十来位领导成员都来到了波特金医院，伏罗希洛夫和另外两位同志到楼上去了解我们这位首长和朋友的病情，其他人则在路边等候消息。几分钟后，表情沉痛而沮丧的伏罗希洛夫出来了，他宣布，乌拉尔、土耳其斯坦和彼列科普的英雄与我们永别了。悲痛的日子降临了。在苏维埃议会圆柱大厅里，安放着死者的遗体，我和其他人一起站在守灵队中。工人、农民、职员排着长队缓缓走过灵旁，与这位布尔什维克军人遗体告别。在一张桌子上陈列着致哀信和唁电，其中有伊万诺沃一沃兹涅先斯克工业区居民发来的信件，那里的无产者任何时候也不会忘记共产党地下党员阿尔谢尼（伏龙芝的党内化名。——译注）同志，还有从伏龙芝的家乡皮什佩克发来的吊唁信。如今这个城市已用统帅的名字命名。
　　伏罗希洛夫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请求另定候选人，他认为他难以胜任像伏龙芝这样一位伟大国务活动家所承担的工作。但是，委任令仍然照发了。莫斯科军区司令部的同志们都将这次任命视为当然的事，并一致认为伏罗希洛夫是领导我军最合适的人选之一。他在党政、国家行政和军事工作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他是一位老党员，是三次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地下党的积极活动家，国内战争时期曾任卢甘斯克社会主义支队领导人，乌克兰第5 集团军、第10和14集团军司令员，集团军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察里津方面军和内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还担任过哈尔科夫军区和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他也是一位著名的党务和国务活动家。在1940年以前，伏罗希洛夫一直担任国家武装力量的领导工作。
　　另一位著名的军事活动家Γ·д·巴济列维奇被任命为莫斯科军区司令员。由于巴济列维奇的生活道路对广大读者比较生疏，所以我想对这位杰出的军事首长作比较详细的介绍。
　　巴济列维奇的农民家庭居住在切尔尼戈夫省的一个镇上。1924年我在莫斯科军区同他共事时，他才三十五岁。他的童年是在诺夫哥罗德一谢韦尔斯基度过的，他的父亲在那里的一个办事处工作。为了让孩子们能够读书，双亲日夜操劳，但所得收入却寥寥无几。于是他在上中学四年级的时候就独立教书了。他年轻时考入基辅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莫斯科。当时在这里的哈莫尼基驻扎着佩尔诺夫团，年轻的陆军少尉需要在这里服役。这位排长对知识无止境的渴求和对技术的酷爱，促使他申请到当时正在莫斯科开办的俄国第1 航空学校去学习。全市居民都知道这所学校。我在工作和学习之余也多次跑到飞行场去观看笨头笨脑的“法尔曼”式轻型双翼机是怎样飞向天空的。巴济列维奇迅速地掌握了飞行员的技能。但是，破旧的飞机使他陷入了窘境，在考试飞行中发生了事故，影响了他的健康。因此，他不得不永远放弃在空军服务的理想。
　　世界大战爆发了。前线需要补充兵员。佩尔诺夫掷弹兵第3 团的二梯队被编入新组建的部队。1915年初，该部队被调往西南方面军。陆军中尉巴济列维奇当时是这支部队的一名连长。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前线战斗，负过6 次伤，并多次立功受奖。巴济列维奇对他的指挥官有着沉痛的回忆。他曾以异常憎恨的心情谈到B·и·罗梅伊科—古尔科将军的情况。这位将军似乎应该有丰富的经验。他曾以军事代表的身份对英布战争的情况作过视察，1904—1905年曾在满洲前线的作战部队中服过役，并领导过研究日俄战争的一个编委会。但是，任何一所现实生活的学校似乎都不能教好天生的庸才。古尔科在世界大战中指挥一个军时，竟无谓地把所属兵团的精华葬送在敌人的炮火之下。但是，他却以忠于沙皇的精神而扬名，并被称为狂热的君主主义者。难怪沙皇直到最后还委任他行使最高总司令的参谋长的职务。
　　当时无论在前线和后方，都不成体统，专制制度将俄国引向了苦难的深渊。这一切擦亮了巴济列维奇这位作战军官的眼睛。而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更进一步开阔了他的眼界。他靠近革命小组，并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在自己团里逐渐享有很高的威信，二月革命后，士兵们选派他为团代表到卢茨克参加集团军苏维埃代表大会，会上被选为特别集团军（这个集团军的番号为第13，而迷信的将军们害怕这个“不祥的”数字，所以称它为特别集团军）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助理。巴济列维奇与占少数的布尔什维克派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地工作，无所畏惧地反对驱赶士兵进行无谓进攻的临时政府的政委们。当某军的两个团由于枪杀了陆军部长克伦斯基的政委们和拒绝前进而即将遭到残酷的讨代时，正是布尔什维克责成巴济列维奇防止了一场大规模的屠杀。
　　正如巴济列维奇所说，他与工人沃尔科夫两人整整一夜向包围起义团的哥萨克士兵讲解他们在反对谁，为了谁的利益被驱使前来卖命。哥萨克士兵要求起义者证明他们不是德国间谍。巴济列维奇敞开披在肩上的斗篷，所有的人都看到他胸前挂着长长一排十字勋章和奖章。这样做真起作用，顿河哥萨克立刻拒绝解除士兵们的武装。军长还妄图按他的意志行事，但从巴济列维奇那里得到了他将被逮捕的警告，于是他也改变了主意。一个军官就这样不是由于各种情况的偶合，而是完全按照自己的信仰转到了劳动人民方面来，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巴济列维奇离开军长时，正赶上德国飞机轰炸。这时德军飞机正好空袭俄军阵地，其目的是防止俄国人在利沃夫进攻。他第七次负了伤，后来躺在莫斯科的一所医院里，思绪万端，最终得出结论：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并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医院里他迎来了十月革命。
　　1918年3 月，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之后不久，德国人就酝酿发动新的进攻。巴济列维奇因受重伤尚卡完全康复，但是，他认为在那种时刻对他来说不能卧床养伤，他在莫斯科组建的一支苏维埃队伍中担任营长，并随后与该营一起开赴南方。巴济列维奇这次已经不是在旧军队，而是在红军的队伍中服役，于当年8 月接受了第一次战斗洗礼。
　　在伏尔加河下游，苏维埃政权已面临困境。阿斯特拉罕受到威胁。察里津人好不容易才击退了哥萨克白卫军。稍靠北一些，在卡梅申驻有最高军事监察院的代表。党指派该监察院成员巴济列维奇给察里津送弹药。然而，他手下没有任何部队。他便把卡梅申的工人队伍和各种勤务小分队编成战斗连队，利用他们把弹药装上轮船，避开白卫军的阻截队，潜往察里津。
　　察里津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即将运来支援的弹药交付使用。巴济列维奇随之又受领了将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白卫军从洛吉车站赶走的任务，以便控制通过伊洛夫利亚河的铁路大桥。在这次战斗中，巴济列维奇又一次表现了年轻共产党员的非凡勇敢精神。
　　约在十年前我曾阅读过捷克斯洛伐克将军ч·格鲁什科的回忆录，他在1918年曾是察里津附近国际连的战士。根据他在回忆录中的描述，当时红军队伍是以步兵纵队队形进入反冲击的，在密集的大炮和机枪火力下，巴济列维奇手握军旗骑着马缓慢地走在纵队的前面。最高军事监察院成员的果敢行为使察里津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请求将他留在前方。不久，巴济列维奇担任了卡梅申防御地区司令。他的任务是把几支游击队锤炼成为正规部队。在一次战斗奇袭中，他第八次负了伤，伤愈后被派往南方面军担任第8 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又重新开始了紧张忘我的工作。
　　1919年初，巴济列维奇在莫斯科进行治疗，然后又主持了步兵第2 训练班。当他的健康状况稍有好转时，这位指挥员又争取到上前线的机会。1919年夏，他被指派组建后备集团军。尔后，他率领该集团军从萨拉托夫出发来到当时任南方面军特别集群司令员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绍林的身边。该集群的任务是，穿越顿河草原和萨利河草原对邓尼金匪帮实施突击。在秋季展开进攻时，巴济列维奇轮流地指挥过东南战线不同地段的部队。在红军前出到亚速海之后，他被任命为顿河州驻军司令，从1920年春季开始又担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夏季，弗兰格尔利用共和国武装力量几乎把一切注意力集中在与波兰白匪斗争的时机，企图从克里木向库班派遣登陆兵。纳扎洛夫上校的登陆兵遭到坚决打击而退向黑海。巴济列维奇则由于在歼灭登陆兵战斗中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和灵活指挥的才能而荣获红旗勋章。后来，他还陆续在高加索和乌克兰担任过几个集团军的司令员。
　　国内战争结束后，他的才能和知识又得到新的发挥。他担任过工农红军供给部部长，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别事务协理军官，并兼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部特命全权副代表和沙皇资财登记委员会主席……他在上述最后岗位上的工作颇具独特性。皇宫的财富，一堆堆金刚石、钻石、红绿宝石和珍珠，如今都收归国有。经过细致地登记、分等和估价的钻石储备已开始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了。
　　1924年巴济列维奇担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员助理。我是在这里认识他的。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我们肩并肩地工作，直到1927年他被调任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员。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25年至1927年间，莫斯科军区各兵团、部队和勤务部门在他身上看到的，是最能干的和当之无愧的军事活动家之一。对新的军队编制的审查，对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培训军队，怎样掌握军事技术装备，这一切他都能深思熟虑地、目的明确地从宏观的角度加以解决。
　　他身为军事首长，随时都对自己进行剖析。他是位有吸引力的人，是位以关怀下级、谦虚和完美无暇的个人品格而在部属中赢得威信的人。我曾不止一次地在他领导下研究和组织军事演习。巴济列维奇以其广博的知识去深刻地钻研各种问题，看问题比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更加深远。就我记忆所及，他没有粗暴地打断下级谈话或不听意见的情况。他常常做得很有分寸。不光是我一个人记得他所进行的演习讲评。每次讲评似乎都抵得上一周的战斗实践，并能极大丰富听众的知识和见闻。
　　关于巴济列维奇后期的国务活动，我想再略举一二。党在各种岗位上使他的学识和天才得以发挥。他曾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和伏尔加河中游边疆区委员会执行局委员，多次当选为党代会代表、市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成员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从1931年起，在他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所属防御委员会秘书的八年间，完成的工作量是非常巨大的。这是他担任的最后一项国家职务。
　　我与他共事时，适值军事改革处于高潮和收尾阶段，这也是我一生中的重要时期。首都军区这个岗位，就是一个能使每个军人学到许多东西的地方。但是，只有在下述情况下工作经验才更加可贵，那就是你掌握经验不仅仅是由于自己渴望继续提高专业知识和在这个岗位上受客观情况的驱使，而尤其是由于你的首长善于领导属下的军队，并将自己的全部知识传授给部属。现在，当我回首往事时，不能不以非常感激的心情怀念这位老同志、红军指挥员巴济列维奇给予我的教诲和帮助。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2:35
　　演习如同打仗
　　不寻常的开端。伊耶罗尼姆·乌博列维奇。指挥员性格的修养。命令与示范。一秒钟的价值。军事首长的思维。师首长的阅历。同科尔克共事。我所了解的别洛夫。
　　从1928年秋天起，整个莫斯科军区，特别是军区司令部，发生了某些变化。除其他因素外，引起变化的一个原因就是伊耶罗尼姆·彼得罗维奇·乌博列维奇开始担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员。这个人对我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我与他共事约五年，这些年是我工作的全新时期。我不是说只有我一个人受到他的影响，乌博列维奇所做的一切，如他教育、培养和训练出来的各级指挥员，他的工作方法，他对我军的一切贡献等等，他所做的一切，真可以说是一所硕果累累的有教益的红色军事学校。我同他相识时，我已经三十二岁了。我担任的军职已相当高，并且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成熟的人了，但是，在这以前（也不妨说在这以后）还没有一位军事首长能像他那样使我获得那么多的教益。他的趣味盎然、丰富而具有创造性的遗著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可惜，我们的专家们对此研究得不够。因此，我要叙述的不仅仅是我们共事的情况，而且还包括他的思想及其在工作中的体现，后来这些思想对整个红军的发展有过极重要的影响。
　　1928年11月中旬，我同莫斯科军区司令部的一批指挥员一起走进了乌博列维奇的办公室。迎面走来了一位外表整洁、姿态端正的司令员。乍看起来，他显出一付严肃甚至很厉害的样子，似乎有什么不满意的事。他听完了我的报告。冷淡地同我们寒暄了几句之后说：
　　“我已经看了你们的个人材料。现在想了解一下你们执行实际任务的准备情况。为此，我们现在进行一次作业。想定大家都明确吗？”
　　“明确。”
　　“有问题吗？”
　　“没有。”
　　“那就开始作业。供你们支配的时间为45分钟。现在是14时05分。全部作战文书于14时50分交卷。”
　　乌博列维奇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员之后，差不多用了两昼夜的时间召见了军区直属机关的负责人员，那时，我临时担任军区司令部的参谋长和政委，却还没有被召见。我感到有些不安。况且以前我没有机会见到乌博列维奇。第二天12点左右，司令员的副官终于来了，交给我一份题为《步兵师遭遇战斗》的司令部首长作业想定文书。作业时指定我担任师长，而我下属的军区司令部的一些领导人员被指定担任各团团长或师司令部的负责人员。只有师炮兵主任这个角色由军区炮兵主任担任。作业开始的时间是14时；地点是在军区司令员的办公室。
　　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全力以赴，以便按时完成所交给的任务，高质量的制定好全部作战文书。乌博列维奇讲评时详细地分析了每个决心，并认真地审查了每份文书。最后他对我们的作业表示满意，给予了有分寸的好评。特别使他高兴的是我们迅速完成了任务。
　　“你们的行动较之德军总参谋部的参谋们要坚决迅速，”他说，“因为不久前我看过他们的作业。我希望，我同你们能够协调一致地工作，在提高军队战斗训练水平方面，你们要做大量的工作。对整个军区来说，这大概是最重要的事情。”乌博列维奇继续说，“我对莫斯科军区的情况不了解。过去我主要是在共和国的边区工作。本军区范围的情况不熟悉。我请你们帮助我在最短时间内填补这个空白。”
　　然后，乌博列维奇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他关心指挥员训练的安排、部队的生活、指挥员的休息、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许多其他问题。我们渐渐畅谈起来。正式的会晤变成了不受拘束的交谈。要知道，他是多么注意听取我们的发言啊。司令员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久前他那种严肃的表情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乌博列维奇原来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他不仅谈吐自如，而且还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没有打断别人谈话的习惯。只是在谈话人离题的情况下，他才客气而巧妙地插上一两句，把谈话拉到正题上来。
　　我同这位杰出的军事首长就是这样结识的，这成了我们先是在莫斯科军区后来在白俄罗斯军区长期共事的开端。随着新司令员的上任，由于我的工作地位，我就成了他最亲密的助手。为了很好地理解自己的首长，我决定再读一遍在报刊上发表的他的文章和讲话。
　　结果发现，早在1921年他在西伯利亚任第5 集团军司令员时，在他创办的《东方红军》军政杂志上就刊载过他的著作。他在一篇文章中号召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要系统地学习战略战术原则，开阔自己的眼界，以便将来同比尤登尼奇、邓尼金、高尔察克和毕苏斯基的部队更强大更有组织的敌人作战。他把阶级教育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他在西伯利亚部队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代表大会上曾经说过，只有在战争中群众真正觉悟，并且忠于自己的信仰，才能使军队在现代战斗中取胜。因此，必须提高阶级觉悟，直到明确战争的目的，使觉悟具体体现在每个军人的行动上。
　　他还关心用新武器装备步兵部队和训练军队领导人员的问题。他在《军事通报》杂志上就改造我军步兵的问题发表过文章，他在1924年赞成用轻便自动武器装备步兵时说过：“重机枪要比轻机枪或自动枪贵好几倍。进攻时几挺轻机枪显然要比几挺重机枪优越，因此，我们的任务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大量发展轻便自动武器方面。”
　　那时我还读过一些在报刊上发表的乌博列维奇的其他文章，这些文章使我确信他是一位部队战斗训练的杰出组织者。持这种看法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多年来，乌博列维奇的军事理论著作成了整个红军指挥人员和领导人员的宝贵学习资料。
　　这个人是从什么地方调到莫斯科军区的呢？他是怎样成长的呢？乌博列维奇虽然仅比我大半岁，却经历了充满各种事件的独特历程。他是立陶宛一个农民的儿子，十七岁就参加了革命团体，两年后因作政治宣传被沙皇法院判刑。又过了一年，他在康斯坦丁炮兵学校进修班毕业，当了西方面军炮兵连连长，1916年在维斯瓦河、涅曼河和比萨拉比亚作过战。
　　1917年3 月，士兵大学的自愿讲师乌博列维奇少尉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后来他担任连长，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任革命工农团团长，同德国占领军作过战。1918年2 月因在战斗中受伤被俘，被德军送进战俘营。逃出后被派往北方面军，在这里表现出色，历任炮兵连连长、团长、旅长和师长。1918年秋他荣获一枚红旗勋章。
　　从翌年秋起，乌博列维奇在南方面军工作，这时他已担任第14集团军司令员，指挥该集团军为粉碎邓尼金分子而进行了一次最重要的战役。后来他历任第9 、第13、第5 集团军司令员，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总司令，乌克兰和克里木武装部队司令助理，但波夫省武装部队司令员助理，明斯克省武装部队司令员，远东共和国军事部长。
　　三次红旗勋章获得者乌博列维奇还荣获革命荣誉武器一件。1922年他被选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担任此职务直到去世。1923年底他开始任西方面军司令员助理，1924年夏天起，他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供职，并受领特别重要的任务，1924年11月被派到乌克兰，担任乌克兰军区副司令员、参谋长和司令部政委等职。从1925年2 月到1927年11月他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1926年起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常委会委员。最后，1927—1928年在德军总参谋部高等军事学院学习。
　　乌博列维奇积极贯彻党和政府的决议。他在研究指挥人员的培养、部队的训练教育等方面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常在军事杂志上发表，并印成单行本和小册子出版。我们在1928年11月所遇到的就是这样一位军事首长。
　　乌博列维奇在莫斯科军区的活动实际上处在我国武装力量已经完成向新的组织编制过渡的时期。基干部队，特别是步兵的基干部队为数很少。莫斯科军区那时只有一个基干师（无产者步兵师）和一个骑兵旅，后来扩编为骑兵师。其余一些兵团都是地方性的。这些兵团有登记机关，它们的指挥人员和按住址注册的有服兵役义务的人员（他们通过短期集训的方法服役）当中骨干不多。自然，在这样的组织编制下，部队的战斗训练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在进行训练时不仅有极明确的方向和具体措施，而且要考虑到有服兵役义务的人员脱离生产期间经济上的合理性。指挥人员的训练
　　同样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在开始用新技术兵器装备军队，以及修改现有的实施战役战斗的方式方法的理论观点的条件下，这种训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作业和演习中必须研究的实际上是当时刚出版的两本战斗条令，即步兵战斗条令和炮兵战斗条令，还要了解最新技术成果，掌握新装备的武器的使用方法，研究以往战争的经验。
　　新的军区司令员正好负责落实上述措施。乌博列维奇到任不久，我们就着手进行莫斯科卫戍区部队的演习准备工作。演习前几天，司令员下达了拟制演习想定的指示。他对我说：“想定要简明、全面。同时，想定也不能用事先划定的框框来束缚参加演习人员的主动性。不过，您在这项工作中会得到您所需要的一切东西。”然后他给了我一本还散发着油墨味的书。这是他的一部著作：《工农红军指挥人员（高级和中级）的训练。野战行军，快速军事演习和野外实习》（1928年版）。
　　这一天我在司令部里的时间比平时长。书听引了我。我在这本书中找到了许多问题的答案。该书反映了部队训练的中心问题——训练和提高领导人员的方法。乌博列维奇在本书和后来的一些著作中，就如何实施各种作业的问题提出了很有水平的建议，讲了不少有教益和有创见的思想，其中不少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我认为提及这些事情是有益的，因为它们对我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后来写《指挥员的风格》这本书的内容。
　　乌博列维奇认为，只有全面的军事训练才能保障成功地指挥部队。因此，他建议在进行各种军事演习时要挑选参加人员，以便让步兵有更多的机会扮演炮兵的角色，让司令部工作人员能指挥部队，而部队指挥员能做司令部工作。他写道，特别重要的是让政工人员和司令部工作人员担任指挥员职务，因为战斗中情况要求这样做。每一个经历过伟大卫国战争的人都知道，这些话千真万确。
　　乌博列维奇认为，首先要训练演习总导演（作业指导员），因为这是领导人员和部队参加的首长司令部演习、实兵演习和其他作业获得成功的保证。在全面研究多种方案时，他个人准备得非常仔细。因此，在作业之前，他还不止一次地在这方面提醒过我。他认为，正确地领导战斗演习，这就是自己首先详细地研究和思考战斗全过程、整个行动方针和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然后按照这个复杂的思路引导学员注意掌握最关键的时机，弄清最重要的原因和决定性的因素。同时要珍惜和尊重每个部属独特的创造性，只给他指出一个借以提高认识的解决问题的示范性方法，但不要束缚他的具体动作或整个行动。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2:36
　　在演习中如妨碍部属处于萌芽状态的独立思考和意志的发展，总导演就是犯了个大错误。他应坚决地在受过检验的经验和自己的知识的基础上，教会指挥员和司令部合理地进行工作，即教会他们迅速判断情况和定下决心的方法，根据该决心增加必要的人员去组织战斗的方法，教会他们能熟练精确地下达命令和号令。制定计划时，乌博列维奇认为总导演的决心起主要作用，其决心应以命令、号令或计算表的具体形式提出。总导演如果不下达上述形式的决心，他本人就会不完全了解他要达到什么目的和想要教会人家什么东西。这样的总导演，实际上是消极的演习参加者，会落后于演习的进程。不能用泛泛之谈来教导别人。应当提出自己的决心来进行示范。这里所说的军事训练的基本方法就是示范。
　　我有机会多次接受乌博列维奇的指示，他让我拟制实兵演习、首长司令部演习、野战行军作业的文书。他明确而具体地下达任务的能力每次都使我感到惊奇。我接受指示离开他之后，始终知道首长想要我做什么，而我应当做什么。他常常亲自参加拟定演习企图的工作，而我在多数演习中一般都是扮演导演部的参谋长，因而这次也叫我准备担任这个角色。例如，有一次师首长、军校校长和军区领导人员在戈罗霍韦茨营地集训之前，所有参加集训的人员均应在这里指挥炮兵营的射击，并完成重机枪的练习，乌博列维奇请我到他身边，向我提出了一些炮兵射击的理论问题。我知道，他是个炮兵专家，也知道集训的计划，所以我事先对集训做了准备。谈话之后，他拿起一张白纸，并向我介绍了炮兵营实施射击的方法。
　　“梅列茨科夫同志，您要第一个指挥炮兵营。您得给大家做个榜样。因此，您不能有负众望。下午结束前我还有一点空闲时间，来吧，我们俩一起练一练。”他说完后就让我走了。
　　乌博列维奇不喜欢司令部文书篇幅过大或冗长。他亲自审查主要材料草稿时，都要进行修改，使之非常简明。他要求自己的部属也要用这种态度对待司令部工作。记得在一次演习时，要求用通信器材给集团军下达进攻命令。但命令文字冗长，而通信分队人员知道技术设备不过硬，因此，传达时间之长令人难以容忍。当时演习总导演乌博列维奇命令重新拟制命令。但这次命令仍然冗长，传达命令仍花了很长时间。因而不得不再次改写命令。集团军司令部在定下决心方面耽误了一些时间，乌博列维奇于是给“敌人”下达转入进攻的指示。这样，在情况和时间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乌博列维奇费了好大力气才逐渐地使集团军司令部拟制出简明具体的命令。他认为，只有受训者亲自把这项工作反复做几次，逐步掌握实际本领，也就是实际发挥了人的这些本领的作用时，才能获得在危险环境下作战的真知。
　　在上述演习的讲评中，他强调说，定下决心、拟制决心文书的司令部工作以及将决心传达到部队这三件事同所掌握的时间有关。若时间充裕，决心可写成详细的命令。在战斗紧要关头，命令的内容只能包括简要决心和任务。预先号令、口头命令和指令，无疑是把指挥员的决心迅速下达给执行者的合理措施。
　　乌博列维奇得心应手地组织和实施过首长司令部演习、实兵演习、行军和其他作业。他在首长司令部演习进程中，常常要完成繁多的工作项目，并能设置复杂和吸引人的情节，使演习最大限度地接近战时情况。所进行的作业总是使人受益，什么地方失去协调，什么地方就出问题，这对生活和战斗情况来说是常有的事。因此，在作业时总会遇到一些有教益的事例。
　　乌博列维奇反对“自以为无所不知”和死板公式的主张至今仍然有其现实意义。他写道，要使领导（因直接与领导有关）对待参加作业的指挥员确定这样一个方针，即不要因个别人出了错误而粗暴地对他进行侮辱，不要出现好出风头和妄自尊大的现象，不要排挤个别的指挥员，不要只重视博学多识，因为博学多识本身还不是指挥员适于作战的决定因素，而要首先指出指挥员在具体情况下通过下达有预见的命令指挥部队作战的本领。总导演应这样引导参加演习的人，要求他善于发号施令，善于预测和摆脱困境，从而使他摒弃陈规旧套和避免因袭别人的想法，并使他如实地表现自己，看看自己究竟有多少才能。
　　乌博列维奇是一个对自己和部属要求非常严格的人，说话讲原则，做事求准确。他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以分秒计算。他在工作中也要求部属这样准确。如果由于部属的疏忽而不得不变更演习期限时，那他会非常生气和深感难过。
　　我记得在戈罗霍韦茨使用工兵分队演习时发生的一件事。参谋长E ·A ·希洛夫斯基在准备演习时把工兵分队集合所需的时间算错很多，因而演习不能按计划时间开始。乌博列维奇得知此事后，好久都不大相信真要推迟作业的时间，后来他向希洛夫斯基说：“您怎么能把时间计算错呢？！”后来希洛夫斯基向我承认，司令员提出的问题使他感到震惊，比可能受到的责备还要严重和深刻，他从来也没有像这次这样难过。不管当时情况如何，司令员还是没有同意推迟演习开始的时间。他果断地召集所有参加演习的司令部指挥人员，派他们下到各师去，动员当地的运输工具，尽最大努力来加快工兵分队的集中。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
　　乌博列维奇认为讲评非常重要。他认为，总导演讲评时所作的结论，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当出现与条令和通用的武器使用规定不一致的情况时，需要作全盘的考虑和检查。然后再毫不犹豫地进行必要的修改。一切新的好的东西必须代替陈旧过时的东西。讲评应简短，同时要传达总导演的决定或指示，指出采取什么方法才能更好地使用武器。乌博列维奇本人就善于讲评。他利用计算表、事实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战例，生动和通俗易懂的分析演习过程，结合部队和司令部领导人员军政训练的具体任务和进度作出有根有据的结论。他善于在任何演习包括不成功的演习中抓住有教益的东西。
　　最后一次演习的例子，是1930年他组织实施的有新组建的摩托机械化旅参加的实兵演习。当时在我们集团军中这种旅还是一个试验性的兵团。建立该兵团的目的是为了在实践中检验新的军事理论思想：如何实施有大量坦克、摩托化步兵、骑兵和航空兵参加的纵深战役。副总参谋长B ·K ·特里安达菲洛夫出席了这次演习。演习的意图就是他拟定的。按照他的意图，摩托机械化旅应在平行追击过程中前出到与掩护己方部队退却的骑兵师处于同一线上，然后对该师的一翼实施突击。但这一点没有做到。这个旅由于耗尽了计划规定的物资，没有能追上骑兵师，从而没有完成受领的任务。看来，由于这次失败，军区司令员就有必要给装甲坦克兵作出不体面的结论。但是并没有这样做。乌博列维奇坚信坦克兵兵团的力量及其光明的前途，恰恰相反，他当时说，在这次演习中，我们对摩托机械化旅指挥失当。由于这个原因，诸如像坦克兵兵团的机动性这样一个重要的性能也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最短期限内学会指挥独立作战的这类兵团，以及它同骑兵、步兵和航空兵的联合作战。后来在讲评中，乌博列维奇详细谈到了这个旅所属分队、部队和司令部的具体训练计划，并提出了改善该旅的组织指挥措施。
　　总的来说，乌博列维奇同M ·H ·图哈切夫斯基、B ·K ·特里安达菲洛夫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军事首长一样，是就部队训练提出新问题的倡导者之一。例如，他在1929年10月28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就军队教育和训练问题发言时，着重指出要学习新的技术兵器，因为当时军队通过技术改装得到的这类兵器越来越多。他强调说，掌握现代技术兵器是今后军事训练的全部内容。但他马上指出，可惜这方面妨碍我们前进的是缺少初等数学、物理、化学的基础知识，而这正是与军队使用各种机械设备相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在那次会议上，乌博列维奇提出了建立坦克兵训练基地的问题。他说，靠我们现有的靶场、轻武器射击场和训练场是不能获得很大的效果的。新的训练基础要求在财经预算上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上得到明显的反映，以保证部队的技术学习。由于乌博列维奇经常注意航空兵的发展情况和地面防空兵器的状况，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航空兵袭击深远后方重要目标的威胁逐年增长，因而提出了加强对空防御的任务。莫斯科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29年6 月10日在这个问题的决议中，要求把工作坚决转到从数量质量上加强积极防空兵器这方面来。尔后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了加强首都和整个莫斯科军区的防空计划。
　　乌博列维奇是一位非常博学的人。他熟悉文化和艺术，对一般技术问题了如指掌，并刻苦地从事军事思想的发展工作。例如，在国内战争年代，他自学了军事学术史、战术和战略，后来深入地研究了M ·и·德拉戈米罗夫关于平时部队训练的著作。他多次对我说，读书对他来说仿佛是进了一次学院，这里给了他各种科学领域的知识，其中包括军事知识。乌博列维奇发现有些指挥员来到训练班后，常常废寝忘食地啃书本，企图在短时间内丰富自己的理论知识。他不赞成这样做，并且说，只有系统地攻读军事、文学、技术和其他方面的作品，才能扩大知识面，开阔眼界。读书就是工作。不间断地经常地读书，要日复一日，不能一暴十寒。但必须指出，特别在战争中，比读书这件事更重要、更有益、更需要的是在战斗情况下面对真正的敌人善于指挥兵团作战。
　　乌博列维奇在莫斯科军区工作了一年半左右。而他的工作却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想再强调一下，司令员自己在不断提高，我们也随之一起提高。
　　A ·и·科尔克坦任了莫斯科军区的新任司令员。轮到我担任实习指挥员的职务了，我被任命为步兵第14师师长和政委。我非常满意地接受了这一任命，因为我非常想获得师首长工作的经验。为指挥这个师，我给自己规定了三项任务：使该师的指挥机构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使该师尽量接近保持高度战备状态的基干正规兵的水平；积极参加各军区的演习。
　　第一项任务根据我认为合适的时机开始执行，不是马上执行。必须首先克服某些司令部工作人员的消极因素和个别部队指挥员的拘谨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自己是有经验和见过世面的人，可以不那么认真地对待三十三岁的师长的号令。完成第二项任务需要做长期的多年的工作。在我任前和任后的很多指挥员都为完成这项任务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部队的连续性。第三项任务执行得更加有效，而且我在这里竭力运用我在莫斯科军区司令部工作时获得的所有经验，和从伏罗希洛夫、巴济列维奇、乌博列维奇身上所学到的一切。
　　现在谈谈我一生中第三次受任政委的情况。由于担任这项职务，我能经常接近一些有名的政治工作人员，犹如进了一次很好的政治学校，这对我后来很有用处，特别是在西班牙共和国民族革命战争、芬兰战局以及伟大卫国战争时期更是如此。那时，A ·B ·赫鲁廖夫在莫斯科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他有丰富的党政工作经验。他时常给我出一些好主意。更使我高兴的是，我正好被派到第14师，这个师的番号是我以前当了十年参谋长助理的那个兵团的番号。不错，那个师现在是第2 高加索师，在阿塞拜疆驻防，但是要知道，就是在这个第14师中也有不少是国内战争的英雄。找到他们并同他们认识后，我就吸收他们参加红军战士的政治教育工作。我很快就确信，进行战斗传统教育对全体军人的事业心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2:37
　　我作为步兵第14师政委所负责的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独特方面，就是对战士们进行苏联农村形势的教育。党正在实行农业集体化。1930年农业集体化大规模展开了。农村工作处很忙。许多村庄成立了党支部。村民的群众性政权机构——村苏维埃拥有很大的权力。贫农团紧张地工作着。同富农展开了斗争。社会主义在农村广大战线上发起了进攻。同时，在整个莫斯科军区部队中，包括在第14师里不仅有很多工人和职员，而且有各省来的农民在进行工作。他们当了红军战士后，自然地同故乡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常常收到家信，自己看报也注视乡村形势，对所发生的一切非常感兴趣。那时没有哪一次政治座谈会不涉及集体化、集体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必要性、联共（布）总路线的组成部分——党的农业路线、社会主义农村发展的道路等问题。
　　在军队的领导岗位上指挥一个师，我感到最有意思，但同时觉得这是一项极其复杂而紧张的工作。这项工作包括的面很广，其中有政治教育、训练、几千名指战员的安置和生活保障，以及保持武器和技术装备处于良好状态，等等。师长的主要职责是保证全师处于高度的状态。还要给指挥员和战斗员们讲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讲党给人民和军队提出的任务，并在此基础上使之能自觉地忘我地履行军人在保卫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方面肩负的职责。师长应在为党和人民忘我工作方面给部属作出榜样。而政委则应用慷慨激昂的布尔什维克的语言激励指战员，鼓舞他们去更好地完成自己的职责。
　　履行所有这些职责和许多其他职责乃是师长从早到晚经常要操心的事。紧张地工作和学习的岁月是在起床和熄灯，在警报演习和亲切交谈中，在指挥员训练和战术演习中，在射击场和靶场上度过的。上述工作取得的结果是：年终时全师胜利通过了校阅，而在秋季大演习中表现了优异的行军训练水平，能够进行通过森林和沼泽地的深远迂回，能迅速展开，能对“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实施神速的强有力的突击，并能在必要时建立坚固的防御。对我来说，指挥一个师就如在和平年代，特别是在战争年代进了一所重要的学校。我学习了如何指挥广大战士，训练自己怎样才能引导他们达到既定目标，而在战争中则是怎样才能引导他们取得战斗的胜利。
　　在我重新开始在莫斯科军区司令部工作之后，不久我就被编入红军指挥员小组到德国工作去了。根据苏联和魏玛共和国（即德意志共和国——译注）的协议和1926年签订的苏德友好中立条约，派我们去了解德国司令部的工作情况。此外，还让我们观看了部队演习。我们还利用在德国逗留的时间亲自了解一下社会政治生活。这个不需要费什么力，就是外语水平差也不碍事。因为每天的生活情况和生活方式直接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正在高涨。整齐的“红色前线战士联盟”的队伍和“红色少年水兵突击手”青年大队，不顾政府的禁令，上街游行。报纸报道了全德连队前线士兵代表会议的消息。在定期出版的先进刊物上刊载了共产党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的号召书。
　　可是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却在大喊“经济民主”，“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并公开反对同共产党人合作。正式持和平主义立场的中央天主教党不是利用报刊同国内的军国复仇主义狂热作斗争，而是怀着蛊惑人心的目的抨击苏德合作。尤其是天主教报刊竟敢对苏联指挥员小组大肆攻击。所谓人民党的代表反驳了这类攻击，虽然他们也是鼓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但仍然支持同苏联合作的思想。身着褐色衬衫的突击队放开嗓门唱着歧视异族的歌曲。他们同工人之间常常发生冲突。我们在街上目睹了好几次这样的冲突。国家警察形式上保持中立，实际上是在帮助纳粹分子。德国正处在十字路口，法西斯的威胁逐渐增大。至于我们在出差期间要打交道的那些军官们虽然不隐瞒自己的保守观点，但他们极力强调“军队不介人政治”的说法。
　　通过研究德军司令部的工作安排。可以看出，这一工作固有的特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各项业务工作都很熟练，预见性值得称赞，工作准确，司令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组织性好。另一方面，非常墨守成规，细则规定到了可以不慌不忙地给下级提供决心的程度，束缚现地工作的主动性。崇拜文件和书本，相信命令上有的和下达给部属的东西后来会自然而然地变成现实的东西。这一切有时使人们发笑。可能在善于执行命令方面几乎达到机械程度的德军内部，对待工作的这种态度是有一定基础的，但是在红军中，类似这种过分的像机械一样的行动，显然是不适用的。不过，这次出差还是有收获的：通过各种工作方法的对比，优缺点更加明确了。我们得到的印象是，就当时来看，德军的摩托机械化程度是相当高的。
　　回国后，我仍担任参谋长助理的职务，后来临时履行莫斯科军区参谋长的职责。必须指出，同新的军区司令员科尔克共事不像从前同伏罗希洛夫、巴济列维奇和乌博列维奇共事时留给我那么好的印象。我从自己的这位直接首长那里几乎没有学到什么有助于我进一步提高军事素养的东西。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司令员和参谋长由于处理问题的角度不同，从而彼此间缺少全面的个人接触：纯主观上毛病起了一定的作用，要么他的毛病妨碍我正确领会他的意图，要么相反，我的毛病使他不能全面了解我的想法等等。但事实毕竟是事实。不管我怎样尽力准确地执行命令并尽量主动地工作，我们从来没有达到过意见上的真正一致。
　　我希望能正确地理解我。我丝毫不愿使忠于工农红军和苏维埃祖国的有才干而又功勋卓著的指挥员的名誉受到任何影响。在旧军队中任过中校的科尔克虽然在1927年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但在国内战争中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作斗争时就已战功卓著。他当时和后来担任过集团军参谋长和方面军司令部某处处长、集团军司令员、方面军司令员、某几个军区司令员的职务。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北部地区、波兰、乌克兰、克里木、土耳其斯坦和高加索作过战和工作过。1935年任命他这样一个有经验和有学识的人为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不是偶然的。
　　我指的是另外一个方面，即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具体的相互关系，遗憾的是，这种关系是无法摆脱的。使我生气的是科尔克在命令中提出的不合逻辑的说法，有时这种说法是由于记性不好造成的。他为了帮助记忆，喜欢把要记的内容记在一个记事本里，而在另一个记事本里记的好像是第一本的日录索引，指出在什么地方记的什么。但仍然是混乱的。更使我感到遗憾的是，司令员竟然把未经核查过的情报报告上级。例如，有一次可以说是高水平的谈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为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军区正准备例行的阅兵。上级决定要在红场上展示国产坦克。为这件事我做了很多工作（的确，当时这是一件大事！），并详细地向司令员作了报告。节前不久，科尔克和我被叫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斯大林想知道阅兵程序的细节，特别是关于坦克方面的问题，斯大林向司令员细问了很长时间。司令员虽然看了记事本，但始终讲的不是那么一回事。看来，斯大林事先就关心坦克问题，关于坦克受阅的具体准备情况心里也有了一点谱；他惊奇地看了看科尔克，又问了一句：“是这样吗？”
　　最后谈到了坦克的配置及其技术性能和驾驶员的问题。
　　斯大林听了司令员的汇报之后大声说，他讲的完全是别的资料，于是转过来问我。我很不好意思地揭露军区领导层中存在的意见分歧。但是我也不愿说假话。我汇报之后，斯大林满意地说，他掌握的资料与我的相同。当涉及驾驶员的问题时，斯大林很想知道，能否保证一辆坦克也不损坏、不降低速度、在红场不停车，万一发生这种情况驾驶员应采取什么对策。科尔克回答说，技术部门给红军驾驶员讲了课。
　　“梅列茨科夫同志，您谈一谈讲课的详细内容！”斯大林再次对我说。
　　我只好说，担任驾驶员的都不是军人，而是技工。后来回答另一些问题时，我报告了受阅坦克的整个情况。斯大林很快就放我们走了。从此以后，我同司令员之间就发生了一次并非我主动挑起的不愉快的辩论性的谈话，后来类似的情况又发生过多起，原因是我被召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去汇报莫斯科军区的各种军事问题，而我和科尔克事先并不知道要谈什么，未能预先就要谈的所有问题统一我们的认识。我的意见常被采纳，虽然后来发现军区司令员又有另外的想法。这就产生了新的矛盾。假如我不是另有任用，这些事情会产生什么结果，那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同志式地分手了。
　　我在莫斯科军区工作期间所遇到的一些有名的指挥员中，我还想提一提军长и·п·别洛夫（后来是一级集团军级司令员）。他在几乎整个国内战争时期，都是在我不了解的中亚细亚战场度过的。因此，别洛夫在那些条件下的战斗故事对我来说无疑地是有意思的。他是塔什干事件的积极参加者，这个事件曾是д·富尔曼诺夫中篇小说《暴动》所描写的一个片断，事件发生后，别洛夫退出了左翼社会革命党，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1923年我以师参谋长的身份进行现地勘察时，第一次在北高加索同他会面，而他是为了制定粉碎库班白匪的作战文书来到那里的。一年前，他参加过对白匪的作战。别洛夫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苦难的童年给他的性格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他的童年是在诺夫哥罗德省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度过的。我认为，别洛夫在左翼社会革命党内时也起过某些作用，他对左翼社会革命党批评得很尖锐，而且对自己也不宽恕。在我看来，他主要有三个特点：有军事天才；直言不讳；由于好生闷气而不冷静，虽然他经常抑制自己，但在他身上积蓄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出来。
　　别洛夫善于奔向既定的目标，不拐弯，也不左右摇摆。对一名军人来说，这是非常可贵的。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2:37
　　在第聂伯河和别列津纳河之间
　　指挥员大家庭。集训和即题作业。军区司令部的职能。演习生活，接近实战的大演习。
　　1932年4 月，我接到担任白俄罗斯军区参谋长的任职命令。当时，在白俄罗斯军区驻有大量部队，其中包括骑兵兵团，坦克兵团和航空兵兵团。这些部队都是由一些经验丰富的指挥员指挥的。许多人因参加国内战争而闻名于世。担任过各军军长的人员有：严谨的指挥员C ·E ·格里博夫、塔曼远征英雄E ·и·科夫丘赫、勇敢的A ·д·洛克季昂诺夫、我过去的师长C ·K ·铁木辛哥（后为苏联元帅）。后者很快就担任了副司令员。
　　担任过本军区各师师长的有：刚毅的首长和骠悍的骑手г·K ·朱可夫，东方面军某军前政委и·C ·科涅夫，有才能的总参工作人员в·д·索科洛夫斯基（后为苏联元帅）和其他一些有能力的领导人。在军参谋长中，现在我能叫出名字的有B ·я·科尔帕克奇（后为大将）、A ·A ·诺维科夫（后为空军主帅）。и·х·巴格拉米扬（后为苏联元帅）曾在某军的司令部工作。
　　军区的领导也是由谙熟军事的指挥员组成的。副司令为A ·я·拉平，军事委员会委员为л·M ·阿龙什塔姆，后来是п·A ·斯米尔诺夫，炮兵主任为д·д·穆耶夫，装甲兵司令为C ·C ·邵武勉，军训部部长为H ·A ·舒莫维奇，军区副参谋长为ф·M ·切尔诺夫和и·г·克洛奇科，他们都是有智谋、受过教育、有组织才能的军官。
　　军区司令部作战部的成员是很强的。M ·B ·扎哈罗夫任作战部部长，在这个部里工作的还有P ·я·马利诺夫斯基（后为苏联元帅）、B ·B ·库拉索夫（后为大将）、A ·п·波克罗夫斯基、ф·п·奥泽洛夫、г·и·沙宁、K ·A ·茹拉夫廖夫、H ·A ·库兹涅佐夫。
　　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在苏军中甚至在我们全国都是鼎鼎有名的，其中许多人连外国也知名，上述同志中有些人没活到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就去世了。但所有健在的人都发挥了自己最突出的长处，分别指挥了各方面军，各集团军或领导了各军团司令部。
　　这样选配军区司令部和部队的领导成员当然不是偶然的，因为与国界相毗连的就是潜在的侵略者。怎样选拔和配备白俄罗斯军区的干部，可以从下列事例中具体看出来。有一次，一批刚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指挥人员来到本军区。在他们去部队任职前，先在军区司令部给他们举办了短期集训。集训的训练大纲包括：左轮手枪、轻重机枪射击训练法方面的示范课和实习作业，包括夜间射击；一边投掷手榴弹一边通过强攻区；在炮兵和坦克支援下的步兵营进攻战术队列演习；团和师在作战条件下的野战即题作业。军长和师长们也被召来参加了这次集训。通过集训，刚从军事学院毕业的指挥员很快就得到了实施作业的实践，同时熟悉了军区所有高级指挥人员。只有经过集训，他们才能得到任职命令。
　　白俄罗斯军区考虑到情况在不断变化，军事技术在蓬勃发展，非常重视教育和训练领导人员和司令部，特别是军和师的指挥员。当时强调，在实验性演习和野外进行作业期间获得的一切新的东西部应立即推广到部队中去，提高这些部队的战斗素养和战备水平，以便使某一部队或兵团所取得的成就能成为整个军区的共同财富。
　　这里有一个司令部领导人员怎样组织指挥员训练的例子。在一个训练组里总共约有二十人，其中包括作战部的领导人员。作业每周进行一次，采用即题作业的形式。在作业中研练了各种战役问题，首先是进行纵深战役、使用坦克和飞机的战役问题。所有的指挥员依次研究了即题作业。他们还推演了即题作业，尔后进行了讲评。最后由司令员作总结，或委派我作总结。应该承认，在作业中，负担是不轻的。特别是轮到担任指导员的人是很艰苦的，他必须在四十五分钟内将任务下达到参加军事导演的人员，细心听取他们的决心并作讲评。这样一来，指挥员不仅以受训者而且还以指挥员的身份获得了解决战役战术课题的实践。
　　在训练领导人员和司令部工作人员时，可采用各式各样的方法，从集团练习和即题作业到首长司令部军事导演、实兵演习和大演习，野外作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在现地推演战术问题比在图上尤其是小型图上的推演，内容上更加充实，也更富有教益。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大家都不满足于当观察者，而想亲自参加试验。
　　这里还有另一个例子。我们检查了急行军（以每小时十公里的速度进行的一小时行军）后马上实施战斗对战士的能力（如进行瞄准射击、准确远距离投掷手榴弹、熟练地拚刺刀、通过障碍地带）有何影响。我当然也参加了急行军，但坦率地说，我对这种练习已有些生疏，感到相当吃力。
　　白俄罗斯军区在构筑筑垒地域、机场和道路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为了监督这些工作，以及确定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和准备本军区的用地，每年都要实施战役勘察。一般要吸取广大参谋人员参加这项工作，而作战部工作人员必须参加。在勘察中为了确定最重要的地区，要推演一些“战斗”情节，开展有创建性的讨论。
　　从训练领导人员和部队这方面来说，不仅集训、各种演习和大演习，而且还包括视察部队，都是有教益的。视察部队时，一般是往师里派一个人数不多的指挥员工作组，可有六到七人，其中包括作战部、军训部的工作人员，兵种代表。师根据紧急集合信号出发，开往边界地区或到靶场，演练行军和遭遇战或者进攻，有时也演练防御。另外在某个团里可检查一个营的实弹战术演习，而在另一个团里则可检查指挥员的训练水平。还进行了加强营的战术队列演习。在炮兵团检查了以炮兵营为单位的实弹射击。指定准备演习和作业的时间是很有限的。这就要求指挥员具有工作迅速的本领，还检查了队列教练和体育训练以及指战员的生活和作风。必须找红军指战员谈话，内容可涉及现行政策、生活和日常风气等各种问题。
　　返回军区司令部后，要拟制一项约三页印刷纸的简短命令，并将其分送给所有军长和师长。这项命令还应上报工农红军军训部一份。命令中须指出检查中发现的缺点，并提出克服这些缺点的办法。从开始对师检查之日算起再过六天，整个军区就应知道对部队战斗训练的要求。不用拟制任何冗长的、一般供存档用的文书。很快兵团指挥员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到主要方面即部队的战斗准备和野战素养上来，并会强调怎样让部队做好未来战争的准备。
　　这里，在西部某个最重要的地段上，在培训忠于祖国的军事领导干部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这些干部熟悉团、师和军指挥员本身的业务；创造性地思考司令部人员的工作；具有政工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那种高超的组织才能。军区指挥人员在这方面总是依靠党组织和广大的政工人员。白俄罗斯军区高级指挥人员同政工领导人员以实事求是、布尔什维克的党性原则相处。我记得，指挥员和政工人员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摩擦。在会议上和在部队视察期间，在讨论军政训练的一些原则问题时，指挥员能认真听取自己政治助手们的意见，并与他们共同找出正确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关系当然也可以用政工人员本人的素质来说明。例如，本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都是些像л·M ·阿龙什塔姆和п·A ·斯米尔诺夫这样的坚强的布尔什维克。这些人都是有经验的党的工作者，有多年搞组织和宣传工作的经历，非常熟悉军事和部队的需要。指挥员与联共（布）西部州委的工作联系也是很好的。在我担任州委委员的那几年，我能证明，斯摩棱斯克党的领导人和军队领导人能很快而且很容易找到共同的语言。明斯克的情况也是这样。本军区的指挥人员积极参加1934年白俄罗斯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工作绝不是偶然的。
　　工作上总的情况就是这样。至于白俄罗斯军区工作的一些特点，就我个人而言，就是继续实现早在莫斯科军区就拟好的计划，修筑军队调动用的道路和改善整个交通线路。我唯一感到惋惜的是，没有能将计划中的这一部分工作搞完。因为道路勤务部门的技术设备不足，又非我们管辖的单位，国家给这些工程能提供财政拨款也很有限。
　　现在谈谈下一个问题。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西部各州划入白俄罗斯军区。西部各州包括稍晚一些时候设立的大卢基、斯摩棱斯克，布良斯克等州，还有加里宁州和卡卢加州的一部分。本军区的总人口为一千二百万，领土面积为二十九万平方公里。在这广阔的地区内，交通状况不佳。首先是我们没有足够的通往相邻各军区，如北通列宁格勒军区、东通莫斯科军区、南通乌克兰军区的完好公路。驻斯摩棱斯克的军区司令部不能同本军区管辖的所有地域保持战役上的和大范围的联系。
　　特别令人担心的是波列西那地区，因为整个地区都布满了森林和沼泽。一些纵向江河障碍也经常使人感到麻烦。例如在别列津纳河的整个河道上，我们只有四座大桥和四座门桥。我想，如果敌人将这些桥炸毁，我军无疑将面临非常大的困难。如紧急需要大规模地将部队从一个地域转移到另一个地域时，也会出现复杂情况。在白俄罗斯军区全部现有铁路为六千二百公里，公路为二千公里，土路为十万公里。这就是说，在远离铁路和公路的地方，运输人员和军用物资的重担都压在这些土路上。如果说在本军区每一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三十五公里左右的土路，则铁路只有两公里，而公路只有七百米左右。结果，我为司令部和各勤务部门详细拟出了一旦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发生战争时面临的各种任务，并制订了采取迫切措施的详细计划，为实现这一计划，我一直工作到将我调往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的时候为止。
　　白俄罗斯军区司令部得到多次演习机会。在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和大演习中，除完成部队训练的一般性任务外，我们实际上还检验并力求进一步发展当时正在研究的纵深战斗和纵深战役理论。在本军区部队里，在诸如建立和使用能独立作战又能与步兵和骑兵兵团协同作战的坦克部队的大兵团，大量集中使用能保障步兵和坦克成功地突破敌防御的炮兵，在主力到达前由步兵、坦克和炮兵组成的前卫队的战斗，在实施方面军进攻战役时大量空降兵的使用，在进攻战役中大量集中使用强击航空兵和轰炸航空兵等这样一些重要的纵深战斗理论问题上，都得到了一些切合实际的新见解。军区司令部拟定了与检验纵深战役理论有关的演习文件。在这项工作中作战部起主导作用。我们后来同扎哈罗夫、马利诺夫斯基、库拉索夫，舒莫维奇和炮兵主任穆耶夫一起下了很大功夫编写纵深战斗细则。该细则的最后样本于1935年交付使用。
　　在我当军区参谋长的任期内。1934年举行了一次规模最大的联合演习。但在1936年还举行过比这次规模还大的联合演习。关于后边这次演习情况，我是从и·п，乌博列维奇那里得知的，不过当时我已在另一个地方服役。在演习的“战斗”活动中，白俄罗斯军区所属分队、部队和兵团显示了高速进攻和顽强防御的能力。在联合演习中广泛使用了火炮、坦克、战斗机和运输机、工程技术装备、防化兵器、空降兵和骑兵。演习中，坦克兵团和骑兵进行了多次大规模“交战”。空降兵进行了伞降。
　　我们还举行了多次试验性演习。在这些演习中，我们研究了下述问题，如新技术兵器的使用及其对战术和部队组织编制的影响，使用航空兵突击坦克的效果，坦克在沼泽地和水下的通过能力。国防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出席了多次这样的演习。M ·H ·图哈切夫斯基多次前来参加。军区装甲兵司令邵武勉和旅长特尔京直接参与了坦克潜渡的研究。由于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渊博的知识，取得了良好的结果，从而有可能向工业部门提出了制作坦克潜渡驾驶设备的申请。很可惜，这个新的有用的创议当时没有得到支持。宝贵的经验也逐渐被遗忘了。
　　我们曾很重视寻求如何提高步兵部队突击和射击威力的途径。有一个步兵师表现得很好，其所属各团均编有超轻型坦克营。从该师进行的多次演习中可以得出结论，步兵团的编制中包括坦克分队是适宜的。当时进行的备次演习都证明，广泛使用航空兵和空降兵这样一些高速机动部队是正确的，大量使用坦克和摩托机械化团这样的机动部队也是必要的。我们得到了进一步确定纵深战斗理论的大量资料。同时，演习还表明，军区部队训练有素、坚韧不拔、指挥机关积极主动并能对部队进行果断的指挥，总参谋长A ·и·叶戈罗夫和一些外国军事代表团参观过这样的一次演习（1934年的大演习之后的一次）。部队协调一致的战斗行动使所有参观者大为惊讶。步兵、炮兵、坦克兵和航空兵都熟练地进行了射击，A ·и·叶戈罗夫完全被“战斗”场面吸引住了，以致想离开掩蔽部去感受一下“战争”的气息。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2:38
　　红旗特别集团军
　　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在等待我们。值得在一个地方待下去吗？瓦西里·布柳赫尔。亲眼所见。友好的捷克斯洛伐克。
　　1935年1 月，我被调往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仍担任参谋长职务。去那里的不止我一个人。由白俄罗斯军区调往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哈巴罗夫斯克的有一批人。当时我们大家都很自然地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这样调动。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这是正常调动，因为定期将领导干部从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便于干部在一旦发生战争时能熟悉不同战区的情况。但我们大家是在同一时间组成严密的小组调往哈巴罗夫斯克的，这个情况同上面的那种解释又多少有些矛盾。第二，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朝鲜和满洲作威作福，使那里即将面临复杂的局面，很需要加强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的确，这里边界事件接踵而至。虽然满洲已成了战争策源地，但日本人暂时只限于对我们进行挑衅，而在中国则开展真刀实枪的战斗，他们搞蚕食政策，但又明显地是在准备发动几次大的战役。因此，这个原因虽然有充分的论据，但也没有详尽彻底地回答我们的问题。最后一个原因，当时可能认为，准备将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乌博列维奇调到远东去，由于有人事先给他打过招呼，他就要求将白俄罗斯军区的一些同事与他一起调去。可是从来没有人给我们任何人说明过。我们是军人，有命令就应该执行。于是我们很快就熟悉了新的服役地点。
　　哈巴罗夫斯克在等待我们。因此，我们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没有作过多的考虑。我们一开始就全力投入提高部队战备的工作。开始时工作的范围囊括从贝加尔湖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整个地域的统一军区。后来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分成为外贝加尔军队集群和滨海军队集群。两个军队集群都编有若干兵团，以便必要时回击入侵之敌。部队的战斗素养还是不错的。因为有些部队不久以前还参加了粉碎中东铁路上奉系军阀冒险活动的战斗，而另一些部队则在与日本为邻的情况下也在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人技能，时刻准备投入战斗。日出之国的统治集团加紧把自己的傀儡满洲国变成进攻苏联的桥头堡。在这种情况下，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必须时刻做好准备。
　　A ·я·拉平（拉皮尼什）同我一起就任新职，他也是从斯摩棱斯克调来的。在白俄罗斯军区时我们相处得很好，而且起初我们还有一段共同的经历，因为在国内战争时期他担任过第5 集团军司令部的政委。后来在一起共事又使我们更亲近了。早先他曾在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工作过，在这以前他还在中国担任过军事顾问，现在能讲许多有教益的事情。同他谈这些方面的情况受益匪浅。阿尔贝特·亚诺维奇·拉平当了主管航空兵工作的远东特别集团军副司令员。同航空兵干部见面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人民选出能随时完成任何重大任务的得力军事干部。
　　过了一段时间，又见到了太平洋舰队的一些干部。太平洋舰队只在作战上隶属于哈巴罗夫斯克。那时我还不能按自己的愿望去增加海军方面的知识，总的说来，当时我们对同海军搞严密协调的联合作战问题研究得不多。我感到自己多少有点脱离了这一军种的味道。我对此深感遗憾，生活也证明，产生这种心情是有道理的。后来在1939—1940年，我当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和总参谋长的时候，就同海军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在战争初期，在1944年卡累利阿方面军同我们的北方舰队、拉多加湖区舰队和奥涅加湖区舰队协同作战的时候，尤其是1945年在远东第1 方面军同太平洋舰队协同作战时，这种密切关系对我大有好处。
　　从这个意义上讲，1935—1936年在远东工作对我来说的确是受益不浅的。过了十年，我当了远东第一方面军司令员之后，运用了从前在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工作中获得的许多经验。可见，仅仅熟悉战区这一点便多么值得！但也不能认为，在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工作只是在十年以后才给我带来直接好处。这种想法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任何军事首长换了工作单位进入新的环境，马上就会积累新的实践经验。因为不同的条件会立刻迫使他去寻求另外的途径来解决类似的军事任务。这就是为什么指挥员不要长期待在一个地方的重要原因。改变印象本身就会扩大指挥员的视野，向他们提出新的问题，鼓励他们要从原来不知道的角度来看待事物。
　　从1929年起担任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员的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在该集团军生活中起了杰出作用。当时在我国谁不知道有这样一位统帅！十月革命前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后来任工人支队政委和游击部队指挥员。国内战争年代任师长，还担任过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总司令、共和国军事部部长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至1922年）、军长、列宁格勒筑垒地域司令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要工作人员（至1924年）、广州中国国民政府总军事顾问（至1927年）、乌克兰军区副司令（至1929年），以上就是布柳赫尔在军内和政府内任职的基本情况。从他开始帮助孙中山组建中国人民国民革命军和组织反对内部反动派的斗争以后，在国际上也是有名望的。
　　布柳赫尔在中国工作期间化名加林。在外国称呼这个名字时，定的是另一种音——加伦。法国电报局很想来这里弄个水落石出。电报局的通信人员很快发现在孙中山身边有一个身体很结实的人，他就是孙的总军事顾问。此人外貌很像欧洲人，经常面带笑容。这位提出高水平建议的外国人到底是谁呢？有传闻说，他是一位退役将军，名叫加伦。法国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在军事人员查询处仔佃查找了这个名字，回答不了记者提出的问题。结果也只能耸耸肩。当时细心的报界工作人员着手从另一方面来寻找，终于发现，这个神秘的外国人不是别人，而是苏俄国内战争时期的一个英雄，他是应孙中山博士的邀请来中国的，他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治顾问、布尔什维克M ·M ·鲍罗廷、武官A ·и·叶戈罗夫和军事顾问伊万诺夫斯基（A ·C ·布勃诺夫）同属一个小组。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2:38
　　在苏联，布柳赫尔的名字是家喻户晓的，他的威信也很高。谁在1918年9 月在我国第一个荣获红旗勋章？是布柳赫尔。谁在中东铁路冲突期间反击了国民党右派队伍中的冒险分子？也是布柳赫尔。
　　1930年4 月设立红星勋章。第一枚红星勋章的荣获者又是布柳赫尔。那时还设立了列宁勋章，他又是首批获得这种苏联勋章的人员之一。那几年，荣获勋章的人是不很多的。只要看看集团军级指挥员军服上戴的五枚红旗勋章，你就会明白，党和政府对他的活动作出了什么样的评价。正好在1935年，我第一次和他见面的时候，他荣获了苏联元帅军衔。我们的结识是从互相吐露往事开始的，因为很容易地找到了共同语言。布柳赫尔是雷宾斯克的一个农奴的孙子、贫农的后代、梅季希工厂和索尔莫沃工厂钳工。幼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情况同我相近。我是扎拉依斯克的一个农奴的孙子、贫农的后代、莫斯科和苏多格达工厂的钳工。
　　作为军事首长的布柳赫尔，依我看在很多方面都像乌博列维奇。他采用了与后者大致相同的方式方法组织部队训练，经常进行战役战术演习，并作很有教益的讲评。他组织了军区和数个兵团规模的军事导演，并且时常在有总参谋部高级代表指挥的情况下亲自参加这些导演。他设法利用一切机会来训练部队和兵团，偏重的不是办公室或练兵场上的理论，而是按近似实战的实践。他认为红军的政治教育具有重大意义，而且特别强调，必须教育红军指战员树立我军胜过日军一筹的战斗优越感，但又不允许有轻敌情绪。
　　他同乌博列维奇又多少有些不同。布柳赫尔对下级既不放松教育又不严厉过度，他经常爱开玩笑，很平易近人。但亲近他的人认为，这些特点完全是一些外部表象，实质上他们两人并无原则上的区别。总的来说，乌博列维奇精神要集中一些，好象更有条理一些；布柳赫尔则是一个比较豪放开朗的人。但他们两人都具有军事统帅应有的最重要的素质——思路开阔。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员正是在这个方面始终要想方设法冲破老一套解决问题的框框。他无限地信任我，几乎从来没有检查过我的工作，我相信，他任何时候对这一点也不会懊悔的。至今在我的眼前还有他那粗壮清晰的字迹，工整的签名和签名后面必不可少的一点和一道。至今还能听到他那响亮的声音：“基里尔·阿法纳西耶维奇，你看下个月我们将从何做起呢？”
　　当时，我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第一，要研究部队的配置、工事构筑和保障问题以及在紧急情况下的任务。发现哪些东西不能适应形势和越来越高的要求，就地找出正确的解决办法。第二，详细研究关东军针对苏联远东地区进行的一切活动。第三，很好地研究远东战区，其方法是到本战区的陆上和海上区域去进行野外旅行作业和现地勘察。同时，还应着手研究主要方向，尔后再研究一般性的问题。在野外旅行作业和现地勘察中，要在掌握远东边远地区军事勤务上，尤其是在构筑道路、桥梁、通信线路、仓库和设立修理机构上，确定首要任务和后续任务，而在最重要方向上，还要在构筑防御工事方面确定首要任务和后续任务。当我要求早已在那里工作的同事提供情报时，可以获得很多情报。当然，不能尽如人意的一些感觉也是有的。这可能是因为不能亲眼通观全部材料造成的。
　　我决定去找布柳赫尔商量一下。他很快就理解了我。并建议我把司令部的日常工作推迟一段时间再搞，也可将这些工作交给我的副手，我自己则着手全面研究远东地区的情况。于是我们草拟一项详细了解远东地区的计划。我将计划送给布柳赫尔看。他不仅赞同这个计划，而且在勘察作业时常常亲自指导和帮助我。
　　第四，对我来说，要紧的是研究远东的通史，尤其是远东战区的战史，包括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的内容。我对研究战争的起因和发动战争的方法很感兴趣，侵略成性的日本军队发动的战争尤其是这方面的研究重点。这里顺便提一下，日本一定会对敌方主力采用突然袭击的方法，这就要求我们部队保持经常的战备状态。还要研究对日战争中战斗活动的进程、战役方向，并探讨许多其他问题，甚至包括邻国的经济问题和有特色的民间风俗习惯。因此，我常常久坐读书，翻阅各种参考材料，直至深夜。
　　从清晨起我就开始搞日常业务，如指挥员的作业和集训的准备工作，战术演习和联合演习的准备工作，以及部队的人员补充和各种给养的保障等。研究营房、食堂、各种车场和其它设施的修建问题，以及扩建远东地区的军事工程设施，都要花很多时间并要有创新精神。为落实各项措施要消耗大量的物资。我们都想多搞一些，但可能性有限。布柳赫尔非常细心地听取所有的建议，我们俩人要花很长时间寻求最正确的解决办法。我同布柳赫尔最后一次关于军区工作的长谈是在莫斯科进行的。当时我们是去莫斯科参加国防人民委员召集的工农红军高级指挥人员专门会议的。
　　可怕的事件迫近了。亚洲和非洲的战争策源地燃起了熊熊战火，在变化了的新形势下，必须确定加强红军的最重要方针，把重点放在掌握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上，并准备将红军建设的混合制逐步过渡到建设一支有足够数量的基干正规军。这次会议开过后不久，我就患了咽炎，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出院后，我再返回远东已不可能了。
　　后来我以应邀参加大型军事演习的我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和捷克的关系愈来愈好。我们了解了捷克的工农业情况，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道路维护得非常好，人民生活井然有序，这些都特别引人注目。捷克的军队已按现代化标准装备了新式武器和技术装备。正像大演习所显示的那样，可以认为捷军已完全做好反击侵略者的准备。只是由于拒绝同苏联红军共同作战以及英法政府的慕尼黑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才把这个国家变成了法西斯德国的牺牲品。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2:40
第三章西班牙在烧烧

　　保卫马德里
　　巴黎通向巴塞罗那。马德里的现实。在利斯特尔那里作客。结识卡瓦列罗。坦克开到了！别尔津在工作。一些旅的组建。无政府状态的代价。特鲁埃尔与纪律。米亚哈的两个人。亚历山大·罗季姆采夫。
　　1936年秋……西班牙共和国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叛军的殊死斗争。二十七个欧洲国家关于不干涉西班牙事务的协议成了一纸空文。德国和意大利公开为佛朗哥分子提供武器、装具和人员，准备进行干涉，以便把比利牛斯半岛变成又一个法西斯基地和他们的桥头堡。而英法两国政府阻挠西班牙共和国从国外获得武器，实际上是参加了对西班牙人民合法政权实行秘而不宣的军事、经济封锁。在共和国处境艰难的岁月里，开展了一场国际上支持共和国的运动。苏联人在这场运动中是极其重要的一员。我国载有粮食、装具和武器的船只从黑海港口驶往西班牙海岸。我国志愿人员和军事专家也乘轮船、飞机、火车来到西班牙。他们竭力帮助几乎没有正规部队的共和国建立正规军，击退反动派的联合部队，在法西斯的进攻下保卫首都马德里。
　　10月初，叛军开始从四面进攻马德里，而法西斯的地下组织——“第五纵队”则加强了它在城区内的活动。10月12日，西班牙人一年一度地庆祝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就在这一天，在托莱多的叛军头目佛朗哥将军准备带领自己的部队以分列式通过马德里的广场和街道。西欧各国报纸充斥着来自法西斯方面的种种报道，如说共和国政府不可避免地即将倒台，马德里与阿尔巴塞特和巴伦西亚之间最后的通道即将被切断。西班牙首都大概已处于敌军的包围之中，等等。
　　当我们苏联志愿军的两个指挥员——我和Б·M ·西蒙诺夫上校坐在沿莫斯科—柏林—巴黎这条铁路线去西班牙共和国的火车上浏览新近出版的报纸的时候，心中充满了焦虑不安的情绪。马德里真的已陷入包围了吗？或者这不过是资产阶级新闻记者的又一个谎言呢？
　　窗外的景色在变换着。我们驶过了波兰贵族、地主的贫瘠土地，消失在后面的是波德边境线，这时在眼前闪过几块德文标牌，上面标有：某某月台，售票处位于某处，军代表办事处位于某处，离某某地方的饭店若干公里，车站的方向，旅客散步时间为多少分钟，等等，柏林到了！
　　在去巴黎途中，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快的是隔壁包间的一位太太，我们每次从旁边走过时，她都要瞧上一眼，莫非她是监视我们的？这一猜测是对的，但全然不是我们所设想的那样，抵达西班牙时，我们同另一批苏联指挥员又一次遇见了她，在那里才搞清楚，她是护送我们的，是保护我们平安到达的。
　　在巴黎，我们住在苏联大使馆，而首先要了解的是关于西班牙局势的新闻。同志们向我们传达了他们当时掌握的全部情况，但提醒说，这些情况是极不充分的，应该看成是初步的。的确，后来我们在西班牙查明，许多情报只是大致可靠，另一些则已过时。同资产阶级报载的新闻相比，大使馆的情报看来是非常乐观的。而真相则似乎是介于两者之间。
　　我们对巴黎感兴趣的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我们想借此机会观赏一下城市的名胜古迹。但由于时间有限，每次游览只能抽空进行。第二，我们手头缺少很多东西，据大使馆一位工作人员解释，这些东西在西班牙是必备的。因此不得不到商店走走。我们对法语懂得很少，况且在行动上要尽量做到不引起店员的怀疑，使店员难以从我们所买的东西上猜出我们是干什么的，向何处去。所有这一切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第三，因为不能往家写信，所以希望买一些“有意义”的纪念品，让自己的妻子猜到，这是丈夫寄回来的，他们身体健康，大使馆答应立即把这些礼物寄走。
　　我们很快地从巴黎抵达图卢兹。与肥沃的法国中部平原接壤的是地形平淡无奇的中央高原丘陵，随后便出现了绿色的加龙低地。从图卢兹开始，当地火车以慢得多的速度驶向西班牙边境。丘陵越来越高，土壤越来越干燥，植物也越来越少。后来，整个地平线被山脊遮住了。这是比利牛斯山脉，它的那一面便是西班牙。到了一个新车站，休息了片刻。
　　大概有人在等我们。有个人来到我们跟前用法语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后来他又一次用带乡音的俄语问道：“你们是俄国人吗？”他向山脉方向指了指并朝前走去，我们跟在他后面。虽然走了不多一会，但路比较难走。最后，这个人终于停了下来，向后指了指说，“那是法国”，然后又指了指脚下说，“这是西班牙”我们就这样越过了边境。
　　我们去巴塞罗那乘坐的已是西班牙火车。铁路无人维护。在起初一段路上列车空着一半。几乎没有遇到携带武器的人员。车轮悠然地咚咚作响，车厢的刹车装置不时地发出吱吱的声音。像是在别墅里漫步，没有感到战争的存在。但是，当列车离开加泰罗尼亚山脉，沿海岸奔驰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车厢里坐满了穿卷袖冬上衣的吵吵嚷嚷的青年人，提着奇形怪状篮子的农民，穿着无可挑剔的小姐。圆形软帽、圆而高的制帽，无政府主义者的绦带和小旗、手榴弹和手枪开始在眼前闪现。
　　在巴塞罗那，我们遇见了苏联领事B ·A ·安东诺夫- 奥夫谢延科。最初我与他相识是在1924年，当时他是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而现在我马上就认出了他：稍带微笑的大咀，尖长的“鸭咀式”鼻子，眼镜后面是一双近视眼。此人的经历既丰富，又复杂。作为十月武装起义时期的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他在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成员。内战时期，安东诺夫- 奥夫谢延科指挥过乌克兰方面军，并担任乌克兰军事人民委员，尔后在小人民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任要职。他在有苏联驻外全权代表的外国度过了多年。
　　安东诺夫- 奥夫谢延科显得疲惫不堪。他向我们叙述西班牙局势时虽然沉着冷静，但在交谈中他的咀唇产生神经性的抽动。他的言词形象鲜明，语气尖锐。
　　根据他的介绍，局势不怎么好，比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报道的要好，但比我们在巴黎听到的要坏。叛军盘据在马德里附近。共和国几乎丧失了西班牙的整个西南部分。法西斯的航空兵掌握了制空权。德国与意大利打着与佛朗哥分子合作的旗号，其侵略行动不断升级。在叛军营垒中，各竞争集团之间正在闹内讧。但遗憾的是，在共和国阵营内，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左翼共和政体拥护者之间的分歧闹得更厉害。右翼社会党人拉尔戈·卡瓦列罗首相的政策是模棱两可的和不一贯的。从完整的意义上说，正规军是不存在的。摩洛哥没有获得独立。这一点被法西斯分子所利用，他们在那里进行蛊惑人心的的宣传，并收集穆斯林队伍编入自己的部队。巴斯科尼亚和加泰罗尼亚要求自治，而政府对此极不乐意，这就给反法西斯队伍带来意见分歧。人民群众满怀革命热情，作好了自我牺牲的准备。对他们妨害最大的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些人缺乏起码的纪律：他们今天打仗，明天就休息不干。他们有时不经请示上级指挥官就采取冒险行动，有时则把正面暴露给敌人。他们从国家仓库夺取武器并将其隐藏起来。他们对谁也不承认，对谁都不在乎。他们不大喜欢共产党人，瞧不起社会党人，仇视政府人员，他们不是自逞英雄，就是惊慌失措。后勤工作暂时还未步入正轨。前线局势不妙。必须与西班牙共产党人建立密切联系，而且要首先依靠他们，但同时对整个个共和国要采取尊重的态度，对各种共和政体的拥护者不能有厚此薄彼的正式表示。领事在结束谈话时说，一句话，事情愈早着手办愈好。
　　在巴塞罗那未出现飞机，沿公路去马德里只能绕道而行。因此，我们坐的汽车开始向南行驶，开往巴伦西亚，到这里后再向西转弯驶向首都。这辆车是属于巴伦西亚省省长的。他曾微笑着提醒我们说，司机是可靠的，我们可以不用担心。随着担心这个问题的提出，我们推测马德里已近在咫尺，这时司机从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把它放在自己座位旁边，并用手向左边，即向南指了指说：“法西斯！”
　　我们抵达马德里时天已黄昏，不见灯火。炸弹在城区爆炸。德国的“容克”式飞机又进行了一次未受惩罚的空袭。在暂时平静的时刻，人们在大街上奔跑，一个行人指给我们去苏联大使馆的路，并从Б·M ·西蒙诺夫手中抢走了香烟。后来才弄清，民兵可能认为，我们是给法西斯飞机发信号的。
　　行人称之为大使馆的那所建筑物，原来是一座旅馆。但里面确实住着苏联公民。接待我们的是《真理报》的著名记者米哈伊尔·科利佐夫。我们冲到他跟前提出一些问题，但听到的回答是：“局势用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它相当复杂。你们不想吃点东西吗？”
　　几天来我们第一次吃了一顿像样的晚饭，这时我们自己倒向科利佐夫讲起祖国的新闻来了。随后，科利佐夫也谈起来：“说实在的，关于这里发生的情况你们知道吗？”原来我们所知道的已经过时。“那么我就不想讲了，讲了只会把你们弄糊涂。你们自己会逐渐搞清楚的，而现在要尽快地像军人那样行动。这里有我们的军事顾问别尔津、沃罗诺夫和伊万诺夫。伊万诺夫到共和国参谋部去了。同他在一起工作的大部分人员不久前都投奔了佛郎哥。别尔津和沃罗诺夫马上就要到这里来。”
　　我们就这样开始体验西班牙的现实生活。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与布柳赫尔在一起共事的日子，折磨了我半年的严重咽炎，莫斯科的会议，被派往国外，波兰，德国，法国——所有一切都被蒙上了一层薄雾，已成为过去。吱吱作响的桌子上的褐色小面包和橙子，科利佐夫的讪笑，昏暗的街道和远处的爆作声——这就是我们周围的现实。那么，我们将从何着手呢？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2:41
　　军事顾问、炮兵专家H ·H ·沃罗诺夫和我们这些顾问的领导者я·K ·别尔津走了进来。我们互相拥抱后，立即开始拟定下一步的工作程序。我向别尔津报告了自己被委任的情况，而他却扯到共和国军队指挥官的问题，并把一批新的苏联军事顾问到达的情况通知了他们。随后，扬·卡尔洛维奇说，下一昼夜和一星期的主要任务是把马德里变成一个堡垒。可以把完成任务的希望坚定地寄托在共产党员。内务部的人员和该市公民的身上。别尔津在桌子上铺开一张地图，开始指出今后防御工事的配置点。后来，他派我们和沃罗诺夫下到部队。别尔津建议我到E ·利斯特尔那里，即到第1 旅去。
　　我同利斯特尔同志曾在莫斯科见过面，他作为一个西班牙共产党员曾侨居在那里，从事建设地铁的工作。利斯特尔过去是砌砖工，现在指挥第5 民兵团。一半由工人（他们几乎全是共产党）组成的第5 团是共和军的骨干。我们到来前不久，该团成了主要的混成旅。利斯特尔的部队在塞塞尼亚附近战功卓著，而他的友邻部队的情况则差一些，士兵们情绪急躁，有时退却。从俘虏的供词得知，法西斯分子准备在这里使用坦克。为打退坦克冲击，一个炮兵营被派到这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沃罗诺夫作为一个优秀的炮兵专家，恰恰应该派到这个营去。
　　别尔津是共和国的总军事顾问，对我来说，有了他的命令也就够了。但是，我们为了能给西班牙部队下达具体任务，成为一个正式发挥作用的军事顾问还须先去总参谋部得到委任。在总参谋部所在地，我遇见了п·A ·伊万诺夫。他把我介绍给西班牙的一位军官，此人是一名参谋，他留下来为共和国效力，而没有投奔敌人。在总参谋部，像这样的军官为数不多。这位军官对叛变者怀着满腔仇恨，他说，对叛逃者没什么可指望的。他们之中谁也没有回来。我们再一次与共和军指挥部通了电话。那里通知我们，在巴伦西亚将组建新的总参谋部，要求我赶紧下部队去主持座谈会，说说进一步退却将会有崩溃之虞的问题。这位军官开始收拾参谋部文件。而我赶忙返回旅馆。
　　别尔津反复考虑防御工事计划。这里的一切都正确无误吗？我们想起了一句俄罗斯俗话：“纸上地形平坦，心里忘却沟壑，而沟壑不能不过。”为避免失误，我们商定三人一起于清晨乘车走遍这个城市的郊区，就地看看将要构筑的掩体和胸墙应如何配置。
　　他们推荐了三名女翻译供我们逃选。稍稍犹豫一会儿之后，我决定M ·A ·福尔图斯为候选人，后来我一直没有为自己的选择感到遗憾。在西班牙她叫胡利娅，也就是尤利娅。她的丈夫是西班牙人，已牺牲。丈夫去世后她在西班牙住了五年左右，完全掌握了西班牙语，对这个国家及其习俗了如指掌。她通情达理，对情况反应迅速，是个勇敢的女人。她不只是能够胜任翻译工作，而且做得非常出色。正如实际生活表明的那样，她能成功地与担负任何职务的人进行谈判，后来实际上她已被委任为一名军官。
　　整个晚上我们未曾合眼，次日早晨驱车走遍了马德里郊区。由于勘察了地形，我们能够判定防御计划是适当的。为了更快地实现计划，я·K ·别尔津要求西班牙共产党员——共和国政府委员维先捷·乌里别和他的同志们给予帮助。沃罗诺无去炮兵部队，而我则到混成旅的步兵部队。该旅所属各营很快集合到一起。我看到战士们愁眉苦脸的样子。他们显然认为，由于退却一事现在要挨一顿训斥。大家沉默不语。
　　我对弟兄们瞧了一会儿，笑一笑后便开始叙述在苏俄内战时期我们是怎样打仗的。我一边说着，一边看看女翻译，一时又看看战士们。胡利娅翻译时感情明显外露，由于紧张而声音铿锵有力，面色发红。士兵们反应强烈。一个个蹦起来，还重复她说的话，打着手势。然后，他们提了许多问题。他们问得最多的是，红军遇到过退却的情况没有，如果是出于不得已，那末我们应如何看待这种退却，在此情况下该怎么办。
　　叙述又开始了。我说，有不得已撤退的情况，有时甚至是溃逃，这是常有的事，但随后我们总是能恢复战斗纪律，转入进攻，打败白卫军。对我们帮助最大的，是我们的政治觉悟、组织性和军队对劳动人民的依靠。
　　关于联合劳动群众的问题，大家很快就懂得。至于政治觉悟，则必须详加解释它的内容是什么和如何结合西班牙的情况加以阐述。随后，利斯特尔的政委出来讲话，他补充了我说的内容。
　　对纪律问题不得不谈了很长时间。胡利娅在翻译的时候，我心里就琢磨着：在旅里就这样解释好了旅里四分之三的战士是共产党员和社会党员。对无政府主义者如何讲呢？后来发现，士兵们对所叙述的全部内容都能马上有正确的理解。他们只不过希望多听一会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国家使者的谈话罢了。
　　严重的问题看来还是撤退问题。我尽力强调男子汉的自尊心：“还往哪里退呢？掩体后面不就是马德里嘛！你们能沿街道撤退，让姑娘们在所有的窗户里和阳台上讥笑你们吗？”这样说果然起作用。战士们低下了头。总之，谈话进行得不错，各营的情绪高涨起来。临别时战士们要求给他们放映一些描写苏联国内战争的影片。我答应能弄到这样的影片，并尽快实现这一许诺。后来，从苏联送来了几部影片。其放映效果是惊人的。快散场时利斯特尔的政委要求士兵们保证不继续后撤。各营齐声宣誓。
　　西班牙的工人和农民没有违背这一誓言。第一旅的官兵在作战中堪称模范，光荣而勇敢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利斯特尔原来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他是一位有自豪感和自尊心的人，他不能容忍哪怕是一丝一毫轻视和侮辱他的行为，同时，他神圣地维护了一个军人和共产党员的荣誉。利斯特尔当了第一旅旅长并不是偶然的，实际上，共和国的正规军正是在第1 旅的基础上诞生的。
　　我们长期在武器方面感到困难。这里的武器口径繁多，不配套，而且总是不足，弹药方面尤其如此。从苏联运送的武器满足不了共和军的需要。况且，在海上不断发生阻挠提供物资器材的事件。而大量地采购武器，对共和国来说又困难重重。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千方百计地阻挠向合法的西班牙政府运进必需品，而法西斯列强却明白目张胆地给佛朗哥送去专家、整个整个的部队和兵团、各种技术装备和武器。
　　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的祖国全力以赴，不惜以流血牺牲的代价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很多方面自然还必须依靠在当地工作人员的主动精神，尤其是别尔津表现了奇迹般的随机应变能力。他在为构筑马德里坚固防御工事操劳的同时，还到已伦西亚去，在那里把所有新来的军事顾问和志愿人员召集到他组建的指挥部，并指派他们的工作。受他监督管理的还有开到巴伦西亚和其他港口的商船。船上的物资要立刻进行统计、分配加以利用。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2:42
　　11月初，马德里遭到佛朗哥军队新的疯狂攻击。西班牙各旅和刚成立的各国际旅为保卫首都克尽职守。实际上，在那艰难的岁月里，防御活动已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至于政府，已决定撤退，因为危险越来越大。政府机关转移到巴伦西亚。我不知道这方面的活动该如何组织，但照我的看法，只是由于共产党的努力，当时才把事业坚持下来免遭失败。约瑟·迪亚斯、多洛列斯·伊巴露丽、安东尼奥·米赫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各种机关是在不同时间撤走的，有时连谁都不通知一声，有时在原地什么工作组也不留下。许多资产阶级官员光为自己打算。属于不同党派的一些政府成员彼此失去了联系。
　　一天深夜，大概是11月7 日前夕，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和一名西班牙共产党员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呆在掩体里。这位西班牙同志简略地跟我谈了一下情况，便开始劝我马上与拉戈尔·卡瓦列罗取得联系。有一点极为重要，那就是要使首相立即在巴伦西亚领导政府机构的工作。但是，他可能不听共产党人的话，按照他通常的做法，可能把共产党人的坚决要求当成某种“党派之间的倾轧”。而法西斯的爪牙摩洛哥部队已经接近他住的城郊。不管如何看待卡瓦列罗这个人，当时最重要的是维护中央政权的效能和各种力量的团结。无论如何必须说服他立即去巴伦西亚，而他对俄国军事顾问是尊重的并能听从后者的意见。
　　我驱车至首相住所，但对能否取得成功不抱很大希望。
　　卡瓦列罗一般于22时睡觉，不曾有什么样的力量和事情迫仗他打破这个一成不变的常规。一旦他开始入睡，他同外界的联系即行切断，所有去他那里的通路全都关闭。我们在行车途中，护送我们的一位西班牙同志负责带路。这时其他人被派到马德里至巴伦西亚的公路上迎候首相。
　　我们来到了首相官邪。一位秘书接待我们。我通过女翻译告诉他是怎么回事。我长时间地坚持向他解释，但无济干事。秘书强调说，政府首脑在睡觉，不能叫醒他。于是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我煞有介事地记下秘书的姓名并对他说，我现在就通知你们，首相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如果首相被俘，那未你秘书要用脑袋负责。胡利姬把我的话翻译了很久，显然，她自己又做了些补充，而且语气非常坚决和富于表现力。
　　秘书离去了。肩上披着花格毛毯的卡瓦列罗出现了。我又作了新的解释。首相看来远不是一个坚强的人。当他得知摩洛哥部队的情况时，不知怎么地立刻变得垂头丧气，很快同意必须离开。穿好衣服后坐上汽车就向东驰去。我送他到公路上与护送人员会合的地点，然后调转车头返回城里。
　　在马德里等待我的是一件喜讯：C ·M ·克里沃舍因率领的苏联坦克兵到了。我的代理人B ·M ·西蒙诺夫告诉我说，一个坦克连已经参加战斗。把这个消息告诉马德里人极为重要，这会提高居民和部队的士气，但是，对我更感兴趣的战斗细节，眼下谁都一无所知，我们乘车去打听消息。当我发现坦克连的时候，见到的第一个人是格赖泽少校（他是白俄罗斯军区所属的我们摩托机械化旅里的指挥员л·M·阿尔曼）。他曾担任过这个连的连长。阿尔曼对这次见面感到高兴。还立刻讯问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是否也在西班牙。但这位司令员不在这里。随后便开始谈论上次战斗的经过。原来有辆坦克被一枚炮弹击中，炮塔里的射手被震聋。没有遭到别的损失。人的记忆力是一种奇异的现象。许多事情，甚至极重要的事情我都忘怀了，唯独对这次谈话的细节，我还记忆犹新，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坦克兵的情绪非常好。刚到就从行进间顺利完成任务，这向来会使人精神振奋的。我发现，坦克兵高昂的士气在以后作战中也继续保持下来了。1936年11月，在马德里附近作战的总共约有五十辆坦克，较之佛朗哥拥有的坦克少得多，但前者作战英勇。坦克兵巩固了首都的防御，并在精神因素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们还给敌人造成了极明显的损失。佛朗哥的军队没有打坦克的经验，因而坦克往往直接压死他们的步兵和骑兵。法西斯分子看到坦克向他们冲击时，感到惊慌失措。当时在马德里城郊英勇作战的英雄坦克手当中，一位出类拨萃的人物就是波尔·马蒂索维奇·阿尔曼。授予这位指挥员——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特尔特尼（他的真姓）以苏联英雄称号是对他果敢而巧妙的行动应有的评价。阿尔曼于1943年牺牲在沃尔霍夫战线，当时他为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带领一个旅投入战斗。
　　总之，马德里的战事眼下比较顺利，但局势依然紧张。至少需要采取三项首要措施：组织好切合实际的、有效的军队指挥；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加固马德里防御地段；把共和军各支队变成正规军。所有这一切都要靠采取一系列重大的组织措施。为实现这些措施，必须至少得到三个人的同意，，这三个人是：首相兼国防部长卡瓦列罗；他的副手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实际领导人阿先西奥；总参谋长卡夫雷拉，当时我是他的军事顾问。
　　根据这些措施，苏联军事顾问采取了什么步骤呢？首先，я·K ·别尔津在已伦西亚召集会议。像往常一样，他精力充沛地、有条不紊地主持了这次会议。他当过红军情报部长，不喜欢白白浪费时间。别尔津是一个精明强干、坚强而有毅力的人，他把自己的全部知识和丰富的生活经验都用在如何组织打败法西斯这一活动上。他是一个拉脱维亚农民，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了革命运动。他的真实姓名是彼得·亚诺维奇·屈济斯。1911年他从伊尔库茨克流放中逃出后就取名为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革命胜利后这位有名的肃反工作者在我们那里常被称为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他的拉脱维亚故乡当时还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他在苏联居住时是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老战友，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贡献给苏联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事业。我在西班牙观察他时，不止一次地感到，这位勇敢的人，把他对国际法西斯主义的每一次打击，都看做是列宁思想在拉脱维亚和全世界的胜利道路上又迈出了一步。事实也正是如此。
　　会议上又一次（因为已有一次）提出了顾问与共和国军事当局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个复杂的问题始终没能得到满意的解决。七十多岁的卡瓦列罗无力真正有效地领导武装力量，况且他的政治路线经常与人民和民主国家的利益背道而驰，而他对共产党的敌视态度又妨碍他与组织得极好、有觉悟和能力的西班牙劳动人民的部队建立牢固的联系。阿先西奥是一个果断和目的明确的人。但他个人追求的目的与卡瓦列罗相比，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差更远。劳动人民不喜欢他，几乎把前线的所有失利都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不论是卡瓦列罗还是阿先西奥，虽然都重视那些真心实意为西班牙服务和舍生忘死地同法西斯作斗争的外国军事顾问，但又常常在军队改革问题上捣鬼。
　　恰在那时谈到了必须建立正规军的问题。生活本身终于迫使政府首脑接受了这一决定。我们与西班牙共和国总参谋部商定，将要组建若干个旅。待这些旅获得战斗经验后，再将它们合并成若干个师。这些师成长起来后，又可合并成若干个军。我奉命与总参谋长保持经常的联系，并尽力加强马德里方面军。负责领导马德里武装部队的应该是米亚哈将军。新的西班牙旅和国际旅将要派到那里。组建这些旅的中心叫阿尔瓦塞特市。
　　关于航空兵的消息是由杜格拉斯（я·B ·斯穆什克维奇）通知的。我认识他是由于在白俄罗斯军区共过事，他当时在该军区任航空兵旅旅长。有一次，我曾在维捷布斯克监督他领导修建机场的情况。斯穆什克维奇在那时就表现出卓越的组织才能。我在莫斯科工作期间，他曾担任红军航空总局局长。这位有经验的、勇敢的飞行员在西班牙发挥了自己最大的长处。
　　在巴伦西亚会议上，斯穆什克维奇建议把年轻的西班牙人送往苏联进行六个月的飞行训练。
　　不久，我与西蒙诺夫到了阿尔瓦塞特。在阿尔瓦塞特和马德里与我一起工作的还有几位苏联指挥员，其中包括P ·я·马利诺夫斯基、П·и“·巴托夫、B ·я·科尔帕克奇、A ·и·罗季姆采夫、H ·П·古里耶夫。
　　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共和国安排好正规军所属各旅的组建工作，以及当西班牙指挥官的军事顾问。首先取得成功的是国际旅补充了若干新的分队，该旅大部分由德国和奥利地的共产党员组成。这些离开祖国的光荣的同志们满腔热情，要在西班牙这块土地上与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德国法西斯主义进行殊死的搏斗。他们对军事掌握得很快，并在作战中发挥了自己最突出的优点（顺便提一下，还在阿尔瓦塞特演习时我就注意了德国营熟练的动作）。这个营早在10月底就成了第11国际旅。它是由克莱贝尔将军（曼弗雷德·施泰恩。不要把他和苏联军事顾问г·M ·施泰恩混淆起来，因后者也在西班牙）和政委马里奥·尼科列季（当时人们称这位意共中央委员为朱泽佩·德·维托里奥）率领在马德里投入战斗的。后来，其他人也担任过这个旅的旅长。
　　尔后，在阿尔瓦塞特已开始组建国际混成旅，后来在它的编成内基本上是罗马人。国际混成旅的训练直接由B ·я·科尔帕克奇领导，有人提醒他，很可能是他将在初斯去指挥这个旅参战，科尔帕克奇开始对该旅进行效果明显的战术作业和射击练习。不久，该旅（第12国际旅）由保罗·卢卡奇（马捷·扎尔卡）担任旅长。新组建的旅从进行间就投入了战斗，但仍感兵力不足。因此作出了一项决定，试图与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搞好关系，西班牙总参谋部便派我去巴塞罗那。
　　首先，我去见掌握着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几个纵队的首长布埃那文图拉·杜鲁季。我们坐在他的司令部，而杜鲁季一会儿叫来这个部下，一会儿又叫来另一个。他们向他作了报告，随后便回家去了，而另外一些人再去占他们的位子。向我显示自己的这一套显然使杜鲁季感到高兴，这种孩子般的嬉戏开始还使我觉得可笑，但随后便令人感到气愤。我们在屋里坐了老半天，而重要的谈话甚至还没开始。最后他安静下来，开始交谈。我自然记不得所有的细节，但由于这次谈话内容非同一般，所以它的总的精神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中。有时我不知该怎么办，是骂一通呢？还是嘲笑一番。
　　我们的谈话这样开始了，即根据我的请求，社鲁季详述了西班牙总的形势。这时我发现，他对这一形势的认识是极其模糊的。后来，谈话涉及到某些指挥官。杜鲁季强调自己不喜欢集中领导，并要我相信，世上所有的将军无不仇视人民，他们是一丘之貉。我责备了他。因为他作为一个著名政治活动家，竟然不知道苏联的将军是另外一种人。我向他介绍了我国国防人民委员的情况。杜鲁季瞪大了眼睛问：
　　“怎么，难道伏罗希洛夫是工人出身？”
　　“是的，他过去是钳工。”
　　“但是，要知道，工人不可能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这很好。你们的伏罗希罗夫会很快理解我的。一旦他获悉我现在没有机枪和子弹，他会给我的。我有一艘船。就在明天，我们的人将组织一次去敖德萨领取子弹的航行。”
　　“不，这样你会一无所得（我们当然以”你“相称）。伏罗希洛夫的子弹不是他私人的，而是国家的。”
　　“就是说他不会给？你看看，国家把人糟踏成什么样子。过去是工人，而一当上部长就摆出官僚架子。”
　　“去保卫马德里吧，共和国会给你子弹、手榴弹和机枪的。派人到机枪队去受训吧。”
　　“好，我去马德里并解救它。我们将向大家显示一下仗应该怎么个打法！”
　　接着，谈话变得友好了，我告诉杜鲁季，苏联人善于评价著名革命家的功劳，其中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莫斯科有一条为纪念克鲁泡特金而命名的街道。克里姆林宫宫墙旁边的纪念碑上刻有巴枯宁的名字。因而我们明白，杜鲁季有称之为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纵队。但如何理解有一个称为马赫诺的纵队呢？须知马赫诺是一个匪徒。我在布琼尼的骑兵集团军服役时，曾不得不同马赫诺匪帮作战。这些强盗抢劫劳动人民，损害人民政权。在你的这些纵队中，各种卑鄙人物如此之多并非偶然。难道可以让卑鄙之徒靠近革命吗？我确信，在各纵队里也混进了法西斯分子。如果对他们不加驱逐，他们在第一仗中就会使人陷入窘境，招致灾难。
　　杜鲁季答应从各纵队中清除敌视革命的人。但通过整顿仍未建立起良好的秩序。后果很快就暴露出来。在马德里附近，杜鲁季的部队在作战中失利，而他自己不久因中流弹身亡。关于他的死，自相矛盾的传闻不胫而走。但我深信，这是“自己人”当中有人对试图整顿纪律进行报复。对这位满脑子糊涂思想，但为人正直和坚持自己那套原则的勇敢的年轻人，我深感惋惜。
　　至于他的机枪手们，真的到了阿尔瓦塞特。我们交给他们“马克辛”机枪。起初，这些弟兄们埋怨这些机枪太重，因而拒绝使用它们。但是后来A ·и·罗季姆采夫顾问表演了使用这种机枪射击多么带劲的情况时，战士们便喜欢上了它们，开始勤学苦练。从表面看，这个机枪队往往不怎么样，纪律上存在很多问题，但他们中间却出现了一些威风凛凛的机枪射手。他们看了苏联内战时期的某部电影后，第二天面貌便涣然一新，从此便经常地交叉背着机枪子弹带，摹仿1917—1920年时期英雄的样子。
　　那时，B ·я·科尔帕克奇又组建了一个国际旅。这些国际旅战士的政治觉悟很高。无论何时，他们的总政委加洛同志（路易吉·隆哥，他后来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都用不着为士气低落而抱怨。反法西斯志愿军的战士知道他们为什么来到西班牙，因此我们深信，这个新的旅不会让自己丢脸。该旅冲向哈拉马河附近的阵地，但就在第一次战斗中没有经受住佛朗哥部队的打击而向后撤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对这次战斗进行了长时间热烈的讨论。最后的答案是，全部问题在于战士缺乏经验。总参谋部给该旅下达了另一项战斗任务，同时又换了旅长。根据法国同志的建议。被委任旅长的是一名营长，他是法军上尉，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该旅在多次战斗中逐渐锻炼坚强了，成为一个善战的旅。至于新来的旅长，他规定了自己的一套制度。士兵们每个星期乘汽车轮流到马德里休息。如果连里出了违反纪律的事件或在战斗中表现不怎么样，就取消休假。大家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
　　紧接着在阿尔瓦塞特组建了十个西班牙旅，并把它们派往前线。我们太急于行事了，因此，我些旅来不及接受较好的军事训练。他们不得不直接到实践中去掌握作战艺术，在三个月内组建了三个国际旅，其中第一个基本上是罗马人旅，第二个是斯拉夫人旅，第三个是英美人旅。在别尔津把我和西蒙诺夫召到巴伦西亚之前，我们来得及看了看上述几个旅的一些分队在战斗中的表现。某些分队拥有的人员已经参加过作战或者最初在别的部队干过。例如，一些战士原来曾编人意大利的罗谢利百人队、索齐混成百人队和非党人士意大利侨民帕恰尔季组建的军团。而大部分战士到得晚一些。一些人是主动来到西班牙的，另一些人则是得到共产国际的许可证来的。也有一些人来的目的只是要看看比利牛斯半岛发生的情况，后来由于产生了对革命斗争的崇高理想而留下来积极参加斗争的。
　　苏联军事顾问逐渐享有很高的威信。甚至夫政府主义者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越来越多地找我们研究问题和要求帮助。1936年12月，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把志愿人员彼得罗维奇（也就是我）和沃尔特（即H ·H ·沃罗诺夫）请到他们那里做客。当时，西班牙共产党员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战胜敌人的八项条件”。其中一条就是加强统一行动。无政府主义者被迫同意。他们希望从佛朗哥手中夺回特鲁埃尔市。当我们在某地遇到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的首领时，这位首领大肆吹嘘自己的部队。我们向他提到形势、武器、具体计划等问题时，他对所有问题都作出同一回答：“这一切都无关紧要，而我的弟兄们，如果需要的话，他们明天就去冲锋陷阵，打败敌人，夺取地盘……”等等。尽管我们对无政府主义者抱有种种怀疑，还是差点儿相信了这位能说会道的指挥官。为了以防万一，我们还决定调来第13国际旅担任支援。随后，我们制定了作战计划。无政府主义者采纳了这项计划，于是开始了进攻准备工作。
　　准备当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通过侦察获得的情报自相矛盾，因而难以判定敌人有生力量的准确位置。我很想亲自查明敌人有无假阵地。我与沃罗诺夫去见百人队队长（即百人队指挥官）。我们问道：
　　“喂，你知道法西斯前沿阵地在什么地方吗？”
　　“知道。”百人队长回答。
　　“靠近一点指给我们看行不行？你不害怕吗？”
　　百人队长轻蔑地一笑说：
　　“走吧！”
　　我们认为，他会把我们带到我们去过几次的前沿观察所，从方便的地方给我们指出敌人掩体的位置。但不知为什么我们走了很久，一会儿隐蔽在灌木林和小树林后面，一会儿又越过小沟。夜幕正在降临。敌人到底在那儿呢？前面篝火的火焰开始发红。在不远的一个小山谷里看见了几个哨兵的身影，而较近的地方还坐着一个士兵。百人队长伸出一只手低声说：
　　“法西斯！”
　　看来他真正理解我们，因而把我们带到紧靠法西斯阵地的地方。
　　我不知道是哨兵没有发现我们，还是在暮色中把我们当成了自己人，我们退走时平安无事。回到驻地后，我们的紧张情绪才松弛下来。我们开始抱怨说：
　　“你把我们拉到什么地方去了？想把我们送去当佛朗哥军队的俘虏吗？”
　　这位西班牙人生气了。他是被要求去指明法西斯配置地点的，并为此费尽了全力。但有谁对他表示过谢意呢？对这场风波，大家一笑置之。我们同这位年轻人握了握手并向他告别。
　　这种表现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个人突出勇敢的类似事例激起了人们对胜利的希望。唉，客观因素看来到底比主观因素强大。任何良好的个人素质都无法弥补无政府主义的无组织状态。这一点在进攻的第一天就表现出来了，国际旅作好了执行命令的准备，但无政府主义者的部队哪里也找不到主要指挥官。我不认为他是胆怯。很可能是他忘了约定的时间，或者仅仅是对个人职责抱无所谓的态度。要知道，无政府主义者心目中不仅没有“秩序”、“军队”、“国家职责”、“纪律”这些概念，而且蔑视这些字眼。
　　因此，我与沃罗诺夫决定代替指挥官。部队还呆在掩体内。我们走到前面，发出冲击口令并挺直身子朝前走。战士们齐声叫好，但谁也没有站出来。我们继续前进并回头看看，在敌人射击之下迈步向前的还是我们俩人。我们便返回去，进行说服，呼叫，请求，使他们感到惭愧……怎样做都无济干事。冲击没能进行。此时第13国际旅已按原来的约定转入进攻。法西斯利用我们行动上的不协调一致，使用主力去对付这个旅。给其造成伤亡并阻止了它的进攻。这个地段上的作战未获成功。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2:42
　　我向别尔津报告了特鲁埃尔郊区的情况之后，他告诉我，马德里防御委员会主席米亚哈将军的军事顾问库琅尔（即г·и·库利克）将军被召回莫斯科。我必须代替库利克，因为马德里比任何地方都重要。防御委员会（马德里方面军）没有得力的军事援助人员是不行的。总参谋部军事顾问的职责由别尔津自己负责履行。而在马德里，责成我特别注重下述专业人员的训练：坦克手、飞行员。炮手和合成军队的军官。到了认真考虑共和军干部问题的时候了。
　　我到达马德里后，向米亚哈介绍说，我是他的新顾问。与他共事是一件复杂的事情。米亚哈身兼二任，既是军人又是政治家。作为一个政治家，约瑟·米亚哈是官方非党人士，实际上与共产党人遇然不同。这对整顿好“红区”的作战指挥妨碍极大。所谓“红区”是当时对马德里地区的称呼，因为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居民思想公开左倾，而西班牙共产党在该区的防御中又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作为一个军人，米亚哈似乎是一个富有学识的人。例如，他对摩洛哥军队（佛朗哥在马德里近郊的主要力量）战斗能力的分析就很中肯。原来他有在摩洛哥进行殖民战争的经验。
　　这是对历史的讽刺！摩洛哥人曾为自由进行过反对西班牙侵略者的斗争，而今天却受到蒙骗，为被压迫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法西斯主义的利益来打仗。当时差一点成为佛朗哥和反动派的其他首领同窗的一名将军，却要来保卫共和国和劳动人民的利益。1939年他背叛了共和国不是偶然的。显然，他没有慎重考虑过同共产党人合作的问题，而只是在正式公务方面作为一个将军履行自己的职责。因此，从纯军事观点来说，我们找到了共同语言，而在精神政治方面则从来就谈不上同心同德的问题。于是，我竭力避免同他讨论共产党问题。所有苏联军事顾问还在离开苏联时就奉命严格禁止参与西班牙的任何政治争论和政治斗争。我们向西班牙人民及其合法政府提供军事知识，而对我们的使用也限制在需要的范围以内。
　　马德里方面军的参谋长是维先捷·罗霍，他是一位聪明、富有知识和能干的军官。他的思想比米亚哈左得多，而我似乎不大喜欢他。他在提出某些重要建议或者通报重要情况时，有时不亲自向米亚哈报告，却来找我并请求我将决定付诸实现。当然，我也有自己的设想和建议。通常在黄昏时我去见米亚哈，在他那里进行交谈，当前线战事有几次由于顾问的建议收到效果之后，这位念念不忘个人功各的米亚哈似乎开始对建议关心起来。他对我的女翻译胡利娅已不再感到拘束：不知是与她相处习惯了：还是实践向他证明，我们谈话的任何细节都从未泄密，因而认为她是可以信赖的；或者最后他获悉，她的丈夫曾一度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因而不认为她是一个潜在的共产党员。总之，他喜欢我们对所有最重要的问题要事先即在会议讨论之前谈妥。我也用不着反对这种规定下来的制度，只要城市的防御得到巩固就行。第二天早晨会面之后，米亚哈在自己的办公室召开会议，把头天晚上商定好的内容如实地和盘托出。随后由罗霍发言，他作为许多建议的实际倡导者，大力支持委员会主席。再后由我发言，而我也按同一精神谈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之后，其他负责人也表示同意。
　　在西班牙表现得特别突出的是A ·и·罗季姆采夫大尉（起初他是中尉）。我常常在战斗中见到他，能够对他的品质作出评价。罗季姆采夫是利斯特尔的军事顾问，依我看，他就分队指挥问题提出的有分寸的巧妙建议起了很好的作用，在必要时，他本人在激烈的战斗中堪称勇敢的模范。
　　有一次，当佛朗哥军队从托莱多方向发起进攻，冲向共和军兵团之间的接合部并正在楔入之际。为阻滞敌人，司令部向前方派出一个师。而师长却不在现场。罗季姆采夫受领了我下达的命令：把该师展开并投入战斗。在这之前，罗季姆采夫在我军甚至连一个团也没有指挥过。因此，随后我派另一名军官去查看战事究竟如何发展。我预先告知过，过两小时我将亲临现场。罗季姆采夫稍微有点急躁。但行动准确。当我到达时，那位军官高度评价罗季姆采夫的行动。我们坐上装甲汽车，在战场走了一遍。的确，一切都合乎要求。
　　另有一次，事情发生在马德里的曼萨纳雷斯桥畔。我们称这座桥为法国桥。摩洛哥部队突入了该城郊区，在拂晓时对这座桥发起攻击。用火力控制渡口的共和军的一挺机枪突然不响了。法西斯分子已经跑到桥上，从行进间进行射击，向我们这边河岸冲来。战士们顶不住了。只要再过几秒钟，敌人就会冲到城里。罗季姆采夫在敌人火力之下扑向那挺机枪。“马克辛”机枪重新打响时，佛朗哥部队离我们只有几步远了。敌方士兵被弹雨阻住，纷纷倒在桥上，另一些士兵赶紧退走。关于A ·и·罗季姆采夫的事迹，不止一次地报告了莫斯科，并申请授予他苏联英雄的称号。大家都知道罗季姆采夫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英勇善战的事迹。因而，我认为西班牙对他来说，是一所非常好的战斗学校。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2:43
　　在哈拉马河
　　一桩桩往事。胡利娅。共产党员与共和国。在难忘的冬季的千变万化事件中。顾问们，要冷静！一些旅与另一些旅。
　　1936年和1937年之交的冬季，马德里的保卫者们不得不特别注意当时沿哈拉马河展开的战斗。法西斯分子由于未能从南面、西面和西北面突破马德里，便组织部队从东南面进攻。按照他们的企图，哈拉马河战役要取得胜利，必须切断马德里与巴伦西亚、阿利坎恃、卡塔黑纳等海港的联系，以便衔接和紧缩城市的包围圈。这次战役拖延了数月之久，而规模不大的小战斗几乎没有间断。冬季的大部分时间我开始是在卡斯蒂利亚担任总参谋长顾问，后来则在中央方面军的马德里地段和马德里方面军担任马德里防御委员会主席的军事总顾问。现在谈谈几件很有趣的事情。
　　利斯待尔旅是沿哈拉马河河道进攻的。形势并不轻松。佛朗哥的部队实施猛烈的拦阻射击。我当时恰好位于火力圈内。我感到有两个人抓住我往什么地方拽。我进行了抵抗（我以为是法西斯抓我去当俘虏）。我们拼命地扭作一团，最后三个人全掉进掩体。我听到了骂声。疑云消失了。我一看，站在我面前的是面带微笑的利斯特尔，而抓我的那两个人则是罗季姆采夫和利斯特尔的政委（好象是卡尔洛斯·孔特列罗斯，在西班牙人们称这位意大利同志为维托里奥·维达利）。据他们说救我是为了使我不致遭到射击。我冲着罗季姆采夫发火说，难道可以这样把上级指挥员拽入掩体吗？要知道我们是在部队里。这样做既动摇了士气，又破坏了隶属关系。罗季姆采夫表示歉意，而利斯特尔则哈哈大笑。我立即变得严肃起来，并开始抱怨说，我们就这样对法西斯射击吗！
　　还发生过另一件事。摩洛哥部队向我们冲击。在一个掩体中躺着的有我、坦克旅旅长д·г·帕夫洛夫和第11国际旅旅长，侦察部门通知说。法西斯分子的每个分队均有一名德国军官或军士担任指挥。它们的炮火准备很猛烈，机枪射击采用长点射的方法。共和军支持不住，一些分队开始退却。我们跳出掩体喊道：“回原地去！”д·г·帕夫洛夫登上坦克，用手枪威胁逃跑的战士。一些战士开始停留在我们周围，后来就聚集成一群人。帕夫洛夫把坦克派到前面，自己也一同前往。士兵们紧跟在战车后面冲向敌人，逐渐恢复了防线，把摩洛哥部队击退到出发阵地。
　　暂时平静了。突然，我看见胡利姬来了。她发现情况不妙，及时跑到第12国际旅，以我的名义下达了紧急增援的命令。她说该旅现在距战斗地点约一公里左右。我对这位勇敢妇女的主动精神表示了谢意，但我们并没有把该旅投入战斗，因为危险已经过去了。我走到该旅的驻地。该旅是卢卡奇将军指挥的。我们讨论了局势之后，认为摩洛哥部队当天不会再来乱闯。我们令这个国际旅转为预备队，进行休息。
　　过了几天，法西斯分子又恢复了攻击。他们竭力地突破西班牙部队与第11国际旅之间的接合部正面。这时我们就把第15国际旅所属的英美志愿兵投入这个危险地段进行战斗。我总以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是一些感情不外露的人，但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当英国志愿兵发现自己的战斗队形中有俄国军事顾问时，便跑到跟前来握手、拥抱和亲吻。此时正在那里帮助指挥英美部队作战的军事顾问H ·п·古里耶夫和A ·д·秋鲁帕是这个场面的目击者。后来他们不止一次地忆起这个场面，不时用打趣的目光看看我，在同志式聚会时详细他讲述在战斗中爬到我跟前互相亲吻的情况。
　　还发生过这样一桩事。在敌人猛烈突击下，西班牙第18旅所属的一个营开始退却。我恰好就在这个地段。我旁边站着胡利姬。她看到正在奔逃的士兵，就用西班牙语高喊：“西班牙人，你们不再是男子汉了！”战士们停下来，瞧了一会这位妇女后，忸怩不安地返回去。他们那种传奇性的男人自尊心受到了强烈的刺激。胡利娅跑在前面，士兵们跟在她的后面，经过半小时后，敌人被击退了，原来的阵地收复了。营长，一个墨守成规的西班牙旧军官前来找我，对我的女翻译发牢骚，因为她侮辱了他的士兵。
　　“她干吗要侮辱他们呢？”我回答说。“她似乎觉得您的士兵惊慌失措，离开战场。这就是说，他们是不合格的士兵。而这位妇女的丈夫是西班牙人。她知道真正的男子汉是个什么样子。因此她认为。您的士兵不再是西班牙人，但原来是她搞错了。士兵只是把方向搞反了，进攻的方向不对。当时她是给士兵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这个营打退了敌人，表现很好。有什么理由生气呢？”
　　那位军官笑了笑，并主动来握手。
　　叛军在进攻……他们遇到的多半是由安达卢西亚农民编成的共和军的旅。共和国战士把首都郊区的每一所房子都变成一座堡垒。狠狠地打击共和国的敌人。我记得我们去瞧俘虏的情况。这些俘虏要求允许他们看看切断他们去马德里道路的俄国人。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同胞时，他们感到何等惊讶啊！这些佛朗哥分子附耳小声说：“这是些乔装的俄国人。但当农民们得意地微笑着与他们谈话时，叛乱分子们便难为情地，懊丧地低下了头。
　　1937年2 月，紧张的政治斗争激烈起来。2 月14日，由于几名指挥官的叛变和其他人的迟误，共和国的马拉加失陷后，人民涌向了广场。共产党人的红旗，左派共和政体拥护者的红蓝旗，无政府主义者的红黑旗迎风招展。写着共产党向政府提出的十条要求口号的标语横挂在街头，其中有：“清除后方的共和国敌人！”。“无能的指挥官滚蛋！”，“对机关进行审查，法西斯分子就坐在你们身边！”，“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对马拉加为什么陷落作出回答！”
　　卡瓦列罗政府开始动摇了。口是心非的首相威胁说，他将使劲地“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一走了事。而佛朗哥部队在哈拉马河附近展开了新的进攻。只是由于共产党采取团结一致作出让步的政策，才稳定了局势。为了再次拯救首都，陆续招募的各旅投入了战斗。在这之前，指挥官们都在教导队受过训练。一位多年在军队效力的西班牙旧军官在受训后感慨他说：“是的，我不是共产党员。但如果没有共产党员，我们现在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在哈拉马河附近，叛军遭到坚决的抵抗。当时在整个前沿地段，到处都可遇见政治委员——共产党员。正是这些人往往受到恶意的攻击。哈拉马河战事以后出现了暂时的平静，这时，大概是我在过去四个月中第一次有机会到马德里一家不大的咖啡馆走走。坐在我旁边的是一群战士。其中一人不时地跳起来激昂他讲述共产党员（他们分队的政委）如何带领人们投入反冲击的情况。而在战斗之后，无政府主义者却在该旅散布流言蜚语，说他胆怯。这时战士们群情激愤，决定驳斥这种挑拨离间的无耻澜言。在讨论这一事件的共产党基层组织的会议上，甚至有许多非党人士和社会党一些左派成员也参加了。但部队指挥官获悉召集这次会议的情况后，根据政府不允许党的基层组织在军队活动的禁令，下令战士们解散会议。说实在的，就我自己来说，我在这里什么新鲜事儿也没听到。只是在许多事件中的这个事件上，再一次反映了我们每天默默观察的全部政策。
　　对于政府首脑有什么可信的呢？共产党员和军事顾问建议首相改组军队后勤，而他却把建议束之高阁。人们要求他整顿汽车运输工作，他又避而不答。军队中军士不足。关于开办军士学校的问题也被故意拖延到1937年1 月。为使马德里与巴伦西亚之间直通火车，必须再建二十公里长的铁路线。筑铁路的事也被拖延下来。共和国军队步兵起初机枪不足，现有的数量有限的机枪或准备装备的机枪都是一些口径不一的杂牌货。使指挥员眼花镣乱的是，一些没修好的“柯尔特”式、“马克辛”式、“利伊斯”式、“圣埃季延”式、“绍沙”式和“哈奇开斯”式等等机枪。顾问之中不乏干练之才，他们作好了在巴伦西亚和阿尔瓦塞特不分昼夜地训练机枪队的准备。但为了把已成僵局的事情向前推进一步，需要克服多么严重的障碍呀！
　　我终生都记得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会儿是不顾一切的亡命徒，一会儿是空想家和幻想家，但始终对任何纪律、任何命令、任何起码的秩序都不能容忍。尤其甚者（这种事常常发生），他们的队伍中还出现过共和国的公开敌人。法西斯分子或刑事犯为逃避追捕，就加入无政府主义者一伙，声称自己是巴枯宁分子、蒲鲁东分子以及随便称自己是哪一派的人。
　　共产党向人民阵线中自己的同事提出确凿的证据，认为某某和某某是典型的坏蛋，必须对他们进行审讯。而得到的回答却是怒气冲冲的齐声高叫：“迫害兄弟党！”、“共产党的阴谋！”等等。然后，由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队伍从背后给你打击。1月份在首都郊区正进行艰苦的战斗时，还不得不把派往前线的援兵，派到特鲁埃尔去镇压无政府主义者的暴动。3 月初，当马德里出现新的威胁时，巴伦西亚爆发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叛乱。在农村里经常发生这样的事件，无政府主义者的队伍在那里擅自宣布为共和国征收财物，而对居民实行抢劫。当我看到这种纷扰和不守纪律的人群时，使我多次回忆起苏联内战时期那些“绿林”强盗和马赫诺匪帮的形象。
　　军事顾问的活动在西班牙人民革命解放战争的历史上暂时还介绍得不多。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提出建议来帮助共和军。但现实生活本身扩大了他们的职能。还在1936年秋季的时候，军队的情况有时非常糟糕，致使顾问们不得不在共和国当局的同意下，直接去抓组织工作和作战业务。这种组织工作和作战业务包括什么内容呢？顾问们可向西班牙当局提出作战意图。如果意图被采纳，顾问们就拟制作战计划。若计划也被采纳，他们便写出作战命令草案，并对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员进行司令部工作训练。然后，还需要训练高级指挥人员解决战役问题，训练中级指挥人员掌握战术问题，并向他们示范，怎样训练自己的士兵。顾问们参与所有国际旅和一些西班牙旅的组建工作和组织工作，尔后往往还要带领他们投入战斗，特别在初次交战中更是如此，以便给军官们示范应该怎样指挥分队进行战斗。从初到西班牙之日起，顾问们就赢得了威信和尊敬。在士兵和基层指挥人员眼里，这种威信是绝对的。中级指挥人员也非常欢迎和重视顾问的建议。与高级指挥人员和司令部打交道要困难得多。顾问必须很有分寸，要沉着冷静和具有自制的能力，以避免别人怀疑自己对共产党人特别优待，并避免对指挥官的自尊心有所伤害。
　　那些在不同时期曾在马德里呆过，和我见面机会较多的人当中，我首先想对下列各位说几句赞美的话：я·K ·别尔津、武官B ·E ·戈列夫、马利诺同志（P ·я·马利诺夫斯基）、帕夫利托同志（A ·и·罗季姆采夫）、H ·H ·沃罗诺夫、N ·п·古里耶夫、弗里采同志（п·и·巴托夫）、帕夫洛夫大尉（军事工程师杜纳夫斯基）、я·B ·斯穆什克维奇、д·г·帕夫洛夫旅长，最后还有我的助手瓦卢阿（B ·M ·西蒙诺夫），他是一位有才能的军官，在所有军事问题上是我的得力助手。不妨还可以举出几十位的名字。上述同志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对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西班牙同样也是一所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学到的经验教训对他们后来在1941—1945年期间的作战很有用处。
　　顾问们在那年冬季又是怎样工作的呢？当时共和国面临的主要军事任务是，为了胜利击退法西斯的进攻，必须过渡到正规军。
　　顾问们向总参谋部提出了下述行动计划：在各条战线上积极防御；完成创立正规军的工作；在国家后方组建战略预备队。总参谋部在赞同整个设想的情况下作了一些修正。要解决这些问题，应考虑到几个重要的因素。第一、旧军队在开始哗变之后，一部分转到法西斯方面，另一部分瓦解了，所以，军队必须重建。第二，军官和担任教官的干部奇缺。第三，依靠大规模外援有困难。
　　那时，工农武装纵队几乎已普遍改编为第一批组建的旅。组建新的共和国正规军的第一阶段，依我看来，在1937年2 月以前才可结束。而这个军队从同年1 月起就正式存在了。新组成的各旅在哈拉马河战役期间受到了战斗洗礼。在那里战功卓著的是第12国际旅和由共产党员马努埃尔·马尔克斯指挥的西班牙第19旅。整个说来，各新组建的旅在马德里郊区击溃了佛朗哥的摩洛哥军团的主力，显示了较好的训练水平。在瓜达拉哈事件以前，共和国的军队拥有三十五万人，其中十二万人编在马德里方面军，七万人驻在南方和埃斯特雷马杜拉，五万人驻在加泰罗尼亚，五万人驻在北方，其余的驻在后方和地中海沿岸地区。遗憾的是，技术兵器很差。一百架飞机和七十辆坦克，这就是共和国当时拥有的技术兵器。
　　整个冬季的战斗中心地段仍然是马德里。在这里做军队工作，同样也要照顾到部队的差别。最可靠的部队是几个西班牙突击旅和国际旅。国际旅由几十种民族的反法西斯志愿人员组成，其中相当一大部分成员为共产党员。
　　第1 国际旅（军队番号为第11旅）最初编有三个营。整个说来，它作战不错，并发挥了杰出的作用。顺便说一下，这个旅的不少战士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2 国际旅（军队番号为第12旅）开始也编有三个营。就其素质而言，它并不比它的姊妹旅逊色。这两个旅按人数来说，实际上等于两个团，并都在秋季庆祝它们的诞生日。它们的主要成员为德国人、法国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旅里还有许多其他国籍的同志。我觉得最优秀的营是以台尔曼名字命名的营。参加这个营的主要人员是德国侨民。在我任期内，这个营在历次战斗中没有在战场丢失过一支手枪、一支步枪、一挺机枪，没有命令从来没退却过。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2:44
　　在12月份，由斯拉夫人、德国人、法国人组成的第13国际旅，以及主要由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组成的第14国际旅诞生了。最后，在1 月份组建了主要由英美人编成的第15国际旅。各营的伤亡都很严重。有几个连的人员在四个月当中更新过三次。但国际主义者的士气始终特别高涨。在战斗间隙，国际旅通常转为预备队，而当战斗重新炽热起来时就投向威胁最大的方向。在整个战争期间，总共有三万五千志愿人员来到西班牙。其中七分之一在战斗中牺牲。到1937年2 月以前，参加国际旅的有一万五千人。
　　西班牙各突击旅也迅速成长为坚强而又有战斗力的兵团，它们拥有优秀的指挥官和政工人员。这些旅在哈拉马河战役期间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长处，在瓜达拉哈拉战役前夕已成为共和军的基础。在一百个西班牙旅中，战斗素质名列前茅的（就我记忆所及）有由两个旅编成的利斯特尔师、第1 突击旅、加兰第3 旅、加洛第6 旅和久兰第69旅。（必须指出，我所接触的主要是在马德里郊区作战的部队。在别的地方肯定也有战斗力很强的部队。）
　　组建第一批六个西班牙旅时，主要的干部都是从著名的民兵第5 团抽调来的。这六个旅的旅长中有四个是共产党员。其余的大多数旅则由国民支队、纵队和民兵团改编而成。这些旅的大部分人员具有非凡的素质。但是，总的说来，这些旅的战斗力较之突击旅则大为逊色。这些旅只能有时称为正规旅，但在某些方面游击作风一直占统治地位。这些旅对日常的战斗勤务执行得还不错，但经受不了长时间的紧张，也不会打运动战。要把它们从某地调离并派往另一地区，非常之难。所以这些旅有阵地旅之称。
　　重新补充的各旅的主要缺点，是极易受外界的影响。常常是初战决定一切。当某个旅初战顺利时，它会很快进入优秀旅的行列。一旦初战失利，这个旅的指挥官就需要对士兵们进行长时间的教育。
　　当时在西班牙的每个苏联职业军人可能还记得共和军初期存在的三个主要特点。一个是初级指挥人员的作用不大。军士往往缺乏主动性，训练差，而士兵则只承认军官。如果军官不在分队，士兵就不怎么听初级指挥官的话。战斗单位实际上是从排或者连算起。因此，士兵在战斗中相当密集，千方百计想靠军官近一些，结果往往遭到炮火和机枪火力的严重杀伤。
　　另一特点是按派性征集补充人员。每一党派（共产党员、社会党员、无政府主义者）都喜欢补充“自己”的部队。其中最出名的是我前面提到的民兵第5 团。冬季战局开始前。正是从这个拥有大量共产党员和数千人（参加过这个团的共有七万名战士）的团中抽出了主要干部来组建西班牙各突击旅。
　　第三个特点是对进餐的态度比较特殊。进早餐、午餐和晚餐的时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顺便提一下，佛朗哥部队也是如此）。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快到进餐的时候，军官就不下达进入战斗的命令。曾多次发生过这样的事，正在交战的时候指挥官喊道：“吃饭！”于是对射就停下来，开始吃饭。但是，几乎共和军的一切缺点都可由它充满不可思议的热情所弥补。革命精神、对法西斯的仇恨、保卫民主的意志，牢牢地掌握着人民群众，而且是无法遏止的。而这种精神能创造出奇迹来。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2:45
　　在瓜达拉哈拉郊区
　　意大利人出现了。委员会的意见。遇见过这样的人！从拉卡列到胡拉多。转入反攻。瓜达拉哈拉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西班牙共和国伸出充满兄弟般情谊的手。
　　1937年3 月，西班牙人民的革命解放战争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标志，是法西斯军队的活动急剧加强。佛朗哥从东南面沿哈拉马河床突破马德里的企图破产后，损失了摩洛哥军团的重要干部，便指望意大利远征军团了。该军团所属各兵团（约六万人）集中到马德里东北面的瓜达拉哈拉地区。瓜达拉哈拉位于流入哈拉马河的埃纳雷斯河河岸。这样一来，法西斯分子的目的仍然是经过哈拉马河流域突破首都，所不同的只是从另一方向进攻而已。法西斯谍报机关可能已经侦知，共和军在这里仅有阻击部队，它主要是由“阵地旅”组成的，因而佛朗哥企图以出入意外的突击突破薄弱的阻击部队，从行进间攻入马德里。当时，共和国的侦察机关工作不力，没能及时发现在瓜达拉哈拉附近集中意大利部队的情况，共和国政府还和从前一样，完全被哈拉马河的作战吸引住了。
　　共和军在瓜达拉哈拉方向上即将遇到的远征军团又是什么货色呢？调到这个方向的有三个法西斯志愿师，每师约有八千人，其中“利托里奥”意大利师（近万人）全部摩托化，另外两个由意大利和西班牙人组成的旅为半摩托化。该军团配属有六十架飞机。军团司令是曼奇尼少将（假名是罗阿特将军）。其所属许多军官在埃塞俄比亚战场都经历了战斗实践。
　　意大利人寄厚望于“利托里奥”师。该师师长贝贡措利将军曾率领摩托化部队集群长驱几百公里，占领了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民巴。他从墨索里尼那里受领了一项特定任务，即要以同样方式突破马德里。这些志愿师的干部看起来气色要差一些。它们的上校、少校、上尉和中尉过去都在法西斯警察局做过事。当需要对付罢工工人或赤手空拳的示威群众时，他们凶相毕露，但在战场上他们的全部勇气就消失不见了，而军人的本领又达不到一定的水平。
　　远征军团又称志愿军团。但是经俘虏证实，事实上组建这个军团时采用了总动员的办法，不惜直接蒙骗意大利人。审讯俘虏时，在我们眼前走过的有雇农、建筑工人、街道商人、汽车司机、皮鞋匠、矿工、小职员、农民、理发师。其中许多人是法西斯党党徒，但他们声明，他们唾弃法西斯主义，之所以参加法斯党是为了不致失业或为了职位上的升迁。大多数人被招募加入军事化的工人队伍，向他们宣布的是去非洲，只是到了轮船上才告诉他们实际的去向。对这些志愿人员到西班牙的目的是这样描绘的：“维持社会秩序，在西班牙消除虐待妇女儿童的传统现象。”而由正规军转到远征军团的士兵，主要是根据在狙击分队中强迫进行抽签的结果，抽到的就成为“志愿兵”了。远征军团里也有货真价实的志愿兵，那就是不可救药的法西斯分子。但这种人为数不多。
　　早在3 月6 日，我就开始得到一些令人焦虑的，关于在锡圭恩萨以南集中意大利部队的消息。其所以令人焦虑，是因为在这个地区仅有一个共和军第12师。该师五个旅的战线拉得很长，达八十公里。一万名战士中仅有六千人配备了步枪。掩护道路的共有八十五挺机枪和十五门火炮。意大利人打算干什么呢？敌人仅仅是显示其“进攻精神”，还是要开始重大的作战行动？如果指的是后者，焦虑是值得的。瓜达拉哈拉以北的防御配系还没有向纵深扩展。掩体深度整整有一人高，但只在有些地方设置了铁丝网障碍物，连绵不断堑壕还没有构筑，避弹所与其说适于战斗，不如说更适于居住。指挥部还来不及对第12师进行应有的训练。瓦达拉哈附近山中的某些隘路由民工队担任掩护，而他们总共才几十人。
　　我曾试图从国防委员会获得更准确的敌情。但该委员会对于通报在瓦达拉哈拉方向上可能发生战斗一事并不认真。“埃尔帕尔多——这就是佛朗哥目前即将进攻的地方。”有人这样告诉我。米亚哈将军不相信敌人地锡圭恩萨集结的情报。
　　西班牙的共产党人对事态关心的程度要比米亚哈强得多。当时正在召开共产党员中央全会。与我非正式地接触的中央领导同志答应把所知道的敌情全部告诉我。为了弄清情况（必须很快做到，要知道这是关系到马德里命运的大事），我派A ·и·罗季姆采夫去瓦达拉哈拉。3 月7 日晨，他发来一份不大使我高兴的报告。根据全部情况判断，那里真的出现了意大利部队。当时，我同B ·M ·西蒙诺夫正在视察哈拉马河的阵地。我们知道了罗季姆采夫的报告之后，决定立刻到瓦达拉哈拉地段去。途中我们抽空去了一趟西班牙第3 军司令部，并谈妥了要紧急抽调几个旅派往瓦达拉哈拉附近。我把坦克旅旅长д·г·帕夫洛夫叫来，让他把坦克准备好，也是为了调到东北方向上去。
　　我们还到了第12师司令部。我们在这里见到的情况值得幽默作家描绘一番。但当时我们己顾不上取笑了。房子前面的场地一片污泥。师长拉卡列工兵上校不时地从二楼不知所措地看看窗外，他怕走到外面弄脏了双脚。他在楼梯上遇见了我们。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身着脏衬衣、脚穿毛沫和拖鞋、没有刮脸的人。当我们请他谈谈情况时，他把我们领到了地图前。地图是马马虎虎地摞在一起、甚至没有粘贴好的若干张图纸。地图上标示的一条彩色线似乎是表示战线。但其位置比我们所想的大大偏北了。
　　“你们把意大利部队击退到这一线了吗？”我问。
　　“没有，它们昨天到过这里。”师长心平气和地回答。
　　原来这是昨天的情况。今天的情况在哪里呢？师长的确感到惊讶。当时各旅旅长还没有来吃饭，他从哪里知道呢？随后才弄明白，几位旅长每天要乘车跑五、六十公里的路到他这里来吃饭，席间向他报告情况。而其他情报师长并不掌握。
　　我们在该师司令部没有更多的事情可做。我们已准备好去第50旅，这时邻院的吵嚷声突然引起我们的注意。第33旅所属“特鲁埃尔”营的战士们正在那里吵闹，他们是被调来当援兵的。只要想一想就会明白，他们来到了师司令部，向他们宣布的不是休息，而是开赴前线！我们试图说服他们，但无济干事。我们问第12师参谋长，布里韦加有预备队吗？我们得知有第48旅的一个营，但没有武器。利用这位参谋长的帮助是感化不了配有武器的特鲁埃尔营的士兵的……好吧，我们就对这些战士们说，把你们的武器交给别人吧，而你们自己开到后方去，一群懦夫！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有一点惭愧或后悔的表情。战士们取下武器放到院子里。步枪立即转交了预备队，而特鲁埃尔营的士兵则返回马德里去了。后来我们获悉，这个分队出了凡个佛朗哥侦探，而有些战士则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毒害。
　　当时我们还遇见了第11国际旅旅长甘斯·卡阿列，他根据紧急警报把所属旅发动起来了，而第50旅的旅长却从前线跑回来了。我们开始问他局势怎样，他平心静气地说，他的旅在退却，能否停住无法保证。
　　“你干嘛来呢？”
　　“干嘛来？吃饭呗！”
　　我们认为，第12师师长会马上解除这位轻率的旅长的职务。而师长却更加平心静气地请他到桌旁入席。甘斯同志对待工作的态度则与此相反。铺开地图后，我们彼此商量，提出必须立刻采取的措施，并确定如何使用国际旅的战士和即将开到这里的所有其他预备队，以便把这个地段变成防御的骨干部分和反攻的桥头堡。第12师师长同意全部建议，然后若无其事的吃饭去了。第50旅旅长同我们一起乘车向东北方向驶去。迎面缓慢走来的是那些没有武器的士兵，既有伤员，也有没受伤的人。他们一看见我们就赶紧离开公路走到泥泞中去，尽量设法在旁边的什么地方躲藏起来。远处传来了猛烈的火炮和机枪的射击声。越接近前线，退却的人就越多。在法国公路上行驶到九十三公里处时，我们偶然地碰上了第50旅司令部。该司令部情绪不佳，也不指挥战斗。在所有的军官中，只有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共产党员——第2营营长象个样子。他令退却的人停下来，企图把他们组成一个集群返回去。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2:45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是在坦克向法西斯射击的时候，步兵还坚持防御。但当坦克兵的弹药用完，油料即将耗尽时，坦克去加油。而步兵则立刻把这当成退却的信号，开始向南撤退。这时德国和意大利的飞机对步兵进行轰炸并用机枪猛烈扫射。奉命用直接瞄准射击敌坦克的共和军两个炮兵连受普遍退却的人流的影响，撤离了发射阵地，也开始退却。第50旅司令部人员便立刻跟着他们爬上汽车，赶过步兵向后方疾弛而去。当时路标旁边有十五名士兵、三辆坦克和数名指挥官。前面出现了敌人。在敌人面前朝我们这方面退却的是该旅剩下的战士，也就是该旅最坚强的战士。沿公路直接向我们驶来的是十五至十八辆坦克组成的意大利坦克群。在坦克后面行驶的是汽车纵队。距我们三公里远的地方，几个法西斯炮兵连从森林里射击。公路右边是一片延伸到地平线空旷原野，而公路左边的远处能看见一些人，他们象一条小链向西南方向移动。稍后我们获悉，这是佛朗哥“美洲”营的先头分队在进攻。
　　B ·卡阿列已去摧促自己的国际旅战士。该旅的五百人仓卒地挖好了掩蔽工事，分散在公路两旁，于八十八公里处进入了防御。突然从南面开来了一辆汽车，第12师师长从车上下来。拉卡列上校怀着掩饰不住的惊奇心情开始观察眼前出现的情况，然后沿散兵线走去，并问道：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是谁回答说：
　　“难道您没看见吗？意大利人！”
　　“在哪里？”上校喊了起来。
　　“他们就在那里。”
　　“他们在干什么呢？”
　　“干什么？正在进攻市里韦加呢！”
　　师长听到这一情况，立刻坐上汽车往回走，临别时喊道：“我的家属在那里！”他虽从第11国际旅所属的德国营旁边疾弛而过，但甚至没停下来打听一下这是哪个部队，开往何方。卡阿列将该营配置在八十三公里处。B ·M ·西蒙诺夫到托里哈去了，目的是要把巴黎公社营也调到这个地方来。送来的报告说，左翼还在坚持，而在右翼的意大利部队正在迅速逼进。从布里韦加调到这里的是第48旅的预备营，我们把“特鲁埃尔营士兵”的武器交给的就是这个营。令人难忘的瓦达拉哈拉战役就这样开始了。
　　截至3 月11日，共和军在顽强激烈的战斗中成功地顶住了意大利人的进攻。同一天，通过一项非常重要的决定——正如某些人所建议的，不从首都撤退，而是相反，准备转入反攻，从首都击退法西斯分子。还决定联合瓦达拉哈拉方向上的一切部队，将其置于统一指挥之下，并由这些部队组成正规兵团。有必要进行四昼夜的紧张战斗，让国防委员会知道局势的严重性，从而接受把所有独立旅归并成四个师，再把各师组成第4 军的建议。为补充该军的各兵团，方面军司令部要再派几支部队来。
　　瓦达拉哈拉方向上的部队是按下述方法改编的。国防委员会任命原第1 师师长胡拉多中校为步兵第4 军军长。在哈拉马河附近作战的第3 军的原参谋长穆埃德拉少校任该步兵军参谋长。B ·M ·西蒙诺夫被任命为该步兵军军长的首席顾问。步兵军编成中首先包括第12师。在防御战斗的关键时刻表现昏庸无能的该师原师长由共产党员尼诺·纳涅季中校接任。由他指挥的除第48、49、50和71旅外，还包括一个新建的第35旅。该师的任务是掩护瓦达拉哈拉附近的共和军部队配置线的左翼。以恩里克·利斯特尔为首的第11师受命在中央地段沿法国公路作战。由他指挥的有以下精锐兵团：原隶属于利斯特尔的第2 旅，第11和第12国际旅，第1 突击旅。在右翼作战的应是以无政府主义者梅拉少校指挥的第14师。其编成包括新开到的第65和第70旅，以及第72旅。最后，把预备队所属的几个独立部队合起来，再组成一个师。一个坦克旅和两骑兵团也编入这个师。步兵军的活动由方面军航空兵——七十一架飞机组成的集群予以保障。在一星期内，所有上述部队和兵团都要重新进行部署并作好反攻的准备。
　　由我、B ·M ·西蒙诺夫和д·г·帕夫洛夫三人签署的对付意大利远征军团的战役计划呈交给了方面军司令部。同时，由我和B ·E ·戈列夫两人签署的关于采取紧急援助措施的电报则发给了巴伦西亚的总军事顾问，这些措施是我们所期待的和总军事顾问必须报告给共和国政府的。方面军司令部审查并批准了这项计划。
　　与此同时，从3 月11日凌晨开始，共和军再次打退了意大利各部队的冲击。无论是西班牙部队还是国际部队，作战都很出色，他们坚定和勇敢地坚持下来。类似在托里哈附近战斗头几天那样的情况没有发生过。从当日凌晨起，新任指挥官也开始到职。胡拉多军长迅速弄清了情况，后来的行动也很高明、果断。如果他不强调自己的“超党性”和不怕同共产党人接触的话，还会取得更大的成果。他的参谋长穆埃德拉的工作能力很强。他实际上把军司令部全部工作的担子都拉到自己肩上。他拟制的文件文词异常华丽，词汇非常丰富，能把一项简单的命令写成一封长长的文艺性书简。他在陈述问题时是那么善于辞令，以致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爱好文学语言手法的倾向。这两位军官的一个共同缺点，就是都愿意呆在司令部指挥作战。他们在这方面是无可指责的。因为所有军官在西班牙旧军队里都是这样受训的。
　　共和军取得的胜利鼓舞了当地居民。数万居民自愿地手拿铁锹和丁字镐挖掘掩体和防坦克壕。他们举着这样的横幅标语：“打倒墨索里尼！”。“西班牙属于西班牙人！”。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是：“西班牙不是阿比西尼亚。”记住这句话甚至能当特别通行证用。过往行人发出的口令是“西班牙”，紧接着的回答便是“不是阿比西尼亚”。
　　不久共和军转入反攻。反攻的进程使人相信，不仅完全能够在瓦达拉哈拉击退意大利部队，而且还能够打败他们。我作为方面军的主要军事顾问曾向马德里防御委员会的委员们反复强调这一点。从一般反应来看，与部队和分队军官直接打交道的所有其他军事顾问都在各处大力支持我，而西班牙共产党员也在从下到上地宣传同样的精神。
　　米亚哈将军也不反对采取积极行动。但是他力求不把保卫城市的各兵团从马德里远远调开。此外，突然又出现了政治上的分歧：左派共和政体拥护者、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不愿瓦达拉哈拉附近的军队突击集群由共产党员利斯特尔率领。开始了“政治调解”。我尽力不让这种分歧进一步发展，但又不得不涉及事情的政治方面，我遗憾地看到，“内部分歧”是多么严重地妨碍卡瓦列罗政府巩固共和国的防务。
　　直到3 月17日，双方都在整顿部队和加强自己的阵地。只是在两翼常发生局部性的战斗。新的预备队和补充人员都陆续来到。疲惫的各分队被调去休息，并由其他分队接替。进行了战斗侦察。有几份落到我们手中的命令是很有意思的，当时曼尼奇将军及其参谋长费拉里斯曾企图用这些命令鼓励士兵的士气。例如，其中载有这样的话：在“十五年的法西斯时代，”初级指挥人员受到了只顾自己和和平主义思想的毒害；士兵故意枪伤自己以逃避战斗的情况越来越多；“伤员”的绷带下面没发现伤口；“俄国的坦克不会施魔术，没有什么神秘的”；“当我们还在淋雨的时候，国际战士也不会在饭店进餐”，等等。
　　俘虏和投诚者提供情况说，意大利的指挥官神经过敏。法西斯分子把我们每次侦察搜索都当成是转入反攻，把每次炮击都当成是开始炮火准备。这种心理也传染给了部属。只有狂妄的法西斯分子还在叫嚷要“进入”马德里。而大多数士兵指望能顺利地进行防御，已经不作“在马德里的凉台上休息”的幻想了。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2:46
　　瓦达拉哈拉战役的第二阶段就这样结束了。由军事顾问拟制并向国防委员会提供的打败法西斯的计划，仅仅是以现有部队为基础的。计划的内容就是对意大利部队实施一系列连续突击，各个歼灭意大利远征军团。这就排除了建议对部署作重大变更的方案，并导致决定加快战役的进程。
　　起初的建议是以几乎得到全部坦克和航空兵支援的最强的共和军各旅的突击，粉碎布里韦加集团，随后从东面佯攻布里韦加而从西北包围该城。尔后，突击集群急剧改变进攻方向，并沿法国公路从南面同时实施牵制性攻击，切断“利托里奥”师的退路。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完全恢复到意大利部队进攻前的态势。这种企图使共和国有可能用较少的兵力打败意大利部队在这里的优势兵力。方面军领导未加修正地接受了这一计划，但提出的条件是三天完成这项计划，因为他想以后从瓦达拉哈拉抽调部分部队去哈拉马河和埃尔帕尔多。
　　3 月19日开始了反攻。3 月20日共和军追击退却之敌，截至21日日终前，战役实际上已告结束。当利斯特尔指挥的师退下来休息时，沿途居民兴高采烈地欢迎这些胜利者，首都的工人代表团来到各个部队，向官兵们转达了劳动人民兄弟般的问候，并赠送了礼品。
　　据报道，法西斯将军曼奇尼、他的两名师长和一些旅长被撤职，而意大利的宣传机构则一改腔调大喊大叫，要“复仇”、“为自己恢复名誉”，等等。可是在1937年春季，他们在这里没有采取任何坚决的行动。瓦达拉哈拉的惨重失败终于产生了影响。“瓦达拉哈拉”这个词已成为家喻户晓，正如意大利军队在1896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阿杜阿村和卡波雷托城遭到惨败，当时被写进两地的地方志一样，而被载入了史册。
　　上述战事也引起了法西斯营垒内部的隔阂。俘虏供认，1937年春，西班牙叛军的军官拒绝在街上或饭馆向意大利军官打招呼。最初大量刊登摩洛哥部队消息，后来又大量刊登墨索里尼志愿兵消息的佛朗哥报刊又改变活题，转而吹捧起佛朗哥的新“近卫军”——纳瓦拉部队来了。叛军司令部暂时放弃攻占首都的任何企图，转移到北部作战，而在北部的比尔巴鄂和桑但德地区，共和军只驻有战斗力较弱的几个旅。德国人肯定马上就会利用意大利影响下降这一点。这是后来在意大利部队非常紧张地撤退时才弄清楚的。3 月20日，佛朗哥同希特勒的使者签订了关于扩大德国对叛军援助的秘密议定书。
　　目前共和国必须利用瓦达拉哈拉的胜利，以便在其他战线也能取得同样的胜利。但卡瓦列罗政府不这样做，而是再次搞反对共产党人的阴谋。后来在巴塞罗那爆发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叛乱。所有这一切的后果，是机会主义分子在愤怒的人民群众的压力下让步和以胡安·内格林为首的新政府上台。在他任期内，人民阵线得到了巩固，而马德里前线，在布鲁内特开始了一次重要的战役。这次战役正在展开时我已不在那里，关于战役的过程我是从报上得知的。
　　我返回祖国的日期到了。西班牙的同志与我热情告别。共产党员的握手是极其热烈的。任何时候我也不会忘记，西班牙共产党的领袖们向我们讲的充满兄弟般情谊的话。帕西奥纳丽亚的微笑，我使劲地握住她那纤细的手。与共事的朋友们的拥抱……临离开巴伦西亚之前，为了欢送我们，举行了斗牛表演，使我见到了闻名的斗牛的情景。此后，西班牙海岸被烟雾遮住，消失在地中海的远处……
　　我高兴地意识到，苏联政府高度评价了我在西班牙的活动：为表彰1936年秋保卫马德里和在哈拉马河战役中建立的功绩，授予我第二枚红旗勋章（我荣获第一枚红旗勋章是由于在喀山战斗中立有战功），为表彰我参加粉碎瓦达拉哈拉附近的意大利远征军团而授予我一枚列宁勋章。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2:47
第四章暴风雨前夕

　　在总参谋部和各军区
　　祖国你好！同沙波什尼科夫在一起。什么是总军事委员会。在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列宁格勒的安全。日丹诺夫、库兹涅佐夫、什特科夫……建设，再建设！边境加强戒备！
　　1937年6 月1 日，我坐火车从法国出发途经德国和波兰回到了祖国。从此，开始了我一生中一个特殊阶段——战前四年的生活。以往任何时候，我都没有占据过从西班牙回来以后委任给我的如此重要的工作岗位：在总参谋部工作和在军区担任高级职务；参与在1939—1940年期间巩固苏联西北边界和在迫在眉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及其第一阶段中加强整个我军实力的措施的落实工作；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工作……
　　就当时我所感到的紧张程度而言，只有伟大卫国战争年代堪与这四年相比。在这段时间里，我与苏联党政活动家有过多次直接接触，并受益匪浅。他们教会我不仅要以一个军人，而且要以一个高级军人的身份来思考问题。我在认真地观察我们的党政机关怎样决定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怎样提出和讨论与之有关的问题过程中，学习了从宏观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学习了首先从全国的利益出发，从大处观察这些事件的方法。
　　那种认为以前没有这样做的想法是不正确的。我们大家从上到下，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包括在靶场上准备投身与真正的敌人战斗的红军战士，在机床旁制零件的工人，为祖国收集粮食的集体农庄庄员，研究科学技术进步问题的学者，以及在机关统计日常收支的工作人员，都在为共同的事业作出贡献。但是，以前我从未这样尖锐地感觉到，我在委托给我的岗位上所做的准确无误的工作，也在某种尽管是有限的程度上关系着我们的共同幸福。于是，当我更强烈地感到我所承担的责任重大时，就怀有更大的感激和崇敬心情回忆起那些引导我步入社会的人们。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我面前展示了生活的真正道路；共产党教育和培养了我；老同志和朋友们向我传授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在回忆中，眼前不时闪现出那些还在为社会主义祖国的荣誉而劳动着，而有些则已不在人世的一个个饱经风霜的面孔：米科夫凸起的前额，奥什马林塌陷的面颊和小胡子，戈沃尔科夫颧骨突出的脸，斯捷平刚毅的眼睛，乌博列维奇的英俊容貌……
　　1937年6 月是令人难忘的，因为我在离别9 个月后又踏上了祖国的大地。
　　很快，国防人民委员部干部部部长A ·C ·布林通知说，我被任命为B ·M ·沙波什尼科夫总参谋部的副总参谋长。
　　同沙波什尼科夫一起工作和受他直接领导是很荣幸的，然而也是对每个人的工作能力的严峻考验。沙波什尼科夫被看成是司令部工作的“长老”。当时，他已在总参谋部里担任了大约二十年的领导职务，按其功绩来说，堪称苏军司令部的著名专家，因此我非常不愿意让他看不起自己。他把以下两件事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即各司令部应最圆满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和具有司令部工作素养。他比任何人都善于发挥早在д·A ·米柳京和H ·H ·奥布鲁切夫任职时就存在于俄国总司令部活动中的，以及后来在苏军机构——全俄总司令部（1921年前）和工农红军司令部（1935年前）中提高到现代要求水平的所有那些优点。正是他和其他著名的苏军总参谋部人员一起，全力以赴地彻底实现了M ·B ·伏龙芝关于建立和发展“强大而灵活的无产阶级国家军事理论参谋部”的遗训。
　　我担任新职后，回想起我是怎样在熟悉了и·П·乌博列维奇的著作并通过这个途径了解到直接首长的思维方法和习惯行动方式后，得以轻松地和他接触的经过。当然，在长期的司令部工作中，我不止一次地查阅过有关的具有重大价值的专著，譬如说H ·戈洛温著的《总司令部勤务》或ф·马克舍耶夫著的《俄国总司令部》。在莫斯科与乌博列维奇共事时，我对当时刚刚问世的B ·M ·沙波什尼科夫的三卷集《军队大脑》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现在我决心再一次仔细地研究这部著作，而且就象生活中所证实的一样，这将不是徒劳无益的。
　　我们这个集体中的大多数人我早已认识。它是由有才能和有天才的人组成的，这些人无限忠于党的事业和一心扑在军事工作上。总参谋部的同事们热爱工作的精神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如果情况需要，他们可以不分昼夜地工作直至完成任务。
　　我在担任副总参谋长期间，还兼任总军事委员会的书记。这一职务赋予执行者以重大的责任，此外，还要求有主动精神、高度的组织能力和很好的体力，这是因为它的工作常使人感到疲劳。总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一星期举行二至三次。通常，在会议上要听取各军区司令员或各兵种司令员的汇报。
　　总军事委员会包拾八名国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由人民委员担任主席。委员会对每个研究的问题都作出决定。决定由人民委员批准并呈交给и·B ·斯大林，这意味着，摆在国家面前的任何一个军事或军事经济问题，实际上都是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直接参与下决定的。党和政府的决议草案从总书记那里送往苏联政府部门审查并通过，有时作某些修改，随后再送往总参谋部，这时的决议草案已成为必须履行的决议了。斯大林常出席总军事委员会的会议。在这种情况下，他常在晚上邀请总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各军区的司令员和参谋长到他那里去吃晚饭。在那里谈话常常持续到深夜，因为斯大林会向军事首长们非常详细地询问各地的形势，问问有什么需要、要求、愿望和缺点，因此他总是熟悉全军的实际情况的。
　　我开始担任新的职务时也曾闹过笑话。接受任命后，我等待B ·M ·沙波什尼科夫找我谈话和下达工作指示。我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熟悉情况，而首长总不召见我。过了一天两天、三天……怎么办？可能总参谋长想观察一下我能否发挥独立性和主动性，也许他有别的考虑。我只是看到应该做点什么。任职的命令既已签署，就意味着我有权开始工作了。我熟悉了情况后，开始召见部属和下达命令。大约过了一星期，部属一个接一个向我报告说，沙波什尼科夫询问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采取另一种方式，是谁下的命令等等。很快，他召见了我。我向他报告了这些天所做的一切。他认为这些都是应该做的。
　　无论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还是人民委员会都非常重视苏联的国防问题。党中央书记处经常关心红军的状况，и·B ·斯大林常常认真地和几乎是不间断地研究红军的实际情况，据此，我可以不夸大地说，党的领导人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放在保障社会主义强国的安全上，放在全国随时准备抗击敌人的侵略上。无论是在工业或农业领域内，还是在党、政府和社会活动范围内，任何一项重大任务的解决，都考虑到了怎样把它同巩固苏联的防御能力联系起来，以及对苏联的国际地位会产生什么影响和怎样反映在工农红军实力增强的问题上，在我担任总军事委员会书记的一年多一点时间里，党和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各种重大军事措施的决议，采取这些措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加强国家的防御能力。我们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取得的任何一项成就，国际形势发生的任何转变，都会导致军队建设计划要作一些必要的修改。反之，工农红军方面提出的每一个重要要求同样也会引起反应，必定会对国防工业提出新的任务。
　　有一段时间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那是因为发生了另一件事：我荣幸地被选为第一届最高苏维埃代表。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2:49
　　1938年9 月，不知为什么，и·B ·斯大林召见了我，并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问我是否感到困难？我回答说，我所担任的职务能使一个人学到很多东西：我第一次开始深深地懂得什么是政府工作，我的知识和眼界明显地扩大了。当然事实上复杂的事不少。况且，要同时兼顾履行两个职务的责任不是容易的事。斯大林沉思着，然后发表意见说，看来我是对的。一个人长时间呆在这两个岗位上是相当困难的。而事情确实是不轻松的。我们两人有时都有点急躁。他让我再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将任命我为一个军区的司令员。他说，看来我是应该担任军区司令这个职务了。
　　不久，我真的接到了担任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员的任命。在我出发前，斯大林再次同我谈了话，他想知道我是否能胜任。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不过，提出了他一定要帮助我这一先决条件。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答应给予帮助，并履行了诺言。我在军区工作时不止一次地得到了他的帮助。
　　古比雪夫州委书记H ·г·伊格纳托夫也给了我很大帮助。我同他保持了很好的工作联系，晚些时候，在伟大卫国战争之前，我在视察过程中还访问了他担任州委书记的奥廖尔州。
　　我担任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员的时间并不长。在短暂的时间内，要想取得重大的成果是困难的。当我知道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选举我为中央候补委员时感到特别高兴。就在此不久之前，我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在出发去列宁格勒之前，我顺便去了一趟国防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指示，尽可能更细致地调查清楚全年各个季节的战场情况，尽力详细分析部队的状况及其战备程度，由于国际形势非常紧张，冲突的危险迅速增大。接着，K ·E ·伏罗希洛夫提醒说，党中央政治局和и·B ·斯大林本人都非常关心我国西北边境的局势。政治局对芬兰加紧靠近资本主义列强感到担心，我必须赶紧报告所看到的情况。
　　我到达列宁格勒后，决定首先熟悉一下军区司令部里现有的作战计划。我觉得这些计划好像有点过时了。这首先与芬兰有关。要知道，一旦帝国主义同盟反对苏联时，资产阶级的芬兰无疑将站在我们敌人的营垒一边。因此，了解其军队、经济状况和总的政治计划，对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来说，而且不仅仅对他自己，都是迫切需要的。我们掌握了丰富的政治材料。但是，有关芬军的具体材料却不够充足。其次，这涉及到芬兰的潜在同盟者。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将怎样具体利用芬兰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呢？这同他们想把波罗的海沿岸三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拉入反苏冒险行为的计划有什么关系呢？军区再次询问了莫斯科的军事情报机关。我们收到了内容广泛的情报。但经济政治情报占了多数。纯军事情报，特别是有关位于卡累利阿地峡的著名的曼纳林防线的芬军军事设施的情报不多。
　　我认为在新的岗位上，第二位重要的措施是同州和市的党政领导同志建立同志式的工作联系。C ·M ·基洛夫惨遭杀害后，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由A ·A ·日丹诺夫担任，日丹诺夫同时是联共（布）中央书记，从1939年3 月起成为政治局委员，他在我们西北地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是列宁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日丹诺夫告诉我说，他很乐意给予帮助，但由于经济方面和其他事务太繁重，而且常常待在莫斯科，他建议我在决定问题时特别在决定不需要扫‘扰政治局的问题时，同T ·Ф·什特科夫和A ·A ·库兹涅佐夫同志保持经常的联系。我很快同他们建立了全面的联系。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库兹涅佐夫是市委书记，他很年轻，但却是一个主动精神很强的工作者，他常常帮助我，特别是在研究制定军区和他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波罗的海舰队的全部措施时更是如此。联共（布）州委第二书记捷连季·福米奇·什特科夫成了我多年的战友。晚些时候他断断续续地担任过第7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尔后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里担任过三个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他的军事生涯是从芬兰战局开始的。我同他从1939年秋天开始就在一起工作，而在此之前，我多半是去找日丹诺夫和库兹涅佐夫研究各种问题。地方党组织也吸收我参加党务方面的活动，而且我是作为列宁格勒州委、市委和州常委的委员参加工作的。
　　冬天，我首先熟悉了军区的情况。从二十年代初我到这里视察工农民兵地方机构的时候起，已经过去了好长时间，但是这一带的自然景色仍然没有什么变化。一进入卡累利阿地峡，汽车就被厚厚的积雪包围了。蜿蜒于山丘之间的道路离国界已相当近。当然，我清楚知道，国境线离列宁格勒只有三十二公里。但是，如果不亲临其境来考虑这个问题时，是一回事，而当了司令员后，亲眼证实了边防哨卡以外的邻国的远射程炮兵能直接从自己的领土上射击列宁格勒的街道时，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敌人的炮管已经直接顶住了列宁格勒军区的心脏。
　　卡累利阿共和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拉多加- 奥涅加地峡被积雪覆盖得更加严实。这里有稠密的森林，有盖在积雪下的不冻的湖泊和沼泽，有陡峭的小山。地形很难适应军事行动的需要。看来，在这个地区需要建设战场和训练军队，特别要注意的是下列几件事：修筑良好的道路，建立可靠的通信联络，在森林沼泽地区一年四季进行训练，供应冬季保暖服装，举行专门的滑雪竞赛，保障更大的弹药消耗量，火炮防冻油……
　　所有这些问题都一个接一个地闪现在我的脑海中，并要求尽快地检查一下各兵团的状况。了解到边防勤务，特别是象拉多加湖到科拉半岛的一千公里地段上这种荒无人烟地区的边防勤务时，使人不得不严肃地加以思考。整个这片广阔的大地只有若干稀疏的呈散兵线配置的边境警戒小队担任守卫，兵力加起来不过几个边防总队。不仅能潜入单个破坏者，而且能潜入成批敌人的地方也不可胜数。边防战士的日常生活有待改善。道路不好，通信落后，居住条件恶劣，缺少库房和好的澡堂，远离文化中心……甚至不是所有的边境警戒小队都有无线电设备。报纸和信件经常氏时间中断。然而我们英勇的边防战士们却在难以置信的条件一，毫无怨言地执行着勤务，顽强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可是，如果具备另外一种物质基础的话，他们履行职责的情况可能好得多。所以应该建设、建设、再建设……
　　军区在该地段的兵力也比较薄弱，在凯姆方向上只驻有一个不满员的（缺一个团）山地步兵师。在坎达拉克沙方向上驻有一个只配备一个炮兵连的山地步兵团。还有一个地方配置了一个由B ·и·谢尔巴科夫指挥的步兵师。该师的训练水平要比配置在南边一点的同类兵团好一些，查明的情况证实，该兵团的战士滑雪不好。我返回列宁格勒后，立即给国防人民委员部呈送了报告。然后前往日丹诺夫处。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军区的形势不大有利。我看，当前有许多建设要搞，同时，还必须进行长期的训练，而这就需要有物质保障。在我们西北地区，苏联的安全保障暂时还谈不上。要想建立这种保障，一天也不能耽误。
　　日丹诺夫以非常认真的态度对待这些话。他听完我的话后，决定再亲自去看一看这一切。首先，我们前往卡累利阿共和国。我们乘车在坎达拉克沙附近的雪地上走了很长时间，研究了如何掩护彼得罗扎沃茨克以西的国境线问题。我们费了很大气力才到达一些边境警戒小队。在一个地方，我们的汽车几乎一路都挂在一辆拖拉机上。日丹诺夫本人非常清楚，一旦冬天在这里发生战斗，作战将是很困难的。应该从建设道路网开始。掌握了卡累利阿地峡的情况后，更肯定了这一想法的正确。我们商定，从现在开始准备，并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政府提出必要的申请，夏季就开展大规模的建设。日丹诺夫负责动员我们西北地区党、政、经各界的力量，而我则在早春季节里把各兵团和部队的指挥员召集到一起。在集训中下达了关于在接近实战的条件下刻不容缓地训练全体人员以及军队参加当前建设的指示。
　　同时，我给各边防总队的领导发了一封便函。他们反应迅速而坚决。这样一来，卡累利阿的五个边防总队在4 月份就合并成了一个边防区。边防区指挥员多尔马托夫少校把工作搞得热火朝天。6 月，召开了卡累利阿边防战士的第一次党代会，这次会议在边防区的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很快沿边界线展开了大规模的建设。出现了一些建有辅助房屋的边境警戒小队，修建了许多新道路和电话线。秋天举行了校阅之后，我满意地得知，卡累利阿边防区就校阅总成绩来说在苏联边防军中得了第二名。
　　春天，尔后在夏天，列宁格勒军区的首长们进行了数次视察。这一次，我又同日丹诺夫一道视察了军区的南部地区。我们两人得出的结论是，由于楚德湖东南面和东面的开阔地带没有修筑工事，敌人有可能通过波罗的海沿岸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对苏联实施突击。因此，向国防人民委员部提出了在普斯科夫和奥斯特罗夫方向上修建筑垒地域，而在北部地区紧急修筑道路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莫斯科的批准，并且在1939年的整个下半年里，и·B ·斯大林经常关注此事，问我们事情进展得怎样，军区是否有什么要求。不曾有过什么要求，因为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定期向建设工地派送人员和必要的物资。但后来还是了解到，工事的建设速度应该加快。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2:50
　　芬兰战局
　　曼纳林男爵及其他。世界大战逼近。准备好反击！普遍义务兵役法。迈尼拉附近的挑衅。关于地雷场。怎样通过永备火力点？通往维堡之路。事后之见解。
　　众所周知，同芬兰的战争是在1939年12月至1940年3 月间进行的。然而，我国领导人在此之前就预料到国际帝国主义可能会把资产阶级芬兰用于其反苏计划。因此，开始时最好叙述一下早些时候发生的一些事件。问题在于，1939年下半年，在欧洲发生的所有最重要的政治事件都这样或那样地影响到芬兰统治集团的立场，如7至8月，英、法、苏军事谈判趋于失败，与此同时，英法集团指望我们单独同德国发生冲突的企图电落空了；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破坏了上述集团把法西斯侵略的祸水首先引向苏联的企图；德国入侵波兰，国际反动势力指望苏德发生冲突的希望死灰复燃，为此，英法一面在西方进行一场奇怪的战争，一面却使波兰成了法西斯主义的牺牲品；苏联和德国关于在波兰划定分界线的协议（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土并入苏联版图后）；由于这个原故，英法期望苏德军队在波兰发生冲突的妄想化为泡影，于是他们把新的希望就寄托在芬兰身上……
　　当时执政的资产阶级芬兰的狂妄的当权者们把自己的人民诱惑到不需要的政治赌博之中，不是加强同苏联的友好关系，而是使形势白热化。我们警惕地注视着这一政策，因为，哨所那边的反列宁格勒的挑衅能够刺激帝国主义冒险家，使他们达成建立统一的反苏联盟的企图。
　　苏联政府屡次向芬兰政府建议解决对双方有利的问题：列宁格勒以西的国境线向前推数十公里。我们以奥涅加湖西北的一大片领土作为交换。但是，适得其反。莫斯科遭到拒绝，而我们边防战士得到的回答则是对方射来的枪弹。资产阶级芬兰的当权者们到底依仗什么呢？当然，不是依仗自己为数不多的军队。他们寄希望于帝国主义大国所作的给予军队和技术装备上的帮助的诺言；他们人为将成立反苏联盟；沉醉于从波的尼亚湾到白海和伊尔门湖“伟大的芬兰”的民族主义奢望之中；而且还认为，一旦进攻列宁格勒受挫和芬军转入防御，曼纳林防线的坚固性是可以信赖的。
　　曼纳林男爵曾是沙皇的中将侍从武官，1918年芬兰革命的刽子手，芬兰元帅，从十凡革命开始就是苏维埃国家不共戴天的敌人，后掌握了芬兰军队的指挥权，在他的监视下，靠乞求外国的金钱，利用外国的技术和芬兰工人的双手，外国工程专家们在卡累利呵地峡的芬兰区域建成了强大的永备防御体系。据报刊上发表的材料说，它可与德国的齐格菲防线或法国的马奇诺防线相媲美。
　　首批防御工事早在1920年至1929年间就已建成。1938年再次开始建设，第二年夏天，又建成了一批新的筑垒工事。特别是称为“百万”（指价值）是永备火力工事和抵抗枢纽部被吹得神乎其神。当然，有关整个曼纳林防线的详细数据哪里也没有发表过。我方情报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认为，正如从送往列宁格勒军区的材料上看到的一样，这条防线简直跟宣传的没什么两样。后来的实际情况表明，这是严重的失算。
　　芬兰在苏联边境线上集中了五个战役军团。1939年底，它们被合并为瓦列尼乌斯将军的拉普兰集群（摩尔曼斯克方向），图奥姆波将军的北方集群和林杰尔将军的瑞典志愿兵旅（坎达拉克沙方向），赫格伦德将军的步兵第4 军（白海方向），塔尔韦尔将军的集群（波得罗扎沃茨克方向入埃斯蒂那尔曼将军的第，集团军和奥兰集群（列宁格勒方向）。
　　前四个军团的部队从一开始就担任进攻的任务，第五个军团则依赖曼纳林防线，企图在卡累利阿地峡的战斗中消耗红军部队，然后对列宁格勒实施突击。敌人总共拥有十五个师，其中八个部署在卡累利阿地峡。与这些部队相对峙的是起初数量上少得多的工农红军的若干兵团，这些兵团我在前面已经提及。1939年的初秋季节，为了以防万一，才向摩尔曼斯克附近派遣了增援部队，在那里职务最高的是B ·A ·弗罗洛夫师长。
　　1939年6 月底，N ·B ·斯大林召见了我。我在他的办公室里遇见了共产国际的杰出工作者、联共（布）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O ·B ·库西年。当时，我同他是初次见面，在后来的谈话中，他们向我详细介绍了总的政治形势，并谈到我们的领导人对芬兰政府奉行反苏路线的担心。斯大林嘱咐我说，今后如有必要，可找库西年商量与芬兰有关的问题。晚些时候，在芬兰战局期间，库西年在彼得罗扎沃茨克逗留时，我不止一次地就作战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征求过他的意见。
　　库西年走后，斯大林再次询问了列宁格勒的情况。芬兰国境线上的局势动荡不安。列宁格勒处在射击的威胁之下。同英、法订立军事同盟的谈判还未成功。德国已准备好从任何一个方向向自己的邻国，包括波兰和苏联发起猛攻。芬兰可能会轻易地成为两个主要的资产阶级一帝国主义集团——德国集团和英、法、美集团的进攻基地。不能排除他们将会达成联合进攻苏联的协议。而在这种情况下，芬兰可能会成为他人阴谋中的一个筹码，变成受人唆使而攻击我们的大战挑起者。
　　情报部门报告，国境线芬兰一侧正继续加紧修建工事和道路。为防备芬兰对摩尔曼斯克和列宁格勒的突击，我们已制定出各种反击的方案。在这方面，我承担了起草报告书的职责。报告书中将提出在芬军挑衅的情况下如何掩护国境免遭其侵略和实行反击的计划。
　　N ·B ·斯大林强调说，今年夏天德国方面还可能有重大行动。无论是什么样的行动，都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间接触犯我们和芬兰。因此，应赶快把事情办完。过两三个星期我就应该到莫斯科报告自己的计划。不管此事如何，为了防备万一，还得加强军队在接近实战条件下的训练。而且还应加速列宁格勒军区已展开的军事建设。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应保守秘密，以免在居民中造成恐慌。应让日丹诺夫随时掌握情况。措施要荫蔽，要分批实施，就象平时进行演习一样，无论如何也不能显露出我们马上就可能卷入一场大战之中。
　　7 月下半月，我再次被召到莫斯科。N ·B ·斯大林和K ·E ·伏罗希洛夫听取了我的汇报。他们同意所提出的在芬兰进攻苏联的情况下掩护国境和实行反击的计划，并建议反击应在最短暂的期限内实施。当我谈到，实施这种规模的战役用数个星期不够的时候，他们向我指出，我是从列宁格勒军区的能力出发的，应该想到全苏联的力量。我试图再提出一个异议，即其他国家也有可能同芬兰一起参加对苏挑衅。他们回答我说，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只是我一个，并指示我在初秋再一次报告防御措施计划实施的情况，随后他们让我返回军区。
　　好像还有其他的反击方案。斯大林不是把每个方案都提到总军事委员会共同讨论，而是单独地或同一定小组的成员研究制定，几乎每次的人员都不同。对这些研究制定计划的工作，我能作出非常清楚的判断的只有一项，那就是晚些时候在我方文献中提到过的《沙波什尼科夫计划》。沙波什尼科夫认为对芬兰进行反击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并认为反击需要打一场紧张而艰难的不少于数个月的战争，甚至是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列强不直接卷入冲突的情况下打这场战争。这个观点再次证明沙波什尼科夫具有冷静的头脑和军事远见。
　　有关反击计划的所有问题，我却直接给斯大林通了电话。无论是在1939年的夏秋两季，还是在芬兰战局的第一阶段，所有涉及芬兰的情况，我都向他本人报告过。有两三次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见到了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而最后一次则见到了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Л·3 ·梅赫利斯和财务人民委员A ·Г·兹韦列夫。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我经常碰到H ·H ·沃罗诺夫。这个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里领导红军炮兵的杰出专家当时就已赫赫有名。对此我很高兴。在西班牙，我就被尼古拉·尼古拉那维奇的优良战斗素质和渊博的知识所折服，因此非常愿意去征求他的意见。在炮兵发挥特别重大作用的芬兰战局期间，他的全部建议，特别是炮兵方面的指令，经常是恰当地和卓有成效地帮助了共同事业。
　　在那几个月里，我还必须根据1939年秋签订的苏联同爱沙尼亚之间的条约训练部队和落实各项措施。在爱沙尼亚领土上修建了空军和海军基地。因此就应考虑怎样防护它们的问题。万一苏联的敌人在我国西北边境进行大规模的挑衅或从波罗的海沿岸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组织对苏联领土的进攻，这些基地将在某种程度上减轻列宁格勒军区部队在作战活动方面的负担。
　　就在这些日子里，我同外交人民委员B ·M ·莫洛托夫进行了一场不愉快的说明情况的谈话。当我们的部队在爱沙尼亚的新基地部署时，外交人民委员部把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代表研究交往细则的事情耽误了。然而时机是不容贻误的。
　　作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我要为设在爱沙尼亚的基地安全负责。在一个地区，急需保障某一地段不受侵犯。我同爱沙尼亚政府进行了接触，得到其必要的允许，然后征得该地段的主人，一个爱沙尼亚地主的同意，命令开始修筑工事。
　　然而就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我报告新基地的情况时，莫洛托夫指责我搞“不切实际的主动性”。我打算反驳，但是他不听。我觉得很不痛快、就在这个时候斯大林接过话头，他微微笑了笑向莫洛托夫说道：“那为什么你的人民委员部行动迟了？军队不能等到你的人积极起来的时候。而对梅列茨科夫现在也没有什么办法，又不能把修建好的工事夷平。”到］比，问题得到了解决。
　　我想谈谈某些军事历史文章的提法。从这些文章中得出的结论是，在战局期间苏军有六个集团军同芬兰作战。可由此推论，从一开始我方兵力就占了决定性的优势。但事实并非如此。向一个坚固设防的地带进攻是困难的。因此，我们竭尽全力在橡曼纳林防线那样的决定性地区造成进攻力量的优势，其方法是抽调其他地段的兵力，1940年3 月战役结束前，步兵所占优势2.3 ：1.炮兵为2.8 ：1 ，在坦克方面则占了绝对优势，但是，在1939年12月还没有这种优势。当然，补充兵力和援军不断地来到了这里，只不过不是全都恰当地使用罢了。例如，从伏尔加河岸调来的基尔波诺斯领导的那个师成功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而另一个从乌克兰草原调到前线的师，由于士兵没有预先经过森林、沼泽，山地和积雪很深的条件下的训练，结果就差一些。尽管该帅没有在当时我所指挥的地段上作战，但别人向我介绍了该师的遭遇，该师完全不能适应它所处的环境，遭受了重大伤亡，帅长也牺牲了。
　　至于苏军六个集团军的说法，我要指出，名副其实的集团军开始时只有笔者——二级集团军级司令员指挥的第7 集团军。它占领了战线最靠左边的翼侧。其右面是B ·Д·格连达利为军长的由三个师组成的集群。12月底，该集群扩编为第13集团军。在其他方向上有几个不大的诸兵种合成集群在作战。晚些时候，经过相应地改编后，它们被授予第8 、第9 和第14集团军的番号。最后，在1940年2 月，在拉多加湖以北展开了第15集团军，春天，所有这些部队都准备成为完全够格的集团军，以防战事拖延。在曼纳林防卫上激战正酣时，尽管先前说过是数星期的战斗，然而那种出乎意外的可能出现的情况己不可避免。但是，到春天的激战之前，情况毕竟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红军能够完成所交给的任务和相当迅速地给侵略者以回击，这要比我们国外敌人估计的快得多（如果他们全都这样想的话），但是比我们在芬兰战局开始时所推测的要缓慢一些。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2:54
　　1939年9 月通过的普遍义务兵役法，在为前线筹建预备队的问题上具有重大意义：其意义是，在已经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苏联非常及时地采取了彻底废除混合制（正规军同地方民兵相结合）的方针，现在只能指望基干军了。两年后，当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时，我们才充分认清这一步骤的重要性。
　　具体他说，战事到底是怎样扩大的？1939年夏未之前，芬军全部动员起来了，占领了筑垒地域，并在边境地带突然加强了侦察。在西方，从9 月起就在英国、法国和德国之间进行着一场奇怪的战争。而就在那个时候，他们都在同芬兰军方磋商，给芬兰运送技术装备，答应派遣远征军。我们打算，如果芬军进攻红军，将由列宁格勒军区的兵力予以反击，而第7 集团军则由B ·Ф·雅科夫列夫率领穿过卡累利阿地峡去实施反突击。但在最后一刻，斯大林却建议任命我担负这项任务。
　　11月26日，我接到了紧急报告，报告中说，迈尼拉村旁的芬兰部队向苏联边防部队进行了炮击，打死四人，打伤九人。我命令军区部队监视整个国境线后，立即向莫斯科作了报告。莫斯科下达准备反突击的指示。规定用一个星期进行准备，但实际上不得不把期限缩短到四天，因为芬兰军队在许多地方越过了边界，侵入我方领土，并向苏联后方派遣破坏小组。接着，苏联方面发表了政府声明，并在11月30日上午8 时，红军正规部队开始了对这一入侵行动的反击。苏芬战争已变为既成事实。
　　向部队下达的命令是，把敌人从列宁格勒赶走，保障卡累利阿和摩尔曼斯克州国境的安全，强迫帝国主义列强的傀儡停止对苏联的进一步军事挑衅。这时的主要任务是清除卡累利阿地峡的军事据点。
　　作战开始前，我又询问了莫斯科的情报部门，但得到的情报后来证明并不真实，因为过分低估了曼纳林防线的实际威力。遗憾的是，这造成了重重困难。红军不得不直接碰一碰曼纳林防线，以便弄清它的底细。我们的企图只是进行集团军规模的战役，只有九个师和三个坦克旅参加了作战。战局第一阶段开始了，它持续到1940年2 月9 日。第一阶段又分成许多小阶段。首先必须突破保障地带，它设有发达的多层障碍物配系。整个保障地带都由铁丝网隔开，均挖掘了壕沟和崖壁，覆盖着桩砦，由占据永备火力点（主要是土木火力点）和其他防御设施的军队据守。然而，开始时我们最复杂的任务是通过地雷障碍。
　　芬兰部队埋设了各种各样的地雷，有防步兵地雷、防坦克地雷和大威力的地雷、普通地雷和诡雷。芬军在退却的同时，疏散了平民，屠宰或赶走了所有的家畜，把放弃的地方掠夺一空。在村子里和道路上，到处是丢弃的自行车、皮箱、留声机、钟表、钱夹子、烟盒和收音机。但只要把物体稍微挪动一下，就立即发生爆炸。即使在一些看来什么也没有的地方，行走也是很危险的。房屋的楼梯和门坎、水井、树墩、树根、林间通道和树林边缘、路边都埋上了地雷。部队遭到了伤亡。战士们不敢向前走。必须赶紧找到清除地雷的方法，否则有可能破坏这次战役。当时，我们没有任何有效的排雷器材，而且在通过这类障碍方面没有受过训练。
　　当时日丹诺夫和我请了许多列宁格勒的工程师，其中有军事通信学院的一位首席教官H ·M ·伊久莫夫教授，向他们介绍了出现的情况：需要探雷器。大家想了想说，可以设法，但想知道一下期限，日丹诺夫回答说：
　　“一昼夜！”
　　“到底怎样理解您的意思？这简直不可思议！”工程师们吃惊地说。
　　“不可思议，但是需要这样。部队正经受着巨大的困难。目前，作战的胜利就指望你们的发明创造。”
　　尽管有点不知所措，然而工程师和教官们却十分激动地回到了试验室。第二天就制成了第一种探雷器。经过试验后，即被批准投产，在进攻部队前面携带探雷器的工兵成散兵线排开。他们仔细搜索每一米地面，只要在耳机里响起蜂呜声就立即发出信号，然后引爆地雷。这种活动程序严重地减缓了前进速度。但是安全得到了保障。因此部队敢于前进，同时还在零下四十五度寒风刺骨的情况下克服了积雪和风卷雪造成的困难，并且还不断地同“布谷鸟”（指隐藏在我们后方高树上的芬兰狙击手）作了斗争。
　　12月12日前，突破了掩护曼纳林防线主要地带的保障地带。经短暂的侦察后，部队试图用战斗从行进间一举突破曼纳林防线，但是未能如愿。在炮火准备期间，芬兰士兵从堑壕跑到靠近铁丝网障碍物的地方，而当炮兵对铁丝网炮击以便为红军战士开辟通道时，敌人重新回到了堑壕。坦克指挥员Л·Г·帕夫洛夫没有把情况搞清楚。他误认为我方已突入敌人的堑壕，而自己的炮兵则对其进行射击。他给伏罗希洛夫打了电话。国防人民委员听到所发生的事后命令停止炮火准备。待查明实情后，时间已经过去了，因此，帕夫洛夫所部直接担负的突入敌人驻地的任务未能完成。失掉了战机。
　　在这以后进行的详细调查证明，这次炮火准备主要是打击永备火力点之间的野战防御工事，目的是消灭敌有生力量。因此许多永备火力点没有被识破，也没有对其进行直接瞄准射击。而另一种射击又没能摧毁永备火力点，因此当时连一个永备火力点也没有被摧毁。这样一来，部队或者是前进不得，或者是遭受严重伤亡。当准备再次组织突破时，我们研究了已被突破的保障地带。保障地带向纵深延伸二十至六十公里（在各个地段上），系野战型防御工事。集中在道路两旁。保障地带内很少有永备人力点，但却有八百多个土木质火力点。军事工程专家们发现有数十公里的防坦克壕，各个地段上有近一百公里的桩砦，一百多公里的树干鹿砦，二百多公里的铁丝障碍物和近四百公里的地雷场。在这种情况下到底什么是主防御地带呢？
　　经过五天的准备后开始了新的强攻。攻击了主要地带，但是没有成功。再次感到缺少突破这种防御工事的经验和手段。我们以前从未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们发现，未能压制住敌人的防御。永备火力点沉默着，而当我们的坦克向前冲击时，它们便开始射击，用两侧和后方的武器打坏坦克，再用机枪驱除步兵，使冲击受挫。当时的坦克没有大威力火炮，不能独自压制永备火力点，最多不过能用自己的车体遮蔽其枪眼。后来还了解到，发起冲击的距离不能大远，虽说有很深的积雪，还是需要使冲击的出发位置靠近永备火力点。由于在工程障碍物中通道的数量很少，坦克拥挤在一起，成了很好的靶子。还由于野战电台装备的很少，战斗中指挥员上下左右联系不上。因此各兵种协同不好。专门对付永备火力点和土木质火力点的强击小组也不够用。航空兵只是对敌防御纵深实施轰炸，而对通过障碍的部队帮助基少。
　　最使人伤脑筋的还是永备火力点。我们打了一次又一次，但是摧毁不了，因为炮弹不能击穿它们。斯大林火了：为什么我们不向前推进？他强调说，作战行动不利可能影响到我们的政策。整个世界都在看着我们。红军的威信是苏联安全的保障。如果我们在如此弱小的敌人面前耽搁太久，那将鼓舞帝国主义营垒的反苏力量。
　　我在莫斯科向斯大林报告后，他指示我直接领导战斗侦察并查明芬军永备人力点的秘密。我下令在三个方向上实施这种侦察。结果查明了在什么地方有永备火力点及其数量的情况。但是，它们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呢？我叫来了一位带领一个工兵组的军事工程专家，给他们下达了任务：潜入敌人后方，炸毁一个永备火力点，研究它的覆盖层，并带回一块混凝土以供研究。后来，我们把这决混凝土送到了莫斯科。科学研究院进行了分析，随后通知说：是600 号水泥。
　　这就是轻型火炮不能击穿混凝土的原因。加之发现许多永备火力点的战斗室有射孔的一面覆盖着数层装甲钢板，钢筋混凝土墙和覆盖层的厚度为一米半到两米，在它们上面还覆盖了两三米厚的夯实了的土层。
　　我同沃罗诺夫商量了一下，决定用大威力火包瞄准射击。我们把总指挥部预备队的203 —280 毫米的火炮运到靠近前沿的地方，开始对永备火力点及其射孔直接瞄准射击。问题马上得到了解决。然后，再积极组织各兵种的协同。
　　只是在这个时候，我这个集团军司令员才第一次得到了个人用的无线电台。我们研究确定了（我们第一次）强击组攻占和爆破永备火力点时采用的编成和行动程序。后来，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里，这个经验被广泛运用于对筑垒地域的突破。我们还加强了航空兵侦察，给它下达了对曼纳林防线照相的任务。张罗这件事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2 月初，我们终于有了标出敌防御配系的地图。现在可以制定切合实际的突破防御的计划了。斯大林召见我和日丹诺夫时，我报告了这个计划。在场在还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沃罗诺夫和格连达利。所提出的计划得到了批准。
　　晚上大家在斯大林那里吃了晚饭。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询问了侦察的结果，进一步修改了突破计划的细节，阐明了战役的政治方面。斯大林特别对芬兰部队怎样反冲击感兴趣，这洋的情况是不多的。有一次是我亲眼见的。当时，我正同Ф·Д·戈列年科军长一起视察他的军。戈列年科的部队和邻近的斯塔里科大的军遭到了突击。在斯塔里科夫那里，正好在前沿配置了用于摧毁永备火力点的炮兵。他们立即进行了直接瞄准射击，并击中了反冲击的敌人，使其受到很大伤亡。
　　在戈列年科那里，敌人与一个坦克军遭遇了。坦克手们展开了队形，击溃了反冲击的部队。芬兰部队伤亡非常大。后来被俘的军官供称，他们的司令部命令以后要回避反冲击，而应依靠防线，消耗红军。晚饭结束时，斯大林预言将有一些变化。在极北地区不是一切都那么顺利。必须直接在战斗行动地幅内建立战役的集中领导，投入新的兵力和进一步明确进攻的进程，其中为第7 集团军提出的计划起着主要的作用。到春汛之前，无论如何也要占领曼纳林防线——这就是基本任务！
　　在战争第一阶段末期进行了改组。列宁格勒军区变成了西北方面军（司令员为一级集团军级C ·K ·铁木辛哥，军事委员会委员为A ·A ·日丹诺夫）。眼下的集团军进攻战役由主要是第7 和第13集团军兵力实施的方面军进攻战役所取代。他们利用在苏马、维普里（维堡）方向上相邻的两翼部队实施了主要突击。突破正面从武奥克西湖到卡尔胡雷（佳特洛沃），宽四十公里。第13集团军以右翼部队向凯克斯霍尔姆（普里奥焦尔斯克）进攻，左翼部队则经过屈里奥利亚（克拉斯诺谢利斯科那）和里斯特谢普佩利亚（日特科沃）向安特雷阿（卡缅诺戈尔斯克）进攻。第7 集团军（在我们指挥下）以右翼部队经过基亚米亚里亚（加夫里洛沃）向维堡（敌防御体系中防守最强的方向）进攻，左翼部队则向马克斯拉赫蒂（普里贝洛沃）进攻。第7 集团军编有均为3 个师建制的第34、第10、第50和第19步兵军。此外，集团军还拥有一个步兵机枪旅，十一个炮兵团，五个坦克旅和两个独立坦克营。九个师在右翼穆奥兰（格卢博科那）湖以西实施主要突击，三个师在左翼卡尔胡雷以东实施：辅助突击。
　　在每公里正面上，我们平均集中了五十门火炮。现在在谈射击密度时都把迫击炮统计在内。当时，迫击炮像自动枪一样刚刚装备部队，并且要使用它们还不得不克服某些人的习惯势力。
　　给航空兵也规定了任务。根据与方面军航空兵军级司令员E ·C ·普图欣的协议，方面军三分之一的歼击机，用于摧毁主阵地的四分之一的轰炸机和四分之三的夜航轰炸机均归第7 集团军航空兵军级司令员C ·П·杰尼索夫指挥。
　　在苏马方向上突破筑垒地域时，装有大威力火炮的试验性KB型重型坦克大显身手。这种坦克是基洛夫工厂制造的，制造工人和工程师们在战斗中检验了它。它穿过了芬兰部队的筑垒地域，尽管被芬兰部队的炮火击中多次，然而却不能击毁它，我们实际上得到了在当时来说无法摧毁的坦克。这是我国工业的巨大成就，为增强部队的战斗实力作出了重大贡献。从那时起，我就喜欢上了KB型坦克，只要有可能，总是尽力设法拥有这种坦克。
　　大概就在那个时候，给我们调来了一个曾是民兵师的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兵团。关于这个师，我将在下面叙述。骑兵的情况不妙。指挥员没有及时注意到马蹄铁的问题。当需要进攻时，战马却在冰上滑倒了、冲击受挫。但是这也只是某些个别的失利。他们承受了数十公里的十分艰辛的路程带来的困难。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2:57
　　1940年2 月11日的强大炮火准备标志着战局第二阶段的开始。六天后，芬兰军队在主要防御地带上的绝望抵抗被粉碎，当时，Ф·Ф·阿利亚布舍夫上校的步兵第123 师表现得很突出。这个防御地带的纵深为八公里，包括二十多个抵抗枢纽部：二百多个永备火力点和近千个土木质火力点。在每公里正面上平均有两个永备火力点和五个土木质火力点，它们之间有堑壕相通，有工事和各种障碍物，并且彼此间保持侧射和斜射火力的联系，而在重要的湖泊间和沼泽中的隘路方向上，它们的密度要大几倍。
　　突破主要防御地带后，我们在数公里长的距离上还突破了斜切阵地，在这些阵地后面又遇到了新的防御地带。航空兵部队报告说，在八公里以外的地方还有第三防御地带。突破这条防御地带用了两个星期。但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在维堡城前有一个环形防御的双层筑垒地域。侦察部门报告说，该地域有渠道同赛马湖相通。3月到了。如果我们拖延时间，芬兰军队就会放水淹没整个地段。
　　我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T ·Ф·什特科夫一起去了一个师，我对师长M ·П·基尔波诺斯说，晚上请侦察一下维堡筑垒地域，我们将增派一个大威力炮团到这里来。基尔波诺斯决定尝试一下从西北绕过部分筑垒工事。先前，我们曾通过冰道派遣了数支部队，但被冰窟窿所阻。数辆坦克沉入水底。师长主动地再一次尝试。他的弟兄们巧妙地无声无息地干掉了所有的芬兰哨兵。这时，基尔波诺斯立刻把整个第70师调到维堡湾西岸。而当我早上返回时，在这儿连一个人也没有碰到。这件事发生在3 月4 日。我表扬了第川师，并用配属部队加强基尔波诺斯的兵团，使这些部队在西岸向维堡推近，从后面迂回该城，而后我向斯大林报告了这一胜利。
　　炮兵开始采用直接瞄准射击。逐个摧毁敌防御工事，第7 集团军向维堡推近。几天后，斯大林给我打来电话，下达了在两、三天内夺取该城的任务：曼纳林防线落在了后面；列宁格勒离得远了，现在它再也不受威胁了。我们不想从芬兰人手里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是，为了签署和平条约，就必须使敌人相信通往赫尔辛基的道路正波打通。因此，维堡的陷落对芬兰人来说是最后一个警告，如果拖延战争，法国人和瑞典人就会派来援军，那时我们就不是同一个国家作战，而是卷入了同一个联盟的战争。
　　正在电话中进行交谈时，对维堡的攻击开始了，最后以攻占维堡而告终。现在，通往赫尔辛基的道路已被打通。芬兰政府确信抵抗无望时。开始举行谈判。3 月12日，和约条款得到了批准，从3 月13日中午12时起停止了军事行动。新的国境线从维堡以西通过，离早在十一世纪中叶的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维奇公爵时期的俄罗斯国境线的走向不远。
　　党和政府高度评价了苏联军人的勇敢精神。九千人荣获战功奖赏，四百零五人获得苏联英雄称号。我也被授予这一崇高的称号。1940年5 月，在维堡城要塞街旁的苏沃洛夫广场上，M ·N ·加里宁主持授了勋章。
　　我在去莫斯科前的一个星期里，再一次视察了曼纳林防线，列宁格勒军区的工作人员则进行了计算。建有防御工事的地域总分深为八、九十公里。在这些工事中，有三百五十个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二千四百个为土木结构，它们都经过周密的伪装。平均每道铁丝网障碍物都有三十道。桩砦达十二列。无论那一个居民点都另一个工事枢纽部，设有无线电和电话通信，还有医院、厨房、弹药库和燃料库。抵抗枢纽部大都有五个支撑点，每个支撑点通常有四个机枪和火炮永备火力点。1938—1939年构筑的具有一、两个火炮射击孔和三、四个机枪射击孔的永备火力点特别出色。它们由住宅地下室的一个排到一个连的守备部队使用。在地面上只露着具有环形视界的火炮和机枪射孔的工事战斗部分。地下设有作战室、库房、厨房、厕所、走廊、公用房间、军官宿舍、机器房、炮塔人口和备用出入口。这种永备火力点的覆盖层用钢筋混凝土制成，厚度达两米。为了进行试验，我下令当着我的面对一个没有被我们摧毁的永备火力点进行近距离射击。钢筋混凝土板承受住了203 毫米炮弹的直接命中。
　　顺便说说，德国人详细地从芬兰军事领导人那里收集了他们对曼纳林防线质量的所有考察材料，并认真地把芬兰报刊上的有关材料装订成册。伟大卫国战争后，在德国，这种附有专家评价和法西斯最高机构加了某些按语的小册子落到了我们手里。
　　在1939—1940年世界大战已经开始的复杂年代里，我国的国防能力有了重大改善，而苏联西部的整个国境线几乎都前移了。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2:58
　　前夜
　　边防团加强戒备。需要掌握经验。1940年的演习。总参谋长的职责。12月的会议。1 月的座谈会。注意，坦克！不安的春天。我对这件事的看法。
　　芬兰战局结束了，但是并没有消除我们的忧虑。一些地区的国境线发生了变化。接踵而来的就是首先要考虑新地区的设防问题。因此，就在和平条约签署之后，我和参谋长H ·E ·奇比索夫中将回到了列宁格勒军区，我们马上着手处理这个问题。边防军领导和各舰队司令员们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我们同北方舰队一起根据我们关心的计划接收了摩尔曼斯克以西的雷巴奇半岛和斯列德尼半岛的部分地区；同波罗的海舰队一起接收了芬兰湾中奥布群岛附近的汉科半岛；同边防部队一起组织了卡累利阿、科拉半岛和卡累利阿地峡等区域内西移了的国境线的防御。我军官兵忘我地劳动着，以便在最短期内把基地转移到新地点和组织好完全陌生地区的防御。在老区，苏联居民积极帮助部队解决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在这里则没有什么人可依靠，因为昨天的敌人在退却时疏散了和平居民，而从我国其他地区来的移民还不能马上到达。
　　当时，B ·H ·多尔马托夫少将指挥的边防区部队所属的一些边防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它这些团是1940年1 月组建的，参加了反击侵略的战斗。例如，仅仅在卡累利阿，这些边防团到3 月中以前就消灭了七十个越过我国边境的敌人支队。后来，这些边防团积极地参加保卫新国土的活动。森林中响起了电锯的轰鸣声和斧子的砍击声。出现了林间小道。沿中立地带竖起了界标，设置了绵延不断的铁丝网障碍物，而在它们的前面则清晰地显示出一条足迹检查地带。后者需要特别的关注。在被溪流隔断，布满沼泽、湖泊，遍地顽石、坎坷不平和被森林及山丘覆盖的地区不得不用人工修建一条宽阔的碾压式道路。官兵的生活设施也得到了安排，当然，这不是一下子做到的。然而主要的生活设施已按时完工。就在这个春季，德军占领了丹麦和挪威，希特勒的军官们也开始常常成为芬军总参谋部的座上客。
　　苏联政府给列宁格勒军区交待了一项任务，要它向其他军区传授战斗经验。我征询了参谋长H ·E ·奇比索夫和我的副手M ·П·基尔波诺斯中将的意见，然后我们决定首先应区分出，在这方面哪些是其他军区已有的，哪些是还没有的，如其他军区还没有新式坦克。自动枪、迫击炮和探雷器。其中，我们向白俄罗斯军区和基辅军区充分提供了探雷器。然后在我们这里举行了示范演习和指挥员集训，讲了课，出版了教材。一年半后，在伟大卫国战争初期的北部战场上反击德芬突击部队时运用了这些经验。它们也适用于其他将要开辟的战线。至于我，后来在类似的作战条件下指挥独立第7 集团军、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卡累利阿方面军时，更是经常回想和运用在卡累利阿地峡交战中的经验教训。
　　1940年夏季，我被任命为副国防人民委员。国防人民委员是苏联元帅C ·K ·铁木辛哥，总军械部部长是H ·H ·沃罗诺夫上将。芬兰战局的其他许多参加者也获得了相应的提升。例如，稍晚一些时候，M ·П·基尔波诺斯被任命力基辅军区司令员。
　　国际形势日益恶化。法西斯德国扩大了侵略，法国北部被德寇占领，而士气沮丧的法国军队混乱地退向西部和南部。比利时和荷兰遭到了占领者铁蹄的践踏。我们暂时还置身世界大战之外。但是，能长此下去吗？1939年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获得的喘息还能延长多久？揣测可能是形形色色的，但准确的谁也不知道。
　　我曾负责军训部和高等军事院校部的工作。任职后，刚刚来得及熟悉情况，听取所属各部长的报告，研究文件，人民委员就指示在一些军区举行师级实弹战术演习。第一次这样的演习是在莫斯科军区的一个营地进行的。参加的有国防人民委员C·K·铁木辛哥，总参谋长B ·M ·沙波什尼科夫，炮兵主任Г·N ·库利克（当时，总军械部部长的职位是单独的），莫斯科军区司令员C ·M ·布琼尼和我。这次演习动用了一个步师。演习课题是“步兵师对防御之敌的进攻”。为该兵团提供的炮弹和迫击炮弹数均为最低限额。师长决定将其一部分用于炮兵急袭射击，另一部分则用于护送部队进攻的徐进弹幕射击，我们对炮兵条令的各项规定在实践中会得到什么结果，各级指挥员在组织战斗和指挥分队、部队和兵团方面的能力如何，以及部队的战斗协调程度都进行了观察。这次演习是可以借鉴的。该兵团的许多指挥员在军事方面训练有素，能很好地指挥分队和部队。
　　人民委员召集了指挥员会议，会上对演习作了详细的讲评。在许多人发言之后，会议作了总结。认为这次演习是非常有益的，必须在所有的军区举行类似的演习。决定首先由不久前在哈拉哈河和卡累利阿地峡取得作战经验的部队进行这种演习。为此，国防人民委员部一些工作人员前往外贝加尔，而铁木辛哥和我则去了列宁格勒。
　　同在营地一样，演习过程中炮兵和坦克进行了实弹射击，而步兵则实施进攻，用轻武器射击。在芬兰战局中久经战火考验的列宁格勒军区的部队行动纯熟巧妙，但是在人力准备中则暴露出一些缺点。此时，我们更加确信，应该在红军所有的兵团内进行接近实战条件下的实弹战术演习的做法是正确的。资产阶级的军队在已开始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获得了经验。我们的军队则必须在日常训练中获得作战经验，而训练的最好样式从当时的正确看法来说是师级实弹演习。
　　红军部队正在积极地掌握战争的经验，提高战斗素质和准备保卫我们的国境线。
　　1940年夏季，由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群众发挥出旺盛的革命热情，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资产阶级政府被推翻了。由于这些国家的领土上有红军部队，使得反动势力不能凭借外部帝国主义分子的援助来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在研究当时不很熟悉的新加盟共和国的某些地区和在继续加强新的国境线时，以及在研究那些一年前刚成为苏联的国境线（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的防务时，认为部队的演习是我国国防工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当时由Д·Г·巴甫洛夫上将任司令员的白俄罗斯特别军区成了这种演习的下一个地点。在这里也进行了师级实弹演习，演习后，我们对怎样从空中保卫新国境线的问题进行了检查，这条国境线的走向是先沿东普鲁士，接着沿波兰领土上立有德国界标的分界线延伸。我们特别注意了格罗德诺方向。1914年，在离此不远的地方。俄国的两个集团军在同恺撒的国防军作战中陷入了奥古斯托夫森林和马祖尔沼泽地，遭受了重大伤亡。而现在我们则同危险得多的邻人接壤。我方的列车向西运行。迎面驶来的是轰隆作响的德国火车（经栋布罗瓦到格罗德诺，经比亚韦斯托克到沃尔科维斯克，经比亚瓦一波德拉斯卡到布列斯特，经海乌姆到科韦利）。机车乘务人员相互交班，两国的列车员们有礼貌地迎送旅客。但是，就是用肉眼也可以看到，在头顶上盘旋的，在波兰领空横冲直闯的是德国飞机。
　　在白俄罗斯，我们在两个机械化军里进行了司令部演习。在演习总结时，大家认为该方向特别危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坦克军从这里调走。这样就为未来作出了决定。
　　不久，在基辅特别军区进行了数次演习。有关四个军区的训练总结，我们是在莫斯科作的，夏末，国防人民委员同副人民委员们一起向人民委员会主席报告了各军区之行的情况。各步兵兵团的训练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炮兵的训练水平及其同步兵的协同能力是高的，空军的训练也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但对坦克部队的印象不一。我尽力注意我军经验中和德军西欧作战经验中有关坦克部队的新作用问题，而且我认为我们的坦克兵团和坦克军还为数很少，而且训练不够。人民委员则持较乐观的看法。后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分歧加深了。
　　会议结束后，同往常一样，大家在斯大林的住所吃了晚饭。在那里重新讨论了军事问题。突然、斯大林说道：
　　“我们现在需要一位较年轻的身体健康的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同志时常闹些小病。此外，有必要利用他干些其他工作。正在大规模建设筑垒地域。我们可能让沙波什尼科夫任主管筑垒地域修建工作的副人民委员。同志们，你们是怎样想的，谁可以接任总参谋长的职务，我期待你们推荐。”
　　出乎我的意外，在场的人都提到了我的名字，提出的理由是我受过专门的训练，参加过作战，曾是几个军区的司令员，而且就在总参谋部工作。斯大林征求了我的意见。我执意谢绝，我推说这项工作异常繁重，而我的经验又不足以应付这样的工作。
　　“这样吧，”斯大林说，“我们说好，您现在就接手工作，等我们选好候选人，就替换您。我们不会委曲您。您将得到适当的任命。今天就到这里吧。”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2:59
　　第二天，我就开始履行新的职责。
　　……1940年深秋，预定在白俄罗斯军区举行军事演习。在此之前，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刚加入德、意。日三方条约。英国上空的空战正处于紧张的关头。报纸上每天都报道德国空军空袭英国城市的消息；可能许多人都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德国入侵苏联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大多数人认为：假如明天德苏之间爆发战争，那么它只会给敌来带来重重灾难。我们将在敌方领土上作战，以小的代价和强大的突击打败敌人。当然，这种支配大量苏联公民思想的和大力宣传的看法对工农红军的所有领导人来说不是都无条件同意的。德军在西欧的胜利迫使人们不得不警惕起来。
　　于是，我们准备在白俄罗斯军区举行军事演习。国防人民委员部不止一次地为它规定了期限。待我们刚准备就绪，演习就改了期。政府担心在边境军区举行演习会引起德国人的戒备，所以尽力避免与德国纠葛，以推迟同它逐渐迫近的冲突。最后，斯大林批准了这次演习，但是，建议派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我的第一副手H ·Ф·瓦杜丁为这次演习的领导人。
　　“如果这次演习由铁木辛哥或梅列茨科夫指挥，”斯大林说道，“那么德国人将会采用各种手段来弄清其性质。而这对我们是完全不利的，因为德国会知道，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长现在在于些什么。让瓦社丁去，仿佛是抱有视察的目的。”
　　演习是成功的，政府对其总结给予了良好的评价。不久，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决定对工农红军高级指挥人员进行普遍集训。12月23日，各军团司令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各军区参谋长，以及一些兵团指挥员应召来到莫斯科。会议是在中央红军之家召开的。会议的议事日程中包括六个报告。我作了题为《陆军、空军的战斗训练和高级指挥人员的战役训练的任务和总结》的报告；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Г·K ·朱可夫大将作了题为《现代进攻战役的特点》的报告；红军空军总局局长П·B ·雷恰科夫空军中将作了题为《在进攻战役中和争夺制空权的斗争中的空军》的报告；莫斯科军区司令员N ·B ·丘列涅夫大将作了题为《现代防御战役的特点》的报告；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Д·Г·巴甫洛夫坦克兵上将作了题为《机械化兵团在现代进攻战役中的使用和机械化军进入突破口》的报告；哈尔科夫军区司令员A ·K ·斯米尔诺夫中将作了《步兵师在进攻和防御时的战斗行动》的报告。
　　可见，这次会议讨论了我军最重要的训练问题。会议延长到12月29日，在讨论这些报告中有六十人发了言。其中有国防人民委员，两位副国防人民委员，炮兵、汽车装甲坦克兵和骑兵的总监察员，总参谋部的两位副总参谋长，各防空总局局长和汽车装甲坦克兵司令员，军训部部长，空军参谋长，空军、炮兵和步兵的副总监察员，十一位军区司令员，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一名军区副司令员，七位军区参谋长，三位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五位军区空军司令员，三位军区炮兵主任，两位集团军司令员，五位机械化军军长，四位步兵师师长，一位坦克师师长。一些同志还发了两次言。
　　我认为，这些报告和发言基本上正确地解决了部队备战的实际问题和实施进攻战役和战斗、防御战役和战斗的理论问题，以及航空兵和装甲坦克兵的战斗使用问题。
　　我想较详细地谈谈自己的报告。担任总参谋长的四个月，尽管时间不长，然而为了能够就部队的战备和作战能力的各个方面发表意见，我了解了相当多的情况。部队训练中的许多疏忽之处使我感到非常担心，而国际形势则要求应尽快改正它们。因此，我的主要注意力都放在那些亲自（在各次演习中和视察部队中，在各个司令部里）发现的或在查证过的材料中看到的缺点上，并着重找出纠正这些缺点的办法上。
　　首先，我指出了我军的条令已经过时。它们已不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例如，进攻时的战斗队形曾这样规定，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部队编入突击群，而三分之二则编人钳制群。组织防御时的战斗队形通常也具有类似的缺点、此时只是向数个主要方向上派出数量不足的兵力兵器，其办法就是抽调第二梯队和从未受到攻击的地段机动来的兵力。对防御问题的研究也是一个薄弱环节。曾有一段时间，总是（引报告中的话）“害怕谈可能进行防御的问题。然而，在注意到西方的战争经验，又准备实施积极的进攻战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对部队作好现代防御准备的问题有所认识；这种防御应是纵深梯次配置的，能进行对坦克防御和对空防御的。
　　应该研究制定适应现代要求的新条令。
　　后来，参加多次演习和分析它们的过程时，我得出这样一个论，这些演习是在不怎么接近实战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许多情况下，对待战士就像对待温室里的花朵一样，我们好像不是在培养准备为祖国甘洒热血的保卫者。
　　对军队训练的这一批评性的评价，使得有些人感到不快，在会议之间的休息时，有些人怒气冲冲，但是，在发言中都没有替自己辩护。国防人民委员警觉起来。批评也触及了他。诚然，C ·K ·铁木辛哥当国防人民委员不久，但是，在他身上和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及总参谋部工作的我的前任身上都有许多过错。当然，我认为自己也应对存在的缺点负责。
　　然而，在会议总结时，国防人民委员公正地对他们作了评价。这次会议确实带来了很大的益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的条件下，他起了特别积极的作用。实际上，高级指挥人员在这次会议上了解了战斗训练各个方面的方针。
　　现代的读者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在红军指挥人员的活动中有那样多的缺点该怎样解释？
　　首先，到1940年底时，我们的指挥干部大多数还相当年轻。一些指挥员在过去两三年里先后担任过数种职务，领导军区、兵团，担任参谋都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他们替换了在1937—1938年离职的军事首长。被新任命为司令员、指挥员和参谋长的绝大多数具有优良的素质，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西班牙、哈拉哈河和芬兰战局的作战中获得了经验。但是，他们刚刚适应自己的新职务，因此有时会出现疏忽是很自然的。
　　其次，由于新技术兵器，主要是飞机和坦克的蓬勃发展，而且无论是我们或者西方，都通过作战迅速提高了这些兵器的战斗使用理论水平，在这样的时期，部队、高级军事首长和司令部的训练工作更加复杂化了。因此，需要重新解决许多问题。早先颁布的条令和细则很快就过时了。
　　所有这些都迫使国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召开一次范围很广的扩大会议，通过这次会议和随后的战役战略演习，提高军队高级领导人员的训练水平，共同讨论根据我们和西方的作战经验以及各种演习的经验所提出的主要理论问题，尔后在此基础上颁发指导军队行动的新条令和细则。
　　有必要改变各军区、集团军和兵团的工作方式、使部队迅速地、精力充沛地准备好应付日益迫近的战争。战斗训练是根据“按实战需要训练部队”和“练为战”的原则实施的。还采取了一些加强一长制、军人纪律和部队秩序的措施。
　　1941年1 月初，大多数与会者先后离去。领导人员小组留下来进行图上战役战略演习。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Г·M ·马林科夫和A ·A ·日丹诺夫参加了这次演习。演习由国防人民委员亲自领导。战役演习收益很大。
　　演习结束时进行讲评，并且为此准备了一昼夜。随后，一少部分演习参加者被突然叫到克里姆林宫。在斯大林的办公室召开了会议。由我介绍12月高级指挥人员集训和：月战役战略演习的过程。整个介绍规定用十五到二十分钟。哪知我刚刚把敌人的行动部分谈完，讲评实际上就结束了，因为斯大林打断了我，并开始了提问。
　　这些问题的实质归结到一点，就是怎样看待最近几个月里从分析德军在酋欧和北欧的作战中掌握的关于德军的侦察情报。但是，我根据侦察情报得出的看法没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给我规定的时间已过，于是讲评中止了。瓦杜丁想发言。然而没有让他讲话。斯大林让国防人民委员讲话，但他没有支持我。
　　后来，与会的军事首长们谁也没有再要求发言。斯大林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后停下来，沉默了一会，说：
　　“铁木辛哥同志请求任命朱可夫同志为总参谋长。让我们同意吧！”
　　当然没有反对意见。我也感到很满意。五个月前，斯大林在任命我担任这一职务时曾许诺，当找到合适的人选时再替换我。他履行了诺言。我重新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再度钻研军队的战斗训练问题。我认为朱可夫是我们这些军事首长当中最适合于当总参谋长的一位。
　　回到原来的职位后，我得到通知，斯大林审批了我在任总参谋长时呈送给他的作战文件。由于有这个作战文件，总参谋部当时研究制订的机械化军的展开计划引起了重视，该计划的各个草案都是在坦克兵的参与下经过详细讨论的。有关这些讨论的传闻，在扩散时往往歪曲了事实真相。在现时的一些出版物中，有时会看见这样的评论，似乎那些在西班牙作过战的坦克手们不加批判地把战斗经验搬到苏联。其中谈到他们好像是在否定坦克兵的独立作用，断言坦克只能够伴随步兵。在这方面特别经常地提到Д·Г·巴甫洛夫的名字。
　　我想在此为他的名誉辩护。攻击是徒劳无益的，其作者本未倒置了这个问题。事实上事情正好相反。巴甫洛夫正确地证实了我们所装备的像T —26那样的轻型坦克不能完成重大的任务；同时，坦克兵的作用正日益提高；也就是，我们必须改善现有的技术装备，制造威力更大和更灵活的新型坦克。事实上这个论点已落到实处，因为现实生活本身就为其作了辩护。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里著名的T —34和其他坦克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正是Д·Г·巴甫洛夫寄厚望于钢铁的宿愿的体现。从这里可以看出，把他对过时的技术装备提出的批判性意见硬拉到坦克兵使用原则上来，这是很不对头的。
　　斯大林在任命朱可夫为总参谋长的三天后，把我叫到了他那里。在办公室里有莫洛托夫。斯大林打过招呼后，生气他说：
　　“我的老弟，怎么啦，您重新当了副国防人民委员，就不再向我报告日常事务了？”
　　“斯大林同志，以前我也不是主动到这里来的，您召见我，我就来了”
　　“那么为什么不把组建机械化军的计划带来看看？”
　　“斯大林同志，您修改过的这个计划的草案已经重新打印。朱可夫说他要亲自把它交给您。”。
　　“我们已同朱可夫谈过。他想使机械化军的数量比计划中提出的多一倍。”
　　“您知道我的看法，斯大林同志。我是不会放弃它的。当前，我们的新坦克太少。到今年夏季，计划中提出的那些机械化军也不能筹建好。应早点开始组建。根据我们提出的草案，各机械化军应在1942年春季加入战斗序列。朱可夫关于把军的数量增加一倍的想法很好，只是物质条件还不具备。待物质基础具备时，他的建议到1943年前即可实现。”
　　在下面的谈话过程中，斯大林指出，到1943年前我们肯定不会置身于战争之外。我们将不由自主地被卷进去。但是，不能排除，到1942年以前我们将置身战争之外。因此，将再次讨论机械化军编入战斗序列的程序。当前，必须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军队的训练上。斯大林说，政治局认为，国防人民委员部在我回去后将予以加强，并希望能积极地开展工作。
　　同斯大林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第二天，我把全总心思都转到部队的战斗训练和教育工作上。从这时起直到战争爆发，我很少见到斯大林。
　　我认为在接近实战条件下进行实际演习是训练部队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于是拟订了这方面的行动计划，并打算前往许多军区。国防人民委员未作大的修改就批准了这些计划。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3:00
　　1941年春季，我参加了M ·M ·波波夫上将为司令员的列宁格勒军区的数次演习。这次出差到列宁格勒军区，我认为是成功的。指挥人员正确地完成了所受领的任务。部队训练有素。在此之后，我去了基辅特别军区。5 月底，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N ·X ·巴格拉米场上校向我报告了情况。局势正渐渐地临近了战争。德军集中到了我国边境线的附近。巴格拉米扬列举了不断增多的非常令人不安的数字。在向莫斯科报告之前，我决定再次对整个情况重新检查一遍。我去了利沃夫，到了军区的各个集团军。各集团军司令员一致地提到了同样的情况。当时，我还亲自在前沿的边境哨所里观察了很长时间，亲眼看到了德国军官们异常活跃的情况。
　　那时，在基辅特别军区的右翼构筑了一个筑垒地域。工事已经建成，但是，还没有装上设备。用于防守筑垒地域的部队也有了。我采用了机断行事的办法。通知第5 集团军司令员M ·N ·波塔波夫坦克兵少将说，我将派一名助手带去一道命令，要进行一次以集团军部队进入筑垒地域的试验性演习，以便在演习之后让第5 集团军留驻筑垒地域。在其他地区，防御工程作业还没有结束。筑垒地域的修建是B ·M·沙波什尼科夫负责的，于是我决定在莫斯科再同他谈谈。
　　尔后，我视察了边防部队，。所有这些部队都处于戒备状态，然而我几乎到处都听说，对面的情况对我方不利。我从边境回到了利沃夫。这里又犯了一些错误。几乎所有的高射炮兵和反坦克炮兵同时被改编，因此，一个反坦克炮兵旅放弃了战斗准备。为了使集团军的指挥人员确信这一点，我同他们一起进行了军事演习。正如我所预料的一样，在演习过程中发现，“敌人”的坦克几乎可以畅行无阻。在讲评中，我强调指出失策的严重性。集团军司令员由引用军区的指示来辩解。我在芬兰战局中的同事和战斗指挥员M ·П·基尔波诺斯上将是该军区司令员。他也在利沃夫。基尔波诺斯解释说，改编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必须分阶段进行，他答应纠正错误，并立即前往设在基辅的军区司令部。
　　然而，错误并没有得到纠正。6 月初，军区组建了数个装备有牵引车的反坦克炮兵旅。而两个星期后就爆发了战争。尽管第6 集团军英勇作战，但是没有能抵挡住德军“南方”集团军群的坦克。在战争的头两个半星期里，该集团军的部队从边境线急速后退了三。四百公里，平均每昼夜后退了十八至二十公里。在这点上不仅仅只是军区的领导有错。他们在战斗技术装备、运输工具和人员不足的情况下，差不多是尽力而为的。
　　这已是战争初期发生的事了。而在战争前夕，当时我从基辅去了敖德萨，在那里遇见了军区参谋长M ·B ·扎哈罗夫少将。我听取了他的详细汇报，从中可以了解到，就在这里，在国境线上也呈现出一幅令人忐忑不安的景象。此后，我同他一起去了罗马尼亚警戒线。我们观察着对方，而那里也有一群军人在观察我们。后来得知，这群军人就是德国军官。
　　M ·B ·扎哈罗夫在部队的作战准备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他经常组织警报演习，曾当着我的面令边区的飞机起飞进行警报演习，然后命令从常驻机场起飞的飞机降落到野战机场上，这是防备战争的计划规定要这样做的。这次演习取得了良好的结果，只是有六架飞机由于雨后土地泥泞未能再次起飞。
　　就在那时，根据我的指示，还进行了一个机械化军的演习。该军以训练的方式进入边境地区，并留在那里。后来，我对扎哈罗夫说，军区里有P ·Я·马利诺夫斯基少将的一个军，该军在演习期间也应进入边境地区。我同马利诺夫斯基在白俄罗斯军区共过事，我们一起在西班牙作过战，因此我了解，对这位指挥员是用不着费什么口舌的。扎哈罗夫说，这只是名义上的一个军，实际上，马利诺夫斯基只有一个师。他指给我看，何处将集结马利诺夫斯基的兵团，我高兴地看到，深谋远虑的参谋长已准备好了军的指挥所。后来扎哈罗夫还介绍了自己的工作，所有这些我都很感兴趣。他也是我在白俄罗斯军区的同事。我们参加过各种训练和警报演习，并且一起积累了经验。我知道，扎哈罗夫的路子是对的，因此比较放心地离开了敖德萨。
　　在莫斯科，我同C ·K ·铁木辛哥一起到斯大林那里，讲了所看见的一切。他们两人都非常注意这个汇报。并且还命令我另外检查一下空军的状况，如果可以办到的话，就举行一次战斗警报演习。我立即飞往西部特别军区。
　　战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天过去了。早上我听完部属的报告之后，宣布下午进行空军的警报演习。过了一个小时，演习正处在高潮之中，突然一架德国飞机在我们所在的机场上着陆了。机场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成了德机空勤组的观察对象。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询问了军区司令员Д·Г·巴甫洛夫。他回答说，根据苏联民航局长的指示，在这个机场上准许接收德国客机。这使我感到愤怒。我命令起草一封致斯大林的电报，报告民政官员的错误行为，并因为巴甫洛夫不向国防人民委员部报告类似的指示而把他痛斥了一顿。然后，我对军区航空兵司令员苏联英雄И·И·科佩茨说：
　　“你们这里发生的是什么事呀？一旦爆发战争，军区航空兵部队不能够摆脱敌人的突击，那时您将怎么办？”
　　科佩茨十分平静地回答：
　　“那时我就开枪自杀！”
　　我清楚地记着我同他的那次急躁的谈话。谈话中提到了为祖国应尽的职责。最后他承认说了蠢话，然而很快就清楚了，这次谈话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问题不在于那次谈话。必须明确地认识到，我们的失误之处还在于对自己的干部不够了解。科佩茨是一个出色的飞行员，但是领导军区航空兵部队并不称职。战争刚一开始，法西斯分子真的在第一天就摧毁了该机场上几乎所有的飞机，科佩茨真的自杀了。
　　熟悉了西部边境的情况和听取了巴甫洛夫的汇报后，我确认德国在这里也集中了自己的兵力。
　　我飞往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飞机在一个歼击航空兵团的机场上着陆。陪同我的指挥员向该机场派出了轰炸机，命令在此举行战斗警报演习。
　　歼击机团团长立即向我报告，在本地区上空有一架德国飞机在飞行，但是他不知道怎样对付它，因为是不允许将其击落的。我命令迫降德机，并马上向莫斯科请示。过了一刻钟，得到的答复是不能击落德机。关于迫降则避而不谈。而我们已经将其迫降。后来，这架飞机及其空勤组的情况怎样，我就不清楚了，因为很快就爆发了战争。
　　警报演习进行得很顺利。，无论是歼击机，还是轰炸机都迅速升空，并完成了要求它们所做的一切动作。然而，愉快的心情很快就被坡坏了。军区副司令员E ·П·萨夫罗诺夫向我报告了德军在边境的集结情况。我飞回了莫斯科。我毫不隐瞒地向国防人民委员汇报了自己在边境上的印象和视察情况。C ·K ·铁木辛哥当着我的面给斯大林打了电话，并立即前往斯大林处，以便向他亲自汇报。但为了不挑起德国人的进攻，斯大林仍然命令在边境上维持原状。
　　M ·П·基尔波诺斯非常严肃地对待所出现的局势，下达了占领基辅特别军区各边境筑垒地域的野战阵地的号令，并开始集结第二梯队所属的部队。有关此事报告了莫斯科。第二梯队各兵团的调动得到了批准。但是，根据总参谋部的指示，基辅特别军区的部队被迫放弃了最前面的防御地带，并实施了后撤。事情没有涉及到审查敖德萨军区类似的主动性问题。因为该军区的部队实际上处于战争的前夜，可以认为是处于战斗准备状态之中，而基辅和西部特别军区的部队则还谈不上这一点。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2 23:02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并非对各地报来的令人焦虑的消息不关心。国防人民委员部曾接到关于在基辅特别军区内展开西南方面军指挥机关的指示。为了展开南方面军的指挥机关，曾派出一个以丘列涅夫大将为首的作战组。任命了曾在基辅特别军区司令部内工作过的，很有才能的A ·N ·安东诺夫将军为该方面军参谋长，他在战争期间晋升很快，到战争末期当上了总参谋长。向西部边境调遣了五个集团军，即第16、19、20、21、和22集团军，这些集团司令员中，最出色的是后来的第19集团军司令员N ·C ·科涅夫。还采取了其他的紧急措施。例如，在基辅特别军区就紧急组建了五个机械化军。工作上总的指导方针是：不在边境地带直接做那些可能会招惑法西斯分子或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他们向我们进攻的事；采取一些加强国防能力所必需的，但又不会引起德国情部部门注意的措施。国防人民委员部从上级那里得到了包含这种精神的指示。当然，国防人民委员部本身执行的也是一条从整体上符合国家政策的路线。
　　读者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我们的领导人是否确信1941年夏季能成功地避免战争，也就是说，至少还能赢得明年春季到来之前的这段时间，关于这一点，当时上边什么也没有对我说。但是，从自己的观察中，我所得到的印象是，我们的领导是犹豫不决的。一方面他们常常接到今人焦虑的情报，另一方面则看到苏联还没有完全作好抗击侵略的准备。如果说在近两年里我们武装力量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半的话，那么技术兵器就不够用了。况且它已部分地老化。我们大家都竭力对事件的进程施加影响，使其转为对我方有利和延缓冲突。然而，已经形成的局势如此严重，这一点未能做到。
　　还应该谈谈另一方面的情况。既然在战争刚刚爆发时，英国和美国就已成为我们的反希特勒同盟的盟友，那么大多数现在对我国领导人当年作出的决定持批评态度的人，只是在苏德战争方面机械地评价这些决定，看来是错误的。1941年春季的形势特别复杂。当时会不会出现由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组成的资本主义列强的反苏同盟，我们是没有把握的。希特勒在1940年放弃了德军在英国登陆，这是为什么？是兵力不够？是否决定晚些时候再登陆？或许正在进行建立反苏统一阵线的秘密谈判？如果不考虑所有可能的方案，那就是犯了轻率罪。要知道，苏联的安宁取决于正确的选择政策。何处将出现前线，在什么地方集结兵力？只是在西部边境吗？战争是否可能在南部边境爆发？而远东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局势？在上述情况下，不能切实保证一下子探索出最正确的方法时，各种各样的可能行动方法只会进一步使形势复杂化。
　　我们按照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指示采取了行动。1941年春季，总参谋部修正和补充了保卫国境线的全年计划。计划中确定，一旦发生战争，将动员和展开武装力量。规定用一百七十个师和现有坦克、飞机和火炮的一半以上防御西部国境。5 月和6 月，在各军区和部队司令部采取了大规模的动员措施。例如，6 月初，就有七十五万多注册人员被召集入伍，有将近四万人被派往筑垒地域。从5 月下半月起，边境军区的一些师和军变更部署到靠边境更近的地区。在这期间，内地军区的部队开始向边境军区开进。其次还采取了加快建设筑垒地域的措施，并下达了修建方面军指挥所的指示。
　　6 月21日日终前，国防人民委员部才清楚，法西斯德国次日进攻苏联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必须尽快地通知部队，使其免遭突击，把航空兵转场到备用机场，令第一梯队部队占领有利于反击侵略者进攻的地区，第二梯队和预备队开始进入适当的地域，以及军区和部队的司令部进入指定地域，安排好部队的指挥事宜。随后，还采取了一系列加强部队战备的紧急措施。遗憾的是，在战争爆发前所剩下的五、六个小时里，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没有能够完成这项任务。只是在6 月22日零时30分，莫斯科才向各军区下达了部队进入战斗准备的命令。当莫斯科拟定和向部队发出命令时，已过去了许多时间，接着就爆发了战争。只有海军人民委员，他的司令部和敖德萨军区的首长较干练地采取了行动，用电话和电报向各舰队和部队下达了简短的号令。因此，海军，以及敖德萨军区的部队，如上面我所提到的一样，作了战斗准备，所以在战争的第一天没有遭到严重的损失。由于给各军区和部队的通告过晚，致使各边境军区陷入困境，归根到底，这是伟大卫国战争初期我方受挫的原因之一。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5 22:44
第五章伟大的考验

　　最初的日子
　　6 月21日夜间。训令一个接着一个。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消息。前往大本营大概千百万苏联人仍然记得，他们是如何度过1941年6 月22日那个难忘的星期日的前夜的。我也没有忘记这个夜晚。
　　我的直接首长——国防人民委员把我叫了去。最近几天来，他处于极度紧张状态。我虽然知道造成他暴躁的原因，虽然亲眼看到了西部边界出现的情况，但是人民委员的话还是使我感到十分突然和不安。C ·K ·铁木辛哥说：
　　“也许明天就会爆发战争！您必须作为统帅部代表前往列宁格勒军区。军区的部队您都了解，必要时您也能帮助军区领导。主要的是，不要受人挑拨”。
　　“如发生武装进攻时，我的权力是什么。”我问道。
　　“首先要冷静。要善于把真正的进攻与局部事件区别开来，不要让局部事件酿成战争。但要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如遭到进攻，您自己是知道应当如何处理的”。
　　总之，一切都按原来的规定进行。要竭力为国家争取和平，不论是一年、半年、一个月。要收割庄稼。要开办新的国防企业。各机械化军要逐次编人序列。要组织好高速飞机的生产。国际形势可能得到改善。如果形势没有得到改善，战争终于爆发了，只要不是现在，而是以后，那国家进入战争时就会有利一些了。无论如何要争取时间！再多一个月，再多半个月，再多一星期也好。战争也可能就在明天爆发。那也要想方设法不让它在明天爆发。要尽最大努力把一切可能变为现实，甚至不可能的也要努力使之变为现实。不能受人挑拨，因为与德国签订的协议还在执行。不能随波逐流，而要注意事件的发展，要驾驭它，使之沿正确的的方向前进，服从我们制订的方案。然而，现在我们要怎样做，才能使战争不在明天爆发呢？
　　当我6 月22日打开收音机，听到外交人民委员B ·M ·莫洛托夫关于希待勒德国凶恶地进攻我国的讲话后，一切都十分清楚了。我的伙伴П·П·韦奇内将军和C·A·潘诺夫中尉，也找到了我们为什么要去列宁格勒的答案。
　　我一到列宁格勒，就立即去军区司令部。我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大家都愿意听莫斯科代表的生动讲话，接受莫斯科代表的口头指示。在场有Д·H ·尼季舍夫少将和H ·H ·克列缅季耶夫军级政委。很快，他们就分别被任命为该军区参谋长和军事委员会成员。那是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由北方面军宣布的。战争爆发时，军区司令员M ·M ·波波夫正在视察军区的一些兵团。我还没有来得及询问部队的情况，城市就遭到敌机空袭。两架敌机突人住宅区上空，并开始轰炸。很快，击落了一架敌机。当地防空部队立即把这件事通报了，并以此作为其开始战斗行动的标志。
　　不能浪费一分钟。我们不知道敌人的计划，因而无法预料会发生那一种情况：新的空袭；空降，特别是在爱沙尼亚和摩尔曼斯克地域空降；来自芬兰边境方向的大规模突击。除展开军区所属部队外，需要使我们的行动与后方工作协调起来，需要与党、政、经济部门建立密切的联系，并尽快使全国的所有力量都用于抗击敌人。我命令召集军区军事委员会，不必等待少数在其他地方的委员到达。我们立即开始工作了。
　　我们究竟了解一些什么情况呢？在极北地带，据侦察报告，有德军的一个“挪威”集团军，其中编有芬兰兵团。无疑，进攻摩尔曼斯克是该集团军的任务之一。面对该集团军的是我第14集团军。对第14集团军的可靠性，我们当中谁也没有怀疑过。在拉多加湖和卡累利阿地峡以北和以西，有敌卡累利阿集团军和东南集团军，其编成中大部分是芬兰人。“它们可能进攻彼得罗扎沃茨克和列宁格勒。掩护彼得罗扎沃茨克的是Ф·Д·戈列连科中将指挥的我第7 集团军。掩护列宁格勒的则是M·C·普申尼科夫中将的第23集团军。这两个集团军的干部参加过芬兰战局，十分了解战区的情况，并具有在这种地形上作战的经验。
　　苏芬边境目前仍然平静。显然，芬兰在等待时机，以便采取对它最有利的行动。但是它准备等待多长时间呢？一个月，一周，还是一天、谁也不知道。因此，我军应准备随时抗击敌人的突击。所有三个集团军都接到了如下指示：立即调整好部署；前出至边界线附近，并控制住边界线；加固阵地，完善工程设施，主要是掩护基本方向，加强对敌观察，与军区司令部保持不间断的通信联络。
　　有人告知我说，在我到达列宁格勒以前，国防人民委员会曾给军区司令部发来训令：鉴于战争可能爆发，各部队都要做好战斗准备。从训令下达后，全区的兵团、部队和分队立即开始向国境线调动，并占领筑垒地域。只是进展缓慢，因为训令要求部队疏散配置和隐蔽前进，对空防御正在逐步组织。总之，军区未能完成全部要求。甚至部队为做好战斗准备也不能放手进行工作，因为训令的最后一条规定，除非有特别指示，不准采取任何其他措施。
　　大约在上午8 时，军区接到了莫斯科的第二道训令。但是，这个训令实际上是无法执行的。因为这个训令事实上仅仅与那些已在西北、西方和西南战线上与敌展开战斗的集团军有关。训令中专门有一条，禁止我们在未遭到敌人破坏的地点越过国界，而且特别指出，我航空兵不得对芬兰领土进行空袭。这就使列宁格勒军区再次陷入了只能等待事件发展的境地。
　　我把全部责任都承担起来，指示各部队要加速完成战斗准备，同时请求上级和友邻提供军区两翼的情况。A ·Г·戈洛夫科海军少将指挥的北方舰队通报说，水兵们都已做好准备，只是那里还平静。波罗的海舰队在B ·Ф·特里布茨海军中将的指挥下，正在海上作战。从拉脱维亚沿海各陆军基地发来的是相互矛盾的情报。但是，从涅瓦河河口方向，目前还没有形成对列宁格勒的威胁。最后，与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司令部的通信联络沟通了。接电话的是军区副司令员E ·П·萨夫罗诺夫。他通报说，根据早先批准的计划，6 月22日军区部队应当实施战斗射击。因此，战争爆发时，很多部队和分队都在靶场上或在去靶场的路上。距边界线不远的部队，正与敌进行激烈的遭遇战斗。现在无法和所有部队通电话，不仅要不通正在作战的部队，也要不通驻在本区其他地区的部队。军区司令员Ф·N ·库兹涅佐夫上将昨晚到了边境附近，还下达了关于实施战斗射击的补充指示。现在不知道他在何处。
　　E ·П·萨夫罗诺夫接着说，非常担心军官家属的命运。战争爆发前几天，根据军区首长的命令，家属都撤往后方。可是，6 月20日国防人民委员会下了一道坚决命令，要求所有的人立即返回原驻地，这样一来，军官家属们的命运生死难卜了。他们一定会最早成为敌人的俘虏。
　　E ·П·萨夫罗诺夫希望我给他出个主意，今后应该如何行动，我建议他首先沟通与部队的联系，并组织好指挥。进一步要找到司令员，并与波罗的海舰队和左邻——西部特别军区各兵团协同行动。但是，很快就看出，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的领导已经没有信心按原计划行动了。
　　遵照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包括列宁格勒州在内的很多州都进入了战争状态。所有的兵役局都接到命令征集二十三到三十六岁的人入伍。列宁格勒各工厂都接到了广泛展开军用品生产的指示。我们则在各兵役局、俱乐部、体育协会和军区仓库收集枪支，进行统计和分发。我特别担心的是，军区的飞机和坦克都很少，为此，我指派军区司令部工作人员成立一个小组，计算出在各种形势下——如芬兰立即发起进攻时，或尔后再发起进攻时，或完全不进攻时；如果我们奉命去增援，或者不去增援，或者我们自认为需要支援其他军区时——本军区所需的兵力兵器数量。
　　在和平时期，人们不可能预见到战争爆发后可能出现的各种形势，尤其是当战争不按人们预计的方式进行时，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发挥最大的工作效能，并根据具体情况修改计划。
　　到6 月22日傍晚，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态势没有改善。但是，列宁格勒军区和其它军区及方面军一样，也接到了国防人民委员的第三道训令。正在苦战的各个兵团都奉命要转入进攻，粉碎侵略者。至于我们，则要要求固守边界，阻止敌人突入苏联领土纵深。军区司令部极其紧张地工作着。夜间是不平静的。我得到通知说，6月23 日，军区司令员M ·M ·波波夫将由摩尔曼斯克回到列宁格勒，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A ·A ·日丹诺夫则由莫斯科回到列宁格勒。
　　战争第二天的早晨来到了。我接到了立即去莫斯科的命令。临走时，我指示军区军事委员会要将拟议中的计划报告已经在路上的A ·A ·日丹诺夫。后来有人告诉我，日丹诺夫为了尽快实现这个计划，花了很大力气。就在这一天，即6 月23日，我被任命为统帅部大本营的常务顾问。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5 22:44
　　西北方向
　　从伊尔门湖向南。这件事发生在第34集团军，第11和第27集团军。我军应放弃博洛戈耶。
　　1941年9 月，我接受了新的任命。我记得，为此我被叫到最高统帅的办公室。斯大林正站在地图旁边仔细看着，随即转过身来，迎着我走了几步，说：
　　“您好，梅列茨科夫同志！身体好吗？”
　　“您好，斯大林同志！我身体很好。请下达战斗任务吧！”
　　斯大林不慌不忙地抽着烟斗，走到地图跟前，平静地给我介绍西北方面军的态势……
　　两天后我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的身份飞往西北方面军。同行的有H ·A ·布尔加宁和Д·3 ·梅赫利斯。
　　这个方面军在战争一开始就组建了。当时，它编有第8 、11和27三个集团军。第8 集团军配置在梅梅尔至涅曼河地区，奉命抗击德军第18集团的突击。第11集团军防守涅曼至拉脱维亚共和国南部边境地带，立即就与德军第16集团军及德军“中央”集团军左翼的第9 集团军和第3 装甲集群遭遇。敌第4 装甲集群企图从我第8 和第11集团军之间突入，我军阵地遭敌航空兵突击，受到破坏。在敌优势兵力的压迫下，苏军各兵团且战且退。
　　8 月初，遭到分割的第8 集团军转向南，进入爱沙尼亚组织防御。第11集团军由普斯科夫退往伊尔门。这两个集团军之间隔着楚德湖。西北方面军编成内的第27集团军，在第11集团军以南组织防御。
　　继而，第8 集团军经爱沙已亚退守列宁格勒，即划归北方面军指挥。后来，第8、23 和48集团军都编入8 月27日成立的列宁格勒方面军。在卡累利阿和极区活动的北方面军的第7 和第14集团军，合并组成卡累利阿方面军，直属大本营。为了封闭掩护卢加的K ·N ·皮亚德舍夫中将的战役集群与舍隆河之间的缺口，派来了
　　8 月底德军第56摩托化军和第16集团军的其余兵团，在西北方面军防区内重新发起进攻。敌人在洛瓦特河突破防御后，向前推进了一百公里，到达谢利格尔湖附近。在波洛麦季河以东，德军建立了杰缅斯克登陆场，后来，争夺这个登陆场的激烈战斗，一直持续到1943年底。这就是1941年9 月初，我们在这里所碰到的局面。
　　1941年9 月9 日，我们到达西北方面军。在机场上迎接我们这些大本营代表的是，方面军司令员П·A ·库罗奇金中将和军事委员会委员T ·Ф·什特科夫。这两个人我在列宁格勒时就听说过了。什特科夫是我在对芬战争时的战友，后来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和我在三个方面军中共过事，他是一位机智、英勇、果敢的助手和朋友。军事委员会的另一名委员是军级政委B ·H ·博加特金。参谋长是我的老同事H ·Ф·瓦杜丁。他详尽地报告了前线的情况。
　　我第27集团军与敌人之间隔着谢利格尔湖以北的水网地带。敌人在此处难以进攻，因为只有在兵力上居于相当优势时才能获胜，而敌人并不据有这种优势，因此已把这个方向上较好的部队抽调至列宁格勒附近。我右翼的第11集团军在帕尔芬诺、波拉、累奇科沃以北据守阵地。其当面德军正困在沼泽地中，没有足够的力量发起进攻。
　　我最担心的是第11集团军的左翼和第34集团军的整个防御地段，它们负责掩护通往克列斯特齐、瓦尔代和博洛戈那的道路，所防守的阵地穿过瓦尔代高原下比较干燥的地方。而这正是德军最有可能突击的地域。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我们要发起进攻（我们希望，转入反攻的日子不久就会到来），也很难找到比较有利的出发阵地。
　　从初步了解到的我各个集团军的情况看，它们都遭到严重削弱，损失了相当一部分兵力，技术兵器、武器、弹药、装具等都不足，只能坚守防御。因而，必须稳定我们的防线，加固阵地，阻止敌人进至上沃洛切克。因为敌人从该处有可能迂回我在沃尔霍夫河防守的兵团，向雷宾斯克方向进攻，切断我西北方面军与西方面军的联系。
　　这个总的战略考虑要求采取一系列战术措施。于是，我们会同方面军首长拟定了措施。同时，我们估计到，莫斯科以西正在进行激烈交战，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不可能给我们重大的增援。我们还考虑过我防御地幅内的地形条件。这些条件对于我方的防御来说，比之对于敌方的进攻更为有利。
　　我们决定立即到现地去了解各个集团军的情况，并在指挥方面给它们以必要的帮助。先到哪个集团军去呢？我们把电话打到第11集团军司令部，找到B ·N ·莫罗佐夫中将。他回答问题时，语调平静，说话充满信心，情绪愉快。这表明，第11集团军正在等待着。该集团军的司令部当时设在累奇科沃村以西。该村已有德军突人。电话线正好是穿过里奇科沃村！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给集团军司令员打了好几次电话都畅通无阻。只是后来才弄清了事情的真相。尽管村里有德国人，爱国的苏联人（可惜不知道他们的姓名）还继续在通信枢纽服务，直到最后都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们还给诺夫哥罗德战役集群司令员N ·T ·科罗夫尼科夫少将打了电话。那里德国人并未采取十分积极的行动，情况稳定。可见，方面军的整个右翼牢牢地固守着阵地。我们已决定前往第27集团军，忽然在尼科利斯基国营农场附近的方面军指挥所近旁（韦利那湖西岸），遇到了第34集团军参谋长Ф·П·奥泽罗夫上校。他和我曾在白俄罗斯军区一起工作过。表现很好。从和他的交谈中得知，他并不知道第34集团军司令部及所属大多数部队究竟在哪里。原来，该集团军司令员K ·M ·卡恰诺夫得知我们到达后，派他前来报告情况。卡恰诺夫和奥泽罗夫都已有三天没有和所属部队进行直接联系了。
　　Ф·П·奥泽罗夫被撤了职，任命为步兵团团长。后来由于表现突出，他取得了将军军衔，指挥过集团军，并成为沃尔霍夫方面军参谋长。1941年的教训对他有益处，他吸取了教训，成长为一名高级军事首长。K ·M ·卡恰诺夫的结局就很坏。Л·3 ·梅赫利斯将他的行为报告了大本营，就此断送了他的前程。我认为，他的命运似乎应当比这好一些，他也似乎应当有更高一些的职务。战争初期，很多军事首长都没有能立即适应情况，但是并没有妨碍他们尔后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才能。
　　例如，第27集团军司令部配置在菲利波瓦戈腊村。过了一昼夜，才从集团军司令员H ·■·别尔扎林少将和集团军参谋长П·C ·雅尔摩什凯维奇上校的报告中得知，该集团军司令部与所属各师的通信联络状况稍有好转，集团军首长也没有近期内的行动计划。但是，在下周内，恢复了对所属部队的领导，而且稍后还对敌实施了重大的突击。根据我们的请求，由大本营预备队派至西北方面军的坦克分队，有力地支援了这次突击。这些分队的行动直接由装甲兵司令员Я·H ·费多连科将军领导。
　　当时，我建议别尔扎林首长采取三项措施：把现有的飞机和汽车集中起来，以便与所属各兵团建立可靠的联系；竭尽全力建立起哪怕是一支不大的预备队，以堵塞敌人的突破口；立即着手在防御纵深构筑阵地。
　　为了使第34集团军被围部队撤出，我们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根据我的指派，有一名，司令部军官乘“ПO —2 ”型飞机经敌战斗队形上空飞往被围部队。他在森林中发现了该集团军的三名指挥员：两名将军和一名上校。他们将被围部队分成三个纵队后，即带领突围。突出敌人合围的有摩托化步兵第163 师，步兵第257 和259 师，第207 军炮兵团及其火炮与物资器材，以及由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长尤金采夫上校率领的其他数个兵团的零星人员。
　　9 月11日，在距扎博罗维那村不远的地方，我们与第34集团军司令部的第二梯队建立了联系这里有集团军炮兵主任B ·C ·贡恰罗夫炮兵少将，集团军司令员卡恰诺夫。他们两人对所属部队的情况一无所知，而且显得惊慌失措：过了一天，就把集团军的领导撤换了。代理集团军司令员为П·ф·阿尔费里耶夫少将，参谋长为M ·T ·罗曼诺夫少将，炮兵主任为M ·H ·契斯佳科夫炮兵少将。9 月14日，集团军补充了新锐力量，其中有一千三百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七十名政治工作人员。
　　9 月12日，第11和第27集团军各补充了两个师。对敌实施了多次反突击。有过一个值得记取的教训。在一个发生过火灾的泥炭地段，由于泥炭是由下向上燃烧的，上面的地表泥土外观毫无变化。数天后，我军在该地区转入进攻。怎么也没有料到，很多战士踩塌了地表泥土，掉进齐脖深的坑中。跟在他们后面的几辆坦克也掉了下去。其实，这种情况今后还有可能遇到。
　　我军在西北战线上的态势开始逐渐稳定下来。方面军首长采取了不少必要的措施，以使在整个战线上阻止敌人前进，并着手组织纵深梯次防御。我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拔除敌人在波洛麦季河以东形成的杰缅斯克登陆场。这个想法使我昼夜不安。从何处抽调兵力来实现这个想法呢？只有西北和列宁格勒两个方面军协调一致地突击，才能拔除这个突出部。但是，从8 月底起，要沟通这两个方面军的通信联系却相当奇特。它们虽说是友邻，但并不相接。在两个方面军之间，从拉多加湖至基里希、继而向南沿沃尔霍夫河一线，有苏联元帅г·и·库利克的第54集团军和H·K·克雷科夫中将的第52集团军占领阵地。而这两位军事首长都由最高统帅直接领导。我想，可能需要对方面军后方一定数量的当地居民尽快地组织训练，而这是否需要请示大本营批准呢？我清楚地记得，9 月17日早晨，我正准备把这些问题提到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时，突然要我立即返回莫斯科。后来，我被派往列宁格勒附近担任了新职务。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5 22:45
　　再次同芬兰白匪作战
　　在最高统帅那里，9 月份的任务。第7 集团军如何战斗。戈列连科将军。沿弧线后退斯维里河障碍，人们是如何行动的。
　　1941年9 月中旬。列宁格勒附近的形势变得极为复杂了。北面是芬兰人……西面是被希犄勒匪徒占领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南面也是法西斯德军。东面是拉多加湖，只有该湖的南岸未被敌人占领，宽度大约有九十公里的水域。沿这条水道与列宁格勒军民保持着联系。
　　同时，市内的粮食已经所剩无几。列宁格勒市内的居民、郊区居民以及从敌占区来的难民，住满了整个城市。从9 月8 日起，动用了由市执行委员会掌握的数量很少的储备。配给的食品减少了很多。现在，拉多加湖上的航线成了整个列宁格勒的命脉。物资由提赫文城运到沃尔霍夫城。一部分物资由该处继续沿铁路运往沃伊博卡洛，再换装在汽车上。不久以后，在拉夫罗沃村附近辅了一条直达拉多加湖岸的铁路支线。食品、弹药、人员都在该处由汽车或火车换装在拉多加区舰队的船上。有的物资在沃尔霍夫附近直接装上河中的平底船和汽艇，沿沃尔霍夫河进入拉多加湖，再沿与拉多加平行的旧拉多加运河，向西直至奥西诺维茨灯塔。人员和物资从该处换地方铁路，经腊希亚、乌格洛沃、弗谢沃洛日斯基，到达列宁格勒。
　　但是，在拉多加一奥涅加地峡上的苏军也撤退了。因而，拉多加湖东岸落入芬兰人手中的地段越来越向南扩大。如果芬兰人渡过斯维里河，德国人突入沃尔霍夫河右岸，那列宁格勒和外部的联络线，除了空中外，就全被切断了。
　　列宁格勒保卫者誓死坚守阵地，不让敌人再前进一步。然而，在拉多加—奥涅加地峡上的撤退仍在继续进行。我忐忑不安地阅读来自拉多加湖东岸的战报。要不了多久，芬兰人就会和德国人会合了。可是，大本营没有力量帮助东岸的我军。哪怕能在什利谢尔堡和姆加附近突破敌人的包围圈也好！但是，敌人打退了我方的多次进攻。而且，德军还由南向拉多加打进了一个楔子，其中心在锡尼亚维诺村。这个楔子不断向两侧扩张，已将我军分割成相距数十公里的两部分。
　　我尽力详细地叙述了1941年9 月中旬的情况，先谈西北战线，再谈列宁格勒地域。这是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这两个地方的战斗行动的进一步发展情况。
　　总而言之，我被召回大本营。即将见到最高统帅。
　　我在国防人民委员会工作期间和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曾数十次见到斯大林。我虽然没有作过记录，但还是能想起某件具体的事，并由此想起说过些什么话，有过什么议论，以及在场的人有些什么反应。一环扣一环，只要想起某件事的一个环节，就会引出其他环节来。从心理学角度看，这是很容易说清的。每次去见斯大林，对我来说（也许不仅是我），都是在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因为每次会见都是由于事情重要，都使我感到自己责任重大。
　　在正式会议上，斯大林都称我为“梅列茨科夫同志”，很少称“基里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在非正式见面时，不知为什么，他爱叫我“亚罗斯拉夫人”或“机灵的亚罗斯拉夫人”。当他对我就某个重要问题提出的建议感到满意时，就面带微笑叫我，当我和他的意见不一致时，他就生气。
　　在战争年代，当我向最高统帅汇报前线态势或讨论新的任务时，A ·M ·华西列夫斯基、B ·M ·沙波什尼科夫有时参加，г·K ·朱可夫、A ·и·安东诺夫、г·M ·马林科夫、K ·E ·伏罗希洛夫参加的次数较少，其他政治局委员或军事首长参加的次数更少。不少时候，交谈是用交换目光的方式进行。这并不是说，斯大林事先没有和国防委员会成员或大本营成员讨论过这个问题。自然，斯大林与其他集团军司令员和方面军司令员并不都是单独谈话的。至于我（根据实际情况说），在战争年代，很多作战任务都是在我们两人交谈时，斯大林直接赋予我的。
　　9 月17日，也进行了这样的谈话。我详细地汇报了西北方面军的态势以及自己最近时期构想的一些见解。斯大林说：“态势稳定下来，这很好。我看，您已经走上轨道了。我们想交给您一项重要的任务。您不反对吧？”
　　当然，不反对。我奉命立即前往拉多加—奥涅加地峡的卡累利阿方面军第7 集团军。该集团军经过战斗已向南退往斯维里。我的任务是，帮助它组织防御，竭尽全力阻止芬兰人冲向沃尔霍夫与德军会合。指挥第7 集团军的是ф·д·戈列连科中将。对芬兰作战时，我担任第7 集团军司令员，他指挥着一个步兵军。我认为他不仅是一位很好的军事首长，而且是一位聪明人，机智、谨慎、勇敢。对芬兰作战后，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斯大林早在国内战争时就认识他。派我前往该集团军时，斯大林说：“去看看戈列连科那里的情况。您了解这个集团军和它的指挥员们，他们也了解您。去给他们出些主意。如果光出主意不行的话，我准许您自己指挥。我命令用一切办法挡住芬兰人！”
　　我到达设在彼得罗扎沃茨克的集团军司令部后，首先全面了解情况。在这个地区，情况是这样发展的。战争爆发前，第7 集团军驻守在新国境线附近，由索尔塔瓦拉至吉莫累湖。包括芬兰兵团在内的所谓“卡累利阿集团军”是在7 月10日沿两个主要方向（奥洛涅茨、彼得罗扎活茨克）进攻苏联领土的。归戈列连科指挥的有三个步兵师，而敌军却几乎比这多三倍。莫斯科不可能给第7 集团军重要增援。当第7 集团军开始缓缓向东南撤退时，西北方向总司令K ·E ·伏罗希洛夫曾派驻守在卡累利阿地峡上该集团军西侧的第23集团军的一些部队前往增援。第7 集团军对敌实施了数次反突击，经过二十天的战斗，挡住了芬兰人。
　　第7 集团军新阵地的右翼，这时位于曼谢利克高地最南端的波罗索泽罗附近。集团军的中央面对夏莫泽罗湖，这是拉多加- 奥涅加地峡上最大的一个盆地。左翼沿图洛格斯河延伸至拉多加。因此，集团军几乎是严格沿着经线由北向南配置的。从战略观点看，集团军的这种态势不能说是好的。芬兰人已经使其右翼逼近斯维里河了，距河边总共还有六十公里。当然，那时德国人距沃尔霍夫还很远，谁也不会认为，列宁格勒很快就会陷入包围中。但是再过两个月，希特勒的“北方”集团军群在执行具体作战计划时，这种态势大概就起决定性作用了。
　　8 月10日，芬军重新在这里发起了进攻，一直持续到9 月，逐次增加兵力，一公里一公里地与第7 集团军展开争夺。德军开始对列宁格勒进攻后，芬军也加强了压力，将第7 集团军部队分割成三部分。经过战斗，集团军战线的中央深深向东突出。该处的兵团分成两个部分：掩护斯维里河口的南集群：彼得罗扎沃茨克集群。第三部分是在芬军向康多波加突破时，被其分割而与主力失去联系的部队。随后，即撤往东南，并以“麦德韦日耶戈尔斯克集群”的番号留在该处。
　　由于距离遥远（沿奥涅加湖为一百二十公里），与韦德韦日耶戈尔斯克集群的通信联络比较困难，当时，我们的无线电台很少。给部队配齐必要数量的无线电技术器材，那是很久以后的事。其他两个集群之间的通信联络时刻有中断的危险，因为芬兰人已进入舍洛托泽罗地域的奥涅加湖沿岸。不久，彼得罗扎沃茨克集群即撤离，并向南变更了部署。当时的情况表明，应当沿斯维里河组织坚固防御。要立即采取行动。于是我在9 月24日亲自掌握了第7 集团军的指挥权。Ф·д·戈列连科请求留下来当我的副手。我心甘情愿地同意了。我没有做错。集团军参谋长A ·H ·克鲁季科夫少将也留下来担任原职。
　　我们立即着手完成主要任务——组织部队有计划地撤退。左翼部队由奥洛涅茨撤至斯维里斯特罗伊、洛杰伊诺那波利、斯维里察一线。这一翼的拉多加湖方向，由Б·B ·霍罗什欣海军少将的拉多加湖区舰队加以保障。集团军右翼的处境比较困难。左翼后撤的距离并不远，而右翼就很远了。如果我们把两脚规的一端放在地图上的斯维里察，另一端指在彼得罗扎沃茨克，然后划一条向南的弧线，我们所得到的这条线，就是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到达的线。距奥涅加湖越近，应向后撤的距离就越远。新的防线定为由奥什塔至波德波罗日耶。这就意味着，集团军右翼必须经过不间断的和艰苦的战斗，后撤一百五十公里。这时需要进行有组织的后退。彼得罗扎沃茨克集群的一部分没有来得及与集团军主力会合，随后即乘奥涅加湖区舰队的舰只，以及能找到的、能组织到的和能够使甲的各种船只和就便器材到达南岸。在组织部队后撤的同时，我们努力在斯维里河建立一条防线，使之成为芬兰卡累利阿集团军不可逾越的屏障。
　　敌人来势很猛。芬军统帅曼纳林男爵为了使自己的计划与德军协调一致，他给自己的军队规定的任务是，对第7 集团军实施两次强大的突击。其中的一次突击，他打算指向西南，突破斯维里河防线，在沃尔霍夫附近与德军会合。另一次突击则应指向东南，经别洛那湖地区，前出至沃洛格达。为了这个目的，敌人一开始在第7集团军当面集中了四个师和三个旅，后来又从卡累利阿地峡调来一个德国步兵师、四个芬兰师和两个猎骑兵旅。现在不算辅助部队在内，敌人进攻的兵力计有九个师和五个旅。我方则只有四个步兵师。一个民兵师和由内个团编成的两个支队。敌人在飞机方面也比我占较大优势。
　　我和大本营说好，撤到奥涅加湖以北的军队集群将不再运到南岸，而在克尼亚泽夫少将的指挥下转隶给卡累利阿方面军。当时担任卡累利阿方面军司令员的是B ·A ·弗罗洛夫中将。处在两个湖泊之间的第7 集团军，断绝了与卡累利阿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的联系，只能根据大本营的指示，独立完成作战任务。第7 集团军更名为独立第7 集团军，直属最高统帅。斯大林赞同我们的想法：即在斯维里河上挡住芬军。
　　我军变更部署和撤退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9 月25日，敌人夺占了距彼得罗扎沃茨克不远的波洛文纳村。敌“奥洛涅茨”军队集群驻在洛杰伊诺那波列附近。敌步兵第7 师和兵力为两个旅的猎骑兵“L ”集群，经拉德瓦韦特卡沿铁路从南面向彼得罗扎沃茨克进攻。9 月底，敌人的钳形攻势在彼得罗扎沃茨克附近合拢了，10月2 日该城落入敌手。这时，敌人开始从行进间强渡斯维里河。由于我右翼防线尚未构筑完毕，敌人遂得以强渡成功，并在布拉耶夫斯基至彼德波罗日那地域夺占了登陆场。随后，开始了持续三周的浴血战斗。这个阶段，敌人总共只前进了八至十五公里。此后，双方在这里的战线终于稳定下来，一直到1944年夏季。当时我自然不会知道，正好是我以后有幸指挥的卡累利阿方面军的军人，1944年6 月从这里把芬兰人赶出苏联国境线的。
　　在奥涅加环湖运河防御战斗中，奥涅加区舰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它在靠近沃兹涅谢尼耶村的斯维里河河源附近活动，用自己的舰炮火力打击企图从南面绕过奥涅加湖的敌人。在我第272 师撤离彼得罗扎沃茨克后，它还将该师由绥萨尔后送到这里。拉多加湖区舰队起了特别重大的作用。它不仅保障了列宁格勒方面军第23集团军和独立第7 集团军的翼侧，而且给列宁格勒保卫者供应了一切必需品。当时，已经不能从陆上进入列宁格勒了。该区舰队的大部分船只都把基地转移到新拉多加和夏西斯特罗伊港，从该处装上粮食、弹药、技术兵器和补充兵员向西运去，再将伤病员和饿坏了的人们运回。
　　我第7 集团军在拉多加- 奥涅加地峡上进行了三个月的艰苦卓绝的战斗。苏军遭到不小的损失，但敌人伤亡更惨重。敌人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被迫放弃自己的计划，并转入长达两年半的防御。敌人未能拿下列宁格勒，未能在列宁格勒周围建立起严密的封锁，未能突至沃洛格达并前出到奥涅加湖以南的战役地区。得到德军部队加强的芬兰卡累利阿集团军，在作战中己变得软弱无力和疲惫不堪。关于9 月底的情况，一名德国将军蒂佩尔基希是这样描述的：“……德军统帅部坚决请求芬兰人，在斯维里河地域对俄军施加尽可能强大的压力，以改善在拉多加湖以南地域进行激烈战斗的那个军的态势。但是芬兰集团军由于其北翼在彼得罗扎沃茨克遭到敌人的猛烈攻击，无力做到这一点”。
　　后来，我们很好地利用了第7 集团军在三个月战斗中获得的正面经验。有的兵团在当年调往提赫文后，很快就在实践中贯彻了这个经验。由第7 集团军调出的很多指挥员，稍后在沃尔霍夫方面军胜利地进行了战斗，其余则在卡累利阿方面军编成内有成效地完成了任务。
　　我们也考虑了我军行动中的不足之处。首先，第7 集团军领导在组织防御时，力图在所有防御地区平均分配兵力兵器。这就使敌人能够通过在需要的地点集中兵力而在其他地点暂时减少兵力的办法，利用在最重要方向上造成的兵力兵器优势突破防御。我们没有十分注意保障各兵团之间的接合部及其翼侧。事实上，敌人从来不愿意正面进攻，而通常都是采用迂回机动，实施合围战役。这种情况在森林——沼泽地地形上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在这种地形上，缺乏战斗经验的部队都是避开森林，沿道路部署。最后，实践证明，军队以一个梯队的队形在宽大正面上防御时，必须有相当大的预备队。预备队最好配置在比一般情况下靠近前沿的地方，主要应在交通枢纽附近、居民地内、便于运动的隘路附近，而且最好不在一个地方。这就是我从斯维里河附近战斗中得出的结论。
　　在紧邻前线地带的我军后勤机构的工作，理应单独加以叙述。说实在的，后勤机构往往与前线人员进行的是同一工作，即英勇地与敌人搏斗。例如，在敌人炮火下的运输就是这样。白海——奥涅加航运局不得不在敌航空兵不断突击下，从麦德韦日那戈尔斯克、彼得罗扎沃茨克、波韦涅茨、舒尼加、康多波加后送人员和物资。当马里英斯克水系的船闸不能使用时，奥涅加湖和奥涅加河的船只就通过威捷格腊为舍克斯纳航运局转运物资。它们经威捷格腊进入伏尔加流域水系。拉多加湖上的水运工作人员是在极端繁重和危险的条件下行动的。敌人的飞机对他们轰炸，德军的远程火炮对他们轰击，他们要克服比海上还要猛烈的拉多加风暴，以及1941年秋季特别狂暴的汹涌波涛。我们光荣的水运工作人员经受了种种艰难困苦，英勇地履行了自己的公民天职。
　　通信人员的工作也是优异的。大家都知道拉多加湖上的列宁格勒生命之路，但是，能有多少人知道，1941年底投入使用的莫斯科——列宁格勒迂回电报电话干线，也是穿过拉多加湖呢？不能忘记同样完成了最复杂任务的铁路和公路运输工作人员。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5 22:46
　　从提赫文滚出去
　　赤手空拳的后勤。如何组织防御？掩护通往沃洛格达的道路。痛苦的经验。实施反突击。半包围圈中的提赫文。没有发挥主动性。强攻城市。列车驰向拉多加。
　　提赫文座落在芬兰湾以东一百八十公里处。在提赫文附近粉碎了德军，是列宁格勒保卫者英雄历史中的光荣一页。关于列宁格勒保卫战和列宁格勒人在被围困条件下的生活，人们已经写了很多。我在这里只是想回忆一下1941年11—12月我军在提赫文附近的战斗行动，因此提赫文是敌人企图使列宁格勒失去穿过拉多加湖的最后几条交通线，从而与全国完全隔绝起来的地方。提赫文附近的战斗行动，还标志着主动权转入我军手中，在西北方向上开始出现了转折。
　　1941年9 月，三十余万德军从南和东南包围了列宁格勒，芬军则从卡累利阿方向上形成威胁，并前出至斯维里河。列宁格勒居民、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波罗的海红旗舰队，都处在十分艰难的境地。拉多加湖及其南岸地区成了与国家后方联系的唯一道路。
　　尽管处境极端困难，列宁格勒保卫者不仅打退了敌人的全部攻击，而且还迫使敌人转入防御。当时，德国法西斯统帅部决定从列宁格勒东南面向纵深迂回，以便与芬军在拉多加以东会师，形成第二道包围圈，切断列宁格勒与国家后方的一切联系，迫使它投降。
　　为了完成这项计划，德军将多达三个军的兵力投入战斗。他们派出直接与芬军会师的是，第39摩托化军。该军刚刚补充完毕、编有两个坦克师（四百五十辆坦克）、两个摩托化师及一些独立部队，行动时有航空兵掩护和支援。同时，德军第1 军的三个师开始沿沃尔霍夫河两岸向沃尔霍夫斯特罗伊方向进攻，第38军各兵团则向小维谢拉方向进攻。
　　在格鲁济诺地域，敌军突破了我军防线并强渡过沃尔霍夫河。11月初，德军坦克进到了提赫文的近接近地。丢掉提赫文就意味着我们失去了通往拉多加湖东南岸的最后一条铁路，而这条铁路却是经沃洛格达供应列宁格勒的大动脉。
　　法西斯宣传机构欢天喜地，向全世界吹嘘列宁之城的陷落已不可避免。德国报纸预言：“现在不需德国士兵流血，列宁格勒就会投降。”11月8 日，在苏军撤出提赫文的当天，希特勒在慕尼黑演说时洋洋得意地断定：“列宁格勒会自行举手投降，它迟早不可避免地要陷落。谁也不能逃脱，谁也突不破我们的包围。列宁格勒注定要因饥饿而死亡。”
　　我没有能直接参加提赫文接近地上的防御战斗。在那里战斗的是B ·ф·雅科夫列夫将军指挥的第4 集团军。而我当时正指挥第7 集团军在斯维里河上对芬军进行防御。提赫文在我们的后方，而且由于德军突击的锋芒直指斯维里河。一旦德军突破第4 集团军的防线，我们就会遭到敌人从后方的突击。
　　因此，我们不间断地注视着提赫文方向上的事态发展，极其注意阅读来自该地区的战报，自己也努力搜集情报。最重要的措施是建立预备队，并将其集中在敌人可能进攻的路上。我希望把在斯维里附近会战中学到的经验，很快应用到实践中去。但是，第7 集团军没有另外的预备队。我把一个坦克旅抽出来作预备队，将各种独立支队和已到达的补充人员组成一个步兵团、一个装备76毫米火炮的炮兵团、五个迫击炮营（82毫米迫击炮）。此外，我命令所有部队和居民都来参加构筑防御工事。这样就腾出来三个工作营。这就是集团军用于掩护突破的全部兵力。
　　战斗行动向提赫文靠近，并构成了对我集团军后方的真正威胁，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但与第4 集团军没有通信联系。大本营也没有通报准确的情报。于是，我们决定自行查明，第4 集团军有无能力自行阻止德军继续推进，或者该集团军是否需要紧急支援。为此，我于11月5 日派第7 集团军参谋长A ·H ·克鲁季科夫少将前往第4 集团军战斗行动地区。大约在同时，由第4 集团军那里来的列宁格勒州党委书记T ·ф·什特科夫向我通报了提赫文附近的情况。什特科夫是组织列宁格勒粮食供应的。
　　提赫文附近的情况，不说是危急，至少也是极端严重的。第4 集团军司令部遭到敌人突击，分成互不联系的小组向东退却。集团军的指挥被打乱了，各部队无组织地撤退。
　　有关提赫文方向上的情况，我于11月7 日用电报向大本营作了报告。很快就接到命令，要我立即前往第4 集团军，临时负责指挥。而我所担负的第7 集团军司令员的职务也没有解除。给两个集团军规定的任务，仍然是在斯维里河上挡住芬军。阻止德军在提赫文地域的进攻，并将其粉碎。
　　但是，到了第二天，列宁格勒方面军派在第4 集团军的代表п·A ·伊万诺夫少将用电话通我说：德军已占领提赫文并迅速向东，向沃洛格达方向推进。当日傍晚，我同M ·H ·泽连科夫师级政委、A ·A ·帕夫洛维奇少将、г·д·斯捷尔马赫旅长、以及其他同志，前往萨罗扎（在提赫文以北二十二公里处）。在我动身前下达了号令，要求由第7 集团军立即从自己编成内向提赫文地域派出一个坦克旅、一个步兵团、四个迫击炮营、两个工兵营、数部炊事车及储备的粮食。这几乎是我们的全部家当。
　　黄昏时，我们到了萨罗扎。没有人接我们。一般说已经看不见人了。从背后传来了谁的声音。
　　“我军没有放弃这个地区吗？”
　　“我们到哪里去？”又一个人问了一句。
　　“那里，那里”。我安慰着自己的同伴。我看到有一个穿着苏军军服的人快步向我们走来。看来，这是一位营长。他向我报告说，营正准备撤退。
　　“你的营应继续执行任务。”我命令说。后来我问道，“你们的饭堂也准备撤退了？能给我们吃一顿晚饭吗？”
　　“难呐，不过我们试试，大将同志”。营长回答说。
　　军官们得知我们到达的消息后，聚集到了我们去的饭堂里。开始谈话进行得并不顺利。和我们谈话的人们情绪低落。他们差不多都是经提赫文撤退下来的。但是，提赫文究竟是怎么丢的，谁也说不清楚。按他们的说法，提赫文是突然被占领的。在提赫文接近地上战斗的部队和分队，失去指挥后，到了城市没有停留就撤退了。敌人夺取城市后也没有停留，继续进攻，向北直扑斯维里河，向东沿公路和铁路直指沃洛格达。在这些方向上聚集着我撤退部队的主力。这就是傍晚我们在饭堂了解到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当然是极不完整的，但我们毕竟知道了一个概貌。
　　首先应当恢复第4 集团军各兵团和部队之间遭到破坏的联系。为此，参谋人员和指挥人员必须帮助建立指挥和通信联络。但是既没有参谋人员也没有指挥人员。随同我由第7 集团军前来的数名将军和军官对此是力不胜任的。我们决定前往部队撤离的主要方向上去寻找各兵团和部队的指挥员，就地把分散的分队和支队编在一起，并组织起对它们的指挥。这样做会稍许推迟组织反击敌人的时间，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唯一正确的途径。而且到了部队能够就地直接了解情况和熟悉指挥人员。这些对于我这个新任司令员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天，我同A ·A ·帕夫洛维奇将军和我的副官M ·г·博罗达大尉，由萨罗扎向提赫文方向前进，走了五公里就幸运地遇到了两位兵团指挥员：步兵第44师师长п·A ·阿尔秋申科上校和步兵第191 师师长п·C ·维诺格拉多夫上校。我们是在一个不大的村庄偶尔遇到他们的。他们正站在村头一栋房子的台阶上争论着什么。原来，这两个兵团的部队都在向北撤退：第44师顺着大路直接向洛杰伊诺那波列（第7 集团军的中央）撤退，第191 师则沿稍偏东的乡村土路撤退。这样，在同一方向上就有了两名首长。由于和集团军司令部没有通信联系，他们就需要自己决定尔后如何行动了。他们看到面前是一位将军后，非常高兴，立即停止了争论。
　　这个方向上的情况令人十分担心。进攻之敌几乎没有遭到任何阻挡。从两个师长的汇报中得知，两个师的人数不超过一个团的兵力。第44师各部队当时总共约七百人。该师是10月底从列宁格勒前线空运来的，既没有炮兵，也没有运输工具，只能使用步兵武器战斗。有一些分队是由师政委д·и·苏尔维洛率领的，撤退中经提赫文时就与主力脱离，现在正向东，向大德沃尔村方向撤退。步兵第191 师也大为削弱了。全师大约有一千人，而且是分散成很多单独的分队在活动，事实上没有统一的指挥。
　　有时，这个师的分队与另一个师的分队混杂在一起。例如，第44师各部队就混杂有为数不少的第292 师的分队。而第292 师的主力却在九十公里外的另一侧，正向沃尔霍夫方向撤退。原来，德军在基里希附近突破防线后，第292 师就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了。坦克第60师的坦克极少，情况也是这样，该师的主力在提赫文以南防守，而与191 师各部队并肩战斗的一些分队，却向北撤退。
　　我们开了个短会。大家都同意应当立即行动。但是从哪里着手呢？一位师长提议与战士们谈话，以便了解他们的情绪。我们就这样做了。战士们说话时很勉强，但十分直截了当，抱怨天太冷（冬季来得太早），可是他们穿的还是夏服，子弹都打光了，德军的飞机为所欲为，而我们的飞机却不见踪影，德军的坦克开来开去，而他们却连手榴弹也没有，我军的火炮一言不发……
　　和战士们谈过话后，重新又提起老问题来：究竟从哪里着手呢？还是那位建议和战士们谈话的师长说：
　　“红军战士离不开炊事车，我们就把炊事车作为集合地点吧。”
　　我喜欢这项建议，但这里没有炊事车。于是我和第7 集团军联系，命令集团军航空兵把炊事车拆开运来。随后作出决定，把各师散在路上和森林里的部队集中起来，并由他们组织临时指挥机构。坚持要两位师长指定集合点，并在集合点布置好休息地点，准备好热食、医务人员、被服和弹药。来到集合点的官兵都给饭吃，发放御寒衣物，还供给弹药。为了加快集合的速度，在所有交叉路口都设置了指路的标兵，并派人在附近的村庄查找，把找到的士兵一律送往集合点。
　　由第44和第191 师各部队组织起来的临时支队，应占领防御，按我的计算，11月10日应在朔穆什卡右岸占领防御，切断通往洛杰伊诺那波列的道路，阻止敌坦克向北开进。根据我的指示，第7 集团军的预备队也派到这里。来到这里的第4 集团军后勤部长波普科夫上校奉命负责保障部队的粮食和弹药。波普科夫上校是一名有经验的后勤供应人员，他很快就克服了由于集团军后勤部在后送从提赫文撤出的物资储备时的杂乱无章而造成的供应困难。后来，他较好地组织了对部队的各种物质保障。
　　傍晚前，我们到了第44师。再次和战士们谈了话，了解到他们的需要和情绪，指定了防御地区并在现地给师长们指明防御地区的位置，规定了具体的任务。随后我们前往大德沃尔村，该处有第4 集团军向东撤退的另一股部队。伊万诺维奇将军留在博尔村，负责领导集合部队的工作，并组织防御和尔后的进攻。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5 22:46
　　11月10日早晨，我们到了大德沃尔村。一进村我们就发现第4 集团军司令部在村子里。在村边上有一挺孤零零的高射机枪，在房子旁边停着一些轻型汽车和指挥车。经查明，这里还有集团军后勤部等指挥机构，以及事先未从提赫文撤出的一些卫生机构。它们都是在敌坦克及其搭载的冲锋枪手占领了城市，并切断了几乎所有出口时，才开始撤离的。在仓卒撤离时，司令部的一部分沿通往洛杰伊诺那波列的道路向北撤走，另一部分则向东撤至大德沃尔村停下来。此外，由集团军参谋长п·и·利亚平少将率领的司令部的大部分工作人员，这时正在沃尔霍夫地域指挥作战，表面上算作第4 集团军编成内的沃尔霍夫集群，实际上这个集群隶属列宁格勒方面军第54集团军司令员。利亚平将军是在11月下半月才回到第4 集团军来的。他的后勤部由于“迷恋”后退，把载运储备物资的后送梯队撤得很远，后来不得不在方面军航空兵的协助下去寻找，被找到后又克服了巨大困难才返回。
　　我们到达大德沃尔后，开始恢复对部队和兵团的指挥。我们不能等待п·и·利亚平。我任命随同我前来的г·д·斯切尔马赫旅长为参谋长。要求他在大德沃尔把脱离了司令部的指挥员集合起来，并让在沃尔霍夫集群的全体司令部工作人员返回；立即组织对整个集团军当面之敌的侦察；建立与各兵团和独立行动的各个支队的通信联络；组织从下级和友邻搜集情报，并保障命令和号令的传递。我充分信赖这位早先经过考验的指挥员的经验。他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是非常有学问的人，有很好的军事素养，而且勇敢超群。不久他就升任方面军参谋长，可惜的是，正当他焕发创造力的时候，他的生命却中断了。提赫文战役后大约过了一年，他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牺牲。他的得力助手是作战部长и·п·阿尔费罗夫。
　　提赫文以东的情况，大致与以北的情况相同。已经遭到削弱的部队和兵团的为数不多的分队，边阻击敌坦克进攻，边缓缓撤退。战斗在阿斯特腊恰以东两公里处进行。由师政委д·и·苏尔维洛指挥的步兵第44师的一个二百人的支队以及一个预备队团（大约有一千人）在搏斗。在大德沃尔火车站地域还有另外一个步兵团分队（大约也是二百人）。这就是第4 集团军用于掩护通往沃洛格达方向的全部兵力。步兵第65师和两个独立坦克营在途中。预计再过两天，他们可以到达大德沃尔火车站。我委托п·A ·伊万诺夫将军把该方向上的全部兵力合编成一个支队，占领并固守防御，直至预备队到达。
　　提赫文以南，穆列沃至沃洛日巴地段，有我近卫第27师和坦克第60师担任防御。这两个师的人数也少，而且经过长期战斗已十分疲惫了。实际上，在这里实施战斗行动的只是某些分队和大约三十辆坦克，坦克第60师计有七十辆越野能力低的T —26型老式坦克，其中大约二十辆在涅博尔奇地域的列宁格勒——莫斯科铁路线附近战斗，十五辆在北部配合第44师战斗。在涅博尔奇（提赫文以南五十公里）以东，阻滞敌摩托化师进攻的是；遭到严重削弱的近卫步兵第4 师和步兵第92师的部队。总之，第4 集团军分成了三个单独行动而又互相隔绝的集群：沃尔霍夫集群、提赫文集群和南方集群。
　　我向大本营汇报了情况及采取的措施，给п·A ·伊万诺夫和集团军参谋长г·д·斯切尔马赫作了有关组织防御和尔后行动的指示后，即同炮兵主任г·E ·杰格佳廖夫向北赶往第44师师长阿尔秋申科处，以便接应从第7 集团军来的预备队，并组织对敌反突击。
　　途中，我们和指挥员及红军战士们交谈过。长期战斗、大量的伤亡、供应中断、弹药（尤其是子弹）不足、我军战斗失利以及向国家纵深后退，这一切给某些军人造成了精神上的压力。我们努力振奋军人们的士气，但是感到光说空话是不够的。首先应当整顿好指挥，供给部队弹药，保证正常的饮食，并规定明确的任务。只有上述各项都实现了，才能使军人们相信，敌人并不是象人们所说的那样强大，是可以打败的，而且最终会被消灭的。我们努力这样做了。
　　造成我军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第4 集团军的几乎所有部队和兵团，其中也包括集团军司令部在内，没有在森林沼泽地形上实施战斗行动的经验。司令部丢掉了指挥，部队暴露在敌航空兵打击下。地形实际上是难以通行的。森林和沼泽几乎布满了沃尔霍夫河与提赫文之间。大量的河流切断了部队的运动道路。居民也稀少，道路不多，广阔的沼泽在严寒时也不冻结。
　　第4 集团军各部队在1941年11月获得的惨痛经验，使我们受到很大教益。当时我们就作出规定：不论部队如何急不可待，凡是来补充的人员和战前新到的部队，都要经过训练中心或直接到兵团中熟悉在森林沼泽地实施战斗行动的特点，练习判定方位，学会构筑防御工事、掩蔽部和道路。
　　当我再次来到博尔村时，步兵第44师司令部里已经集合了来自第7 集团军的部队和分队指挥员。在A ·A ·帕夫洛维奇将军的领导下，已经制定了对敌实施突击的计划。各部队和分队预计还要几小时后才能到达。突击计划规定，开到的预备队和步兵第44及第191 师各分队要共同努力，向敌坦克师的先遣部队发起冲击，将其击退到提赫文，尔后从西边绕过该城，切断敌提赫文集团的后方交通线。具有在森林沼泽地作战经验的坦克第46旅，在完成这项突击任务中将起主要作用。提赫文附近的战斗，给我留下的印象恨深，因为这是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指挥的第一个重大的进攻战役。因此，我想较详细地谈谈。
　　预定的突击于11月11日一早就开始进行。由第7 集团军来的坦克第46旅和一个步兵团，协同步兵第44和第191 师各分队，从行进间发起冲击，把敌人击退十二至十三公里，进至提赫文北郊。这次突击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德军清醒过来后，调来坦克和飞机，在提赫文以北大约十五公里处挡住了我军的攻势。坦克第46旅和步兵第44师试图继续进攻，但未能奏效。
　　虽然对德军的突击没有立即取得预期的结果，但对我集团军各部队来说，作用还是很大的。首先，消除了德军与芬军会合的严重威胁。敌人损失了很多坦克，又退回到提赫文附近，已经打消了进攻的念头，在城市周围组织防御。其次，我军进至新的地区，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自己的态势。由于我军的阵地控制着敌人的后方交通线，因而构成了随时可将其切断的威胁。再者，这次不大的胜利对我集团军的士气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人人都笑逐颜开了。
　　提赫文以东的情况也好转了。п·A ·伊万诺夫将军把步兵第44师各零散的分队、预备步兵团、另一个步兵团的各分队和坦克第60师的一些分队都编在一起，统一领导起来。这个支队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击退了敌摩托化师的坦克和摩托化步兵。
　　我返回大德沃尔村时（11月14日或15日），伊万诺夫将军指挥的支队，把敌人赶出了阿斯特拉恰。战斗极其激烈。敌人据守每一栋房屋。激战了四天。这时，伊万诺夫的支队得到步兵第191 师和新到的两个坦克营的加强后，已进至距提赫文五、六公里处，由于暂时无力发展进攻，遂就地巩固下来。敌人也急忙加修工事。
　　这样，德军在两个方向上遭到打击后，被迫转入防御。当时正在莫斯科和罗斯托夫附近展开战斗，敌人无法指望很快得到大量增援。但是为了加强封锁列宁格勒，敌人不借任何代价都要守住提赫文。当时在敌后活动的游击队力量还小，实际上无法援助我们。他们为了把德军吸引过来，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英勇地进行了战斗。区党委书记H ·A ·戈雷舍夫，这位第一批游击队的领导人就是在提赫文附近牺牲的。
　　解放提赫文在当时对我们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是关系到列宁格勒和列宁格勒方面军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尽快解放从内地通往新拉多加的铁路线，以便从该处经拉多加湖向列宁格勒运送补给品。防御决不是消极的，防御中也有一些支队采取积极行动疲惫敌人。第4 集团军各部队在防御的同时，聚集兵力、兵器，调整部署，进行决定性反攻的准备。首先，在预备队到达和部队得到补充后，编成战役集群。北战役集群由п·A ·伊万诺夫将军指挥，从西北、北、东三个方向包围了提赫文。集群的编成不是固定的。有时这个集群只编有坦克第46旅和步兵第44师。当时在提赫文以东行动的部队曾称为中央集群。
　　在伊万诺夫战役集群左翼展开的是来自大本营预备队的步兵第65师，该师在п·K ·科舍沃伊上校的指挥，在提赫文东南接近地上占领防御。п·K ·科舍沃伊后来成了苏军的著名军事首长，苏联元帅，在提赫文附近经受了严峻的锻炼。第65师担负着夺取提赫文市这项最困难的任务。再向南是近卫第27师和坦克第60师各分队组成的战役集群由A ·A ·帕夫洛维奇将军指挥。最后，在集团军左翼以南行动的步兵第92师各部队、近卫步兵第4 师分散的各分队和坦克第60师的一个坦克团，组成了南战役集群，由原第4 集团军司令员、现第4 集团军副司令员B ·Ф·雅科夫列夫将军指挥。
　　雅科夫列夫将军是一位有丰富领导经验的战斗指挥员。但是，有一次在困难时刻他没能保持对集团军的指挥，因而被撤了职。根据他本人的请求，他被留任集团军副司令员并同时领导南战役集群。稍后，当成立沃尔霍夫方面军时，雅科夫列夫将军被任命为另一个集团军的司令员。
　　我把前来补充的兵员集中起来，加上第4 集团军本身的人力物力，以及当地党政积极分子，组建了一个步兵旅。该旅的很多分队，由于枪支不足，一开始只能装备手榴弹。旅长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掷弹兵团服过役的г·T ·季莫费耶夫上校担任。因此，这个旅就被叫做掷弹兵旅（十八至十九世纪时，掷弹兵装备的就是手榴弹）。
　　同时，我们也整顿了指挥。但是，要建立稳定的指挥却十分困难。通信工具不足，而需要量却很大，因为司令部和兵团的数量多，防御的面很宽。出路是建立战役集群，这样集团军与之保持通信联系的下级司令部的数量就减少了几乎三分之二，撤销了一些小的兵团，缩短了指挥的通信线路。一直到提赫文战役结束后，战役集群才解散。以后，直至建立军，我们还多次使用过这种指挥形式，这直接表明集团军需要军级指挥机构。当时我就认为，撤销军无论如何都是不正确的。我与其他方面军司令员交换过意见。他们也这样认为。
　　敌人发现我军加强了积极行动，又了解到我预备队已到达，就开始发慌了。11月20日，德军从法国调来一个步兵师，在柳班至丘多沃地段下了火车，德军指挥部急急忙忙用汽车把它运往提赫文地域。这种调动不会不让我们发觉。我炮兵开始对利普纳戈尔卡至提赫文的路段实施等速射，敌人的大队汽车无论如何也绕不过这段道路；帕夫洛维奇战役集群的各部队加强了攻势，有切断通往提赫文的道路的危险；我小群强击机和夜航轰炸机不断袭击敌开进的汽车纵队。
　　我航空兵对敌汽车纵队的袭击，效果特别显著。以三、四架飞机为一组行动的强击机和夜航轰炸机，迫使衣着单薄的德军逃离汽车，冒着零下三十至三十五度的严寒，爬在积雪中。据侦察报告，丘多沃和柳班的医院中，塞满了冻伤的德军士兵。因此，德军的这个步兵师到达提赫文时，既大大迟误了时间，又严重减员。但是，提赫文的敌军加强了，现在已编有五个师。此外，德军还在不同的时间，向提赫文调来了两个道路营、一个运输营、在沃尔霍夫河地域活动的某师的一个步兵团，以及其他一些部队。
　　我军的力量也增强了。集团军补充了新锐的步兵第65师和两个坦克营。结果，在步兵、炮兵和迫击炮方面造成对敌的一定优势，虽然还不能特别乐观。第一，在坦克方面我们远不如敌人，第二，步兵方面由于我军没有确切的编制，使优势化为乌有。实际上，集团军只有第65和第92两个师和一个坦克旅是保留自己建制的，其他则是由不同部队的各个分队仓促组成的。德军虽只有五个师，且伤亡惨重，但仍有战斗力。第三，在炮兵和迫击炮方面虽占有不大的数量优势，但由于弹药不足，这种优势只是表面的。在我的笔记本上记载着：集团军的弹药储备量可供消耗的指标是120 毫米迫击炮和122 毫米榴弹炮每天平均七发，82毫米迫击炮每天平均十四发。大本营发放的弹药来得极其缓慢。那时，国家还没有能够使弹药生产按应有的速度进行，而且铁路也超过了它的运输能力。到反攻开始前，预定的三十五汽车炮弹和迫击炮弹，只领到七车。在武器装备和各种技术器材的供应方面，都是这种状况。
　　最后，敌人防御的坚固程度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当战斗在提赫文以北和以东进行时，德军利用砖石建筑物在市内和通往市区的接近地上固守。突破敌人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需要消耗大量弹药，而我们恰恰弹药不足。在几乎布满森林和厚厚积雪的地形上，部队机动十分困难。战斗行动只能基本上沿着为数不多的数条道路展开，即只能在敌人建立最坚固防御的地点展开。因此，我们没有通常所说的进攻防御之敌时致胜必备的前提，唯一例外的是主动精神，而这是极端重要的。我认为，主动精神是件大事。
　　需要创造的还有另一些致胜的前提：保障有足够的弹药，给部队和分队补充武器和其他技术兵器，从组织上巩固部队，整顿好指挥。但是，要实现上述措施实在没有时间。列宁格勒的严重局势和大本营坚决要求尽快解放提赫文，迫使我们必须采取坚决行动。因此，在我们得到物资器材和补充人员之前，就不得不下达反攻的命令。
　　反攻计划的基本要求是，合围并歼灭提赫文地域的敌军。战线本身的轮廓有利于实现这一要求。第4 集团军各部队处于包抄势态：敌人陷入我三面包围中。集团军主力的突击旨在切断敌提赫文集团同其后方联系的各条道路。我给北战役集群规定的任务是：以右翼在南方向上行动，截断提赫文——沃尔霍夫公路和铁路，切断德军向西的退路。帕夫洛维奇战役集群则从南向北战役集群的右翼兵团对进。其任务是，切断提赫文——布多戈希的土路和铁路，切断德军向西南的退路。两个战役集群应以相向突击封闭对提赫文的包围圈。
　　科舍沃伊的步兵第65师从东南对提赫文实施正面突击。雅科夫列夫的南战役集群受领的任务是，在布多戈希总方向上进攻，以便一旦伊万诺夫集群和帕夫洛维奇集群的相向突击未能奏效，使在提赫文西部的战斗又拖长时，切断敌人在提赫文远接近地上的交通和退路。与此同时，列宁格勒方面军的第54集团军转入进攻，沿沃尔霍夫河向基里希实施突击。左邻——第52集团军已顺利地实施了进攻行动，在敌提赫文集团的南翼构成了威胁。在这之前，该集团军已攻占维谢拉，并继续发展进攻。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5 22:47
　　第4 集团军于11月19日发起的进攻，进展缓慢。我军处处遭到敌人顽强抵抗。在不少地段上，敌人反而对我军发起攻击。在进攻发起后的最初几天，几乎在整个前线的战斗行动都基本上是遭遇战斗。对我军来说，严重的障碍是炮弹和迫击炮弹不足。步兵往往不得不在敌支撑点的火力配系未被充分压制住的情况下，发起冲击。
　　拉扎烈维奇村是敌人在提赫文以西设置的最坚固支撑点之一。对该村的争夺特别激烈。经过多次冲击并将敌守军几乎全部歼灭后，步兵第44师的分队才拿下了这个支撑点。然而，北战役集群的顺利行动也就到此为止。步兵第44师企图派出先遣部队截断铁路，未能成功。敌人由于看到了对其正在形成合围的威胁，搜集了足够的兵力，以恢复原态势并夺回拉扎烈维奇村。争夺拉扎烈维奇村的战斗更加激烈地展开了。敌人向该处调来飞机、坦克及刚刚到达的步兵师的部队。他们依靠优势的兵力兵器，逼迫使步兵第44师各分队后退。祖国很多光荣的儿子，在这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中有一位坦克手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扎伊采夫，被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他的遗体后来安葬在提赫文自由广场上的烈士墓里。
　　步兵第65师集中力量进攻提赫文东南部，也没有立即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该师在市郊占领了数处居民地后，遇到敌坚固的工事，前进受阻。显然，敌人在这个方向上的防御十分坚固，需要大量的火炮和炮弹才能突破。恰恰就是缺乏这些。于是，决定将步兵第65师的进攻转向提赫文南部，该师在这里进攻时也遇到敌人早已布置好的抵抗。经过数天，该师向前推进了数百米后，就完全停止了前进。
　　集团军右翼发起进攻后，战斗行动发展比较顺利。在西北方向上进攻的A ·B ·帕夫洛维奇战役集群和B ·Ф·雅科夫列夫战役集群的部队，对敌人的交通线形成了威胁。但是，不久这里的敌人也积极行动起来。我军的推进减慢了，以后就完全停下来了。
　　我军的冲击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德军的反冲击。敌人力图改善其摇摇欲坠的态势。因此，我军顺利发起的反攻越来越多地具有遭遇战的特点，双方各有胜负。然而，第4 集团军的进攻行动还是给了敌人相当的打击，并严重地削弱了提赫文地区的德军集团。我们在很多地段上打退了敌人，并占领了较为有利的阵地。例如，北战役集群的右翼部队逼进拉扎烈维奇得以在猛烈的炮火下守住重要的铁路段。德军由提赫文向西和向西北运动已不可能。实际上敌人只剩下一条提赫文——利普纳亚戈尔卡——布多戈希的土路这样，我军逼进了敌交通线，有可能随时将其截断。为了最后冲击并粉碎提赫文之敌，12月初提出要修改战役计划，并采取相应的补充措施。决定将主要力量转到集团军左翼。主要突击由帕夫洛维奇战役集群沿夏西河实施。辅助突击由北战役集群的右翼兵团实施。科舍沃伊师要加强自己的左翼，以便从南和西南方向对提赫文实施突击。
　　考虑到帕夫洛维奇战役集群的新任务，给它配属了集团军现有的全部预备队：“掷弹兵”旅（四个营，总计约二千人）和正在组建的一个骑兵团。北战役集群得到的加强不多，只有第7 集团军派来的少量援兵（大约二百名步兵）。此外，第4 集团军编成内有一个军属炮兵团。步兵第44师得到了建制的炮兵。补充了炮弹和迫击炮弹。预备队的到来在相当程度上使我各部队得到加强，但是也并没有能多少造成对敌优势。上面已经提到过，当时胜利的取得主要不是靠数量上的优势，而是主动精神。主动精神却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
　　12月5 日早晨，经过变更部署并得到加强的第4 集团军各部队，发起了第二阶段进攻。北战役集群在这一天肃清了自己当面的提赫文河右岸的敌人。此外，该集群所属部队还控制了提赫文——沃尔霍夫公路，从而能够对较长地段的铁路实施炮兵的直接瞄准射击。帕夫洛维奇战役集群各部队于12月5 日日终时，切断了提赫文至布多戈希的土路，并开始向利普纳戈尔卡方向推进。
　　德国法西斯统帅部感到在提赫文地域有遭合围的危险后，于第二天即对科舍沃伊师左翼实施了反冲击，对帕夫洛维奇战役集群右翼实施的反冲击特别猛烈。由于敌人拼命抵抗和地形通行困难，我军前进非常缓慢。直至12月8 日夜间，才进至能以近距离人力控制提赫文——布多戈希道路的地点。敌人为了保住这最后一条道路，向该处调来大量炮兵和迫击炮、数十辆坦克，实施了反冲击，同时还加强了航空兵的行动。
　　可是，在城市以东和以南接近地上的进攻，发展顺利。步兵第191 和第65师突破了障碍地带，夺取了敌人在城郊的几乎所有工事，进至紧靠市区一线。我军战士为来自莫斯科的好消息欢欣鼓舞。正好是这些天，苏军在莫斯科城下开始粉碎德军“中央”集团军群。政治工作人员争取尽快地把最新的报纸送到前沿。
　　12月8 日夜间，对提赫文发起坚决攻击。突击由两个师同时实施：步兵第191 师从东北，步兵第65师从南。冲击得到了在当时说来已十分强大的炮兵支援。敌人经不住我军的冲击，向后退去，我两个师的部队遂突入市内。
　　提赫文市弹痕累累，静无声息。每走一步都会看到打坏了的武器装备，被击毙的敌军官兵。但是，我们仍然没有能切断提赫文地区的德军，没有能全歼当地的德军集团；我们没有足够的兵力，尤其是炮兵和炮弹用于实现这个企图。遍布沼泽森林和深雪的地形成了严重的障碍。在这种地形上机动十分困难，在某些方向上甚至完全不可能机动。只有到了12月底，沼泽地冻结实了，部队才能离开道路实施迂回机动。
　　敌人有相当一部分兵力侥幸逃出合围。他们从提赫文突围后，力图后西南进至布多戈希，一部分则向西，向沃尔霍夫方向突围。德国被赶出提赫文后，第4 集团军面临的任务是，肃清沃尔霍夫河东岸的敌人，彻底粉碎由市内溜出来的敌摩托化军的残部。追击是沿两个方向实施的。
　　在追击的第一天，北战役集群的部队在拉扎烈维奇地域遭到敌猛烈抵抗。我决定查清原因。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会使敌人固守呢？12月9 日傍晚，我来到了步兵第44师司令部，在那里终于查清，德军在拉扎烈维奇专门驻有一支强大的部队，用以保障集合和撤退在提赫文被击溃之敌。步兵第44师遭到反击后停止前进，而敌人却撤退了。应在当夜立即冲击敌人。阿尔秋申科上校受领了我的有关指示后，命令对敌实施突击，步兵第44师和坦克第46旅各部队，渡过提赫文卡河并将德军赶出拉扎烈维奇。我乘车前往战斗行动地点，路过提赫文卡河时，已经修筑好渡口。战斗在距渡口五百至七百米处进行。周围有炮弹爆炸，流弹横飞。德军的飞机特别猖撅。渡口是由一位年轻而精干的军官罗蒙诺索夫领导的。
　　“情况如何？”我问罗蒙诺索夫。
　　“很好，大将同志！渡口正在使用。陷进河里的坦克，我们正在往外拖。”
　　我看到一群坦克兵和工兵，正准备把我军半陷入泥中的坦克吊出来。事情进行得很顺利。
　　“我们的飞机虽少，但一定要给法西斯以应有的打击。”当时我想。可惜当时我们对飞机的使用控制得很严。好在大本营允许我们使用在第4 和第52集团军地带内行动的飞机。我们把所有新式飞机编成一个兵团，以便发挥明显的效用。自动枪手搭乘坦克，加快了追击德军的速度。日终时，拉扎烈维奇地域和部分铁路段的敌人被肃清了，敌人抛掉辎重和技术兵器，仓皇撤退。北战役集群各部队从新开始追击，到12月24日，肃清了提赫文——沃尔霍夫铁路上的全部敌人。铁路抢修队跟在部队的后面，修复被敌人破坏的道路和桥梁。因此，就在我军将最后一批希特勒军队的士兵赶过沃尔霍夫河时，由提赫文即发出了给列宁格勒运送粮食的列车。
　　在布多戈希方向上，战斗行动进行得也比较顺利。步兵第65师、“掷弹兵”旅和骑兵第27师各分队追击敌人时，近卫步兵第4 师切断了通往布戈多希的道路。利普纳亚戈尔卡——锡托姆利道路既己切断，敌人即陷入合围中。敌摩托化师前来救援。自然我步兵第92师对它加强了攻击。经过多日顽强的战斗，我军终于获胜。退却的敌军丢掉了技术兵器、辎重、武器和伤员。有的穿过森林向西南逃窜，有的投降了。我军缴获了大量战利器：很多辎重、汽车、武器和大量俘虏，其中有一个步兵师的一个完整炮兵团。记得，这个步兵师后来在沃尔霍夫战斗时，长时间没有炮兵。
　　肃清沃尔霍夫河右岸法西斯德军的战斗快要结束了。第4 集团军的左翼于夜间占领了布多戈希这个大居民地和重要的道路枢纽，12月27日前进至基里希——格鲁济诺地段的河边附近，并与北战役集群的各部队会师了。这个地区以东的全部领土和提赫文通往沃尔霍夫的铁路，从此掌握在我们手中。
　　列宁格勒可以比较轻松地呼吸了。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通报说，每日给市民发放的面包定量到12月底增加了。铁路发挥了作用，因而能把大量的食品运到几乎靠近拉多加湖的地方。然后再从湖冰面上转运。稍后不久，利用支线把沃伊博卡洛车站同拉多加岸上的卡邦村连接起来。从1942年2 月起，物资从铁路列车上卸下来，即直接装在冰面上的汽车上运走。到拉多加湖面开始化冻为止，沿这条路线向列宁格勒运送了三十余万吨各类物资，由列宁格勒撤出约五十万名需要救护和医疗的人员。
　　总起来说，对于提赫文战役如何评价呢？这个战役是我军在整个西北战略方向上首次实施的、具有坚决目的的进攻战斗行动。苏军表现了高超的战斗能力，吃苦耐劳精神和机智灵活性。我们没有盲目遵循战前的条令，而是探索在森林沼泽地和冬季这样的复杂条件下，进行斗争的新样式和新方法。这些样式和方法，有不少在尔后的列宁格勒、卡累利阿、波罗的海沿岸和远东的各次战役中使用过，而且在现代条件下也没有失去其意义。属于这些新样式和新方法的，首先是迂回和包围敌支撑点和军队集团。其中包括：从三个地段对相邻的方向实施突击；坦克与步兵、工兵和炮兵密切协同；航空兵与地面部队直接协同；进攻前和进攻过程中，都应实施积极侦察；把大量炮兵使用在主要方向上；广泛使用火炮（直至大口径火炮）进行直接瞄准射击；使用自动枪手特种连和滑雪分队。
　　提赫文战役在军队指挥方面也可以得出一些结论，其中最不可少的是恢复军这一级。实施战斗的经验还表明，部队应当进行在不熟悉的地形上、在复杂气象条件下，以及在不利的地理位置上，实施战斗的专门训练。两个集团军在统一指挥下实施战役协同，证明也是有效的。
　　由于我军胜利地进行了提赫文战役，希特勒统师部妄图全面封锁列宁格勒并饿死居民的罪恶计划破了产。在这个方向上的主动权，从此由法西斯手中丧失了，直到战争结束，都牢牢的掌握在我军手中。不但如此，提赫文战役还是红军所实施的第一批最大的进攻战役之一。它引起了重大的反响。大吹大擂的法西斯德军的战果，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期待很快攻陷列宁格勒的企图，都成了泡影，剩下的只是希特勒宣传机构的凄惨哀鸣和信誉扫地。相反，提赫文战役的胜利提高了我全军的士气。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5 22:48
第六章沃尔霍夫方面军

　　柳班战役开始
　　两个友邻。列宁格勒急不可待。指挥员千差万别。一月即将来临。失算和计算。应该怎样进攻。冰雪、森林和沼泽的启示。准备就绪。
　　方面军作为最高级战役军团，从战争第一天就有了，而从1941年7 月10日起，为抗击法西斯德军“北方”、“中央”和“南方”集团军群，我们建立了三个方向总指挥部，每个总指挥部辖两三个方面军，在濒海方向还包括海军舰队。后来又撤销了总指挥部，因为我们不但要防御，而且要进攻。为此就需要建立更多的方面军，因为它们能比较灵活地指挥军队。况且，在这种组织形式下，一个方面军的失利可由另一个方面军的成功来弥补。
　　于是，就建立了沃尔霍夫方面军，它是根据沃尔霍夫河命名的。这条河从1941年底到1944年初是把德军和苏军在该地段隔开的主要水区。我在这段时间内差不多一直指挥这个方面军（中间只中断了很短时间）。在两年多的时间内，该方面军实施了一系列的战役。我们经历了胜利、失败、再胜利。历史不止一次地提到了这些胜败的作用。我先谈谈这个方面军成立的经过，然后再谈谈它的主要战绩。
　　沃尔霍夫方面军是我军在提赫文城下实施反攻过程中组建的。1941年12月10日，当第4 、第52和第54集团军追击退却之敌时，我和第4 集团军参谋长г·д·斯捷利马赫突然被召到大本营。第二天晚上，副总参谋长A ·M ·华西列夫斯基通知我们说，召我们来是同组建一个新的沃尔霍夫方面军有关。
　　12月12日，我们被叫到大本营。在场的有斯大林、沙波什尼科夫、列宁格勒方面军的首长（M ·C ·霍津和A ·A ·日丹诺夫）。第26集团军司令员（该集团军于12月底改名为第2 突击集团军）г·г·索科洛夫中将、第59集团军司令员и·B·加拉宁少将。大家都站在一张桌子旁，桌上放着西北方向情况图。沙波什尼科夫作了报告，他说，为了联合在沃尔霍夫河以东作战的各集团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决定成立沃尔霍夫方面军。该方面军的主要任务是，先协助粉碎敌人向列宁格勒的进攻，尔后和列宁格勒方面军共同粉碎在该地区作战的德军集团，并解除列宁格勒的封锁。我被任命为该方面军司令员，参谋长为г·д·斯捷利马赫将军，军事委员为一级集团军级政委A ·и·扎波罗热茨。宣布了方面军的编成并指定了作战分界线。方面军编有第4 、第52、第59集团军和第2 突击集团军。第4 和第52集团军奉命追击退却之敌。第59集团军和第2 突击集团军暂留在组建地域。方面军右翼经过基里希以北，左翼依托伊尔门湖。我们的友邻，右面为列宁格勒方面军的第54集团军，左面为西北方面军的第11集团军。
　　必须指出，我当时就提出把第54集团军纳入沃尔霍夫方面军的编成内，因为它紧挨着我们，而脱离了列宁格勒方面军。但是，列宁格勒方面军首长不同意。霍津和日丹诺夫下同意的理由是：第54集团军位于封锁列宁格勒的德军的外合围圈后面，它可以从敌后实施突击，从而有力地帮助列宁格勒方面军去突破封锁。我表示反对。沃尔霍夫方面军的任务是突破列宁格勒的封锁。就是说，不论这个集团军隶属于谁，它将在一个方向上行动。而从作战角度来看，该集团军如脱离沃尔霍夫方面军，势心增加制订突击计划和军队战斗协同的困难。可是大本营支持霍津，认为既然那样对列宁格勒有利，就算了。然而半年后，大本营又修正了各方面军的作战分界线，不仅把第54集团军转隶给了我们，而且还把1942年1 月组建的第8 集团军给了我们，该集团军位于拉多加湖以南，此后，沃尔霍夫方面军正面宽达二百五十公里，它不断地消耗着进攻列宁格勒的希特勒军队，不让它问被阻在斯维里河以北的芬兰军队会合。
　　虽然沃尔霍夫河差不多一直是我军和德军的主要分界地带，但沃尔霍大方面军的行动并不消极。它整年都在进行激战。不论是在春季河水汜滥的日子里，还是在秋天的雨季，激烈的战斗行动始终未停。争夺某些登陆场、土路、铁路路基、徒涉场、居民地和控制沼泽地的制高点的顽强战斗，往往发展成吸引数个其他方面军参加的大规模战役。
　　在前面提到的1941年12月12日在大本营召集的会议上，沙波什尼科夫在谈到沃尔霍大方面军的任务时指出，该方面军将在突破列宁格勒的封锁和粉碎敌“北方”集团军群主力方面起决定作用。该方面军必须肃清沃尔霍夫河以东的全部领土上的敌人，从行进问强渡沃尔霍夫河，粉碎在西岸组织防御的那些德军师。尔后在进攻过程中，在西北方向同列宁格勒方面军共同围歼列宁格勒城下之敌。同时，方面军以一部兵力（第52集团军）歼敌诺夫哥罗德集团，并解放诺夫哥罗德市。会上还讨论了方面军司令部的入选问题。经过短时间的讨论，决定什命п·A ·伊万诺夫少将为第4 集团军司令员，Ф·д·戈烈连科中将再度担任位于斯维里河地区的第7 集团军司令员。
　　列宁格勒方面军受领的任务是，以第54集团军的积极行动，并在我方面军所属第4 集团军的协同下，围歼前出到拉多加湖并从陆上封锁列宁格勒的敌军。西北方面军的右翼第11集团军受领的任务是，在沃尔霍大方面军的协同下，向旧鲁萨方向实施突击，从诺夫哥罗德和卢加方向切断敌人的退路。
　　这一作战企图的基础是，把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的第54集团军的反攻发展为强大的进攻，在进攻过程中预计投入新的兵力兵器。
　　沃尔霍夫方面军能够克服沃尔霍夫河这个水障碍吗？
　　我很了解第52集团军和从前曾指挥过的第4 集团军的能力。这两个集团军在保卫提赫文的苦战中大为削弱，部队疲惫不堪。况且，退却之敌虽然损失惨重，但并没有被完全粉碎。希特勒匪徒可以在沃尔霍夫河西岸占领新的防御阵地。他们早在9月份就构筑了这些阵地。这一切使我有理由认为，敌人将在沃尔霍夫河地区进行严重的抵抗。因此，为了顺利地追击敌人，并及时地渡过沃尔霍夫河，必须用一些新锐的师去紧急加强第4 和第52集团军。至于第59集团军和第2 突击集团军，鉴于北方各铁路的通行能力低，加之敌轰炸航空兵频繁突击，它们在战役开始前剩下的十天内，未必能赶到并作好进攻准备。
　　对我们提出的加强方面军的有关问题，沙波什尼科夫回答说，列宁格勒的情况极端严重，要等军队完全集中恐怕是不适当的，因为这会推迟方面军转入进攻的期限。列宁格勒的同志们尤其坚决地要求沃尔霍夫方面军迅速转入进攻。的确，当时在列宁格勒，除了敌人对生活区的野蛮轰炸和炮击造成的牺牲外，又增加了饥饿和寒冷造成的无数牺牲。居民的死亡人数急剧增加。必须尽快解除列宁格勒的封锁。
　　根据这种情况，大本营作出了正确的决定：沃尔霍夫方面军必须以现有的兵力继续进攻。根据大本营的计算，第59集团军和第2 突击集团军的第一梯队应于12月22日至25日到达前线。我们还接到通知，当方面军的部队渡过沃尔霍夫河时，将得到从预备队抽调的一个合成集团军和十八至二十个滑雪营的加强。
　　我们在大本营听取了指示，又在总参谋部讨论了一些必要的问题，之后离开了莫斯科。参谋人员和将军们已来到方面军司令部等候我们。于是立即展开了紧张的工作。必须建立方面军司令部的各个处和后勤部门，组织好军队的指挥，并要继续领导第4 和第52集团军的进攻。在任命担任领导工作的将官和军官中，有的我以前就了解，而大多数是刚刚认识。其中有些是很卓越的指挥员和首长，我和他们建立了牢固的友谊。例如空军少将и·П·茹拉夫列夫，他享有在北方地区空战条件下的天才航空兵首长的荣誉。他善于利用漫长的冬夜组织夜航轰炸机的行动，又善于在夏季的白夜组织强击机的战斗出动。他的部下学会了在连绵的沼泽地和厚厚的积雪中管理好机场的本领。当时我们缺少飞机和汽油，也缺少航空炸弹。但沃尔霍夫地区的航空兵在支援地面军队粉碎敌人中帮了大忙。其中也有它的首长一份功劳。茹拉夫列夫长期在沃尔霍夫方面军中服役，他所指挥的空军集团军积极地参加了突破列宁格勒的封锁的战斗。
　　然而，我的新部下在沃尔霍夫方面军中也不都是服役到该方面军撤消为止。领导方面军后勤工作的A ·и·苏博京少将和工程兵主任C ·A ·切金少将就换成了别人，关于他们，我下面再谈。
　　在沃尔霍夫方面军，在森林和沼泽地，道路勤务起了很大作用。因此，军事工程师和后勤人员负有极大责任。他们想竭尽全力来完成任务，但在1941年底和1942年全年，特别是在1942年上半年，我们的运输、道路护修和供应工作却很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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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7日晚，我们收到了大本营的作战命令，根据这项命令，方面军应在中部即向格鲁津诺、锡韦尔斯卡亚和沃洛索沃实施主要突击，从南面深远地迂回列宁格勒。指派第59集团军和第2 突击集团军来完成这项任务。右翼第4 集团军预定向基里希和托斯诺总方向进攻，与列宁格勒方面军所属第54集团军协同动作，围歼在姆加以北向拉多加湖前进之敌。左翼第52集团军受领了攻占诺夫哥罗德的任务，尔后向索利齐进攻，保证沃尔霍夫方面军向西北推进。
　　方面军指挥部接到命令后，立即满腔热情地投入了工作，力争充分地作好进攻的准备。同时，首长和司令部仍旧用很大精力领导第4 和第52集团军的进攻，当时进攻的速度已大为降低。因为兵力不够。当时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我们绝对不能要求补充兵力。
　　列宁格勒方面军的部队（B ·п·斯维里多夫少将指挥的第55集团军）首先对敌人实施了突击。12月20日，该部队向敌人发动了进攻，以便前出到敌姆加集团的后方，但进展不大，接着转入了防御。随后，该方面军的第54集团军开始了进攻。第54集团军脱离了本方面军的其他集团军，没能和它们协同行动。该集团军应该和我方面军的部队协同行动，因为我们离它最近，然而这个集团军不归我们领导。
　　第4 集团军的先头部队，稍后还有第52集团军的先头部队抵近沃尔霍夫河。在后来的几天中，它们在格鲁济诺以北和季戈达河河口地区夺取了三个不大的登陆场。但由于面积小和地形开阔，不能作为集中兵力和进一步发展进攻的地点。想以冲击来扩大这些登陆场，但未达到目的。而敌人在沃尔霍夫河东岸却控制了两上相当大的战术登陆场，它们在基里希和格鲁济诺附近。
　　在这种情况下，本想令第4 和第52集团军停止进攻，进行休整，补充人员和武器，待第59集团军和第2 突击集团军到达后，再次攻击敌人。然而，由于列宁格勒的情况万分严重，想尽早突破列宁格勒的封锁。大本营认为，沃尔霍夫方面军应不停顿地发展进攻，不止一次地要求我们加快以全部兵力进攻的准备工作，并尽快地渡过沃尔霍夫河。这个要求最明显地反映在1941年12月24日大本营给沃尔霍夫方面军司令员的命令中。大本营不满足于下达指令性指示，于12月底又向沃尔霍夫方面军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刀·з·麦赫利斯，他一个劲地催我们。
　　12月快过去了，第59集团军和第2 突击集团军却没有到达。按照总参谋部的计划，这两个集团军的第一梯队应于12月25日前到达，但却只到一个师。这期间，第4和第52 集团军的攻势越来越弱。到了1 月初，情况已很明显，预备队集团军的集中还需要几天时间。我当时有两种感情：为即将发起的进攻高兴，也为进攻没有保障而担忧，因为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根据我的请求，方面军全部兵力转入进攻的时间推迟到1942年1 月7 日。这有利于军队集中，但从行进间突破却难以实现了，因为敌人在河对岸和在登陆场上基本站稳了脚跟，并组成了火力配系。只能在突破敌防御后，才能继续进行战役。
　　大家都理解这次进攻的重要性，并尽量把准备工作做得好些。方面军司令部的军官们都下到部队去，有的迎接开来的兵团，并把它们带到集中地域，有的负责构筑出发阵地，有的则负责准备物资技术器材。然而到规定的期限方面军并没有做好进攻的准备。原因还是军队没按时集中起来。第59集团军到规定的时限只展开了五个师，还有三个师在开进途中。第2 突击集团军只有一半多一点的兵团占领了出发位置。其余的兵团、集团军炮兵、运输车辆和某些部队还沿着唯一的铁路跟进。航空兵也没有到达。已到达的军队的保障工作也很不充分。第59集团军的炮兵甚至没有最必要的东西：没有光学仪器和通信器材，有些炮兵连甚至没有火炮前车。运载技术装备的列车没有下落，因为它们开到各集团军的原来配置地去了。我们只好告急，向大本营拍发了电报，请求分析当前情况，采取必要的措施。我们的请求没有白费，红军炮兵主任H ·H ·沃罗诺夫来到了方面军。我们没等他喘口气，就向他提出了一大堆问题：前车在哪里？仪器在哪里？通信器材在哪里？
　　他回答说：“别急，请你们先让我了解一下炮兵的编成，并弄清都缺什么武器装备。”
　　我们向他介绍了情况。
　　沃罗诺夫说：“好吧，现在，炮兵部队指挥员们可在布多戈希车站得到通信器材和炮兵仪器。至于前车，估计马上就会运到。”
　　应当说炮兵主任有先见之明。他出发时就带了几节装着电话机、野战被复线和炮兵仪器的车皮。沃罗诺夫在方面军呆了几天。他了解了作战条件，特别是炮兵在森林和沼泽地的使用问题，给方面军炮兵解决了部分弹药。不过，即使在他的参与下，我们也没得到方面军所需要的一切，我们一直没有足够的炮弹。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影响我们按时开始进攻，这就是直到1942年1 月初，方面军实际上没有自己的后勤。在方面军建立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实际上无法在必要的地域组成后勤部队和机关，来不及组织前送路线和积聚物资器材。军队的一切供应都是径直从中央到集团军，而甩开了方面军这一环节。对第4 和第52集团军来说，这样做反而有利，而对新到的集团军则不利，因为它们的移动储备品还在途中，而方面军一时帮不了它们任何忙。
　　弹药和物资技术器材积聚得十分缓慢。我记得，到、月初，军队的弹药基数不到四分之一，而粮袜的储备更是微乎其微。方面军供应不足的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原因有三：列车的运行图受到破坏：前送距离大远和几乎没有运输汽车。马车成了进攻准备时节的主要运输工具，由于从供应站到集中地域距离太远，甚至难以前送粮袜。前送往返一趟通常要几昼夜。
　　战役准备不好也就决定了它的结局不会好。方面军于1 月7 日转入进攻，遇到了敌人迫击炮和机枪火力的猛烈射击，我们的部队被迫退回到出发位置。这时别的缺点也暴露出来了。战斗实践表明，军队和司令部的训练不能令人满意。指挥员和司令部不会指挥部队，也不会组织部队间的协同动作。
　　为了克服这些缺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请求把战役再推迟三天。但推迟三天看来还不够。1 月10日，大本营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进行了直接通话。通话是这样开始的；“我是斯大林，华西列夫斯基也在。从一切材料看，你们在11日前没做好进攻准备。如果是这样，那就再推迟一两天，再开始进攻和突破敌防御。”
　　要想真正地做好进攻的准备，至少还得十五至二十昼夜。但要求这么长的时间根本不可能。因此，我们高兴地抓住了大本营的建议，把进攻推迟了两天。在交谈中又多要了一天。于是进攻开始时间改为1942年1 月13日。
　　然而，当我军过分拖拖拉拉地集中时，敌人却加强了防御。德国侦察机关不仅发现了我方面军正在准备进攻，而且相当准确地判明了进攻的主要方向。这里不妨引一段落入我们手中的“北方”集团军群：月份的作战日志：“据可靠情报，敌主要突击方向在步兵第126 师当面和步兵第215 师左翼。此外，在格鲁济诺和基里希登陆场附近，以及在集团军的东北地段，在波戈斯齐那两侧，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准备。”
　　希特勒统帅部获得了上述情报后，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我们从俘虏的口供中得知，德军统帅部变更了军队部署，用新锐兵团替换下了在提赫文附近的战斗中伤亡惨重的兵团。第39摩托化军的大为削弱的坦克师和摩托化师到达柳班地域后，仓促地进行了整顿，补充了人员和技术装备。德军建立了具有一定纵深的防御。
　　当我们把收集来的情报做了对比以后发现，敌人已构筑好阵地，设有抵抗枢纽和支撑点配系，有大量的土木质发射点和机枪座，并正在等待我军进攻。德军防御的前沿基本上在沃尔霍夫河西岸。它的正面有密集的斜射和侧射火力。沿基里希一诺夫哥罗德铁路的土堤上，构筑了第二防御地区。它是由筑有工事的居民地组成的防线，各居民地之间有火力联系。在沃尔霍夫河和铁路线之间，设置了密集的铁丝网、鹿碧和地雷场。防御纵深主要是由居民地组成的枢纽。敌防御还可得到强大的炮兵和航空兵的支援。在我方面军的正面，总共有敌人十三个师。这些师差不多都是满员师，训练有素，并有充足的武器弹药。
　　沃尔霍夫方面军在进攻前的情况如何呢、方面军的右翼是第4 集团军，它的突击集团配置在左侧。该集团军除两个师外，其余所有兵团都在以前的战斗中大为削弱，每师仅有三千五百至四干人。此外，火炮、迫击炮和自动武器残缺不全。该集团军由于各部队和兵团缺员和武器不足，因此并不占有对敌人的优势。第4 集团军的左面是第59集团军，它的突击集团正对着格鲁济诺附近的敌登陆场。该集团军大约有一半兵团在过去的战斗中被大大削弱。不过从人数上看，该集团军还算是最强大的。第2 突击集团军绝大多数是旅的编制。它由一个步兵师和七个步兵旅组成，沿沃尔霍夫河东岸展开，兵力仅相当于一个步兵军。该集团军没有实战经验。最后，从第2 突击集团军左翼到伊尔门湖之间，配置有第52集团军，它的突击集团在其右翼。它的各个师缺编很多，火炮、迫击炮和自动武器也不足。
　　方面军的预备队是两个大为削弱的骑兵师和四个独立滑雪营。方面军没有第二梯队。没有兵力去加强首次突击，以便向敌纵深发展胜利，也没有兵力去实施未次突击。我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大本营答应给我们的那个合成集团军，它是从大本营预备队中抽调的，当我方面军向沃尔霍夫河对岸强渡时才能到达。
　　方面军把主力放在莫斯科至列宁格勒公路和铁路方向上。这一方向的优点是道路良好，并且直接指向列宁格勒。大本营让我们选择这个方向是对的。但同时我也了解到，敌人在这一方向上的工事比别的方向强。敌人在这里修筑了永备火力点，并且配置了大部分炮兵。沃尔霍夫河及其附近宽大和开阔的洼地虽已结冰，但没有对敌人火力压制的条件下是难以通过的。而我们的炮兵和航空兵的力量是不足的。
　　方面军首长考虑到了在该方向进攻是难以取胜的。因此想把主力转移到第2 突击集团军的行动地段，以便迂回敌强固的筑垒阵地，向柳班实施突击。但是，我们打算从第59集团军中抽调两个步兵去加强第2 突击集团军的想法也没有得到大本营的批准。直到进攻过程中，当发现不能在预定方向上突破敌人的防御时，大本营才同意把主力转移到第2 突击集团军的行动地域。然而却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由于首次突击丧失了时机，已很难造成对敌的决到性优势。还应指出的是，我们的所有四个集团军都成一线配置在宽达一百五十公里的正面上。况且，主力从一开始就应集中在主要突击地段上。
　　读者也许会认为笔者没有完全清楚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但一切就是如此。在我们祖国危难的时刻，我们大家都想尽快地扭转对敌斗争的形势，不论心情多么沉重，还是要承认，我们犯了错误，有些人，其中包括笔者，在那些日子里，有时没有坚持去说服上级首长必须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措施。但我们坚信胜利，坚信苏维埃国家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必定胜利。对胜利的信念促使我们去行动，去战斗，给我们增添了新的力量，激励我们去建立功勋。苏联人为战胜人类的公敌一法西斯主义而勇敢地战斗和献身。那些用自己的生命为后代铺路的人们将永垂不朽！
　　1 月中旬，总的力量对比如果不算坦克，则对我方有利：在人数上，是敌人的1.5 倍，火炮和迫击炮是敌人的1.6 倍，飞机是1.5 倍。表面看来，这个比例是对我方有利的。但假如算上我军武器弹药和各种物资供应不足，以及部队缺乏训练和技术保障差，那么。我们的“优势”就又当别论了。由于炮弹不足，炮兵对敌形式上的优势化为乌有。沉寂无声的火炮何用之有？坦克的数量远不能保障护送和支援第一梯队步兵。第2 突击集团军和第52集团军在发起进攻时根本没有坦克。我们飞机的数量也比敌人的少，而且多数为旧式歼击机和ПO —2 式轻型夜航轰炸机。
　　我军的技术装备也不如敌人。德军的兵团和部队的自动炮、汽车、构筑防御工事的机械化装备比我军多。通信和信号器材的保障也比我们好，方面军的各集团军是单一的步兵。军队的移动完全是徒步。炮兵靠骡马牵引。辎重大多用骡马驮载。结果，军队的移动是十分缓慢的。
　　不仅如此，当时某些军事领导人还认为，在森林沼泽地，加之积雪很厚，技术装备未必能广泛使用。当我向大本营申请坦克和汽车时，还听到这种说法，说这些技术兵器很快就会成为包袱，会白白地陷入森林和沼泽中。有一段时间我们根本得不到飞机。初级经验说明，上述论调是错误的。我们的步兵由于得不到坦克和航空兵的支援，不得不用刺刀和手榴弹去突破敌防御，结果损失惨重在步兵得到坦克和航空兵支援的地段，损失就少些，而战果就大些。当然，森林沼泽地和厚厚的积雪给技术兵器的使用造成了很大困难，但困难被克服了，并且得到了超额的补偿。
　　我不止一次地研究了强渡沃尔霍夫河战役，反复查阅了过去的情报、资料和指令，进行了回忆和思考。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在战争年代的缺点和错误是十分清楚的。应当指出的是，例如新到的59集团军和第2 突击集团军的部队是短期内组建起来的，没有受过充分的训练。这些部队被派到前线时，在战术动作和武器的使用方面都没有牢固的经验。此外，有些部队和分队是由草原地区的居民组成的，许多人第一次进入森林。集团军司令员们抱怨不休，我也亲眼看见，那些在家乡过惯了的战士们甚至指挥员们在开阔地、森林和沼泽地行动时手足失措。人们害怕迷路，互相手拉着手，搞乱了队形，他们挤在一起，正好成了敌炮兵和航空兵实施突击的好目标。
　　滑雪营对地形的反映要好得多。可惜的是，他们的滑雪技能不好。我不止一次地看见，许多滑雪手宁愿拖着滑雪板步行。
　　我们的后勤部门对这些营的保障工作也不好。着装不便行动：短皮袄、棉裤和毡靴妨碍行动，在雪地很快就潮湿，以致人们不能长时间地呆在居民地外。结果，滑雪营的行动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我对这些分队大体上并不失望，不过后来我经常是先检查他们的训练情况，然后才允许他们投入战斗。
　　新组建的各集团军的司令部也不行。它们和部队一样，没来得及进行必要的训练。甚至没有编成小组，而这是司令部工作的重要因素。各兵团司令部的将官和军官们还没有很好地掌握自己的本职工作。各集团军的通信器材也不足，各专业分队的人员不懂通信技术，不得不在战斗过程中教会他们。
　　有些指挥员也没选好。例如第2 突击集团军司令员Г·Г·索科洛夫中将，他来集团军前是副内务人民委员。他工作热心，随便许愿，实际上一事无成。看得出来，他在战斗情况下是按照老掉牙的概念和教条来决定问题的。不妨摘一段他在1941年11月19日下达的第14号命令：
　　“1.我禁止像秋天的苍蝇那样爬行，并命令今后全军行进时，要一步一俄尺，就这样走。炔步时一步一俄尺半，要加劲走。
　　2.就餐不要定时。战斗间隙吃午饭，行军时停止吃早饭。在战争中就餐顺序如下：早饭一在拂晓前摸黑吃，午饭一在晚上摸黑吃。白天能有块面包或糖茶度日就不错了，要是没有也没关系，反正白天不特别长。
　　3.全体人员一不论首长和列兵，不论年纪大的和年轻的都要记住，连以上的纵队不得在白天行军，总之在战争中只能夜间行军，夜间可以敞开行军。
　　4.不要怕冷，梁赞的娘们儿不打扮，男子汉不畏严寒。耳朵和手要用雪揉搓！“
　　瞧，哪点不像苏沃罗夫？不过要知道，苏沃罗夫除了下达明确的、激动战士心灵的命令外，还关心部队。他要求大家穿好、吃饱和装备齐全，在准备战斗时，他考虑周全，不放过小事。他亲自勘察地形和敌工事前的接近地。而索科洛夫却认为，一切事情都要写成严厉的文书，并仅限于以命令的方式下达。
　　进攻开始前，在第2 突击集团军指挥所召开的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各兵团的指挥员们对这位集团军司令员有一肚子意见，在这次会议上弄清了，原来索科洛夫将军根本不了解情况，不了解他的集团军所属各兵团在什么位置和干什么，他对现代战斗和战役一窃不通，死抱着老的方法指挥部队。要是这些方法不顶用，他就撒手不管了。因此，理所当然地，集团军对进攻的准备工作不可饶恕地拖延下来了。显然，索科洛夫将军领导一个集团军是不称职的。虽然更换领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进攻前夕，但我们还是大胆地向最统帅部大本营请求更换第2 突击集团军司令员。大本营批准了我们的请求。几天后，索科洛夫被召回莫斯科。接替他的是前第52集团军司令员H ·K ·克雷科夫中将，而第52集团军则由B ·Ф·雅科夫列夫中将指挥。
　　还要提一下，后方机关的工作不力，以致军队的供应十分困难。虽说物资技术器材的前送工作很快有了改善，军队不再感到粮袜奇缺，但却没有储备。第一梯队师的弹药不超过一个基数。要是再考虑到进攻必须在冬季，在没有道路的情况下，在森林和沼泽地，在完全有利于防御一方而不利于进攻一方的地形上进行，那就会充分了解，沃尔霍夫方面军所承担的任务有多么艰巨。由于方面军首长无法采取战术手段实施进攻，这项任务就更加艰巨了。搞突然袭击根本不可能，因为敌人对我们的进攻准备了如指掌。广泛实施机动也办不到，因为没有道路，加之地形难以通行，使军队只能在一定的方向上行动。
　　方面军首长十分清楚即将发起的进攻的困难。我们不反对再推迟一下战役开始的时间，以期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好些。但是，列宁格勒的劳动人民极端困难的处境要求立即开始进攻。于是在1942年1 月13日，沃尔霍夫方面军发起了进攻。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5 22:49
　　第2突击集团军及其他
　　强渡沃尔霍夫河。“北方”集团军群转入防御。米亚斯内博尔附近的缺口。要让各集团军靠近些。哪里距柳班更近？三种方案。前沿的感触：守住咽喉。
　　当沃尔霍夫方面军开始行动时，列宁格勒方面军所属第54集团军在И·И·费久宇斯基少将的指挥下也转入了进攻，沿波戈斯齐那方向实施了突击。它前进了二十公里。左邻—西北方面军所属第11集团军在B ·И·莫罗佐夫中将的指挥下已经开始了进攻，在南翼给敌诺夫哥罗德集团造成了威胁。当时第11集团军抵近旧鲁萨。可惜的是，它在那里停了下来，没有攻占旧鲁萨市。
　　沃尔霍夫方面军于1 月13日发起进攻，进展缓慢。我们的部队到处都遇到敌人的顽抗。在第4 集团军的地段上，敌人对我军阵地实施冲击，该集团军被迫由进攻改为防御。第59集团军未能突破敌防御前沿，在原地踏步不前。只有第2 突击集团军和第52集团军有些进展。到次日日终时，这两个集团军的突击集团渡过了沃尔霍夫河，攻占了河对岸的一些居民地。
　　战果最大的是N ·M ·安丘费耶夫上校指挥的步兵第327 师。它把敌人的分队赶出了红村，夺取了敌人的坚固阵地。该师师长在这些战斗中表现出是一位坚决果敢的军事首长。在该师左面，由Ф·M ·日利曹夫上校指挥的步兵第58旅也进展顺利。该旅经过反复冲击，攻占了居民地雅姆诺。在该旅左面，第52集团军的右翼兵团前出到沃尔霍夫河西岸，在这里突破了敌人的防御。为了发展胜利，第2 突击集团军和第52集团军于1 月15日晨把第2 梯队投入了战斗。
　　第2 梯队投入战斗后，我军的进攻有了起色，但未能彻底粉碎敌人的抵抗。部队越前进，敌人的抵抗越猛烈。双方损失很大。
　　一星期后，第2 突击集团军前出到敌人沿丘多沃- 诺夫哥罗德铁路和公路构筑的主要防御地带的第二道阵地。我命令从行进间突破该阵地，但未成功。于是我们把炮兵调到这里来。显然，德军指挥部感到了对它主要供应线造成的威胁，于是向斯帕斯卡亚波利斯季地域调来了预备队，同时也调来了炮兵，以及航空兵的主力。很快这里又出现了“雅什凯”集群的新锐师。
　　战斗一天比一天激烈。第2 突击集团军几次突破了敌人的防御，但德寇不惜巨大的代价，又恢复了防线。我们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弹药不足和制空权为德军航空兵掌握。经过连续三天的冲击，第2 突击集团军终于攻占了米亚斯内博尔，并在该方向上突破了德军的主要防御地带。德军指挥部为了封闭突破口，投入了各式各样的部队和分队，它们是从战线的其他地段其中包括从列宁格勒附近调来的。与此同时，德军“北方”集团军群被迫放弃对列宁格勒攻击的准备，而转入防御。看来，希特勒对该集团军群不满意。据俘虏供称，1 月中旬希特勒撤换了“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官冯·李勃元帅和参谋长布伦内克，由冯·屈希勒尔上将和哈塞接替。
　　如果说第2 突击集团军还有进展的话，那么第4 和第59集团军的进攻却未奏效。它们的冲击一次比一次弱，后来就完全停了下来。我们的友邻一列宁格勒方面军的第54集团军在弹药耗尽后，于1 月17日也停止了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在方面军右翼实施的冲击等于白费力气。我把情况上报后，大本营同意把全部力量转移到斯帕斯卡亚波利斯季和柳班方向。该方向在以后的半年内成了主要方向。这就是为什么整个战役称做柳班战役的原因。
　　根据这项决定停止进攻的第4 集团军，把作战地段扩大到第59集团军的位置，而第59集团军则向南移到第2 突击集团军的后方。这样一来，在斯帕斯卡亚波利斯季方向就建立了一个由三个集团军组成的军队集团：在中央，第2 突击集团军在十五公里宽的正面上进攻；在右面是第59集团军，它在自己的左翼建立了突击集团；在左面是第52集团军的主力。它们还负有发展突破的任务。就这样在作战过程中修改了战役计划。主要突击方向绕过了敌人的筑垒阵地，而方面军进攻的当前目标仍然是柳班。
　　但是，我军经过激战遭到很大损失，部队十分疲劳。运输工具和通信器材仍然不足。没有冲锋枪。德军步兵差不多人人都有冲锋枪，而我军只有步枪。粮秣和弹药奇缺。森林、积雪和没有道路使军队无法实施广泛的机动。我这个方面军司令员无法采取战术手段以利于进攻。遗憾的是，根本谈不上达成突然性。敌人在提赫文附近遭到突击后一度惊慌失措，如今已镇静下来，开始准备抗击。
　　我想在这里详细地谈谈我们的错误。今天来分析当时的情况，我觉得我和方面军司令部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我们也没有找到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的各集团军之间组织战役协同的正确形式和可靠的方法。这多多少少是由于我和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M ·C ·霍津缺乏密切的联系。结果，两个方面军是向离心方向实施突击，而且在时间上也不一致，致使希特勒匪徒可以逐次地抗击我军的突击，并能从后方前调战役预备队。最后一点是，沃尔霍夫方面军司令部过分相信了后方机关的诺言，而后方机关破坏了规定的运行图，在战役过程中又没有采取补救措施，因而没有给进攻军队供应所需的一切。其结果是，我们楔入了敌人的阵地，却不能巩固已取得的胜利。
　　在米亚斯内博尔地域突破敌防御后，向突破口投入了不久前刚成立的骑兵第13军，它由两个骑兵师（以前是方面军的预备队）和从第59集团军调来的一个步兵师组成。该军由H ·M ·古谢夫少将指挥。第2 突击集团军也跟在骑兵军之后进入了突破口。
　　敌防御的战术地幅被突破了。突破宽度紧靠沃尔霍夫河西岸达二十五公里，但在米亚斯内博尔地域，突破宽度只有三、四公里。该地段在各种武器的射程之内，我们向这里调来了方面军的主力：第2 突击集团军、第59和第52集团军各一部，以便向两翼扩大突破口，并向柳班发展进攻，该地段距柳班还有八十公里。
　　方面军首长决定向突破地域转移兵力的依据是，大本营答应拨给的一个合成集团军很快就会到达。因此，在下达扩大的突破口的任务时，同时也下达了向纵深发展进攻的任务。然而该集团军没有来。方面军用自己的力量同时完成两项任务是不可能的。我向大本营报告了此事，但大本营没有修改战役计划。
　　骑兵第13军和跟在它后面的第2 突击集团军的一些兵团进入突破口后，起初进展相当快。五天内它们深入敌配置地域四十公里，切断了列宁格勒至诺夫哥罗德的铁路，该军严格向西北方向进攻时，进展一直是顺利的，因为敌人在那里的兵力薄弱。但古谢夫将军必须把骑兵师的进攻方向转向东北，直接指向柳班，于是遇到了敌人的猛烈抵抗。我们碰了钉子后，被迫从西面迂回一些居民地，这样就偏离了直接到柳班的方向。在积雪的荒原实施深远的迂回使人员十分疲劳，进攻的速度也降低了。这时我命令第2 突击集团军的兵团跟在骑兵第13军之后进入突破口，以便在两翼替换骑兵部队，并取代骑兵部队直接向柳班发展进攻。
　　我一天得到几次关于进攻过程的战报，而每次战报和地图都说的是同一个问题：随着骑兵第13军和第2 突击集团军向敌配置纵深的推进，我军占领的地域越来越大了，而战斗队形的密度减少了。于是发生了指挥上的困难。不得不利用自己的权限建立临时的作战组，它在某种程度上代替当时在集团军中缺少的军一级指挥环节，例如，在第2 突击集团军中形成向东的正面的那些兵团，由П·Ф·普里瓦洛夫少将领导的作战组指挥。稍后，第59集团军也建立了一个作战组，由П·Ф·阿尔菲里耶夫少将指挥。我在莫斯科军区工作时就认识了阿尔菲里耶夫同志，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和肯钻研的指挥员。在他的作战组成立两个月就被解散以后，阿尔菲里耶夫被任命为第2 突击集团军副司令员。至于这些作战组，它们在指挥军队方面还是帮了各集团军首长和司令部的忙。
　　由于战线拉长，后勤列车运行图经常遭破环，加之没有道路，军队的粮袜和弹药的供应再度中断。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大本营，于是在1942年：月底，副国防人民委员、红军后勤部长A ·B ·赫鲁列夫将军来到了方面军，他是一个有杰出的组织才能、有毅力和勇往直前的人。他甚至在那种困难的条件下也能组织好正常的供应，后勤列车能比较及时地到达了。方面军得到了筑路部队和运输部队。物资器材的前送有了改善。可惜好景不长。后来，第2 突击集团军还是经常得不到粮秣、弹药和其他物资器材。原因是集团军的交通线经常被敌人切断或者是指挥部调度无方。集团军司令员H ·K ·克雷科夫患了重病。后来他的副司令员П·Ф·阿尔菲里耶夫给了他很大帮助，我曾多次想更换集团军司令员。
　　第2 突击集团军进入突破口后，在它的左翼米亚斯内博尔地域扩大突破口的任务基本上交给了第59和第52集团军，它们实际上靠拢在一起了。它们还要保护第2 突击集团军在突破口咽喉部位的交通线。
　　2 月中旬，第59集团军逼近了斯帕斯卡亚波利斯季，这个村子我永远不会忘记，因为在它附近打了半年仗。突破口的咽喉部位扩大了十三公里。这时，敌人在沃尔霍夫河西岸的防御被突破的宽度增加到三十五公里。现在，第2 突击集团军的交通线已处在敌机枪和火炮的有效射程之外了。
　　我们扩大突破口的胜利也就到此为止。虽然冲击很坚决，但军队未能前进一步。有时还不得不进行防御战斗。第2 突击集团军虽然仍继续发展进攻，但不是在我们希望的方向。该集团军虽然取得了成功，但它基本上是向西和西北推进，而那里几乎没有敌人，结果偏离了进攻的直接日标一通向列宁格勒的铁路线。那些调头向东，直接向柳班进攻的部队，战果是微不足道的。它们很快就被阻在敌防御阵地前。敌人一直在加强防御。仅在1942年的头三个月，敌“北方”集团军群就补充了六个师，这些师是从法国、丹麦、南斯拉夫和德国本土调来的。
　　不论是我们还是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对战役的这种进展情况当然是不满意的。大本营发来电报并敲起警钟，要求加强攻势，无论如何也要拿下班柳。批评我们不果断，原地踏步不前。我们则抱怨坦克和炮弹不足，部队由于长时间进行艰苦的战斗而大疲劳，补充来的部队训练太差。我方面军总共只有二十架歼击机，结果敌航空兵掌握了制空权。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5 22:50
　　在这些日子里，大本营代表伏罗希洛夫元帅来到前线。他传达了大本营关于在柳班方向加强攻势的要求。过了两天，我们召开了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会议，讨论目前的形势。我们认为，部队需要喘口气，在此期间变更部署，前调兵力兵器，前送弹药，搞好指挥，整顿交通秩序。为了协助第2 突击集团军的首长，决定派方面军炮兵主任П·э·塔拉诺维奇少将和装甲兵主任A ·B ·库尔金少将到该集团军。我也来到第2 突击集团军，来到П·Ф·普里瓦洛夫的作战组和H ·N ·古谢夫的骑兵部队。到处都是同一幅情景：各分队严重缺编，战士们疲惫不堪，敌航空兵掌握着制空权。伏罗希洛夫也了解了部队的情况，了解了进行战斗的条件，他差不多走遍了所有的集团军，在骑兵第13军呆了很长时间，和指战员们交谈，鼓励他们，向他们发出号召，而在必要的时候，也提出要求和批评。
　　我得出结论，不能再等了，必须对战役计划做重大修改。方面军参谋长同意这个观点，于是方面军首长于2 月底向大本营建议变更军队部署，以便抽出兵力加强向柳班进攻的第之突击集团军和负责封锁列宁格勒公路和铁路的第59集团军。具体说来，首先，从第4 集团军抽调一个骑兵师去加强骑兵第13军；整顿向柳班进攻的各师和受命切断列宁格勒公路的各师，给它们补充人员、武器和弹药；加强炮兵集团。
　　大本营答复，它不反对加强第2 突击集团军和第59集团军，但不同意整顿进攻的各师，因为这样做就要在一定时间内使进攻停下来，它要求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在任何情况下也绝对不准停止第2 突击集团军和第59集团军在柳班和丘多沃方向上的进攻，要想尽一切办法在3 月之前到达柳班一丘多沃铁路线。为了帮助沃尔霍夫方面军，大本营指示列宁格勒方面军以第54集团军与第2 突击集团军实施相向突击，以清除敌丘多沃集团和解放柳班。
　　沃尔霍夫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执行了大本营的指示，第2 突击集团军经短暂的炮火准备后，于当天向敌人的防御阵地发起冲击，以坚决的行动突破了敌人的筑垒地域。为了发展突破，决定使用刚刚到达作战地域的H ·H ·波利亚科夫上校的骑兵第80师和N ·M ·安丘菲耶夫上校的步兵第327 师。骑兵师首先进入突破口，步兵师在骑兵师之后跟进。但次日晨，敌人已在此防守的兵力和新开来的部队封闭了突破口。穿过敌防线的兵团脱离了集团军主力，陷于孤立。它们在五天内抗击了敌航空兵和步兵的冲击。当弹尽粮绝的时候，它们以夜间冲击从敌后突破了防御。并和集团军会合，保存了战斗力。我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骑兵师和步兵师没有得到集团军其余兵力的支援。加之它们弹尽粮绝，并失去了联系，因为它们的后勤没来得及进入突破口，而团里的电台没有保障建立可靠的联系。
　　大本营为了帮助我们，又下达了新的指令，指示我们在必要时可在每个集团军中建立突击集团。我们立即建立起这些集团。遗憾的是，这些突击集团编成内的师严重缺少人员和武器装备，弹药不足，没有航空兵的支援。因此，尽管指挥员和政工人员竭尽了全力，这些突击集团也未能扭转局势。我们后来在柳班方向的多次冲击都被敌人击退了。
　　为了更好地分析情况，我来到第2 突击集团军指挥所。从那里又和克雷科夫将军去突击集团。我们来到该集团的右翼，然后又来到古谢夫将军的骑兵军。我们遇到的指战员都抱怨没有航空兵支援，炮弹不足，说敌炮兵摧毁射击很猛烈。敌航空兵在部队的头顶上肆虐，使战士们抬不起头来。
　　我回来后，召集了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会议，第2 突击集团军的首长也应邀到会，会上确认，该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和司令部的工作不协调是没有完成任务的一个原因，结果对军队缺乏明确果断的指挥。有时对接收补充兵员不重视：连队在行军途中吃不上热饭，没有给他们准备烤火点。伤亡人员的统计没人管，集团军甚至不知道大致的损失情况。作战处长帕霍莫夫上校用不确实的情报迷惑了集团军和方面军首长。在最后几次战斗前，第2 突击队集团军司令部在军队用于战斗准备的时间上计算粗心大意。有些部队接到战斗命令晚了一天。我根据亲身体验深知，首长和司令部的协调一致在军队指挥上有多么重要。没有这一条，就不可能打胜仗。
　　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根据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建议，大本营撤了第2 突击集团军参谋长B ·A ·维兹日林少将和作战处长帕霍莫夫上校的职。他们的职务分别由П·C ·维诺戈拉多夫上校和旅长布连宁接替。在这个命令中同时也任命了П·Ф·阿尔菲里耶夫少将为第2 突击集团军副司令员。
　　这时，早些日子去莫斯科的伏罗希洛夫又回到了方面军司令部，和他一来的还有国防委员会委员Г·M ·马林科夫和红军空军副司令员A ·A ·诺维科夫空军中将。同机到达的还有A ·A ·弗拉索夫中将，他被任命为沃尔霍夫方面军副司令员，是大本营派他来的。
　　弗拉索夫的名字是和伟大卫国战争史上一桩最卑鄙肮脏的事联系在一起的。谁没听说过弗拉索夫份子—这些祖国的叛徒，敌人的走卒呢？他们是因背叛了自己的祖国的可耻的指挥员的名字而得名的。我在后面还要谈到弗拉索夫，在这里只谈一点，就是他在当我的副手的一个半月内的表现。看来，弗拉索夫知道了他的任职。这个丧尽天良的冒险分子根本就不想改善前线的态势。我迷惑不解地观察着我的副手，他在会议上沉默寡言，毫无主动性。弗拉索夫执行我的指令心不在焉。我很生气和不满。当时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我的印象是，弗拉索夫不甘心当方面军副司令员，这个职务没有明确的职权范围，他想得到“更显眼”的岗位。当第2 突击集团军司令员克雷科夫将军病重的时候，弗拉索夫被任命为第2 突击集团军司令员。
　　当我们在克拉斯纳亚戈尔卡地域打开的突破口被敌人封闭后，第2 突击集团军在两周内想再次在该方向上突破敌防御，但未成功。列宁格勒方面军的第54集团军的进攻有些进展，它在基里希以西突破了敌防御，并前进了十公里。经过3 月上半月一系列艰苦激烈的战斗，它又前进了十公里，但已无力进一步发展进攻了。
　　3 月上半月，各个方向上的进攻都停止了。第2 突击集团军楔入敌配置纵深六、七十公里，占领了丘多沃至诺夫哥罗德和列宁格动至诺夫哥罗德两条道路之间的一大块森林沼泽地域，它的先遣邻队离柳班十五公里，离列宁格勒方面军的第54集团军三十公里，后者是从另一个方向向柳班实施进攻的。敌重兵集团被压缩在一个口袋里，其咽喉部位宽三十公里。要合围和粉碎该集团，我们当时兵力不足，可能本事也不够。
　　1942春天来临了，它带来了新的忧虑。第2 突击集团军深入敌纵深后，陷入了困境。它处在敌人的威胁之下，首先敌人可能对突破口的咽喉部位的两翼实施突击，切断第2 突击集团军的交通线。由于泥泞破坏了供应，这就更增加了该集团军的困难。
　　当时想出了三个解决问题的方案：第一个方案是，请求大本营加强方面军，哪怕只给一个集团军也好，以便趁泥泞还不太厉害的时候，取得战役性的胜利；第二个方案是：把第2 突击集团军撤出已占领的地域，如情况有利，在其他方向寻机完成战役任务；第三个方案是：固守已占领的地区，待泥泞季节过后，再积蓄力量，恢复进攻。
　　我们倾向第一方案。该方案可利用已取得的成果，并能使冬季战局善始善终。大本营不反对我们的意见。这个方案的优点在于，它对改善列宁格勒的处境有直接的影响，如果战役成功，就能解除列宁格勒的封锁。
　　方面军首长也不反对把第2 突击集团军撤过丘多沃至诺夫哥罗德的铁路和公路。我们认为，这个方案也是正确的，因为它可以保障该集团军的安全，并能扼守住沃尔霍夫河西岸的登陆场。如今在那个登陆场附近树立着一座方尖纪念碑，以纪念伊万·格拉西缅科中士、列兵亚历山大·克拉西洛夫和列昂齐·切列姆诺夫的功绩。1942年1 月底，这三位英雄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法西斯土木质发射点的射击孔，从而使他们的分队夺取了敌人的抵抗枢纽部，随后步兵第225 师强渡过河，在登陆场上站稳了脚跟。诗人尼古拉·吉洪诺夫为了歌颂这三个战士的功绩，在那些日子里写了下面这首诗：
　　格拉西缅科、克拉西洛夫、列昂齐·切列姆诺夫，
　　三个普通的侦察员，行军打仗若等闲……
　　他们的部队在前进，一路上攻无不克，
　　直奔烟囱林立的列宁格勒……
　　这些普通的俄国人屹立在古老的城墙边，
　　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眼！
　　第三个方案被无条件的摈弃了，因为把第2 突击集团军留在森林沼泽地，在交通线十分脆弱的情况下，其供应很可能中断，甚至陷入包围。
　　德军统帅部好像有意证实我们的担心，它把新的部队包括一个步兵师和党卫军一个警察师调到了突破地段，来对付在丘多沃至诺夫哥罗德公路和铁路地域保护第2突击集团军交通线的我军。守卫在那里的第59 和第52集团军的部队，在敌猛烈的炮火和航空兵的压制下，未能顶住敌人的冲击。3 月19日，敌人在米亚斯内博尔以西4 公里封闭了咽喉部位，从而切断了第2 突击集团军的交通线。
　　我得知敌人进攻的消息后，来到了部队，以便就地采取应付措施。大本营指示第59集团军以左翼兵团协同第52集团军采取行动，不让敌人切断第2 突击集团军的交通线，并歼灭敌反冲击的部队。战斗行动由我亲自指挥。
　　我先到第52集团军，再到第59集团军。遗憾的是，这两个集团军都没有掌握敌人进攻规模的详细情报。各师送来的情报时断时续，相互矛盾。指挥员们的所有报告都谈到敌人航空兵活动猖撅。我从第59集团军司令部来到步兵第372 师，它负责从东北面守卫着第2 突击集团军的交通线。我们在离该师司令部大约六百米的地方下了车，步行走过积雪的堑壕。师长Д·C ·索罗金上校没在师部，他到一个团里去了。我和参谋们交谈后，就去找索罗金。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5 22:50
　　这个团的指挥所设在森林中，团长科诺瓦洛夫少校报告说，他们刚刚击退敌人在当天的第四次冲击，敌人是想冲向南方，封闭咽喉部位。
　　科诺瓦洛夫继续报告说：“看来左邻情况不妙，我和他们从清早就失去了联系，好像他们正在后撤。”
　　我回答说：“你们同友邻没有联系，这可不好。要赶快恢复联系！趁敌人尚未迂回你们和从后方对你们突击以前，要赶快掩护左翼。”
　　我们向科诺瓦洛夫询问了团里的情况，提醒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阵地，然后，我们继续前进。索罗金上校和我并肩走着，一路上抱怨我们的防空兵器太弱，部队缺乏空中掩护，伤亡很大。
　　“敌人的俯冲轰炸机一天数次对我师的战斗队形实施猛烈的突击。”索罗金说，“我们不仅要挖人员的掩体，还要把技术兵器，运输器材和物资技术储备藏在地下。敌人的校射飞机简直就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而我们却不能把它赶走。瞧！就在那儿！它大概又发现了什么。”
　　“发现了什么？当然是行军纵队。”
　　从转弯处迎头走来一队士兵，大约有十五人。透过稀疏的光秃秃的赤杨树，他们的灰色军大衣从飞机上看得一清二楚。
　　“瞧吧，敌人的炮兵马上就要开火了。”索罗金说。
　　果然，几分钟后，当战士们和我们错开，走过转弯处后，炮弹开始呼啸而来。好厉害！敌人的校射飞机就在我们头顶上转悠，而我们却毫无办法。这种情况不知发生了多少次。我们当时的处境难哪……
　　我们回到了第59集团军指挥所，和集团军司令员讨论了当前的形势，研究了具体措施。我们还视察了集团军的后方部队和机关，把能动员的一切都拿来去加强步兵第327 师。我们还从步兵第305 师抽调出两个支队去掩护第327 师左翼。然后我又赶到第52集团军，去长B ·Ф·雅科夫列夫。
　　“敌人从诺夫哥罗德方面来的压力越来越大。”雅科夫列夫将军报告说，“科舍沃伊上校的步兵第65师抗击着敌人的主要突击。该师得到了集团军炮兵的支援。”
　　我立即返回第59集团军。这里的情况也越来越复杂化。敌人的压力在增强。该集团军没有机动兵力。德寇还是迂回了步兵第327 师的左翼，目前还没有挡住它。我又赶到第52集团军。我到达时刚审讯完俘虏。据俘虏供称，除他们师外，在这里进攻的还有荷兰和比利时的法西斯分子组成的“荷兰”和“法兰德斯”外籍志愿军团。同他们对进的是党卫军的一个警察师。敌人的进攻得到了克勒尔上将的航空队的支援。
　　我和B ·Ф·雅科夫列夫来到科舍沃伊上校指挥的步兵第65师。敌人对防御部队进行了强大的航空兵和炮兵突击。天空不断地传来飞机的轰鸣。和各分队的联系不时地中断。指挥遭到破坏。我军伤亡很大，但斗志昂扬。
　　在德军进攻的头几天已经看清楚，以该集团军在这里担任防御的部队难以粉碎敌人反冲击的部队，因而也不能粉碎敌人的企图。因此，在查明情况和掌握了敌人的兵力和企图后，立即决定把第4 集团军那个刚得到补充的师调到这个突破地段上来。在该师到达前，由第59和第52集团军在这里的部队进行扼守，而当走廊最终被封闭时，我们不得不把手中掌握的一切人员——少尉集训队的全体人员和初级指挥员教导连投入战斗。
　　学员们以勇猛的突击赶跑了冲向道路和敌人的分队，他们和从西面进攻的部队会合了。然而，学员们取得的胜利是暂时的。当日晚，第59集团军参谋长Л·А·帕尔恩上校报告，敌人再次切断了道路。因此决定在新来的师到达前停止冲击。
　　两天后，预备队开来了，开始了肃清第2 集团军交通线上的敌人。这一次冲击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得到坦克加强的我军步兵粉碎了固守之敌，并在第一天就前进了四公里。但是，敌人又向战斗行动地域调来了炮兵和航空兵，对我部队狂轰滥炸，阻止我军前进。我军前进速度开始降低，后来就完全停下来了。
　　在敌航空兵突击后，我得到报告，和先遣团失去了联系。该团团长霍托姆金少校惊慌失措。先遣师师长乌戈里奇上校水平也不高。我觉得，这是乌戈里奇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意外。他很好地掌握了在森林沼泽地作战的特点，并出色地指挥了他的师，但他不久就牺牲了。
　　根据我的命令，先遣师的部队暂时撤向波利斯季河进行休整。天黑时他们又转入了进攻，并以夜间冲击恢复了原来的态势。次日. 该师得到了少尉集训队和冲锋枪连的加强后，在集团军炮兵和“卡秋莎”炮兵营（近卫迫击炮）的支援下，又转入了进攻。在肃清第2 突击集团军交通线上的敌人的那些战斗的日子里。我一直呆在部队，只是偶尔去第52集团军司令部，以便处理一下与整个方面军作战有关的问题。我们大部分时间呆在第376 师。我在战争年代遇到过许多情况。如今回想过去的所见所闻，感到上述几周是我最困难的时刻。就战斗之激烈，精神之紧张而言，是再没在超过那些日子的了。
　　我们实施的新的突击胜利结束。盘踞在道路上的敌人被驱散和赶到南北两面去了。咽喉部位打通了，向第2 突击集团军运去了粮秣和弹药。
　　当彻底解除了被全面的威胁时，方面军指挥部着手准备向柳班的新的进攻。第一步，我们以作为方面军预备队的一个近卫步兵师为基础组建近卫步兵第6 军。其他的兵团和部队从大本营预备队调来。该军是为了加强第2 突击集团军。从部队的人数和武器装备来看，该军甚至比第2 突击集团军的最初编制还强。
　　但是，计划中的进攻没能实现。1942年4 月23旧，根据大本营的决定，沃尔霍夫方面军改编为列宁格勒方面军的沃尔霍夫战役集群。这项决定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合并呢？我认为，这样做无论从作战、从政治、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不适当的。然而，不久就真相大白了，我在大本营得知，原来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M ·C ·霍津将军确信：只要把沃尔霍夫方面军并入列宁格勒方面军，他就能以沃尔霍夫方面军的现有宾力突破列宁格勒的封锁。于是大本营就决定把两个方面军合并。在征得M ·C ·霍津的同意后，近卫步兵第6 军和另一个步兵师从沃尔霍大方面军调给了西北方面军。
　　我在4 月23日才得知这一切，当时霍津将军带着命令兴高彩烈地来到我方面军司令部。我看了命令后，首先提请霍津将军注意，必须加强第2 突击集团军，并建议他一定要保留近卫步兵第6 军。但是，看来霍津有他自己的想法，没有采纳我的建议。于是我在离开方面军之前，就近卫第6 集团军的问题给大本营打了个电话，回答是，我可以不必为第2 突击集团军担心，但同意听取我的报告。
　　4 月24日，我来到大本营，再次提起第2 突击集团军的困难处境，我报告时，在场的有斯大林和马林科夫。
　　“第2 突击集团军疲惫不堪。”我报告说，“以现有的编成，它既不能进攻，也不能防御。它的交通线处在敌人的威胁之下，如不采取措施，必将全军覆没。”
　　我建议，摆脱目前状况的出路之一是不要从方面军的编成中调走近卫步兵第6 军，而是用它去加强该集团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立即把第2 突击集团军从森林沼泽地撤出来，撤到丘多沃至诺夫哥罗德的铁路和公路一线。大本营耐心地听了我的意见，并答应考虑。
　　我这样详细地谈1942年初的作战经过，是想让读者深入了解日常的战斗生活。同时我也想告诉读者，一个方面军司令员的部分工作，都包括哪些具体的事。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5 22:51
　　战争的道路和岔路
　　对昨天的思考。和朱可夫在一起。西方向的曲折。谈谈妇女们。叶夫列莫夫将军。第33集团军准备进攻。又来到小维谢拉村。第2 突击集团军的悲剧。
　　对沃尔霍夫方面军，对第2 突击集团军的命运，一直使我放心不下。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预定的计划能实现一部分吗？不仅是我，许多别的军事首长也很关心沃尔霍夫方面军。
　　我带着这些想法投入了新的工作。
　　我被任命为西方向总司令朱可夫的副手。该方向辖几个方面军，它们在战前属于莫斯科军区和白俄罗斯军区的结合部一带作战。由于我曾在这两个军区工作过，也曾在总参谋部工作过，所以，对上述地区很熟悉。当我离开大本营去西方面军（它也属西方向总指挥部，并由朱可夫亲自指挥）时，一路上在想，我要运用自己的知识把新的工作做好一点，尽量做好在该方向上的进攻准备或改善掩护莫斯科方向的防御态势。
　　朱可夫热情地欢迎了我，兴致致勃勃地询间了沃尔霍夫的情况，并介绍了苏德战场中央地段的情况。我认为朱可夫在定下决心时很果断，性情直爽，而我自己也不想“吞吞吐吐”地行事，所以立即决定和他推心置腹地谈谈。
　　“听我说，格奥尔吉·康斯但丁诺维奇，”我说，“方向总指挥部副总司令的职务是很不明确的。我宁愿做点职权范围较小但独立性较大的工作。最好让我指挥一个集团军，我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好吧。”朱可夫答道，“看来你是对的。不过你也知道，我无权改变大本营的指示。等我去大本营时，向大本营说说，就说你请求一个独立性较大的工作，眼下你先到加里宁方面军去，具体了解一下那里的情况。
　　为了使读者了解我谈的情况，我不得不借助1942年春季和夏季的作战地图。4 月底，战线的中央地段是不连贯和不稳定的。1 月7 日，红军在西方向发起的总攻，已于4 月20日结束了。在进攻过程中，苏军解放了奥廖尔、图拉、卡卢加、莫斯科、斯摩棱斯克、加里宁、大卢基各州。双方都形成了一些口袋、突击部和登陆场，而且双方都想把战线拉直，以利于自己，这就要为这些突出部而展开激烈的争夺。
　　在沃罗涅什北面，战线从顿河急转向西，从这里起是布良斯克方面军。经诺沃西利折向被德军占领的奥廖尔，再伸向别列夫。从这里起是西方面军，它急转向西面的日兹德拉。再从这里经过柳金诺沃和解放了的基罗沃向北、伸向莫萨利斯克和尤赫诺夫，这里的德寇已被击退，经谢洛基，不到维亚济马和格扎特斯克，就伸向尔热夫铁路。在这里形成了一个苏希尼大突出部，从我方伸向法西斯德军的配置地域。在尔热夫附近是加里宁方面军的起点。它绕过尔热夫向西伸延，穿过伏尔加河，在奥列尼诺西面转向南，再穿过尔热夫铁路，伸向第聂伯河上游，从这里不到莫斯科至斯摩棱斯克铁路，伸向西方。这里是德军尔热夫—维亚济马大登陆场。从亚尔采沃车站起，战线再转向北至别雷，从这里折向西南至杰米多夫，再折向北至韦利日，然后伸向西北至大卢基，从这里沿洛瓦奇河伸向霍耳姆附近。在这里形成了苏军的一个大登陆场，它从北面威胁着斯摩棱斯克，在西面则力图扩大到维捷布斯克和涅韦耳至列宁格勒的铁路。在霍耳姆附近，法西斯“中央”集团军群及其第2 航空队让位给“北方”集团军群及第1 航空队，而我军西方向也到此为止。西北方面军的起点大体上也在这里，在到伊尔门湖的短短的一段路上。战线奇怪地折向东、又向南、再向东、又向北和西北，绕过威胁着整个加里宁方面军的德军杰缅斯克登陆场。
　　从这些弯曲部和转弯处一眼便能看出，吸引着双方注意力的是什么。我方的企图是：第一，切断斯摩棱斯克至格扎茨克和维亚济马至布良斯克的铁路，以便从法西斯德军背后，即在尔热夫—维亚济马登陆场封闭合围圈；第二，消灭杰缅斯克突出部。德寇则想从杰缅斯克经谢利格尔冲向尔热夫，以便割断西北方面军左翼军队和加里宁方面军和联系。
　　上述这一切说明，必须特别注意两翼，因为主要战斗很可能在两翼展开。还要提一下，大本营认为1942年夏季交战的主战场不在南方，不象我们的情报部门判断的那样，而在中央，希特勒匪徒可能向莫斯科发动一次新的进攻。根据这种判断，总参谋部建议实施战略防御。大本营同意了这个计划，并做了些修改。这里需要提一下西方向的预备队在什么地方和怎样配置的，而且最不放心的地方恰恰是加里宁方面军的那个不规则的三角形。朱可夫被许多重大问题忙得不可开交，他不可能一下子深入研究几个方面军的情况的一切细节。可是，这些细节很可能决定着当前夏季战局的结局。于是我来到西方向右翼。
　　我着手工作。在我来到后的一个半月内，我和方向指挥部的领导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我们同心同德，为了共同的事业，在一切方面都有成效地工作着。只有一个例外，关于这一点我曾提到过，这是一个令人很感兴趣的话题，我想单独谈谈它。总的说来，我把它叫做“妇女问题”。
　　谁不知道，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里，苏联妇女劳动者所起的巨大作用呢！在集体农庄的田野、工厂、机关、男人们都上前线了。要是没有妇女代替他们，生活和劳动就要中断了。然而，妇女们的功劳不止这些。女军人们在前线，在正规军和游击队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谈到正规军，妇女在这里的地位是不够明确的。这在很多方面上不仅在于大本营采取的是某些一般的决定，还在于西方面军的领导对妇女部队和女军人的特点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当千百万男人突然离开了日常的和平生活，他们在前线没有时间去考虑两性的相互关系问题。但这个问题并不因此而不存在。相反，时时强烈地感到它的存在。在部队中那怕有几名妇女，问题就会自然地暴露出来。对这件事可以不闻不问。也可以诚心诚意地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当问题关系到祖国的命运时，往往顾不上这些细枝末节。但我还是认为，甚至不费多大力气，也可以使这方面大大改善。至于为什么需要这样做，我不时地遇到的一些情况使我确信了这一点。下面举其中的几件事。
　　有一次我去视察阵地。我走进树林，看到一间草棚。一只烟筒正冒着浓烟，另一只烟筒冒着蒸气。草棚里传出男人的笑声，而在一个土墩上坐着三个穿军装的姑娘，她们闷闷不乐地坐在那里，她们看到来了一位将军，起初有点拘束。我小声地问她们。姑娘们放心了，放开胆子说，他们分队的小伙子们正在这个野战澡堂洗澡。可是她们也要洗澡，水够用吗？小伙子们答应说，等他们洗完了，于是她们只好等着。“
　　我对男人们的行为很恼火，骂了他们一顿，命令他们马上让出草棚，弄点木头，提点水来，把澡堂先让给姑娘们用，并且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多多关心妇女。姑娘们高兴了，并坦率地和我谈了她们的委屈。她们的委屈有些是局部性的，只要由部队指挥员下达一些简单的指示，问题就解决了。有些委屈则带有普遍性。例如服装问题。服装完全不适合妇女，而谁也没想到这一点。当她们想自己动手修改一下时，又不让她们改。因为条令规定不准修改军装。只有把这个问题向“上面”反映。
　　还有一个插曲。有一位妇女向我诉苦说。她克服了战争时期的重重障碍，才直接来找将军。怎么回事？原来有一支部队从她家门口路过，她丈夫就在那里当列兵。她看到了丈夫，于是来到这个部队的驻地。但团长不让这个女人见她丈夫。这件事传开了，不仅她丈夫，别的士兵也闷闷不乐，战士们的情绪低落。我把团长召来。他报告说，根据现行规定，会客是严格禁止的。于是我利用职权给了这个战士三天假，并让他和他妻子搬到旁边的一间小房去住。后来得知，他的同志们是这样议论的，说费加走运了，大将到这里来了，要是他不来这里，有什么办法呢？我想，应当取销禁止会客这种不尽人情的命令，同时解决放假问题，特别是对有家属的人。问题是很复杂的，首先，在那些日子里对谁都不能给假；其次，可能不公平，因为有许多战士家在敌占区，他们无处可去。
　　时间一长，各种各样的意外事件还是不少的，虽然这只不过是意外事件，而不是常规。我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西方面军首长，我认为有权对大本营不隐瞒自己的看法，并把这一点事先通知了方面军领导。当我有一次例行去莫斯科时，我什么也没有隐瞒，全都告诉了斯大林。公正地说，采敢了必要的措施。不久就解决了关于组建妇女部队和分队、关于建立这些部队的秩序、关于她们的军服等许多问题。不过，我并不能肯定这是因为我报告的结果。传送信息的渠道多得很。
　　说到朱可夫答应我的事，他履行了诺言，把我想指挥一个集团军的请求报告给了最高统帅。斯大林没有反对。不久我就当上了第33集团军司令员。
　　该集团军以前由M ·Г·叶夫列莫夫中将指挥，他是我的同龄人和好朋友。第33集团军从法西斯侵略者手中解放了纳罗福明斯克、博罗夫斯克和珊斯基扎沃德。然后在乌格拉河的最北部突破了德军的防线，前进到维亚济马，在这里遭到德军坦克第4 集团军的反突击，而停下来了。在它的背后，突破口又被封住了，于是第33集团军转向西南，向叶尔尼亚和多罗戈希日方向前进。和他们一起陷入包围的还有近卫骑兵第1 军，空降兵第4 军的部队和在这个地区活动的一些游击小组。经过浴血奋战和向敌人后方的艰难行军，第33集团军的所有兵团并没有全部突围，而已突围出来的兵团的处境也不好、集团军司令员身负重伤，未能救出，他不愿落入德寇手中当俘虏，于是就自杀了。这事发生在我来到西方向总指挥部的前几天。现在在维亚济马，为这位勇敢的军人和爱国者叶夫列莫夫树立了一座纪念碑。
　　当我视察M ·A ·普尔卡耶夫指挥的第3 突击集团军和B ·B ·库拉索夫代理指挥的第4 突击集团军时，得知我被任命为第33集团军司令员的消息。这两个集团军当时仗打得不好，原因不难查清：它们都缺少人员和武器装备。因此首先要给部队和兵团补充。后来这两个集团军在普斯科夫希纳和在白俄罗斯打仗却很出色。
　　叶夫列莫夫的命运使我震惊而又痛苦。我是带着特殊的感情接受他的集团军的。我和军官们以及各兵团见了面，心想：不久前，叶夫列莫夫还和这些人交谈，而现在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第33集团军建设成一个头等的军队组织，并尽快地使它做好进行新的战斗准备。要做到这一点并不简单。只有集团军指挥部是满员的。两个疲惫不堪的师占领着很宽的正面，暂时既不能进攻，也不能进行积极的防御。第三个师基本上还正在组建中，它的师长躺在医院里。
　　我来到方面军司令部，朱可夫把他在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我。我这才知道，是斯大林决定任命我为第33集团军司令员。朱可夫说：
　　“怎么，我们给梅列茨科夫一个集团军的空架子吗？”
　　“不要紧。”斯大林回答说。“梅列茨科夫有在军区，集团军和方面军工作的经验，他在总参谋部也工作过。就让他给我们重建这个集团军吧。”
　　朱可夫向我转述的这次谈话不会不准确。他还不如保持沉默。当然，他当时说这些是为了让我更积极地工作。几星期极度紧张的工作开始了。培训军官，组织指挥班子，改善防御，钻研新技术，仔细地勘察地形，准备作战地区，训练新补充的人员，协调同方面军航空兵和炮兵的行动计划，“驱使”人员在“敌人”冲击的条件下训练。在两翼组织与友邻的协同动作，建立预备队……
　　五月份一晃就过去了。接着是炎热的六月，实施第二次夏季战局的日子已经临近了。我已估计到，什么时候第33集团军将再次高举战旗，在战场上大显神威。可是6 月8 日接到了突然的电话。我怎能想到我又要和沃尔霍夫的部队相会了，而且这一去就是一年半呢？
　　是朱可夫找我。他说：
　　“你随便找辆车，马上出发！”
　　“我带上地图就走（我想一定是关于当前战役的事）。”
　　“不需要地图。”
　　“那是什么事？”
　　“到那儿就知道了。要快！”
　　我赶到后，朱可夫火了：花了多长时间才找到你。我回答说，我在一个营里，在战士们中间，是从哪里直接赶来的，连饭都没顾得上吃。朱可夫脸上露出了笑意。他说，他今天也没吃午饭。趁准备车子的当儿，吃了点饭。然后他解释了找我的原因。原来，斯大林来过三次电话，要梅列茨科夫马上去他那里。什么事，朱可夫也不知道。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5 22:53
　　我穿着野战服装坐上汽车，一身泥土，也没有来得及换装。我很快就来到了最高统帅的接待室。他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也没让我整理一下服装，立即把我带进办公室。这里正在召开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我对自己这付模样感到很窘。会议主席给了我五分钟的时间。我在走廊上迅速擦了擦靴子，再回到室内坐下来。大家开始问我西方面军的情况。但看来这只是开场白，主要的话题在后面。
　　斯大林说：
　　“我们把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合并起来是犯了个很大的错误。霍津将军虽然坐镇沃尔霍夫方向，但仗打得不好。他没有完成大本营让他把第2 突击集团军撤出来的命令。结果，德寇切断了该集团军的交通线，并将其包围。梅列茨科夫同志，你很了解沃尔霍夫方面军。因此，我们派你和华西列夫斯基同志一起到那里去，无论如何也要把第2 突击集团军撤出包围，哪怕是丢下重炮和技术兵器。关于恢复沃尔霍夫方面军的命令，你到沙波什尼科夫同志处去领取。你一回到那里就立即指挥沃尔霍夫方面军。”
　　当天我就离开了莫斯科，傍晚到达小维谢拉村。我又回到了那熟悉的环境和战友们中间。但这是一种什么情景呢？一个半月中间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呢？原来，沃尔霍夫军队集群的领导得到了实际上是自作主张的机会，他们只完成了与突破列宁格勒的封锁有关的战役任务。4 月25日，总参谋部下达指令，任命Л·А·戈洛罗夫为合并起来的列宁格勒方面军所属的列宁格勒军队集群的司令员。此后，方面军司令员М·С·霍津同时兼任沃尔霍夫军队集群司令员，他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柳班方向。5 月21日，大本营在这方面又采取了一个步骤：完全解除了列宁格勒方面军对沃尔霍夫军队集群的直接指挥。
　　沃尔霍夫军队集群的领导又是怎样使用自己的力量呢？起初它想让第2 突击集团军前进，但没有预备队，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它拒绝了调给它的预备队。假如我们现在再来回想一下原先实施柳班战役的三种方案，就会看出这个决心是第一方案的最坏的变种，就是说，是一种没有后备力量的进攻。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第2 突击集团军只是在名义上是突击的。它连实施防御都有困难，更谈不上去粉碎德军的强大的抵抗了。而通过咽喉部位给它补充兵员又受到了敌人的阻拦。M ·C ·霍津不得不放弃了进攻，而采取前面提到的第二方案一把第2 突击集团军撤出来补充和休整。5 月21日，大本营批准了他这样做。但仍未成功。早在5 月16日以前，从口袋里曾撤出几个兵团和部队，后来这项计划就行不通了。此刻没有预备队已不能保证该集团军的后退。当时在南方哈尔科夫附近正在激战。大本营不能给沃尔霍夫集群所需的帮助。
　　5 月30日，希特勒匪徒发现第2 突击集团军在后退，于是转入进攻，到6 月4 日，敌人收紧了口袋口。6 月5 日，第59集团军对敌人实施了突击，以便迎接第2 突击集团军，为它打开通路。但这时德军打乱了第2 突击集团军的战斗队形，并从西面冲进它的队形中。6 月6 日，德军已完全封住了口袋口。我军七个师和六个旅陷入合围。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早些时候迎接我军的А·И·索特尼科夫和И·Е·萨维利耶夫的游击队。他们在多尔戈沃，奥西亚和扎莫希那村一带拼死战斗，暂时顶住了敌人的进攻。萨维利耶夫游击队全部牺牲。与此同时，在米亚斯内博尔附近，另一支游击队的一部及其指挥员П·П·诺索夫也牺牲了。索特尼科夫领导的游击队突围成功，后来又开始打击法西斯匪徒。
　　大本营发现，在从4 月底到6 月初的这段时间内，在沃尔霍夫和列宁格勒地域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6 月3 日，大本营任命Л·А·叶戈罗夫为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又过了五天，恢复了沃尔霍夫方面军。
　　在我们到达前，前线的情况如何呢？情况看来是相当糟糕的，第2 突击集团军的供应基地被切断和陷入合围后，粮食和弹药奇缺。它的后卫兵团在敌人的压力下缓慢地向东退却。前卫想打通走廊，但未成功。第59和第52集团军的部队分散在宽大的正面上，免强地顶住了企图在它们和第2 突击集团军之间扩大缺口的敌人。没有预备队。我们急于寻找出路。我们抽出了三个步兵旅和一些其他的部队，其中包括一个坦克营。我们把这些微薄的力量编成两个集群，命令他们打开一条宽一公里半到两公里的走廊，并掩护走廊的两翼，以保障陷入合围的第2 突击集团军的部队撤走。
　　6 月10日拂晓，发出了进攻的信号。炮兵进行了短时间的炮火准备。随后坦克和步兵发起了冲击。看起来，一切都是经过周密考虑的，但冲击却没有奏效。
　　很明显，我们以现有的兵力是无法粉碎敌人的，当夜，我和华西列夫斯基再次反复计算了方面军的全部兵力，并确定把一些部队和分队调到突破地点。敌人也增加了兵力。它从北面，即从列宁格勒公路以西调来了三个步兵师和党卫军的一个警察师，以及原先在其他地段担任防御的一些部队和分队，它们合编成“卡楞堡”、“低音”和“大路”三个旅。从诺夫哥罗德方面调来了“跳跃”和“雅什凯”两个集群以及其他部队。从西面有以两个步兵师、一个保安师合编成的“公爵”集群向第2 突击集团军压来。交战一分钟都没有停止，而且空前激烈。双方都伤亡惨重。
　　德寇终于坚持不住了。6 月19日，我军坦克第29旅的坦克兵，以及跟在他们后面的步兵突破了敌人的防御，与从西面进攻的第2 突击集团军的部队会合了。又过了两天，从东西两面顺着铁路打开了一条宽三、四百米的走廊。利用这条走廊，第2突击集团军的一大批负伤的指战员撤向米亚斯内博尔。后来，我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参加突破的第2 突击集团军的部队本应去扩大突破口和巩固两翼，但他们却跟着伤员撤走了。在这个紧要关头，第2 突击集团军的首长没有采取措施去保障走廊的两翼，也没能组织部队突围。方面军首长企图把突围出来的部队编成几个支队去保护走廊，也没有成功。
　　德国人迅速分析了情况，第二天，他们用航空兵和炮兵进行集中突击之后，再次攻占了波利斯季河右岸的防御工事，并以此来阻止我军突围。同时，敌人从西面加强了对第2 突击集团军的压力。
　　到6 月23日，第2 突击集团军占领的地区大为缩小，以致敌人的炮兵可以轰击整个纵深。我军空投粮食和弹药的最后一个场地也落入敌人手中。通信枢纽被打掉，指挥遭到破环。担任掩护的军队也毫无秩序地退却。集团军司令员弗拉索夫无所作为，而第2 突击集团军副司令员П·Ф·阿尔菲里耶夫尽力想让军队扼守在最后的中间地区，但没有成功。
　　方面军首长为使留在战线那一面的第2 突击集团军的部队突围，决定第59集团军从东面、第2 突击集团军从西面沿窄轨铁路再次实施相向突击。我记得冲击确定在6 月23日23时开始。命令第2 突击集团军的各兵团指挥员。不惜任何代价把这次冲击进行到底。所有的炮手、司机和其他专业人员都编入了步兵兵团。重装备全部毁掉。但是，由于敌人从空中对第2 突击集团军的战斗队形和司令部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占领冲击出发位置的一些措施遭到了破坏。
　　6 月23日23时30分，第2 突击集团军的部队开始行动。坦克第29旅的坦克搭载着步兵出击去迎接他们。第59集团军和第52集团军的炮兵以全部火力轰击敌人，敌人的炮兵也进行了猛烈的还击。在战斗行动地域上空出现了敌人的夜航轰炸机。当时我正在第59集团军指挥所，从那里同第2 突击集团军司令部保持着联系。从该集团军的部队开始行动起就同它的司令部失去了联系，并且再也没有恢复。
　　凌晨，沿着窄轨铁路打开了一条不大的走廊，并出现了第一批突围而出的指战员。他们由于疲惫，步履艰难。当天上午，部队陆续突围而出，但后来就停止了。德寇控制了这条铁路。傍晚，从东面突击的部队再次打通了走廊，清除了铁路上的敌人。顺着这条双方交叉射击的走廊，在24日一整夜和25日晨又陆续撤出了第2 突击集团军的一批指战员。6 月25日9 时30分，德寇又封闭了走廊，这一次是彻底封住了。
　　据步兵第327 师师长И·М·安丘菲耶夫事后报告说，当时第2 突击集团军首长于6 月24日晨下达了一项命令：以小群分散突围，自行其事。这项命令瓦解了部队的士气，完全失去了对部队的指挥。各师和旅失去了集团军首长和司令部的指挥，开始散乱去突围，翼侧失去了保障。一些战士由于不停地战斗和吃不上饭而精疲力尽。有些则处于半昏迷状态而倒在地上。几年以后才得知，鞑靶著名的诗人穆萨·扎利尔（营级政治指导员M ·M ·扎利洛夫）在米亚斯内博尔附近的战斗中也在这种状态下和其他人一起被俘。
　　扎利洛夫当时在第2 突击集团军《勇敢报》编辑部工作。他的前任是弗谢沃洛德·巴格里茨基，著名的苏联诗人艾杜阿尔德·巴格里茨基的儿子，他在冬天牺牲了。有一段时间这个职位空着，后来扎利洛夫从莫斯科被派到第2 突击集团军政治处当记者。他写的文章和特写充满了激情。在集团军报纸编辑部的二十五个工作人员中，只有三个人突围出来。后来他们说，关于扎利洛夫的最后消息，是在包围圈完全封闭前一周，当时他到部队去收集材料，然后就失踪了。他是怎样被俘的，直到战后才知道，他在法西斯的刑讯室里写的《莫阿比特监狱纪事》曾闻名世界。
　　集团军的领导在什么地方？他们的命运如何呢？我们采取一切措施去寻找第2 突击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和司令部。6 月25日晨突围出来的军官报告说，他们在窄轨铁路地区看见了弗拉索夫将军和其他高级军官。我立即向那里派去了一个坦克连搭载着步兵，并把我的副官М·Г·博罗达大尉也派去了。挑选博罗达大尉去不是偶然的，因为我深信，他可以冲破一切障碍。他在苏芬战争中就表现出色，当伟大卫国战争爆发时，荣鹰红旗勋章的博罗达中尉是苏芬边界上苏奥亚尔维附近的第5 边防站的站长。在战斗行动开始后，芬兰军队包围了边防站。苏联边防军人在两天内打退了敌人十二次冲击。于是敌人开始轰击这个边防站。英雄们在被围中坚守了二十二天。当弹药打光时，边防军人们就展开了白刃格斗，从敌人意想不到的方向——芬兰方向突了围，带着全副装备和伤员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五天后，勇士们和我军会合了。为此他们受到嘉奖。博罗达荣获第二枚红旗勋章。他在第7 集团军作战时，在彼得罗扎沃德斯克附近负伤，伤愈后当了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警卫连连长。从此我认识了他，并且直到战争结束没和他分开。博罗达被任命为派遣军官，后来是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助理。1941年底他救过我的命。
　　那是在提赫文附近发生的事。П·К·科舍沃伊指挥的师冲击受挫了。当时我就在附近，于是决定给战士们鼓鼓劲。战士们看到司令员之后，立即爬起来又投入了冲击。他们冲过了敌人的阵地。但是，有一个法西斯的机枪手躲在了树林里，朝我们猛烈射击。博罗达和另一名前边防战士、上等兵谢柳京扑在我身上，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我。我们旁边有一门45毫米的炮，炮手用直接瞄准射击打掉了这挺机枪。他自己（还有谢柳京和博罗达）被敌人最后一个点射击中，负了重伤。博罗达从那以后，在战斗中还多次表现出色。例如，1942年春天在米亚斯内博尔附近，我命令他协助乌戈里奇上校指挥的那个师打退冲向列宁格勒公路的敌人。当师长身负重伤后，博罗达代行师长的职权，指挥那个师顶住了。
　　这一次，博罗达率领五辆坦克冲向德军后方。其中四辆有的触雷，有的被敌人击毁了。但是，博罗达从一辆坦克转移到另一辆，他乘坐第五辆坦克终于到达了第2突击集团军司令部。然而那里已经没有任何人了。少数勇士返回后，向我报告了一切，当时大本营代表华西列夫斯基也在场。我们知道该集团军司令部有一部无线电台，我们通过无线电定期地下达命令，要他们突围。当天傍晚，我们派出了几个侦察组去寻找该集团军军事委员会。这些侦察组只完成了部分任务，他们到达了指定地区，但毫无收获，他们也没有找到弗拉索夫。
　　事后得知，该集团军的领导人员分成了三个小组，他们应于6 月24日夜间和部队及发起冲击的各部队司令部一起突围。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由一个冲锋枪连护送，应于6 月24日23时到达步兵第46师的驻地，并和该师的部队一起突围。途中才发现，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中，谁也不知道步兵第46师的指挥所在什么位置。只好摸索前进。他们靠近波利斯季河时，三个组都遭到了敌炮兵和迫击炮的猛烈射击。有些人倒下了，有些人想摆脱敌人的射击，于是四散而逃。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和通信主任阿法纳西耶夫将军（他后来向我们讲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转向北走，但那里也有德寇。于是决定向敌人后方撤，然后再向北走几公里，在别的地点越过前线。
　　奇怪的是，在商讨小组如何行动时，身为第2 突击集团军司令员的弗拉索夫却根本不参加。他对小组行动的一切变更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第二天，阿法纳西耶夫将军率领的小组遇到了德米特里耶夫的卢加游击队。德米特里耶夫后来帮助阿法纳西耶夫和奥列杰日区游击队队长萨赞诺夫取得了联系，后者有一部电台。阿法纳西耶夫将军通过这个电台于7 月14日向沃尔霍夫方面军司令部报告了自己的位置和第2 突击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命运，然后他被飞机接回来了。
　　我收到阿法纳西耶夫的电报后，立即打电话给日丹诺夫，请求他命令奥列杰日游击队队长Ф·И·萨赞诺夫去寻找弗拉索夫将军一行。萨赞诺夫同志派出了三个游击小组，他们查遍了波杜比亚周围数公里的地区。哪里也没有弗拉索夫。过了一段时间，游击队通知，弗拉索夫在皮亚特尼察村投敌了。他走上了背叛祖国的邪路。后来我们从缴获的文件里发现了有关这件事细节的一些材料。
　　其中，有些德国军官在日记中写道，弗拉索夫坐在一个农舍里，安然地等待德军的到来。当德国兵进入房间时，他喊道：“不要开枪，我是弗拉索夫将军！”后来他的行为就更卑鄙了。这个前苏军集团军司令员同意组织反苏兵团，搜罗一切败类和他这样的无耻背叛者。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弗拉索夫为什么要背叛呢？答案只有一个，弗拉索夫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争名逐利之徒。他在这之前的表现完全是一种伪装，借以掩盖着他对祖国的冷漠心情。他参加共产党只不过是做为向上爬的梯阶。他在战场上的表现，例如1941年在基辅和在莫斯科城下，极力表现自己，显示他的专业才能，以便飞黄腾达。但战争是复杂的。他指挥的集团军在柳班附近前进受阻，在6 月初陷入合围。这个集团军的命运大家是知道的。
　　弗拉索夫的下场只不过重复了其他许多变节者的下场，他们在历史上是臭名远扬的。他在战争末期被我们俘虏，并被处死，而他的名字就成了一切卑鄙背叛行为的同义词。
　　现在回头来谈谈那些在艰难的条件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仍然保持了一个苏联公民、军人和士兵的忠贞感情的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那困难的日子里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其中有集团军侦察处长A ·C ·罗果夫。他讲了自己的经历，突围时他走得晚，他是顺着军事委员会的路线走的。途中遇到了敌人的炮火拦阻射击，他被迫停了下来。在这个地区已经没有军事委员会小组的任何人了。6 月25日1 时30分，敌人的火力开始减弱并转移到窄轨铁路方向。估计那里出现了突破口，罗果夫上校直奔那里走去。果然，所有奔向窄轨铁路方向去的人都突出了包围。虽然敌人的迫击炮和机枪火力给我军造成的损失总的说来是很大的。总共有一万六千人突出了包围。第2 突击集团军在战斗中阵亡了六千人，有八千人失踪。这个集团军的悲剧就这样结束了。
　　这样一来，柳班战役没能胜利结束。
　　但是，它对1942年上半年苏德战场的形势具有很大意义。我军粉碎了德军“北方”集团军群的进攻，给敌人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沃尔霍夫方面军在诺夫哥罗德以北的进攻，牵制了敌人十五个师，其中包括一个摩托化师和一个坦克师。敌人被迫直接从列宁格勒城下调走两个步兵师和一些独立部队。德军统帅部为了抗击我们的进攻和补充其部队的巨大损失，于1942年上半年用六个师和一个旅来加强“北方”集团军群。最后，我军取得了在森林沼泽地作战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在后来彻底粉碎列宁格勒城下的法西斯德军的交战中得到了运用。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5 22:53
　　锡尼亚维诺突出部
　　通向涅瓦河的捷径。三个梯队组成的战斗队形。看谁斗得过谁？创适性和智慧。方面军开始行动。能这样使用炮兵吗？势均力敌。森林在燃烧。沼泽在腐烂。锡尼亚维诺战役怎样结束。
　　1942年夏季，战线从黑海到巴伦支海横贯全国。这个“沃尔霍夫战线”是拉多加湖和伊尔门湖之间的一段战线。它东起诺夫哥罗德，沿沃尔霍夫河而下，在基里希附近形成一个弧形，折向施吕瑟尔堡。
　　在敌人占领并扼守的十六公里的地带内，把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隔开了。看来，只要实施一次强大的突击，就足以使两个方面军会师。但这只是“看来”而已。我很少遇到这样不便于进攻的地形。无边无际的森林、沼泽的泥泞、多水的泥炭地和被毁坏的道路。这一切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同大自然的斗争不亚于同敌人的艰苦斗争。军队为了作战和生活，不是挖堑壕，而是去修土木质围墙，不是挖散兵壕，而是去平整场地，在数公里铺上园木和束柴，并为炮兵和迫击炮构筑木质平台。
　　艰苦的柳班战役刚刚结束，它迫使敌人从列宁格勒撤走了部分兵力。战士们十分疲劳。但不容喘一口气，因为希特勒统帅部准备对列宁格勒进行决定性的攻击。解除列宁格勒的封锁，这是两个方面军的共同心愿，这个想法贯穿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也这样要求我们。全国正在翘首以待。
　　大本营在决定实施一次新的战役，除突破封锁外，期望在西北方向展开积极的行动，以牵制敌人，使它不能把兵力南调，因为当时在南方正在展开决定性的会战。这样做的意义，可以从德国将军蒂佩尔基希的话中看出，他在谈到西北和西部方向上的战役时写道：“1942年夏季和秋季，在这些地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使德军许多师的兵力十分紧张，而不能把军队调给正在进攻的各集团至……”
　　实施这次战役的地点选在所谓施吕瑟尔堡- 锡尼亚维诺突出部，它是1941年9 月德军前出到拉多加湖南岸而形成的。选择这一方向的优点是：它是从东南通向涅瓦河和列宁格勒最近的路线。可惜的是，该突出部的地形和其他地区的一样，很不适于展开进攻行动。这里的泥炭开采场面积很大，从拉多加湖岸边一直延伸到锡尼亚维诺村，而锡尼亚诺村以南则是茂密的森林和大片的沼泽地，步兵在这里都难以通行，这就严重地限制了军队的机动，而对防御的一方却十分有利。在这个方向上唯一干燥的地方是锡尼亚维诺高地，它高出周围的平原十至十五米。自然，它就成了我军进攻路线上的敌主要阵地，而且敌人从高地上可以观察方园数公里内的情况。
　　在十一个月内，德国占领军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使施吕瑟尔堡- 锡尼亚维诺突出部成为攻不破的堡垒。他们利用各种地形，沿着河流湖泊、深沟和沼泽、高地和森林地带，构筑了防御阵地，设置了许多抵抗枢纽部和支撑点。在抵抗枢纽部中央配置了炮兵和迫击炮连。防坦克火炮的密度每平方公里正面平均为七、八门。人员则在坚固的掩蔽部内，阵地前沿架设了铁丝网，埋设了地雷。
　　这样一来，本来就不便于进攻的地形就变得更易守难攻了。因此，德军指挥部根本没料到苏军会在这一方向展开进攻。德国陆军元帅曼施泰因后来写道：“我们从来没有在这种地形上组织过突破。”
　　苏军指挥部选择这个方向有双重目的：第一，在顺利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两三天内到达涅瓦河。当时方面军没有力量实施更长时间的战役。此外，我们在敌人料想不到的方向发起进攻，能保证首次突击的突然性，并以此取得优势。当然，锡尼亚维诺北面的泥炭沼泽地和它南面茂集的森林会带来很大困难，尤其是难以使用重炮和强大的技术兵器。但哪里还能找到比这里更好的地形呢？沼泽和森林，这是我国北方突出的标志，它们布满从拉多加湖到诺夫哥罗德的所有地带。
　　根据我们计算，敌人在我当面有十个师。然而遗憾的是，当时谁也不知道，德军指挥部在那些日子里正在准备完全攻占列宁格勒的战役，它为了加强“北方”集团军群，从克里木调来了很大一部分军队，并在列宁格勒的接近地上增强了炮兵和航空兵，指派陆军元帅曼施泰因统一指挥该战役。我们对敌人采取的这些措施一无所知。当然，在进攻开始前，我们发现了德军增加兵力的征候。8 月下半月，我军的空中侦察发现了从南方通向列宁格勒的铁路运输十分繁忙。根据方面军司令部交给的任务，列宁格勒州的游击队颠覆了几列运载军队和技术兵器的敌人列车。但当时没有查清，这些军队是从南方调来的曼施泰因的第11集团军。同样，敌人对我们的进攻准备也是一无所知。应当承认，双方都隐蔽地进行了战役的准备，采取了许多伪装措施和巧妙的反情报措施。
　　为使方面军做好进攻准备，我们当时还采取了一些别的措施，其中包括7 月份召开了特等射手会议，以及各分队的党团员会议。
　　突破列宁格勒的封锁的战役计划，是由沃尔霍夫方面军右翼和列宁格勒方面军的涅瓦战役集群协同作战，以沃尔霍夫方面军为主，它必须在锡尼亚维诺南面突破敌防御，粉碎敌姆加- 锡尼亚维诺集团，前出到涅瓦河，与列宁格勒方面军的部队会合，为了实施该战役，投入了两个集团军，即第8 集团军和第2 突击集团军。第8集团军在预计进攻的地段占领防御；第2突击集团军经过艰苦的柳班战役并突出包围后，在7 月份作为预备队进行了休整，补充了人员和武器装备。
　　按照战役企图，准备在奥特拉德内方向十六公里的地段上突破德军防御。该居民地位于涅瓦河边，离锡尼亚维诺至科尔皮诺的土路和姆加至列宁格勒的铁路不远。如果能粉碎敌姆加- 锡尼亚维诺集团，我们就可毫无阻挡地同列宁格勒方面军的部队会师。有趣的是，第8 集团军和第2 突击集团军的前进路线，恰巧是二百四十年前俄国军队在北方战争中把瑞典军队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的那条路线。
　　第8 集团军（司令员是Ф·Н·斯塔里科夫少将）担任第一梯队，第2 突击集团军（由Н·К·克雷科夫中将再度出任司令员）任第二梯队，负责发展第8 集团军的进攻，在它们之后是近卫步兵第4 军（军长是Н·А·加根少将）。采取这种战役布势，是考虑到必须在短时间内，在敌可能不断增强抵抗的情况下克服其强固的筑垒阵地。因此，第一和第二梯队的任务是突破敌防御的整个纵深，第三梯队的任务则是在战役的最后阶段消灭敌预备队。战役企图的实质在于，在敌从其他地段调来的增援部队到达前，就快速地冲向涅瓦河。
　　重要的是接受以往战斗的教训。例如1941年冬季大本营武断指示建立的战役布势，无需隐瞒，由于方面军首长缺乏必要的坚定性，以及方面军仅以两个集团军的兵力实施进攻的特殊处境，我们未能避免在当时带有普遍性的缺点一一破坏了在决定性的方向上集中使用兵力兵器的原则。此时军队的布势显然就有所不同了。
　　方面军司令部拟制的战役计划，于8 月初得到了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批准。为了补充受到削弱的兵团，方面军得到了足够数量的补充连队、坦克、火箭炮部队、炮弹和物质技术器材。使人感到，国民经济各部门转入战时轨道的工作已顺利完成。军队已经在许多方面都不感到缺乏了。同1941年的冬季战局比较，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当时大本营企图在三个主要方向上发动进攻，但由于受过训练的预备队数量有限，加之武器装备不足，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于是造成了失误，而沃尔霍夫方面军的处境比其他方面军更糟，因为大本营不得不去加强西方向的军队。那里为消灭敌最积极和对我国威胁最大的集团而展开了反攻。我们则必须忍耐，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作战。现在情况不同了。当我们把战役计划上报大本营时，斯大林问我：
　　“你们要多少冲锋枪和步枪？”
　　“三千到五千支冲锋枪，五千支步枪”我想着以往在武器方面的困难，提出了一个最低的数目。
　　“给你们两万支。”斯大林答道，随后又补充说：“我们现在不仅有足够的步枪，也有足够的冲锋枪。”
　　8 月21日，在提赫文附近，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以及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员特里布茨海军上将在一起会面了。假如不算那些短暂的碰面，这一次是战争爆发后我和特里布茨第一次时间最长的相会。特里布茨向我讲述了许多有趣的细节，是关于我们的水兵在1941年怎样保卫波罗的海的海军基地的。看来，那里的海军基地一个也没让希特勒匪徒从行进间占领。波罗的海的水兵们只能从水路保卫这些基地，他们排除了水雷，打退了敌航空兵和潜艇的袭击。位于芬兰南部汉科半岛上的红甘古特的保卫战进行了五个半月。它的守备部队从11月开始撤退，到12月的第一周才撤完。两万多人带着武器转移到列宁格勒，充实了列宁格勒保卫者的队伍。
　　我们把沃尔霍夫方面军的战役计划告诉了列宁格勒的同志们，共同讨论了列宁格勒方面军所属涅瓦战役集群以及炮兵和航空兵参加战役的程度。最后决定：涅瓦战役集群在航空兵的配合下，以积极的行动牵制住配置在施吕瑟尔堡咽喉部位的敌军，不让它调到沃尔霍夫方面军进攻部队的方向上来，如果我们前出到涅瓦的时间延迟，涅瓦战役集群就以进攻行动强渡涅瓦河。当然，列宁格勒方面军首长不反对与沃尔霍夫方面军同时进攻，但大本营不同意这样做。人们并没有忘记4 月份发生的那些事，当时沃尔霍夫方面军并入列宁格勒方面军，而后来的进攻由于缺乏现实感基本上受挫了。错误的价值在于能从它吸取教训。因此还在8 月初，当沃尔霍夫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报告自己的战役设想时，斯大林指出：
　　“列宁格勒方面军想强渡涅瓦河，却没有这样做的兵力兵器。我们想，在预期的战役中，还是由沃尔霍夫方面军演主角，列宁格勒方面军则用自己的炮兵和航空兵支援沃尔霍夫方面军作战。”
　　沃尔霍夫方面军一步一步地做着战役的准备。最令人注意的，是在道路有限和敌航空兵积极行动的条件，军队有组织地变更部署、集中和展开。在一个月内，沿两条通行能力不高的铁路运来了用于实施战役的各兵团和部队的基本兵力，小部分军队是沿土路开进的。
　　遗憾的是，土路数量不多，加之泥泞，运输工具难以通行。只能由铁路承担了全部重担。广泛实施伪装和反情报措施起了很大作用。为了迷惑敌人，在8 月份以各种战役伪装器材在小维谢拉造成了军队大量集中的假象。这座玻璃工人、制砖工人和缝纫工人的城市坐落在沃尔霍夫河上游的东面。伪装的结果，给德国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我军要在诺夫哥罗德地域作战。此外，还成功地制造了部队和兵团向南方面军调动的假象。在这个借口下把一些部队运送到锡尼亚维诺地域。列车起初开往莫斯科方向，然后转弯，经沃洛格达、契列波维茨，开往提赫文。所有的部队都用密闭的车厢装运，上面写着“燃料”，“粮食”和“饲料”等字样。坦克则用稻草加以伪装。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5 22:54
　　尽管德军航空兵掌握着制空权，甚至对铁路枢纽和卸载地区进行了密集的空袭，但未能妨碍我军变更部署。不仅如此，敌人由于受到迷惑，没有发现一列火车，也未能确定列车增加流量的真实方向。这要归功于方面军司令部，首先是作战处长В·Я·谢苗诺夫上校，他是一个稳重、沉着的人，表面看来有点冷静，但实际上却很机智。他和参谋长Г·Д·斯捷利马赫少将一道制订了战役计划的细节，然后又成功地直接领导了军队变更部署、集中和展开。只有在当时打过仗的人，才能理解要做到这一点有多么困难。这里只提一点就够了：当时法西斯空军在战场上是占有很大优势的。
　　在我军后方，在那几个月里敌机的活动也很猖獗。尽管如此，我们的成功是明摆着的。而且，军队向进攻出发地域的开进也是隐蔽的，未被察觉。
　　我们没有发出一份有关战役准备的书面指令、命令和其他文件。一切指令都是口头下达。并且是把各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和各军军长召到方面军司令部当面下达。不过，这种做法今天给军事史学家们根据档案材料再现当时事件的全貌增添了一定困难。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在当时很少考虑充实档案的事。我关心的是别的事。
　　军队为准备进攻出发地域付出了多少劳动，发挥了多么大的创造性啊！要挖堑壕和交通壕，构筑炮兵阵地，铺路和开避行军路线。后一项工作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道路决定着军队能否及时到达和迅速展开，关系到在战斗过程中预备队及进攻部队的供应能否及时运到。给坦克、轮式车辆和兽力车单独修筑了道路。这里什么样的道路没有啊！在沼泽和多水的草原，有用横杆做的木排路；有用圆木或放在横杆上的木板铺的有轨路；在干燥的地方还修了土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用横杆钉在竖圆木上的道路。你也许会以为汽车行驶在上面一定会摇晃，而圆木在车轮下会“吱吱叫”，就像钢琴的琴键在音乐家手下那样。碰巧在8 月底我来到了第8 集团军的临时指挥所，虽然我的车子行驶在圆木铺的路上，但我却没有听到圆木那种“吱吱”声。
　　“斯塔里科夫，你们在道路上想了什么点子？”我向出来迎接我的集团军司令员问道，“道路一点也不响！”
　　“岂止不响！”将军笑着回答说：“您没发现吗？它相当牢固。再过上几天，它就一点也不会摇晃了。我的工程师们采用了不用费多大力气，但却是切实可行的办法防止摇晃。”
　　“什么办法？”
　　“在垫板下面撒上土。”斯塔里科夫接着说：“再把横杆铺在上面就不振动了。现在要是再撒上一层薄薄的砂土，就不摇晃了，这样还可以大大提高运动速度。”
　　“这是谁的主意？”
　　“集团军工程兵主任盖尔曼诺维奇上校。他和他的参谋长索弗罗诺夫一起制订了修建道路网的计划，目前正在全面施工。”
　　“这也是工程师们的主意吗？”我指着耸立在临时指挥所附近的高三十米的了望塔回道：“能观察得很远吗？”
　　“不是，这是作战参谋们和炮兵的主意，当然是工程师们修建的。天气好的时候，从上面一直可以看到锡尼亚维诺。我们打算利用它来观察战场，校正炮兵射击和航空兵突击。到底行不行，还难说。就怕森林火灾，而这是肯定会发生的。火灾会大大限制视野。”
　　我和这位集团军司令员、参谋长В·М·戈洛夫奇涅尔上校和司令部的其他军官交谈了很长时间。
　　斯塔里科夫将军还演示了在森林中指挥分队的方法：他把各种音调的哨子都集中起来。每个排长都有一个与别人的音调不同的哨子。当用事先规定好的信号下达命令时，战士们根据哨音都能识别出来。我心想：“军队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发挥了多少创造性和付出了多少心血呀！每个人都竭尽全力去争取胜利！”我更加坚信，敌人一定会被消灭，封锁也一定会被突破。
　　到8 月27日，各种准备措施，包括首长和司令部的图上演习都已结束。在宪定的方向上进攻的军队，兵力比敌人多两倍，坦克比敌人多三倍。火炮和迫击炮多一倍。我们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曼施泰因的军队从南方开来的情况。不过我们的航空兵不如敌人多。战场上的制空权暂时仍然掌握在敌人手里。
　　在敌人方面了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征候。从8 月25日起。在我军集中地域上空，敌侦察机不断地盘旋。看来，源源不断地开往拉多加湖方向去的列车终于引起了德军指挥部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准备战役直到所有军队全部集中是很冒险的。敌人可能识破我们的企图，并做好抗击我军突击的准备，虽然在其防御地带内目前还是平静的。为了最终决定战役的开始时间，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于8 月26日召开了第一和第二梯队各兵团指挥员和政治委员的会议。会上大家都宣称已做好进攻的准备，并表示同意在8 月27日晨发起进攻。这个时间被采纳了。后来从俘虏的口供中得知，敌人于8 月26日向其部队通报了我军后方活动频繁的情况。敌人预定在8 月28日加强防御和进行战斗侦察。不过德军指挥部没料到我军的进攻，只是一种猜测。因此我军的首次突击不论在战役上和战术上都是突然的。
　　1942年8 月27日，经过两个小时的炮火准备（最后以十分钟的火箭炮急袭结束），第8 集团军的整个右翼和中央从拉多加湖的布戈罗夫斯基角到沃罗诺沃支撑点开始了行动。进攻一开始和在两大之内都很顺利。在主要突击方向上渡过了小黑河并突破了敌军防御。到第二天日终时，我军抵近锡尼亚维诺。这时感到冲锋枪子弹不足。这是因为在前线第一次有这么多冲锋枪。指挥部提醒部队要节省弹药。但没起作用。冲击一开始，战士们就扣动枪机。一口气把整盘的子弹全部打光。当然，这里也反映出某种心里因素。把冲锋枪抵在腹部，不停地射击着，冲击前进就不那么紧张。我们的杰格佳廖夫式和什帕金式冲锋枪的射击声鼓舞着红军战士们。而当一连串的子弹从德寇的头上飞过时，他们当然是不会开心的。
　　法西斯匪徒为了挡住我军的进攻，从战线的其他地段向突破地点调来了一些部队和分队，同时大大加强了火力密度，他们把手中仅有的一切兵力都投入了战斗，调来了炮兵和在列宁格勒附近的全部航空兵。敌人的抵抗日益激烈。8 月29日，在战场上出现了刚从克里木调来的德军步兵第180 师。从列宁格勒战线涅瓦地段调来的坦克第12师，从行进间向我军发起冲击。展开了艰苦的遭遇战斗。我军每克服一米布雷地区，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敌航空兵不停地飞临我军战斗队形的上空。法西斯分子把炮弹和迫击炮弹倾泄在我进攻军队的头上。
　　从战役的第三天起，进攻速度大为降低。第一梯队在五公里宽的正面上突破了敌人的防御，深入敌战斗队形纵深达七公里。进攻到此停下了。这就有理由提出一个问题：既然第8 集团军强大的炮兵集团在进攻开始前比敌人的炮兵多一倍，为什么不能给步兵开辟通路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听一听炮兵上将г·Е·杰格佳廖夫是怎么说的，他当时负责指挥方面军炮兵，是进攻的参加者，后来则研究战役的炮兵保障问题。他认为，集团军和方面军的炮兵主任当时还没有找到炮兵的正确使用方法，并犯了一些错误。主要错误是破坏了在主要方向上集中使用炮兵的原则。所有加强的炮兵几乎平均分配给了各师，每平方公里正面上的火炮密度为七十至一百门，根据参加进攻的火炮和迫击炮的总数，可以保障在主要突击方向上造成每平方公里正面一百五十至一百八十门火炮的密度。
　　由于在集团军一级没有建立破坏炮兵群，使特大威力炮兵的使用效果大为降低，因为所有特大威力的炮兵都和其他口径的火炮一起“下放了”，平均分配给了各师。最严重的缺点是取消了方面军炮兵司令员及司令部的炮兵使用计划：我们把一切都交给了第8 集团军，而该集团军的炮兵首长水平不高。第8 集团军炮兵司令员别兹鲁克少将及其司令部只制订了冲击的炮火准备计划。至于对步兵和坦克的炮火支援，后来查明，计划只规定支援到夺取前沿的各支撑点，而不是按要求在第一梯队各步兵师当前任务的全纵深内都要给予炮火支援。根本没有制订在纵深内的战斗保障计划。也没有制订火力机动和火炮机动的计划。没有炮兵转移的设备。射击主要不是打目标，而是打面积，结果没能破坏敌人的火力配系。难怪实施冲击的步兵伤亡很大，很快就失去了战斗力。我们必须为未来做出结论。
　　第8 集团军的冲击日益减弱了。到第五昼夜，第一梯队的突击已经收不到预期的结果了。方面军首长认为第二梯队投入交战的时机到了。因此，8 月31日，我和参谋长斯捷利马赫将军以及军事委员扎波罗热茨将军来到第8 集团军指挥所，近卫第4 军军长加根将军在我们之前也来到这里，他随后得到了投入交战的命令。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通报了其第二梯队投入交战的决定。我们也向列宁格勒方面军的同志们通报了敌人把配置在列宁格勒和沃尔霍夫两个方面军的结合部上的预备队紧急调到我们进攻地段上来，以及敌人从列宁格勒方面军的许多地段抽调部队的情况。同时我们提醒说，这是列宁格勒方面军积极行动的最有利时机。但该方面军的军队不能实施对进突击。
　　我们的第二梯队是怎样行动的呢？近卫步兵第4 军是在困难的条件下展开的。战士们克服了广阔的锡尼亚维诺沼泽地，在战斗过程中铺设了道路，同时抗击了敌人的冲击。该军投入交战时，没有得到炮兵和航空兵火力的应有保障。第8 集团军炮兵司令员本应把大部分炮兵用来保障该军作战，但他只用了六个炮兵团和一个近卫迫击炮团（即火箭炮），而他掌握着二十四个炮兵团，我们也没检查到这一点。在指挥方面也出了问题，以致指挥时常中断。各兵种之间缺乏有组织的密切协同动作。军长加根将军从前的表现是好的，这一次却不善于实施坚强的指挥。方面军首长不得不干预对该军的作战指挥。但时机已失，因此到9 月1 日前出到涅瓦河的任务没有完成，在尔后几天的进攻中也没完成这个任务。
　　到9 月5 日，突破的最大纵深为九公里。抗击我军进攻之敌有五个步兵师、三个山地轻骑兵师和一个坦克师。法西斯指挥部向突破地段调来了大量炮兵，其中包括从克里木或直接从列宁格勒城下抽调来的重炮和特大威力炮兵，并向突破地点派来了第1 航空队的大部飞机。据曼施泰因回忆，希特勒为了防止溃败，命令他立即担负起对战线这一地段的作战指挥。敌人起初从用于攻击列宁格勒的曼施泰因的集团军中抽调一些步兵部队，后来就抽调一些完整的师来抗击沃尔霍夫方面军的进攻，只差没有把在北方的第11集团军的所有兵团都调来了。法西斯匪徒不想撤离列宁格勒和停止对它的封锁。因为这还关系到德国的北方盟友的命运：德军在列宁格勒城下的失利可能导致芬兰退出战争。“……还得照顾芬兰的利益，”蒂佩尔基希将军写道：“尽管俄国人已经表明，既使没有铁路，他们也能保证被围城市的供应，但不能削弱对列宁格勒的包围。还需要扼守住沃尔霍夫河一线。因为它保障进攻列宁格勒的军队的翼侧……”
　　不久双方就势均力敌了。9 月4 日以后，我们已经寸步难进。敌人击退了我军的每一次冲击。这时，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决定把第三梯队投入战斗。同时列宁格勒方面军的涅瓦战役集群实施对进突击。该集群这一次行动比较积极，但也没有改变事态的进程。第2 突击集团军消灭了敌人的一些火力点，并在有些地方改善了态势。但要发展进攻却感兵力不足。公正他说，第2 突击集团军是虚有其名。在投入交战时，它的编成中有一个八千人的步兵师和一个步兵旅。因此，不能增加任何兵力，突击也是很微弱的。法西斯匪徒也发现了这一点。在“北方”集团军群的作战日志上，1942年9 月9 日这样写着：“敌人以迄今为止较弱的兵力再次对东方战线发起攻击。”涅瓦战役集群的进攻也不顺利。他们在敌航空兵和炮兵的突击下，很快就失掉了几乎所有的渡河器材。强渡涅瓦河受阻。少数渡过河的分队也被敌人赶到水里去了。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于9 月12日命令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暂时停止强渡涅瓦河的战役。
　　德军抗击了第2 突击集团军的进攻后，于9 月10日在突破口根部对我军两翼实施了突击。触发了顽强的遭遇交战，结果迫使第2 突击集团军转入防御。该集团军于9 月17日最后一次楔入敌配置地域。9 月20日，敌人转入反攻，企图切断我们前卫部队。曼施泰因预先得到了强大的增援部队：从中部战线调来的两个轰炸机大队；从南方战线调来的两个轰炸机群；从柯尼斯堡调来的一个轰炸机群；从斯大林格勒战线调来的两个轰炸机群。敌人六个步兵师、三个山地轻骑兵师和一个坦克的一部对我前卫形成了一个钳子。在地面和空中展开了激烈的交战。那些天我在前沿，想起了春季争夺柳班接近地和在米亚斯内博尔附近的那些战斗。敌人向我军楔入地域不断地倾泄着炮弹。森林和沼泽地在燃烧，大地弥漫着刺鼻的浓烟。在几天之内，这场难以想象的炮兵。迫击炮和航空兵的搏斗使整个地段变成了千疮百孔的战场，布满了烧焦的弹坑。
　　我军利用夜间修筑防御工事，极力扼守在已到达的地区。但白天敌人以不停的轰炸将这些工事从地面上摧毁。到了夜间，我军战士们又将工事修复。这样持续了几昼夜。9 月27日，不得不命令小黑河以西的我军所有部队撤到河东岸。9 月28日，我后卫向法西斯兵团实施反冲击，以掩护退却，当天夜里部队开始渡河。我们怀着痛苦的心情撤离了这块被战争风暴蹂躏过的祖国土地。
　　那些天，在我军被敌人包围的地域出现了严重的情况。各部队和兵团混杂在一起，指挥时常遭到破坏。第2 突击集团军发来互相矛盾的报告。这使大本营找到借口来责备我们不了解部队在做些什么，对作战指挥不力。为了直接帮助组织军队的撤退，我来到近卫步兵第4 军指挥所，去找该军军长C ·B ·罗根斯基少将，他是在9 月初接替因作战失利而被撤职的加根将军的。指挥所在炮兵射界内。炮弹不停地落在军长掩蔽部的周围。在我到达那里不久，人们向我报告说，我的车子被击毁了。方面军司令部派来的第二辆车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我在该军的时候，大本营数次要我去接直通电话，当9 月30日我向大本营报告军队已撤离时，斯大林首先问我：
　　“为什么不来接直通电话？”
　　“我的两辆车子都被打坏了，”我回答说，“而最主要的，我担心如果我离开军指挥所，军司令部也会跟在我后面撤离。”
　　我从继续谈话中得知，大本营也不亚于我们担心小黑河战线的稳定性。
　　9 月29日拂晓，军队大部撤到了东岸。其余分队于9 月29日夜撤离。此后停止了积极的战斗行动。敌我双方大体上回到了原来的阵地上。炮兵互射和航空兵的互相空袭照样又继续了几天，但没有采取进攻行动。
　　涅瓦战役集群一直战斗到10月6 日。法西斯指挥部投入了不少兵力，想把渡过涅瓦河的我方部队赶下水去，但列宁格勒方面军的光荣的军人们扼守住了两块不大的登陆场。
　　锡尼亚维诺战役就这样结束了。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当时没有突破列宁格勒的封锁。但是，希特勒统帅部想以强攻拿下列宁的城市的企图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在德军头目看来，具有夺取沿海城市的丰富经验的曼施泰因集团军的兵团，在还没有投入夺取列宁格勒的战斗之前，就在锡尼亚维诺高地和附近的森林中被粉碎了。曼施泰因元帅不得不承认“谈不上很快会实施进攻”。德军被击毙和被俘约六万人，损失飞机二百六十架，坦克二百辆，火炮和迫击炮六百门。据俘虏供称，在大多数师中，一个连只剩下二十人。战俘们说：“宁可三次去塞瓦斯托波尔，也比留在这里强。”
　　这一下，法西斯德国统帅部开始严重关切和长时间地注意着西北方向上的情况了。敌人不仅不敢把这里的预备队调到其他方向，甚至不得不从西欧和东方战线的中部和南部抽调部队来加强“北方”集团军群。而这些部队对斯大林格勒城下的德国来说是极为需要的。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的积极进攻减轻了我军同敌军集团在伏尔加河上斗争的压力。
　　我在这里讲述的仅仅是1942年的战斗史诗中那些使我难以忘怀的篇章。这些篇章不光是叙述着我们的胜利。一是一，二是二。我想强调一下主要的，而主要的就在于，在那艰难的岁月。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比献身于消灭敌人的事业更神圣的义务了。当我回想起那些燃烧的时日在前线认识和共事的人们时，我可以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值行赞扬的。苏联军人舍生忘死，终于挺住了。在1942年的熊熊战火中，已经透出了我们的伟大事业必将胜利的曙光。它在高山之巅熠熠闪烁，而攀登上去却很艰险。我们咬紧牙关，互相鼓励着去攀登，越接近目的地，我们的步伐就越坚定。不过从现在起，前面还有三年的战争岁月。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5 22:54
　　突破封锁
　　请看地图。沃尔霍夫河沿岸巡礼。在列宁格勒会面。在一起工作。由突击集团执行。9 时30分开始。
　　沃尔霍夫河沿岸地区在地图上主要用两种颜色表示：绿色和蓝色，这符合当地的主要景观—河流和森林的色彩。看起来是很美的。实际上沃尔霍夫河及其支流是棕褐色的，从土黄色到深咖啡色。弹坑、窑洞和堑壕也具有相同的色调。但是，在沃尔霍夫河沿岸很少见到窑洞和堑壕，特别是秋季，连续下雨使土壤变得非常松软，到处是积水和泥泞。
　　炮兵受命构筑发射阵地。为完成此项任务，先要砍伐树木，在沼泽地上垫平炮床，然后用圆木铺设若干公里长的路面，以使火炮和弹药进入阵地。如果没有能力铺设圆木路面或时间不足，战士们便依次排开，组成一条独特的传送带，将弹药传递至前进发射阵地。最好的条件是利用马匹驮运。
　　1942年秋，在斯大林格勒展开了决定性的战斗。经过艰苦奋战，我军制止了法西斯的进攻，并于11月转入反复，最后取得辉煌胜利。
　　在伏尔加河上进行的会战中，投入了大量的统帅部预备队。为了突破敌人对列宁格勒的封锁，沃尔霍夫方面军在编组预备队时只能指望获得较少数量的补充。
　　我军将从哪里对敌人实施突击呢？再次从锡尼亚维诺？还是从丘多沃？或者，从南方远远地迂回敌人阵地，从诺夫哥罗德？
　　夜以继日地进行了侦查搜索。审讯了俘虏，研究了从敌军司令部缴获的文件，对游击队员提供的情报进行了综合。
　　在维谢拉河与沃尔霍夫河汇流处向西一点，有一座我军小型桥头工事，其南面沿二百五十米宽的河流两侧是诺夫哥罗德市。水中映出古老建筑的倒影。许多房屋带有不同形状的有雉堞的门窗。街道被敌人的堑壕拦腰斩断。敌人在钟楼上设立了机枪火力点和观察所。在城市附近高地的反斜面上，时而传来敌人地雷爆炸的声音。
　　如果由南向北推进，则四十米高的兹万科夫高地也是敌人防御体系中的一个重大支撑点。高地的顶部在最大的春汛中也不会被淹没。希特勒匪徒在高地上构筑了堡垒式的炮兵阵地，不分昼夜地向周围几公里范围内倾泻炮弹，恣意进行破坏射击。很遗憾，我们必须节省弹药，以进行决定性的战斗，要不然真想把这个堡垒变成敌人的坟墓。
　　在布多戈希至丘多沃的公路与沃尔霍夫河交叉点附近，有一个村庄叫格鲁济诺。敌人桥头工事的前沿正好经过该村。工事已被炮弹摧毁，但仍可做为敌空军的一个地标。敌机在这里转弯，由沃尔霍夫河转向莫斯科一列宁格勒铁路，飞向戈尔涅什诺和小维谢拉。德军上将林德曼曾命令第18集团军右翼部队，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格鲁济诺要塞。敌人每夜都用橡皮舟向河右岸运送援兵。我们对这一地段，就是在补给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吝惜弹药。我们的炮兵严厉地教训了侵略者，让他们牢牢记住这是谁家的土地。
　　早在1941年冬，我军便在沃尔霍夫河左岸奥斯库亚河河口与季戈达河河口之间，夺取了一块重要的登陆场。战线在这里通过一片覆盖着被暴风吹倒的树林的沼泽和许多像是俘动树林似的小岛，不铺路就不能通行。运输兵利用雨夜把沉重的子弹、炮弹和粮食送往阵地，返回时撤下伤员，雨停后将路面材料隐蔽在水下。这时人们就要在水中行走，有时水深齐腰，只好推着木筏，以免踏入弹坑，小心翼翼地绕过树椿、树丛和被掩没的铁丝网。
　　在对登陆场进行巩固和加强的同时，指挥部对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坚持战斗的战士们的生活十分关怀。严酷的自然条件也必须加以克服。在沼泽中打入木椿，木椿上固定木板，通常，这些木板在几天之后又将沉入水中，那时再从新铺好。在掩蔽部内架设了高板床，战士们睡在高板床上免受潮湿，也便于通过射孔进行射击。雨后则要爬上屋顶，掩蔽部变成了孤岛，苏联士兵就在这孤岛上忠实地执行着战斗勤务。
　　1942年10月6 日，锡尼亚维诺战役结束，这次战役为展开强大的冬季攻势创造了前提。冬季进攻的目的是利用一条可靠的走廓把大后方与围困的列宁格勒连接起来。这一任务将由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共同完成。伏罗希洛元帅和朱可夫大将负责协调两个方面军的行动。他们来到我方面军后，详细了解了情况。我和他们一起讨论了即将实施的战役，认为，如果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的行动能取得密切协同，战役就会获得成功。现在需要与Л·A ·戈沃罗夫会面，考虑到列宁格勒形势的复杂性，我们决定，戈沃罗夫最好留在原地，我到他那里会面。在得到大本营的许可后，我便即刻前往。
　　10月即将结束。我全神贯注地望着我所熟悉的、亲切的城市街道。曾几何时，这些街道还是那样的繁华，这里曾举行过阅兵庆典。如今却是空荡荡的，毫无生气。一股苦味涌上喉头，说不出后来。
　　“你们能有多少兵力参加即将进行的战役？”我问戈沃罗夫。
　　“我们可以实施对进突击，但也只能在距离列宁格勒较近的地方。我们兵力不足，不能实施深远的突击。”他答道。
　　问题已经明朗，突破封锁的位置只能选在拉多加湖附近。这对沃尔霍夫方面军来说，将是一项极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在不久前，在施吕瑟尔堡一锡尼亚维诺突出部刚刚进行过一次未达到预期结果的战斗。是否能把实施突击的地点稍向北移呢？紧靠着新拉多加运河方向，自从去年秋季德军第18集团军经姆加进至此地并在施吕瑟尔堡附近封闭封锁圈之后，这里一直没进行过战斗。由于敌人在这里构筑了特别坚固的工事，这一方向是最难攻的，然而却是距离最短的。为了实施突破，我们必须克服施吕瑟尔堡与利普卡之间宽十二公里的封锁带，或两个方面军各突破六公里。11月17日，列宁格勒方面军向大本营呈送了两个方面军以及舰队协同作战的计划设想。朱可夫是制定这份计划的主要参加者。
　　至于战役开始时间，为了调集大本营已答应给予的补充，即使以最快速度，也不会早于1943年1 月。如果在2 月开始行动，就比较从容。但是，列宁格勒又不能久等。我们商定了两个方面军会合的地区一通过第五工人新村和第一工人新村的铁路支线附近。
　　制定的计划规定，两个方面军实施对进突击，目的是粉碎拉多加湖以南的德军集团，在封锁圈最狭窄的地段突破敌人对列宁格勒的封锁。这次作战中，沃尔霍夫方面军将投入多数部队。这一作战计划立即送往大本营，大约过了一个月，计划被批准了。12月全月进行直接准备。1 月初我和戈沃罗夫还要再次会面，以磋商协同动作的各项细节。向两个方面军运送弹药和新技术兵器的工作已经开始。对列宁格勒人来说，在战役准备时节生命之路又将发挥巨大作用。12月中旬，拉多加湖已完全封冻，通过泽列涅茨岛的运输车队开始忙碌起来。
　　德军也预见到这条运输线将恢复通行，企图抢先将其截断，但在苏霍岛附近被击退，如果不考虑大量德国飞机的空装，这条冰上道路一直是畅通无阻的。这次突破封锁的战役代号为“火花”。
　　12月8 日，我们收到了大本营关于突破封锁的训令。在此之前，我方面军的领导成员有了某些变化。Л·з·梅赫利斯中将被任命为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M ·H ·沙罗欣中将任命为参谋长。新任参谋长对自己的职责完成得很好，精通业务。关于梅赫利斯，值得特别讲上几句。此人性情急燥，待人处事非常简单、直爽，并且要求别人也同样办理。他不具备在瞬息万变的战争情况中迅速改变对策的能力，如别人具有这种能力，按他对“适应情况”的理解，则认为是不能容许的。
　　1942年春，梅赫利斯曾是大本营派驻克里木方面军的代表。据悉，他在那里有负于对他的期望。看来他从克里木的失意中接受了某些教训。也许他认为，战术、战争艺术等问题不属于他的工作范围。不论是否如此，梅赫利斯在沃尔霍夫方面军主要是做政治工作和供应各种必需品的组织工作。应当公正地指出，为了准备“火花”战役，他做了许多工作。他为人诚实、勇敢，但偏于多疑和过分粗鲁。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他从不背着斯大林，斯大林了解这一点，因此信任他。如果梅赫利斯就某一件事写信给最高统帅，很快就能得到答复。有一次，各集团军都缺少枪背带，军需部门只好发一些；日布条做代用品。梅赫利斯写信报告了斯大林，第二天就用飞机运来了上等背带。还有一次，给方面军运来了好烟叶，以替换马合烟（劣质烟）。
　　我再举一例，这件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揭示梅赫利斯的某些性格特征。
　　大本营代表伏罗希洛夫元帅在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召见我和梅赫利斯。我们乘飞机前往。我感到极度疲乏，因为在此之前我已两、三个昼夜没有睡觉了，以至在刚进屋时没弄懂伏罗希洛夫对我提出的问题。记得我的回答也是含混不清的。伏罗希洛夫表示不满意。这时梅赫利斯插了进来，他开始急匆匆地回答大本营代表的问题，说话中还夹杂着侮辱性的词句。如果我们有三个人，伏罗希洛夫会立即指示梅赫利斯回到自己的岗位而不必插手此事。伏罗希洛夫并没有说谁的坏话，他也不喜欢别人以琐事麻烦“上级”。但是，当时在场的不只是我们这些人，就是说，总会有人把这不愉快的事报告给斯大林的。因此我建议梅赫利斯自己给最高统帅写一份过失报告。半小时后，梅赫利斯给我看了信稿，他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且认为，侮辱上级首长应予严惩。
　　总之，我们在进行着突破封锁的准备工作。在研究地图时，我曾痛心地指出，在居民点利普卡和梅什基诺之间的地段上，敌人构筑了极其坚固的工事。敌第18集团军所属部队占据的这个地段是一个强固的野战筑垒地域，筑有纵横交错的防步兵和防坦克障碍配系，连绵不断的布雷场，沿泥炭采掘场的深沟两侧还建有补充的工程设施。我军坦克和重型火炮很难接近。敌人的防线划分为五个抵抗枢纽部；利普卡，第八工人新村，科鲁格拉亚树林，盖托洛沃和托尔洛沃。大量的炮兵阵地和机枪阵地，密集的堑壕和布雷场，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和两道相当高的、覆盖着冰层的围墙，这就是沃尔霍夫方面军各部队将要实施进攻的地段。
　　以B ·3 罗曼诺夫斯基中将指挥的第2 突击集团军为基础，从其它集团军抽调了大量炮兵，再加上方面军预备队和大本营拨给我们的所有部队，组建了一个突击集团。德军在该地段上的兵力密度几乎达到他们条令规定数的两倍。而我军也保证了每公里正面平均有一百六十门火炮和迫击炮，这就构成了不同寻常的很大的火力密度。锡尼亚维诺的教训是有益的，它使我们特别注意了炮兵进攻。此外，在预备会议上及尔后的特别演习中，我们演练了炮兵和航空兵在进攻中的协调一致行动。为此，将方面军所属空军第14集团军（由空军少将N ·п·茹拉夫廖夫指挥）的几乎全部兵力用于方面军的右翼。
　　如把兵力用于对敌抵抗枢纽部实施正面攻击将是不明智的，但由于特定的地形条件，要想全部迂回过去也是不可能的。参谋长M ·H ·沙罗欣和他的助手们仔细地研究了敌人的阵地，以便最有成效地组织进攻，并且使我军消耗最小。战争的现实就是这样！当军事首长在计划战役时，他不仅知道战争中将会有人员的牺牲，而且还要估计到可能的消耗概数，因为你若不愿意进行这种计算，后来可能由于没充分估计某些因素而招致更大的损失。这是军事职业的一大特点。为了拯救千百万人的生命，我们要在战斗中投入几万人，而且知道要有几干人牺牲。这就是战争的逻辑。很遗憾，不能不计算未来的损失。但这并不是要使人成为无灵魂的机器。我对任何损失总是感到非常痛心。既使有人认为这是我固有的弱点，我也不得不在这里说上几句。
　　整个12月各部队都在紧张地进行着战役准备。开设了指挥人员训练班，进行了首长司令部演习。部队和分队在模拟即将攻击的敌防御枢纽部构筑的演练场上进行了操练。航空照片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根据这些资料，我们的军事工程人员很快造出了与敌人的冰墙、沼泽地永备火力点及各种野战工事相同的工事设施。兵团指挥员们很详细地研究了各兵种间协同动作的问题，我不上一次地检查了他们执行任务的准备情况。我们大家都吸取了锡尼亚维诺战役的教训。
　　1943年1 月初，我再次会见了戈沃罗夫。我们认真细致地研究了即将展开的作战行动，确定了会合地区。经商定，如果哪一个方面军的部队未能前出至指定地线，则另一个方面军的部队不应停止前进，而应当继续向前推进，直到会合为止。制定了在会师时不致发生误会的各种信号代号。确定了在会合后我方面军各师转向南方的方式，以便按照大本营的训令经锡尼亚维诺向莫伊卡河中游方向发展进攻。我与戈沃罗夫之间，几句话就能说明问题。
　　1 月11日以前，各部队一直停在原来阵地上。我禁止他们提前靠近出发地区，目的是荫蔽进攻企图，防止敌人侦察。直到1 月9 日夜，各兵团、部队和分队才占领了进攻出发地区。一昼夜后，我空军第14集团军开始对敌人后方实施密集突击。现在，德军第18集团军司令部当然已经明白我们将在哪里进攻，但在几个小时之内再想做任何改变己是不可能了。
　　1 月12日9 时30分，成吨的致命钢铁呼啸着投向法西斯的阵地。航空兵和炮兵火力准备持续了近两个小时，然后苏军各师猛然向前突击。几乎立刻就发现了敌人抵抗最激烈的地段一科鲁格拉亚树林，这一地区在锡尼亚维诺战役时就给我们召来过许多不愉快。整整一天这里都在近战，多次转化为肉搏战。法西斯匪徒几乎没有交枪投降的，他们坚持打完最后一发子弹，但这也无济干事。傍晚抵抗枢纽部被攻陷了。第327 师因战功卓著改称近卫第64师，从北面迂回了第七工人新村，向德军守备第207 师的集结地展开进攻。
　　1 月13日和14日，我命令第二梯队投入战斗，M ·H ·奥夫钦尼科夫少将的步兵第18师在坦克第98旅的支援下，突破了第五工人新村。与此同时，列宁格勒方面军的第136 师也从西面进至此地。被迂回的抵抗枢纽部利普卡和第八工人新村已被隔离，与外界断了联系。从姆加前来企图援救它们的新锐法西斯兵团也屡遭挫败。1月14 日，巩固既得阵地。还要努一把力，看，列宁格勒这座英雄城市已向沃尔霍夫方面军伸出了欢迎的手！总共还有两公里，越过这最艰难的两公里，我方面军就可在封锁圈上打开一个缺口。
　　1 月15—17日，两个方面军的官兵顽强奋战，与敌人争夺着每一寸土地，同时向两翼扩展敌人防御中的缺口，继续打通会合的走廓。向南推进很难。沿莫伊卡河方向进攻的我军遇到越来越强的抵抗和越来越难于克服的障碍。向北推进较为容易，因为这方面的德军被挤在苏军各师和拉多加湖之间，得不到援军。他们聚集在第一工人新村以北，形成一个突击拳头，目的是分割372 师的战斗队形并突向锡尼亚维诺。但我滑雪步兵第12旅沿拉多加湖冰面实施机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切断了这股敌人与利普卡的联系。此时第372 师在坦克第122 旅的支援下解放了第八工人新村。结果利普卡德军陷入绝境，128 师粉碎了敌军的抵抗。最后，近卫第64师和376 师突入锡尼亚维诺车站。
　　锡尼亚维诺，利普卡，第八工人新村等等，这些地名值得一提再提吗？值得！在这里我们度过了最紧张的战斗时日，走过了日夜思念着进入列宁格勒的几千米的路程，苏联军人在这里建立了功勋。有一个人扑向了敌人机枪的枪口，另一个拉响了手榴弹与几十个敌人同归于尽，第三个伤势还没有痊愈便离开卫生营奔赴战斗部队，第四个冒着敌人的炮火潜入敌占村庄，埋伏在村边家屋里连续打退敌分队的数次冲击，坚持到我方援军来。这就是我翻阅当时的方面军报所看到的，每一个版面上都闪耀着英雄主义的光辉。随军记者的笔不可能把所有的英雄事迹都记录下来，还有许多功绩未被反映在报刊上。
　　当时有一件事我不能不说。在我军突破敌人防御时，法西斯德军指挥部将新造的“虎”式重型坦克投入了战斗，这种坦克不久前曾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进行过试验，在这里是为了参加冲击列宁格勒。但是我们的步兵装甲爆破手破坏了坦克的潜望镜，把这个怪物给制住了。坦克乘员坚持不住跑掉了，丢下了一辆完好的坦克。法西斯匪徒用不间断的火力封锁着这辆坦克，甚至企图用反冲击将它夺回。后来我命令把“虎”式坦克运往我军的试验靶场，在那里研究了坦克装甲的强度，发现了它的弱点。我们的军事工业研制成新的、威力很大的炮弹和152 毫米自行火炮。1943年夏季，德军在库尔斯克弧形突出部以大量重型坦克发起密集冲击，并未使我军感到意外。沃尔霍夫方面军的装甲爆破手英雄们协助粉碎了法西斯的“堡垒”计划。
　　1 月18日，是我们两个方面军的胜利日，也是全红军乃至全苏联人民的伟大胜利节日。在最后一个中间防御地区（第一工人新村和第五工人新要附近），敌第18集团军从每个师抽调一个分队进行了加强。但是徒劳无益！沃尔霍夫方面军第18师从南面，列宁格勒方面军第372 师及列宁格勒的英雄保卫者们从北面突破了法西斯的封锁圈。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5 22:58
　　战地生涯
　　走廓在姆加通行受阻。依情况做出决定。在指挥所发生的一件事。胜利之路。与游击队员的友谊。国际主义的兄弟团结。浏览前线报纸。“虎”式坦克和沃尔霍夫人。维什涅夫斯基和莫尔恰诺夫。两人都应受奖。磨盘是怎样转起来的。粉碎敌人的日子临近了。
　　突破列宁格勒的封锁后，沃尔霍夫方面军在1943年的作战行动几乎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度过的。自1 月底至当年12月的大部分时间内，我方面军的多数部队部署在右翼盖托洛沃、米什基诺、沃罗诺沃地域内，实施了一系列局部作战行动，任务是：一，强化联结列宁格勒和沃尔霍夫河沿岸地区之走廓的南壁，防止敌人突破；二，进一步扩展走廓，以巩固与列宁格勒和波罗的海的联系，改善供应并为下一步进攻行动作准备。由于走廓的北边是拉多加湖湖岸，要扩展通向涅瓦河的道路只有从另一面向南发展。这就是说，首先要夺取米什基诺一姆加—托斯纳河口的一段铁路。敌人也绝不愿放弃对列宁格勒的全面封锁，千方百计企图保住姆加地区。
　　结果，托斯诺、克尔科洛沃、米哈伊洛夫斯基镇、托尔托洛沃地段便成了艰苦的阵地战战场。在敌人对列宁格勒的包围圈上打开一道缺口，这是当时赋予我们两个方面军的任务，这一任务也被苏军战士们完成了。这样，红军最高统帅部便有可能将军队用于继续歼灭斯大林格勒以西被围之敌军，彻底解放北高加索和粉碎顿河上游的敌人。然后便可解放乌克兰，向西北方向和中央方向展开强大的突击。
　　情况使本大营把主要后备兵力派往南方和中部地区。因此，最高统帅部给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下达任务时，要求我们务必守住通往列宁格勒的走廓。在近十二个月里，我们这两个相邻作战的方面军，在姆加车站方向进行的战斗时紧时松。同时还在另外几个地段展开了辅助行动。这一切都为尔后向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展开猛攻创造了前提。然而这一前提的取得，是在争夺一个个山丘，沼泽岸，树林、河口，不大的登陆场等等的持久而艰苦的战斗中实现的。
　　在冬季争夺姆加的战斗中，发生了一件令人难忘的事。突破敌人对列宁格勒的封锁后，第54集团军进行了一次战役，其目的是制止敌人在姆加附近组成强大集团以企图消除我在拉多湖以南刚刚建立的走廓的行动。集团军向丘多沃实施突击，把突向施吕瑟尔堡的德军吸引过来，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大本营代表伏罗希洛夫前去了解该地区情况，我陪同前往。当时我们正在楔入敌人部署的一个师指挥所内。突然，响起了射击声。我们走出窑洞看了究竟，原来是敌人一股由冲锋枪手组成的登陆兵在自行火炮支援下冲了过来，包围了指挥所。我们还有可能冲出去，与自己人会合，但为了对本大营代表的安全负责，我不能冒险。我打电话与近卫坦克第7 旅联系，要他们派出坦克前来救援。旅长报告说，全部坦克都已派出执行任务，手边只有一个不满员的坦克排。
　　没有办法，在坦克没有到来之前，只能以现有兵力在指挥所周围组织环形防御。几个通信兵和警卫人员展开成稀疏的散兵线，用自动枪射击。坚持了十五分钟，我们的坦克来了。战士们立刻跟在坦克后面投入冲击。敌人被击溃，后退约一公里。随后赶来的步兵消灭了突入的这股敌人。当射击停止后，一个满身烟尘的坦克手进入掩蔽部报告：
　　“大将同志，您的命令执行完毕。突入之敌已被击退！”
　　伏罗希洛夫看了看坦克手，大声喊道：
　　“基里尔·阿法纳西那维奇，这不是你的儿子吗！”
　　伏罗希洛夫还是在战前见过我的儿子，现在立刻认出了他。弗拉基米尔·梅列茨科夫中尉在近卫坦克第7 旅任坦克排排长。当我给坦克旅打电话则，他正好回到旅长的身边，就被派来援救我们。
　　我和儿子不能常常见面，但我一直注视着他。我听说他模范地执行了战斗勤务。我承认，我也和其他做父亲的人一样，当自己的儿子在前线与敌人撕杀时，总不免要为他们担惊受怕。但当时要尽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记得，当伏罗希罗夫问我：“他是你唯一的儿子吗？”我回答说：“这里的战士都是我的孩子。”但我内心在为儿子自豪，他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忠城地为祖国服务着。他在前线入了党，我和我的妻子听到这一消息都非常高兴。
　　我的妻子叶夫多基娅·彼得罗夫哪也在方面军内工作。她和其他医务工作者一起，受军事委员会的委托检查各医院的工作情况。任务是发现为伤员服务和医疗中的困难和不足，消除各种缺点和帮助医生解决问题。叶夫多基娅·彼得罗夫娜自1942年1 月起至战争结束，除短暂间隔外，一直在方面军内工作。
　　1943年1 月底，当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的各兵团已转向南方，沿锡尼亚维诺一线占领阵地时，在其后方便展开了紧张的工作：在锡尼亚维诺以北的走廓上开始建造一条通往列宁格勒的铁路。铁道旅紧跟在进攻部队的后面向前推进，他们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援，后来两个方面军也抽出一些部队参加筑路工程。这一条胜利之路对拉多加湖上的生命之路是绝好的补充。
　　新干线从纳济亚和汉德罗沃两村之间的会让站开始，从这里向西北伸出一条支线至第四工人新村，然后穿过第一工人新村、第二工人新村、第三工人新村，抵达施吕瑟尔堡的南郊。这里，在涅瓦河上架一座临时的冰上木桩桥，与黑列奇卡至莫罗佐夫镇的支线接轨。2 月2 日，修路轨道车装好了最后一对铁轨，通过了试行列车，四天后，一长列货车通过了三十六公里长的线路。胜利之路正式通车，这是两周英雄主义劳动的成果。
　　与铁路并行的还有公路，也是列宁格勒地区的重要补给线。这座在涅瓦河边的城市的劳动者们，在经历了各种艰苦考验之后，正以加倍的努力增加生产。1943年冬季，他们增产了许多军事技术装备和各种工业品。现在从沃伊博卡洛转向拉夫罗沃，再向拉多加湖岸的列车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列车不必转运，经日哈列沃、施吕瑟尔堡、弗谢沃洛日斯基直达列宁格勒往返。
　　法西斯的空军很快就发现了新建的铁路线和线上的运输情况。开始了不间断的轰炸和炮击。有些地段敌人的炮兵发射阵地距铁路只不过几公里。几乎没有一天铁路不被破坏。修理人员从不离开铁路。在很长时间内，修建队不停顿地往返行驶在线路上，在敌人的炮火下，在冰雪中，后来又在泥泞沼泽中一而再、再而三地修复铁路。
　　三个月后，又建成了一段十八公里长的新路，可避开最危险的地段。这一条路是怎样保住的呢？只有工程师才知道。当列车行驶在低洼路段时，车轮泡在水里，像古老的轮船一样。
　　对胜利之路构成特别危胁的是敌人设在姆加突出部的炮兵阵地。敌人在姆加附近的铁路上摆了几辆平板车，车上装有远射程火炮，定期向新路轨实施射击。当时我们两个方面军也装备了大口径火炮，这些火炮是从波罗的海舰队的舰上拆下来的舰炮。经过几次强大的火力急袭之后，法西斯的火炮便默不做声了。
　　拉多加湖区舰队也展开了积极行动。该区舰队仍和以往一样保障着沃尔霍夫方面军、列宁格勒方面军和独立第7 集团军的侧翼。此外，在1943年春季它还担负了转运西北部江河轮船运输的大部分货物的任务。但在夏季涅瓦河大桥已被修复，铁路也能顺利执行任务。从而腾出了一部分快艇和军用单桅帆船。鉴于秋汛将至和柳班以北沼泽地上的沃尔霍夫方面军的各兵团补给困难，我们决定将这些船只利用起来。我与拉多加湖区舰队司令B ·C ·切罗科夫海军少将达成协议并经大本营批准，在几乎是连绵不断的秋雨季节，区舰队吃水深的船只沿沃尔霍夫河各支流给各兵团的阵地运送了千百吨粮食和弹药。
　　在已突破封锁的地区和与之相邻的地段，展开了紧张的经济建设活动。沃尔霍夫河水电站正逐步恢复，已修复的几个机组在1943年发出的电力全部供给了列宁格勒。从事城市恢复工作的人们在原先敌人肆虐最凶的地方下的功夫最大，到处是废墟和瓦砾场。对被解放地区的居民来说，除了游击队和地下党政机关外，我们军队就是他们见到的第一批地方苏维埃政权的代表，人们都要求苏军官兵给予帮助。沃尔霍夫方面军的后勤主任д·п·格拉乔夫军需少将和各集团军、各军和各师军需部门的工作人员对苏联公民的要求都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把自己的粮食分给他们，虽然自己也并不富裕。有的时候，军粮仓库被发放一空，但我仍然支持军需人员的做法。红军后勤主任A ·B ·赫鲁廖夫曾多次支援我们。他能够得到最高统帅的允许，给各方面军发放各种物品，有些物品是我们所想不到的。斯大林很注意听取赫鲁廖夫的请求和建议。赫理廖夫有一个专用的文件夹。有好多次，在办完例行公事后，斯大林对他说：“现在看看您的专用文件夹吧！”赫鲁廖夫并没有滥用自己的权力。
　　我高兴的是，赫鲁廖夫与格拉乔夫之间的关系极好，个人交往在任何时候，或几乎任何时候都不会妨碍办事。赫鲁廖很重视格拉乔夫的订货，他认为，格拉乔夫是不会随便提出请求的。这就改善和加速了处于困难条件下的沃尔霍夫方面军的供应情况。格拉乔夫在战前曾是森森工业人民委员部的负责工作人员，他有很好的组织能力和经济管理能力。这些能力使他很适应在芬兰战局作战的集团军的后勤组织工作。在沃尔霍夫方面军，格拉乔夫是第4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后来晋升为方面军后勤主任。他不仅要负责军队供应问题，也关心着满足前线地区和靠近前线地区居民的需要。
　　总的说来，有关军需人员在从占领者手中解放出来的地区进行的组织工作和供应工作，在出版物中描述甚少，必须大力加强。赶走占领者以后，在被敌人洗劫一空的地区必须解决成千上万人的饥饿问题。这一问题需要做专题叙述。不仅这一问题，还有列宁格勒州的游击队员，他们给我方面军各部队的支援是很大的。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5 22:59
　　1943年初，当我们两个方面军在姆加方向展开战斗行动时，在列宁格勒州已有几万名游击队员。大部分游击队员编入四个旅和一个团。它们与区党委保持经常的联系，各区党委则与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党委保持联系。这支分散活动的游击大军在敌后是一支很重要的力量。1943年秋，占领军决定将列宁格勒州占领区的居民全部撤走，但是，游击队员不仅破坏了他们的恶毒图谋，而且发动了一系列相互协同的攻击，在正规军到来之前，便在许多地方恢复了苏维埃政权。
　　游击队员向沃尔霍夫方面军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情报。在方面军进行重大战役时，游击队的作用就更大了。破坏铁路，颠覆军运列车，袭击机场等等行动，对敌人的打击十分有效，特别是在前线展开重大行动时，更是如此。不过，我们与游击队员协同动作不太容易，主要的困难是与游击队不能随时保持联系。但是，我方面军各部队与游击队的行动协调还是不错的。为此我们首先要感谢军事委员会委员T ·Ф·什特科夫，他与人民复仇者建立了最好的联系。从前，什特科夫曾任列宁格勒州党委书记，在州里人们都认识他，他也认识很多人，这对他的工作带来很大方便。
　　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还通过无线电，或派出通讯员与游击队保持联系，给他们送去报纸，其中包括在沃尔霍夫方面军后方赫沃伊纳亚车站专为游击队编印的《列宁格勒游击队员报》。
　　军事委员会委员A ·N ·扎波罗热茨、л·з·梅赫利斯T ·Ф·什特科夫负责许多工作，首先是军队的政治教育工作。我不想详细叙述他们的工作情况，因为那是一个专门的题目。我只想谈一谈对非俄罗斯族战士的政治教育工作，在我方面军各部队中非俄罗斯族的战士为数不少。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靴靶人、阿塞拜疆人和其他民族的代表与俄罗斯人一起英勇抗击着法西斯侵略者。每一个分队就是一个友好的战斗的大家庭。但有许多战士俄语讲得很差，而有些人则完全不懂俄语。根据军事委员会的建议，在分队内部把不懂语的战士分别编成民族小组，由懂该民族语言的军官领导。这样一来，宣传鼓动工作就开展起来，并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战士们的前线生活情况和战斗功绩被广泛刊载在方面军和各集团军的报纸上。在专门报导非俄罗斯族战士的战斗生活的《方面军真理报》（我方面军的报纸）常驻通讯员当中，乌兹别克族的M ·海托夫大尉是最积极的一个。
　　应当特别讲一下《方面军真理报》的问题。从总的方面讲，这份报纸在教育军人方面，在动员军人战胜敌人方面曾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它不仅有成绩，也有失误。1943年2 月以前，报纸的编辑是K ·п·巴甫洛夫。后来换成Б·П·巴甫洛夫。可笑的是，有些读者没能搞清此事，结果从莫斯科有人给方面军政治部主任K ·Ф·卡拉什尼科夫打来电话问道：难道报纸编辑就那样容忍错字吗？甚至连自己名字的大写字母搞错了都没有注意到吗？
　　大约过了一个月，红军总政治部主任A ·C ·谢尔巴科夫中将召开了一次会议，研究各方面军报纸的工作问题。他在讲话中指出了《方面军真理报》的许多缺点。例如，报纸出版后第五天才到达部队，在突破敌人对列宁格勒的封锁时期报纸上没有刊载进攻战斗的材料。建议方面军军事委员会（T ·Ф·什特科夫）和政治部（K·Ф·卡拉什尼科夫）认真抓一抓自己的报纸。迅速采取了措施。不久，《方面军真理报》便做到了在出版当天送到部队。它与列宁格勒方面军的《保卫祖国报》及《列宁格勒真理报》的联系也大大加强了。各编辑部之间开始进行新闻和主题版面的交流活动。
　　作家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亚历山大·恰科夫斯基、弗谢沃洛德·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帕维尔·舒宾、亚历山大·吉托维奇、阿纳托利·奇维利欣等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描述诺夫哥罗德沼泽地战斗、米亚斯诺伊博尔战斗和锡尼亚维诺战斗的诗歌被印成活页形式，由各集团军政治处在部队中散发。
　　报纸新任编辑B ·п·巴甫洛夫中校在改进方面军报的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鲍里斯·波塔诺维奇早先曾是“红色普提洛夫人”工厂的铣工，毕业于优秀的共青团学校，后来又在新闻记者专科学校毕业。我与他认识是在1939年，当时他在第14集团军《北方哨兵报》任编辑。后来，在沃尔霍夫方面军撤销后，Б·П·巴甫洛夫任卡累利阿方面军报编辑，再以后是远东第1 方面军报编辑，就是说直到战争结束，我们一直在一起。
　　1943年7 月，红军总政治部召开了全苏各方面军和集团军报纸编辑会议。会上沃尔霍夫方面军的报纸作为办得好的报纸受到表扬。编辑Б·П·巴甫洛夫在会上做了报告。
　　《方面军真理报》的报名在沃尔霍夫方面军撤销后转给了另一个解放波罗的海地区的方面军。有趣的是，它的新编辑又是K ·п·巴甫洛夫。
　　各方面军、集团军、军和师的报纸编辑部的工作条件都很困难。我多次看到军事记者们在林间空地的某一边缘宿营的情况。打字机架在箱子上，打字员跪着打字。从前沿回来的记者蹲着向打字员口授新闻稿。旁边的台架上装着盛铅字的排字盘，年轻人在那里为下一期报纸捡字。地上插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编辑部”几个字。刚印出来还散发着油墨味的报纸很快就送往各部队和分队。
　　我们尽量给报社创造便于工作的条件，好让他们那生动热情的话语迅速飞向每个战士的心田。
　　1941-1942 年冬季战局的经验表明，在进攻过程中我军需要有机动能力好和威力强大的随伴火炮。在第二个冬季战局之前，已取得了使用试验自行火炮的成功经验，决定进行大规模使用的检验。1943年1 月底，沃尔霍夫方面军成为首批大规模使用新武器的部队之一：两个自行火炮团伴随步兵和坦克在复杂的地形上对难以接近的敌阵地实施冲击获得成功。
　　同时，这次运用自行火炮的战役还有它自己的意义。它既保障了列宁格勒走廊不受侵犯，又牵制了德军兵力，减轻了其它方面军的压力。这一点具有特别重要的实际意义，因为大本营预定在1943年冬季展开五个方面军（中央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西方面军、加里宁方面军和西北方面军）的协同行动。斯大林已将此事通报给我们。前三个方面军将通过奥廖尔和布良斯克前出至斯摩棱斯克。在此之后，第4 个方面军与第3 个方面军一起，对被从后方截断的敌维亚兹马—勒热夫集团实施突击。这一突击的胜利，使第5 个方面军即西北方面军得以消除敌杰米扬斯克基地，并前出至沃尔霍方面军当面之敌的后方。布良斯克方面军行动的时间只比西北方面军早三天。
　　我很喜欢大本营的作战企图，因而很注意观察战役的进程。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执行任务最彻底。布良斯克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取得的战果最大。西北方面军虽于2 月15日开始进攻，但其发展极其缓慢。这点最使我们感到遗憾，因为西北方面军是我们的友邻部队。法西斯德军从杰米扬斯克基地逃脱，保存了实力并在新的地区固守。最可悲的是西北方面军未能前出至德第18集团军的后方，并对屈希勒尔元帅的“北方”集团军群实施突击。结果沃尔霍夫方面军只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从东向姆加进攻。德军所能利用的总战役空间缩小了，但是他的防御密度大大增加了。后来，道路变得十分泥泞，西北方面军原定从南面迂回伊尔门湖南前往卢加的部队留在原地未动。尽管，列宁格勒方面军支援了我们。
　　我方面军各部队遇到了敌人稳固的防御。德军的人员配备是超额的，军事工程设施也很坚固，大大超过我们在1 月份突破的防线。为了避免人员消耗，我们减慢了攻击速度，等待西北方面军突击敌屈希勒尔部队的后方，但未能等到预期的结果。大本营在3 月份数次推迟上述部队的进攻期限，后来得知计划已经改变。综合上述情况，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在当时苏军已取得重大胜利，但在现代战争的指挥艺术方面，我们的军事首长还要学习很多东西。
　　如前所述，我们部队首先遇到了敌人的“虎”式坦克。这也是德军最早几次使用“虎”式坦克中的一次，沃尔霍夫方面军的官兵们在法西斯的新式武器面前没有动摇。但是新式武器引起了不少的忙乱和议论。大本营对我们的报告很重视。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说我们的反坦克炮现在已不是都能击毁敌新式坦克，这就是说，需要紧急改变军工厂的生产计划：设计师应提出新型火炮和炮弹的定货；开始进行生产过程的改造；然后生产新的产品。由此又将引起几十个别的问题。因而，不仅后方，前线部队也要很快适应情况，改变战术，学会打“虎”式坦克。正因为这样，这个问题才被提到最高一级进行讨论，会后成立了专门的政府委员会，以制定全面的，涉及前线和后方的各种措施。我们的机断措施是很适当的。大家知道，无论是“虎”式坦克、“费迪南”式自行火炮，还是“豹”式坦克，不仅不能挽救法西斯的灭亡，而且对德军在前线的行动也没有给予多少实质性的加强。另一方面，我军后方在1943年内给前线运来大量的战斗技术装备，使这一年成为取得根本性转折的一年。
　　然而，应当指出，“虎”式坦克出现后，我军在前线的伤员突然增加了。这是因为我们的战士未能立即适应与敌新式武器作战的情况。但是医务工作者有效地执行了自己的职责。绝大多数伤员都返回了前线，这也说明我们的军医、医助、护士和战场急救系统的工作是行之有效的。不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只要有熟练的医疗勤务，就永远能保持良好的秩序。我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
　　前沿和第一梯队地幅内的医疗保障勤务由军队后方地域的医生负责。护士负责战场急救和运送伤员至营救护所。在营救护所内，伤员可得到医助的先期救护，然后被转送至团救护所。在这里给予初步医疗救护，然后在师救护所和野战流动医院实行优良的医疗救护。再往后便是集团军后方地域管辖的范围。在那里有各种医院，伤员可得到专科医疗救护。最后，在方面军后方地域内，可通过后送医院体系得到医疗救护。看得出来，这一幅要图并不简单。图上有很多环节。通常，这里不允许有官僚主义和任何拖拉。如果要求在组织上绕过某一环节，则在越过它时应尽量不发生混乱。苏联医务人员的光辉劳动使千万个战士保全了生命。
　　在组织方面军的卫生勤务中，许多军医建立了巨大的功绩。我想在这里举出两位著名的军医代表：方面军外科主任医师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维什涅夫斯基和方面军内科主任医师尼占拉·谢苗诺维奇·莫尔恰诺夫。
　　我国著名外科医师亚历山大·瓦西里那维奇·维什涅夫斯基的儿子和学生，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医务上将，医学科学院正式院士，一系列奖金获得者A ·A ·维什涅夫斯基早在哈勒哈河战役时期就开始从事军医工作，参加过芬兰战局和后来的伟大卫国战争。
　　他在以分阶段治疗和按级后送体系为基础组织伤员救护工作中作出了很大贡献，我们方面军很感激他。维什涅夫斯基总是尽量使外科救护靠近交战地点。伤员从战场上撤下来可迅速后送。在前线广泛采用了输血，服用抗休克药及按维什涅夫斯基的方法实行奴弗卡因封闭治疗。
　　维什涅夫斯基和他的同事们一样，成功地进行过许多次极复杂的手术。尤其重要的是，不论战场形势如何困难，维什涅夫斯基总是坚持把一切有用的，在战斗条件下从事医疗实践的珍贵材料记录下来，并在方面军医生会议上作报告交流经验。后来我们曾出版了一本《沃尔霍夫方面军外科医生会议论文集》，书中总结了方面军部队秋冬季节在森林沼泽地形及在近似阵地战的条件下行动时组织医疗卫生保障的经验。方面军卫生部还出版了维什涅夫斯基著的《野战外科医生笔记》。这本书用的纸张很粗糙，也不厚，总共不过百十页，但它对野战外科医生们却很有益处。这本书恰好在彻底解除列宁格勒封锁的前夕问世。
　　医学科学博士、教授尼古拉·谢苗诺维奇·莫尔恰诺夫原为第54集团军主任内科医师，后升任方面军内科主任医师。莫尔恰诺夫集中精力致力于消除方面军地带内伤员和居民中发生的、平时不常见的那些疾病。他还担负着对多数干部的训练工作，因为方面军配备的几乎都是普通医生，不是军医，不懂军事医学。在他的领导下，组织实施了各种防病措施。1941年11—12月，我方面军最先组建了内科野战流动医院。1942年1 月以后，其它方面军也组建了这样的医院。以莫尔恰诺夫为首的医生小组集体写出了文章，论述一个新的军事医学分支—伤员疾病。这些成果曾在沃尔霍夫方面军的三种医学论文集内发表，并在卡累利阿方面军的三种刊物上转载。战后，这些文章均被收录在莫尔恰诺夫主编的二十九卷集《伟大卫国战争的苏联医学经验》中。由于内科医生的努力，我
　　们沃尔霍夫方面军、卡累利呵方面军和远东第1 方面军几乎从未发生过传染病。
　　1956年，维什涅夫斯基升任苏军总外科医师，莫尔恰诺夫升任苏军总内科医师。
　　自然，每个人都清楚，战争中有许多痛苦和不幸。但是生话就是生活。我们的战地生活也不仅仅是战斗，也有不少有趣味的事。现在我讲这样一件事。
　　在攻打姆加的初期，有一件事使我终生难忘。我接到一份令人高兴的报告，在米什基地域攻克了敌人一个制高点。在主要是平原沼泽地形上，而且是在阵地战中，夺得一个高地是很难的。我问，在作战中哪个团表现突出？他们报告了团的番号，同时又补充说，攻打高地的只是一个营。
　　高地上长满了树木，汽车难于通行。我乘坦克前去看望我们的英雄战士并查看被攻占的敌防御枢纽部。军队就是军队，当我来到高地，还没有走出坦克，就有几个士兵跑去向他们的直接首长和同志们通告：方面军司令员来了！当我走到分队驻地，小伙子们已经搞得“井然有序”，到处设了岗哨频频施礼，没有任何人闲散游荡，战士们仪表端庄服饰整洁。我想，既然他们有一种模范执行勤务的愿望，那就表明一切正常。我们可以稳固占领高地。
　　我们巡视被步兵营占领的敌人筑垒工事。剽悍的光荣营营长和对自己部下的胜利深表满意的团长与我并肩而行，我们在林中缓缓前进。突然，前边传来高声的喊叫声，有人在骂自己的同志，但没有指名道姓。我们互相看了一眼。这时喊叫的人从树林里走了出来，看到我们便向一旁躲去。我叫住了他，是一位上等兵。
　　“怎么回事？”
　　他作了自我介绍后报告说：
　　“我们机枪班有一名士兵去取弹药没有回来，我想这个该死的准是在森林中迷路了。叫他的姓有危险，碰上同姓的首长就麻烦了。我的声音他熟悉，一公里以外就能听到，所以我就给他发出了‘呼号’。”
　　我向营长问起了这位上等兵。营长对自己的部属赞扬备至，并特别强调他在最近一次战斗中作战很勇敢。我问对上等兵有无奖赏，回答说，还没来得及申报，但根据他的表现，至少也要授一枚勋章。我说就授他一枚红旗勋章。但这位威武的战士却推辞不受，后来他解释说，他和他的助手已并肩战斗了一年半，所有的成绩都是共同取得的，对他个人最好什么奖赏也别给。
　　我问他的战斗伙伴在哪儿，那人也被叫来了。营长做证说，确实，两个人谁也不差。他们两个，一个来自挞靶共和国，另一个是俄罗斯族，早在提赫文他们就一起战斗，后来又强渡沃尔霍夫河，突破敌人对列宁格勒的封锁。团长狡猾地微微眯缝着眼睛望着将军，等待着上级对此事的定夺。大将满心喜悦，先是责备团长没在规定的时间内为有功的战士申请奖赏，然后又故作严厉的警告那位战士不该把骂人话作‘呼号’，最后两个战士每人授予一枚勋章。是啊，这是一个好日子，可说是一个很好的日子！我情绪饱满地回到了指挥所。直到今天，我还记得这一天。
　　1943年4 月，这是沃尔霍夫方面军前线沉寂的一个月份。双方都在等待着泥泞季节过去，都在一步步地准备着新的战斗。有时进行一些侦察搜索活动。特等射手很活跃。多数读者都习惯于这样的概念，即特等射手就是利用个人武器进行精确射击的人。这样的人在我方面军内数量不少。但战斗实践还造就了另一种类型的特等射手。我讲的是炮兵和迫击炮兵的待等射手。优秀的炮手班甚至整个炮兵连获得了向目标实施单个射击的权力。有时能看到这样的情况，坐在观察所内的迫击炮排排长在顽强地猎捕敌人的单个士兵。当这种情况蔓延起来，随便什么人想干就干的时候，我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训斥，要求他们不要白白浪费炮弹和迫击炮弹，不要暴露自己的发射阵地。但是，对于个别公认的优秀炮兵射手进行的瞄准射击还是竭力给予鼓励，我认为，这种射击除能杀伤敌人外，还能给敌人带来心理上的损失。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5 22:59
　　1943年5 月中旬至7 月中旬这一段时间，被称作“磨面机”留在我的记忆中。这一名称的意义需要特别说明，因为它不是正式的名称。事情是这样的，我每天都在思索着夏季战局的性质。我很清楚，红军将展开强大的攻势，而德军将被迫实行防御，不仅是冬季。夏季也不得不采取守势。沃尔霍夫方面军将扮演什么角色呢？常有这样的情况，最高统帅可能询问我的看法，然后再定下最后决心。我的看法是由一系列附带情况决定的，这些情况必须加以考虑。
　　首先是侦察情况，5 月上半月侦察发现，敌人向姆加方面开来满载援兵和技术装备的军用列车，在靠近前线的机场上集结了近程飞机，在其防御地带内普遍加强了工事。这说明，德军在聚集兵力，或是企图恢复对列宁格勒的封锁，或是为了打退我军对姆加的进攻（这是它最担心的）。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德军“北方”集团军群都需要增援。
　　沃尔霍夫方面军的情况怎样呢？我们补充了在紧张的冬季战局中遭受的损失，但也仅此而已。未能达成在进攻条件下所必须的～点兵力优势。我在大本营和总参谋部了解到，我们在近期内所能得到的人员补充也没有许多。开战两年来国家遭到损失是巨大的，我们有许多战士阵亡了，许多苏联人流落在法西斯暂时占领区内。我们的工业情况稍好些，它已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他们肯定地答应我很快就要更换那些已磨损的武器，特别是火炮和迫击炮，弹药可充分供应，其数字使我高兴得感到惊讶。
　　同时大本营给沃尔霍夫方面军下达了以下任务：细致准备强击并突破敌人防御，随后向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推进；粉碎敌人再次对列宁格勒封锁的任何企图；尽可能多地牵制南方的敌人兵团。
　　列宁格勒方面军的情况怎样呢？据我所知他们目前还无能力进行积的战斗行动，为新的大规模战役做好准备，大约需要两个月。
　　在所有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我产生了下面的想法。为了制止敌人对拉多加湖我军的突击，必须怎么办？要适时进行反突击。为了准备我军的进攻，应当怎么办？要削弱敌人的防御。如果战役在方面军左翼展开，又怎样才能把敌人的注意力从那里吸引开呢？当然是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右翼。怎样才能把其它方面军那里的敌人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呢？只有在自己这里消灭敌人的兵团。最后一点，怎样才能既保存自己的兵力，又能完成所有这些任务呢？必须大量使用航空兵和炮兵。
　　当然，这还仅仅是意图，还需要进行细致的研究，思考并制定一整套大量使用炮兵和航空兵的具体施施，要让敌人对我们进行的炮兵火力急袭和航空兵火力急袭感到很不习惯，让他认为这是一次方面军战役或地区性战役的开始。在给方面军司令部、司令部作战部及各兵种主任分配任务时，我把这个计划概括为“在敌我双方稳固防御的条件下实施的持久性炮兵和航空兵进攻。”有一次在交谈中一位军官把这个计划戏称为“磨面机”。很多人都喜欢这个叫法，就沿用下来了。在这一计划的制定和实行过程中，应该说，方面军炮兵主任г·E ·杰格佳廖夫将军和空军第14集团军司令и·п·茹拉夫廖夫将军起了主要的作用。
　　就这样“磨面机”的磨盘便开始转动起来了。从侦察中得知，德国法西斯把靠近前线地区的和平居民几乎全部赶走了，其余的也已逃入森林。因此我们在向敌人开火时不必顾虑误伤自己人。我们在一个地点实施猛烈的火力准备，德军指挥部迅速向这里调来援军以击退我们的冲击。我们把火力从敌人防御第一线转移至第二线，德军士兵立即爬出掩蔽部，奔向火炮和机枪，准备迎击我军。但并没有人进攻，四小时后又来一次火力急袭。然后火力又向前延伸，并且再次回射。后来这一地点的火力准备停止了，但立即开始了对另一地点的火力准备。很明显，敌人得出结论，认为第一个攻击点是假的，第二个才是真的。他们又把援军调到新的地段，一切又重复一遍。有时不进行火力准备，苏军伪装集中大量兵力，对第三点实施冲击，他们前进至指定地线便卧倒不动，实际冲击的却是我们的航空兵和炮兵。
　　我们想了许多不同的套路，几乎每次都获得了成功。方面军各部队和兵团时而挑逗敌人进行反冲击，时而与敌人进行对射，时而佯动进攻，时而由炮兵和航空兵向侵略者倾泻成百吨致命的钢铁。两个月来我们始终掌握着主动。我们用炮兵和航空兵交战的绳索捆住了希特勒军队，消灭了敌人数百门（挺）火炮和机枪、几十架飞机，数千名官兵，而自己的人员损失微乎其微。被俘的德军军官讲述了敌第18集团军司令部里发生的混乱和野战部队指挥官们抱怨的“姆加无底洞”。
　　直到7 月初，敌人指挥部根据自己的作为得失，才弄明白了已发生的问题的实质。开始把受到我炮兵突击的部队后撤到炮兵火力达不到的阵地上。为了不使我们知道此事，法西斯军队对自己的行动采取了细致的伪装，在前沿阵地上一直设置着屏护队。轮班更换的屏护队士兵接到命令要死守阵地。命令的目的是让屏护队先挡住进攻的苏军部队，以争取时间派主要兵力去突破地点。为了迅速实现军队的调动，德军在姆加地区铺设了密集的专用线路网。
　　“磨面机”的效能降低了。开始我们想再次运用以往行之有效的作法，把它恢复起来。但是从空中侦察获得的某些情报使我们改变了意图。在研究航空照片材料时，我们注意到照片上某些专用线路的奇特性质，有一些专用线按其位置、走向和长度与敌人目前在防御地带内选定的战术，即把部队从炮兵突击区内撤出的意图是相差很远的。这里是否还隐藏着别的名堂？敌人会不会正在准备一次大规模战役，例如企图向拉多加湖突破并重新封锁列宁格勒？这问题需尽快查证。查证工作难以进行，因为在姆加地区差不多完全没有我们的居民，也没有游击队。但是，如果等待游击运动中央司令部抽调合适的游击小组前来，已经来不及了。根据我的指示，方面军侦察处采取了各种措施，包括向敌人后方派遣袭击侦察组，空投侦察空降兵，拍摄组合航空照片，在特别侦察搜索时有选择地捕捉俘虏，地面目力观察和声测以及其它措施。航空兵的任务是集中瞄准轰炸敌人的铁路列车，揭露和记录列车装载的内容。最后，通过列宁格勒与拉多加湖游击队恢复了联系。
　　很快就搞清了情况，我们没有自白担心。敌“北方”集团军群在考虑了各方面情况之后，调集了兵力，企图重新封锁列宁格勒。我立即与大本营取得联系，列宁格勒方面军也把情况报告了大本营。此时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进行的大规模交战已经展开，苏军在英勇防御之后正在准备转入反攻。西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中央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草原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必须狠狠打击侵略者，粉碎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主力，并切实教训一下“南方”集团军群。其战果将取决于“北方”集团军群是否能支援自己的友邻，或者是否被迫将全部预备队去支援被牵制在姆加交战中的各兵团。大本营又把牵制屈希勒尔集团军群的任务交给了我们。据侦察情报，在奥拉宁包姆至锡尼亚维诺地段德军共集中了十九个师。如果敌军自姆加沿沃尔霍夫河向南或沿卡累利阿向北移动，这个数目还会相应增加。若把预备队和驻扎在暂时占领区内及集团军群后方的军队计算在内，屈希勒尔的总兵力在必要时可达到几十个师。
　　牵制这样一支大军，把自己的北方和西北方变为战场，有力地支援我各方面军粉碎法西斯的“堡垒”计划，这是一个很不轻松的任务。由于卡累利阿方面军暂时还不能展开积极的行动，这一企图的实现就全靠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了。而姆加地区又将成为吸引敌人军队的磁铁。
　　“有没有取胜的把握？”斯大林问我。后来我了解到，他也向戈沃罗夫提出过同样的问题并得到了与我一致的回答：如能构成必要的兵力优势，战役将取得胜利。但是，大本营不能为了构成这样的优势而从预定用于苏德战场中部发展突破的预备队中抽调兵力。最高统帅在与我交谈后告别时再次强调说：“对你们来说，最主要的不是占领土地，而是消灭德国部队！”
　　将由两个集团军执行此项任务：沃尔霍夫方面军的第8 集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的第67集团军。前者由东向西，从沃罗诺沃向姆加进攻，后者则由北向南，从锡尼亚维诺向姆加进攻。这样一来，便形成了两个方面军对列宁格勒附近的敌人阵地发起向心突击。这一突击带有先发制人的性质，迫使敌人放弃进攻，转入防御。
　　我们这次进行的航空兵和炮兵火力准备采取了不同寻常的做法。考虑到敌人要想在一昼夜时间内而且是在炮火下恢复其复杂的工程设施是很难的，我们没有着急，把火力准备的时间拉得很长，对敌人的防御地带实施等速射，系统地破坏敌人的防御工事。在此之后步兵才进行冲击。姆加战役从7 月22日清晨开始，持续了一个月。
　　战斗第一周的情况很像是“磨面机”计划的继续，只是我步兵的行动稍显活跃，近程航空兵和炮兵消灭了敌人的屏护队。德军指挥部想尽量保持原有的双方兵力兵器对比关系，便从用于进攻的师里抽出一个个分队沿新建的专用线调往前沿。我们没有拦阻敌人的调动，暂时也不袭击这些线路。这些增援逐渐被消耗掉了，又调来一批新的援兵，同样也遭到我炮兵和前线航空兵的突击，这样度过了整整一周。
　　7 月29日在敌人后方上空出现了远程飞机。远程航空兵司令员A ·E ·戈洛瓦诺夫空军上将给我们派来的战斗机已不如以前多了，不过他几乎不限制汽油用量并慷慨地供应炸弹。现在对敌人的交通线开始了猛烈的空袭，从姆加和乌里扬诺夫卡至卢加、纳尔瓦和普斯科夫之间的交通线都遭到空袭。十五天内远程航空兵的飞行员每昼夜平均出动约一百架次。同时，前线航空兵仍继续轰炸浅近纵深内的防御枢纽，炮兵继续轰击敌人前沿阵地。
　　观察证实，德军第18集团军在波列奇那地域的预备队已不存在。侦察部门刚一报告完毕，我们便立即发起突击。突破敌人第一防御地带后，接着又楔人第二防御地带，苏军士兵们一米一米地向前推进。差不多突破地段即可扩展成功，但部队指挥员报告说，敌人的抵抗突然急剧加强。原来德军指挥部将准备强攻列宁格勒市的两个师全部撤了下来，调过来堵口子，防止突破口进一步扩大。沃尔霍夫方面军的官兵们对此感到高兴而自豪，敌人企图从南面再次突向拉多加湖的计划破产了，大本营关于最大限度消灭敌人军队的指示胜利执行了！
　　列宁格勒方面军第67集团军的行动受阻。他们占领的土地较少，但对第一梯队敌军和敌军预备队给予了很大的打击。敌“北方”集团军群以自己的全部兵力稳住了一条新的战绩。我军在姆加附近消灭了敌人从其它地段调来的十一个师和当地十个师的部队，许多炮兵部队和独立分队。屈希勒尔的其它兵团均被牵制在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的地区内。这里敌军总兵力为六十八个师零六个旅，德军指挥部已不能从这里抽调任何兵力投向中线或南线了。
　　在交战过程中，我们缴获了敌人参谋部的文件。在激烈战斗的日子里沃尔霍夫方面军司令部来不及详细审阅这些文件。经鉴定，文件很重要，便全部转交给大本营。后来，我到大本营向斯大林汇报时，他给我看了这些文件中的一部分，其中对沃尔霍夫方面军的战绩评价甚高。
　　8 月12日，远程航空兵的飞行员从我们这里飞走了，西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正需要他们。我感到很可惜，因为在8 月17日我部接到命令固守已占领地区，但拨给这次战役用的炮弹已经消耗完了。这样过了五天，8 月22日第8 集团军转入防御。同一天列宁格勒方面军也停止了冲击。过了一个月，我们才从被俘的德军军官那里得知，8 月下旬他们部队已完全没有预备队了，在我军航空兵和炮兵火力袭击下，士兵们已支持不住。如果我们早一个月知道这个情况，再实施一次猛攻，德军在姆加的防线就将被摧垮。
　　我责备了方面军侦察处。我知道，情况大致如此（俘虏为改善自己的命运常说谎话，需打折扣），我前往大本营争取增加供应，以便继续进行战役。很快情况证实，德国军官所讲的基本属实。10月初值班侦察组自沃尔霍夫河中游报告，德军消弱了基里希基地的防御，看样子，正在从那里撤走部队。
　　这一基地设在沃尔霍夫河右岸基里希附近，德寇占领已快两年。敌人在这一小块土地上放了三个师，构筑了强固的防御工事。前进基地对德军来说是一个象征，他们以后还要再次与列宁格勒以东的芬兰军队会合。现在，他们的原订计划只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10月的秋雨把基里希沼泽泡得膨胀起来。我们正准备渡河追击撤走的敌军，他们已爬上了沃尔霍夫河左岸。前线航空兵追着轰炸他们。
　　10月份缴获的文件证实，“北方”集团军群已完全放弃对列宁格勒的进攻，全线转入防御，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很快便对此消息作出了反应。在十月革命节期间，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在敌人眼皮下面把沃尔霍夫方面军转隶给列宁格勒方面军的第2 突击集团军漕渡至奥拉宁包姆基地。在苏德战场从芬兰湾至伊尔门湖地段上，彻底消灭法西斯军队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在为新的进攻作准备时，我们不仅要努力做好大量的工作，也要关心那些决定军队日常活动成绩的问题。这里我只举其中之一，即教育士兵向英雄模范学习的问题。1943年11月8 日颁发了光荣勋章。我们方面军第一批获得勋章者有列兵克拉西利尼科夫，上士泽连科夫和上等兵多罗日金。表现特别突出的是克拉西利尼科夫。这位能干的特等射手在一个半月之内打死了二十一名希特勒官兵。步兵营长Ф·雷巴科夫关心的是给英雄的家乡阿克莫林斯克州，给英雄的妻子写一封信，向她报告她丈夫的功勋。方面军指挥部和政治工作人员则努力把这些战士的光荣事迹在全方面军广泛传播。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5 23:00
　　通向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之路
　　重担给了左翼。战役的各阶段和所花的时间。紧张的准备。从伊尔门湖冰上通过；卢加期待着我们。在行进问变更部署。在佩烈多尔斯卡亚附近。法西斯匪徒后退，转向西南。
　　1944年初的冬季，敌人转入全面防御。其任务是，利用快速坦克和机械化集群调来调去，来消耗苏军进攻部队，抗住我军的进攻，到了春天再夺回主动权，然后在一些决定性的交战中取胜。对敌人这一计划的冒险性必须认真对待。法西斯德国还有力量，对它的军事力量估计不足会招致数百万人的牺牲。
　　红军最高统帅部十分清醒地估计了形势。它的企图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当时它根据我们的能力，给我们规定了消灭几个敌军集团的巨大任务。我来到大本营时得知，四个乌克兰方面军将在西南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在中央，计划解放白俄罗斯和大片领土，在西北，也计划实施大规模的突击。其中，在西北方向上，列宁格勒方面军、沃尔霍夫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第2 方面军要肃清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州之敌（当时这两个州还包括后来划归普斯科夫州、诺夫哥罗德州和大卢基州的领土），前出到1939年的边界线，并为解放波罗的海沿岸各苏维埃共和国创造条件。
　　在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附近与红军对峙的是屈希勒尔陆军元帅指挥的“北方”集团军群，它是德军最强大的集群之一。当时它拥有七十四万官兵，三百七十架一线飞机，约四百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一万多门火炮和迫击炮。在屈希勒尔指挥的军队所占领的全线上都修建了强大的防御阵地，构筑了钢筋混凝土野战工事，大量的土木质发射点，设置了铁丝网障碍和雷场。该集群的兵团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尤其是在森林沼泽地攻防作战的经验。但我军的素质已不比敌人差，并且占有数量上的优势，人数比敌人多50％，火炮和迫击炮比敌人多一倍，飞机比敌人多三倍，坦克比敌人多两倍半。至于沃尔霍夫方面军，则如今力量对比也对我军有利。红军的战线南部的巨大胜利，迫使法西斯德军统帅部于秋季从这里向乌克兰调去七个师，此刻在沃尔霍夫战线敌人仅剩下了十二个师。此外，通过战斗侦察，已查明诺夫哥罗德和丘多沃方向上敌人的防御密度较大，而在伊尔门湖西岸，敌人的阵地是由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法西斯分子的一些分队防守。正面侦察查明，到1944年1 月，沃尔霍夫方面军的当面是敌八十一个满编营（把各缺编分队的步兵算在一起）。这些营分散配置在几个地区，依托一系列强固的抵抗枢纽部，其中特别强固的有姆加、托斯诺、柳班、丘多沃和诺夫哥罗德。敌人躲在防御工事里，指望依靠希特勒答应使用的“神奇的武器”来扼守通向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各接近地。
　　我们在诺夫哥罗德以北地域的侦察性袭击查明，敌人沿诺夫哥罗德至丘多沃公路一线的主要防御地带的前沿后面，还沿克烈斯季河构筑了第二防御地带，而在两道防御地带之间构筑有斜切地区，它们封闭了森林沼泽隘路的出口。敌人在该地段的最重要的支撑点是切列麦次、柳勃采、科普采、丘丘采、扎波利那、格尔曼诺沃和克列切维采，它们后面是强固的抵抗枢纽部波德别列齐那。在诺夫哥罗德东面的近接近地上有三道工事。主要防御地带的纵深有六公里，前面的开阔地可使敌人用直接瞄准火力控制防御工事前面的五公里。诺夫哥罗德筑垒的内缘通过古老的城墙，并且利用了适于长期防守的石质建筑。我之所以详细介绍这些情况，是因为1943年秋季大本营曾打算令沃尔霍夫方面军在诺夫哥罗德地域实施主要突击。
　　这样一来，沃尔霍夫方面军左翼应该在1944年1 月起主要作用。我们应突破敌人在诺夫哥罗德附近的防御后，向卢加前进，在敌第18和第16集团军的接合部上分割“北方”集团军群。我们是在列宁格勒方面军的密切协同下来完成这项任务的，并且得到波罗的海沿岸第2 方面军的配合，它从南面保障我们的翼侧。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必须分割围歼第18集团军的主力，不让它有组织地退向纳尔瓦和波尔霍夫一线。在我们的地段上，第59集团军向波德别列济那和柳博利亚德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它们在诺夫哥罗德北面。该集团军得到沃尔霍夫方面军首长控制的预备队的支援。为了防御敌人从诺夫哥罗德市向西南退却，我们计划在这里通过伊尔门湖冰面实施辅助突击，以便前出到别列戈维那莫里内。同时还实施另一个辅助突击，不过是全方面军规模的，在北面由第8 和第54集团军向姆加和柳班实施。
　　战役按计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持续六天，前进二十五公里，解放诺夫哥罗德及其郊区。第二阶段为期四天，再前进三十公里，到达卢加河东岸的河弯处。第三阶段（为期十天，前进五十公里）结束战役；攻占卢加市，然后将主力转向西南方向，向普斯科夫和奥斯特罗夫进攻，沿楚德湖向塔尔图方向突击。不过还不能到此为止。还计划了进攻的第四阶段，纵深三十五公里，以便直接为解放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作准备。整个战役计划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
　　在确定完成任务的兵力时，我考虑再三。重要的是，不能在战役第一阶段就消耗掉我们拥有的兵力，要把预备队留在前进时使用。不过，敌人的防御很坚固，以少量兵力未必能突破它。一旦在诺夫哥罗德附近的行动计划遭到破坏，就可能完不成整个战役企图。方面军令部和军事委员会经过计算，决定在这里使用步兵第6 、第14和第112 军，计九个步兵师、一个旅和第150 筑垒地域。我在打量这些家当，起初在纸上，后来在战役前夕视察部队时，想起了两年前的事：那是1941年郁闷的秋季，我军的退却、最初的反突击、解放提赫文、沃尔霍夫和姆加附近的战斗、列宁格勒封锁的日子，一想到就要突破封锁，心中充满了喜悦。胜利结束西北方向的战斗行动的时刻到了。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要把敌人从诺夫哥罗德和列宁格勒城下赶走，并向纳尔瓦和普斯科夫进攻，前出到波罗的海沿岸。我想起了一个口号：“我们的大街上将充满节日的欢乐”。如今不是敌人，而是轮到我们来掌握主动权：想在哪里进攻就在哪里进攻；可以准确地确定交战的时间和规模了。
　　方面军为作好战役的准备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方面军司令部在新任参谋长Ф·п·奥泽罗夫中将（前任参谋长M ·H ·沙罗欣另有任用）的领导下做了大量工作。
　　1943年11月，方面军司令部进行了首长司令部演习：各集团军司令员、作战处长和后勤处长演练的科目是“集团军突破敌坚固防御地带的进攻战役”；各集团军参谋长、炮兵主任和通信兵主任演练的科目是制定上述战役计划和军队指挥；各军长、军参谋长和军炮兵主任演练的科目是“步兵军突破敌强固防御地带的进攻战斗和在冬季不利天候条件下在森林沼泽地追击敌人”，各军、师和旅司令部则演练了相应科目的通信工具的使用。在这些演习中，我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经验，献出了我在生活中和在红军服役中所取得的全部本领，献出了我当集团军司令员、军区和方面军司令员、在总参谋部和国防人民委员部工作时的全部知识，献出了我在西班牙作战时、在苏芬战争中和在伟大卫国战争的两年半内所得到的全部经验。
　　我们在12月进行了校阅战术演习，检查了第59集团军的各兵团、部队和分队直到营的准备情况，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的炮兵、坦克和步兵的实弹射击演习。我以前也采用过使军队作好准备的这种方法，而且总是取得良好的效果。然后，方面军司令部组织了炮兵学术讨论会。会议的参加者听取了五个报告：远程炮兵的使用；集团军预备队炮兵的使用；支援步兵的炮兵的使用；反迫击炮兵群的使用和炮兵进攻的计划问题。然后又进行了作业，科目是：“炮兵如何定下决心”和“炮兵如何用于追击敌人”，以及拟制全部文书和进行计算。炮兵是战争之神，我总是特别重视它，事实是也没有白费心血。
　　在四个月的过程中，方面军不断地进行侦察。仅在一月上半月，我们组织了十一次战斗侦察、一百五十五次搜索，二十八次伏击。我们把敌人在防御前沿和纵深内的全部火力点和其他细目都编了号，并标在了1 ：25，000 和1 ：10，000 的大比例尺地图上。这些地图保证了连以上干部的使用。此外，我们还向各团下发了统一的方位物图，向各集团军司令部下发了地貌图，以供研究战役的各个最重要地段的地形。这些地段都是经过周密准备的登陆场。补充修筑了许多堑壕和交通壕，构筑了用于直接瞄准射击的阵地和前进观察所，运来了数百吨弹药工程兵修补了全部道路，建造了一些新的桥梁，在沃尔霍夫。河上为重型坦克建造了舟桥。可惜，原来严寒和暴风雪使舟桥无法使用。于是工兵在冰河中坚持作业，建造了特殊构造的桥，使重型坦克渡到了河左岸。
　　我们也没有忘记后勤领导人员，为他们举行了导演和野外旅行作业，科目是“进攻战役和尔后追击敌人中的物质保障和后方工作”。冲击出发地区在全线上距敌防御前沿不超过三百米，有的地方为一百米，而每个营都挖了三、四道通向敌方的雪壕。在雷场中开辟一百五十个宽十二至三十米的通路，排除了七千个各种地雷。在第59集团军右翼，构筑了假集结地域。在左翼一切措施都是在严格保密和周密伪装的条件下完成的，伪装工作早在1943年9 月就在军队变更部署的演习下开始了。
　　强渡伊尔门湖的准备工作是极端隐蔽的。各有关兵团（步兵第225 师和第372 师及步兵第58旅）在离湖很远的地方进行了演练，只是在开始行动前的一昼夜才开到湖边。我们在姆加和丘多沃之间的地域进行了大规模的伪装作业，以便给德寇造成我们将在该地发起大规模进攻的假象。不久侦察报告，法西斯匪徒向那里调去了大部预备队。后来俘虏也证实了这一点。
　　最后，连以上各级指挥员现地勘察了地形，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和目标，并商定了各兵种的协同动作问题。规定了各分队和部队的具体任务、战斗队形、冲击地区、排除障碍群的作业、炮兵的分工、坦克的行动方向、时间和队形、协同动作的信号。拟制了战斗计划表和方位物要图。规定了一些共同的发光信号，并禁止更换和补充它们。
　　在主要突击方向上，方面军的战役布势由第59集团军和预备队组成。该集团军编有步兵第6 、第14和第112 军和加强兵器，预备队为步兵第7 军，该军编有两个步兵师和一个坦克旅。第59集团军的战役布势在主要突击方向上为两个梯队：步兵第6 和第14军、独立步兵第14旅和第150 筑垒地域为第一梯队，步兵第112 军为第二梯队。在主要方向上，第378 师担任突破敌防御的正面仅为三公里半。整个第59集团军的战役密度，不超过四公里就有一个师。
　　从南面迂回诺夫哥罗德这一辅助方向受到了很大的注意。这里调来了摩托雪橇营、滑雪手和特种加强兵器、轻型自行火炮和装甲汽车。但令人不安的是，整个伊尔门湖冰层的厚度不超过三十公分，能承受得了人员和技术装备吗？如果一切都很顺利，并且生活能证实预测的话，我南、北两集团将在诺夫哥罗德以西会合，将该市合围。我从次要地段调来了部分炮兵，命令尽量向突破地段进攻。结果，我们在这里的炮兵比敌人多四倍。敌人在一公里正面上有十八门火炮和迫击炮，而我们则为一百门；坦克为1 ：11，有利于我。最后，制空权也在我军航空兵手里。
　　前面我没有详细介绍方面军是怎样准备进攻战役的。这就是我占这几页篇幅的原因。让读者置身在我们当时生活的气氛中，了解我们每小时的思想和感情。当然，上述情景远不是全部情况。这不过是细线条的特征。但我认为，读者可以从这些细条线中看出当时我们的想法和努力方向，我们的部队、兵团、集团军和方面军都尽力去狠狠地打击敌人，尽量减少自己的损失，尽力使苏联军人——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忠实儿子去赢得胜利。每当我想起战时的生活时，苏联军人的形象就首先浮现在我眼前。我们的胜利是苏联士兵的胜利。我们事业的胜利，也就是苏联士兵英勇奋战的结果。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5 23:01
　　1 月14日上午10时30分，在一个半小时的炮火准备后，坦克和步兵开始行动，冲向德军的阵地。天气不好，影响了炮兵的瞄准射击，由于云层很低，航空兵不能参加进攻的火力准备，只是第二天才出动。部分坦克陷入了沼泽地：1 月份少有的意外解冻天气，把长着灌木林的许多土墩变成了泥潭。我心里很激动。前沿报告，步兵第6 和第14军的一些团在炮火准备结束前就进入了冲击地区，而当炮兵向纵深转移火力时，这些团就冲向敌防御。突击是很强大、突然和迅猛的。敌第一道阵地一下子就被我军占领。1 月15日，我军切断了诺夫哥罗德一丘多沃铁路。
　　南集群强渡伊尔门湖后，起了极重要的作用。这一机动是在9 月份就早已计划好的。方面军司令部在四个月的时间内一直严加保密。我曾下令禁止把有关内容通知第59集团军，以免走漏消息。带领通过伊尔门湖的向导班和有关地图是直接在方面军司令部准备的。向伊尔门湖地域进攻的独立步兵第58旅，起初宣布担任保障步兵第225 师左翼的任务，而该师将从北面迂回诺夫哥罗德。我甚至对后勤主任д·п·格拉切夫也守口如瓶。后来发现，他还是向伊尔门运去了弹药，以防万一“，并进行了周密的伪装。
　　T ·A ·斯维克林少将指挥的集群趁夜暗和暴风雪，在冰上行进了几十公里，夺取了湖西岸大约二十五平方公里的一块登陆场，消灭了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法西斯营，前出到维良日河地区，第二天切断了诺夫哥罗德一希姆斯克公路，并从南面威胁敌人的交通线。德军指挥部派飞机轰炸伊尔门湖上的冰层，企图阻止我军在这里增加兵力。敌人为了不让我军发展胜利，从波罗的海向这里调来了两个师、一些独立分队，以及从德军第18集团军司令官的预备队中抽调了一个“北方”骑兵团。
　　我接到德军轰炸伊尔门湖冰层的情报后，命令紧急使用移动小桥，尔后从方面军预备队中拨给T ·A ·斯维克林一个装甲汽车营。把这些装甲汽车渡过去很不容易。甚至连马匹也往冰下陷。要用事先拴在牲口套上的绳子把马匹拖上来。而渡运装甲汽车更困难，但我们达到了目的。接着，第二梯队中的第372 师进入了战斗，而后勤主任甚至把医院巧妙地运到了西岸。
　　这时，第59集团军在诺夫哥罗德以北成功地突破了敌主要防御地带。屈希勒尔为了封闭突破口，从姆加和丘多沃附近抽调了第24和第21步兵师，并趁波罗的海沿岸第2 方面军右翼行动消极之际，从索尔采和旧鲁萨附近抽调了第290 师和第8 师，把它们调到柳博利亚德地域。尽管如此，苏军一步一步地蚕食敌人的防御，向前推进。1 月20日晨，南、北集群在诺夫哥罗德以西会合。然后发起了决定性的攻击，当天，尼古拉耶夫上校和施瓦吉罗夫上校的部队把红旗插在了诺夫哥罗德市区。敌人在这里损失了一万七千人。沃尔霍夫方面军向巴捷茨基前进的路打开了。
　　我们的右邻列宁格勒方面军仗打得也很好。在六天的进攻中，他们粉碎了敌彼切尔果弗—斯特列里宁斯克集团，使奥拉宁鲍姆登陆场和后方连成一片，把德寇从列宁格勒击退了二十五公里。1 月19日，莫斯科鸣放礼炮，隆重庆贺了红村和罗普沙的解放，20日，庆贺了诺夫哥罗德的解放。沃尔霍方面军的一些兵团和部队因战功卓著被授予诺夫哥罗德的称号。
　　这就是1944年红军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实施的有名的十次突击中的第一次。
　　诺夫哥罗德一解放，我就立即来到市区。大街上死气沉沉，到处是断壁残垣，全城大约仅剩下四十栋房子。一些古老的巨大的纪念碑—古俄罗斯建筑术的骄做和光彩已被炸毁。在制革厂街的伊里因节、彼得节和巴维尔节那稣教堂仅剩下了光秃秃的四壁。尼古拉大教堂、叶夫菲米耶夫塔和钟楼倒塌在地上。1052年建的索菲斯基大教堂惨遭破坏，它那闪闪发光的金顶也毁于一旦。市内公园被烧毁。1862年在诺夫哥罗德建立了一座“俄罗斯一千周年”纪念碑。希特勒统帅部想把诺夫哥罗德的土地分给东普鲁士的殖民主义者，于是企图从地球上毁灭古老俄罗斯的证据。它决定把一千周年纪念碑偷偷运走。一群德国兵已经把铸像锯成块，但没来得及把它运走。当苏联军人冲进市区时，看到了躺在雪堆上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彼得一世和A ·B ·苏沃罗夫的塑像。
　　许多苏联军人在诺夫哥罗德城下表现突出。在诺夫哥罗德的解放者中间，最著名的是B ·г·利特维诺夫近卫军大尉和г·г·切列根近卫军大尉指挥的两个坦克连。1 月20日，鲍里斯·伊万诺维奇·什涅依捷尔将军的近卫坦克第7 旅所属坦克第1 营从波德别列济那进攻，以便把诺夫哥罗德郊区同市中心隔开，前进中不得不克服敌人对坦克防御的疯狂抵抗，该营在两天内突破了敌数道防御地带，并强渡过维列涅茨河，在克申齐采村展开了战斗，想控制通向卢加的公路，阻止法西斯匪徒突围。1 月22日，近卫军大尉B ·г·利特维诺夫和г·г·切列根在与敌在该村附近的激战中英勇牺牲。他们俩人被追认为苏联英雄。这两位英雄的遗体安葬在诺夫哥罗德的城墙下，在英雄的墓上修建了石质墓基，而在纪念塔上是利特维诺夫生前驾驶的坦克。
　　诺夫哥罗德已撇在身后，前面是卢加。战役的第二阶段开始了。在战役第一阶段，我们突击了德军第18集团军的一翼，同时列宁格勒方面军突击了该集团军的另一翼，现在。任务已告完成，沃尔霍夫方面军应在诺夫哥罗德西面建立一个强大的战役登陆场，以便在这里展开方面军的主力和总指挥部的预备队，用以在战役过程中投入交战。我们对这项任务是用下述方法来完成的。
　　1 月14—20日在主要突击方向上进攻的第59集团军仍继续前进，但随着战斗行动的重心越来越向方面军的极左翼转移，我们也从各集团军先后抽调一些师到这里来，以增强主要突击力量，并迅猛发展正面进攻。现在，方面军的基本兵力集中在左翼，而方面军主要突击集团的总方向指向普斯科夫。我们按经线看似乎向南。而按纬线则向西。方面军的布势呈楔形。方面军在敌人设防最强的地点突破了敌阵地防御，向前发展进攻，并为前出到战役广场展开了争夺。
　　此时列宁格勒州的游击队也展开了积极的行动。占领者除出动了保安师外，还从每个野战师中各抽调一个营去对付游击队，但敌人未能镇压住游击队。结果，苏军在1 月下半月的进攻与游击运动中央司令部组织的对敌后的一系列突击配合起来了。我认为，这种协同作战的配合之妙是无与伦比的。我建议史学家们要特别注意游击队和红军的这种协同行动。
　　为了加快进攻速度，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快速集群，其核心是近卫坦克第7 旅。快速集群进入突破口，并向列宁格勒至德诺的铁路线上的佩列多利斯卡亚车站疾进，步兵第7 军的其余部队和兵团则紧跟在快速集群之后进攻。希特勒统帅部认为这里不能使用坦克兵团，其中包括重型坦克，苏军坦克兵却证明可以做到这一点。加强有步兵团的自行炮兵、各坦克旅和坦克团以装甲冲击突破了敌防御，并且不让敌人在中间地区喘息。这就保证了从南面及时截断敌人向卢加的退路。
　　我本想从方面军的邻近地段抽调兵力大力加强快速集群，以便让它仍就作为拳头前进。但很快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使战役第二阶段的期限从四天延长到十天，原因如下：
　　德军第18集团军在两翼吃了败仗后，于1 月21日开始向中央退却，退到列宁格勒方面军所属第67集团军以及我方面军的第8 和第54集团军阵地的当面。与此同时，敌人向诺夫哥罗德方向调来了大量预备队。当我们获悉这一情况时，需要紧急采取对策。我命令第59集团军继续前进，同时命令全线转入进攻。Ф·H ·斯塔里科夫中将指挥的第8 集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所属第67集团军粉碎了法西斯德军后卫的抵抗，攻占了铁路枢纽姆加，随后又攻占了托斯诺。C ·B ·罗根斯基中将指挥的第54集团军占领了格鲁季诺村，但后来该集团军的前进受阻。
　　问题在于，德寇退到纳尔瓦一托斯诺铁路一线后，不想再往南退却。他们企图死守东线上柳班、丘多沃、费涅夫卢格地域的巨大突出部。在突出部的两翼，北面由西班牙外籍军团防守，南面由党卫军第15师防守，中间则集中了步兵第12和21师、航空兵野战第13师，这些师接到了死守的命令。我和д·A ·戈沃罗夫交换了意见，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了他，然后军事委员会决定，在不中断战役的前提下，方面军进行一次新的大规模变更部署。经大本营同意后，第8 集团军的兵团于1 月25日转隶给第54集团军，一下子就增加了该集团军的力量。使它能粉碎柳班一丘多沃抵抗枢纽部。与此同时，整个沃尔霍夫方面军向南移，它在维里察方向上的进攻地段交给了也向南移的列宁格勒方面军所属第67集团军。我们把第8 集团军的指挥所转移到诺夫哥罗德以西地域，并把第59集团军的步兵第7 和第14军交给了第8 集团军指挥。这样一来，第8 集团军就从方面军的最右翼变成了最左翼，并向佩列多利斯卡亚和乌托尔戈什发起了进攻，与此同时，第59集团军则继续向巴捷茨基和卢加前进。
　　军队变更了部署，第8 集团军转移野战指挥所，该集团军首长熟悉新的兵团，明确战斗任务和进攻地带，自然就多花了几天时间，这就延长了战役第二阶段的时间。不过我们这样就可以一箭三雕：既可使得到加强的第54集团军有能力向柳班一丘多沃突出部实施突击，又能加强方面军左翼主要集团的实力，以保障它继续向索尔秉进攻，还能更积极地利用军一级的指挥形式。
　　我总是喜欢军这一级。我认为撤消军一级是错误的，因为经验证明，在集团军和师之间缺少这一中间环节工作就受影响。后来我曾建议恢复军一级。现在，第59集团军仅有两个步兵军（第112 军和第6 军）和加强兵器，而把两个军并入了第8 集团军。我在头几天就确信，这样司令员们的行动更加灵活了。在方面军的后方还集结着一个军，即第99军，它是从总指挥部预备队中派来的，看到这一点真叫人高兴。
　　沃尔霍夫方面军早就越过了同波罗的海沿岸第2 方面军的作战分界线，我们的部队已逼近舍隆河河口，河口那边是德军第16集团军的后方机关。当然，每个方面军司令员都想使本部的行动和友邻协调一致。然而，如果说我们的右邻是列宁格勒方面军，它和我们很协调，而左邻则不行，简直很糟糕，这也许是我们的过错。我曾不止一次地把这种情况报告给大本营。最高统帅部甚至亲自出面改变这种情况，但看来没有来得及。
　　列宁格勒方面军没有白费时间。到1 月底，第67集团军解放了维里察和锡维尔斯基：第42集团军占领了斯卢茨克、普希金诺、加特奇纳（赤卫城）、沃洛索夫和大萨勃斯克；第2 突击集团军则冲向科切尔和金吉谢普。我第54集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的第67集团军平行前进，冲向柳班和丘多沃同时狠狠地打击了德军第26和第28军。自1941年以来，莫斯科一列宁格勒铁路第一次全线通车。现在，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从钳形方向对卢加的一些接近地进攻，而扼守韦利那、别洛那和季戈达三角地带的德寇所有兵力都处于被合围的威胁之下。作战线在这里是很有趣的。第67集团军沿列宁格勒—普斯科夫铁路从北面直接向卢加进攻；第54集团军从阿普拉克辛博尔向奥列杰日进攻；第59集团军向巴切茨基进攻；第8 集团军逼近了佩列多利斯卡亚。读者打开地图就会发现，后三个集团军从三个地点紧逼列宁格勒—德诺的铁路。
　　在佩列多利斯卡亚地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根据共同的行动计划，游击队接应第8 集团军的部队。K ·д·卡里茨基少校领导的第5 游击旅于1 月27日晨占领了佩列多利斯卡亚，并立即把这一情况电告沃尔霍夫方面军司令部。我当即命令第7 军加速前进，而令坦克第7 旅冲向铁路。这期间德寇从北面向这里调来了载着步兵的装甲火车，企图夺回佩列多利斯卡亚。然而游击队没有退却，一直坚持到红军部队到达。步兵第372 师守固在佩列多利斯基，他们接替了坦克部队，以便使坦克兵继续向奥克留日那前进，从南面迂回卢加，在这里游击队又穿过德军的战线前来接应。当天在涅瓦河上呜放了礼炮和礼花，列宁格勒欢庆彻底解除法西斯的围困。1944年1 月份就这样有意义地结束了。
　　2 月的头几天开始了战役的第三阶段。我感到，这时希特勒大本营已明白，它想在列宁格勒州守住原来占领的阵地己无望。于是它撤换了“北方”集团军群司令陆军元帅屈希勒尔，以“战略防御专家”莫德尔上将取代，想收拾残同。德寇为了迟滞沃尔霍夫方面军的第8 集团军向乌托尔戈什推进，在第18和第16集团军的接合部建立了一个战役集群，由弗里斯涅尔将军指挥，直属莫德尔。
　　波罗的海沿岸第2 方面军占领了新索科利尼基。然而它的右翼还按乓不动。弗里斯涅尔利用了这一点，他从第16集团军得到了步兵第121 师，用它从北面与坦克第12师和第285 保安师对进进攻，结果切断了我第7 军的先遣兵团同主力的联系。
　　困难的日子来到了。A ·г·科泽耶夫指挥的步兵第256 师、第372 师的一部和游击队一个团陷入合围。科泽耶夫上校是个英勇果敢的军人，他承担了对这个临时形成的集团的指挥，而方面军航空兵则负责给它供应粮食和弹药。在十二天内，德寇想消灭被他们包围的兵团和部队，但白费力气。他们虽然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疯狂的冲击，但未能分割被围集团。而当方面军突破敌合围圈时，正规军和游击队员们在科泽耶夫的指挥下立即加入了总攻。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5 23:01
　　我们判断了当时的形势，不得不考虑以下几点；第一，在1 月的下半月，沃尔霍夫方面军在顽强的奋战中受到损失，当我把这一点报告给大本营时，得知预备队首先要派往乌克兰。怎样帮助沃尔霍大方面军呢？自然只能依靠那些暂时还没有加入进攻军队总的洪流中去的友邻。第二，虽然敌人在我们这段战线上损失比我们大得多。但它能从其他地段调来部队，而使它的兵力增加半倍。我们则只有右翼可能得到支援。第二，沃尔霍大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沿钳形方向进攻可减少德军第18集团军的作战空间。该集团军只有一个集团被切断了同主力的联系，并被击退到楚德湖和波罗的海之间的爱沙尼亚咽喉部位。其余兵团则形成了拳头，从东面掩护着普斯科夫。这就大大缩短了列宁格勒方面军的正面宽度。大本营现在给它规定的行动地带从纳尔瓦到姆申斯卡亚。结果，沃尔霍夫方面军的行动地带在北面也压缩到从韦利那湖到希姆斯克，而且根据大本营的命令，我们又把第124 军转隶给与它相邻的列宁格勒方面军的第67集团军。
　　这样一来，沃尔霍夫方面军的进攻方向转向了西南，任务是前出到卢加、德诺地区。它只有从伊尔门湖向南发展进攻才能完成任务。为此则必须增加兵力。我向大本营提出了这个问题。2 月1 日，大本营把波罗的海沿岸第2 方面军的第1 突击集团军转隶给沃尔霍大方面军，。并给我们在洛瓦奇河西南增加了一百公里的阵地。同时也增加了对我们的关心。现在我们可以组织战役，以粉碎德军第18集团军的右翼和弗里斯涅尔军队集群以及法西斯第16集团军的左翼。在了解了第1 突击集团军的情况后发现，它的兵团不能立即展开积极的进攻行动。因此，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给它加强了一些部队后，交给它有限的任务：以三个师和一个旅在波多里那以北强渡列季亚河和波利斯季河，以便尽可能把敌人从舍隆吸引过来，从而减轻方面军向索尔采和乌托尔戈什突破的困难。第1 突击集团军完成了这项任务，德军第16集团军停止了向姆沙加和舍隆盆地调预备队去迎击进攻的沃尔霍夫方面军。
　　不久又变更了部署：2 月8 日，第54集团军占领了奥列杰日，2 月9 日，该集团军的第115 军也转隶给列宁格勒方面军，第111 军转入预备队。该集团军指挥部成了没有兵团的空架子，于是我令其转移到方面军的左翼。在这里重新组建了一个集团军，它是直接在行进中组建的，其编成中包括第7 、14和99军和各种兵团，它们曾沿舍隆河上游进攻。经过这种改组之后，第59集团军在发起诺夫哥罗德—卢加战役时在方面军极左翼，现在则处于方面军的右翼。它仍然坚定不移地向西前进。到2 月12日，军队完成了变更部署，于是恢复了进攻，于当日晨解放了居民地巴捷茨基。傍晚，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分别从东面和北面冲进卢加，在半昼夜内边打边进，前进了三十公里。往北一直到楚德湖是列宁格勒方面军的各兵团，它们把敌人向南赶。我们也转向南进攻。前面是德诺和波尔霍夫。
　　诺夫哥罗德一卢加战役的第三阶段就这样结束了，战役企图十分明确，但组织工作却是十分复杂的。由于三个方面军和一个舰队共同作战的结果，肃清了两万平方公里内的法西斯匪徒，彻底解除了列宁格勒和涅瓦地区的封锁，完全修复了从列宁格勒到沃洛戈达、雷宾斯克、莫斯科、诺夫哥罗德、巴捷茨基、卢加和乌斯季一卢加的各条铁路。
　　德军“北方”集团军群的惨败，导致了法西斯集团出现新的裂痕。这件事的政治后果在1944年春季迅速表现出来，游击运动在挪威空前高涨。瑞典开始重新考虑对柏林的态度。芬兰政府向莫斯科探询和谈的条件。德国统帅部失去了许多骨干兵团和部队。这些损失是无法补偿的，这一点在不久之后，当红军解放波罗的海沿岸各苏维埃共和国时就很明显了。祖国对光荣的红军军人们的英勇行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2 月21日，上述三个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的一大批军人荣获崇高的奖赏。
　　2 月中旬，我以为我将参加歼灭敌人的战役第四阶段。我承认，我很想这样做，甚至事先考虑和计划着沃尔霍夫方面军怎样去解放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乃至白俄罗斯。然而大本营对沃尔霍夫方面军首长和指挥部却另有打算。这里我只想对那些和我在沃尔霍夫共同战斗了两年半的各集团军的尔后命运以及其他事情说上几句话。第1 突击集团军归还波罗的海沿岸第2 方面军的建制，当时在它的编成内已到达普希金山，第54集团军转隶给列宁格勒方面军，当时它已到达索什希诺。列宁格勒方面军的第67和第42集团军已逼近普斯科夫和奥斯特罗夫，后来它们组成了波罗的海沿岸第3 方面军，在и·и·马斯连尼科夫大将的指挥下参加了解放拉脱维亚的战斗行动。第8 集团军在纳尔瓦附近回到了它在1941年曾被迫撤退的地段。它编入列宁格勒方面军后，从这里冲向塔林，尔后又解放了蒙宗德斯基群岛。它的左邻是第2突击集团军，后者经塔尔图和皮亚尔努前出到里加湾。最后，第59 集团军编入了列宁格勒方面军，它向卡累利阿地峡进攻。后来解放了维堡。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5 23:02
第七章卡累利阿方面军

　　走向新的战斗
　　不去白俄罗斯，而去卡累利阿。“大政策”出台。卡累利阿的三年战斗生涯。熟悉各集团军。戈洛夫科海军上将。“光头”林立之地。
　　1944年2 月中旬，我被紧急召到大本营。召见的原因是出乎我意料的：沃尔霍夫方面军被撤消了，军队转隶给列宁格勒方面军，我却被任命力卡累利阿方面军司令员。对这种变动，我并不怎么高兴。我早就请求到西方向去。可是现在，当我军已经来到早在战前任职时我就熟悉的白俄罗斯边境时，我却出乎意外地被调到北方。我在大本营谈了自己的想法，但斯大林的回答大意如下：“你对北方向也是熟悉的。同时，你又有在复杂的森林沼泽地实施进攻战役的经验。你手里还有地图，何况早在1939—1940年苏芬战争期间，你就在维堡方向指挥过集团军，并且突破了曼纳林防线。眼下，派一个对该战区特点一无所知，又没有在卡累利阿和极圈内地区作战经验的人到卡累利阿方面军去，是不妥的，因为这会延误歼敌的组织工作。任何另一个司令员也要用很多时间重新学习。我们恰恰没有这样的人”。
　　对这些道理是难以提出反对意见的。随后，大本营概略说明了卡累利阿方面军面临的任务：在1944年夏秋战局中，通过广泛的进攻解放卡累利阿，肃清佩特萨莫（佩琴加）地区的法西斯德军。由于卡累利阿方面军长期担任防御，军队和指挥员都没有实施大规模进攻战役的经验，因此，大本营除调换方面军司令员外，还决定把沃尔霍夫方面军的指挥机关调到卡累利阿。新调去的有经验的人员一到达，就要采取积极的战斗行动。司令员必须尽快地熟悉情况，研究方面军的进攻能力，并在2月底以前提出个人对消灭德国和芬兰军队的意见。
　　纯军事的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最复杂的倒不是军事方面的情况。现在出台的是一项“大政策”，因为它涉及德国的盟国芬兰。不言而喻，这里存在着一连串问题，还涉及1940年的战争。众所周知，情况的复杂性还在于，1940年曾经援助过芬兰的，1944年却是我们的盟国。他们对芬兰所采取的立场，同他们对德国的立场完全不同。苏联政府不能不考虑这种情况。此外，还必须想到战后的世界格局。因为苏联希望在西北有一个能顺利发展有益关系的友好邻邦，所以我国政府也不能忽视这种情况。最后，还应当记住，与芬兰接壤的是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实际上，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都在注视着我国的对外政策，并且根据这一点，首先根据苏芬关系的发展，决定自己对苏路线。当然，但涅尔和曼纳林的芬兰是一个敌国。无论如何不能回避这一点。但是，问题不单是这一个方面。还有芬兰人民；有开展地下活动的芬兰共产党；有芬兰游击队—在芬兰后方同法西斯作战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森林近卫英雄维科·彼尤斯蒂及其与德军英勇作战的继承者们。因此，解决每个军事问题，都必须仔细地考虑上述各种情况，在指挥卡累利阿方面军的整个期间，我时刻都有这种感受。
　　我在大本营得知，法西斯德军在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被歼，使芬兰政府受到极大震动。它向苏联探听芬兰退出战争的条件，苏联政府向它通报了自己的观点。基本的要求是：同德国断绝关系；拘禁芬兰境内的德军；芬军撤至1940年的边界。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并减少牺牲，苏联政府准备响应芬兰的要求，与它举行谈判。因此，我得到指示，在拟定战役计划时，必须特别重视与德军对峙的方面军的北段。
　　我在总参谋部办完事以后便出发到卡累利阿方面军司令部当时的所在地白海城。几天以后，沃尔霍夫方面军的指怦机关也来到该地。在它的基础上建立了卡累利阿方面军的指挥部，到2 月底便开始工作。眼下，由于方面军就要从防御转入进攻，所以，工作特点发生了极大变化。方面军司令部也担负了新的任务。参谋长是个新上任的B ·A ·皮加列维奇将军。一般地说，在我指挥过的独立集团军或是方面军内，没有一个参谋长是任职超过一年的。不是参谋长调任了新职，就是我本人提出撤换。其原因也许不仅有客观因素，而且有主观因素。我承认，在我身边当参谋是不轻松的。要知道，我在司令部也干过很长时间。因此，我知道司令部工作的特点，要求也高。当然，在卡累利阿，我也不会降低要求。
　　卡累利阿方面军是在战争第一阶段组建的。它担负在任务是，阻止敌人向我国腹地前进，保护整个苏德战场的战略北翼和当地的铁路与海上交通线。方面军是胜任这项任务的。这里的战斗行动几乎与法西斯德军向列宁格勒、莫斯科和基辅进攻的同时就开始了。希特勒统帅部把山地轻装部队派到该地。这些部队都受过在丘陵森林地作战的专门训练，并具有在克里特的希腊以及在北挪威山区进行侵略战争的经验。这些“纳尔维克和克里特的勇士们”沿着稀少的道路向苏联与外界保持海上联系的通道和北方舰队的基地摩尔曼斯克急速推进。他们还向坎达拉克沙、克斯坚加、乌赫塔，向基洛失铁路，向科拉半岛和卡累利阿的自然宝藏逼进，苏联极圈内地区和卡累利阿的保卫者们坚决抗击敌人并实施了反突击。但是，敌人仰仗其兵力优势，打退了我军，前出到极圈内地区的西利察河岸，在南段夺取了阿拉库尔特季和克斯坚加，攻占了彼得罗扎沃茨克，推进到斯维里河一线。此后，敌人就再也没能取得战果。无论是疯狂的冲击还是反复的轰炸，部未能动摇苏联军人的坚定性。到1941年12月，敌人既未能接近摩尔曼斯克，也未能接近基洛夫铁路，便被迫在全线停止了连续攻击。卡累利阿方面军在彼得罗扎沃茨克以北转入了稳定的防御。
　　方面军在现地区坚守了将近三年。该地区从巴伦支海冰冷的水面到拉多加湖，绵延一千余公里。在1944年，没有哪个方面军有这样长的战线。卡累利阿方面军的战线穿过极圈内地区的冻土地带有天然石林，沿着卡累利阿的无数河流湖泊、森林和沼泽迄通南下，屏护着从摩尔曼斯克、白海直至基洛夫铁路的各条道路干线。无论在北方短暂夏季的阴沉，灰暗的日子，还是在极圈内地区漫长冬季的严寒中，敌人都得不到安宁。我军在顽强防守的同时，还接连突击敌的人阵地。
　　苏联军人大胆突袭敌人后方，实施纵深侦察，并发起一些局部战役，以改善战线的态势。北方舰队的舰只连连击沉公海和基地内的敌舰，保障了苏联与英美的重要海上航线。在这几年期间，摩尔曼斯克港一直接纳战舰和运输船进港，而在基洛夫铁路线上从没有一天停止过列车的运行。
　　北方的军人们给德寇造成了巨大损失。敌人在这里丧失了几万名官兵。看一看佩特萨莫的德军山地步兵第19军的一个基地就知道。那里有上万个十字架，每个十字架下都有数名死者，而在一片寂静的白桦树林中，还耸立着一个有大理石底座的巨大铁十字架。
　　在防御战斗过程中，苏联军人锻炼了军事素质，改进了防御技能，探索了军队的组织形式。1944年初，防守各要道的部队都合并成为集团军。
　　我接触到的最初情况是：在摩尔曼斯克方向作战的是第14集团军，在坎达拉克沙方向作战的是第19集团军，在乌赫塔方向是第26集团军，在梅德韦日那戈尔斯克方向是第32集团军，在斯维里河沿岸是第7 集团军。各集团军的阵地基本上都屏护着道路和便于军队通行和机动的道路邻近地带。各阵地之间是一片被天然石林、原始森林和泥泞沼泽覆盖的渺无人烟的荒漠。我军侦察分队穿过这些“无人间津”的荒原，渗入敌人后方，袭击敌人的交通线、司令部和通信枢纽，炸毁仑库，搜集情报。在方面军北段（摩尔曼斯克方向、坎达拉克沙方向和乌赫塔方向），与我军对峙的是德军第20拉普兰集团军所辖各军，在南段与我军对峙的是芬兰军队。
　　我接到就任方面军司令员的命令后，立即开始详细了解方面军的情况。首要的是了解，敌人是否在策划什么阴谋。因此，我首先听取了情报部部长的报告。然后，各兵种司令员也向我报告了方面军各地段的情况和我军战斗队形的情况。
　　弄清方面军战斗编成和指挥方法后，我于2 月22日晚便乘车到北段的防御部队去。与我同行的有卡累利阿方面军前司令员，现为我的副职的B ·A ·弗罗洛夫上将以及司令部的负责军官。我们视察了第26集团军（集团军司令员最初是H ·H ·尼基申中将，后来是气宇轩昂、年青英俊的л·C ·斯克维尔斯基中将）。该集团军负责掩护从克斯坚加、洛希一线到乌赫塔、凯姆一线以及中奎托湖、托波泽罗湖和克烈季湖之间的地区。集团军当面是装备精良并受过实战锻炼的德军山地步兵第18军和芬兰的一些独立部队。同时，我军第26集团军在方面军各集团军中也是装备最好、人数最多的，而且还编有一个富有冬季作战经验的独立滑雪旅。
　　早在1941年8 月，在该地就进行过激烈的战斗。法西斯德军攻占克斯坚加后，几乎已前进到通往摩尔曼斯克的基洛夫铁路附近。他们眼看就要到达目标，便不惜力量，不顾损失，发起一次接一次的攻击。后来，德军还得到芬兰“北方”旅的支援。但是，这一着也未能取得成效。当时，德军指挥部又调来大量航空兵，妄图通过猛烈轰炸来摧毁洛希车站保上者的坚定性，但终究枉费心机。至1941年秋，德芬军队不得不转入了防御。
　　当我来到洛希时，人们告诉我一个可笑的插曲。1942年初在敌机空袭时，一架德国轰炸机被击落，驾驶员跳伞被俘。他在受审时竟放肆地声言（当时有些德国俘虏表现得相当傲慢无理），他一生中曾有幸轰炸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重要作用的三个带“л”字头的城市：伦敦、列宁格勒和洛希。这件事证明，德军指挥部对洛希车站是多么重视；也说明当时德国军人对于在该地作战心怀什么想法。
　　视察第26集团军的部队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后业，对该集团军司令员也给予了良好评价。看到在浅近后方休息好的分队冒着凛烈的寒风，精神抖擞地向前沿前进，不禁令人高兴。从各个角落里还响起战士们的愉快歌声：
　　沿着卡累利阿的森林沼泽，跨过白雪皑皑的山岗，步兵在战斗中前进，保卫布满森林湖泊的边疆。
　　我又兴致勃勃的来到第19集团军。集团军司令员是在攻防作战中都表现得十分顽强、坚定的г·K ·科兹洛夫少将。该集团军坚守坎达拉克沙方向，抗击德军第36军，掩护科拉半岛和通往白海的接近路。集团军编成内基本上全都是1941年在当地挡住德寇进犯并取得了极圈内地区作战经验的兵团和部队。这些部队也是可以信赖的。他们背后是坎达拉克沙湾的上游。
　　南面，在科夫多泽罗湖两岸是布满河泽、林岗的泥滩。北面，有一条通往磷灰石矿场的通路。在北极圈外，希宾山区，有一片苏联爱国者—工人、技术人员和学者用顽强劳动建设起来的建筑物。在山脚坡地上长满了云杉和发黄的北方白桦。铁路弯弯曲曲伸向前方。库基斯乌姆乔尔矿场距铁路近在咫尺。乌尔季特的霞石矿场一片灰色，而尤克斯波尔矿场则闪耀着绿光。一辆辆小车厢奔跑着。当天空出现德国飞机断断续续的轰鸣时，周围的一切便寂静无声，很快又恢复了活动。即使在国家最艰难的日子里工作也没有中断。土地需要肥料；化学企业需要再加工的磷矿石；飞机工厂需要铝霞石和用于保护金属构件的防锈涂料。可是，德国垄断资本正把魔爪伸向这些矿藏，他们期待着。但始终未能等到法西斯部队最后给他们打开通往苏联北方的道路。
　　离开第19集团军，我们乘车到摩尔曼斯克第14集团军去。我以前曾来过该市。早在1940年，当我担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时，曾同A ·A ·日丹诺夫及军区工程兵主任A ·Ф·赫列诺夫一起专门来过摩尔曼斯克，勘察预定战场的地形，并同海军人员一起专门视察了雷巴奇半岛。这是一片海拔三百米的、被冻土覆盖的台地，接近海岸便陡然下降。岸上的齐普纳沃洛克村是一个战略要点，该地的海水受暖流影响，出产鲜鱼和青鱼。在第14集团军，我遇到了老相识、集团军司令员B ·и·谢尔巴科夫，感到格外高兴。早在列宁格勒军区工作时，我就认识这位能干的师长。即使在最紧急的时刻，他也未失去机智和镇静，而他遇到的紧急时刻真不少。他指挥的集团军共有两个步兵师、一个海军步兵旅和一个独立滑雪旅。他们的人数较少，但士气高昂。1941年12月，正是这支部队在西利察河谷给德军山地步兵第19军的轻装部队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德国人自己把这里叫做死谷。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5 23:03
　　北方舰队同第14集团军协同作战。舰队司令员是果敢坚决的A ·г·戈洛夫科海军上将，他对方面军的需要总是表现出难能的细心。舰队还为集团军担当了战役的补给运输。1941年，有几个支队的海军士兵参加了地面战斗。后来，这几个支队合并为海军步兵旅。这些海军人员在战斗中不惜牺牲自己。到1944年，这些旅的原有人员，已没有多少人幸存下来。各旅基本上都由步兵分队来补充，但仍然叫海军步兵旅。
　　我们会面不单是这一欠。在战役准备过程中，我同A ·г·戈洛夫科曾不止一次地碰头，我到海军去或是请他们来。1944年4 月初，有一次我被邀请参观来到我国北方的英国主力舰。
　　我同舰队司令员建立了密切的工作联系。一有必要，我们都乐于相互帮助。无论海军还是我们，无论什么事，都不拒绝相互帮助。在战役准备期间，有一次戈洛夫科表示担心，他们的炮弹可能不够，我立即指示方面军炮兵司令员计算一下我们的能力并马上分给舰队一部分炮弹。这种相互关系不仅加强了战斗友谊，而且有利于更好地完成共同的事业。
　　我返回白海城后，会见第32集团军司令员、读者已知的Ф·д·戈列连科中将。他是来方面军司令部报告的。我同第7 集团军司令员A ·H ·克鲁季科夫中将，这位十足的军人，早些时候在沃洛格达就见过面。我从莫斯科来到白海城时，他到沃洛格达报告情况。这两个集团军担任对芬军的防御。早在1941年我就熟悉他们的作战地域。当时我领导我军在南卡累利阿的战役，最初任最高统率部大本营的代表，后来任第7 集团军司令员。
　　通过研究地形和敌情，与各集团军司令员、军长和师长会面，我对方面军情况、对消灭敌人、解放北部边疆和卡累利阿的可能途径得出了以下认识：集中主力的最有利方向是坎达拉克沙，从该方向可把第20拉普兰集团军分割成两个相互割绝的集团；辅助突击最好在摩尔曼斯克方向实施。方面军司令部的意见是，必须选择对难以通行的地形上的敌防御阵地的暴露翼侧实施深远迂回作为基本的机动样式，并派出为此目的而受过专门训练的部队实施。可惜，既要在坎达拉克沙方向，又要在摩尔曼斯克方向建立必要的进攻集团，我们自己的兵力是不够的。因此，2 月28日我们在向大本营上报战役企图时，请求给方面军增派加强兵器。
　　大本营同意方面军上报的解放北部边疆的计划，并指示不必等待命令，立即开始战役准备。1944年春季和夏季的一部分就是在战役准备中度过的。各部队立即加紧准备各个方向的进攻行动。整修了道路，铺设了急造军路，构筑了预备发射阵地和辅助观察所。在个别地点，军队进行了局部的战斗行动，以便取得有利的出发地位。在坎达拉克沙方向和摩尔曼斯克方向的军队，依靠从方面军其他地段调来的部队，逐步得到加强。为了在通行困难的地段实施进攻，把各海军步兵旅、独立滑雪旅和独立滑雪营编组成轻步兵第126 和第127 军。这两个军与主力兵团不同，其所属分队既没有汽车，也没有马车。步兵重武器、火炮、迫击炮、通信器材、弹药都靠驮载输送。部队练习了在山林地战斗的本领，练习了以自身力量铺设急造军路和在没有道路的情况下实施深远迂回的技能。各司令部研究了预定的行进路线，仔细考虑了行军纵队的编成，探讨了最合理的物资配备方案和有效的保障方法。4 月和5月，三个北部集团军的领导人、方面军首长尤其紧张，他们组织了战役战术导演，在导演中推演了即将进行的战斗行动进程。然后，各师实施了一连串观摩战术演习和首长司令部导演，各师长、团长、参谋长和作战科长都参加了集训。
　　当时，方面军司令员是怎样安排他的工作日呢（当然，那时是没有节假日的）？除了必须全面领导进攻准备和处理上干件日常事务外，我尽量争取多同指挥人员交谈和出席各种演习及集训。我在现场差不多同所有兵团指挥员都直接谈了话。这样的交谈给我带来很大好处，使我能够更进一步了解指挥人员，研究部队的生活与情绪。我希望尽可能仔细地听取军官们的意见，因为他们在北部战区度过了很长时间，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举这样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到第19集团军去，想就此解决在当前进攻中实施机动的样式问题，我同步兵第104 师师长г·A ·朱可夫少将的会面就是十分有益的。他根据个人对地形和侦察情报的了解，讲了自己的想法，即采用对敌防御阵地实施深远迁回的方法，对德军第36军实施主要突击。这个想法立即受到重视。因为这里战线的走向是：从鲁戈泽罗湖到图姆恰河，再往前是山，直到那纳河支流。这些地方有很多“光头”。这是人们给那些被冰雪侵袭、风雨冲刷而变得光秃秃的圆山包起的名子。这些山包一个接连一个，被称为波浪岩，天然环境使人们难以把这一片片没有多大用处的广原开拓出来。在各片山地之间、沿着森林、沼泽，展现着敌人坚固筑垒的所谓维尔曼防线。正面突破必将付出很高的代价。采取迂回机动，就能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和物资的消耗。因此，方面军司令部研究了г·A ·朱可夫的建议，随后便把这一个建议推荐给第19集团军首长作为当前战役中的基本机动样式。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5 23:03
　　芬兰退出战争
　　转向斯维里河。进攻者的心理。在三周年之际。在拉多加湖与奥涅加湖之间。索尔塔瓦拉战役的英雄。对芬兰评论。
　　北方战役的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但是，战役却未能按照设想的那样实施。当准备工作进入高潮时，芬兰领导人中断了谈判。他们拒绝同德国断绝关系并拘境内的德军，也不想把法西斯德军从芬兰赶走。芬兰统治集团仍然坚持继续与苏联作战的方针。为了迫使芬兰退出战争，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作出决定，向卡累利呵地峡和南卡累利阿的敌军实施主要突击。
　　5 月30日，我被召到莫斯科。和我同行的是我的亲密同事—军事委员会委员T ·Ф·什特科夫中将、在整个战争期间与我共事的方面军炮兵司令г·E ·杰格佳廖夫炮兵中将、始终埋头于司令部业务的作战部部长B ·я·谢苗诺夫少将。当前，大本营给卡累利阿方面军下达的任务是：把芬兰军队赶出南卡累利阿。为了不丧失时机，必须直接在大本营拟出战役若干要点井同总参谋部商定战役的总进程。我们准备使用第32和第7 集团军，并把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兵力加强给它们。值得高兴的是，不从方面军北段抽调一兵一卒，那里的部队继续准备消灭敌人的第20拉普兰集团军。他们的准备工作并没白费，但眼下不是让他们完成主要任务。起主要作用的是列宁格勒方面军，它将实施维堡战役，并以此拖住敌人的大量兵力。
　　然而，我并非事事如意。我动身去克里姆林宫时，随身带了一幅拉多加湖一奥涅加湖地峡的地形图，在大本营，我汗始引用关于敌人兵力的侦察情报来证明，我军在那里作战多么困难。斯大林不喜欢人们向他叙说敌人将会如何如何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他往往用嘲笑的口吻提问：“你是从哪里知道的？敌人是不是向你单独通报过？”总参的负责工作人员，我从前的同事曾向我提醒过此事，并且还劝说过我放弃我向他们谈过的一些想法。情况果然像他们预言的那样。最高统帅从我的话里识破了想再要预备队的意思，便回绝了这种要求。当然，当大本营的同事们第二次报告时，他又改变了决心，派来了预备队。战役结束后，我赶快给大本营寄去了我军在地峡突破的坚固工事的照片，请求把照片送给斯大林。但是，后来我得知，这本相册根本没有送给最高统帅。
　　6 月3 日，我们离开莫斯科，但没有去方面军司令部，而来到了预定渡过斯维里河实施主要突击的第7 集团军，并在洛杰伊诺那波列地区从河南岸进行了现地勘察。在俄国海军史上，洛杰伊诺那波列曾一度起过特殊作用。1703年，波罗的海舰队第一艘驱逐舰“军旗号”从这里的奥洛涅茨造船厂下水。
　　希特勒匪徒彻底破坏了该城。原来街道所经之处，现在是一人深的堑壕。在房屋的砖石废墟下，则是观察所和避弹所。芬军的防御依稀可见：沿着敌岸是弯弯曲曲的堑壕，河中坚立着缠着铁丝网的桩砦。整个这段时间，战线相对寂静。只是偶尔有些重炮弹在某地高空飞过。好像有人吹响秋天的落叶。这是双方的炮兵在相互“致意”。
　　现地勘察后，方面军首长定下了最后决心：沿拉多加湖北岸向奥洛涅茨、萨尔米、皮恃凯兰塔和索尔塔瓦拉方向实施主要突击，这包含三方面的意义：在战术上，能同B ·C ·切罗科夫海军少将的海军区舰队协同动作；在战略上，合围在奥涅加湖以此作战的芬军；因政治上，能取捷径前出到苏芬边境。在这个方向上有重兵器可利用的道路，攻击筑垒地域时通常要用重兵器。在洛杰伊诺那波列与萨沃泽罗湖之间，在奥洛涅茨丘陵地之间，有恰索文纳亚山。我们把方面军的辅助指挥所设在山上，从这里对战役实施指挥。
　　斯维里河涨水后有的地方宽达半公里。交战将在斯维里河上开始。军队受领的任务是：分割斯维里一彼得罗扎沃茨克敌军集团并强渡斯维里河。6 月9 日，我同什特科夫被召至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告诉我们，列宁格勒方面军必须突破芬兰防线，但他们需要援助。这此目的，卡累利阿方面军必须迅速粉碎斯维里一索尔塔瓦拉敌军集群。战役准备不得超过十天。拟定完成任务的方案，要在出席这次谈话的华西列夫斯基，朱可夫和安东诺夫参加下在大本营进行。
　　当时，卡累利阿方面军的所有预备队部队都已集中在摩尔曼斯克和坎达拉克沙方向。在洛杰伊诺那波列地域只有第7 集团军的一个步兵军和两个步兵旅。为了实施战役，我们预先已准备了容纳补充兵力的战场：挖好了三个步兵军的堑壕和炮兵发射阵地。但是，突破筑垒地带需要三个步兵军，而用于随后的发展突破，还需要一个步兵军。另外，还需要一个突破炮兵师和一个轰炸航空兵师。
　　当我报告了全部情况时，斯大林说：“你已经有一个步兵军；我们再给你两个步兵军，再给一个炮兵师。至于航空兵师，将指示空军元帅诺维科夫派列宁格勒方面军的航空兵向配置在你们当面的芬军出动一两次。他将去你处协商。
　　我当场坚持请求再给一个步兵军用于发展突破。但是，被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断然回绝了。讨论就此结束。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匆匆走了。斯大林邀请我和什特科夫观看为庆祝列宁格勒方面军的胜利而施放的礼花。放完礼花后，当我们告别时，最高统帅贴近我耳边说：“你要的那个步兵军，我一定给你增调。”
　　得到这个好消息，我们高高兴兴地出发到了第7 集团军指挥所。克鲁季科夫和所有兵种首长都已到了该地。在我们到来前，集团军司令员已同他们讨论过作战计划。我听了集团军司令员的报告后，便定下了最后决心：首先强渡斯维里河，夺取从洛杰伊诺那波列到马谢利加地段的基洛夫（摩尔曼斯克）铁路，解放奥洛涅茨和彼得罗扎沃茨克两市。主要突击仍像原先决定的那样，由第7 集团军向索尔塔瓦拉方向实施。同时，第32集团军向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尤斯特湖方向与第7 集团军相向实施辅助突击，由北面迂回彼得扎沃茨克的敌军集群。这样，通过两个向心突击，就能消灭南卡累利阿之敌。
　　最艰难的地段仍然是三百五十米宽，八到十一米深的斯维里河。拦河有一座斯维里—3 号大型水利枢纽，坝高十八米，贮水一万二千五百立方米。这就加重了部队的任务。眼下是说明攻防双方心理状态不同的一个最浅显事例：1941年我对宽阔的斯维里河水颇感欣慰，而到1944年我面对它却又望洋兴叹了。当前，由于任务的需要，必须从水利枢纽的下游克服这个水障。如果芬兰人打开闸门怎么办？那时河水汹涌而下，渡河将告破产。我们不能先敌下手吗！我们打算用水雷炸开闸开板，但是不行。用重炮轰是能成功的。现在，我们自己只要乐意就能放水。对战役计划马上做了修改。当大本营得知修改情况后，又把我们召到了莫斯科。我们说明了理由，我们的想法得到赞同。
　　顺便指出，我曾把解决水利枢纽问题的方案上报给最高统帅。他不仅过问了概略情况，甚至还考虑了本来可以忽略的一些细节。
　　斯大林有这样一个特点：他一知道对已经计划好的战役作了部分改变，就把方面军司令员再召到莫斯科。这样的召见有过不少次。只要可能，斯大林宁愿亲自同人们面谈。我觉得，他这样做有三个原因：第一，通过亲自面谈可以更好地了解情况；第二，斯大林爱考察人，从面谈中可以形成他对人们的看法；第三，斯大林是乐意向别人学习的。在战争年代，在他身上经常表现出这种品德。我认为，在现代战争问题方面，各方面军司令员、大本营和总参的成员以及其他军事人员都使最高统帅学到了许多东西。同样，这些人也从斯大林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尤其是在全国性问题以及经济和政治问题方面。对我来说也是这样。我认为，每到大本营一次，都使我得到某种充实，而同党和国家领导人每次会面，都开扩了我的眼界，使我受益极深。
　　现在回到第7 和第32集团军上来。它们的当面之敌分别有七万六千人、五百八十门火炮和五万四千人、三百八十门火炮。我们必须把该集团分割成几部分，向战役纵深前进二百余公里，大约在40天内消灭该敌，前出至苏芬边界。
　　卡累利阿方面军南翼军队将在战争三周年即1944年6 月22日前一天开始进攻。列宁格勒方面军早十天便在卡累利阿地峡发起了进攻。他们在短时期内突破了敌人的强大筑垒工事，攻占了维堡市，恢复了战前的国界，这就方便了我们完成斯维里—彼得罗扎沃茨克战役的任务。
　　卡累利阿方面军为使自己投入进攻，已进行了十天的准备工作。6 月21日11时45分，炮火准备开始了，一批批图—2 轰炸机同时袭击了敌军阵地。在持续三个半小时的爆炸声中，我们从指挥所观察着眼前的情景，密切注视着敌人的防线，安然地交换着意见。实际上，现在哪里都不必去：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一个个团队在静静地等待着，眼下飞行员和炮手们正用炮弹的火光和爆炸的黑云点缀着五彩缤纷的景象。在刹那间的闪光中，密密麻麻的铁丝网障碍物变成曲扭的构件和碎片在眼前飞起，随后又堕入灰蒙蒙的烟雾中，当河上、湖上的烟雾最终消失后，左方便现露出连接拉多加湖的低洼旷野。
　　听着航空火力准备和炮火准备的隆隆声，我回想起三年前那次事变，回想起那个周末的夜晚，我正在火车上打盹，突然听到德国发动进攻的警报。眼看一千一百天过去了，从前受到疯狂打击的人，现在自己就要向躲到地下的侵略者猛攻过去。我们的进攻已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原先的国界，已是伸手可及了！只是目前还必须把手保留在钢甲之中。
　　被大家遗忘了的午饭时刻，已在开始渡过斯维里河。第7 集团军作好了强渡该河与突破敌人防御的准备。密集的炮火正在杀伤第二和第三堑壕内的敌人，我军的坦克和自行火炮正在向对岸进行直接瞄准躬击，炮弹从似乎已开始强渡的先遣支队头顶飞过，短暂的炮火中断使芬兰人警觉起来。怎么回事？是大规模渡河吗？一个个载着士兵的木筏正离开俄方河岸驶来。这时，西岸原先哑然无声的火力点突然响了起来。但是，被芬军当作士兵的，却是放在木筏和船上佯装渡河的草人。带着这些草人首先进入斯维里河的是十六名近卫军人。后来，他们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我军观察员标定了活跃起来的敌火力点的位置，随后便进行了瞄准射击。敌人保留了一部分兵器，非到紧要关头不投入使用。现在这个关头到来了，而且也确实紧要，只不过不是用来对付他准备对付的人。
　　炮火准备又进行了七十五分钟，前线在颤动。侦察梯队用了五分钟就在四公里宽的地带渡过了斯维里河，并在敌人障碍物中开辟了通路。被拔掉了牙齿的敌人惊慌失措。就在他眼皮下，二百辆水陆两用汽车和其他浮游器材下了河，几个航次就把米罗诺夫将军的近卫第37军的战士们从己岸送上了敌岸，近卫战士们突破了敌人防御，扩大了登陆场。当天色黄昏，太阳下山时，我军工兵已架好两座桥梁和二十座门桥。接着，主力和坦克投入了战斗。战线不均衡地卷曲着，渐渐向北和西北退缩。
　　这时，第32集团军也转入全面进攻。有些兵团进展得较快。例如，第313 师于6月21 日凌晨便悄俏地强渡了白海一波罗的海运河，随后攻占工波韦涅茨市。该师战士们利用林中小路向梅德韦日那戈尔斯克迅速前进。正当受骗的芬军向飘浮在斯维里河上的草人射击时，我得知了上述情况。当第7 集团军的坦克隆隆地开上斯维里河上的门桥时，第32集团军已进入平杜什市。真不错！战斗第一天就前进了十六公里。Ф·д·戈列连科没有浪费时间。又经过两昼夜顽强战斗，他的部队已进入梅德韦日那戈尔斯克。第32集团军以其左翼从北转向奥涅加湖，其中央向前延伸，这样就扩大了登陆场。集团军预备队向彼得罗扎沃茨克方向不断发展胜利。奥涅加湖的各个湖湾伸向西北，吞没了这里的广大幅员。湖湾所到之处常有冰川流过。过去，卵石和冰块曾一度向前涌动，汹涌地汇入灰色的湖水中。原来的森森王国变成了水乡，又出现许多沙洲。后来，在一个沙洲上建起了孔多波加市。往西一百公里，沼泽地逐渐彼丘陵代替，波罗索泽罗湖就在这里，丘陵地南缘与曼谢利基梯地相连。现在，第32集团军的战士们正是沿这两个方向迅速前进。
　　通过卡累利阿首府的口子终于形成了。从彼得罗扎沃茨克到苏奥耶尔维的铁路是穿过这个口子的大动脉，但我军航空兵通过密集空袭已炸毁了这条铁路。第7 集团军从南面推进。芬军仍指望固守奥涅加湖西岸。但奥涅加湖区舰队往这里输送了登陆兵。到6 月28日，我军一个旅攻占了彼得罗扎沃茨克。全城居民涌上街头，举行了数小时的隆重游行。但是，没有谁比被关进过铁丝网的人更高兴。两万名苏联公民从监禁中获得自由，满含热泪欢迎军队一解放者。他们诉说了法西斯奴役的恐惧，诉说了所受的苦役、拷打、嘲弄和天天面临的死亡威胁。勿庸赘言，在此以后，苏联军人的进攻激情有多么高！
　　当Ф·д·戈列连科的集团军由北向南屡战屡进的时候，A ·H ·克鲁季科夫的军队也沿拉多加湖湖岸迎头前进。最初战线截断了这里的斯维里河河床。斯维里河从奥涅加环形运河延伸，直到新拉多加运河。第7 集团军左翼的堑壕与河湾重叠，而右翼的阵地则离开河床，向南退缩。当强渡斯维里河时，第7 集团军左翼一面扩大登陆场，一面向西北前伸。这里又是我军的主要突击方向。这时，右翼刚接近到斯维里河。河流与战线相互交叉，而在波德波罗日那就形成了直角。为夺取该居民地展开了顽强战斗。我军为占领该地是付出了代价的，这在整个芬军防线上都是如此，但防线终于崩溃了。我军的前进加快了，但是由于敌人的顽抗和地形的艰险，前进仍然不易。
　　当年6 月下旬作战的一些情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至今仍可记起。敌人死守着拉多加湖湖岸，在奥洛涅茨筑垒地域对我军的进攻抵抗尤为凶猛。当时拉多加湖区舰队在奥洛涅茨以北输送了登陆兵，切断了敌人的交通线。当芬军第5 军仓促从原防御地区撤退时，芬军指挥部又把从波德波罗日耶地段撤下的师用于实施翼侧突击，企图截击我冲击的步兵部队。在普里斯维里耶的林区和沼泽地，展开了遭遇战斗，其紧张激烈程度是少见的。另一方面，萨尔米亚格沼泽又挡住了通往奥洛涅茨的道路。连在本国已经习惯了沼泽湖溏地区生活的芬兰人也认为这里的地形是无法通行的。但苏联士兵在敌人的火力下在这里修筑了道路。后来，他们又不断修整了这条路，克服了沼泽，并尾随敌后突入敌筑垒地域的后方。
　　当芬军从奥洛涅茨沿拉多加湖湖岸向皮特凯兰塔撤退时，我军登陆兵在其后方上陆。这时，双方发生了多次激战。在战斗中，海军步兵表现得十分出色。这里，我再讲一件事。6 月23日，拉多加湖区舰队输送海军步兵第70旅在图洛克萨河与维德利察河之间地区上陆，切断了通住皮特凯兰塔的道路。敌人为了把登陆兵赶下湖，便向登陆兵占领的登陆场猛烈射击，随后发起反冲击。B ·C ·库克上士指挥的一个班（属步兵第2 连）在佩斯恰纳亚高地附近挖壕。当时敌人一个火力点挡住了该班前进，而与友邻第3 连之间有一个一百五十米宽的间隙。芬军一个营正向这个间隙前进。在芬军当面只有两名苏联军人：库克上士和战士巴根。他们用机枪和冲锋枪火力打退了敌人四次冲击。当巴根负伤时。库克冲上前去，用手榴弹消灭了敌人火力点，占领了高她的支撑点。这时，上士离我军前沿还有五百米。巴根包扎好伤口，跟在库克身后，爬进了堑壕。
　　不久弹药用尽了。这时，两位勇士拿起被打死的敌兵的自动枪继续射击。夜间，пO —2 飞机向高地投下三箱弹药。共青团员库克和巴根几乎两昼夜没有吃东西，靠喝池搪的水，打退了敌人十次冲击，守住了支撑点。另外，一中队敌机对他们轰炸两次，敌军一个炮兵连向他们射击。但是，苏联军人挺住了。当我海军步兵旅转入进攻，将敌从高地打退时，库克重新指挥本班，发起冲击。1944年7 月2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发布指令，由于B ·C ·库克在同法西斯斗争中的勇敢与坚定，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战士巴根也荣获了政府的崇高嘉奖。后来，在极圈内地区作战时，库克指挥一个排，又获得了红星勋章。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5 23:04
　　6 月24日，我军在全线强渡斯维里河。当天，莫斯科为卡累利阿方面军施放了礼炮，庆祝它在三天作战中解放居民点二百余个。卡累利阿方面军的官兵对给予他们荣誉有理由感到自豪。因为他们把敌人赶出了早在战争开始时就被他们占领的地区。斯维里河两岸什么都经历过了！过去，在它的河底就铺有马林斯克水系拖船的牵引索、索引索把汽船沿河拖至在上世纪未建造的、以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命名的运河。运河的建设是艰苦的，许多农民的白骨都抛在了普里斯维里那沼泽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年代，斯维里工程就是执行列宁国家电气化计划的重要工区之一。1941年，我独立第7 集团军曾在这里防守。1942年，一辆辆汽车在斯维里河泥泞的河岸以西和以南，匆忙地奔驰着，给被围困的列宁格勒市运来炮弹、抢弹和面包，又从那里运走饥饿的病弱人员。1944年夏季到了，附近森林中的射击声沉寂了，英勇的苏联军人肃清了斯维里河岸的敌人。
　　当斯维里河已被第7 集团军甩在身后时，方面军左翼分成了两部分。第7 集团军切断了奥洛涅茨与彼得罗扎沃茨克之间的道路后，便在芬军阵地内打入了楔子。敌人没有来得及清除他们罪恶活动的痕迹就撤退了。在阿姆拉附近，我军从集中营里解放了一千五百名苏联公民。
　　当一部分师向彼得罗扎沃茨克前进时，另一些师正继续攻打拉多加湖东部沿岸地区，并顽强突向皮特凯兰塔，左翼从古为涅瓦湖（后称拉多加湖）的灰暗湖水旁通过。芬军“奥洛涅茨”集群的前方兵团绕过希登谢利凯湖湾，向西往湖边撤退，然后又向西南著名的伊马特雷瀑布撤去。
　　6 月底，基洛夫（摩尔曼斯克）铁路全线的敌军已被肃清。战役第一阶段结束了。列宁格勒州和卡累利阿的八百个居民地在过了三年以后又重新飘扬起红旗。白海一波罗的海运河又能为苏维埃国家服务了。在一周内，我们祖国的首都第二次用二百二十四门火炮为卡累利阿方面军施放了庆祝礼花。
　　在斯维里一彼得罗扎沃茨克战役的第二阶段作战中，又展开了索尔塔瓦拉战役。这一战役是在同年7 月初进行的。它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都很重要。越接近芬兰边界，芬军的抵抗越顽强。桥梁破坏了，道路被多年大树组成的路障堵塞了。在他们撤出的土地上，几乎每平米都埋上了地雷。例如，在洛杰伊诺耶波列到奥洛涅茨的道路上，我军工兵就发现并销毁了四万颗地雷。
　　我军又遇到了一道早在一年前就构筑好的防御地区：每公里正面约有十二个永备火力点和土木质火力点。第32集团军担任的夺取波罗索泽罗湖防御枢纽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尽管地形起伏很大，集团军利用专门支队，搭乘越野能力强的汽车，仍成功地实施了迂回机动，这就决定了战斗的结局。
　　苏奥那尔维和皮特凯兰塔解放了，第7 集团军果断地向西突击。离芬兰边界只剩下八十公里了。
　　于是，各个孤立的事件逐渐超出了局部地区的意义，而汇成对敌人有威胁作用的锁链。这给赫尔辛基政府提出一个问题：下一步怎么办？芬军丧失了卡累利阿地峡，列宁格勒方面军已直接威胁到维堡以北地区。卡累利阿方面军则把早先在奥涅加湖沿岸地区张开的钳口合拢了，越过第32度经线，接近了芬兰国境的最东的突出部。芬军仍死守着每一寸土地，封锁着各个湖间隘路的进出口。但是，他们这种垂死挣扎是毫无希望的。
　　7 月21日清晨，第32集团军向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报告，它己到达苏联国界。这件事立即报告了莫斯科。从此，苏联政府便能对芬兰采取更明确的行动了。现在，我军官兵每前进一步就意味着，红军不仅又把占领者赶出了我国的地方，而且已开始在侵略者自己的国土上作战。这个事实立即牵连到同政治有关的各种情况。战前，芬兰把外交政策的矛头指向苏联，现在，它的统治者再也无法向它的人民交代了。
　　一说起为解放苏联卡累利阿地区流过血的人们，就不能不提到近卫坦克第7 旅坦克第1 营营长B ·B ·普拉季岑。他的名字在部队中尽人皆知。当他还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时，要坚决要求参军，不到规定年龄就进了坦克学校。1939—1940年间，他同芬兰白匪作过战，并成了红旗手。从伟大卫国战争最初日子起，普拉季岑就在作战部队历任坦克排长、连长和营长，没有坦克时还指挥过侦察连和其他步兵分队。在诺夫哥罗德附近的各次战斗中，他表现得尤为出色。来到卡累利阿后，他于1944年7 月8 日率领坦克营进攻时，遇到了综合地雷场。工兵相继牺牲了，而情况又要求前进。这时，营长亲自走到前面，先头坦克在他身后缓慢前进。一声爆炸，普拉季岑头部负伤。他险些双目失明，但他并未失去勇气。他作为重伤人员在军队又干了三年，后来复员了。苏联英雄普拉季岑三十五岁毕业于青年工人学校第十班，后又在大学法律系毕业，并成功地当了律师。
　　我承认，我对近卫坦克第7 旅是有些偏爱的。该旅战士、英勇的坦克兵们作战都十分勇敢。我认为，他们幸运的只是有一批英勇的指挥员。最初，旅长是苏联英雄科普佐夫。1942年底，他在哈尔科夫方向就任了坦克军军长。新任旅长是从沃尔霍夫到卢加一直指挥本部队的B ·и·施奈德。后来，他升任了第7 集团军装甲坦克和机械兵团司令员的职务。在卡累利阿，旅长则由原参谋长и·H ·布连科夫担任。他们全都是出色的作战军官。
　　奥涅加一拉多加湖地峡的战斗进行了一个半月。敌人损失了五万名官兵，丧失了对他利害攸关的地区。由于列宁格勒方面军与卡累利阿方面军的联合突击，被法西斯分子宣扬的“德芬永恒战斗情谊”大厦的根基动摇了。
　　8 月初得知，芬兰总统芮蒂引退，芬兰人马上探听停战条件。继法西斯德国在其他战区也屡遭失败之后，芬兰就要退出战争了。红军开始解放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罗马尼亚已经退出战争。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军队在法国和意大利展开了进攻。时针朝着一个方向不停地移动，无论法西斯分子使出多大力量，他既无法阻止，也无法逆转时针的前进。8 月25日，苏联政府接到赫尔辛基正式的停战请求，9 月5 日，卡累利阿方面军便在南段停止了战斗行动。
　　谈判开始在莫斯科举行。9 月4 日，当芬军停火时，在前线许多地段出现了他们的军使。他们高兴地通知，对芬兰来说，战争已告结束。我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给大本营打电话，因为至今尚未得到有关停战的任何指示。很快就得到答复：“芬兰政府尚未接受苏联的条件。”但是，赫尔辛基无法长久地“耍滑头”。9 月5日，大本营便下令指出，芬兰政府已建议同我方缔结协定。大家知道，协定最重要的条款之一是，必须解除芬兰境内德军的武装。读者在下文中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在极圈内地区作战期间起了特殊的作用。
　　我从芬兰前线返回时，又一次来到各次战斗的地点，然后才走上归途。这时，我从芬军在自己的阵地准备作战的角度，观看了他们的坚固工事。我想象着，当时他们的军事长官能看到什么，能想到什么。
　　1941年当芬兰人向我们宣战并夺占了奥洛涅茨地峡时，他们没有任何朝向苏联的坚固工事。而现在，一条拥有永备发射工事的完全现代化的阵地防线就展现在我眼前。为了建立并守住这样的防线，而不使国家经济受到破坏，就必须拥有可观的军事经济潜力。但是，芬兰恰恰没有这样的潜力。
　　从战争爆发后的整整三年来，芬军就在这里建立有钢筋混凝土工事的防御地带。毫无疑问，建筑工程是在外国（当然主要是德国）援助下完成的。我研究芬军的防御，力求弄明白，他们到底指望什么。他们自己的军队不多，又没有足够的飞机、坦克和火炮。这样一个小国怎么挑得起即使从纯军事角度上看也显然不能胜任的担子呢？
　　只是当德国调来一些新兵团时，芬兰才想从卡累利阿地峡冲向列宁格勒，从奥洛涅茨继续向东进。而这时芬兰战略家们才从芬兰湾到拉多加湖，从拉多加湖到奥涅加湖匆忙建立了坚固工事。在我第7 和第32集团军当面则建起了斯维里防御地带、斯维里—3 号水坝与波德波罗日耶的桥头堡、彼得罗扎沃茨克—维德利察防御以及沿波罗索泽罗湖、苏奥那尔维、萨尔米一线的防御地区。纵深三十公里的斯维里防御地带以及奥洛涅茨筑垒地域，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我翻阅了自己的作战日记，找到以下数据：我工程兵打扫战场时发现，这里每公里正面的防御工事密度：机枪和迫击炮发射点三十多个，步兵散兵坑七十个、土木质火力点十个、钢帽堡七个，在绵亘的步兵堑壕内还发现了圆形钢筋混凝土避弹所。在主要方向上构筑了近十处钢筋混凝土工事。防坦克障碍物都根据地形分散配置，构筑技巧之高令人惊叹。毫无疑问，芬兰人利用了他们在1939—1940年战局中所取得的经验。可是我认为，他们总应当清醒地想一想，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只有受盲目仇恨心理驱使而轻举妄动的人，才能卷入同伟大苏维埃国家开战的冒险行径。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5 23:04
　　在北极地区
　　并不总需要合围。射击与外交。还有需要考虑的问题。左面是山，右面是海。独一无二的计划。进攻之前。沿着冻土地带。从佩琴加到尼克利和基尔克内斯。
　　南卡累利阿战役结束后，消灭北方德军的准备工作又重新开始了。方面军辅助指挥所急忙转移到坎达拉克沙。第7 集团军的一些兵团也调到该地。除我军的极圈内地区部队得到加强外，颇为重要的一点是，德军由于芬兰从我国领土上撤走了自己的军队而削弱了。现在，德军第20拉普兰集团军的南翼暴露了。于是，我们就可以拟定计划，不仅实施正面突击，而且还插入敌人后方，实施合围突击。
　　我们不知道，德军指挥部面对新情况倒底会采取什么对策。但可以设想，敌人迟早将被迫从芬兰北部撤走自己的军队。为了不让敌人不受惩罚地逃走，方面军军事委员会9 月4 日提醒我军三个北方集团军司令员：敌人可能撤退，并要求他们使军队保持充分的战斗准备，以便根据方面军的特别命令立即转入进攻。
　　我们的设想在一定程度上被证实了。9 月7 日，德军指挥部由于害怕苏军向其山地步兵第18军翼侧前出，开始将该军撤离乌赫塔方向。斯克维尔斯基将军刚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方面军司令部，我立即下令追击敌人。然而，一天前，就已下令第19集团军把迂加集团的主力前调到德军第36军的后方。我军在进攻前早就作好了这次迂回的准备。他们周密研究了预定的行进路线，仔细考虑了铺设急造军路的各种问题，行军纵队的编成、行车的保障与警戒。为了使铺设急造军路的工作不致耽搁，每个纵队的先头都配有工兵。给各个先头步兵分队都发放了斧头、工兵锹、钢锯和钢钎。出发前，给所有战士都补助了应急储备食品，增加了子弹和手榴弹储备。因为在皮亚奥泽罗湖、奎托湖地区艰险的山林地内，在几乎完全没有道路而航空兵又忙于在别处作战的情况下，部队脱离了后方，其补给将成问题。
　　第19集团军前进到一个高地。它通过难走的地形完成了将近一百公里的行军，9月12 日凌晨，出敌意外地深远迂回了敌军阵地，切断了交通线。集团军在北地段实施同时突破，而在南面辅助方向上实施迂回，从而使德军受到被围歼的威胁。法西斯德军由于害怕全部被围，便急忙放弃阵地，丢掉物资和装备，向芬兰北部撤退。我得知第19集团军已截断凯拉勒地区的道路后，便立即用直通电话将这一情况报告了第一副总参谋长A ·и·安东诺夫大将。他听完我的报告，又询问了一些细节后，对我说：“请听候指示。”我等待着消灭被围之敌的战斗命令。但是，到夜间，我收到的电报却说，无论如何不能同敌的退却部队打硬仗；不能由于深远迂回把自己的部队拖垮；消灭敌人主要靠沿敌退路配置好的火器。
　　这是一个新方针，应当承认，我不太理解这个方针。因此，我给大本营打电话请求说明，为什么不采取进攻行动合围德军第36军。给我的答复大致如下：眼下最最重要的是保存力量，完成极圈内地区的首要任务，即解放佩琴加地区。北极地区对德国具有重要意义。那里有镍矿场，有海空军基地，活动在我海上交通线上的潜水艇和飞机都集中在那里。德国人并不打算从那里逃走。必须用武力赶走他们。追击敌第36军就要消耗预备队，没有预备队就不能在摩尔曼斯克方向发起战役。我又问道：“难道我不能使用现有的预备队吗？”答复是：“不能。大本营再也不给你任何兵力了。相反，还不排除在近期内从你那里抽部分兵力，调到西方向的可能性，而且，这里指的恰恰是眼下正在追击德军的第19和第26集团军的那些兵团。”
　　这就是问题的军事方面。也无需再作进一步解释。我们必须把位于卡累利阿方面军中央地区的兵力为其他方面军保存下来，而我们自己则要考虑，如何把步兵第31军尽快从坎达拉克沙调往摩尔曼斯克，以便趁沿芬兰内地撤退的德军兵力赶来之前，解放北极地区。战略侦察查明，柏林不打算放弃在挪威北部的基地和芬兰北部的镍矿场。但是，看来问题还有其政治方面，大本营也许认为没有必要把这方面通报部队。两周以后，当从坎达拉克沙、乌赫塔和芬兰中部撤退的德军到达波的尼亚湾时，问题的政治方面自然就暴露出来了。整个这段时期，莫斯科一直就停战协定问题与赫尔辛基举行谈判，到9 月19日便签署了协定。
　　在这样的条件下，德军调到芬兰境内对芬兰来说是十分危险的。赫尔辛基政府由于担心苏联政府指责芬兰不遵守协定以及由此而可能产生的后果，便不得不用武力赶走德军。这种情况就其历史意义而言是发人深思的。甚至在战争中往往也有这种情况，即政治解决问题比军事解决更重要、更有效。
　　我国政府的方针是正确的。芬兰外交部长向德国大使声明，他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已经中断，而且早在9 月初无线电台就向芬兰全国广播，德军在9 月15日以前撤出芬兰国土。由于不希望同自己原先的盟军打仗，芬兰武装力量统帅部便向德军第20山地集团军建议友好地解决问题。不久我们得知，德国人只同意把芬兰军事区的界线移到波的尼亚湾北岸。原来，在进攻苏联之前，德国与芬兰已经商定“控制范围的划分”，即从奥卢港往东划一条假设线，该线以北的一切军事行动都由德军负责。现在，这条线则由北纬65度大致移到北纬66度，尔后沿苏联国境延伸。这表明，拉普兰地区仍控制在德军手中。
　　然而，9 月19日，芬兰承担了把仍然留在芬兰境内的德军驱逐出去或加以拘禁的义务。于是，我国政府所注意到的一些因素，这时就发挥了作用。9 月底，芬兰人曾想把德军逐出凯米、托尔尼奥等沿海城市，在10月第一周内他们做到了这一点。随后，他们向罗瓦涅米市发动了进攻。德军伦杜里奇上将指挥的第20山地集团军司令部设在该地。占领军烧光了罗瓦涅米市，才向佩特萨莫撤去，沿途大肆破坏。从前受官方宣传欺骗的许多芬兰人，现在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他们擦亮了眼睛，开始帮助自己的军队驱逐德寇。到10月底，芬军已把德国部队分割成两部。一部撤至西北，扼守挪威边境附近的基利皮萨尔维地区；另一部在伊纳里湖旁占领阵地，掩护通往佩特萨莫的道路。11月，芬军缓慢向前推进，迫使伦杜里奇的部队撤退。为了肃清基利皮萨尔维地区的德军，芬兰人需要花整整六个月时间。但是，我们对此并不感到为难，因为这个遥远地区没有重要作用。重要得多的是，撤往佩特萨莫方向的德军与拉普兰地区北部的德军汇合起来。
　　对芬兰人是不能指望他们会继续给予协助的，因为到12月初他们已开始把武装力量转入和平状态。消灭从佩特萨莫到伊纳里湖和基尔克内斯地域的德军集团，仍然是卡累利阿方面军的事。秋季及晚些时候出现的情况就是如此。那时，在9 月中旬，还必须再敦促一下芬兰人，使他们对德国采取行动。从这里我们看到，问题的军事方面是同政治方面紧紧交织在一起的。
　　我未能马上弄明白的事，第19集团军司令员г·K ·科兹洛夫就更无法理解了。当我向他传达新的指示时，他很久不肯相信这一点。合围敌军集团的主意大诱人了，因此，我不得不又下达了书面命令。随后，方面军政治部主任K ·Ф·卡拉什尼科夫少将又到那里去，专门检查命令执行情况。从这时起，追击敌人是快速性的，不实施复杂而深远的迂回。我军以各种火力消灭敌人，把他赶出苏联国土。到9 月17日，第26集团军已前出到战前的苏芬国界：到9 月30日，第19集团军也肃清了苏联境内的德寇。
　　现在，从拉普兰的峭壁到拉多加湖的洼地，几乎整个苏联国界都已光复。目前，只有北极地区仍被敌人盘据，德军山地步兵第19军依靠钢筋混凝土和石质坚固工事作掩护，驻守在那里。在三年期间，敌人在该地建起了拉普兰防御要塞。芬兰一退出战争，敌人就拼命增修防御工事。我方侦察不断通报，敌人的专业建筑部队正在夜以继日地钻凿岩石，修造新的钢筋混凝土和装甲火力点与掩蔽工事，挖掘堑壕和交通壕。在我们当面九十公里长的战线上，布满了桩砦和防坦克壕、密集的地雷场和铁丝网障碍物，遮断了所有的山垭口、谷地和道路。各制高点都变成了真正的山地要塞。此外，朝海方向有配置在掩体内的岸炮和高炮掩护。各筑垒工事之间有无数的河湖、峭壁、沼泽与泥潭。
　　德军企图依托防御要塞，阻止苏军进入挪威，保护其巴伦支海的基地。佩恃萨莫—基尔克内斯敌军集团共有五万三千人、七百七十门火炮和迫击炮、一百六十架飞机和四十五艘军舰。卡累利阿方面军司令部（新任参谋长是根据我的提议从秋季升任此职的A ·H ·克鲁季科夫中将）和司令员都在为一些问题绞尽脑汁。德军山地步兵第2 师师长杰亨中将在被我截获的命令中引用希特勒的命令说：无论如何也要守住北挪威的阵地，特别是镍矿开采区。命令写道：“我们可以让俄国人向坚固筑垒的支撑点猛攻，然后通过反突击将他们消灭。一切有利条件都在我们一边。我们有作好反突击准备的快速预备队，能在敌人被我支撑点的致命火力打得流尽鲜血的时刻实施突击。尽管芬兰在政治上背叛。我们仍奉命守住防线。这表明，防线必能守住。你们知道，必须这样做的原因是：我们需要科洛希奥基的工厂加工的镍和铜。在最近几天，这里的冶炼炉将重新冒烟。此外，我们恰恰要在这里告诉俄国人，德国军队还存在，并将守住俄国人无法攻克的阵地。”
　　希特勒匪徒还继续从陆地、空中和海上往北极地区赶运增援。我北方舰队特种支队的一个侦察群已在瓦兰格尔半岛敌后的山中恢复了活动。B ·良德领导的三名勇士定期向自己的首长报告敌运输船在瓦兰格尔峡湾的动向。从给我们送来的报告中得知，佩特萨莫与基尔克内斯之间地区的兵力正迅速增多。动作缓慢是不利的。
　　在准备进攻的过程中，我们多次讨论了使用方面军作战兵力的各种最佳方案。多数人赞成快速行动，但也有反对意见。有的人断言，在极圈内地区无法实施大兵团和重装备的机动。这些指挥员是不对的。但他们的意见也有自己的理由，它反映了当地自然条件的特点。大家知道，德寇发动战争后向我国领土推进最不顺利的恰恰是在摩尔曼斯克地区。其中，尽管苏军官兵的坚定勇敢起了主要作用，但摩尔曼斯克地区对组织进攻极为不利的地形、气候特点也起了一定作用。当然，在以往三年内，这里的自然条件没有变。然而，现在却是我们而不是德寇，要在看来简直无法展开积极战斗行动的条件下克服对方的坚固防御了。从这个角度上说，极圈内地区作战在伟大卫国战争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这种自然条件下进行攻防，任何地方都不如我们经历得多。甚至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样的作战也是绝无仅有的，如果考虑到参战兵力之多和现代化技术兵器，那么它在整个战争史上也是唯一的。由此也就决定了这种作战连同它取得的各次胜利和出现的各种失误都是有教益的。
　　为了使非专业军人或未曾到过这些地方的读者懂得这种含意，我们简要地说明一下地形。请想象一个极圈内地区以北的濒海高原吧。部分海面虽不封冻，但却十分寒冷。时而从海上向内陆刮来摩尔曼斯克夏季所特有的强风。时而越来越强的冬风又向海上刮去。在秋季常有的恶劣天气里，雨雪交加，常常一夜之间便满地冰霜。寒冷的空气里饱含着潮气。有时，透过墨西哥湾暖流的迷雾又吹来北冰洋的阵阵寒风，这时，天气就变得十分阴沉。脚下潮湿、烦人的冻土给人一种荒凉之感，地表的深处是一片片永久冻结的小洲。可是，战士们却睡在这样的地面上，身下只铺上一件军大衣。
　　周围是一个挨一个的湖泊，水光闪濯。湖间的沼泽里杂生着草丛、苔藓和低矮树丛。灰色的泥炭地已被挖出条条深沟，沟里满是清澈的冰水。有些地方耸立着一个个光秃秃的巨大石峰。湍急的河流便在各石峰之间穿过，基本上都是由西南向东北流去。而我军必须往西前进。这意味着，必须接连地强渡各条河流。同大陆性气候的更寒冷地区相比，人员在这里更感寒冷。车辆也会上冻，给发动机升温十分困难。油料消耗大大超过标准，而油料本来就不足，这就明显降低了使用技术兵器的可能性。人们对化学暖袋也十分关心。由于唯一一条铁路仍然用不上，输送装备、粮食和弹药只能靠军舰（可是，只能运到岸边）、靠工作状态不佳的汽车、靠没有饲料可喂的马匹、靠任性的野鹿。一切勉强可以走过的地点，都被拉普兰防御要塞的德军截断了，而中间地带又是一片没有道路的荒原。
　　尽管如此，仍然需要作战。何况不是一场简单的仗，而是进攻，打击敌人，赶走他，消灭他。这就使人回想起伟大的苏沃洛夫说过的话：“野鹿能通过的地方，俄国士兵也能通过；而野鹿过不去的地方，俄国士兵照样能过去。”卡累利阿方面军的部队通过了人迹罕见的地区，从而向全世界证明，我军能克服任何障碍。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5 23:05
　　我军当前战役计划的基本设想是，以主力对敌第20拉普兰集团军和主要坚固工事实施翼侧迂回，在恰普尔湖以南实施突破，尔后，方面军各主要兵团和北方舰队的军舰实施机动，在佩特萨莫地域围歼敌军集团，以便将敌逼向海岸并切断他同挪威港口的联系。通往佩特萨莫（佩琴加）的道路共有四条。一条电利纳哈马里往北，直到佩特萨莫河口。过去，我军舰只不能接近河口，除了从海上接近外，再没有别的接近路。另一条道路起于西面的挪威港湾托尔内特。目前，我们尚用不上这条路。第三条路来自东面位于德军阵地中央的季托夫卡列卡村。眼下也到不了那里。第四条路来自南面，它同另几条路形成一个道路枢纽，把佩特萨莫同卢奥斯塔里沟通起来。正是这个道路枢纽引起我们重视。必须突向卢奥斯塔里，插入敌后并从那里把敌人的兵力引出防御要塞，这样就能用陆军部队和海军步兵从三个方向实施联合突击，攻克要塞。这时，再从卢奥斯塔里向佩特萨莫，挪威国土，尼克利和琐齐三个方向发展胜利。这些地区有德国的重要工业基地和通向基地的道路。战役的最终目的，是彻底肃清苏联北方国土的敌人，并支援挪威的解放。主要突击指向卢奥斯塔里，由第14集团军第99和第131 军以及轻步兵第126 和第127 军实施。后两个军应通过冻土地带实施深远的迂回机动，切断敌人的交通线。到达卢奥斯塔里地区后，近卫坦克第7 旅向佩特萨莫方向投入战斗，阻止敌人向挪威撤退。
　　战役计划上报到大本营，稍加修改后得到批准。北方舰队受领的任务是：封锁敌占海岸，切断佩特萨莫敌军集团同海上的联系；配合第14集团军分割敌防御，攻占各港口；海岸炮兵和军舰对地面部队在濒海地段的进攻实施火力支援。为了最后的协商联合行动，北方舰队司令员A ·г·戈洛夫科和军事委员会委员A ·A ·尼古拉耶夫于9 月29日来到方面军指挥所。我们决定：编入北方防御地区的各海军步兵旅在斯列德尼半岛地峡突破敌防线，尔后切断敌人从基本防御地区沿西利察河的退路，最后，只有当第14集团军突破敌主要防御地带时，再向佩特萨莫实施进攻。此外，北方舰队还要保障登陆兵的上陆和从摩尔曼斯克给第14集团军输送预备队和补给品。
　　战役开始前，我到各兵团去的次数更多了。对出现的各种各种样问题，必须就地迅速解决。最繁重的工作是变更军队部署和筹集弹药、燃油料、粮食、工程器材与木材。实际上，方面军领导解决后勤问题所用的时间，甚至比解决作战问题还要多些。极夜到来了，冬天已接近。必须提前给部队运送今后要用的储备品，又要考虑到，在作战过程中，各集团军是在没有道路的情况下携带这些东西的。
　　政治工作人员给方面军首长不少帮助。在最紧张的日子里，他们昼夜工作。方面军政治部几乎不留一人，人们全都下到各师和各军。
　　10月1 日，我们乘车来到第14集团军观察所。从那里出发，同集团军司令员谢尔巴科夫一起再次察看了地形，检查了各项准备工作的执行情况，同官兵会了面。过了两天，我乘驯鹿走了一段路，然后换乘雪撬，终于来到了冻土地带，靠近了部队。随后，方面军野战指挥部也转移到此地。进攻开始前，我同军事委员会委员T ·Ф·什特科夫视察了预定在主要方向进行战斗的步兵第131 军。该军下辖两个步兵师，即近卫步兵第10师和步兵第14师。正是这两个师于1941年秋挡住了法西斯德国强盗通往摩尔曼斯克的道路。什特科夫去了第14师，我到了第10师。第10师在1941年9 月战斗以后获得了近卫军的称号。师长是X ·A ·胡达洛夫少将。我同他一道来到各团、各营。该师基本上是由久经战火考验的战士组成的，许多战士胸前都挂着勋章和奖章。其牛，列兵米哈伊尔·伊夫钦科第二天就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敌火力点的射孔。我命令把荣获过勋章的人集合到一起。一个半小时后，在一个平底坑旁的花岗岩后面，坐了将近一百人。这都是些可靠的大无畏的军人。同他们随便地谈了半小时“生活琐事”后，我告诉他们，保障方面军这次进攻的兵力是十分强大的，随后对他们讲了下面的话：
　　“士兵们！明晨，我军将转入进攻，赶走法西斯德国强盗，解放苏联的北极地区。正是你们这些近卫军战士们长年累月坚守在丘陵地带，掩护了通往摩尔曼斯克的道路。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托你们对敌实施首次突击。我们相信，你们是不会辜负信任的。”
　　“绝不辜负信任，大将同志！”士兵和军士们齐声回答。
　　将近二十五年过去了，但战士们的声音好像仍在我耳边回响。
　　那一夜，我久久不能人睡，思绪万千，忧心忡忡。无论经历多少次，在进攻之前总不能处之泰然。我在考虑：“使用坦克的效果倒底怎么样？”
　　因为我们决定要使用KB重型坦克（这在北极地区是第一次）。这个决定是在周密研究了敌人的对坦克防御之后作出的。几乎敌人全线的对坦克防御都是立足于打轻中型坦克的。但是方面军没有自己的重型坦克，只好向大本营请求。有趣的是，我的请求引起了疑问，人们甚至向我解释，T —34中型坦克比KB重型坦克好，它们有更强的机动力、越野能力和相当坚固的装甲。而KB重坦克已经过时了。但最后大本营还是同意了，于是我们得到了一个重型坦克团。我要提前说一下，这些重型坦克起了巨大作用。
　　我还担心那些水陆两用汽车。为了不停顿地克服水障碍，特别是在许许多多河流、港汉纵横交错的沿海地带前进，给我们派来了两个水陆两用汽车营（当然也是根据我们的请求）。这两个营预定将配属给在进攻途中会遇到水障碍的那些兵团和部队。在我的脑海里，时而展现出水陆两用汽车越过港汉的情景，时而又闪现出一道道腾空而起的桥梁。因为我们派到敌后去的不是普通的侦察兵，而是由性格刚毅的д·A ·克鲁茨基赫中校工程师训练出来的三个工兵支队。这些支队发来的宝贵情报，将使方面军首长掌握敌防御中所发生的变化。此外，工兵们还要检查道路，爆破桥梁，破坏通信线路，瓦解敌后方的工作。最后，他们要不断引导我强击航空兵和轰炸航空兵飞向集结的敌军部队。在进攻过程中，预定在敌后再空投两个工兵支队，所以我要考虑，把它们用在哪里和怎样使用最好。
　　10月7 日清晨到来了。我在炮火准备开始前几分钟来到观察所。炮兵司令员杰格佳廖夫将军以及方面军指挥机关的其他负责人已经到了那里。眼前是一片荒凉、宁静的冻土。在一个个小丘上空，微风拂动着一层薄雾。时而飘下几点雨珠。看不出一点有军队的征候。四周一片寂静。时针指向8 时。突然响起一阵巨响，接着连接成一片呼啸声。冲击的炮火准备开始了。炮兵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射击。炮火准备结束时，在敌军阵地上已经什么都看不到。视力所及，整个大地都被浓烟笼罩。随后又飘起了薄薄的雪花，空中的能见度己被完全湮没。因此，只好取消航空兵出动。然而，改变别的一切已为时过晚。实际上，我们曾预见到天气的捣乱，便给战争之神下达了补充任务，所以现在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炮兵身上了。10时30分，炮兵准时向纵深转移了火力，几分钟后，“乌拉！”的喊声便传到了观察所。这是步兵发起了冲击。进攻开始了。
　　第131 军第一天就到达了季托夫卡河。第99军起初发展不太顺利，未能攻占敌主要防御地带的各支撑点。第一梯队步兵分队一发起冲击，就遭到猛烈射击，被迫卧倒。这时，一向表现机智、坚定的军长C ·п·米库利斯基少将定下了大胆然而正确的决心：既然昼间未能粉碎敌人，那就夜间再干。24时整，士兵们一面咀咒着德寇和恶劣天气，一面向前猛冲，这一次法西斯德军顶不住了。晨8 时，我军攻占了敌军前沿。
　　在观察所一接到突破了敌人防御的报告，我就乘车来到作战地点。到处都可以看到我军炮火的痕迹：被击毁的火炮和迫击炮翻倒在地；被炸毁的火力点和掩蔽部都变成黑色。在许多穿着带有铁制火绒草标志的肮脏绿大衣、戴着船形帽的尸体中，还混杂着穿工作服的尸体。尸体旁有几台钻机，掩体里有压气机。看来，德寇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在构筑防御工事。
　　10月9 日傍晚，我用直通电话同戈洛夫科联系并转告他，从斯列德尼半岛进攻的时机到了。同时，我命令集团军司令员谢尔巴科夫让皮加列维奇中将的军队集群出动。该集群下辖的各兵团配置在西利察河以东，即德寇突入我领土最深、妄图进到摩尔曼斯克之处。皮加利维奇的军队集群在大雪中转入进攻。当夜，海军登陆兵在马季乌奥诺海湾上陆，翻过穆斯特一童图里山，分割了敌部分兵力后，向佩特萨莫推进。
　　从最远的左翼也传来了佳音。轻步兵第126 军在索洛维约夫上校指挥下在那里实施迂回机动。所有金属装具预先都已包扎好，火炮、迫击炮和机枪都用马和鹿驮载。各部队静悄悄地行进。强渡河流是十分艰苦的。战士们背着武器和弹药在齐腰深的冰水中走过。在通往库奥尔普卡斯峰的接近地，战士们像登山运动员一样，沿着荒瘠光滑的石山，鱼贯前进。但是，什么都阻挡不住他们前进。1944年12月6 日的《真理报》这样写道：“穿越冻土地带进军，这本身就是一桩英雄的业绩，只有无限忠于自己的军人天职、忠于自己祖国的苏联军人才能胜任这一业绩。
　　在不平凡的进军的第四大，第126 军抵达了佩特萨莫——萨尔米雅尔维道路和卢奥斯塔里以西，并切断了道路。敌人丢掉了通向南方的主要交通线，便使用现有的一切力量，向第126 军扑来。德军赫利特泽尔中将回忆说：“所有摩托化部队、所有能搭载运输车辆的部队，都强行军，赶往科洛希奥基地区。”
　　后来，在我军步兵当面还出现了“挪威”自行侦察旅、机场勤务营以及敌人其他许多部队和分队。他们向我们涌来，来到了眼前……“但是，我军打退了敌人疯狂的冲击，然后重新前进，切断了从佩特萨莫到托尔内特的第二条道路。现在，敌北方集团已丧失了最后的陆上交通线。
　　轻步兵第127 军在г·A ·朱可夫少将指挥下尾随友军前进。夜间，该军夺占了卢奥斯塔里的机场，随后与第99军第114 师配合肃清了该居民地的敌军。由于海军步兵和皮加列维奇集群各兵团正由东向佩特萨莫接近，第131 军由南挺进，海军步兵第72旅在西面监视敌人。10月13日北方舰队登陆兵攻占利纳哈马里港湾以后，便由北对敌造成威胁。现在，坚守佩特萨莫之敌已被四面包围起来。战斗很快打响了。经过两天激战，在佩特萨莫上空也飘起了红旗。早在1533年，俄罗斯人就在佩琴加盖起了第一批小房。最初这个便于海船停靠的广阔海湾，后来成了港口。它曾几次更换“主人”，现在，历史给它恢复了在第一代居民后裔的旗帜下崭露新颜的权利。
　　逃脱被歼命运的法西斯残余部队，突围后向挪威北部逃窜。退却中，他们使出了全面破坏的手段：爆破桥梁、道路涵洞；捣毁了路侧岩壁，堵塞了通道；用飞机轰炸路基；在道路、路侧，特别是隘路、弯路上埋设地雷。
　　敌人派出后卫依托预有准备的中间阵地，妄图迟滞我军前进，摆脱我军，争取时间，以便在挪威北部和尼克利地区组织两个新的防御地区。因此，我军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是彻底消灭尼克利地区的法西斯德军，夺取德国最重要的工业区；二是对挪威北部的德国海军基地实施突击，支援挪威居民从占领军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意味着红军必须越过挪威国界。
　　七百年前，俄罗斯人正是在这里同挪威人会晤的。当时，“诺夫哥罗德大公”同挪威国王哈康·哈康森的臣民签订了关于科拉半岛边境区的友好协定。过了七个世纪以后，现在又要解决巩固两国间睦邻关系的问题。摩尔曼斯克州与挪威的芬马克郡接壤，我军第131 军在伍奥列米亚尔维湖附近一接近挪威国界，就首先肯定了这一事实。
　　在尼克利地区，由德国将军弗格利指挥的军队集群负责防守。弗格利把从卢奥斯塔里撤退来的和从芬兰转移来的部队和分队收拢到一起，企图按照柏林的旨意，尽可能长期地坚持抵抗。然而，卡累利阿方面军只用了一个礼拜就到了尼克利，又用了五天时间就打通了库奥尔普卡斯山与瑙齐之间八十公里的荒凉、多石的沼泽地。10月27日，M ·阿布萨利亚莫夫少将的第31军从东，轻步兵第127 军从北突入了瑞齐。南面就是已退出战争的芬兰。
　　要对付挪威北部的德国基地就比较复杂了。我得知我军已经到达挪威边界后，立即把情况报告了斯大林，并请求批准打过国界。同时，我还陈述了方面军首长关于夺取德军在该地的主要海空军基地基尔克内斯的方案。坦率地说，我除期待批准以外，还想在军队政治行动方针方面听到一些指示。最高统帅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却十分简短：“这个方案很好！”在挪威境内的作战就这样开始了。当时，挪威是红军从希特勒枷锁下带来解放的第七个国家。
　　10月22日，第131 军打响了夺取托尔内特市的战斗。同时，海军步兵在舰炮的支援下扫清了海岸地带。敌人向希尔克内斯撤退，途中设置了各种障碍并大肆破坏道路。通往基尔克内斯的道路埋了大量地雷，海湾的吊桥已被炸毁。敌人还以火炮、迫击炮的火力阻挠我军排雷，迟滞我军的前进速度。这时，我们想用水陆两用汽车和鱼船强渡亚尔湾，绕过敌人。海湾两岸是陡峭的岩石。找到一个入水处颇不容易。水陆两用汽车终于下了海湾。炮弹在前方和右侧爆炸，右侧涌起大浪，炮弹炸出的漩涡打着转。这时，渔船就显得比轻型水陆两用汽车稳当多了。几辆水陆两用汽车被打翻沉没了。乘坐两只摩托艇出海的挪威爱国者给战士们很大帮助。他们不顾敌人的射击，救起了被击毁的水陆两用汽车的乘员，并把他们送上了对岸。后来在强渡埃尔维涅斯海湾时，只好重新设法，第14师用木笺建起了登陆渡口，当地居民又支援了我们。渔民П·尼尔森、T ·巴洛和M ·甘森的名字给我留下特别深的记忆。这些爱国者把红军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切身事业，不惜一切力量设法援助俄国兄弟。在伯克峡湾的M ·汉德森和y ·汉森也是这样。
　　10月25日晨9 时，我先头部队突入基尔克内斯。眼前一片凄凉景象。德军撤退时炸毁了所有港口设施，破坏了办公大楼和住房。只有城郊某些地方的小房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当枪声停息，恢复了平静时，为了逃避法西斯匪徒而被迫躲到山洞里的城市居民，才陆续出现。基尔克内斯的居民兴高采烈地欢迎了苏联军人。令人感动的是，这些平时沉默寡言的北极人都热泪盈眶地拥抱了自己的解放者。姑娘们对我受伤战士给予了关怀、照料，小伙子们则帮着把他们送往医院。
　　现在，在基尔克内斯市中心矗立着一个手持冲锋枪的苏军战士石像。这是挪威雕塑家C ·弗里德里克森创作的石雕。在石雕上刻着：“纪念1944年解放基尔克内斯市的英勇苏联战士”。
　　我国的作品已不止一次提到基尔克内斯，但是，总给读者留下一种印象，似乎在挪威北部被解放的好象只是一个基尔克内斯。但事实并非如此。在那些日子里曾经见过战士帽上的红星的，我还可列举出一些很大的居民地：孔格—奥斯卡尔—Ⅱ、克罗夫特费特布克特、斯图布格特、托尔内特、比约尔纳万、桑内斯、弗斯戈德、维耶伦、特龙松、斯万维克、沃克特尔勃利格、隆菲奥德鲍特、布霍尔门、蒙克尔文、内登等。
　　内登是卡累利阿方面军到达的最后一个居民点。继续追击敌人是不合适的。小股分散的德军都成了挪威抵抗运动战士的俘虏。再往前就是遍布海湾的荒凉的山区。极夜就要来临。暴风雪已经开始。路上满是积雪和几乎无法克服的雪堆。派往西北方向的侦察报告说，行动极端困难，没有发现敌人。
　　在10月28日召开的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我们判定，战役已经结束。卡累利阿方面军和北方舰队受领的任务已全部完成：法西斯德寇已被消灭，其残余部队已被赶出苏联北方，我们支援了挪威的解放。10月29日凌晨，我打电话给大本营，报告了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关于结束战役的决心。
　　斯大林拿起电话回答说：“好吧，我们将讨论你们的建议。你们认真地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再考虑一下可能出现的具体问题，傍晚作出最后报告。”
　　我和副司令员弗罗洛夫以及集团军司令员谢尔巴科夫在第14集团军指挥所再次研究了形势。一切表明，继续军事行动是徒劳无益的。会后，我乘飞机到了摩尔曼斯克。
　　我很高兴能这样快就回到摩尔曼斯克，因为我可以在这里给斯大林打电话了。他在电话中说：“我们同意卡累利阿方面军的决心。不要再向挪威国土的腹地前进了！在接到如何使用方面军兵力的指示以前，你们要可靠地掩护现有地区的主要方向，并且要建立强大的预备队，你自己到大本营来。”
　　佩特萨莫——基尔克内斯战役就这样结束了，它为北极地区奠定了和平。为了庆祝极圈内地区军人们的胜利，莫斯科放了三次礼花：第一次是在10月15日庆祝解放佩琴加；第二次是在10月25日庆祝我军越过挪威国界，继尔攻占基尔克内斯；第三次是在11月1 日庆祝卡累利阿方面军彻底肃清佩琴加地区的法西斯德寇。为了纪念1941—1944年北极地区的英勇保卫战和取得的胜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发了“保卫苏联极圈内地区纪念章”。在铜质纪念章上标有一名身穿短皮袄、头戴遮耳冬帽、手持冲锋枪的苏军战士。战士身后画有军舰、飞机和坦克。这枚纪念章至今仍使人回忆起我军战士艰苦而光荣的业绩。1944年12月6 日的《真理报》写道：“保卫北极地区的英勇事绩，将作为最光辉、最值得纪念的一页载入史册。1941年秋，在那里敌人被阻止住了。在有的地方，敌人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未能跨过我国的国界……”
　　挪威人民高度评价红军为解放他们的国家所做出的贡献。挪威国王哈康七世在1944年10月26日的广播演说中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有许多证据说明，苏维埃俄国政府和人民对我国是友好、同情的。我们一直激情满怀地注视着苏联为反对我们共同敌人而进行的英勇、胜利的斗争。每个挪威人的义务是，给我们的盟友以最大的支援。”我接到的挪威司法部长Д·沃尔德拍的电报说：“我作为挪威政府的成员愿意向您，方面军司令员、元帅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飞返大本营时，我就猜测到，我生活中的下一个重大阶段将是在满洲作战。10月31日，M ·и·加里宁根据苏联最高苏埃主席团的指令授予我苏联元帅的星徽。挪威政府对苏联军人——解放者的战斗功绩也给予了应得的评价，给他们许多人颁发了该国的勋章和奖章。我也享有了崇高荣誉，荣获了圣奥拉夫勋章。11月，卡累利阿方面军野战指挥机关已转移到雅罗斯拉夫尔。又过了一些时候，举行了三国雅尔塔会议，这时我已得到通知，作好到远东去的准备。1945年2 月11日签订的三大国协议规定，在德国投降、欧洲战争结束以后的两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5 23:06
第八章远东第1方面军

　　出击关东军
　　我们向哪儿走？滨海地区某人。现地勘察。阅兵式和劳动。战备的重担。尼古拉耶夫、赫列诺夫、克鲁季科夫……。敌情概述。坦克兵如此行动。
　　我们之所以发动远东战役是因为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坚信我们履行盟国义务的时刻到了：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满洲（东北三省，下同）和朝鲜，帮助中朝两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奴役的解放斗争，以至最后保障远东苏联人民的安定生活，并收复被日本夺去的我国领土南萨哈林岛（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
　　早在欧战结束以前，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就已开始向远东调兵，并抓紧作好当前战备工作，这些措施都迅速而有力地实现了，但也遇到了很大困难。第一，军队调动的距离远达九千至一万一千公里；第二，需要严格遵守各种防范措施，对大批人员和技术装备的调运进行伪装；第三，该地区铁路网稀疏，通行能力又低；第四，时间非常紧迫。然而，仅从1945年5 月到7 月间，就从西部向远东和外贝加尔两地运来十三万六千节车皮的人员和物资。截至对日开战前，连同原驻远东兵力在内，苏军共集中兵员一百七十四万七千四百六十五人，火炮和迫击炮二万九千八百三十五门，坦克和自行火炮五千二百五十辆，作战飞机五千一面七十一架。这种军运。要求那些筹划上述措施并保证其实现的人员和组织有极其高明的调遣艺术。兵力集结得如此之多，致使最初展开于滨海地区的一个军队集群，后来竟改编为一个方面军。驻扎此地各兵团所面临的特殊任务也要求这样做。
　　3 月28日，可算为我直接开始“为东方”工作的第一天。那天我乘坐“道格拉斯”飞机从莫斯科飞抵雅罗斯拉夫尔，原卡累利阿方面军野战指挥部所在地。在雅罗斯拉夫尔，两天内我同参谋长A ·H ·克鲁季科夫、我的后勤副手и·K ·尼古拉耶夫和各兵种司令员一起紧张地拟定方面军指挥部的转移计划。3 月31日，从莫斯科开来了专列。上车毕，火车开动了。这种时候，像平时常见的那样，在军官中对我们向何处去盛传着各种说法。我的副官每隔两小时向我报告车里其说不一的推测：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国。但谁也没有提到过远东。直到4 月1 日我们的军列沿高尔基铁路线开出莫斯科，经由基洛夫市，随后转向西伯利亚时，所有的猜想才自生自灭了。看来，每个人都明白了我们要往哪里去。可是我却没宣布明确的目的地。自然，谁都不敢问我一声。途中，我温习了自己学过的有关远东战区的知识，回忆当年在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时的戎马生涯，还浏览了从莫斯科带来的介绍滨海地区、满洲和朝鲜各族人民的历史、地理和风俗等方面的书。
　　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远东方面军司令员M ·A ·普尔卡耶夫带着情况通报来到我的车厢。我换了便服前去他的司令部，约好我们以后怎样保持通信联络。4月13 日，我们到了乌苏里斯克区伏罗希洛夫市（今乌苏里斯克，即双城子），前滨海军队集群司令员Ф·A ·帕鲁西诺夫中将及其随行人员在那里迎接我们。
　　翌日宣布，由原卡累利阿方面军野战指挥部组建滨海军队集群野战指挥部。立即给所有军官换了身份证，于是他们都成了远东军人。滨海集群当时直属最高统帅。最实编入该集群的有：M ·C ·萨武什金中将的红旗第1 集团军、A ·M ·马克西莫夫少将的第25集团军、B ·A ·扎伊采夫少将的第35集团军、B ·A ·维诺格拉多夫空军少将的空军第9 集团军。这些军团与其他一些军团原先一并编入远东方面军。从1941年到1944年，我国在阿穆尔河（黑龙江）沿岸地区和滨海地区的武装力量总称为远东方面军。在1943年以前指挥它们的是我在骑兵第1 集团军时的老同事и·P ·阿帕纳先科大将。他后来去当沃罗涅什方面军副司令员，为了取得实战经验而在那里锻炼，但不幸在哈尔科夫——别尔哥罗德战役期间牺牲了。此后远东人事几经变动。我认为这一情况相当重要，所以就此多说几句。因为依我看，人的因素在军队指挥中起重大作用。比如，滨海地区各集团军的战备不够充分，就与Ф·A·帕鲁西诺夫的工作方法有直接关系。
　　我对帕鲁西诺夫中将早有了解，其中包括还在芬兰战局的时候。这是一位观点与众不同和性格不易相处的人。我看，没有让他留任滨海集群司令员，好像有些怨言。而派他去领导丘古耶夫卡战役集群，他表现消极。我去这个战役集群时，给他指出了他的这种对事业漠不关心的态度。以后，我们怎么也合不来，他终于去大本营预备队了。
　　在滨海地区的日子里，工作安排得满满的。我认为极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同当地党组织和太平洋舰队取得密切联系。互联共（布）滨海边区书记и·M ·佩哥夫和太平洋舰队司令员и·C ·尤马舍夫海军上将会晤后，即开始经常进行面谈，如果没有这一系列的面谈，方面军是很难正常发挥职能的。那时派出了第一批参谋去现地勘察，以便司令部从一开始就能对军队将在何处和如何行动有个清楚的了解。
　　紧随这些参谋之后，我也驱车去熟悉部队和地形了。先从配置在列索扎沃茨克的第35集团军开始。参谋们从日本海沿岸发来的首批情报足以证实：一旦日本人登陆，我们这一翼侧是缺少保障的，不得不火速组建丘古耶夫卡战役集群，起初派Ф·A ·帕鲁西诺夫担任该战役集群司令员，后由B ·A ·扎伊采夫接替。趁着扎伊采夫改编和准备调动自己集群的所属部队时，我开始巡视国界。我穿着边防军的士兵服出发去边防军驻地，到过两个机枪营、一个筑垒地域、格拉夫斯克镇和一个炮兵连，尔后看了根据我的号令进行的步兵第264 师的演习。
　　往下还是按照同一计划行动。在斯帕斯克召开了红旗第1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会议。我们在此骑马穿过无路可走的原始森林，从一个山岗到另一个山岗，去了边境溪谷和一些观察所。往下又进行了步兵第365 师的校阅演习。从那里我们走了很多边防小队，还到过几个山岗。然后进行了步兵第258 师校阅演习。
　　当5 月9 日苏联举国欢庆战胜法西斯德国的胜利日的时候，我们的计划暂告中断了。我们在伏罗希洛夫市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尤其令我这个滨海集群司令员喜出望外的是，5 月20日从西部开来的第5 集团军各第1 梯队开始卸载，奉命加强滨海集群。
　　巡视归来后召开了各集团军军事委员会会议，，会上作了演习总结，对兵团、部队和分队的行动进行讲评，并草拟了新的训令。用现代战争经验对军队进行紧张而有条不紊的训练。需要时，不得不令某些人停职。但基本上没有出现什么特别的麻烦。
　　给舰队、航空兵、炮兵和坦克兵都下达了特别训令。丘古耶夫卡战役集群所属军队向其配置地域转移，是一项重大措施。5 月底到6 月初，翻越锡霍特山脉，适逢山雪消融、河水泛滥时节。军队要在几乎无法通行的地方兼程前进三百五十公里，占领日本海沿岸各个地区。我决定去现地勘察丘古耶夫卡战役集群的行军路线及其新驻地，遂乘吉普车启程。路上时而与第162 和第150 筑垒地域军队同行，时而与它们迎面对进。我们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到了奥尔加湾，再从那里折向锡霍特山脉。在许多地方，汽车不听使唤。我们全都得下车来，把绳索套在自己身上，拉着它走几公里。我好久没干这种力气活儿了。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发现一座小木房。好客的主人让我睡高板床歇息，但我不愿打搅他们。我把毡斗篷往身上一裹，就躺在地板上睡了。一早醒来，看见几只母鸡在我旁边安详地走动，这是女主人把它们赶进屋来过夜的。根据我的副官计算，我们那几天共走三百公里山路。
　　在一个地方，有一些拉炮的士兵向我热烈致敬。原来是老相识。他们从前在沃尔霍夫方面军所属丘多沃筑垒地域和加里宁方面军所属斯维里河筑垒地域的编成内打过仗，而现在又来到这里。战友重逢总是愉快的。我们西北的老战士们回忆了一番往事，叙了一阵子友情。
　　6 月11日，我飞往莫斯科，在十天里参加了当前远东战役的研究。在总参谋部工作十分紧张。同最高统帅谈了几次话，并负责操练了卡累利阿方面军的混成团，准备参加胜利阅兵式。还出席了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十二次会议。
　　6 月24日，举行了胜利阅兵式。来自各个方面军的苏军指战员，从士兵到元帅，都是击溃希特勒德国军队并从灾难中拯救了全人类的人。现在他们正从莫斯科红场列宁墓前通过，站在检阅台上的有党和政府的领导人。首先接受检阅的卡累利阿方面军混成团的编队内有那些见识过北极地区冻土带、卡累利阿山地湖和沃尔霍夫河沿岸地区森林沼泽的分队，他们是坚守过诺夫哥罗德、列宁格勒、白海沿岸地区和摩尔曼斯克以及解放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挪威的军人。在这些分队的行列中还可看到两名指挥员谢尔巴科夫和斯克维尔斯基，他们俩是我的战友。走在每个混成团的先头通过广场的是各方面军司令员。两天后，在克里姆林宫为受阅人员举行了招待会。又过了两天，我返回伏罗希洛夫市。
　　整个7 月份都用来拟定给滨海集群各集团军的战役训令。以后我们又进行了近似实战的演习。步兵第258 师进行了一次夜间进攻演习，课目是“为暂时迷盲敌人和在对其实施突击方向进行探照灯照明下实施的夜间进攻”。对各集团军遂行作战任务的准备情况都作了检查。我们同设在赤塔的远东苏军总司令的司令部建立了稳定的通信联络，尔后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亲自来了解我们的准备情况。这次情形大不同了，远非4 月份碰上的那种情形。但是为此我们都做了不少工作。所以我稍微回过头来，较详细地叙述一个这项工作。
　　各集团军的野战指挥部以及各兵团一到远东，所有军队和司令部就开始抓紧进行当前战役准备工作。可是却遇到了种种困难。这些困难之所以会出现，主要是由于许多兵团及其指挥员和司令部没有足够的作战经验，因为整个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他们都呆在远东。现在需要在一小段时间内更广泛地向他们介绍我们在西部取得的进攻战斗经验，并且训练远东军人在复杂战斗情况下实施熟练而坚决的行动，好让他们不致落后于从苏德战场调来的同志。而后者也要根据敌人防御以及滨海地区的地形、天气等特殊条件而采取不同对策。5 、6 两个月内，抓紧进行了连、营、团、旅、师、军演习，加强演练了军队在突破坚固筑垒防御地带的进攻战斗中的行动。各级演习一般都是由富有经验的职级高的首长组织实施。
　　方面军和各集团军的党的机关起了重要作用。共产党员总是走在前边，比其他人更主动地作好打仗的准备，而在战斗中也是冲锋在前。基层党组织得到了加强。比如，到作战行动开始前，第5 集团军所属部队中新建了四十三个党组织。从5 月到7 月，滨海军队集群共吸收一万二千五百人入党。而8 月份在远东第1 方面军所属部队中又有一万零五百人入党。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5 23:06
　　当时必须特别重视物质保障问题。我们国家把一切都用在前方，当时不可能对前方部队和后方部队进行同样供应。所以对远东军人的供应就差一些。各滨海兵团集中精力开始准备军事行动的时候，就给他们发放了新军装，伙食大为改善，当然，这一点马上就看出来了。运到军队的新技术兵器也并非不易察觉。组织滨海集群，那以后的远东第1 方面军的物质保障，并在军事行动斯间安排好源源不断的供应，这项任务落在了新任后勤部长肩上。Л·H ·格拉乔夫另有任用。接替他的是军需少将и·K ·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极其干练地完成交给他的任务，做了一项数量和规模都很庞大的工作。在1945年的暮春和整个夏季，当一切必需品有节奏地运到军队时，我们亲身感到了这项工作的成果。尼古拉耶夫要特别频繁地通过自己的系统，同滨海边疆区的党、苏维埃和经济机关打交道，这些机关大力协助他，包括安排军队的给养保障。其余的物资（首先是弹药、补充的技术兵器、燃油、汽车），都由中央运来，同中央的联系一天也没间断。我看，红军总后勤部的领导人员，对尼古拉耶夫的工作也评价较高。
　　新的技术装备一下子到了分队、部队和兵团。有些远东军官竭力让人相信，别想在滨海地区顺利地使用重型技术兵器，首先是坦克，因为地貌复杂。我们必须用具体经验向所有军官证明，那种推论是站不住脚的。因此，除了作报告介绍坦克兵在诺夫哥罗德州、卡累利阿和北极地区这些困难地区的作战经验外，还进行了有坦克分队、部队和兵团参加的演习。这里也并非都很顺利。凡是坦克和乘员组经过周密准备，并对仔细研究了地形和组织好演习的工程保障的地方，一切就进行得好；凡是准备工作差的地方，坦克就走得非常慢，有时甚至落在步兵后面。在这种场合，演习就得从头开始。
　　在各种集训中都进行了指挥人员训练。方面军司令部召集了集团军、军、师三级参谋长，以及旅、团、营（步、炮营）三级指挥员，还有军师两极工程兵主任。其余指挥人员在各集团军和军内集训。此外，在边境地带正构筑进攻出发地域。再说一次，方面军未来行动地域尚未做好展开重兵集团的准备。然而，时间所剩不多了。因此，一边要完成敷设道路，构筑后方地域，发展飞机场网等作业，一边还要抓紧军队和司令部的战斗训练，并要接纳和集中那些至今还在从西部开来的军队。
　　在这方面担子最重的是我的副手、方面军工程兵主任A ·Ф·赫列诺夫将军。他是我的老同事。芬兰战局期间，他曾任列宁格勒军区和第7 集团军的工程兵主任，领导了突破曼纳林防线的工程准备和保障工作。1941年到1942年，赫列诺夫在南方面军的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两个防御地域任同一职务。当1942年6 月重建沃尔霍夫方面军并决定增强我们解除列宁格勒之围的力量时，赫列诺夫调到我们这里来，我真高兴极了。这位精通业务、造诣高深的军事工程师，精力充沛和意志坚强，有很好的组织能力，他真是我的难得的必要助手。而他又以紧张而有成效的工作证明了这一点。他从1942年夏季起，先后领导了沃尔霍夫方面军、卡累利阿方面军和远东第一方面军历次重大进攻战役中的防御地区工程构筑以及工程保障和准备工作。此外，他还领导了扫雷、恢复水陆交通以及方面军作战地幅内的矿井和矿场。最后，他和后勤部长一起解决军队的配置问题。他在战争年代的杰作，先是滨海地区进攻基地的工程准备和保障，尔后是在满洲采取的各种复杂措施。
　　在满洲，公路和良好的土路极少，军事运输主要是靠铁路。因而夺取铁路并立即组织运用至关重要。如果敌人破坏了铁路遂道，那么要修复好，就得两三个月时间。这会妨碍我们实现在夏秋战局中结束战争的计划。不用说，采取所有措施都是严守秘密的。
　　看来，一百五十万军队沿漫长的国境线展开，要想保密是不可能的。但正像读者往后看到的那样，我们几乎到处都把日本人打得淬不及防，本来他们也预想到当前的战役并加强了准备，但对具体的开战日期，却百思莫解。
　　顺便说说，对敌虚拟情报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当我和我未来的远东第1 方面军的军事们向东方出发时，采取了各种措施，以免我们这列伪装成六次普通列车的特别快车走漏消息：不发不必要的信件；在列车到站前就挂出“票已售完”的牌子。我告诉参谋说，我们去新西伯利亚。等到了新西伯利亚，我又说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以后又说去伊尔库茨克。在伊尔库茨克我又说去哈巴罗夫斯克。一直到了哈巴罗夫斯克，我才宣布了终点站伏罗希洛夫市。当苏斯洛夫中校利用列车在鄂木斯克停车之机，给雅罗斯拉夫尔市的妻子打电报说他此刻正在何处时，这便成了党的会议上审查的问题。电报嘛，自然是由我们截收了，并且再没发生此类事故。我换上便服。无论是我，还是方面军野战指挥部的工作人员，都以比自己实际军衔低几级的军人名字相称，如遇必要时则带上相应的肩章，有时不乘火车时也改穿便服。
　　我叫马克西莫夫上将，军事委员会委员什特科夫叫绍林，参谋长克鲁季科夫叫基谢廖夫，方面军报纸编辑帕夫洛夫叫彼得罗夫。这也不止一次地闹出了好多笑话。例如一位从前在远东一起工作的同事迎接我，想要报告。趁他还没提到我的名字和军衔时，我赶快打开特别证件递给他看，上面有我暂用军衔和姓名。我只举这么个例子。我们检查了一个部队的战备后，坐下来吃晚饭。团长倒是毫不怀疑，可是来布置餐桌的他的夫人，还有几位妇女却总是不住地看我们。大概，她们当中有人记得战前我在远东工作时的面貌。我瞧团长妻子跟他说了些什么。饭后他对我的副官说：“妻子在笑我，她敢肯定，和我坐在一起的不是马克西莫夫将军，而是梅列茨科夫元帅。”于是不得不向团长解释说，见怪是可笑的，人们完全相信他，并说时辰一到就把秘密公开。而现在则要保持若无其事的样子。
　　这里还有两件趣闻。4 月14日，我在滨海集群司令部开了一个会，第一次向大家自我介绍说，我叫马克西莫夫。会后，一位军官走到我跟前来问我：“您没听说人们都在谈论梅列茨科夫元帅到我们远东来了吗？”我说没听说过，我从来就没见到他。
　　而我在哈巴罗夫斯克同M ·A ·普尔卡耶夫见面时，这位深知我的过去的老同事，看到我佩带的是上将肩章，急忙指着两块牌子，深表同情地问道：“基里尔·阿法纳西耶维奇，这是怎么回事？”我笑了笑答道，世间什么事都会有的，同时打开了最高统帅签署的证书。他从证件里得知站在他面前的是马克西莫夫。这时将军当然猜想到了是怎么回事，就什么也不再问了，尤其是不久又见到了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员的莫罗佐夫上将（P ·Я·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该方面军参谋长佐洛托夫上将（M ·B ·扎哈罗夫大将），最后是瓦西里耶夫上将（A ·M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至于日本人，他们虽探听到了我们这里有一系列新的军人任命，可是始终没猜出来隐姓化名的是些什么人。（后来审俘时，日本将领证实了这一点）。
　　下面再回过头来说几句。在我动身去滨海地区之前同斯大林谈了话，从他那里接受最后指示。他建议我暂时自称大将以便隐蔽。但是我愿当上将，并开玩笑说，我还没带过这种军衔，想尝一尝。我之所以借用马克西莫夫这个假名，是因为滨海地区确有马克西莫夫将军其人，他指挥一个集团军。我希望日本人误以为所谈的正是他的行踪和他的号令，而不会对自己间谍的有关报告作出敏锐反应。我们不怀疑有间谍活动。果真如此，被俘日本将领在受审时很想知道，难道就是这位他们熟知的马克西莫夫将军指挥远东第1 方面军吗？
　　我们十分重视研究敌情。大家都知道，我们当面之敌是关东军。什么是关东军？1898年俄国向中国祖借关东半岛（即旅顺和大连两市所在的辽东半岛南端）。1905年根据朴次茅斯和约把祖借权转让给日本。1923年租借期满，但日本拒绝把关东州归还中国，而且于1931年侵占了全东北（中国称满洲为东北）。“关东军”一词实际上泛指占据满洲的全部日军。
　　截至1945年8 月，关东军编成内，包括满洲国军和蒙疆德王的部队及一些小股兵力，共有二十四个步兵师、九个独立混成旅、一个特别任务旅（敢死队）、两个战车旅和一个航空集团军，总兵力一百多万人，计有火炮和迫击炮六千六百四十门，坦克一千二百五十辆，作战飞机一千九百零七架。多年来，关东军处于充分战备状态，专门用于对苏作战。它经常不断得到新的联队和师团补充。有相当多的官兵轮流派往南洋对英美军作战以取得实战经验。关东军拥有适合当地地形的技术兵器、大量弹药和粮食储备，即使在满洲与日本之间的海上交通线遭到破坏时，也能长期作战。士兵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他们受到的是军国主义、绝对服从和极端狂热的教育。
　　日军指挥部十分重视在边防地域修筑工事。1943年以前，各筑垒地域主要是供展开进攻集团用的，因此这些筑垒地域就构筑在国界附近，并且纵深不大。这完全符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苏意图。然而苏德战场形势急转直下以后，东京明白了可能也要转取守势，日军指挥部虽未放弃进犯我们国土的念头，但从1943年起，还是把筑垒地域改向纵深梯次配置了。
　　工事构筑以东满最为完备，在那里与苏联滨海地区交界处共修建了七个筑垒地域。所有这些筑垒地域全都构筑了火炮和机枪的永备火力点和土木质火力点以及地道，还有带掩蔽部的观察所和指挥所网，都是根据复杂的地貌及其起伏大等特点构筑的，设置有防坦克和防步兵的各种障碍物，以及带一米厚防护层和发射孔的钢筋混凝土炮巢和机枪巢。总之，如果要说即将开战的滨海地区，我真“走运”：你只要想一想曼纳林防线的某些工事，再加上卡累利阿的森林（只是更密些）、北极地区的荒原、诺夫哥罗德州的沼泽和东部的气候，你就会想象出兴凯湖以西地区的情况了。当时我每个小时都看该区的地图。其实，在任命我担任新职务时起了作用的，看来不光是像大本营对我说的，因我熟悉我国西北环境，而且还因为我早先就在远东工作过。
　　现在回过来再说关东军。它所修建的边防工事，构筑有多层配置的火力点，有稠密的地下设施网，有大量防坦克和防步兵的地雷爆炸性障碍物，还有显而易见的环形防御配系，守备十分强固。这就要求突破防御时要使用相当数量的破坏兵器。各筑垒地域掩护着几个最重要的战役方向。想用重兵迂回过去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为了使军队能向满洲腹地发展突击，必须首先消灭这些筑垒地域及其守备队。但还不限于此。日本人已经在所有边境居民地设防。建筑物都构筑有供射击用的发射孔。许多行政机关和民用住宅成了独特的要塞。
　　为了使自己对作战行动地幅有一个更好的了解，我尽量设法多走几个部队，尤其注意国境线。我还记得自己战前在这个地区工作时到过的许多地方。那些不认识我的兵团指挥员感到惊奇地听着，这位无人知晓的马克西莫夫上将怎样告诉司机说哪里好走，可以开得快一些。整个来说，军官都非常好，正坚定地执行着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新的任务。读者也许会问，为什么说是“新的”？难道我们的远东军人这些年就不知道他们要和日本侵略者打仗吗？当然知道。可是在我军主力被牵制在苏德战场时，远东军人或许预料过，如果日本参战，我方基本上采取防御。而今并非如此。倒是我们像从另一种观点研究敌情，心里已把日军作为防御一方来估量其实力了。顺便说一句，这也具有很大的精神作用。
　　显然，在准备期间一定要谈到各种作战行动样式的配合问题，其中无论如何也不能不提到进攻。恰好相反，应该首先谈到进攻。
　　这种情况在某些方面也可表现出来。比如，了解敌人兵力是必要的。可是如果不了解敌人的弱点，你永远不会取胜。因此我们尽量估计到这些弱点。正如通过侦察所了解的，在抵抗枢纽部之间和在筑垒地域之间，都有一些间隙地没有布满筑城工事。可见防线虽说差不多是绵亘不断的，但终非全线无隙可乘。我们就抓住了这个“差不多”。至于我们如何利用这一点，后面再谈。
　　最后，日本军阀十分重视构筑后方地域和发展飞机场网。从1932年起一直到关东军投降，对机场进行了不断的扩大和改建。在空军基地和机场加紧修建了守备队宿舍、油料库、弹药库、飞机掩蔽工事；敷设了专用铁路线：修筑了良好的有人工路面的起飞跑道。通常是构筑几个人工起飞场，以便根据不同季节的风向进行起飞。机场配置于宽阔谷地内、居民地旁和那些构成战役方向轴线的道路地带。
　　我军航空兵也进行了相应的准备。航空兵威力大而速度快，很快就掌握了制空权。
　　各方面军当前战役的特点，除上述外，还在于距离我国各主要经济和政治中心很远。因此，在各方面军司令员和莫斯科之间建立了一个统辖全部集中对日作战兵力的中间机构——远东苏军总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任总司令，希金上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伊万诺夫上将任参谋长。
　　因为有了远东苏军总部，各方面军得以密切协同作战。这里共组建三个方面军。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外贝加尔方面军从西面对关东军实施突击：普尔卡耶夫大将的远东第2 方面军从北面实施突击（此外还担负解放南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的任务）；笔者指挥的远东第1 方面军则从东面实施突击。海军元帅库兹涅佐夫协调海军行动并组织陆海军协同。下属太平洋舰队司令员（海军上将尤马舍夫）、北太平洋区舰队司令员（海军中将安德烈耶夫）、阿穆尔河区舰队司令员（海军少将安东诺夫）。空军主帅诺维科夫指挥航空兵。
　　这一战局的战略计划限1945年内完成，而其实际计算特别精细。当然这个词儿是多么适用于作战行动。看一下地图吧。我们面前是一个向北突出的不规则的多角形，名叫满洲。如果我军开始从几面攻击驻守在那里的关东军，那么后者将要收缩，争取时间，逐步向朝鲜或中国逃遁。而这正中东京下怀。我们的盟军也不会反对，这可以使英美军成为亚洲日占区的唯一解放者。可是如能迅速粉碎关东军，就会使所有这类打算都破产。同时也不能忘记，迅速战胜关东军，就会缩短战争时间，从而保存千百万人的生命。一句话，“蟒蛇”战略对我们毫无用处。
　　因此，苏联武装力量拟定了另一个计划。这里所说的是实施一系列深远突击，把关东军分割成几部分。各次主要战役都具有联合行动性质，并且由远东第1 方面军和外贝加尔方面军实施两个主要突击，共同指向满洲的腹地长春；外贝加尔方面军从塔木察格布拉克突出部地区，经由沙漠和山地实施突击；远东第1 方面军则从滨海地区，经由筑垒地域、原始森林和山岭向吉林实施突击。此后，满洲和关东军将被切成两半，而外贝加尔方面军转兵南下辽东半岛。另外，还进行两个辅助突击：外贝加尔方面军由西北面额尔古纳河，从达乌里亚地区向东南实施突击；远东第2方面军由东北面，从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向西南配合进攻。两个方面军所属军队在齐齐哈尔附近会合，将日军合围在一块周长一千六百公里的正方形区域内，并割断它们与其基地的联系。同时，远东第2 方面军还要在南面，由比罗比詹地区向哈尔滨进攻。而远东第1 方面军也从兴凯湖向这里进攻。由于两个方面军会师，日军与其基地联系被切断，被合围于周长一千四百公里的区域内。
　　在实施这些突击的同时，还进行了其他一些虽在参战军队实力上并不那么强大，但在政治意义上是很重要的突击。比如，外贝加尔方面军另有一个集团从达尔汗地区向辽东湾推进，切断关东军同关内中国派遣军的联系；该方面军的最后一个集团是苏蒙联军骑兵机械化集群，粉碎日军和所谓内蒙部队，挺进多伦诺尔（今多伦）和张家口，总方向指向北平，直接支援中国国民革命军。最后，远东第1 方面军还有一个集团沿日本海海岸实施突击，粉碎驻朝敌军并切断驻满兵团的退路。稍晚一些时候，苏军在萨哈林岛（库页岛）和千岛群岛转入了进攻。我军航空兵和舰队受领了复杂而深远的任务。
　　不仅企图本身，而且在其贯彻上也独具一格。比如，各方面军都在主要突击方向集中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兵力兵器。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特点。例如，远东第2 方面军把基本兵力集结在松花江流入阿穆尔尔（黑龙江）的汇合处，阿穆尔河区舰队沿着似己成为方面军行动轴线的松花江逆流而上。地面兵团则沿江两岸推进。
　　在远东第1 方面军司令员的决心中同样有其特点。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各突破地段的战斗队形构成了相当大的密度。第5 集团军，每个师总共只在三公里宽的地带内进攻，而炮兵密度却达到每公里正面二百门火炮和迫击炮。这里之所以要构成这么大的密度，是因为该集团军要从突破筑垒地域开始进攻。只有在突破地段高度集中技术兵器和军队，才能决定交战的胜利。然而，我们却把坦克兵中将瓦西里耶夫的独立机械化第10军放到了第二梯队：根据地形条件和敌人防御编成，想马上有效地使用机械化军是不可能的，因此预备用于发展第5 集团军的胜利。
　　如果我们看方面军编成内各集团军的行动特点，那末在这里也会发现不少独到之处。每个集团军所编成的战役布势，都符合其行动方向上的地形特点和敌人防御的编成性质。
　　H ·Д·扎赫瓦塔耶夫中将的第35集团军配置在兴凯湖以北正面宽二百一十五公里的地段。流经面前的是乌苏里江，往下是源于兴凯湖的松阿察河，在这两条水路交通命脉上，有阿穆尔河区舰队的舰艇掩护集团军左翼，自然其活动水域有限。但在松阿察河对岸是一片开阔沼泽地。只有绕满藤条的柞树和械树林遮蔽着一块块不毛之地。距今二十三年前，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在и·H ·乌博列维奇率领下追击由日本走卒、白卫将军M ·K ·季捷里赫斯把持的“地方自治军”时，就是由此处及东边一点向南进发的。我们现在也要出击那些日本军国主义者或其后裔，但由南下改为西进了，因为我们的国境线到这里是向那边拐过去的。很难说出，对第35集团军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困难的；强攻筑垒地域，或者通过水比土多的地段。该集团军战士们要走过儿十公里区域，有的地方水深齐腰，有的地方深及胸部。
　　A ·П·别洛博罗多夫上将的红旗第1 集团军配置在兴凯湖以西正面宽一百三十五公里的地段。老一辈苏联人都把这个集团军，以及红旗第2 集团军和其他军团、兵团的名称，与关于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的难忘的回忆联系在一起。谁不记得三十年代的歌曲：“我们永远，永远保卫劳动者的国家，只要一声令下，远东集团军就瞄准敌人，反击！”直到1938年日本军国主义者挑起哈桑湖冲突以前，他们不止一次地进行挑衅，但都被我们光荣的远东军人粉碎了。我们的远东军人现在也编人其他集团军。而今他们又要再一次证明，他们远东集团军那时被授予红旗勋章并非出于偶然。
　　红旗第1 集团军把基本兵力集中于右翼，形成拳头，沿穆棱河谷向旧露天煤矿突进。战士们穿过兴凯湖畔低地的杨柳树，走到长满丁香花和棒树丛的榆树林。更高处，在那松花江丘陵上出现了美丽的榆树、椴树和黄桦。在它们上方，则是雪松和云杉的树梢。好一首八月田园诗……。但当时我们哪里还顾得上这个啊！并且我们把这整个植物界仅仅看作景观的一部分，有些地方有利于攻，但多半是妨碍我们攻打敌军穆棱- 牡丹江集团，因为集团军主要突击地带内横着一片无法通行的原始森林。军队沿正面机动是不可能的，而且只有靠从纵深实施机动才能增强突击力量。所以战役布势作纵深配备，另组建强大的先遣支队。在先遣支队内包括坦克分队、冲锋枪手和工兵。坦克推倒树木，工兵爆破树干鹿砦和风折林，而冲锋枪手把它们搬开，清理出一条五米宽的道路。后续分队加固这些道路，供重型技术兵器通过。
　　克雷洛夫上将的第5 集团军占领正面六十五公里地段，任务十分艰巨。它应突破修筑在山岭上的绥芬河筑垒地域以及沃伦筑垒地域。这里要建立三个强大的先遣支队，其编成内有山地炮兵和工程兵，以便先克服敌人在山岗上的防御，尔后在沼泽地顺利行进，并切断敌人可能退却之路。我不怀疑第5 集团军的战斗素质。那年春天，它在东普鲁士突破了伊利门戈尔斯克筑垒地域和海尔斯贝格筑垒地域，因此调到我们这里，不是没有原因的。
　　奇斯佳科夫上将的第25集团军，主要是冲击东宁筑垒地域，在二百八十五公里宽的地带内进攻，并与太平洋舰队的各次战役配合行动，在所属军队布势中也有特点。对整个方面军来说，突出的特点是建立了强大的先遣支队。各先遣支队乘深夜，突然越过国境，先和主力一起，尔后发挥攻坚作用，为主力扫清道路。
　　指导思想不错：战争第一天，这些先遣支队前进约达十二公里，尔后几天同样进展顺利。例如，后来第25集团军所属独立坦克第72旅的进攻情况如下。奇斯佳科夫给该旅规定的任务纵深达六百五十公里：越过海拔一千米的太平岭山口、杜荒子沼泽、火烧堡原始密林，从行进间一举突入汪清城，尔后向延吉、敦化和吉林方面发展胜利。集团军司令部（参谋长片科夫斯基中将）仔细拟定了遂行任务的细节，先从克服东宁筑垒地域开始，尔后把两个由加强坦克旅组成的集团军快速集群投入突破口。在打东宁的战斗中，第72旅旅长奥布鲁奇上校身负重伤，他原是一位驰骋西部的富有经验的军官。负责监督突破进程的是方面军装甲坦克和机械化兵参谋长萨夫琴科将军，带领一个方面军参谋组来东宁协助第25集团军首长，他当即委派潘诺夫上校指挥该旅。
　　委任看来是恰当的。潘诺夫已有在坦克部队工作的丰富经验。1942年到1944年，他在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卡累利阿方面军，曾任坦克营副营长、营长，后任近卫坦克第7 旅逼旅长。潘诺夫现正率领第72旅去打汪清。该城位于博错郭林山中部，四面环水。日本人考虑到了这一情况，遂分派多股兵力掩护江河渡口、谷地和山间通道。汪清附近构筑有炮兵和迫击炮阵地、工程兵阵地、枪巢、堑壕和防坦克工事。该旅决定从西面、由嘎呀河床突入城市。趁一个分队实施机动以迷惑敌人时，旅主力强渡过河。恰在此时，我们部队的攻势又得到了方面军的加强。在双重打击下，汪清陷落。
　　该旅到此油料用完。但供给分队落后六十公里，也没功夫等他们。同时日军仓库又起了火。波诺马廖夫少校带领冲锋枪手干脆从大火中把汽油桶和机油桶推滚出来。坦克兵们按需要的比例把它们掺匀，给战斗车辆加好油，两小时后就奔向延吉了。敌人妄图阻滞我们快速集群于图们以东。于是坦克第257 旅对敌实施了突击，从而保障了坦克第72旅向前猛进。
　　日军步兵第128 师在南阳附近挡住了去路。阿扎诺夫、塔拉先科和博拉克的三个坦克营分散开，以火力和履带压制敌步兵抵抗，该地守军打出了白旗。日本兵迎着坦克一个接一个走来。他们没等走到坦克跟前，就把武器扔下，走到路边上去。敌师长被击毙，参谋长逃之夭夭，后勤课长率整个司令部投降就俘。过了一昼夜，8月15 日，延吉的守军也投降了。日本将领把自己的马刀放到苏军坦克履带上，其他人相继效法缴枪。至此，我们的坦克第72旅几乎没有剩下冲锋枪手，而且保存完好的坦克也较少。但是该旅继续向吉林挺进。
　　吉林位于松花江左岸，老爷岭山麓。8 月18日夜间，当时该市二十二万居民被苏军坦克履带和马达的隆隆声惊醒。人们纷纷涌上了街头，欢迎伟大国家的指战员。市民举着松明、火把和小灯笼夹道而立，从他们身旁辚辚开过九辆坦克，这是该旅前卫中当时剩下的全部坦克了。其中两辆由萨夫琴科将军和旅长掌握；两辆派往离城二十五公里的松花江水电站担任警卫；两辆在兵工厂附近；一辆在已逃跑的省长大楼前；一辆去银行；一辆守卫邮电大楼；一批冲锋枪手站到松花江右岸火药库前。该旅十天内且战且进六百五十公里，胜利完成了复杂任务。该旅被授予红旗勋章，共有六百人被授予各种勋章和奖章。
　　各集团军司令员在军队作战准备和交战中的军队指挥上面贯注了大量劳动、精力和才智，他们在西部同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交战中取得了丰富经验，而今巧妙地运用于东部，其中，H ·Д·扎赫瓦塔耶夫经历过匈牙利巴拉顿湖畔塞克什白堡交战，A·H·别洛博罗多夫参加过柯尼斯堡攻坚战；H ·и·克雷洛夫参加过击溃泽姆兰半岛希特勒匪军；и·M ·奇斯佳科夫参加过著名的维帖布斯克战役。更早以前他们都经受了其它许多艰苦的战争考验。这样的人是信得过的。过去在东部领导军队的那些副手们给了他们宝贵的帮助。虽然这些副手没有丰富的西部作战经验，但是他们长期待在滨海地区，熟悉敌情、敌防御配系、地形和天气条件及远东战区的其它特点。
　　对我这个方面军司令员来说，有个情况起了良好作用，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仍然是什特科夫上将，方面军参谋长则是克鲁季科夫中将。身边有完全可以信赖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战斗的友谊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彼此了解各自的优缺点，工作上配合得很好，互相尊重。我的两位战友都很清楚我对工作的要求、他们自己的任务和完成办法，而无需烦琐的督促。这对于方面军领导集体中的成员来说，是个很大长处。
　　关于克鲁季科夫，应该特别说几句。他在列宁格勒军区工作时就已脐身于著名军事首长的行列。就在那些地方他接受了两次战斗洗礼，而到伟大卫国战争时期，他在相当长时间内任第7 集团军参谋长。克鲁季科夫在这个职位上崭露头角，在斯维里河- 彼得罗扎沃茨克战役期间，一当提出了谁来指挥第7 集团军的问题时，他就被选中了。实际上，他仿佛在这里的战斗条件下作为集团军司令员进行锻炼，并在事实上证明他不仅胜任参谋职务，而且能胜任指挥要职。因此后来的提升就是自然的事了。最高统帅准许卡累利阿方面军的领导在佩特萨莫一基尔克内斯战役期间把合适的人选拔到方面军参谋长的岗位上，而当我们举荐克鲁季科夫时，大本营立即批准了这一人选。他对已经是整个方面军范围的司令部工作的妥善安排，表明了上述任命的正确。正因为如此，当方面军指挥部向远东转移时，我们这个集体的成员为了事业不应该分手。
　　选定每个方面军的进攻开始时间，具有特殊意义。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审核各方面军司令员呈报的战役计划时提出问题说，让远东第1 方面军比外贝加尔方面军晚八天打响。大本营认为，日本人在满洲东部边界的工事非常坚固：这里筑有七个筑垒地域。因此要等敌人向外贝加尔方面军地带调走其预备队时再开始进攻。但是我们对这种打算有自己的看法。第一，谁能担保日本人一定撤走预备队；第二，他们也许利用这八天时间加快边界设防；第三，关东军一旦只受到外贝加尔方面军的突击而退却，就可能握紧一个战略拳头，缩小自己的战役空间；第四，南满和朝鲜地区靠近日本，是政治方面最敏感的地段；第五，日本人可能没到八天就用侦察行动把我们拖入交战。此外还有一些别的看法。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参谋部都支持我们。果然，在远东苏军总司令报告大本营以后，最高统帅部授权我们根据情况发起进攻。
　　7 月底，各集团军司令员受领了进攻命令。8 月第一周，军队进行集结。8 月5日，滨海军队集群改名为远东第1方面军，8 月7 日，方面军司令部转移到新指挥所。8 日，向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递交著名的苏联政府宣战书。
　　如果日本统治集团表现明智；并且同意7 月26日波茨坦公告提出的投降建议，那么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但是众所周知，日本统治集团并不怎么明智。8 月8 日，苏联政府声明，苏联宣布加入波茨坦公告。1945年8 月9 日凌晨开始歼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5 23:07
　　歼灭敌人
　　暴雨和炮火准备。穿插抵抗枢纽部。投降骗局。与舰队并进。空降兵从天而降。哈尔滨变成后方。审讯被俘敌将。日本武士的侵略意图。结束战争！
　　红旗第1 集团军和第5 集团军组成方面军突击集团。他们应在猛烈炮火准备之后向敌冲击，可是发生了意外情况：雷电交加，暴雨大作。我军当面是配有大量火器的坚固钢筋混凝土工事，而这时天像裂了口似的……我军炮兵沉默不响。原企图是：我们运用柏林战役的作战经验，趁深夜在迷盲敌人的探照灯光照明下向敌人冲击。但是暴雨把计划打乱了。如何是好？
　　然而时光流逝，转瞬夜幕降临。不能再等了。当时我正在别洛博罗多夫将军的指挥所。周围是军队。人员和技术兵器已做好充分准备。一句话——全动起来了。开火？还是不开火？没功夫询问天气预报和搜集某些补充情报了。需要马上根据已经获悉的客观资料来下决心。而这些资料要求：不要迟延！沉思片刻——接着就发出了信号。苏军指战员未经炮火准备即向前猛进，各先遣支队从两侧控制了交通枢纽，冲入了居民地，在敌人防御中引起一片慌乱。突然袭击起到了应有作用，暴雨使苏军战士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暗中冲入筑垒地域，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而我军进攻锐气则势不可当。比如，步兵第26军一个支队穿行冷僻的原始森林四十公里，于8月10 日就攻占了穆棱城。日军开始退却，我军各先遣支队楔入日军部队中间，将其隔离，切断其联系，瓦解了其防御。与此同时，П·и·济里亚诺夫少将的边防军肃清了日军警戒支队和小股日本守军。
　　方面军主力在困难的山林地条件下攻占了筑垒地域的三个中心，即虎头、绥芬河和东宁，两天战斗中在各别方向前进约七十五公里。红旗第1 集团军和第5 集团军粉碎敌人顽抗，顺利向牡丹江进攻。在此击溃敌军重兵集团后，红旗第1 集团军向哈尔滨挺进，而第5 集团军则向吉林猛进。第25集团军粉碎了日军几个师，沿汪清方向和沿朝鲜东海岸前进。
　　第35集团军的行动是在稍微不同的条件下开始的。这里，在军队转入进攻前，对敌支撑点先进行了猛烈的炮兵急袭射击。尔后，集团军主力强渡乌苏里江和松阿察河，通过大片沼泽地，粉碎了敌人的抵抗，至日终前到达敌坚固抵抗枢纽部虎头的后方。经最初六天的进攻，方面军所属军队突破了所有边境筑垒地域，通过了难于通行的山岳原始森林地，向满洲腹地推进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公里。
　　日军指挥部希望我军主力被拖在边境地带，一蹶不振，但落空了。敌军不但未能迟滞苏军的进攻，反而被强大的正面和翼侧突击所分割，而在头几昼夜战斗中就失去了指挥和通信联络，改而采取以其后卫、敢死队和别动队进行绝望的抵抗。
　　由于进攻神速，我军还在关东军总部没有能够利用交通线撤退和在纵深内预有准备的各地区组织防御，就把敌方所有交通线都切断了，苏军行动之快，出乎日军指挥部意料之外。但是如果认为日本人一心想退而无意负隅顽抗，那就错了。恰恰相反，我每天接到报告，都说他们拚死作战，没有哪一个筑垒要点，哪一个高地不是经过战斗才交出的。例如有这么一件事：在第25集团军攻打的东宁筑垒地域，日本军官看到进一步抵抗徒劳无益，就命令自己士兵去投降。可是士兵拒不执行命令，反而开枪把军官们打死了。日军指挥部在许多守备队中派去神职人员和当地教师，给士兵讲明继续抵抗毫无意义。但是士兵们多年受的是武士道教育，连神职人员的话也不听了，继续顽抗。
　　日军主要集团在牡丹江附近作战。敌人在此处损兵四万人左右。我得知红旗第1集团军的战士们已突破了牡丹江地区敌人防御后，即乘车去看，只见开始是一道蜿蜒五公里的最前防御地带，是为迟滞我军前卫而构筑的。没走多远，我们就到了主要防御地带，内有一些钢筋混凝土永备火力点，我当时还算了一下这一地带的纵深，计有四公里。继续走了整整十五公里，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道新的三公里纵深的防御地带。再走出十五公里，又发现一道纵深大小相同的防御地带。各抵抗枢纽部看样子异常坚固。我们细看其中一个枢纽部，就算出有十七个炮兵永备火力点，五个炮兵和机枪火力点，五十多个机枪巢，以及大量各种野战工事。
　　现在翻阅我的日记本，这个抵抗枢纽部的情景唤起我对五年前一段往事的回忆：曼纳林防线又浮现在眼前。不过这已不是那些落上芬兰白雪的灰暗色的被炸得裸露钢筋的钢筋混凝土工事，而是在茂密的绿色灌木林映衬下的黑压压一片日军坚固工事上坡度很缓的梯形顶盖。
　　有些筑垒地域抵抗很久。我们到了哈尔滨和奉天（今沈阳）附近，可是在我们的后方，还有个别已被四面合围的抵抗枢纽部的日本兵进行着毫无指望的混战。稍后，他们转而采取破坏行动，分成小股偷越战线。我发现，凡是近处还有日军大兵团作战的地方，别动队活动就最频繁。而如果该地区敌军被肃清，别动队觉得自己已经孤立，其气焰就一落千丈。抽象他说，不管人们属于哪个民族。集体行动对他们总是有益的。当你感觉到有别人支援，自然会使你提起精神，因此日本兵在这里的行为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日本武士所吹嘘的“日出之国”的士兵的所谓“特殊性格”也是白说。我们确信，问题绝不在于民族特点，而在于日本兵被愚弄到了何种地步。审俘表明，文化程度高、有相当学问的日本人更能用批判的态度来评价本国统治集团的政策，就不像文化低、落后和深受压制的人那么狂热。我想，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各资本主义国家军人所共有的某些规律。
　　在这方面，我要说，日本人退却时在许多地方最初广泛地使用了敢死队，这些队员是注定去送死的士兵。且看他们是怎样对付我军坦克的。在磨刀石车站附近的战斗中，我们算出约有二百名敢死队员，他们身上缠着炸药包和手榴弹，在密集的高梁地里匍匐前进，一跃而起，扑向我军坦克下面。当然，这些“活地雷”也够危险的。不过，我军对敌人的这种战术早有准备，很快使这些队伍停止了行动。在另外场合，敢死队员先把我军部队放过去，随即从背后射击。真没料到，日军指挥部想用这种办法使我们遭受损失。更确切地说，他们指望破坏苏军的坚韧精神和进攻锐气。至于日本军官，他们却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清醒得多。比如说，我们几乎没有碰见剖腹自杀的事。
　　方面军航空兵（空军上将索科洛夫指挥的空军第9 集团军）在几乎没有敌方航空兵抵抗的有利条件下遂行了战斗任务。这就使我军全部空军都能用来保障陆军行动：无论轰炸机、强击机还是歼击机，都直接给步兵和坦克开辟通路，对地面目标实施突击。军事运输航空兵也得到了广泛运用，从远距离给军队运送油料和弹药。伞兵的使用是很成功的。其他方面军也运用了伞兵。
　　在开战第一周内，远东第1 方面军就粉碎了敌人的猛烈抵抗，完全克服了为数众多的筑垒地域，击溃了集中该处的日军基本兵力，并逼近哈尔滨、长春一线。其他两个方面军，特别是外贝加尔方面军的进攻也很出色。日军指挥部处处失去了对军队的指挥。形势对关东军极为不利。军事上彻底失败的事实，摆在日本统治集团的面前。
　　日本政府面临必然垮台，不得不于1945年8 月14日通告各盟国政府，决定投降。的确，在这之前，日军几乎停止了对美英军的军事行动。但是在有苏联军队进攻的地方，他们却继续进行猛烈抵抗，以图把苏联拖入有关投降条件的持久谈判，并赢得稳住关东军阵脚的时间。例如，他们建议停止军事行动，在苏日两军8 月16日前占领的地区上停火。那时，已被我们击破的所谓满洲第1 方面军，正由日本人在长春、吉林及其以东一线重建：第3 方面军与马利诺夫斯基所部对峙；第17方面军掩护朝鲜。要在这些地区上停下来，就意味着中国东北各大城市和几乎全朝鲜都应留在侵略者手中。说起来，美军指挥部对这样解决问题也感到有利可图，它不愿意苏军深入中国和朝鲜腹地。
　　8 月16日，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发表声明，指出日本武装力量尚未实际投降，他们想对我们耍花招，因此远东苏军将继续进行攻势作战。是的，关东军一些兵团向我军施行反冲击的事实，说明了日军指挥部打算继续抵抗。苏军又遇到了新的困难：8 月份倾盆大雨引起洪水泛滥。许多道路无法通行：河水溢出堤岸；军队感到油料奇缺。当然，运输航空兵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各方面军不顾任何阻碍，继续向满洲腹地猛烈发展进攻。外贝加尔方面军向奉天和长春猛进。远东第2 方面军逼近北安。远东第1 方面军攻下牡丹江并在击溃关东军第1 方面军之后，正向哈尔滨和吉林挺进。太平洋舰队在朝鲜和南萨哈林岛海岸发起登陆战役。我军第25集团军的部队在这里展开积极行动，在水兵和海军登陆兵的配合下占领了元山、清津、雄基、罗津等港口。
　　我略微详述一下太平洋舰队的行动。开战前，舰队没有接到有关整个登陆战役，包括在朝鲜海岸登陆的具体指示。舰队各次战役基本上计划在海上实施。只在发觉与日本舰队看来不会发生大规模冲突，而红军进展又极顺利情况下，才赋予任务夺占朝鲜北部港口和遣送军队登陆南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
　　当第25集团军突破波西那特以西日军防御并攻占图们、珲春之间筑垒地域时，即挥师南下，沿日本海海岸向朝鲜进军。正在这时，苏联海军登陆兵攻占了雄基、罗津和清津三港。正如该集团军司令员奇斯佳科夫向我报告所说，至8 月19日前，清津至咸兴铁路敌未设防。第25集团军各快速部队急忙加快速度，沿道路赶过日本军列疾进。我军舰艇在划定的距海岸一百至一百五十海里地带内行驶，海陆并进，运送强击支队到元山。8 月21日，他们夺占元山和伞兵在江界伞降后，关东军与本土的联系即被切断。三天后，远东第1 方面军快速部队也突入了平壤。于是通向朝鲜中部的两条铁路均被切断。陆军部队与海军舰队的联合作战取得全胜。
　　8 月17日，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上将向苏军统帅部提出停战建议，并说他已下令军队立刻停止作战行动。我当即将此上报中央，并补充说、实际上日军仍在继续抵抗。其他方面军也有这种情况。因此，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要求日本人于8 月20日12对前放下武器投降就俘。同时指出，一俟日军开始缴械，苏军即停止作战行动。
　　我签发了一个在方面军范围内设置战俘收容所的令。为了加快解放中国东北和朝鲜，我方面军在吉林和哈尔滨，外贝加尔方面军在奉天、长春和许多中等城市实施了空降。此外，还组建了强大的快速支队，高速度前进，攻占重要工业中心，不让日本人运走或毁坏各种贵重物资。我注意到，住在这些城市的俄罗斯居民给了我们大力协助。例如，在哈尔滨，他们把我军空降兵领到敌人司令部和营房，夺取通信站，抓俘虏等。这些人基本上是原中东铁路职工。因为有他们当向导，关东军一些高级将领才出乎自己意外地当了苏军俘虏。维持哈尔滨和吉林两市治安的任务，赋予跟随我们伞兵一起来的特命全权代表舍拉霍夫少将和列别杰夫近卫军上校。
　　在哈尔滨解放后不久，我亲眼看见当地居民情绪有多么高。当我到达杜霍夫斯卡亚村西南八公里处森林内方面军野战指挥部时，恰好得到由扎别林中校指挥的我军空降兵已在哈尔滨机降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说，哈尔滨青年积极帮助苏军。他们武装起来，在我军到达前负责保护通信设施及其他国家机关。当然，我军一百二十名空降兵在这么大的城市里做不了多少事情。稍后，我坐了两小时飞机在哈尔滨机场着陆时，得知指挥所已在市内旅馆安置妥当。我们乘车前往旅馆时，在街上遇到的一些荷枪实弹的高中生纠察队都向我们致敬。在旅馆附近也有这种纠察队。我把汽车停在一队学生旁力，细问他们是怎样武装起来的。原来是俄罗斯青年缴了满洲国军的械，并且在我军占领前自告奋勇保护该市所有交通要道和建筑物。他们高兴地领受了谢意，并答应今后仍尽力帮忙。
　　我刚一到设在旅馆的自己的新指挥所，就来了一些东正教会的人士。他们诉苦说日本人和满洲人禁止他们主持教会活动。我劝他们同莫斯科总主教联系，并说我在宗教事务上是外行，但从自己方面可以下令不得阻挠做礼拜。
　　我们初来时，几乎所有从内战时期就住在这里的俄侨，总是提心吊胆，仔细地观察我们。但大多数人相信红军优待他们之后才明显地松了一口气。随后，他们开始来访我军各级司令部，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当市内各剧场演出红军业余节目时，愿意来看的人实在多得应接不暇。我们看到，许多观众听着古老的俄罗斯歌曲时竟失声痛哭，而对士兵萧洒的舞姿则报以热烈的掌声。
　　然而，战事还在进行。8 月19日，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偕将校数名，从哈尔滨被送到了我们方面军指挥部。华西列夫斯基和我接见了他。我们面前坐着一个剃着光头、目光阴郁的人。他的衬衣领口敞开，好像喘不过气来似的。他不由自主地紧锁着双眉。皮肤松弛的脸上现出疲倦的神情。自然，他梦想的绝不是这种败局。随他来的幕僚较为镇静。看来，他们为自己的罪责不大而庆幸。当他们对苏联军官说话时，仿佛听到从他们牙缝里发出嘶嘶的声音，也许日本人在交谈中表示特别尊敬时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向秦彦三郎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指定了投降集结地点，行进路线和时间。秦同意了苏军统帅部一切指示。他解释说，关东军司令部的投降命令之所以没及时下达到日本军队，是因为在苏军进攻的头几天，司令部同各兵团的通信联络就中断了，日军一下子失去了指挥。当时不得不用飞机传达。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向秦申明：日军包括军官在内，必须有组织地缴械投降，而且战俘的伙食在投降初期应由日本军官负责安排。
　　华西列夫斯基说，你们必须携带自己的炊具和储备粮过来。让日军将领带自己副官和个人必须品一起到场。我们以后没有时间去给他们寻找可能要用的私人物品，而且也不方便。我则提出保证说，无论对高级军官还是士兵，红军方面一律给以宽待。
　　有趣的是，秦乞求在红军进驻各城市前准许日本兵保留武器，因为“那里的居民不可靠”。后来我们自己也证实了，中国和朝鲜居民对那些靠刺刀维持政权的日本占领者恨之入骨。因而，当地居民对苏军指战员的态度正好相反。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朝鲜人都兴高彩烈地欢迎我军指战员，迫切希望能给提供那怕是微不足道的帮助。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5 23:08
　　华西列夫斯基通过秦彦三郎送交关东军司令官山田将军一份最后通牒，内容如下：
　　“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将军。关东军参谋长秦中将1945年8 月19日从我处接受关于关东军投降和解除武装办法的指示如下”：
　　1.立即停止关东军部队在各处的作战行动，凡不能立即停火的地方，速将立即停止作战行动的命令下达部队，至迟于1945年8 月20日12时停止作战行动。
　　2.立即停止关东军所属军队的任何变更部署。所有为保障履行投降条件所必需的移动，每次均应按照我的指示实行。
　　3.给第1 方面军司令官和第3 、第5 、第34集团军司令官作如下指示：
　　①立即通过自己的代表与各地苏军指挥部洽降，派遣他们前往以下三个会晤地点：延吉、宁古塔、牡丹江；②驻朝鲜北部的军队按照远东第1 方面军指挥部代表的指示集结，为此第34集团军司令官应于1945年8 月22日凌晨前到达延吉；③第1 方面军司令官为接受履行投降条件的指示，于1945年8 月20日20时到达宁古塔；④下令各兵团和部队在下列地区缴械：勃利、牡丹江、宁古塔、汪清、敦化、延吉、间岛、清津、哈尔滨、吉林；⑤限1945年8 月22日凌晨前向远东苏军总司令的司令部呈报：
　　1 ）关东军所属兵团和部队全部序列表；
　　2 ）后勤部队、机关、仓库以及库存储备品清单；
　　3 ）通过各集团军长官和司令部对关东军所属军队采取一切履行投降条件的措施。因此从8 月20日至25日期间，关东军司令部同各集团军司令部之间的通令网，仍然统由关东军总司令官掌握；
　　4.对所属军队伙食和卫生状况，在投降期间和以后，由关东军总部负责。因此军队必须自备炊具并用关东军粮食储备按现行伙食标准予以保障。“
　　被俘日将的口供很有价值。这些口供证实了日本的侵苏作战计划。例如，第1 方面军司令官喜多诚一将军和第1 方面军司令部作战课长柴中校在8 月20日受审时供称：满洲第1 方面军（辖第3 、第5 集团军）总兵力十七万五千人，其中第3 集团军七万五千人，第5 集团军八万人，预备队两万人。
　　依据1943年批准和作战计划，日军预作如下展开：①在虎头、虎林一线配置六个步兵师，以便向东出动，切断伏罗希洛夫- 哈巴罗夫斯克铁路，并攻占伊曼、列索扎沃茨克两市。尔后前进方向：以两个步兵师向北面古别罗沃方向前进，从北面保障主要集团；另以四个师向南面斯帕斯克方向前进，随即与进攻伏罗希洛夫市的主要集团会合；②兵力最强的集团辖十五个步兵师和两个战车师，展开于密山、东宁一线。其基本兵力集中以绥芬河地区，以便向曼佐夫卡方向出动，从北面攻占伏罗希洛夫市；③辅助突击，以五个步兵师由牡丹江地区向伏罗希洛夫方向实施：其中以三个师向拉兹多利诺耶突击，以期从南面攻占伏罗希洛夫市，以两个师向巴拉巴什突击，前出至阿穆尔湾西岸，切断由拉兹多利诺那至克拉斯基诺的道路，进而截断苏军克拉斯基诺集团，并予以消灭。
　　主要集团占领伏罗希洛夫市之后，应向西南符拉迪沃斯托克发展主要突击，随即占领该市并前出到滨海边区南海岸，攻占什科托沃、苏城（今游击队城，即苏昌）、波沃罗特内角地区；④1943年由于日军在南洋节节败退，日军总部开始将一部分兵力从满洲调往各激战地区。后来因为1944年我们的盟军威逼本土，日军总部才在日本国内扩充大量军队，即以两万人编制的旧师为基础改为一万人编制的师。这时满洲已成了日本的大后方，并在那里组建了新的部队和兵团。
　　因此，日军指挥部对在满洲的作战计划作了根本修改。关东军第1 方面军的作战计划从1944年底起已具有另一种性质。日军指挥部开始将其防御作纵深梯次配置以防万一。
　　整个防御包括三个地带。第一地带在边境地区，这是掩护地带，虽有相当多的钢筋混凝土火力点和土木质火力点，但保障的兵力较薄弱。原驻筑垒地域的国境守备队经过改编，并入了步兵师。第二地带（主要防御地区）仓卒设置在穆棱河与牡丹江两水之间，南面则沿图们江（图们乌拉）一线。这里调回大部分步兵师，并且为了掩护边境地带各主要方向，各留一个步兵团。第三地带（后方防御地区）建立于镜泊湖至延吉和图们江地段。基本防御地区和后方防御地区具有野战性质。
　　其他日军高级将领的口供也是令人感兴趣的。8 月22日，我审问了关东军副总参谋长松村知胜少将。他供述自己情况如下：现年四十五岁，在日军中已服役二十四年。毕业于东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1941—1943年曾任日军参谋本部情报部情报课长。1943年8 月始任关东军司令部一课课长。1945年3 月升任关东军副总参谋长。1945年3 月获少将衔。审讯中他还供称，关东军总部也知道1945年3 月起红军开始在满苏边界增兵，尽管认为苏联完全有可能参加对日作战，但对开战的大致时间却不得而知。至于8 月8 日这一具体日期，无论是苏联当时的宣战，还是苏军8 月9 日起出兵，都是关东军总部没有料到的。关东军司令部接奉天皇命令，要求固守日军所占地区，准备大规模作战。
　　8 月10日又接到了一道命令，指示应依照对苏作战计划方案行动。这项计划是大本营于1945年春制定的，计划规定日军部队要在各边防地域顽强抵抗红军的行动，必须把苏军阻滞于老爷岭、北安镇、嫩江（墨尔根）及沿大兴安岭东部支脉直到开鲁、热河（今承德）一线。只有在红军攻势急剧加强，并且占很大兵力优势时才准撤退，但也不得退过新京（长春）、图们线和长春、大连线，以确保朝鲜。
　　关东军各兵团即按这项计划部署。因此，关东军基本兵力并非一直配置到苏联国境。原来的作战计划，松村一无所知，然而满洲战区的准备，根据新计划，开始于1945年春，但未及完成。大规模构筑防御工事的地区有：延吉、穆棱、三姓（今依兰）、瑷辉（今爱辉，又称黑河）、博克图、五叉沟；兴安（王爷庙）、洮南、通辽、热河。此外规定在满洲内地修筑辅助防御地域，但到8 月前还未着手修筑这第二期工事。长春- 图们线和长春- 大连线没有预先设防：照日军参谋本部意见，这没有必要，因为那里地形是不易通行的山林地。
　　正如松村继续说的，关东军下辖第1 、第3 、第17方面军和第4 集团军。总兵力约有一百万人（包括六十万日本兵）。其中有四十五万人在满洲，另十五万人编入掩护朝鲜的第17方面军。关东军司令官是山田乙三上将，参谋长是秦彦三郎中将。司令部设在新京。
　　日军指挥部队为，苏军可能实施主要突击的基本方向，亦即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方向乃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因为这个方向打开了通向长春的道路。大兴安岭南部支脉虽不高，但都是难于通行的丘陵地带。所以关东军基本兵力掩护长春地区。此外，如撤退时，第4 集团军应加强这一方向的防御。要再往西配置兵力，对日本人就不利了，因为那里预定的防御地区均未构筑。
　　当苏军在多数地域轻而易举地越过满洲国境，并在进攻后头几天长驱直入满洲境内时，关东军总部决定不把军队调出来迎击红军进攻部队，而打算在作战计划规定的各地区进行抵抗。这些地区应于1945年秋季前构筑完毕。因此要在这些地区阻止进攻的苏军，当然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尔后打算在长春- 图们线和长春- 大连线进行固守。第3 方面军所属军队掩护长春—大连铁路线的接近地，不放红军直趋该地区和朝鲜。第4 集团军所属军队应向南面吉林方向退却。第1 方面军所属军队受领任务是，经顽强防御后，且战且退至延吉、通化一线。缓辉筑垒地域和海拉尔筑垒地域以及驻五叉沟和虎头的第107 师等部队的目标是，迟滞进攻的红军，护卫道路，阻止苏军沿道路向内地推进。
　　所有这些作战任务，都是关东军总部根据帝国大本营的计划和命令赋予的。这项守卫满洲的命令，于1945年8 月10日下达给第1 和第3 方面军；8 月13和14日又下达给第4 集团军。
　　对于日军将领如何看待苏联对日宣战这一问题，松村回答说：“我们是军人，所以，既然战争爆发了，我们就得打仗。我们认为苏联完全可能站在盟国一边出兵。我们也知道，要用我们的兵力在满洲抵抗苏联是不够的；但是如果日军总部未曾被迫把这些兵力调到本土，以对抗拟议中的占领的话，我们有力量，至少在两年内足以守住朝鲜。松村继续说，在战胜英美后，这一点我们相信过，我们认为就能利用朝鲜这块跳板，进攻红军，并夺回整个满洲。我，还有其他我所知道的将领都以为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不会失败，并且以为战争只不过拖延数年而已。投降就等于承认失败。如果天皇没下停战诏书的话，我认为我们还没有战败。”
　　日本人说到这一点，傲慢地抬起头来，但看到我们一笑置之，又窘得低下头去。他沉默片刻之后，继续说：“至于日苏关系，从前是变化无常，时好时坏，虽然日苏双方都没有互相侵略的意图（我逐字引其原话）。今后，日苏关系仅仅取决于苏联。日本愿意日苏亲善，因为日俄两国较之日本与英美之间更容易保持亲善关系。”
　　说到这里，日本降将又停下来，观察一下这些“外交辞令”在我身上收到何种效果。他继续说：“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和1918—1922年入侵西伯利亚的武装干涉时期，日本不过是在英美唆使下干的，绝非我们本意。”他说这话时，迫不及待地转向翻译，并仔细观察我们的脸色。
　　稍事休息之后，松村供出详细的情报：关东军各师组建时间、日军参谋本部的编制（在有未中将领导的第二部里，第五课研究苏联，课长是白木上校；第六课研究英美；第七课研究中国）、陆军大学的工作、情报活动、傀儡皇帝傅仪的满洲国军编制（8 月17日，溥仪及其侍从在奉天机场被扣留拘禁）。
　　听完以后再看一遍这位降将关于红军作战行动的供词颇能引人入胜。我们已经知道的一切，又都在我们的面前重演。我们的个别失误和重大胜利看得更加分明。而整个苏联武装力量，其中包括远东第1 方面军的指战员所取得的成果愈加清楚了。
　　此时，陆军继续前进，受降。有的地方还要剿灭零星小股的特攻队和别动队。到8 月底，完全解除了关东军及日本傀儡伪军的武装。共俘敌六十万官兵，缴获大批战利品，解放了中国东北、辽东半岛、南萨哈林岛、千岛群岛、朝鲜三八线以北地区，并且我军一度突入汉城，旋即按事先协议，撤离北上。苏军出兵神速，使日本人没来得及实行“焦土政策”，而我们满意地看到了和平居民劫后幸存的家屋。
　　苏联武装力量击溃了日本关东军，给自己胜利的光荣编年史又增添了辉煌的一页，促成了盼望已久的和平的实现、以及一系列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远东各国人民的解放和风起云涌的东南亚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并保障了苏联边境的安全。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5 23:08
　　当炮声停息时……
　　日本投降后。在群众大会上。长春、沈阳和大连。在旅顺口城下。孔德拉坚科将军阵亡遗事。援助中国共产党人。九月一晃而过……
　　常常有人问我：我军对8 月6 日和9 日在广岛和长崎落下美国原子弹的消息怎样看？这件事对苏军作战有什么影响？回答很简单：没什么影响。首先，这个悲惨事件与我们击溃关东军的计划毫不相干。其次，对爆炸的实际效果，当时就连美国人自己也不确知详情，而日本人，自然不会通报我们。
　　8 月6 日和9 日两次爆炸后不久，当全世界都知道详情时，我国人民大为震惊。不管我们怎样对待昨天的敌人——日本武装力量，每个人都明白，美国动用原子弹，在军事上实无必要；此事完全另有内情。我也是这样想。而且正如现在已为人所确知的，我们全都没有想错。
　　有句俗话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话完全适用于这件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然而美国上层统治集团蓄意独霸世界。但是，对肩负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重担的苏联及其常胜军队怎么办呢？对得到空前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又怎么办呢？于是，美国反动派渐渐走上了恫吓的道路，开始挥舞“原子大棒”。反法西斯同盟的斗争年代已经过去，往后就是连年的“冷战”岁月。恐吓我们和全世界，这就是美国8 月初投原子弹的真正目的。不言而喻，美国反动派的这个企图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可是每当想到有成千上万的日本和平居民成了大洋彼岸那些鼓吹“冷战”、策动空袭广岛和长崎的人的首批牺牲品时，无不为之痛心。
　　在日本开始投降后，炮声日渐稀疏。零星小股别动队虽然继续为害作乱。但他们不会构成严重威胁。而关东军正规分队，现在只有那些尚未接到投降命令的地方还在抵抗。这样的偏僻角落已越来越少了。
　　从日本正式投降到签署投降书这两周（8 月底到9 月初）的时间内，我基本上是忙于无休止的外出。出发路线通向四面八方。既去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大本营所在地哈巴罗夫斯克，也去8 月28日我把方面军指挥所转移该处的牡丹江地区；既去我们方面军的“基地”伏罗希洛夫市，也去暂时成为方面军驻满洲特别军事管制中心的哈尔滨。有时要去检查战利品（我不只是过问一下，而要提出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意见），有时又要去参加审讯高级战俘，有时还要出席方面军胜利阅兵式，有时又要接见我国滨海地区或满洲当地的劳动者代表团（此事我感到特别愉快）。
　　8 月25日，第25集团军所属兵团在朝鲜的细阳城释放了被日本人关押在集中营里的犯人。他们中间有十六位在不同时间被俘的英国、荷兰和美国的军政要人。他们全都因为获释而欣喜若狂，并感谢苏联军官，但在原则上对待我们的态度不尽相同。一些人是不久前来到这里的，就其本人来说还称得上是正直的老军人，他们根据自己的才干履行了所担负的职务。另一些人从战前起就侨居东南亚或远东，是典型的殖民地买卖人和行政人员。他们那面黄肌瘦的脸色说明了许多问题。当然，问题不仅在于体力上的疲劳或多病。被俘使人精神上感受压抑，不禁思绪万千，自问自答。唯独想到“你是俘虏”时最令人伤心。
　　当我同一些苏联人，比如说从德国法西斯那里回来的苏联被俘人员谈话时，曾不止一次地听到他们类似的意见。你看，现在我正监管一些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们是从另外一种被俘状况下，而且是从另外一种社会获释的，我在他们身上也可看到某些相似之处，虽说人生观各不相同。看来，在这个令人难堪而痛苦的“被俘”现象中，暗含着一种作为人所共同理解的可耻和郁闷的意义。然而，一切都取决于落入敌手后表现如何。即使被俘者陷于绝境，也不能使他们丧失抵抗的能力。凡在生死关头毫不动摇并作为战士勇于面对现实者，以及誓志不屈而继续同敌斗争者，祖国都不会忘记他们，并视为自己忠于伟大社会主义思想的忠实儿女（当然，我这里所指的苏联人）。
　　看着上面提到的被我军指战员解放的十六名被俘要人，我想了这一切。说实在的，我很想从纯心理学观点，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两相对照方面来了解他们。可是再没有机会和他们谈这个话题，需要尽快解决把盟国的被俘公民移交给负责遣返他们回国的机构。尽管处理这件事的各种细节使我很费周折，但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利落。
　　为了对比，说一说我在8 月底是怎样接待日本被俘将领的。他们被送到杜霍夫斯卡亚西南八公里远东第1 方面军野战指挥部所在地，当时仍穿一身军服，佩带所有勋章和各种冷兵器。起初将军们畏葸不前，尔后请他们入坐并同他们谈起话来时，他们才敢冒昧陈词。
　　他们开始谈的第一件事就提到了给全部日俘提供医疗救护和向他们发放服装和食品。这项请求使我产生了极好的印象。我们向将领们保证说，他们士兵的供应不会比在关东军差。于是他们又把话题转到自己家眷的命运。主要是请求不要把家眷留在满洲，因为当地居民对他们恨之入骨。苏军统帅部能否把他们遣送回日本？万一不行时，可否让他们陪伴被俘的将领、考虑到家眷问题整个说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道主义问题，我们尽力设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总之，俘虏问题是极其复杂的。从8 月9 日到31日，远东第1 方面军共俘敌官兵二十五万七千人，有四十三名将军。到9 月10日，战俘总数增至三十万人，其中包括七十名将军，内有十三名伪满军将领。这么多人都需要给他们提供粮食（他们自身携带的只够短期食用）、高水平的医疗保障和服装，解决他们临时安置及其它许多问题。重大的问题，我们都按上级指示解决，而其余的所有问题都要由我们自行解决。
　　在给俘虏治过病的那些苏联军医中间，值的特别提到的是阿尔卡季·阿列克谢那维奇·博恰罗夫。在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在前线当外科医生，而且大部分时间担任第5 集团军外科主治军医。在1945年5 月第5 集团军东调滨海地区并编入远东第1方面军时，卫生勤务中校博恰罗夫便成了我的部属之一。他的名声在第5集团军不胫而走。需动外科手术的伤员，都渴望碰上博恰罗夫亲手给他们做。
　　然而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可能而且应该感谢博恰罗夫和他的助手们的，不光是我军指战员，而且还有关东军的官兵。苏联的军医们无论在战场上，在后方，还是在关押着日本人在内的战俘收容所里，都光荣地履行了自己的人道主义职责。成千上万的战俘在那几周里得到了高明的治疗，他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哈尔滨为庆祝胜利而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9 月3 日，我飞抵该市，以便就地解决一系列现时摆在我们面前的经济和行政问题。不久莅临的有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空军主帅诺维科夫、空军元帅胡佳科夫、炮兵元帅奇斯佳科夫及其他军事首长。前来迎接我们的是率领部下维持哈尔滨地区治安的别洛博罗多夫。我们到路马场去看缴获关东军的战利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几门长管远射程炮。日本人原想用它们扫平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布拉戈维申斯克及其它苏联城市。
　　大会在第二天举行。哈尔滨的一个广场上彩旗招展，人山人海。此处约有两万俄罗斯市民，以及许多满人和汉人。什特科夫宣布开会后，请苏军代表奥斯特罗格拉佐夫少将讲话，他讲到了关东军的覆灭，还讲了苏联及其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伟大作用。大家对每一句话都如饥似渴地听着，不是吗，我们早已知道的事，对他们来说却好像是意外的新发现。在战争年代传到哈尔滨人这里来的真实消息少得可怜。日本宣传报导歪曲一切真相。而今他们亲耳听到了原先只能是云遮雾罩的消息。当地居民自己的见解和期望，都在热情洋溢和兴奋已极的发言里吐露出来。法学家别尔佳科夫代表全市知识界，柳德米拉·扎哈罗娃- 片茹科娃代表青年，大主教涅斯托尔代表宗教界讲了话。然后是科学工作者、艺术家和商界代表发言。最后由当地演员和我们远东第1 方面军红军歌舞团联合举行盛大音乐会。当晚，又成功地在哈尔滨俄罗斯剧院举办了音乐会。
　　9 月5 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一行飞往长春，去会见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我在随同他们出发前，自己拟定了一个赴满洲和朝鲜各解放地区的现地勘察计划。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要求效率高、周到细致和有长远打算，因为我军必须在一段时间内留在它所解放的地方，而各方面军无疑必定改编为几个军队集群，或编入原有各军区。
　　9 月6 日，我们视察了长春和沈阳。在长春，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部设在原关东军大本营办公大楼内。
　　长春市给人的印像是双重的。市中心大街宽敞豁亮，楼房建筑颇有欧洲风味，一切掩映在万绿丛中，令人赏心悦目。可是一离开市中心，刚走不远，就开始看到蛛网般的小巷，狭窄拥挤、弯弯曲曲，异常肮脏，住满了中国贫民。胡同的交通被大车堵塞，车上兜售着当地手艺人制作的粗糙物品。沿墙停放着一排排洋车。做小买卖的借间小屋存身，雇工和苦力们则寄居在大杂院里。叫化子举目可见。
　　在沈阳，我们看到了同样景象。我们住进了坦克军司令部。这所房子是1902年由几个俄国工程师设计建造的。我们到来之前，那里本是满铁旅馆。去看兵工厂时，我们跑遍了全城。和长春一样，市中心较好，其余一切部留下了令人不快的印像。大风把厚厚的尘土一团团地卷到高楼上空，满街灰尘滚滚。在房屋之间堆放着废物和垃圾，处处散发着令人恶心的臭味。我们是多么怜悯和同情地望看沈阳的贫民啊！只有他们那惹人注目的微笑使愁苦的脸上焕发容光。如今在这些曾被日本军阀变成奴隶的劳动者面前已开辟了一个新天地，这是尽人皆知的。日本人尽量避免在街上露面。而中国人，只要我们车子一停，就热烈地鼓起掌来！
　　这当然不是偶然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更加蓬勃展开的中国人民革命解放斗争中，我们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寄予同情。这一点他们很明白。同样明白的是，美国积极援助蒋介石分子，但后者未能向满洲调运多少国军。因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进攻时，中国东北成了军队的巩固后方。苏维埃国家不仅肃清了东北地区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而且还切实地帮助中国人民奠定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可靠基础。
　　又过了一天。到处飘扬着旗帜，悬挂着标语。老百姓喜笑颜开地望着晨空，望着航行于万里长空的运输机和客机。笔者也曾坐过这样的飞机，不时看看低下展现出来的大地美景。我们继续熟悉苏军配置地点。其它方面军的军官时常来远东第1 方面军的驻地，我们也去他们驻地。在记得最清楚的共同旅行中，这里说说那次大连之行。
　　在解放了的大连，我又遇见了华西列夫斯基和马利诺夫斯基。秋天的太阳在浩翰的黄海上空徐行，我们站在阳光下望着那座名城。
　　该港根据中俄租借条约开始建于1898年。截至日俄战争前，俄国建港共耗资三千万卢布。这个港口原称“达利尼”。1904年日本人强祖该市后改称大连。这个港口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很少结冰，冬季可以通航，加之它距旅顺口近，又使大连市成为战略要地。
　　我们下榻在“大和旅馆”。稍事休息后就去观光市容。视察港口证实了我们所知道的情况，到二十世纪中叶，大连港在北起鄂霍次克海，南至南海（南中国海）整个海岸线上已经是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港。经苦心经营后，又成了日本最重要的基地。大部分海运物资由这里运往满洲，又把“日出之国”的帝国主义者大肆搜刮的当地财富运到这里出口。此外，该市还是一个重要工业中心。该处化工以及建筑材料生产特别发达。在七十万居民中，竟有二十万是日本人，其余基本上是中国人。这个数字说明移居大连的日本公民相当多。后来，当大部分日侨想要回国时，上述情况又成了苏军统帅部面临的一个问题。
　　9 月8 日，我们分乘几辆汽车去旅顺口，每个俄罗斯人都久闻该市大名了。在出城的路上，首批开进旅顺口的分队指战员组成的仪仗队欢迎我们。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听取了报告，我们在当地卫戍司令B ·Д·伊万诺夫中将陪同下，去凭吊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的古战场。我们在当年有名的第15炮台所在地- 电岩，以及鸡冠山、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司令部旧址和军事博物馆等处呆了很长时间。然而给我留下印象最强烈的是祭扫俄国军人公墓。四十年前，在这里埋葬了一万五千名旅顺口守军和舰队的士兵、水兵和军官。约在中央，高高的基座上有一个白色小教堂，在其大理石上可以看到朴实而严谨的墓志铭文：“旅顺口要塞保卫战中俄军英勇阵亡将士长眠于此。”我们肃立小教堂前默哀。
　　同我们一起祭扫旅顺口俄军公墓的是一大批将军、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其中许多人早在苏联西部边境附近，且战且退至沃尔霍夫、伏尔加河和高加索一带，尔后乘胜西进，参加了解放东、中欧各国作战，而今又来听那太平洋的惊涛拍岸声。别祖格雷中将作了报告。在哀乐声中向俄军将士纪念碑献了花圈。
　　9 月8 日，我记得还有一件事。那天听说我得了胜利勋章。荣获这枚勋章使我不由地想起那些辉煌的胜利时日。在我国全部悠久历史上所进行的一切交战中最艰苦的四年鏖战终于胜利结束了。
　　9 月10日，是关东军彻底投降就俘的一天。回过头来看，连自己也很惊奇：这样的一支军队竞在十二昼夜内就覆灭了。坦白地说，谁也没预料到会这么快。以后几周都是受降时间。可见，用在日本武士挺不舒服的这个手续问题上所花费的时间比用于军事行动的时间要多。苏维埃国家又一次向自己的英雄指战员表示祝贺。9 月30日，颁布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设立“战胜日本”奖章的命令。数千名士兵、军士和军官受到了他们应得的战斗嘉奖。在最高统帅命令中表彰了几十个英勇善战的兵团和部队。战功卓著者获得特别称号。比如，远东第1 方面军中有十六个兵团或部队冠以“乌苏里”，十九个冠以“哈尔滨”的称号，有一百四十九个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获各种勋章。
　　同满洲本地人士取得联系，帮助当地各种民主组织齐展工作，这在我军整个活动，包括苏联军管活动中写下了很有意思的一页。当红军解放了中国东北时，原国民党人、官员、地主和富商虽拥护赶走日本人，但暗中都盼望蒋介石分子快来。他们心怀叵测地对待苏军统帅部协助满洲民众——有汉族人、也有朝鲜族人、满族人和蒙古族人建设新生活的各种措施，这些人还不敢于进行公开斗争。他们明白，那样做一下子就会垮台。所以，无论是原先同日本人勾结的，还是期待中国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复辟的当地反动势力，最初只敢在地下拚凑力量。
　　在红旗第1 集团军驻地哈尔滨市，国民党地下工作特别活跃。在傅家甸（即哈市的道外区）几条街道上组织了一些自称保安队的当地土匪集团。事后查明，他们的头子是一个姓郑的地头蛇，他同国民党军的秘密分队取得联系。这些分队中最大的是所谓第6 起义军。这个名称的本意是指，在国民党分子到哈市后或来哈市前夕，该分队指挥官们要准备好把分队扩编为大兵团。而目前它只有几百人的轻武器。
　　另外一个组织自称“蓝衣社”。它的头子张上校与蒋介石政府所在地重庆直接联系，每天都用电台发报。他们办事处设置了无线电发射台。经测定，这些人还与鞍山和佳木斯两地的某些站有联系。原来那里有这一组织的分站。审查案件表明，该中心赋予各地分站的任务是，收集苏军和中共各支部的情报。
　　各分站打算招兵买马、搜罗武器和进行破坏活动，并在居民中进行反动宣传。“蓝衣社”获悉苏日开战后，出于隐蔽的目的改名滨江组，并加紧准备罪恶活动。
　　还有一个反动组织，是由朝鲜侨民遍布满洲的“协和会”成员建立的。苏军进驻哈尔滨后，他们联合成立了一个化名“朝鲜劳动者”的统一组织，也想开展自己的活动，而且他们有个姓孔的和姓韩的头子，最初基至企图骗取我们卫戍司令部的正式许可。
　　最危险的是中国的恐怖组织“血盟团”。它的头子姓杨，是哈尔滨富豪蒋家的狗腿子，蒋家有一条线通往偷印国民党传单的地下印刷所，而从那里再通到一个姓何的。这个姓何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地国民党党部的负责人，他同满洲国皇帝博仪傀儡军中许多军官都有联系。国民党人从事两方面的活动。一方面，他们的人每天都以不同面目到我们驻当地机关来提建议、质疑、咨询、解决问题方法，以及提出各种要求，等等。这些来访者千方百计企图弄到哪怕一张小纸片，好使他们任何形式的活动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地位，与此同时又想探听出什么，并获得他们很想知道的情报。另一方面，就是按照上述精神大搞地下活动。
　　老实说，我们很难一下子弄清，某个组织是为谁办事的，保护谁的利益，况且外表上，他们都从最好的方面表现自己。需要非常认真地工作，深思熟虑地判断正进行着的事情，连日分析各种事实，长时期观察对比，以便区分污泥浊水和民众的清流。
　　劳动群众开始积极地投入了肃清帝国主义余孽的斗争。所有日本政治组织一律勒令解散或自行解散。中国警察取代了日本警察，秋季产生了所谓“治安维持会”。工人们联合起来成立了工会。失业者办理登记，给他们找到了工作或提供了帮助。替换那些给日本人效力的官员，选出或委任了另外一些为当地居民所信赖的人士。出现了城乡自治。
　　对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也尽量给予大力帮助。那时满洲的党组织为数不多。直到打开日本监狱的牢门，包括不少共产党员在内的政治犯获释后，这些党组织才补充了一些在思想上坚贞不屈的干部。8 月份，就在哈尔滨成立了中共北满委员会。以后各地又出现了中共县、市、区委员会，而在工厂企业中出现了党无部。党员队伍迅速壮大。共产党刊物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最后，我们同中共中央派到满洲来的全权代表们接触，全力协助他们工作，满足他们的各种要求和愿望。
　　从9 月3 日到10月1 日成立滨海军区这一段时间过得十分紧张，尽管战争已经结束。那些天，在许多缠着指挥部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等问题中特别叫人费心的是，要把军队转移到指定的朝鲜南北分界线去。这条线在北纬38度。9 月9 日我飞抵海州，第25集团军司令员奇斯佳科夫将军报告转移的准备情况。9 月28日转移完毕。新界线南面驻扎美军。数年后，他们在当地的傀儡军就从三八线这里悍然北进，妄图灭亡社会主义的朝鲜北部。
　　我们对在日益临近的冬季条件下如何配置军队并安排好生活保障，以及支援滨海边区国民经济建设都给予了极大注意。当时进行了紧张的作业，来建立符拉迪沃斯托克至伏罗希洛夫市的高压输电线，修整公路和建筑经济与工业设施。在这方面负担很重的有：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什特科夫上将，我的副手克雷洛夫上将、军区参谋长扎赫瓦塔耶夫上将，还有驻朝苏军司令员奇斯佳科夫上将、驻辽东半岛苏军司令员柳德尼科夫上将（稍后为别洛博罗多夫上将）。他们不遗余力地把自己全部心血和卓越才能贯注于工作之中。广大指战员坚持不懈地劳动，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并且胜利地完成了这些任务。
　　9 月份就这样在日夜操劳中一晃而过。好像我们老早就打完了仗，已经到处正在安排和平生活。田野里收割着晚熟的庄稼。人们重建被战争破坏的家园。废墟上长出了青草，秋风吹送枯黄的落叶。那时候一下子还很难感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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