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外交使团最重要的是主使的人选,但当时外交人才难得。这个时候,蒲安臣出现了。蒲安臣1861年被林肯任命为驻华公使,到北京后积极执行“合作政策”,与总理衙门大臣合作愉快。他还让丁韪良(W. A. P. Martin)翻译惠顿的国际法著作——《万国公法》给清政府使用,清政府用这部书获得了一些外交胜利,交情因此加深。1867年,蒲安臣任满即将回国。在奕为他举行的离别晚宴上,文祥提议他代表中国出访列强。蒲安臣自称以为这个提议只是句玩笑话。但是第二天蒲安臣就被告知清政府是认真的,请他展期离开。最后双方达成共识,清政府聘蒲安臣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今人或许认为请一个外国人做主使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为什么高傲的慈禧太后就同意了?事实上,总理衙门已经准备好了理由:“向来西洋各国,互相遣使驻扎,不尽本国之人,但使诚信相孚,原无分乎区域。”赫德带领斌椿等人游历欧洲成为这些大臣的举例。当然,即便关系如此,制约之法仍然必要。“凡于中国有损之事,令其力为争阻;凡于中国有益之事,令其不遽应允,必须知会臣衙门复准,方能照行。在彼无可擅之权,在我有可收之益。倘不能见效,即令辞归。”这样,蒲安臣成为使臣就没有名实方面的障碍了。此事可见当时某些“腐败昏庸”的清政府高官的决断力和“以夷制夷”的功夫。那么,当时中国就没有能做使臣的大臣么?其实不然,只是当时风气未开,都不愿意出洋。到1876年郭嵩焘出使英、法还被他的湖南老乡送了一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的对联。可见当时官僚士大夫是怎样看待出使这件事。
左为蒲安臣,右为美国驻中国全权大臣印章
有了主使,使团其他成员的挑选就容易多了。为了照顾英、法两国的感受,清政府聘请了英国驻华使馆翻译柏卓安(John McLeavy Brown)和法籍海关税务司德善(E. de Champs),并专门为了这两人创立了新的官职,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左、右协理”,暗寓蒲安臣帮办之意,当时英文译成秘书。中方的首席代表是志刚和孙家榖。两人均由司员考取总理衙门章京,为了“壮观瞻”,获赏赐加二品顶戴,职务与蒲安臣同。在出使过程中,他们只是扮演蒲安臣与总理衙门的中间人角色,直到蒲安臣在俄国去世。蒲安臣在介绍使团成员的时候,突出自己的领导地位。同去的还有同文馆的英文学生德明、凤仪(曾随斌椿去游历过);俄文学生塔克什讷、桂荣;法文学生联芳、廷俊。另有书手亢廷镛、王纶秀、严士琦、庄椿龄,弁兵数名。出行费用从“总税务司赫德处支用,覆实开销”。
当时,香港是中国与世界海上交通的枢纽。去美国有两条路:一是向西,经过马六甲海峡、开普敦,横渡大西洋到达美国东海岸;二是经日本横滨,横渡太平洋,到达金山(澳大利亚金矿发现后才在淘金者口中变成旧金山)。使团选择的是第二条路线,由于上海没有直达旧金山的邮轮,只得去横滨换船。出于商业和军事的双重目的,美国国会拨款成立了太平洋邮轮公司(the 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mpany),开辟太平洋航线。1867年1月1日,该公司开通旧金山—横滨—香港航线,航程30天左右,每月一班。1872年因需求太大改为半月一班。
在旧金山逗留了一个月后,使团再度登船,沿着加州海岸,经巴拿马(运河尚未修),过加勒比海,看到了在古巴种烟叶的粤省“猪仔”,于5月23日抵达纽约。当时的纽约“街市喧阗,楼宇高整。家有安居乐业之风,人无游手好闲之俗”。稍事停留,使团便乘火车抵达华盛顿,入住邦街的“梅豆伯欧力田”客店(即宾夕法尼亚大道的Metropolitan Hotel)。先拜会美国国务卿华尔特(William H. Seward),后到白宫向美国总统朱文逊(Andrew Johnson)呈递国书,行执手礼。因为当时外国使臣觐见大清国皇帝的礼仪尚未确定,所以出使前志刚和孙家榖已经得到指令,不主动觐见出访国君主,以免外人要求在觐见时使用相同的礼仪。
交涉无门,困居雾都客栈,“如小说中鲁智深在赵员外家住,真个闷煞洒家”。于是,使团只好寄情参观和社交。万兽园、泰晤士河隧道、蜡像堂均让他们大开眼界,尤其在蜡像堂见到林则徐,“惜觌面不能共语,以问安边之方”。另外,还有些外人来访,或谈开矿,或谈洋盐。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清政府亦知开矿能得大利,反对开矿实际上并不是迷信风水,而是顾虑到游民易聚难散,影响统治。李鸿章的“老朋友”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也来访,他正在指挥工程兵建造要塞加强泰晤士河的防御。
直到11月20日,使团才在温莎宫拜见了维多利亚女王,距离使团到伦敦差不多过了两个月。而实质的外交活动直到1869年1月1日新政府上台个把月后才开始。好不容易等到新政府上台,使团于是向新外相柯勒拉得恩(The Earl of Clarendon)交涉。因为扬州教案时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W. H. Medhurst)采用炮舰政策,调军舰胁迫地方官,所以使团希望英国政府能够约束这种行为,将来发生交涉只准派军舰保护,不得擅调兵船与地方官争执。但英国外交部选择避而不答,只是文字上表明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使团在英国等于义务吸霾一季度。
11月20日,使团抵达柏林。跟法国一样,普鲁士君主很快接见了使团。在接下来的40多天里,使团赴宫中8次,或赠照像,或会宗亲,或赠票观剧。直到1月4日才见到“铁血宰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志刚对他的印象是“其人身长语慢,好深沉之思”。忙于准备对法作战的俾斯麦显然不打算与大清国的使团做多少深入交涉,只是说些愿两国和睦的外交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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