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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经典连载』 《走出烽火硝烟——秦忠回忆录》 [打印本页]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6 21:52
标题: 『经典连载』 《走出烽火硝烟——秦忠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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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忠(1917— 2021年3月)原名秦懋书，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 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交通队队长。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 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排长，一二九师干部轮训队教导员，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供给部 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五师鄂南军分区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湘鄂赣军区供给部部长兼 政治委员。抗战胜利后及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干部教导团政治委员，第一纵队第三旅第九团政治委员，鄂西北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沙市纱厂、油厂、电厂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湖北省工业厅副厅长，省公路厅党委书记，省交通厅副厅 长兼党委副书记，省交通邮电局局长兼党委书记，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第 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中共湖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委员。1993年离休。2021年3月14日因病在武汉辞世，享年104岁。




1（我的家乡竹林畈）


小小黄安，真不简单。
铜锣一响，四十八万①。
男将打仗，女将送饭②。
这首著名歌谣流传甚广,它记述了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那场波澜壮阔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它如星星之火，从大别山南麓并不知名的湖北省黄安县③，瞬间燃遍了整个鄂豫皖地区。它同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样,成为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开端。在这块贫瘠的红土地上孕育出无数的英雄豪杰，在这块浸满泪水和鲜血的土地上所发生的故事可歌可泣。它占据了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一页。  
而我此时讲述的仅仅只是我——一位极其普通战士的故事。
1917年11月8日(农历丁巳年九月二十四日)清晨，在湖北省黄安县城东一个叫竹林畈的小山村的一间破茅屋里，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篾匠老秦家里又添了一个孙儿。
很久以后才知道，几乎与此同一时辰，即1917年11月7日，远在欧洲的俄罗斯正发生着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变革。俄国的十月革命④一声炮响，人类历史上诞生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也催生了一个日后成为革命战士的婴儿。
这个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顿时热闹起来。村小人少,谁家有什么婚丧嫁娶、添丁加口之事,不要一会儿全村都会知道。人们按祖上留下来的老习惯，连续热闹了三天。
然而,当时的中国虽已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建立了民国,但军阀割据,连年战乱,东方的雄狮仍在沉睡。距圣彼得堡万里之遥的鄂东黄安竹林畈的老百姓们,对俄国十月革命一无所知，即便知道也没人会对此感兴趣。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最关心的是那并不肥腴的土地上能否有个好收成。竹林畈的村民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庄户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耕耘,将汗水播撒在土地上，化为甘露,滋润种子生根发芽,期盼的是能收获沉甸甸的麦粒和稻穗。而此时,全村人都还沉浸在秦家祠堂又添了一丁的喜悦之中。
人们说老秦家有福气哟,又得了一个男儿。可老秦家在欢喜之时又在忧虑。这个家太穷了，现在吃饭都难，又多了一张嘴，日子怎么过呀。这孩子今后也只不过是个放牛娃。可秦篾匠期盼的是这孩子长大后能传承秦家的祖业,成为一个好篾匠。
穷人家的孩子命贱,每天几个红苕，拌点野菜，再加瓢水,不几年就长大了。在篾匠爷爷屋里长大的我，并不知晓穷人家的忧愁,有哥哥做伴,面对山野、树林、小河,整天就知道笑啊、闹啊。除了吃不饱肚子，在我的记忆里，全家人都宠爱着我，我的童年是温馨的，家乡的山山水水是美丽的。
我的家乡竹林畈——大别山南麓的这个小村庄，距黄安县城约三十华里,东临麻城县。小山村坐东朝西，东边是村后山，山上满是松柏、黄荆树、麻栗树,常年青翠欲滴。村庄周围密匝匝生长着各种树木,椿树、木梓树,还有遮天蔽日的大竹林,暮霭晨雾，一派烟雨朦胧的景象。竹木覆盖着整个村子，远看只见树木竹林,不见村庄,因此得名竹林畈。
村前有口大水塘，它为灌溉全村几十亩薄田蓄满了水。塘水很深，孩童时，我常下去游泳。大别山的冬天很冷，塘面常结着厚厚的冰，那里便是我们穷孩子们溜冰玩耍的好地方。再往前是一条陡坡河,河水不深,清澈见底,流水潺潺，两岸芳草萋萋，有一段长满了桃树,春季桃花盛开煞是好看。三月里桃花凋谢，花瓣撒落河面随波漂流,映出一片粉红，人们也就叫它桃花河了。我儿时常在这河边放牛戏水。村的南头有口水井,水质清纯甘甜，我村世世代代的子孙都是吃这口井里的水长大的。
竹林畈的南面是三角山，山势南平北陡。山的北面陡峭得无路可走，只有山的南面有道路直通山顶。这座平地而起三角山并不高耸,但风景旖旎，常日云雾缭绕，仿佛是妩媚的仙女裹着神秘的面纱。在蓝天白云的陪衬下，三角山宛若漂浮在蓝白相间海洋中的小岛。扯开那神秘的面纱,透过云缝,向山上望去,三角山朝南的那面，翠绿的灌木丛铺满山坡，秋日的红叶点缀其间。人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三角山顶有座寺庙，也许有仙吧，那座寺庙就成了方圆上百里的百姓们敬香朝拜的圣地。
竹林畈的西面是一条由北向南的大山脉，即大别山的余脉西大山,东面和北面是紫云寨和俄公寨。寨子都坐落在山头上，有用石头砌成的城堡,异常坚固，据说是明末清初时农民起义军抗清聚义的地方。这些山寨地势险要，若处在刀矛剑戟的冷兵器时代是很难攻克的。
群山环抱中的美丽的竹林畈，我从这里走出来，踏上革命道路。这里有我的童年，也有我的梦想。少小离家，跟着中国共产党闹革命，随军南征北战，栉风沐雨，走过万水千山。但多少年来，这个美丽静谧的小山村，令我留恋，令我向往，令我魂牵梦系，难以忘怀。我终身热爱眷恋着这个生我养我的小山庄。
①　“四十八万”是指全县的总人口。据光绪十年版《黄州府志》 载：黄安全县有六万六千八百四十户，四十九万四千一百一十一人。
②　这首民谣,很早就在黄安全县流行。据调查，它有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清咸丰年间，太平军克武昌，入黄(安)、麻(城)。黄安知事许赓藻令乡绅组织团练抵御，虽屡被太平军击败，但太平军亦有时被团练败之。于是有 “小小黄安，实在难缠。铜锣一响，四十八万” 之谣流行。1923年冬，董必武在武汉派共产党员回黄安领导人民闹革命。1927年11月13日举行了著名的黄麻起义，数万农军一举夺取黄安县城。起义时，男人冲锋在前，妇女支援在后。为了宣传这一革命壮举，党的宣传部门便将原来流行的歌谣改为：“小小黄安，真不简单。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③　黄安县，1931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发起黄安战役，围困并消灭国民党军赵冠英第六十九师，大获全胜。红四方面军为纪念这一战役的胜利，宣布将黄安改名为红安。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再次确定红安县名。
④  十月革命，公元1917年11月7日（深夜）为俄历十月二十五日。由于时差的关系，这天是中国时间11月8日（清晨），农历九月二十四日。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6 21:53
2（苦难的童年）


我出生的这个农民家庭虽然贫穷，但却充满着和睦与温馨。
祖父秦钧荣是个篾匠,手艺精湛，为人本分厚道，常挑担走四方，为方圆几十里的百姓编筐扎篓，深受乡亲们的爱戴。据说爷爷篾编手艺有一绝活，老话说“竹篮打水一场空”，但爷爷编的竹篮真能提水。可是，编扎篾活挣得的几个血汗钱，还不足缴纳那些苛捐杂税。他作为一家之主,实在是难以养家糊口。祖母姓叶，娘屋也是穷苦人家。穷人家的女儿是没有名字的，嫁到秦家后就叫秦叶氏。祖母是个心地善良的农村妇女。父亲秦涵元,为人善良老实，也有一手祖传的篾匠手艺,同时还是个种田的好把式，因为家里的地少，常外出给人家打短工。母亲陈顶芝,和婆婆一样勤劳贤慧，能织一手好布，就靠家中那台破织布机,帮人加工织布，换点钱粮，同时还带着我们五个孩子。
两间破屋，一斗①薄田，这就是家里全部仅有的财产。大人们辛勤劳作，克俭持家，吃糠咽菜，但还是维持不了全家人的最低生活。自我记事起,印象中就没吃饱过肚子。祖父、祖母辛劳过度，终于双双病倒了。家里有病人,天好像一下子塌下来，重担全落在父亲和母亲身上,日子更加艰难。家中太苦太穷，祖父母病了无钱医治，只能躺在床上干熬。在我参加革命前，两位老人相继去世了。
我有个叔叔叫秦涵亨,那是个铁打的汉子，刚强耿直，一手好石匠活,十里八乡都知名。 他打碌碡,凿石碾,汗珠落地摔八瓣,就这样也混不上一口饱饭。婶娘拖着一个小妹妹，在贫困的苦日子里硬捱着,度日如年。终于有一天,婶娘不堪生活的重负,也病倒了，不久就撒手人寰。叔叔带着幼小的妹妹无法生活，不得不含泪将妹妹送给人家作了童养媳。
叔叔成了孤独的单身汉,常一个人在外闯荡，凭着石匠的本事吃饭。那真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饿不着。叔叔很喜欢我，在外干活挣些米饭,常常舍不得吃，晾干了带回家后，再塞给我。叔叔在外跑得多,见识广，一有空就给我讲那些他听来的故事，比如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忠良岳飞抗金杀敌,精忠报国;水浒一百单八将聚义梁山，劫富济贫。叔叔在我眼里就是一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能人。
在男性中,我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下有两弟弟。幼时听大人们讲,在黄安，秦家本是个大姓，祠堂就有好几处，主祠堂在七里坪。
旧时讲究姓氏宗派,一个姓氏宗祠里，非常强调长幼有序，姓名中的字派就可区分辈份，秦家祠堂排列的字派为：
       光載鈞涵懋，輝基鉅澤乘，煬珍銓汝業，煥起錦添林，
       熏緒鍬溪植，榮封鎮渭來，耀先鉗治柄，燮理鍊鴻材。
我属于“懋”字派。我那一房大概是幺房，所以辈份较高。秦氏宗祠的孩子们在一起玩，叫我“叔叔”、“爷爷”的大有人在。可因家穷,辈份再高照样挨饿受冻。祖父曾对我讲：据上辈人说，我们祖上原是读书人,宋代时曾中进士，还被封为太学博士(实据秦氏《太原天水谱》家谱中记载，上溯北宋，祖上是秦观②),现在家里穷,要是有钱真应让孩子们读书。为了这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祖父给我取名为秦懋书,小名书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愿望啊，名字里都带“书”，可想而知，家人是多么希望我脱离贫穷，成为读书人啊！
由于家里穷,自家的一斗田收的粮食哪里够吃呢，父亲又佃种地主的三斗田。家乡那地方的土壤是红色的粘土,并不肥沃，一般是春夏雨水多,秋冬雨水少,但经常风不调雨不顺,有些年份出现伏旱，有时伏旱连秋旱。当时的水利条件差，老百姓们都靠祈盼老天吃饭。佃来的地里,佃农们一般只种部分水稻,收的谷用来交租,大半都种植红苕，供作自家全年的口粮。不管年景好不好，秦氏宗祠的族长、地主家天天吃的是白米饭,佃户穷人家天天吃红苕，有时红苕不够吃还吃红苕的藤叶。每年交租如过虎狼关，风调雨顺的年景尚过得去，如遇灾年，租子交不齐，挨打受骂不说，那日子简直就没法过。
记得那年的光景不好,先旱后涝，我家佃租的地除了长草，颗粒未收。佃租的地要交租,交不上就要借，不借债是无法生存的。爷爷奶奶病在床上,家里揭不开锅，还要上缴租粮，那日子真是难过!生存是人的本能,哪怕能争取多活一口气，总不能等着饿死冻死呀!我家向债主借了一点钱粮，为还这高利贷，八岁的懋保哥哥给人放牛、帮工，以身抵债，离家一去就是好几年。哥哥什么苦活累活都得干，他肩头上磨出的血痕，让我总也忘不了。
我八岁那年,也开始给人家放牛，第一年只给饭吃。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少我一个，就少了一张嘴，能在外面混碗饭吃也是大幸了。
我家世代就穷，刚记事时，祖父教给我唱当时流传的一首歌谣：
冷天无衣裳，热天一身光。
吃的野菜饭，喝的苦菜汤。
麦黄望接谷，谷黄盼插秧。
一年忙四季，都为他人忙。
那年月,农民们一般都缺吃少穿。他们饥饿无粮，就采野菜、树叶、野果以充饥。天冷无棉衣,就偎稻草、打柴生火以御寒,过着近似原始人的生活。看看别人,看看自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我问过父母：“为什么秦懋经家那样富，我家这么穷？”
他们回答说：“我们家祖坟没有选好地方，所以穷。”
我反问道：“他家也姓秦，和我家在一个祠堂，是一个祖坟呀！”
问得大人们无言可答，只说是“命不好”、“八字不好”。这些回答都不能解开我心中的疑问。
我所说的秦懋经,比我大三岁，是秦家祠堂的同宗，家境很好。他的父亲秦涵林原是晚清的秀才，按秦家祠堂的辈派排列，老先生是我的长辈,我也就叫他伯父。其实这老先生为人还不错，算得上是位乡间的开明绅士。秦涵林开了间私塾,一些家境不错的孩子都在那里读书。那时侯，乡间一些家境殷实的家庭将孩子送去私塾读书，多半都是送田亩给私塾先生做学费，所以秦涵林家的田地也越来越多，在我们村里算得上富裕了。
私塾里有三十多个学生，看见别家的孩子能上学读书，我是多么羡慕啊。我放牛有时故意绕到那里,在门外偷听私塾先生讲课。
一天,读书的孩子们在外面玩耍，几个人为几个字的对错争论不休。我站在旁边,一口气将那几个字读了出来，并用树枝在地上写了出来。秦涵林老先生见状大为惊讶，他找到我父亲说：“书庭这伢很聪明,你要让他读书识字呀。”
父亲苦着脸说：“穷人家的孩子，哪里有钱读书啊?”
秦涵林说：“书庭来上学，我少收钱，他只要来我家干活就行。”
我满心欢喜，真想去读书，哪怕以身抵债也行呀！
也许父亲有父亲的顾虑，我家穷，送孩子读书既没有钱也没有地可送，欠人家的人情没法还。犹豫了好半会儿，婉拒道：“穷人家的孩子没那福份,算了吧，还是让他多帮帮工，为家里多挣口饭吧！”
我知道失去了读书机会后，懊丧与愤懑一齐涌上心头，怨天怨地，但毫无办法。心里想到：秦懋书呀秦懋书，你这真叫秦“冇”书哩。
我给人放牛几年,第一年仅挣碗饭吃，第二年获得一顶草帽，第三年才挣得一串钱。那年月吃的糠菜饭，穿的褴褛衣，见别人吃米饭,真是馋涎欲滴，然而最让我眼馋的是看见别人的孩子上学堂读书而自己不能。
记得一天,我放牛在私塾旁徘徊，学堂里的孩子趁私塾先生不在时出来寻衅闹事。他们骂我,欺辱我，说我穷光蛋还想念书，做梦都做错了。我人穷，可志不短,早就憋着气没处出，我丢下牛绳冲上去和他们扭打在一起。他们依仗人多势众,揪我的头发，把我那补丁摞补丁的褴褛衣撕成了布条衫。别看我个子小,可我越战越勇，把那带头的小子打得鼻青脸肿。他们一伙人全被我撵进了屋内。石子从屋里飞出来,打在我的头上,鲜血直流，我毫不示弱,抓起屋外的稀泥巴奋起迎战,他们招架不住全都躲在桌子下面了。我还不解气，不停地扔泥巴:“叫你骂!”我边还击边咬牙连说:“叫你骂!”那窗上、墙上、黑板上绽开朵朵泥花，他们的课肯定没法上了。
太阳落山,我牵牛回家，有两个富家子弟的家长在我家告状，那时侯，有钱就有理。他们凶狠狠地要父亲摆酒赔礼,还要赔钱,若不答应，就要告到族里。我知道闯了祸，晚上挨了父亲一顿狠揍。父亲不得不借钱举债平息了此事。我恨天恨地,恨这不平等的社会，恨我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恨我来到这个苦难的世界。我的童年没有幸福,只有苦难。人生的道路为什么这样的坎坷？               
① 当时黄安农村常用的土地计量单位是：升、斗、石、亩。10升为1斗，10斗为1石，2.5斗为1亩，1石为4亩。
② 秦观（1049—1100），北宋词人，字少 游、太虚，号淮海居士。高邮（今属江苏）人。曾任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等职。因政治上倾向于旧党，被目为元佑党人，绍圣后累遭贬谪。其文辞为苏轼所赏识，是“苏门四学士”之一。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6 21:54
3（革命火种）


记得那是1927年的夏天，我们几个穷孩子在河边放牛，天气渐渐炎热。我们将牛拴在树上，脱掉本不能蔽体的破衣服，跳进河里洗澡戏水。日子再苦，生活再难，但也磨不掉儿童爱打爱闹的快乐天性。几个小男子汉赤条条地在那桃花河的浅水里打起了水仗。
这时，我们发现从西边山脚远远走来几个陌生人。在这偏远的乡村，方圆几里地的人们相互都认识，可这几位穿长衫、戴礼帽的人，却从来就没有看见过，他们像是生意人，其中一个又像教书先生。这行人朝我们走来，离我们越来越近。赤条条的小男子汉们赶紧跑上河岸，抓起自己的褴褛百纳衣套在身上。
那几个人来到河边蹲下喝水、洗脸，其中有个宽脸庞的人与我们搭话，他一一问道：“你们多大了？是哪个村的？”
那几个孩子怯生生的，都不敢大声吭气。轮到了我，我说：“今年十岁，是竹林畈的。”
他顺着我的手看到了隐在树木竹林中的村庄。几个孩子中只有我胆子大，敢同这些陌生人讲话。
这人见状又问我：“这是你自家的牛吗？”
我说：“不是，我家没牛，这是替别人放的。”
他问道：“为什么替别人放牛，而不去念书呢？”
提起念书，我心里就不是滋味，于是没好气地说：“我家穷，饭都吃不饱，哪里有钱去念书。”
看到我不高兴，那人越发要逗我，他问：“你家为什么穷呢？”
这时我想起父母常絮叨的那句话，就说：“还不是我家的祖坟没选好地方，命不好，八字不好呗！”
他听了大笑起来，把我们都笑愣了。他说：“你说得不对，世界上哪里有什么命和八字好不好呀，这是因为你受剥削和压迫才穷的。”
“剥削”、“压迫”，这话我听不太懂，可说到祖坟和命，这倒是我好多年来都想知道而又搞不清的东西。我认真了起来，在他身边的石头上坐了下来。这几个陌生人轮着说：“你家没有地，种地主的地，每年要给地主交租，交了租你家还有多少余粮呢？农民种了哪家地主的田地，就成了哪家地主的牛马。”
我告诉他们，家里除佃种地主的田以外，我爷爷和爸爸还编篾活养家。
他们说：“你爷爷做篾活挣的几个钱，还不是要交捐。”
是啊，爷爷白天黑夜地忙个不停也挣不了几个钱，可祠族、会里①总是来人收租集捐。
他们还告诉我：乡里的土豪劣绅依仗权势欺压百姓，穷人就越来越穷。乡里的事他们怎么都知道!我心里默默想着，接着就问他们：“那怎么办呢？”其中一人说：“起来造反，把地主的田分了，自家种，不给他交租。”
我想了想说：“不行啊，那地主会派枪兵到家来的。”
我是想起邻村一户穷人因佃种地主的田交不起租，那地主领人带枪，把他家的锅都砸了。
他们说：“那是穷人没有团结起来，如果大家都牵手和那些地主土豪斗，准行！”
这些话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真感到新鲜。我想起了爷爷和叔叔给我讲的故事──梁山好汉，薛刚反唐。这不是要起事了么？要反天了？要换世道了么？！于是兴奋地说：“穷人要牵手造反，要劫富济贫，总要有人领头，我们这里没有人呀。”
他们几个人相互望了望，笑了起来说：“有！”
“是谁呢？”我问道。
“共产党。”那宽脸庞说。
“共产党是什么人？”我们几个孩子都眨着眼睛问。
他说：“共产党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些人，这些人替穷人说话帮穷人做事。他们能带头领着穷人造反、革命。”
他说的许多话，我都没有听说过，而这些话，却能消除我心中多年的疑问，能解开父母亲都解不开的疙瘩。我默默地念着：“造反”、“革命”、“团结”、“共产党”。他们是什么人？怎么知道这么多的事？我迟疑地问他们。他们说是县城里的商人，专做花生、洋火生意的，在外面跑多了，知道的也就多了。
从他们那里我听说了远在我们竹林畈以外，有许多国家，那里也有像我们一样的穷人，他们起来造反了，革命了。他们中就有人领头起事。
一晃就是一个下午，太阳偏西，他们说要去宋家冲，我指了路。那“宽脸庞”摸着我的头说：“书庭，我刚才给你说的，你可以告诉你家里人，过几天我们还要来做生意的哩！”
夕阳西下，我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还在想着他们说的事。回到家，吃过晚饭，我耐不住问父亲：“共产党是什么人？”
父亲和爷爷睁大了眼睛，赶紧把门关上。我向他们讲了下午的全部经过，全家人都惊呆了。母亲慌忙说：“小祖宗，这事可不敢在外面乱讲，会里和祠族里要是知道了，那可是要杀头的哩！”
全家人的恐惧，更增加了我的好奇。
我家附近几个山冲的孩子中，就数我最能讲故事。那些生意人告诉我的新鲜事，经我一编造，就更是神了。我在桃花河边对其他孩子神吹：听说有个共产党，共产党真了不得呀，他们中许多人都会十八般武艺。他们走的一条路，叫什么“革命”路，这条路走到尽头就是天堂。天堂里人人都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他们中有个一个姓“马”叫马克思的人，他头戴礼帽，身穿马褂，是个比梁山泊中的吴用还厉害的军师。还有一个小个子叫“勒宁”（黄安话将“列”读成“勒”）是个将军，他能用比水桶粗的大炮打仗。那炮可厉害啦，一炮能把我们的三角山轰去一半。……
我吹得神乎其神，在孩子们中，我也成了知道“天外事”最多的能人。
那时候我太小了，根本不懂什么叫革命。但那几个“生意人”却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直到后来我参加革命，才知道他们是我党在黄安县早期的领导人甘济时、赵赐吾、江兴楚等。一颗革命的火种，就由这些共产党人播到了我幼小的心灵里，碰撞出一朵小小的火花。我在想：共产党在哪里呀？总有一天，我要见到共产党的！
①  会：清末民初，黄安地方行政区称“会”（相当于后来的乡）。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6 21:54
4（共产党人）


1927年，在中国的革命史上是一个不平凡之年。蒋介石为实现其反革命野心，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开始了他镇压工农运动的罪恶勾当。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悍然举行“分共会议”，在武汉背叛革命。国共合作的局面已经破裂。霎时间，乌云滚滚，阴霾漫天。中国共产党为挽救革命，于8月1日领导了南昌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自己的武装。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举行秋收暴动是当前最主要的任务。
当时的我，一个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儿童，当然一点也不知道中国所发生的这些大事。但从夏天开始，我渐渐感到我的周围发生了变化：大人们避开我们孩子在悄悄谈论什么，涵亨叔叔的石匠活越干越少，可外出的时间却越来越多。他常常同一些不认识的外乡人来往，也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我又听小伙伴说：共产党带领紫云区檀树乡的农民造反，枪毙了大地主程瑞林。而且，9月以来，还有几个乡的贫苦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都起来暴动，分钱分粮。这些消息让我激动，我真想见见那些共产党。
那段时间，在河边与我们说话的那几个“生意人”就常来我村及附近几个村走动。我与他们很熟了，叫那“宽脸庞”为“赵先生”。还有一位个子不高、长得很精悍的，他让我叫他“陈先生”（后来我知道他就是吴光浩）。他们给我讲了许多的事情。我虽身在这小山村里，却从此知道了天下是那样的大，天下的事是那样的多。
那年10月，地里的庄稼都熟了，“赵先生”告诉我：黄安许多乡的农民都暴动了，打了地主土豪，分了他们的田地和粮食。可后来，地主土豪花了许多的银钱，买通了官府和国民党坏人的枪兵，现在正与农民们作对哩。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黄安农民造反，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九月暴动。这对黄安的地主、土豪劣绅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大革命失败后，还乡的土豪劣绅尚未站稳脚跟，有的被处决，有的慑于农民的革命声威，再次潜逃。但他们的反革命野心不死，反动气焰更为嚣张。他们串通国民党反动政府，花钱买通了国民党三十军魏益三部。魏派遣一个师开进黄安，扬言要铲除“共匪”，创立地主豪绅的天下。而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没有经验，没有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也没有在农民自卫军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正规革命武装力量，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以致国民党反动军队进占黄安，镇压农民运动，而农民自卫军不能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一时间，反动派到处搜寻共产党人，抓捕参加暴动的农民积极分子，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黄安。
一天，我和小伙伴幺伢在河边放牛。“赵先生”一行五个人又去宋家冲的耿姓农民家开会。这时，我已知道他们就是我想要见的共产党，我从心里对他们充满了崇敬之情。“赵先生”过来对我说：“书庭，我们要到冲里商量事情，要是见到生人就马上来冲里告诉我们。”
我顺口答道：“晓得了。”
太阳还老高的，我将牛绳桩钉在地上，让牛自己吃草，随手摘了根苇草咬在嘴里，躺在地上数天上的云朵。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幺伢叫了起来：“书庭，南边来人啦。”
我爬起来一看，南边的道路上走来四五个不认识的人。最前面一个头戴凉帽，身穿黑香云纱绸衫，肩上斜挎匣子枪，枪把上系着一大把皮枪穗，走起路来那枪穗在屁股后摆来摆去。我知道这是地主豪绅们的清乡团，我们穷孩子都叫这种人是“大尾巴狼”。后面几个有背短枪的，还有扛着长枪的。他们正朝宋家冲这边走来，离村子大约有里把路。我想到“赵先生”他们正在村里开会，不能让这帮坏蛋去宋家冲。我抓住幺伢的肩说：“我在这里缠住他们，你赶快去冲里告诉‘赵先生’他们。”
幺伢着急地说：“我不晓得‘赵先生’在冲里的么地方。”
我这才想起，“赵先生”就告诉了我一个人，他们在宋家冲的耿家。我说：“那你在这里想办法拖住他们，我去报信。”
说完，我光着脚丫子拼命向村里跑去。耿家在村子最里边，那里较隐蔽。我一口气也不敢歇，径直闯进了耿家。
事后，我看见幺伢红肿的腮帮子，幺伢捂着脸，流着泪告诉我：那几个人对这一带不熟，问了路就想抄近路去宋家冲。幺伢发现，那几个人是探路的，后面跟上来的还有几十个穿军装扛枪的人。幺伢想办法拦住他们，说那边树林里有狼。那几个穿便衣的家伙掴了幺伢几个嘴巴子，把幺伢推到地里，拔枪招呼后边的队伍向宋家冲围了过去。
再说我跑进村里冲进耿家，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赵先生”他们外面的情况。屋里上十个人马上停止开会，从屋后向村边的山冲里撤退，并让我赶快离开宋家冲。我地方熟，还没等清乡团进冲，就很快穿过几间房子出了村，去河边找我的牛。
就在这时，枪响了，我回身远远地看到“赵先生”他们几个人向村后山坳冲里跑去，径直奔向后山。清乡团在后面紧紧追赶。不知何故，“赵先生”他们中有一个人没有上后山，突然横着越过田埂，向山坳的另一边跑去，一边跑，一边打枪。一阵枪响，只见那人停了脚步，一头栽倒在地上。我浑身一颤，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只见几十个穿军装的国民党兵端枪围了上去。我扭头就跑，牵着牛回了家。
几天后，“赵先生”找到我，他蹲下来一把搂住我说：“书庭呀，谢谢你，要不是你报信，我们几个人都会被清乡团抓去。”
我急切地问起他们中被枪打倒的那个人，“赵先生”满脸凝重，眼里充满泪水告诉我：那个同志是共产党员，为了掩护大家撤退，他有意朝另一个方向跑，以吸引敌人。敌人开枪打死了他，并把他的头割了下来，带回黄安县，挂在东城门楼上示众。这两天，才设法把他的头颅偷下来掩埋了。“赵先生”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我泪流满面，这位舍身取义的壮士就是共产党员。
多少年过去了，我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可我至今也不知道那位牺牲在宋家冲山坳里的共产党员的名字，但他的光辉形象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6 21:55
５（我经历的黄麻起义）


1927年深秋，田里的谷已经割完了，乡下地主土豪们又开始了收租集捐。这年的年景并不好，地主土豪们重利高租残酷盘剥农民，随意巧立苛捐杂税，包揽诉讼，草菅人命。贫苦的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那日子没法过了。前几次的暴动虽然打击了地主土豪，但他们勾结反动官府及国民党反动武装，变本加厉地报复贫苦农民。广大农民无比愤恨，暗暗摩拳擦掌，决心与他们拼个死活。阶级仇恨像堆积的干柴，一点就燃。
11月，我认识的几个共产党人赵赐吾、吴光浩、孟思林等，常来宋家冲和我们村开会。涵亨叔叔天天和他们在一起。周围几个乡的农民们也走动得很勤。我常常听到人们说：
“暴动，杀尽土豪劣绅！”
“暴动，分田地！”
“暴动，一切权利归农会！”
“暴动，推翻反动政府！”
“农民革命万岁！”
我们几个小伙伴家里还有人在打制大刀和矛子（梭标）。我感觉到一场暴风骤雨即将到来。
那天太阳落山时（史料证实这天是1927年11月13日），我们村和周围的宋家冲、包家冲、姜家河以及两道桥乡许多村的贫苦农民，都在河边集合起来，大约有上千人。人们拿着锄头、冲担、矛子、土铳，高喊着：“暴动，夺取政权！杀尽土豪劣绅！”
天完全黑了下来，人们打着火把，火光照亮了人们激愤的脸庞。有人站在石头上对贫苦农民们讲话，我和小伙伴们都在看热闹。涵亨叔叔告诉我，农民义勇军正出发去打黄安县城，他也去的，要我好好看家。农民义勇军人人胸前佩着红布带，左膀上系着白布条。有人将藏在家中的农民协会的犁头旗打了起来，接着又打起了好多镰刀斧头的红旗。人们高举着火把，喊着口号，伴随着“喔呵”“喔呵呵”的喊声，浩浩荡荡向县城开去。虽然大地蒙上了一层层冰冷的霜花，颇有几分寒意，但人们心里却像燃烧着一团火，恨不能马上攻进城去，杀尽城内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反动武装。这团火要烧毁整个旧世界。
农民义勇军进城去了，整个山村又恢复了平静。黑夜笼罩着山野，这是一个漫长的夜。许多家里的老人和妇女都伴着松明子和油灯，等候义勇军的消息。我陪着祖父、祖母和父母亲，祖父坐立不安，手中的篾筐编编停停，停停编编。当东方泛起了鱼肚白的时候，在母亲那架破纺车的嗡嗡声中，我迷迷糊糊睡着了……
一阵接一阵的欢呼声把我吵醒，只听外面有许多人在呼喊：
“暴动成功了！”
“我们打赢了！”
“我们胜利了！”
我揉揉惺忪的眼睛，太阳已经老高，出门见村里聚集了不少人，人们兴高采烈地议论、交谈、欢呼。小伙伴幺伢跑过来对我说，村里义勇军从县城派人回来送信，说半夜里农民义勇军已攻下县城，现正在城里捉土豪呢，还说孟思林正在找我，让我快去。
孟思林，中共党员，紫云区两道乡的书记。我在村后山脚找到他。他说：“书庭，我们义勇军已打下县城，从县城来送信的人已经回去了，我这里有一封急信要马上送到县城里去，我想让你去，敢不敢？”
“敢！”
回答挺干脆，可说完我心就发怵。我从未去过县城，县城在哪里，离村有多远，我一点也不知道。
孟思林看出了我的心思，说道：“你要是不怕就去。出村朝西走，大约有三十里路，途中要经过一个茅草茶亭，那差不多走了一半的路。你要把这封信亲手交给我们起义指挥部的人，一定要在晌午太阳偏西前赶到，信千万不能弄丢了，行不行？”
“行！”我回答道。
他让我重复了一遍他刚才说的话。我把信扎在腰里，一溜烟跑回家，悄悄揣了个红薯，正准备出门，母亲喊住我，问我去哪里，我瞅空钻出门说：“去县城找涵亨叔叔。”
只听母亲在身后着急地喊道：“小祖宗，去不得，那里在打仗哩，你快回来……”
我蹿出村，母亲的声音已听不见了。我撒开双腿向西跑去。
11月的大别山已进入冬天，草木凋零，一派冷清。树梢上、荒草上、屋顶上、凡是裸露在大自然中的景物，都挂上一层厚厚的白霜。而此时，昨夜路上的霜花在太阳的照耀下已化为冰凉的水珠。我在路上跑着，这是一条崎岖的小路，草鞋被水浸湿了。过那茅草茶亭时，一个红薯已下了肚。脚上的草鞋绳子断了，鞋底也穿了，我想起了孟书记嘱咐的话，一刻也不敢停，踢脚甩出了那双烂草鞋，光着脚丫子，拼命地朝西奔去。跑跑走走，走走跑跑，不知过了多久，当太阳在顶头正南开始偏西的时候，我远远看见了县城的东城门，门楼上插着一面红旗在风中飘扬。　
黄安县城里人山人海，不宽的街道红旗遮天，刀枪林立，人们正忙着搬东西，刷标语。我见人就问，指挥部在哪里。经别人指点，穿过几条街，我终于找到原国民党的县政府驻地，起义军的指挥部就设在这里。里面人来人往，我找到指挥部的人将信交给了他（后来得知，他就是起义总指挥潘忠汝）。
这时，我看见了“陈先生”（吴光浩），他正同别人说话，我跛着脚走了过去。一路上光着脚丫子奔跑，脚被石头划破了，因为天冷，倒也不觉得，这时才感到双脚火辣辣地痛。“陈先生”见到我，蹲了下来，双手抚着我的肩说：“小兄弟，呵呵，你叫书庭，你怎么来了？”
我告诉他，是孟思林派我来送信的。
看着我那双渗血的脚，“陈先生”说：“起义军马上要撤出县城。听说敌人离这里不远了。你要赶快离开县城回家去。”
“陈先生”走了，我想找涵亨叔叔，可是人太多，问谁都不知道紫云区的农民义勇军在哪里。太阳下山了，起义军从北门和东门出城。我跛着脚，走得太慢。天擦黑，敌人军队就进了城。所有的城门都关了，我出不去，找了一座僻静的小院，在那旮旯里猫了一夜。
天蒙蒙亮，城里乱哄哄一片，原来敌军进城后夜里宣布戒严，因害怕起义军反攻，时时吹号，通宵未眠，天不亮就开拔逃走了。城里空荡荡的。我瘸着腿，一步一步地走向我的家——竹林畈。
回到家，见到涵亨叔叔，他对我和小伙伴神气活现地讲起了他们紫云区的农民义勇队怎么同七里坪的农民自卫军配合，攻打东城门的。他们进城之后，在县衙门，活捉了反动县长贺守忠，那家伙想撬开地板躲进去，被农民自卫军抓住后吓得尿了一裤子。要不是起义军急着要撤出县城，枪毙了那小子，定会把他捉回来让你们牵着游乡。
我们几个小家伙听得开心，笑得前仰后合。
涵亨叔叔悄悄对我说，过两天他还要去县城，国民党军已经逃走了，农民们要开大会成立自己的政府。我央求着说：“带我去好不好？”
涵亨叔叔答应了，但不许我对家里人说。我和叔叔拉勾发誓。
那天（据史料记载是1927年11月18日），我随涵亨叔叔去了黄安县城，农民起义军在城南门外的土场上，召开了起义成功庆祝胜利的大会。城里城外人山人海，鞭炮轰鸣，到处贴满了布告和标语。台上坐着几个人，我只认识“陈先生”（吴光浩①）。叔叔一一告诉我，那是潘忠汝、戴克敏、曹学楷……农民政府成立了，曹学楷主席在台上讲话，台下掌声雷动，欢呼声震天。曹学楷在台上说：过去我们种田佬，只能交租交税给大老爷，被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抓来打屁股、关监狱、砍脑壳；今天，还是我们这些种田佬、担粪的、放牛的，组织了自己的政府，我们要打他们的屁股，砍他们的脑壳。只要我们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这就是我们劳苦人民的世界，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天下。
那时候，好多话我听不太懂，但知道，共产党为穷人说话做事，穷人只有跟着共产党起来造反、闹革命，才会有好日子过。
黄麻起义过去了七十多年，那时我虽然只是个放牛娃，但潘忠汝、吴光浩、曹学楷、赵赐吾②、孟思林等共产党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正是他们的光辉形象和斗争精神，激励着我，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
轰轰烈烈的暴动，这就是我经历的黄麻起义。让我们永远记住这血与火的战斗，永远缅怀那些为人民的事业抛洒热血的革命先烈们。
① 吴光浩（1906—1929），湖北黄陂县人，原名光皓。鄂豫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参加了北伐战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鄂南起义，不久任中共鄂东特委委员、麻城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1928年任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参加了开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军长兼三十一师师长、鄂东北特委军事委员。1929年在湖北罗田滕家堡牺牲。
② 赵赐吾（1906—1932），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亦名太喜、基旭。1926年考入武汉中学，不久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伐军攻占武昌后，回乡开展革命活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黄麻起义，任赤卫队队长，当选中共黄安县委委员，负责地方武装。1931年任黄安独立一师第二团团长。1932年作战牺牲。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6 21:56
6（从儿童团长到共青团员）


黄麻起义的胜利，鼓舞了广大的贫苦农民，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土豪劣绅们的极度恐慌。国民党反动派急忙调兵遣将，纠集地主豪绅的清乡团和反动的红枪会，阴谋策划对黄麻起义和县城的军事进攻，企图消灭由农民自卫军改编成的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扼杀刚刚诞生的黄安红色政权。
国民党反动政府派遣正规军一个师进犯黄安，鄂东军进行了顽强地抵抗，终因敌我的力量悬殊太大，黄安城被敌人攻占，鄂东军撤出了黄安。国民党的部队向起义的人民疯狂反扑，地主豪绅们勾结国民党军进行“清乡”、“剿共”，实行白色恐怖。
我们紫云区两道桥乡大约有七八十个村庄，从地形上看，丘陵起伏，山峦叠嶂，森林密布，交通不便。由于远离县城，那里也就成了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地带。反动武装对他们认为的“赤匪灾区”——七里坪进行大“清剿”，而无暇顾及我们两道桥与麻城毗邻的偏远山乡（当时交通闭塞，没有通讯，离县城远上几十里就成了偏远地区）。这些地区的土豪劣绅都逃到县城和其他地区避难，国民党反动派鞭长莫及的地方，就成了共产党活动的地区。虽然反动的红枪会经常勾结国民党反动军队下乡“清乡”、“剿匪”，但他们一来，老百姓就跑了躲起来，他们找不到东西吃，寻不到共产党打，也就立不住脚。敌人兵力虽然强大，但在赤卫队和广大群众的袭扰下，总是提心吊胆，不敢轻举妄动，加上食不饱、睡不宁，不得不白天来、晚上走，疲惫不堪，锐气大减。这赤白交界的地方慢慢成了共产党领导的苏区。赵赐吾、来显仁等一些共产党人经常在这一带活动。
1928年春，撤离到黄陂木兰山的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一部返回了黄安和麻城一带。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在紫云、乘马、顺河等区先后歼灭或赶跑反动民团。在我们两道桥打了一仗，消灭了反动的地主武装。他们发动群众，让农民自觉拥护革命，参加革命斗争。同时他们领导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成立了农民赤卫军。有了共产党的领导，黄安的革命之火很快又燃了起来。我们村那一带都成立了自己的农民政府（后来称苏维埃政府），农民协会，妇女和儿童等组织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革命局面很快就打开了。
我们两道桥一带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闹了起来，党领导的农民协会经常召开农民大会，聚集周边各村的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农民们的热情很高，就连我村的秦涵林老先生也参加了这些活动。老先生同情共产党，同情革命。人称“多多秀才”的老先生是我们那一带最有文化的人，每次开大会，秦涵林都帮助写标语，有时候还上台带领喊口号。他还将自己的女儿（我们叫她宝姐），嫁给了共产党人张治堂。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张治堂是我党早期革命者，在武汉读书时就参加了董必武领导的共产主义小组，后来回到黄安领导农民运动，此后被党派往莫斯科学习。宝姐出嫁后一直留在家乡生活，解放后由人民政府赡养至终。
我参加红军以后还听说，秦涵林老先生积极参加农民运动的事情被反动军队和地主清乡团得知，此后，豪绅地主勾结国民党军进行疯狂的报复，在“清乡”中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农民。他们抓捕了秦涵林，说他是秀才造反，并将老先生残害致死。
那时侯，我年龄虽小，不太懂得很多的道理，但为“耕者有其田”“农民要翻身过好日子”这样的口号所激励，投入到革命运动中的热情很高。每次开大会，贴标语，在各样的活动中，都有我的身影，我成了农民活动的积极分子。     
1928年春夏之交的一天，邓成春找到我，说我为革命做了一些事他都知道，要我下午去桃花河边开会。邓成春是两道桥邓家冲人，那年他大约有十七岁，我知道他是共青团员，是乡政府的秘书。我到桃花河畔的会场时，那里已聚集了好几百男女儿童。这都是一些八岁至十五岁的穷孩子，许多人我都认识，大家能这样聚在一起可开心了。
邓成春开始讲话，他说：“我们儿童要在共产党和共青团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成立儿童团，要为我们自己的政府做更多的事。今天，我们在这里成立儿童团，儿童团就要有人当团长，我们来选举，大家说选谁好？”
周光荣①说：“我看秦懋书不错。”
周光荣刚说完，幺伢子也喊了起来：“对！选书庭当团长，他能干，会讲故事，会打架……”
幺伢子的话没说完，我看见周光荣在幺伢子的后脖颈上打了一下，幺伢吐了吐舌头，把后半截话咽了下去。
在一片“要得，要得”声中，大家都举起了手表示赞成。邓成春带头鼓起了掌，桃花河畔掌声响成了一片。邓成春宣布：“我们乡的儿童团成立了，秦懋书为儿童团长，周光荣为副团长。现在请我们的团长讲话。”邓成春把我推到前面，要我给大家讲话。自小到大，我还从没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过话。眼见面前黑压压的一大片人，我站在那里，心里像揣了个小兔子，扑通扑通跳个不停，羞涩窘迫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这样，我当上了儿童团长。
我和其他乡的几个儿童团长一起集训，听邓成春、孟思林等农民政府其他的人讲课，给我们布置任务。当时，我们这个乡的儿童团是一个大队，每个村是一个小队，我这个儿童团长管几十个村。儿童团员每人都有自己的“武器”──木头矛子，站岗放哨都拿着它。我这个团长除木头矛子外，身后还有一支“手枪”。那时我没见过真家伙，用木头想象着削了支像“母鸡腿”式的“手枪”，别在身上可神气了。我们儿童团的任务是：站岗、放哨、盘查过往行人，监视地主和其他坏分子，为苏维埃政府和地方革命武装送信，破除封建迷信等。
那时乡下联络不便，往来传递消息全靠我们这些儿童团员送信。两道桥东、西各分一片，我们就靠一双小脚板，把许多重要的文件送到苏维埃政府和赤卫军手里。那时候敌人经常“清剿”苏区，我们苏维埃政府领导的赤卫军没有什么像样的武器，几支鸟铳加上矛子、梭镖和大刀片，就是全部的装备，而敌人个个都有快枪，要是面对面地打，我们肯定不占上风。我村南面有个叫狮子口的地方，狮子口以北是我们的苏区，往南则是敌占区。敌人清剿苏区，就常从狮子口过来，我们儿童团派人和赤卫军一起在那附近的山头上立起消息树，一旦发现敌情就倒标报警，一个山头接一个山头地倒标传递消息，乡政府很快就能知道，并迅速组织群众转移。敌人的几次出动都扑空了，乡政府说这里有我们儿童团的功劳。
儿童团的另一个任务就是宣传革命，破除封建迷信。要说破除封建迷信，我们也挨了不少骂。那时乡下妇女都要缠脚，小女孩脚被缠得紧紧的，痛得流泪，我们儿童团想法子破除缠脚的陋习，收缴裹脚布。这个行动得到许多小女孩和年轻姑娘媳妇们的拥护。我以团长的身分布置任务，周光荣对执行这个任务很积极，她带头收缴了许多裹脚布。我们用竹篙子将别人洗净晒在外面的裹脚布挑下来，没收、烧掉了，惹来不少的骂声。其他儿童团员说我祖母的裹脚布还在。为了证明自己的能耐，为了带头革命，我回家将祖母的裹脚布偷出来，当着大伙的面烧了。在一阵欢呼声中，我这个团长的威信进一步提高。可怜，祖母没了裹脚布，连路也走不了，晚上回家我挨了父亲一顿饱打。要说破除迷信，还得说说打菩萨。我们当时常唱的《打菩萨歌》是：
菩萨是个假东西，
稻草和黄泥，
说它有神气，
实在是骗人的。
一天，我们先去打了碾天凹庙的菩萨，拿棍子敲菩萨的头，用绳子拉倒菩萨，砸它个稀巴烂，可开心啦！又一天，我带了二十多人上三角山的庙里去打菩萨，和尚们拦不住我们，躲到一边去了。我们用棍子捣烂了几个金刚菩萨，发现木柱上有个马蜂窝。我刚想说话，不知是谁用竹竿子捅了几下，只听“嗡”的一声，眼前无数黑点飞舞。我知道大事不好，大叫：“快跑!”二十几个儿童团员都跌跌撞撞仓皇逃出寺庙，一路狂奔。可那蜂群尾随紧追不放，我顿觉后颈窝蛰痛，还没顾得后面，脑门上又有几下，两眼满是金星，疼得我眼泪直冒。我赶紧要大家用上衣包着头快跑，自己脱下布衫子一路挥舞，才逃出了危险之地。在回村的路上，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衣服破了，鞋也没了，那鼻青脸肿的狼狈模样，让人忍俊不禁。
回到家里，母亲看到我那肿得像桃子般的眼睛，一阵心痛。边忙着给我清洗边埋怨地说：“那三角山的菩萨是打得的？！叫你莫去惹祸，莫去打菩萨了，你不听。这下知道厉害了？！打菩萨那是要招报应的！”
几天没出门，我想，我这儿童团长对封建迷信还是要破的，对菩萨还是要打的，因为那是革命工作。
我们儿童团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很多大人都说：书庭这伢能干！
转眼天凉了，1928年的初冬，邓成春通知我晚上去水果寺里开会。那是一个晴朗的夜晚，一轮明月高挂天空，清冷的月光洒满大地。我进了庙里，看见有十多个人，有好几个人我都认识，孟思林、邓成春、周光荣、张家运都在那里。邓成春说：“人都齐了，我们开会。
“今天，我介绍你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孟思林说：“你们都是革命的积极分子，入了团就和共产党在一起了，你们要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你们……”
话未说完，门外放哨的人急忙进来说：远处有人打火把朝这边走来，要赶紧转移。那时候，虽然苏维埃政府对外公开，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身分是不公开的，是保密的。孟思林马上带我们从庙后门出去，翻过一道山坡，在一段田垅边停了下来，继续开会。
孟思林说：“应该说年满十五岁才能参加共青团，秦懋书年龄不到，可他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又是儿童团长，我愿做他的介绍人，介绍他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我一直向往着像邓成春那样成为一名共青团员，今天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我的心怦怦地跳着。邓成春从怀里掏出一面红旗，铺在田垅上，几个人面对红旗举起右手宣誓：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严守秘密，执行决议，对团忠诚，积极工作，为人民准备牺牲一切，永不叛团。
在那月光下，我虽看不清红旗的颜色，但我眼前一片透亮，心里像燃着一团火。我热血沸腾，因为我是共产党的人了。
那时党团员少，因此都在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身份对外是绝对秘密的，我参加共青团，家里人都不知道。我这个十一岁的儿童团长，在党的关怀下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将自己的一切交给了中国共产党。
① 周光荣，邻村姜家湾的一个女孩，那年十四岁，平时待我很好，后来也参加了共青团，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95年在红安老家去世。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6 22:03
7（参加红军）


1930年1月1日，我拿着当地苏维埃政府的介绍信和共青团的介绍信，正式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在部队里，有的红军战士说：今天是元旦，是1930年的第一天，今天过新年。我很奇怪，说今天哪里是过年呢？离过年还远着哩。我那时只知道农历，年代是民国十九年，根本就不懂还有公历。我那傻愣愣的样子，逗得大家捧着肚子笑弯了腰。
不一会儿，部队的一位领导（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告诉我：“你是在1930年的第一天参军的，这个日子很好记吧!现在派你到白区工作委员会去，这就是你的主任。”
我回头看见是孟思林同志，这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太熟悉了呀。我随孟思林来到另一个小村子，那里已有二十多个同志。他们都穿着便衣，除了一些人身上带着枪外，同老百姓没什么两样。这就是红军？我心里直纳闷儿。
孟思林看穿了我的心思，他笑着说：“我们是红军，是不穿军装的红军。我们这支队伍叫白区工作委员会，也叫武工队，我是主任又是队长。看来你不高兴参加。”
我着急地说：“我要参加穿军装、戴红五角星军帽的红军。”
在场的人哄的一声都笑了。
在我心目中，红军就要穿军装，戴红五角星军帽，再佩支枪，那才神气哩！
孟思林说：“穿不穿军装，那要看需不需要。我们这支红军，就是不穿军装的红军。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对白区的工作，宣传群众，监视、打击那些反动的地主恶霸，打击那些民团，侦察敌情，让红军主力去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
我虽然心感委屈，但毕竟是参加了红军，比我在家放牛强。
这时，有个同志拿来一套衣服，孟思林要我穿上。那是件大半新的素色条布衫，青色的裤子，还有一双新鞋子。孟思林帮我换好衣服后，又替我穿上一双高腰的袜子。那是一双英国产的长统线袜，我一直把它提到膝盖上，在屋里来回走了两趟，大家都说我好神气。我从小长这么大，从没有穿过这样好的衣服，心潮涌动着，眼里闪着泪花。我要把我那破衣烂衫扔掉，孟思林说：“别扔，留着它,以后有用呢。”
我这套破烂衣衫还真派上了用场。
过完年，天气渐渐变暖，可乍暖还寒。我红军主力准备打敌人的正规部队，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我军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打其一部，因此要了解周边各敌人据点的分布及兵力调动情况。对黄安东南部的侦察任务交给了我们武工队。我接受了这次任务，又穿上了我那套破烂衣衫，趿拉着那双前露“生姜”、后显“鸭蛋”的破布鞋，腰里别上一把柴刀，手里拿着赶牛鞭，上了路。孟思林不知从哪里找了顶旧瓜皮帽，扣在我的头上，这活生生就是一个放牛娃。我向敌人的盘踞地——楼子冲走去。
楼子冲是个较大的村庄，敌人的正规军有一个营原驻扎在这里，加上地主的民团、反动红枪会，人数不少，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我顺路砍了些枝丫柴背在身上，一路溜达接近了楼子冲。迎面走来一个站哨的民团团丁，他横挎着枪拦住我，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的牛丢了，来冲里找牛。我那地道的乡音和那身破衣服解除了他的疑虑，他说了声：“找了就快走。”
我应声回答了，还甜甜地喊了他一声“叔叔”后就进了冲。
在冲里，我没有发现敌人的正规军，于是就接近那地主的大宅院。只听院里一阵乱哄哄的吆喝声，我探头一看，一些民团团丁正在舞刀弄枪，大约有四十多人。我正看得起劲儿，后脑勺挨了一巴掌，背后有人骂道：“小裸日的①看么事？”
我回头一看，是个像伙夫的胖团丁。他围着围腰，嘴里叼着烟，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我说：“我的牛丢了，我来找牛的。”
“这里哪有你的牛！滚滚滚！”
我刚要走，他又叫住我：“回来，把你这柴禾给我送到灶房里去。”
我假装不愿意，其实我巴不得哩！
我背着柴禾跟他进了院子，在灶房里放下柴禾，说：“老总的队伍住了那么多人，我这点柴禾哪里够呢？”
这伙夫说：“那几百号人都开拔去了黄陂，和我们不相干。好了，没你事了，滚吧！”
“你拿了我的柴禾还没给我钱。”我倔犟地站在伙房里不走。
“咦，个小裸日的，你还要钱？老子给你两火钳。”那伙夫骂着抄起火钳，对我挥着走来。
我躲开火钳，跑出门，那伙夫在后面追赶。我故意在院子里乱蹿，和他捉起了迷藏。胖伙夫抓不到我，磕磕绊绊摔了一跤，民团的团丁们看着都哈哈大笑，我却把民团的装备和人员数了个遍。
出了院子，我在冲里又找了几个放牛娃，说我的牛丢了，在这附近找到就好，要是跑到两道桥那边去就麻烦，那边是红区哩！这冲里民团不知去不去，要是去，我就跟他们一起去，找我的牛。
放牛娃们说，民团没有白军一起，他们单个才不敢去苏区哩！这里白军的队伍几天前才开走的。后来才知道，这个营是夏斗寅的部队，他们开到武汉，然后北上，去参加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的军阀之战去了。
我探得消息走出村。在村边又碰到那站哨的团丁，他问我：“牛找到了吗？”
我说：“没哩，找不到牛，东家会打我的。”说着，我就哭了起来。
那团丁说：“快走快走吧，莫在这里给我惹祸。”
我回到武工队里，将那里的情况报告给了孟队长。几天以后，我们得到消息，红军主力打了胜仗。又没过几天，红军端了楼子冲民团的老窝。孟队长高兴地对我说：“这两仗都有你的功劳。”
我们这支小队伍，在赤白交界的地方神出鬼没，除了搜集情报，就是打击那些反动的地主恶霸。在一个叫曹家的村庄，有个姓曹的地主，曾带红枪会袭扰我乡政府。黑夜，我们武工队入村逮住了他，本要枪决他，但经过教育，这小子称他再不敢了，我们饶了他，后来争取了他，他还给红军传递了不少情报哩。
我们武工队也经常打击敌人小股部队，也在敌正规部队附近活动，搞得敌人坐卧不安。敌人来了，我们马上钻山入林。敌人一走，我们尾随放枪。敌人闻枪回头寻找，又不见我们的踪影。
夜晚，我们把土炮架在山头，隔会儿放它几枪、轰它几炮，偶尔也摸到敌驻地刷些标语、撒发些传单，吆喝一阵，弄几挂鞭炮点燃就撤，闹得敌人心惊肉跳，搞不清情况，也抓不到人，因此不敢冒然进犯苏区。
有一次在俄公寨，我们武工队偶遇红枪会。敌人只有二十来人，我们和赤卫队近百人。为吓唬敌人，我们先把那么几只老套筒“砰、砰”地放了几枪，接着就把爆竹放在洋油桶里点燃，“乒乒乓乓”炸响起来，远听就像打机关枪。我们大叫“喔呵”，吓得敌人胆战心惊，丢盔卸甲，抱头鼠窜。我们一路追去，捡回敌人慌乱中丢下的枪支弹药，武装自己。就这样，我们开始有了武器。
武工队常在郑家塝以北楼子冲一带活动，偶然发现敌人进剿返回时，在其大部队尾后，经常掉些散兵游勇，或一两个班断后。经过多次侦察，孟思林决定，我们打这些“尾巴”，就叫它“剿尾战术”。
我第一次参加的同敌人真刀真枪干的战斗，是在狮子口附近。
敌人的部队返回驻地途经一段山沟，那里树林茂密，我们武工队和农民赤卫军共四十多人埋伏在山沟两边坡上的树林里。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除了孟思林几个人有驳壳枪，再加上几支老套筒外，其余都是土铳、大刀、梭标和脚鱼叉子。我支起我的竹筒枪②，拉开竹签撞杆，上了颗胶泥丸，静静地等候着。
敌人的大部队来了，前面是正规军约有一个营，后面跟着几十人的民团，从我们眼皮子下过都没有发觉我们。我们放过了这帮敌人。果然不出孟思林所料，远处走来敌人的一个班、还有民团团丁，共十四个人。眼见敌人走进我们的埋伏圈，我的心紧张得“扑通扑通”狂跳不止，那种感觉就像猎人见到猎物走到了自己的陷阱边，大气不敢出，担心气儿大了惊跑了野兽，也担心野兽伤了自己。当敌人来到我们眼前，只听孟思林大喊一声“打”，几支枪一齐开火，顿时撂倒六个敌人。我用竹筒枪瞄着一个民团团丁也搂了板机，距离很近，“啪”地一声，只见那家伙一扬手丢了手里的枪，跌坐在地上捂着流血的眼睛，紧跟着爬起来没命地奔跑。我跟着大家冲下山坡，拣起刚才那小子丢下的枪。武工队和赤卫军挥舞大刀、梭标，同敌人搏斗。这时只听前面响起枪声，敌人大部队发觉这边的情况，打了回来。孟思林喊了声“撤”，我们迅速上山，钻进树林里去了。敌人回到山沟找不到我们，扑了个空，只得拖着死尸回黄安城去了。
这次战斗，我们武工队打死敌人六人，活捉六人，缴枪十二支，还有很多子弹，自己无一伤亡。我捡的那支枪是支撇把子③，孟思林批准我背这支枪，我高兴坏了。但我舍不得扔了我那竹筒枪，这支枪立了功。我想，挨我弹子的那家伙，今后肯定是个独眼龙。
我们红军的装备和武器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从敌人手里夺来的。
在这次战斗中，我发现赤卫军的土铳打不远，装上火药后再装铁砂子，射杀面积有簸箕那么大，可射程不远，威力较小。逃跑的那两个坏蛋都中了土铳，浑身被打得血流，可没有打中要害，还是让他们跑了。我想，如果土铳像我的竹筒枪一样装上弹丸，一定能打得远。那时，我这山里的孩子根本没见过真枪，更谈不上如何制造子弹。我想起，乡下下雨天，农民穿的水鞋，那底下钉的铁钉钮和土铳的口径差不多，我们找了些铁钉钮试了几次都不行。太硬了，要么打不出去，要么打不远。最后在湿泥地上按下钉钮的印模，将盛酒的锡壶熔化倒入这印模里，冷却后成了锡弹丸，再将它在石头上磨光就成了“子弹弹头”。那弹头有手指头般粗细，我们将它去试枪，射程比散弹远多了，威力也极大。在后来的几次“剿尾战斗”中，这些土铳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由于我们都是近距离作战，这些土铳的杀伤力极大，打在敌人身上就是一个大窟窿，有时可以轰掉半条胳膊。敌人惊恐万分，不知我们用的什么武器，吃了几次亏，再也没人敢在行军时掉队或作尾巴了。
在武工队的日子里，孟思林告诉我很多的事情。他说全国许多地方都有红军，共产党的中央在江西井冈山，中央派了领导人来指挥我们黄安的红军，领导人的名字叫徐向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徐向前的名字。以后我编入红四方面军，跟随徐向前踏上了漫漫长征之路。二十五年后，徐向前成了我们共和国的元帅，这是后话了。
我又关切地问起了“赵先生”和“陈先生”。孟思林告诉我，“赵先生”（赵赐吾）现在七里、紫云一带工作，以后有机会能见到他，“陈先生”（吴光浩）去年5月在罗田一带遭到敌人的伏击，不幸牺牲了。听说“陈先生”牺牲了，我难过极了。他是我参加革命的启蒙者，他教会了我许多东西。他那不高的身影，在我心目中是那样高大，他的音容笑貌总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发誓要多打国民党反动派，为“陈先生”报仇。
在武工队的日子里，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我已经不再是一个放牛娃，而是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了。
①    这是鄂东地区人们的一句口头习惯骂语。
②    竹筒枪，乡下孩子们用毛竹自制打鸟用的类似弩的弹弓。
③    撇把子，一种性能较差的手枪，打一粒子弹，掰开后再上一粒子弹，才能打第二枪。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6 22:03
8（我的团长曹光南）


大别山地区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方兴未艾。鄂豫皖边地区以黄安、麻城、光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由黄麻起义点燃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在鄂豫皖边界地区迅猛燃烧，红军也得到极大的发展。红军的主力部队不断地扩充，我们白区工作委员会经过一年的斗争，也不断发展壮大。1931年初，我们这支武工队被编入黄安县独立团。
我见到了独立团团长曹光南。曹团长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广东人，四方脸，右上齿镶着一颗金牙，长得很英俊。他一身灰军装，头戴八角帽，帽前正中缀着一颗红彤彤的布帽徽，腰扎一根宽牛皮带，别一把手枪，露出半截红缨，很威武。改编那一天，曹团长同我们武工队的队员们一一握手，欢迎我们编入独立团。轮到我，孟思林把我介绍给曹团长，我抬头看见他的笑容慢慢凝固了。我只齐他的胸高，他低头看看我，皱了皱眉问道：“你今年多大了？”
他那带广东调的口音，我听起来有点费劲。我回答道：“今年十五岁。”（其实三个月前我刚过十三周岁的生日）
他看了看孟思林，对我说：“你太小了，回去长两年再来吧！”
我急了，嚷道：“不行！为什么不要我？我都当了一年的红军了。”
曹团长不理我，回头喊了声：“枪！”
五步开外的一名红军战士抬手将一支步枪平推出了手。只见那支枪直立着在空中飞了过来。团长侧身用右手“啪”的一声接住了枪。这动作真漂亮，我看傻了眼。
他把这支“汉阳造”①跺在地上说：“你比比，有没有枪高？”
我挨紧了枪，挺起胸脯，可那枪的准星还在我的头顶上。我踮起脚来，同那枪差不多高。可曹团长把枪提上了一点说：“你长，枪就长。回家吧，过两年再来，我一定要你。”
我急哭了，开始了我的拿手好戏——耍赖：“凭什么不要我？我当红军都一年了。你还不是这么高长大的。我能背枪，能打仗……呜呜……你欺负人。”
这委屈谁受得了？！我“哇、哇”直哭。
这下把个大团长闹得没办法，他没想到我会来这一手。孟思林在旁边也为我说话，他说：秦懋书是好样的，别看人小，个子小，执行任务不含糊，几次战斗和侦察都有他的功劳哩。
曹团长同另一位领导（我后来知道是团政委，可惜记不起他的名字）商量了几句，转身对我说：“好了，哪有红军哭鼻子的！收下你了，就在团部当通信员吧。”
我眼里还含着泪，破啼为笑，挺起胸，举手敬了个不规范的军礼，说：“是！”
就这样，我穿上了灰军装，戴上了有红五星的八角帽，圆了我要当真红军的梦。
我的个儿不高，军装太大了，穿在身上像件道袍。我找到经理处经理（相当于现团后勤处的处长）汪进先，要求调换。他嫌麻烦不理我。我趁他不注意，在房里翻到一件小号的军装，拿了就跑。汪进先生气了，在后面直追。指导员刘克先拉住汪说：“算了算了，那小家伙鬼精鬼精的，多给他一件算了。”
几十年后，我们几位老红军战士相聚在一起，谈及我调换军装的事，汪老还笑呵呵地对此耿耿于怀。
团部通信班担负送信任务，团部的命令都由我们几个人送达下面各营、连。我和袁方堂（七里坪袁英河人）跑得最多，因此同各营的通信班长混得很熟了，如一营通信班长江传正（后来在战斗中负伤，一直残疾在身）、二营通信班长阙子清②（在后来的日子里成为一员能征善战的猛将，也是我最要好的战友之一）。由于我办事利落，深得团首长的好评，不久我就当了团部通讯班副班长。
那时候，部队武器少，我原来缴获的那支撇把子交公了。通信班没有给我配短枪，就给了支锯短了枪托的半截子小马枪。看见别人背好枪，我心里总是痒痒的。曹团长的警卫员刘昌义③比我年长几岁，我太稀罕他常背着的那支德国造的驳壳枪了，总是想方设法摸到手里玩玩。我们相处很好，但刘昌义还是不高兴我动他的枪。我说：“你莫跩（黄安方言：别得意）!我缴过敌人的枪，到时候我还会再缴一支好枪的。”
话虽这么说，闲着无事手痒痒，我就去摆弄我的竹筒弹弓了。
部队住在老百姓家里，房东的小狗，不知为什么总跟我过不去。我打好的绑腿，它给我拽散了。晚上睡觉，它单单把我的绑腿不知衔到什么地方去了，第二天早晨出操我没了绑腿，挨了批评。一气之下，我逮住小狗，把它拴在屋后的树上，叫它成了我练竹筒弹弓的活靶子。
那小狗被泥弹丸打得吱哇乱叫，引来了它的小主人——房东的儿子。房东的儿子和我一般大，为这小狗，我们吵了起来，最后打了起来。他哪里是我的对手，几下子我就把他摁到水坑里。这下惹了祸，这小子告到曹团长那里，害我大会小会吃批评。会后，团长找我谈心：“我们是工农红军，是人民的队伍，你是红军战士，不是普通老百姓。红军的纪律你知道不知道?”
我说：“知道。”
“知道，你还犯纪律。你必须向房东赔礼道歉。”
我在团长的陪伴下进了房东的屋。房东大叔早知道这事，他对曹团长说：“细伢们杠祸，不如的（黄安方言：小孩子们打架闹着玩，不要紧）。”
我诚恳地向房东大叔赔礼道歉，同房东的儿子拉手和好，并把我的竹筒弹弓送给了他，房东的儿子很高兴。大家笑了，曹团长也笑了。
独立团的战士大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绝大部分人没读过书，不识字。曹团长有空就给战士们上文化课，讲科学知识，我慢慢地也学到不少东西。
那年的冬天，部队参加黄安战役，打了大胜仗后，在驻地休整。冬日的太阳昏昏蒙蒙，晒得人懒洋洋的。老百姓大多冬闲在家，村子里静悄悄的。我在屋里正补着我的袜子，突然，只感到大地在颤抖，桌上的油灯倒了，屋墙角火塘上挂的瓦壶来回摆动，撞到墙上破碎了。我坐不稳，跌倒在地。外面的人们骚动喊叫着，我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心里挺害怕，爬起来冲出房屋。人们慌乱一片，到处乱跑。只见曹团长指挥团部警卫排正疏散老百姓。村里有几间破房子和牛棚坍塌了，有一间房还着了火，到处烟尘滚滚。曹团长要我立刻去连队传达他的命令：组织部队救险，保护部队和老百姓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我跑步到一营传达了命令。不多久，一切都恢复了正常，部队和老百姓的损失不大。人们都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老百姓说，这是“鳌鱼翻身，大地才抖动的”。
回到团部天已黑，我们几个通信员和警卫员聚在一起，谈论白天发生的事。刘昌义也说是我们脚下的大地底下有一条大鳌鱼，平时它睡着了，醒来后，一翻身，这大地就抖动，房屋要倒，什么都要毁。曹团长正好进屋，听了哈哈大笑道：“什么‘鳌鱼翻身’，这是地震！”
“地震？！地震是么事？”我们几个异口同声地问。
曹团长简单地说了几句，我们还是弄不懂。他说：“许多人都不懂什么是地震。明天团里干部开会，我专门来讲这门科学，你们可以来听。”
第二天在全团干部会上，曹团长专门讲了什么是地震，为什么会发生地震的科学道理，我们几个小兵才真懂了。曹团长最后说：“我们闹革命就要像闹地震一样，彻底震垮国民党的反动基础和建筑，闹他个地动山摇，在一片废墟上再建立起我们的新中国。”
我站在那儿，深深敬佩我们的曹团长：他懂得真多！
① 汉阳兵工厂生产的一种老式步枪，简称“汉阳造”。
② 阙子清（1915—2000），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参加过不同时期的著名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土产进出口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的冲击和不公正的待遇。1980年恢复工作，享受副厅级待遇。
③ 刘昌义（1914—1999），又名刘昌毅，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历任班长、排长、连指导员、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侦察科科长、师部轮训队队长，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河南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一纵队三旅旅长、一纵队副司令员、第二野战军三纵队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铁道公安部队副司令员，海军旅顺、青岛基地司令员，北海舰队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6 22:04
9（第一、二次反“围剿”）


1930年，我们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利用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军阀混战，抓住有利时机，主动出击，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连连获胜，引起了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的极度恐慌。军阀混战以西北军的失败而收场，蒋介石站稳了脚跟后乘机收编了许多杂牌军队，国民党阵营内出现暂时稳定的局面。蒋介石腾出了手，积极准备围攻我各革命根据地。这年冬天，蒋介石开始了对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
国民党的第一次“围剿”重点主要是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蒋介石亲赴南昌指挥。而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则是由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负责。敌人从11月开始，逐步形成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包围，从几个方向部署了七八个师近十万人的兵力，并扬言在“三个月内肃清”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
我红军主力在根据地跳动作战，避开敌人的锋芒，在新洲、罗田、皖西、商（城）南及京汉铁路的柳林、李家寨游动出击，屡屡获胜。为了保证主力红军作战，我们独立团则在黄安的南部，牵制敌人夏斗寅的十三师和郭汝栋的二十六师。敌人驻扎在麻城宋埠、黄陂、黄冈一线，依仗着武器精良、实力雄厚，盘踞控制着交通要道。而我们避开敌人占据的交通干线，活跃在永河至桃花一带。独立团分成连、营活动，袭击敌人小股部队，破坏敌人的通讯线路，截击敌人的后勤装备，靠运动战、游击战的方式大造声势，拖住敌人，不许他北进，以保证我主力红军在北部作战无后顾之忧。
一天，我们的侦察员获悉敌人的后勤部队将要运送弹药和军服，同时，群众也送信来证实了这个情况。按团长的命令，我通知二营的营长、教导员来团部开会。曹团长布置了任务，下达了战斗命令。营长和教导员马上返回部队动员，这场战斗就打响了。
我随二营部队二百多人埋伏在永河附近的一片松林里，那是敌人的必经之路。下午，敌人一个连的兵力押运物资远远开来，骡马大车走了一溜线，前后拖了有一里多路。敌人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他们一点也没发觉自己已钻进红军布下的口袋。骡马大车轮轴的吱吱声和敌人的吵嚷声响成一片。当敌人走进这片松林时，只听一声喊：“打！”我们二营的排枪一齐响了起来，敌人被撂倒了一片，顿时整个车队乱成了一锅粥，像炸了窝的蚂蚁四处乱蹿。突遭袭击被打懵了头的敌人不知所措，好一会才反应过来。队尾的敌人举枪还击，负隅顽抗。只听枪声密集，到处是一片喊杀声。白军弄不清红军到底有多少人，抵抗了一阵子，无心恋战，慌乱中四处逃散。我们的冲锋号吹响了，战士们冲出树林，插进了敌人的车队，短兵相接，战士们有的和敌人拼起了刺刀，有的挥舞着大刀，杀声震天，那气势盖过了敌人。白军的斗志彻底瓦解，许多人举手投降，一些敌兵扔了枪，没命地逃跑。
二营政委喊道：“阙子清，到后面看看！”
二营通信班长阙子清提枪跳出战壕，向车队的尾部跑去。我按捺不住，几次要冲出去参战，都被二营长抓着后脖领按倒在地。二营长说我是团部的人，不许我参加战斗，我只得跟着他。整个战斗我都没捞到机会放几枪，心里猴急，也没办法。
枪声停了，短短的半个小时就解决了战斗。二营政委苗宗元让我赶快回团部报告，派人来拉战利品。我跑步回团部报告了战斗情况。不一会儿，二营营长也兴冲冲地赶到。他满脸是汗，抓下帽子，头上冒着热气，一激动，这结巴营长更是说不清楚：“报、报…告团长，我们缴了好多的子、子…弹，还…有、有好…好多的军、军…服，快点派、派人拖。”
曹团长高兴极了，命令团部的人都去了战场拉战利品。由于一营、三营都分开活动，不在此地，团部的人也不多，我们动员了乡亲们一齐去到战场。到了晚上，缴获的东西拉回来，堆了许多堆，大多是军服，还有子弹、手榴弹和枪支。这一仗除了逃脱十几个敌人外，全歼敌人一个连，这个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当地军民。
就在我们独立团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从前方也传来好消息，我们主力红军集中六个团的兵力，在双桥镇打了个大胜仗，消灭敌军上千人，俘虏五千多，缴枪六千多支，还有山炮和迫击炮，并活捉了敌师长岳维竣。双桥镇大捷，打破了敌人的狂言，大振了红军的声威。近三个月的时间，我们鄂豫皖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和地方部队先后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口达二百多万，红军也发展到一万五千多人。我们的胜利，宣告了敌人第一次“围剿”的彻底破产。4月间，敌人出动十二三万人对我根据地实施第二次“围剿”。蒋介石限令，“5月完全肃清”鄂豫皖红军。敌人增派了部队，重布重兵，对我根据地实施包围。北面主要是国民党吉鸿昌部三十师、三十一师、三十三师，南面是夏斗寅、萧之楚两个师。南北形成合击的态势。吉鸿昌部原本就不想与红军打仗，“进剿”时走大路，对两边的山头放放枪，开开炮，应付了事，没有按蒋介石的旨意进攻我苏区，5月间就从宣化店退至罗山。我们独立团与光山、罗山的独立团相互配合，采取侧击、骚扰、打敌尾巴的战术对付敌人，经常歼敌小股，使得南面的敌人不敢分散兵力，也不敢孤军深入。敌人的第一步“围剿”鄂豫边红军的计划，根本就无法实施。
我主力红军在皖西作战歼敌一部，在独山镇又打了一仗，消灭白军陈调元部两千多人，攻克了许多敌据点，这些好消息大大鼓舞了我们。5月间，我红军主力挥师南下，围攻黄安南面的桃花镇。这是我们独立团长期袭敌扰敌的地域。我们独立团配合主力红军在十里铺设伏，诱敌深入，敌人一个旅落入我军的圈套。我们打了一个痛快仗，桃花镇也被我军攻克，共消灭敌军近两个团，还俘虏了许多敌人，缴获了不少的武器装备。
打扫战场后，枪支弹药成堆。当时我们战士都没见过那些崭新的枪支，拿在手里不知如何摆弄，又都撂在地上，去拣那些“奉天造”①的新步枪。一个俘虏兵说我们红军傻，放着那么好的“自动步枪”（当时对轻机枪的称呼）不要，而去拣步枪。我们一个战士听了，拾起“自动步枪”，对那俘虏兵说：“我们都是穷人，穷人不打穷人。你告诉我，这‘自动步枪’怎么用？”
那俘虏兵接过枪，用拇指推开保险锁，朝着远处的田埂一掳扳机，“嘟嘟嘟……”打起一片泥土，那威力比步枪大得多。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又都扔下“奉天造”去拣“自动步枪”。我们这些出身农民的红军战士就是这样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用敌人的装备武装了自己。
敌人屡遭打击，最后龟缩到黄安城，遂闭城固守，不敢再犯我苏区。蒋介石“5月完全肃清”鄂豫皖红军的梦想成为泡影，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被粉碎，鄂豫皖苏区军民的反“围剿”又取得了胜利。
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沈阳制造的步枪。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6 22:05
10（围点打援战黄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我东北三省，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全国民众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可是蒋介石反动派却顽固坚持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置东三省几千万民众之死活于不顾，继续把枪口对准共产党，一心要“剿灭”各根据地的红军。
我们那时在山沟沟里，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对全国的动荡形势知道不多，但对蒋介石的疯狂“围剿”深恶痛绝。我们根据地的红军一面整编和扩大红军队伍，一面又准备对付敌人即将开始的第三次“围剿”。
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
七里坪披上节日的盛装，黄麻暴动的策源地这天热闹非凡，锣鼓喧天，人山人海，刀枪林立，红旗招展。西门外的倒水河淙淙流淌，在那宽阔的河滩上，苏区军民隆重集会，庆祝红四方面军成立。
田坎上、山坡上，聚集着无数前来庆贺的乡亲们。他们从各县、区赶来同部队一起庆祝这次大会的召开。歌声、口号声、鼓声、军号声、欢呼声响彻河谷。我们部队仍在黄安南部，曹团长和政委作为代表参加大会，我们几个人随行也来到七里坪。看到这热烈的场面，看到我们威武雄壮的红军队伍，心里别提有多高兴。鄂豫皖红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在已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庆祝大会后，曹团长和政委在七里坪接受了战斗任务，我们当日返回部队。第二天，红军主力十一、十二师挥戈南下，发起了黄安战役。
蒋介石灭红军之心不死，第一、二次“围剿”失败后，他将包围鄂豫皖根据地的原兵力十个师增加到十五个师以上，在鄂东南，部署有汤恩伯第二师、曾万钟十二师、戴民权四十五师；在鄂东地区，部署了张印相三十一师、葛云龙三十三师、彭振山三十师、萧之楚四十四师，还有我们独立团的老冤家夏斗寅十三师，赵冠英六十九师。
赵冠英六十九师这年入驻黄安县城。这个国民党杂牌军的师长依仗着自己的装备比红军精良，吹嘘黄安城防坚若磐石、固若金汤。然而这个师有个致命的弱点：孤军深入，处在我根据地的包围之中，是个“穿头榫子”，它虽可以得到宋埠、黄陂的敌三十师、三十三师的支援，但只要红军阻截援军，它必死无疑。
赵冠英这个戎马半生的老行武，别看他只有一只眼睛，可他却颇有眼力。他把师部和一个旅设在城内，另一个旅部署在城外，控制东、北、西几个方面，相互可依托支援。配属该师的敌三十师一个团分驻在南面的桃花镇至高桥河一带，以维护通向宋埠、黄陂的运输线，保证军需供应。
根据这种情况，我军没有重武器，没有火炮支援，不能硬攻黄安县城。红四方面军首长决定：充分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首先扫清外围据点，切断黄安与外界的联系，围困守敌，阻截援敌，诱敌出城，最后歼灭之。
我们独立团同红十一师为该战役的主力部队，麻城赤卫军与我们相配合，首先对黄安南部高桥河、桃花一带的敌三十军二七○团发起攻击。经过近十天的战斗，消灭了敌二七○团一部，阻击消灭麻城宋埠的援敌，并将高桥河、桃花镇等据点全部攻克，切断了敌人的军需运输线，完成了红四方面军首长交给我们团的任务。
我独立团奉令移师北上，同红十二师一起担负紧缩对黄安守敌包围圈的任务。作为主力团，我们的主攻阵地是俯瞰钳制全城的制高点——锞子山。红十一师仍配置在黄安南部的大、小峰山和嶂山一线，准备打援。
接连几日，我们围城部队就攻占了黄安城的东关、西关和北关，惟独城东北的锞子山据点明碉暗堡工事坚固难克，仍在敌人手中。我们独立团是攻坚的主力部队，面对这块硬骨头拿不下来，又急又气。
除锞子山阵地外，敌人已被我军牢牢地围在城内。敌军在城内修工事，我军在城外筑工事。他出来，我们就打。敌人的粮草，有耗无补，难以为继。赵冠英两次派兵出城，企图向南突围，均被我军打了回去。敌人成了瓮中之鳖。
赵冠英站在城防的制高点——锞子山的阵地上，从望远镜里看到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被红军攻占的外围据点上，红旗招展，人头攒动，喊声震天。红军的主力到底有多少？黄安外围哪来这么多的部队？赵冠英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更怀疑他的情报是否准确：这决不止五六个团的人！
原来这是红四方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政工人员，把黄安城外成千上万的群众动员组织起来摇旗呐喊，为红军助威。
“红军把赵瞎子围住了！”
消息很快传遍黄安各乡及附近几个县，群众们欢欣鼓舞，组成了支前队伍，送来了粮食、猪肉、鸡蛋等慰问品。妇女们赶赴前线日夜为我们烧水煮饭，洗衣缝补，救护伤员。儿童团在各交通要道设岗放哨，盘查行人。为了这场胜利，全黄安的民众投入到火一样的支前行列之中。那真是：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
铜锣一响，四十八万。
男将打仗，女将送饭①
红军得到群众的支援，斗志更旺盛。而敌人在城内粮草断绝，只能靠空投。我们为遏制敌人空运，削弱守敌，就用机枪对空射击。敌机吓得不敢低飞，将空投物资乱丢一气，许多降落伞都飘落在我们的阵地上。当敌机来的时候，有的战士故意在阵地上摆出“T”字布，诱敌将物资空投到我方阵地。我们有吃有喝，而被困在城内的敌人缺粮断顿已到了“拆民房当柴烧，杀猫宰狗填饥肠”的地步。
两场大雪过后，敌营一片啼饥叫饿声，赵冠英此时只能发出：“危城绝地，孤军挣扎，天寒地冻，弹尽粮绝”的哀嚎。他惟一的希望就是固守待援。可是北面的敌军不敢动，南面宋埠、黄陂的敌军屡次出援，都被我红十一师阻截在小峰山、嶂山一带而不能贴近黄安。几天激战，我军歼敌数千人，击溃敌人四个旅八个团，我红十一师和赤卫军乘胜追击，威逼黄陂、宋埠，敌人损失惨重，已无力再增援。
敌锞子山阵地距我独立团前沿阵地仅百米远，离团指挥所还不足四百米。锞子山守敌凭借坚固工事负隅顽抗，枪弹不时打到我团指挥所周围，溅起的雪屑和尘土撒在我们身上。曹团长完全没有理会这些，他正举着望远镜观察前沿阵地。只听“嗖”地一声，警卫员刘昌义大叫不好，上前一把将曹团长推倒，自己也趴在地上。“轰”地一声响，一发迫击炮炮弹在几步外爆炸，硝烟散后，大家从地上爬起来，还好，没有人受伤。曹团长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观察情况。刘昌义不满地喊道：“团长，指挥所太靠前，太危险了，是不是往后撤些。”
曹团长说：“锞子山攻不下来，指挥所就不移！”
急得周参谋直骂娘：“打下黄安，非把那个裸日的赵冠英的那只眼抠下来不可。”
军首长要我们独立团沉住气，不着急，赵冠英跑不了，要用政治攻势瓦解敌人。
战士们把标语牌插到阵地上，用自制的小弓箭将传单射向敌人的阵地。白天，战士们蹲在战壕里向敌人喊话：“白军弟兄们！红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立功有赏，回家发大洋！”“穷人不打穷人，不要替赵冠英卖命！”
到了夜晚，战士们又唱起了当地歌谣。那时候红军中流传着许多歌谣，以当地的民间小调配上新歌词，在军中广为流传，人人都会唱几句，句句歌词触动着白军士兵心头的隐痛：
叫声哪白军兵友你站拢来，
站拢来请听我说开怀。
你们呀当兵实在划不来，
划呀划不来。
官长呀士兵呀不平等，
想打想骂随他愿。
他们哪，呢绒衣，虎皮毯，
你们冬夜把岗站。
夏天日头如烈火，
军饷克扣没鞋穿。
军阀混战对头杀，
官长得势笑得欢。
挡枪子，当炮灰，
死我弟兄为哪般!
…………
歌声此起彼伏，白军饥饿冷冻难捱，军心涣散，那真是四面楚歌。挨到半夜，一些白军士兵纷纷跑到我们阵地投降。他们向红军诉说：“断粮十多天了，弟兄们饿急了，能吃的都吃了，再过几天怕是要吃人了。”
这些饿得皮包骨头的白军士兵围着火堆，吃着我们端来的饭菜，禁不住泪流满面，放声痛哭。有个士兵说：“长官，你们快攻城吧，弟兄们都不想打了。赵瞎子逼我们打，我们不从，他一下枪毙了几个人。你们再不打，我们可活不下去了。”
敌人已到了穷途末路。我团接到上级的命令，22日夜将对黄安城发起总攻。
12月22日上午，阴沉多天的天空放晴，天空一片蔚蓝。由远而近响起了飞机的轰鸣声，一架飞机在阳光照耀下闪着银光。曹团长对我们几个在他身边的同志说这是我们红军的飞机，是“列宁号”②。过去，总是敌人的飞机在我们头顶轰炸、扫射，我们吃尽了敌机的苦头。今天，我们自己的飞机该显显威风了。
我们许多战士一开始并不知道是自己的飞机，以为还是敌机袭扰，大家屏住气，警惕地注视着天空。飞机飞越我军阵地，开始在黄安县城上空盘旋。敌人以为是他们的飞机来了，纷纷从工事里跑了出来，白雪覆盖的地面顿时被穿黄军装的敌兵搅得乱七八糟，死寂般的阵地顷刻喧闹起来。敌军官兵纷纷举起手臂向空中招手，他们随飞机奔跑着，呼叫着，盼望着天空掉馅饼的好事。飞机急剧下滑，机身一歪，漫天飘散着红红绿绿的传单。锞子山上的敌守兵叫骂着，奔跑着，盼望着空投食物。飞机转了个圈，在锞子山的上空再次下滑，敌军阵地上一片欢呼，只见飞机翅膀一抖，突然投下几颗炸弹，火光伴着浓烟夹着泥土翻飞，几座工事被炸塌了，敌守兵被炸得人仰马翻，哭爹喊娘，四处逃窜。红军战士们这才知道是自己的飞机，这回轮到我军阵地上一片欢呼了，大家举起刀枪，挥舞红旗，向我军的第一架雄鹰致意。
趁敌混乱之际，曹团长果断下达了攻击命令。枪声骤起，锞子山前沿阵地硝烟弥漫，杀声震天。曹团长和周参谋都举着望远镜注视着战况。枪声爆豆似的响着，冲锋号“嘀嘀哒哒”地吹响了，周参谋兴奋地报告说：“三营九连冲上去了。”
我一听此话，抢过周参谋的望远镜对准了锞子山的主峰。
不高的山峦上，一个小旗手先冲了上去，红旗在摇动。一名手举驳壳枪的红军战士也冲了上去。不高的身影是那样熟悉，“是懋保哥哥！”我激动地喊了起来。从望远镜里我看见小旗手扶着旗杆慢慢地跪了下来，鲜血染红了分不清是什么颜色的军装。他负伤了，我的心缩成一块。只见懋保哥哥一手搂着小战士，用肩膀护着那面红旗，一手挥枪射击。他张嘴呼喊着，枪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淹没了他的声音，而那面千疮百孔的红旗正裹着寒风和硝烟在锞子山敌阵地上猎猎飘扬。
周参谋从我手中夺过望远镜继续观察。曹团长放下望远镜，深深地出了一口气说：“九连一排占领了主阵地!要给他们记功！”
我红军战士冲上了敌阵地，守敌纷纷举手投降。锞子山被我们攻占了，敌人失去了俯瞰全城的制高点，黄安守敌失去了赖以固守的最后一个要点。
当夜十时，我红军对黄安城守敌发起了酝酿已久的总攻。
枪炮声连成一片，火光中，敌人的碉堡坍塌，工事翻飞，鹿砦着火。赵冠英苦心经营的那“坚如磐石”的防御阵地，在滚滚浓烟中飞灰烟灭，大片的敌人举手投降。我独立团冲入城内向敌人师部进击。赵冠英山穷水尽，在挣扎无望的绝境下，令他的敢死队拥向南门突围，他自己却化装成士兵率残兵从西门逃命。
午夜，城内敌军全部被歼，从南门夺路而逃的敌敢死队被全歼在倒水河畔。第二天，西逃之敌被我红军和赤卫队堵截，敌手枪队全被消灭，赵冠英及其亲信被赤卫军活捉。
至此，历时四十三天的黄安战役遂告结束。总计歼敌一万五千余人，缴枪七千余支，迫击炮十余门，电台一部。盘踞在城内的黄安民团团总秦子卿及反动县长、商会会长均被生擒。这是红四方面军成立后的第一仗，打出了军威，可谓旗开得胜!
战后，黄安人民为了纪念这一战役的胜利，召开了庆祝大会，并宣布将黄安改名为红安。
① 20世纪50年代，郑位三同志撰写革命回忆录《红色的黄安》时，又将原歌谣订正为：“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② 1930年3月16日，国民党空军中校队长龙文光驾机因大雾迷航，油料耗尽，将飞机迫降在河南罗山陈家河附近的河滩上，被红军俘获。龙文光参加了红军，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航空局局长。该飞机修复后，徐向前代表鄂豫皖苏区政府，将红军的第一架飞机命名为“列宁号”。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6 22:06
11（第三次反“围剿”）


黄安战役的胜利，鼓舞了我根据地的军民。在黄安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黄安独立团休整了数天后，在永河与其他部队被合编为红安独立第一师。曾中生①任师长，吴永达任副师长，焦福兴②任政治委员。独立师下辖三个团，第一团团长曹光南，第二团团长赵赐吾，第三团团长由副师长吴永达兼任。我那时候仍在第一团团部当通信班长。第一团有三个整建制营，一个重机枪连和一个特务连，大约有一千人。
曾中生原是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张国焘来鄂豫皖后执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拉山头，搞宗派，排斥异己，撤消了特委，成立中央分局。黄安战役后，红军拟向外转移，准备跳到外线作战。红军上层领导间对战略方针各抒己见，发表不同的意见，这本来很正常，但张国焘心胸狭隘，对此耿耿于怀。曾中生、徐向前为首的红四军领导人，对部队东出还是南下的军事战略方针与张国焘有过不同意见，对张国焘的错误军事行动方针进行了抵制，因此张国焘怀恨在心，借“肃反”运动、反“改组派”的斗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撤消了曾中生的鄂豫皖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的职务，将其安排在红四军任政委，而后又派到红安独立第一师当师长。然而曾中生在我们红军战士中享有非常高的威望。黄安战役期间，我就听曹团长说曾中生要下派到独立师，没想到他现在是我们的师长。战士们对他的到来非常高兴。
那天，曾师长来一团视察，曹团长在队列前向师长报告，并将连营干部和团部人员介绍给曾中生。当师长走到我面前时，我一个立正，喊了声：“敬礼！”右手靠住帽沿行了个标准的军礼。师长停步还了我一个军礼，并扶正了我的军帽，说：“小鬼头，我认识你的。要当个好兵！”
这句话说得人心里热乎乎的。是啊，“要当个好兵”，多少年来我总也忘不了这句话。
黄安战役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周围的敌军，由原来的十个师增加到十五个师以上。敌人调动了大量的部队开始策划对我根据地实施第三次“围剿”。鄂豫皖分局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当时的敌我态势，提出了以外线出击的进攻策略打破敌第三次“围剿”的计划，包括占领一、两个中心城市，与湘鄂及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打通联系，为造成湘、鄂、赣、闽、豫、皖六省的整片根据地打基础。按分局的决定，我军的几个主力师积极开展了外线进攻。
红四方面军在县城经过十多天的休整，离开红安北上商城，东进皖西，随后又回师豫东。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接连发起了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三次战役。我们红安独立第一师奉命留守八里湾、永河一带，保卫红安苏区。我一团仍驻扎在红安东南部牵制敌人。从1月到4月间，独立师连同赤卫军，在加强边界地区武装防御的同时，先声夺人，伺机主动出击，歼灭敌人，即两次攻打敌三十师师部驻地麻城的青山玉阁。我一团作为预备梯队在战斗外围监视其他敌军，二团和其他红军部队投入了青山玉阁战斗。
敌彭振山第三十师，在黄安战役期间，曾遭到我军的沉重打击，在十里铺被我们消灭了一个团，一直心有余悸，现龟缩在麻城的几个据点里负隅顽抗。我军对敌人发起了攻击，战斗激烈，并持续了很久。在攻击敌人主阵地时，独立二团团长赵赐吾在战斗中身中数弹，为党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的牺牲，激起了我军将士们的无限悲愤，战士们高喊着“为团长报仇”的口号，冒着枪林弹雨，勇猛冲锋，打垮了敌人，将独立第一师的战旗插上了青山玉阁的顶峰。
战斗胜利后，我得知赵团长牺牲了，悲痛万分，失声痛哭，不能自已。
赵赐吾团长是我参加革命的启蒙者，他教会了我许多的革命道理。在黄麻暴动前，我们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赵赐吾是我们黄安紫云区许家冲人，他父亲是个大地主。土地革命时，他亲手处决了这个民怨极大的反动父亲。投身革命后，他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土地革命中一直在黄安坚持武装斗争。他刀劈土豪、空手夺枪的故事，在黄安广为流传。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他是一位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因他两眉间长有两块对称的胎记，像两只眼睛，黄安的许多人都知道他，亲昵称他为“赵四眼”。而敌人十分害怕他、憎恨他，骂他为“四眼狗”。在鄂东地区，赵赐吾是颇有威望的三位武装领导人之一（另两位是邱江甫和徐海东），人民群众把他们三人的名字连在一起编成顺口溜为：
黄安的赵赐吾，
麻城的邱江甫，
黄陂的臭豆腐（徐海东的雅号）。
老百姓中还流传着一首歌谣：
黄安有个赵赐吾，
革命坚决胆子粗。
土豪见了吓得哭，
白军见了直叫苦。
由此可见，赵赐吾在黄安人民心目中有多么高的地位，他为黄安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我的心目中，他仍是穿着长布衫、头戴礼帽的“赵先生”，他那高大魁梧的身影，在我的脑海里从未磨灭。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活在黄安人民的心中。
就在我们独立师攻打麻城一带的敌人时，我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在商城、潢川打了个大胜仗。红军三个师狠敲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汤恩伯的第二师，歼敌四千余人，缴枪两千余支，取得了商潢战役的胜利。
春天来了，大别山的峰峦沟谷，都染上了新绿。曹团长告诉我们，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开始了。我们独立师还是以团为单位活动，主动出击作战，开始了新的斗争。
主力红军在苏家埠战役中同样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方针，围住了三个据点的敌人。敌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向蒋介石频频告急求援，蒋介石委任的“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在增援“围剿”中被我军活捉。整个战役历时四十多天，红军共歼灭敌军三万多人，还俘虏了五个旅长、十几个团长和两万多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
继苏家埠战役后，我红军主力紧接着发起了潢(川)光(山)战役，在豫南打破了敌人的防御体系。整个战役仅用几天时间就胜利结束，歼灭敌正规部队八个团和一些反动民团近万人，收复扩大了豫南根据地。
这些胜利的消息传到我们独立师，战士们高兴万分，许多人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都纷纷要求北上参加战斗。方面军的首长曾在大会上说过：“我们红军主力在皖西、豫南打了胜仗，如果没有你们独立第一师在黄安南部的战斗中牵制敌人，主力红军就不可能放心大胆地去打大仗。独立师在这些战斗中，不仅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而且牵制了敌三十师、三十一师、十三师等部，使敌军滞留于黄安外围，无法进剿苏区，也无法东援，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作战。这几次战役的胜利，同样有独立第一师的功劳。”
现在回想当年的情景，虽已记不起是哪位首长讲的此话，可首长那音容笑貌和独立第一师干部战士激奋的场面的确令人难忘。
鄂豫皖根据地的军民同仇敌忾进行了几次战役，每战皆捷。总共歼灭敌人四万五千余人（包括黄安战役，实为六万人），彻底打破了敌人对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部署，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鄂豫皖根据地得到迅猛发展，红军的总兵力扩充到四万六千余人，建立了二十六个县的红色政权。鄂豫皖苏区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盛况空前的局面。
① 曾中生（1900—1935），原名曾钟圣，湖南资兴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参加了北伐战争。先后担任鄂豫皖边区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鄂豫皖苏区特委书记、中共鄂豫皖苏区军事委员会主席。1931年5月开始遭张国焘打击、排斥，1933年8月被撤职后非法关押。1935年在未解除监禁的情况下参加了长征。该年8月被张国焘派人杀害于四川卓克基密林中。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被平反昭雪。1984年被中共中央军委确定为三十三位军事家之一。
②  焦福兴（   —1932），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红军黄安独立师政委。1928年当选为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先后任孝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黄安战役后任黄安独立一师政委。1932年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后因“肃反”扩大化被错杀。全国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6 22:07
12（“我不是‘改子派’”）


黄安战役后，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根据地迅猛发展，苏区红军已主动跳到外线作战，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黄安独立一团仍坚持在黄安东南部牵制黄陂和麻城方面的敌人，三个营分别独立作战，其间打了不少的仗，也能消灭整连整营成建制的敌人。战事繁忙，我这个通信班长的腿跑得就更勤了。
那还是在黄安战役之前，一天，我传达团首长的命令去三营，从营部出来，我忽然看见我那八岁就开始给人放牛、打长工的亲哥哥——秦懋保。两三年没见面了，一直没有哥哥的消息，不知他去了什么地方,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他。我叫住哥哥，他见到我也大吃一惊，忙问起家里的情况。我说我也有一年多没回家，离家不久爷爷和奶奶因病无钱医治，相继去世了。懋保哥哥伤心了好一会儿，埋怨我不该出来。他说他离家多年，家里男孩子中，年长的就数我了，指望我能在家照顾父母，怎么也跑出来了呢。我告诉他，我近一年来的情况，也问起他这几年是怎么过的。懋保哥哥拉着我，在村边的竹林里坐下，慢慢讲起了他这几年的经历。
懋保哥哥原来给人放牛，后在外打长工，很久没回家。黄麻暴动时，他随农民自卫军参加暴动，家里人都不知道。那以后他就参加了红军，在改编时，被编入红一军第三师，在周维炯、萧方的部队里任排长。后来在打霍山外围的战斗中负伤，不得不离队休养，伤好预备返回部队时，原部队已跳出外线作战，找不到了。他找到特委，特委将他分配到黄安独立团，在三营九连任排长。
真没想到我们在同一个部队，兄弟相遇非常高兴，今后可以经常见面了。军令在身，不能久搁，哥俩挥手告别，我急匆匆返回团部了。
早在4月，曹团长就告诉我们，中央派代表到我们鄂豫皖根据地来了。其中有党内颇有名气的老党员张国焘，他是我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我们听说来了这么一位“大人物”，想到我们红军一定又要大发展，根据地要更壮大，都非常高兴。
不久，上级派特派员来我团，不知为什么，我渐渐发觉人们眼里流出异样的目光，人与人之间都处在相互戒备状态，心里总有一种怪怪的感觉。我又见到了懋保哥哥，哥哥悄悄对我说，以后千万不要说我们是亲兄弟，我们也尽量少接触。我问为什么？哥哥说，现在在抓什么“ＡＢ团”① “第三党”，还有“改什么派”，不太懂。只要几个人亲密点，都会被怀疑是什么派，要抓走的，我们也不要再说话了，只当不认识；另外陈定国表弟现在二营营部当饲养员，营长的马都是他在照料，你们见面也不要讲话。我闹不清楚，只有按懋保哥哥的话去做。既然哥哥这么说，我就尽量少见哥哥的面，见面也不说话了。
我们这些红军战士绝大多数都是贫苦农民出身，握锄头的手拿起枪就成了军人，战斗中士气高昂，凭着勇敢不怕死那股莽劲，也打过一些好仗，可是许多人都没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不太会打仗，更谈不上有过硬的军事技术了，因此，俘虏了一些白军的下层军官，或让他们当班长、排长，或带领、指导我们这些战士学习一些军事技术。他们在传授军事技术的同时，也把白军中许多军阀作风、坏习气带到了红军部队。那时部队经常发生一些打人骂人现象，军阀作风、流寇习气严重，甚至还有霸道、烧房子的行为。由于生活艰苦，这些人有时在队伍中也散布一些不满情绪。那时，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苏区的“围剿”，同时也不断地派遣特务、探子来苏区进行破坏、策反。上级有指示要肃清混入我党我军内部的反革命，这样，部队不知何时开始了“肃反运动”。
在复杂的环境中，为了清理自己的队伍中的腐朽、祛除部队中的杂质，“肃反运动”是有必要的。但那时的“肃反运动”扩大化了，“肃反运动”成了党内军内“某些人”的政治斗争工具。受极“左”思潮和共产国际的影响，“肃反运动”在红四方面军、在整个鄂豫皖根据地，都愈演愈烈。在红四方面军英勇与敌作战的同时，红军内部却弥漫着极“左”的血色迷雾。在红军中，许多人对“肃反运动”除了迷惑不解，就是担心与不满。直到几年后，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我才慢慢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错误领导后，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取得了中央的领导权，开始执行以王明为代表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1931年3月，中共中央先后派沈泽民、张国焘和陈昌浩来鄂豫皖苏区。张国焘以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主持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两个机构的书记和主席均由他担任，同时撤消了原鄂豫皖特委。张国焘掌握了鄂豫皖苏区的领导权后，为了排斥打击与他意见不同的同志，解除了原特委书记曾中生在根据地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他利用“改造”后的政治保卫局，在鄂豫皖根据地开始了大“肃反”，即在政治上、组织上、纪律上肃清所谓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
英勇善战的红四方面军一边行军作战同敌人斗争，一边得屈受内部“肃反”的苦难。“肃反”的血雾从上至下弥漫而来，我们团也未能幸免，团政委被杀，曹光南团长整天锁着眉头不说话。今天还在战场上同敌人拼杀，可下了战场有的人就被带走，再也不能回来。从团长到战士人心惶惶，不知哪天自己就会被“肃”掉了。
终有一天，曹光南团长也被捕了，说他是“ＡＢ团”的，是反革命。我们都懵了，这么好的团长，同敌人作战那么勇敢那么坚决，怎么会是反革命？后来，曹团长被放了出来。很久以后我才听说，曹团长当时被绑赴刑场，他高喊着：“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杀我也罢，让我死在战场上吧！”
就在要处决他的当口，恰遇敌人偷袭，“肃反运动”使许多干部被杀，部队打仗都快没人指挥了，保卫局的人迫不得已放他出来指挥战斗，这一仗打赢了。曹团长被放了回来，这也算是侥幸吧！
“肃反运动”不断扩大，“肃反”的血雾从上至下一直弥漫到部队的基层。
一次，部队集合，一位战士风纪扣未扣好，有人说这就是“某某派”的联络暗号，因此特派员找这个战士谈话，说什么他就是“第三党”。不久，再也未见到这位战士。那时部队里流传一句话，叫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
团部有个小战士，平时我俩关系挺好，不知为什么他顶撞了哪个领导，被诬为“ＡＢ团”分子，将他抓起来审讯，听说被打得死去活来，非逼他交待同伙。经过几天的审讯逼供，这位小战士迷迷糊糊中不知怎么就说出了我的名字。这下可不得了，特派员找我谈话了。
“有人说了，你是他们一伙的。有什么问题想好就交待。”
我说：“我跟谁也不一伙，我不晓得有么问题。”
“你要好好想，你是第三党，还是改组派？”
我迷惑了，我只知道有共产党、国民党，未必还有别的什么党？什么“改子派”？我都没听说过。这是怎么回事儿？我一点也不明白。谈话后，我被关押起来，让我一个人单独“反省”了半天。后来，那些人又逼问我：“你说，你是第三党？还是改组派？”
我稀里糊涂，心中极度恐惧。但我明白，不管我搞不搞得明白，最后都是要杀头的。我冤枉呀，不能这么死，于是大声喊道：“我不是‘改子派’！我不是‘改子派’！”
那几个人愣住了，本来还气势汹汹的，听我这么一喊，还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其中一个说：“连‘改组派’是什么都不知道，你们看他把‘改组派’叫成‘改子派’，牛胯高的伢，懂个屁！”
就这样把我放了。我回到通信班，满肚子的委屈不知找谁说。后来曹团长悄悄地告诉我，部队正在“大肃反”，你要少说话，免得惹火烧身。
几年后，在川陕根据地，我才慢慢明白，那时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是我党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几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多名红军指战员。黄麻暴动的领导人戴克敏、曹学楷，红军军长许继慎，师长周维炯、萧方等，都先后被逮捕杀害。鄂豫皖军委副主席郑行瑞、鄂豫皖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也惨遭枪杀。地方政府的许多优秀领导者也均被错杀。我们紫云区有名的妇女干部，徐向前总指挥的妻子程训宣②也遭遇不幸。当时我怎么也想不通，心里拧的这个疙瘩好几年就是解不开，为什么？为什么？！
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段时间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党内军内、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搞扩大化。他们把中央革命根据地挖“ＡＢ团”的所谓经验，推广到鄂豫皖来。张国焘也趁机利用“肃反”打击不同意见，排除异己，建立自己的宗派集团。“肃反”运动造成了特别令人痛心的损失。一场革命，牺牲是巨大的，不仅对敌斗争要付出血的代价，在党的路线发生错误时，同样会付出血的代价。
没想到倒是当年的那一句“我不是‘改子派’！”救了自己一条小命。
①  “AB团”的AB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一词的缩写。
②  程训宣（1911—1932），女，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七岁入私塾，聪明好学，相貌俊俏，热情泼辣。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麻起义时做救护、运输等后勤工作。曾任乡苏维埃政府委员。1929年与徐向前结婚。1931年“肃反”时被关押，逼她供认徐向前是“改组派”、“AB团”，未果。1933年在黄安王锡九村附近的黑洼被杀害。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6 22:10
13（第四次反“围剿”）


从1931年的冬天到1932年的夏天，仅半年的时间，鄂豫皖苏区军民团结一致，反击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经过几大战役，消灭了大量的敌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然而蒋介石灭我红军之心不死，又开始组织力量，部署对我苏区的第四次大“围剿”。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委员长蒋介石亲自担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6月，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第四次“围剿”的战略部署。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设在武汉，分三路共三十万人全力“围剿”鄂豫皖苏区，蒋介石兼任中路司令官。
第四次“围剿”动用的兵力数量超过以往的历次，而且多为蒋介石嫡系精锐。在部署重兵压境的同时，蒋介石接受前三次单纯军事“围剿”的教训，采取重新编组保甲、厉行“连坐法”、强化各级国民党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动员土豪劣绅回乡“执政”等政治手段，以配合其军事进攻。
那时候，我党我军正处在发展时期，政治、军事上尚不成熟，加之临时中央内部的“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等影响，致使军事战略决策发生偏差，作出错误的决断，导致了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
那段时间，红四方面军与敌军进行了数十次血战，打了一些胜仗，也打了一些败仗。按常理，胜败乃兵家常事，但红军不只是因为这些失败的战斗损失严重，而且丧失了主动权，不明白下一步该怎么办。甚至基层战斗部队不知晓上级的意图，上级布置的任务也因为环境、地形、敌情不清无法贯彻执行。总觉得那些仗打得乱，打得怪，打得累，打得窝囊，往往一仗下来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部队不满情绪在滋长，牢骚怪话也多了起来。
临时中央要求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在扩大巩固鄂东地区的同时，兵移平汉铁路，消灭敌人的主力部队，进攻黄陂，威胁武汉，最好拿下一两个中心城市。而红四方面军经过半年的征战，部队已相当疲劳，亟待休整，从兵力来讲尚不具备攻占大、中城市的优势。可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被前三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对敌人第四次“围剿”的严重形势做出错误的荒谬的估计。张国焘认为：国民党动员多少部队都不堪红军一击。他认为国民党已成为“偏师”，今后进攻红军就得由帝国主义亲自出马担任主力军。在“左”倾错误路线指挥下的临时中央，不了解鄂豫皖根据地的形势，作出不切合实际的决定。张国焘盲目从事，不向中央反映当时的情形，不顾部队的实际情况，刚愎自用瞎指挥，坚持命令部队执行中央的指示，西出平汉铁路，进逼罗山，出击信阳、广水，夺取花园，而威胁武汉，以完成一省数省革命首先胜利。
6月下旬，部队在信阳一线遇敌打了几仗，虽攻下鸡公山、消灭敌人一个团，但战果并不大。而蒋介石频繁向平汉线调动部队，布置军事力量，“围剿”在即。
张国焘、沈泽民一错再错，根本听不进不同的意见，认为敌人已被红军打趴下了，新的“围剿”不会马上来临。中央分局对形势作出错误的判断，强令红四方面军执行其冒险主义的作战计划——攻打麻城。
红军是纪律严明的队伍。黄安独立第一师接到命令，立即行动，叫南下就南下，服从命令听指挥。大家喊着口号：攻下麻城，攻下宋埠、黄陂，打到武汉去！甚至还提出：打到武汉过中秋！
鄂东的7月，骄阳似火，气候炎热，整个山野一丝风也没有，夏蝉叫个不停，人们心里毛焦火辣的。由于根据地生活条件艰苦，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物资相当匮乏，吃盐少，许多战士出现浮肿，有不少指战员患烂脚病。大家忍着病痛，拖着红肿的脚板，强行军东进麻城。
关于这烂脚病，大家传说是敌人在路边的草木上撒了毒药，人腿沾上毒药就烂，是否属实不得而知。我的双腿肿得老粗，小腿溃烂流着血水，疼痛难忍。直到今天我双腿仍清晰可见当年溃烂的疤痕，这疤痕成了我红军时代征战鄂豫皖的永久见证。
麻城是敌三十师的驻地，麻城西南部有一条重要的公路干线，经宋埠与黄安的永河、桃花相连，直达黄安县城。当地俗话说：麻城三大集，歧亭、宋埠、中馆驿。这三个集一路摆在这条重要的公路干线上，敌人用重兵把守着，这条交通线也就成了敌人的生命线。
我们黄安独立一师和红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南下后，当即向麻城的外围据点发起攻击，还是采取前几次反“围剿”的战术——“围点打援”，以实现孤立和围困麻城，以诱歼黄陂、武汉之援敌。
7月上旬，我军首先占领了长岭岗、邓家竹园一带，并在红石堰、七里桥围住了敌人三十一师的九十三旅。这一仗生俘敌旅长章祖卿以下官兵两千多人，缴枪二千三百多支，机关枪几十挺，还有迫击炮多门。与此同时，我主力部队控制着麻姑洞至红石嘴一带麻城以西的高地，又围住了中馆驿的敌三十师的九十二旅，切断麻城经宋埠至黄陂的这条交通线，卡住了敌人的咽喉。
徐向前总指挥又带领一部分兵力和赤卫军，将麻城北部黄土岗、福田河一带的地主民团反动武装和土顽部队，打得落花流水，横扫百余里，完成了对麻城的围困。
敌三十一军军长张印相见麻城被围，便调黄陂的敌三十一师增援。狡猾的敌人，前几次吃了我们“围点打援”的亏，这次他避开了我军的打援战场，绕了一个弯子，经宋埠绕道北杲前进，妄图营救被困的部队。敌人这个旅躲过了我们设在麻城西南中馆驿的打援部队，开进了麻城，麻城守敌力量加强，士气复振。敌变化了战术，我军也随之改变原计划。徐向前总指挥见麻城守敌力量增强，我军攻城势必增加困难，于是仅以我独立师两个团监视麻城守敌，而率方面军主力乘虚南出。这样部署，一来因为我军欲声东击西，避开强敌，调动敌军，拟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二来也是因为不得不执行临时中央让红四方面军攻打武汉的指示。接到命令，我独立一团也随大部队向南挺进，逼近黄陂。
7月中旬，我们独立一团配合红十二师一举攻占了黄陂以东离汉口仅五六十里的重要据点——仓子埠。敌人被击溃逃散，我军没收食盐万余斤。当时大别山根据地的食盐完全依靠汉口等地输送，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造成根据地食盐匮乏，许多人浑身浮肿，一些人得了粗脖子病。军队和地方都极度缺盐，这下可解决了大问题。在搬运食盐时，我团又搜寻到敌人的一个商铺，发现那里有许多银元和银元宝。曹光南团长说：“这就是银锭，能带多少就带多少回去，今后作为部队的经费。”我是生平第一次见到银锭，长长的，两头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我用一条包裹布背了十多锭，压得肩膀生痛。
是夜，我独立团正准备撤出仓子埠，敌军水陆并进，小火轮从湖里沿河开到仓子埠。船上的大探照灯发出强烈的光柱来回照射岸边，那雪亮刺眼的灯光，晃得人眼都睁不开。船上的重机枪“咕、咕、咕”地响了起来，子弹打在水边和岸坡，溅起丈余的水花和泥块。我们这些红军战士都是来自山里的土包子，平时连照明电灯都极少看到，哪见过这种灯，大家一下子慌了神。惊慌失措中，许多战士吓得乱跑。我在慌乱中被人挤倒，背上背的十多个银锭撒在河滩上弄丢了。
还是曹团长见多识广，他集合部队说：“这是轮船上的照明灯。船离我们还远，不要害怕，不要乱，灯光不会伤人。躲开敌人的重机枪，马上随大队撤离仓子埠。”
我们避开了敌人的探照灯，也就避开了敌人的重机枪。
红军攻占仓子埠，引起武汉三镇的恐慌。蒋介石急令汤恩伯八十九师和郝梦龄五十四师连夜出动，在汉口以北设防；令麻城、宋埠三十、三十一师出动，向西南压来，妄图对我军实施南北夹攻。徐向前总指挥接到麻城之敌南出的情报后，命令我军三个师立刻调头北上。我独立团随红十二师撤出战斗，连夜回师北上。我们部队在靠山店、甘棠铺一带迎敌三十、三十一师，杀了他个回马枪。战斗打响了，那不高的丘陵山岗上杀声震天。经过激烈的战斗，全歼敌人一个多旅，缴获枪械千余支。敌溃退回宋埠、歧亭据点。我们绕过敌人，又返回到麻城，展开了第二次围攻麻城的战斗。
在第一次围攻麻城的战役中，红军就遇上了一只拦路虎。这就是麻城外围的陡拔山。陡拔山是一座平地突兀耸起的山包，既不雄伟，也不巍峨，可四周是阡陌纵横的一片平地，一眼望不到边的水稻田，使得独耸的陡拔山更显气势。山上的敌人守军只不过是一个团，这个团也不是正规军，都是些当地的土匪、地痞、流氓、赌棍，还有一些国民党的兵痞子们，这些渣滓纠合在一起，占山为王，后被蒋介石收编成为国民党第三十二师的一个团。他们凭借山势，据险防守，成为红军攻打麻城的一只拦路虎。
其实，红军部队在第一次打麻城之前，并没有攻打陡拔山的任务。王树声的红十一师路过此地时，只是准备捎带打下它。可没想到敌人的战斗力很强，红十一师伤亡多人，也没有将它打下来，接到命令，主力南下去打黄陂，只得将它放弃。红军打了仓子埠和甘棠铺后回师麻城，此时敌我双方的兵力都集中在麻城的西北方向，陡拔山更成了红军围攻麻城的障碍。
总指挥徐向前下决心要拿下陡拔山。任务就交给了红十一师，还有我们独立一团和少共国际团。战斗从中午开始，红十一师负责攻打北面和西门，我独立一团负责打南面，少共国际团负责打东门。敌人从坚固的工事里拼命向外射击。弹药充足的敌人依仗地势险峻，十几挺机枪就没有歇过气。山下的整个稻田，被敌人的机枪搅翻，被红军冲锋的脚步踏烂。
黄昏时分，曹光南团长接到命令，因少共国际团政委牺牲、团长负伤，该团暂由他统一指挥。徐总指挥命令：在天黑之前，一定要拿下陡拔山。
曹团长让我去少共国际团通知二连长，在我独立一团从南面发起进攻的同时，该团二连一定要夺下东门。我立马去了少共国际团，向二连长秦基伟①传达命令。
秦基伟，这位比我年长三岁的小连长，是我秦氏宗祠的本家血脉。按宗派辈分排行，“基”字辈比我“懋”字辈要低两辈，也就是说我是秦基伟的长辈了。秦基伟比我年长，可他见了我，照规矩还得叫“爷”。我俩虽说不在一个部队，可同一宗祠的本家相见也十分亲热。
接到命令的秦基伟让我回去转告曹团长：二连一定拿下东门！
接着他咧嘴对我笑道：“我要是打下东门，以后在别人的面前就不叫你‘爷’了，中不？”
我说：“中！”
红军的第五次冲锋开始了。在夕阳余晖的照耀下，少共国际团的少年红军们又踏进那被数次冲锋的脚步搅翻了个的稻田，向陡拔山的东门冲去。秦基伟光着膀子，领着一群战士高举大刀呐喊着冲锋。红旗和大刀上的红布穗子，在风中呼呼地响。前几次冲锋，许多战士倒在了稻田里，现在又有人倒下了。鲜血染红了被搅得稀烂的稻田，殷红的泥浆和西方的晚霞浑然一色……
红军从几个方向攻上了陡拔山，全歼了顽敌。几面千疮百孔的红旗插上了陡拔山，伴着硝烟和晚风猎猎飘扬。战斗结束时，我才知道二连长秦基伟胳膊负了伤。
红军打陡拔山伤亡不小，转而又去攻打麻城。
8月初，鄂东地区闷热难当，火辣辣的太阳照着山野，蒸腾起股股热浪，让人透不过气来。我们红军的几个师围攻麻城，可城内敌人凭借工事固守待援，麻城久攻不下。连日征战已打了几个月，部队极度疲劳，面对这根难啃的骨头，人们心里更是焦灼难忍。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我从指挥部领回命令，令我团随大队速返黄安。原来，就在我们围攻麻城之际，蒋介石的八个师的精锐部队从东、西和北几个方向，齐头并进，直指我苏区黄安城和七里坪，乘我兵力空虚，对我鄂豫皖根据地发动了全面的进攻。第四次“围剿”和反“围剿”拉开了战幕。
西线敌情变化使得黄安苏区的形势岌岌可危，此时麻城，同黄安和七里坪相比，似乎不重要了。总部命令：“放弃麻城，回师黄安，保卫根据地！”
独立第一师放弃了围攻麻城的计划，星夜向黄安转移，准备迎击敌主力部队。黄安当地有句俗话：从麻城到黄安，九十里当一百三，会走的走天半，不会走的走两天。曾中生师长心急如火，命令我团强行军，限期赶赴河口，阻止敌人进犯黄安。独立一团刚撤出战斗，疲劳至极，许多人烂脚。“烂脚不是病，行军要老命”，只有历经战争的艰辛，从那个时代滚爬过来的人，才能体会这句顺口溜描绘的情景。行军速度总快不起来，曹团长要我传达他的命令，三个营交替上前，轮换带路前进，不能延误时间。我拖着一双红肿溃烂的脚跑前跑后，到各营传达命令。
送达完命令，我才看到自己的脚血糊糊的一片，与那双烂草鞋粘在了一起。想起背包上还有一双草鞋，于是坐在石头上，咧着嘴，把粘在烂脚上的破草鞋扒下来。草鞋连皮带肉撕下来一块，痛得我哈哧哈哧直抽冷气。部队还在急行军，我不敢耽搁，一瘸一拐地追赶队伍。
仲夏的夜一丝风也没有，燥热难忍。战士们汗水湿透了军装，拖着疲惫的双腿，快步赶路。离开麻城时我获得一支牙膏。那时候我们从不刷牙，我见过别人刷牙是用牙粉，根本不知道牙膏是何物。拧开盖子用鼻子嗅一嗅，有点香味，再用舌头舔一舔，凉凉的，甜甜的，味道还真不错。一路上我把它当解渴之物，一支牙膏在天亮之前就吃完了，那支空牙膏皮我久久也舍不得丢。
部队进入黄安境内，战士们真是又累又饿又渴。到达永河时，一场大雨把大家浇了个透。黑暗中，有人发现一个水坑，战士们不顾一切都围拢来喝水。天蒙蒙亮时，人们才发现那是被雨水浸泡着的茅房，大家把整坑粪水喝了个精光。
部队急行军，一些体弱的同志累得吐血，有的昏倒在地，不少人掉队，队伍越拉越长越稀疏。曹团长命令一刻也不能停，掉队的先不管，由后续部队收容，争取时间就是争取胜利。不到中午，独立一团已抵达黄安县城以西的倒水河边。群众听说我主力红军西去打仗，忙端茶倒水送鸡蛋，慰问红军。可战士们手里拿着杯、碗、鸡蛋，倒头就睡着了。部队太累了！曹团长不得不命令部队休息半个时辰后继续赶路。大家睡得正香，曹团长的那匹白马不知何故受惊，乱蹦乱跳，在睡觉的人群中乱跑乱撞，踩伤了几个战士。刚好我那表弟陈定国就在旁边，这位为二营长喂马的饲养员还真有些办法，拉住缰绳，轻轻吹着口哨，三下两下稳住了那匹白马，摸摸它的脸，拍拍它的脖子，使它安静下来。要不是陈定国，那可要出大乱子了。
独立一师正赶往河口，在高桥河地区遭遇敌汤恩伯八十九师。后来我才知道，我军五个师回撤黄安，陈赓的红十二师为先导首先进入河口以东的冯寿二地区，与敌人接上火，红十一师随后增援。此时，我黄安独立第一师赶到冯寿二的南面，保护我军的左翼，没想到遭遇上敌八十九师。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师奋起迎战，经过激烈的战斗，击退、毙伤敌一部。我独立一师与敌人展开了整整一天的拼杀，虽然兵力和武器处于劣势，但我们死守着阵地，敌人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我们能听见冯寿二方向隆隆的炮声，枪声像连环炸鞭一样响成一片。我知道红十一、十二师正阻击敌先头部队李默庵第十师，两军交战，异常激烈。我军主力陆续赶到那里，冯寿二之战将是一场大血战。
敌八十九师被我黄安独立一师拦在了高桥。疯狂无比的汤恩伯极力想突破我师的防线增援冯寿二战场，于是加大力量开始了新一轮的进攻。
为保证我军冯寿二阵地的安全，我团奉命堵住敌人，死守阵地，整个战场已是一片火海。三营坚守在一个小高地上，临时挖的战壕早已被炮弹掀起的土填平，炮弹仍呼啸着倾泻在小高地上。爆炸声、枪弹声震耳欲聋。敌军发起无数次冲锋都被三营打了下去。炮火中，三营通信班长跌跌撞撞来到团指挥所，他的军装被鲜血染得透红，已身负重伤。他断断续续地向曹团长报告说：“敌人进攻太猛，七连、八连的阵地刚从敌人手里夺回来，九连还在坚守，但伤亡过半。营政委牺牲了，九连连长和指导员都已阵亡，没人指挥，我营……营……”
通信班长话没说完，歪头倒在了曹团长怀里。他闭上了眼睛，可肩上和前胸还汩汩地冒着血。
曹团长眼里冒着火，大声喊道：“秦懋书，传我命令，令九连一排长秦懋保接替指挥，任九连连长兼指导员，指挥全连坚决顶住敌人！”
“是！”我大声回答着冲了出去，直奔九连。
在阵地上，我传达了曹团长的命令。懋保哥哥早已顶替连长和指导员指挥着全连。他浑身湿漉漉的，身上染着血，不知是他的还是敌人的。我着慌了，大叫：“哥，你挂彩了？！”
懋保哥哥打着枪，头也不回地说：“不是。我的命大着哩。你快下去报告团长，说我们一定能顶住。”
我跑下阵地回到团指挥所，向团长报告阵地情况。团长又令我马上去阵地要三营撤出战斗，速向七里坪转移。我迎着战斗间隙的硝烟，冲了出去。
原来国民党陈继承纵队共四个师，从宣化店向七里坪进袭，我军南北受敌，东面与敌相持，后路极有被敌抄袭的危险。总部命我团急赴七里坪迎敌。为了迷惑敌人，在撤离高桥战场前，上级命令我们做出加固阵地准备再战的样子。部队将阵地工事又重修了一遍，当夜悄悄撤出了阵地，沿倒水河急速北进。
撤出高桥，黄安独立一师迅速向七里坪进发。少共国际团也随我师行动。经过麻城、高桥河两次战斗，我团人员伤亡太大，上级决定将黄安独立一师第一团并入少共国际团，曹光南任团长。原一团年龄大些的人员编入其他的主力部队，年龄小的战士全部都留在了少共国际团。
七里坪，是黄麻起义的策源点，是老根据地的中心地带，敌人要侵占我们红色中心，激起了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大家义愤填膺，表示坚决打击进犯之敌，保卫我们的红色根据地。独立第一师到达七里坪以南，我少共国际团控制古风岭，准备迎敌。当地群众见红军主力到来，全力支前。新谷还未熟，粮食极为困难，群众将麦种拿了出来，还从田间挑选早熟的稻谷，边收边打，以作军粮。红军指战员受到极大的鼓舞，大家表示：“吃群众一粒米，就要消灭一个敌人！”“誓死保卫我红色政权！”
8月中旬的一天拂晓，敌陈继承纵队从七里坪向柳林河村以东的红军阵地发起猛攻。黄安独立第一师和我少共国际团奉命据险扼守，配合主力红军向敌反击。敌人飞机飞临我团阵地上空，轮番轰炸、扫射。我们打退敌人的屡次冲锋，冒着炽热的炮火，徒涉柳林河，一举突破敌前沿阵地。一营通信班长江传正、二营通信班长阙子清分别报告：一、二营冲入敌阵地，枪弹已所剩无几。曹团长急红了眼，大声命令：“上刺刀！”
他们两人刚返回，我军运输队将弹药运到。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6 22:11
部队从清晨血战至黄昏，敌我双方又一次混搅在一起，敌人的飞机、大炮都失去了作用。我军与敌军展开了肉搏战，许多战士挥舞着大刀、刺刀，冲进敌群，手刃敌军，鲜血染红了战衣，刺刀为之钝锉。白刃格斗，惊心动魄，人们都明白，这肉搏战就是你死我活。红军战士们甩着大刀砍向敌人，雪亮的刀刃上流淌着鲜血，浑身上下溅满了血污。肉搏战的胜负往往不取决于兵力的对比，而取决于士气的高低。我们的战士在拼命，在声嘶力竭地呐喊，反正是一死，多杀一个赚一个!敌人一堆堆地倒下了。
我和团指挥所的同志们登上了一个小土坡，只见夕阳斜照，一片刀光剑影。零星的枪声，伴着刀刃金属的铿锵碰撞声、变音的喊杀声，响彻整个山谷。战斗场面是如此惨烈！流弹不时飞过我们的头顶，手榴弹爆炸的碎片哗哗地落在我们四周，敌人的冲锋被我们打了下去。曹团长紧锁着眉头，命令我速带领运输队，将弹药送到一、二营阵地。我带着运输队二十多人扛着弹药，冲进阵地。山谷里，到处都是死尸和伤员，遍地是血，没脚背的小溪流淌的全是红水。我见到一个牺牲的红军战士，背上插了把刺刀，死不瞑目，双手还紧紧掐着一个敌兵的咽喉，那壮烈之场面，让人永远不能忘怀。
我们把弹药送上去了，一、二营已伤亡过半，战士们杀红了眼，又开始向敌阵地冲去。敌军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打阵地战的本领不错，凭借工事固守阵地，其顽强程度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我攻敌防，寸土必夺，又一场血战！
太阳西沉在山边，枪声终于停止了。阵地前血流成河，尸体遍地。那昏蒙蒙的夕阳映照着漫山的血影，让人不寒而栗。红军每夺取一道战壕，每占领一座山头，都要前仆后继，反复冲杀，付出很大的代价！这是我所知道的鄂豫皖根据地前所未有的一次大恶战。
残阳坠落下去，混沌灰暗的暮色笼罩着战地，山谷里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
我军在前沿阵地消灭敌人两个团，敌人第二师顶不住了，开始溃退。红军总部下达总攻击令，五个师的红军战士像尖刀一样直刺敌阵。黄安独立一师和红十二师，再加上我们少共国际团，分为两部分，拼命向敌第二师的两翼纵深插去。敌人发现了我军的意图，惟恐全军覆没，整个师万余残兵败将没命地向西逃跑。我军在倒水河西展开了一场气势浩大的追击战。
夜色深重，我军一鼓作气，乘势向前推进了七八里，直插白马嘶河，占领敌第二师指挥部，敌第二师残部败退笔架山据守顽抗。经过一整天拼杀，此时红军的攻击也到了强弩之末，已无纵深突击的力量。如果敌人继续败退，我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打下去，仍可能消灭敌人一路，敌第二纵队必定全军覆没。然而卫立煌救了陈继承一命。蒋介石的嫡系卫立煌率第六纵队火速北进，很快与陈继承第二纵队汇合，并呼叫张钫纵队火速增援七里坪。整个七里坪战役，敌人的兵力由一个纵队增加至三个纵队。卫立煌调第三师和八十师纠合第二师疯狂反扑，我反击的红军又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由于敌人不断增援，五个师的红军多次攻击受挫，虽英勇顽强战斗，但终因敌众我寡，不能彻底消灭敌军。天亮时，我军撤出了战斗，向檀树岗方向转移。
七里坪这一仗，红军共毙伤敌军五千多名，但自己也伤亡惨重，仅黄安独立第一师就伤亡近三百人，我少共国际团伤亡近一百人。江传正告诉我，秦懋保身负重伤。我在担架队的担架上找到了懋保哥哥。只见他浑身是血，头上裹着的绷带早已被血染透，右肩锁骨下被刺刀捅了个窟窿。他双眼紧闭，那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紧闭着的嘴角浸出一条血痕。我扑上去哭着大叫哥哥，旁边的人拉开了我。九连的战士告诉我：在肉搏时，连长与敌人拼刺刀，右肩被敌人捅了一刀，冲锋时又被机枪击中头部才倒下的……
担架抬走了，我哑着嗓子哭喊着、呼叫着……
解放后，我回红安老家省亲，见到哥哥肩窝的刀痕与头部的枪伤，锁骨下大片的肌肉萎缩，被刺刀捅搅后的伤疤历历在目，那枪伤从前额到左眉凹陷进去了一道槽，能活着真是九死一生呀！
七里坪战斗，是红四方面军历史上一场著名的血战。我军主力损失很大，伤亡两千多人。为了补充主力的战斗减员，黄安独立第一师被拆散，第二、三两个团编入补充各个主力师。七里坪之战从战斗本身来讲，红军应该说是取得了胜利，但从战略上看，我军的胜利却很有限。由于敌人过于庞大，红军不可能扭转整个战局，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并没有由此而打破。与此同时，由于敌人的进攻，整个鄂豫皖苏区和红军的危急局势还在加深。敌人虽受重创，企图聚歼我军的部署被打乱，但红军并没有击破敌之一路，故我军仍处于被动地位。敌人又纠集力量重新部署，北面张钫纵队、西面陈继承纵队和南面的卫立煌纵队，三路合围，妄图置我军于死地。我军为了摆脱危险局面，即向北转移进入新集（现河南新县）。北移的目的本想集中兵力打敌张钫纵队，因其为相对较弱之一股。张钫纵队却停止前进，就地固守，等候援兵。敌西线陈继承和南线卫立煌纵队亦加紧北上，妄图将我军围困在新集，一举消灭。红军意外地打了一场同时对付三面敌人的新集保卫战。
9月1日，以胡山寨为中心的战斗打响了。这是七里坪血战的再现。不同的是，敌人此次打得极有耐心，不但加大了兵力，而且不计人员物资的消耗，他们要同红军拼实力。先是飞机大炮的轰炸，然后是步兵成营成团地冲锋。敌人多次突破我军的阵地，两军不时搅在一起进入了肉搏拼杀。敌人一批批拥上来，拼杀一阵又退下去，飞机大炮轰击一阵，再换步兵冲上来。敌人的兵力不断投入，我军不仅没有反击的机会，反而伤亡越来越大，粮食、弹药的补给供应十分困难。我军人数本来就比敌人少，加之武器装备差，再这样拼下去肯定是一场消耗战，我们极可能陷入重围，全军覆没。因敌众我寡，相持不利，我们接到总部的命令，撤出新集，向皖西转移。敌人步步紧逼，新集、商城均被敌人占领。
皖西也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根据地，当年六霍起义建立的部队转战南北，而在苏区每年“扩红”，年年都有新的队伍成立。我们到达皖西，乡亲们奔走相告，都说老部队回来了，但红军此时疲惫而来，又匆匆而去，乡亲们都感到，红军有难处，红军的仗没有打好。
在商城，部队连续征战，疲惫不堪，粮食告罄，战士们早已饥肠辘辘。因战乱，老百姓早已跑光了。我少共国际团接到命令，当夜抢割谷子，以充军粮。
夜色笼罩着山野，没有星光，黑黢黢的，对面几步就看不见人。我们团指战员下了田，用刺刀割谷，只听田里“唰唰唰”一片割谷声，没人说话。割着割着，有人的胳膊碰到了我，我偏头看了一眼，山与天相交处的夜空衬出了一个高大的身影。我发现他戴的帽子比我们的大，深感奇怪，伸手将他的帽子捋了下来，用手一摸，心里“格登”一下，吓了一身冷汗，那是顶国民党军的大沿帽。那大个子操起山东口音骂起了人：“他娘的，吃饱了，干活开什么玩笑。”说着跪在地上胡乱摸，找他的帽子。
我拿着帽子飞快地跑出了田地，找到了曹团长，悄悄报告说：“敌人和我们在一个田里割谷，他们没发现我们。”
曹团长没敢惊动部队，带上团部的一个排，悄悄到了田边。敌人的枪都支架得好好的，被我们全部收缴了。曹团长又悄悄通知自己的部队撤到田边准备行动。只听一声枪响，我们大喊：“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田里的敌人作了慌，跑到田地边去取枪，哪里还有枪呢？几百号敌人乖乖地当了我们的俘虏。
天亮后，这群敌人一看，押解他们的都是一群年少的娃娃兵，嘟囔着不服气。曹团长说：“不服气？再打一仗如何？”我们的战士都笑了。
我少共国际团随红军主力部队西越淠河、独山一线，边打边走，南下英山，尔后转向西，经罗田，入黄冈，攻新洲，进八里湾，占高桥。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沿着鄂豫皖根据地的边边转了整整一个大圈。
倾盆大雨将行进中的部队浇得透湿，我们默默地在雨中行军，所经之处几乎都有敌人的重兵把守。敌人的各路“围剿”部队开进鄂豫皖根据地内，苏区几乎全部陷入敌军的重围之中。我们得不到休息，得不到补充，沿路走沿路打，那仗越打越困难，越打越窝囊。昨天还在一起的战友，今天一仗下来就没了。这打的是什么仗呀，许多人哭了，那哭声被淹没在滂沱大雨之中，热泪和雨水交融变凉了，而更凉的是那一颗颗曾经赤热的心……　　
红军的撤离，并未使敌军放弃“围剿”，近两个月来，敌人围追堵截，在黄安西部附近的河口地区，我红四方面军已被敌三十万大军围困在方圆仅几十里的“弹丸”之地，四面临敌，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从8月上旬开始到10月中旬，红军苦战两个月，历经了冯寿二、七里坪、新集三次大血战及无数次的小战斗，虽歼敌万余人，但终未能扭转战局，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了。
① 秦基伟（1914—1997），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27年参加了黄麻起义。1929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曾任排长、少共国际团连长、警卫团团长。红三十一军二七四团团长、补充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游击纵队司令员、副旅长，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第九纵队司令员、第十五军军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政委和司令员，国防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6 22:12
14（泪别鄂豫皖根据地）


10月的大别山，天气渐渐转凉。阵阵秋风吹黄了半山腰上的树叶，割完稻谷的田野里只剩下孤零零的稻茬，没有一点生机，整个根据地呈现出一派萧瑟景象。
我们少共国际团和主力红军一起被国民党三十万军队围堵在河口、黄柴畈地区。敌陈继承纵队从东面压来，胡宗南的第一师、俞济时的八十八师两支精锐部队从南北上，并与黄杰的第二师合为一股，逼近我军，夏斗寅的十三师位于我东南方，正窥视我军行动。整个根据地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
黑夜来临，夜色深浓。红军的几个主力师和各独立团，还有我们少共国际团都聚集在一起。雨一直下个不停，人们头戴斗笠，身披棕皮蓑衣，焦急地等待着总部的命令。那星星点点的马灯，照着红军战士们的脸庞，人们在低声地议论着，浓重的鄂东口音回响在夜空，这都是鄂豫皖的家乡子弟兵。在这里，我见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我在人群中穿行，寻找我认识的同乡和首长，这时我才知道陈赓师长负了重伤，已送往外地医治；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胸部负重伤；我们原独立一师的曾中生师长脚部也受了伤，不能行走；红十一师的政委甘济时不幸牺牲了……
甘济时①在黄麻起义前就同赵赐吾、吴光浩等人去过我们竹林畈，在那里，我这个放牛娃同他们结下了深深的友谊。甘济时是我们紫云区潭畈河人，担任过我们区的区委书记，后来任红十一师师政委。我听说是河口战斗结束后，他在一个院子里审讯俘虏，有个俘虏乘他和警卫人员不备，抄起墙边刚缴获的枪，开枪打中了他，他因伤势过重还未到医院就牺牲了。
最熟识的几位党和红军的领导人都相继牺牲了，我心中充满悲痛。
我随曹光南团长来到曾中生师长身旁，他的脚和腿负伤不能行走，正坐在担架上，背靠着一棵大树，脸色苍白，喘着粗气。不等曹团长说话，我在曾师长的身边蹲了下来，看着曾师长军裤上已经变黑的斑斑血迹和那染红的绷带，眼泪止不住就出来了：“师长，你这是怎么了，啊？”
曾中生艰难地笑了笑，拍拍我的后颈窝说：“是你呀，小鬼头，红军还兴哭鼻子？我伤得不重，会好的。”
曹团长蹲下去在曾师长身边轻轻说着什么，师长紧紧握着曹团长的手久久不放，曹团长站起来朝师长敬了个礼，带着我们返回了部队。没想到，此次分别后，我再也没有能够见到曾中生师长。
中央分局在黄柴畈开会，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师立即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当天夜里，红军大部队向西踏上了漫漫征程。
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了。当年我作为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只知道服从命令听指挥，对红军内部及上层领导的情况和国民党军队的情况，还有国内的政治、军事战略情况等等，都知之甚少。后来得知，张国焘当晚召集会议，由于鄂豫皖中央分局内部领导们的意见不统一，对红军的前途和苏区的命运作出了并不明确的决定——愿走的走，愿留的留。鄂豫皖根据地留下了一个师和地方游击队，红军主力四个师撤离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而转移的目的地并不清楚。几十年后的今天，用现在的眼光去审视当年的战局，重温那段历史，才感到张国焘当年的许多错误决策，给革命和红军带来的巨大损失。否则，第四次反“围剿”虽会遇到不少的困难，但决不会失败得那么惨烈。
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归结起来有多种原因：
其一，我红军前三次反“围剿”从未遇到像第四次反“围剿”这样强大的敌军兵力。敌人动用“王牌”部队多，蒋介石这些嫡系精锐部队，不仅装备好训练有素，而且实行统一指挥，协调配合，动用陆空力量，从几个方面对我鄂豫皖根据地分割包围。其总兵力二十多个师达三十余万人。敌强我弱之势已定。
其二，敌人改变了战术。过去我们红军以我之长，击敌之短，在根据地跳动作战，主动出击，将敌人分段“进剿”、长驱直入的各部围起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之。而这次，敌人从东西北三个方面发动攻击，边进边剿，步步为营，据地固守，四面堵截，用拼消耗的战法，使我红军无论到何处都疲于应战，敌人的最终目的是将红军逼向长江北岸聚而歼之。同时，鄂豫皖中央分局在战略决策上有错误。特别是张国焘被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敌人已被打败，对第四次反“围剿”的严重形势毫无戒备，麻痹轻敌，直到敌人攻击我根据地中心七里坪时才如梦初醒，慌乱中仓促应战。在战略上既不能认清总的形势，在战术上仍采用原办法，没有采纳徐向前、曾中生、蔡申熙同志的敌变我变的战法，致使红军总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其三，张国焘在根据地实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斥、打击、歧视知识分子，在党内军内搞“肃反”扩大化，扩大打击面，冤死屈死不少的干部和群众，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不相信群众，缴获的许多枪支，带不走的都烧掉了，而没有用它武装群众。
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转移西去，踏上漫漫征途，飘扬过革命红旗的几十座城镇全部陷于敌手。敌人三十万重兵除一部分尾追红四方面军主力外，有十多个师的正规军和保安团，纠合数万地方反动武装、地主民团卷土重来，在根据地进行“清剿”，企图彻底消灭革命力量，摧毁革命根据地，敌人对整个苏区的破坏达到了惨绝人寰的地步。蒋介石下令：“赤区房屋一律烧毁，赤区男丁一律枪决。”敌人实行灭绝人性的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那真是茅草过火，石头过刀，敌人所到之处，尸横遍野，房舍为墟。七里坪成了无人区，紫云区成了死人区。整个黄安血流成河，惨不忍睹，村庄焚毁，到处是瓦砾废墟，田亩荒芜，就连走兽飞鸟都几乎绝迹。
50年代初，我携妻儿回红安老家探望老母，母亲不敢告诉我家中的惨状，悄悄地向初见面的儿媳妇哭诉了这血海深仇。
红军走后，敌人大肆搜寻捕捉红军伤病员和红军家属，我父亲被敌人抓去，打得死去活来。敌人逼他交出两个当红军的儿子，逼他说出谁是红军的伤病员，谁是红军家属。我父亲宁死不屈，最后被敌人投入水牢，不给饭吃，活活折磨致死。
懋保哥哥在七里坪战斗中身负重伤，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时，部队将他和许多伤病员留了下来。国民党反动军队开进苏区后，大肆搜捕红军的伤病员，许多留下来的伤病员惨遭敌人杀害。懋保哥哥为躲避敌人的追捕，不能回家养伤，隐名埋姓一直流落他乡，要饭扛活，直到解放。那枪伤使他落下终身的残疾。
叔叔秦涵亨原是红军部队的营长，上级派他回地方组织游击队，他组成一百多人的游击赤卫军，并担任游击赤卫军的队长，红军主力转移后仍在红安同红二十五军一道坚持武装斗争。在一次战斗中，他不幸负伤被敌人捕获，敌人用铁丝穿着他的锁骨游乡示众，施用种种刑法逼迫他交出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的名单，他拒不回答。敌人恼羞成怒，用锤子砸烂了他的手指，用刀割掉了他的双耳，砍掉了他的手脚，将他拖赴刑场。涵亨叔叔高喊着：“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英勇就义了。最后连尸首也未找到。
残暴的敌人放火烧了村庄，房舍在烈火中化为灰烬。为逼迫乡亲们交出红军伤病员和共产党员，疯狂的敌人将我年幼的弟弟扔进大火里活活烧死了。母亲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带着最小的弟弟逃离虎口，流落他乡讨饭，躲过了那场浩劫，活了下来，多年来一直未能回家。
国民党反动派在苏区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的“三光”政策使红安血流成河，这家破人亡的深仇大恨，我永世难忘。
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多人挥泪告别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我们随着部队踏上漫漫征程，谁也不知道前面的目的地在何方！风雨交加，夜暗如墨。风雨声遮没了零乱的脚步声，夜色隐去了这支哀军的身影，红军远去了……
① 甘济时（1900—1932），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原名绍财。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黄麻起义。历任中共黄安县紫云区委书记、黄安县委书记、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红四军十师政治部主任、红十一师政治委员、红十师政治委员。1932年在河口牺牲。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6 22:12
15（新集、土桥铺之战）


1932年10月11日晚，红四方面军总部留下红七十四、七十五两个师和一些独立团在根据地坚持斗争，即率红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和我们少共国际团跳出根据地，到平汉铁路以西活动，待敌情缓解后再伺机打回路东。部队分左右两路纵队从四姑墩出发，急速向西疾进，经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没有一点喘息的机会，突破了敌人两个师的防线后，在平汉铁路以西的陈家巷一带会合了。
我们昼夜行军，听说准备同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合。大家斗志昂扬，踏上了另一块红色的土地，十分希望见到自己的红军兄弟。可沿途所见，满眼都是残垣断壁，破败的村庄。除了寥寥几个衣衫褴褛的孱弱老幼，蜷缩在倒塌的茅屋瓦砾之中，没有红三军，没有党组织，没有游击队，甚至连老百姓也见不到。国民党白军放火烧剩下的残壁上，仅留下了一些红三军用石灰涂刷的标语，砖石瓦砾间还徐徐冒着余烟。这凄凉的景象，使大家的心都灰了一半。我们接到命令，原地休息，便马上做饭吃。太阳升起来了，饭还没做好，远处就传来枪炮声，尾随的敌人与我军接上火了。
红军离开了根据地，没有地方党组织和政权的配合，没有群众的支援，我们的情报也不灵了。敌情只能靠尖兵和侦察员取得，等到枪声响起，黑压压的大群敌人已冲到跟前。我当时是少共国际团的通信班长，经过一夜的行军，太疲劳，头枕背包倒地就睡着了。枪声把我惊醒，还未睁开迷蒙的眼睛，就被人踢痛了。有人在喊：“敌人来了，敌人来了。”我一骨碌爬起来，抓起身边的枪，跟着大家上前去迎击敌人。顿时枪声大作，手榴弹和炮弹爆炸的硝烟四起。
这就是枣阳新集之战。
蒋介石发现我红四方面军主力跳出他的包围圈后，马上实施三路大军的“追剿”部署：以卫立煌率李默庵的第十师、蒋伏生的第八十三师和罗启疆的独立三十四旅，尾随红军跟踪追击；以胡宗南第一师为北路，沿花园至襄阳公路向西追剿；以萧之楚第四十四师在南面，顺京山至宜城的公路平行追击。敌三路大军把我军夹在了中间。而原来在襄阳、枣阳一带的刘茂恩第六十五师和冯鹏翥的第六十七师，则在沙河一带实行堵截。蒋介石的用心十分险恶，企图将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围歼”在襄阳、枣阳、宜城地区。
到达枣阳新集，我们部队原本准备生火做饭，米刚下锅，枪声就响了。许多人迷迷糊糊睁开眼睛就去抓枪。我们少共国际团立刻投入战斗，迅速占领了吴集的一座山头作为防御阵地，在侧翼阻击敌人，以保卫主阵地和总部的安全。
追上我们的敌人是蒋介石嫡系蒋伏生的第八十三师。这个师在第四次“围剿”鄂豫皖苏区时没有受到重创，这会儿以为他们已将红军抓到了手里，亟待消灭，准备邀功请赏，便首先向我军发起了攻击。
红十一师在东线与敌接触，将敌人堵在了山梁下面。红十师急赴南面的樊家集一线，占领阵地，以防敌人威胁。如果我军能集中力量将三路敌人中一路消灭，那将对全线敌军产生极大的心理震撼，同时也可以解红军之危急。
两军交战往往谁先抢占和控制了有利地形，谁就赢得主动权。新集西南方向十来里的乌头观，此时显示出它独特的重要性。这座用石头垒砌成的堡寨十分坚固，反动地主民团武装在堡寨里架起了机枪，据险而守。我军不知是哪一支部队行动迟了一步，这个制高点没有拿下来。而此时敌独立第三十四旅赶到乌头观，同堡寨里的反动民团武装纠合在一起，里应外合向我军发起反攻。敌人居高临下，猛烈的火力打得我军抬不起头来。敌人又以迅速的动作扑向大坡岭，相继攻占了我军大坡岭一带的阵地。
失去乌头观这个制高点，又丢了大坡岭阵地，我军的右翼完全暴露在敌人的威胁之下，敌人的猖狂进攻弄得我少共国际团守难固、攻难克。总部命令我团，再艰难也要打，在被动中求主动，以实现破敌一部，冲出险境。
枣阳新集战斗越来越激烈，敌人后续部队源源赶到，蜂拥而至，战局进一步恶化。我少共国际团随方面军总部被迫撤至北面的宋家集、沙堰湾一带。一股敌人趁我军正面激战正酣，突然向我两个师的结合部发起猛攻，突破了我们的防线，直逼方面军总部所在地宋家集。我少共国际团挖筑了简易工事，死命堵住敌人。枪炮声越来越激烈，曹光南团长沉着指挥着少共国际团抗击敌人。敌人的冲锋又突破了我团的阵地，枪炮声震耳欲聋，军情十万火急。曹团长扯大嗓子喊道：“秦懋书！”
“有！”我跳过被炮弹炸开的山石，站到团长身边。
“传我命令，要秦基伟连长不惜代价夺回阵地，把敌人赶下去！”
“是！”我边回答边从驳壳枪里抽出空弹匣，又换了一梭子子弹。我班战士梁成玉拉住我，说了声：“班长，我去！”就冲了出去。
我看着梁成玉弓着腰在凹凸不平的山坡上跳跃翻滚，在炮火硝烟中穿行。他躲过了几发炮弹，但在一片密集的机枪声响中一头栽倒在地，动也不动。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知道梁成玉牺牲了。那年他才十六岁，年轻的身躯仆伏在山岗上，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眼里冒着火，冲出阵地，掰过梁成玉的躯体，我紧紧搂着他的肩膀，梁成玉浑身上下都是血，软塌塌地躺在我怀里，双眼半睁着，他死不瞑目呀！我心里不知是悲痛还是愤怒，大声喊道：“我要替你报仇！”
耳边“嗖嗖”响着枪弹的呼啸声，身边不时飞起被枪弹击碎崩溅起来的石渣和土块。我放下梁成玉，不顾一切地奔跑。一口气冲进二连阵地，跑到秦基伟连长跟前，喘着粗气传达曹团长的命令。一直拖着负伤胳膊的秦基伟正在组织力量与敌人争夺阵地，战士们像发怒的雄狮，怒吼着扑向敌人。经过反复争夺，二连终于把穷凶极恶的敌人赶了下去，重新夺回了阵地。
秦基伟自攻打麻城陡拔山负伤后，一直吊着胳膊跟随部队。部队撤离鄂豫皖根据地时，将许多伤病员留在了苏区，秦基伟原本也在留守名单之中，可他死吵活嚷着不愿留下，说是胳膊打坏了腿是好的，跟着部队走不会给别人添麻烦，就这样，他一路跟到了新集。宋家集这一仗我们团拼了命地堵截敌人，要不是秦基伟指挥全连从敌人手中夺回阵地，那少共国际团的境遇就不堪设想了。
敌人也许察觉到我军的总部就在宋家集，于是又抽调一个团的兵力与我少共国际团争夺阵地，同时封锁了宋家集的所有路口。总部被围，事态严重，红十一师的一个营紧急增援，兜着敌人的背后一通狠揍。我们少共国际团加强力量堵击，敌人遭我军前后夹击，军心动摇。
徐向前总指挥命令我团和总部警卫团发起反击，一鼓作气冲下坡去，敌人垮了，顺原路纷纷后逃。我们重新打开了被敌人围住的口子，总部再度转移。
新集之战一打就是三天，红军四个主力师全部投入了防御。敌人的南北两路大军迂回逼近，形势越来越险恶。如果不及时拿下乌头观，红军就无法反击；没有反击，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红军若陷入新集将面临四面受敌，危在旦夕，夺取乌头观堡寨已成为关键。
王树声①的红七十三师从我少共国际团控制下的山谷穿插了过去，迂回到敌三十四旅侧后发起了进攻。敌三十四旅原以为有乌头观做屏障，十分安全，就将全部的注意力放在了正前方，侧后警戒十分松懈，没想到红军会在侧后猝然攻击。红七十三师突然袭击，敌三十四旅指挥所被打掉，阵势被打散，满山遍野都是散兵在奔逃。红七十三师收拢部队，转而攻击乌头观。由于敌人加强了防守和火力，数次冲锋都未能奏效，敌我双方再次陷入对峙状态。
从整个战局看，我军原计划堵住敌中路，拿下乌头观，控制南翼，当晚迂回反攻，全歼敌八十三师是极有可能的。由于夺取乌头观失利，我军失去了这一良机。随着东线敌军不断增援，我军在枣阳新集地区的处境不断恶化。
敌萧之楚第四十四师、胡宗南的精锐第一师和第五十一师南北两路大军相继压来，再次形成对我红军合围之势。敌众我寡，再战下去于我十分不利。总部命令，各部队交替掩护撤出新集战场，从敌稍微薄弱的西北面突围转移。
部队要突围，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新集战斗中负伤的一千多名伤员。过去在鄂豫皖苏区，战斗打响后伤员都由当地苏维埃政府接收安置，现在没有根据地，军情紧急，带上伤员突围是不可能的。上级决定营级以下的重伤员全部就地留下，自找归宿，这是惟一的办法。留下伤员，那就意味着牺牲，战争就是这样残酷！红四方面军都是鄂豫皖的子弟兵，战友离别，人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全军上下一片呜咽哀鸣。一千多人呀，都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兄弟！留下的人将自己的干粮和枪弹，交给了要走的人，而要走的人又将手榴弹交给了留下的。我记得秦基伟就是这时被留下来的。至今那悲壮的一幕，仍然难以从我的记忆中抹去！
原来听上级说，过平汉线后在外面打一阵子再回鄂豫皖根据地，可这下子越打越难，越走越远了。我朝东眺望着那沉沉的夜幕，心情十分沉重。
新集之仗，是我军西出根据地以来打得最险恶的一场战斗，虽然歼敌三千余人，打击了敌人疯狂的围追堵截，杀了杀敌人的威风，可我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伤亡人员不在少数！战后听说，我红三十三团、三十一团的吴云山和林维全团长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另外，还听说三十四团团长许世友②指挥部队以血的代价重新夺回了大坡岭阵地，并站稳了脚跟，保证了我军主力的安全，为扭转整个方面军的安危立下了战功。在这次战斗中，我少共国际团伤亡惨重，许多好战友和熟悉的面孔再也见不着了。整团人员建制不足，上级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撤消了少共国际团的建制和番号，人员分别补充到各个师。曹光南任红十师代师长。我被编到红十师二十九团一营一连当战士。
红四方面军四个师交替掩护撤离了新集，强行军走了整整一夜，早晨到达枣阳附近的土桥铺。
红十师此时是全军的先头部队，连日征战，人困马乏，疲于奔命的部队接到命令，原地休息待命。人们绷得太紧的神经陡然松了下来，歪歪斜斜瘫软在地，只把沉沉的眼皮一合就睡着了。我迷迷糊糊的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双脚迈不动，眼皮睁不开，话都不想讲。刚刚停下来稍作歇息，不知从哪里又冒出来的敌人堵击我们，与我军接上了火。枪声就是命令，红军仓促迎战，我们很快就占领了土桥铺东南的一座高地。敌人向我军冲锋，炮火打得非常凶。原来是敌刘茂恩的第六十五师在土桥铺构筑了阻击阵地。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拨得挺响，北、东、南三路大军“围剿”，西面设堵，妄想在枣阳一线全歼我红军。
敌人黑压压地一大片向我红二十九团冲来，人数虽多，但其战斗队形散乱；枪声密集，可准头不怎么样。原来这敌六十五师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战斗力不强，他们也不愿在战斗中赔掉老本。
这时，我看见徐向前总指挥和曹光南师长正在红二十九团指挥战斗。徐总指挥命令曾传六③政委和陈友寿④团长：节省子弹，不要放枪，上好刺刀埋伏好，听令，打敌个措手不及。
红二十九团屏住气，等待着出击。敌人逼近了，一百米，八十米，五十米……我们的军号吹响了，一千多战士们怒吼着像旋风般冲出了阵地，枪声、刺刀碰击铿锵声、喊杀声，响成一片。这个突击，如汹涌的浪潮，把敌人冲了个屁滚尿流。敌人溃不成军，一下子垮了下去。曾传六政委挥枪高喊：“同志们冲啊！冲过土桥铺！”
曹师长率二十八团、三十团紧跟我团，也杀了过去，全军四个师随后向潮水般冲垮了刘茂恩构筑的阻击防线，突破了敌人在新集地区对红军的四面合围。
这一仗，我们缴获了不少的武器弹药，蒋介石欲在新集地区歼灭红军的阴谋破产了。
新集、土桥铺两仗都是在张国焘造成的十分被动局面下的仓促应战，红军战士虽英勇无比，但面对数倍于我的强大敌人，未能予以歼灭性地打击，所以还是没有扭转对我军极其不利的局面。
红军是一支勇往直前、视死如归的军队，在新集反击战和土桥铺突围战中，浴血奋战，两次冲出敌人的合围，胜利地渡过沙河，粉碎了蒋介石围歼我军于襄阳、枣阳、宜城地区的计划，继续向西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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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树声（1905—1974），原名王宏信。湖北麻城县（今麻城市）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分队长，红一军第一师支队长、团长，红四军第十一师副师长兼三十三团团长，红十一师师长，红七十三师师长，红三十一军军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西路军副总指挥，红九军军长，参加了长征及渡黄河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太行军区副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鄂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鄂豫军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等。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②  许世友（1905—1985），河南新县人。1926年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任连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排长、营长、团长，红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红四军军长，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副部长，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山东纵队参谋长，胶东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野第九纵队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广州军区司令员等。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③  曾传六（1904—1983），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25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黄安七里坪区农会主席，红十师二十九团政委，红十师政委，红三十一军政委，红九军政委，红四方面军保卫局局长，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八路军总部军法处处长，豫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等。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政治部副主任，河南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工商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贸易部部长，中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商业部副部长等。
④  陈友寿（1904—1936），湖北麻城县（今麻城市）人。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中国共产党。历任排、连、营长，红十师二十九团团长，红七十三师二一九团团长，红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师长，红九十三师师长。参加了长征。1936年1月在名山病逝。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6 22:13
16（漫川关突围）


新集、土桥铺之战后，红四方面军突出重围，朝西北方向且战且走。蒋介石严令刘茂恩第六十五师继续在河南内乡、镇平、南阳等地布防，令胡宗南第一师、范石生第五十一师从枣阳新集直逼老河口地区，令其他部队尾随我军不断追击。
1932年10月下旬，天气渐凉，我们在河南省境内，入新野，过邓县，避开敌人，向淅川前进。一路上，我们所到之处人烟稀少，田地荒芜，荆棘丛生。原来这些年蒋、冯、阎军阀混战，老百姓为躲避灾祸，离乡背井，人走田荒。战乱使得富庶的中原大地民不聊生，呈现一派凄楚荒凉景象。
我们走了几十里地，见不到一户人家，找不到吃的东西，只有忍饥挨饿。为避开敌人的锋芒，红军日夜兼程，一路渡过唐河、白河、湍河、刁河，在淅川西南地区徒涉丹江。
11月初，豫西南的天气说冷就冷。过丹江时，正值枯水季节，但几百米的江面仍然白浪滚滚。天空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江面腾起阵阵白雾。冰冷的江水刚齐人的胸脯，可我人小个不高，水漫过了我的脖子。我踮着脚在水中一步一步地探路，如不小心，一个闪失就会跌进水中。江水哗哗地流淌，一个大个子战友扶住我，接过我的枪，扛在了他的肩上。我们在水中慢慢地朝对岸挪动。这时有人牵着马从我身边蹚来。我偏头一看是曾传六政委。他的警卫员在前面牵着马，曾政委在马的旁边扶着马上的人慢慢走着，马驮着的是个伤员。曾政委扶住我的肩膀说：“你个子太小了，当心江水把你冲走，来，抓住马尾巴，走稳了！”
我抓住马尾巴，被马拖着蹚水，脚步稳多了。
红军队伍里官兵平等，大家亲如兄弟。望着曾政委的背影，看着身旁替我扛枪的大个子战友，我心里热呼呼，嗓子眼里像堵着一团棉花，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雨还在不停地下，我用手抹了抹脸，不知那是雨还是泪。我挪动着冻僵的双腿，坚定地朝河对岸蹚去。
多少年过去了，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已记不清大个子战友的姓名，几十年枪林弹雨南征北战，也不知他是否能活到今天，但当年那替我扛枪，牵我过河的高大身影，我总也忘不了。还有曾政委和那匹拖我过河的马，在浩浩冰冷的江水中，组成了一幅红军官兵团结一致同甘共苦的画卷。这就是红军!这就是国民党白军要斩尽杀绝的红军。这样一支坚韧不拔、团结一心的军队怎能不胜利！多少年来，每当我想起这一幕，一股暖流总会在心中涌动。
涉过丹江，我军行进到鄂豫交界的南化塘地区。这里南依鲍鱼岭，北靠伏牛山，真没想到在介于汉水和丹江之间竟有这么一块好地方，山势不大，米粮丰沛。吃了两顿饱饭，大家很高兴，刚刚想松弛一下激战后的紧张心情，总部就决定在这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红军西出鄂豫皖根据地以来，一路苦战，得不到补充，也得不到休整。沿途冲破敌人道道必死之阵，能支撑到南化塘，全靠广大官兵对革命忠诚，舍身忘死，浴血奋战。但继续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无论多么强大的军队，如若没有根据地，没有补充，无休止地转战下去，都是不可能的。是啊，有根据地时感觉不到根据地的重要，没了根据地才知道有这么多的困难。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时，有党和地方组织，有我们的政权，有游击队，有人民群众。敌人来了，群众给我们送情报，敌人还没摸清情况，就被红军狠狠揍了。有了群众，吃饭穿衣都不愁，人民群众节衣缩食支援红军，那就像一家人，鱼水难分，情深似海呀!离开根据地后，天天行军打仗，原来在根据地的便利条件都没有了，成天被敌人追打得没着没落的，心里真感到窝囊、憋气。听说要建立根据地，同志们举双手赞成。然而，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部队在南化塘刚停下来三天，敌人追兵又到，枪炮声接踵而来，真是不得安宁。红十二师与敌萧之楚第四十四师在南化塘以北交火，红十一师和我所在的红十师在南化塘以东再次与敌刘茂恩第六十五师激战。胡宗南第一师到达南化塘东南，范石生第五十一师也紧随胡宗南之后抵达白桑关、黄石坪一带。敌人再次从东、南、北三面形成了对红军的合围之势。看来南化塘地区是呆不住了，我军在此，战不能胜，守不能固，不得不放弃建立根据地的设想，被逼得继续向西转移。总部命令不与敌纠缠，火速前进，通过漫川关入汉中。
漫川关是陕南崇山峻岭中的一个小镇，这里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悬崖峭壁，雄关虎踞，交通十分闭塞，仅有几条羊肠小道通向外面。这一带还有奔腾湍急的溪流和突兀的巨石挡道，我们行军十分困难。就在我军抵达漫川关的同时，敌人三路大军也陆续赶到，对我军再次形成包围之势。徐向前总指挥命令红十二师，趁敌不备避开漫川关，杀开一条血路，为全军突出去打先锋。东南面峡谷两侧陡峭绝壁，阻碍了红十二师的行动，师长邝继勋带领先头部队攀上山崖。敌人发现我军的意图，就地架起机枪疯狂扫射。红十二师奇袭失败，全军失去了避开漫川关的最后机会，被敌人逼进了长达近十里的狭窄的漫川关峡谷。
部队渐渐下到谷底，仰头只能望见不大的天空。太阳掠过山顶后，谷底光线就更加阴暗。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峡谷底探道疾进。前方不断传来消息：漫川关已被陕军杨虎城的三个团卡住了关口。敌人三个团的兵力与我红军数量相比并不占优势，可漫川关的隘口是被称之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隘。敌人从各方围来，把我军困在谷底，若真打起来，我军岂不成了釜底游鱼任人宰烹了？打了几年的仗，大家都知道这样下去将会全军覆没。那真是千钧一发，红军头上悬着的是一把达摩克利斯剑。
天色越来越暗，情况十分危急。总部命令各师停止前进，就地占据有利地形阻击敌人。消息不断传来，西面堵截之敌防线坚固；尾追之敌从漫川关的东北、东南几个方向压来，已基本完成了对我军的包围，企图将我军围歼于康家坪至任岭的十余里山谷之中。我们被敌人逼进谷底，已没有什么有利地形可占据。部队挤在一起，调动纷繁，各种消息流传，我们战士都能听到：上级领导正在商讨我军突围的部署，张国焘惊慌失措，主张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各自突围后在指定地点集合，再归建制。总政委陈昌浩①和总指挥徐向前不同意，认为部队不能分散，否则将会在占优势的敌人面前被各个击破，不能形成力量，于军事行动不利，应全军集中突围。
部队拥挤不堪，红二十九团的战士们议论纷纷，焦急惶恐的情绪传染了许多人。曾传六政委手叉着腰，急得来回走动，尔后又停下来训斥几个连排干部：“不许胡说八道！一切行动听从总部的命令，谁再敢胡说，动摇军心，就军法从事！”人们在焦急恐慌中等候进一步的命令。
漫川关是天下险关，红军近两万人马挤在峡谷里，即便能战，也无法施展，红军的命运危在旦夕。红军要冲出去只有惟一的一条路，那就是打掉西北方向垭口上杨虎城的守关部队，可这谈何容易？！敌人在垭口处架上几挺机枪就可以堵住全军。
通往垭口仅有一条盈尺宽的羊肠小道，这条小道从谷底沿着崖边蜿蜒向上，然后伏在一条狭窄的山脊上，最后通往垭口。刀削似的山脊两侧都是望不到底的幽谷，跌落下去定会摔个粉身碎骨。全军危在旦夕，方面军决定拿出最过硬的部队决死一拼。红十二师许世友的三十四团和红七十三师韩亮臣的二一九团上来了，这是方面军中最能攻坚的两个团，所有的部队为他们让道。两个团沿着小道冲上了山脊，人们都知道这是一场血战。敌人的机枪响了起来，红军突击部队的冲锋遭到敌人的疯狂扫射。我军的十几挺机枪压制敌人的火力，掩护突击队冲锋。
在混沌的晨曦中，十余骑人马从我们身边掠过，那是陈昌浩总政委一行，他们急向北山垭口奔去。北面打响了，昏暗中，我们在谷底的部队看不见前面的情况，只有山崖上双方机枪喷射着闪闪烁烁的火光和手榴弹爆炸时的团团火球清晰可见。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一阵紧似一阵。红二十九团接到命令：轻装，火速向北山垭口前进，突出漫川关！
时间就是生命，速度就是胜利。部队能精减的东西都扔光了，缴获敌人的枪支扔了，山炮和迫击炮被炸成了废铁，那些瘦弱的牲口被抛下山涧，连行军锅也给砸了。前方的战斗在激烈地进行，曾传六政委和陈友寿团长挥着手指挥部队，部队成单行跑步前进。总部抽调了我红十师、红十一师各一部顽强阻击南面和西面的敌军，大队红军将士有条不紊地飞速前进。我们奔上山脊上的小道，所见之处，红军战士的尸体交相枕藉，整个山道被鲜血染红！我们踏着烈士的身躯冲上了垭口。在北山垭口，我看见陈昌浩总政委和徐向前总指挥站在最危险的山垭道口指挥部队，他俩睁着熬红的眼睛，穿着单薄破旧的军装，满面尘土，裹着泥、汗、血污挺立在刺骨的寒风中。在呼啸的枪弹声中，不时传来他们坚定的声音：“快，快！再快一点！冲过垭口就是胜利……”
红三十四团和红二一九团与敌拼杀的战场就在眼前，他们硬从敌人的包围圈上撕开了一个血淋淋的口子，这就是红军生存的通道。此时我已顾不得细看，拼命随部队奔跑。敌人也深知丢失垭口意味着什么，凭借他们的优势兵力和险要地形，发疯般向我们冲来，想把这被撕开的口子重新堵上，想把我红四方面军的全体将士重新堵回峡谷沟壑里去。战斗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敌我双方都在竭尽全力地拼杀，枪声已分不出节奏，炮弹也听不清啸声。一时枪声停止，那是双方在进行肉搏。血与火的战斗，大地都仿佛在颤抖。红三十四团和红二一九团拼死堵住敌人，全军将士火速前进，穿越了北山垭口，冲出了漫川关！
敌人发狂了，增补了兵力，拼命争夺垭口。当敌人的两个旅重新合拢时，已是第二天的黄昏。我军主力早已突围闯出了漫川关，翻越野狐岭，攻占了竹林关。
后来我们得知，红四方面军冲破北山垭口的消息使敌人惊慌不已。敌萧之楚部的一个旅急赴漫川关以北十余里的柳林河，在那里构筑阻击阵地进行再次拦截。韩亮臣的红二一九团几乎同时和这帮敌人赶到柳林河，在那里又进行了一场血战。红军一个团，抵御敌人一个旅，勇猛顽强的红二一九团多次发起冲锋，硬是将阻击线向前推进了两华里，为全军北上让出了道路。这是一条血染的路！红二一九团和相继赶到的红三十四团死死堵住敌人，弹药打光了，就拼刺刀，甩大刀，敌人始终没能突破他们的阵地，眼睁睁看着红军大队人马冲出了柳林河，再次摆脱了险境。
山河呜咽，血染战旗，全军通过柳林河后，红三十四团和红二一九团汇合。两个团两千多人，最后仅剩下一百二十多人！红二一九团团长韩亮臣和最后掩护部队撤退的一些战士，壮烈牺牲了。这些红军勇士们用自己的身躯和热血，为全军铺垫了一条通往胜利和希望的道路。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他们悲壮光辉的一页，他们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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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昌浩（1906—1967），曾用名苍木。湖北汉阳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投身于进步学生运动，赴苏联学习。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政治委员。曾任共青团特委书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政委，参与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34年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任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1936年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1937年回到延安，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39年赴苏联治病。1952年回国，曾任马列学院副教育长，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文革”开始后，遭受迫害，于1967年7月去世。中共中央于1980年为其平反。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6 22:13
17（北越秦岭 进逼长安）


红四方面军自漫川关北山垭口突围以后，向北急行，翻越野狐岭，攻占竹林关，以两昼夜急行军二百多里的速度，进抵商县西南的杨家斜。敌三十五师从雒南逼近杨家斜。我军先锋部队头一摆，南下牛王寨，打算南出镇安、柞水地区，向汉中挺进。但途中又遭敌第一师的堵击，我军即转向北抵丰家河，尔后兵分两路，红十一、十二师为左纵队，我们红十师和七十三师为右纵队，分别经库峪、汤峪踏上莽莽秦岭。
雄奇巍峨的秦岭山脉，峰峦叠嶂，古木参天，云遮雾盖，峡谷沟壑错列，它把八百里秦川的渭河平原和汉中盆地隔开，横跨了陕甘两省。部队为甩开敌人，攀岩涉水，在山中蜿蜒行进。11月中旬，秦岭山风呼啸，寒气逼人。部队自出鄂豫皖根据地后一路激战，根本无暇更制冬装，指战员都穿着单衣，在瑟瑟寒风中前进。这里山连山，水连水，翻不完的山头，越不尽的激流。我们这支衣衫褴褛、食不果腹、伤病号又多的队伍，连续行军，受尽艰辛。
部队在山中羊肠小道上行进，有时连路也没有。先头部队用刺刀开路，众人跟随踏出了小路。我扶膝迈步，气喘吁吁地跟在班长后面。班长姓张，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晓得他是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突围出来时，在一次战斗中俘虏过来的，也是穷苦人出生，无家可归就跟了红军。班长在国民党军中受过训练，许多武器都会使，打仗有一套，战术动作漂亮，我从他那里学了不少东西。他为人憨厚老实，言语不多，由于是俘虏兵，很敬重我们这些“老”红军战士。
部队行军打仗虽然艰难困苦，可在行军途中宣传鼓动工作很活跃。总部和各部队的宣传人员站在山坡、隘口、沟边，不断用快板、顺口溜、歌声、口号激励指战员们爬山涉水，战胜疲劳和饥寒。那时部队战士都很年轻，尤其像我这样十五六岁人很多。大家爱热闹，前面的歌声、竹板一响，就一个劲儿往前赶，什么都忘了。听到前面山崖上传来阵阵竹板声和歌声，唱歌的是一个嗓音嘹亮清脆的女声，班长便一路拉我攀岩上去，在那崖头的拐角处，我看见几个女兵打着快板，唱着大家熟悉的快板书。还有一个女兵，不，她不是兵，是红七十三师的政治部主任张琴秋①她那时二十六七岁，齐耳短发，洗得发白的军帽下是张绽开笑容的脸。她容貌娇好，身段矫健，热情活跃，说一口好听的官话，好像永远有使不完的劲头，焕发不尽的热量，是一位全军指战员都熟悉和尊敬的女领导。听说她留过洋(苏俄)，会唱歌，会跳舞，会讲外国话。这会儿，她打着绑腿，腰间的宽牛皮带上别着小手枪，英姿飒爽，正站在路边的石头上，不时伸手将攀岩上来的红军战士拉一把，还亮开喉咙唱着鄂豫皖苏区欢快的民歌：
红军哥哥上前线，
革命意志坚。
英勇战斗打敌人，
保卫我鄂豫边……
我背着步枪，跟在张班长的身后向山上攀登着。张琴秋伸出手一把将我拽上那块大石头。我一个趔趄摔倒了，低头一看，是松垮的绑腿绊了我一跤。我不得不坐下来重打绑腿。张琴秋见了，蹲下来说：“我来跟你打吧。”说着就动手解我那松散的绑腿。
当兵三年了，在部队就没接触过女人，这会儿挨这么近，她说话的气息都喷到了我的脸上，还要帮我打绑腿。她不光是个女人，还是个大官哩！我慌了神，一下子羞红了脸，急忙扭着身子避开她说：“不，不，我自己来。”
张琴秋掰正我说：“坐好，我给你打，不行？”她拍了一下我用力捂着膝盖的手：“松手！叫什么名字？”
“秦懋书”。我老实坐着，浑身在抖。是冷还是害怕，只有我自己才知道。
“多大了？”
“十、十五岁。”
“嗨，抖么事呀？怕女人？！屁大的伢，人小鬼大的。”张琴秋学着我的鄂东口音说道。
张琴秋低头替我松开绑腿，又一圈一圈地缠紧。她那被汗水浸湿的头发紧贴耳边，军装后背汗渍斑斑，周身散发出女人特有的气息，这气息直往我鼻孔里钻。我哪受过这个阵势，吓得我心慌意乱，不知如何是好，双手绞着衣襟，浑身不自在。
“坐好了，别动。”她抬头盯着我。那双水灵灵的眼睛真好看。我的心怦怦乱跳，慌忙躲开她的目光。
“张主任，还是我自己来吧。”我窘迫嗫嚅地说。
“叫大姐，莫叫主任。”她虎着脸说。
“是！大……大姐！”
我刚说完，她格格地笑了起来。旁边的女兵们也哈哈大笑，她们笑着闹着搅成一团。我憋红了脸，浑身是汗，一句也没听清她们说些什么，只知道她们在逗我，拿我开心。
“行了，站起来试试。”张琴秋先站起来，说道。
我站起来，跺跺脚，绑腿打得不松不紧，真好。我背上枪，朝张琴秋敬了个军礼，正要转身离开，她说了：“就这样走？不叫我了？”
“张、张大姐，我走了。”我结结巴巴地说着就想溜。
“回来！”她扶着我的肩，帮我紧了紧枪带，说：“小家伙，还是个双眼皮哩，挺好看的。别糊得像个猴。记住，到了宿营地，把脸洗干净。”
“是！”我走了，头也不敢回，追赶队伍去了。
行军路上的这一幕，多少年来一直温暖着我的心。
我军刚刚进入秦岭山区时，敌人就狂妄叫嚣：“自古秦岭‘七十二岫护潼关，七十二峪保长安’，红军不死于炮火，即死于冻馁。”
敌人完全想错了，他们以为红军同国民党的军队一样，他们完全不相信也不理解红军那种战胜任何艰难险阻和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
红军北越秦岭，进逼关中，着实让陕军慌了神。我军抵达王曲一带，这里离长安只有五十多华里。杨虎城根本没想到，红军会这么快飘忽而至，逼近长安。他慌忙调孙蔚如十七师在王曲、子午镇一带阻截我军。尾追我们的国民党第一师、六十五师、四十四师、五十一师、三十五师等也北绕秦岭，扑向关中；而敌第二师、第四十二师正沿陇海线西进，企图再次合围我军。
当年我们作为普通的红军战士，根本不了解红军以外其他军队的情况，不了解国民党蒋介石嫡系部队和其他各省军阀之间的微妙关系，只知道除了红军以外的部队都是白军，管它是什么系的，都当敌人来打。只到十年后，我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才了解到国民党军队中的复杂情况。
蒋介石一心要消灭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蒋介石本人虽能通过所谓的政府政令，同时也加以利诱，用给钱给军备等手段，劝说其他派系的军阀协同他的嫡系部队，与红军作战。这些军阀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不愿得罪老蒋，又想从老蒋那里得到军费和装备，只要不危害他们的利益就行，但是他们既不愿与红军真打，消耗自己的实力，更不愿意让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进入他们各省自己的势力范围。
当年的陕西省政府主席兼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就是如此。他不愿拒绝命令而得罪蒋介石，更不希望蒋介石的中央军借口追剿红军而入陕。他不愿意红军在他的陕西地盘安营扎寨，他也不愿意同红军真的兵戎相见。所以红军进入陕西，他只派了四个营在我军北面平行跟进，希望红军向东、西、南三个方向走，早日离开陕西。这支部队并不主动攻击红军，只是在王曲、子午镇以南设防，摆出一副阻拦红军的架势。然而，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仓促，在战略目标问题上无法与临时中央联系，入陕后也不能同中共陕西省委发生横向联系，根本无法了解到陕军的内情。陕军的这四个营与我军保持距离，平行跟进的态势，使我军产生了误会。
面对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我红四方面军先拿北面的陕军开刀。红七十三师在王曲镇打了一仗，歼敌四个营。接着在王曲西面的子午镇，红十师、十一师又同陕军干上了，歼敌两个营。陕军不经打，一挨打就溃散了。这里距西安也不过五十多华里，我们一路猛追，漫天大雪迷住了我们的眼睛。上级命令说：前面就是西安，敌人已有戒备，马上撤出战斗向西转移！
本不想同红军真打的陕军被红军打毛了，派出一个旅尾随我们撤离的部队，跟了上来。本不是“敌人”的陕军，被我们打成了敌人，这真是一种遗憾。陕军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一道向红军发起了进攻。直到这种态势形成，红四方面军才意识到，在关中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愿望已无法实现。于是，只得决定：南越秦岭，另谋他法。
部队分两个梯队前进，红十一师、红七十三师先行；我红十师、红十二师由陈昌浩总政委和徐向前总指挥带领殿后。行至户县以南的傍徨镇时，敌人又来了。北面敌四十二师、十七师、陕军警备旅堵住我们北出之路；南面胡宗南第一师已摆开散兵阵式向我们扑来，东面也有敌军逼近。敌人将我红十师、十二师堵在了镇子里，情况相当危急。
打！狠狠地打！徐总指挥临危不惧，带领红十师组织反击。红十师师长曹光南指挥部队英勇抗击敌人，红二十九团陈友寿团长带领全团冲锋陷阵。红十师与敌激战数小时，歼灭胡宗南一部及陕军警备旅数百人，后与敌对峙，直至黄昏。第一梯队红十一师惊闻我们被围，迅速返回接应；陈再道团长率红三十二团从后面扑向敌人，敌军腹背被攻击，顿时防线大乱。红三十二团将胡宗南的攻击阵线冲开了一个大“口子”，徐向前总指挥命令我军向西南方向突围。
我红十师在曹光南师长率领下冲出镇子，没想到突然遭到敌十多挺机枪的疯狂扫射，部队被压在了镇口。如果部队此时不能冲出去，在这里拖的时间越长，增援的敌人就会越多，若是重新被敌人堵回镇里，再想突围就会更加困难。这时，曹师长夺过一挺机枪冲上前与敌人的机枪群对射，一梭子弹打完，又换上一梭，边打边指挥部队往外冲。他的一挺机枪压住了敌人十多挺机枪，火光映红了雪野，子弹、手榴弹、六零炮弹泼水般地泻来，整个镇口被炸起的烟尘柱，搅昏了半边天。曹师长像铁塔金刚般站在镇口，他那挺机枪和他本人一样怒吼着。他身后是狂潮般扑涌出来的人海，雷鸣般的喊杀声，山呼海啸，摇天撼地。我们红十师冲出来了!红十二师冲出来了!此时，曹师长的机枪却戛然而止，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的胸膛，我们敬爱的曹光南师长倒下了……
“为曹师长报仇！”“冲啊！”愤怒的红军部队扑向敌人。
接应我们的红三十二团，反过头来向胡宗南的阻击线冲杀过去，敌阻击阵地完全崩溃。红三十二团一路追杀了两里多路。全军胜利脱离了险境，向南前进。
在盩厔（现周至）县南的马召镇，红四方面军的两个梯队会合了。我们红十师召开大会，追悼我们的曹光南师长。原少共国际团的许多小战士聚在一起，大家流着泪举枪朝天鸣放，向我们敬爱的老团长致敬！
漫天阴霾滚滚，枪声哀鸣震撼着关中平原；大地白雪皑皑，寒风呜咽吟唱着英雄挽歌。安息吧，曹团长！我们要为你报仇！报仇！
① 张琴秋（1904—1968），女，又名张悟，浙江桐乡县人，早年参加革命，赴苏联学习。历任县委书记、红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妇女独立师师长。参加了长征。其后，任西路军组织部部长，队伍失败后不幸被俘。抗日战争爆发后，经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点名交涉，被释放回延安。曾担任“抗大”女子大学教育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妇女委员会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在“文革”时期受到诬陷和迫害，愤然以死抗争。1979年党中央正式为她平反。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6 22:14
18（再越秦岭 直取汉中）


1932年12月初，红军继续西行。在马召镇附近，我军获得情报，敌马步芳部队的骑兵已在盩厔一带布防，敌人已有准备，我军西进之路被阻断。全军于盩厔县南的辛口子出发向南，再次进入秦岭。这是红四方面军主力第二次翻越秦岭。为避开敌人，行军路线选择了人迹罕至、崇山峻岭的高山林区。几经战斗，全军已粮食匮乏，没有冬装。而此时天寒地冻，呼啸的狂风卷着漫天飞雪向我们这支衣衫单薄、饥饿疲惫的红军队伍袭来。部队坚韧不拔地行进在荒山野岭，那满山遍野生长着的一种短叶白皮的松树，它们那粗壮挺直的树干，就像我们红军战士的铮铮铁骨，傲然挺立。
由于部队长期行军打仗，得不到休整，同志们的脚都磨烂了，破烂的草鞋上沾着斑斑血迹，因缺医少药许多人伤口感染化脓，行军更加艰难。我的草鞋早就穿了底，脚已经发炎，不停地流着脓血，走起路来像刀剜着似的疼，我皱着眉头跟在张班长身后，一瘸一拐地走着。
大家平时都说：“烂脚不算病，行军要老命。”这可真是要了我的命。张班长见状，从腰带上抽出他那双草鞋：“给你，快换上吧！”
我推开他的手：“我不要。”
“臭犟个啥，换上！”张班长接过我的步枪，将草鞋丢给了我。
我坐在路边换鞋，连长路过我身边，又从张班长手中接过我那支枪。原来张班长的肩头算我这支已有三支枪了。连长拍了拍我的头，向前走去：“换好鞋，跟上!”
“是！”
我换上鞋，走了几步，脚似乎不那么痛了。肩上除一个小背包和装着十来发子弹的布袋，再就是一把豁着口的大刀了。没有其他的负担，走起路来一阵轻松。
部队一连走了几天，大深山里没有敌人追堵，可我们在与饥饿、寒冷、疲惫作斗争。山路崎岖，部队伸展不开，只能成单列纵队在山中蜿蜒前进，行军速度很慢，往往是开路的人踏过的那块石头，全军每个人都要踩踏。人困马乏，前边若有个人打哈欠，后面一连串都跟着打瞌睡。那天黄昏，我拄着一根树棍被前面停下来的人堵着不能走，双眼困得睁不开，竟支着树棍站着睡着了。直到后面的人用树枝敲我的脑袋才惊醒，发现前面的队伍已不知去向，我急出一身冷汗。夜色渐浓，上哪里去找部队呢？三班长陈正洪出主意：大部队的牲口会在路上留下粪便，在地上摸马粪寻路吧！黑暗中，我们趴在地上靠鼻子闻，靠手摸那马粪，寻找着前进的方向。前面的队伍发现我们没跟上，打枪寻找我们，折腾了半天，我们才赶了上去。我挨了连长好一顿批。
当时部队的行动属于高度的机密，方面军的前进方向只有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主要领导人知道。部队完全是按命令行动，叫走就走，叫停就停，指向哪里便走向哪里。我问过政委、团首长们，他们都不知道部队往何处去，一般的指战员更是云里雾里，不知身在何方。过去每到一地我都要找老百姓问清这是什么地方，可这里百里无人烟，找谁问去？
部队自从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连续转战，越走越远，消息闭塞，前景迷茫，许多指战员思乡悲观情绪严重。许多人都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会丢失根据地；为什么东奔西跑，居无定所；为什么老打被动仗，被敌人撵得团团转，搞得军心不稳，人心不定。听说红三十三团一个连长，趁指导员熟睡时把一个连带走了。这样下去如何是好？！连续走了好多天，上级既没有动员，又没有告诉我们前方的目的地。没有仗打，部队的牢骚怪话反倒多了。
那天上午在行军途中，三班长陈正洪跟在我班后面，他肩扛三支步枪气喘吁吁地往上爬。这个商城汉子带着他那河南腔骂开了：“他娘的，成天走，也不知道到哪里去！”
几个声音附和着：“是啊，我们究竟去哪里呀？”
“鬼晓得，好好的根据地不守着，跑出来。”
“这样走下去，不打死也拖死呀！”
陈正洪道：“我情愿守着根据地跟敌人斗，‘光荣’了，也值得。”
“轻点，给别人听见了。”有人提醒。
陈正洪声音越发大了：“听见怕啥？我看总部那狗日的张国焘就不是好东西。成天要我们跑，原来说打一阵就回大别山，这下好，连到了啥地方都不知道。我看他是个反革命，要把队伍带去投敌人。”
这时一个声音从后面传过来：“他不是反革命，也不会带大家去投敌。这是没办法，是叫敌人逼的。”
陈正洪头也没回说：“叫敌人逼的？那就跟敌人干，拼了命，赚他娘的几个，‘革命到底’了也光荣。这成天光走，不打，就是逃跑主义。”
后面那人一阵沉默，隔了一会儿又说：“这个同志怎么背三支枪呀？这样行军走不动的，留下一支，把那两支丢了吧！”
陈正洪正在气头：“他娘的，你说得轻巧，这枪是我班战士牺牲时留下的。上级说了，一枪一弹不能留给敌人，我不背，你狗日的给我背？”
我正想劝陈正洪少说几句，回头一看，可不得了，你知道那说话的是谁呀？张国焘。我原在少共国际团当通信班长时给总部送过信，我认识他。
“我叫你丢下枪，你就丢下嘛。怎么还骂人？”张国焘有点不高兴了。
陈正洪不认识他，还在那里嘟囔：“你是谁？别他娘的管闲事。”
“我是张国焘。”
几个警卫员上来就下了陈正洪的枪，将他的胳膊扭到了后面。陈正洪吓傻了眼，腿一软，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动弹不了。
我心里暗叫“坏了”，谁都知道张国焘的作风，他在红军里独断专行，飞扬跋扈，家长制领导和军阀式作风严重，非常霸道，谁冒犯了他谁就是反革命。部队还在搞“肃反”，陈正洪顶撞了张主席，那还了得，他的小命难保呀！
我们这些战士都吓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谁知张国焘没生气，挥挥手让警卫员放开陈正洪，说道：“你这个同志革命很坚决嘛。我不会带队伍去投敌的，被敌人追着跑，是要保存实力，这是我的部队呀！”
连长闻讯从前面赶过来。不等连长敬礼，张国焘就问：“他是个好同志，叫什么名字呀？”
“三班长，陈正洪。”连长答道。
“好了，好了，这事算了。听我的命令把多余枪丢了，走吧走吧！”
一场风波平息了。也许那天张国焘心情好，陈正洪拣了一条命。可张国焘最终还是被陈正洪说准了：几年后他果真叛党逃跑，但没带走一兵一卒，孤家寡人一个，投降了国民党。
部队不知走了几天，整天翻山越岭，从秦岭的最高峰海拔三千七百多米的太白山边擦身而过，我记得一共翻了八九座高山。我们红十师作为全军的先头部队，在崇山峻岭、悬崖峭壁间为全军开路，日行深山，夜宿老林，寒冷和饥饿噬蚀着我们的体力。能吃的都吃了，部队完全断了粮，我们就采野果、打野兽充饥。而大部队所到之处，将草根野果都吃光了。飞禽走兽的踪影足迹都被大雪掩盖得严严实实。寒冷和饥饿使部队不断减员，病号逐日增加，行军速度大大减慢。人们只有一个信念：活着走出去，活着就是胜利！从硝烟烽火中走出来的人都知道，当面临艰难困苦的极限时，一定要坚持、忍受，以争取生存和希望。
夜幕又降临了，我们找了一个避风的山谷宿营。白天汗湿了的军衣，经山风一吹结了一层薄冰，梆梆硬，敲起来像鼓似的，我们燃起篝火御寒取暖。凛冽的寒风卷着漫天的碎雪，侵袭着我们。为了第二天的行军，张班长帮我脱去草鞋，用雪搓着我那红肿得像馒头样的双脚。熊熊的篝火温暖了我的前胸，可后背却寒彻一片。“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这就是当时红军野外宿营的真实写照。篝火越烧越旺，火光映红了同志们的脸庞，大家都在思念鄂豫皖根据地和家乡的父老乡亲，担忧着红军的前途，梦想着胜利后的喜悦，暂时忘却了刺骨的寒风，忘却了饥饿和疲劳，忘却了钻心的脚痛……
部队经过老君岭、厚畛子、都督河、黄柏源等地，12月9日进抵秦岭南麓的小河口，把蒋介石的“追剿”部队再次甩到了秦岭以北。小河口是从秦岭抵汉中的咽喉，是我们再进秦岭后驻扎的第一个集镇。部队在这里休整，得到了补充，吃了一顿香喷喷的米饭，我高兴得直流泪。是呀，在艰难困苦的军旅跋涉中，能放开肚皮吃顿饱饭，能在屋里安安稳稳睡上一觉，这就是生活上最高的享受和最大的满足了。
部队宿营，我们连队住在一个地主大宅院里，地主及其家人闻讯红军到来，早吓跑了。这个地主大宅院里有许多房屋，听说他还在外做土特产生意，家里很富有。我从未见过大烟土，不知大烟土是何物，这个地主家里的大烟土，像牛粪似的，一坨一坨到处乱放，听说这家里的人离了鸦片就过不了日子。我们班住在他家一个新娘子的屋里，新娘子也随地主出外躲红军去了。
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以来，一路行军打仗，两个月来就没洗过澡。那身军装，汗湿了干，干了又被雨雪淋湿，水里过，泥里滚，已看不出它原来的颜色了。满身的酸臭，又裹着虱子，浑身痒得难受，连日行军打仗，想捉捉虱子都没时间。这下好了，我烧旺了一盆炭火，全班每个人都洗了个澡。我在大水缸的热水里泡着，真舒坦，身上的汗泥搓下来足有半斤。部队发了新军装、新鞋袜，我穿上新娘子的衣裤，外面罩了套新军装，舒坦中迷糊了，倒在新娘子的雕花木床上呼呼大睡，第二天被班长推醒时已是红日高照。这是几个月来睡得最好的一觉，我伸了个懒腰，美死了呀！
在小河口据说上级开了会，确定了红军的进军方向：向汉中开拔。
汉中是陕南界于秦岭和大巴山之间的一块盆地，这里物产丰富，在历史上颇有名气。汉朝刘邦在此养精蓄锐，把它作为进取天下的战略出发地。徐向前总指挥率我红十师为全军前卫，继续向南先行。
红军走出秦岭，又使敌人坐立不安。西北军五十一旅的两个团，布防在秦岭出口的升仙村一带堵截我军。蒋介石纠集数倍于我的精锐部队数次合围，妄图歼灭我冻饿疲惫的红四方面军，都未能得逞，区区陕军的两团人马，何能阻挡我红军钢铁洪流！我们红二十九团率先向敌人发起攻击，全师将士英勇跟进，没几个回合就把陕军这两个团打得稀里哗啦。说来也怪，敌人不经打，好像他们也没想同红军真打。敌人溃逃了，我们为全军打开了通道。在这次战斗中，我缴获了一支崭新的德国造驳壳枪。
部队向城固方向进发，红二十九团是全军的前卫部队，一连成为尖兵连，沿着崎岖的山路，我班搜索前进。
在一个山沟里，发现有许多人朝我们走来，我班迅速隐蔽。原以为是敌人的部队，再仔细一看，这行人穿着便衣，有骑马的、坐轿的、挑担子的，拉了一里多路长，其中有五六个人带着枪。张班长交待，等他们走近，先下了他们的枪。我们躲在树后。那骑马的人留着小胡子，穿着中山装，戴了顶软边礼帽，神气活现，悠然自得，有两个挎驳壳枪的跟随左右，轿子后面还有四个扛长枪的。张班长一挥手，我班冲了出去。班长将那骑马的人拽了下来，我们大喊：“不许动!”缴了他们的枪。那“小胡子”摔得不轻，半天没爬起来。他以为我们是土匪，先叫“大王”，后来发现我们穿着军装，又改叫“老总”，一个劲作揖道：“不要误会，不要误会，兄弟是蒋委员长的县长，在四川作官。这是回家探亲的，都是自家人，自家人。”
我用枪拨拉了他一下，说：“没有误会。我们是红军，是专门打蒋介石、打你们这些狗官的。”
这小子一愣，傻在那里还没反应过来。
原来这里交通闭塞，“小胡子”听说过红军，可从来没见过，没想到红军一下子到了眼前。他吓懵了，领着他老婆和几个马弁慌忙跪在地上，浑身打着哆嗦，像鸡啄米般地磕起头来：“红军大爷饶命!红军大爷饶命!”
我们又好气又好笑，问他后面那些挑子是些什么。他连忙答，回家探亲带的财物，愿意全部奉送红军。
我们一看，共有三百多副挑子。一个县长回家探亲，好大的气派。其中有三十多挑是银元、布匹、衣物和食品，其他的全部是桔子。
我见“小胡子”那窝囊样，气都不打一处来，用枪指着他：“你这狗官我见多了，平日里欺压百姓，这些东西都是从老百姓身上刮下来的。当你妈的狗官去吧，老子先毙了你再说。”
“哗啦”一阵枪栓声，那小子头磕得山响，脑门上隆起的包都渗出了血，一个劲地叫：“小的再也不敢了，不敢了，红军大爷饶命吧!”
“小胡子”裤裆湿漉漉一片，瘫倒在地上。
我从来就没见过桔子，去问那些挑夫：“这是什么？”挑夫们说：“是桔子，可以吃。”我掰开一个，尝了一口，又甜又酸，真好吃。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桔子。
大部队上来了，我们把这行人交给了师部，徐总指挥夸我们干得好。师部将东西全部没收充公，那些桔子放在路边，部队路过每人两个，同志们吃着桔子向城固方向走去。
进入城固地区，因该地回旋余地小，不能长期立足，部队决定南渡汉水，去大巴山北麓的西乡、镇巴一带建立根据地。部队说走就走，我团仍为全军的前卫，直抵汉水边。
汉水是长江的最大支流，也叫汉江，发源于陕西的宁强米仓山西端，绵延三千里，流经汉中盆地，进入湖北，纳十数条河流，在汉口与汉阳间汇入滚滚长江。我们在汉水岸边见到堆积成山的木耳、香菇、松树皮等山货。这一带是商贾们的货物集散地，据说这些货都是运往汉口的。
12月间天寒地冻，正是枯水季节，但眼前的汉水仍有近两百米宽，水流湍急，翻着层层白浪。由于船只极少，全军决定大部队徒涉过河，有限的船只用来运送装备、伤病员。为选择徒涉地点，徐向前和陈昌浩亲自骑马在河水里勘测徒涉路线。我们作好渡河准备时，天已是黄昏。我团指战员将枪支和衣物高高举过头顶成散队徒涉过河。河里两只小船正忙着运送物资、伤病员和女同志。河面刮着阵阵北风，河岸浅水处结了一层薄冰，我扎紧草鞋，将枪顶在头上，向河中走去。
对岸已生起了许多篝火，为渡河的同志们指明方向。我下水走了十多米，水就漫过了我的腰部。河水冰冷浸骨，下肢似乎失去了知觉。我脑袋木木的，但听身后一阵叽叽喳喳，回头一看，是政治部的那几个女兵。她们中的一个认出了我，大叫：“小秦，小秦，水深不深哪？”
我说：“水不深，你们看嘛，前边的同志已过去了，水只齐胸呐。”
她们又问：“冷不冷呀？”
我见她们犹豫不决，想起越秦岭时，张琴秋主任替我打绑腿时她们几个逗我笑我的情形，心想这下我要耍耍你们了。我笑着答道：“下来吧，不冷。”
“啪！”身后有人给了我后脖颈一巴掌：“浑小子，乱弹琴，她们不能下水。”
“我能下，她们为么事不能？！”我还没看清是谁就犟嘴说。
“嘿，反了你，还敢犟嘴。胡闹台！她们是女的。”我这才看清，是师长王宏坤。
他对女兵们喊道：“总部的船马上搭你们过河，不要下水了！”
他用手指戳着我的脑门：“再胡闹，小心我揍你屁股！”说着指挥渡河的队伍去了。
师长走远了。挨了一顿臭骂的我不服气地嘀咕着：“女的又么样！”
看到她们踌躇不定的样子，我把师长的话甩到脑后，又逗她们：“下来呀，要不要我背你们过去呀？”
在我的激将下，几个女兵等不及船来载她们，都咕咚咕咚跳进河来。河水冻得她们呲牙咧嘴的。看到她们的狼狈相，我可开心了。
走到河心，齐胸深的河水寒浸骨髓，血都快凝固了，心紧缩得几乎不能跳动，简直让人透不过气来。几个女兵手搀着手，一步一步地向对岸篝火挪去。她们的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在冰水中那坚毅的神情让我心颤，我开始后悔真不该逗她们下水。
我和她们一同上了河岸。在那篝火边，一个女兵双手捂着肚子痛苦地蹲在地上，其他几个围了上去关心询问，我不知如何是好。张琴秋主任乘船过了河，从不远处奔来，悄悄问那女兵。在篝火的映照下，忽然发现那女兵的湿漉漉的裤子上沁出一片血迹，我大惊失色地喊道：“唉呀，她负伤了！”
张琴秋回头看到了我：“是你呀，小家伙，她没负伤。你到一边去！”
我着急了：“她挂彩了，你看，都是血，还说没负伤？”
几个女兵嘀咕着，张琴秋转身对我吼道：“滚！臭小子，你懂个狗屁！滚远点，到那边去。以后娶了老婆你就知道了。”
讨了个没趣，也知道这是我惹的祸，看来王师长真要揍我的屁股了。我蔫蔫地走开，看着张主任将一床旧军毯裹在那女兵身上。没负伤！？没负伤哪来的血？我心里纳闷，这对我来说真是个谜。
很久以后，我才晓得女人的事。回想起汉水边的那一幕，真为自己当初的幼稚、莽撞而后悔，也为我们红军有这样的女兵而骄傲。
渡过汉水，我们顺利抵达上元观，往钟家沟进发。从鄂豫皖苏区一直尾随追打红军的胡宗南精锐第一师，已被我们远远地抛在了关中；与我们作对的敌四十四师和六十五师也调往安康对付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去了；陕军十七师被我们狠揍了一通，另一部驻守在南郑、褒城一带不敢轻举妄动，对我们构不成威胁。这样，红四方面军终于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改变了西征转战以来的被动局面。
隆冬里，汉中平原吹来一股暖暖的南风，阳光和煦，柿桔映红山野。陕南地区早在1926年就成立了共产党组织。当地的地下党组织与我们取得联络，还组织了许多群众欢迎我们。这些面带菜色、瘦骨嶙峋的穷苦百姓，衷心地欢迎我们这支穷人自己的队伍。他们喊着：“欢迎红军，欢迎鄂尔款①（鄂豫皖）红军！”
地下党的同志对我们说：“同志们，到家了，到家了！”
“到家了，家呀！”两个月来，西征转战三千里，根据地没有了，家在何方呀？这些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在刀光剑影中都不眨眼、在艰难困苦面前都不皱眉的硬汉子们，再也憋不住了，许多人失声痛哭。只有经历过种种磨难的游子，才能真正体会“家”这个字的含义。
群众把我们接到各自家中，我们真有了到家的感觉。
我和几个战士住在一位老乡家，这家好像没有男人，只有一位大娘和她的闺女，说是大娘，大概也就四十多岁，那姑娘比我大，叫桂花，这是一户穷苦人家，破旧的草屋没有什么家什，大娘单薄的身子使那补丁摞补丁的布衫显得更加宽松，她头发已经花白了，一副庄户人家的打扮。满是皱纹的手，为我端来蒸热的窝窝和米酒。很久很久没吃到这样的苞谷茬窝窝了，我大咬了一口，包满一嘴，真香呀！
大娘看着我那狼吞虎咽的吃相，眼里涌出泪花，哽咽着说：“娃儿，你慢点吃，别噎着。
看着大娘就想起家乡的母亲。此刻，我想起了我妈，不由我热泪盈眶，轻轻唤了声：“大娘。”一双大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她。
瞅着骨瘦如柴、人没枪高的我，大娘一把将我搂在怀里，抚着我的头，大哭起来：“这娃儿哟，要不是穷得没办法，要不是为穷人打天下，你这么大的娃娃还不是围在娘身边，怎么也不会遭这份罪呀！”
原来大娘早年丧夫，身边一双儿女，惟一的儿子是共产党员，两年前不幸牺牲了。现在身边就剩女儿桂花，娘俩相依为命。这家人对共产党怀有深厚的感情。
桂花姑娘拿着一块布巾子替我擦着眼泪，她红着眼睛说：“弟弟，别哭了，慢慢吃吧，别着急，别噎着，啊！”
她捧起那碗米酒递到我嘴边，米酒甘甜沁人心肺。我止不住的眼泪往下淌，我又有了在根据地时的感觉，这就是家，这就是我们红军的家。
战争年代，革命军队与老百姓的那般骨肉亲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这段经历铭刻在我心中永远不会忘怀，直到现在想起当年那军民鱼水之情，仍不禁老泪纵横。
汉中，红四方面军转危为安的地方，我们将在这里开创一个新局面，迎接胜利的曙光。
──────────
①   “鄂尔款”，由于红四方面军的绝大多数官兵来自鄂豫皖地区。人人的语调中都带有浓重的鄂豫皖一带的口音。川陕地区的老百姓根据官兵们说“鄂豫皖”的语音，将这支陌生的红军队伍称之为“鄂尔款”。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6 22:14
19（踏冰卧雪大巴山）


我们在钟家沟一连住了好多天，军民相处非常融洽，多好的乡亲们呀!同志们都盼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可是团首长传达了总部的命令：全军要向川北进军。我们想不通，转战三千里，好不容易甩掉了敌人，刚在陕南找到了“家”，屁股没坐热又要走，要去爬那大雪山，许多人对此困惑不解。全团开大会，陈昌浩总政委特地赶来动员，他告诉大家：汉中是陕南地区政治经济中心，是联接西北与四川的枢纽，这里交通便利，敌人说来就来。古时候诸葛亮说过：汉中乃兵家必争之地。陕南物产虽丰富，可这几年干旱歉收，粮食缺乏，土匪作乱，群众又少，大部队无法久住。我们要找出路，去哪里？去四川！川北地盘大，回旋余地更广阔。加上四川军阀之间相互倾轧，正在川西忙于混战，川北的防务十分空虚，这正是我们去川北的大好时机。我们到了那里可以休养生息，壮大自己，建立根据地。
总政委的一席话，说得同志们豁然开朗。全团指战员一致表示：坚决服从命令，翻越大巴山，进军通（江）、南（江）、巴（中）。
根据总部的命令，大家都在作准备。我打好两双草鞋，还准备了一捆谷草，正忙着往干粮袋里灌炒米，准备行军的干粮。房东大娘将一切看在眼里，她愁眉不展地对我说：“娃儿，那大巴山，上七十里，中七十里，下七十里，二百一十里路呀！好天气都难得过去，这个时候大雪封山，没人能过去，你们别走了吧！”
我问大娘：“你去过大巴山？”
“没哩，那不是我们女人家去的地方。听说那路不好走，猴子、山羊都过不去呀！更没听说有谁能在这个雪天里过大巴山。”
我安慰她说：“大娘，你放心吧，红军没有过不去的山，那么难都过来了，我们一定能翻过去，一定能到四川。”
半夜里部队要出发了，大娘和桂花守着我们半宿没睡，默默地为我们准备行装。大娘流着泪什么也不说，将我们几个住在她家的战士挨个从上到下摸了一遍，真像母亲送儿远行一样。临别时，桂花将一块布巾塞给我，说是上山包住耳朵，别冻着。我泪光盈盈挥手向她们告别，走了几步回头喊道：“大娘，放心吧，我会回来看你的。”
部队走了，大娘和桂花的身影隐没在黑夜中，但那破草屋里的松明子灯却一直温暖着我的心。岁月沧桑，这一别后，我再也没能回陕南。然而，大娘和桂花的模样深深地印在我心里，永远也不会忘却。
昏暗的夜色笼罩着大地，在白雪的衬映下，大巴山像条卧龙，盘亘在川陕交界处。我们沿着先头部队红七十三师的足迹，向大巴山攀进，直到东方发白才走了三十来里。山道渐渐显得崎岖狭窄，上山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半山腰雨雪瀌瀌，前面部队踩踏过的道路越来越泥泞。唐代诗人李白有诗为证：“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缘……”我们真正尝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滋味。
越往上走气候越恶劣，狂风卷着漫天大雪，打得我们睁不开眼睛。前面部队踩过的地方，经风一吹，立刻冻成了冰板坡，根本无法上去。我们用刺刀掘坑，用谷草垫路，艰难地在冰坡上爬行。我的衣服湿透了，外面是雨雪，里面是汗水，山风吹过，衣服就变成了冰铠甲。雨雪淋湿的谷草被冻成一根根冰凌，走起路来相互碰撞，“叮当”作响。山上空气稀薄，朔风呼啸扫过这支队伍，我冻得直抖，气都喘不过来。草鞋破了，换上最后一双，新草鞋不合脚，刚刚愈合的伤口又打起了血泡。我真的走不动了，拄着木棍一步一歇往上爬，实在爬不动了，坐下来歇一会儿。张班长一把将我提溜起来，吼道：“你不要命了，这里不能坐，坐下就站不起来了。”
我被班长推着朝前走。
刚刚爬完“上七十里”，我就感到了大巴山的威严。山峦叠嶂，崖险路隘。这时节冰天雪地，狂风卷着漫天的大雪扑打在身上、脸上。飞雪从脸上化成水，又流进脖颈里，浸湿的衣服被冻得硬邦邦，磨得皮肤生疼。山势越来越陡，冰坡一个接着一个，稍不留神就会像坐滑梯般溜滑下山崖。
记不清爬过多少悬崖峭壁，也不知道这昏蒙蒙的天是什么时辰，我们来到一段更为艰难的路段。上面是峭壁，嶙峋突兀的怪石挡道其间，下面是幽深莫测的万丈深渊。有人背朝深谷，一手抓住石头，一手将战士们一个个往上拉。我被拉上险石，抬头一看，大吃一惊。原来伸手拉我的是政治部的那几个女兵，其中还有过汉水时被我捉弄的那个丫头片子，她满脸泥水像个花面獾子，朝我扮了个鬼脸。惭愧的我顿时鼓起劲向上攀去。我是男子汉，不能输给女兵!
张琴秋此时已是我们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她正站在山巅的风口打着竹板，唱着顺口溜，脸被冻得青紫，说话都走调：
同志们，加把油。
山路陡，要稳走。
冰坡滑，要慢爬。
上巴山，到四川，
穷人日夜把我们盼。
不怕苦，不怕难，
红军是铁打的英雄汉。
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支撑着大家，战士们团结互助，奋力向“中七十里”攀去。又前进了二三十里路，我们终于到达了巴山顶。
夜幕降临，风还在刮，雪还在下。部队要在山上露营，谁知宿营比行军还苦还难。荒凉的山顶没有地方藏身，我班几个人猫在一个浅雪窝窝里。随身带的谷草全都铺了路，山上没有柴草，光秃秃的树枝冻成了冰凌，根本无法生火。同志们背靠背挤在一起，靠体温相互温暖着，大家不时站起来蹦跳，靠活动身体抵御风寒。为了捱过寒冷的冬夜，我们一把炒米一把雪，一口一口吞咽下去，希望能靠此增加热量，可是越吃越冷，浑身发抖。我暗下决心：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寒夜就要过去，曙光就在前头！黑沉沉的云霭笼罩着山顶，狂风暴雪怒吼着，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们。我掏出桂花送给我的布巾，一撕两半，一半递给了班长，我用剩下的半块包住耳朵，戴紧军帽，蜷缩在班长身旁。人一冷就犯困，哈欠不住，终于迷迷糊糊睡着了……
我梦见在冰雪的寒夜里，家乡的火塘是那样的温暖，老树蔸熬着火，忽明忽暗的火苗烤得人暖烘烘的，袅袅升起的松烟熏得我闭上了眼睛。……火塘上方树丫吊钩挂着的瓦壶吱吱冒着白汽，水烧开了。……房梁上吊着一刀腊肉散发出松枝熏烤后的清香，我靠在母亲的怀里睡着了。……多美的梦呀！
当黎明到来时，风停了，雪住了，霞光透过云层撒满巴山。晨号吹响了，可我怎么也站不起来，原来一夜的大雪埋住了我。张班长把我和其他几个人从雪堆里扒拉出来。大家相互搀扶着站起来，抖去身上的积雪，活动活动冻僵的身体，庆幸熬过了这个不同寻常的风雪之夜。
部队集合，有许多人却找不着了，大家相互喊呀叫呀，没人应答。放眼望去，四周有许多一丘一丘白雪覆盖的圆墩，那些圆墩就像一颗颗雪蘑菇。我们用手拂去积雪，露出的全是冻僵的战友。一些人被又搓又揉地弄醒，而另一些人却永久地睡过去了。过去听说，冻死的人都是一副笑模样。我真的看到那些牺牲的战友都没有痛楚的表情，他们似乎都是微闭着双眼，嘴角还挂着淡淡的笑容，仿佛他们正蜷缩在温暖的床上，憧憬着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太阳出来了，巴山雪顶在阳光的普照下泛起一丝暖意。极目远望，巴山天险，银装素裹，玉宇苍穹。红军英雄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与大自然的艰难险阻抗争，终于缚住了这条横卧川陕的苍龙。然而，一些勇士们在这没有硝烟的战斗中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山上除了雪还是雪，我们无法收殓那些冻殁牺牲了的战友。那一朵一朵的“雪蘑菇”永远留在了冰天雪地的大巴山上。大家摘下军帽默默地向他们致哀。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没有坟冢，也没有墓碑，他们太平凡了!中国的历史没有将他们名字载入史册，但这些长眠在大巴山顶的英雄们永远值得人们尊敬!他们将伴随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和炎黄子孙绵长无涯的历史——永垂千秋！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6 22:15
20（解放川北的战斗打响了）


红四方面军翻越天险大巴山，入川开进两河口。
在那里，接到总部的命令，我们红十师二十九团同红七十三师二一九团整建制对换番号，于是，我团成为二一九团，改由红七十三师(师长王树声、师政委张广才)管辖。
为了在川北打开局面，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兵分三路，迅速夺取通江、南江、巴中，实施战略展开。红十师为左路，由陈昌浩总政委率领朝通江城东北的洪口进发，向东发展；徐向前总指挥率红十一、十二师作为中路直趋通江城；我红七十三师在王树声师长的带领下作为右路，经平溪坝向西发展。张国焘则留总部，在泥溪坐阵。
我师除留二一七团二营在两河口监视陕南之敌外，全师向西挺进。
当时的四川实行“防区制”，全省分别由刘文辉、刘湘、田颂尧、邓锡侯、杨森、刘存厚等军阀控制。这些军阀对邻省壁垒森严，对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也不大买账，国民党“中央军”被挡在外面不能入川。省内各军阀间相互勾结，相互倾轧，各霸一方。刘文辉和刘湘本是叔侄，前者为实力最大的二十四军军长兼四川省主席；后者为霸据重庆、万县及川东地区的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发迹后，极力提携年轻英武、比自己小六岁的幺叔刘文辉。而刘文辉羽毛丰满后，依仗横跨川康两省的辽阔防区，依仗防区物产丰富、兵力雄厚，又兼任四川省主席，根本就没把刘湘老侄放在眼里，他要与刘湘争霸四川，进而问鼎中原。刘湘又怎能容忍这个幺叔的狂妄，叔侄俩开始勾心斗角，继而形同水火，在成都兵戎相见。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①原本与刘文辉都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田依据自己的实力，控制着川北地区，拥兵近六十个团，势力比较强大，为了自身的利益与同学翻了脸。此时他协助刘湘，与刘文辉在成都以南大战，因此，川北地区兵力空虚，犹如一座空城。
红军此刻抓住战机，铁流滚滚，天兵飞降。在两河口，守敌一个连得悉红军到来，一枪未放，屁滚尿流，闻风而逃。田颂尧“后院起火”，这使他如丧考妣，慌忙调兵回防，堵击红军。
红四方面军刚刚入川之时，四川的军阀们都以为红军是不堪一击的“流寇”，根本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腊月二十四过小年，红七十三师在南江县东南方向的大河口尖子山遇敌刘汉雄部一个团。红军乘雪夜抢占制高点，敌人见状，就组织集团冲锋。一群一群的敌兵挤在一起，既没有进攻队形，也没有单兵战术动作，大家都说仗哪有这种打法。待敌人离我阵地前沿仅三十米时，团长陈友寿一声喊打，全团的轻重机枪、步枪一起开火，敌人像割倒的麦子一样，一倒一大片，剩下的没命后撤，调头就跑。后面上来的敌兵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前面退下去的敌兵撞成一锅粥，人挤人拥在一起特别好打，许多敌兵不是被红军的枪弹打死，就是被他们自己的人踩死。这股川军不经打，一打即溃。两仗下来，我们打掉了敌人一个团。
1933年元月下旬，我们再战甄子垭，采取“四面包围，猛虎掏心”的战术，痛打敌人的主力团。在这次战斗中，徐向前总指挥仅带了个警卫排来我右路视察战况。困兽犹斗的敌人，狗急跳墙，一个姓杨的敌营长，据说是田颂尧的妹夫，他组织了一个加强营疯狂反扑，亡命逼近徐总指挥，数百敌人将徐向前和警卫排几十人团团围住，情况万分危急。王树声师长急命我团增援解围，消灭敌人，保证徐总指挥的安全。大个子王树声师长是个急脾气，他粗着嗓子对陈友寿团长嚷着：徐总指挥要是伤了一根汗毛，你提头来见我！
我团急速出击，兜着敌人的屁股一通狠揍，把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了下去，全歼了这股敌人，送那疯狂的狗营长见了阎王。
我红七十三师又打掉了刘汉雄第二路的主力团。这一仗打出了红军的威风，打灭了敌人的气焰。
在回返南江的路上，一营长沈权赞见到我后，问我们连长：“这是不是原团部通信班的秦班长？”连长说：“是他，秦懋书。”
我敬礼回答：“原少共国际团通信班长秦懋书。”
他说：“唉呀，真不知道你在一连当战士。我营部正缺通信班长，你到营部来报到吧！”
当晚，我到一营营部报道，就任通信班长。
进入川北仅一个月，我红七十三师横扫大河口，攻克观光山，逼近南江城。我们闻讯：红十一师三十三团击溃敌万选青旅，攻占通江西南得胜山；红十师在竹峪关击溃敌六十五师先头部队，迫其退守万源；红十二师三十四团挺进巴中，占领恩阳。红军连战皆捷，攻占川北，只打军阀，不扰民众，秋毫无犯，在当地的群众中影响良好，老百姓纷纷翘起大拇指夸赞红军，说是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军队。
记得那是正月初七，是个难得的好天气，深邃的蓝天上洒满绚丽的霞光。先期入南江城内的红军战士朝天放了三枪，这宛如礼炮高奏，霎时间，南江城门洞开，满街金锣镗镗，欢声笑语四起，大街小巷一片欢腾。我们红七十三师的入城仪式煞是壮观!在徐向前、王树声率领下，英姿勃勃的红军队伍进入了城内。这支部队虽然衣衫破旧，但人人斗志昂扬。在寒风中我们挺起胸膛，迈着坚定整齐的步伐，高歌行进在大街上。部队入城惊动了许多群众，南江百姓世世代代遭受兵匪欺压，还是头一次见到这样的军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看!红军不住商铺，买东西付钱，不号民房，全在街边屋檐下歇息!目睹这样一支仁义之师，百姓们感动了，许多人将那大坨大坨的黑糖放进盛着开水的大木桶里，双手捧碗，将糖水送到我们嘴边。
有位老婆婆手端着粗瓷碗对我说：“喝碗醪糟吧，‘鄂尔款’。”
此情此景，使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鄂豫皖根据地。
川北人民把我们这支从鄂豫皖根据地出来的红军亲切称为“鄂尔款”，把红军当着了救星。红军进城就打开了反动官府的大牢，放出了许多被关押的穷苦百姓；红军尊老爱幼，和蔼可亲，为民做好事，赢得广大民众的称赞。南江各界民众杀猪宰羊、蒸米磨浆、奉烟敬酒，欢迎红军。当晚，南江各界召开大会，欢庆红军入城。是夜，全城灯月相映，尽情狂欢，划彩船、耍龙灯、踩高跷……人们沉浸在欢乐之中。
我们红军，在这欢乐祥和的气氛中，派兵南下，直奔长池重镇，很快就解放了整个南江地区。短短的几十天，三路红军冲破田颂尧川军的层层阻击、反扑，将红旗插遍了川北各县，全歼敌人三个团，击溃敌人八个团，将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尽收在红军囊中，为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初步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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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田颂尧，名见龙，又名光祥（1888—1975），四川简阳市人。酷信儒教。1909年入南京陆军中学，次年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参加学生军，后入保定军官学校。未毕业返川在军中任参谋、营长、团长、旅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成为四川军阀。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四川省政协委员。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6 22:16
21（红军来了大不同）


红四方面军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准备在川北地区建立根据地。要想站稳脚跟，立足生存，最主要的就是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土地肥沃，人民勤劳，别人都说“蜀米熟，天下足”。可是军阀统治下的四川，由于军阀长期割据混战，连年兵灾匪祸；地主土豪劣绅残酷地剥削贫苦农民；反动政府勾结军阀横征暴敛，抓丁拉夫，重租高利，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仅超前强征的田赋，都预征到五十多年以后；军阀们强迫农民毁粮种鸦片，军阀田颂尧靠此一项就财源滚滚，却造成吸食鸦片者众多，田地荒芜，倾家荡产，食不饱腹，衣不遮体，川北成为一座人间地狱！
当地流传着许多民谣描述着军阀官吏的横行、百姓的凄苦：
军阀梳，县长篦，
乡长剪，保长剃，
整得百姓剩口气。
爹也穷，妈也穷，
爹穷盖蓑衣，妈穷盖斗篷，
细娃儿没得盖，盖个吹火筒。
官逼民反，老百姓没法活了，便起来造反。红军入川前，川北接二连三地爆发了“抗捐”、“反预征烟款”的运动，农民们说：“今年闹款，明年造反，后年国民党垮杆。”由于农民没有组织起来，抗捐、造反运动虽此起彼伏，但终因势单力薄常被军阀镇压下去。红军来了，要在这里建立一个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就要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彻底摧毁反动统治，免除苛捐杂税，成立人民自己的政权。
当时通、南、巴地区的地下党力量还很薄弱，红军初到，群众不了解红军，各部队便在自己的进驻区域派出了无数个宣传小组、工作队，去宣传群众。我们这些来自鄂豫皖根据地的老战士，不用教都知道如何去做群众工作。营政委带领我和另外两个战士作为一个小组，进驻一个村子去宣传红军的主张。
反动军阀、地主土豪对红军恨之入骨，他们进行反动宣传，到处散布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红军杀人放火”，“乌棒老二①抓丁拉夫，抽鸦片烟的被抓住就杀头”等等。许多不知真情的老百姓害怕红军，都躲进了深山。
营政委带领我们几人进了村，村庄在一个平坝子里，村里有一片青砖瓦房，高墙琉檐，朱门紧闭，门前还蹲着一对石狮子，这一定是有钱的地主老财家。而另一片是低矮的窝棚，夹杂着不多的茅草屋。我们走进坝子，村里静悄悄的，死一样的沉寂，坝子后面有一片茂密的树林，那里升腾起几缕淡淡的烟雾。我们朝树林走去。
在树林边，营政委喊道：“老乡们，出来吧!我们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穷苦人不要怕，快出来吧!红军是打田颂尧的。”
树林里，颤颤巍巍地走出一个佝偻的老人，他拄着树棍，不能遮体的破襟子布披在身上，骨瘦如柴的脚杆子裸露在寒风中，饱经风霜的脸庞满是刀刻般的皱纹，两腮凹瘪，牙全没了，他哆哆嗦嗦说：“我没得啥子好抢的，我不怕啰!……”
营政委说：“我们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打人，不抢东西。”说着从怀里摸出一个红薯递过去。
老人咽着口水，赶紧接过红薯揣进怀里说：“没得吃的，娃儿饿坏啰……”
营政委说：“红军来了，把田颂尧打跑了。让乡亲们回村吧!我们给分田分粮。”
老人眼里闪着希望的光，回头招呼树林里的乡亲。树林里走出许多老人、孩子和妇女，还有一些满脸烟灰菜色的虚弱男人。回到村里，我们打开了那青砖瓦房的院落，没想到后院粮仓里竟囤积了那么多的谷子，我们开仓分粮，凄凉寂静的村子沸腾了，人们的脸上绽开了笑容。
营政委在同乡亲们说话，我在土台子上向乡亲们宣讲红军的主张，我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专门打富人的，帮助……”
话没说完，下面人群一阵骚动，一些妇女慌乱跑开了。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也不知是说错了什么。营政委赶紧跑上来对大家喊道：“大家不要慌，我们这个小同志没说清楚，打富人是打有钱的财主，不是打女人。”
听到这话，乡亲们才止住刚才的惊慌，原来当地人说“女人”是“妇人”，他们把我说的“富人”错听为“妇人”了，加之敌人的反动宣传，说共产党共产共妻，大家才如此慌乱。乡亲们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后一阵大笑，人们笑着叫我们“鄂尔款，鄂尔款（鄂豫皖红军）”。
这里太穷了。村里许多男人都被拉夫抓丁走了，剩下的男人都吸食鸦片，烟瘾发作，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地里的活都是女人干。怪不得当地人说：“要吃川北饭，婆娘打头站。”
听乡亲们说，有些人家分粮时没来，我们就带着粮食去了这些老乡家。我们去的这家，男人被田颂尧的部队抓丁当兵去了，家里剩下老婆守着四个孩子。这哪叫家呀，树棍支着的窝棚，盖上茅草就是房，地上铺着草就是床，惟一的财产是半埋在地下的瓦钵子，这就是饭锅了。三个小孩子赤条条地偎在铺草里取暖，棚内光线昏暗，角落里蹲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她见我们进来赶紧蜷缩在地上。她没穿衣服，赤裸着上身，下身一块破布都遮不住羞，双臂交叉紧抱护着前胸，睁着一双惊恐的眼睛瞪着我们。我实在看不下去，低着头脱下自己的军装递了过去。她的双臂抱得更紧，浑身瑟瑟发抖。另一个战士脱下自己的裤子也偏头递过去。姑娘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们，她妈妈哽咽着说：“红军是好人，你接着吧！”
姑娘穿上衣服，抽泣着走了过来，一把将我抱住嚎啕大哭起来。那大妈也搂着我们几个小战士哭成一团：“你们‘鄂尔款’，是天星菩萨下凡呀！”
通过走访，我们才知道像这样的情况何止一家呀，真是太多太多了。许多同志将自己的衣服脱给了姑娘们，乡亲们发自内心地感谢红军。我们看到这些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穷苦百姓们，一股强烈的责任感油然而生。我们要为这些穷人兄弟姐妹们去战斗，要把那些压迫人的军阀、地主、土匪消灭光，打烂这个黑暗的旧世界！
红军，像一面硕大的红旗迎风招展，映红了整个川北。
穷人们有了红军撑腰，分田分粮真忙。农民们有了土地，可以自耕自种自收，免除苛捐杂税，这是他们做梦都不敢想的大喜事。穷苦百姓把红军当成救星，他们衷心感谢共产党、感谢红军。
红军在川北很快站稳了脚跟，并成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府。在苏维埃政府的号召下，许多群众都要求当红军。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突围以来，一路西进，三千里远征，目前也正需要补充兵力，积极“扩红”。可是在扩兵的问题上，我们可伤透了脑筋。
军阀盘踞下的川北地区，人称有“四多”：一是兵多，二是匪多，三是捐税多，四是抽鸦片的人多。军阀们逼着民众毁粮种烟，吸鸦片的人就多了，男女老少都吸。富人吸，烟枪镀金镶银、烟灯极为讲究；穷人也吸，卖田卖地，倾家荡产当苦力；当兵的吸，人称“双枪兵”，一是打仗的枪，二是大烟枪，没有钱就抢，祸害百姓。抽上鸦片的人，个个骨瘦如柴，烟瘾一发，鼻涕眼泪哈欠不断，满地打滚，那真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了。
红军纪律严明，不许抽鸦片，大家都不喜欢“大烟鬼”。可是许多报名参军的穷苦人都染上了抽鸦片恶习，这下我们可犯难了。有些干部提出：凡是“烟鬼”都不要，统统赶出去。这时正遇上徐向前总指挥视察部队，他说：“穷人中抽鸦片烟的多的是，怎么赶？把他们赶到田颂尧军队里去？让他们成为‘双枪兵’来打我们红军？我们闹革命为什么，就是砸烂旧世界，改造旧世界。改造旧世界，就要改造人。哪能抽了鸦片就不要了呢？”
徐向前总指挥的话像清风一样传到下面，干部战士们都觉得有道理，那些“烟鬼们”心里也暖融融的。这样，许多穷苦的烟民们都加入了红军，可是这些烟民参加红军后还是抵挡不住鸦片的诱惑，常常犯纪律。分到我班的一个小“烟灰兵”，刚来时，面色灰黄，哈欠连天，胸挺不起，腰伸不直，像只缩头老鼠。他烟瘾一来，鼻涕眼泪满面流，呼天唤地，遍地打滚，真是没有个样子，我这个班长又气又急也没办法。上级要求我们必须耐心，克服急躁情绪，帮助新兵度过戒烟这一关。总部医院发了一些用中草药配制的戒烟药，可是不够用，我们就用“土办法”。当这“烟灰兵”烟瘾发作时，我就抓把花椒塞进他嘴里，让他嚼咽。四川的花椒真有神功，我再配上点苦楝果，那小兵嘴里嚼得直冒紫黑浆液，伴着眼泪鼻涕横流，弄得一蹋糊涂。经过一个多月的克制、训练、增加营养，他竟戒掉了烟瘾。后来我问他，我的戒烟药味道如何？他说：“烟瘾一来顾不得那些，吃了过后，满嘴又辣又涩又麻，不是什么好味道，下辈子再也不抽鸦片，再也不吃你那狗屁戒烟药了！”我们部队在不长的时间里，让许多染有鸦片恶习的新兵戒绝了烟瘾，随着部队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他们的面色都红润起来，身体也一天天强壮。乡亲们看到了这种惊人的变化，纷纷称赞红军，他们说：“‘田冬瓜’（田颂尧）把人变成鬼，‘鄂尔款’把鬼变成人。”整个川北根据地呈现出一派新气象，百姓们又唱出了新山歌：
太阳出来满山红，
红军来了大不同。
打倒土豪和劣绅，
百姓世代不受穷。
——————————
①    当地人称土匪为“棒老二”，红军由于连日征战，征尘未洗，加之营养不良，脸上总呈乌青色，所以军阀、地主土豪们骂红军是“乌棒老二”。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6 22:16
22（痛打田颂尧）


红军解放了川北，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就像一把大火烧了田颂尧的屁股，国民政府也大为震惊。蒋介石抚慰田颂尧，任命田颂尧为川陕边“剿匪”督办，划拨军费二十万圆，子弹一百万发，派遣飞机，令其乘红军立足未稳，迅速围歼。田颂尧就任“督办”，通电全川，希望各军阀停止混战，通力合作，共同对付红军。军阀们为了各自的利益，有些同田颂尧沆瀣一气，派兵协同田军行动，有些则心怀鬼胎袖手旁观，准备待田颂尧同红军打完后捡便宜。
在蒋介石的连电催促下，四川各路军阀于1933年1月底停止了混战。
田颂尧的二十九军有五个师、一个独立旅，共有六十个团。他除了先前调回部分部队堵击红军外，又从嘉陵江以西的地域将大量部队东调，以三十八个团约有六万多人的兵力，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对红军实行三路围攻，气势汹汹朝川北开来。我军的兵力不多，敌人是我们的三倍，从兵力来看，敌强我弱，敌情严重。红军入川不久，根据地还不巩固，回旋余地也不大，要粉碎敌人这次大规模的围攻，确实有许多困难。但我军入川以来，连打胜仗，士气高昂，经过休整补充，恢复了体力，战斗力超过了田颂尧的鸦片军。我们从鄂豫皖根据地出来，一路过关斩将，从蒋介石的中央军手里缴获了不少新武器，就轻火器而言，我们有许多自动枪，而田颂尧都是些老式步枪，装备陈旧。从地形来看，川北地区地处巴山、米仓山南麓，北高南低，有利我军防御，敌军进攻困难较多。我红四方面军总部首长们分析了种种因素，于是，决定对田颂尧的三路围攻，予以痛击。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打好这一仗。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
我红七十三师（欠二一八团）布于南江及其以西的三江坝地区，红十一师（欠三十三团）布于南江的木门、长池地区，两个师共同对付敌左纵队（二十五个团）；
红十二师在巴中及东南的兰草渡、曾口场、粉壁场一带，对付敌中和右纵队（十三个团）；
红七十三师的二一八团退守南江东北面的碑坝，警戒汉中方向的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刘茂恩等部和陕军；
红十一师三十三团布于通江西南的江口至得胜山一带，红十师布于通江以东及东北的麻石场、洪口场、竹峪关一线，警戒可能来犯的刘存厚、杨森的部队，并作为预备队，保障方面军的侧后安全。
1933年2月中下旬，敌军左、中、右三路纵队向我军阵地发起全线攻击。红七十三师扼守三江坝。田颂尧的部队素称“双枪兵”，带着烟枪上阵，冲锋前，先过足烟瘾，借着“烟劲”进攻。敌人黑压压的一片，朝我阵地蠕动，军官在后面张牙舞爪地挥枪督战，一群群往上涌，完全没有散兵战斗队形。打了几年的仗，我们这些老兵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看到敌人不讲战术、遍山放羊般的阵势，同志们都来劲了，挽起袖子，准备狠揍这些“双枪兵”。团长陈友寿命令部队，不要慌，待敌接近我阵地前沿几十米时再打。敌人躬背向上爬，见我们没动静，就放大了胆子，直起了腰。只听陈团长一声大吼：“打！”我们的步枪、机枪、冲锋枪一齐开火，像狂风般扫了过去，敌人一片片地倒下。前面的敌人招架不住，丢了枪，掉头就跑，后面的敌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自己的部队冲了个人仰马翻。敌人滚的滚，爬的爬，退了下去。
打退敌人的冲锋，我们严阵以待。好一会儿不见敌人的动静，这时才发现敌人在我阵地前吞云吐雾地抽起了大烟。过完烟瘾的敌兵顿时来了精神，黑压压的一片又开始了第二次冲锋。敌人上次吃了亏，这次学乖了，贴着地，慢慢地往上爬。我们枪一响，他们就像乌龟一样缩着不动。新参军的四川籍战士见了敌人的熊样，骂道：“龟儿子，你狗日的不敢站起，站起我就打你的脑壳。”
敌人慢慢逼近我前沿阵地，督战的军官高喊着：“打赤老二哟，打死一个赏两块大洋，抓一个活的赏三块。”
川军直起了腰，趁着那股烟劲同我们对打，这次冲锋比上次猛烈得多。陈昌浩告诉部队：稳住打，坚决顶住，不要让敌人突破阵地，等他们的烟劲过去，再组织反击。
敌人冲上来，我们就用手榴弹“招待”，一排手榴弹投出去，火光闪烁过后，冲上来的敌人被炸得缺胳膊少腿，接着机枪、步枪的子弹扫下去，也不知打中没打中，敌兵全都趴了下去。我们打退了敌人的好几次冲锋，川军的烟劲过去了，再也不像前几次那样凶猛。沈权赞营长看到出击的时机到了，抡起驳壳枪，下达了冲锋的命令。我们营的十多把军号嘀嘀哒哒吹响了，战士们跃出战壕，端起枪刺，舞着大刀，冲了出去。各连的红旗挥舞着，战士们杀声震天，犹如猛虎下山。这气贯长虹的冲锋谁能抵挡得住呢？！敌人被我们的气势吓傻了，胡乱放着枪，连滚带爬溃退下去。
我跟随一连往山下冲，要把阵前的情况报告给沈营长。只见满山的敌人躺倒一大片，头破血流的，缺胳膊断腿的，跪地求饶的，敌人完全没了士气，真解气呀！此刻，我看见一班的张班长在追敌人，我也就忘了自己是营部的通信班长，忘了自己的任务，以为自己还是一连的战士，便跟着张班长加入了反击敌人的行列。
我看见张班长斜背着枪，手提大刀，一把揪住一个小个子敌兵的前襟，怒目圆睁将他顶在树上。那敌兵浑身干瘦，一把骨头没几斤肉，一看就知是个鸦片鬼。他缩着头，两手将枪举过头顶，可双腿抖得站不住。张班长偏头发现几个敌人还在没命地跑，他看见我跟上来，大喊道：“小秦，这家伙交给你了！”说着，胳膊一用劲，竟把那小个子敌兵拎了起来，将他的后脖领挂在了树杈上。张班长提着大刀，跳出几步，又追逃敌去了。
我大步跨上前，用枪顶着这小个子敌兵，他早吓掉了魂，手中的枪掉在地上，在树杈上扑腾着双腿挣扎着下不来。此时，身边又蹿出一个逃敌，我扭身一枪把那家伙撂倒，再回头看这小个子敌兵，他嘴角冒着白沫翻了眼睛，原来树杈挂住他的后脖领，前襟的衣扣卡住了他的喉咙，出不来气给憋死了。我很懊丧，抓个俘虏还死了。
这次反击硬是将敌人赶出了五里地，部队才收缩回撤。我们在返回的路上，见到沿途都是跪着缴了枪的敌兵。田颂尧的兵个个脸色灰黄，尖嘴猴腮，一看就知道是些大烟鬼。我们抓到的这些俘虏兵都身背竹篓，篓里放一床线毯，一支步枪，一支烟枪。这就是田颂尧的“双枪兵”，我们真长了见识，这样的熊兵怎会是红军的对手！这次战斗，数南江方向打得最为激烈。近十天的时间，我们红七十三师和红十一师共毙、伤、俘敌近五千人，硬是打掉了敌人四个团。
鉴于我军防御战线长，兵力少，武器弹药不足，不宜同敌人持久对垒，总部见第一步迟滞和消耗敌人的作战目的已经达到，便下令主动后撤，放弃了长池，退至南江南面的八庙垭一带坚守。山势险峻的八庙垭，迟滞了我军的行动。敌左纵队一部扑向八庙垭，并发起攻击。我红十一师只顾向西警戒敌军，没有防备敌人来这一手，这次战斗吃了亏。由于红十一师李先念政委在此之前已负伤，这一仗因临时换人指挥没有打好，八庙垭阵地被敌人突破，部队被迫后撤十几里地。
天不亮，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重新组织兵力向敌人反击。我红二一七团火速驰援八庙垭，担任正面主攻。红十一师的三十一、三十三团分兵实施两翼包抄，迅速插入敌进攻线的后背，将敌人“包了饺子”。敌后续兵团见势不妙，且战且退，不顾已攻占八庙垭的一个团被围，拼命后缩，溃退下去。我们三个团以优势的兵力迅速缩小包围圈。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全歼了敌人一个旅又一个团，夺回了八庙垭。红军南、西两条防线转危为安。
气急败坏的田颂尧岂肯善罢甘休，他又重新调集部队，加强左路的进攻。红军为了保存实力，收紧阵地，逐步放弃了一些地域，我们红七十三师和李先念、倪志亮的红十一师退守大骡马、小骡马和小坎子一带。敌人步步紧逼，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战，敌军终于从我们手里夺得一座县城，占据了部分原丢失的地盘。
田颂尧被这些所谓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趾高气扬了起来。他认为消灭红军已指日可待。于是，他命令他的左纵队集中十三个团的兵力向东猛扑过来，先头部队孤军冒进柳林坝地区。田颂尧的左纵队突出冒进，拉大了他在通江地区的中、右两纵队之间的距离。他们的粮食和装备补给也增加了困难。我们红七十三师乘隙袭击了他的后勤辎重部队，断了田颂尧的粮草，没有粮食，敌人不得不杀马充饥。我们红军且战且退，英勇阻击。敌人的伤亡人数不断增加，士气也愈来愈低落，加上一场大雨从天而降，硬是将敌人的嚣张气焰泼熄了火
丧心病狂的敌人在通江和巴中向红军另几支部队疯狂进攻。红十、十二师也逐步撤出巴中和通江地区，收紧阵地退至贵民关、关路口、观光山一线。红十一师也按总部的命令朝空山坝一线集结。我们红七十三师仍坚守大、小骡马和小坎子地区阻截敌军，挡住敌人。敌人用人海战术，集中兵力攻击我师的小坎子阵地，我军伤亡不小。
鉴于我军已全部退至第二道防线，南江形势孤立，徐向前总指挥命令我师将敌人击溃后，主动放弃南江，向后退却，由北向南形成新的防御线。
我们有些战士，也包括我在内，看到疯狂的敌人大举进攻，攻占了我们刚刚解放的川北各地，而红军节节退守，总处在被动之态，心中不免着急，泛起许多疑虑。徐总指挥在王树声师长的陪同下视察我营阵地，战士们围着徐向前提出了许多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进攻？是不是红军失败了？”
徐总说：“红军不是失败，打仗有进攻就有防守。”
战士们问：“不是失败？可我们丢失了大片的根据地，都退到了米仓山下方圆不足百里的空山坝。再退下去，我们就得翻巴山回陕南了。”
徐总从嘴里抽出烟斗说：“打仗好比两个人打架，我们要是伸直胳膊，张开五指，来回横扫，就是打着了敌人，也揍不扁他。要是我们缩回胳膊，握紧拳头，眼睛盯着敌人的要害，突然出拳，那会怎样？”
有人喊道：“那会打得他吐血。”
徐总笑了：“对！我们这是在收紧阵地，集中优势兵力，正盯着敌人。”徐总收住笑容，又说：“是哦，我们不能再退了，再退就真的要出四川回陕南了。你们师在小坎子坚守了好几天，与敌人争夺每一寸土地，每一棵树木，你们堵住了敌人，为我们大部队的反击准备争取了时间。现在你们要再坚持下去，要不惜代价坚持到反击开始。”
总指挥的一席话把大家心里说得明镜一般，同志们围着徐总热烈地讨论。一营长沈权赞说：“总指挥，你放心，我们保证堵住敌人，不让他前进一步，也绝不让他跑掉。”
红军主动放弃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退守南江北部空山坝地区。除了一部（即我七十三师）奋勇抗击外，其余反击不强。这种战局和态势给了田颂尧一个错觉：“红军不行了。”田颂尧欣喜若狂，叫嚷着红军已“溃不成军”，“半月之内，不消灭红军，也要把红军撵出川北”。田颂尧令其部队加强左纵队攻势，只等他的中、右纵队逼近，前后夹击，便可“大功告成”了。
田颂尧的“胜利”，刺激了另一个川军的老军阀刘存厚。刘存厚多年来与其他军阀争斗，吃亏不小，受挫后的他蜷缩在川北的一小块地盘上。田颂尧三路进攻红军，刘存厚对天盟誓，愿与田“通力合作”，愿助田一臂之力消灭红军。可真打起来，刘存厚却按兵不动，冷眼旁观。田颂尧若进攻红军不利，他是决不会对红军兴兵的。可这会儿他看到田颂尧“节节胜利”，确实眼红，认为此时有机可乘，乘红军之难讨个便宜。刘存厚再也坐不住了，于是以八个团的兵力抢占竹峪关，给红军左侧以威胁。
敌人高兴得太早了，想捡便宜的刘存厚部在竹峪关立足未稳就遭到我红十、十一师主力迎头痛击。刘存厚“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丢盔卸甲被红军打出竹峪关，败退六十多里。
田颂尧的三路大军经过休整，发起了第二期总攻。敌中路、右路由巴中向北攻击红十师、十二师阵地；敌左路军避开了我红七十三师的正面防御向东南前进，企图与中、右两路配合，合围通江。敌人在几十公里的范围内投入了大量的兵力，气势汹汹，咄咄逼人。我军与敌人打了几天后，按徐总指挥的命令，主动放弃阵地，再次后撤。在后撤时各部有意抛弃杂物，作出“败退”的假象，以迷惑敌人，纵敌骄狂。
此时，我军已退至空山坝附近，在这方圆不足百里的地域再筑防线。我军的退让果然让田颂尧觉得红军已“溃不成军”，随即命令各部向我第三道防线展开全面进攻。
那时候，江西的中央红军将集中兵力打反击叫“诱敌深入”，我们叫“收拢阵地，反攻出击”。
田颂尧对我军即将发起反击茫然不知，仍一个劲地向我正面进攻。敌已陆续投入了二十五个团的兵力，而我师的兵力不断消耗，所有的部队全部投入，再也没有预备队。炮声隆隆，枪声激烈，王树声师长下令：拼光了也要守住，等候反击！
田颂尧气焰嚣张，可已是强弩之末。红军已收紧了拳头，严阵以待。
总部命令：红十一师自空山坝以北西出，插入敌后；红十师、十二师在空山坝以南西出，作为左翼迂回，等待攻击；我红七十三师在正面堵住敌人，拖住敌军。整个四方面军实行三路反击的秘密行动开始实施，各部按时到达各自的位置。
5月21日拂晓，红军的总攻开始了。
各师按总部的部署开始行动，我红七十三师在正面作为主攻力量，向田颂尧发起了攻击。红军各师迅速展开，气势磅礴，像几股洪流奔腾而出，仅两天的时间，就将敌人左纵队分割包围于空山坝以南的余家湾、柳林坝地区。战士们憋足了劲，痛打田颂尧，激战三昼夜，全歼敌七个团，击溃六个团，毙伤俘敌五千余人。
红十一师和红十二师两路部队在敌后的攻击形成了合围，将敌后翼的一个旅围住了，经过激烈的冲杀，敌旅部被占，残敌被迅速肃清。我红七十三师从正面反击，部队冲出阵地，勇猛突进，整个西线的战局顿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敌军腹背受攻击，军心动摇，全线崩溃。此时天降大雨，山谷间溪水大涨，山洪暴发，大批敌人被我军赶入山谷急欲逃遁，未料因人马太多，拥挤不堪，许多人被挤入谷底激流淹死，更多人死于红军枪弹。我军控制了山头，从山上往下冲，到处是敌人的死尸。我军两路部队虽然合围，但终因敌人太多，“口子”无法扎牢，大批的敌人还是从山谷沟边挤了出去，向西逃遁。　　
田颂尧左纵队遭受如此毁灭性的打击，全懵了头，兵败如山倒，一下子土崩瓦解。而他的中、右纵队闻知左纵队败势，也随之风声鹤唳，狼狈逃窜。
战局迅速变化，我军的大反击进入了第二阶段：穷追猛打逃敌。陈昌浩总政委率红十、十二师南下追击敌中、右路军；徐向前总指挥率红十一师和红七十三师穷追敌左路军。红七十三师咬住残敌不放，人不歇步，马不停蹄，战士们换着吃饭，像接力赛跑，同兄弟部队交替前进，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敌军惨败，全线崩溃，一泻千里。漫山遍野的逃敌，见了红军也不放枪，只顾疯跑，跑不动了就地一跪交枪。我们沿途俘敌六千多。
川北穷苦百姓积极支援红军，报告敌人的逃向，送茶送饭，救护伤员。红军有了群众的支持如虎添翼，飞速前进。几天的功夫我们红七十三师就收复了南江城。在王树声师长的带领下，红七十三师一路穷追猛打，不断扩大战果。
部队向西追击，敌人疯一般地狂逃。徐向前总指挥一直跟随我二一九团，亲临第一线指挥。
过了木门往西，溃敌逃进了一个山寨，该山寨原本还驻守着敌人。离山寨还有两里地，部队停止前进。原来，这山寨的前面是一个山岗，敌人将山岗上的树木全部砍光，挖了堑壕，并将碗口粗的树木做成数排的鹿砦，横亘在阵地前。敌人居高临下，几挺重机枪守在山岗上，阵前又有几百米的开阔地，这样的阵势对我十分不利。我军原本数量不多的迫击炮在漫川关突围时都丢弃了，手中基本都是轻武器，在大片的开阔地里，距离远了手榴弹也够不着，真是鞭长莫及啊！几经侦查，山寨的两边都是较高的山梁，敌人兵力大约有一个多团，而我们仅一个团，迂回分兵进攻兵力不够，若要打进山寨消灭敌人，必须拿下当面这个布满鹿砦的山岗。如果部队硬冲，伤亡必定极大。团长陈友寿和政委曾传六商量后心急如火也拿不出好的方案。
徐向前总指挥放下望远镜，不慌不忙地布置了任务。我们按照上级的布置派出了很多人去周边村庄找老百姓买牛。战况这么急，不打敌人怎么去买牛？大家对此十分不解。忙活了一个白天，出去的人都回来了，还真的弄回几十头水牛。按照总指挥的要求，战士们将所有水牛的双角和尾巴都绑上茅草包上麻片，并浇上了火油。半夜时分部队悄悄将牛牵到了山岗下，全体作好了战斗准备。徐总指挥命令听他的指挥开始冲锋。
我们都不明白这唱的是哪一出，反正豁出去了，乘夜一定要拿下山寨。
在我们的前面，部队燃起了火把。一声令下，火把点燃了水牛犄角和尾巴上绑着的茅草和麻片，阵前一片光亮。那几十头水牛哪里经过这阵势，火烧屁股惊恐万分，拔腿前奔，一股火焰的洪流冲向那山岗。敌人阵地上的重机枪响了起来，这牛群听到身后红军潮水般的吼叫声，感到了屁股后面的热浪，它们知道此时不能停歇下来，于是更加疯狂，使尽了牛力，奔跑得更快，冲上敌阵，点燃了鹿砦，踏平了盖沟，所过之处人仰马翻一片狼藉。就在牛群奔出去的当口，徐总指挥下了命令：冲锋！顿时，全团的冲锋号滴滴答答地吹响了，部队人举火把，玩命似地跟在那火牛群后面冲向敌阵。
我们刚到山岗脚下，敌人的重机枪就不响了，冲上山岗，看见那些着火的鹿砦被牛群撞得东倒西歪，越过敌人的堑壕，一直突进了山寨，冲锋拼杀，呐喊震天，没有费多少事就打垮了敌人。一部分敌人从山寨后面逃走了，我们俘虏了几百敌兵。从敌人俘虏嘴里我们才得知，那火牛群冲上山岗时，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慌乱中忙着开枪，打了那么多的仗，哪里见过这种阵势。等到成排的鹿砦被冲破，看见那股奔腾的火焰是火牛群时，个个吓得目瞪口呆，惊慌失措，丢了枪就逃。这次战斗，我们几乎没有受到损失，打掉敌人一个团又两个营，缴获颇丰。
战斗结束，人人喜笑颜开，这“火牛阵”威震敌胆，名扬四方。大家都夸赞徐总指挥用兵如神，胜过当年的诸葛亮。
一个晚上，我营奉命奇袭华盖山敌险要阵地，乘着夜色仅以轻伤两名的代价歼敌五百余人。我师一路向西，风卷残云般追剿残敌，攻占旺苍坝，将逃敌一个旅打掉了大半，直逼广元城下。
与此同时，我们得悉兄弟部队也一路飙进，夺回通江、巴中、长池、江口（现平昌），并逼近仪陇、苍溪和阆中。我和我的战友们兴奋不已，大家都说徐总指挥了不起，妙算如神，我们吃苦跑路值得。
这次战役的胜利，就是红军们常提到的空山坝大捷。
历经四个月的斗争，我们红军彻底粉碎了敌人的三路围攻，以田颂尧损兵折将两万四千人的失败而告终。反田颂尧的三路围攻是红四方面军入川后一场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战，经过这一战役，田颂尧多年经营的实力被红军打掉了三分之一，红军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蒋介石送给田颂尧的军备转交给了我们。田颂尧只得收聚他的残兵败将，向西退守到嘉陵江沿岸去了，其他的各路军阀慑于红军军威，再也不敢轻易前来“冒犯”。
空山坝大捷打出了胜利的局面，红四方面军不仅收复了所有的失地，而且川陕边根据地比原来扩大了一倍还多。以通、南、巴为中心，东抵万源，西达广元、苍溪，南到仪陇、江口，北部连接陕南的镇巴、西乡一带。这片辽阔的根据地约三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三百万。我们的苏维埃政权迅速建立，红军和地方武装得到极大的补充和发展，根据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南江口木门召开军事会议，团以上干部近二百人参加了会议。这原本是战役总结会，但一开始就开成了批判“肃反”扩大化的会。张国焘自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后又蓄心搞起一次“肃反”运动，他利用“肃反”翦除异己，巩固自己在红四方面军的地位，大肆逮捕杀害了一大批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干部，在军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慨。在反田颂尧三路围攻时，张国焘把持着“肃反”运动，部队一边打仗一边有人被抓被杀，全军上下早就憋了一肚子气。在木门军事会议上，大批干部纷纷发言，愤怒批判“肃反”扩大化，群情激愤，将一个积极执行“肃反”指令的师政治部主任拖出去枪毙了。消息从上面传到基层，我们无不为之叫好。在这次会议上红四方面军第一次成功地制止了张国焘的“肃反”扩大化，为革命、为红四方面军保住了一大批干部。
木门会议总结了反田颂尧三路围攻的战役。鉴于根据地面积扩大，红军的影响不断提高，川北青年积极要求参军，部队发展到四万余人。西北军委会决定猛烈发展红军，红四方面军的原四个师分别扩编为四个军十一个师三十一个团：
红十师扩编为红四军，军长王宏坤，军政委周纯全。下辖三个师八个团。
红十二师扩编为红九军，军长何畏，军政委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下辖两个师六个团。
红十一师扩编为红三十军，军长余天云，军政委李先念。下辖三个师八个团。
红七十三师扩编为红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兼），军政委张广才，政治部主任黄超。
我们红三十一军属下的三个师分别是：第九十一师，师长朱崇德，师政委林英发。下辖二七一团、二七三团（欠二七二团）；第九十二师，师长陈友寿，师政委杨朝礼①。下辖二七四团、二七五团、二七六团；第九十三师，师长叶道智，师政委王德安。下辖二七七团、二七九团（欠二七八团）。全军实有七个团，共八千余人。
此时，我被调往九十二师师部，任交通三队队长。
红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的领导下完成扩编后，在川北进一步站稳脚跟，进入了向川北以外发展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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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朝礼（1911—1937），河南商城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第四军团政治委员，红三十一军九十二师政治委员，九十三师副师长，红九军二十六师、二十五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和西路军。后在甘肃临泽梨园口战斗中牺牲。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6 22:17
23（川北战旗红）


就在红军创建川北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之际，长期动乱不安的四川，军阀们又上演了一场狗咬狗的闹戏。刘湘与刘文辉为争霸四川开始了新一轮的混战，其他军阀心里都打着自己的小九九，各派军阀之间矛盾重重，互相观望。他们无力攻击红军，川陕根据地的周围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局面。红四方面军抓紧这一有利时机，扩充部队，加紧学习，开展了大练兵活动。
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发展起来了，扩军、练兵、整训后，我们红九十二师成为方面军的主力师之一。那时候我们师部机关编制简单，人员不多，师首长们每人都只有一个贴身警卫员，平时的警卫任务都交给了师部交通队。师部交通队对外称连，实际是一个加强连或是小营编制，共有三个队：一队队长余海堂；二队队长阙子清，跟随师长陈友寿。三队队长秦懋书，率六十多人跟随师政委杨朝礼。
一队主要负责师部和师首长的警卫任务；二队和我三队主要任务是站岗、送信、便衣侦察。我三队一排全配驳壳枪，一人一把飘红绸大刀；二排全配自动步枪；三排配马枪，每人一匹战马。全队排成一溜，真是威风凛凛，兵强马壮。
这支精悍的队伍也是师首长们的宝贝，一般情况下师首长们是不会轻易动用的，只有在最危急的时候才会调去解决问题。
记得我们红九十二师驻扎在南江与旺苍一带，同红四军、红三十军的驻地毗连。红军的威名吸引了许多的青年，他们踊跃报名参军。我们交通队分来一个青年，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脸，浑身充满朝气，看那模样颇为精明强干，我打心眼里喜欢，便问他：“叫什么名字？”
他抑制不住参军后的喜悦，笑嘻嘻地说：“叫赵青彦。”
我沉着脸说：“笑什么！多大了？”
“十九。”他挺着胸脯回答。
“哪里人？”
“旺苍坝。”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出他没把我这个十六岁的交通队长放在眼里。
“站好，站好。”我踱着步子,上下打量着他，心里想着：大小我也是个队长，手下六十来号人谁敢不听我的？小新兵蛋子，神气什么？
冷不丁我冒出一句：“你抽鸦片不？”
“不抽队长！”他坚定地回答。
我高兴了，这是分来我队第一个不抽鸦片的青年。我变了口气：“不抽队长，你想抽哪一个？”
大家“轰”地一声都笑了，从此他成为我队的一员。
赵青彦出生贫苦，可天资聪明，不知他在哪里学会了写字，在我们队里竟成了“秀才”。我们出去做宣传工作都带上他，见到墙壁、山岩，我就让他写上大标语。驻地附近留下了许多由他用扫帚头沾石灰水或赭石红写下的标语口号：“红军万岁！”“建立苏维埃政权！”“中国共产党万岁！”“赤化全川！”
根据总部的统一要求，部队开展了大练兵、大宣传的整训活动。
这时部队发展很快，新兵入伍多，老战士多被提拔为干部，这些英勇善战的老兵打起仗来呱呱叫，当基层干部可就缺乏管理的能力和经验了。红三十一军着重从政治、军事两个方面整训部队。政治教育由政委宣讲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红军的斗争历史和铁的纪律、革命胜利的光明前景，还有目前我们面对的许多艰难困苦。王树声军长经常深入连队，督促并协助政治干部抓这一工作，红军在这段时间里整体政治素质提高非常快。在军事训练方面，我们也抓得十分紧，这是红四方面军的一贯传统，针对当时川北地形险峻、道路崎岖和敌人多据险固守、害怕夜战的特点，我们开展了大练兵运动。我们交通三队请来了军事教员孔庆德①。孔庆德当时是红四军三十团的连长，早年从军国民党部队，1931年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六安兵变”，成为红军。由于在旧军队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孔庆德凭着自己过硬的战术技术本领，成了各部队争相聘请的军事教员。
孔教员在单兵战术技巧上很有一套，枪打得准，摸爬滚打样样在行，我队的一些小兵对他十分羡慕。我对战士们说：“我们光羡慕不行，一定要把教员的本事学到手。平时多流汗，战时才少流血，我们一定要抓紧空隙时间练兵，争取当全师第一名。”
军事训练内容，技术以射击、投弹、刺杀为主，战术以夜战、近战为主。射击由原来的固定目标改为隐现和移动目标。练投弹由原来的徒手投掷改为持枪、卧倒或跑步中投掷。练夜战多从实地出发，练搭人梯或用铁钩、绳索攀登。
我们白天黑夜练山地战术、单兵动作、土工作业，同时还练爬山、攀岩、侦察、联络、射击、投弹、刺杀。干部、老兵传帮带，全队都是年轻人，相互不服输，因此战斗素质提高很快。
我们交通三队以攀岩和投弹最为拿手。一班的罗家贵，我们大家都称他为“猴子”，人虽长得精瘦，可爬高攀岩堪称他的绝活：几丈高的峭壁，他带根竹竿就可以上去；用带钩的绳索就可以荡过深壑。在全军的军事比武中，罗家贵攀岩得了第一名，为我们队争得了荣誉。我们队的战士差不多都没超过二十岁，抡大刀，我们输给了身强力壮的交通一队，可是论投弹，我们又占了先。由于在几次战斗中，敌人的碉堡拦住了我们的前进之路，那枪眼里射出的子弹杀伤了我们许多战士，我们吃亏不小。为了对付敌人的枪眼，我专门用石头垒成“枪眼”状，在河滩捡来鹅卵石，让大家练习投弹。鹅卵石同我们用的带有麻编小尾巴的马尾手榴弹差不多大小，经过大家的刻苦练习，全队许多人都可以很准确地将手榴弹投到那“枪眼”里，我队投弹又得了一个总分第一。真没想到，这些练就的硬功夫在以后的战斗中还真起了大作用。
那时大练兵运动形成热潮，上自军长、政委，下到伙夫、马夫，都毫不例外地投入进来。我们的军长王树声和我们普通战士一样，摸爬滚打，练单兵战术。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他还加强军事理论的学习。
记得有天，师长让我送信到军部。半夜里，军长的房里还亮着灯。王树声阅过信，给我倒了杯水，我才发现军长在夜读兵书。他和蔼地问我：“小秦呀，你识字吗？”
我说：“不会，我没上过学堂。认得的几个字和自己的名字，还是私塾先生教我的。”
他感叹地说：“我们要学呀!我总遗憾没上过军校。往日打游击，兵马不多，打不赢就往山沟老林里一钻。如今是千军万马，仗越打越大越复杂，再不努力学，怎么得了呢？你看徐总指挥精于兵法，那是在黄埔军校学的。你是鄂豫皖出来的老兵了，现在你不光要当队长，以后还要当营长、团长。唉，我们都要学呀！”
我回答：“是，军长，我一定好好学。”
军长给了我一本红军自编的军事技术的小册子，我揣在怀里告别了军长。这本小册子对我队的军事训练起了不小的作用，可惜在后来的战斗中，这本小册子浸泡在泥水里给溶烂了。
在整训的日子里，政委经常给我们上课，讲党的纲领、红军的宗旨、土地政策、群众纪律，使我们懂得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也就在这段时间，政委通知我说，我已由原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心潮澎湃，一个放牛的苦孩子，当初参加红军根本不懂这些革命道理，就是饿狠了，穷极了，要活命，要吃饭，有人领头，我就跟着造反。这几年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离开了家乡，走上了革命之路。眼前展现出一个新的天地，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我去做。那时红军处在艰难险阻中，消息闭塞，知识贫乏，我仅听政委说过马克思、列宁这些外国人都蓄着胡子，我见不到这些“胡子们”，我知道这些“胡子们”为受苦的人民设想了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我们共产党、红军就是为此而奋斗。不管怎么说，我是党的人了。我从小就敬佩赵赐吾、吴光浩、甘济时那样的共产党人，现在自己也是共产党员了，党叫干啥就干啥，我愿将我的一切献给党。
田颂尧三路围攻失败后，川北的各派军阀为保存自己的实力，坚守不战，但对我川陕根据地却加紧了经济封锁。为了进一步发展苏区，打破敌人的封锁，这年8月，红四方面军决定：趁敌人新的围攻尚未开始，红军应发起外线进攻，进一步扩大根据地。因此我军接连发动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性战役。红三十一军在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的率领下向广元方向猛攻，连克元坝子、土关，又占据千佛岩、柳林子险要地点，对广元城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吓得敌人固守孤城，不敢动弹。我军又兵分两路，一路攻击陕南宁羌（现宁强），另一路向西横扫田颂尧的残兵败将，大造声势，扬言要“打过嘉陵江去”。我们故意暴露战略意图，吸引了敌人，迷惑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红九军的正面进攻。
红九军迅速解放了仪陇全县，扫清了南部县嘉陵江东岸田颂尧的残余部队，占领了南部县一带的盐井。实际上发动这次战役就是为了盐巴。四川军阀的经济封锁使得根据地的盐巴奇缺，没有盐吃，人就没有力气，根据地也就维持不下去。距巴中不远的南部县境内就有全川闻名的盐井，红四方面军命令向仪陇、南部进军，夺取盐巴。红军的军事行动也得到盐工们的支持。红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许世友率全师攻占仪陇和南部，消灭敌一个旅的一部，将另两个团击溃、赶过嘉陵江，缴获盐巴十多万斤，打破了敌人对我根据地的食盐封锁，根据地的军民无不为之欢欣鼓舞。
红九军和红三十军一部接着打响了营（山）渠（县）战役。为了配合这次战役，我红三十一军一部猛攻广元，造成向西发展的声势，迷惑了敌人。川北的9月，已经进入秋雨绵绵的雨季，我们在广元、苍溪一线获悉红九军和红三十军突破杨森二十军的防线，直逼营山城下。没几天，敌人全线崩溃，将他们宣称“固若金汤”、“不可逾越”的营山防线，拱手让给了红军。红九军这支英雄的部队直趋东南，兵指渠县，打得敌人望风而逃。营渠战役近半个月，打掉了敌人的威风，歼敌三千余人，解放了营山、渠县。
10月中旬，我红三十一军接到总部的命令，在西线继续沿嘉陵江积极佯动，造成更大的声势，牵制敌人，迫使刘湘及其他军阀的部队不能逾越东进。我红九十二师在广元附近逮住敌人一个团死打，红九十一师在苍溪击溃田颂尧一个团，故意将这些残兵败将放过嘉陵江，让其回去报信。田颂尧、杨森惟恐红军要打过嘉陵江，向各方军阀告急求援。我们声东击西的战略意图使敌人摸不着头脑，其他的军阀也不敢轻举妄动。
红四方面军的另几支部队利用根据地良好的群众条件，隐蔽地调整部署，秘密集结东线，突然发动了宣（汉）达（县）战役。这次战役是针对军阀刘存厚的，这个老朽昏庸之辈曾追随军阀吴佩孚，被吴授予“崇威上将军”的头衔，盘踞宣汉、万源、绥定（现达县）、城口等地，干尽了坏事。红九军和红三十军的战斗打响了，连续攻克麻石口、土地堡，占据了马渡关、板凳垭。刘部兵败如山倒，红军的几支部队胜利会师，宣汉遂告解放。刘存厚在战役开始时，以为红军主力还在嘉陵江沿岸，根本就没有想到会在东线将拿他开刀。此人极信迷信，常扶乩卜卦，自以为我红三十一军在嘉陵江东岸“大举进攻”广元、苍溪、阆中，打的只是田颂尧和杨森，至于红军在东线集结的情报，他闭耳不闻，看来他被红三十一军的佯动迷惑住了。红九军攻入宣汉时，他仍以为是我川东游击军“骚扰”，直到红军突入绥定城时，他才如梦初醒，带着他的家眷细软和几个马弁落荒而逃。红军连克镇龙关、草坝场，乘胜东进，占领了万源。
10月下旬，我川东游击军与东线的红四方面军的部队联络上，刘存厚南逃的八个团在宣汉东百余里的南坝场被川东游击军堵截。川东游击军兵力不足，向主力求援，许世友率两个团驰援南坝场，分三路对被截的敌人发起攻击，激战一夜，毙俘敌成千，其余败兵溃散而逃。宣（汉）达（县）战役胜利结束。　　　　
10月底，红四方面军在宣汉西门外举行祝捷大会，宣布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
历时两个半月的三次进攻性战役，从夏天到秋天，我军歼敌两万余人，缴获枪支万余支，敌人的兵工厂、被服厂等都成了我们的战利品。我们红四方面军部队发展到五个军、十五个师，共八万余人。我军解放了仪陇、营山、宣汉、绥定（达县）、万源五座县城，开辟了新的根据地，东达城口，西至嘉陵江岸，南起营山，北抵陕南的镇巴、宁强，总面积比原来又扩大了近一倍，人口达到约五百万，创造了川陕根据地的全盛局面。这真是川北战旗红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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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孔庆德（1911— 2010 ），山东曲阜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独立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团长、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旅长、军区司令员、五十八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区炮兵代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湖北省委书记。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6 22:21
24（血洒母猪寨）


1933年10月金秋，川陕革命根据地沉浸在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战役胜利的喜悦之中。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并庆祝近几年所没有的农业大丰收，到处一片喜气洋洋，充满欢笑。
人民欢笑之日就是敌人难受之时，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迅猛发展深深震撼了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也使蒋介石国民政府大伤脑筋。蒋介石正忙着对江西中央苏区的大“围剿”，对川北根本插不上手。红军的生存与发展使得四川各派军阀如坐针毡，更使有“四川王”之称的刘湘的地位受到了威胁。蒋介石在他任命的“川北剿匪督办”田颂尧被红军打败后，又急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拨给刘湘二百万元军费、万余支枪械和子弹，并增派飞机助战，督令刘湘发动对川陕红四方面军的“围剿”。刘湘为形势所逼，开始了与红军的“决战”。
就在红军打垮田颂尧的“三路围攻”之时，刘湘这个大军阀刚刚打败了他的幺叔刘文辉，独霸四川的野心急剧膨胀。红军的强大压力迫使过去各派军阀也暂时“团结”起来，军阀们认为大敌当前应相互通力合作，共同“剿赤”。刘湘凭着纵横捭阖的手法，加之利用封建迷信的帮会关系，高唱“统一财政”、“统一民政”的高调，吹拍拉拢四川各派军阀，要求协力“剿灭赤共”。他以他的第二十一军为主力，纠集各军阀的部队，组成六路围攻大军对我川陕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红四方面军对敌人的这次进攻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就是历史上记载的川陕边红军反“六路围攻”战役。
敌军重兵压境，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将我川陕根据地围成“水舀”状，妄想将红军一勺烩了。西北起自广元，东至城口的千余里弧形战线上，刘湘集结了一百一十余团的兵力（后增至一百四十个团）共二十多万人，采取分进合击、步步为营战略部署，计划分三期进攻，肃清红军。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增派了空军支援刘湘的地面作战。敌人气势汹汹叫嚷着：“三个月内全部肃清川陕赤匪。”
我军面临入川以来最为严峻的局面。当时普通的红军战士，即使是基层干部，对军中的总战略意图及党内、军内的斗争知之甚少，但我在师部交通队，直接跟随首长，多少也了解一些军中情形。
作为当时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是集党、政、军领导职务于一身的重要人物。对这位高级首长，我们有敬畏之感，可是从内心来讲，凡耳闻目睹他的一些工作作风及生活习气的，对他并无好感。他那人刁钻古怪，疑心重重，使人无所适从；他搞宗派主义，家长作风，让人心惊胆寒；他不懂军事，瞎指挥。他遇到困难与危险时悲观失望、恐惧丧气、没有主心骨的样子，真让人瞧不起。失败时气馁沮丧，胜利时盲目骄傲，就是他的特点。我们刚打完三个战役，正在休整，而他来我师说什么要“不停顿地进攻”，“粉碎敌人围攻于开始之前”。
大敌当前，红四方面军总部在通江召开会议，在军事指挥上排除了张国焘的军事冒险主义瞎指挥的干扰，肯定了徐向前等同志采取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徐向前总指挥研究了敌人此次“六路围攻”的态势，从敌情、我情、地形、士气各方面分析敌我双方的利弊，增强了全军战胜刘湘、打破敌人“六路围攻”的决心。
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此次反围攻的战略作战方针为：“收紧阵地，诱敌深入，节节抗击，消耗敌人，扬我之长，击敌之短，创造条件，待机反攻，粉碎敌人的围剿计划。”具体的兵力部署，分为东、西两线：
东线，作为主要战线，由徐向前总指挥率红四军全部、红九军和红三十军各两个师以及刚由原川东游击军改编的红三十三军，共二十五个团防守万源至宣汉、达县的东线地区，重点对付敌人的主力第五、第六两路。
西线，作为钳制敌人的另条战线，由王树声副总指挥率红三十一军全部、红九军的第二十七师和红三十军的第九十师，共十余个团部署于北起广元，沿嘉陵江东岸至营山、渠县的西部一带，牵制对付敌人的一、二、三、四路。另部署二七八、二七六两个团于川陕交界地区，监视陕军的孙蔚如部。
由于北部有米仓山和巴山的天险阻隔，加之西北军杨虎城、孙蔚如力主抗日，与红军秘密协定互不为敌，可以说北面暂无后顾之忧。但为防万一，我军还是往北面派出了少量的警戒部队。我军的主力全部放在了东、西两线。
11月初，红二十五师与第五路敌军王陵基的第三师遭遇。这支刘湘的主力部队在同刘文辉的混战中刚刚获胜，自恃胜利之师，气焰十分嚣张。我军的战斗打响了，由此揭开了反“六路围攻”作战的序幕。
根据方面军的决定，我们西线部队主要以防御为主。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拟定了作战方案：相对集中兵力，确定重点防御地段，梯次配置兵力，以守为主，伺机反攻。利用险要地形构筑坚固工事，以少量兵力扼守要隘，迟滞堵击敌人，稳住西线来保证我东线的胜利。
红三十一军在西线积极布防。
随着敌人第一期总攻的开始，西线的战斗也打响了。红二十七师主动放弃易攻难守的营山县城，杨森一个混成旅轻易“收复”一城，得意忘形，撵着红军，不断进攻。该混成旅行至快活岭时，不想红二十七师一个回马枪，消灭其两个团上千人。杨森和田颂尧吃了这个亏，不得不就地设防，不敢再进攻。在快活岭西，邓锡侯部一个旅与红九十一师交火，敌一个团被歼，一个团被击溃，一个团逃向广元。敌李家钰第三路准备进攻仪陇，遭红三十军一个团和红二十七师一部的夜袭，全线溃退。我们在西线与东线的红军遥相呼应，紧密配合，在广元的元坝子、快活岭，在阆中的鸡山梁，在仪陇的佛山寺几处战场，给予进犯之敌军一、二、三、四路以迎头痛击。
这几战之后，我西线部队收缩防线，兵力进一步集中。我军撤走后，被红军打痛了的杨森、田颂尧、邓锡侯、李家钰不敢贸然“跟进”，整个局势出现了短暂的缓和。
1934年新年之夜，副总指挥王树声点将遣兵，红九十二师和另支部队兵分两路，对进犯仪陇南五里堆之敌第三路罗泽州部实施打击。部队进入指定地点后，我们看到金城寨燃起一堆篝火，这是进攻的命令，以夜袭为能事的红九十二师迅速摆开了战斗队形。两支部队立即从鹅项颈发起了攻击，拦腰截断了五里堆之敌。敌人从睡梦中惊醒，慌乱迎战，因不敌红军的攻势，仓皇向南突围。恰逢此时，从双盘庙前来增援的敌军已到，黑暗中除了连续闪烁的枪弹射击、手榴弹爆炸发出的火光，双方谁也看不清谁，两路敌军都误以为对方是红军，“乒乒乓乓”地打了起来。
我师见状连忙撤出战斗，在不远的山头上就地休息。看着山下打得热闹，杨朝礼政委摘下帽子抹着汗哈哈大笑，他高兴地唱开了：“我正在城楼观山景……”有人在大叫：“这是王八日的打狗日的，真过瘾呀。”
待到拂晓，敌人才看清是自己打自己，双方死伤无数。
这时红军一个突击，攻占了五里堆，又乘胜追击二十余里，先后歼敌四百余人，生俘二百多人，缴枪三百余支。大家都高兴地说：“这是‘佳节良宵’红军‘犒劳’白军，白军又回送给红军一个好礼物。”
东、西两线的红军依照总部的部署，节节抗击敌军，有步骤地逐个撤离原来的地域。
元月中旬，接到总部的命令，令我红九十二师第二七四团速赴宣汉城外的母猪寨，接替东线的防守部队。遵照总部的战略意图，东线部队正集中全力收紧阵地，逐步向万源方向转移，东线红军撤离后的南坝场、达县、宣汉等城已被敌人占据。为保证东线红军的安全撤离转移，我师杨朝礼政委率二七四团和我们师部交通三队日夜兼程，经巴中，涉恩阳河，过平昌、双河场直抵宣汉城外的母猪寨。
这母猪寨地势险要，前平后陡，山上的城墙用大石块砌成，异常坚固，阵前视线开阔，整个寨子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东线部队撤离前修筑了部分防御工事，已初具规模，我们接防后马上加紧巩固完成，整个阵地堑壕连通，形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母猪寨阵地像个楔子，死死地钉在敌人占据的宣汉城门前。我们的阵地与宣汉城相距不远，中间隔着一条水刚没腿肚子的小河。站在阵前遥望远方，夕阳西斜，山野里一派混沌迷蒙，宣汉城沉坠在昏黄的烟雾中，天边卷起层层黑云，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敌人的进攻开始了，这是刘湘第二十一军的主力部队，凭着人多，他们成群结队向我阵地扑来。我军严阵以待，每个人都将十多颗手榴弹摆放在面前。敌人的炮弹呼啸而来，将阵地上的泥土耕犁了一遍。炮击延伸了，敌人的步兵发起了冲锋。我们的战士将子弹顶上枪膛，瞄准了敌人。敌人的前锋离我阵地只有几十公尺，只听一声喊：“打！”我阵地上顿时喷出一排青烟，枪声急促响起，敌人在我阵地前躺倒了几十人。我们的机枪、步枪像暴风骤雨般响起，阵地前隐蔽物不多，敌人没法躲藏，很快就溃退下去。刘湘的主力部队过去哪里吃过这个亏，他们又组织了第二次冲锋。恰逢此时大雨从天而降，敌人被淋得像落汤鸡一样，正一步一滑向上爬，速度顿时慢了下来。快到阵前，我们又一通狠揍，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投出去，在敌群中连续爆炸，一阵阵“轰隆隆”的爆炸声，硝烟伴着火光升腾，那情景就像开了锅的饺子，敌人被炸得人仰马翻，连滚带爬地向后撤去。跟进的部队不明前面的情况，随着前面撤回的队伍像潮水般地撤退，敌军官在后督战堵也堵不住。阵前坡地被雨一浇，泥泞不堪，敌人一个个像泥猴似的，糊得没鼻子没眼睛。
敌方有个连长挥着枪逼着士兵前进，我交通三队战士夏正明见状说：“队长，看我的，我要那狗日的回老家！”说着举起了步枪。随着一声枪响，那连长张开双手丢了枪，一头栽倒，趴在地上滑出老远。
敌人的进攻又被我们打垮了。两天里，我们凭着母猪寨的险要工事，凭着红军的英雄气概，打退了敌人的无数次的进攻。
铅灰色的天空阴沉沉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冰冷的冬雨浇透了我们全身，红军战士们趴在积水的战壕里，冻得浑身发抖。我们和着泥水加固工事，啃着红薯补充我们的体力。战斗间隙，敌人退回了宣汉城，阵地前静悄悄的，只有被枪弹打得千疮百孔的军旗，卷着缭缭硝烟在寒风冷雨中猎猎飘扬。这暂时的寂静预示着敌人新的进攻即将开始。
总部命令我红二七四团，死守母猪寨，坚守阵地三天，一定要保证东线的主力部队顺利收缩转移。杨政委在阵地上带领全团誓师：就是拼到最后一人，也要守住阵地，完成任务！
刘湘为了尽早追踪东线红军，夺取万源，下决心要拿下母猪寨这颗拦路的楔子。他将他的“模范师”调来了，这支部队是他王牌中的王牌。敌人又发起了攻击，“模范师”的战斗力明显强于原来的部队。敌人的冲锋很顽强，攻势也十分凌厉，我们的伤亡在不断增加，几处阵地被敌人突破，情况危急。后来我才知道，在母猪寨战斗中，敌人动用了“模范师”加上原来两个团，计六倍于我的兵力。
敌人黑压压的一片，有的已冲进了我们的堑壕。这时杨政委挥着手枪高喊：“共产党员，跟我冲啊！”随着喊声，一下子齐刷刷站出一排人，挺着刺刀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共产党员这个称号让我热血沸腾，我就是共产党员，我端起刺刀也冲了上去。
在壕沟里，我瞟上了一个敌兵，他仗着个头比我大，端着枪想一刀刺中我。沟里，有敌兵，也有我们的战士，敌我混在一起，我不能开枪，怕伤着自己人。我咬着牙，两眼死死盯着这个敌兵，两把刺刀闪着寒光，刀尖对刀尖，眼睛对眼睛，谁都不敢眨一下眼，我的头皮收得紧绷绷的。从敌人的眼仁里，我看出他有一丝恐惧，但这样对峙下去终究于我不利，我灵机一动，大吼一声，做了一个假动作，刺刀并没有捅出去，脚下却挪了位置。那敌兵吓了一跳，紧张地举枪防刺，跟着也挪了脚步，这时正好他被我调整到背对壕沟壁的位置，我将刀尖往下一压，扣动了扳机，伴着一声枪响，我骂了句：“去你个娘的！”那大个子身子一歪，栽倒了，壕沟壁上溅涂了一片血污。我松了一口气，抹着满脸的汗，环顾四周，这才发现冲上来的敌人全被我们赶了下去，壕沟里留下二十多具敌人的尸体。
战斗进行到第三天，我们已记不清打退敌人的多少次冲锋，敌我反复争夺母猪寨阵地，而阵地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敌人在阵地前丢下数不清的死尸，我们的损失也不小，预备队补充了上去，甚至伙夫、马夫也上了阵。战斗中，我队夏正明、罗德全等同志英勇牺牲了。罗德全牺牲前将他身上的三枚银元交给了我，这是部队分给师部直属队每人携带的军费，需要用时再向每人取回，我把这染着鲜血的钱装进了左上衣口袋，连同我带的共有六枚银元。我发誓要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
敌人的冲锋又开始了。我们坚守阵地三天三夜，有效地阻击了敌人，迟滞了敌人的行动，掩护了我东线撤离宣汉向万源集结的部队。我们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即奉命撤出阵地，也将向万源方向转移。
敌人的炮火仍在猛烈地轰击，子弹打在寨墙上像蝗虫似的横飞。我命令一个战士去传达杨政委的命令，让部队交替掩护，撤出战斗，他刚冲出阵地就牺牲了。我要亲自去，可刚站起来就感到左胸像被人重重打了一拳，胸前一阵麻木，没有什么知觉，我还以为是炮弹爆炸的气浪将我掀了一下，踉跄了几步又站稳了。一个战士大叫：“队长，你挂彩了！”
我还说“没有”，低头一看，胸前大片鲜血染红了军装，眼前一黑，双腿发软，倒了下去。那战士上前搂住我就地滚进了战壕，这时我才感到前胸剧烈地疼痛。我咬着牙，喘着气，命令那战士：“快，政委命令，快去通知各营交替掩护撤出战斗。”
那战士放下我，奔了出去。又一个战士从后面弹坑里跳进战壕扶住我。我睁眼一看是赵青彦，这时我已说不出话了，只见赵青彦的嘴在动，可什么也听不见。赵青彦满脸泪水背起我向寨后坡地跑去……
当我醒来时，前面阵地的枪声还在响。
我躺在抬子上，抬子的一头斜靠在梯田的田埂上，我的左右有许多的抬子，上面都是伤员，右边抬子上没有声息，抬子上的伤员可能已经牺牲了。老百姓组成的担架队正在转移伤员，一位大嫂正替我包扎伤口，我听到左边隔着一副抬子上有人在呻吟，听声音像是我那表弟陈定国。
我忍着疼痛，艰难地问：“那是谁呀？是不是定国表弟？”
那微弱的声音回答：“是我呀，你是懋书哥哥吧？”
我说：“是呀，你伤在哪里呀？”
定国只是轻轻地哼着，没有回答我。
我被担架抬走了，从此后再也没有听到定国的消息，他比我小两个月，十三岁参军。这个在军中喂马的小红军战士随军征战三千里，两次负伤，用自己的鲜血浸润着川北这块炽热的土地。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我曾多方寻找他，但杳无音信，我想，小表弟陈定国肯定牺牲了，他已将生命献给了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
我被送到镇龙关红四军的医院。由于条件艰苦，没有麻药，我被人按在铺板上做手术，那疼痛难忍是可想而知的。我大声嚎叫，挣扎着，护士在我嘴里塞了条毛巾，手术做完，毛巾都咬烂了。医生手捏着从我身上取出的子弹对我说：“你小子命大哩，这颗步枪子弹打在你的左胸，被你口袋里的银元挡了一下，子弹斜着插进两根肋骨之间，没进太深。要是没有银元，你早没命了。”
看着那被打变形的银元，我流泪了，这救命的银元是我队牺牲的战士罗德全留下的，战友牺牲了还救了我一命，我这辈子都不能忘呀！
我随医院流动养伤，得知我们部队顺利撤出了母猪寨战斗，经故场、罗文坝向万源集结而去。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6 22:21
25（血战万源）


1934年3月下旬，川北的春天来了，满山的树木开始吐露嫩芽，在朦胧的薄雾中泛出层层新绿。
我伤好归队，交通队的战友们高兴地围着我又说又笑，又打又闹。杨朝礼政委闻讯赶来，我向他敬礼报到，他一把抱住我，问我伤好彻底没有，我说全好了。他高兴地说：“听说了，你小子命大呀。你的护身符为你挡了子弹，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哩!”
战友们都笑了。
杨政委对我说：“敌人的第一期总攻收场了，他们没占到便宜。新的围攻又要开始，你回来得正好，准备打大仗吧!”
从杨政委那里得知，在我军节节抗击、阵前反击、夜摸偷袭的沉重打击下，敌人的第一期总攻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付出伤亡一万多人的代价，草草收场了。
3月，敌西线各路部队同时开始了第二期进攻，来势之猛给我军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敌人强大的兵力要同我们打消耗战，这对我十分不利。我们必须以较少兵力阻止敌军，同时要保存一定的实力，准备最后的大反击。由于西线我军防线过长，兵力十分分散，总部命令我西线部队逐步放弃恩阳河、玉山场、巴中、旺苍坝、木门等地。我军打打撤撤真真假假的行动迷惑着敌军。川军自感已获“空前大胜”，但因不辨红军虚实，暂时停止了进攻。
我军有计划地后撤，主动放弃许多根据地，给敌造成了错觉，敌人陶醉在“胜利”之中，互相致电，庆贺胜利。
我东线部队虽也收缩阵地，退让出许多地盘，但在收缩中频频出击，捣毁了敌第三师师部，歼灭该师第七旅；敌第九旅旅长张邦本被我军活捉；我军在平坝场将敌郝耀庭旅的司令部和两个团全部歼灭，旅长郝耀庭被当场击毙；我军还缴获了敌人大量的物资，连敌人搜刮来的大批“年货”也都成了我们的战利品；敌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因“擅离职守”、“指挥不利”而被撤职，由刘湘的亲信唐式遵接替。我们西线部队很高兴地听到这些消息。
刘湘这家伙不见棺材不落泪。他在换将调兵后，又开始了对我红军的第三期“围攻”，妄图尽早在东线夺取万源，在西线突破通江、南江，实行东西对进，完成战局。我军利用川北山高路险的有利地形和敌人分路前进的特点，不断拣敌人的弱点狠揍，伏击、防守反击和夜袭，给予敌人极大的打击。在红灵台的防御作战中，敌人尸积如山，仍不能前进。敌人的第二期和第三期总攻耗时两个多月，共付出了几万人的代价，得到的仅仅是我军主动放弃的一些地盘和几座空城。
在打败敌人前三期总攻的凯歌声中，川陕根据地军民迎来了春光明媚的5月。
根据地的人民在红军与敌浴血奋战时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人民群众省吃俭用，为我们提供了衣食；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将弹药送上阵地；当我们的战士流血负伤时，他们组织的担架队抢救伤员；当红军需要补充兵员时，他们将自己的亲人送上前线。在川北的崇山峻岭中，到处都有人民群众肩负背篓的身影，特别是妇女们，为保障前方的供应，她们身负上百斤的物资，爬山涉水，昼夜不停。她们虽然没有真刀真枪与敌人对垒，可也有流血牺牲，她们为革命所做的这一切，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在中国的革命史上，确实应该大书特书。毛泽东曾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没有人民就没有红军，没有人民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让我们永远记住川北土地上勤劳勇敢的人民。
5月中旬，刘湘在成都召开军事会议，吹嘘“要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将川陕边的赤匪肃清”，可是各路军阀互存戒心，前几次“围剿”都吃过红军的亏，现图自保，不愿再到这光输不赢的“围攻”中做赔本的买卖。刘湘为鼓舞士气，答应拨出三百万军饷和大批的军械接济各路军阀，紧跟着又向他的主子蒋介石伸手要钱要枪。为作“表率”，刘湘不得不把自己的主力王牌部队全数端出，调陈兰亭师增强第五路，调潘文华教导师和暂编第二师为总预备队。敌军“围攻”的总兵力这时达到了一百四十多个团，近三十万人，其中刘湘的部队就有八十多个团。刘湘为了加强统一指挥，成立了“剿匪总司令部前方军委会”，抬出他的高级顾问刘从云全权代他出任委员长。
徐向前总指挥曾告诉我们：刘从云算不上什么东西，年轻时当过“八字先生”给人算命，骗人钱财，生来迷信，不学无术，毫不知兵，一派胡言。刘湘抬出他，主要是想借封建迷信来“提高士气，维系内部的稳定”，另外也想借此监视东西两线的各路军阀。同时，此仗如果打胜了，刘湘作为全权总指挥会因指挥得当而功成名就；如果打了败仗，以后也可找个替身。
刘从云身为一贯道首，权欲熏心，正想借助帮会关系，利用军权在握的机会攫取四川大权。他踌躇满志，大放厥词，扬言什么“只需三十六天，看我将三十六天罡遣齐后，不费吹灰之力，剿灭共匪。”刘从云的一派胡言乱语连国民党自己都不相信，我们红军把他的话当着笑谈。
敌人第四期总攻的企图是：“西线由通江北部沿米仓山南麓向东横扫；东线集中兵力夺取万源及附近地区。随之东西合击，将红军消灭在川陕边界。”
6月，天气渐热。记得有一天部队行军，队伍忽然停下，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交通队随杨政委赶到前面后被告知，有人过河时牺牲了。万源一带山高林密，部队行军有时无路可走，就走河沟，二七九团政委苗宗元骑着一匹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斑青白马正行进在河沟里。突遇一深潭，这马正走得汗水淋漓，一见这清澈不见底的潭水真是欢天喜地，一使性子不听招呼，跳进深潭尽性畅游起来。这下可苦了苗宗元，因不识水性，不幸溺水身亡。这位在鄂豫皖时期的我们原黄安独立团二营政委，就这样牺牲了，使大家惋惜不止，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呀！
经过前三期反“围攻”，整个川北根据地的面积不断缩小，粮食武器装备和弹药得不到及时补充，红军面临十分困难的局面。根据地不断丧失，红军仅靠收缩后的苏区补充已不现实，急需从敌人手中夺取补给，迫于形势，总部不得不决定在西线开始反击。
6月下旬，西线红三十军、三十一军主力十多个团集结后对敌发起了反攻。由于连日大雨，山洪暴发，迟滞了我军的行动。敌人闻知，据险固守。我久攻不克，与敌形成对峙，虽消灭敌人不少，但西线的反击未能获得全胜。
西线反击不利，进一步加剧了我军整体的危急局势。而在东线，敌唐式遵以八个旅的兵力，向大面山、孔家山、南天门等地发起猛攻。第四期总攻开始了！敌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进行波浪式的冲锋，一个上午就有五六次之多。敌人采取“赶鸭战术”，冲锋时像看大戏一样，满山遍野，人山人海。红九军和红四军、红三十军各一部在万源一线阵地，与敌展开了生死拼杀，这就是老红军们常说的“万源保卫战”。
红九军副军长许世友和师政委陈海松率红二十五师坚守大面山阵地。大面山位于万源西南，山高谷深，坡陡壁峭，森林茂密，溪流湍急，是万源的天然屏障。红二十五师的勇士们依据山势构筑工事，将大树砍倒垒成“木城”，在敌人必经之路上插竹签、设鹿砦、挖陷阱，在险陡地段挖堑壕、备滚木礌石。这壁垒森严，严阵以待的阵势，为敌人掘好了坟墓。
敌唐式遵调陈兰亭师和第二师刘光瑜旅在飞机的助战下，在万源前线发起了进攻。敌开始进攻，激战两日未能得逞，后又增兵六个旅，分两路向大面山主阵地猛攻，在红二十五师勇士们的坚强阻击下又遭失败。红军勇士们在十多天的时间里，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进攻，牢牢控制着大面山阵地。然而，由于西线反击失利，我军不得不作进一步收缩，根据总部的命令，我红九十二师和红九十三师的几个主力老团从西线调往东线增援。二七九团作为徐总指挥的警卫团一直跟着徐总，二七四团由杨朝礼政委带领作为预备队准备在最关键的时刻用上去。我们两个团时分时合，听从总部的指挥。此时红九十二师和红九十三师对换番号，我师成为红九十三师。
就在东西两线红军节节抗击敌人的7月份，我军阵地已经退到根据地的后部，仅剩东起万源的甄子坪，西至通江，北抵川陕交界的米仓山，纵横不过百余里的狭小地区，整个形势不容我军再退。我军坚守这一地区的条件已经具备，战线缩短，兵力集中，背靠巴山，居高临下，出击和预备兵力都有部署。而敌人呢，虽气势汹汹，但他已拿出了全部的家当，后续无力了。这是顶住和挫败敌人进攻的最后关头，若能如此就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战场形势！
红九十三师二七四团作为预备队一直没有披挂上阵。看到别的兄弟部队打仗，全团指战员群情激奋，大家要求马上参战。团长易良品①心急火燎的，他多次随杨政委找徐总要任务。徐总说：别心急，仗有你们打的，到了关键的时候我要把你顶上去。
7月中旬，自称为“神仙”的刘从云择定“黄道吉日”，将各路军总攻的命令用黄缎包成包裹，由飞机分别空投到各路指挥部。敌人对大面山我阵地发起了更大规模的进攻。
红二十五师两个团坚守大面山的主阵地，抵御着敌六个团的进攻，红七十三团一次一次地与敌人血拼，伤亡越来越大。敌人经过反复冲杀又一次突破了红七十三团的防线。大面山的战斗是防御战，此后的战斗也许将更加残酷，不到万不得已，徐总指挥是不会将我们这支预备队拉上去的。
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红二十五师数次急呼总部，要求增援。徐总对杨政委和易团长说：你们二七四团去一个营增援红二十五师，听从许世友副军长的指挥。记住，仅是防御堵住敌人就行，适当的时候可以出击一下，不要脱离阵地太远。
杨政委命三营和我们交通队集合，并作了简单的动员。大家憋足了劲，个个摩拳擦掌，表示要与敌人决一死战，部队火速前进，按指定时间到达前线，进入阵地。
杨政委带领我们一行人来到许世友副军长面前领受任务。许副军长正在打电话，敌人的炮火震耳欲聋，他用手堵住一只耳朵，对着话筒大声喊：“刘湘就那么两下子，没什么了不起，我保证人在阵地在。放心，二七四团已到，保证完成任务。”
放下电话，许副军长对我们说：“欢迎你们参战，刚才是张主席（张国焘）的电话。他说敌人太多，我们挺不住了。问我大面山能不能守住。唉，尽说些丧气话，还问我怎么办。怎么办？打！我们的枪也不是吃素的，是不是啊？！”
看着许军长那股捋胳膊、挥拳头的劲头，我们信心百倍。二七四团领受任务坚守大面山左翼阵地。进入阵地时，敌人的冲锋刚被打退，红二十五师的战士亲热地向我们介绍阵地和敌人的情况。阵地上到处弥漫着刺鼻的硝烟，阵地被炮弹“耕翻”了一遍，有土壤的地方地面松松的，一踩一个深脚印。有的地方土少石头多，工事打平了没法修，战士们将敌人的死尸拖来垒起，上面盖上浮土就成了简易工事。红二十五师的战士们幽默地说：“像这样打下去，我们筑工事的‘材料’取不尽，用不完。”
7月的川北气温很高，天空阴沉沉的，气压很低。几天的连阴雨使战场上的尸体腐烂发臭，阵地上到处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臭气，战士们都泡在这臭水泥浆中，挺在这枪林弹雨中进行生死搏斗，没吃少喝，忍饥挨饿。只有红军这样的队伍，才能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表现出这种英雄气概。
敌军的攻击又开始了，首先以密集的炮火向我阵地猛轰，飞机也来助战，炮弹和炸弹呼啸着把原已“耕翻”过的泥土又“耕翻”了一遍。紧接着整团整营的敌人分数路朝我们各个阵地扑来。敌人像输光了的赌徒，他们营以下的军官组成敢死队，由旅、团指挥官赤膊上阵督战，对畏惧不前者就地枪决，逼着士兵冲锋。密密麻麻的敌兵像蛆虫样在阵前蠕动，一批又一批地涌上来。敌人想用最后的代价攻克大面山，换取通往万源之路。
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红二十五师的指挥所前移到离阵地只有二百米的地方，电话线炸断了又接上，接上又被炸断，为保障通讯，我交通队派专人保持我左翼阵地与红二十五师指挥部的联络。敌人的敢死队嗷嗷叫着冲锋，我们所有的枪弹射出去像泼水一样，敌人成片地倒下，接着又上来一批。有时我们都来不及换梭子、压子弹，就将滚木礌石掀下去，砸死敌人无数，扔了一天的手榴弹，我的胳膊已经红肿了。在战斗最危急的关头，易良品团长总是冲在最前面，在战斗间隙，易团长对全营官兵说：“我们团是皖西起义时在战火中诞生的英雄部队。从鄂豫皖到西征，我们一直是打硬仗、打恶仗，从来没有丢过人、现过眼，这次也不能让敌人狂到我们头上，我们要坚决打垮敌人，守住阵地!”
我们无数次与冲上来的敌人肉搏，刺刀见红。有的战士觉得刺刀不过瘾，抡起了大刀，阵前那些系着红布的大刀，在血光掠影中翻飞，钢刀都卷刃了、豁口了，刺刀扭弯了、捅断了。我的驳壳枪枪管都烫手了。敌我双方混搅在一起，我方的伤亡也在增加，可敌人的伤亡人数是我们的好多倍，敌人的进攻力量消耗殆尽，刚开始那股冲锋的锐气全没了，被督战队逼上来的敌兵已精疲力竭，有的趴在地上连枪都端不起来。
傍晚，我军发起短线冲锋反击。军号嘹亮地吹响，这是冲锋的号角，红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团各一部和我红二七四团三营冲出了阵地，一齐杀向筋疲力尽的敌人。本不愿再战的川军，身后已无督战队顶着，此时遭红军冲击，正得机会，像潮水般退下去。敌人完全没有了斗志，溃不成军，像鸭子一样四处奔逃，枪丢得漫山遍野都是。敌人整团整旅地后逃，其预备队见前面的部队逃回来，也跟着后撤。大面山正面的敌六个旅全线动摇，那真是兵败如山倒!红二十五师追出了三四里地，得胜而回。红二七四团也冲出好几里地，易良品团长此时想起徐总指挥的命令，这才带领队伍撤回了阵地。
刘湘在万源前线的崇山峻岭中消耗了他的精锐之师，在英勇顽强的红军面前未能前进一步。我军万源的前线阵地，像铜墙铁壁般巍然屹立在群山之中。
由于战线缩短，万源一线主要方向，红军防守参战的部队经常保持在一个师左右，各部队轮番上阵，主力部队更加集中，而且得到休整。在根据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部队的粮食、弹药等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在战斗中消耗的部分兵力也因当地群众踊跃参军，得到了补充。红军广大指战员在大力动员和前线不断取得胜利消息的鼓舞下，士气非常高涨，而敌人却正好相反。刘湘主力第五路对万源的进攻，久攻不下，遭到重大消耗。天气炎热，疫病流行，敌人伤病员日益增多，官兵士气低落，开小差或向红军投诚者与日俱增，有的一个连只剩下三五十人。各路军阀都笼罩在悲观、失望、厌战的情绪之中。
经过数月的顽强战斗，我方战线牢固地稳定在万源前线和小通江河沿岸，整个战局的态势发生了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人的转机。这一切说明，我军收紧阵地，举行战略反攻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大反攻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万源血战历经十个月，我军顶住了敌人的“六路围攻”，这次战役是一个转折点。我军收缩阵地，集中原分散的兵力，终于赢得大反击的关键时刻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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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易良品（1910—1942），湖北麻城县（今麻城市）人。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排长、连长、营长，红九十三师二七四团副团长、团长，红九十三师副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校长，新编第七旅旅长，冀南军区六分区司令员。后在河北枣强县反日军“扫荡”时牺牲。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6 22:22
26（夜袭青龙观 全线大反攻）


正当我们交通三队和二七四团三营在大面山出击得胜返回阵地时，上级命令我们撤出战斗，阵地由兄弟部队接防。我们在大面山左翼阵地坚守了四天四夜，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冲锋，阵地已是一片焦土。傍晚，我们撤出了阵地。
我们在基层的普通战士对整个战局不甚了解。同志们议论：我们在大面山打得不错，仗还没打完，怎么上级就让我们二七四团撤下来休整，真是想不通。大面山、孔家山、玄祖殿前线枪炮声日夜隆隆，战斗还在继续，那里的战况消息也日夜牵扯着大家的心。
一天，徐总指挥来到二七四团。徐总说：“让你们撤下来休整，是要给你们更艰巨的任务，这关系到全军的胜利。等着吧，有好仗让你们打！”
原来，红军的全线反攻就要开始了。为了选择反攻的突破口，徐总指挥已多次到南天门一带访问当地群众，亲自跋山涉水察看地形。他多次来二七四团找干部战士谈话，听取下级指挥员和我们普通战士的意见，最后确定将青龙观作为全军大反攻的突破口。
突破口的选定，也就勾画出整个红军大反攻的作战图。徐总指挥带领二七四团的部分干部，还有我们交通三队的人员，几次接近青龙观潜伏侦察，从望远镜里我们都看到了青龙观。
青龙观，坐落在万源西南的崇山峻岭之中，山呈东西走向，东北是玄祖殿，西面是黄钟堡，东南为清花溪，北面与南天门对峙。这里山高林密，悬崖峭壁，从溪沟里向上望去，数十丈的绝壁像刀削斧劈般的陡峭，沟底背阳的岩石上长着厚厚的青苔，只有崖壁缝里生长着一些小松树。正面有一条石阶小路通向崖顶，敌军在这里布防，把主要的兵力全放在了正面。从杨政委的望远镜里，我看见峭壁上还零零星星吊挂着一些藤葛，在山风的吹拂下不停地摆动着。这里的地形十分险要，看来强攻是不行的，我们要攻占突破口，只有从侧面攀上绝壁这一步棋可走：奇袭青龙观。
徐总指挥将全军反击的突破口选在这里，是别有一番用意的。这里是敌军第五路左翼第四师与右翼另三个师的结合部，攻占青龙观，就等于打开了突破口，我军主力可以从这里直趋而下，向敌纵深穿插，将敌人拦腰截断，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另外，青龙观地形险峻，易守难攻，敌人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正面的小道上，而崖顶兵力并不多，两旁的悬崖绝壁真是“猴子难攀，飞鸟难过”，敌人做梦都不会想到红军能从这里上来，敌之麻痹，正好予我可乘之机。再则，固守青龙观之敌是刘存厚残部周建辰旅的两个团，这两个团都挨过红军的揍，仍心有余悸；且因长达十个月的“围攻”红军，已疲惫不堪；加上这里交通不便，给养困难，以及伤病减员，早已军无斗志。所以，红军只要突破青龙观，就可一举获胜。此后的战斗完全证实了徐总判断的正确，我军走的这一着妙棋击中了敌人的要害，打乱了刘湘的整个战线布局，为我军全线反击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多少年后回想起这次战斗，真是打心眼里佩服我们的徐总指挥，他真是个妙算如神的军事家。
徐总指挥将奇袭青龙观的任务，交给了善于夜战近战的红二七四团。就在我们几次进行侦察期间，部队进行了动员。二七四团选定二营打头阵，团长易良品和副营长陈金钰①将全营拉到离青龙观仅十多里的山中展开了紧张的训练。战士们练夜摸、攀岩、擒拿、格斗，学“对口令”。按杨政委的命令，我从我交通三队选拔出两个班共十来人准备随二营行动，其中就有全师比武时的攀岩冠军、人称“猴子”的罗家贵。
徐总指挥又一次视察了二营和我交通三队，看到我们这些精兵强将和准备的攀岩工具，非常满意。他说：“我们团是一支过得硬的部队，无数次的战斗都证明我们能打硬仗、打恶仗。二七四团善于打夜战。我们这次夜袭青龙观的任务非常艰巨。现在全军都看着我们团，看我们团能不能战胜天险，战胜敌人。”
全营和我们交通队都听到了徐总称“我们团”，他把自己放在了我们二七四团，这使大家热血沸腾。团政委桂干生代表全团指战员表示：“保证打好这一仗。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完成任务!”
8月9日黄昏，在易良品团长的率领下，我交通三队十多人随二营出发向青龙观开进。黑夜里没有月亮，云缝中偶尔露出几颗星星，流萤似火，夏虫呢喃，在闷热寂静的山野里，我们行进在荆棘丛生的树林里。许多人的军装被挂破，身上、脸上被荆棘、树枝挂破了口子，没有一人吭声叫苦。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行军，部队已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了青龙观的崖底。我们稍作休息，开始整理武器装备，准备从青龙观的西侧攀登。抬头看去，陡直的绝壁在夜空的衬托下，鬼斧神工般地矗立着。据老百姓说，那上面就是叫“天鹅抱蛋”的地方。我对身背绳索、手持带铁钩竹竿的罗家贵悄声说：“猴子，这回看你的了。你上得去，我们就跟得上。”
罗家贵扮了个猴相说：“放心，上得去！”
我们分成三个组往上攀登。五连一排的庞振国排长为一组，我队罗家贵为一组，另一组也是五连的同志，三个组相隔不远。攀登开始了，战士们先搭人梯，下面的人扶着滑溜溜的崖壁把肩上的人送上去。我看着罗家贵身轻如燕地向上攀登。他用绑着铁钩的竹竿挂着树枝，像猿猴似的攀爬，头顶上传来轻轻的竹竿撞击声，瘦削的身躯越来越小，夜色已吞没了他灵巧的身影。不一会，绳索从天而降，我让我队的战士抓住绳索往上爬，接着我也爬了上去。在绝壁的凹槽处我们几个人都停下来休息，也不知离崖顶还有多远。过了一会儿，罗家贵又往上爬去。二营的战士也顺着我们这组的绳索上来了。我正要接着攀爬时，忽听旁边几米开外哗哗作响，定是有人滑下去了，天太黑，看不清，不知摔下去的是谁，从这里摔下去非死必伤呀！峡谷里的山风呼呼作响，吹得几条藤葛在夜空里摆动，我想起这正是侦察时我从望远镜中看到的藤葛。我抓住山藤，脚登绝壁向上攀去，不知花了多少时间，只感到一只手抓住我，将我拉上了崖顶，原来是罗家贵。我队十来人都上来了。二营的同志也陆续从两边登上来了。我们的右边有声响，原来是五连一排的庞振国排长，他们一上来就摸掉了敌人的一个班哨，并且还抓了两个活“舌头”。从俘虏那里探得了口令，得知前面有三个固定哨卡，还有三个单兵游动哨，山顶的草棚里有一个排，隔着一块山岩还住有另一个排和一个连部，敌人的哨卡里共有七挺机枪。二营全部都上来了，我们和二营一起行动，悄悄地逼近敌人，无声无息地摸掉了敌人的三个哨卡，占领了青龙观侧翼的制高点。
草棚里的敌人睡得像死猪一样，我们进了草棚还有人打着呼噜。也许是过足了鸦片烟瘾才睡得这样沉，战士们将棚边的枪都收缴了也没人醒来。我们叫醒一个捆一个，每个俘虏都被堵了嘴，除了哼哼外没有别的声音。一个排的敌兵就这样被我们捆了个结实。外面传来了“猫头鹰”的叫声，我知道这是二营发来的信号，他们把敌人另一个排解决了。从俘虏的口中我们得知，前面大约两里地就是青龙观（庙），那里驻守着敌旅部和一个营。
东方天边已微微发白，为了在拂晓前夺取青龙观（庙），打掉守敌，迎接我团主力部队上来，副营长陈金钰调整了部署。他要六连一个排看守俘虏，一个排从正面佯攻牵制敌人，四连、五连从两翼迅速接近敌人，拿下大庙。行动开始，我交通队十多人随着四连包抄上去，接近大庙。敌人哨兵听到动静“砰”地放了一枪，朝我们大喊：“啥子人？口令！”
四连刘连长憋着四川腔回答刚得知的口令，一边走一边骂：“喊啥子嘛，格老子的！乱放枪。你个龟儿子，连老子是哪个都听不出来啦！”
话说着就到了哨兵跟前，敌人还没反应过来，刘连长的短刀就抹了他的脖子。我们两个排迅速消灭了庙外草棚里的敌人，一个排冲进大庙配殿，堵住庙门，将光着身子睡觉的敌人抓了个正着。
大庙正殿的敌人听到外面的枪响，有的忙着穿衣服，有的慌着去抓枪，五连冲了上去，一排手榴弹将敌人炸了个窝里翻。光着身子的敌人拥着一团，缩在墙角里当了红军的俘虏。几个手脚快的打开窗户准备跳出去，一阵排枪响过，成了几具尸体挂在窗边！敌旅长周建辰听到枪响，只身溜出大庙，抄小路逃跑了。我们逮住了敌旅参谋长，将他捆了个结实，接着又对大庙里的敌人喊话，展开政治攻势，仅半个多小时就解决了战斗，敌一个营被我全歼。
大庙外正面不远，是敌人的另一个营。为了对付敌人的反扑，我军攻占大庙后，陈副营长马上将俘虏集中，留少数人看守，迅速部署力量，构筑了阻击阵地。
拂晓时分，敌人那个营向我们反扑而来，妄图夺回丢失的大庙。我们利用有利的地形战斗，敌人尝到了我们刚缴获的他们自己的机枪子弹，丢下几十具尸体溃退下去。天亮了，敌人又以两个营的兵力分两路进攻，我们以少量的兵力对付敌人，战斗异常激烈，敌人几次突破了我们的阵地，展开肉搏战，我们用大刀解决了冲上来的敌人，敌军的冲锋又被我们打了下去。
敌人两次反扑不成，又以一个团的兵力向我阵地疯狂进攻，他们非常清楚，丢失了青龙观意味着什么。面对凶恶的敌人，红军战士们同仇敌忾，英勇抗击。易良品团长让我打两颗信号弹，这是已成功夺取青龙观的信号，两颗绿色信号弹拖着长长的尾烟升上天空，首长和同志们一定知道了我们胜利的消息。黑压压的敌人慢慢逼近我们的阵地，陈营长对大家说：“我们上得来，就守得住。人在阵地在！我们夺来的阵地，决不能让敌人再夺回去！”
通宵夜战相当疲劳，但大家都清楚，我们坚守住阵地，就能堵住敌人，拖住敌人，红军的大部队已经出发来增援。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敌人仗着人多势众，反动军官们指挥督战队驱赶着敢死队拼命往上涌。我们的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手榴弹甩出去在山梁上腾起阵阵硝烟和烈焰，敌人成片地躺倒了。抽过鸦片的敌军，借着烟劲疯狂地涌上来，我五连的伤亡较大，阵地被敌人突破了一个缺口。我交通队补了上去，干掉了冲进来的敌人，将敌人打了回去。我四连一个排机智迂回到敌人侧后，突然开火，来了个“中心开花”。我们居高临下，乘势发起反冲锋，将敌人又一次打下了山梁。
敌人喘息了片刻正准备第四次反扑，突然山下传来阵阵嘹亮的军号声，我们二七四团的一营、三营上来了，红二七九团也上来了，大部队迅速插入敌后，断敌退路。敌人顿时慌了阵脚，像炸了锅的蚂蚁，丢盔弃甲，满山乱窜，有的慌不择路摔下山崖，有的跪地缴械举手投降。我们二营冲出阵地，与大部队上下夹击追歼逃敌。刹时间青龙山上，火光冲天，杀声震地，敌人兵败如山倒，彻底垮了！
战役胜利后，徐总指挥亲临二七四团慰问，红四方面军总部授予该团“夜摸常胜军”的光荣称号。青龙观被我军突破后，敌人全线崩溃，各路敌军成了惊弓之鸟，争相逃跑。红军的大部队按计划迅速通过青龙观，分三路向敌人纵深穿插追击，我们红三十一军两个团出青龙观，向南跟踪打击赵塘、石人方向的溃逃之敌；红九军主力从左翼向青龙观东南的清花溪、田家坝发起进攻；红四军主力分两路从右翼向青龙观西南的敌人进攻，一场连续数日赛跑似的追击战展开了。
16日，我红九十三师和红十二师共同夹击龙池山的敌独立第一旅，将其大部歼灭。18日，我红九十三师和红三十军一部从河口附近渡过秦河，进至唐家山，出现在敌人侧后，会同红十二师在庙垭一带全歼敌两个团，击毙其两个团长。东线之敌顿时大乱，各部根本不敢同红军对抗，也不敢久留，各顾各就看谁跑得快了。
全线崩溃的敌军，为了逃跑，武器装备都扔了，我们追击的沿线到处都是丢弃的枪支弹药。敌兵只怨爹妈少给他生了几条腿，恨不能将双手放下来逃跑。红军所向披靡，乘胜前进。
根据当时的情况，趁敌东线大乱，全线崩溃，徐总指挥主张以红军主力向东大迂回，纵深包围，由西向东截断刘湘主力第一、二、三师到宣汉、开江的退路，最后将刘湘主力一举歼灭。然而，张国焘却从洪口来电话令部队向西迂回，追击与红军处于平行位置的敌范绍增第四师。徐总认为：红军向西只能追着范绍增师的屁股打，在这股敌人的前面没有我们的堵截部队，且范绍增师西逃速度很快，我们打不着他；而敌人东线主力处于总崩溃之际，应该擒贼先擒王，向东迂回，歼灭刘湘主力。张国焘百般阻绕徐总指挥和陈昌浩向东迂回的决定，固执己见，独断专行，不懂打仗瞎指挥。他以中央代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命令部队向西追击。结果部队向西一动，敌范绍增第四师的第十旅和独立第二旅惧怕红军的夹击，赶紧撤回长滩河，成为惊弓之鸟，五昼夜内狂奔四百里，逃窜至渠县以北的三汇场，我们根本就没打着敌人。日夜行军，远距离奔袭，疲劳至极，却没捞到仗打，部队怨言甚多。然而，东线刘湘之敌却因此得到了喘息机会，第一、二、三师退至宣汉以北的老鹰嘴、毛坝场一线，占领有利地形，构筑了工事。红军再去就要打攻坚战了，那真是得不偿失。由于张国焘的瞎指挥，红军失去了极有利的战机，自突破青龙观后，仅东线反攻消灭了川军七千多人，却未能获得本应有的更大战果。
在军事会议上，徐总气愤又无不遗憾地说：“东线没有希望了，西线做文章吧！”
东线敌军的溃败引起西线各路敌军的惊恐，西线之敌依托通江西岸山地构筑工事，调整部署，企图阻止红军西进。红军留下部分部队牵制敌东线的第五路，主力日夜兼程向西挺进，迅速开始了西线的反攻。
总部召开师级以上干部的军事会议，讨论西线反攻的问题。在会上，张国焘要部队从巴中以东向西迂回长池、木门，徐总不同意，因为这又是一个放跑敌人的计划。徐总提出：让部队出巴中，直插黄木垭、旺苍坝，来一个纵深迂回的大包围，截断敌人退路，关起门来打狗，打一个歼灭战。许多军长、师长都同意徐总的意见，而张国焘一看会场形势对自己不利，专横跋扈，大发脾气。这时，我手持杨政委给孙玉清②军长的信悄悄走进会议室，将信递给了孙军长，站在一旁等候孙军长的回执。张国焘正气极败坏地来回踱着步子，看见我站在门边，他气势汹汹地怒吼道：“你来干什么？嗯？这里开会，出去！出去！”
孙军长忙说：“是我让他进来的，他有信要送给我。”
“谁让也不行，这是军事会议，出去！”张国焘咆哮道。
真是蛮横无理！无论哪位首长都没有这样吼过我。孙军长给我使了个眼色，我满肚子委曲退了出去。
在门外，我听到张国焘在里面气哼哼地说：“我的意见就这样，要就照我的办，不听就算了。”
话说着，他走出来摔门而去。我们这些通信员、警卫员都怕沾上张国焘的火星，大家连忙躲得远远的。我这个小兵对这位堂堂的张主席就没好印象，什么主席？哼！狗屁！
8月底，徐总指挥、陈昌浩、王树声等领导商议决定，坚决实施大纵深迂回，不理会张国焘的“追击方案”，部署打一场迂回穿插围困敌人的大歼灭战。
按徐总指挥的命令，红三十军、红四军、红九军和我们红三十一军主力从达县以西出发，挥师向西挺进，连克得胜山，突破敌人第一道防线。我红三十一军一部月夜偷渡小通江河，向冷水垭守敌发起突袭，敌人已成惊弓之鸟，还没怎么打就散了架，一下子退到巴中城、东山清江渡、曾口场一带。红三十军两个团夜袭清江渡，打掉敌人一个团；红九军一部追击第三路敌军，直下仪陇；红四军主力直扑营山；徐总指挥率我红九十三师直奔巴中。敌人像被打惊了的兔子，红军还离得老远，他们已跑得无影无踪。我们不战而胜，收复了巴中城。
9月中旬，红军实行纵深迂回，经雪山场、仪凤场，直取敌后方的黄木垭，截断了敌人第一、二路军的退路。当我们抵近黄木垭时，正遇田颂尧第二路的两个旅和其他部队约有十多个团，共计有一万七千余人，从前线经长池、木门撤退到此。这些挨过红军痛打的田颂尧部队，乱哄哄地拥挤在黄木垭和王观寨的山谷中休息。红三十军一部率先赶到黄木垭，抢先占领垭口向敌开火，敌人做梦也没想到在他的身后竟然有红军堵击，似乎是天降神兵。枪一响，敌人就炸了营，前面的部队拼命向后跑，后面的部队不明情况又朝前涌，都争相夺路而逃，堵在沟里乱作一团。红三十军后续部队相继赶到，我红三十一军不久也赶到了战场，方面军二十多个团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将敌十余个团一万七千多人围在了七八里长的黄木垭山谷里。
总攻开始了，我军将敌人截成数段，整个山谷骤响起暴风雨般的枪声，翻腾弥漫着爆炸的硝烟，我军的冲锋号声、喊杀声，响彻整条山谷。逃窜中的敌人精疲力竭，斗志全无。经过一天一夜的鏖战，我军毙敌四千多人，俘敌旅长以下的官兵万余人，缴获枪支七千余支，迫击炮四十多门，电台七部，子弹无数。至此，田颂尧参加“六路围攻”的二十四个团被红军消灭了一半。
黄木垭战斗结束后，红军兵分几路，迅速展开，乘胜追击。红三十军力克苍溪，继续前进。我红三十一军收复南江、旺苍坝，直逼广元城郊。
红军陆续收复失地，至此北起广元、南至嘉陵江东岸的广大根据地又回到了红军的手中。敌人退至营山、渠县以及嘉陵江以西地区防守，刘湘精心策划的“六路围攻”宣告彻底破产。
我军近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的战役，大长了红军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蒋介石惊闻“六路围攻”的惨败，复电痛斥刘湘，刘湘不得不“自行辞职”，请免“四川剿匪总司令”的职务。而被刘湘推崇为“军师”并委任为“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刘从云，见大势不妙，也通电辞职。四川各路军阀损兵折将，对刘湘不满，哪肯轻饶，借此机会将罪责推到“二刘”身上，要求“诛除刘奸从云，以快人心”。敌人阵营内狗咬狗一片混乱。历时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战役，以敌人的失败、我们的胜利宣布结束。
为了迅速恢复和加强各项工作，加强红军建设，巩固胜利，战役结束后，方面军在通江县毛浴镇召开了党政工作会议。总结了反“六路围攻”的各项工作，并提出了《红四方面军军训训词》，“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这十六字训令传达到部队，全军上下士气高昂。
为了激励斗志，鼓舞上进，会议还表彰了该战役中功绩突出的部队。各军参战的优秀部队被授予光荣称号。我红九十三师的第二七四团被授予“夜袭常胜军”的称号和奖旗。第二七一团和第二七九团也受到了嘉奖表扬。我们红九十三师成为功绩部队，成为红四方面军中的一支劲旅。
血战万源的反“六路围攻”战役，在红四方面军的军史上，乃至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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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金钰（1914—2008），湖北广济县（今武穴市）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军连长、营长。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支队长、团长。1944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东北野战军华北军区师长。参加了临江、辽沈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第九步兵学校校长，副军长，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②    孙玉清（1910—1937），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参加了黄麻起义。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排长、连长、团长。参加了创建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和各次反“围剿”作战。后任红七十三师、九十一师师长，红三十一军、九军军长。1936年率部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作战。1937年在甘肃酒泉南山地区与敌奋战，不幸被俘，4月下旬于青海西宁英勇就义。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6 22:22
27（嘉陵江畔）


徐向前总指挥直接参与指挥了红九军收复仪陇、阆中的战斗，红九十三师杨朝礼政委带领我交通三队和二七九团作为徐总的预备部队，同主力部队红九军一起，迅速解放了仪陇全县。
仪陇这一带和川北其他各县的条件相比要好些，这里山高林密，人们习惯头包白帕子，多半身穿长衣，脚穿草鞋，出门身背背篓，男人们手里总拿着长烟袋，喜欢唱山歌，爱摆龙门阵。当地人常说：“住在老林边，吸的南花烟。烤的转转火，吃的洋谷果。”
仪陇的老百姓多半自种自食，自给自足，物资交流就靠赶场。由于交通不便，养了猪也不卖，自家杀了腌制熏好慢慢吃，所以中等水平的家庭都挂有一些烟熏的腊肉。
记得部队打下仪陇后，我师部队宿营号房子，在一家看似中等水平的百姓家，一个战士拿了人家的两刀腊肉，那家的老婆婆说：“娃儿哟，你们要吃就都拿去吧，家里还有哩！”
这个战士看到这家的房舍不错，又有自家的农具，不像别家那样穷，就认定是家富人，想吃人家的“大户”。老婆婆又说：“我晓得红军是好人，不乱拿人家的东西。我儿子就是红军，还是你们的总司令哩!”
这个战士根本就不相信老人的话，他大大咧咧地说：“你莫瞎说，你的儿子叫啥子？”
“啷咯瞎说嘛，他叫朱玉阶。”老婆婆说道。
战士哈哈大笑：“朱玉阶？还是我们的总司令？我听都没听说过，真是乱讲。”
这个名字我们真的没听说，大家都不相信。看那老婆婆很认真，旁边的老乡也说是真的，我感到事情不一般，就将此事报告了杨朝礼政委，可他也不知道朱玉阶是谁。电话打到张国焘那里，张国焘一听，马上说：“是的，是的，我忘了告诉部队，朱玉阶就是朱德，是我们红军的总司令。朱德就是仪陇人，现在正在中央红军。”
虽在此之前，我红四方面军其他部队也曾数次进出仪陇，但我们师还是第一次到这里，队伍上下，尤其是基层连队还是第一次听说我们的朱德总司令的家就在仪陇。
那战士是参军不久的新兵，他真的吓坏了。在杨政委的带领下，我们都上门去赔礼道歉，将腊肉还给了老婆婆。
老婆婆说什么也不收，她对我们说：“没得啥子。你们是红军，我儿子也是红军，家里有肉难道还不给儿子吃？来拿嘛！”
有老婆婆的说情，那战士没有受处分，但在大会上受到了批评。
在全师的大会上，副总指挥王树声说：“同志们，不要以为自己当了红军就了不得、处处高老百姓一头。你没当兵前也就是普通老百姓嘛！那时，你们常受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军阀的欺压，你们就不恨这些反动军队？现在，当了红军，只不过多了条枪，实际还是为老百姓打仗。千万记住，我们是红军，不是军阀，只能学好，不能学坏……”
陈友寿师长和政委在大会上重申：“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不拿群众的东西，这是红军铁的纪律。我们师决不给红军丢人，听到没有？”
“听——到——了！”全师指战员齐声回答，声音响彻云天。
1934年11月，部队进行整编，精简部分师团编制，充实连队的战斗力，红四方面军十五个师四十四个团缩编为十一个师三十二个团。此时，红九十二师撤消建制并入我红九十三师，全师辖二七四、二七六、二七九共三个团。原红十一师政委叶成焕①调我师任政委，杨朝礼改任副师长。
整训期间，我们九十三师的三个交通队在战时长期分开，现在终于聚在了一起。我和二队队长阙子清高兴万分，两个小老乡有说不完的话。三个队在一起学习集训，在一个伙食单位吃饭。
记得一天中午，交通队开饭了，这些生龙活虎的年轻战士都在大口扒着饭，副总指挥王树声来师部路过这里，看见大伙吃饭，就站住了。他皱着眉头，绷着脸，一手叉腰，一手挥动，大声下令：“交通队，全体集合！”
我们赶紧放下碗筷，许多人嘴里还包着饭。三个队整齐地站好队列，大家都以为又有紧急任务了，一个个挺直腰杆，精神抖擞。只听副总指挥轻声问道：“你们这些小同志，当兵前在家都有饭吃么？”
“没有！”大家齐声回答。
我们这些红军战士全是鄂豫皖和川北地区穷苦农家的子弟，在家真还没吃过几顿饱饭。大家不知副总指挥为什么这样问，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王树声走到一个战士跟前，用手扒掉粘在军装前襟上的饭粒，问道：“你是几队的？”
“二队的。”战士答。
“阙子清！”王树声喊道。
“有！”阙子清站了出来。
王树声说：“你是队长，是鄂豫皖的老兵了，要告诉你的战士，这白米饭怎么来的。”
他指着撒落在案台上、地上的饭粒，继续说：“同志们，我们在家都是饿着长大的，当了红军才吃上几顿饱饭。可你们看看吧，这都是我们的亲人——农民的血汗呀。根据地人民饿着肚皮供养我们，这不容易呀！你们这样糟蹋粮食，不心疼？我心疼哩!这样对得起父老乡亲们吗？”
一席话，说得全队战士个个羞愧地低下了头。大家都知道错了。
“好啦，错了就改，改了就好。这次罚你们都拣起来吃了，以后谁要再犯，就从严处理。解散！”大家知错就改，心服口服地把撒落的饭粒一一拣起来吃了。王树声见了才慢慢露出笑容，亲切地说：“没吃完的快添饭，免得吃凉了拉肚子。”他拍拍阙子清的肩膀，嘿嘿笑着走了。
许多年后，我遇见老首长王树声，提及此事，他哈哈大笑说：“你们那些小鬼呀，真招人喜欢。”1935年1月间，遭受红军打击的川军田颂尧和邓锡侯的部队退至嘉陵江西岸固守，此时国民党胡宗南部的丁德隆旅进驻广元、昭化地区，有从北面对红军形成新的包围态势。红四方面军在广（元）昭（化）地区集结十八个团的兵力，准备发起广（元）昭（化）战役。红九军和红三十军主力九个团从广元北面渡过嘉陵江，攻占了重要据点羊模坝、三磊坝，切断了甘南增援之敌的来路，并截击来援之敌。我红九十三师向广元、昭化之间的地区进发，那里是嘉陵江的上游。我们很快切断广元和昭化两城敌军的联系，迅即包围了昭化城，并相机警戒南面可能自剑阁方向来增援的川军邓锡侯部。
1月下旬，我师一部攻占宝轮寺，击溃邓锡侯部的两个旅。转即向胡宗南部独立旅的一个团发起攻击，敌人凭借坚固的工事和强大的火力，死守昭化城外的制高点，我师连续攻击未克，同敌人相持不下。月底，我师二七九团和红八十八师二六五团夜袭敌乌龙堡主阵地，激战通宵，破击敌四道圈堡，重创敌人。由于广元、昭化两城的敌人相当顽固，他们凭借城池坚固，粮草弹药充足，欺我没有重火器攻城，有恃无恐。我军久攻难克，敌胡宗南其他部队也不出兵增援，我军的打援计划也不能实施。敌人固守意在消耗、疲劳我军，待时机成熟和援军到来再夹击我军，此时川军邓锡侯部五个旅已逼近广元、昭化，直接威胁我军侧背的安全。我军久战不利，决定撤兵，结束了广昭战役。就在我们投入广昭战役和陕南战役时，敌川军乘我后部空虚，侵占了仪陇、阆中、苍溪等县。为了阻止敌人的进攻，我军回头又打响了苍溪、仪陇战斗，歼敌两个团，俘敌官兵三千多人，缴枪无数，继而控制了嘉陵江东岸，北起广元、南至苍溪的大部分地区。然而，我师二七九团沈权赞团长在攻打仪陇的战斗中不幸牺牲，我们把这位湖北广济籍红军团长的忠骨埋葬在了四川仪陇这块炽热的土地上。
遵照方面军总部的战略意图，我们即将开始强渡嘉陵江战役。
四川因有四条大河而称之为“四川”。嘉陵江是“四川”之一，发源于陕西凤县，由北向南流入四川，到了广元与白龙江汇合后水势骤增，有些河道因两岸峭壁，形成河槽，河水似脱缰的野马奔腾湍急，江面上翻滚着排浪，漩涡一个套着一个，江水哗哗拍打着岸边的石崖，那气势险峻磅礴，再往南，水流平稳但江面开阔。川军在嘉陵江两岸防线上部署了五十多个团，计邓锡侯二十个团防守上游广元以北的江段，田颂尧的三十多个团防守昭化以南以及苍溪至阆中一段的江段。
从年初开始，红四方面军就筹划着发起嘉陵江战役，我军正积极为西渡嘉陵江做准备，许多人认为渡江应采取偷渡。剑阁以北的江段虽江流相对平缓，但江面开阔，敌人的部队数量较多，我军在这样的江段渡江会长时间滞留江面，对我军不利，因此偷渡地点应选在剑阁以南的地段，这里江流虽湍急，并有敌军把守，但江面狭窄，在夜间偷渡定能出其不意取胜。
根据总部的命令，红九十三师作为全军的先锋，准备先行探渡嘉陵江，在西岸抢滩后控制阵地，迎接全军过江。
正月初，那是个没有月亮的黑夜，昏沉沉的夜色笼罩着江面。我红九十三师的探渡开始了。
二七四团二营，这支在反“六路围攻”中奇袭青龙观立下战功的部队，是王树声副总指挥直接掌握的预备队，此刻作为先遣部队偷渡嘉陵江。该营以四连为先导，分乘几条小船和自制的木筏向西岸进发，东岸边我师各团的火力配备直指对岸敌阵地。小船和木筏趁着夜色在波涛中前进，红军在当地请的船工们奋力划着木桨，小船和木筏悄悄靠了岸，四连约七八十个勇士们顺利登岸后，空船又悄悄返回，我们紧揪着的心放了下来，暗自高兴。然而，就在这时，敌人发现了我们渡江的部队。江岸上一阵狂呼乱叫，轻重机枪“咕咕咕”响了起来，到处都是闪着火光的火力点，子弹打在江边的石崖上飞溅起阵阵火星，紧接着，又疯狂地扫向江心的空船。艄公们纷纷中弹落水，空船和木筏在江心的漩涡中打了几个转，顺水漂走了。我们江东岸的机枪也响了，弹雨泼向江对岸。
四连登岸的勇士们也发起攻击。敌人居高临下又依仗有坚固的工事拼命射击，组成火力网，封锁住江岸。登岸的红军勇士们被枪弹压得抬不起头，又无法抢占有利地形，只得在低处背水还击。由于没了船，我们后续渡江部队不能渡江增援，只能在东岸干着急。
两岸的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夜色深浓，我们江东岸的火力隔江对射，视线受阻，又怕伤了自己人，真是鞭长莫及，急煞了全师的将士。师长命令停止射击，江对岸的枪声渐渐稀落下来，情况一点也不清楚。偷渡失败了，我们都为已登岸的四连勇士们担心，长夜难捱，这真是黎明前的黑暗。拂晓时分，河谷里腾起浓浓的江雾，什么也看不清。天亮了，雾气更浓，白茫茫的一片，遮挡了我们的视线，看不见江对岸的情况，只听见江水“哗哗”地拍打着岸边。全师将士都睁大眼睛侧着耳朵，努力探寻江对岸的动静。江两岸死一样的沉寂，让人恐惧，这似乎预示着灾难就在眼前。
太阳出来雾散了，浩淼的江面白茫茫一片，阳光从我们身后射出，照亮了江西岸，空旷的江面上只有成群的水鸟上下翻飞，不时发出凄凉的啼鸣。
对岸传来敌人的吆喝声，我们远远看到满山蠕动着端枪举刀的敌人。二七四团易良品团长大声命令：“机枪准备！”
江东岸所有的机枪都拉响枪栓将子弹推上膛，易团长举起右手，大家都等待着他的命令，只要他挥手喊打，江东岸定会万枪齐发狠揍敌人。就在这时，陈友寿师长大喊：“等等，不要开枪！”
易团长将望远镜贴紧眼睛，高高举起的手慢慢放了下来。我们定睛细看，原来靠近江岸的土坡上，敌人押着四五十人，这是我们四连登岸的红军战士。大冷的天，丧心病狂的敌人剥光了红军战士的衣服，反剪着他们的双手，五花大绑押上江岸的石崖。敌人狂妄地吼叫着，肆无忌惮地狂笑着，他们逼迫被俘的红军战士跪下，可没有一个人屈膝下跪。敌人用枪托、大刀背砸勇士们的腿，许多人倒下了又挣扎着站起来，没有一个人屈服，没有一个人装熊。勇士们面对敌人的屠刀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敌人要开杀戒，妄图杀人示众威慑江对岸的红军。隔江对望，全师将士们气红了眼许多人隔江叫骂。敌人开了杀戒，挥舞着大刀，端起了刺刀发疯般地又砍又捅，四五十个四连的勇士们纷纷倒在血泊中，鲜血溅满石崖!这血腥的场面历历在目，全师将士气炸了肺，许多人没等命令就开了枪。易团长满面泪水破口大骂：“狗日的，杀我的人，我要抓住你们，一定要碎尸万段！”
许多人眼见这血腥的屠场，抑制不住满心悲痛号啕大哭。叫骂声、哭喊声伴着枪声回荡在嘉陵江东岸。
陈友寿师长义愤填膺，站在高处大喊：“同志们，记住这血海深仇，我们一定要打过江去，抓住这股敌人决不轻饶。记住！九十三师决不放过这股敌人，一定要报仇！”
“报仇！”“报仇！”嘉陵江畔燃起了复仇的烈焰。
江水呜咽，血泊中勇士们静静地躺着，鲜血染红了江畔石崖，染红了碧绿的江水。这些都是我师一块儿出生入死的战友！目睹战友惨遭杀戮，而我们却束手无策，九十三师像只受伤的雄狮仰天长啸。
勇士们就义了，那气势惊苍穹，泣鬼神，英魂不泯，浩气长存!这悲壮的一页在我心中烙下的仇恨、痛楚和悲怆，永远也不会淡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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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叶成焕（1914—1938），河南光山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营政治委员，第三十一团政治委员，红九十三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团长。在太行山参加对日作战。1938年在武乡长乐村战斗中牺牲。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6 22:23
28（强渡嘉陵江 攻克剑门关）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率领下，将主力转移向川黔边活动。为策应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决定实施西渡嘉陵江的计划。
我军第一次偷渡失利，暴露了我军要从剑门关以南渡江往北进攻的战略意图。敌人迅速调动川军各部到江边布防，从广元至阆中一线抢修工事，加强防守，并且将沿江大小船只没收烧毁，严防我军渡江。
2月中旬，为了寻找渡江的具体地点，各部队都开展了向江对岸的侦察任务。我随师首长及作战参谋人员去江边侦察观看地形，嘉陵江像一匹桀骜的野马，在我们面前奔腾不息，一泻千里。江面翻腾着波涛，没有一星帆影。两岸山崖险峻，灌木莽莽，裸露的石崖，只有零星的羊肠小道穿行其间。江上的薄雾像纬幔一样遮住了对岸敌人工事，部队要在这样的地形渡江，困难可想而知。
师首长们隐蔽在树丛中，手持望远镜向对岸观察了许久，紧锁眉头，谁也不作声。师部的作战参谋说，对面的敌情不清，不好判断。我那时年轻，胆大莽撞，口无遮拦，在一旁插嘴道：“乘黑夜派人过江侦察，抓他个‘舌头’回来，不就都清楚了？”
话刚说完，所有的人都转头看着我，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多嘴了，赶忙住嘴，满脸绯红。我看见杨朝礼副师长和师长、政委说了几句话朝我走来，赶紧立正，真后悔我不该这样乱插话，打扰了首长的思绪。杨副师长满脸严肃对我说：“小秦，你的意见很好，就由你负责完成这个任务。给你一个班，人由你挑，挑些会凫水的。早去早回，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以往都是跟随首长，这次由我带队单独执行任务，事关渡江大局，我能胜任吗？我的心怦怦乱跳。看见首长们信任的目光，我镇定下来。回驻地后，我从二七六团一连挑了五个人，加上我们交通队一班的六人，连我共十二人，组成了侦察小分队。我们十二人清一色配备驳壳枪，身背大刀，周身挂满了手榴弹，请了一名船工驾着一只小船，当夜就出发了。
黑沉沉的夜，笼罩着嘉陵江，我们悄悄地朝对岸划去。江水流速太大，抵岸时，船被冲到下游好几里远的地方。登上岸边的石崖，周围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见。我们摸上了一条羊肠小道，朝前走了不远就遇上敌人的一个班哨，只见几个敌兵在盖沟的窝棚里抽大烟，棚外一个敌兵夹着枪，脚踢石头，打着哈欠。我本想就抓这个“舌头”，不料远处传来脚步声。我忙挥手要大家隐蔽，十多人都紧贴地面一动也不动。
“谁？站住！”哨兵喊了起来。
“我！”来人答道。
“你是谁？口令？”哨兵拉了枪栓。
“龟儿子，我是哪个都不晓得？”那人骂了起来。
“哦，是连长，啷个这时候还查哨嘛!”哨兵缓了口气。
敌连长越过哨兵向前走去。哨兵又问：“连长，干啥子去嘛？”
“我打个岔去，今天不晓得吃了啥子，肚子乱叫，一点也不安逸。”
敌连长走到一块大岩石后面去了。我挥挥手，交通队的汪正强、罗家贵跟了上去。其余的人监视控制窝棚里的敌人和外面的哨兵。不一会儿，大岩石后面扑扑拉拉一阵响，敌哨兵喊道：“连长，当心啰!”说着走了过来。我们小分队的战士一跃而起，抱住哨兵的腿，摔了他个“狗吃屎”。原来汪正强和罗家贵已把敌连长捆了个结实，嘴里塞上了毛巾。敌哨兵摔了跟头，大叫起来，我们卡住了他的嘴，他只能哼哼,出不了大声。　
我说了声：“撤！”
十多个人拖着两个“舌头”，迅速撤向江边，登上了船。
窝棚里的敌人被响声惊动，出来大喊哨兵的名字，见没人回答就打起了枪。这时我们全都上了船，船正离岸向对面划去。我不让大家开枪还击，敌人没有目标，摸不到头绪，乱枪胡放一气，岸上乱成了一锅粥。
我们的船已驶向江心，岸上的敌人开亮了大电灯照射，船暴露在灯光下。敌人的射击转向了我们，枪弹打得船周围的江水腾起老高的水花。江东岸我军的枪声也响了起来，密集的机枪压住敌人的火力，掩护我们回撤。两岸的枪声“乒乒乓乓”像爆豆一般。我们拼命划船，距岸不远了，由于船工太紧张，没控制住船桨，“咣”的一声，木船撞到一块大礁石上。船帮断裂，一个猛浪打来，船碎了，我们全都掉进了水里。好在这是个回水湾，我们拼命游向岸边。上得岸来，我清点人数，小分队十二人，加上船工和两个俘虏，一个都不缺
2月的寒夜，我们浑身湿漉漉的，个个像落水鸡般冻得发抖。我把塞在俘虏嘴里的毛巾拿掉，解开捆住他们的绳索。敌连长没了裤带，只好提着湿淋淋的裤子，他又冷又怕，筛糠似的颤抖，哆嗦得讲不出话来。岸边接应我们的部队把小分队和俘虏送到了师部。
回到永宁铺，天已亮了。师首长们彻夜未眠，杨副师长见到小分队，高兴得抱住我转了几个圈，连声说：“好！好！没费一枪一弹，没丢一兵一卒，抓了两个俘虏，好！好！”
师首长表扬我们，说是渡江后一定要给我们记功。
嘉陵江战役的战略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与中央红军会合。在此役中，剑门关是整个战役的关键所在，距嘉陵江不远的剑门关自古以来就是扼守川陕的重要通道，素有“打下剑门关，犹如得四川”之说。对于红军来说，不占据剑门关，西进汇合中央红军的道路就会受阻，打通陕南通道和发展新区都会受到极大的威胁。攻克剑门关就成了整个战役的重中之重。
剑门关有着极其独特的地形，它北面险峻，绝壁依天而立，南面舒缓，地势逐步抬高。因而红军若从北面攻关就非常不容易，即使取胜，也会遭受很大的损失。从北面渡江，也正中敌人下怀。敌人认为，剑门关以北的江面水流较缓，在枯水季节可用简便器材就能渡过，而剑门关以南江段水深流急，只能船渡。红军没有船，第一次探渡就遭失利，红军不可能再从南面渡江而向北攻关。因此，敌人毁坏和没收了沿江的船只，逼着我军从北面渡江。川军以这种思路组织北向的防御阵势，扼守剑门关，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队在剑门关北的广元、昭化向南设防。敌人在剑门关和广、昭之间留下了一个狭小的空间布下一个口袋，一旦红军进入这个口袋，敌人将南北夹击，置红军于死地。因此，渡江地点的选择也就依据攻击剑门关的战斗计划而定了。
渡江前的准备工作都在秘密进行，我军掌握了敌人的江防部署。
在四百多里的嘉陵江防线上，川军共部署了五十多个团，邓锡侯二十多个团防守上游，田颂尧三十多个团防守昭化至南部一线。敌军的整体战略部署是面北防御，逼迫红军在剑门关以北渡江，并予以聚歼。剑门关以南的西岸是田颂尧的防区，田认为红军没有渡船，决不会在如此水流湍急的江上强渡，因此仅仅布防了三个团，前沿也只有四个营。
徐向前总指挥认为：在南面渡江虽有许多困难，但敌人认定我们会从北面过，正严密防守，而南面江段东岸高于西岸，西岸又有滩地，便于我军隐蔽强攻，敌军放松警惕防守疏懈，有利于我军出其不意。没有船，可以造。川军沿江战线绵长，防守纵深薄弱，一旦突破一点就像千里溃堤。我军多处渡江，敌人就更防不胜防。过江后从南面突击剑门关，地形和战局都对我有利。于是我军顺着敌人的思路一面大造在北面渡江的声势，一面在南面秘密赶造船只，准备渡江。
后来我们得知，就在我师侦察江对岸敌情时，徐向前总指挥亲自带领我红三十一军军长孙玉清及其他部队的首长，从3月上旬到中旬就沿江勘察地形和水文情况，选择主渡地点。为了迷惑敌人，我军一部在嘉陵江上游多处出击，在陕南一带加强攻势。逼迫胡宗南从广元抽调部分部队撤回宁强，将防区交给邓锡侯，将注意力放在了剑门关的嘉陵江上游地段。
根据敌人的阵势及我军各部侦察的情况，方面军决定从苍溪和阆中间百余里的沿江地段选择渡点，以偷渡和强渡相结合，多路出击，重点突破。
3月28日晚，总部发出了渡江命令：红九军为左翼；红三十军居中路；我红三十一军为右翼，同时开始渡江。三支大军像三把锋利的钢刀，分三个渡点，直插敌人盘踞的嘉陵江西岸。
渡江战役开始了，我军的木船、木筏像离弦的箭，在枪炮的掩护下飞驰江对岸。第一批强渡的部队登岸后迅速地控制了有利地形，后续部队不断跟进。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我们用船在江上连成了浮桥，大部队飞快地过了江。我随师部也踏上了嘉陵江的西岸。
敌人作梦也没有想到红军会从南面多处渡江，这下子完全打乱了他们苦心经营的防御体系。江防敌人不敢将我军突破嘉陵江的消息上报，妄想以最快的速度反扑，夺回江防，将我军逼回江东。可是敌人的布防正面宽大，纵深稀薄，红军三处强渡，敌人顾此失彼，无力招架。我红三十一军胜利渡过嘉陵江西岸后，势如破竹，插向纵深，在剑阁县火烧寺一带将守敌刘汉雄部一个旅击溃，并俘敌一个多团。
临近黄昏，师首长们聚在一起召开紧急会议，各团团长、政委亦到会，会场警戒十分严密。我先以为是特别的军事会议，听了师长陈友寿和师政委叶成焕激愤地发言，才知他们在谈这次俘获之敌正是不久前我师偷渡嘉陵江失利时，在江边当着我们的面，残忍屠杀了我们几十个同志的那伙敌人。他们严厉地发问：大家说怎么办？!
二七四团的团长和政委愤怒地说：“这个仇一定要报！杀他狗日的！”
整个会场群情激愤，大家都说：“对这伙敌人决不轻饶！”“不杀他们，我们咽不下这口气！”
有人冷静提出：“这群敌人都是俘虏，杀俘虏违反纪律呀！”
陈友寿师长红了眼睛说：“管他娘的，老子这师长不当了，也要为我的弟兄们报这个仇！”
叶成焕师政委也少了往日的冷静和理智，他说：“把俘虏分到各连去。你们对俘虏就说人太多了，分散到各个连去好做饭吃。今晚半夜，大家一齐动手，一个不留。出了事，我和师长顶着，与大家无关。”
这种场合谁也冷静和理智不了。我听说杀我们人的就是这伙敌人，也恨得咬牙切齿。命令悄悄下达了，俘虏分到了各班。
夜是那样静谧，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天亮了，部队集合，满田野躺着数百俘虏的死尸……大仇是报了，可师长和师政委犯了大错误!在四方面军战史上留下了血污的一页!十年内战的负面凸现——残酷地相互仇杀，冤魂多是贫苦子弟。
这时，恰巧徐向前和陈昌浩路过这里，看到此景，甚是惊讶，问明缘由后大发脾气：你们是师长，是师政委，怎么杀俘虏违反政策的事，你们也干？！我要撤你们的职，关你们的禁闭！
由于战事紧急，部队马上就要攻打剑门关，没有时间处理这事，何况正是用人之际。徐总指挥忍住气对陈师长和叶政委说：“你们九十三师是这次攻打剑门关的主力，你们两人给我到前面去，打完这一仗，我再找你们算账!”
此后，由于战事频繁，加上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闹独立，与中央分庭抗礼，无暇顾及处理此事。直至数月后，在攻打百丈关之前，红四方面军才作出决定，因杀俘虏违反政策以及其他原因，撤销陈友寿、叶成焕的师长和政委职务，送红军大学学习，这是后话。
而此时来不及细说，师长和政委率领部队出发，执行夺取剑门关的战斗任务。
剑门关位于剑阁县北部的大剑山。三国蜀相诸葛亮为北伐中原，经剑门而六出祁山。他见此处壁高千仞，穷地之险，极路之峻，故在此依崖垒石砌门，建关设尉，从此有了“剑门关”之称。剑门关一带地势极其险峻，山势北高南低，七十二峰东西横亘数百里，由北向南，那绝壁绵延宛若城墙。李白在绝唱《蜀道难》中写道：“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剑门号称天险，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历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蜀汉末年，蜀汉将军姜维据险守关，魏将钟会领军十万由北向南进攻剑门，费时三月，却未能越剑门一步，后因邓艾由阴平出江油抵成都，逼刘禅出降，剑门才因之不战而败。据记载，剑门及附近地带，历史上较大规模的战争就发生过69次。
剑门关之敌原部署面北防御，系由川军邓锡侯部的宪兵司令刁文俊的四个团防守。我军避开雄关，从南面渡江成功，调动守敌由原来的面北防御，变成了面南防御。原来这剑门关北面岭高谷深，悬崖绝壁，异常险峻，易守难攻。而南面地形是缓坡向北递升，我军由南面朝北打，敌人无险可守。雄关天险，不但起不到阻挡我军的天然屏障的作用，反而阻断了敌人的退路。敌人背险而战，这剑门关也就成了敌人的坟墓。
4月1日，红九十三师抵达剑门山附近，同兄弟部队一起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敌人，我们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即将剑门关外围的敌人全部扫清。我师二七四团从南面的五里坡向北进发，誓夺关口。部队不顾几天来的奔袭、劳累和苦战，向主峰逼进。
4月2日，总攻开始了！
乌云翻滚，雨越下越大。
在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的指挥下，部队发起了冲锋。
疯狂的敌人依托工事居高临下，所有的枪炮子弹狂泄下来，我军仅有的几门迫击炮打得不准，压不住敌人的火力，使攻击部队一次又一次被迫退下来。部队伤亡越来越大，同志们都急得不行，王树声端着望远镜聚精会神地观测战场情况。子弹和炮弹片不时在近处飞溅，孙玉清军长和我师陈师长、叶政委都在阵前，警卫员和我们交通队焦急万分，万一敌人的炮弹打来，首长们都在一起，那损失就惨了。二七四团二营是王树声直接掌握的预备队，这支队伍从鄂豫皖根据地就一直跟随王树声，是支过硬的部队，最擅长攻坚和夜袭。在川北反“六路围攻”时，夜袭青龙观为全军反击打开道路的就是二营。
此时二营营长陈五和①撸起袖子叫开了：“师长，让我们上吧！”
陈友寿耐着性子等待王树声的命令：“再等等。”
我军的十几次冲锋都没有成功。敌人圈形集团工事上方生长着茂密的树林，突击部队扔出的许多马尾手榴弹，由于带着麻绳的小尾巴缠在树枝上没有爆炸，打不着敌人，而敌人凭着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疯狂扫射，甚至还发起了反冲锋。兄弟部队的战士遭敌扫射，纷纷中弹坠落下陡峭的山崖，打不掉敌人的集团工事，我军伤亡不断增加，形势十分危急。
王树声一直眼不离望远镜，盯着前方，此刻大声吼叫：“孙玉清！我日他娘的，炮兵连搞么事去了？！叫他们的迫击炮往敌人集团工事里打，每三发炮弹必须有一发命中，压制敌人火力，掩护部队冲锋！”
前几发炮弹没有命中，孙玉清军长急了，大声命令炮兵连长：“我下死令，再打不中，我一枪毙了你！”
炮打不准要枪毙炮兵连长，那连长也是冤枉呀!
说是炮兵连，我们红三十一军实际上一共只有几门从川军手里缴来的迫击炮，炮弹不多，平时当宝贝舍不得打。真打起仗来，炮手由于没有几个人打过实弹，多不懂技术，有的连引信药包都不会装，更不用说确定坐标和射击诸元，现在操炮的几个人还是两个月前俘虏的川军。炮兵连长姓何，是我的老乡，在战斗中曾负过重伤，现在他空着一只袖管，挥着一只胳膊在阵地上奔跑。我对他说：“你莫慌，瞄准了再打。”
何连长满头大汗，亲自掌着一门炮，瞄得准准的发了炮，连续几炮都在敌人的工事里爆炸，强烈的爆炸震落了许多挂在树上的马尾手榴弹。手榴弹落下来接连爆炸，敌人集团工事里一片火光和硝烟，敌兵血肉横飞，鬼哭狼嚎，火力顿时哑了。
“好！好！打得好！”王树声高兴地挥手大喊。
孙玉清军长下了命令：“二营冲锋！”
“五和，上！”陈师长大喊。
二营长陈五和高呼：“号兵，冲锋号！”
霎时间，二营的号目（即司号长）、各连的司号员汇集在一起，十几把军号“嘀嘀哒哒”吹响了。二营的红旗也随之展开，各连的红旗也树了起来，几十杆红旗呼呼啦啦迎风招展。
“冲啊！”战士们端着枪，杀声震天，冲向敌阵。
全团的机枪、步枪一起狂响起来，漫山遍野红旗招展，军号齐鸣，枪炮声震耳欲聋，裹着雨，裹着风，真是地动山摇。二营冲上去了，手榴弹爆炸的硝烟弥漫在山巅。震耳的呐喊声，兵器的撞击声，敌人的嚎叫声混在一起，搅得天昏地暗。垂死挣扎的敌人一堆一堆倒下，活着的满山乱跑乱窜，首长们放下望远镜，舒了一口气。可我们发现不太对头，敌人怎么越跑越多，东一群，西一群，不知从哪里涌出那么多，像是捅翻了蚁窝的蚂蚁到处乱窜。原来敌人的集团工事里呆了一个营，而另一个营的敌人隐蔽在松树林里作预备队，由于二营攻得太猛太快，敌人还没反应过来，来不及使用预备队反扑，就一下乱了阵脚，两个营的敌人一齐溃退，结果满山跑的都是人了。
王树声的指挥所移上了主峰，我们交通队也随师首长们上去了。登上顶峰，上面已经没有立脚之地。到处是敌人和我们战士的尸体，还有不少呻吟不止的伤兵。
我师几支冲锋的部队，越过顶峰，将敌人赶到山的另一边，一下子把敌人逼进了一个两百多米长的槽沟里，那里人挤人，敌人根本施展不开。二营居高临下，将所有的手榴弹砸向敌人。浓烟滚滚，火光翻腾，敌人只有挨打的份，槽沟里乱成了一锅粥。
我师的一个连从西面横插进来，夺了关口，堵死了敌人的退路。敌人欲进不能，欲退背后是数十丈深的深渊，真是上天无路，下地无门了，剑门关真的成了敌军的坟墓。许多敌兵在拥挤中掉下悬崖，敌团长杨倬云带领几个心腹逃往营盘嘴北面的悬崖上，面对逼近的红军，他哀嚎着跳下了万丈深渊……
黄昏，雨停了，夕阳坠落山巅，漫山苍松青翠，剑门关战斗结束了！红军是真正的英雄好汉，这一仗歼敌四个团。这时我才知道，我的好战友、二营鲍政委英勇牺牲了，这位年长我一岁、敦实精干的营政委，大家都喜欢他，管他叫“包谷米”。多少年过去了，我记不起他的大名，可每当回忆往事，他的音容笑貌就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包谷米”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剑门关，当年红军战斗过的地方，此后，我再也没有去过。听说解放后在剑门关口修了一座纪念碑，徐向前同志为纪念碑题写了碑文。在那里，为革命、为人民英勇捐躯的红军战士们的英灵，将伴随峰峦绵亘的雄关一道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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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五和（1911—2002），亦名陈康，湖北广济县（今武穴市）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连指导员、营长、团长。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副营长，副团长、团长，太岳军区分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旅长，第四兵团副军长。参加了淮海、渡江、广东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省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6 22:26
29（西行摩天岭 鏖战千佛山）


红军强渡嘉陵江成功，整个战役的胜利打乱了敌人的“川陕会剿”计划。红四方面军几支部队，兵分三路：红九军和红三十军主力，向江油、中坝地区进发；红四军攻占梓潼，阻击绵阳方向之敌；我红三十一军主力继而北行川甘地域，分别推进至羊模坝、三磊坝，并围困广元地区；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向青川、平武一线挺进，堵截中央军嫡系胡宗南部。
1935年5月初，红四方面军五个军十一个师三十三个团共八万多人，以及党政军机关、工厂等号称十万之众，先后撤离川陕边根据地，分数路沿北川向岷江地区西进。
对于这次川陕根据地整体向西转移，张国焘未同前线指挥作战的红四方面军其他领导人商议，也未向党中央请示报告，这一重大的战略方针就由他自行决定了。
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对嘉陵江的地理概念是不太明确的。强渡嘉陵江，大搬家似的全体向西转移，究竟是进攻还是退却？其意义何在？大家并不清楚。从当时的局部战况来看，红军渡江成功，战无不胜，所向披靡。我们广大指战员，甚至是军、师级的干部都把渡江看作是一次进攻性的战役，是进一步扩大了我川陕根据地。然而，我们真的没有想到，强渡嘉陵江实际上竟是红四方面军全面撤离川陕根据地的开始！从此，红四方面军走上它最为艰苦的历程——长征！
两年多来，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地区能够生存、发展壮大，也有着许多客观条件。当时，蒋介石虽然名义上是国民党的领袖，但他的势力仅及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域，他还没有力量同时“剿共”和整治各地方军阀，也不敢大张旗鼓地“统一全国”。对待各省的军阀他只能调和利用，暗中渗透，以待时机。四川军阀对蒋介石心存芥蒂，与国民党政府矛盾重重，竭力阻止国民党中央军开进四川，因此红军的压力减少，加之四川军阀间的相互内讧倾轧，战斗力相对减弱，这样就给红四方面军的发展提供了机会，英勇善战的红军利用了这些机会，站稳了脚跟，得以壮大。红四方面军远离中央，在川陕根据地自成体系，而张国焘作为中央派来的代表和红四方面军的最高统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因此，红四方面军的壮大，才使张国焘在军中的声望得以不断提高。
大权在握的张国焘，被敌人尚未到来的进攻和川陕苏区的某些暂时的困难所吓倒，他看不到嘉陵江战役的胜利所引起的形势变化，同时也看不到川陕根据地存在的战略意义，全军搬家似的西渡嘉陵江，实际是破坏了红四方面军依托川陕苏区向甘南发展的计划，使红四方面军再次陷入无根据地依托作战的不利境地。可以说张国焘独断专制，自行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动全面地撤离川陕根据地，是有罪的。多少年后，我们这些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提起这段经历，都同声咒骂张国焘。长征路上的哀与怨、血和泪，点点滴滴记叙了红四方面军那段悲壮的历程。
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堪称能征善战英勇悲怆的壮烈之师，要说当年撤离以鲜血和生命开创的鄂豫皖苏区是迫于无奈，可现在却是主动割舍得之不易的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在经受着新的思想与感情的磨砺。
当年作为红军基层干部的我，对红军的战略意图，对中国革命的前景并不清楚，只凭着一腔热血，发誓跟定共产党打天下，服从命令听指挥，冲呀、杀呀，只盼望着每次战斗都能打胜，早日打垮国民党反动派，革命早日成功！在征途，微微感受到中国革命的成功与失败在交织，在碰撞。在那血与火的战争年代，我这个放牛娃出生的红军小连长，没有深谋远虑，党内军内复杂的政治斗争似乎离我很远，那严酷的军事斗争形势是首长们操心的事，对于革命前途和困难，我也不会忧心忡忡。我浑身充满着的就是年轻人天不怕、地不怕，混沌、执着、单纯的乐观主义。
记得部队打下宝轮寺，我们缴获了敌人的许多物资，为了犒劳我们，上级发放了一些食品和白酒给我们“打牙祭”。我交通队正开午饭，饭菜很丰富，大家正在兴头上，突遇敌人飞机袭击。我们都还端着碗，那机枪子弹和炸弹就迎头倾泻下来。我指挥全队迅速隐蔽，周围“咣咣当当”炸弹就爆炸了。飞机俯冲下来，机枪打得树木折断，泥土纷飞，腾起一片尘土和烟雾，“轰”地一声，一枚飞机炸弹把我们的铁行军锅炸得无影无踪，一坛子酒也被震落倾倒，咕咕流了一地。敌机飞走了，我们所幸没人伤亡，大家骂骂咧咧回去吃饭，锅都没了，哪里有饭呢。我见我队一班长罗家贵趴在地上嗅着什么，就问道：“猴子，你在搞么事？”
罗家贵偏着头边笑边眨眼说：“队长，你快来呀。酒泼光了，这坑里都是酒呢。”
原来，那坛白酒都流到这泥坑里了。
散酒香飘四溢，撩拨得人心悸动，我趴在地上用嘴吸吮着。这酒的味道还真不错，于是招呼大家：“来来来，都来尝尝，这好酒不能叫敌机给糟蹋了。”
许多人拥了上来，都趴在地上低头撅屁股喝酒，大家挤成了一团。
我站起身，抹了抹满嘴吮酒时沾的泥浆，看到有一个战士还站在圈外对着远去的敌机叫骂，就说：“骂它管屌用!你不喝，还等么事？等菜呀！”
这话把大家逗得前俯后仰捧腹大笑，战士们挤着嚷着在地上笑得打滚。多少年后，还有老战友给我开玩笑说：“还等么事？等菜呀！”
为了庆祝战斗的胜利，总部的剧社当晚来演出。师部人员和我交通队都去看那“文明戏”，我队留下一个参军才两个月的新战士守门。
师部驻在一座大庙里，虽然在后殿里师部有人值班，庙门外也有哨兵站岗，可偌大的前庭大殿和东堂都交给了我交通队。戏演了一半，我放心不下，就让一个战士回去与那新兵作伴。这战士看戏看得正来劲，嘟囔着嘴不愿动身，我只好自己回去。
我同哨兵打了招呼，走进庙内，偌大个寺庙空荡荡的，几个殿堂里亮着蜡烛不见人影。我穿过大殿，来到我交通队的东堂，只见那小新兵独自蜷缩在案台前一动不动。我突发奇想，给他开个玩笑。于是，我悄悄从正殿翻入东堂，爬上莲花宝座，藏在了泥菩萨的身后，朝下望去，东堂里两支红烛摇曳，昏昏暗暗的殿堂墙壁上映出菩萨晃动的身影。
暮春的夜风放荡而狂悖，听起来好像幽灵在黑夜的荒野上、坟茔中狺狺而歌。此时凄厉的夜风吹过庙宇中的窗棂发出“嘶嘶”的啸声，寂静中更增添了几分阴森，确也让人感到恐惧。
我捂嘴掩笑，从裤兜里掏出刚拣的土坷垃，一粒粒丢下去。土坷垃砸在案台上“嘣嘣”作响。小新兵半晌不敢出声，最后低头小声说：“菩萨老爷呀，你莫吓我，我害怕。”
我捂嘴哧哧地笑着，捏着鼻子拿腔怪调地说：“你是好人，你莫怕。”
在昏暗中，我看到那小新兵半仰着脸，看着菩萨，睁圆了眼睛，烛光在他那惊恐的脸上闪烁。
突然，他大喊一声：“有鬼呀！”就拼命往殿外奔去。
我这才意识到我顽皮得过分了，吓着他了。于是，赶紧从菩萨身上溜下来，追了出去，我在后面愈喊，他愈跑得快，外面的哨兵闻讯跑了进来。在空荡荡的前庭院里，没想到那小新兵一下子扑倒在地，口吐白沫，脸色苍白，紧闭着双眼，没了声息。这回该我吓坏了，我用手拍打着他的脸颊，叫着他的名字，不知如何是好。
哨兵慌忙叫人来帮忙，将他送到了医院，我知道这事闹大了。部队看完戏回来，师长把我一顿好剋，下了我的枪，将我关了禁闭，我晓得自己闯了大祸。几天后才知道，那小新兵吓得精神错乱，已经疯了。我被关了好几天的禁闭，认真反省，玩笑开过了头，非常后悔。
部队要向沙洲、碧口方向北行。
杨朝礼副师长要调往红九军任师政委。杨副师长想把我带走，可陈友寿师长不同意，他说：“不行，秦懋书不能走，他犯了错误，免了职，正在关禁闭。”
后来听人说，因我率队渡江侦察有功，陈师长舍不得让我走才这么说的。原二七四团易良品团长这时已提升为副师长，易良品、杨朝礼，还有许多人为我说情，师部解除了我的禁闭，恢复了我的队长职务。多少年来，每每想起那位小新兵，总是非常内疚，真没想到由于我的过失会造成他一生的痛苦。这心债，我一辈子都还不起呀！
渡江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后，红四方面军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向纵深发展。溃败的川军已逃之夭夭，中央军胡宗南部仍集结在川陕交界的南坪、文县至碧口一线。徐向前令扼守羊模坝、三磊坝，围困广元的红三十一军向北运动，随红八十九师跟进，抢占摩天岭。
摩天岭是甘肃进入四川的天然屏障，这里峰峦巍峨，地势险峻，历史上称之为阴平古道。三国时期，汉丞相诸葛武侯称：“二火初兴，有人越此，二士争衡，不久自死。”诸葛亮为了防御魏兵从北面进犯，以保卫蜀国的安全，就在此屯兵防守。后来魏将邓艾率军暗渡阴平，在摩天岭的山巅石崖上裹毡而下，大破蜀军，攻取江油，进占成都。这段古老的三国历史故事我听人讲过，也就更清楚我军扼守摩天岭的重要意义。
我们经阴平栈道进占摩天岭，这栈道是先人们在陡峭的山崖上用人工凿成的羊肠小道，在绝壁之处“凿石为孔，插木成椽”，在椽子上铺一层木板，就成了通道。为了避免敌人烧毁栈道，红八十九师先行进攻，不给敌人留下喘息和破坏栈道的机会，为我军争取了进占摩天岭的时间。
我军扼守摩天岭，与敌人相持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随师首长参加了数次军事会议，知道红四方面军的五个军全部渡过了嘉陵江，并继续向西挺进，我心中渐渐有种不安的感觉。有次，我问陈友寿师长：“我们五个军全部都打过了江，那东面就没有主力部队了。刘湘的主力部队还在江东面，我们的根据地怎么办？”
陈师长半晌没作声，最后讷讷地说：“是啊，是啊，我也想过这个事。不过我们红军打过嘉陵江是扩大了根据地。渡江之前我们打广元，敌人也占了我们的仪陇、阆中，我们不是打回去又夺回来了么？不定哪天，我们会再回渡嘉陵江哩。”
叶政委笑着对我说：“你这个家伙心眼子还不少哩。不用担心，张主席说了，江东留了部队，能守就守，守不住就都撤到西边来。东面的敌人太强，我们撤到川西一带再建根据地。再说，中央红军早就离开了井冈山（那时，我们红四方面军对中央红军了解不多，只知道中央红军是从井冈山起家，不清楚整个江西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所以人们一开口就是井冈山），经过广西、贵州也到了四川。我们现在往西就是要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同中央红军会合。”
师首长们的话在我心里琢磨了许久，没有答案。我又想起张国焘有次来我师也说：“东面敌人太强，被敌人打走，不如自己走。”
我们流血流汗创建的根据地不保，说走就走，好端端的根据地为什么要白白让给敌人？真是搞不懂。后来说是要与中央红军会合，我们才渡江西征，这才叫人好想点。但一听到战士们怨言纷纷，这个疙瘩在我心中总也解不开。许多次只好自我安慰，这些都是上级的事，我们在下面不知道情况，瞎操些什么心哟！
数年后，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我才真正知道：张国焘当时认为革命处于低潮，中央红军撤离了中央苏区，江西根据地丢了；贺龙、任弼时的二、六军团撤离了湘鄂西苏区；红四方面军的鄂豫皖苏区没了，川陕根据地太靠敌前，因此，他认为应把川陕苏区向西挪一步，在川西或川康去建立新的根据地。张国焘这一总的指导思想贯穿于他渡江后的言行。对于西行与中央红军会合，从当时来看，张国焘也许是真心实意的，因为在艰难困苦中，大家都希望团结，增强力量，共同创建新的根据地。然而，在两个方面军汇合后，张国焘的私欲、野心、专横大发作，他自恃兵强马壮，以此为筹码向中央要权要官，向中央发难，为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不惜分裂红军，分裂党。
当时，我红三十一军按总部的命令扼守摩天岭，堵截胡宗南部，不许其南下，为红四方面军西进和同中央红军的会合争取时间，同时也保障了主力红军的侧翼安全。我师在甘肃文县与四川青川交界的摩天岭监视碧口方面的敌军。在山梁上,我们宿营搭了草棚，躺在床铺上是头朝四川，脚蹬甘肃，大家都戏称：我们在“四川吃饭，去甘肃拉屎”。
1935年6月中旬，红九军韩东山部和红三十军李先念部在夹金山下与中央红军会师，此刻我红三十一军已撤离摩天岭，经平武正转战北川县的千佛山。两个方面军会师的消息，直至二十多天后我们才知晓。
早在5月初，红三十军、红九军各一部进占千佛山，与川军邓锡侯部血战，经过十天的激战，红军占领了东起伏泉山、西至横梁子的千佛山全线，紧接着打开了土门，川西平原上北线要地控制在我军手中。红四方面军大队人马由北川河谷向西挺进，我师随后接防抵达千佛山。从地形看，千佛山绵延一百二十多里，是成都平原的天然屏障，是甘南通向川西的惟一通道。
由于川军的惨败，千佛山尽落我军手中。蒋介石得知我军突破土门，西进川西北的消息后，即令其嫡系胡宗南部由甘南南下进入四川，与我军争夺这一战略要地。我军只要守住千佛山，就能阻截国民党军的南下或西进。
正值夏季，气候十分炎热，我师登上山峦构筑第一道防线。大家挥汗如雨奋力修筑工事，在山下时天气太热，许多人都仅穿着单薄的军装，现在半山腰，构筑完工事后停下来，汗也干了，周身才感到阵阵凉意。
千佛山上有座大庙，红三十一军军部和我九十三师师部都设在庙里，我师二七四团在左翼防守，二七九团在正面筑起防线，红九十一师二七一团在右翼坚守待敌。我军布防两天后，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抵达千佛山下。
那天天亮不久，敌人对我阵地发起了攻击。一阵猛烈的炮击后，黑压压的敌兵漫山遍野慢慢接近我前沿阵地，待敌离阵前仅百米时，我军的机枪、步枪、驳壳枪一齐怒吼起来，顷刻间敌人被撂倒了一大片。敌人反复组织冲锋，战斗十分激烈。我交通队跟随师首长，作为预备队，不到最关键的时刻，是不会动用我们这支力量的。战斗从上午打到中午，从中午打到晚上，已记不清打退敌人多少次冲锋了。一连几天，我军将敌人堵在阵前不能前进，敌我双方都有较大的伤亡，但我军阵地仍坚如磐石。战斗还在继续，敌人不断增援，为了收拢战线，集中力量打击敌人，我军主动放弃了半山腰的阵地，向山上第二道防线后撤。
骄横的敌人占领了半山腰的前沿阵地，得意忘形，肆无忌惮地对我第二道防线发起攻击。
6月盛夏，千佛山上的天气变化无常，山下还热浪滚滚，半山就凉气袭人，山上却是大雪纷飞了，我军将士身着单衣坚守在阵地上，险恶的自然环境给我军造成极大的困难。战斗异常激烈，敌人炮火猛烈轰击，冲锋像潮水一样，一浪盖过一浪。我军与敌人反复厮杀，两军交织在一起呈犬牙状，白天丢了阵地，晚上又夺了回来，我们的伤亡不断增加，而敌人在阵前丢下了更多的死尸。胡宗南统率的第一军第一师是蒋介石起家的部队，兵员充足，武器精良，是嫡系中的嫡系，胡宗南名义上仅是个师长，可他统率的是三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共三十六个团、四万人。敌人毕竟是国民党中央军的嫡系部队，战斗力比川军要强得多，顽固的敌人依仗人多武器好，反复冲锋，突破了我几处主阵地，情况危急。红三十军一部赶来增援，在太阳落山时夺回了阵地。
黑夜降临，战斗停息了。红三十军增援来的一个营，身着单衣，白天赶路，战斗拼杀，体力消耗极大，夜里一停下来，在这天寒地冻的高山上，部队饥寒交迫，抵御不了这恶劣的环境，到天亮时，发现许多人已冻死在战壕里。我军的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
天亮了，敌人的攻击又开始了，战斗更加残酷激烈。二七一团王友均团长身负重伤，这位我红三十一军的优秀指挥员，在反“六路围攻”的西线作战中，曾率手枪队三十余人夜袭敌营，亲手砍死敌团长，使敌人闻风丧胆，此刻负伤，削弱了二七一团的战斗力。敌人乘势发起更猛烈的进攻。少了二七一团的支撑，我师二七九团正面三连的防御阵地被敌人突破，缺口愈扯愈大，团长几次组织反冲锋，都未能夺回阵地。正面阵地的丢失，直接威胁着军、师部的安全。黄昏时分，战斗停止了。因丢失阵地，上级命令枪毙二七九团团长，这个任务交给我去执行。
我只杀过敌人，从未杀过自己的同志，可这是命令，必须执行。我心潮翻涌，万分痛苦，不知如何是好。在山坳里，我解开团长身上的绳索，旁边两位战士正慢慢地挖坑，谁心里都不好受。团长接过锹将坑挖好，站在一旁喘着粗气，我替他卷了支喇叭筒烟。这位黄安籍的团长是我的老乡，他“吧嗒”了几口嘴里的烟卷，将半截烟头丢在地上，对我说：“我丢了阵地有罪，任凭上级发落，你杀了我，只求你给我留具全尸，算是为革命光荣了。来吧!”
我浑身颤抖，手提着枪下不了手，轻轻对他说：“团长，我放了你，你跑吧!”
团长流着泪说：“小老乡，我往哪里跑呀，黄安老家是回不去了，江东根据地也丢了，我总不能跑到国民党那里去吧!再说，要是放跑我，你也活不成呀!”
我悲痛万分，泪流满面，跪在他的面前，与他抱头痛哭。谁知团长一把夺下我的枪，对准他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他倒下了，满身是血躺在土坑里。我和两位战士流着泪抚平他的军装，用手捧土掩埋了他，山上没有东西给他立碑，我们抬了块大石头放在填平了的土坑前以示纪念。丢失了阵地就枪毙团长，这太过分了，我怎么也想不通。许多年过去了，我记不清团长老乡的名字，可每当想起他，我心里就像那块土坑前的大石头一样沉重！
大部队早已向西南挺进，欲与中央红军会合，我师仍遵命坚守着千佛山。
千佛山的战斗越打越艰难，我军的伤亡也越来越大，我们交通队作为最后的预备队也拉了上去。战斗中，易良品副师长身负重伤被抬了下去。在反冲锋时，我带领交通队与敌厮杀，混战之中，突然，我感到下身一麻，就昏了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当我醒来时，已躺在医院里，原来一颗罪恶的子弹打掉了我的左睾丸。由于医疗条件太差，战况紧急，这颗子弹打进我的身体里至今未能取出来，致使我终身残废。六十多年来，这颗子弹一直伴随着我，它是这场战争的见证。
我师是红四方面军中最后一支撤出北川的队伍，正当我师顽强地牵制敌人，为大部队争取更多时间的时候，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同中央红军会师。我们得到消息激动万分，虽在顽强战斗，可我们的心早已飞向西南方，盼望着早日见到党中央，早日见到中央红军兄弟。
我军的堵截任务完成了，部队急促脱离战场，甩开胡宗南中央军，向西南转移。许多伤员不能随队行军，都在当地老百姓家就地安置。我伤重不能行走，担架队从医院将我接回师部，后来同志们告诉我说，陈师长下命令：“一定要把秦懋书队长接回来，抬也要给我抬着行军，不能丢下他。”
就这样，我躺在担架上汇入了红四方面军长征队伍的洪流。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6 22:27
30（难忘的毛尔盖）


晃晃悠悠，摇摆不定，我身不由己仿佛腾云驾雾在天宇中漫游。
睁开迷朦的双眼，才知道我被人抬着随队行军。我听到有人叫：“醒了，他醒了，快叫医生来。”原来队伍撤出千佛山，陈师长让战士们抬着我行军。由于伤重，我躺在担架上已昏迷两天了。医生从后面赶上来为我处理了伤口，他为难地对我说：“时间太紧，条件不好，现在无法手术，子弹在体内取不出来。好在不是致命伤，只有暂时处理一下伤口，等到了目的地再说。”
目的地是什么地方，谁也说不清楚。我躺在担架上不知东南西北，望着天上的太阳，我知道部队正往西行进。
好多天过去了，还是无法手术，伤口疼痛难忍，我咬牙坚持着。晚上到了宿营地，伤员都集中在一起，这时，我见到副师长易良品，他在千佛山的战斗中身负重伤，子弹击中了他的胸部，他就躺在离我不远的担架上喘息着。他看到我时，艰难地问我：“小秦，秦队长，你的伤咋样呀？”
我半躺着，伤口像刀剜一样痛。我吃力地回答：“副师长，我伤好重哩，子弹还没取出来，现在还在淌血呀！”
易良品问：“你伤在哪里呀？痛不痛呀？”
这一问不打紧，我又痛又急，竟哭了起来：“狗裸日的国民党，开枪打老子，打我哪里不好，他娘的打我的‘裸’。疼死我了呀，这站不能站，坐不能坐，呜呜……我还没娶媳妇，以后么样生儿子……呜呜。”
听我这一说，周围的人都大笑了起来。
我越发急了：“你们不要笑，这枪子儿打的要是你们的‘裸’，你们就不笑了。”
易副师长也忍不住笑了，他挣扎着撑起身子半靠在树干上，苍白的脸庞在篝火的映照下才有了一点血色，他轻轻咳喘着说：“秦队长，莫急莫急，你那不是致命伤，会好的。以后媳妇和儿子都会的……”
就这样，我在担架上躺了好多天，随队行军，不知身在何方。
队伍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进，每副担架都是四个战士轮换着抬。天气炎热，战士们身背武器抬着担架已是汗流满面，又饿又渴，有的战士竟累晕了过去。我实在过意不去，一定要下来自己走路。这时，陈友寿师长过来了，他对我说：“你还能走路？你要是能行就不用担架了，骑我的马吧！”　说着把我扶上马，让他警卫员牵着马跟上队伍，他又匆匆赶往前面去了。
我伤在胯裆，哪能骑马呢，刚坐上鞍子，那剧烈的疼痛差点使我摔下马来。我咬牙坚持着，两腿直立紧踏着马蹬，用师长的毯子垫着腹部，撅着屁股，俯伏在马背上。军马行走颠簸，马鞍不时碰撞着我的胯裆，刚刚愈合的伤口又是鲜血淋漓，染红了马鞍。……又是一下，钻心的疼痛使我浑身痉挛，我大叫一声跌下马来。战士们都围了上来，易副师长的担架也抬过来了。看到这一幕，他对我说：“你伤得不是地方，叫你躺担架，你去逞能，骑什么马呀！老实给我躺着！”
战友们也七嘴八舌地说：“队长，你躺着吧，我们抬你走，有我们在，就丢不了你。”
躺在担架上，我又开始了那晃晃悠悠的行军。轻轻地闭上眼睛，泪水顺着我的眼角往下流淌，胸中涌动着一股热潮，堵在嗓子眼里，我不让它涌出来。在红军队伍里，同志之间是骨肉兄弟，战友情谊重于山呀！没有这些战友们，我也活不到今天！
在行军路上，我听师长和政委说，我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早已同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了，我们后续部队西行就是要同中央红军会合，这一喜讯让我激动不已。不久，有人告诉我，中央红军不简单，从江西出发，战湘江、进贵州、逼昆明、入四川、四渡赤水、飞夺泸定、翻越雪山，中央红军里“朱毛”是神人，蒋介石的飞机大炮都奈何他们不得。在我们家乡鄂豫皖根据地谁人不知晓“朱毛”的名字，我刚参军时就听说了许多关于“朱毛”的神奇传说，对他们十分仰慕和崇敬，再过不久就要与中央红军会合，就有可能见到我心中的神人，我哪能不高兴不激动呢？
叶成焕政委告诉我们，中央红军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两个方面军已经会合了，我们师是后续部队之一，现在也要同中央红军相聚，大家应该捐献些物资，表达我们的心意。
从干部到战士都积极响应，许多人把自己的随身物品捐了出来。我解开我的小布包裹皮，取出了仅有的一双棉线袜子。这还是在强渡嘉陵江之前，川陕根据地政府和群众慰问我们时赠送的，几个月来我一直保管着，这次捐献给中央红军，表达了我真挚的情谊。
一些四川籍的红军战士，得知朱德总司令是仪陇人时都兴奋不已，我队的赵青彦还写了条标语：“朱德总司令——四川仪陇人”。由此而生的自豪与崇敬，使得大家的心早已飞向了党中央，大家盼望着早日能与中央红军相见。
在黑水地域，我们同中央红军会合了，这时大家都称中央红军为一方面军，两个方面军战友相聚，情同手足，大家握手、拥抱、欢呼，流下了喜悦的热泪。晚上，一方面军的剧社演戏，在一个不高的土台子上表演《破草鞋》，这个戏歌颂了中央红军远征千里，英勇善战，嘲讽了蒋介石数十万大军对红军围追堵截，最后在金沙江边仅拾到一些红军丢弃的破草鞋。这个戏幽默诙谐，把我们的肚子都笑痛了。
7月下旬，我的伤势好转，可以下地走路了。医生对我说：由于医疗条件太差，一路上无法手术。那颗打入我体内的子弹一头插在神经上，要是手术不当，反而会使下肢瘫痪，不如不动它。我只得听从医生的意见，这颗子弹就这样一直保留在我的体内。
部队驻扎在毛尔盖地域，我红九十三师师部就在河坝上搭棚子宿营，这里离中共中央的驻地不远。一天，孙玉清军长来我师，师长和师政委都在场。孙军长说：“唉，两个方面军会合后，中央开了会，红四方面军部队的番号没变，人员作了些调整。我们红三十一军换人了，一方面军的李聚奎来我军任参谋长，军长换了余天云，政委是詹才芳。”
“那你呢，军长？”我问道。
“我去九军当军长，和陈海松搭伙。”孙玉清面冲着我，又说：“怎么样，秦队长，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九军？”
“嗯……”我还未回答，陈友寿师长说：“军长，你那里的能人多的是，我看秦懋书你就莫带走了。”
孙玉清笑了起来：“好，好，我晓得，上次杨朝礼去九军都没带走，这次我也带不走的。”
原来，中央军委开了会。鉴于红一方面军长途转战减员很大，而红四方面军兵力雄厚，但参谋工作一直比较薄弱，建议从红四方面军抽调部分成建制的部队补充红一方面军；从红一方面军抽调部分军事和政治干部到红四方面军任职。会议作出了决定，决定成立前敌指挥部，取消红一方面军各军团的番号，统一改为军。红四方面军各军番号不变，但干部都作了调整。后来向部队宣布了这一命令：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李特。
红一方面军下辖：第一、三、五、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下辖：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共九个军。
两个方面军会合后，十万人的部队汇集在北自松潘、南至理番的川西地带。这里主要是藏族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由于地广人稀，十万人的吃饭和供给就成了大问题。这里的藏民常年受到国民党川军军阀的压榨，受到反动土司、头人的欺骗宣传，因害怕红军，大多都跑进山里躲藏起来。他们牵走牛羊，埋藏粮食，本来不多的粮食现在更是颗粒不见。多年来藏汉矛盾深重，藏民们更不了解红军，把红军当作敌人，不时用冷枪、弓箭袭击红军。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打不还手，不驻庙宇，尊重藏民的民族习惯，渐渐缓和了双方的矛盾。
我们部队在毛尔盖驻扎了好多天，兄弟部队在松潘一线打了好几仗。由于红军各部队散驻在方圆几百里内，形成不了合力，失去了战机，形势已出现不利于红军的变化。
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原来不能进川，由于川军的溃败，薛岳的部队已尾随中央红军进入到雅安、天全、芦山一带；川军也跟着从东南方向压来；北面的胡宗南部早已入川，现密集在地形险要的松潘一线。敌人修了大量的工事，控制住经松潘北去的大道。红军对松潘的攻击难以取胜，松潘战役计划，不得不取消。
此时部队传言甚多，有的说要北上，有的说要西进，可是部队迟迟不动，敌人步步逼近，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最主要还是粮食问题，部队断顿了，只有吃野菜，吃黄麻把嘴都吃肿了。上级通知各部队自己筹粮，马上就要离开毛尔盖了，我们师部不得不下命令去收割快要成熟的青稞。我们找不到藏民，收割完后在田里插上木牌，写上收割的数量，藏民回来后可以拿这木牌向我们领取银钱。部队要执行民族政策，可十万人的队伍要吃饭，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中共中央在毛尔盖的沙窝召开会议，确定了红军的行进方向，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组成左、右两路军，分别向北挺进。
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第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九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三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带队，以卓克基、马塘为集结点，向阿坝地区开进，尔后向东控墨洼，在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继而北进夏河地区。
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红一方面军第一军、第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军、军委纵队一部及红军大学组成。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带队，以毛尔盖为中心集结向北面的班佑、巴西一带开进，占领班佑、包座，待同左路军会合后共同进军甘南，向夏河前进，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中央机关和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部队要走了，原军长孙玉清来到我师说：“毛主席、朱总司令要见见左路军各部队的干部，我就要离开三十一军去九军了，这次带大家一道去见见中央的领导。”
听说要见毛主席、朱总司令，我高兴极了，争着抢着要去。最后军长带领我师的师长、政委，还有留在师部没走的两位团级干部和我们交通队及警卫员共十多人，一起去了中央的驻地。
在河边窝棚里，我们见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博古、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我们十多人将不大的草棚子塞得满满的。
毛主席清瘦的身材使那露着棉絮的破旧灰军装显得有些空荡，长长的头发没戴军帽，被烟熏黄的手指夹着半截喇叭筒烟卷。也许是操劳过度，脸上显出倦怠和憔悴。朱总司令戎装整齐，腰扎皮带，打着绑腿，同我们一样脚蹬草鞋。他肩头的补丁平平贴贴，只是被雨水打湿的帽沿软塌塌的挺不起来，样子有点滑稽，可那宽厚的笑容似乎包容了一切。戴着眼镜的博古和张闻天显得瘦弱，但很有大知识分子的气质。
孙军长将我们一一介绍给中央的领导同志。轮到我了，在毛主席面前，我正正规规行了个军礼后，就不知说什么好了，毛主席笑呵呵地伸出手来要和我握手。在四方面军，大家都习惯互敬军礼，极少握手，握手这一礼仪，我还不曾对上级用过。站在毛主席面前，我更是手足无措，心里怦怦乱跳，紧张得缩手背在了身后。毛主席笑着说：“你这个小同志，不和我握手，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呀？”
我连忙说不是。
毛主席又说：“我说嘛，有人对我有意见，不和我握手，你不会的，是不是？”
孙军长将我拉上前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握着我的手问道：“小同志今年多大了？”
我回答：“十八。”
毛主席笑了：“呵呵，还是个娃娃哟。四方面军的干部都这样年轻，营连长十几岁；师团长二十来岁；军长也不过三十岁，是支年轻的队伍呀！”
朱德插话：“他们最年轻的军政委今年才二十一岁哩。”
“你是说那个陈海松政委，是啊，是啊，四方面军是支了不起的队伍，了不起呀！”
毛主席拉着我的手对大家说：“我们红军现在面临着许多的困难，国民党南追北堵想消灭我们。东边自然条件很好，可是有重兵阻挡，敌人就希望我们去东边。西边是渺无人烟的荒原，我们十万人在那里没有饭吃，不战也会饿死。现在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人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现在又在华北点火。我们要救国救民，北上抗日。我们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要有自己的根据地，这里没有，什么都没有。南边二十多万敌人已经逼近，东、南、西都去不得，只有北上一条路。可是北面有一望无边的水草地，还有胡宗南的几万人的部队等着我们。敌人不会想到我们敢走前人从未走过的水草地。我们有十万人，胡宗南的几个师挡不住我们。我们要蹚过水草地，突破胡宗南的防线，到甘肃南部去。那里人烟稠密，粮食不缺，有人民群众，我们可以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所以说我们惟一的出路是北上。”  
毛主席说这段话，像是同大家聊天。在此后的一年里，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做出了许多违背党中央的决定、同中央分庭抗礼、欺骗蒙蔽群众的事，干了许多罪恶的勾当。我们许多基层干部虽然不明就里，服从命令，但毛主席的这段话，后来在我们红九十三师可是起了作用。多年后回想这段话，深感毛主席的英明。
记得当时朱德总司令接着毛主席的话说：“我们大家能够克服困难，一定能走出四川。”
毛主席又说：“中央和我都在右路，我相信我们能从这茫茫的水草地走出一条北上的路线来。再过二十天，我们在草地的那一边再见。”
毛主席和每个人握手道别。我怎么也没想到，毛主席说的二十天，后来我们竟相隔了一年之久。
那天走出窝棚已是晚霞漫天，夕阳坠落，将西边的天空染成玫瑰色。青黛色的远山，在残阳的映照下像是镶嵌了一道金边。在艰难困苦中的我们，常常无心欣赏美丽景色，但长征途中的毛尔盖，确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是啊，难忘的毛尔盖！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6 22:28
31（一过草地）


根据中央的决定，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分为左、右两支部队，准备踏过草地北上。红三十一军作为左路军此时向马唐、卓克基一带集结。我九十三师离开毛尔盖也向西南方向进发。
为了筹备粮食，部队辗转又来到了黑水芦花一带，这一地域是藏民族的集居地。多年来，黑水地区的藏族等少数民族受到国民党及四川军阀的欺凌和压榨，藏汉矛盾尖锐，由于历史的原因，藏民们憎恨汉人。红军的到来，近十万人的队伍来来回回几进黑水芦花，部队要吃饭，要粮草，要物资。红军虽买卖公平，可在这地广人稀的藏区，物资比什么都贵重，藏民们无形中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藏区的土司、头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欺骗广大的藏民群众，把红军说成是青面獠牙，杀人越货的魔鬼。大多数藏民群众不明就里，视红军为敌人，老幼妇孺躲进了深山。他们藏匿粮食，牵走牲口，部分善骑射年轻力壮的藏民，不时用冷枪、弓箭袭扰红军。红军极力克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藏汉的文化、语言、习俗、宗教差异太大，藏民们对红军仍持怀疑态度。
我红九十三师到达黑水，在黑水河畔驻扎，得知红一方面军第三军也在黑水芦花一带，叶成焕政委写了封信，令我交通队立即送达彭德怀军长，以取得联系。我与我队的一名战士策马送信，沿河跑了十几里地发现红三军在河对岸，但因河水太急，就是过不了河。我决定独自向上游寻点渡河前去送信，并让那战士先返回师部报告情况。
我在河上游找到浅水处过了河，纵马奔向三军军部驻地，将叶政委的信交给了彭德怀军长，拿了回执准备返回驻地。
我出了司令部，走向刚才拴在院门外的马。此时，我看见一位身穿藏袍，头戴枣红色毡帽的年轻藏族女子正在解我的马缰，原来是个盗马贼。我大叫：“蛮子！干什么的？！”
那藏族女子见事败露，骗腿上马，抖着缰绳打马就跑。我急了，大吼道：“站住！老子开枪了！”那女子头也不回，瞬间就跑出了几十米开外。我一性急，掏枪就打，“砰”的一声，只见那女子滚下马来。我心一沉，坏了，怎么就把她打死了呢？
我拼命跑向她，打了个呼哨，那马慢慢向我走来。来到那女子跟前，她正跪着，双手半握拳，拇指朝前，匍伏在地，额头像鸡啄米般撞地，嘴里不停地说：“咔兹咔兹，咔兹咔兹……”
我不懂她说的是什么意思，从地上捡起她的毡帽，才看到我那一枪将她的帽子打了个洞。我用脚碰碰她：“行了行了，没打死你，算你命大。”
枪声惊动了红三军的人，人们跑出来看到我抓住了个盗马女贼。我将那藏族女子交给了红三军处理。
后来得知该女藏民受到了红军的优待，返回后劝回了许多躲进深山的藏民。经她的联络，许多藏民消除了对红军的误解，当地藏民同红军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我师在黑水地域也解决了部分粮草物资。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了准备过草地，部队的首要任务就是打粮。我们师往东北方向的岷江沿岸开进，希望在那一带找到足够的粮食。到达镇江关后沿岷江西岸南行，我们见到奔腾的岷江陡然平静了，形成了几个特别大的湖泊。据当地老百姓说，这是两年前的大地震引起岷江两岸山崩，崩塌的山体下泻堵塞河道，把岷江拦腰斩断，形成了几个地震湖。当地的羌民把这些湖泊叫海子。如此壮观的美景无心欣赏，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征集粮食，要吃饱肚子啊！
继续沿江南下，走茂县，过汶川，转理县，又回到黑水地域。这趟行程确也征集了不少的粮食，为过草地作了准备。
红九十三师离开黑河到达马尔康后，尾随红五军北上，沿着草地的边缘行进。
草地，对于我们这些成天与大山打交道的红军战士来说，既新鲜又神秘。乍一听说要过草地，我们还挺高兴，认为草地是鲜花盛开、绿草如茵的大草原，牛羊成群，也许还出大米哩!心想：走平地比起成天爬大山，肯定要轻松得多……可一进入草地，我们都傻了眼!
川西北草地海拔在三四千米以上，这个高寒的草地边缘有数座大雪山，大雪山的积雪融化成细流汇成小溪，又聚成河流注入这茫茫无边的高原草甸。纵贯草地而注入黄河的白河（噶曲河）、黑河（墨曲河），平日里河道弯曲迂回，水流平缓，叉河支流丛生，由于排水不畅，积水成草地中的泥潭水凼，形成了大片的沼泽。多年的水草浮生在泥潭上，生生死死，盘根错结，每年雨季的积水灌注入草地，使得本来泥泞不堪的沼泽，更是满目凄凉。
毛尔盖以西，卓克基以北，是草地的南部，我们九十三师就从此处斜贯草地边缘向阿坝进军。
记得开始接近草原的边缘时，确实觉得草地很美，只见近处青草茂盛，像种上庄稼后一片绿油油的大田畈，那田畈里还有许多叫不出名的野花。放眼望去，有些漫坡起伏的小山岗，一片连一片接到了天边，在那灰蓝色的朦胧中，是一小片一小片的水洼闪着光亮，当时并不觉得草地有什么险恶。待进入草地以后才知道这莽莽草地，真是一眼望不到边，几乎与天相连。这里没有走兽，没有飞鸟，死一般的寂静让人莫测。草地没有枪炮声，没有刺鼻的硝烟，但险恶的自然环境并不亚于敌人，似乎只有饥饿、寒冷、没顶的泥沼……
真没料到等待我们的是一种艰险的极限与死亡……
对于如何过草地，上级在出发前多次交代注意事项，找来的通司（藏语翻译）也做了介绍，要我们多带干粮，带些干柴，穿暖些，见水不要随便喝，见野菜也不要随便吃（水和野菜可能有毒）。走路要往草棵密集的地方走，不要走水洼，要是陷入泥潭不要乱动，等人来救，救人一定要用棍棒去拉。宿营要选土包高地，要带油布挡风雨、挡冰雹。行走时，尽量少说话。我当时听到上级的布置，看看那草地，还不以为然，然而进入草地的第一天，我们就感受到了艰险与困难。
前卫部队在通司的带领下探路前行，我们随大队人马跟进。淤泥及膝，半人高的荒草遮挡视线，前面的人走过后又竖立起来，后面的人根本看不见前面的人，行军间距，不知不觉被拉得老长。
我交通三队和二七九团不知何时同师部失去了联系。数天后找到大部队才知道，我们偏离了方向，较大部队提前进入了水草地，冤枉多走了几天的烂路。
茫茫水草地，一望无边，连一棵大点的树都没有，没有参照物，没有指南针，我们面临泥潭水坑不能直行，绕过水坑，就迷失了方向。走着走着，我队十多人见不到前面部队的踪迹，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扯着嗓子喊，寂静的荒原上，除了自己微弱的声音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声响。在大自然的面前，我们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渺小。
黑夜降临，我们十多人找了块稍微干燥的地方坐了下来。半夜里，狂风骤起，大雨倾盆落下，在旷野中我们浑身湿透，寒风吹过，冻得瑟瑟发抖。十多人挤在一起，掏出被雨水淋湿的青稞面捏成糌粑，拌着冷雨咽下肚去，以增加身体的热量。好不容易捱到天亮，根据云层缝隙透出的阳光，我们确定了方向，又踏上前进的路。
茫茫草地，气候无常，老天爷的脸一日三变，中午还是艳阳高照，可不一会儿就雾气迷漫，紧接着风雨急骤，甚至冰雪飞洒。笼罩着阴森迷雾的水草地，让人分不清方向，更看不清脚下的路。荒芜人烟的水草地哪里有路啊，我们只有踏着一撮撮草蒲团，跳跃着前进。多年的污泥烂草沤在一起，成了一片死亡的陷阱，草丛下水沟交错，腐草遮盖的地表松软，稍不小心就会陷入泥潭。有个战士不小心踩翻了草墩，身体一歪掉进了泥潭，他拼命挣扎，可是越挣扎就陷得越深。我们赶紧回头去营救，我身边的另一个战士伸手去拉，人没拉上来，连自己也被拖陷了进去。泥潭污水漫过了他俩的脖颈，转眼间就没顶了，他们的手挥摆在酱黄色的污水烂泥中，绝望地抓着救不了他们性命的草根，搅翻的泥沼冒了几串气泡就再也没了声息。泥潭恢复了平静，他们留下的步枪横支在泥沼的面上，污水上漂起了他俩的军帽。怎么也没想到身边的战友就这样被沼泽吞噬了。我们焦急地哭喊着他俩的名字。步枪慢慢地没入泥中，大家一下子止住了哭声，草地死一般地寂静。
此时，大家才意识到，出发前，上级的布置一点也不多余。
我们这些大别山里的人，什么山什么水没有见过呀。西行三千里爬过多少山，渡过多少河，可就是没走过这烂草地。见到这样的鬼地方，心里还真有点发怵。打了那么多的仗都没有死，要是死在这有草有水又没有敌人的平坦地方，那也太冤枉了呀!
看到陷进泥潭的事发生了好几次，我们有了经验。我命令大家，无论是谁掉进泥潭都不许乱动，岸边的人站在坚实的地方，伸出枪支或绑腿把泥潭中的人拉出来，就这样使得好几个战友脱了险。我们走了整整一天，突然有人大叫了起来。停下来一看，那两位沉入泥潭而牺牲的战友的军帽，就在我们旁边不远的污水处。原来我们走了整整一天又转了回来，像是进了迷魂阵，这一天白走了！一个小战士哇哇大哭了起来。黑夜降临，茫茫草地哪里是边呀？8月草地的雨夜寒冷刺骨，我们选了一个大土包宿营，想生火取暖，可连根柴也拾不到，草地里连树都没有啊！冷雨霏霏，我们无法躺下休息，只好顶着油布或戴着斗笠、苇帽，相互依撑着打瞌睡。刚上大土包感到很踏实，可没有多久，脚下就变得松软起来，不久，土包开裂，往下陷去。我们无法，只得再换地方，另找立足之地。夜里连换了几个地方，根本就无法睡觉。
好几天过去了，半路又遇上我师几个掉队的同志，大家汇集一起，继续行军。粮食吃完了就找寻认识的野草，揪些草根充饥。高原草地，天气说变就变，刚才寒风扫过，这会儿又是骄阳似火。嗓子冒烟了，真想痛痛快快喝口水，可这泥潭的污水臭气熏天，根本就不能喝，大家多么盼望下一场雨呀。一片乌云飘来，我们正庆幸有雨水解渴，可一阵狂风夹杂着冰雹劈头盖脸砸下来，冰雹打在泥潭里溅起一片水雾。我们中有人背了一口行军锅，急中生智将锅顶在头上，好几个脑袋钻到锅下面，冰雹“叮叮当当”砸在铁锅上像擂战鼓一般。我们将枪托、背包顶在头上躲避冰雹。冰雹袭击过后，许多人都被打得鼻青脸肿，那口铁锅也被砸扁了。乌云还在头顶，顿时又大雪纷飞，白茫茫一片，更是看不清方向。
在草地行军了好多天，整天泡在污水中，身上没有一点干地方。我还未痊愈的伤口这时感染化脓了，更增加了行军的困难。
茫茫草地像无边的大海，又一个黑夜降临了，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终于找到了一块小土坡停歇下来。忽然，那小战士高喊：“快看哪，那里有火光！”
大家都站了起来，朝小战士指的方向眺望，果然，远处时隐时现闪着几处火光。
“走！向火光靠拢！”我命令道。
战友们搀扶着我，向火光走去。
渐渐地，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太高的土岗上挂着一盏红灯。原来这是各级指挥机关为后面的队伍指路而设的信号灯。我们拼命朝灯光奔去。黑沉沉的夜幕中，这盏红灯指明了我们前进的方向，温暖着每个人的心，这是我们生的希望！
终于找到了大部队，像离别了多年的亲人重逢，我们流泪、拥抱、欢笑。大部队燃起的篝火，烧着热水，煮着野菜汤，我们每人喝了一大碗，增添了活力。荒原旷野的草地响起了红军战士的欢笑，有人讲着故事，有人哼着歌。夜更深了，添加了湿柴杂草的篝火裹着浓烟驱赶不走逼人的寒气，高原的寒夜使我想起了几年前翻越大巴山的那个冰雪之夜，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不知是谁在低声吟唱，慢慢地歌声四起，这悲壮雄浑的歌声让人热泪盈眶。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我们终于走出了草地。踏上了坚实的泥土，大家心里才感到踏实。别了，这噬人的烂草地!
“终于走出来了。我再也不从这里走了。”
“这地方就是给一麻袋金子，老子也不来第二回。”
人们怎么也没想到，谁都不愿再走的水草地，不知为什么时隔不久还要再走第二次，第三次。
这莽莽荒原草地只有红军这样的队伍才能踏过来。我们到了阿坝地域，这时才发现许多战友不在了。这些战友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冲锋陷阵没有倒下，可在这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藏兵们的冷枪、高原的缺氧、伤病体弱、饥饿寒冷、沼泽泥潭却夺走了他们的生命。他们长眠在草地，连一个坟茔都没有，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让我们记住这些无名英雄们吧！
荒原草地，年年枯荣。红军长征中，那艰难困苦的草地岁月已载入史册，将永远令世人惊叹！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6 22:28
32（二过草地）


大部队到达阿坝后，在那里补充粮食，休整队伍，准备过草地。
过草地前，中央就决定：左路军抵达阿坝后向东行进，在班佑附近与右路军会合一并北上。
我师为左路军的第一梯队，从马尔康附近出发北上，进入阿坝地区时，第二梯队还远在马尔康、卓克基一带。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向东进入了茫茫数百里的大草地，这就是一过草地。我交通三队和二七九团由于迷失方向同师部失去联系，较大部队提前进入草地，几天后才同大部队汇合。此时，二七九团和兄弟部队的一个团为先头部队，率先抵达噶曲河畔，准备渡河向东，为左路军探路。
噶曲河，流经川西北高原，平时河床较浅，水流缓慢，由南向北纵贯草地注入黄河。百十多米宽的河流，对于我们渡涉过各样大江大河的红军来说，真算不了什么。我九十三师和其他部队陆续到达噶曲河畔，准备渡河。然而，平地一声炸雷，一场意想不到的暴雨改变了眼前的一切。
傍晚时，乌云翻滚，霹雳震耳，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
滂沱的大雨浇透了草原，整整一夜的暴雨使得噶曲河水陡涨，河面一下子宽了好多。清晨我们在河边看到，浑黄的河水裹着草渣和牛羊的粪末，翻滚奔涌不息。这时的噶曲河和我们刚到河边时的水势完全不一样了。我真的没有想到，这场雨，这条河，从此改变了我和全体红四方面军人员的命运：三过草地，数爬雪山的苦难征程，在此刻埋下了伏笔。
其实那场雨并没有下多久，天亮后雨就住了，虽然天际还笼罩着乌云，可头顶的天空已经放亮。阳光从密云的缝隙中射出，噶曲河像一条金色的带子闪闪发光。各部队渐渐汇集河边，等待下一步命令。
部队在等待渡河，师长让我送信给王树声军长，我和我队的战士策马朝军部奔去。找到军部，被告知军长正和总部的首长在一起，我俩又赶到了总部。总部设在一个小土丘上，张国焘等领导人都在那里，我找到王树声军长，将信交给了他。王军长手写了张简令，让我立刻返回通知师长，各部队先自寻渡河点，等候进一步的命令。我们领命返回，在途中看到红五军的大队人马都已汇集在河边。军令在身，不敢耽搁，我俩策马向噶曲河的下游飞驰。
我们回到了九十三师驻地，将手令交给了陈师长。师长看过命令，让交通二队和我们队的几个人试寻渡河点。
俗话说：易涨易落山溪水。雨停了，没有再下，河面似乎平缓多了。我们几人骑马下河向对岸蹚去。马在河水中蹒跚前进，其实河床很平坦，河水也不太深，刚过马肚子。另几个战士拉着绳子，在齐胸的水中也涉过了河。我们过河后纵马向东跑了好几里地，才顺原路返回，草地平坦坚实，很好走。
上得岸来，我们向师长汇报渡河点的情况，不知何故，陈师长的脸色很难看，他打断我们的汇报。原来就在我们下河寻找渡点的时候，军部交通队来人送达张国焘主席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过河！原地待令。
我不知道此情，还在滔滔不绝地报告我们刚才渡河情况。师长马上打断我，说：“不要说了，你们千万不能说已经过了河，要不，你们小命难保。”
我们都睁圆了眼睛，这河明明能过，为什么不让过？！
部队在河边一等就是两天，最后遵照命令，所有部队二过草地，返回了阿坝。以后所发生的事是我们怎么也没想到的。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片乌云、这场大雨成了张国焘拒绝北上的借口。他借口噶曲河涨水，部队不能渡河，以此要挟党中央，闹分裂，闹独立。从此，我们红四方面军既要同凶恶的国民党军、四川军阀浴血奋战；又要同险恶的自然环境为生存而抗争；更难的是红军内部兄弟反目，又面临着党内军内人为的政治与权力的争斗。整个红四方面军的面前，横陈着坎坷的征程。
部队接到命令，左路军全部返回阿坝。
我师随总部出发，不得不再次通过茫茫的大草地。数天前的草地行军，给部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现在又要过草地。由于没有丝毫的补给和其他准备，草地行军更为艰难，这给广大官兵的心中投下了很大的阴影。艰难的草地行军使我们面对像第一次过草地一样的困难。部队头天还唱着歌，喊着口号，士气高昂，还算顺利。紧接着天气恶劣，粮食断顿，难行的水凼泥沼，使得部队减员，又有不少的好同志在这第二次过草地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队一个小战士，自打第一次过草地时因淋雨染受风寒，离开嘎曲河边后，咳嗽不止，饥寒交迫，极度疲惫。头天我让两个战士搀扶他行军，后来几乎是我和另一个战士轮换背着他走。到了一个硬坡地，队伍提前宿营。我坐下休息，让小战士斜靠在我怀里，双臂搂着他，用我胸膛的体温熨暖着他冰凉的后背。
小战士脸色苍白，有气无力地说：“队长，我怕是走不出这草地了。”
“莫瞎说，再坚持一下，我们一定能走出去的。”
“队长，我家里，家里没有人了……”
“我晓得，我晓得，莫说话了，好好休息一下。”我知道他是个孤儿。
“队长，我能不能叫你哥哥呀？”
我搂紧他说：“当然可以啊！我们是战友，是同志，也是兄弟啊！”
小战士稍稍扬起脸，轻声唤着：“哥哥，哥哥……”
他悉悉索索从干粮袋里掏出一小把炒青稞，送到我的嘴边说：“哥哥，就剩这一点了，你吃吧。”
部队已经断粮了，他还留着这点干粮。我说：“你吃吧，吃了就有精力，就能坚持走出草地。”
“我不饿，你吃吧。你要是我哥哥就把这吃下去。听我的，我要看着你吃。”我正说着话，他将那把炒青稞捂进了我嘴里。
我心头涌出一阵酸楚，泪水夺眶而出。他的手轻轻抚着我的脸颊，感觉到我在咀嚼，苍白的脸庞泛出一丝笑意，嘴里喃喃喊着：“哥哥，哥哥……”
一阵咳嗽，他痛苦地抽搐着躯体，脸色由苍白渐渐变成了土灰色，唇舌绀紫，嘴角流出粉红色的血沫，胸腔内发出“呼呼噜噜”的声音。他想说话，可什么也说不出来，一丝尚存的气息在他嘴角游离，抚着我脸颊的那只手软塌塌滑落下去……
那年他才十六岁。参军时没有大名，大家都叫他“扣娃子”。
二过草地，时间不长，但那莽莽草地，地连着天，荒草漫漫，整个草地弥漫着秋天那肃杀的气氛。旷野里死一般地寂静。行军途中，除了战士们的脚步声和马蹄踩在泥凼里发出的“噗叽噗叽”的声音外，再也没有别的声响。我们师部随二七九团行军。在过草地前，师里命令各部队每人应准备一根棍子。在草地中，我才知道这棍子的真正用途。白天，人们用它探路当拐杖。当遇到雨雪冰雹时，战士们赶忙在棍上绑两根小横棍，扎成“十字叉叉”，用包袱皮或军装铺在上面就成了“雨伞”，这样的“雨伞”为不少人遮挡过风雨。最紧迫时，若是有人掉进泥淖，战士们用棍子拖拽陷入泥潭的战友，不知救了多少人，所以，大家都叫它“救命棍”。到了夜里，战士们以班为单位，几根棍子支成三角形，再用一根长点的棍子作横梁，搭上被单、线毯，就成了“帐篷”。在草地里，没有敌人，这时的棍子似乎比枪还重要，它就成了我们红军战天斗地的武器。就这样，靠革命的意志，靠团结的精神，靠这根生死相依的棍子，红军走出了草地。据我所知，我们红九十三师就有人与这棍子相依相伴，最后竟带到了陕北。
部队返回了阿坝待命。
不几天，又发生了让人震惊的事。张国焘来部队说：“你们看，毛泽东逃跑了。我接到陈昌浩政委的电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他们害怕敌人，他们分裂我们红军，偷偷带领一方面军向北逃跑了。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
我们都为之愕然，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接连下来，小道消息遍布，部队内情绪极不稳定。当得知党中央和一方面军真的已向北开拔后，大家情绪黯然，疑惑不解，激愤异常。各军、师不停地召开团营干部会、党团员会，许多消息直接传到了基层。张国焘和他的追随者们在会上会下煽动，大造反中央的舆论。
在阿坝，部队集合待命，张国焘去各部队视察，他身边的一些人也在部队煽动。一次，张国焘到我师，装模作样高谈阔论地煽动说：毛泽东那帮知识分子，还有一方面军，瞧不起我们四方面军。他总是自以为是，总说北上是正确的，处处要别人听他的。他正确什么？北上虽然敌人少，可是还要过草地，不战死也要饿死。他们带领一方面军北上，是害怕敌人。可我们要南下，就是要跟敌人斗，我们要在四川建立根据地，南下吃大米去!
其实，早在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时候，张国焘及一些人就经常散布一些不利团结的话。一方面军部队穿灰军装，戴的八角帽比四方面军的帽子小，四方面军的一些人就称人家是“小脑壳”；一方面军从江西到四川，突破了国民党中央军的堵截，甩脱了敌人的围追，万里征战，疲惫不堪，衣衫褴褛，军容不整，四方面军有人就说人家是“叫花子”。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多是农民出生，文化素质偏低，部队平时注重作战，作风英勇顽强，但较少搞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出了问题主要是以行政命令处罚，因此，部队的政治、政策水平也偏低；一方面军中的许多干部都有些文化，由于这些差异，相互之间有些矛盾。比如：一方面军的同志看不惯四方面军中的一些人作风粗鲁，称这些人是“军阀主义”；而四方面军的一些人却骂一方面军的人是“老机”（机会主义分子）。当时最流行的一句骂人话是：“他是妈个知识分子”。
由于两军间的一些矛盾，加之张国焘的煽动蛊惑，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北上后，红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战士不明真相，就跟着叫骂。有的人心中虽有疑问，但慑于张国焘的淫威，不得不缄口沉默，与上面保持一致。
记得在阿坝，张国焘以中共川康省委的名义召集扩大会议，其实那就是一场声讨党中央和一方面军的批判会。在阿坝的格尔登喇嘛庙大殿，参加大会刚到会场的不过两百来人，多是不穿军装的地方干部，还有许多妇女和儿童。驻扎在附近的部队师团级干部也接到通知，被要求参加大会。各部队又到了一些人，我九十三师的陈友寿师长和叶成焕政委都没有去，仅派去易良品副师长为代表。易副师长带领师部的少数人去了会场，寺庙大殿的讲经台上拉了条横幅，上面写着“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台上坐着张国焘、朱德、刘伯承、周纯全①等人。会议开始后，张国焘讲话，他指责毛泽东带领红一、三军北上是逃跑主义，是右倾机会主义。他手拿一摞稿纸边念边讲，一会儿伤心，一会儿愤怒，他的讲演十分煽情。在张国焘的误导下，大多数不明真相、听了张国焘一面之词的人群情激愤，到处是指责和谩骂声。紧接着张国焘和他的两位追随者，将矛头就指向了主席台上的朱德和刘伯承。
张国焘挑起了事端，一些人就展开了斗争会。有人厉声质问总司令：“难道你不知道毛泽东逃跑的阴谋？你们把中央苏区丢掉了，把中央红军搞垮了，你总司令和总参谋长责任重大，推脱不了。你们在战略上犯了严重错误，必须老实交代！”
朱德站了起来，诚恳地说道：“中央苏区的丧失，我们有责任，这是党内‘左’倾路线的结果，这个问题在遵义会议上解决了。有些问题在以前都讲清楚了，现在大家要顾全大局，团结北上……”
会场上乱哄哄的，总司令的声音被嘈杂的叫嚷声和嘘声淹没了，有人喊起了口号：
“反对毛泽东的右倾逃跑主义！”
“反对北上，拥护南下！”
人们的情绪躁动，在张国焘等人的蛊惑煽动下，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许多不明真相的人跟着感觉走，真的以为“中央逃跑了，毛泽东分裂了红军”。张国焘及其追随者们的发言，对于我们这些不明整个事实真相、政治头脑还很简单的红军基层干部和战士来说，肯定是难以理解也无法辨明是非的。我当时就稀里糊涂地跟着起哄，刚站起来举起拳头呼口号，易良品副师长抓住我的皮带，一把将我掼在地上摔了个屁股墩，他黑着脸，咬牙切齿地低声训斥我：“你吃饱了？没事闹什么？坐下！”
我怏怏地坐下，周围几个起哄的人见状都不再吭气。
朱德在台上被逼着回答问题，说了许多话我们听不清，我只听到他提高嗓门说了一句话：“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混乱中，有人跳上了台，拳头举在朱德的面前，有人动手把朱德的胳膊拧在了身后，将朱德腾空架起。我的心“咯噔”一下，不免着急了起来，怎么能这样？再怎么说他是总司令呀。易良品把头埋得很深，他周围的一些人先前还在起哄，这会儿都不讲话了。会场上闹哄哄地乱成一片，气氛十分紧张。总参谋长刘伯承在台上大喊着什么，我们一点也听不见。有人喊出了“打倒朱德”的口号，有人大骂总司令是“老顽固”、“老糊涂”、“老混蛋”。大会在吵闹中散了。
当时党内军内的斗争如何激烈，我们处于最基层的干部战士感觉不深，只是对发生的一些事感到迷惑不解。我偷偷问过易副师长，他也疑惑重重，回答不了我的问题。记得张国焘来我师说了这样一段话：“毛泽东总说他正确。他正确？他的人呢？从江西出来，中央红军八万多人，现在只剩下万把人。说我张国焘错误，笑话，我们从鄂豫皖出来不足两万人，可现在我们有八万人枪。八万到一万和一万到八万。同志们，你们说到底谁正确呢？”
这话很有迷惑性，我们基层干部战士都认为张主席说得有道理。
张国焘又说：“毛泽东说南下是死路一条。屁话!我张国焘闯荡了半辈子，说在哪里建根据地，就把根据地建在哪里。北上没有粮食吃，他北上才是死路一条。我们要南下，宁可向南走一千，决不向北走一天。我们要打回老家去，回四川吃大米。我们要保卫家乡，去打成都城。”
张国焘的这些话非常有煽动性。四方面军中有不少是四川人，我们这些从鄂豫皖出来的人也习惯吃稻米，没有谁喜欢吃青稞，更没有谁喜欢过草地。因此大家都向往在四川建立根据地。
张国焘将中央“北上”称之为“逃跑”，将自己“南下”称之为“进攻”。我们这些来自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红军战士，原本就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子弟，对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有着刻骨的仇恨，此时“进攻”的口号对我们极有吸引力。基层的干部战士被漂亮的口号所蒙蔽和诱惑，对毛泽东和一方面军的北上出走极为不满。绝大部分人不辨东西南北，只知道服从命令听指挥。我们唱着歌，拥护张主席。这歌我现在还记得几句：
红军南下行，要打成都城。
继续前进攻敌人，首先赤化四川省。
消灭打击敌人，创造川蜀根据地，
革命胜利有保证。……
部队面朝南踏上征程。部队喊着口号：
“革命保家乡！”
“创造四川根据地！”
“攻打成都城，南下吃大米！”
风萧萧，路迢迢，大部队分几路南下。红九十三师沿着草地的边缘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干部是部队的主心骨，干部的思想波动，直接影响着部队。自出阿坝南下后，部队的思想不稳定，一部分干部对许多事疑惑不解，一些高级干部更是如此。我们红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是个打仗勇敢、不怕死的干部，但恶习不少，他经常打骂下级干部、战士，军阀作风、个人英雄主义严重。由于跟张国焘搞不来，此时被撤职，军长职务由副总指挥王树声兼任，指战员们仍习惯地称王树声为军长。
部队折头向南下，上级所讲的政治路线问题全是张国焘的一个腔调：“攻打成都城，南下吃大米！”
张国焘搞一言堂，总以一贯正确自居，听不得一点点反对意见。在南下途中，凡是有反对南下的言行，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都要受到重罚，严重的还要逮捕关押，甚至被枪毙。听说我们红三十一军的一位营长对南下不满，说了几句不得体的话，就被保卫局押走当“反革命”处决了。像这样，谁敢多说话呢？！
党内的权力斗争和政治路线斗争离我们基层干部战士太远了，我们只是想到怎样少走冤枉路，怎样能搞到粮食吃。于是，大家谁也不说话，只是闷着头跟随队伍前进。
部队在两次草地行进中减员严重，战斗部队要作调整，基层干部随时要补充。
一天，师长找我去，口头命令我说，军部决定调我去三十一军二七一团一营任营长，马上去报到上任。
到了二七一团，营政委是和我一样的年轻人，年长我一岁，为人随和，他见到我高兴地说：“秦营长，欢迎你来一营。先与部队见个面，怎么样？”
我随口答道：“可以。”
二七一团是支英雄的部队，原来的团长王友均是我红三十一军的一名战将，北川千佛山战斗中负伤，伤愈后调任红四军十师师长。此时他在右路军。直到左路军与右路的红四方面军余部南下会合后，我们才知道王友均师长已在攻打包座的外围战斗中牺牲了。
一营是全团的主力，建制齐全。部队集合好了，三百多人齐刷刷列队等我。战斗部队人员的年龄比交通队员的年龄稍大一点，交通队此时仅五十来人，我这个队长平时也随便惯了，没把自己当个“官”来看，现在一看这整齐的部队，想到我就要当这些人的营长，不免心中有些紧张。我哪干过这个，凉凉的天气，脑门上竟沁出了一层细汗。
在队伍旁边，值日连长正向我报告情况。这时，我想起了那位因说错话被处决的营长的命运；想起了在鄂豫皖根据地时，我就差一点被当作“ＡＢ团”、“第三党”的成员肃反掉。现在，为了稳定控制部队，保卫局掌握着连、营干部的思想动态，遇事看不惯的我就爱发个牢骚，没准一不当心就成了“反革命”，我真不愿意当这个受憋不自由的营长……
营政委碰了碰我，我回过神来，才知道思想开了小差。值日连长报告完了好半天，全营都注视着我在那里发愣。我稳了稳神，走到队伍的前方，好一会儿没说话，终于挤出了一句：“同志们！”
全营“刷”地一下立正了，我从未在这么多人面前正儿巴经地讲过话，脸憋得通红，一紧张，汗珠顺着脖颈流进了衣领。我敬了一个礼，说了声：“稍息。我们大家今后就在一起生活、战斗了，天天见面，我没什么话要说，解散！”
三百多人又是一下立正，解散了。
我见大家“嗡嗡”地议论着，更是不自在。营政委走过来说：“以后我们天天在一起，没关系的。”
我窘迫地说：“那好那好，再说吧！”
说了这一“再说”，我就跑回了师部，陈友寿师长见我回来十分诧异，问道：“怎么了？报到去了，怎么又回来了？”
我急得抹着汗说：“我干不来，我不当那个屌营长。”
“呀哈，怎么说话的？这是军长的命令，你敢不服从？吊儿郎当的，胆子不小呀！下他的枪！”师长真的愠怒了，对旁边的人下了命令。
那时侯对犯了错误的人首先是下枪，然后就是关禁闭。我稀里糊涂被缴了枪。
师长说：“王军长现正在总部开会，调你去二七一团当营长，这是军长的命令。我就管不着了。我没功夫跟你磨牙，你先给我到军部医院去抬抬子（担架），等军长回来再找你算账。滚！”
陈友寿师长真的发了脾气，我沮丧地去了军部医院报到。那时犯了错误通常都被罚抬抬子、扛米袋。在军部医院，院长对我说；“你个倒霉蛋呀，放着官不当，跑到我这里来抬抬子。算了算了，抬子你也不用抬，帮我做点小事就行。我告诉你，你老实在这里呆着，莫给我惹祸啊，不出三天军长会找你的。”
果然到了第三天，军长找我了。
先是我交通队的二班长张益洲来找我。这三天可把我憋坏了，一见到我队的战友，自然高兴，我大喊道：“岔口（张的诨名，意为大嘴巴），你怎么来了？”
二班长一脸严肃地说：“师长让我带你回师部，军长也在那里，为你的事正大发脾气。你要当心点！”
我心里没着落，跟二班长回到了师部。
一进帐篷，就见几位师首长都在场。王树声军长黑着脸，一只脚踏在木头箱子上。这阵式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不免心中有些发怵。王树声见我进来，劈头就骂：“大的个×（鄂东地区的骂语），平时把你们放在身边搞惯适了（宠坏了），给你个官当，你个裸日的不识抬举。不服从命令，把几百号人丢在那里不管。你跑回来做么事？！”
“那营长，我干不来。”见军长在骂人，我犟脾气又来了。
“好你个裸日的，不服从命令，还敢嘴硬！”
王军长生气地掏出手枪，“啪”地摔拍在木箱上。“来呀，给我拖出去！”
我的心一沉，知道这“拖出去”意味着什么，心里想着：完了，革命还未成功，就这样先“光荣”了？这死了算个么事呢？但一想到，虽不能拼死战场，这样被枪毙只是因为不服从命令，总比说错了话被当着“反革命”杀头强。于是我倔犟地说：“枪毙就枪毙，我就是不当那个营长。”
军长真发脾气了：“反了，你个裸日的，给我拖出去……”
两个战士架着我朝外走去。身后听见几位师首长为我说情。我心想这回是死定了。没想到军长降了声调，又说了声：“……转一圈再回来。”
两个战士真的把我拖着走了一圈。就这样我又被带进了帐篷。
王军长说：“你个裸日的不怕死呀？”
我犟着脖子：“怕死不革命！”
“你还怕死不革命？！叫你去当营长都不敢，不服从命令，我撤你的职！”
我当时又急又怕，懵懵懂懂稀里糊涂地问：“军长，撤职是什么意思啊？”
王树声睁圆眼睛愣住了，盯着我，又看了看身边的师长，“扑哧”一声笑了：“连什么是撤职都不懂？哈哈哈哈，不要叫他当营长了，不当了，不当了！”随后又转向我说道：“我看你还不是孬种。有意见可以提，不服从命令可不行。看你们师长的面子，这次饶了你，下次不行。听见没有？”
提到嗓子眼的心放了回去，我回答道：“是！”
两个战士放开了我，大家都松了口气。
营长可以不当了，我还是当我的交通队长。这是在草地中的一段小插曲，许多年后我见到王树声，他还记得此事。
部队继续南下，向大金川、松岗一带集结。
南下的路是那样的漫长，部队仍喊着口号大踏步前进。南下真能吃到大米么？我们满怀着希望，又带着不解的疑惑，不知道前面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前途未卜呀！
───────────
①  周纯全(1905—1985)，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23年参加工人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共鄂豫边特委常委，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十师政治委员红四军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红三十一军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陕北公学分校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副校长、校长，滨海行署副主任兼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辽东省、安东省实业厅厅长，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东线战勤司令员，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二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政治委员，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政治委员，武装力量监察部第一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6 22:29
33（“攻占成都城，南下吃大米！”）


左路军第二次走出草地，挥戈南下，与右路军红四方面军的红三十军、红四军会合了，部队散驻在松岗、党坝、卓木碉一线。
高原的仲秋已是一派萧瑟景象，树木凋零，青草枯黄。白天凉风习习，夜里寒风已有些刺骨了。
10月初，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宣布成立第二中央，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的党籍，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
这另立中央的事很突然，基层连队对此事不很清楚，可军、师干部及军、师直属部门都知道了这一情况，我们师长和政委不理解，我们师交通队也深感迷惑。
有人说：“成立两个中央，我们怎么办？我们队是不是也要成立两个党支部？”
许多事情我搞不懂，就去问易良品副师长。易副师长整天闷闷不吭气，问急了，蹦出一句：“我也不知道。”
数年后，在延安整风时，我才弄清楚，原来是张国焘私欲膨胀，野心勃勃，自恃兵强马壮，企图揽握中央大权。他闹独立，搞分裂，一步一步地实行他的反党四步曲：在两河口伸手要权，在毛尔盖同中央分庭抗礼，在草地企图用武力要挟中央就范，在卓木碉自立中央。他奸心毕露的叛党行径，终于暴露无遗。
当时部队上下都在激愤困惑之中，许多人对党中央和右路军中的一方面军北上出走不理解，两个方面军的矛盾影响了红军的团结，激情中咒骂埋怨无所不在。可人们又不相信中央会逃跑投敌，因为大家都知道，不管是一方面军还是四方面军，红军的共同敌人就是国民党蒋介石，中央和一方面军决不会投靠蒋介石。但是怎么会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呢？大家谁也说不清楚。此时军心浮动，在左路军中被张国焘裹胁南下的一方面军第五军和第三十二军，情绪也不稳定。
张国焘非常清楚自己率领的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随即开展了政治工作，他称党中央和一方面军是“逃跑”，那么他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就要“进攻”。他深知这些来自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贫苦农家子弟们，与国民党蒋介石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只有用蛊惑性的政治宣传，用“战斗、进攻”的口号，才能稳住这支部队。它就是大喊“进攻！进攻！”“攻占成都城，南下吃大米！”
“南下吃大米！”这个口号从此在部队中叫响。
在政治宣传鼓动下，部队热血沸腾，暂时忘却了那些不解的困惑，大踏步向南进发。
为了阻止红军南下，敌人重新调整兵力，沿大、小金川设防，川军二十来个团占据绥靖、崇化、丹巴、懋功、达维以及抚边以东的巴朗山、日隆关一线，妄图凭借高山峡谷阻拦红军南下。红军随即发起了绥（靖）丹（巴）崇（化）懋（功）战役。近半个月的战斗，红军粉碎了敌人的拦截计划，歼敌三千余人，把川军打得屁滚尿流。川军溃退到天全、芦山、名山、雅安一线。
此时的张国焘十分得意，他来部队就说：“怎么样？我说南下没错吧？我们南下进攻，旗开得胜，守成都的是‘川军残部’，敌人经不住我们打，我们要攻占成都去吃大米。”
张国焘的盲目乐观感染着部队，部队士气高昂，英勇奋战。可是各军、师干部虽然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努力作战，但对张国焘的一些做法，还有当前红军分裂的形势，颇有烦言。
部队利用战斗间隙整训，各部队也先后得知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事，大家深感困惑。无论是行军途中，还是在宿营地，人们都在偷偷地议论，总希望从中探询出结果。但是很快就停止了议论，谁也不再多言，原来大家都知道了，我们红三十一军的军长余天云①在金川跳河自杀了。
余军长原是从红三十军调到我红三十一军的，此人打仗勇敢，有股拼劲，但个人英雄主义、军阀作风严重，和谁都搞不好团结。他最大的毛病是目空一切，气量狭窄，目无组织纪律，严重脱离群众，总以为枪杆子第一，老子天下第一，在四方面军中是有名的霸道军长，可谁也不敢说他。
有一次在行军中，有个挑夫挑着东西挡了余军长的路，他骑的马受惊，将他撂下马来，他二话不说，拔枪将挑夫打成重伤。还有一次不知何故，他又开枪打死了号兵。由于他目空一切，对张国焘等人也不买账，说了一些张国焘不愿听的话，张国焘怎能容忍这样的人，于是撤了他的职，送入红军大学高干班学习。
在红军大学，余天云又与红大政委何畏搞不来，他认为何畏在红九军当军长时打仗不如他，原来两人“平起平坐”，现在凭什么何畏能当政委，他却要当学员。因此，他经常胡闹，发泄心中的不满。
其实何畏算不上什么好东西，平时也是专横跋扈，对战士对人民没有感情，也是随便找个由头就枪杀人的家伙。他参加红军不是为了革命事业，而是为了个人升官，旧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此时，他追随张国焘，成为张的干将，最后背叛了革命，那是后话了
余天云同何畏的矛盾激化，何畏将余天云“目空一切”的表现汇报到张国焘那里，张国焘宣布给余天云纪律处分，下了他的枪，撤了他的警卫员。余天云对此不满，大吵大闹，同张国焘的对抗情绪也越来越大。何畏打小报告，将余天云的琐言碎语汇报到张国焘处，张得知余天云对红军南下颇有意见，对张的一些做法也有微词，这更惹怒张国焘，于是他下令保卫局逮捕了余天云。
在红四方面军中，被保卫局看押就等于是有政治问题，或许就是反革命；何畏又故意整人，让余天云去背米袋，余的自尊心极强，怎能受这种窝囊气，米袋不背，甚至不走路，别人不得不强行用抬子抬着他行军。平时面子观念极强的余天云，怎么也受不了这种伤面子的侮辱，余天云知道，张主席的权势越来越大，反对张已被撤职查办，平反无望，也永无宁日。余天云绝望至极，丧失了生存的信心，在大金川的丹巴附近，有一个铁索桥，当抬他的抬子走到桥心时，他大骂一声“去他娘的”，一翻身栽下河去。湍急的河水卷走了余军长，没人敢去救，其实也没有办法救。
余军长自杀了！这消息震动了全军，再没有敢多言的。
周围发生了那么多事，人们不敢说，但不等于不去思考。
我回想起川陕根据地、西渡嘉陵江、两个方面军的会合、同毛泽东握手、两个方面军的分裂，往事历历在目。昔日两个方面军会合是多么高兴，后来相互有意见，四方面军说人家是“臭知识分子”、“老机会主义”，一方面军说我们是土匪习气、政治落后、军阀作风。回顾往事，联想现今，我们红四方面军是支敢打敢拼的英雄部队，一方面军的一些同志说我们“政治落后”、“土匪习气”、“军阀作风”，话虽说过了头，但我们确实有些地方是做得不好。
我们红四方面军从高级指挥员到普通战士，大多数是来自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农民，文化素质不高，绝大部分都是文盲，参加革命时的指导思想就是穷极了、要吃饭，有人领头就跟着造反，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来到部队后就认定，只要打国民党和土豪劣绅就是革命，中国农民的那种纯朴、憨厚、勇猛、粗野的原始秉性自上而下浸染着整个部队。加上张国焘在军中的家长制管理方式，独断专横，粗暴野蛮的军阀作风，确实起着带头“示范”的作用。
记得在川陕根据地时，我师在战斗中缴获了大批敌人的棉军服，大部队在前线激战，为了解决部队过冬问题，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长倪志亮命令我们交通三队押运军服送往前线。
倪志亮②是北京人，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军事指挥能力很强，打仗很有一套，他对部队要求严格，那种严格不是一般的严格，而是严厉有余，近乎于苛刻。在他的身上同样有一种霸道的军阀习气，骂人打人是家常便饭，我虽然没有直接跟随倪志亮，但也领教过他的粗野作风，挨过他的几次臭骂。这次我在指挥部领受任务，倪参谋长布置任务时指出了行军路线，最后他问道：“大家清楚没有？”
由于我师常在那一带活动，对那里的道路我十分熟悉，禁不住脱口道：“我知道有条小路，从那里走可以少走十多里路。”
“谁在讲话？哪有什么小路？”倪志亮看都不看我，便问道。
我也没看眼色，挤到地图边用手指着说：“在这里，从这里走，近多了，我们可以提前到达，保证完成任务。”
有人拉我的衣襟，又踩我的脚，提醒我别说了。
我不予理睬，大声说：“是的嘛，从这里走就……是……近……”
我也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于是声音越来越小。
人们都不说话，屋里一下子静了下来。我这才注意到倪志亮脸色很难看，他冷冷地说：“我说了，就照我说的做！闲话少说。”
我接口道：“真的有条小路，走小路又快又安全。”
倪志亮不高兴了，他开口骂道：“你娘的个小东西，我叫你小路走得快!”边说边伸手解开枪套扣，在掏枪。
有人给我使眼色，并让开道。我一看大事不好，拔腿就往屋外跑。
只听身后枪栓“哗啦”一声响，倪志亮大声说：“个小东西，要不是跑得快，老子打断你的狗腿！”
那时候，军中的首长多半脾气火暴，加之军阀习气，说不顺就掏枪打人。我们基层的指战员中流行一句话，叫做：“挨枪子是倒霉蛋，眼快腿快跑了算。”也就是说首长发脾气掏枪，眼看不对劲，你就跑，事情过了他也不追究，也就算了。要是不跑硬顶着，那就算你倒霉吧！
我带领全队执行任务，实际上我们还是走了小路，提前将棉衣送到了前线，上级嘉奖表扬了我队。事后想起这情景，还是吓出了一身冷汗。那时候，部队作风专横，枪毙人是常有的事，这次要不是跑得快，我这小命就交给倪志亮了。
红四方面军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比较薄弱，基本是以行政命令管理部队，因此上级的工作作风和习惯也会影响到下级，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张国焘本人就比较专横霸道，红四方面军中的许多干部也沾染上许多野蛮的不良习气。
记得在川陕根据地的巴州时，师部没有电台，部队单独执行任务或是直属总部调用时，全靠我们交通队员的两条腿来传达命令和上级情况。有一天，我去总部送信，陈昌浩总政委处理完我送来的信就去打电话。电话接通了，没讲上两句，陈昌浩不高兴地说：“你声音大一点，我听不清啊。”
屋里很静，话筒里的声音一下子大了起来，陈昌浩皱着眉头将话筒离耳朵远了点。伴着耳机里“喳喳”的杂音，我们屋里的人都听到了对方的叫骂声：“我日你娘，你现在听得清，还是听不清呀？”
陈昌浩气得涨红了脸，“啪”地一声把电话挂上了，向警卫员吼道：“备马！走！”说着大步出了屋。
我们剩下的人面面相觑，大家不知道对方接电话的是什么人，敢如此大胆谩骂总政委，他肯定要倒霉。
事后人们才知道骂人者是倪总参谋长。
当时倪志亮自己感觉不对，忙问总机才知道电话是总政委打来的。他赶忙打电话道歉，可陈昌浩已奔他而来。倪志亮慌忙到村口迎接，见面就赔不是。陈昌浩二话不说，劈头盖脸举起马鞭抽了起来，大骂道：“我日你娘，你狗日的听不出我是谁？还敢开口骂老子？今天皮鞭不见血，你就记不得我是哪个！”
倪志亮被打得头破血流，抱头缩成一团，不敢吭气。没人敢出来扯劝，大家都说这是总参谋长，换个人非被毙了不可。这事不久传遍全军，四方面军的许多指战员都知道这件事。
我后来知道了此事的全过程，不禁有点幸灾乐祸。你总参谋长要开枪打我，这回可好，自己先挨顿揍再说！其实，倪志亮作战勇敢，光明磊落，就是脾气暴躁，好打人骂人。堂堂总政委和总参谋长都是张口骂人，随手打人，可想而知，当时四方面军的军阀作风是何等严重！
两个方面军会合以后，各自的优缺点被张国焘恶意地埋没或夸大了。党中央和红一、三军的北上，使得不明真相的人们心急气躁。张国焘为了翦除异己，私下鼓动部队窝里斗，挑拨两个方面军的关系，并煽动基层闹事，然后找借口寻衅整人。记得从噶曲河边返回阿坝途中，红九军收容了红一方面军建制的红五军二十来个掉队的战士。红九军政治部主任谢富治也是追随张国焘的一员干将，他没事找事，硬说这二十来人是逃兵，是反革命武装组织，扣留并关押了他们。他还把此事捅到了张国焘那里。
红九军政委陈海松知道此事后命令放人，并对谢富治说：“都是红军，要讲团结。哪个部队行军没有掉队的？这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不能因为我们现在强一点就欺负人家。”
谢富治一直都在嫉妒陈海松，他年长陈海松几岁，由于军阶地位没有陈海松高，心里总是耿耿于怀，时时找茬向张国焘打小报告，告陈海松的刁状。因陈海松是四方面军中有名的最年轻的战将，又没有明显的反张国焘的言论，张国焘也不好随便发话处理。
张国焘时时处处贬低党中央，抬高自己。他经常说：一方面军打仗不如四方面军。
有一次，他来我师将包座之战大加渲染。第一次过草地后，右路军中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和第四军作为包座之战的主力部队，向国民党军的胡宗南部发起进攻，红一方面军的部队作为预备力量集结待命。这一仗，红四方面军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全歼蒋介石嫡系部队伍诚仁师，缴获了许多物资，一方面军的部队也获得了不少的战利品。这事后来让张国焘知道了，在许多场合他都说：“我们四方面军就是能打仗！一方面军行么？他们只知道拣战利品，像个叫花子，破烂王。”
我们许多干部战士虽然为我们红四方面军特别能战斗而自豪，但像这样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易良品副师长就悄悄说过：“都是红军嘛，又不是敌人，总在闹，有个什么闹头。”
两个方面军的分裂给许多人心里投下了阴影。张国焘咒骂党中央和散布一方面军北上是“逃跑”。他高喊着：“向南进攻！攻占成都城，南下吃大米！”张国焘利用部队朴实的阶级感情，裹胁着千军万马向南奔去。
张国焘挥舞着一面硕大的红旗，红四方面军的绝大多数指战员，就是这样在不明党中央的详情和上级意图的情况下，认定只要打国民党军和四川军阀就是革命，而聚集在这面红旗下向南挺进。
红军下一步的目标是攻克成都的大门——天全、芦山、宝兴。部队战旗飘扬，歌声嘹亮，南下红军分两路纵队，向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大雪山——夹金山挺进。
向南！向南！
红军南下行，要打成都城。
继续前进攻敌人，首先赤化四川省。
消灭、打击敌人，革命胜利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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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余天云（1906—1935），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长。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黄麻起义。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参加创建鄂豫皖根据地及各次反“围剿”作战。1933年任红三十军军长、红三十一军军长。参加了长征。1935年在四川丹巴溺水牺牲。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②    倪志亮（1900—1965），北京市人，1925年入黄埔军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了广州起义，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鄂东北游击支队支队长、红十一师团长及师长、红四军军长、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长、右路纵队司令员、红四方面军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晋冀豫军区司令员、军委四局副局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辽北军区、嫩江军区、嫩南军区、西满军区司令员，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兼武汉警备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教育长、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6 22:29
34（翻越夹金山）


红军总部发布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
南下的红四方面军顺大、小金川前进，沿途同川军作战，历经半个月，红四方面军攻克丹巴、懋功两座县城，占领了绥靖、崇化、抚边、达维、日隆关等要地，击溃川军六个旅，消灭和俘敌三千余人，完成了绥崇丹懋战役。继而，兵分三路纵队继续向南挺进：右纵队由红四军、红三十二军组成，四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为右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率部从丹巴直取天全；左纵队由红九军的二十七师，除留一部巩固抚边、懋功外，该军政委陈海松为左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率主力直逼灌县、大邑之敌；中纵队是中坚主力，由红三十军、红九军的二十五师和我们红三十一军的九十三师组成，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任司令员、李先念任政委，率这支主力部队向宝兴进发。徐向前、陈昌浩率总部跟随中纵队行动，中纵队的任务就是先占宝兴、芦山，得手后向名山、雅安及东北方向进攻。10月下旬，我中纵队向千年雪山——夹金山挺进。
此前，我们曾经翻越过几座雪山。由于那几座雪山山势不算险要，翻越时，除了寒冷尚不觉有太大的困难。夹金山与那几座雪山就有些不同，它像一道难以逾越的雪墚横陈在我们面前。夹金山，海拔四千九百多米，山峰白雪皑皑，高耸入云。红军对翻越夹金山无所畏惧，但我们确实没有经验，不知夹金山与那几座雪山到底有什么不同，翻越这样的雪山该做些什么准备。
部队找到当地的老百姓探询，一些老人说：山上终年积雪，寒气逼人，要过山必须在上午九点钟以后，到下午四点钟前过完，否则将会冻殁于山上；要多穿衣服，喝些烧酒和辣椒汤，使身体暖和。最好手拄木棍，防止跌倒；山上不准讲话，不能笑，不能坐，如果犯了山神就会死人。我们笑着说：敌人设的层层障碍，道道封锁都被我们战胜了，我们红军也一定能翻越这夹金山。
中纵队从达维西南出发，沿着河沟向山麓挺进，白茫茫的大雪山就在我们面前。部队行进到山腰，脚下浮动着白云，气温骤然下降，此时部队全穿着单衣。环顾四周都是皑皑白雪，抬头望，上面是雪的陡壁，脚下是雪的深渊，银光耀眼，双目刺得睁不开。先头部队在冰雪上凿了些窟窿，我们手拉手，一个跟一个踏着这些脚窝小心前进，稍有不慎就会跌进万丈深渊。越往上走，天气越冷，风卷雪花漫天飞舞，人在霏霏雪雾中行进，几米外就看不见前面的人。单衣抵不住风雪的侵袭，脸上身上像被千百把尖刀刺划着，人人禁不住浑身哆嗦，牙齿打颤，都把羊皮、棕榈毛、麻布片等物，只要是能御寒的东西全裹扎在身上。
空气渐渐稀薄起来，我感到呼吸困难，大口喘着粗气，我的枪伤痊愈不久，身体虚弱，头晕，腿软，走一步喘一步，真想坐下来歇歇。我知道在这雪山上是不能停歇的，坐下来就会被冻死，可这双腿已不听使唤，只觉得浑身一软就扑倒在雪地里了。交通二队队长阙子清一把拽起我，拖着朝前走，好半天我才缓过劲来。鹅毛般大的雪片被狂风裹着扑打在人们的脸上身上，大风几乎要将人刮倒。山上除了狂风的怒吼声，再也听不见别的声音。现在我才知道老百姓说山上不能说话、不能笑，是真的，因山上空气稀薄，大声说话要消耗许多体力，再说，大声说话的声波，也会引起空气的震动，酿成雪崩。
阙子清找来我队一班的通信员涂兴凯照顾我，就匆匆追赶队伍去了。涂兴凯，四川人，因长得细嫩，大家都叫他“丫头”，我知道涂兴凯近日患病，尚未痊愈，我俩相互搀扶着，随队伍慢慢沿山梁行进。
在雪坡上，我们见到一些红一方面军战士的尸体和一些遗弃物。原来这是上次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时牺牲的战友。雪花覆盖了他们的躯体，狂风又刮走了这些积雪，他们静静地扑伏或仰卧在冰雪中，任风雪无情地抽打、呼啸。他们把自己年轻的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他们与茫茫雪山同在，与浩浩苍穹共存，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不应该忘记他们。
狂风卷起的雪粒几乎又要掩埋了这些尸体，我们无法安葬这些牺牲了的烈士，强忍着心中的悲痛继续前进。高山缺氧，人们大口喘着粗气，相互帮扶，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接近山顶时，风越刮越大，雪粒、冰雹打在脸上身上生疼。我和涂兴凯胳膊挽得更紧，踏着没膝深的积雪，艰难行进，战友间那股生死与共的革命情谊使我们的意志更加坚定，共同的革命的理想使我们充满信心，我们终于登上了山顶。
极目远望，漫天飞舞的雪花，银装素裹的峰峦，组成一个洁白的世界，山顶上数面鲜红的战旗在狂风和飞雪的翻卷中飘扬。放眼向下望去，冰雪绵延，银峰叠立，皑皑白雪的山梁上兀立着几座藏民用石头垒起的插经幡的基座，那基座上竖着孤零零的木杆。长长的队伍宛若一条深色的长龙，在这洁白的世界里游动，长龙中时有红旗在风雪中舞动，点缀出一种绚丽的风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跟随大部队开始下山。山高坡陡，一步一滑，部队行进的速度非常缓慢，遇到几个雪坡，同志们像坐滑梯似的滑溜下去。阵阵欢笑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它感染着整个红军。只有红军这样的队伍才能战胜这称之为“生命禁区”的夹金山。
冰雪渐渐停飞，变成淅淅沥沥的小雨，冷雨袭面，浸湿了我们的军装。走过一段路，再回头看时，那皑皑白雪、莽莽冰山已经被我们远远抛在身后。萧华将军的《长征组歌》唱得好：“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更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是的，我们能够克服千难万险，战胜这大雪山，靠的就是坚定的革命信念。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6 22:30
35（喋血百丈关）


南下的红四方面军搅了四川军阀的好梦。对“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蒋介石早就垂涎三尺，他借“剿灭赤匪”的机会已派大批嫡系部队入川，他一方面想彻底消灭红军，另一方面则为了乘机削弱和收服四川的地方军阀势力。在这种形势下，他将四川各军阀推向战争的前沿，让川军同红军对阵，他好坐收渔利。蒋介石出钱出枪，派出大批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入川“建设四川”，对川军进行了整编，整编后的川军充实了建制，补充了武器弹药，战斗力也有所增强。
红军中纵队翻越夹金山后，顺着一条溪河神速前进，部队连晚饭也未吃，就打响了攻占宝兴城的战斗。
南面是敌人的防线，川军杨森的部队层层设防，防线从宝兴县城一直向外延伸到百十来里，我们的先头部队下山后不久就同敌军接上了火。
我们要突破的方向，地势险要，左边紧靠陡峭的大山，右边就是从夹金山淌下来的一条河，河水冰冷浸骨，水流湍急。敌人在主要的道路上设防，构筑牢固的工事，架设大量的机枪阵地。我师二七九团和师侦察队展开攻势，由于地域狭窄，兵力伸展不开，敌人的机枪疯狂地扫射，封锁住红军前进的道路。红军数次猛烈地进攻，都未能奏效，部队伤亡较大，大批伤员撤了下来。我见到我的一位老乡、师侦察队的指导员江传正，他身负重伤，浑身是血，手臂被枪弹打断了。我师攻击未果，师长急红了眼。
天已黑了下来，中纵队司令员王树声叫去我师师长陈友寿，批评他作战不力，命令当晚一定要拿下敌人这个阵地，乘势夺取宝兴城。
陈师长从指挥部返回，召集了作战会议，会上认为根据地形，我们硬冲是不行的，即便强攻取胜，伤亡的代价太大也不合算。有人向陈师长提议：兵分两路，一路正面佯攻；另一路从侧面攀岩上去，抢占制高点，夜摸偷袭。师长决定这样打，但善打夜仗的“夜摸常胜军”二七四团，正在另一阵地攻打敌人的防线，距此还有三十来里路，调二七四团是来不及了。有人说：在川陕根据地时，夜袭青龙观的部队就是二七四团二营和师部交通三队，二七四团调不来，交通三队在。在川陕根据地反“六路围剿”时，陈师长虽率两个团在西线作战，但他麾下的二七四团和交通队在东线的战绩传遍全方面军，他当然知道青龙观之战。师长即派人把我叫到作战会上，布置任务，命令我交通三队和二七九团实施攀岩攻抢敌人阵地的计划，当晚必须打通道路，配合大部队攻取宝兴。
半夜时分，我带领全队和二七九团三营的八连出发，沿着山边陡峭的石崖开始攀爬。这里的崖壁虽有些坡度，但不像当年青龙观那样陡峭，对于我们来说比较容易攀登。我命令我队一班，由班长胡家燕带领先攀，胡家燕参军前在家是个缝纫匠，大家也就叫他“裁缝”。胡家燕和罗家贵（人称“猴子”）都是我队的攀岩能手，两人在夜袭青龙观时都立过战功。此时，他们立即开始攀崖，不多久，胡家燕爬上崖顶，顺着山崖抛下来一根绳子。一班全上去了，他们将每人的绑腿扭成绳子放了下来，我队几十人全都拽着这些绳子和绑腿攀上崖顶，二七九团的八连也悄悄上来了。
我们摸黑从崖顶向纵深行进，山下传来一阵阵枪炮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我知道这是我们师在组织正面佯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掩护我们的行动。
我们加快了脚步向山下疾行，很快就发现了敌人设置的拦截工事。我队和三营八连分别扑向几个主要的工事，打响了偷袭战的枪声。一阵猛打猛冲，敌人根本没有想到红军会从崖顶冲打下来，抄他们的后路，此刻蒙头转向，不知所措。我们的攻击完全打乱了敌人的计划，敌军混乱中全无战心，丢弃阵地向宝兴溃退。
我师主力此时吹响了冲锋号，红军像潮水一样冲过敌人设置的工事，沿大路迅猛追击敌人。我们这支执行偷袭的奇兵，也汇入大部队，乘胜前进。真是兵败如山倒，溃退的敌军一路丢盔卸甲，涌入宝兴城，几处败军汇集城内，不久，即弃城向芦山方向逃遁。
拂晓时分，我军占领了宝兴县城。敌人运来的许多物资都成了我们的战利品，仓库里的棉衣都慰劳了红军，我们每人穿上了一套新棉衣。
大部队乘胜前进，一直把敌人逼到了芦山县。在芦山阵地上，中纵队司令员王树声把我的手紧紧握着不放，说：“小秦呀，你们队配合二七九团夜摸奇袭打得好呀，宝兴拿下来了，我建议总部给你们队记功。”
我兴奋地说：“军长，在草地你要是把我枪毙了，这个功我就立不上了。”
王树声拍着我的肩膀，放声大笑：“你个小裸日的，哈哈……”
这次打了胜仗，师长非常高兴，他对王树声讲：“我们交通队在一般情况下不拿出去，只有在关键时刻才会拿他们上去打硬仗，拿出去，一定叮当响。”
首长们开怀大笑，我好久没有见到他们这样高兴了。
中纵队夺取宝兴城后迅猛向前突进，前锋直逼芦山城下。按原订计划，右纵队已打下天全，向飞仙关和名山逼进。此时，右纵队一部支援我中纵队，他们分兵两路钳击敌人，全歼守敌一个团和援敌一个旅。我中纵队包围了芦山，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拼杀。
剿灭红军是四川军阀的共同愿望，同时他们又时时提防蒋介石吞并四川。为了维护他们的自身利益，刘湘早就有一套对付红军的方针，即凡是直接威胁到他利益时就“死拼”，与他利益无直接冲突时就保存实力。可这时红军已突破宝兴、天全，若他再丢失芦山和名山，红军就会直逼雅安和邛崃，届时成都西南的大门就会洞开，他的老巢会受到直接的威胁，后果将不堪设想。
宝兴、天全已失，芦山又危在旦夕，刘湘急得火烧眉毛，为解芦山之围，他拼命遣兵增援。
为了尽早打下芦山，那晚，王树声军长命令我师在次日早晨八时一定要夺取芦山县城。
我红九十三师打下宝兴后，二七四团和二七九团分两路逼近芦山。此时，二七九团不知何故，尚未到达指定位置，仅二七四团担任一个方面的主攻，力量明显单薄。二七九团联络不上，陈师长和叶政委急得团团转。
我领命向王树声军长报告我师的情况，王军长闻知大怒：“我命令拂晓发起攻击，八点钟一定拿下芦山城。现在都八点半了，你们九十三师稳得像个菩萨，还冇开打!狗X窝的陈友寿，敢违抗命令，老子非毙了他不可!”
军情紧急，我飞跑回师部，传达王军长的命令。红九十三师不得不在布置不全的情况下，向芦山县城外围发起了进攻。
战斗打响了，敌人为了保全芦山，城内的敌军拼命抵抗，城外的敌军不断增援，敌人是越打越多，战斗进入到白热化程度。地面敌兵与红军拼杀，天上敌机助阵，轰炸扫射，我军阵地上顿时腾起一片片烈焰。敌人的飞机天亮后起飞参战，这时我才明白王军长为什么命令我师早晨八时前夺取芦山。此时，我们在山上就能看到敌机在雅安机场上频繁起落，投完炸弹就飞回去，装了炸弹又来轰炸。大家气得咬牙切齿，恨不能将那“黑乌鸦”从天上拽下来。二七四团数次冲锋，攻不进城，伤亡越来越大，芦山城前倒下了大批的红军战士。我们师部的交通队和侦察连都投入了战斗。红九十三师兵力不足，仗越打越艰难，就在此时，二七九团赶到，立刻投入战斗。战斗异常激烈，我红九十三师同敌混搅在一起，厮杀得难解难分。
我师伤亡极大，二七九团团长周道成、政委韩文吉不幸牺牲，丁副团长接任指挥不久也身负重伤。千钧一发之际，红三十军李先念率部增援，我们士气大振。敌人在我们连日强攻下，已抵挡不住，弃城而逃。红军迅速夺取了芦山县城。
战后，红九十三师打扫战场，整理部队，望着伤亡惨重、建制不全的队伍，陈师长伤心地抱头痛哭。他悲伤地对我说：“小秦呐，这打的是什么仗哟!仗没打好，团长、团政委牺牲了好几个，我有责任呀。可这仗不能这样打下去，我早就说过，我们南下，面对这么多的敌人，部队还能拼几次呢?!中央北上是对的，听张国焘的，我们没有前途。”
叶成焕政委心情沉重地安慰陈师长：“师长，这话千万不能对外说呀。我俩还欠着一笔账，上级没和我们清算哩!”
我心里明白，政委是指强渡嘉陵江后，他俩命令部队杀俘虏那事。
夺取芦山后，几路红军发起凌厉的攻势，虽有些伤亡，但部队士气高昂，大有横扫川西平原之势，不久红军又夺得名山、姚桥。在11月中旬，按“天芦名雅战役计划”占领了天全、宝兴、芦山、名山等地。红军的初步胜利鼓舞着大家，人们仿佛看到红军打开了川西门户，成都已指日可下，前景一派光明。我们都还没有意识到，艰难的决战还在后面。百丈关，这个成都真正的门户还紧锁着，一场真正的恶战就摆在眼前!
百丈关，在莲花山、天台山、总岗山的群山之中，一条溪河从群山中穿越，一条公路蜿蜒其间。这条公路是名山通往邛崃、成都的惟一隘路，这里也是通往西康的咽喉要道，百丈关就坐落在名山与邛崃城之间的公路隘口上。打下百丈关就可直趋邛崃，攻下邛崃，成都的门户就会大开，我们就可以长趋直入，那富庶的天府之国将敞开胸怀迎接我们。
就在红军攻打天全、芦山时，川军的败兵溃退邛崃一线；刘湘急调王瓒绪的第四十四军、范绍增的第一四六师和他的当家部队唐式遵的第二十一军，另外调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家珏的四个混成旅急赴雅安、邛崃地区；刘湘最精锐的部队郭勋祺第一四四师、杨国桢第一四七师被红军重创，败退川西平原后又重整旗鼓；国民党中央军薛岳的两个军也开始动作，由南向北推进，逼近雅安。一时间，敌军集结了八十多个团，约二十多万人的兵力来对付红军。
俗话说：“得四川可控中国，稳巴蜀可平天下。”红军凌厉的攻势使得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他亲临成都坐镇。刘湘对四川大小军阀发布紧急号令：“与赤匪血战到底，誓死保卫成都平原。”川西的地主阶级为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和统治地位，这时都倾注全力对抗红军。当地的土匪、反动团会的武装组成民团，也加入了抗击红军的反动阵营。一时间，乌云翻滚，邪气嚣张。刘湘这个四川的大军阀，为保住他在四川的霸权，亲临邛崃，将把守成都大门的赌注押在了百丈关。
百丈关地点重要，但地势并不险要，向北距邛崃近六十里路，月儿山、夹关、三角塘、天车坡，顺着百丈关，从西北至东南成扇形一字摆开。
百丈关一带地势开阔，多是小丘陵地区，沟渠纵横，耕地阡陌，初冬时节，田里已种上了庄稼。在这丘陵地带，几乎所有的山头都成了两军争夺的焦点，控制了制高点就掌握了优势，双方部队都在迂回作战，穿梭在丘陵下的田地间。
敌人沿着百丈关向北至邛崃的一路上，在大坡顶、燕子沟、挖断山、鲤鱼桥、黑竹关等地修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组成道道碉堡的封锁线，企图抗击红军。此时红军兵分三路：左翼是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中路为红九军第二十五师，我们红九十三师为右翼。为了打通百丈关的道路，我军迅速向川军发起全线的攻击。
此时，红九十三师战前易帅，陈友寿师长和叶成焕政委被撤销了师长和政委职务，调红军大学学习。柴洪儒①调来我师任师长。全师将士对师长、政委被撤职调离，心潮难平，依依不舍。
陈友寿，这位农民出生的红军师长能征善战，可文化底子差，大字不识几个，靠敢打敢拼、出生入死当了师长。要论打仗，没说的，九十三师就是在他的带领下成为方面军的一支主力部队，他常为此自豪。这次被撤职的原由是因数月前强渡嘉陵江后，他义气用事，为报仇，命令部队将屠杀我师被俘将士的敌一个团数百俘虏劫杀，违反了红军的俘虏政策，犯了严重错误。另外，在攻打宝兴、芦山战斗中被上级斥责为指挥作战不力，严重失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自阿坝南下后，他对张国焘的一些做法有意见，张国焘对他极不信任。此时被撤职，深深刺激了陈友寿。他对二七九团周道成团长、韩文吉政委、丁(长子)副团长的牺牲深感内疚(丁副团长在战斗中身负重伤，战后因伤重不治而亡)。他认为，此时撤销他的师长职务，今后也无出头之日；调他去红军大学是对他的惩罚，红军大学大都是些知识分子，自己犯了错误在那里会受到歧视。强烈的农民意识及自尊心使陈友寿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他沮丧、沉沦。后来，红军在百丈关惨遭挫折，他对红军的前途和自己的命运失去了信心，在绝望中吞鸦片泡子自杀了。
叶成焕政委也因杀俘虏违反纪律之事以及芦山之战失职而被撤销了师政委职务，他和陈友寿师长一同调红军大学学习，但不久就返回了红九十三师，重新任师政治委员。
新上任的师长柴洪儒，个高壮实。早年从军国民党部队，任机枪连长，系中共秘密党员。1931年2月，他同魏孟贤（中共党员）领导和组织了年关暴动(也就是当年的“六安兵变”)，率领两个营起义，当时不仅在皖西及整个鄂豫皖地区，而且在全国的国民党军队中也产生过相当大的震动和影响。柴洪儒作战经验丰富，也是四方面军中的一员战将。柴师长接任后，根据总部的命令率队向右绕过百丈关，从东南部的蒙山进入总岗山脉，向蒲江挺进，任务就是捣毁李家珏的指挥部，大力穿插截断百丈关敌人的退路，形成两面夹击，夺取百丈关后再向北突破邛崃城。
战斗打响后，我师两个团一路挺进，进展顺利。第二天的中午在大兴场附近，同李家珏指挥部的警卫部队交火，大有踏灭李家珏之势。
可就在这时，我师接到情报称，刘湘在百丈关的西北面集结了十多个旅的兵力，在那里设埋伏，专等红军进口袋，然后包围歼灭。于是，我师停止了按原计划向纵深穿插的行动，迅速撤出了战斗。师长命我急赴大兴场，将在那里的二七四团带回百丈关。我带领一个班，骑马赶往大兴场，将师长的命令传达给二七四团的周时源团长，当夜将二七四团安全带回来。尔后，向西直插公路上的治安场重镇。我师分兵几支增援兄弟部队，投入了攻打百丈关的战斗。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一不真实的情报使得我师这支奇兵没有发挥战略作用，失去了奇袭斩腰的劲力，致使在百丈关的整盘棋中，因情报有误，走了一步令人痛惜的错棋。我师从百丈关与邛崃之间的撤军行动，使百丈关的敌人不战而解除了红军对它的威胁，消除了后顾之忧。敌人将百丈关同邛崃连成一气，把兵力全部用在了百丈关。
北线红军在邛崃以西发起猛烈的攻击，占领了许多要地，抵达白鹤山，直逼邛崃城。白鹤山距邛崃城也就只有五六里路，若打过邛崃就是一马平川的川西平原，成都无险可守，届时就成了红军的囊中之物。邛崃、成都告急，敌人惊慌失措。刘湘心急火燎地调兵驰援邛崃，他甚至作了放弃邛崃退守成都的最坏打算。但由于南线我师的撤兵，减轻了对敌人的压力，北线红军失去了这个支撑，加之南下以来，一路获胜的红军对国民党和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部署的兵力以及作战能力估计不足，也由于兵力的悬殊，北线红军几战之后已感攻力不足，失去了强攻的锐气，没能攻下邛崃城，沿原路后撤了。
南北两线红军的后撤，使战局失去了最有利的战机，战场形势急转直下，等醒悟过来已为时晚矣，实在令人扼腕痛惜。
如果南线我师按预定计划直插纵深，打掉李家珏的指挥部，斩敌中腰，川军在蒲江、邛崃一线的防御就会很快被打乱；百丈关的敌人腹背受敌当然无心久战，定会回师救驾邛崃，退守成都。如果北线红军有了我师的支撑，也会加强攻势，直取邛崃，届时百丈关的整个战役形势将随之改变，成都也将不再属于刘湘的了。
非常遗憾的是，历史往往没有“如果”，可以说，一纸错误的情报，改变了四方面军的整个命运。疯狂的敌人没了后顾之忧，就拼命向百丈关地域增兵。战斗越打越大，七万多人的红军面对三倍以上的敌人，二十个团的红军苦战八十多个团的敌军，双方共一百余团的大混战在百丈关地域全面展开。
仗越打越激烈，我师以一部监视名山敌军，主力从蒲江大兴场向南撤退，往西直插治安场投入了黑竹关战斗。百丈关战情告急，我师又派出一个团从马鬃岭赶赴百丈关增援兄弟部队，使得那里的阵地得以巩固。
红军在各阵地英勇奋战，一路追打敌人，可源源不断增援的敌兵一拨一拨地涌入战场。红军各路进攻分散了有限的兵力，敌人的反扑使得红军一开始的追击战变成了阻击战。增援的敌军挤满了公路，在敌军官的威逼下，敌士兵像蛆虫一样蠕动冲锋。我师由于兵力分散，后备力量明显不足，已不能发起新的攻势，只能固阵坚守。双方的伤亡严重，红军的兵力损失无法补充，而川军廖泽旅得到周绍轩旅的增援缓过气来，频频向我师黑竹关阵地出击。
我师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有些吃不住了。柴师长命令部队撤出黑竹关，退到挖断山附近阻击敌人。
这仗已打了三天三夜，我们人困马乏，而川军的攻势越来越猛，整个百丈关的战斗已进入白热化态势。我师第二梯队已补充上去，敌人动用了大口径火炮，我们被压制在黑竹关至挖断山一线。双方战斗像拉锯一般，一会儿作犬牙状，一会儿成胶着状。我们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冲锋，硬是用刺刀将敌人逼退了二里多地。然而，川军周绍轩旅在我阵前修筑工事，与我们对峙彻夜。敌人以少部兵力袭扰我军，大部的川军不断向这一带集结，渐渐对我们形成了大的包围圈。
上级命令我师不要出击，积蓄力量准备对付敌军的围攻。川军由原来的六个旅急骤增加到十五个旅，国民党中央军薛岳的两个军也进入战斗，敌军在兵力上形成了绝对优势。
这是战斗的第五天，天刚亮，敌人就发动了进攻。敌人的排炮猛烈轰击着我们的阵地。中午时分，敌人的飞机飞临我们上空开始投弹，阵地上一片火海，战壕上的盖沟棚被炸得无影无踪。我们躲藏在岩石下、壕沟里，炸弹和炮火翻江倒海般炸得我们不能动弹。敌人的排炮轰击延伸，跟着步兵就哇哇冲了上来。我们利用丘陵、树丛、深沟和简易工事与敌苦战，机枪枪管打红了，子弹打光了，就去夺敌人的武器。敌人像蝗虫一样拥入我们的阵地，师预备队早就用上去了。我交通三队死死保卫着师指挥部，同时又抽调了一部分人到各营、连去接替牺牲了的指挥员指挥战斗。炮火刚过，硝烟弥漫，尘土飞扬，待我们刚喘了口气，就发现敌兵已冲入了我们的阵地。柴师长大吼，率我们投入了短兵相接的白刃格斗。
阵地上叮叮当当的金属撞击声、厮杀声、喊叫声，震人心肺。
我将驳壳枪插进腰间，拣起一支步枪与一敌兵对垒，两眼死死盯着那敌兵，刀尖对刀尖，眼睛对眼睛，头发根都发炸了。那敌兵突然大叫一声挺枪突刺，刀尖朝我前胸捅来。我注视着他的肩部动作，在他出枪时就有防备，一个防左侧击，拨开他的刺刀，上前一步挥枪打去，枪托一下砸在他的腮帮子上，把那小子打了个趔趄，满嘴喷血。我的眼睛死死盯着敌人，一下也不敢眨，忽觉脑后嘶嘶风响，我暗叫不好，就势向右横挪了一步。原来身后的另一敌兵见我与他的同伴拼刺刀，他举着大砍刀趁机从背后杀来，由于我横跃一步躲过这一刀，身后这敌兵的大砍刀没砍中我，“呼”地一声却直接劈开了那个与我对垒的敌兵的脑袋。我横跃一步后顺势回身出枪，刺刀径直捅穿了身后这个敌兵的腹部。两个敌兵倒下了，我满脑门子是汗，心中暗叫好险!这时我松了口气，才觉得胳膊隐隐作痛。胳膊不知何时被划伤了，这点小彩不叫伤，我端枪又冲入了阵地前沿。
经过一番厮杀，我们将冲上来的敌人赶出了阵地，用刺刀将敌人逼退百十来米。川军当官的杀红了眼，嚎叫着只要冲锋就赏大洋、赏烟土，并组成督战队枪毙退却的士兵。敌人组成了“敢死队”在迫击炮和机枪的掩护下又冲上来了。阵地上双方又搅在了一起，短暂的枪声伴着刺刀拼杀的铿锵声响彻阵地，那真是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双方的伤亡极大，敌人又一次被我们赶出了阵地。
激烈的战斗使我师后续无援，而敌人的增援部队却源源而至，像潮水般涌向百丈关各阵地。再这样挺下去，对我们十分不利。柴师长让师部作战科长向总部呼叫，要求增援，实在不行就准备寻道后撤。这时，敌机又飞临我师上空，俯冲扫射，盘旋投弹。刹那间地动山摇，烈焰熊熊，弹片横飞，在空中嘶嘶啸叫，大家都伏卧在几乎被填平的壕沟里，爆炸掀起的土噗噗啦啦盖落在我们身上。这里离雅安很近，敌机扔完炸弹又飞回雅安装弹，一个起落又来投弹，几乎没有间断。一颗炸弹“呼”地飞来，我急忙滚进附近的一个弹坑，炸弹落地爆炸了，炸翻掀起的土把我埋了进去。战友们好不容易将我从土里刨了出来，我随身背的包裹布带断了，身上背的五十块银洋的公款也撒落被掩埋，找不着了。
我师的伤亡越来越大，柴师长急红了眼，找到我问：“看到田厚义②没有？”
我说：“没有。”
田厚义是师部的作战参谋。
师长骂道：“他娘的田厚义，我叫他寻路准备撤退，半天连个影子也没见到，是不是开小差了哦。秦懋书，你去找他，见了人，给我把他毙了，回来报告我。”
我领命回答：“是！”拔腿跃出阵地，向后山坳奔去。
我和田厚义非常熟悉，他绝不会开小差。在这样激烈的战场上，开小差能跑到哪里去？情况紧急，一定要找到他。
飞机的炸弹在阵地及阵地的四周爆炸，我连滚带爬边躲边跑，时时注意俯冲下来的敌机。在后山坳里我看到一个小柴棚，就奔了过去。
在柴棚边，我发现田厚义匍匐在地上，双手捂着耳朵。
我对他大喊：“田厚义，你个裸日的还躲在这里，师长到处找不到你，要我来找，说是找到你就枪毙了你。”
敌机还在投弹，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盖住了我的喊叫。
原来田厚义奉命寻路时遭到敌机的攻击。飞机炸弹在他身边爆炸，爆炸的气浪将田厚义掀出几丈远，他被震昏了过去。我找到他时，他刚醒来。迷迷糊糊地问道：“啊？你说啥？师长要枪毙谁呀？”
我急了，对他说：“你快跟我回去，我不枪毙你。”
我拉起他就跑。田厚义还没有清醒过来，鼻子和耳朵里还流着血，糊里糊涂地跟着我就走。
我又嘱咐道：“我走前面，你跟着我，离我远一点，要不师长见了你，给你一枪也会打着我。我就说你去找向导去了，千万莫瞎说呀。”
田厚义点点头，离我十多步远跟在我的后面。我俩拼命跑，躲开敌机的炸弹回到师部。
师长见我回来就问：“找到田厚义没有？”
我回答道：“找着了，他去找向导去了。”
师长放下望远镜说：“那算了，向导找到没有？”
田厚义战战兢兢地答：“没……没有，老百姓躲飞机都跑光了。”
“整理东西，马上撤离阵地。”师长下达了命令。
几十年后，田厚义还对我说：“老秦呀，你让我捡了条命哩!”
这一仗我军损失极大。打宝兴时，我交通三队是九十多人，两仗下来仅剩的五十多人又伤亡了大部分。撤出阵地后，师长清点人数时问我：“小秦，你队还有多少人？”
我哽咽着说：“只有十二个人是好的，牺牲了十七人，其他全是伤员，枪都没人背了。”
师长闻讯悲痛万分，搂着我痛哭起来。交通队的损失都这样严重，战斗部队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师伤亡过半呀，红九十三师多少年来打了不少的大仗、恶仗，牺牲从来没有这样惨烈过。许多好战友就这样倒下了！鲜血洒满了百丈关！
红军在百丈关苦战七天七夜，共毙、伤敌人一万五千余人，自身也损失兵力近万人。
百丈关决战，红军从战略进攻转入了战略防御，全军撤出百丈关地区，转移到九顶山、五家口至名山附近的莲花山一线扼险防守。而此时，川军主力集中在名山、邛崃地区。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的六个师占据雅安、天全地区。敌五十三师李韫珩部扼守西南康定、泸定地区。敌人还调兵遣将，大肆构筑工事，加紧封锁，从北、东、南三面对红军形成包围，准备伺机大举进攻。红军被压迫在川西山区，南下东出均不可能，处境极为不利。
冬天来了，本来夹金山以南的宝兴、天全、芦山地区的冬季气候较暖，可此时一反常态，老天似乎也与红军过不去，突然下了多年未见的大雪，气候奇寒。红军缺衣少粮，更是雪上加霜。部队伤病员多，减员后又无法补充，陷入了极端困难之中。干部情绪波动很大，战士怨声载道。我回想起在毛尔盖见到毛主席的情景。毛主席当时就说了：“我们只有北上，北上才是正确的。”
“攻占成都城，南下吃大米”的口号不喊了。几个月来，南下红军由最初的六十多个团约八万余人，到了这时已锐减到二十八个团约四万多人。人们都不说话，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悲痛。此时传来北上的中央红军在陕北与陕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会合的消息，相比之下，广大指战员都认识到中央北上的路线对了，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将红四方面军引上了灾难之路。
川西的百丈关，这个地图上并不起眼的小地方，燃起的战火如此惨烈，我们几万英勇的红军战士血洒疆场，长眠在此。是张国焘的错误路线造成了如此多的冤魂。历史将永远记住在百丈关所发生的悲壮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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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柴洪儒（1903—1936），又名柴洪宇，河北大名县人。1928年入国民党第四十六师二七二团当兵，后任机枪连连长，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2月随该部队地下中共党员魏孟贤在安徽六安县发动“兵变”，使该团两个营起义。起义部队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鄂豫皖边区教导二师。历任营长、团长，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师长，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师长。参加了长征。1936年10月在甘肃南部的甜水堡战斗中牺牲。
②   田厚义（1906—1987），湖北大悟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黄安独立一师三团连长、营长、红七十三师营长、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作战参谋、红九十一师二七一团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作战参谋、三八六旅司令部作战科科长、补充团参谋长、一二九师新编第八旅二十二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南军区独立第四旅副旅长、第二军分区副司令员，湖南军区常德军分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省公安总队副司令员，湖南省军区副参谋长、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9 20:45
36（风雪党岭山）


冬天来了，漫天的大雪覆盖了川西大地。
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战役中失利，全线退守天全、芦山、宝兴一带，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守。由于四川军阀和国民党中央军在这一地区继续围追堵截，红军只好与敌军对峙，坚守着自己最后的这片阵地。
天寒地冻，漫山皆白，由于缺衣少粮，部队的给养和兵源都得不到补充，红军渐入困境。张国焘坚持南下的主张，使红军遭遇极大的艰难险阻。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向我进攻，红军虽然英勇善战，但伤亡不断增加。我红三十一军的两个师损失过半，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南下失败已成定局。
捱到1936年2月，红军总部许多人认为不能再这样下去，不能与敌人在这里长期对峙拼消耗，应迅速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向西或向北转移，争取北上同中央红军会合。张国焘面对失败的现实哑口无言，但他并不放弃自己的错误主张，不愿意放弃他的“第二中央”，不愿意北上与党中央会合。
由于南下碰壁，特别是百丈关受挫，张国焘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自我标榜一贯正确的张国焘，面对这种结局也无法向部队解释。共产国际代表的电报否定了张国焘的“第二中央”，肯定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这无疑给了张国焘当头一棒。朱德总司令、刘伯承不断地劝说、批评他，甚至连徐向前、陈昌浩的态度也都很明朗地倒向了朱、刘一边。
张国焘原来认为，四方面军是自己的部队，他是四方面军的核心，没有他就没有四方面军。
他仗着人多枪多与党中央分庭抗礼。但此时，他才意识到，徐向前总指挥和陈昌浩总政委的言行也会直接影响到整个部队。应该说没有四方面军，就没有他张国焘。
心急如焚的张国焘为了稳住阵脚，鼓舞士气，不得不同意采纳徐向前的建议，将中央红军北上后在直罗镇大捷的消息告知部队。部队知道了中央红军打了大胜仗，更是认为“中央北上正确，四方面军南下没有出路”，从干部到战士要求北上的呼声日益高涨。
2月间，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开始了大举进攻，红军在天全、芦山、宝兴的防线不断被突破，形势日益恶化。敌情越来越严重，东有刘湘，南有薛岳，西有刘文辉和李抱冰，敌人已实行了三面包围，红军的惟一出路只有北上。在众人的要求下，张国焘不得不采纳大家的意见，向西康①转移。红四方面军各部队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朝北行进，经过达维、懋功再向道孚、炉霍、甘孜地区转移。
北撤的红军在途中又遇到了大雪山。
第一座雪山就是夹金山。这是我们第二次翻越这座雪山。有了上次的经验，我们作了些准备，在这隆冬季节，我们战胜了老百姓称“神仙不敢攀”的夹金山。
部队越过夹金山后，转向西行进，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大雪山是折多山脉的主峰——党岭山。这是我们遇到的最大的雪山，它比夹金山还要高，海拔五千多米，半山以上覆盖着皑皑白雪，积雪终年不化。据当地人讲，山上天气变化无常，一会儿是朗朗晴日，一会儿又狂风怒吼，生命不能在那里生存，当地藏民们将此山称为“神山”。他们将当地的歌谣告知红军：“万年党岭大雪山，离天只有三尺三，鹰过此山脱层皮，人过此山难返还。”当藏民们得知红军要翻越党岭山时，无不惊讶地说：“这个季节要过雪山，简直不可能。你们要是能过‘神山’，你们就是神。”
部队要翻过“神山”，在这天寒地冻的高寒地区，我们打宝兴时缴获敌人的棉衣，经过三个月的战斗，现在已经成了破衣烂衫，根本不能御寒；我们没有鞋，只能找些破布包裹那双皲裂的脚，再踏上草鞋。为了过大雪山，人们都在想办法找粮食和御寒的东西。有的人穿着破旧的棕榈皮制成的坎肩；有人找来没有硝制的牛羊皮筒裹在身上；也有人找些破布、毛巾准备包裹脖颈和耳朵。我交通队每人准备了二斤干粮，干粮是大米磨成的粉子；半斤茶膏，就是将茶叶煮烂，熬制成米糖式的块状便于携带，喝时用手捏一点放在水里就成了茶水。每人打了三双草鞋，配好登山防滑的铁脚码子，还准备了辣椒、生姜和老酒。我们坚信一定能够翻过大雪山。
红四方面军各部队陆续翻越党岭山，我红九十三师紧紧跟上。
党岭山东麓的山下生长着大片的森林，部队一直在森林中穿行。经过连续行军，在下午时分，我们已行进到半山大森林的边缘，树木渐渐稀疏了，气温越来越低，头顶上不时飘下被风从树上吹落的点点雪花，我们这才发现，不知何时脚下已有了积雪。前卫报告，往上就是灌木矮树和荒草甸，再往上就是雪线。
根据出发前当地藏民提供的情况，得知要过大雪山必须在中午以前越过山顶，否则一到下午，山上狂风大作，人到那里就别想活命。师首长命令在森林里露营，第二天清晨开始向大雪山攀登，一定要在中午时分越过山顶。
森林里的地面上覆盖着没脚脖子深的积雪，部队在森林里搭帐篷宿营。这哪里是什么帐篷，砍一些树枝支撑搭架，铺上各人的被单、毛毯、线毯，七八上十人能挤在里面就算是帐篷。
黑夜降临，部队派出了警戒哨，大家背靠背蜷缩在一起取暖休息，熊熊的篝火抵挡不住严寒的侵袭。半夜下起了大雪，鸡蛋大的雪花纷纷扬扬从天而降，无声地落在帐篷上，覆盖着战士们的身躯。不知过了多久，我们几个人的帐篷“咔嚓”一下坍塌了。雪太大了，压塌了帐篷。我们从雪窝里钻出来，发现罗家贵不在，慌忙喊他的名字。雪窝里传出他微弱的声音，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将他从雪窝里刨出来。
天蒙蒙亮了，师长要我喊司号长吹起床号。我放眼一望，白茫茫一片，棚子全被雪覆盖着，有些棚子倒塌了，形成一个一个的白雪包。起床号吹响了，只见雪堆慢慢蠕动，从中钻出人来。人们相互刨雪，将一些露宿的战友拖起来。大家手脚都冻麻木了，慢慢踏脚使身体活动，才能站稳。在这恶劣的气候，严峻的环境下，一些伤病缠身、身体虚弱的同志再也没能站起来！
天亮了，我们穿过森林向山上走去。
党岭山海拔很高，但山势不算险峻，越往山上走，树木越稀疏，低矮的灌木没有了，脚下是枯黄的高山草甸，再往上就是雪线。越过雪线，满眼皆白，一片银色世界，看不到生命的痕迹。回首望，洁白的山梁上一队黑影在蠕动，星星点点的红旗在白雪的映衬下更显得鲜艳夺目。部队上了雪线，狂风呼号，雪籽冰碴伴着狂风飞卷，打得人脸生疼，气温下降，到了零下二十多度。在山下被汗水濡湿的军装顿时成了“冰铠甲”。
狂风呼啸，风雪弥漫，冰屑雪粒打得人睁不开眼睛。山上空气愈来愈稀薄，胸膛像有块沉重的铅团压着，人们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力气，许多人只能站着大口大口地喘气。一些体弱的人抗不住了，大家拖着他们赶紧往下跑，歇一会儿又爬上来，要是这时有人掉队，无人帮助和施救，那就死定了。我们踏着没膝深的雪往上攀，柴师长在上山前命令我队每人砍一根棍子，此时又命令我们在前面拍打雪路，好让大部队通过。在我们之前已有兄弟部队翻越雪山，山峦上留下他们踩乱的脚迹。经过风雪，这些脚迹被大雪覆盖了。根据依稀可辨的路迹，我们拼命用棍子拍打雪地，终于开出了一条雪路，部队沿这条雪路蹒跚前进。
行进的速度慢了下来，队伍遇到了大冰板。冰板上，狂风将雪吹得干干净净，漫坡的冰面滑溜溜的站不住脚。我们用刺刀凿坑，慢慢挪动脚步，大家手牵手走了过去。师长和政委抬着抬子，担架上躺着一个伤员。不知谁的脚下一滑，担架倾斜，师长失手，那伤员顺着冰坡滑下了山崖，施救没有任何希望。师长自责，捶胸顿足，泪流满面。在这大雪山上没有官兵之分，大家都是骨肉兄弟呀！在山上，我跟着几头牦牛走。别看这些家伙黑不溜秋，但性情温和，长长的毛裹着笨拙的身躯，爬山走路确实是行家。我几次陷入雪坑都是战友们牵牦牛将我拖出来的。我们爬上山顶后，听说有人背的行军锅太兜风，被大风连人带锅刮下山去了。在山上不敢停歇，不能蹲坐，不能大声说话，要尽量保持体力。
登上山顶，风停了，雪住了，满目皆白，云层渐开。放眼四望，座座雪山鳞次栉比，巍峨峥嵘。灿烂的阳光撒满雪山，漫山一片耀眼的光芒，刺得我们的眼睛都睁不开。一些人睁大眼睛转动脖颈在张望什么，突然有人哭了起来：“我的眼睛，我看不了，我看不见了呀……”
原来，雪光反射使许多人得了雪盲症，眼睛红肿，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按上级的要求，通知部队用单层布蒙住眼睛，以遮挡强烈的反射阳光。透过布的经纬缝隙，我们根据依稀的光亮，判明方向后摸索着前进，看得见的人手牵着得雪盲症的人，慢慢挪动脚步。
山顶上空气稀薄，我正大口喘着粗气，二班长张益洲告诉我，他班有个战士躺倒走不动了。我赶紧回走过去，看见那个战士奄奄一息地躺在雪地上。我着急地拽着他说：“快起来，不能在这里躺下，要不就没命了。”
可那战士已经爬不起来了，他半眯缝着眼睛无力地对我说：“队长，我不行了，你穿上我的这件衣服，你们能爬过雪山，我……我……”
话没说完他就咽气了。
我强忍着悲痛，不许任何人脱下他的那件棕榈皮做的坎肩，要让这位牺牲的战友在冰天雪地里能暖和些。
这时，有位首长过来，命令我说：“脱下他的坎肩，让活着的人穿上，不能让更多的人死在山上。”
我服从了命令，脱下他的坎肩让我队的另一个战士穿上。在这大雪山上，那些体弱的伤病员经不住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摧残，他们被风雪吞噬了生命。我不记得这位战士的名字，也挪不动他的躯体，我们不得不含泪将他留在了大雪山上，让他与大雪山永存！
开始下山了，我跟随的几头牦牛真是能干，遇到雪坡时，它们就将前蹄收起半跪，两条后腿张开支棱着顺着山坡滑了下去。我和战友们也学着抱紧枪支和装备坐在雪地上，顺着山坡往下溜，像坐滑梯一样又快又省劲。牦牛，在红军翻越雪山时立了功，大家都亲热地称它们是“革命牛”。
在半山腰，我队战士发现了一眼温泉。在那雪凹里，温泉汩汩地往上涌，形成了一汪池水，热腾腾地冒着热气。真没想到天寒地冻的大雪山上竟有这等好地方。我望着这撩人心肺、能驱寒暖身的温泉，迫不及待地脱光衣服跳了进去。几个战士也像我一样，脱光了衣服跳进温泉。
泉水略有点烫，外面是冰天雪地，池水却荡漾着春意。我们泡在池子里，温泉浸透了我们的每一个毛孔，周身的血活了，冻僵的四肢舒展了。我们相互搓擦着，把长期行军作战积下的污垢搓得一干二净。这时，师政委叶成焕走过来说：“洗完了上来穿好衣服，千万别着凉。”   
路过这温泉的部队，许多人都像我们一样跳进去泡了个澡。
由于长期征战，生活环境太差，我的体质虚弱，洗完温泉澡受了风寒，就病倒了。在行军中，我开始发烧，脑袋像要炸裂，浑身像散了架似的疼，两脚像踩着棉花软得走不动路，不得不骑着师长的马行军。师长和政委两人抬着担架，担架上躺着一名伤员。首长们抬担架，我却骑在马上，这算什么。实在不好意思，我悄悄溜下马来。师长见我满脸通红，一摸我的额头热得烫手，他发了脾气，政委也在唠叨，训斥我不得任性，硬是逼我上马。
在这艰苦的战争年代，红军官兵一致，同甘共苦，亲如手足，官兵间的战友情温暖着每个红军战士的心。染着重疾的我，就这样骑在马上迷迷瞪瞪地走下了万年大雪山——党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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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康：旧省名，1928年设立，管辖区包括今四川省西部和西藏自治区东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分别划归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9 20:46
37（病卧藏区）


部队翻越党岭山进驻道孚。道孚在川康高原也算得上是个大镇，这里全是藏族人，几乎见不到汉族居民。镇子里看不到像样的街道，几条不平坦也不宽敞的走马的驿道算是马路，穿过许多破旧的木房子。街上见不到人影，寒风扫过早春的高原，道孚更显得空旷荒凉。
记得开进道孚时天刚擦黑，我师住进了一个大喇嘛寺。与镇里所有的房屋相比，只有这喇嘛寺才算得上是全镇最漂亮宏伟的建筑。金碧辉煌的屋顶和外墙，还有那寺院大面积占地的气势，更显出喇嘛寺的肃穆和神秘，寺庙很大，数不清有多少个房间。寺里有口大铁锅，直径大约有两米多，一人多深，可以烹煮整牛整羊，要搭梯子才能上去取食。一只大茶壶有一人多高，要人扛着把子才能倒茶。房柱上到处雕龙画凤，镶金嵌银，殿里雕刻或画着各种奇形怪状的图案，牛头马面、青面獠牙的神怪有些瘆人，只有那佛主慈眉善眼，端坐在正殿。
据说寺里原有一万多喇嘛，他们听说红军要来早都跑光了，只剩下几个铁棒喇嘛留下护寺。   
在我师开进道孚之前，已有兄弟部队先期抵达，红军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与留下护寺的喇嘛达成谅解。我师在喇嘛寺里只住前庭大院和大院边的厢房，任何人不得进入后殿和藏经阁。记不清这喇嘛寺叫什么名字，可这个寺庙真大，光前庭大院住上三千人都不嫌拥挤。由于我身染风寒，重病在身，入寺后就被送到军部医院。
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地躺了半夜，医生告诉我说医院没有药治重伤风，高烧不退已有好几天了，再这样下去会烧坏人的。
不久，副师长易良品和通司（藏汉翻译）来了，易副师长告诉我，像我这样的伤病员很多，部队现在缺医少药，不得不送我们到藏民家里去养病养伤。我躺在担架上，易副师长和通司将我护送到一个藏民家。
在昏暗的酥油灯下，我朦朦胧胧看清是一对中年夫妇坐在我的身边，通司和他们叽哩咕噜地说着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通司告诉我，那男的叫格桑，女的名字挺拗口，我已记不清她叫什么，他们还有个女儿叫尼玛。要是记不住名字也没关系，叫他们阿爸、阿妈、阿妹就可以了。我问：“我叫他们，他们能听懂吗？”
通司说：“能。”
于是我对他们每人都分别叫道：“阿爸”、“阿妈”、“阿妹”。
我看他们都答应了，灯光下映出全家人的笑脸。
我周身滚烫，满脸赤红，格桑阿爸和阿妈说着什么，他们用湿布搁在我的额头上让我降温，我就这么熬到了天亮。
太阳出来了。格桑阿爸出了门，阿妈和尼玛守在我身边。她们端来不知是什么东西让我喝，我闻到那气味不好，怎么也喝不下去。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格桑阿爸回来了。他从皮囊里掏出一些植物，放在石臼里捣烂，又加了些什么东西，一起放进火塘上的吊锅里熬煮，屋里弥漫着浓浓的中药气味。阿妈盛了些汤水，扶我坐起，要喂我喝。我盯着那碗，紧咬牙关，就是不张口。从我疑惑的目光中，他们明白了我的意思。格桑阿爸端起碗，咕噜咕噜将汤药喝了下去，抹着嘴，嘿嘿笑着将碗底朝天翻了过来，证明这药没有毒，他喝完了。藏民原来是这样真诚豪爽呀，我接过阿妈递过来的碗，咕噜咕噜喝了个干净，也将碗底朝天翻了过来。他们一家三口人都高兴地笑了。
阿妈让我躺下,又在我身上盖了件大羊皮袍子。不一会儿，我周身出汗，每一个汗毛孔似乎都张开通畅，顿时感觉好多了。
就这样连续喝了两天的药，我的烧退了下去，精神也好多了，这才觉得肚子咕咕乱叫，真想吃东西。阿妈出去不知从哪里买来了大饼和牛羊肉，我虽吃了一些，但胃口不算太好。阿妈着急了，他们对我比划，我明白，这是在问我想吃什么。我想吃鱼，真想吃鱼呀。我也比划着，但好半天他们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是不明白我的意思，不明白我到底想吃什么。还是尼玛机灵，她从火塘边拾起一块浮炭递给我，我用浮炭在木地板上画了一条蹩脚的鱼。他们明白了，可他们谁也不说话。尼玛坐到了一边，阿妈和阿爸小声嘀咕了半天，我一句也听不懂。
太阳落山时分，格桑阿爸又出去了。直到黑夜降临，格桑阿爸提着一条鱼进了门，全家忙活起来了。他们笨拙地把鱼拾掇好，放进了吊锅里。火塘里的火噼噼啵啵地燃烧，久违了的鱼汤香味从锅里飘溢出来，让人馋涎欲滴，我终于喝上鱼汤了。看着我啃一口大饼，喝一口汤那美滋滋的样子，格桑一家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后来我才知道，藏族人民是不吃鱼的。他们把鱼看作神，人怎么能吃神呢？为了我，为了一个不曾相识的红军战士，他们破了戒规。他们把心中的神宰烹了奉献给我，把我从病魔死神手里拉了回来，还我原气，让我有了神的力量。格桑全家为我所做的一切，藏族人民的深情厚意，我将永远铭记。
虽然身体还很虚弱，但几天后，我已能起来活动了。
我环视这藏式木楼，原来这木楼分三层：底层是牛羊圈；二楼是人住的地方，用一根粗圆木砍出锯齿状，作为上下楼的独脚梯，斜靠在二楼，供人上下；顶楼是个阁楼，通常贮放粮食及杂物。藏民家的摆设，一般都很简单，除了几口木箱没有什么家什。屋子一个角落是一口火塘，烤火做饭都靠它。火塘上的吊罐就是煮食物的锅。藏民睡觉也很简单，没有床，在地板上铺好牛羊皮毛毡子，合衣躺下，盖上大羊皮筒就行了。他们不用枕头，用手撑头就可睡觉。格桑家底层圈有几只牛羊，顶楼也贮有粮食，可以看出，格桑家是属于中等水平的人家，不是奴隶娃子。
格桑全家对我很客气。格桑阿爸是个典型的康巴汉子，高原的阳光将那方脸晒得紫红紫红。他头戴皮筒帽子，宽大的藏袍裹在身上，一根绦带缠腰，腰带上斜插着一把漂亮的藏刀。平时什么东西都揣在藏袍里，怀里能装下他的整个世界。吃饭的时候，阿爸从皮袍里掏出一只铜碗，朝碗里吐上唾沫，再用衣角擦拭，这碗就算干净了。他用茶水拌上青稞面，和上点酥油，就是糌粑。他捏好一个长形的面团后，递给我，又抽出藏刀，将那烤得半生不熟的羊肉割一块递过来。他把我当成最尊贵的客人。虽然不习惯，但我还是就着酥油茶，吃着他递过来的食物，我知道应该尊重他们的习俗。
阿妈是个老实厚道的藏族妇女。她总是低着头弯着腰，我不知道她究竟有多大的年纪。额头和眼角满是皱纹，那是高原寒风在她的脸上刻下的岁月痕迹。由于阿妈总是弯着腰，宽大藏袍的前襟几乎拖到了地面，腰间扎着由许多颜色的布块拼接成三条竖条状的围裙，后来我知道那叫“班颠”。她平时不怎么说话。藏族男性是一家之主，家中的一切都是格桑说了算。从她那双粗糙乌黑的手和那对慈祥的眼睛，我看到一个勤劳善良的藏族母亲。
没有几天，我和格桑的全家非常熟络了，大家都很随便。从比划中知道尼玛那年十六岁。她成天缠着我又闹又笑，像只快乐的喜鹊。尼玛乌黑长长的头发编成许多小辫子，再合成一根大辫子。满头披挂着的银、铜首饰，耳朵上还戴了个大耳珠。尼玛鸭蛋型的脸庞上，一双大眼睛扑闪扑闪的，笑起来弯成两个月牙，一对酒窝甜甜的很好看。藏民们没有洗脸的习惯，尼玛的脸总是乌油油的，高原的太阳将她的两个颧骨晒成绛驼色，但那棕黄色的脸上还是洋溢着少女本有的红润。
尼玛很活跃，她常带我去附近的几个藏民家串门，大家坐在一起晒太阳，喝酥油茶。藏民们对外面的世界知道甚少，他们把我看成走南闯北的大人物，语言不通，他们找来通司与我聊天。因此，我也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藏语，并了解了他们的一些风俗。我得知，屋后山坡上用石块垒成的基座是插旗杆用的，用绳子拉住旗杆，绳子上就可以挂经幡。藏民信佛，各种经幡的颜色代表着不同的意思：白色代表天空，黄色代表土地，绿色代表风，蓝色代表水，红色代表火。藏民们把自己的祈盼和愿望虔诚地挂在了绳子上。藏民豪爽直率，他们把我当朋友，送给我一些羚羊角、藏红花，还送给我一块“卡垫”（这是用手工制作的纯羊毛毯子）。我和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换上他们的“曲巴”（服装），就同他们没有两样。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二十多天过去了。
川康的糌粑和牛羊肉使我恢复了元气，脸色也逐渐红润起来。在格桑全家精心伺候下，我完全康复了。尼玛整天还是缠着我嘻笑疯闹，从通司那里，她知道我叫“秦懋书”，可她记不住这个汉文名字，她就将这个“懋”当成“猫”，总是手作猫状叫我“喵”。有天，她备好鞍后要我同她去遛马，我很高兴，可是格桑阿爸不许。他呵斥尼玛，尼玛委屈地躲到了屋角里，看得出阿爸对我出去不高兴。
参军多年，我一天也没离开过部队，这二十多天在藏民家养病，虽然与格桑全家相处非常融洽，但仍十分思念首长和战友们。师长和政委、还有我队的战士，都来看过我，可是我的心早已飞回了部队。几次我对阿妈说要回部队，阿妈不允，由于语言不通，我同他们也讲不清楚。许多天过去了，在这里住着憋得慌，想念部队，想念首长和同志们，我归心似箭呀。
高兴的日子终于来了，易副师长和通司来接我回部队。见他们进屋来，我兴高采烈，可格桑全家脸上布满阴云。格桑与易副师长还有通司说着什么，我不知道，但可以看出格桑全家不想让我走。后来，通司和我开玩笑说：“你就留下来吧,给他们当个上门女婿，他们喜欢你哩。”
我着急地说：“那怎么可以！我要回部队。我只是把她当着妹妹。”
“嗨，不说了，不说了。”易副师长打断我的话，不让我多说。他一再对格桑全家表示感谢，并留下一些藏洋作为我养病的费用。
我随易副师长和通司出了门，格桑全家出来相送。格桑从阿妈手里接过一件皮筒送给我，这件皮筒在我第三次过草地时可起了大作用。我用学会的藏礼作答，伸开双手，深深鞠了一躬，我抬起头看到格桑全家人眼里都闪着泪花。格桑全家、还有川康藏民们对我的恩情，我会永远记在心上。我正正规规又向他们行了个军礼，上了马。
夕阳西下，寒气阵阵袭来。回首望，格桑全家还站在那里，那光秃秃的山梁上，落日映着格桑一家三口人长长的身影。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9 20:46
38（三过草地）


严冬过去了，虽然还是春寒料峭，但康北高原的春天渐渐有了春的气息。
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红三十军作为先头部队占领了康北的战略要地——甘孜。陆续翻越大雪山的红军各部队，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界泰宁、北临草地的大片地区。为了巩固红军占领的道孚及炉霍地域，我红九十三师奉命南出道孚，与兄弟部队一道钳击盘踞泰宁的国民党李抱冰部。李抱冰的五十三师不敌红军的攻击，弃城南逃康定。红九十三师班师回营，进驻炉霍。
部队原来并不准备在康北立足，仅想筹集必要的粮食和物资后北上。红二、六军团转战川黔滇后向红四方面军靠拢，为了策应他们北进，整个红四方面军都在原地等待。我们师在炉霍一住就是几个月，这个期间，红四方面军整编了部队。从百丈关战役到翻越雪山，红军的兵力消耗很大，由原来的八万之众至此仅剩四万余人。部队的缩编充实了基层战斗部队。方面军总部下辖六个军：
第四军：军长陈再道，政委王宏坤，辖十师、十一师、十二师、独立师。各师不设团，直辖营。
第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辖十三师、十五师。
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辖二十五师、二十六师、二十七师、教导师。各师不设团，直辖营。
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辖八十八师、八十九师。每师各三个团。
第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兼，政委周纯全，辖九十一师、九十三师。每师各三个团。九十三师师长柴洪儒，政委叶成焕，辖二七一团、二七四团、二七九团。团不设营，直辖连。
第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李干辉，辖九十四师、九十六师。
(我对原属红一方面军序列的第五军、第三十二军的下辖建制不太了解)
直辖骑兵师：师长许世友。
还有王维舟为总指挥的抗日救国军及红军大学。
我交通三队由战前五十多人减少到三十人。此时师部的三个交通队合编为一个队，由原二队队长阙子清任队长，我任指导员。另外重新组建一个侦察连，我的另一个老乡江传正当了该连的连长，查玉升任指导员。
部队整编后，开展了军事训练，根据当时的情况着重训练打骑兵，打夜战、渡江河等。在整训中，我们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粮食。春荒时节，在这地广人稀的康北高原上粮食本来就少，有史以来的藏汉矛盾，加之敌人和反动头人的宣传，藏民们对红军还是不信任。他们将粮食藏起来，而我们几万人在那里必须吃饭，尽管用钱买，但还是吃了他们的粮食，拉走了他们的牛羊，本来就不富足的康北高原更显物资匮乏。我们红军和藏民的关系并不和睦。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总部派部队远行征粮。由于当地的物产贫乏，征集的食品有限，部队不得不严格实行分配制，每人每天只有三两粮食，不足部分就用野菜替代。当地有许多野菜，要填饱肚子，红军战士就用野菜果腹。一些人误食有毒的野菜不幸身亡，后来许多人宁愿饿肚子也不肯吃野菜。为了解决哪些野菜能食用的问题，朱德总司令特地去请教当地藏民，并和我们到荒野里挖那些能吃的野菜，办了个展览会，让大家都去看，要大家识别什么野菜能吃，什么野菜不能吃，有些叫不上名字的野菜，就编上号码。我认识了二十多种野菜，感觉灰灰菜和荠菜是最可口的野菜。为了推广野菜，我们交通队又多了一个任务，就是拿着这些野菜的样品，骑着马跑遍下属连队。
康北高原遍地青绿，春夏之交的草地给我们带来了生的希望，红军就是靠这些野菜，度过了缺粮的难关。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经受过长期残酷的野外生存极限的考验。
我师在炉霍一住就是几个月，我们听说贺龙、萧克①的红二、六军团要与我们会合，大家都非常高兴。记得叶政委从总部开会回来传达会议精神，他说徐向前总指挥在会上讲：“红军各部队都是一个大家庭的兄弟。一方面军是老大，红二、六军团是老二，我们四方面军是老四。上次我们跟大哥没搞好关系，这次一定要同二哥搞好，要不，我们老四就太不讲道理了。”
为了迎接红二、六军团的到来，我们在积极为慰劳“二哥”筹集物资。许多人都学会了用手捻毛线，学会了织毛活，我捐了一双亲手捻线织成的袜子，真心地盼望红二、六军团早日到来。
7月份，听说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与我们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会合了，我虽然没有见到红二、六军团的红军兄弟，但两军胜利会合的消息使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后来我们知道，任弼时、贺龙、萧克领导的红二、六军团的到来，增强了朱德、刘伯承等同志抵制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力量。
最初，张国焘对红二、六军团这支部队的到来垂涎欲滴，很想把它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张想拉拢红二、六军团与他一起拒绝北上，拉拢二、六军团的干部推行他的路线。贺龙、任弼时对张国焘的那套不买账，同张国焘进行了很有策略的斗争，不争不吵，就是要人要枪要子弹。也许张国焘想转圜自己尴尬的局面，或是慑于刚直不阿的贺老总的威名，他同意了将红三十二军交给刚成立的二方面军指挥。
7月上旬，红二、六军团在甘孜组成红二方面军。
张国焘的倒行逆施激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大家都认识到南下的路线错了。张国焘的“第二中央”是偷来的喇叭，不敢吹，历经挫折的他面对失败的事实和共产国际的压力，已经蔫头耷脑，不得不宣布撤销他的“第二中央”，同意北上与中央会合。这样就有了我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
两个方面军分为三个纵队北上。左纵队辖红二方面军，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红四军第十师、十一师，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从甘孜地区出发，经阿坝东出草地向包座、班佑前进；中纵队由红四方面军总部、红九军、红四军第十二师、还有我们第九十三师组成，由徐向前率领，从炉霍地区出发，经毛尔盖北出草地向包座前进；右纵队由红五军、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以及藏民独立师组成，由董振堂率领，从崇化、丹巴地区出发，经毛尔盖北出草地向包座前进。三路纵队共同北上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同中央会合。
过草地，对我们来说这是第三次了，前两次过草地艰难困苦的情景，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沉重的记忆，一想到那没有人烟，没有兽迹，时刻能吞噬人的烂草地，就不寒而栗。不说恶劣的自然气候与环境给我们造成了多少艰难险阻，单说那草地上食物奇缺就让人难以生存。为了过草地，在那艰难的日子里，部队还是设法筹集了粮食。每人二十斤青稞、半斤盐，随身携带。部队严令规定，人人必须按定量吃，违者枪毙。那时人都饿极了，还真是有人违令多吃而被枪毙的。
我师经过长途跋涉抵达了毛尔盖的草地边缘地区。
记得一天宿营，我头枕干粮袋睡觉。天蒙蒙亮时，迷迷糊糊之中我感觉有人拽我的“枕头”。那时人都饿极了，立即意识到有人偷拿别人的干粮!我一下子惊醒，伸手去夺我的干粮袋，谁知抓住了一只毛茸茸的爪子，“吱哇”一声，把我吓了一大跳。起身扭头一看，只见十来个不高的黑影子呼呼啦啦跑向树林。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连忙拔枪射击，枪声将大家都惊醒了。阙子清队长赶来了，师长也来了，问我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开枪。我指向树林说有人抢我的粮食。凭借朦胧的晨光，大家定睛一看，哪是什么人呀，原来是一群猴子，这些家伙在树枝上吱吱哇哇抓耳挠腮不肯离去。师长说我随意开枪，浪费子弹违反纪律，把我一顿好熊。我委屈极了，这才发现干粮袋被猴子撕咬破了，青稞撒了一地，一粒一粒细心地捧装起来已不足半袋。我十分沮丧，看来过草地又要饿肚子了。
同志们知道我的粮食丢了，大家一人一小把将自己的青稞递给了我。阙子清不知在哪里弄了半只干羊肉，煮熟后用酥油炸干，碾成粉子后匀给了我半袋。我望着这鼓胀起来的干粮袋，心里泛起阵阵暖流，没有同志们的援助，没有战友们比山高、比海深的团结友爱之情，这次我肯定走不出草地。
踏入草地，我们又见到上两次过草地的景象，早上天气还好，中午时分烈日当空，高原的太阳十分炽烈，人们的脸都晒起了皮，可一到下午，不是风就是雨，半夜还能下起大雪。尽管如此，这次过草地大家有了经验，陷入泥潭牺牲的人大为减少。最困难的就算是粮食了，走了近半个月，每人配备的干粮已所剩无几。经过长期的征战和饥饿、伤病的煎熬，人们的体质十分虚弱。我师行军队伍的首尾竟拉开了一天的路程。此时，我们交通队随师长在前面行进，政委在部队的尾部断后。全师没有电台，就靠我们交通队通信联络。师长命令交通队派人与政委联络，阙子清让我去。由于在道孚养病时，有格桑阿爸的糌粑和牛羊肉滋补身体，穿上阿爸送给我的羊皮筒能抵御寒风，此时我是交通队中身体状况最好的一个了。我领命带上另一个战士向队伍行进相反的方向走去，去找政委。那天下午，狂风呼啸，我俩顺风走还轻松，部队顶风行进就非常困难。沿途看见各团的队伍已不成队列，三三两两，五六成群，大家相互鼓励、相互搀扶着前进。
途中，我见到我原来在二一九团时的老班长——老张，这位在鄂豫皖根据地时从国民党军队投诚参加红军的老兵，我始终不知他的大名。由于他身高体壮，别人就叫他的绰号“老壮”，我总叫他老班长。打百丈关时我见到他，那时他是连长，部队在炉霍缩编，他现在成了排长。过去膀大腰圆的身躯如今瘦骨嶙峋，他那菜色的脸更显得苍白。破布巾子军装罩在身上松松垮垮，一条牛皮带束腰几乎绕了快两圈，皮带头被刀割齐了，原来他们已断顿两天，每天就靠切皮带加野菜煮汤果腹。我还是叫他老班长，其实那年他才三十出头。他带领他们连队的四个战士随团行军，枪挎在脖子上，背上还背着一个伤员，他们五人坐在那里休息。我同老班长说了几句话，看见他们断粮，就要匀些青稞给他。他说什么也不要，说我去部队后面找政委比他们还要多走路，不能要我的粮食。我拗不过他。看到他在寒风里瑟瑟发抖，我心里挺难受，脱下身上的羊皮筒披在了他身上，就起身赶路了。走了不多远，我回头看见老班长将羊皮筒套在那伤员的身上。
在队伍的最后面，我俩找到了叶成焕政委，政委和供给部的一些同志组成收容队，在队伍的后面收容伤病员和体弱掉队者。在草地的行军中，他们是最难最苦的了，由于走在最后，沿途的野菜都被前面的部队吃光了，他们要到更远的地方挖野菜，他们就要走更多的路。我看见政委正用刺刀刮着前面部队吃完丢弃的羊骨架，那上面哪里还有肉呀，刮下来的骨末就这样抹在嘴里。甚至还有这样的事：前面部队的人屙的屎里有些还没消化的青稞粒，后面的人用水淘淘就那么咽下去。也许这都是人类求生的本能，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顽强的信念：为革命而活着。
看着红九十三师的这支收容队，包括伤病员和掉队的大约有五六十人，我发现论体质和精力我是最好的了。政委对我说：“你现在能不能回到队伍前面找师长？”
我说：“能！”
“那好，”政委说，“你告诉师长，我在后面很好，叫他放心。我一定能跟上队伍，把这些人带出草地。”
看见政委清瘦苍白的脸，再看看这支歪歪倒倒的队伍，我禁不住流泪了。这还能叫“很好”？
“听清了吗？”
“是！知道了！”我行了个礼，转身向队伍的前方走去。
我带着那战士顺着队伍行进的方向朝前赶，一路上超过许多三三两两的人群。前面不远处有个小土丘，我看见张班长他们一行在那里休息，于是喊着朝他们走了过去。几个人都似乎睡着了，三个人躺着，张班长和另一个战士前后坐着，那战士还搂着张班长的脖子。走近一看，五个人没有一点气息，身体都僵硬了。我“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大声喊着老班长，这是被活活饿死的呀！几乎与天相连的莽莽草地死一般的寂静，空旷的原野回荡着我俩的哭叫声，这哭声在昊昊苍穹里显得那么孱弱无力。我发觉我送给老班长的羊皮筒被折好放在他的身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老班长还想着将这羊皮筒留给活着的人。在这茫茫草地上，找不到任何工具来掘坑掩埋这些牺牲的战友，何况我俩也没有力气来掩埋他们。我俩只有痛苦加无奈地离他们而去，就这样将这些亲爱的战友，留在这川西的大草地上了。
我俩用了三天的时间赶上师部，向师长报告了后面的情况。
红九十三师就是这样顽强地与大自然抗争，靠一把把野菜第三次走出了草地。
在我的一生中，达到生存极限的三次过草地的岁月，给我留下的记忆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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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萧克（1908—2008），湖南嘉禾县人。早年从军，入国民革命军补充第五团，参加了南昌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连长、营长，独立五师师长，红八军军长，红六军团军团长，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副师长，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兼华中军区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军训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国家农垦部副部长，军政大学校长，军事学院院长、政治委员等。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9 20:48
39（艰难的会合）


1936年，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动荡的局势也使中国工农红军面临多种抉择。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又进一步在华北不断挑起事端；日本企图进攻绥蒙，在北面对中国形成巨大的压力；蒋介石忙于应付“两广事件”，红军的压力相对减弱；张学良的东北军由于受命不抵抗日军的侵略，丢失东三省，受到全国民众的谴责，此时也抗战心切，无心与红军为敌。此时，中共中央重新制定了红军当前的战略方针：站稳脚跟，打通新疆至苏联的通道，巩固内部，造成西北的抗日局面。
我红九十三师北出草地进入甘肃南部，由于有兄弟部队当前锋，我们向北的一路上,未遇到敌人大部队的堵截。红军饥饿难捱，疲惫不堪，我们拿出仅有的钱向老百姓购买食物。沿途遇到藏民，我们就向他们买大饼，藏民通常将大饼揣在藏袍里，那紧贴肉乎乎胸脯的大饼，带着体温伴着一股汗咸味，一个藏洋一个，饿极了的人顾不了那些，在我看来能填饱肚子的都是美味珍馐了。一路北进，沿途见到的汉族老百姓多了起来，虽然那地方口音很难懂，可毕竟是汉语，大家都非常高兴。我们同老百姓说话，老乡都捂着鼻子说：“你们是啥队伍，咋这么臭呀？”
是呀，几个月来，我们风里雨里，泥里水里，身上的汗湿了干，干了又湿，能活着就不错，哪有条件洗澡呀，身上的汗酸味加牛羊肉的膻臊气搅在一起都馊了，哪能不臭呢?
一路北进都比较顺利，只是在通过天险腊子口时，遇到零星敌人的冷枪袭扰。过了岷县，红军打下漳县后停顿下来。前敌指挥部设在漳县，部队原地待命。
9月上旬，我红九十三师奉令北上，同兄弟部队一道攻打通渭。其实我师抵达通渭外围时战斗就已打响，通渭守敌不多，待我师部进城时战斗已近尾声。
兄弟部队迅速穿过通渭向西北方向前进，而我师占据通渭打扫战场。
通渭是座小城，这次战斗消灭了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多营和一些地方部队，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而我们最需要的粮食和服装却不多，真有点遗憾。
在打扫战场时，我们缴获了敌人的三大箱钞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崭新的纸币，也不知道到底值多少钱，于是捆好箱子准备上缴。易良品副师长正为战利品中没有粮食和服装气恼，望着这些钞票说：“部队还不知道往什么地方走，带着这些废纸有何用，都给我烧了。”
于是，我们砸了箱子点燃了火，让那些花花绿绿的票子在烈焰中燃烧成灰烬随风升腾。我随手抓了一把票子分给每人三张，说：“大家留着玩，没用就屙屎擦屁股。”
在通渭城呆了几天，部队进行休整。我们交通队几个人没事就去街上溜达。在街上遇到一个卖苹果的老乡，我掏出仅剩的那张钞票要买苹果。老乡说：“老总，这钱我找不开。”
我说:“不用找了，给我们每人一个苹果。”
“不要说每人一个，我这挑子苹果都给你们也用不了这张钱。”
我大气地说：“那就把这挑苹果都给我们，你走吧!”
没想到老乡趴在地上给我们磕了三个响头，拔腿就跑得没影了。后来问别人才知道，那张票子都够买条牛了。
我师驻防通渭，一天，师长给我们交通队下达任务，要求我们队组成一支小分队，化装去侦察秦安、天水方向的敌情。由侦察连指导员查玉升①和我带队，这支小分队主要由我队一排担任，另将师部侦察连的一个班配给了我们。政委在会上说：“你们这次侦察，就是要摸清敌情。我师还不知道要在通渭呆多久，你们还要设法搞些粮食，最好有服装，解决部队过冬问题。”
我们领受了任务，穿上缴获的国民党军装，查玉升配戴少校军衔，我戴了个上尉领花。虽说穿上国民党的军服，头上戴着青天白日的帽徽心里别扭，不是滋味，可这军装毕竟比我们那破衣烂衫要整齐得多，骑在马上也真威风凛凛。我们一行三十多人离开了通渭，向东南方向的天水行进。
记得在一个好像叫郭家的小镇，我们穿镇而过。看见一个大院外挂着一块国民党的什么牌子，那上面的字我认不全。查玉升拉住马头折了回去说：“走，去瞧瞧。”
大院的门口有个像民团的哨兵在站岗，查玉升下了马径直朝大院走去。那哨兵横枪拦住查玉升问：“站住！干什么的？！”
查玉升上前搧了那哨兵两耳光，骂道：“瞎你娘的狗眼，你配跟老子说话？叫你们当家的出来。”说着迈步进了院子。
那哨兵挨了打，不敢吭气站到了旁边。这时从里面跑出来个圆脸，边拱手边笑着说：“不知长官驾到，有失远迎，请问长官是哪部分的？”
我大大咧咧地说：“我们是胡长官的前营卫队。”（其实这是瞎蒙的，我根本就不知道胡宗南有没有这个部队称号）
那圆脸点头哈腰，说：“里面请，里面请。”
查玉升朝我使了个眼色就带人进了院子。
我会意地在院门口及镇的两边街口布置了警戒。待我回头进院时，看到查玉升同那圆脸正谈得火热。我不知那圆脸是个什么官，只见他左右张罗人，说是要备饭犒劳我们，正晌午果真开了四桌饭。我们这些穷当兵的哪见过什么宴席，那七碟八碗现在算不了什么，可在那时对我们来说真可谓是美味珍馐的大宴了。长期以来忍饥挨饿，这下可让我们开了荤，我们毫不客气胡吃海喝来了个一扫光。在席间，查玉升对那圆脸说：“我们在通渭把共匪围住了，我这就是要回天水向胡长官报告，前线的弟兄们粮食快断顿了，你老兄能不能在这里给我筹些粮食？”
那圆脸听了这话脸上的堆笑僵硬了，皱着眉头说：“不怕你兄弟见笑。我们这小地方人也不多，粮也不多，哪供得上你们大队伍用粮呀。”
查玉升拉长了脸：“看来你老兄不愿帮忙了。”
“哪里哪里，长官别误会，不知你想筹多少？”圆脸忙赔笑道。
“有多少要多少。”
“那好，那好，我去办，我尽力而为。”他哭丧着脸，不住地点头，吩咐人马上去办。
过了一个多时辰，圆脸来说：“长官，我这地方太穷，除了几个大户有点粮外，其他的就筹不到粮了。”
查玉升用马鞭敲着腿说：“把那几个大户的粮食都给我集来，就算是我借的，到时候还你就是。”那圆脸屁颠屁颠地又去忙活，隔了好一会，他满头大汗进了屋：“长官，筹了四千多斤粮，我算是尽心了，现正在找牲口，弄齐了一起给你送去。不过长官是否留个条，我也好说话呀。”
查玉升说：“好吧，好吧，你写好，我签个名好了。”
圆脸果真叫人写条请查玉升签字。
他边点头边哈腰：“长官，我办点事也不容易，还烦您在胡长官面前替我多美言几句。”
我们忍不住都要笑出声来。
这是我们意外的收获，牲口已经备妥，三十多匹骡马分驮着近五千斤粮食。天已擦黑，圆脸相邀挽留，查玉升怕夜长梦多，露馅坏事，命令侦察连的那个班押送粮食先回通渭，我们大部分人向秦安方向开拔。
离开那小镇，我们在野外露营。天亮准备出发时，才发现我队的张恭信不在队列。我和查玉升非常着急。张恭信是河南商城人，自参加红军后，意志坚定，作战勇敢，我们相信他不会开小差，但就怕他落到敌人手里，暴露我们的行踪。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我命令全队分为几组，分散寻找。花了大半天的时间终于在当地的老乡家找到了。原来张恭信晚上宿营的时候，自己也说不清在漆黑的夜里怎么就迷了路，离营地越来越远，怎么也找不到队伍，直到天亮也不知自己身处何方。偶遇一当地人，那人竟是张恭信的河南同乡，在老乡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我们。虚惊了一场，没有大碍，但耽误了一天的时间。小分队继续着侦察任务。
几经周折我们到达甘谷驿地域。这地方离秦安和天水都不远，几天下来，沿途我们已了解到许多的民情和敌情。
夜宿一骡马店，我们在大院里外发现有许多牲口，库房里还堆了不少的东西，不知是何物。我们问店主，店主说这是一个兰州的商人，办了货今夜在此留宿，明早就赶路回兰州了。客栈里的灯差不多都熄灭了，只有马厩里有人还在给牲口喂夜草。查玉升对大家说尽快休息，明天要起大早赶路，这一晚我们安静地睡了个好觉。
天不亮大家就起了床，院子里不知是什么人在为牲口上驮子，我们也为自己的牲口备鞍准备出发。我和查玉升走到那些牲口旁伸手一摸，几十匹牲口的驮子里竟是棉花、布匹甚至还有几台机器。查玉升同我交换了个眼色，我俩心中大喜，这真是瞌睡遇到了枕头。
查玉升说：“就搞他！”
天蒙蒙亮，那商人吆喝他的人上路。
查玉升向大家作了布置就过去打招呼：“掌柜的，这是要去哪里？”
那商人说是要去兰州。查玉升说我们去通渭，大家是一路的了。商人说：“听说通渭叫红军占了，我可不敢走通渭。”
“嗨，你还不知道，在通渭，共匪的那点人叫我们给围了，你跟我们走绝对错不了。”查玉升爽朗地说。
那商人正愁路上不安全，看见我们穿着国民党的军装，听我们这一说，还真愿意跟我们一块儿走。整个驮队和我们的人上了路向通渭走去。
沿途查玉升吩咐大家少说话以免露馅，他跟那商人天南地北地穷聊起来。
时过晌午，发现有一路人牵马缓行，戴礼帽，着长衫，除一口小皮箱外没有任何行李。我们感到蹊跷，于是拦住他询问，那人一口纯正的东北口音让我们怀疑他是国民党的探子。他神态自如地说自己是位商人，我们搜查了他的全身及随带物品，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查不出究竟我们只有扣留他，让他随我们走。凭直觉，我们认为他不是个商人。此人话不多，从他那遇事不慌心态沉稳的神情，还有从他那机警深邃的眸子里，我们断定这绝非是个等闲之辈。一路上我和查玉升询问过多次，可他滴水不漏应对自如，我们决定将他带回师部审查。
一路向西北方向行进，离通渭不远，那兰州商人说，不能再往前走了，前面有红军。查玉升说，有红军怕什么，这里有我们哩。离通渭越来越近，我师部署在通渭外围的防御阵地已清晰可见。哨卡上有人大声喊：“站住！干什么的？！”
我知道这是二七四团的连哨卡，于是也大声回答：“傻子连长，是我秦懋书呀。”（那时候大家相互都叫绰号，大名反而没人称呼）
哨卡里走出一个人，我接着又喊：“傻子连长，张德魁，是我们回来了。”
我们正在对话，忽听身旁一阵马蹄乱响，原来那兰州商人感觉不对，他夺过一匹马的缰绳，跨上马就跑。我们大喊站住，可他不听。我抬手一枪，“砰”地一声，只见他滚下马来。我的心一沉：坏了，本想吓唬一下，怎么就把他打死了呢!
兰州商人坠地打了几个滚，没起身就趴在地上边磕头边大喊：“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原来那一枪没伤着他，仅把他的礼帽打了个洞，他是吓得摔下马来的。我终于放心了，说：“叫你站住你要跑，没打死你就算你命大。你跟我们走不会吃亏的。”
就这样我们押着几十驮子的货物进了通渭。
见到我们回来，师长、政委大喜。后来我才知道：这次在郭家小镇搞的近五千斤粟米和包谷，早已由侦察连的那个班押运回来。我们在甘谷驿弄到的近百驮货物都是白竹布、棉花、那机器我们不认识，别人告诉我那是做衣服用的缝纫机。部队要换装，这下可解决了大问题。听说部队给了兰州商人不少钱，留下货物打发他回家，他逢人就说红军的好话，说红军是买卖公平的仁义之师。
回头再说那自称是商人的东北人，我们将他关进一间小房，不停地审讯，可他一口咬定自己是商人，其他什么也不说。阙子清急了，大喊道：“他肯定是国民党的探子，再不说就毙了他。”
我和查玉升也附和着说：“我看他不是商人，一定是军人。他看到了我们的部署，放他不行，杀了算了。”
可情况还没有弄清楚，师首长也没有回来，我们奈何他不得，只得进一步试探并吓唬他。查玉升叫来两个战士，吩咐后将那商人押到院子里靠墙站着，说是要枪毙他。而面对死亡，他也不慌张。阙子清无可奈何地喊了声：“举枪！”
两个战士将子弹推上枪膛，举起了枪。
只听那人大喊：“慢点儿！我想问你们到底是什么队伍？”
我说：“我们是红军！”
“真是红军？”
“真的就是真的，哪能有假。”
“你们不能杀我！”
“为么事？！”
“我受少帅之命来找你们……”
“什么少帅？！”我根本不懂谁是少帅。
“就是张学良少帅，我是东北军……”
“好哇，果然叫我说中了。我早说过，你是军人而不是商人。张学良、国民党、东北军都不是好东西，老子不杀你杀哪个？”听到他承认自己是东北军。我以为是我们的假枪毙起了作用。
当时我们基层的干部战士并不了解全国的局势，也不清楚中共中央的统一战线工作，更不明白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是什么关系。想当然认为东北军也是国民党，国民党就是我们的敌人。
“你到我们这里来干什么？说！”阙子清吼问道。
“我不能跟你讲，我要见你们的长官。”
查玉升觉得这事蹊跷，不能莽撞，决定先将他关押起来，等师首长来处理。
叶成焕政委和宋辅南主任处理完兰州商人的事后，立即赶到了我们交通队。我们向师首长报告了情况并将那人押了上来。
叶成焕对那人说：“我是师政委，他是政治部主任，你有什么事说吧。”
那人说：“我是东北军的，是张少帅的副官。有封少帅的亲笔信，我必须面呈你们的徐向前总指挥。”
“信在何处？”
“请把我的马牵来。”
我们将他的马牵了来，他向我们要了把刺刀，割开了他的马鞍子，从鞍垫的夹缝中取出一封信递给了政委。政委看过信封上的字说：“我替你将此信转达。”
那人说：“不行，这封信我必须亲自面呈徐向前总指挥。少帅说过，人在信在。”
政委答应了：“那好，我马上派人送你去见徐总指挥。”
该副官指着我说：“这个小‘上尉’的枪法了得，就让他送我去吧。”
政治部主任给我布置了任务。我带了一个班骑马连夜出发，陪这位自称姓李的副官向漳县奔驰而去。
在途中，我问他为什么一路上就不说这事儿，他说：“一路上你们都穿着国民党的军装，我躲还来不及，怎么能说？”
“那到了通渭为什么还不说呢？”
“到通渭后，我虽然感觉你们像红军，可你们军容不整，穿什么衣服的都有。从服装上也看不出你们是什么队伍，我不能确定，哪里敢说呢。这封信是我军的高度机密，人在信在，我可不敢贸然处之。”
我军走出草地后，部队衣衫褴褛，疲惫不堪，服装五花八门，穿什么的都有，李副官把我们当成了国民党的地方部队或是土匪流寇，难怪不敢吐露真言。当时的我，作为红军的基层干部，对时局并不了解，在甘南，东北军和我们交过手，我们把东北军当敌人，根本就不知道东北军在抗日救国方面和我们红军是一致的，更不知道东北军同我党我军保持着秘密联系。我将李副官护送到漳县，并面交徐向前总指挥，完成了任务。为了打通西(安)兰(州)大道，实现我军的战略目的，我师奉命北出通渭，在静宁地区以南牵制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大部队全在漳县、礼县、成县一带，我师单独在甘南的北部与胡宗南的部队周旋，孤军奋战，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1985年，总后勤部副政委白相国②及夫人杨阳同志来武汉，我和老伴谢建华陪二位去探望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③同志。几位老战友相见非常高兴，大家叙旧话今，谈起了许多战争年代的轶事。韩东山，这位当年最先率部在夹金山下同红一方面军会合的红二十五师师长，此时兴致勃勃：“相国，小杨，你们可知道秦忠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呀。”
我感到诧异，忙问：“韩司令，这话从何说起呀？”
韩东山说：“你忘了？我们三十一军两个师出了草地在甘南，那时我在九十一师当副师长，军长命令我临时带二七四团牵制胡宗南的一个师，敌人比我们多好几倍，要不是你带人掩护我们，我一个团就完了呀!”
我也想起了这件事，接着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我都记不清了，还提它做么事。”
谢建华问：“韩司令，我怎么没有听秦忠讲过这事呀？”
“哎，建华呀，这事秦忠可以忘，我可忘不了呀。”老将军眯缝着眼睛沉浸在深深的回忆之中，他娓娓道出的故事，把我们都带入了那久远的年代。
韩司令的回忆让我也想起了几十年前的这件往事：
我九十三师北出通渭后，两个团分别出击牵制胡宗南部队。一天，师长命令我交通队将二七四团速带回来。那时候，我师没有电台，通信联络全靠我们交通队。我带一排共二十来人准备出发，师长说，韩东山和二七四团的方位大约在东北方向八十里处。
我带领我们一排骑马驰骋而去，到达二七四团应在的位置，可怎么也找不到他们。整个下午都过去了，空旷的黄土荒原上找不见一个人影。太阳快落下地平线，灰蒙蒙的黄昏里只有秋风吹着干枯的蒿草发出嘶嘶的啸叫。我心急火燎不知如何是好。
“指导员，你看！”身旁的胡家燕喊了起来。
我们顺眼望去，北面偏西的位置浓重的尘土飘荡着，像是燃烧的烟尘。战士们高兴地说：“可找到他们了，我们赶快去接应他们吧。”
我感觉不太对头，对大家说：“那不像二七四团，我们的部队没有那么多的人。这尘土浓厚，而且速度不算太快，这是一支步兵部队，少说也有二三千人。这是敌人，一定是敌人！”
胡家燕说：“指导员，你再看那边。”
顺着他的手指，我们发现还有一股尘烟。西边的太阳已落下地平线，在晚霞的映照下尘烟非常明显，这尘烟显然没有北面的那股大。　
“这才是二七四团！”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原来我们骑马跑过了头，现在我们同二七四团，还有敌人大部队几乎成三角形。敌人距离二七四团大约有七八里地，正急速地掠起滚滚的尘烟，气势汹汹地向二七四团扑去。二七四团出草地后经过几次战斗，减员严重，此时也不过几百人。敌众我寡，二七四团危在旦夕。
一定要把敌人引开!我急中生智，让十多个战士下马用刺刀赶快割草，解下绑腿将蒿草捆好拴在马尾巴上。命令这些战士骑马拖草在原地轮圈跑，把尘土搅得越大越好，将敌人引过来。战士们遵命打马，拼命地在原地转圈跑了起来，顿时扬起浓浓的尘烟。我带领另几个战士策马向二七四团奔去。
我的调虎离山计真的起了作用，敌人放弃追逐二七四团，转头向东南方向我们交通队扑去。天渐渐黑了下来，我们几个人找到二七四团。韩东山此时已身负重伤，浑身染血，被人抬着。二七四团与敌人拼杀了两天，他们打得太苦了，几百号人近一半是彩号，敌人要是扑过来，那后果真不堪设想。趁着夜色，我让人将韩东山驮在我的马上，我牵马带着队伍向师部疾行，将二七四团安全带回了师部。我们队那十几个战士吸引敌人，完成掩护任务后也趁黑夜脱离险境，顺利返回了部队。
几十年过去了，往事如烟。老将军的暮年虽没有了当年叱咤风云的英姿，但他那历经沧桑的脸庞仍透出军人的虎虎英气。1986年，韩东山司令员逝世了。回忆记叙的这段往事，仅作为我对老将军的思念，缅怀纪念他。让我们的后人永远记住先辈们为革命事业抛洒热血的那段历史。
1936年9月下旬，三个方面军即将会合，人们都翘首以盼，期待着这一胜利的时刻。我红九十三师驻扎的通渭，实际离红一方面军控制的界石铺已经不远了。然而，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我师接到上级命令，撤离通渭向漳县集结，紧接着又向西行，涉过洮河向临潭进发。这时指战员无不感到奇怪，说是北上抗日，为何往西行走？越往西，汉人越少。我们渐渐又见到一些藏式木楼，看到沿途山坡的石头上刻满了藏传佛教的玛尼刚经文，藏民插挂着的经幡随处可见。那经幡随风飘荡，不由让我们又想起半年前在藏区的时光。此时人心浮动，人们都在猜测是不是又要回藏区？是不是又要过草地？说起草地人们就不寒而栗，那草地真是过怕了呀。这时人们思想混乱，说怪话的人颇多，部队在最艰难的时候都没有人脱队，可这时开小差的现象却时有发生。柴洪儒师长焦急地说：“不能再往西走了，这样下去部队没法带了。”
叶成焕政委心情沉重地说：“完了，完了，再往西走，部队就完了哇!”
好在没走几天，上级传来命令说，前面道路难行，部队全部返回。后来才知道，西行的命令是张国焘下的。张国焘仍抱着他的观点不放，他不愿同党中央会合，他要闹独立，举着“打通国际线路，争取苏联援助”的旗号，准备在新疆建立他自己的独立王国。河西走廊走不通，他准备向南绕行青海到新疆。可这次是连老天都不助他，黄河西岸已是大雪封山，无路可走。此时红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都已认识到张国焘倒行逆施的错误，不再支持他，张国焘的话不再那么灵了，他自己也感到空前的孤立。在朱德、陈昌浩、徐向前等人的努力劝说下，张国焘面对目前的现实，只得同意按党中央的命令北进。
9月底，我红九十三师北返通渭进占马营，不日又继续北上，在会宁地区同一方面军胜利会合。两个方面军分离了整整一年，这一年里我们红四方面军走的是什么样的路啊!
10月上旬，三个方面军在会宁地区大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
长征的岁月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可对我来说则是漫长的磨难，在我的一生中，它给我留下最难以忘却的记忆。难忘啊，那血与火的战斗；那雪山草地的苦难；那融融温暖的战友之情；那冻饿牺牲的战友的英名。这一切通通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铭刻在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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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查玉升（1914—1998），安徽六安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转党。土地革命时期，曾任红四军排长，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交通队指导员，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营长、团长。1941年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及中央党校学习。后任晋冀鲁豫军区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二野战军师长，参加了淮海、渡江、广西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军长。1957年毕业于军事学院战役系，后任军长，昆明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②    白相国（1918—1991），原名白蕖香，山东蓬莱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指导员，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教导员，新四军第五师十三旅三十七团政治处主任，抗大十分校二大队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干部教导团副政治委员，豫鄂陕军区第四十五团副政治委员，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二纵队警卫团副政治委员，独立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第四十一军一二三师政治委员，军副政委、政委，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国家外贸部部长，总后勤部副部长、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③    韩东山（1905—1986），湖北大悟县人。1928年1月参加革命，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四军营长、团长、师长。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团长、副旅长，东进纵队副司令员。1942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新四军五师第四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旅长，河南军区司令员，豫鄂陕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十二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江汉军区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9 20:48
40（“蒋介石被捉住了！” ）


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会合大大增强了自身的力量，同时也给国民党反动派极大的震惊。三大主力在西北地区的汇集造成了进占黄河两岸，打通苏联，鼎立西北的战略态势。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坐卧不安，在指责部属无能的同时，置全国民众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于不顾，再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主张，亲任剿共总司令，飞抵西安，坐镇指挥。他匆忙调集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等中央军和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等近五十万大军“围剿”我红军。
蒋介石欲灭红军之心不死，他要趁红军喘息未定，立足未稳之时发动新的“围剿”。他调动中央军的几十个团，汇集通渭、会宁、静宁地区，激烈的血战就在这一地区展开了。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为挽救民族危亡，摆脱红军险恶的斗争环境，挫败蒋介石的阴谋，即秘密与张学良和杨虎城建成抗日统一战线。为求得外力的支援，于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计划开始实施，那就是夺取宁夏以接近外蒙和经甘肃以接近新疆。
红四方面军执行党中央的战略意图，集中三个军提前抢渡黄河，另三个军阻击南来之敌，牵制敌人，保证渡河作战。我红三十一军在马营、华家岭一带与国民党王均的第三军展开了激战。
红九十三师在会宁城以北的高高山抢挖战壕阻击国民党军关麟征部。我师居高临下英勇阻击，敌军分两路进攻，并有飞机参战，火力十分凶猛。为避免敌机轰炸扫射造成伤亡，我们坚持了一天后主动撤出了阵地，向北转移。在白草塬一带，我们在干涸的河滩坡岸占据了有利地形，阻击尾追而来的敌军。战斗异常激烈，双方都杀红了眼。敌人数次突破了我们的阵地，在阵地上展开了多次的白刃格斗，敌军死伤严重。关麟征的部队比较能打，连续的战斗，我师也伤亡不小。为保存有生力量，是夜，我军撤出了阵地，急速向靖远的黄河渡口靠近。
10月下旬，红三十军、红五军和红九军在靖远地区的虎豹口抢渡黄河成功，红四方面军总部、妇女独立团及后勤部队相继也渡过了黄河。我师接到命令：迅速跟进，西渡黄河。我红三十一军军长萧克、政委周纯全率全军向河边急进，我军的大小行李（指后勤及装备）均已抵达河边，我九十三师距渡口也不足百里，部队日夜兼程奔赴黄河。然而，南线敌军关麟征师向靖远突进，先我军抵达黄河东岸，抢占渡口后齐头并进向北压来，切断了我东西两岸红军的联络。西岸的两万红军后来组成了西路军，孤军奋战，开始了空前艰辛悲壮的血泪征程。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西路军的一些消息，西路军两万多将士在近五个月的征战中，兵败祁连，血洒大漠。西路军中都是我们同出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农家兄弟，原我九十三师副师长、后调二十五师任政委的杨朝礼壮烈牺牲；红四方面军中最年轻的军政委陈海松，肝脑涂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原我红三十一军军长、后调九军任军长的孙玉清负伤被俘后，敌人将他绑在大炮上点燃炮弹而粉身碎骨。如此英勇!如此惨烈!他们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战歌，西路军失败了，但虽败犹荣。他们的赤胆忠心和英雄气概永载史册。
西路军西渡黄河后，我红三十一军在河东与敌激战，后经麻春堡，过李旺堡、予旺抵达盐池萌城和环县交界的甜水堡。河东红军的几路部队向甘肃与宁夏两省交界的山城堡转移。为掩护主力部队，我九十三师在甜水堡一线摆开，准备迎击敌人。萧克军长此时随我师行动。
甜水堡，这是个很好听的地名，但实际上那地方是个地势平坦开阔的荒原，没有高山，没有河流，没有树木，更主要是没有水，广袤的地域只有少数老百姓居住。这里十分缺水，当地老百姓贫富不以拥有土地多少为论，而是论谁家有多少水窖。十几丈深的水井往往冒出不丁点儿又苦又涩的咸水。老百姓不得不在冬季将冰雪窖在深井里作为来年的饮用水。那真是滴水贵如油呀!
西北的冬天来得早，寒风扫过广漠的荒原，飞起的沙子打得人脸生疼，不及膝高的稀疏荒草在朔风中摇曳，发出凄厉的啸叫。
我们抵达原定的阻击地点，发现眼前是一马平川，无遮无拦的开阔地，只有脚下的小土丘高出平地十来米，且没有任何隐蔽物，我师决定将阵地设在这小土丘上。这时上级命令我师阻击阵地应建在小土丘前五百米处，要迎敌而上。师长和政委都提出这样不行，平坦的开阔地不能隐蔽，建议还是将阵地建在小土丘上，土丘虽小，可毕竟在这开阔地里是个制高点。但上级的命令不能违背，我师的阻击阵地就设在那片开阔地里了。
不等我们构筑战壕，敌人就到了，这是国民党胡宗南的主力部队，还看不清人影，那重机枪就响了起来。听声音我们判断少说也有十几挺。在那没遮没拦的开阔地里，重机枪的子弹几乎是贴着地皮扫来。我们举枪迎战，才知道我们手中的汉阳造、奉天造老步枪和短枪射程有限，根本打不着敌人。
密集的弹雨向我们泼来，我们那一发一枪的射击，怎么也抵不住重机枪成片的狂扫。许多人中枪牺牲。我们趴在地上，紧贴地皮，几乎没有还手的余地。枪声愈来愈近，原来敌人的重机枪分两拨交替扫射前进，待我们抬头才发现敌人步兵已近在咫尺。我师拼命射击抵挡敌人的前进。师长命令出击，冲锋号响起，我师官兵冲入敌群，用短枪和刺刀同敌人拼杀。敌我双方搅在一起，这时敌人的重机枪不起作用了。敌人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红军奋勇杀敌，敌人也疯狂抵抗。短枪射击声，刺刀、大刀金属撞击的铿锵声，响成一片。北风卷着手榴弹爆炸的硝烟翻滚，昏蒙蒙的太阳躲进厚厚的云层里发出惨白的日晕，那真是天昏地暗!拥上来的敌人越来越多，敌众我寡，我们完全处于劣势之中，渐渐招架不住了。
刚才还听到师长沙哑的嗓子在吼叫，这会儿没声了。突然，有人大喊：“师长牺牲了！”
厮杀中的部队一下子乱了阵。
我看见师长的警卫员王树棠背着师长向后撤，我交通队赶紧靠过去掩护，且战且退。敌人更加疯狂地扑上来，我们看见背着师长的王树棠也倒下了。叶成焕政委怒不可遏，挥动驳壳枪大喊：“同志们，为师长报仇！冲啊！”
九十三师像只发怒的雄狮，咆哮着转头冲入敌群，敌人被我们这突如其来的反扑闹懵了。我们这支受伤狂怒的哀兵，在优势的敌人面前英勇不屈，那勇猛的气势镇住了敌人。敌兵稀软了，招架不住向后退去。我师越战越勇，在敌群中大刀翻飞，刺刀见红，这士气势不可挡，在战场上占了上风。敌我混在一起，敌人的重机枪根本不起作用，我们向前逼近了二百多公尺。
然而，就在这时，我们身后响起了撤退的号声。命令就得服从，叶政委指挥部队脱离敌人向后撤去。我们同敌群拉开了距离，整个部队完全暴露在敌人重机枪的射程之内，敌人的重机枪又疯狂地响了起来。密集的子弹水泼似的向我们扫来，那稀疏成片的荒草被子弹打断腾空乱飞，我们躲没地方躲，藏没办法藏。许多人中弹倒下了，这下部队伤亡极其严重。我趴在地上抬不起头，子弹打在我周围的土地上窜起老高的尘烟……就在这最危急的时刻，兄弟部队赶来增援，以密集的枪弹同敌人对射，掩护我师撤了回来。
敌我双方都损失严重。敌人像只受伤的野兽在那里喘息，再也组织不起力量进攻。不久，敌人不战而撤了回去。
这一仗，我师消灭敌军近七百人，可我们也遭受重创，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同敌人打了一场消耗战。柴洪儒师长牺牲了，我师忍着极大的悲痛重新整编了队伍，许多人抱怨这是上级指挥失误，不听我师意见，造成了我师的损失。我红九十三师是支英雄的部队，大小仗打了无数次，只有两次遭受重创，一次是百丈关之战，再一次就是这甜水堡之战。虽然我们消灭了大量的敌人，可敌人怎能与我们红军相比。多好的师长，多好的战士呀，这些都是经过雪山草地及许多战火洗礼的勇士，都是历经千锤百炼的革命精英呀!
甜水堡之战在我军的战史中，也许算不上是有名气的战斗，我党我军的史记中也没有提及这次战斗（至少我没有看到有关记载），不知道史学家们如何评价这次战斗。在我军几十年的武装斗争中，也许它是微不足道的，但从当时的战略意义上来看，甜水堡之战拖住了胡宗南的主力部队之一，牵制了敌人，迟滞了敌人的行动计划，为我军主力在山城堡的战斗胜利奠定了基础。从局部来看，这次甜水堡战斗本来可以打得很好，却由于指挥的失误，我师才遭受如此重创!甜水堡之战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对于我来说仿佛就在昨天。这场战斗刻骨铭心，英勇的柴师长和许多红军战士血洒甜水堡沙场，让人永远不能忘却。
甜水堡之战后，王近山①任我师师长，这个打起仗来不要命的王师长就是后来人们说的“王疯子”。我师整编后继续向北撤去。
12月，我们红军在敌人强大的压力下退守在陕西、宁夏两省交界的盐池、定边一带，这里紧靠长城，再往北就是沙漠了，为了生存，红军顽强地战斗。党中央调集了几支主力部队，部署在盐池、定边一线，诱敌深入，将胡宗南的一支部队包围了起来，准备不日展开攻势，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围剿”还以颜色。
战斗就要打响了，一天晚上轮到我值班，我和我队的一个战士值班守师部的电话。西北的冬夜十分寒冷，灶膛里的火“劈劈啪啪”燃烧着，我俩蜷缩在桌边守着那部电话。大半夜过去了，平安无事，五更天时分，我打着哈欠昏昏沉沉犯迷糊。突然电话铃声大作，吓了我一大跳，我连忙接听，对方是我红三十一军政委周纯全。我报告了我的名字后只听周政委兴奋地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蒋介石被捉住了！”
“什么？谁被捉住了？”
“蒋介石，蒋介石被捉住了！”
我的耳朵像不管事一样，连问了三遍也没弄明白，这仗还没打怎么就把蒋介石捉住了呢？
“跟你说不清楚，叫你们叶政委接电话。”
我撂下电话就去找叶政委，政委不在，出去查哨了。
我又忙叫王近山师长，大战之前，师长已忙了几天都没有合眼，这会儿正蒙头大睡，怎么也叫不醒。我拍着师长的被头，他不高兴地大吼：“你疯了，快打仗了，也不让人睡个好觉。”
我掀开王近山的被子：“师长，快起来接电话。军政委说，把蒋介石捉住了。”
“放你妈的屁!不让我睡觉，还哄老子。”王近山极不耐烦，一把又将被子拉上蒙住了头。
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我知道这是军政委来的电话，不得不将师长从热被窝里拖了起来。
王师长无奈，只得起床披着衣服听电话，手握话筒嗯嗯啊啊，他脸上的神情越来越兴奋，听着听着那疲惫的神情一扫而光。好一会儿，他挂了电话，高兴得满屋子乱转，在我的对面激动得大嚷大叫，一把揪住我的鼻子摇晃着：“哈哈，捉住了，蒋介石被捉住了。”
我挣脱他捏我鼻子的手，摸着发疼的鼻子说：“这是我的鼻子，又不是蒋介石，是么事这高兴？！”
我们这位黄安同乡师长稳了下情绪说：“东北军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二将不想打内战，为逼蒋抗日，在西安把蒋介石捉住了。快去找政委来。”
这消息着实让我们高兴，我一蹦老高欲出门去找政委，政委此时正推门进来。王师长将电话内容告诉了叶政委，两人高兴得手舞足蹈，这好消息不一刻就传遍了整个师部，人们都在兴奋和激动中谈论。
天亮后，我们又接到上级的电话，命令我师火速向西安进发，详细命令在路上再告。部队紧急集合，政委将西安发生的情况转达到基层连队，全师一片欢腾。师长发布命令：“把蒋介石捉回来！出发！”
部队群情激奋，全师会同兄弟部队紧急行军，途经环县，到达庆阳。在庆阳，我们见到头戴青天白日帽徽的东北军部队，他们列队在路边热烈欢迎我红军。一路经过合水、宁县、旬邑、淳化，最后到达离西安不远的三原县驻扎下来。我们等候命令，准备配合东北军和西北军对付何应钦的讨伐军。
西安事变抓住了蒋介石，上级出了个题目让全体官兵讨论：如何处置蒋介石？
一石激起千层浪。同蒋介石打了十年的仗，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蒋介石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敌人，他围剿苏区实行“三光政策”，杀了我们多少人呀，他的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人。从军长到战士无不对蒋介石恨之入骨，人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杀！”
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博大的胸怀，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毅然决定说服张、杨两位将军释放蒋介石。红军中上上下下对此不理解，上级做了无数次的工作，让每个干部战士都明白，一致对外、团结抗日才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西安事变前，党中央就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张学良、杨虎城的八条主张发布后，也得到全国民众的拥护。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以周恩来副主席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谈判。在中共的劝导及斡旋下，西安事变终于得到了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建立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自此以后，两党的谈判接近了一步，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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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近山（1915—1978），又名王文善。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师排长、连长、营长，红十师二十九团团长、副师长，红九十三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副团长，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团长，新编第八旅旅长、政治委员，三八六旅旅长，太岳军区二军分区司令员，陕甘宁留守兵团新编第四旅旅长，太岳纵队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副司令员，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十二军军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川东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山东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9 20:49
41（“白皮红心萝卜”）


天地在变，一切事物都在变化。昨天同蒋介石争斗，今天要与蒋介石联合。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实现全面抗战，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此时，西北马匪加紧围剿我西路军，西路军浴血奋战，形势危急，中央决定组织援西军。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的援西军，由我红三十一军及红四军组成，立即向西挺进。部队经长途行军抵达甘肃镇原，然而，获知的消息令人沮丧，西路军孤军奋战，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终因寡不敌众已全军覆没。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的任务就是营救、接待西路军被俘和失散的人员。没有仗打，我们也得到了短期的休整。
离我师驻地不远有一个国民党的保安团。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合作，两军也不打仗了，过去的敌军，现在成了友军。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看见国民党军头上的青天白日帽徽，心里就不舒服。
记得有一天，国民党方面派出一个参观团，要到各部队视察。他们先去了国民党军的那个保安团，然后要来我红军部队。上级首长陪着这个参观团来到我师驻地，我们列队欢迎。参观团的领队是一个国军军官，挂着少将军衔，穿着黄呢子军服，戴着一双白手套，装腔作势地向我们挥手。我们整齐的队列前摆放着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等武器装备。这个军官在一个战士面前停下来，该战士向他敬了礼。少将军官故意卖弄地夸赞道：“你们的队伍很整齐，苏俄人送给你们的武器装备真不少啊！”
战士一个立正，报告道：“这些武器不是苏俄人送给我们。”
“哦？！不是苏俄人送的，难道是你们自己造的？”
战士继续回答：“也不是。这些都是运输大队长蒋介石给我们送来的。”
这个少将军官顿时满脸涨红，尴尬至极，草草结束了视察。
在参观团视察期间，为了显示有好，国民党那个保安团派人与我师联络，要同我们进行篮球比赛。他们来了不少人，我们师也有不少人观战。那时候红军和国民党军都身着灰军装，就是帽子和帽徽不一样，脱掉帽子谁也分不出谁来。
为了区分两队队员，我方提议大家都戴帽子，但因看着那青天白日的帽徽不顺眼，就要求对方将帽檐朝后反戴。对方队员挺听话，就照办了。双方队员在球场上酣战，不分上下，打成平手。双方的啦啦队也为自方队员加油，吼声震天。这时国民党保安团的上司拜访我师，以示友好，也前来球场观战。当看见他的士兵都反戴帽子时，不禁皱起了眉头，心中大为不快。中场休息时，他问他的部下为何反戴帽子（战时这样戴帽就表示投降）。部下说，为了区分。他说要区分，红军为何不反戴而非要我们反戴？最后他颇为伤感地对我师叶成焕政委说：你看我们这败军之像，打球都投降，真不是你们的对手，惭愧，惭愧!
叶政委哈哈笑着说：球场之争仅是游戏，不必介意，不必介意呀!
西安事变后，红军在西北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大，广大的民众都知道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高举起抗日的大旗，为国为民而奋斗。
夏天来了，部队又开始了整训学习。半年没打仗，部队得到休整，战士们都恢复了体力，加上部队换了夏装，精神面貌更是焕然一新。
红军严明的纪律，和蔼可亲的态度，获得了老百姓的好感。特别是红军帮助老百姓收庄稼，赢得广泛的赞誉。每到一地我们都受到群众的拥护和欢迎。
有一天，妇女界来部队慰问，为了表示欢迎，我师直机关及交通队列队迎接。师首长和宋任穷①主任陪同十多位妇女代表缓缓向我们走来。妇女们都穿着无袖的旗袍，裸露着臂膀和小腿，夏季天热，单薄的旗袍紧裹着曲线匀称的躯体，这一群显山露水的女人在部队营区里走动，确实搅起了一阵风波。妇女代表团准备向部队赠送慰问品。
那天正好是我当值日官。见到首长们和妇女代表远远向我们走来，我忙集合队伍，喊了口令后向师首长及宋任穷主任报告。待报告完，妇女代表的负责人说：“你们怎么人都跑了呢？”
我回头一看，交通队和师直机关许多人都不知去向，剩下的一些人稀稀拉拉已不成队列。
宋任穷主任很不高兴地说：“马上把人给我找回来，问问为什么跑开。”
我在不远处将跑开的人带了回来，大家唧唧咕咕给我说了原因，我也不自在了。整队完毕，宋主任面向着队伍和我问：“为什么都跑了，怎么能这样不守纪律？嗯？”
大家都低着头，谁也不敢吱声。
宋主任又问我。我嗫嚅小声地回答道：“他们说那些女人都没穿裤子。”
“放狗屁！”宋主任自己先忍不住笑了起来。
那妇女代表负责人听到这话后笑岔了气。她同身后的那些妇女一说，女人们笑得扭成了一团。
我们的战士十分难堪，不知如何是好。那妇女代表负责人忍住笑，偏头对妇女代表们说：“他们说我们没穿裤子，让他们看看吧!”
说着，她率先搂起了旗袍的前摆，跟着其他妇女也都搂起了旗袍。这一下队伍像炸了锅的，“哄”地一下，许多人背转了身，我和一些人立刻捂住了眼睛。在她们的笑声中，好一会儿我才敢从指缝里往外偷看，原来她们都穿着短裤衩。不过，那白生生的双腿和裸露的胳臂也够让人心慌意乱的了。
我们这些当兵的，长年累月在部队，不与女人接触。过雪山草地连个人影子都见不到，即使到了驻地也多是乡村，妇女们都着长衣长裤，哪见过这些城镇的女人穿露臂露腿的旗袍呢。宋任穷主任忙向妇女们解释：我们红军战士都是农家子弟，没见过大世面，请代表们不要见怪。妇女代表们说：红军打起仗来是英雄好汉，平时同老百姓在一起是那样随和。这些战士真是淳朴可爱。自从那天出了这次笑话以后，妇女代表们还发动许多人来部队帮战士洗衣洗被褥，那真是军民一家亲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日寇点燃了战火，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中华大地。翌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抵抗日寇的侵略。中国工农红军致电蒋介石，请缨为国效命，开赴抗日前线。
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7月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中央，主动提出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主张。经过谈判，8月19日，蒋介石宣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8月下旬开始，我们部队在三原等待正式改编。为上前线抗日，全军上下加强了军事训练，开展了大练兵运动，并进行大比武式的演习。
记得我红三十一军在一个山坳里进行射击比赛，各师的连队均抽调射击好手参加。萧克军长、周纯全军政委还有各师的首长们都到了靶场，连队射手比赛完毕，首长们聚在一起也开始打靶。每位首长都带着自己的警卫员和交通队，陈赓②这时也在场。在鄂豫皖苏区时期，陈赓原是我红四方面军十二师师长，负伤离队后历经磨难又去了红一方面军，长征时任中央红军干部团团长。此时，听说马上要来我三十一军任职。
陈赓是个乐观、风趣的领导，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欢笑。这时陈赓逗着让萧克军长打靶。之后，他又同我师叶成焕政委调侃，夸自己的枪法如何了得。叶政委与他比试，果然陈赓的枪法略胜叶政委一筹。
叶政委不服气，将我推到前面说：“我师交通队的秦懋书是师里比武的神枪手，你可敢同他比试？”
我原来就知道陈赓，听说过许多有关他的轶事，但从没有与他接触，同陌生的首长在一起，我总有点不自在。没想到陈赓十分随和，很容易接近，与基层干部战士在一起没有一点官架子，他那满脸的笑容就像灿烂的阳光，总能化解对方的局促和不安，同时也感染着身边的人。
此时，陈赓对我说：“那好，我们先比步枪。”
说着操起步枪就瞄准。
我们比的是立姿射击，距靶有百十来公尺。陈赓出枪很快，三枪响过，报靶员报出两个九环一个十环。轮到我了，我的心怦怦乱跳，担心打不好，叶政委鼓励我，让我别紧张。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稳稳地击发了三枪。报靶员报出了两个十环和一个九环，我比陈赓还多一环哩!看到叶政委十分得意，陈赓嚷着：“不错不错，我们现在比短枪。小秦，你先来。”
我掏出驳壳枪要打靶标，叶政委拦住我说，还是让陈赓先打。
陈赓掏出枪，瞄了瞄靶标，又放下枪说：“小秦，比短枪我们不打靶标。你看到前面地上有个树蔸子吗？你要是三枪都打中了，就算你赢，我就不打了。”
我定睛一看，几十公尺开外的地上果然有个被挖出丢弃的枯树蔸，仅有小饭碗那么大。陈赓的随和让我刚才紧张的心情完全放松了下来。我说：“可以呀，我三枪一定打中。”
“三枪打中不行，要枪枪中。”
“枪枪中就枪枪中，不信我们赌个什么。”我没有顾忌地说。
“行啊，小秦，你要是有一枪没打中，就算输，输了怎么办？”
我一下子窘迫无言，我有什么东西可赌呀？
陈赓笑嘻嘻地继续说：“你要是输了，你们叶政委的‘勃郎宁’就归我。”
原来他早就看中了叶政委的那支小手枪。
叶政委说：“行呀，要是小秦打中了，你输了呢？”
陈赓在自己身上上下摸了个遍，最后摘下手表说：“我输了，这个就归小秦。”
我一听是这样，就高兴得不行，活这么大我还没有带过手表哩!首长们打赌，我输了没有关系，赢了可就得块手表，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嚷道：“行啊，行啊，说定了，不能悔的哟!”
叶政委说：“你的手表和我的枪都放在石头上，谁输了也不得悔。”
说着，叶政委果真先将小手枪放在了石墩上。陈赓不太情愿地将手表也放在了手枪旁。
刚才在旁边观战的几位首长先是跟着起哄，这会儿眼睛都盯着了那枯树蔸子。这下看我的了，我屏住气抬起枪，瞄准那树蔸开了第一枪。只见那枯树蔸在地上打了个滚，接着我又连发了两枪，那树蔸连翻了两个斤斗蹦起老高。三枪都打中了，陈赓输了呀。
我高兴地大叫：“我赢了，我赢了。”抓起石墩上的手表就跑。
陈赓后悔了，瘸着腿就追我，在后面嚷着：“还没有说好呀，这不算，这不算。”
我边跑边看着手表，兴奋了好一会儿。叶政委拦住我说：“小秦，算了算了，这表是陈团长的宝贝，打仗少不了它。我们说着玩的，你别当真哩!”
这真是麻雀仔掉进糠窝窝里——空喜欢了一场。我委屈得不行：输了反悔，说了不算，这算什么首长。
叶成焕将手表要回去还给了陈赓，看着沮丧的我，许诺今后打仗缴获的手表一定给我一块（后来在战斗中我们缴获了日军的手表，上交后上级真的奖给了我一只。我想这一定是陈赓和叶成焕在兑现他们的诺言）。
陈赓戴上手表还是那副笑哈哈的模样，我算认识了陈赓。不久，陈赓成为了我们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的旅长。
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之后，即就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和开赴抗日前线等问题，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O师、第一二九师。  红军改编，在部队中引起很大的震动。许多干部、战士想不通，对改编不理解，尤其是对“红军改名”和“穿国民党军服”、“戴国民党帽徽”意见最大。不能容忍红军的红五星换成“白军”的青天白日十二角星。他们说，过去我们戴着红帽徽为穷人闹翻身，国民党军队打了我们多少年，如今却要摘下红五星，换上他们的帽徽，想不通!
同国民党打了10年的仗，对方骂我们是“共匪”、“赤匪”，多年来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没有合法地位。如今要改吃皇粮了，许多人却不愿意了。我师二七九团团长高言成，留下纸条和手枪离队“干地方”去了。师经理处主任（既师供给部部长）郑行忠是个年龄较大参加过黄麻起义的老同志，我们叫他“木匠老汉”，此时也撂挑子离开不干了。师长和政委发现其“开小差”后非常生气，命令我去追，若带不回来可就地枪决。我带人骑马找寻，在大片的玉米地里没有了“木匠老汉”的踪影。解放后才得知，他逃回红安老家当了农民。
红四方面军将作为主体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刘伯承主持召开了方面军连以上干部会议，宣布改编后的部队编制序列及各级干部名单。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红军要改编，编制级别大大降低，由原来的三个方面军改为三个师，绝大多数红军干部不得不降级使用，许多高级将领“官降三级”，方面军总指挥当师长副师长，军长当旅长，师长当团长，人人降级，我只能当排长了。
刘伯承耐心地做着大家的思想工作：“现在大敌当前，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大敌当前之时，我们同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表明了我们党实行国共合作，坚持进行抗日的诚意，这对促成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推动全面抗战，有很重要的意义。大家都要从这个大局出发。部队改编了，只是改了个番号，改了个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没有变，我们的红心没有变。我们名义上叫八路军，但仍是共产党的队伍，蒋介石是指挥不动我们的，这一点没有半点妥协，毛主席和蒋介石已经达成了协议。”“对于现在还没有想通的战士和干部，就要靠在座的同志们去做思想政治工作，但是，在9月6日前必须把弯子转过来，这一点也毫不含糊。”
9月6日，我们部队在西安以北的三原县石桥镇举行阅兵典礼和改编誓师大会。
清晨，天空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早饭后，雨越下越大。城外广场上密匝匝全是部队，步兵持枪，骑兵上马，队伍威武雄壮。抗日誓师大会总指挥陈赓骑马指挥受阅部队，刘伯承、张浩、宋任穷、倪志亮、李达等首长们骑马阅兵。人们军帽上那颗红布五星，虽经风吹雨打，日晒夜露褪去了鲜艳的红色，但在密蒙的雨雾中，那红星在人们眼中闪现着一片红光。
阅兵后，刘伯承宣布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的这支队伍，现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张浩任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倪志亮任参谋长，李达任参谋处长。接着宣誓，有人领读，一唱众和：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杀我同胞，灭我种族，亡我国家……为了同胞，为了民族，为了国家。我们坚决抗战到底！”
吼声震天，表达了我们这支八路军队伍拯救国家危亡，誓死抗日的决心。
雨愈下愈大，部队在雨雾中淋得透湿，每个人脸上都呈现着坚毅的神情。刘伯承师长讲话：
“同志们，我们红军改编了，这不过是一种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没有变，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变，我们解放全国劳苦大众的意志不会变。”
他拿出一顶军帽，部队每个干部战士都发了一顶这样的军帽。
刘师长指着青天白日的帽徽接着说：“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同志们！为了抗击日寇，拯救中国，让我们告别红军帽吧！”
他摘下红军帽，将那顶新军帽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雨淋在他的脸庞上，但人们可以看出，他那受伤的眼睛已涌出了泪水。刘师长命令道：“现在换帽子！”
除了雨声，广场上静悄悄的，人们一动不动。将红军改编成什么“国民革命军”，戴青天白日国民党帽徽，广大的红军干部、战士从感情上接受不了。一二九师是以红四方面军为主体改编的。这支部队出生入死，南征北战，多少年来，眼见自己的许多亲人、战友惨遭国民党的杀戮，大家与国民党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这会儿自己要戴上青天白日的帽徽，这不是投降了吗？人们坠入了困惑、委屈、怨恨的复杂情绪中。
刘师长提高了嗓门：“我命令，换帽子！”
全师服从命令，一齐戴上了新军帽。
人们将换下的红军帽仔细地折起来放入挎包里。广场上没有丢下一顶红军帽。许多人泪流满面。雨在下，泪在流，泪雨纷飞，流在嘴里都是咸味呀!换帽以后，举行授旗仪式。一二九师下辖三八五旅、三八六旅、教导团和五个直属营。我们红九十三师成为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旅长陈赓，团长叶成焕，副团长王近山，我们交通队改编为团特务连。我在七七二团特务连一排任排长。
誓师大会以后，我们回到驻地。见房东大叔在挑水，我快步上前帮忙将桶里水往缸里倒。大叔白了我一眼，说道：“用不着你帮忙。就这样投降国民党？！你们真没骨气！”
我傻愣愣地站在院子里，我排的战士都听到了这话。困惑、委屈、怨恨，又一齐涌上心头，大家都哭了。
开饭了，伙食团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大米。白花花的大米饭，香喷喷的红烧肉，这要在平时早抢没了。可这会儿，没人去动一下。团长陪同师长来看望大家，战士们像孩子见了娘一样都哭了起来。刘伯承师长对我们说：“大家的心情我理解。别看现在我们打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号，戴着青天白日的帽徽，可我们还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还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人民军队。为了国家，为了抗日，我们告别了红军帽。帽子换了算什么，可我们的心是红的，我们是‘白皮红心萝卜’……”
红军时代已成过去。一个时代结束了，我们又迎来新的时代。就是我们这些“白皮红心萝卜”担负起了抗日民族救亡的重任。
八路军一一五师于8月下旬已经先期出发，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我一二九师、一二○师随即整装东进。从此，八路军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投入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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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任穷（1909—    ），湖南浏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连党代表、团、师政治委员，红军干部团政治委员，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东进纵队政治委员，冀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三副政治委员等。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市委书记，第四兵团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家第二、第三、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②    陈赓（1903—1961），原名陈庶康，湖南湘乡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1926年赴苏联学习，次年参加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团长、师长，中央红军干部团团长，第一军团第一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太岳军区太岳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9 20:49
42（小试牛刀）


1937年9月30日，我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随全师从陕西富平县庄里镇一带出征。经过数日行军，我们抵达韩城的芝川镇，部队准备东渡黄河向山西挺进。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如此宽阔的大河——黄河！
黄河，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浩浩荡荡，汹涌澎湃，从北向南奔腾而去。十余里宽的河面，翻腾着黄色的浪涛，那磅礴的气势，震撼着我们的心扉。危难中的中华民族如同这黄河在沸腾，在呐喊，在咆哮！
我们乘大木船渡过黄河，踏入了山西地界。在侯马镇登上火车沿同蒲路北上，不日便抵达太原，后转至阳泉。
日军在热绥冀察得势后又步步逼近山西，国民党南京当局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高喊着“保卫太原”的口号，在晋北忻口和晋冀交界的太行山娘子关投入了大量的兵力。我七七二团抵达阳泉后紧急奔赴娘子关外围，沿路上看见许多国民党各部队和晋军的散兵游勇。他们都是在前线同日军打仗后败退下来的部队，这些家伙打日本人不行，可祸害老百姓却挺在行。我们拉住一个国民党军的伤兵问前方的情况，那小子提起日军，腿就打哆嗦，他说：“日本人厉害呀，飞机大炮打得我们根本不能还手，队伍一打就散了。你们八路军上去也吃不住的。”
战士们都骂他们是“草包”、“软蛋”。
在平定，我跟随叶成焕团长、王近山副团长去拜访汤恩伯第十三军的一位师长。我们一行七八人进了一家宅院，让人进去通报。当我们跨入堂屋时，只见一妇女坐在高椅子上，敞开衣襟袒胸露乳，一个身着戎装的军人坐着小凳子偎在那女人的怀里正在吃奶。我们哪见过这种场面，尴尬得左右不是，进退两难。那男子见我们进来，停止了吃奶，并站了起来，抹着嘴给我们让座看茶。原来这吃奶之人竟是国民党军的师长，他挥挥手，那女人揉着鼓胀胀的奶子，扣着衣襟，走进堂屋的屏风后面去了。
叶团长和王副团长行了礼，自报家门。那师长递上自己的名片，说道：“我知道，你们团长过去都是师长，你们队伍一个团比我一个师都强呀!”
寒暄几句后，谈到他们师的布防情况，国民党军在娘子关投入了好几万人，完全采用正面野战防线，他们师作为右翼分两层布置了横向连串的防御阵线。那师长还在夸夸其谈他的防线如何牢固……。听着听着，叶团长和王副团长都皱起了眉头。
我们走出那大院，王近山副团长忍不住开口骂道：“那狗日的还在吃奶，吃奶之人能当师长带兵打仗？你看他摆的是啥鸟阵式，正面防线没有纵深，没有机动部队作梯队，只能死守死打。日本人只要突破一点，就会全线崩溃。这种鸟阵式还值得吹牛？！哼……”
叶团长若有所思地说：“怪不得我们师长说不能指望国民党的防线，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打法。”
我们八路军的具体部署可以不受国民党军的约制，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我团组成了侦察小分队，在娘子关以南的方位活动，侦察日军的情况。
侦察小分队由我特务连一排及三排的一个班共三十多人组成，团侦察科长田厚义带队指挥。我当时是一排排长，协助田厚义执行这次行动。
记得那天中午时分，我们在山峦上行进，发现有许多老百姓牵着牲口，背着包袱，急匆匆向我们走来。一个中年农民神情紧张，频频回头顾盼身后。他发现我们，忙说：“老总，你们不要过去呀，那边有日本人。”
我知道他把我们当成了国民党的部队，于是忙说：“老乡，别害怕。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你说，日本人在哪里？”
那老乡回过神来说：“就在那边山沟里，好多日本人哩，有好多马车拖着东西，拉了几里路长。”田厚义问明了情况，对老乡说：“你快离开这里，和乡亲们往那边走，我们过去看看。”
那老乡惶恐地说：“你们不要去呀，那日本人可厉害呀！”
“放心吧！”我们说着全队朝乡亲们来的方向跑去。
翻过一个山头，就听到了马蹄和大车轧着山石的响声，赶牲口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我们在山崖上看到，这是一条靠溪边的山路，只见敌人的骡马大车一辆接着一辆，车上装满了物资，每隔着一辆车上都坐着一个日本兵。前面的步兵已过去老远看不见了，车队拉了几里路长，车队的后面有许多似骡子非马的高大牲口，我们以为是骆驼。田厚义用望远镜看着说，那是马，好大的马呀，我们都没有见过。那是敌人的骑兵，几十人骑着东洋大马跟在队伍后面缓慢前进。原来这是敌人的一支辎重部队，日军为了攻取太原，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在娘子关正面进攻受阻，鬼子妄想从侧面迂回攻击，打通攻占太原的道路。
自上了抗日前线，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日军，打日本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其中的深浅。看着这狭窄的山路，敌人单列行进首尾不能相顾，我就对田厚义说：“我们打它一下好不好？打了就走。”
田厚义想了一下说：“好！打一下就撤，不能恋战。不能等敌人骑兵上来，也不能让前面的步兵回头。”
田厚义下达了战斗命令，小分队急速进入阵地。
我们赶到了崖边，几丈高的崖下就是山路，敌人就在我们的鼻子底下。路边是一条小溪，这路在两山之间穿过，谷地约有两里多地长，敌人的步兵已前行不见踪影，后面的骑兵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崖下就是马车队，那胶皮轮大车一辆接一辆，行进在谷地最狭窄的地方。小鬼子根本没发现厄运马上降临。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田厚义挥枪大喊一声：“打！”
我们的手榴弹跟着就砸了下去，“轰隆，轰隆”的爆炸声响彻山谷，随着爆炸声，我们的二十响驳壳枪和步枪也同时开了火。崖下山路上的马车被炸翻了两辆，押车的鬼子被这突然袭击打蒙了头，一下子躲在大车下和崖下的岩石后面。他们很快反应过来举枪反击。
小分队顺着一条山沟冲下崖去，与敌人短兵相接拼杀。山路狭窄，被炸翻的马车横在路中阻塞了道路。我们东拼西杀打死了几个日本兵。赶车的是老百姓，一问原来都是些东北人，还有朝鲜人。这时前后都响起了枪声，敌人的步兵听到枪声回头扑来，敌骑兵见前面辎重遭袭击也驱马赶来。路本来就窄，这一打，马车队就全乱了套。骑兵被堵着上不来，步兵前行太远，回头还得一会儿，我们占了绝对优势，把押车的几个日本兵逼下了山路。
在小溪的浅水里，日本兵哇啦哇啦要与我们拼刺刀。一开始，我们以为打日本兵同过去打白军一样，小菜一碟。于是拉开架势，几乎是两三个人对他一个，认为自己占了优势，未必还搞不赢他？！可拼了两个回合，这才感到我们小瞧了日本兵。无论体力还是刺杀技术，我们都不及他们，这样下去肯定会吃亏。
不知是谁喊了声“撸了它！”
大家都反应过来扣了扳机，枪响了，拼刺刀的几个日本兵栽倒了。
敌人的骑兵从后面赶来，在乱七八糟的马车群中穿来穿去；敌步兵从前面返回，我们已看得见他们跑步扬起的尘土。田厚义大喊：“撤！快撤回山崖上去！”
大家慌忙收枪撤退，回到路上又从车辕上卸了几匹马，在车上胡乱抓了些物资，拖着马，就顺原路上了山崖。
我爬到半山崖回头一看，张益洲死命拽着一条狗，又是打又是骂，那狗使劲蹬着四腿就是不肯走。敌人的枪弹打在岩石上迸出的火星横飞，我着急地大喊：“岔口（张的绰号），放了那狗，快走！”
张益洲气咻咻地骂道：“这狗日的，敢咬老子，看我不把它捆回去剥皮煮了吃。”
上了山崖，我们才发现这是条三个月大的东洋崽犬。它瞪着惊恐的眼睛向后退，本想呲牙咧嘴逞凶，但嘴被张益洲用绳子绕了几道捆住了，只得“呜呜”地狺狺惨叫。田厚义大声命令：“快走！”我们一刻也不敢停，牵着缴来的马和狗，迅速撤退了。
回到驻地，叶团长、王副团长都来了。大家围着缴获的东洋马和东洋狗，看稀奇。叶团长拍着那崽犬的颈脖，不住地称赞：好狗，好狗，说是要将它送给旅长。
这一仗我们打死敌兵十二人，除一人被刺刀划伤外，再无一人损失，真是出乎意外地拣了个便宜。我们缴获的物资品种真不少，有黄呢子大衣、军服、罐头。有几个木箱不知装的啥，先以为是子弹，撬开一看，里面装着方方的纸包，我们这些土包子不知这是什么东西，有人打开尝了一口，大叫好吃，我们被告知这叫“压缩馍馍”（压缩饼干）。还有个木箱里面装着一些小铁皮盒，我用刺刀怎么也撬不开它，于是用刀柄砸开一看，盒里装着五只手表，那木箱里装了许多这样的铁皮盒，看来今后打仗，时间就有准了。缴获的物资上交了，后来上级表彰我们特务连，将一件黄呢子大衣，还有手表连同那个被我砸坏的铁皮盒，奖励给了我。
当晚，陈赓旅长赶来，特地听我们讲述战斗过程。陈旅长非常认真，每个细节都问得十分详细。当听说日军行进的阵式时，他自言自语地说：“步兵在前，骑兵在后，成单列行进，有尖兵没有边卫警戒，太狂了。他们没有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呀！”
陈赓旅长在鄂豫皖根据地时就是我们红四方面军的师长，大家对他非常熟识。他热情、幽默、聪慧，是个足智多谋的战将。这会儿，从他那眼镜片后闪现睿智的光亮中，大家知道，他韬略在胸，正酝酿着新的构想。
陈旅长见到送给他的那只崽犬时，非常高兴。
后来我听说他将那狗送给了朱总司令。又听说那只乖狗与总司令形影不离，还会听令单独送信，不给收条它不转去。
入晋以来，我旅尚未以主力部队正面接触过敌人，人们都按捺不住想放手同敌人干一场。尤其是听说林彪的一一五师在平型关打了大胜仗，我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打了阳明堡，炸毁日军的二十几架飞机的消息后，更是激情万分。大家十分想打一场大仗硬仗，好好同日本鬼子较量一番。
我们在娘子关以南方位的这次伏击战，亦算不上是什么大仗，只是攻其不备，顺手拣了一点便宜，但它是我七七二团对日军的第一次接触，算是对日军小试牛刀，还是大大鼓舞了我们的士气。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9 20:50
43（设伏七亘村）


抗战初期，为抗击日军的进攻，保卫祖国，国共两党的军队就整体战役部署上还是协同作战的。
古有“攻不破的娘子关”之说，在娘子关及周围地区，国民党军投入了近六万人，依仗娘子关的险要地形及阎锡山原构筑的大量半永久性工事、众多钢筋水泥的堡垒，确实抵挡了日军的几次冲击。日军几战之后，不攻娘子关而改攻新关，尔后，避实就虚，将兵力调向新关以南的石门迂回进攻。国民党军为保存实力，不愿拉长战线分兵布防石门，因此，在新关的右翼留下了一个不该有的空隙，致使我八路军的侧翼受到日军的严重威胁。
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注意到形势的严重性，遂命令我三八六旅赶至石门，在运动中相机抗敌，以弥补整个战局因疏漏而留下的缺口。
我旅七七一团急赴石门，与日军不期而遇，双方打了一个遭遇战。七七一团抢先占领了附近的几个高地，日军多次冲击都被粉碎，日军屡攻不破，撤了下去。
是夜，七七一团也撤出高地，在七亘村一带集结，准备天明再战。
日军白天的撤离是有预谋的，半夜时分，他们的一个联队兵分两路，绕过大路上的警戒，顺小径隐秘行动，摸掉了七七一团的岗哨，对七七一团发动了偷袭。
七七一团不知敌军虚实，黑夜中遭受敌人两面突然袭击，仓促中被迫应战。部队来不及组织力量就被打散了，天明归建后才知道部队未受到什么损失。不过，我们准备袭击敌人的，还没有开始，反受到敌人的偷袭，真叫人气恼！我三八六旅出征以来，眼见兄弟部队打了胜仗，战士们被“比赛打胜仗”的战斗口号激动得发急了，心里都憋着一股劲，急于想与日寇干一仗，一见高低。没想到首吃败仗，人们更是心急如火，躁动不安。陈赓旅长受到上级的批评，全旅认真总结教训，准备再战。大家发誓一定要教训教训日本鬼子，八路军不是好欺负的!
机会终于来了。经过反复侦察，探明日军将从娘子关以南的地方运送补给，支援太原战役。我七七二团接到上级的命令：准备在七亘村设伏袭击日军。大家摩拳擦掌，决心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为我三八六旅争光。
七亘村，坐落在晋冀交界的太行山深山沟壑之中，这一带地势险峻，山峦叠嶂，无数条深谷沟壑分布其间。一条三四米宽的大路沿着溪河穿过数丈高的山崖峡谷，蜿蜒伸展有二十来里路。崎岖的山路顺涧底贯通延绵的山峦，将石门口至七亘村连在一起。这便成了娘子关以南，西进平定、太原的惟一通道。
拂晓，我七七二团三营进入伏击阵地。朦胧的晨曦中，我们看清了周围的地形，这地势是个设伏的好地方。副团长王近山将十一、十二连和我特务连一排布置在大道两旁的山崖上。阵前指挥由三营副营长尤太忠①负责；将另两个连部署在七亘村附近的高地上，作为预备队准备突击之用，由三营营长郭国颜指挥。同时派出几组侦察员伸出触角，去探明敌情。团指挥部设在北面的山头上，俯瞰整个战场。
王副团长布置任务：待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放过日军的先头部队，主要打它的辎重部队。第十二连正面突击敌辎重部队；第十一连届时完成穿插，分割日军，切断敌先头部队与辎重部队的联系，阻击、封锁敌人步兵和骑兵的火力增援或冲锋，同时抢占七亘村南大道两边的制高点，对日军形成包围；我排负责切断敌人的退路，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另外两个连随时听令突击堵截，防止敌步兵抢占有利地形负隅顽抗。总之，一定要在山涧的大道上全歼日军。
一切准备完毕，我们头戴用树枝、野草扎成的伪装帽，静静地匍伏在山崖上，等待“猎物”进网。太阳升起老高，山谷中还有淡淡的薄雾没有散尽，远处的山路上静悄悄地空无一人，我们焦急地等待敌人出现。
这时，侦察员传来消息：鬼子来了。
我们悄悄地向后面的伏击部队传送消息。过了一会儿，我排最先发现目标，拐过前面的涧口，鬼子已接近我设伏点，鬼子的队伍像条黄色的蛆虫在大道上蠕动。不久，鬼子的先头部队从我排的伏击点前通过，进入我团的伏击圈，距我们不过三十来公尺，敌人脑后的帽披在呼扇呼扇地飘动，领头的小鬼子那仁丹胡子，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我的心一阵狂跳，情不自禁压低了身体，屏住呼吸，生怕不小心惊动了“猎物”。
在抗战初期，骄横的日军还没有把八路军放在眼里，在他们的眼里八路军甚至算不上一支正规部队，八路军士兵手里的武器也不是什么正经武器，不多的手榴弹和“汉阳造”几乎就是土八路的全部装备。八路军凭着这些破旧的武器，不是和他们面对面地打正规战，而是用游击战术袭扰。日军在华北各战场上是吃了一些八路军的亏，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是没把八路军当回事。
日军先头部队在前开道，大约有一百多人，也许因为他们在这一带从没遭受过打击，因此显得十分傲气。他们昂首挺胸，迈着大步，像是在操典受阅一样。眼见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我们祖国的河山还如此嚣张，同志们肺都气炸了，大家发誓要狠揍这些小鬼子。
我们仔细观察，敌人的先头部队开道，左右翼并未派出警戒部队。他们与后面的辎重部队拉开约有两里路的距离。这种队列阵势不知是由于疏忽，还是由于狂妄，但可以看出他们根本就没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更没想到八路军会在这里伏击他们。我这时才想起，我们上次拣便宜的那一仗，日军也是这样的队列阵势，怪不得陈赓旅长将当时的情况问得那样详细。听说这次七亘村伏击战，就是刘伯承师长和陈赓旅长亲自看地形，再根据日军的情况所决定的。
我正在想事，日军的先头部队已从我们的眼皮底下通过了。我们强压着怒气，遵从命令放他们过去，不发一枪，让我们前面的部队去收拾他们。辎重部队的大车吱吱嘎嘎地驶来，每辆大车上还是坐着一个日本兵，不过车队的旁边三三两两还有些日军的步兵护卫。车队足足过了半个多时辰，后面的后卫部队都过去了，我们还未听到攻击的信号，大家不免着急起来。
就在此时，北面山头上我们团指挥部的那挺重机枪首先响了起来。沉闷的枪声在山谷中回响，紧接着我军的机关枪、步枪、手榴弹齐响，山谷里像炒豆子般地热闹，火光伴着硝烟闪烁升腾。行进中的日军根本就没想到会遭此袭击，一下子被打懵了，等醒悟过来已被撂倒了一大片。
十二连打得勇猛顽强，山沟里的鬼子车队被打得人仰马翻，人畜相撞，乱成了一锅粥。十一连按计划用火力分割日军，截住了日军先头部队的回援。日军毕竟训练有素，在混乱中清醒过来，马上调整火力配置，几人一组，依赖马匹和大车作掩护，顽强抗击。日军的后卫部队看到中间的辎重部队被袭击，立刻分成两拨，一拨向前增援，另一拨向后撤退，企图抢占制高点，掩护骡马车队后撤。向前突入的敌后卫部队与我十一连交上了火，被我火力阻隔在路边不能动弹。向后撤的那部分日军企图朝东石门方向逃窜，刚到我排埋伏的甲南峪，我大吼一声：“打！”
我一甩手，二十响的驳壳枪首先开了火，我排的其他驳壳枪和步枪全都响了起来，手榴弹也砸了下去。鬼子挨了打又转头往回奔，前面枪声更激烈，鬼子转头又向我们扑来。我们早憋着的那股火一下子喷了出来，我排那挺轻机枪“哒哒哒”地吐着火舌，密集的子弹封锁住了路口，步枪稳稳射击。我们居高临下，打得鬼子抬不起头来。
此时，前面响起了冲锋号，我知道这是担任预备队的另两个连也投入了战斗。山谷里枪声大作，杀声震天，副营长尤太忠率领十一、十二连杀下山岗，与鬼子展开了肉搏战……
我排按上级命令死守着甲南峪豁口，将日军堵在山谷里，这才叫“关门打狗”。
就在这时，日军调来三挺歪把子机枪疯狂地向我们扫射，歪把子机枪的威力挺大，顿时将我们的火力压制住了。我们步枪只能单发射击，驳壳枪的杀伤力有限，鬼子在他们机枪的掩护下，趁隙逃掉了二十多人。我一看这样不行，就下令冲锋。战士们如猛虎下山，顺山沟一下子冲入敌阵。敌人的机枪没用了，我们三十多人对鬼子二十多人，双方拼刺刀杀得难解难分。这时，前面又响起了冲锋号，十一连解决了前面的鬼子向后增援我排，我们士气大增，占了绝对优势。二十几个小鬼子不一会全被打掉了。
这次战斗，让我们排再次领教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日本人拼刺刀很有一手，刀法娴熟，力量大，速度猛，若一个对一个单挑，我们还真不是他们的对手。日本人拼刺刀全都关闭保险钮，我们则不同，有了上次的经验，我让战士们拼刺刀时招招提防，拼不赢就扣扳机搞他一枪，日本人对此十分恼火。这一仗又叫日军吃了不少苦头。
战斗结束了，计全歼日军三百多人，打死和缴获骡马几百匹。山谷里的战利品堆积如山，枪支弹药、无线电器材、粮食、黄呢子大衣，到处都是，部队在打扫战场。我见到陈赓旅长，他笑得合不拢嘴，高兴之余，我有点懊丧地对旅长说：“我们只有一挺机枪，小鬼子三挺机枪对付我们，叫小鬼子跑了二十来个，我要是多个几挺……”
“慢慢来，鬼子有，我们也会有。你看，这不是？！”陈赓旅长指着地上枪支，乐呵呵地劝解着我。
我七七二团在七亘村伏击成功的消息，上级很快就知道了。
刘伯承师长非常高兴地来到我团，在我团的作战会议上，提出就在七亘村再打一次伏击战。许多人不相信鬼子吃了亏还会上当，刘师长说：“水无常势，兵无常形，一般来说，谁都知道战争中不会这样重复用兵。日军就更想不到我们八路军会在同一个地点再次设伏。大家想想，日军将娘子关的右翼作为突破口，并且已经有了进展，这是要打通正太路，威逼太原。从石门到七亘村的地形来看，这是日军的必经之路。他们的先遣部队在正太路的西段得势，后勤补给就必定会跟上。他们一定还会走这条路，我们可以在这条路上再作文章。”
“用兵不复”是常规，“兵不厌诈”则是常理。刘师长再次设伏七亘村的计划开始实施了。
第二天的中午，日军的一支部队前来七亘村收尸，并派出了警戒部队。按照计划，我七七二团三营的一个连故意暴露目标，佯装撤退。当着日军的面，我们在山梁上故意显出慌乱，丢下一些物品，向山后撤离。日军受骗了，他们的警戒部队得知并确定七亘村一带已无中国军队。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当时八路军身着同国民党军一样的军服和帽徽，日军开始也分不清八路军和国民党军有何区别，认为中国军队就是国民党军队。
其实我们是假戏真做，撤退的部队在山后绕了一大圈，于半夜又回到了原集结地。
拂晓之时，王近山副团长率三营再次进入这条路的伏击地，这次的埋伏地点稍稍移了一下。战斗命令也下达了，任务同上次调了个个：九连、十连担任突击任务，我们特务连一排和十一连、十二连成了预备队。
半晌午时，日军果然出现了，大家深深佩服刘师长的神机妙算。
这次日军出动的人数大大增加了，护卫力量也加强了。前面开路的大约是一个连的骑兵，中间是辎重部队，压尾的是三百多步兵。鬼子的行军速度很慢。他们非常谨慎，走一段路就用迫击炮向道路两边的山崖上轰击，认为安全了然后再走。炮弹“咣当、咣当”在山崖上爆炸，我们部队潜伏在岩缝和草丛中一动也不动。就在这时，老天与我们作对，竟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后来雨越下越大，部队淋了个透湿，但没有一个人暴露目标。
日军炮击火力侦察后没有发现情况，于是打旗语通知后面的辎重部队前进。雨幕中，日军全部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
王副团长一声令下，九连、十连发起了攻击，手榴弹成片扔了下去，在敌辎重部队中炸开了花，跟着密集的枪弹射向日军。敌人此次人数较上次多，行军路线拉得也长，前面的骑兵闻声调转马头向后增援，那马队速度很快，没一会儿就快接近辎重部队。要把敌人分割开，不许他们接近，更不能让他们组成战斗队形。我们预备队此刻也投入了战斗，调集全部火力压制日军行动，将敌骑兵阻隔在路上，使其不能汇入辎重部队。
日军挨打后立即相互掩护，收缩躲避枪弹，并很快组织力量反击。敌人的武器装备好，战术动作也不错，在被动挨打的情况下，组织了多次的反扑。我们虽占了地形优势，但人数与日军相当，不占优势，因此迟迟未能发起冲锋，就这样相持着。
雨越下越大，像一道帘幕挂在我们头顶。伏击部队自感兵力不足，正等待我团第二营的增援部队，由于大雨迟滞了援兵的行动，我们只能用火力封锁路口，分割敌人，防止敌人汇集冲锋突围。日军此刻如困兽犹斗，但也发现我伏击部队兵力不足。他们利用雨幕和路上骡马大车作掩护，施展他们的单兵战术动作，交替掩护，力图汇集，等待时机。天渐渐黑了下来，这仗整整打了一下午，雨虽停了，可我们的火力有所减弱。日军利用这个机会突然加强火力掩护，强行突围，一大群鬼子趁着夜色向东逃去。
枪声停息了，山谷里尽是日本鬼子的尸体和被打死打伤的骡马，还有大量的物资。这次伏击虽未能达到全歼，但击毙了一百多名日军，又缴获了大批的物资，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主要是牵制迟滞了日军进攻太原的行动，也为被困在旧关附近的国民党军解了围，使曾万钟部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重叠设伏七亘村，是我八路军在抗战初期开展游击伏击战的光辉范例，我三八六旅真正打出了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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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尤太忠（1918— 1998），河南光山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九团排长、连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连长、副营长、营长，三八六旅十七团副团长、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十七旅副旅长，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六旅旅长，第二野战军十二军三十四师师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师长、副军长、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军区司令员，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书记，成都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9 20:51
44（黄崖底之战）


日军在正太路西段得势，绕过娘子关以南的日军与其正面部队突击娘子关。国民党军抵挡不住，晋东天险娘子关失守。
日军沿着正太路向太原逼近，华北形势危急。
国民党军守土抗日、消极防御的战略部署抵御不住日军的攻击，顷刻间国民党军土崩瓦解，全线崩溃，几万人从前线撤下来，向晋西南和晋东南逃窜。我八路军三八六旅奉命向昔阳奔袭，相机作战，掩护友军撤退。
我旅向西挺进，所到之处满目疮痍，老百姓见当兵的就躲，原来国民党部队的残兵败将打日本人不行，祸害老百姓可是行家里手，其中有些家伙偷鸡摸狗，抢劫财物，抓丁拉夫，奸淫民女，真是什么坏事都干。
由于我们也戴着青天白日的帽徽，老百姓见了也慌忙躲避。我们耐心地宣传解释：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不是国民党军，是抗日的队伍，是人民的子弟兵，才解除了老百姓的顾虑。我们从老百姓那里得知了许多有关情况。
日军突破娘子关后，大部向太原进逼，另一部则向南追杀国民党军的残兵败将。日军第二十师团和第一○九师团将拥有大量兵力的国民党军视为中国军队的主力部队，根本就没把我们八路军放在眼里。根据情报，我们得知日军第一○九师团将要经昔阳向榆次进犯，由九龙关向昔阳进发打头阵的是其一三五联队。
“要到昔阳，预计他们要经过昔阳南边的南界都和黄崖底，黄崖底则是必经之路。在这里打一仗，敲它一下……”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一锤定音，我三八六旅将再次设伏，大战黄崖底。
11月初，我七七二团奉命进入阵地。这次战斗部署的兵力较上两次在七亘村部署的兵力多：七七一团埋伏在黄崖底上面两个村子一带的高地上，从敌正面担任主攻任务；徐向前副师长率七六九团刚从北面赶到，部署在敌右侧；我七七二团随刘师长潜伏于敌左侧；师指挥所设在黄崖底附近一个山顶的后侧，从山顶可以清楚俯瞰整个黄崖底河谷。
黄崖底河谷地带宽阔，最宽处有二百多米，其两边的山梁有三十来米高，这种地形对敌我双方都不利。敌人在河滩开阔地带无法隐蔽，只能挨揍。而我们虽居高临下，但由于河谷较宽，两边的火力封锁可能不严。另外，地形也不便我们冲锋，以我们目前的火力和战斗力，冲下河谷就失去了优势。因地形地貌的局限，使我们设伏的“口袋”可能扎不紧，几支部队间留下了一个缺口空隙。
中午时分，日军一三五联队果然耀武扬威地开来。日军自侵犯华北以来，同国民党军战斗一直是在打胜仗，在七亘村虽然挨了八路军两次揍，但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很小的损失。日本鬼子牛劲十足，目空一切，正不计代价地向山西腹地进击，对我八路军的袭扰似乎不屑一顾。我军战士们被日军这种骄横的模样气炸了肺，大家憋足了劲，决心要再打它个人仰马翻。
当日军一三五联队大部分进到黄崖底河谷时，刘师长下达了开火命令。霎时间，山梁上枪炮齐鸣，突然袭击从天而降，在河边坐下休息的小鬼子被打得蒙头转向，鬼哭狼嚎。敌人马上反应过来，很快在一座小庙旁集结，准备反击，他们架起了两门小钢炮，瞄准我两侧的阵地连连开炮，掩护步兵发起冲锋。我军左侧山头的迫击炮校准方位，猛烈地轰击，几十发炮弹在河谷里爆炸，炮弹砸在敌人头上，压制了敌人的火力。有一发正好打中敌人的炮弹箱，“轰”的一声巨响，顿时浓烟腾空而起，鬼子的两门小钢炮顷刻成了哑巴。敌人的步兵在机枪的掩护下，“哇哇”地嚷着向两侧我方阵地冲杀过来。
我在团指挥所旁带领我排还击，驳壳枪不过瘾，我弄了支上次在七亘村缴获的三八大盖。缴获日军的装备现在全派上了用场，我身穿日军的黄呢子军装，头戴日军的钢盔，用这三八大盖，一枪一个准地射击。敌人在下面谷底冲不上来，可他们火力较猛，机枪子弹打在山梁上“噗噗”地响。由于谷底地势开阔，日军分散组成单人互联的战斗队形，我们机枪封锁的威力不大。鬼子在负隅顽抗，双方对峙着。战士们都急红了眼，有人提出要像上次在七亘村一样，冲锋到谷底同鬼子对杀一场。叶成焕团长坚决制止这种战法。他说：“不能冲下去，我们现在在上面，鬼子他冲不上来，只有在下面挨打。要是冲下去，我们的炮火和机枪都没有用了，在那开阔的河谷里同鬼子拼刺刀我们不会占便宜。听我指挥，堵住鬼子的后面，集中火力狠狠打。”（战后，首长在战斗总结中肯定了叶团长指挥正确）
大家执行叶团长的命令，所有的机枪、步枪一齐瞄准了敌人狠揍。我觉得趴在沟里放枪不过瘾，就竖起身子半跪着射击。那三八大盖的威力比我们的“汉阳造”大，枪声清脆射程远，一百多米远的一个鬼子被我一枪就撂倒了。我得意忘形拉枪栓退壳，又顶上一发子弹，瞄准！这时，只听“噹”地一声，我的额头被钢盔碰疼了。有人一把将我按下来，我一看是团长。叶团长摘下我的钢盔惊讶地叫道：“我的妈呀，小秦你命大呀！要是没这钢盔，你小子的脑袋怕是半边都没有了。”
摸着被钢盔撞痛了的额头，我接过钢盔一看，也吓出一身冷汗。一颗子弹将钢盔侧面打出了一道凹槽。打仗的时候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根本没想到害怕，我对叶团长吐了吐舌头，嘿嘿傻笑着。
战斗还在继续，我们用火力分割敌人，杀伤了许多鬼子。这时，河谷的那头又涌来大量的敌人，原来是敌人的援军赶到了。这一仗打了不到一个时辰，上级命令撤出战斗。
我们部队迅速撤离了阵地。
这次战斗速战速决，消灭了三百多个鬼子。由于敌人的援军赶到，我们在山梁上没有下到河谷，许多的战利品看在眼里却不能获得，大家深感遗憾。
部队撤出战斗后，急行军脱离战场，摆脱了日军的追击，继续向西行进，第二天抵达昔阳以西的马道岭。恰在这时，敌人第二十师团一部也到达此地，准备追击撤离到榆次和太谷间的国民党汤恩伯部。国民党军丢失晋东屏障娘子关后，狼狈撤退，向南溃逃，部队建制打乱，散兵四处游荡，沿途丢弃的枪支弹药随处可见，一片狼藉。
我七七二团抵达马道岭时，日军大部队刚刚过去。陈赓旅长说：“我们要打它一下。虽然不可能消灭敌人，但要拖住它，要不友军（指国民党军）招架不住。”
以我一个团的兵力抗击日军一个联队，兵力少了点。
陈赓旅长接着说：“我们这点人不能与敌人硬打硬拼，不能像国民党军队那样去打正规战。我们就打它的尾部，狠揍它一下，不待敌人回过神回头反扑，我们早就撤走了。这就叫追尾战术。”
这一仗果真如陈旅长所说的一样，我们打了敌人的尾巴，日军恼羞成怒地反扑回来，已不见我们的踪影。马道岭之战打掉日军七十余人，并将敌人拖住，迟滞徘徊了一天，让国民党军汤恩伯部逃离了日军分进合击的追杀，避免了一场灾难。汤恩伯后来向我师宋任穷主任致谢，那是后话。
黄崖底、马道岭之战，也是我八路军在抗日战争初期打击日军的典范战例之一。国民党军的正规阵地战与八路军的游击战都给予了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而八路军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符合当时的国情、军情，它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主席及刘伯承等革命家、军事家的战略战术思想。一次次成功的战斗事实，批驳了国民党所污蔑的“八路军游击，游击，光游不击的”的诽谤。
我八路军一二九师从此坚守太行山麓，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9 20:52
45（“我们是八路军”）


太原失守，日军继续沿同蒲路和正太路向山西腹地进犯。国民党军纷乱溃逃，散兵四处可见，那真是丢盔卸甲，狼狈不堪。因我八路军的几次对日战斗，使汤恩伯部得以喘息，乘隙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此后迅速向晋东南撤去。至太原失守，华北地区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局面已画上了句号，国民党军几乎失去了战斗力，华北抗战的重任主要落在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肩上。如何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原则，坚持华北的游击战争，如何发动民众，鼓舞士气，实现全面抗战的新局面，这是刻不容缓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莽莽苍苍的太行山腹地，八路军总部召集会议，确定在山西境内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立足太行、太岳、吕梁等山区，同时向东（包括向冀南平原地区）发展，在冀南平原地区也创建根据地。八路军将依托根据地发动民众，扩充兵员，坚持以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为主体的人民战争。
八路军和红军一样，既是一支战斗队，也是一支工作队、宣传队。我师将组织一支工作队开赴晋东南地区开展工作。
一天，叶成焕团长让我去他那里，他要找我谈话。刚坐下来，他就说：“秦懋书，我们师根据总部的要求将成立工作队。各团都要抽人，由师政治部宋任穷主任带队。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动员民众，募集捐赠，扩充兵员，这是项艰巨的任务。我团也要去一部分人，根据你的情况，准备让你当队长，你准备……”
不待叶团长说完，我“腾”地一下子站起来嚷道：“我不去！那婆婆妈妈的事我干不来。我要跟着你留在队伍里打鬼子。”
叶团长也站了起来，把我按着坐下后说：“又来了，是不是？你这个犟脾气就不能改改？！本来在草地时你就是营级干部了，叫你去当营长，可你不干，发犟脾气不上任，把几百号人丢在那里不管，王树声军长气得差一点就毙了你。要不是我和师长说情，你下不了地的。要是听一点儿话，你现在就不会只是个副连长（七亘村战斗后我被提升为特务连副连长）。我问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是什么？”
我瓮声瓮气地说：“一切行动听指挥。”
“还听指挥？！哼，什么你都知道，你就不能长点记性？！”
这时门外传来喊声：“叶团长，我的人定下来没有？”
跟着进来几个人。
我一看是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
叶团长和我都站起来敬礼，叶团长将我介绍给宋主任，宋任穷笑哈哈地说：“秦懋书，我知道，我知道。”
宋主任让我们坐下后说：“小秦呀，你是鄂豫皖出来的老兵了。我听说你在川北时搞过‘扩红’，搞过宣传，很能干嘛！这次，跟我去好好干一场吧！”
我打心里不愿意干这行，可军人就得服从命令，只得说：“主任，我没文化，大字不识几个，怕干不好。”
宋主任说：“哎，在川北时干得好，现在就可以干得更好。没文化，就要学习嘛！”
这是赶鸭子上架，没办法。我只得服从命令，当了工作队队长，带领我团四十多人，随宋主任去了晋东南。
我师的工作队分为三个队，三个队都分散工作。宋主任的工作联络站设在长治，我带的那个队主要分管长子、潞城、屯留地区，每个队又分成几个组分片包干。我带领七个人在长子工作。
那时我们工作队就住在当地的小学校里。刚去的那阵，老百姓分不清谁是国民党军，谁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我们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我们几个人都穿着在上几次战斗中缴获的日军黄呢子军服，脚蹬日军大皮靴，那威风凛凛的英姿吸引了不少人。人们摸着我们的呢子军服，瞅着我们胳膊上八路军臂章，向我们问这问那，我就大声地告诉群众：“我们是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抗日的队伍。我们身上穿的，还有用的，都是打了日本鬼子，从日本鬼子手上缴获的。日本鬼子现在占领了太原，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抢、奸，无恶不作。我们中国人不能当亡国奴，大家要拿起枪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自己的家园。”
我们工作队员都只二十岁左右，身着戎装，英姿飒爽，吸引了许多人，姑娘们向我们投来热情羡慕的眼光，小伙子们热血沸腾要求参加八路军，老人们对我们啧啧称赞。许多人在我们的宣传鼓动下为支援抗战捐钱捐物。就连驻在附近的国民党官兵也来看稀奇。
一位国民党军的尉官十分羡慕我们全身的日军装备，他非常腼腆地朝我要东西。那时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双方都是友军，我也没有考虑太多，便将上次在战斗中缴获后上级又发给我的手表，连同被我砸坏的铁皮盒一齐送给了他，他非常高兴，一再表示感谢。我们的战士也将缴获来的小东西，诸如打火机、压缩饼干、罐头、皮带、刮胡刀等送给了友军的官兵。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长子县动员征兵，在一所学校的操场上，许多人听我们宣传抗日，热情高涨。国民党的一位县长却赶来阻拦。他说：“你们八路军在我这里可以募集粮款，但绝不能宣传赤化，绝对不容许征兵。我这方土地有史以来无人为匪，从军也决不投乌合之众。”
听此言，我们无比气愤。当着在场的老百姓，我严厉地批驳他说：“我们八路军是国民革命军，也是蒋委员长统一指挥的队伍。如今国共合作，全民抗战，你怎敢污蔑我们是‘匪’？你怎敢骂蒋委员长的队伍是乌合之众？你的胆子不小呀！乡亲们，同胞们，蒋委员长说：‘如今抗日为全民之责，战端一开，那就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之责任。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力的出力，……’日本鬼子杀我同胞，占我家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宣传抗日何罪之有？现在有人开口就污蔑抗日军队，阻拦我抗日征兵工作。只有汉奸才干这种事情。这是破坏抗日，我要报告上方，严肃查处这件事……”
那县长窘迫不堪地扯下帽子，十冬腊月天，他脑门上竟沁出了汗，不住地对我们点头哈腰，赔礼认错。在下面群众的起哄声中，他狼狈地溜走了。这时，群众欢呼，许多人当即表示要求参加八路军。
宋任穷主任后来知道了此事，非常高兴，对我大加夸赞：“小秦呀，干得好，就是要狠狠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让民众都知道我们是八路军。”
我们的工作得到民众的支持，当地各界人士捐钱捐物、报名参军的非常踊跃。
记得一天，我和几个干部去一个村子宣传抗日。在一个铁匠铺旁边，有位十八九岁的青年，正睁着好奇的眼睛看热闹，从穿戴上可以看出他不是富家子弟。于是，我向他喊道：“喂，你过来。”
他朝我看看，又回头瞧瞧，不知是在喊他。
“喂，在喊你哩，你过来。”
年轻人这才知道在喊他，于是向我们走来。
我问他：“你是干什么的？”
“放牛的。”
说起放牛，我心头一热，我就是个放牛娃出身呀！我问他：“是自家的牛？”
“不是，我家没牛，是别人家的。”
这话同我当年说的是一样的呀。我心里一阵激动，对他说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放什么牛？不想当亡国奴，就跟我当八路去。”
他点点头同意了，并告诉我，他叫赵天云。
赵天云高高兴兴地参加了八路军，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全国解放后，这个当年的放牛娃赵天云担任了湖北省汉阳造纸厂的第一任厂长，后来又担任了湖北省化工厅厅长。
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带领的这个工作队在长子、潞城一带征兵几百人，募集了大量的钱款，在当地的群众中产生良好的影响。人们见到我们都亲切地称我们是“八路炯（军）”（山西方言）。
1937年底，新年将至，太行山区普降瑞雪，天寒地冻，漫山皆白，满山沟壑光秃秃的柿子树、核桃树在寒风中摇曳，整个太行山区成了一个冰雪世界。
一天，我队接到通知，赶赴长治城。原来是第一战区总指挥兼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邀请我八路军工作队参加他们的新年联欢会。
宋任穷主任带领我们九十多人赴会。到达地点后，队伍在原地休息，我们十多人随宋主任先去战区司令部会见汤恩伯。记得司令部好像设在一座大庙里，进了大门，只见前庭大院很深，中间的甬道直通中殿。接待我们的大约是参谋长之类的人物。他说汤司令官在里面等候，于是领我们踏着鹅卵石甬道朝中殿走去。甬道的两侧列队站着许多军官和持枪的士兵。这些人过去都是与我们刀枪相见的敌人，现在虽说是友军，可在我心目中总也抹不掉过去的那段阴影。
突然，他们的值日官喊了声：“敬礼！”
只听“唰”地一声，他们的士兵举手平胸行持枪礼，而那些军官都抽出随身佩带的短剑举在脸前。这一举动让我们大吃一惊，十多人瞬间都抽出驳壳枪，机头大张对着国民党军，同时用身体围成半圆，护住宋主任。我心里想：“狗日的，想动武占便宜呀，没门儿！”
那架势真是剑拔弩张呀。
领路的军官急得挥动双手对我们大喊：“弟兄们，别误会，别误会，这是我们的礼节，是礼节。”宋主任微微一笑，挥挥手让我们收起枪。
我们收起驳壳枪这才发现，国民党军官们在慌乱中有的吓得刀掉在地上，有的也伸手拔枪。气氛缓和了，双方都知道是误会，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汤恩伯笑呵呵地迎出中殿，宋主任敬了礼，递上自己的名片说：“汤将军，我们刘伯承师长、徐向前副师长让我向你问好。”
“好，好，谢谢哟，我们在外面坐吧！”
在中殿门前的台阶上，卫兵搬来两把椅子，汤恩伯和宋任穷坐在那里聊天晒太阳。我们十多人和国民党的一些军官都站在不远地方。宋主任与汤恩伯谈了一会儿，汤恩伯欠身问道：“我同你们刘师长见面谈过一些事，可至今有些事我不理解。宋主任能否赐教？”
宋任穷爽朗地笑着说：“汤将军不必客气，请讲就是了。”
汤恩伯开口道：“在娘子关，我战区几个军，好几万人据险布阵正面防御，可还是抵挡不住日本人的进攻。你们八路军一个师，最多不过一万来人，战线拉得那么长，摆得那么宽，论兵力就不足嘛，怎么就能打赢日本人呢？”
宋主任笑着答道：“贵军打的是阵地防御战，我们可没有你那个本钱哟。八路军打的是游击战，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有便宜就打，没便宜就走。我们不是打了好几个漂亮仗么？贵我两军战法不同，这叫杀猪吹屁股，各有各的杀法。”
汤恩伯挠着头哈哈大笑着。我相信他还是没闹明白，八路军为何能以少胜多，总打胜仗。他停住笑，又问：“还有一点我不明白，你们八路军为什么打仗总打不散？就是被打散了，也能各自为战，还能很快收拢回来，为什么我的部队就不行呢？”
宋主任说：“这很简单呀，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每个连队都建有共产党支部。汤将军要想学的话，我可以派些人到贵军，也在每个连队建一个共产党支部，我保险你的部队打不散，打散了也可以收拢回来。”
汤恩伯又是一阵哈哈大笑，不再有下文。他的随从军官和我们见宋主任和汤恩伯聊得高兴，大家都轻松地笑了。
汤恩伯借新年联欢之机，向他的部队和当地民众展示他抗日的成果。他办了个小型展览，展示了他的部队对日作战缴获的战利品。我们几个人先去看了看，在展品中，我意外发现，竟有我送给国民党军那个尉官的手表和那个被我砸扁了的铁皮包装盒，其他几位同志也发现了自己送给国民党军官兵的战利品。这个汤恩伯，把别人缴获的战利品说成是他的，尽往自己脸上贴金，真是个厚脸皮。我们马上将这情况报告给宋主任，宋主任对汤恩伯说道：“汤将军，在你的抗日成果展览中，有许多战利品是我们八路军缴获的。我们的战士将一些东西作为小礼物送给了贵军的官兵，这不能算是贵军的抗日成果吧！”
“是吗？这个这个，不会吧，啊……不过，我是战区司令，贵军在本战区作战，我们也是统一指挥，贵军的胜利也是中国军队的胜利，我们不分彼此嘛，啊，哈哈哈……”
宋任穷笑着说：“其实送给贵军的那些战利品都是些小玩意，我们缴获了大量的车辆、骡马、枪弹、服装、食品。汤将军如果喜欢，我派人给你送些罐头和压缩饼干来，饱饱口福如何？”
汤恩伯尴尬地笑着说：“玩笑，玩笑，嘿嘿……”
新年联欢会上，国民党军和我八路军工作队还有许多老百姓坐满了会场。汤恩伯请了当地的民众代表和社会名流参加。宋任穷主任也在台上就坐。汤恩伯在会上说：“新年元旦，也是我中华民国的开国纪念日。在此，我们也纪念国父中山先生，缅怀他的功绩……同时，我们也纪念蒋委员长蒙难一周年。大家都知道，去年的这个时候，张、杨二将军受人挑唆，扣押了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历经千难万险才得以安全返回南京。现在……”
大会请宋任穷主任讲话。宋主任从容不迫地走上前对下面的国民党军官兵和民众讲道：“同胞们，友军弟兄们，我作为八路军的代表，应邀前来参加这个联欢会。汤将军刚才提到纪念孙中山先生，这一点我非常赞同。孙先生是我们的革命先驱，他是国民党的领袖，也是我们共产党的朋友。孙先生为国家为民族奉献了他的毕生精力，他的丰功伟绩永远值得我们颂扬。”
“对于汤将军的另一段讲话，我不敢苟同。汤将军称去年此时是蒋委员长的蒙难日，称张、杨二将军在西安的行为是受人挑唆。明眼人都清楚，汤将军所指的是我共产党了。在此，我必须指出此话违背事实。日本帝国主义侵我中华，占我疆土，蒋先生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调集部队围剿我北上抗日的红军。张、杨二将军抗日心切，多次苦劝蒋先生未果，最后不得不在西安举事‘兵谏’。两位将军为国分忧之义举，我相信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能赞同。再说，该事变发生之前，我共产党根本就不知道，事变发生后，张、杨二将军才通知我党，并邀请我党代表赴西安议事。这何以能说二将军的义举是受人挑唆？”
“我党胸怀博大，不计前嫌，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西安斡旋调解，同蒋先生共商国事。张、杨二将军的义举意在谏蒋、逼蒋抗日，根本就不存在危及蒋先生的人身安全之说。这又何以谈得上蒋先生‘蒙难’？目前，国共两党合作，全国全民一致抗日，大家本应精诚团结，两党间以前的分歧不应影响当前的抗日高潮。在此时发表此言论会影响团结，不利抗日。”
汤恩伯脸红一阵白一阵地坐立不安。
宋主任接着说：“我八路军肩负抗日救国的重任，在目前形势危急的情况下，配合、掩护友军打了多次的胜仗。汤将军在此办了个展览，展出的绝大部分战利品，都是我八路军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我们相信，只要中国人团结起来，英勇抗战，就一定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
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连国民党军的官兵也都鼓掌了。会场气氛热烈激奋，许多民众点头微笑，渐渐了解了八路军。
八路军的名声越来越大，我们每到一地，都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和支持。晋东南的抗日热潮高涨，我们工作队无论走到哪里都自豪地宣称：“我们是八路军！”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9 20:52
46（在抗日军政大学）


1938年的初春，太行山区仍披着厚重的冬装，春寒料峭，一片冰天雪地。我接到上级的通知，让我立刻赶回团部。
我撂下手头的工作，向宋主任告假，速返我七七二团驻地，满怀高兴等待着让我上前线的好消息。在团部，政治部主任找我谈话，原来是上级调我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这消息很突然，说实在的，我心里很矛盾，又想去延安学习，又想留在部队打仗。去延安，因为党中央、毛主席在那里，真想去看看我们的红色大本营；留部队，是因为抗战开始，才同日本鬼子打了几仗，就调我去工作队搞宣传，仗没打过瘾哩!
团长叶成焕对我说：“小秦，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安心去延安吧，在那里好好学习，学好了就回来。”
参军以来，除了战斗负伤住院和在藏民家养病外，我还真没离开过部队，与部队难以割舍的感情使我心里堵得慌，我嗓子发颤地说：“团长，我舍不得离开你和大伙。我不知道这要去多久。”
叶团长像个老大哥似地拍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说。我看到他的眼睛也红了，眼眶里噙着泪水。
红军时代我就跟随他，枪林弹雨，南征北战，从川陕根据地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又开赴抗日前线。此刻，我心里还真难忍这离别之情。我朝他敬了个军礼，握手道别。可没想到这一离别，竟成永诀，这年4月，我三八六旅在长乐村与日军作战，战斗中叶成焕不幸牺牲。这年他才二十五岁。
我团的几位连、营干部到旅部集合，首长们都谈到组织上调我们去学习，是为了培养提高干部的理论文化水平，机会难得。这次全旅共有几十人赴延安，陈赓旅长为我们送行。我们组成干部队，一路向西，在各地地方组织的护送下，我们穿过数道日军的封锁线，渡过黄河，到达了延安。
延安，此时已成为革命的圣地，全国各地的许多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为了抗日救国，为了追求进步，纷纷奔赴延安。
清清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延安是美丽的。
我成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第四期学员，分在一大队的第二队。一大队的队长是苏振华，政委胡耀邦，我们第二队的队长姓胡（现已记不清名字），指导员是我的老乡赵国威（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总务处协理员，建国后任解放军公安部队政治部副主任）。那时候，学员来自各个不同的部队，到达时间也有先有后。抗大学员没有按照干部的级别分班。我们这个班共有十多人，班长吴先恩（原红九军供给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我担任副班长。我班的班长和学员全是当年的红军干部，有贺炳炎（原红五师师长、1955年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同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江腾蛟（原红二十八军译电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舒光烈（1947年中原突围时牺牲）、彭自守（王树声的勤务员）等人。
抗大为了摸清各学员的文化水平，因人施教，在开学前对学员进行了一次摸底考试。记得考试那天，在几间大房子里，学员可随意就坐，没有严格的考场纪律，大家都可以讨论或随意说话的。我心里没谱，早早进了考场，在那柳木长条桌边坐下了，等待考试开始。没在意，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嗨！小家伙，是你呀！”
抬头一看，是张琴秋，赶紧站起来敬个礼：“大姐，是我，我是小秦”
张琴秋在我旁边坐下了。自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后我就没有再见到张大姐，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张琴秋历经磨难。长征结束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她率妇女独立师随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分散突围中不幸被俘，因叛徒告密，张琴秋的身份暴露，被敌人押解到南京，关在“首都反省院”。西安事变后，参加国共谈判的周恩来经与国民党方面交涉，将张琴秋等一大批干部营救出狱，经历劫难后的张琴秋回到了延安。
大姐是个文化人，坐在她旁边参加考试我心里有底了。有人走了进来，房间好多人和来人打招呼，我抬眼一看，是陈赓旅长。前不久他送我们到延安，这会儿他也来了哦！陈赓不停地和认识的人打招呼，看见我就走过来拍拍我的脑袋：“哈哈，小秦，你也在这里啊？！”，接着又和张琴秋相互问好说话，在我的前排坐了下来。
开始发考卷了，每人几张油印的糙纸试卷，都是些文化和常识题目。张琴秋很认真地在答题，字写得很快。我没有念过书，认识的几个字还是在部队的随营学校里学的，很多试题我都看不懂呢！没写几个字，就东张西望。考场上很多人和我一样，不会做题目，有的交头接耳，有的用铅笔敲着桌面，还有的在呼呼睡觉。记得有道题是：“唐、宋、元、明、清，五朝中分别是哪几个外族和本族执政？” 我哪里懂这个？就问身边的张大姐。
张琴秋轻声告诉我：“唐、宋、明三朝是本族，就是汉族。元、清两朝是外族，也叫少数民族。”我似懂非懂地哼哧哼哧用力写字。前面的陈赓根本就没有答卷，同周围的人说着话。我问道：“旅长，你的考试卷这么快就做完了啊？”
陈赓嘻嘻哈哈道：“我做完了，你看。”
张琴秋一看那试卷，就笑了：“陈赓啊，你就没个正经。”
我费劲地一个一个字读出来：“考要进抗大，不考也要进抗大！陈赓”后面签名的两个字比鸽子蛋还要大。
这就是我记得的入学考试。
我们队多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参加革命都有七八年了。这些经过长征考验的老战士，参加革命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少有几人读过书，在部队刚能识几个字，大家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努力刻苦学习的热情高涨。我们所学的课程有：政治、社会发展史、世界和中国历史、经济地理、马列主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还学习军事及党建理论。对于我来说，更主要的是学好文化课。
“抗大”学员的学习和生活是很艰苦的，我们住在延安城内的旧房子里，破旧阴冷的房屋没有取暖条件，初春的延安天气很冷，大家多是跺脚捂手哈气搓耳朵来抵御寒冷。我们睡在木板搭成的通铺上，稀薄的被褥挡不住寒气，夜里常常冻醒，好在我有从前线带来那件缴获日军的呢子大衣，我和吴先恩常挤在一起，蜷缩在那件呢子大衣下，度过延安的寒夜。
说起这件黄呢子大衣，没多久它就有了新主人。
一天，我在延安城内街上行走。忽听街对面有人在喊：“小秦，那是不是小秦呀？”我闻声一看，是我们原红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①见到老首长，我分外高兴，跑过去敬了个礼。詹才芳双手扶着我的肩膀转了个圈：“哎呀呀，小秦呐，好久不见，你好跩②呀。”
两个黄安老乡聚在一起好不亲热呀。我问道：“政委，你怎么也在延安呀？”
詹才芳说：“唉，一言难尽，走走，到我那里坐坐。”
在詹才芳的住地，不知他的警卫员从哪里弄了点羊肉，给我们下了面条吃。詹才芳同我谈了很长时间，我才知道在延安所发生的事。
红军三个方面军长征结束，会合于陕甘宁，中央在清算张国焘错误路线时，由于将斗争扩大化，波及面太宽，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被弄得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心情不舒畅，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等十多人，在激愤中觉得在延安呆不下去了，秘密约定准备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结果事情败露，就成了“拖枪逃跑，叛变革命的反革命事件”，参加者全部被逮捕。后来毛主席亲自处理这一事件，矛盾才得以缓解，这个问题也得到妥善解决。
詹才芳是直接参与者，被逮捕后关押了一段时间，原来的职务全都免了。这会儿，他在“抗大”任协理员。
他特别关心前线的情况，对我们七七二团打七亘村大加赞赏，说着说着就盯着我那件黄呢子大衣问：　
“伙计，你这是哪里弄来的呀？”
“这是缴日本人的。”
“这东西好哦，这东西好，唉，我没机会呀!”
“政委，你要喜欢就拿去。”
“这怎么可以，莫这样，莫这样。”詹才芳推托着。但我知道他真的喜欢这件大衣。
“莫客气，政委，我回太行还有，你就不方便了。”我将大衣推到詹才芳怀里。
他收下了，转身在抽屉里翻出了三支铅笔和一个小本子送给了我，这在当时物资匮乏的延安已是相当好的礼物了。呢子大衣有了新主人，我也非常珍爱詹政委送给我的铅笔和小本子。
1938年的延安，红红火火欣欣向荣，成了全国领导抗战的革命圣地，无数的热血青年像朝圣般地涌向延安。我们抗大第四期开学前后，每天要接纳很多外来的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遵照中央和军委的指示，来者不拒，随到随编队。新学员们来自全国各地，他们中有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大中学生；有知名的文艺文化界人士；有国民党军政界人士的子女；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青年。
一天傍晚，校领导胡耀邦带来四位女青年，说学校现在来不及安排住宿，先在我们这里挤两天。我和彭自守住一小窑洞，赶紧将炕腾了出来，并添火烧了热炕。当晚，我俩把热炕让给了四位女青年，自己将苞米秸秆铺在地上盖上军毯倒头就睡。第二天起来一看，那四位女青年用棉被盖在腿上，在炕上坐了一夜。我俩问她们为什么整夜不睡觉。其中一位说，在外面听说共产党共产共妻，这么个小窑洞地上就躺着两大男人，男女同室，她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哪里敢脱衣睡觉？我俩闻之哈哈大笑。经过交谈，得知我和彭自守的年龄比她们小，这下放松了下来，并称呼我俩为弟弟。我们也得知她们是南洋的华侨，为了祖国的抗日奔赴延安。其中一位姓胡，我就称她胡小姐，她说回祖国到延安就是来学习的，来抗日的，不能称小姐，让我们叫她姐姐。她们得知我俩是经过长征的红军战士时十分激动。在国外就听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走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没想到眼前就是两位红军战士。连着数天，她们缠着我俩讲述长征的事情。看见我们穿着黄呢子大衣，盖着军用毛毯，很好奇，问这是不是苏俄援助的？我俩都笑了，回答道，哪来的苏俄援助？我们身上没有半毛钱的苏俄物品，这些都是在前线同日军打仗，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她们很惊讶，原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真在前方抗日呀！没有想到你俩这样年轻，参加了长征，还在前线同日军作战，了不起啊！没几日，大家熟络了，胡姐拉我俩上街，硬要请我们吃东西。到了街上小摊边，胡姐一摸口袋竟忘了带钱，非常尴尬。我掏出仅有的津贴，请大家一人吃了一碗饸饹。付账后，那摊主找零多找了钱，走出老远我才发现，执意要返回去还给人家。胡姐一把拉住我说，算了算了，这又不是你硬要的，多给的钱也不多，值不当跑那么远去还钱。我说不行啊，我们部队是有纪律的，从红军到八路军都是这样，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这钱一定要还回去。胡姐陪同我返回，亲眼见我将钱还给摊主，十分感慨，共产党的军队是这样的啊！
那段时间，从全国各地来抗大的不少都是进步青年，甚至还有国民党军界政界人士的亲眷。我记得就有胡宗南的侄女，于学忠的儿子、女儿、女婿、还有小老婆都来到了延安。胡姐她们和我一行人同新来的青年交流，她谈了来延安后的见闻和感受，特意讲了遇到我们后发生的那些小事情，并把我们介绍给新来的学生们，交流会掌声不断十分热烈。那时候，延安的政治热情那么浓厚高涨，吸引着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
延安抗大的生活，是一段令人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当时的延安城外，延水河畔、黄土高坡、清凉山下，那么多的青年男女聚在一起不谈恋爱，而谈抗战、谈革命、谈理想，整个陕北洋溢着青春活力。第四期学员包括来自各部队和地方的干部、社会各界人士及学生青年，听说有4000人之多。由于人数太多，不得不采取分散办学的方式，八个大队分散在陕北各地。抗大现有校舍根本容纳不下新学员，学员们就自己动手挖窑洞。生活和学习条件是简陋艰苦的，这些海外华侨的千金小姐照样握锄劳动，满手打起了血泡也不叫苦。她们说这是对她们人生的一种磨练。抗战期间，生活艰难，物资匮乏，全国民众抗日热情高昂，有物的捐物，有钱的捐钱，延安也是如此。我听说胡姐在抗大就捐献了一斤多数量的黄金。听别人叫胡姐为“万金油姑娘”，后来才知道，她是南洋巨商胡文虎③的女儿。可见当时的延安和共产党办的抗大有多么大的魅力。
“抗大”的同学们学习非常努力，每日半天上课，半天自学。
毛泽东、朱德、罗瑞卿等领导人经常来“抗大”讲课。毛泽东在延安写下了不少光辉著作，根据中国当时的情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政治、思想、军事、党建方面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观点。
毛泽东在抗大讲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学员在一个大院里盘腿坐在自己的背包上，认真记录他讲话的内容。瘦弱的毛泽东烟瘾很大，身上罩着松垮垮的布衣，两个口袋里装着除去烟盒的烟卷，边讲课边伸手从衣袋里摸出烟卷一支接一支地吸着。那时，他的身体不太好，咳嗽时常打断他的讲演。他的讲演十分引人入胜，那用力挥动的手臂，表达了他内心喜怒哀乐的真实情感。他不时用手向后拢着他的长发，气度非凡。在我们眼里，毛泽东是一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大知识分子，了不得哩!
毛泽东讲课形象生动，一些理论的东西，他结合身边的事一讲，学员们都懂了，大家非常喜欢听他的课。他讲反对自由主义，列举了当前许多的现状，批评了我们党和军队中一些人的自由主义现象，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在讲述当前中国的革命形势和抗日游击战争问题时，他深刻阐述了中国和日本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细腻地剖析了中国国民党和其他各派以及中国民众的思想，指出抗日游击战发展的正确道路。他用哲学思维深刻地分析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抗日战争的发展道路，以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等等，使我们这些学员获益匪浅。
毛泽东多次来“抗大”讲课，他那湖南方言有些难懂，但他抑扬顿挫的语调娓娓动听，宛如一股轻烟徐徐飘荡。我们这些身经百战的军人，经过系统地学习，慢慢地领悟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真谛。
当时党内外有些人犯急躁病，恨不能三两天的功夫就能将日本人赶出中国。毛泽东根据这些“速胜论”的思想，特地在“抗大”给我们讲《论持久战》。毛泽东谈到：“中日战争既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那么，这就可以合理地设想，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人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这些精辟的分析，以科学的预见和透彻的说服力，成为对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历史发展的科学预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华北等地的以游击战为基础的持久战，拉开了抗日持久战的序幕，毛泽东为全党、全军乃至全国、全民族提出了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抗战理论。
毛泽东在讲述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时，以他深邃精辟的语言，描述了我八路军在抗日前线的战斗。他提到：八路军主要是装备较差的步兵，而作战对象则是装备精良、武装到牙齿的强敌。装备技术劣势的军队与装备技术现代化的敌人进行战斗，必须采取“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要善于利用敌人的弱点，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利用近战夜战的特点，以步兵迅速的行动，攻其不备；以隐蔽的设伏、突袭敌军；集中优势的兵力，用猛烈的火力袭击敌人，发起连续的冲锋、拼杀，阻断敌人；用包围迂回的机动战术，围点打援，连续突破敌人的纵深，迅速歼灭敌人。
抗日战争也是全民的战争，我们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敌人不熟悉地形，不了解民情，我们要让他变成聋子瞎子，让敌人葬身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毛泽东的这些讲演，使我们联想到我们旅在华北的七亘村、黄崖底战斗，以及近期又打了几个诸如神头岭、响堂铺的漂亮仗，我们心里敬佩毛泽东不仅是个政治家、思想家，还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军事家。
“抗大”贯彻执行了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发扬了毛泽东倡导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
抗大和谐的民主氛围十分浓厚，学员和教员之间、学员与学员之间相互讨论问题是抗大的鲜明特色。学校的教育大纲都是教员和学员之间认真讨论研究，反复征求学员们的意见最后再作决定。教员的教案也是先征求学员们的意见后再实施。
抗大的军事教程和训练也占有很大的比重。军事理论方面，教员根据外军的经验以及我们红军时期的经验教训作为军事理论教材来讲述。教学中遇到实际的战术问题，也常常倾听我们这些经历过百战的红军干部讲述亲身的体会，这种由理论联系实际写出的教案最后成为了我军独有的军事理论教材。我们这些红军老战士以亲身经历的战斗，在军事理论上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和升华。抗大的教育方针和办学方法，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成功典范。
我们“抗大”学员多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爱笑爱闹是年轻人的天性。一天，陈赓旅长来了，同志们高兴万分，大家拉着旅长的手说个没完，问了许多太行前线的事。陈赓旅长性情活泼开朗，幽默风趣，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都愿意同他在一起。
课间休息，学员们都在操场上活动，我和陈赓旅长边走边聊，来到球场边。几个学员在打篮球，一些人在场边呐喊助威。陈赓指着站立在场边的一人问我：“认识他吗？”
我说：“晓得，他是毛主席的警卫员陈昌奉。不过，我和他不熟。”
陈赓拉着我的手嘿嘿笑着走到陈昌奉身边，拍拍他的肩膀说：“昌奉，这是小秦，秦懋书，你不认识吧！小秦是我们旅的摔跤冠军，怎么样？比试一下吧？”
陈昌奉看了我一眼，笑着说：“他个子不高，看样子就不是我的对手。不来不来!”
陈赓刚要张口，我急忙拉住他说：“旅长，我怎么会是摔跤冠军？莫瞎哄别人了。”
陈赓朝我挤了挤眼睛没说话。他瘸着那条受伤的腿，在陈昌奉身边踱了几步，突然伸脚使了个绊子，将陈昌奉撂倒在地上。接着哈哈笑着说：“你还说人家不是你的对手，看看，小秦轻轻一下，你就倒了。你打不赢我们旅的摔跤冠军，不信试试。”
陈昌奉跌痛了屁股，一下子被陈赓的激将法弄毛了，脱了上衣，穿着件坎肩，就要和我比试。我哪里会什么摔跤呢，急忙说：“莫，莫这样，陈旅长瞎开玩笑，我不会摔跤。”
“小秦，上呀，怕什么。”陈赓幸灾乐祸地嚷着。
陈昌奉拉开了架势，我被逼得上了场，许多人围上来看热闹，人们喊着闹着。我脱了上衣和陈昌奉扭在一起，人们围着圈，喊声震天。我原在老部队里，经常和阙子清、尤太忠和查玉升几人疯闹着“打抱狗”（鄂东俚语，指两人抱着摔跤打架），那哪里能叫什么摔跤呢？陈昌奉比我高出半个头，我肯定不是他的对手，几个回合，他就占了上风，一下子将我摔倒了。陈赓叫嚷着：再来一盘!第二跤，我又输了，屁股摔得生疼，我被摔急了，嚷着：“三打两胜”，又冲了上去。没几下子，陈昌奉把我扛在了肩上，他得意地哈哈大笑。我被他倒搂着，脚朝上头朝下，只要他一撒手，这一跤我准输。慌乱中，我抓住了陈昌奉的裤腰，那是麻绳当的裤腰带，情急之中，我顺手一拉这麻绳，“嘣”地一声，他的裤带开了，大腰裤子一下子垮了下来。陈昌奉一急，放下我就去提裤子，可裤子垮到脚踝上，他仅穿了条裤头站在那里。周围的人“哄”地一声笑开了。我落地后顺势将他一推，他被裤子绊住了脚，踉踉跄跄走了几步后，重重地跌在地上。人们又笑又闹，吵翻了天。
陈赓哈哈大笑着说：“怎么样？昌奉，说你摔不赢吧，你不信。”
陈昌奉从地上爬起来忿忿不平地说：“什么狗屁冠军，摔不赢就摔不赢，解人家的裤子算什么本事！”
我满脸通红站在那里，讷讷地说：“就算我输了，还不行？”
陈昌奉嘲笑我说：“你哪里能输呢？你不是叫秦懋书吗？秦懋书就是秦‘冇输’，你永远都‘冇输’。”
此后，许多人见了我就逗我：“你输了没有？”
众人齐喊：“（冇）懋——（输）书！”
延安“抗大”的生活充满了许多乐趣。我在那里开始了系统的文化学习，文化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后来日军的飞机轰炸延安，延安城内的许多房屋被毁，“抗大”奉命搬迁到瓦窑堡，我们在那里继续学习。
“抗大”是一所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革命大学校，我们这些穷苦出身的年轻人在这里学到了许多的东西。“抗大”九个月的学习，对我的一生有着深刻的重要的影响，以往只会服从命令听指挥、英勇作战拼命工作的我，思想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真正认识到我党我军的宗旨，认识到自己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作用。
延安，此时已成为全中国的革命圣地，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成千上万的进步人士奔赴延安，形成一股革命的浪潮，这浪潮席卷着中国大地，这浪潮将冲击淹没日本帝国主义。……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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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詹才芳（1907—1992），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24年参加共青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排长、连长、营长，红三十团政治委员，红十二师政治委员，红九军、红三十一军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大队长，晋察冀军区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东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第四
野战军四十六军军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军长，中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②    “跩”（zhǔai)，湖北黄安方言，得意或神气的意思。
③     胡文虎(1882～1954年)，南洋著名华侨企业家、报业家和慈善家，被称为南洋华侨传奇人物。他从继承父亲在仰光的一家中药店开始，后来在制药方面崭露头角，以虎标万金油等成药致富，号称“万金油大王”。他没有受过高深教育，也不以知识分子自命，却独资创办了十多家中、英文报纸，一度享有“报业巨子”的称号。他发家后，自倡“以大众之财，还诸大众”的宏论，热心于兴办慈善事业和赞助文化教育事业，因而也是有名的“大慈善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海外华侨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出钱出力，从各方面声援祖国。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胡文虎除捐助大批药品、物资外，又出钱组织华侨救护队，直接回国参加抢救伤兵工作。为祖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9 20:53
47（冀南之行）


1938年9月，我结束了延安“抗大”的学习生活，随一二九师的学员一道，再次东渡黄河，穿过数道日军的封锁线，重返华北抗日前线。
抵达太行已是初冬时分，我们学员中大部分人已回到自己的原部队。仅剩下七八个人在师部待命。我被告知，三八六旅原七七一团已与东进纵队的一个团及另一支部队合编为一二九师的独立旅。我原来所在的七七二团作为我旅的主力部队在晋东南各县活动。经过近一年的抗日游击战争，部队扩充了，干部调整了，我将等待重新分配工作。这下可以肯定，我回不了原部队了。我团首长和同志们的笑脸不时浮现在我眼前，我真想回原部队和同志们一道战斗。经再三要求，师政治部同意暂让我随师部直属队行动。
那时候，日军已侵入晋东南地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一二九师与敌人周旋游击，不时袭击日军，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根据师部的命令，直属队与战斗部队及当地的群众对敌展开了骚扰破击战。
我们夜间行动，拆毁敌人的铁路，割断敌人的电话线，在公路上挖壕沟，迟滞日军的行动。敌人白天修复，我们夜间又把它们破坏掉，使日军道路不畅，通讯不灵。日军气急败坏，又打不着我们，只得依靠当地的伪军和汉奸。我们与地方部队一起，利用敌人的电话线，直接指名道姓同这些伪军和汉奸通话，警告他们不要替日寇卖命、为虎作伥、祸害百姓。同时又清除了一些铁杆汉奸，威震敌胆，大大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日军的行动受到了阻碍。
12月，我接到命令随队返回师部。在潞城微子镇，我们见到了邓小平政委。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矮矮的个子，壮实的身板，那张严肃的脸不露笑意，让人感到威严。
师部召开大会动员，部队将向东挺进，去平汉路以东的冀南地区开展斗争。部队就要出发了，我们几个待分配的营级干部也将随师部行动。
刘伯承师长告诉我们：冀南是一个平原地区。八路军过去都在山地作战，现在要去平原，部队要生存，要发展，就要学会在平原作战。这次去冀南就是要适应环境，你们没有任务，去当一回“看客”。
冀南地区，纵横数百里的大平原，莽莽原野，阡陌纵横。这片富庶的土地在日军入侵之前，盘踞着无数大大小小的土匪帮会、散兵游勇及反动武装势力。他们各自割据一方，鱼肉百姓。抗日战争爆发后，其中一些人又投靠日本鬼子，无恶不作。他们之间也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相互倾轧，因此长期战乱纷繁，老百姓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团结民众，我三八六旅副旅长陈再道早在年初就率东进纵队开进冀南平原，经过近一年的斗争，消灭了反共反人民的土匪武装，收编了许多繁杂纷乱的地方武装，扩充了八路军的实力，团结了广大的民众，初步建立了以南宫、枣强为中心的冀南抗日根据地。
1938年岁末，我一二九师师部及三八六旅主力从黎城开拔，出东阳关，向东挺进。经过响堂铺时，看见许多破烂的日军汽车歪斜在路边，别人告诉我，这就是上次被我三八六旅打烂的日军汽车，那次小鬼子可是吃了苦头。
部队向北前进，涉过快干涸的清漳河，经木作、石盆，抵达路罗镇休息。过将军墓时，大雪纷飞，天气寒冷，我在那里见到陈赓旅长。陈旅长来师部开会，他没说几句话就匆匆离去，我真想跟陈旅长重返老部队。
行军几日，不知在什么地方部队折头向东，午夜时分穿过平汉路，部队在一个村庄扎营休息，我稀里糊涂也不知到了哪里。
又一日，部队宿营，忽闻屋外喧闹，开门一看，原来是前面部队来人迎接我们。
“秦懋书！伙计，你么样在这里呀？”原红九十三师我们交通队的指导员，我的搭档查玉升看见我，高兴地嚷着跑了过来。
我搂着查玉升，格外亲热，两人又是闹又是笑。快一年了，见到我原部队的战友，别提有多高兴了。我谈到离队去延安学习，谈到回来尚未分配，我们要说的话太多太多了。从查玉升口里才知道，我们已经到了南宫。
部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许多鸡、猪肉和白面，那天晚上我们打牙祭，可解谗了。
师部在南宫南面的张庄驻扎下来，漫天飞舞的雪花预示着旧年将逝，新年来临。元旦，部队休息，师首长们还在开会，部署了在新年期间要出发打击敌人。前线的各部队正在激战。
冬日的太阳无力地映照着白雪覆盖的原野，无遮无拦的村庄毫无生气，空旷的庄稼地渺渺无际，只有秃树枝桠在寒风中摇曳，整个大平原看不到一丝生机。
师部驻扎在七级（地名）的张庄，直属队警戒在师部的周围，我们住在张庄北面不远的双庙。每日里进出张庄的人不少，这都是前面部队派来与师部联络的人。远处不时响起炮声，日本飞机也经常盘旋在我们的头上，师部的人们非常忙碌，但张庄仍显得平静。我知道前面的战事正紧，日军对我们发起了新的“扫荡”。
我们在张庄一带一住就是十多天，从许多人那里，才知道冀南的情况。
1938年，武汉、南京相继失陷，日军向华中、华南进军，中国的半壁河山遭受日军铁蹄的蹂躏。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继续溃败，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在山西、河北及南方地区展开了游击战，并取得一系列的胜利。这些胜利消除了国民党军在民众中散布的“失败”和“恐日”的影响，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八路军一二九师在敌后站稳了脚跟，并创建了太行、冀南等抗日根据地。侵华日军痛感八路军开辟的敌后战场使得他们后院起火，如刺哽喉，下决心要解决此心腹之患，于是军事打击的重点，从正面战场转向自己后方战场，在华北，加强了对冀南的八路军的进攻。
在此之前，蒋介石见八路军在敌后开辟了广大的根据地，萌生了借共产党之手与日军抗衡，乘机“收复”失地的想法。于是，1938年8月，蒋介石委派鹿钟麟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
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八路军采取了欢迎合作的态度。然而，反共顽固派鹿钟麟在冀南完全置国家利益而不顾，大力收编地方土匪武装，消极抗日，专门寻机向八路军挑衅，闹摩擦，惹起事端。
1938年11月间，河北各地的日本驻军向我冀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扫荡”，八路军避实就虚，采用游击战，不断地在运动中抗击敌人。我冀南党政机关也随部队撤出了根据地的首府——南宫县。
此时的鹿钟麟不抗击日军，反而乘火打劫，公然宣布我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不复存在，应予以取缔，并在这一地区委派了许多县长和其他地方官，妄图同共产党八路军抢夺政权。与此同时，他还调集顽固反共的石友三部队，纠合其他反动武装，到处袭击八路军驻地，残杀八路军官兵和抗日群众。一时间，好端端的冀南抗日根据地被他搅得乌烟瘴气。
1939年1月，日军以三万余众分十一路，在天上有飞机、地面有装甲车的配合下，对我冀南抗日根据地大举“扫荡”，不少县城相继被日军攻占。也就在此时，我一二九师主力三八六旅从晋东南开来支援冀南，与日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鹿钟麟纠集顽固武装数万余众，对八路军和抗日军民不断骚扰，这个搞摩擦的专家袭击八路军，残杀抗日军民，已经到了有恃无恐的地步。事态越来越严重，内外忧患，使冀南的局势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日军大举‘扫荡’，我军严阵以待，可鹿钟麟却在我们背后捣鬼。我们顾全大局，采取忍让态度，可忍让是有限的，他可以一而再，再而三，但决不允许有四！我们要前门打虎，后门拒狼……”刘伯承师长在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一二九师进行反“扫荡”战斗部署，刘师长将冀南的部队分为几个机动集团：冀豫支队、东进纵队、青年纵队及三八五旅、三八六旅等部队都编入了战斗序列。
刘师长再三强调：同日军相比，我们暂处劣势，鬼子的兵力及装备都比我们强。在这平原上作战，他们有汽车、装甲车、骑兵，还有飞机助战。我们不能硬碰硬，要避开鬼子的锋芒，利用我们的游击战术，多造假相，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人之弱点，这样才能取胜。
邓小平政委专门讲了在平原上作战要发扬我们的老传统，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要克服骄傲自大和盲目乐观的倾向，要把反“扫荡”的具体工作做深做细。
各部队按部署同日军作战。三八六旅集团在曲周县安儿寨设伏，部队将树木砍倒横堵村口，在村中配备火力引诱敌人，我主力兵团埋伏于郭庄、赵固一线，我步兵向日军射击，且战且退诱敌深入。日军乘汽车追击我军，鱼贯冲入村中，敌骑兵也随后跟进，村口的树木堵住了日军的去路，我村中的火力齐发，机枪手榴弹响成了一片。鬼子的步兵队形还来不及展开，我军埋伏于郭庄、赵固的伏兵出击了，迫击炮弹发发在鬼子群中开花。敌骑兵在村口相互拥挤着转不过身来，那高头大马上的鬼子正好成了我步兵的枪靶子。在阵阵排枪声中敌骑兵全被打落坠地，敌汽车也燃起了大火，鬼子弃车同我军对射，他们用汽车作工事负隅顽抗。之后，鬼子又拼命抢占了村口的几间房子与我军对峙着。黄昏时分，残敌集中火力突围出去，狼狈逃窜。是役，我三八六旅集团毙敌百余、缴获战马三十多匹，炸毁汽车两辆，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日军增加兵力疯狂“扫荡”，威县失守，广宗陷落，南宫告急，形势越来越严重。一二九师师部转移到薛吴村，不几天又移驻其他几个村庄，师部人少，除了直属队警戒，几乎没有别的战斗部队护卫，所以不得不和鬼子捉起了迷藏，不停地转移。我们多半是夜里急行军，在这广阔的平原上与敌人推磨子，兜圈子，好几次从日军两支部队的结合部穿过，敌人始终未能发现我们。
在整个反“扫荡”中我都未能参加战斗，几次向师首长报告想回部队参战，都挨了批评。邓政委把我好熊了一顿，最后让我临时担任通信工作，给了我一匹马，让我随时听命令，保持师部和师部附近战斗部队的联络。
记得有一天，师部向南转移，队伍在静谧的夜色中疾行，我牵马随队行军。忽然发现后面队伍中有人点亮了一盏灯，那灯光在黢黑的夜里显得格外刺眼。这怎么可以，这不是暴露我们行军的目标吗？记不得是师部的哪位首长，让我立刻到后面去将灯灭掉。我骑马到了后面，才发现是一群十三四岁的小孩子提着一盏汽灯，深一脚浅一脚地随部队行军。我急得大声呵斥：
“你们干什么？！不要命了？夜里点灯暴露目标，还怕敌人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呀？”
他们中有人告诉我，这是剧团，孩子们小，走路不方便。
“那也不行，马上熄掉！”我大吼着，有几个小孩都吓哭了。
这是打仗，不是儿戏，打游击就是要蒙蔽敌人，要让敌人找不到我们的去向，我们才能更有效地消灭敌人。经我这一说，他们立刻将灯熄掉了。我怎么也没想到，在这样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还有这样一群剧团的小孩子跟随部队行动。
三八六旅主力分成两部分行动：一支由陈赓旅长率补充团和一一五师的六八八团等部队，在冀南抗日根据地东南部的广平、馆陶一带活动；另一支由三八六旅王新亭政委率新一团和先遣支队，在冀南根据地中部的鸡泽和永年一带与日军兜圈子。日军虽然大举“扫荡”，但他的兵力也有限，不可能占据整个冀南。鬼子的大部队扑来，八路军就避开，鬼子一分散，我们部队就寻机将他们吃掉。我两支部队边打边走，硬是打掉了几百个鬼子。
就在此时，师部命令三八六旅迅速在威县之南的香城固一带集结，准备在这平原上再打一场诱伏战。
这次战斗我又没有机会参加，战后从各方面了解到战斗的全部经过。
2月上旬，三八六旅进入香城固地区。日军像疯狗一样集中优势兵力“扫荡”我冀南抗日根据地，哪里发现八路军，他们就扑向哪里。鬼子分进合击，占领了冀南地区的许多城镇，自认为“铁壁合围”的战术使八路军已无处可走了。八路军避而不战，乘其不备抓住弱点就狠揍一通。八路军逐渐掌握了日军的行动规律，鬼子受袭扰后必定会派出快速部队追击。根据这一情况，刘伯承决定派小部队不断挑逗撩拨鬼子，惹急他们，把他们诱入我们的包围圈，集中兵力打一场平原上的诱伏战。在平原上打伏击可比不得在山地，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无遮无拦，正值冬季，万木凋零，放眼四望真是一览无余。大部队隐蔽在何处，在什么地方设伏都是大问题。
侦察队带回了好消息。在香城固北面的沙河地带，洼地的边缘生长着许多红柳等灌木，由西南向东北形成一个大沙岗，沙岗上的灌木顺沙河故道慢慢倾斜，河床与沙岗形成一个漫坡，在沙岗上正好有居高临下之感。沙河故道的东北面是庄头村，西面是张家庄，南面就是沙河洼地，这地形形成了一个口袋，两村庄像布袋的袋口，正好把那洼地的北面扎紧了。如此好的地形，真是天赐我也，我军决定在此设伏。
设伏前，部队和当地的群众对设伏阵地进行了精心的伪装，沿大沙岗构筑了一条长长的战壕，在壕坎上又移来许多红荆条和野枣树，将阵地伪装得天衣无缝；并在四周几个村庄的村口设置障碍，用以阻挡敌人的汽车和马匹。与此同时，也控制人员的流动，严格封锁消息。战前的工作非常细致，一切就绪，就等敌人落入我们的陷阱了。
此时的敌人，正对冀南大举“扫荡”，并占据了广宗、巨鹿、威县、临清等县城。他们的主力向南宫、冀县进攻，而以一部分兵力守备已占据的城镇，并将此作为它主力部队的后勤补给点。
威县的驻军是日军后方据点中的一个楔子，它担任着守备和后勤补给任务，四周的县城也有少数日军驻守，一有情况均可相互增援。由于日军的兵力有限，不可能全部占据除城镇以外的地方，因此，八路军有了相对宽松的活动区域。威县在香城固镇北面约三十里处，威县的日军第十师团第四十联队补充大队就成了我们的诱伏对象。我部队摩拳擦掌，士气高昂，大家决心打一场漂亮仗。
然而，我主力部队虽两次进入伏击阵地，但我方派出的小部队均未能将敌人诱出威县，这不免让人有些心焦。
1939年2月10日拂晓，我主力部队第三次进入伏击阵地，此次参战的部队几乎都是三八六旅集团的部队，有补充团、新一团、先遣支队，另外还有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的一部。各部队按布置进入了自己的战斗位置。战士们藏在用红柳伪装的壕沟里，隐蔽在村外的沙岗上，一切都在静默中等待。为防止周围的敌人增援，指挥部又派出了小部队监视曲周、广宗方向。一切就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
天亮时，我一一五师的六八八团两个营对威县县城发动佯攻，猛烈的火力扫射，又是冲锋，又是架云梯登城，虚张声势把气氛闹得火热。城内的敌人果然被吸引住了，他们误以为八路军要攻城，即拉开架势也以密集的枪弹还击。我部队见鬼子动了真，就按原计划迅速撤离了战场。日军连着几天被八路军袭扰，气恼万分，见攻城的八路“不堪一击”，遂立刻组织队伍追击出城。日军分乘九辆汽车，拖着几门炮，架着重机枪边打边冲，追出威县城外。
我佯攻部队边打边撤，将日军步步引向香城固伏击地。
中午时分，日军追到第什营村。这里距香城固还有十来里路，我三八六旅骑兵排突然出现，依据村头的房屋作掩护向日军猛烈射击。日军没有防备，他们的一个少佐森田五郎和一个翻译官当场中枪毙命。这下子被激怒的日军，不顾一切向我旅骑兵排冲去，我骑兵排迅速撤离。鬼子进村已不见我骑兵排的踪影，气恼万分地在村中乱打乱扫折腾一阵，又出村向南追击。我骑兵排此时已出现在香城固附近，又向鬼子一阵猛烈的扫射。此时的日军已完全丧失了理智，不顾一切，发疯般向骑兵排撵去。他们的汽车也下了公路，抄近路径直向大沙河干河道的低地冲来。很快九辆汽车进入了我八路军布置的“口袋”。
伏击部队在旷野里隐蔽埋伏了一个上午。天寒地冻，战士们都冻僵了，看见敌人闯进了伏击圈，大家都屏住气息，睁圆了眼睛，将枪口对准了鬼子。陈赓、王新亭、许世友等旅首长在一个小庙屋顶上所设的临时指挥部里，注视着日军的一举一动。陈赓手一挥，下达了命令：“打！”
埋伏在香城固镇北口担负着正面狙击任务的第六八八团一营率先开了火，拦头狠揍，敌人的第一辆汽车顿时腾起了一股黑烟，哼哼着不动了。车上的鬼子跳车落地后，来不及还击就纷纷中弹，躺倒了一大片，后面车上的鬼子见势不妙，急忙下车组织反击。他们拉开战斗队形哇哇地冲了上来，但几次冲锋均被六八八团一营打退。鬼子见状分兵一路向东面的庄头村冲去，企图从东向南迂回拿下香城固。他们哪里知道刚抵村口，就遭到我补充团的拦头痛击，将这股鬼子赶进了沙河洼地里。鬼子又向西冲去，埋伏在张家庄的我先遣队也开了火。日军这时才发现八路军早已布下了陷阱，他们中了八路的埋伏，鬼子指挥官急命上车，掉转车头向北面的来路冲去。
“鬼子要溜，堵住它！”陈赓见状下达命令。
新一团团长丁思林①这位原红九十三师二七四团的三营长，此时带领二营，在许世友副旅长指挥下，从斜刺里杀将出来，从西往东冲上了伏击圈的北口，用火力封锁了鬼子的退路，扎紧了这“口袋”的袋口，把这群敌人全部堵在了沙河洼地里。
张家庄、庄头村、香城固村及洼地北口，我军从四个方向将沙河洼地围住。手榴弹“轰轰隆隆”爆炸，枪声像爆豆似地响个不停，几百个鬼子妄想随汽车向北突围，可汽车全陷在沙窝里动弹不得。鬼子发了急，集中火力和兵力向我新一团冲锋，企图杀开一条血路逃回威县。
丁思林团长此刻像只猛虎，带领二营的战士顶住敌人的火力，击退了敌人的数次冲锋。日军已成了瓮中之鳖，在绝望之际使用了毒气。我军防备不及，顿时新一团的几十人中毒倒下了。黄烟在阵地弥漫，空中飘来阵阵臭大蒜的气味，丁思林团长见势不妙，急命战士们用手榴弹轰炸，以气浪驱散毒气。
陈赓旅长见状即刻命令部队发起冲锋，从四面向敌军压缩，缩短我军与日军的距离，迫使鬼子不能再使用毒气。冲锋号“嘀嘀嗒嗒”吹响了，四周村庄的八路军冲出阵地，呐喊着逼近敌人。此刻的日军完全没有了往日的锐气，根本无法还击，剩下只有挨打的份。绝望之中，鬼子向西北方向发出串串求救信号弹，企望曲周和威县的日军增援。
我军冲入敌阵展开了厮杀，短兵相接，枪声渐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沙河洼地一片刀光血影……
战斗进行到晚上，三八六旅全歼了这伙敌人，计击毙近二百人，俘虏八人，烧毁汽车八辆，缴获大炮三门、迫击炮二门、武器弹药和望远镜等军用物资不计其数，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歼灭战。
战后清理战场，发现有三个日本兵藏在老乡家，已被愤怒的群众打死。
后来得知，被歼的日军是一支炮兵联队，被缴获的望远镜是炮兵的宝贝，可值钱了。这些炮镜，日后在我三八六旅的炮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敌人汽车陷在沙窝里，那大炮太重怎么也拖不出来，后来用老乡的牛来拉，把老牛都拉塌了。大炮和战利品拉到司令部门口，周围的老百姓都跑来看，老百姓争相传诵，冀南广大地区的民众闻知欢腾。三八六旅的威名也传到了日军那里，在此后被我军俘获的日军称：八路军三八六旅不得了呀，一个新一团、一个补充团都这么能打，那主力部队还不知怎么厉害哩！
三八六旅在香城固之战打出了威风，首长们预计日军挨打后定会疯狂报复。果然日军出动了几十辆汽车、大炮、坦克、飞机，还有二千多兵力向香城固猛扑而来。日军对我三八六旅恨之入骨，在坦克上写着“专打三八六旅”的大标语，企图寻我三八六旅主力决战，妄想将我们消灭在冀南地区。我三八六旅及师部在战斗结束后，为避开鬼子的锋芒，迅速转移，连夜撤离了香城固地区，从日军夹缝间穿插出去，向东南方向的馆陶急行，穿过尖冢，涉过卫河，进入鲁西南的芦庄，日军根本找不到我军的行踪。此时临近农历年，每到一处，当地群众听说我们是八路军三八六旅，都热烈欢迎，备茶饭酒肉款待，八路军威名远播冀鲁豫边。
2月下旬，我们经南乐抵清丰。在清丰，部队进行了休整，数日急行军疲劳万分，部队在这里美美地睡了个好觉。
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率我三八六旅主力及师部直属队，不日经内黄、滑县向西穿过平汉铁路，抵达林县，过涉县，翻越太行山，回到了我们的太行根据地。
此次冀南之行历时三个多月，我随师部行军，只做些通信联络工作，看同志们打仗，粉碎了日军的“扫荡”，自己却没能捞到仗打，当了一回“看客”，说真的，这比什么都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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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丁思林（1915—1939），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连长、营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新一团团长。1939年在侦察敌情时不幸中弹牺牲。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9 20:54
48（八路军是所大学校）


“蔡主任，早上好！”在村边碰到师政治部蔡树藩主任和其他几位首长，我举手敬礼，向他们问好。
蔡树藩还了礼，站在我对面，好一会儿没出声，最后嘿嘿笑道：“呵呵，今天是太阳打西边出来，这是你见到我第一次没吵着要分配呀。”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自从延安抗大学习回来，我一直在师部等待正式分配。起先只是随师部直属队工作，后来随大部队出太行在冀南沿晋冀鲁豫边境转了一大圈，回来后还处于“待命”状态，既不能回老部队，又没有安排新工作，这一阶段特别感到闲着无聊，老这样吊着，心中不免发毛，所以见到首长就吵着要分配。
蔡树藩主任扶了扶眼镜说：“最近安排了一批干部的工作，你可以去组织部问一下你的情况。”
“是！”我高兴地敬了个礼，拔腿向师部跑去，身后传来蔡主任他们的笑声。
组织部张南生部长和王科长找我谈话，说是看了我在延安抗大学习的鉴定很不错，现在组织上根据我的情况分配了工作。我这才知道，自己被分配到师部的随营学校工作。一直想回部队上前线打鬼子，没想到让我去随营学校当管理干部，心里虽不高兴，可还得服从命令。我打起背包，赶往随营学校报到。
我到了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才知道红军时期我的老首长、原九十三师副师长易良品在那里当校长。易良品见到我，非常高兴。有老首长在这里，我的心情好了许多。我去报到时，学校已经开学，学员大部分是部队的连、排级干部，许多人都是身经百战的红军战士。一二九师非常注重干部、战士的培养，在残酷艰难的战争环境里一直都在自办学校，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政治、军事基层干部。
学校政委袁鸿化找我谈话，并安排了我的具体工作。
说起袁鸿化，还真有点儿传奇色彩。那是1932年，我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失利，撤出鄂豫皖根据地，西行三千里，进入四川，创建川陕根据地。红军刚立足于川北的通、南、巴地区，西安方面的地下党组织就派员与红四方面军联络，地下党派出的四位联络人中，袁鸿化是负责人。地下党与红军隔绝多年，互不往来，当他们四人从陕南进入川北通、南、巴地区时，被红军发现并扣留，怀疑他们是国民党的奸细。当时，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领导下对外与四川军阀作战，对内仍实行“左”倾的政治路线，内部肃反运动正烈，许多忠诚的红军干部、战士稍有不慎，就惨遭杀戮。当时川北地区社会形势复杂，军阀、土匪多如牛毛，有些土匪甚至也冒红军之名招兵买马，真假难辨，袁鸿化等四人不摸底细，被红军扣留后也不敢随便暴露自己的身份。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错误政治路线领导下，多少还是带有鲁莽的军阀气息，对袁鸿化等四人分别审讯后，在没有弄清他们真实身份的情况下，就将其中三人枪杀了。最后又将袁鸿化绑赴刑场。袁鸿化在面对枪口的千钧一发之际，大喊了一声：“等一下，你们到底是不是红军？！”
得到回答：“是！”
“要是红军，你们就不能杀我！”袁鸿化大声喊道。
说与不说都是死，豁出去了，袁鸿化正气凛然：“我是共产党，是西安地下党派来的。我有重要的任务，要见你们的首长。”
就这样，袁鸿化逃过了这一劫，随后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经过长征，历经沙场，在太行抗日前线担任了一二九师随营学校的政委。
随营学校分为三个营，一营营长皮定均；二营营长赵义山，我被分在二营五连任指导员兼军事教员。
那时，部队比较艰苦，干部没有薪水，只能发放津贴，而且少得可怜。太行地区都流通我冀南抗日根据地自己发行的货币——冀南票，连级干部每月津贴为三元五角，我被任命为营级干部，每月津贴为四元五角。
同我共事的连长何化一是四川人，也经历过长征，何连长原在家读过几年书，这在当时来说已算是知识分子了。我们五连有四个排，约有一百二十人，学员多是连、排级干部。在这里主要是学习政治、历史、军事等。政治、历史等课程均由专职教员上课，而军事课就由我和何连长兼任教员了。我当了九年兵，大小仗打了不少，长期跟随师团首长，耳濡目染，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也积累了不少的军事经验。我和何连长讲起班、排战术，包括连、排的进攻、防守、追击、伏击等都是一套一套的。我们的军事课是根据实地地形，现场解说，生动具体，学员们也可以与我们共同探讨，所以大家特别喜欢上军事课。我和何连长配合默契，五连在各方面也多次获优，我被增选为随营学校的党委委员。
说起军事学习，在这里着重讲讲。抗战初期，八路军同日军作战双方相互并不了解。我们以为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白军一样，没有什么战斗力，所以部队间的战斗口号就是“比赛抓俘虏”。战斗打响后没想到日军十分顽强，单兵作战技能训练有素，非同一般。野战动作、射击和拼刺刀都比我们强。我们就是在人数占优势的战斗中，也常常占不到便宜。我们不了解日军的武士道精神，一场战斗下来根本就抓不到俘虏，打扫战场时，鬼子伤兵都会同我们战士拼命，所以，我们开始吃过不少的亏。
随营学校的学员绝大多数都是经过长征的红军，虽说都是干部，但在战斗中和战士一样冲锋陷阵。在同日军作战过程中也找出了自己的差距，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因此我们非常重视战后总结经验和教训。大的战略战役是首长们的事情，当时我军以游击战为主，少有大兵团作战，各部队基本都是以营为建制活动，所以我们就非常重视连、排的战术和单兵的作战能力。大家经常在一起商讨切磋，谈的最多的还是拼刺刀。我同日军的几次战斗也拼过刺刀，从中悟到了一些经验教训。
要说日军拼刺刀，那要从他们的特点和装备说起。鬼子在白刃格斗之前，一定是要将步枪的保险锁闭，这不是鬼子的仁义，而是另有原因。
鬼子使用的三八式步枪是枪身长，加上刺刀其长度可以保证在白刃战中占据一定优势。三八式步枪的特点是枪管长，初速高，射得远，打得准。可就因为这个，子弹击中目标后基本都是贯通伤，伤口平滑，杀伤力反倒不大。可是子弹头穿过第一个目标后，速度就减慢了，还会翻滚，弹道变形，要是碰上第二个目标，杀伤力反倒会大大增加。拼刺刀的时候双方混战，在人堆里开枪，打中的第二个目标很可能就是自己人，误伤的比例也就非常大了。所以小鬼子的条例就是拼刺刀前关闭保险钮。
鬼子的预备刺杀姿势是一手握紧护木，虎口压住护木上方，另一手握枪托的弯脖儿处，枪托下垂靠在胯骨侧面，刺刀尖差不多和眉毛齐平。侧身面对对方，避免暴露整个身体。这样的姿势，枪身的斜面正好护住自己的脖子、胸脯、和肚子。前脚虚步后腿蹬地，攻击时刺刀向前一推就可以突刺，避让时弹跳后撤也很便利。这样的预备突刺姿势就使得枪口斜上朝天了，如果格斗中，要作射击准备，食指就得放在扳机上，这样问题就很多：一是双方的枪一碰撞，很容易走火；二是手不能全力握枪，拼杀中使不上劲儿；三是三八枪太长，若要开枪，调转枪口的瞬间自己可能露出破绽就被刺倒。这就是日军在刺杀前先关保险钮，拼刺中绝不开枪的重要原因，而不是他们条令的教条，更不是日军的仁义。
小鬼子体能技能训练有素，拼刺刀时动作确实很利索，他们胳膊夹紧向前一突，眼睛盯着前方，脑袋一埋，一个垫步，刺刀就出去了。枪、胳膊、肩、脑袋基本成一条线。防左防右阻挡对方刺刀时，握枪的手腕子一翻，幅度很小，力量却很大，不是将对方的枪刺拨开去，而是将对方的刺刀“铛”地磕开，紧接着就会来个突刺。鬼子的拼刺往往占上风，一人可以对付好几人。         
我们八路军的战士呢，武器装备不好，手里多半是“汉阳造”“奉天造”这样的步枪。这些步枪因为钢火不好，工艺不精，膛线很容易磨损，那子弹的射程不远，弹道不稳，弹头的穿透力也就不强。但是近距离射击，打中对方后，子弹反倒能留在对方的身体里，甚至还翻跟头，结果杀伤力更强。拼刺刀的时候，八路军战士多半拼刺技能不如鬼子，常常是几个人对付一个，性急时就扣扳机，所以白刃战场上时常能听到零零碎碎的枪响，不过枪响后，倒下的往往是鬼子。鬼子看不起八路军士兵在拼刺刀时开枪射击，有时候恨得牙痒。所以呀，那咱八路军为什么不占这个便宜？要是和鬼子讲那种“仁义”，才叫上当哩！拼不赢就搞他一枪！
再说拼刺刀，八路军战士多数没有经过严格训练，操枪的动作幅度很大，像抡大棒似的，胳膊挥动就闪出空挡，往往叫鬼子占了便宜。所以一般几个八路军战士对付一个鬼子都还有些吃劲儿。
从敌人那里学功夫，长记性，这是八路军的本事。我教学员们的刺杀技术就是从鬼子那里学来的。侧身向前，不给对方留下太多身体暴露面积。虎口压住护木上方，就是防止突刺时，被对方的枪刺防左动作将枪磕掉脱手。自己的防护动作不要大，避免露出破绽，用手腕的爆发力量将对方的枪刺拨开。突刺时双臂夹紧，前脚稳住而不是冲出去，以便灵活回撤。这些刺杀技能通过苦练，大家慢慢地娴熟起来。
单兵作战能力，尤其是刺杀动作交流传授，使学员们的战术动作大有长进。在抗大学习交流的这些单兵战术技能，使我在以后的战斗中受益匪浅。
随营学校驻在黎城东边的桃花庄，后又移驻杏树滩。学校离师部不远，师首长们经常来学校讲课。太行山山高谷深，山上树木不多，半人高的荒草漫山遍野，有限的耕地养育着辛劳的人们。老百姓只能在沟底坡面的薄田里栽种玉米、谷子，在贫瘠的土地里刨食度日，生活过得十分艰难。八路军是人们的子弟兵，绝大多数人在家都是干农活的好把式。夏日到来，我们去地里帮老百姓割麦子，军民关系更加亲密。八路军在太行山区口碑极佳。
杏树滩是个不大的村子，坐落在两山之间的谷地里，两边的山颇高，平时一条几乎干涸的溪流从谷沟里流过。山洪暴发时，石头随洪水翻腾而下，洪水退后，河滩里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卵石。河滩上长着许多的杏树，因此得名杏树滩。
秋日里，上午九时阳光才能照进村里，下午四时太阳过去，山沟里渐渐昏暗，气温也慢慢凉了下来，到了夜里竟有了寒气。我连学员陈世乾在部队是连长，也是我的黄安老乡。他在红军时期是红九十三师我那个交通队里的班长，所以他一直习惯称我是秦队长，而不叫指导员。看到我的铺盖单薄，他将他在响堂铺战斗中缴获日军的毛毯送给了我，在不久后的百团大战中，陈世乾不幸牺牲。那条毛毯在此后的战斗岁月里伴随我许多年。
在太行山区，日军仅占据了一些县城及重要的村镇和主要的交通线，大片的地区控制在我八路军手中。日军一出动“扫荡”，我军就同日军“推磨子”、转圈子，出其不意予以打击。日军一走，我军又在当地开展抗日斗争，巩固我们的根据地。我随营学校也随形势的变化，变更我们的驻地。
一天早操后，我忽听有人喊我：“秦队长！”
只有在红军时期与我一起生活和战斗过的人才这样叫我。我寻声望去，晨曦中一队人马缓缓走来，我看清了来人。
“赵青彦。”我喊了起来。这是红军时期，我师部交通队招收的四川新兵。
“秦队长。”赵青彦跑过来，向我敬了个礼，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伙计，这两年到哪里去了？都没看见你呀!”我摇着他的手臂说道。
“红军改编后，我从三八六旅又调到师部供给部，这两年没见到你，真想你呀!”赵青彦说着眼圈都红了。
两年多没见了，后来我才知道，赵青彦这个当年参加红军的四川旺苍坝的小伙子，因能写会算，师部调他去供给部工作，他一直在为部队筹集粮食，运物资。太行前线战斗紧张，生活艰苦，这支运粮的队伍为部队的生存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运粮队走远了，赵青彦紧了紧枪带，给我敬了个礼，就挥手告别了。他这一去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后来听人说，由于汉奸告密，运粮队在一次行动中遭到日军的袭击，损失惨重，许多人牺牲了，赵青彦从此也没了下落。
红军时期，这位比我年长两岁的赵青彦是我交通队最活跃的战士，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多么好的小伙子呀!每每想起他，我心里总是沉甸甸的。
这年10月，随营学校易良品校长调离学校任新七旅旅长。11月，随营学校的本期学员也毕业了。上级来调令，让我去新的战斗岗位去报到。
原来上级调我去武（安）涉（县）中心县委工作，任武涉大队政治委员，据说武涉大队有大几百人枪，是支很有战斗力的队伍。我满心高兴，上级终于想到了我，这下又可以带兵打仗了。赴任前，我接到通知，说是师首长要见我们上前线的干部，我赶到师部，才知道是刘伯承师长亲自找我谈话。
“师长，我来了！”我进屋就向刘伯承敬礼。
刘伯承笑眯眯地招呼我：“来来来，小秦，坐下，坐下。”
刘师长让警卫员给我倒了一杯水，说道：“听说你总是吵着要回部队上前线，这下你高兴啰。”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看了你在随营学校的鉴定，不错嘛。”
刘伯承手拿我的那张鉴定，接着说：“你很有办法，很会管理干部。工作嘛，应该发挥你的特长。看来我得给武涉大队另派政委了。”
我一直在乐滋滋地听师长表扬我，可听到师长的最后一句话就觉得不对劲了，端杯子的手一歪斜，撒了一裤子的水，那展在脸上的笑容也慢慢消失了。
“师长，你不让我去武涉大队了？你不让我上前线，我能干什么？”
“还是让你去搞教育，去师部轮训队当管理干部怎么样哦？”刘师长不紧不慢地说。
我“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刚想嚷“不”，看着师长那慈祥的笑容，我又极不自在地坐了下来，半天没有说话。
“我晓得你小秦，你个炮仗子脾气就是坐不住，总想到前面去冲去杀。我们八路军的干部不光要会打仗，还要有政治头脑，有军事谋略，这些都要有文化。没得文化的军队啷个打得赢仗嘛。调你去干部轮训队不光是管理别人，你自己还要加强学习。去那里就是团级干部啰，眼光要放远点儿，不能光靠自己单打独冲，以后要领导部队，就要多读书，提高文化，光会写自己的名字那哪么得行嘛。”
虽然不想去轮训队，可师长的一席话说得我心里暖融融的，我表示服从分配。后来在轮训队，乃至多年后，师长要我加强学习的这席话，我总牢牢记在心间，一生获益匪浅。
当时师部驻在辽县（今为左权县）的桐峪，我离开师部后直接去了干部轮训队，轮训队当时驻在桐峪和隘峪口之间的上武村。在那里，我开始了轮训队的战斗生活。
干部轮训队汇集了我一二九师的各级干部，张贤约任队长，吴钊统任政委。轮训队下辖三个队，一队学员全是副旅级以上的干部，由张贤约兼任队长；二、三队学员也都是营、团级干部，二队队长张振祥、教导员吴海堂，三队队长刘昌义、我任教导员。我到职后按正团级发放津贴，同时还发了一匹枣红马，安排了马夫和通信员。
轮训队使长期分散在各部队工作的老战友、老乡又聚在了一起。我的老乡，一队学员余伦胜当时是冀南第四军分区司令员，他没事就溜到我这里找烟抽。余伦胜的烟瘾极大，战斗部队生活艰苦，没有香烟，他熬不住，只能抽槐树叶子，可那滋味实在不好。后来知道我这里有纸烟(这烟还是在随营学校时别人送给我，积攒下来的)，余伦胜就像猫闻到了鱼腥一样，一天不来我这里就浑身不自在，别看他在部队时是旅级干部(司令员)，其实那时他也很年轻。在轮训队，我们这些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闹起来就跟孩子一样，说起余伦胜，他还有一段离奇的故事，这个故事我将在后面叙说。
我队学员中，还有许多原部队的战友。记得团级干部里就有何子成、七七二团副团长阙子清，营级干部还有王维国等。
刘昌义队长和我是黄安老乡，我俩的文化水平都不高，刘昌义比我还强点，在家曾读过两年的私塾。因此上级给我俩各配了秘书，平时帮我俩学文化，整理文件，同时他们也是我队的政治教员和文化教员。我的秘书叫杨法军（解放后曾任湖北省黄冈军分区司令员），刘昌义的秘书是史子谦。我和刘昌义在队里管理日常事务，同时自己也抓紧学习文化，所以许多一般的事情都交给了我俩的通信员处理。我的通信员叫张永宽，河南人，当年十九岁，正式场合我是首长，他是战士，可在平时就没大没小了，我叫他“河南侉子”，他叫我“湖北蛮子”。张永宽聪明伶俐，参军前在家读过两年书，师部来的文件，还有学习资料都是张永宽帮助我整理。小伙子最能干的是同刘昌义的通信员去河里逮鱼，山西人不吃鱼，河里的鱼没人逮也就出奇地多，他俩每次下河都不会空手回来。因为有了他俩，我们的伙食也时常得以改善。
我的秘书杨法军教我学文化，很耐心。我不忍心什么事都拖住他，就问道：“小杨，有没有这样一个东西，我不认得的字一问它就晓得？”
“有哇，就是字典嘛。”杨法军答道。
“字典是个么家伙？”我哪里懂得什么叫“字典”呢。
“字典就是一本书，我那里就有。”
“你还有这宝贝呀，那好那好，你给我用一用。”我高兴得不得了。
杨法军将他的字典给了我，他说：“不过，你有字典，不懂国音还是不会读的。我教你国音，学会了，你就可以自己认字了。”
杨法军教我汉语注音，我整天都在念：“波、坡、摸、佛、啊、鹅、衣、乌、鱼……”
为了便于记忆，我将这些字母写在桌子上，一有机会见了就读。
一天上午，见到桌子上的“ㄛ(即现在的汉语拼音字母O)”，我一子“踌”住了，就是想不起来应该读什么音。刘昌义叫我去下象棋，我不去，发誓一定要自己想起来，否则就罚自己不吃饭。开中饭了，还是没有想起来，我没有去吃。一下午除了到队里转了一趟，就把自己关在了屋里。晚上开饭了，还是没有想起来，这饭还是不能吃。通信员张永宽将饭端了来，我看都不看，让他端走，张永宽急了：
“你病了？”他摸摸我的额头。
“没有。”我偏了偏头，甩开他的手。
“你哪里不舒服？”
“莫搅我，出去，出去！”我烦着哩！
张永宽看看我，出去了。不一会儿，又进了屋，急性子的他憋不住了，急得满屋乱转，自言自语道：“又没病，又没不舒服，又不说话，又不吃饭，这咋搞？”
他越闹我越想不起来，心里正烦哩。他对我大声嚷道：“你两顿饭没吃了，肚子饿不饿？”
我同他对嚷起来：“饿！咋不饿！”
“‘饿？’－‘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这回是我兴奋得手舞足蹈，满屋子乱转。“饿”在我黄安方言中正是“哦”，“哦”就是“ㄛ”呀。张永宽疑惑地抓住我，盯着我，又摸摸我的额头：“你没病吧？你咋的啦？”
我高兴地喊道：“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吃饭，吃饭！”
不忘刘伯承师长给我极大的鞭策和鼓舞，在轮训队的这段时间，我刻苦认真地学习文化，还系统地学习军事理论，我有了长足的进步。
我队管理干部除了刘昌义和我外，还有几位军事教员。其中有两位是日本人反战同盟人员，原是被我军俘虏，经教育转变思想参加了八路军。还有两位是原国民党军队的军官，有一位原是国民党军队的旅长，因不满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解甲弃戎上五台山当了和尚，后来又投奔了八路军，刘伯承师长将他暂时安排在我队，不久他去了三八五旅任作战科长；还有一位叫杜永波，原是南京中央军校毕业的军官。日军攻陷南京以后，他对国民党军的无能深感失望，投奔了八路军。在轮训队，他们几位主要教授单兵战术动作及连、排、营的战术组织与配合。由于他们原来都与我军为敌过，现在虽然已经参加了八路军，但还不是共产党员，同我们在一起时，总显得有些怯生生的。开始，我思想有些狭隘，多少也还是心存芥蒂，认为这些我军的手下败将怎么配当我军的教员，所以同他们的关系总不那么融洽。
我找了刘伯承师长，要求为我队调换军事教员，刘师长狠狠地批评我说：“小秦哪，你这个思想要不得，怎么就是你抗日？你革命？别人就不能抗日？就不能革命？你参加革命早，抗日坚决，可人家也抗日，也革命哪。抗日不分早晚，革命不分先后嘛！我们应该团结广大的民众和各阶层人士，实行统一战线，哪怕原来是我们的敌人，只要他现在转变了，抗日了，他就是我们的朋友。他加入了八路军，那他就是我们的战友，就是我们的同志。你好好想想吧!”
师长批评的对，我认真作了检查，回去后，主动与他们沟通，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在实际工作中我才发现他们确有许多的长处。日本人反战同盟的宫本教官讲单兵战术，的确不错，尤其是拼刺刀，几个人都对付不了他，我向他还真学了两手。
后来，我同宫本相处得很好，他有什么都对我说。有次聊天，他说：“八路的，这个，大大的好。”他竖起了大拇指。“可是八路拼刺刀的，这个，不好。”他又伸出小指头。
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说，拼刺刀就拼刺刀，八路军拼不赢就扣扳机开枪打人，不正规。
我们听后大笑。宫本对此耿耿于怀。看来八路军中拼不赢刺刀就开枪的不光是我们，还大有人在哩！
杜永波是正规军事院校毕业的，他的军事理论及团体战术组织也给了我深刻的影响，这使我在以后的军事指挥中受益匪浅。思想问题解决了，我不但同他们改善了关系，还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太行山的冬天非常寒冷，战争年代生活艰苦，我们和学员们只能用木炭生火取暖。有时木炭没有了，我们就自己上山打柴，扭草把子生火驱寒。长期烤火烟熏火燎，许多人火气上升，两眼红肿，口舌生疮，但没人叫苦，人们都在努力学习。
当时物资匮乏，轮训队的教材大都是自己编写的，有相当的一部分是刘伯承师长翻译苏军的条例和文章。我们的军事教材是《一二九师抗战两周年的战术报告》，这本油光纸的小册子虽然印刷制作粗糙，但它是刘伯承师长根据我师在华北抗战两年来的许多战例，收集整理大量资料并执笔撰写的一部有实践有理论有创见的军事著作。
刘师长非常重视轮训队。他在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说：“如果没有轮训队，也就写不出《一二九师抗战两周年的战术报告》。”
他还说：“《战术报告》都是我师各部队亲历的战例。我们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可是战术素养和理论十分差。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要把经验加以条理化，上升到理论，用它来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指导我们今后打更多更好的仗。”
刘师长多次来轮训队讲课，他把军事理论、战略战术思想结合许多我们大家都经历过的战斗，深入浅出地作报告，学员们容易接受，也非常爱听。由于刘师长有很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又有独创的军事战略战术理论，再加上他的文学造诣及丰富的语言表达能力，特别是他那幽默诙谐有时还略带粗野的四川方言，每一次报告都让我们听得入迷，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刘师长在军事理论上有独创性，阐述通俗易懂。一次讲课时，他伸出一只张开的手说：“我们在下决心打仗之前要弄清五个基础，这就是任务、敌情、我情、地点、时间这五项法门。弄不清楚就要打败仗。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
刘师长专门讲述了我军现时的战略战术，他说：日军的装备好，火力强，战斗素质高。我们武器差，许多人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所以我们打仗就不能硬碰硬，否则不但打不赢敌人，反而会吃老亏。我们要发扬我军之长，击敌之短，以游击战为主，零敲碎打地消耗敌人，积小胜为大胜，直到夺取最后的胜利。
刘伯承把游击战概括为三种，这就是袭击、伏击和急袭。他在轮训队讲课时说：“袭击，就是敌人住着，我们找着去打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对防御之敌的进攻战斗。伏击，就是我们利用有利的时间、天气并选择有利的地形，埋伏好，等敌人来了再打他。当然啰，不能傻等，有时要有点‘勾头’。大家见过钓鱼嘛，钩上没得鱼饵，鱼儿怎么会吃钩呢？这就是诱伏，这种伏击战斗会发展成为正规战斗。急袭，就是碰着的时候打，拦打敌人之首，杀他的锐气，能击就击，不能击就游。追打敌人之尾，捞一把就走，不要恋战，叫敌人挨打，敌人又打不着我们。还有一种战术叫吸打敌援，这就是游击牵住敌人，集优势兵力威胁它，吸引另一部敌人来增援，在敌增援部队的必经的道路上伏击它。实际这就是袭击和伏击的混合运用。我们不是用这些办法打了许多胜仗吗？像七亘村、神头岭、响堂铺、香城固这些都是我们游击战的典范。”
他还说：“我们游击战的特点就是八个字：‘秘密、迅速、坚决、干脆’。何谓秘密？就是我军的兵力、布置、目的和行动，都要十分隐秘，封锁消息，让敌人毫无知觉。何谓迅速？就是一举一动要快，出击迅猛，能在几分钟内消灭敌人，让敌人的飞机、坦克和大炮等重武器来不及发挥作用，即使敌人援兵赶到，我军也已解决战斗。何谓坚决？就是一到战场，就站稳脚跟，用手榴弹、刺刀果敢勇猛冲锋，把敌人压下去，就是我们的胜利；如我不坚决，则敌将硬起来，反击溃于我。何谓干脆？就是打起来不拖泥带水，快刀斩乱麻，不啰嗦。蔫皮儿的庄稼，摆的是挨打的样儿，那不得行！”
在异常艰难的战争环境中，为提高部队的战斗素质，刘师长主张抽调战斗部队的干部参加轮训，加强学习。一二九师培养了大批的政治军事干部，乃至多年以后，我军许多英勇善战智勇双全的百战将星都出自这支部队。
1940年，抗日战争形势更加复杂，日军在华北增加了大量的兵力。为了分割封锁各抗日根据地，在冀南平原地带陆续修建了大量的公路，在太行、太岳计划修筑铁路，在平汉线西侧也开始大量修建据点和公路。日军企图用这些交通线快速调动部队，切割和封锁我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达到囚困窒息各抗日根据地的目的。
就在八路军全力抗击日军的紧要关头，与我一二九师相邻的部分顽固反共的国民党军队不断制造麻烦。他们的方针由“政治防共”转到“军事反共”，摩擦愈演愈烈，甚至发展到军事挑衅。这些反共顽军主要是鹿钟麟、石友三、张荫梧和朱怀冰等部。这年1月，我一二九师刚刚收复黎城、涉县，主要力量正在破击白晋线、平汉线、津浦线。
这些反共顽军企图把八路军逼到正太线、仓石线以北，迫使八路军在这一狭窄地区腹背受敌。我军为顾全大局，团结抗日，无数次与这些反共专家会谈，让其放弃反共主张，停止摩擦。这些顽军不但不听劝告，反而认为共产党顾全大局的退让是软弱可欺，从而变本加厉扩大摩擦和挑衅。
面对复杂危急的形势，刘伯承师长指出：“我早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些反共专家们，你不教训他，他就不晓得自己姓啥子。日军扫荡，顽军挑衅，我们要前门打虎，后门拒狼。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要打破狼的一面（指顽军），求得专力打虎（指日军），这就成了当前的任务。”
我们一二九师决定给这些搞摩擦的顽军以毁灭性的打击。在春节前，我军歼灭了进犯我抗日根据地的阎锡山一个整编旅，击毙其旅长和副旅长；2月份消灭了进犯我区的阎锡山整编第二师金宪章部的大部；3月又歼灭了国民党九十七军朱怀冰部的近万人。这些战斗狠狠打击了顽军的嚣张气焰，顽军顿时老实多了。经过这几次战斗，基本上实现了刘师长在短期内“打破狼的一面”的任务，抗日军民得以“专力打虎”，抗击日军。
1940年春节后，日军在华北地区为对我进行分区“扫荡”，大肆修建铁路、公路、碉堡。刘伯承形象地称这是敌人的“囚笼”战略。他说：“作一个比喻，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公路作链，据点作锁，造成一个‘囚笼’，想把我抗日军民装进去，凌迟处死。”
针对敌人的政策，为粉碎日军的“囚笼”网，我一二九师展开了以破坏交通为主要任务的破击战。刘伯承称破击战就是以破坏日军修筑的铁路、公路和沿线碉堡据点，消灭敌人而发起的针锋相对的战役。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指挥下，一二九师集中了三八五旅、晋冀豫边纵一团和三团、特务团、挺进支队等部队，展开了对白晋铁路①的大破击战。此战役歼敌一个警备大队，破毁铁路一百多里，炸毁铁路桥梁五十余座，破坏和缴获敌铁路器材若干。白晋破击战役的胜利，鼓舞了广大的抗日军民，坚定了我对敌开展交通斗争的信心。与此同时，刘伯承将此次战役的许多战例带到我们干部轮训队，让干部学员讨论归纳，最后总结出宝贵经验。刘伯承在榆社召开营以上的干部会，会上详尽深刻地作了此次破击战的战术总结，并将此经验介绍到我军华北各战区。粉碎敌寇“囚笼”战略的破击战，在华北抗日战场上遍地开花，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1940年秋天，我八路军集中了在华北的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对侵占华北的日军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击战役，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从正太路的破击战开始，以反“扫荡”结束，经过前两个阶段的战斗，我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块根据地的抗日军民，将敌人的铁路、公路、据点连接而成的“囚笼”打得支离破碎，残毁不堪，日军的“囚笼”战略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日军不甘心于“百团大战”中的失败，恼羞成怒，以百倍的疯狂加紧“治安强化运动”。他们暂时放弃对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而对我八路军开展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体的“总力战”，集中兵力向我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的“扫荡”。敌人继续推行他们的“囚笼”政策，但在战术上由过去的短促“扫荡”改为长期反复“扫荡”，由分散“扫荡”改为集中优势兵力“扫荡”，由分区进攻改成分区“清剿”，由长驱直入改为步步为营，由无组织的烧杀抢掠改成有组织的“三光政策”，斗争非常残酷。
从“百团大战”至“五一大扫荡”，近两年的时间里，日军采用了所谓的“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分进合击”、“辗转抉剔”等战术，对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残酷、规模巨大的“扫荡”。刘伯承师长审时度势，提出许多对付日军新战术的游击理论，并将这些游击理论交给我干部轮训队讨论，讨论的最后结果就拿到战场实践。
在战争实践中，刘伯承师长经常来我们干部轮训队讲课，根据抗日游击战争的特点，形象生动地阐述他的观点。在讲解抗日力量时，他说：“抗日根据地的抗日力量有三个因素，我们八路军的正规部队这是第一因素，游击队是第二因素，广大民众是第三因素。这三个因素互相配合作战是非常必要的，这三个因素就像一个人的拳头一样，八路军就是拳头的骨，游击队是拳头的筋，广大民众就是拳头的肉，这就形成一个有机力量。这三者的动作协调一致，就可以狠狠打击敌人，三者缺一不可，这也可以说是抗日游击战争的特点。”
事实证明，抗日游击战争也是人民的革命战争，有了游击队和广大民众的支持，八路军清楚敌人的一举一动，敌人来了，我们可以运动到敌人猝不及防的另一边袭击。而敌人没有民众的支持，就像瞎子、聋子一样，一扑一个空。这就是为什么敌人越战越弱，而我们越战越强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抗日战争中，我八路军不光在战场上打击敌人，同时还做了大量的敌工工作，在敌人的内部攻心、渗透，使许多伪军只要日本人不在场就不主动向我们开枪。我们的“内线”随时向我们报告日军的动向。八路军的行动游刃自如。
记得1942年3月间，师部派出几个工作组分别到各个军分区检查工作。师部队训科的刘贤润科长和我在一个工作组，刘任组长，我是副组长。刘贤润，这位湖北麻城的汉子，开朗、乐观，到哪里都能听到他的笑声。
我们一行十多人去太行六军分区检查完工作后，回师部路过敌人据点，距那炮楼约二百多公尺时，刘贤润的那匹骡子突然尥起蹶子，挣脱了缰绳，径直向敌人的据点跑去。人们十分惊讶，刘贤润的警卫员举枪要打死那骡子，我怕暴露目标，拦住了警卫员。刘贤润哈哈笑道：“这个裸日的叛变投敌，跟那狗日的张国焘一样，不用拦，随他去。”
我们迅速离开了那里，回到师部。没两天，那骡子被送了回来。原来骡子跑到敌人那里，伪军知道这是八路军的牲口，谁也不敢动，就让我们的“内线”给送了回来。由此可见，八路军对伪军的影响之深。
然而，我后来得知，就在这年的夏季日军对我太行根据地的大“扫荡”中，刘贤润科长为掩护我一二九师师部突围，率领骑兵连与日军周旋，不幸牺牲在河北赞皇的黄北坪附近。
轮训队虽然没有战斗任务，但许多事情都得自己动手解决，日军频繁“扫荡”，形势紧张，可轮训队几百号人要吃饭，粮食就要到几百里外去驮。
1942年秋季的一天，我领受任务，带队去武安运粮食。师参谋长李达告诉我：武安那一带是我八路军的游击区，日伪军也经常去那里，那一带是双重(两面)政权（即我抗日政权和日伪政权并存），这些粮食是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上缴的公粮。为了将这些粮食安全地交给八路军，各村的粮食只能在较短的时间集中。我运粮队既要规避敌人平时有规律的巡逻队，又要准备应对突发的敌情。运粮队去早了不行，去晚了也不行，所以，师部给我规定了详细的运粮路线和行动时间。我队和二队一百多学员组成了这支运粮队，三百多匹牲口都是学员们自己的坐骑，学员和随身的警卫员都携带短枪，运粮队没有其他的警卫部队掩护。我们按师部规定的时间出发了。
从涉县河南店到武安尽是大山。山路不好走，队伍行进慢，好歹按规定的时间到达目的地，并与地方政府的同志接上了头。将粮食装上驮后天已全黑了下来，一切顺利。按师部的命令，我决定第二天凌晨四时出发返回，夜里我布置了岗哨就去睡了。心里有事怎么也睡不踏实，半夜醒来，迷迷瞪瞪睁不开眼，天还黢黑黢黑的，借着朦胧的月光看看表，也未看清楚，以为到了点，就吆喝大家起床出发。
天色黑蒙蒙的，队伍整顿好踏上了返程。山路崎岖，人牵着牲口成单列前进，队伍拉得老长。东方天边刚刚泛白时，我们才走了七八里地。我借着天光一看表，才四点半钟，原来我看错了表，将师部规定的返程出发时间提前了一个小时。我头上沁出了一层细汗，搞错了时间，要是在返回的路上遭遇情况可就麻烦了，回去肯定会挨批评。
我正准备下令放慢速度时，忽听得身后传来密集的枪炮声，正是我们刚离开的村庄，伴着迫击炮炮弹轰隆隆的爆炸声和三八大盖的枪声，天边卷起了浓烟，火光冲天，那是敌人在烧村庄。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脖颈后的汗往下淌，将后背都打湿了一大片，我急忙下令加快速度，迅速离开此地。看来，鬼子是有目的而来的，我们的运粮行动肯定走漏了风声，敌人是来偷袭的，真险呀！幸亏我们提前了一个小时出发，敌人扑了个空，如若遭遇敌人，我们几十支短枪恐难以抵挡（一部分学员没有带枪），后果不堪设想。我催促队伍快走，牲口的蹄掌踏着山路“得儿得儿”地响，我的心也“怦怦”乱跳。翻过了一道山梁，火光看不见了，天已大亮，我们一刻也不敢歇气，拼命赶路，终于将全部的粮食安全运回了师部。
师首长们都在等候我们运粮队，见我们回来，迎上前来。邓小平政委握着每个人的手连连说：“辛苦了，同志们辛苦了！”
从这阵势来看，首长一定知道我们差一点遭遇敌人。见到刘伯承师长，我上前敬礼，忐忑不安地报告：“师长，我们回来了。是我错了，我把表看错了……”
师长笑眯眯地把我敬礼的手按下来，说道：“小秦呀，你错得好呀，你这一错鬼子就扑了个空。大家都在为你们担心哩！”
后来才知道，敌人队伍出动，直扑我们运粮点的同时，师首长也得知了情报，立刻命令附近的部队接应我们。哪知我们提前出发与接应我们的部队错过了。敌人扑了个空，我的“错”也成了“对”。这是战争中的侥幸，现在想起来仿佛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事后，刘昌义对我说：“懋书，你那是个么裸表，表盘的数码都看不清，不如趁早甩了它。”
我说：“不怪表，是我看错了。”
“甩它甩它，我的这块给你。”
刘昌义将他的一块大表盘的日本表送给了我，这块手表一直伴随着我，直到解放战争开始，我中原部队突围时我还用着它。
从随营学校到轮训队，这两年里我没有机会去前线打仗。虽然是搞教育，当管理干部，可在这段时间里，我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政治理论，加强了文化学习，在刘邓首长的关怀和指导下学习了许多军事理论，特别是游击战理论，通过学员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讨论，受益匪浅。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我一生中获取知识最多的时期。我从一个大字不识的放牛娃，在革命军队里锻炼成长为一个中级指挥员，在首长和战友的关怀帮助下，我学到的知识真是一生受用。革命军队就是一座大熔炉，他锻炼人，造就人；八路军就是一所大学校，他培养了千千万万个像我这样的革命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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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白晋铁路，指纵贯晋东南的白壁至晋城的铁路。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9 20:54
49（在刘伯承师长身边的日子）


1938年至1943年，我从延安“抗大”回到华北前线后，先后在一二九师直属队、师部随营学校、师干部轮训队和太行一分区几个部门工作过。这一期间，一二九师在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的领导下，同日军进行着极其艰难困苦的武装斗争。我虽不是刘师长身边的贴身警卫和参谋人员，但我工作的这些部门常同师部在一起，因此，我也常常受到刘师长的直接教诲与关怀。想起那些在刘师长身边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师长对我的言传身教感人至深，在我的心目中，他是良师益友，也是首长、家长，他是我一生中最敬慕的人之一。
我是放牛娃出身的革命战士，在家从未读过书，大字不识一个，参加红军后，在部队才开始识字，而我的第一位老师就是刘伯承。
记得那是1937年二、三月份，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马匪激战，风卷大漠，血染祁连，西路军被困，军情危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委，我红三十一军、四军还有其他的红军部队组成援西军，开赴甘肃镇原接应西路军。
当时我在随营学校学习，随营学校和司令部都驻在镇原县城里。学员多是连、排级干部，大部分人都是贫苦出身的农家子弟，没几个人读过书，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补习文化。
一个星期天，别的学员都在外面活动，为完成教员布置的作业，我把自己关在房里练毛笔字。那时候，我们没有自来水笔，只有毛笔，为了便于携带，就将长杆毛笔截短，一点宝贝墨块儿也用纸包好，行军时就放在装洋瓷杯子的布袋里，要用时再用粗瓷碗底当砚台碾墨。纸张金贵，一张纸通常是先用铅笔写，然后再写毛笔字，反复利用。毛笔我拿不好，像捏筷子一样，写字更是没姿势，斜杵着肩，扭着腰，歪着脖子，几乎趴在桌子上，像捉虫样一笔一画认真写字，哼哧哼哧喘着粗气。写字真比干活还累呀！
我没有注意有人轻轻走到我背后，一把将我捏着的毛笔突然提起，糊了我一手墨汁。一股无名火窜上头顶，我转身刚要发脾气，一看是刘伯承司令员，他手里正拿着那支半截毛笔站在面前，顿时蔫了。举起那只墨手敬了个礼：
“报告司令员，学员秦懋书正在练写字。”
“乱弹琴，简直是乱弹琴！你叫啥子？”
“秦懋书。”
“哦，小秦，你看你，这哪么像写字的样子嘛？撅着屁股，躬着背，笔拿得像握刻刀，那哪么得行！去洗手，我教你。”
我洗掉手上的墨汁，恭恭敬敬地向刘司令学写字。
“坐要端，身要正，头莫歪，臂悬起，笔拿直啰！”司令员纠正着我的姿势，甚至手把手教我如何运笔。他最后端来一碗水说：“现在我们困难，没得那么多纸让你练字。你每天用这毛笔蘸水在这木板板上练，一天要写完这一碗水，我要检查的。”
司令员给我布置了任务，我得执行，于是每天老老实实蘸水练字。
刘司令连着几天还真的来检查我写字。这是我第一次受到刘伯承的教诲。
1939年至1942年期间，我先后在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和师干部轮训队工作，离师部不远，同刘伯承师长接触就多了。刘师长有次来随营学校讲课，我当时是队指导员，在向他汇报学员情况时，他问道：“你是九十三师交通队的，是叫秦啥子书吧？”
“秦懋书，就是在镇原时，你夺我的笔，教我写字的小秦。”
“对头。小秦，我记得你。我布置的任务，你现在还在执行吗？”
师长还记得让我蘸水练字的事。
我红着脸嗫嚅不言。上了抗日前线，有仗打，那写秃了的毛笔早丢了，更谈不上每天练字写光一碗清水，我真不知如何对师长说。
在师部轮训队工作时，由于师部和轮训队相距不远，与师长的接触就更多了。他不厌其烦地督促我学习文化，有几次还亲自找我个别谈话，鼓励我，讲工农干部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的意义，其后又多次告诫我要加强学习，遇到问题，不耻下问，直到弄懂为止。
抗日战争开始后，全国的许多有志青年和知识分子，怀着满腔的救国热情奔赴延安，有许多人后来又派到抗日前线。刘师长又告诫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干部要向知识分子们认真学习文化。师长对我们讲话和上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有时还用很形象的比喻。为了阐述学习文化的重要性，他在讲课时说：“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大多数人参军多年，风风雨雨，南征北战，打了很多的胜仗，也吃过亏，上过当，就是说大家都有经验和教训。经验好比铜钱，我们一双手最多能拿几十。如果我们有了文化知识，就好比有了钱串子，我们就能把成百上千的铜钱串起，这就是把经验系统化，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我们的战术素养才能得以提高，‘钱’多了我们才能‘富’起来。我们工农出身的干部要使自己的政治和军事水平提高，首先要解决文化知识问题。我们有一些干部文化水平差，上级的书面命令看不懂，百事依靠别人，那哪么得行？！问题有两个方面，光有钱，没得钱串子，那钱背不起，带不走，那不行；当然啰，光有钱串子，没得铜钱，一文不名，也不行。空道理解决不了问题嘛！”
刘师长的这些比喻让人印象深刻，当年听起来只觉得对，日子久了，就慢慢掂出它的分量，更能体会出它是多么寓意深长！
在师部轮训队，我的空余时间较多，学习也有了相当的长进。师长常来轮训队，一有时间就找干部、战士聊天。他愿意直接了解干部战士的思想动态，对轮训队也要求甚严。他经常到队里听取我们的汇报，要求我们写工作报告并直接交给他。
记得有一次，他让刘昌义和我分别写工作报告，介绍我队的政治思想、文化学习、军事训练方面的情况。这下可难倒了我，刚学了点文化，许多字还认不全，这就要写报告，实在是难呀！整整三天，我将自己关在屋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向杨法军秘书请教，捉虫般密密麻麻写满了几张纸，最后将这报告交给了刘师长。我毕恭毕敬地站在师长面前，见他右手拿着我的报告，左手拿着放大镜，迎着光艰难地看着。
师长重重叹了一口气：“唉，小秦哪，你怎么就这样欺负我个瞎子呢？”
我莫名其妙摸不着头脑：“师长，我怎么会呢？”
“你看你，这报告的字这么小，像豆豆虫一般，我个瞎子哪里看得见哟！你这是不想让我看咧！”我一阵难堪，满脸窘迫：“师长，我没想到，对不起……”
“这样吧，这报告的字太小，我看不见，你拿回去重抄一遍。字要写大些，再拿给我看，明天怎么样？”
“师长，我拿回去重抄，明天一定交给你。”
我又将自己关在房里，重抄那报告。我写的字不是大就是小，怎么也抄不好。刘昌义的秘书史子谦进来告诉我，刘昌义队长的报告是他帮助誊抄的，报告已交给了师长，师长很满意。
我赶紧将我的报告推到史秘书跟前说道：“帮个忙吧，我实在写不好，师长批评我的字写的太小，他看不见，要我重抄，字要写大些。你好事做到底，帮我重抄一份吧！”
史秘书答应了，坐下帮我誊抄那报告，我赶忙为他端茶、研墨。一个多时辰，一篇漂亮的中楷毛笔字誊抄的报告出来了。我高兴得不得了，中午就拿着报告跑到师部去了。
进了屋，师长不在，只有邓小平政委一个人在屋子里摆象棋谱。邓政委问我有啥子事，我说师长让我重抄的报告已抄妥，现在送来了。
邓政委说：“师长昨夜睡得太晚，现在正在休息，你等一下吧。来来来，跟我下盘棋。”
我那棋原是跟尤太忠学的，尤太忠的棋技比我强不了多少，什么师傅带什么徒弟嘛，我那臭棋怎敢同政委下。再说邓政委平时不大言笑，一脸严肃，除了因工作必须向他汇报外，我们一般干部都不敢同政委说话，就连平时嘻嘻哈哈的陈赓旅长也不敢随便同政委开玩笑。要跟政委下棋，我心里直发怵。
“坐下坐下，没得啥子事，就下盘棋嘛！”
“政委，我不行，我那棋不行。”
“来嘛，没下就说不行。不下，那哪么得行？下！”邓小平已摆好棋，看着我。
我硬着头皮坐下来，哆哆嗦嗦地下了第一枚棋子：“当头炮。”
政委看着我那紧张的样子，笑了起来：“当头炮是进攻棋，抖个啥子嘛？”
我那棋艺本来就不怎样，加之心情紧张，没几个回合就输了。也许是邓政委的棋瘾发了，没人与他下，就抓住我不放。
“再来，再来，莫慌嘛，慢慢下。”
不一会儿，我又败下阵来。我不自在地说：“我说我不行嘛，你非要我下，我的棋臭得很。”
这时师部机要科的杨国宇科长进屋来，算是给我解了围。
邓小平说：“你那棋嘛，不太臭哦。马蹩腿都不晓得，就算有点臭吧。杨科长，你和我杀一盘。”刘伯承师长这时也进了屋，我正好脱身将报告交给了他。刘师长接过报告翻了几页，露出笑容：“这很好嘛，小秦，以后就这样写。”
我告诉师长，这是秘书替我誊抄的。
师长鼓励我说：“看得出来，这字不是你写的。这次报告是自己写的就可以了，今后要把字练好。记住，重要的事情都要自己做，不要依赖别人。其实让你和刘昌义写报告，目的就是督促你们学习，要尽快掌握文化知识，做合格的指挥员。”
师长的一席话说得我心里暖融融的。为了让我们努力学习，刘师长真是用心良苦呀。
刘师长没有别的嗜好，不吸烟，不喝酒，不打扑克，不下棋，有空就看书，读书就是他最大的爱好。战事频繁，他利用战斗间隙，利用点滴时间，以他深厚的俄语功底翻译了苏军的野战条例，为八路军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即便这样，他仍孜孜不倦地学习，有空时就大声读俄语。听着那与我们黄安话完全不同的俄语，我十分好奇。
一天，我们几个人见师长在读俄语，就凑过去看热闹。那俄语是听不懂的，只觉得俄语的弹舌音挺好玩。我便问师长：“师长，这俄语好不好学呀？你教我几句好不好？”
刘师长笑眯眯地说了一句：“Хорошо”
“这是么事话呀？”我听不懂。
“这就是‘好’，‘行’的意思。”刘师长回答，紧接着又重复说了几次。
我的嘴咕咕叽叽没出大声，心里默默记着，我很认真在学。
师长说：“学俄语要脑勤，嘴勤，得天天开口说。我先教你这句，学会了我再教新的。”
“师长，俄语好学。你教我的这句，我会了。”
“会了？说我听听。”
“哈，哈大个苕。”我一本正经地用我那黄安方言说着刚学的俄语。
满屋子人一下子笑翻了，刘伯承好不容易忍住笑：“用你的地方话学俄语不行，那不得行。学俄语要坚定信心，刻苦勤奋才行。你那个‘哈大个……啥子……苕’，哈哈哈哈。”
俄语不那么好学，我终究没能学会，可我一辈子记得我向师长学俄语的“高招”，创造了“哈大个苕”。
刘师长与邓小平政委关系密切，人们总是将他俩连起来称“刘邓首长”。
师长身为军事指挥员，也常常配合邓政委做了许多的政治工作，邓政委不在时，他经常向党内外干部做形势报告或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由于他有高度的政治理论水平，又具有良好的人格魅力，他的讲话极有说服力，人们不得不心悦诚服。刘师长常说：“不懂得政治，就不能当军事指挥员，也不可能当好军事指挥员。”
记得有次师长在我们轮训队讲课，讨论时来到我们三队。那是“百团大战”后不久，我队有两个团级干部学员因在战斗中部队损失太大，情绪沮丧悲观。刘师长针对这情况教导我们：“打仗是要死人的。我们的部队经过战火的考验，培养了大批忠于革命、忠于人民的战士，这些战士都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我们不能轻易死人。我们的干部要对战士负责，如果歼敌三千，自损八百，干部既要受歼敌三千的表彰，又要承担自损八百的责任。‘百团大战’从局部看，我们一些部队确实受到很大的损失，但从整个战役，整个华北战场来说，我们获得了胜利。八路军狠狠打击了日军，牵制了敌人，支援了正面战场上的友军，打破了投降派的幻想，使全国民众树立起坚持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和决心。这个战役的得失我们大家是算得出来的。我们师的战斗力暂时受到了损失，只要我们相信中央的决策，相信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我们的队伍就一定能够发展。毛主席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一五师的前身是红一方面军，南昌起义后没得多少人；一二○师的前身是红二方面军，那是两把菜刀起家的；我们一二九师的前身是红四方面军，鄂豫皖时期也就是一支撇把枪开始闹革命的。我们现在要比那时强得多了。所以，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前途和光明，要坚信我们一定能打垮日本帝国主义。”
刘师长深刻透彻的讲话，使我们学员为之折服和振奋。
刘伯承师长生活简朴，作风平易近人。他经常到基层部队和战士门聊天，询问战士的家乡情况，了解战士的思想动态。记得我在师轮训队工作期间，刘师长下部队检查工作，路过我轮训队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我们请师长住下，第二天再回师部，师长答应了。当夜我和刘昌义争着让师长在自己的房间就寝，师长最后说在我房里休息，还闹得刘昌义满肚子不高兴。
太行山的冬夜寒冷，房内的土炕烧得暖融融的，我和师长并头躺在炕上聊天。师长亲切地问我家乡的情况，家庭成员和参军后的情况。我从放牛娃一直谈到当红军，从鄂豫皖斗争谈到川陕根据地，又从长征谈到打鬼子。师长不停地询问，几乎了解了我的全部身世。我那时年轻瞌睡大，也不知什么时候说着说着就睡着了，师长拍着炕沿把我叫醒继续聊。我迷迷糊糊听到师长喊：“小秦，小秦，唉，年轻人就是瞌睡大哟……”
也许从这晚上，师长更熟知了我。
记得有次，师长同我聊天问到我们轮训队的情况：“小秦呐，我看你和刘昌义在一起搁伙还不错哟。昌义那是个炮仗子脾气，一点就着的，好多人都和他搞不来，你是哪样弄的哦？”
我说：“师长，你是冇看见，我们有时候也干仗的。不过，我们很熟了，自打参加红军就在一起。要是原则问题我也不让的，要吵就吵，要打就打，过两个钟头就冇得事了。不是原则问题，我就让着他。哪里有那么多的原则问题呀？”
“嘿嘿，你的名堂不少，也不省油哦。”
我真的没有明白师长的意思：“师长，么事不省油啊？我们点灯用油很过细的哟！”
师长大笑：“哈哈哈哈，小秦呐小秦，和昌义搁伙有时候是要装糊涂，你行，你行的。”
刘师长平时对部队要求严格，政治、军事、纪律等工作抓得很紧，作为一师之长，他有“慈不掌兵”之说，对中高级干部要求更为严格。他经常说：“战士犯了错误，我可以原谅他，战士的错误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是有限的。可我们干部就不一样，一个干部的错误可以造成极大的影响，在战场上甚至可能造成极大的伤亡，我们一个干部的责任之大就在于此。”
师长是首长，对我们要求严格，当年已年近半百，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眼里，又是一位宽厚仁慈的长辈。
一个冬夜，我去师部办事，天色已晚，师长让我在师部留宿，在师长的外屋，我和师部的几个警卫员搭地铺躺下。屋内生了一盆炭火，师长未睡，不时替我们掖被子，又往火盆中添加木炭，屋里暖烘烘的，几个警卫员都进入了梦乡。换了新地方我睡不着，就眯着眼睛端详着刘师长和李达①参谋长。师长拿起我脱在铺头的棉鞋看了看，就进了里屋，不一会儿又出来了。他一手拿着我的鞋，一手拿着针线包，原来他看见了我的棉鞋破了。那是头几天晚上睡觉时我将棉鞋放在火边烘烤，离火太近，不小心将鞋头烧破了，这两天穿起来还露着脚趾头。
师长坐下，挑亮了油灯，要穿针引线为我补棉鞋。
“唉，眼睛不行了呀！”师长叹息道。
李达参谋长马上接过棉鞋：“我来，我来吧！”
师长将我的棉鞋递过去：“这个小秦呀，穿鞋像吃鞋一样，这，都张口了，会冻坏脚的。”
李达参谋长剃了个光头，架起了眼镜，他眯缝着眼睛，裹着棉大衣，盘腿坐在那里，像个老妈妈似的一针一线替我补棉鞋。
灯光伴着红红的炭火，师长在看书，参谋长在替我补鞋，这是一幅多么祥和的家庭图画呀。离家十多年了，早已忘却了家庭的温暖，那一刻，一股热流涌上我的心口，我悄悄地拉上被子蒙住头，幸福地流着眼泪。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戎马疆场的多是男儿的事，战斗部队里清一色是男性。师部机关有不多的几个女兵，就显得与战斗部队不同了。
我在轮训队当教导员，常同刘昌义一起去师部公干。来来往往，进进出出，我俩同师部一些部门的人都混得挺熟。师部财务室窗下有一排拴马桩，我和刘昌义的马总是拴在那里。几次抬头都看见窗内的那位女兵，后来知道她姓王，是师部的会计。王会计是个腼腆娴静的姑娘，不太大的眼睛总是羞涩地低垂着，长长的睫毛却透着妩媚，齐耳短发、黑红红的脸庞更显女军人的英姿。同样是粗布军装，穿在她身上就不一样，扎上腰带，打起绑腿，那身段显山露水，虽说不上漂亮，但也惹人注目。由于我们经常来，熟络了，见面打个招呼，她也大方了许多。
有次我将原缴获的日本望远镜送给了王会计，她非常高兴。王会计也经常将柿饼、黑枣、山核桃塞给我。一来二去，双方都觉得心里有了点什么。那时山西老乡不吃鱼和鸡，因此鱼和鸡也很便宜，师部买了一些物资，准备过年。我和刘昌义去师部开完会正准备返回，王会计叫住了我俩。她羞赧地递给我一只鸡和一条鱼说：“我的津贴不多，这是特意为你们买的。”
我极不自在地接过她递来的东西。
刘昌义哈哈笑着对王会计做着鬼脸说：“这不是给‘我们’买的，是给秦懋书一个人买的吧？”
王会计羞红了脸，头也不敢抬，转身跑进房，“砰”地一声关上了门。我的心“扑通”乱跳，提着鸡和鱼不知如何是好。
刘昌义一路拿我开心，咧开嘴，哈哈笑着，露出他那被枪弹打豁的牙齿：“秦懋书，你俩的事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也不用瞒我，想要娶媳妇，轮训队当不了这个家，这是要报政治部的。我看你还是先跟师长说说好。”
我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地说：“昌义，这事我怎么好开口对师长讲，你能不能帮帮忙，替我去说说？”
“是你娶媳妇，又不是我，还是你自己去吧。”刘昌义戏弄我说。
“帮帮忙，伙计，我不好说这事。”我恳求刘昌义帮忙。
刘昌义终于答应和我一起去师长那里。
去师部办事，我俩决定向师长报告此事。见师长坐在小靠椅上看书，就向师长敬了个礼。师长将我俩让进屋，问道：“有啥子事？”
我俩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说话。
“有啥子事，说嘛！”师长让我们坐下。
刘昌义吃吃地笑着。我红着脸，低着头，一声不吭。
“你们俩个搞啥子鬼?刘昌义你说呀！”
刘昌义憋不住了，咧开他那负伤的豁嘴，呵呵笑着，涎水顺着嘴角淌了下来：“秦懋书的事，让他自己说。”
我心里暗暗叫苦：关键时刻，昌义呀昌义，你这家伙不帮忙了。
“小秦，啥子事？你说。”
我的脸像血泼了般的红，嗫嚅地说道：“我，我想结婚。”
“结婚？找婆姨？哪家的婆姨？”
“师部的王××会计。”
“乱弹琴！简直是乱弹琴！”师长霍地站起身，走了几步回身道：“小秦呀小秦，你伸手在胯裆里摸一下儿，看卵子长好了没有。你才杀裆（没穿开裆裤）几天，就想找婆姨。我说你，简直是乱弹琴!”
我窘迫得无地自容，真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
师长手叉着腰说：“要结婚，我定的规矩是‘八五二八团’：参军满八年；入党满五年；年龄满二十八岁；团级干部。你哪年当兵的？”
“1930年。”
“唔，是老兵了，哪年入党的？”
“1933年。”
“也够了。嗬，是团级干部，这也没得错。多大年龄？”
“二十五（我报了虚岁）。”
“乱弹琴，还不到年龄，着啥子急嘛，再给我等几年，还怕找不到婆姨？”
我低着头一声不吭，听着师长数落，真难为情呀!
从此，我躲着王会计，每次去师部，拴马的地方离她的门老远老远。
在一二九师师部工作和学习有三年多的时间，我时常受到师长的关怀和教诲，也不时领受师长的批评。我仰慕师长的雄才大略，博学多才，我更感激在我成长的道路上，师长无数次的关爱，在我心目中他是我永远的老师和尊敬的家长。
1943年，我离开太行一分区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刘师长那时也在延安，我时常去看望他。后来我随三五九旅南下，在中原军区工作，自1944年11月离开延安后，我再也没能见到敬爱的刘伯承师长。
80年代初，我出差北京开会，特地探望装甲兵林彬②副司令员。老战友相见格外亲热，话今叙旧，我俩仿佛又回到了战争年代。从红军时期谈到抗日战争，回忆太行的烽火岁月，我们谈到最多的就是敬爱的刘伯承师长。离开首长多年，十分想念，我对林彬说：“宗存，帮我联络一下，我们一同去拜望刘师长吧。”（多年来，一二九师的将士们都习惯地称刘帅为师长）
林彬沉默了好久，最后为难地说：“算了吧，懋书，刘师长年事已高，近年来身体也不好，眼睛几近失明。原一二九师的一些同志去探望他，他就激动，这对他身体不好。前不久，我们几位同志去看他，他拉着我的手不让我们离开，满眼泪水，一激动病就犯了，医生也劝阻。我们后悔，真不该呀！”
我听了这话心里十分难受，多年的心愿不能了却，与敬爱的师长同在北京却不能相见，不免叹息万分。几年后刘伯承师长与世长辞，他也带走了我们这些跟随他南征北战的老战士的思念与挂牵，我为自己多年来一直没有机会再见到刘师长而终身遗憾。
在战争时期跟随刘伯承师长的日子不算长，可师长对我的关怀与教诲让我一生受益，我们的刘帅——一个真正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光辉形象一直矗立在我心中，他是我永远的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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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达（1905—1993），原名李德三，陕西眉县人。1925年入平凉第二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任西北军排长、连长。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连长，第三团团长，红六军团参谋长，红二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处长，参谋长，太行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参谋长兼特种兵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国家体育委员会副主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②    林彬（1916—1995），原名熊宗存，安徽金寨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排长、连指导员、营政治委员，方面军总卫生部特派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十八兵站三分站教导员，绥德兵站办事处政治委员，军委经济建设部政治处主任，新四军第五师四十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挺进支队司令员，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东军区第七旅二十一团团长兼政治委员，华北军区第六纵队十八旅副旅长、旅长，第十八兵团六十二军一八四师师长。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二坦克学校校长，装甲兵副参谋长、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9 20:55
50（反“扫荡”的日日夜夜）


1942年春，日军对我八路军各根据地开始大“扫荡”，尤以对冀中和冀南两个根据地为烈。敌人企图消灭我八路军主力部队，杀我人民，掠我物资，彻底摧毁我抗日民主政权，以达到其巩固华北占领区的目的。
这次敌人的“扫荡”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重点“扫荡”太行北部及冀中平原地区。日军在冀中实行了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那真是“村村飘白挽，处处是狼烟”。八路军冀中地区的主力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其他的根据地，一部分化整为零，仍坚持在当地同敌人打游击。冀中区委在残酷的环境中不得不作暂时的转移。
一日，一二九师李达参谋长给我们师属干部轮训队下达任务。李参谋长告诉我们，冀中区委书记黄敬①同志和区委一干人原本向一二九师师部所在的涉县转移，可转移途中同掩护部队失散。一二九师已派出几支部队寻找，目前仍然无消息。现在不得不调动我们师干部轮训队也参加寻找接应。李参谋长在地图上指出了大致的方位，说他们的位置大约在石家庄以南，应该迎着向北寻找。上级从师部直属队调了两个连，随同我队100多学员组成一个分队就出发了。
从涉县到石家庄南北有好几百里地，不知道他们是在平汉铁路的东面还是西面。那么大的范围要找到他们十几人，无疑是大海捞针。我们从涉县出发，经邯郸过武安，尽量避开日军的封锁线，一路向北寻找。在沙河县和邢台也通过我地下组织打探，毫无消息。在沙河的刘石岗附近遭遇小股日伪军打了一仗。我和刘昌义商量，我们俩白天兵分两路并排打探找线索，晚上在预定地点汇合，就这样连续几日，还是没有黄敬他们一行的音信。在内丘县，我们看见很多从冀中一带往南来的老乡，那都是躲避日军“扫荡”的老百姓。我们判断很有可能他们就混在逃难的乡亲们中了，于是我们两队又合在一起继续迎头向北。
那天中午，我们进入临城县的一个小镇，在镇边布置了岗哨，就准备休息。通信员张永宽带着随队的连长找到我，说是在另条街的饭铺里有几个人不像当地的老乡，让我过去看看。我和刘昌义过去一看，是几个穿长衫的生意人。于是同他们攀谈，他们滴水不漏谈的都是生意经，看得出还真是生意行家。可是我和刘昌义都觉得，他们看见我们穿着八路军军装虽然很警觉，但还是流露出一丝兴奋。我感觉有谱，于是就直截了当地说是在寻找黄敬同志。那时，敌人有时也化装成八路军到我根据地收集情报或捕获我地方政权的同志。在斗争残酷环境复杂的情况下，他们的警觉是应该的。我和盘说出我们的番号、我们的出发地，以及寻找黄敬一行的目的。一个30岁左右模样像帐房先生的人站起来同我和刘昌义握手，说他就是黄敬。我们非常高兴,这真是“踏破铁鞋无处觅，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我们带着黄敬同志一行返回师部，一路上尽量避开平汉铁路和公路线。在邢台县遇上了三八五旅的一个团，原来他们也是受命寻找黄敬一行的。由于他们人多便于护卫，为了安全，我们将黄敬同志一行交给他们，先行返回师部，完成了任务。后来听说黄敬同志顺利到达了一二九师。
1941年后，日军更加紧了对晋察冀、冀中和太行敌后根据地的进攻，在华北连续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其占领区实行“清乡”；对我边沿区实行“蚕食”；对我根据地实行“扫荡”，并使三者结合起来，反复进行。日军为了进攻根据地，绞尽脑汁，派遣特战部队，化装深入根据地，妄想奇袭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并在不同的时期潜伏或安插特务，收集情报，在我内部进行破坏。记得有这么两件事给我印象深刻。
一二九师师部在根据地内数度搬迁，干部轮训队也随师部行动，驻地一般离师部不远，大约都在十多华里。记得有日，干部轮训队没有课程安排，大家休息。听说距我驻地约20里的深山里有座寺庙，规模不算很大，但香火旺盛。刘昌义约我还有另外几个干部学员一起去看看。那一带林木茂密，山清水秀，顺山谷有条山溪，流水淙淙，我们沿着山涧小道一路上行，别致的风景让我们留连往返。遇上沿途的香客，得知那寺庙还有七、八里地。在一个山涧的水潭里，我们发现有很多的鱼。清苦的部队生活一下子激发了我们要改善伙食的热情。大家一商量决定不去寺庙了，就在这水潭里捉鱼。几个人脱了军装，都下到水潭嬉戏打闹，堵口抓鱼。山西老乡不吃鱼，那水潭里的鱼真是多，我们将裤脚扎紧装鱼，每人都兴致勃勃扛了满满一裤“袋”的鱼返回了驻地。寺庙没有看到，可我们收获不小。
很久以后我们得知，就是那座我们没有去成的寺庙发生着奇怪的事情。根据地保卫锄奸部门数次接到报案，一些上山还愿的妇女香客，离奇失踪。数次派人调查也没有发现任何疑点。正巧部队有一科长肺部染病，需要静心疗养，组织上就联系到这寺庙，安排该科长前往。科长住下后，看见寺庙规模不大，由于寺庙坐落在深山里，白天香客不少，香火旺盛，到了下午香客都会下山返回，无人留宿寺庙。庙里也就是一中年主持和一小和尚。
庙中没有其他人，可到了夜深人静之时总有些奇怪的声音传出。庙中就两个和尚，可过不了多久，那中年主持就会下山买些粮菜上山。种种奇怪的现象引起了科长的注意。科长让警卫员接触那小和尚，没想到那小和尚竟是个哑巴。该情况汇报到保卫部门引起了重视，经过侦察，发现这寺庙是日伪特工组织在我根据地建立之前，潜伏设置的一个秘密据点。那中年主持原本是国民党地方部队的旅长，后投靠了日伪，按照特务组织的安排，杀害了原来寺庙的主持和其他和尚，并下毒手弄哑了幸存的小和尚留此作掩护。寺庙大雄宝殿后面千手观音菩萨下面就是地下暗道，下面的暗道密室里藏匿着二十几名匪徒，密室里设有电台。这密室还有地道通向寺庙外面。白天特务们在此隐蔽，晚上就外出潜入根据地要害部门进行破坏或收集情报。保卫锄奸部门一举破获了这个日伪隐秘据点，捣毁了敌人安插在根据地中心的窝点，逮捕了全部的特务，并意外地发现解救了十多位以前失踪的妇女。
原来在后殿东厢堂里，敌人安装一块活动的翻板，只要机会适当，那主持就会引着进香还愿的妇女进入该室，乘人不注意拉动翻板，进香妇女就会跌入密室，与外界失去联系。这些失踪的妇女落入魔窟，被那些匪徒禽兽糟蹋蹂躏。案件破获后，失踪的十多位妇女才重见天日。
解放后，这一案件作为原型被拍成了电影《古刹钟声》。
敌特破坏根据地的手段多变，对八路军也展开情报战。他们想方设法收集八路军干部的资料信息，一方面希望对个别意志薄弱者进行金钱收买策反；另方面希望掌握八路军高级干部的个人信息资料，准备实施暗杀。敌人的工作真是到了无孔不入。
有次我和刘昌义去师部开会，散会时被李达参谋长叫住，将我们带进一个房间。李参谋长说：“你俩看看，这里面会有你们吧？”
我和刘昌义一看，那桌上放着一大叠相片。我们翻看着，发现很多熟悉的面孔，这都是一二九师的干部。李参谋长翻出了两张照片笑着递给我们：“你们看看，这是不是你们两个狗东西？”
当我看见这张相片，惊讶得嘴巴张得老大。相片中的两个人面部不是十分清晰，但是能看清楚，那是我和刘昌义。我俩穿着缴获日军的马裤，打着绑腿，面对面站着说话。那相片的背后还写着“刘、秦”二字。刘昌义看着相片，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从小到大就没有照过像，原来只是听说过，根本就不懂如何照相，这相片是怎么来的呀？
李参谋长告诉我们，这是在战斗中缴获日军一只保密箱里的东西，有厚厚的一沓，这些相片中人基本都是一二九师团以上的干部。这些相片都是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偷偷拍照的。看来敌人已经渗透到我们内部，拍下这些相片就是想要掌握我师各级干部们的情况。所以我们内部一定要清查，同时李参谋长告诫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高警惕。
这件事给我很大的触动，战争中除了勇敢地冲冲杀杀，头脑中还要清醒地挂着弦。敌人给我们上了一课，“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1942年春，日军开始对我八路军各根据地进行大“扫荡”。5月，敌人完成第一阶段的“扫荡”后紧接着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扫荡”。重点是“扫荡”太行南部（邯长公路以南，浊漳河两岸），投入兵力约一万五千余人。目标就是我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以及在这一地区的机关和部队。敌人来势凶猛，部署严密，仍然使用所谓的“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辗转抉剔”等战术，对根据地的“扫荡”空前残酷。
当时，一二九师师部驻扎在清漳河畔的赤岸，主力部队都在外围作战，身边仅有新一旅的一个团。日军数倍与我，敌强我弱，形势十分严峻。敌人开始“扫荡”势必出现在根据地腹地兵多，边地兵少，敌占区空虚和补给线延长的局面。太行地区地形复杂，群众条件好，我们熟悉地形。师部首长决定：师部机关和附近的部队一定要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突围转移。李达参谋长命令干部轮训队不随师部行动，单独分散转移。并指出：轮训队不是战斗部队，尽量避免同日军直接战斗，应向东北方向迎敌而上，从日军的缝隙中穿插出去，保存干部实力，抵达安全区域。
我干部轮训队当时驻扎在南庄。刘昌义任队长，我任教导员。在敌“扫荡”前，轮训队已经结业，大部分干部都已返回原部队参加战斗，原三个轮训队剩下部分学员合并为一个轮训队。此时全队有100多人，跟随我队行动的还有一个战斗排。全队除原有的短枪外，还配备了长枪。轮训队学员基本都是战斗部队抽调来学习的营团级干部，几乎清一色是红军时期的干部。这些人身经百战，既有指挥能力又有实战经验。我们有决心和信心按照命令完成转移任务。我和刘昌义还有一位副旅级干部学员研究了我们的行动路线和转移方案，布置任务开始转移。
炮声隆隆，枪声不断，敌人数路“扫荡”部队进入我根据地腹地。敌进我进，我们迎着敌军时而在山谷溪流中行军，时而登上山脊前进，选择林木草丛茂密的地方小憩，几次路遇“扫荡”的日军，都成功避开。夜行昼伏，我们已到达武安县的阳邑附近。
在这一带，感觉敌情不算严重，部队准备宿营休息。天黑后，通信员找到我说，傍晚时，他发现一处屋梁上停歇着一群鸽子，乘天黑后捕捉了几只准备打牙祭，发现其中一只与众不同。我接过通信员手中的鸽子一看，这鸽子体型比一般的鸽子壮硕，脚上还有一金属脚箍。掏出脚箍里的一张薄纸，那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日文，原来这是只日军传递情报的信鸽。小日本真是鬼，为防泄密，他们保持无线电静默，以古老的方式用信鸽传递情报。我赶紧找来我队的日本反战同盟的宫本教官。他翻译说，日军进山的某某部队，遵命提前结束扫荡计划，将回撤据点接收受新任务。
我们立即派人化妆返回寻找师部，要将这一重要情报报告上级。
此后我们得知，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为挽救颓势，日军不得不从华北占领区抽调部队增援太平洋战场。提前结束太行地区的扫荡计划，抽调兵力回撤的原因正是如此。
次日，在一个村庄，我们遇上了地方武装的区小队。他们说，正有一支敌人“扫荡”部队向这个村走来，大约有100多人，全是日军，没有伪军跟随。我们估计是敌人的一个中队。刘昌义和我商议，我们原有100多人，再加上区小队就有200余人，占有优势，打它一家伙。我说李达参谋长命令尽量避免同敌人直接战斗，保存建制和实力。刘昌义说，我们这一打可以吸引牵制敌人，减轻师部那边的压力。遥望身后，炮声日夜不停，我们为师部机关和首长的安全捏着一把汗。我知道，刘昌义是多日没仗打，手痒了。我们判断，这很可能就是鸽子传递的情报中所说的提前结束扫荡计划，撤下来的日军，而这一个中队的鬼子就是回撤探路的先头部队。
比较了我们和敌人的人员装备，我也想干它一场。叫来区小队长一问，这村庄是敌我反复争夺的游击区，村里老乡都已转移到山里。村头的上房顶部有三个街垒工事，村里有几处地道，平时为使我方战斗有利，很多老乡将自家的院落都修成相通的。真没想到区小队这么熟悉地形，这下可是帮了大忙。与敌人相比，我们人员和武器都不差，地形地貌对我十分有利，而敌人全是日军，没有伪军的协助，地形不熟，那就是聋子瞎子，又没有准备，那就等着挨揍。我和刘昌义一拍即合，打！狠揍这些狗日的！
根据敌人以往的习惯，鬼子进村一般都是2-3人为一组分散进入各家各户搜索。我们制定方案，5人和1名区小队的战士为一组在房间和院落里对付鬼子。尽量不开枪，避免招来更多的敌人。刘昌义和我向全队下达了战斗命令。日军离我们大约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路程。我们在村头和主要路口埋上了地雷，各就各位进入战斗位置。
鬼子进了村，果然也是三三两两地入户搜查。“挑帘战”此时派上了用场。华北农村的庄户人家，每家都习惯用布帘挂在里屋门框上挡灰土。鬼子入户后常常用刺刀轻挑布帘进屋，此时鬼子的动作不是刺杀姿势，胸前就挪出了空挡。我们的战士乘鬼子刺刀挑帘的时机，一个突刺就可以干掉鬼子。我这个组的学员手握步枪，那布帘刚被挑起就出枪，只听“噗”的一声，刺刀捅出去，门口的鬼子就栽倒了。我也听到隔壁左右院子里的砖瓦响动，那是鬼子在倒霉。突然一声清脆的三八大盖枪响，整个村子都响起了枪声，这是鬼子发现自己落入了陷阱。我估摸此时鬼子已经被我们干掉了三分之一，于是冲出了院子。刚出院子就发现鬼子的一个尉官蹲在老槐树下指挥一个背报话机的鬼子在呼叫。那尉官也发现了我们，转身就闪进了旁边的一个院子。那个报话兵背对着我还在叽哩哇啦呼叫，不知是谁给了他一枪，鬼子一个狗吃屎爬在地上就不动了。我上前用驳壳枪打了一梭子，将那报话机打得稀烂。
战斗还在继续，整个村子到处都响着枪声。
我听见刘昌义在大喊：“挡住那几个鬼子，莫让他给老子跑了！”跟着，村边的地雷就炸响了。
在这村庄院落里，日军的长枪打起巷战就没有我们的短枪来得利索，双方往往同时发现对方，可我们的短枪先响，倒下的就是鬼子。我们这100多人学员队伍战斗经验丰富，战斗力非常强。短兵相接，日军携带的掷弹筒一发炮弹都没有来得及打。黄昏时分，枪声渐渐停息。我和刘昌义汇合打扫战场，清点人数。此战共消灭日军120余人，仅跑掉了10多个鬼子。为了避免日军报复，我们立刻整装出发，撤离了村庄，向西北方向的青岩寨和峻极关疾行。
经过数日曲折往返路线的行军，我们避开了日军的“扫荡”部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突出重围的我们挂牵着一二九师师部机关和首长们，不知道他们能否安全转移。
六月中旬，我们干部轮训队到达了内丘、临城和赞皇的交界处，遇上了一分区的部队。从他们那里得知，师部机关和首长历经艰险，已突出重围，转危为安。五月反“扫荡”胜利了！敌人动用了那么大的气力，虽然还在山沟里鸣枪打炮，“合围”、“抉剔”，可他们什么也没有捞着，只能站在太行山下，仰头望峰兴叹。
八路军就是这座山！中华民族就是这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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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敬（1912-1958），本名俞启威，原籍浙江绍兴，生于北京。1931年考入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物理系。“九·一八”事变后，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成为青岛学运的领袖人物。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参与领导“一二.九”爱国学生示威游行活动。1937年2月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开北平到天津、济南、太原等地。后任中共晋察冀区委员会书记。1938年春任冀中区党委书记。参与组织领导冀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辟、创建工作和反“围攻”、反“扫荡”斗争。1942年秋调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后任中共中央平原分局书记、平原军区政委。1946年冬到阜平，先后任晋察冀边区区财经办事处主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委等职。1948年夏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华北军区后勤司令部政委，华北人民政府企业部部长。1949年初天津解放后，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军管会副主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1952年8月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57年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1958年2月10日在广州因病逝世。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9 20:55
（51）太行风云


1941年底，战争风云密布全球。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称霸亚洲，与轴心国德、意法西斯遥相呼应，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大肆向东南亚、南亚进军。吕宋岛、婆罗洲、新加坡狼烟四起，太阳旗插遍南洋。日军长驱直入，一路可谓所向披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扩大侵略的需要，为了巩固在华的统治，变中国为其后方基地，日本侵略军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压力和经济掠夺，提出了“变华北为大东亚作战兵站基地”的新方针。日军在华北加紧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全面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元化的“总力战”。从1942年2月开始，日军对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展开了空前残酷、毁灭性的“大扫荡”。
国民党政府虽正式对日宣战，但仍奉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政策，不断地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挑衅和经济封锁，从而，更增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困难。我一二九师的太岳、太行、冀南根据地不断被缩小，形势日趋严重。
这段时期，我一二九师根据中共中央坚持长期抗战，为准备将来反攻，实行“精兵简政”的指示精神，以及中央军委提出的“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的要求，进行了精简整编工作。一部分野战旅被分散，充实加强了各军区的力量，我太行军区的六个军分区也军政合一。地方抗日政府和军区紧密结合，号召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咬紧牙关，度过这段最为艰难困苦的战斗时期。
1942年4月，我就接到上级的命令，去太行一军分区任军分区供给部政委。此时正是日军对我太行南进行大“扫荡”时期。我们轮训队按师部命令突围转移，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六月，我收拾好行装，告别轮训队的战友们，去了太行一军分区驻地——黄北坪。
在军分区的欢迎会上，秦基伟司令员将我介绍给军分区的各位领导。
秦基伟任军分区司令员，高扬任军分区政委（高扬原是地方干部，此时也兼任地委书记。一般情况下，军区及部队的事均由秦基伟负责）。军分区其他领导还有副司令员胡震，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郭峰①，政治部副主任杨克冰②、冷裕光等③。
军分区辖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
供给部部长刘清、政委秦懋书、副部长赵云龙。
欢迎会上，秦基伟司令员一手端着一只掉了瓷的搪瓷杯子，里面盛着野菜汤，另一只手拿着几个山药蛋致欢迎词：“伙计，你来了，冇得么事好招待的，今后我们要有肉吃就靠你和老刘了。”
这位秦氏本家、又年长我三岁的司令员，我们是同宗血脉，论排在秦家祠堂的辈分，要比我低两辈。此刻秦基伟又开起了玩笑：“各位同志，我还要向你们介绍，秦懋书政委是我的个爷。”
我马上更正：“司令员，在这里，你是我的‘爷’。”我俩哈哈大笑。
在场的同志听了我俩的对话都莫名其妙，后来知道了我们的关系，都开怀笑了。
秦基伟司令员送给我一匹纯色白马。他说，这马是匹走马，非常听话，走起来又快又稳。白马比起我带来的骡子好得多。这牲口给我的工作带来很大的方便，我十分珍惜司令员送我的这匹白马。
一军分区供给部单独驻在一个叫夜壶泉的小村庄，离军分区驻地黄北坪约有十多里路。供给部下辖几个部门：
办公室：六人，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财务科：四人，负责军分区机关、一个正规团和八个县大队及各县独立团的津贴和物资调配供给。被服科：下辖被服厂一百多人、鞋厂六十多人，负责全军分区的被服和军鞋的生产供应。
兵械科：下辖兵工厂八十多人，主要制造子弹、手榴弹和地雷，修理枪械。
运输队：约有一百四十多人，组成骡马、毛驴运输队，负责军分区部队及地方政府的物资给养运输任务。
警卫排：三十人，保障供给部的安全，执行警戒保卫任务。
我到一军分区时，正值日军进行“五一大扫荡”。日军对其占领区实行“清乡”，从政治、军事、文化上渗透控制；对我方游击区和接敌区则侧重“蚕食”；对抗日根据地主要进行反复“扫荡”。那时，我太行一军分区根据地尚不稳定，我军的实力不强。日军的严密封锁、清剿、“扫荡”给我根据地军民造成极大的困难。我一军分区所辖地域广泛，横跨晋、冀两省，包括山西的平定、昔阳、和顺，河北的井陉、元氏、赞皇、临城和内丘共八个县。其山西部分为太行山西麓，河北部分由晋冀交界的山地逐渐展沿成平原，无论是山地还是平原，这广袤地域都成了我抗日军民杀敌的好战场。
在我太行一分区，主力三十一团避开敌人的锋芒，跳到外线作战，广大军民根据实战经验开展了各种方式的游击战。在平原上，我们学冀中地区开展地道战，四通八达的地道家家相连，村村相连，地道甚至挖到了敌人的据点附近。利用可藏可打的地道，我们在这平原地区逐步站稳了脚跟。在山区，军民开展地雷战，给日军造成极大的伤亡。山西和河北的煤矿和铁矿较多，我供给部的小兵工厂利用这些资源制造了大量的地雷。群众也自制了许多土地雷在山边、路旁、村外、河沟埋设，并作有暗号，那么多的地雷从未伤及我们自己人，而鬼子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挨炸，那真叫“不见鬼子不挂弦”。由于有这些地雷，日军“扫荡”，一天就只能走几里地，从而大大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在配合地雷战的同时，我部队化整为零，同地方民兵三五成群利用地形一起展开“麻雀战”。敌人来时，我们这里一枪，那里一颗手榴弹，鬼子挨了打，连我们的人影也见不着，这样零敲碎打使敌人伤亡不小。我军分区军民用这些游击战法，消灭了不少的敌人。
当时的太行一带，每个县差不多都有三套政府班子：一套是我们共产党组建的抗日政府；第二套是国民党委任的县政府；第三套是日本侵略军设立的汉奸县政府。这三套政府各有各的背景，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共产党的抗日县政府是地下的，它领导着本县的民众进行抗日活动。国民党的县政府是虚设的，政府官员都逃到了后方，留下少数办事人员偷偷活动，有时连人影也见不着。日军设立的伪县政府表面上是公开的，但实际上里面的官员不敢露面。伪县政府的人，也不一定个个都愿当汉奸。所以，在某些地方，某些时候，这三个县政府之间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秦基伟司令员根据太行军区的指示，在我军分区成立了武工队，选派了许多干部、战士组成精干的武工队，每队一般是十多人。这些武工队深入敌后，在敌占区里隐秘活动，对那些死心塌地的汉奸卖国贼予以严惩，杀掉几个，威慑一大片，吓得伪县政府里的一些官员、伪维持会、伪联保主任、伪保长主动和我们联系，为我方提供情报，为他们自己留后路。
武工队对伪军发起了“良心大检查”的心理战，给伪军点“红点和黑点”。例如，某伪军官兵做了一次有利抗日的事，就在他的名字后面点上一个红点，若做了坏事，就点黑点，到时一起算账。武工队经常利用敌人的电话线，将电话打到敌伪据点里，指名道姓警告伪军。这一招挺灵，许多伪军官兵做事都非常小心。一个据点的伪军排长对自己的士兵说：“你们出去都给我小心点，不许败坏我的名声，要是八路军给我点上黑点，我就找你们算账！”
武工队常在晚上给伪军们上夜课，不少的皇协军偷偷离开据点来听课。此后，见了八路军或武工队他们也不打，为应付日军就朝天开枪，甚至给我们通风报信，掩护我们过铁路和封锁线。
武工队夜里活动，白天多半就在鬼子鼻子下面的维持会、伪联保主任、伪保长家养精蓄锐。武工队在敌占区的活动影响极大。
我军分区的抗日军民就是这样在当时几种不同政权背景的情况下，展开着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1942年秋天，日军对我太行山区又开始了新的一轮“大扫荡”。日军“扫荡”通常从平汉铁路向西行动，在他们占领的平原地区大肆建立据点，修筑碉堡，开沟挖壑，封锁交通，阻拦我抗日军民的活动。
敌人开挖的封锁沟给我抗日军民的行动造成不便，其修建的据点碉堡对我们造成威胁。那时我八路军的武器质量低劣，大部分都是轻武器，这些轻武器攻击碉堡难以奏效，而敌人碉堡里的火力控制范围较广，常造成我抗日军民的伤亡。一次，我抗日政府的两位干部穿越封锁线时遭敌人碉堡里的机枪扫射，不幸中弹牺牲。八路军早就想消灭炮楼里的鬼子，可敌人平时住在炮楼里不出来。这些小鬼子欺负我八路军没有炮，奈何他不得。敌人的嚣张气焰惹火了秦基伟，他下决心要端掉几座碉堡，给鬼子一点颜色看看。
我军分区主力三十一团在一次战斗中缴获敌人两门野炮。司令员大喜，可惜这两门炮没有炮弹。秦基伟给我供给部下命令：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借也好，买也好，抢也好，五天之内必须弄到炮弹！
我同刘清部长商量，如何完成任务。刘清部长是湖南人，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司令员让我们搞炮弹，去借、去买？国民党军跑得连人影也见不到，借和买，根本不可能。去抢、去夺？我供给部只有一个警卫排，硬打恐怕也弄不来炮弹。剩下的就只有偷了，偷？！这是个好办法。我们派出了侦察员，又通过我们在伪军中的内线，探得情报，日军占领的赞皇县城内的军火库中就有炮弹。我和副部长赵云龙，还有警卫排的几个战士，化装成庄稼人。八路军中的许多人本来就是放牛的，种田的，脱了军装就是老百姓。我们一起的有两位河北籍的战士，乡土口音可以让敌人看不出破绽。我又在驻地附近找了七八个十来岁的孩子，让他们扮成要饭的叫花子，随我们一起混进了赞皇县城。
在城里，我们两位战士挑着炒得油光亮亮的板栗，在军火库门前晃来晃去地叫卖。香喷喷的糖炒栗子果然吸引了敌哨兵，鬼子连啃带拿嚼着板栗，放松了警惕。那群孩子乘机从后院翻进了军火库，竟偷出了七八箱炮弹。趁天黑戒严前出城不用检查之机，我们顺利地混出了赞皇县城。一路小跑，几十里路一下子就过去了。回到驻地一清点，竟有二十多发炮弹。秦基伟见了炮弹，乐得手舞足蹈，嘴都合不拢。他高兴地夸赞我们演了一出新“草船借箭”。
没几天，我们供给部得知，部队用我们偷来的炮弹打掉了鸭鸽营据点的三个碉堡，小鬼子从此收敛多了。
1942年至1943年间，华北各地遭受了罕见的自然灾害。先是连续的旱灾，后来又是虫灾，随之而来的是霍乱、疟疾等疾病的流行，加之日军的反复“扫荡”和封锁，那真是天灾人祸!太行根据地的人口锐减，面积缩小，财经状况恶化。抗日战争进入了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
日军更加残酷地实行“三光政策”，所到之处狼烟四起，村庄仅剩下瓦砾废墟，牲口和粮食被掠掳殆尽。在敌人的疯狂“扫荡”中，太行军民进行着反“扫荡”的顽强斗争。敌人一出动，部队和群众就迅速转移，部队掩护群众并寻机打击敌人。我们动员群众坚壁清野，深藏粮食，牵走牲口，掩埋水井，撤离村庄，在山里同敌人捉迷藏，让敌人抓不着人，抢不着粮，找不着牲口，喝不上水。随着斗争的加剧，日军的“扫荡”更加疯狂，对根据地的封锁更加严密。我们的生活物资日益匮乏，粮食更加紧缺，一线战斗部队人均每天定量为一斤小米，实际上只有七两；我后勤机关人员每天只有半斤。这段时间也停发了菜金、办公等费用。我们供给部的任务就是怎样搞到粮食和被服，让部队不饿肚子，不挨冻，保证部队的战斗力。
当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五一大扫荡”时，冀中形势亦更为严峻，冀中军区吕正操部的王长江旅长、旷伏兆政委所率的冀中警备旅，转移到我太行一分区。我供给部原供应我分区的部队和各县独立团的粮食与物资已经够困难了，现在又增加一个旅的供应，对我们来说确实是难上加难。部队开始还有小米、玉米、黑豆等粮食，后来就吃南瓜、红薯、山药蛋，最后只有吃野菜和树皮了。
我刚到一军分区时，供给部还养了上千只羊。由于粮食短缺，这些羊陆续分到部队宰杀充饥了。最后剩下一只种公羊，供给部要宰杀时，我说：“别杀了，最后一只留下做种吧!”
这只在屠刀下被我留下一条命的公羊是羊群中的头羊，平时大家都叫它“骚羖子”，我说，它是羊群中的头羊，是个掌舵的，叫“骚羖子”不好听，就改个名叫“艄公”吧。“艄公”似乎知道是我救了它一命，从此十分依恋我，无论我去哪里它都跟着，谁要对我不善，它就瞪起眼睛，犟着脖子随时准备用犄角顶撞对方。
我到供给部之前，部队在一次战斗中缴获了一只日军军犬，战士们将这只年龄不大的狼狗送给了秦基伟司令员。随着战事频繁，秦基伟也无暇顾及它，就将它交给我饲养。这条具有德国血统的日本狼犬，腿长腰细个头大，黄黑相间的毛油光亮亮，禀性凶残。秦基伟把这个法西斯畜生起名叫“希特勒”，我简化了，就叫他“特勒”。刚来乍到，供给部优待“俘虏”，给它的伙食标准订得较高，每天的伙食相当于我们四个战士的标准。这家伙通人性，不久就和我混得稔熟。见到穿八路军军装的人，它摇头摆尾十分亲热。有人穿了件缴获的日军黄呢子大衣，它就怒目而视，“呜呜”地低吼着，不牵住它就会攻击对方。为这事，“特勒”不知惹了多少祸，挨了多少打。所以许多人见了它都躲得远远的。我怕它惹祸咬人，走哪都带着它。“艄公”和“特勒”成天在一起，晚上都守在我的床边，这两个家伙竟成了好朋友。
随着日军“扫荡”加剧，根据地的物资越来越短缺。“特勒”原来每天还有肉吃，后来就啃骨头，吃些动物内脏，再后来和我们一样吃粗粮、南瓜、山药蛋。“艄公”还好，食草动物每天可以自己上山打食，野菜、树皮、草根、藤蔓总能混个肚儿圆。可是“特勒”这个食肉畜生就惨了，每天有肉吃的好日子没有了，从四个战士的伙食标准降到和我们一样吃玉米碴子拌南瓜、窝头和野菜汤。它不干了，宁可饿着也不吃。我生气了，抓住它那为防狼咬带铁刺的项圈，照着它的长嘴甩了几个耳光，骂道：“你个法西斯畜生，这时候我都吃这个，你还想吃么事？！”
“特勒”乜斜着眼睛，用嘴角的犬齿叼着窝头，狺狺地呜咽着，委屈地躲在角落里，眼里潮呼呼地嚼着本不是它吃的东西。唉！这食肉动物也怪可怜的，这也是没有办法呀! 
1943年，这是太行地区连续遭灾的第三年。旱灾、蝗灾、瘟疫接连不断。日军不停地“扫荡”、封锁，到处修建碉堡炮楼，不仅修公路、挖封锁沟，毁占了大量的农田，而且大量地派工并强抓劳工，使许多的土地无人耕种。日军实行“三光”政策，更使得根据地人民没吃没喝，天灾加人祸，灾难更为惨重。
此时部队的生活十分艰难，没有粮食，没有蔬菜，部队除了吃南瓜、山药蛋，就是吃自己上山挖的野菜。附近的野菜要留给老百姓，我们就走更远的山路去挖，最后野菜也不多了。不知是谁想的办法，将玉米芯碾碎了拌小米壳和野菜煮着吃，可吃了这玩意后拉不下大便，人们在大便时就用手抠。作为供给部的政委，看着部队这个样子，我心里十分难受，深感自己失职，可又没有办法。
面对这恶劣的斗争环境，刘邓首长根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为扭转局面，度过难关，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整训主力，加强军区建设，发展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尽管环境异常艰苦，战斗又十分频繁，我们太行一军分区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响应号召，一面握枪战斗杀敌，一面挥锄开荒种地，从司令员到战士都投入到大生产中。
秦基伟司令员动员部队利用鬼子“扫荡”回撤的间隙，在山上挖鱼鳞坑种南瓜。太行山山高石头多，土质贫瘠，坡地上的一点薄土老百姓都种上了玉米。部队只有在山上从石缝里抠出一点土，慢慢积在石凹里才能种点什么。这东一个坑、西一个坑，像鱼鳞一样，所以叫鱼鳞坑。
秦司令在一次会上说：“……现在困难，我们缺衣少食，可大家想想，长征苦不苦？就那样，我们都过来了。对我们来说，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现在我们想办法，一定能度过目前的难关。”
司令员总和我们一样忍饥挨饿，我真是过意不去。好不容易积了点小米派人送到司令部，可过了两天有人告诉我，秦基伟将那袋小米全送给了伤病员。秦基伟一直穿着和战士一样的军装，他最好的衣服是几年前缴获的一件皮坎肩。下雪了，我让供给部被服厂缝了件棉衣送过去，可他硬让人退了回来。在开会时他对我说：“伙计，谢谢你用心良苦，可你不能让我搞特殊化吧。战士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这样我就晓得战士们饿不饿。战士们穿什么，我就穿什么，我要是比战士们穿得多，战士的冷暖我就不知道。”
司令员的那番话真挚、朴实，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在这最困难的时期，太行人民给了自己的子弟兵最大的支持与奉献。淳朴的太行人民用乳汁和血汗哺育和供养着我们，军民情谊真是鱼水难分。我们太行一军分区所辖的几个县横跨晋、冀两省，仅军分区的机关及部队就有近万人（包括冀中警备旅），地方政府筹集军粮，群众从自己的嘴里省下粮食上缴政府，从没人说一个“不”字。战士们穿的“踢死狗”山杠子布鞋底，都是太行的大婶大娘和媳妇们一针一线纳出来的。日军多次“扫荡”，我们部队坚壁清野的粮食和装备，群众都知道埋藏地点，部队转移了，乡亲们宁愿自己饿肚子也没人去动一粒粮食。我军分区管辖数县的电话线都在山里布设，为了避免日军发现破坏，群众主动帮助掩埋藏匿和维护，甚至冒生命危险引走敌人，保护我们部队电话线路畅通。供给部驻地的村庄——夜壶泉，这个上百户人家的山村没有一个人当汉奸，就连地主、富农在我党“减租减息”政策的感召下，也真心拥护抗日。
我的房东大娘是个抗日军属。儿子参加八路军在我们一二九师冀南军区当兵。老伴参加了我军运输队，常年在外。儿媳是村妇救会主任，大娘带着一个闺女在家。为部队做军鞋，大娘平时针线不离手，密密地锥，紧紧地纳，上交了多少军鞋底她自己也记不清。
一次鬼子又来“扫荡”，部队已掩护乡亲们离开村庄向山里转移。我带警卫排走在最后。忽然房东闺女跑来告诉我，她娘还在村里。眼看敌人就要进村了，原来大娘还在帮邻居埋藏粮食。刘部长急了，要带警卫排回村。我说这事交给我了，挥手带了一个班返回村里。途中正遇大娘和那乡亲，此时我已看见了敌人。原来先进村的是伪军，日军随后刚到村边，伪军胆小，进村后行动较慢。这时敌人发现了我们，开着枪，哇哇地向我们扑来。我们几个人边打边撤，掩护大娘和乡亲出村。可怜大娘的小脚走不快，子弹“噗噗”地打在我们周围。我急了，命令我的警卫员：“张永宽，你背上大娘快走，我来掩护。”
情况危急，不容争辩，张永宽背起大娘就跑。我们丢了几颗手榴弹，“轰轰”的爆炸震住了伪军。我们乘机也撤出了村庄，同张永宽汇合，这才发现大娘已负伤。鲜血顺着手臂流下来，好在没有伤着骨头，大娘还紧紧攥着那只尚未纳完的鞋底，鞋底被鲜血染得通红通红。我和战士们的心像被刀子扎着一样的痛。
这就是太行的乡亲，这就是我们的人民，有这样的人民，我们八路军就无往而不胜。
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我们与天斗，与地斗（同久旱不下雨的老天抗争，向干旱严重的土地要粮食），与日本鬼子斗，在敌人“扫荡”的日子里，同日军藏藏打打，我们一军分区不但没有被困难压垮，也没有被日本鬼子打垮，反而站稳了脚跟，坚守着我们的根据地。我供给部为了保障全军分区及警备旅的供应，想方设法弄来了部分粮食，伴着野菜及其他最简单的物资，使全军分区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期。
为了缩短运送物资的时间，让短缺有限的物资发挥有效的作用，我带领一个小组，在军分区所辖的八个县内，翻山越岭，寻找到最便捷最安全的山路，并绘制了地图。这些隐秘的山路，就成了全军分区物资供应的生命线。
秦基伟司令员对我们供给部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军分区参谋长王远芬④是位年龄较大的老同志，这位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在这艰苦的环境中身体被拖垮了，患有严重的肺病，不能正常坚持工作。一次，在军区分区会议上，他拉着我的手说：“秦政委，你们供给部跑遍了军分区八个县，我还没跑完啰!绘制地图本是我们司令部的事，是我参谋长的事呀。我这身体不行，实在是惭愧呀!”
在这困难时期，我们供给部的刘清部长呕心沥血为供给部做了大量的工作，繁忙的事务性工作几乎耗去了他大部分的精力。参加革命前，在湖南老家他是位银匠，有一手打制首饰的好手艺，由于银匠职业老是要低头弯腰锤打首饰，他那高大的身躯已有些佝偻。那年他有四十岁了，因无暇顾及自己的婚事，仍孑然一身。那时军中男女比例差异较大，男多女少，要找合适的对象可不容易，还没对象的我决定为刘清部长当回红娘。我想到我供给部下属被服厂的生产小组长张银素。这是位活泼开朗的十九岁的姑娘，平时没事她常来供给部，和我们几位都熟，也许是年龄相仿（我大不了她几岁），她有事没事就来供给部，找我也就更多些。
有一天我找她来，很认真地同她谈话，告诉她，组织上在考虑她个人的事，但也想听听她的意见（战争年代，组织上为干部考虑对象及婚姻问题是很正常的事）。张银素听到这话，羞赧地低着头，满脸绯红，双手撑着板凳沿，悠荡着双脚说没什么意见，一切听组织的。当我告知，我是为刘部长做媒时，她扬起脸，惊恐地瞪着我，脸一下子煞白，摔了凳子跑出了门。原来她觉得刘部长的年龄比自己大了太多。经过多次做工作，张银素终于同意了。刘部长没意见，可这婚姻还要组织上批准。为这事，我找到分区政治部，冷裕光副主任称张银素不是党员，这事不好办（那时组织上要求团级干部的配偶一定是中共党员）。我找到主任杨克冰大姐，大姐倒是赞成这门亲事，但也因这个问题她不好做主。我直接找到秦基伟司令员，秦基伟说：“哪来那么多条条框框，刘部长年龄大了，这事不能拖，只要他俩没意见，我批准了。吃喜酒一定叫我。”
就这样，红娘还真叫我当成了。我又张罗着他们的婚礼，结婚那天，秦基伟等军分区领导都来了。几支红烛照亮简洁干净的房间，粗劣的包谷酒，几斤炒花生，一钵山核桃透着喜庆。我让人弄来的猪肉做了好几大碗冰糖红烧肉，满屋飘香。新娘子还是穿着那洗得发白的军装，一头短发扎了一个发结，嫣红的脸蛋透着妩媚。刘清部长似乎挺直了腰板，乐得合不拢嘴。秦基伟司令员的祝酒词热情洋溢，婚礼简朴而热闹。多少年后，我知道他们仍是一对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恩爱夫妻。
在太行一分区那段生活艰难、战事紧张的日子里，也有一些有趣的事情。记得有一次，正值日军“扫荡”，我供给部刚转移到一个新地点，秦基伟司令员来我供给部下属的被服厂检查工作。随行有参谋和警卫员，还有一个警卫班。在老乡的房间里，秦基伟正同我和刘清部长研究全分区物资补给线路问题，桌上摊着我们绘制的物资补给线路图，秦司令员俯在桌上，专心制定我们去和顺的线路。正在这时，门“哐啷”一声被推开，急冲冲闯进一个人来。
进门来的是文化教员苏某某（现在已记不起他的名字），苏教员原是东北的进步学生，赴延安后分配来到华北前线，在我供给部下属的被服厂任文化教员。刚来华北前线不久的苏教员没有战斗经历。他满脸是汗,神情慌乱地报告：“报告，前、前面坡上发现敌人。”
我忙问：“有多少？”
“一个人（营ｙíｎｇ)。”
“一个营？是伪军？”我反问道。日军一般是以联队、大队、中队为建制。如果说是营，就应该是伪军了。
“是！后面落好远还有。”
“你没看错？”
“没错！真是一个人（营ｙíｎｇ），还扛着枪。”
一直在埋头看图的秦基伟直起身来。
这时，我已感到情况严重，一个营的伪军有三百来人，后面还有，一定是日军，通常鬼子“扫荡”就是这种阵势，伪军在前，日军在后。按这架势，日军少说也有一个中队。敌人来了五百人，而我们的战斗力量太少，警卫排才十来人（有一个班出去执行任务尚未返回），司令员带来的一个警卫班，再加上我们能战斗的也就是三十多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况且，我们被服厂人员和设备已来不及转移，村里还有上百号老乡。想到这里，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慌么事！敌人离我们还有多远？”秦司令问道。
“二里地吧！”苏教员稍镇定了点。
“你要是谎报军情，我枪毙了你！”我瞪着眼睛对苏教员吼道。
“我不敢，真的没、没、没错。”苏教员又结巴了。
秦司令将抽得只剩小半截的喇叭筒烟摔在地上，从枪套里抽出手枪，对我下达命令：“赶快组织，掩护被服厂人员和老乡转移。”
我嚷道：“司令员，你先走，这里有我！”
“我往哪里走？！老子一个人都能顶它一阵子！”
就在这时，门外又进来一个人，这是我们派出去的前卫警戒岗哨。他告诉我们：“是老何来了。”老何是我们在伪军中的内线。
“就老何一个人？”刘部长问。
“就他一人。几天前，下边炮楼抢老乡的牲口，这次都送回来了。”
我扭头问苏教员：“你谎报军情呀！一个人（润rùn)，你说是一个营？”
“我没瞎说，真是一个人(营yíng)。”
秦基伟将手枪插进枪套：“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说个么事一个‘营’，这要是在战场上误了事，非枪毙你不可。”
苏教员狼狈地站到了一边。由于地方语言的差异，闹了个大误会。说真的，秦基伟和我的那口黄安话听起来也不怎么样。别人也说过我们：“一个人就是一个人，什么一个‘润’。”
在太行一军分区战斗和生活的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我与司令员秦基伟、政委郭峰、供给部长刘清，还有许多战友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许多往事让我永远也不能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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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郭峰（1915—2005），193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8月，由中共北方局选调到东北军做地下党工作，化名高翔。同年10月， “西安事变”期间，他在东北军53军军部及所属第119师做地下党工作，并在119师教导营任教官。抗日战争时期，成为东北军53军工委领导成员，负责基层党的工作。任冀西游击队第四大队政治指导员。冀西游击队总队政训部主任。129师第11旅旅政治部主任。太行一分区副政委、政委，太行一地委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吉黑边区纵队副政委、吉江省委委员兼吉江行署主任。辽吉省第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辽吉省委民运部部长、秘书长、省委常委。东北全境解放，郭峰同志任辽北省委副书记、书记。省军区政委。1952年7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部长、东北局委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和“审查”，被下放到省“五·七”干校劳动，停止工作长达10年之久。1978年恢复工作，任辽宁省财贸办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从1979年1月起，先后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兼沈阳市委第一书记、中共辽宁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中顾委委员。2005年4月7日在沈阳逝世，享年90岁。
    ②   杨克冰（1909—2009），女，奉天（今辽宁）海城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妇女部部长、八路军一二九师太行第一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１９４２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中共海城中心县委书记、辽南省委民运部副部长、东北妇女联合会主任。建国后，历任中共鞍山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书记，辽宁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中共七大、八大代表，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
    ③   冷裕光（1915—2000），又名冷玉光，湖北大悟县人。1932年参加工农红军，193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团务委员会书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特务团政治处主任。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为晋冀鲁豫代表团代表参加了中共七大， 中共七大候补代表。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九纵队第二十五旅政治委员、第九纵队党委委员。中共豫陕鄂区第五地方委员会书记，豫西军区第五军分区政治委员。湖北军区独立第二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第五十一军第二一一师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黄冈军分区副司令员。后转业到地方工作，担任中南建工局副局长，西北工程管理局副局长，西安市国防工业部副部长等职。湖北省监察厅厅长、党组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党校副校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校长、党校书记。1980年当选为湖北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④   王远芬(1907～1962)，安徽六安人，1928参加农会和赤卫队，1930年参加红军，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第一、二、三、四次鄂豫皖苏区和川陕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任红十一师三十二团特务连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七六九团侦察参谋。三八五旅独立团团长，参加了“百团大战”。任太行军区一分区参谋长、副司令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太行军区一分区司令员、太行军区参谋长。新中国建立后，任河南省军区参谋长和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9 20:56
52（回延安）


1943年9月，太行山的秋天似乎来得较早，天高云淡，金秋气爽。我们太行一军分区在秦基伟司令员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在根据地人民的支持下，度过了抗日战争中最为艰难困苦的岁月。
中共中央出于长远战略考虑，决定将一批较有文化并经过实战锻炼的干部，调往延安受训储存。当时的太行各部队领导几乎都是分为两套班子，一套去延安受训，一套留在太行坚持斗争。
9月下旬，我正在司令部开会，秦基伟司令员递给我一份电报。电报是一二九师政治部拍发的，内容是调我回延安学习，说实在的，我很矛盾。在太行几年了，在一军分区工作整一年，真想回延安学习，去看看我们的红色大本营，可又舍不得离开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同志们。
秦基伟此时对我说：“伙计，你不去吧，我给师政治部去个电报说说。”
郭峰政委也劝我留下来。原来几天以前，师政治部也来了电报，通知我一军分区的另几位同志去延安学习，其中就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杨克冰大姐，还有郭峰政委。军分区一下子走了好几位干部，秦司令确实舍不得哩!我考虑再三，既然上级电报调令已到，就应该服从，我谢过司令员和政委对我的挽留，决定不日去延安。
巍巍太行沉浸在夕阳的余晖里，供给部驻地夜壶泉的那股从碗口粗的泉眼里涌出的泉水，仍在日夜不停地汩汩流淌。要离开太行根据地了，我眷念着战友们，眷念着太行的乡亲们，眷念着这块我们与鬼子拼杀、用汗水和鲜血浇灌的土地。真的要走了，我和刘清部长在村外的山道上久久漫步，后面还跟着“艄公”和“特勒”。
要走了，我同一些不在身边的战友一一打电话道别，此刻也想到了刘伯承师长。在他身边工作了好几年，来一军分区后虽不常见面，但总有机会通电话，此时就要离开太行，远行延安了，一定要去电话道个别呀。电话要通了，师长那亲切浓重的四川话又在我耳边响起，他告诉我去了延安一定要努力学习，并告知我不必来师部集中了（一二九师还有一些同志去延安，师部原定大家都将在师部集合出发），因中央来电调太行警备旅（既原冀中警备旅）也去陕甘宁边区，我可以随警备旅一起走。最后还告诉我，他也要去延安。我听到这消息真是高兴极了。
10月初，我策马去山西昔阳，在高乐镇找到太行警备旅。
警备旅来太行一军分区一年了，全旅的物资给养都是我供给部供应，我和几位旅首长都十分熟悉。王长江旅长和旷伏兆政委热情接待了我，并安排我同该旅的警卫连一道行军。非常凑巧，警卫连连长涂兴凯是原红四方面军九十三师我交通队一班的通信员，当年长征，我们两个伤病员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才得以翻过那千年大雪山。他见到我这个当年的队长非常高兴，两人有说不完的话。由于征程遥远，涂兴凯还让一位饲养员专门来照顾我的那匹马。
警备旅有三千余人，此行陕甘宁边区路途遥远，将横贯山西全境，其中将要穿越日军四道封锁线。大部队长途行军恐难以做到不留一丝踪迹，为了保证全旅顺利通过敌封锁线，部队作了几天的准备，决定如遇敌阻拦，将用武力打过去。
部队出发，一路向西。沿途遇小股敌人，为避免麻烦，不暴露行踪，能不打则不打。有许多地段，通过我们在伪军中的内线做工作，伪军们睁只眼闭只眼，等部队过去后就朝天放空枪。有几个据点没有我们的人，当地群众主动为我军带路，从敌人防守结合部穿过去。在夜间通过时，敌人摸不清我部队的底细，躲在据点里不敢出来，也不敢放枪，我部队从据点旁通过如走大路。部队不久就抵达太谷附近。
从太谷到交城近二百华里，这是我们的必经之路，日军在此设有四道封锁线：两条南北向的公路，还有同蒲铁路和一条汾河。敌人在交通线上建立了许多据点，修筑了大量的炮楼和碉堡。日军在公路的两边挖了很深的壕沟，铁路线上还有铁甲车来回巡逻，这给我们部队的行动增加了很大的困难。部队轻装前进，避开巡逻的铁甲车，越过同蒲路，蹚过汾河，即进入交城和文水交界的地方。这时我们遭遇日军一个联队的堵截，警备旅边打边走，十四个小时竟跑了二百里路。我们进入吕梁山，日军还在尾随追击。在横尖附近，我们部队一个回马枪给日军以突然袭击，鬼子猝不及防，伤亡惨重，拖着几十具尸体逃走了。我们翻越吕梁山，进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与一二○师取得联系，走了几天到达临县。很久以后才知道，警备旅在晋西北留了下来，中央军委将太行警备旅划归八路军一二O师管辖。
到了根据地就像到家一样，临县县委的同志请我们吃饭。那是羊肉莜麦花卷。在太行根据地我们吃糠、吃树叶，实在太艰苦，到这里能吃到这样的好东西，大家兴高采烈，敞开肚子吃了个大饱。可哪里知道莜麦那东西吃多了会涨肚子，许多人吃撑了，直喊肚子疼，路不能走，连马都不能骑，部队不得不在临县休整。两天后，我们在兔坂以西渡过了黄河，经佳县的乌龙埠最后抵达米脂，进入了陕甘宁边区。
我与警备旅分手后，即到中央处理委员会报到。在这里，我见到了原红四方面军徐向前总指挥，此时他任抗日军政大学的校长兼任处理委员会主任。处理委员会专门接待和考察从敌后调回的干部，并安排和分配这些干部去延安或陕甘宁边区工作或学习。我们从华北来的同志都要在这里报到。
王从吾同志先接待了我，后将我带到徐向前那里，徐向前主任主要负责团级以上干部的考察与分配。见到老首长，我不知有多高兴，几年不见了，徐总指挥还是那样精瘦，不过气色还不错。当他见到我这个原红九十三师的干部时，也非常高兴，拉着我的手询问了许多太行的情况。
徐向前主任让我先在米脂住下，等一些同志到齐后再同往延安。就这样，上级发了些米面作为我的伙食，并将我安排到米脂城中一居民家休息。
我牵着马，驮着粮食和行装，随处理委员会的那位同志一道去了老乡家。这家姓杜，主人是位中年妇女，家里有两个女儿，还有她的小姑子。大女儿十九岁，小姑子十八岁，小女儿才十六岁，三个年轻女子都是县女子中学的学生，三个女孩儿个个面目姣好，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呐。这家似乎没有男人，我还真有些拘束。
我将中年妇女叫大姐。杜大姐对我很热情，张罗着给我安排住宿，在东厢房给我铺好了炕。三个年轻的女学生围着我问长问短，我这才知道，米脂这地方几乎成了我各抗日根据地通往延安的中转站，绝大部分华北和山东来的同志都在米脂等待分配去延安，米脂城中的大多数居民家，都住着这些干部。
房东一家对我照顾得很周到，杜大姐时常去院里为我的马饮水上料。不过我好几次看到大姐抚着马愣神，独自一人郁郁寡欢，唉声叹气。猜想大姐可能有心事，我曾问过大姐。她说她父母都不在了，惟有个弟弟，可几年前在战争中失散了，至今没有下落。他也是个军官，不过他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抗战初期，在共产党的倡导下，国共两党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的军队都一致抗日。日本鬼子的铁蹄踏遍半个中国，残酷的战争使得中国的万千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战争中失散的亲人太多了，对这事我也只能替大姐惋惜。
没两天，徐向前主任派人通知我去他那儿一趟。我去后，徐主任让我坐下，并说派我一个任务。我以为是分配我去延安的事，马上就答应了。徐主任笑着说：“去延安还没那么快。米脂县女子中学要求我八路军去作抗日形势报告，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我睁圆眼睛张着嘴，愣了半天神才紧张地说：“总指挥（我们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都习惯这样称呼徐向前），我哪里会作什么报告，没文化，又不会讲个话。这不行，真的不行!”
“你试都没试，怎么就知道不行？这个任务派给你了，你必须去！”
“我去讲么事呢？真的不会讲呀。”
“你就讲你们在敌后是怎样打鬼子的。讲你们怎样战斗，怎样生活。这都是你亲身经历的事，把这些告诉别人就是作报告。”
“那，那我就去试试。”我敬了礼，准备离开。
徐总指挥叫住了我：“等等，明天学校会派人去接你，你准备一下。回去换套好点的军装，要注意军容风纪。”
“总指挥，我只有这套军装了。”我有点为难。
敌后太行的战斗生活十分艰苦，物资匮乏，我们每人也就一套军装。冬装棉，夏拆单，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来陕甘宁边区，这地方人生地不熟，借都没地方借，我哪有军装可换呢?
“供给部政委也就这么套破军装。前方的同志们苦呀!不容易，不容易!”徐向前眼圈都红了，似乎是对我说，更是对他自己说。他转身让警卫员将他的一套军装拿来递给了我，我还想推辞。
“拿着，明天给我精神些！”徐主任将军装塞给了我。
第二天一大早，县女子中学的校长亲自来接我。我穿上徐向前那套洗得发白的军装似乎有点大，但扎上皮带，人显得很精神。
一进学校，全体女学生起立，热烈鼓掌。
校长主持报告会，讲台上铺着红台布，还放了一盆花。当校长说请前线太行山来的秦政委讲话时，场上掌声雷动。我走上讲台，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心里怦怦乱跳，在部队接触女性机会很少，面对这么多年轻漂亮的姑娘，我心里真有点发怵。我从未在这么多人前讲过话，更没有在这么多女人面前做过什么报告。台下的女学生个个漂亮，这都是米脂的姑娘呀!在部队早就流传着一首民谣：
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
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
陕北出美女，果真名不虚传呀!
我思想开了小差，半天没说话，满脸通红愣在那里。校长给我倒了杯水，再次带头鼓掌。掌声让我清醒，将我那信马由缰的思绪带了回来。我振作精神，开始了我的“报告”。
我从刚上抗日前线时，王近山副团长率领我们打七亘村之仗讲起，将我所亲历和知道的战斗都滔滔道了出来。黄崖底、神头岭、香城固、一场战斗就是一个故事。我完全忘记了刚才的羞涩和恐慌，讲了许多身边的人物，有首长，也有战士，陈赓、叶成焕、丁思林、刘昌义、尤太忠、田厚义、杜永波、张益州……这些娓娓道出的故事真实生动、人物有血有肉，感染着听报告的女学生们。
台下随着我的叙述，时而沉默时而欢腾。我讲了八路军，也讲了太行的人民群众；讲了我们吃糠咽菜的艰苦生活，也讲了太行军民的鱼水深情。台下又随着我的叙述时而唏嘘叹息，时而掌声雷动。我也不知怎么了，一口气竟讲了两个多小时，我哪里会做什么报告呀，这都是讲部队和我身边的事。
报告会结束了，女学生们都跑上前来争着与我握手。在人群中，我看到了我房东家的三个女孩儿，她们在向同学们炫耀，作报告的秦政委就住在她们家。
回到房东家，女孩们争着告诉杜大姐，说我今天在她们学校作了抗战的形势报告，可精彩了。报告中好像有个人的名字和舅舅差不多。
大姐拉着我问个究竟，我如坠入雾里。
原来，杜大姐的那位弟弟早年在南京国民党军事院校里读书，是位军官，自从日军攻占南京后就没有了消息。我作报告时讲的杜永波与她弟弟同名。我告诉杜大姐，我在轮训队工作时的军事教官杜永波就是陕西米脂人，我又讲了许多有关杜教官的细节。天下竟有这么巧的事，杜大姐听着听着，泪如雨下，一把将我抱住，说道：“他就是我的亲弟弟呀，好多年了没有他的音信，他在哪儿呀？”
不知是悲还是喜，一家人哭成了一团。
我详细地告诉了杜大姐，杜永波离开轮训队后调到三八六旅任作战科长，在太岳根据地工作，一切都好。只是隐瞒了杜永波在战斗中负伤，眼睛失明的情况。失散多年的姐弟有了音信这是件喜事，我不能扫杜大姐的兴。
杜大姐有了弟弟的消息，并得知弟弟参加了八路军，真是喜上眉梢，心情开朗多了，像换了个人一样，成天乐呵呵的。11月的米脂天降大雪，我住的东厢房相当寒冷，大姐让我到她房里，我和她全家人围坐在热炕上，搭上一条大被暖脚聊天，真像一家人。
11月15日，徐向前主任来信让我去处理委员会。在那里，徐主任首先表扬我，说那天去县女子中学作报告，学校反映好极了。校长不住称赞，说八路军真不简单，那些女孩子们群情激动，都要求参加八路军哩!
随后，徐向前告诉我，我被分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第二天就走。另外，还有十多个同志一起去延安，由我带队，并将介绍信交给了我，嘱咐我到延安先找中央组织部。
我回到杜大姐家向她全家人道别，她们都依依不舍。我又托人将徐向前主任的军装捎带回去，因为那时候部队艰苦，即便是首长也不会有多套衣服，我怎能带走徐主任的军装呢。
从米脂到延安经过绥德、清涧、延川，我带队走了几天，到达了延安。
那天是星期六，我们一行人找到中央组织部时，天已黑了。组织部院门外有岗哨，我们说要进院报到并出示了介绍信，可门岗怎么也不让我们进去，说是星期六已经放假休息，里面没人工作。眼见天已晚了，阴霾的天空似乎要下雪，大家都还饿着肚子，延安这地方人生地不熟，这一夜怎么过呀!我们这群人都是华北前线来的军人，此刻个个像吃了枪药似的火爆了起来，十多人与哨兵争吵，动静越来越大。这时，院内走出一人，穿着便装，戴顶单帽，问哨兵吵什么。
我见他是位首长，就敬礼报告说，我们都是从敌后来延安的，徐向前主任让我们找中央组织部，到了组织部却不让我们进去，天这么冷，今晚在哪里过夜呢?
这人批评了哨兵，并自我介绍说：“我是陈云。你们先随我来，别着急，我给你们安排。”
陈云是中央的组织部长哩!我们相互望了望，吐了吐舌头，相互推攘着随陈部长进了院。
陈部长看过我们的介绍信，派人先安顿我们在中共中央招待所住下，过两天就去中央党校。
在中央招待所住了好几天，一二九师几位旅团级干部陆续到来，汪乃贵、文建武、吴钊统和我分在一个桌上进餐。延安的伙食真不错，每桌四菜一汤，不是红烧肉，就是冰糖炖猪蹄、焖羊肉、爆猪肝，新鲜蔬菜鲜亮亮的，比起太行前线吃南瓜、咽山药蛋、啃树皮、嚼野草根不知强到哪里去了，这真是在天堂呀!
吃晚饭的时候，我们见到了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刘伯承师长。当时他们接到中央通知，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他们即从太行前线来到延安，见到彭老总和师长大家都非常高兴。
我过去仅见过彭老总两次，一次在红军过草地前，我去三军团送信见过他；另一次是在太行，当时他正同战士们一道替老乡修水堰，高挽裤腿站在水中，黑汗水流地扛着石头。我对彭老总并不熟悉，可全军指战员都知道彭老总秉性耿直，一身正气。
我们太行来的一行人都住在中央招待所，吃晚饭时，彭老总同我们打招呼，看到满桌的菜甚是高兴，他笑哈哈地说：“真走运呀，招待所会餐让我们赶上了，我们借了口福哟!”
一连两天，餐餐如此，彭德怀纳闷了，这延安怎么天天顿顿都会餐？于是叫来管理处长询问。管理处徐处长告知：延安和敌后不同，延安这里规定干部和战士伙食、待遇是有区别的，战士吃大灶，不同级别的干部也有中灶、小灶之分。住在招待所里的都是团级以上的干部，所以吃小灶。彭德怀听着介绍眉头越皱越紧，不等徐处长把话说完，他“呼”地一下站了起来，大声嚷道：“太行的战士吃什么，你知道吗？吃南瓜！啃树皮！延安这小灶吃得下去么？”
在太行根据地环境艰苦，没粮吃，干部战士同甘共苦，彭老总同我们一样吃南瓜、啃树皮呀!
说着说着，彭老总将旁边的空饭桌一脚踹出好远。拿着一只空碗、一双筷子瓮声瓮气地说：“我吃大灶，带我去！”
我们吃得正香，见状都放下了碗筷，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不知谁说了声：“走，跟彭总司令吃大灶去。”人们都拿着碗筷走出了餐厅，留下了好多桌已上好的饭菜。
这就是我们的彭老总！
为等待中央党校的通知，我们在中央招待所一住就是好几天。
一天晚上，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刘伯承师长召集从太行来的干部座谈敌我形势，在座的二十多人像聊天样地谈着。从不远处传来阵阵音乐声，悠扬的乐曲在夜空中飘荡，这在太行可是没有的。有些干部想去看热闹，坐不住了。刘师长让我去看看外面在干什么，我循声找去，原来在王家坪的桃园里，许多人正在那里跳交际舞。我从没见过跳交际舞，也不懂人们那是在干什么，只见桃园的许多桃树上挂着马灯，灯上套着红纸绿纸，在朦胧的灯影里，人们成双成对地在树林里晃来晃去。我还看见有人在吹笛子、拉胡琴，还有“歪脖拉”（我们当时对小提琴的称呼），也没搞清楚这是干什么，只觉得挺热闹，就赶紧跑回去告诉刘师长。在半路上，见到彭老总和师长带着刚才开会的干部，朝这边走来。我上前报告说，前面桃园里正在演戏。彭老总笑哈哈地说：“走，我们去看看热闹。”
那时的延安汇集了许多全国各地来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到来也带来了许多新鲜事物，交际舞就是其中之一。
在夜色朦胧的桃林里，风吹彩灯摇曳，男男女女成双成对地和着音乐搂在一起走来走去。我们这些从太行出来的“土包子”哪里见过，个个都目瞪口呆，好一会儿缓不过神来。彭老总看着看着怒目圆睁，跺脚开口大骂起来：“好你个猪丫的！狗丫的!前线的战士啃树皮，吃草根，在和敌人拼命，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了撑不过，一个男人抱一个女人，这算什么东西！”
当跳舞的人得知这发脾气的人，是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彭德怀时，吓得全都跑光了。
刘伯承师长曾留学苏联，对交际舞可见得多了，于是赶紧给彭老总解释，这事才算完。
我与彭老总接触不多，他铮铮铁骨，豪爽耿直，眼里揉不进沙子。我们这些从战争走过来的人，无不敬佩他的卓越战功和他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诚。他的革命精神、嘉言懿行，震古烁今，垂范后世。
从敌后回延安，不长的时间却见到许多新鲜的事物，延安同敌后根据地有许多地方真的不一样呀!不几日，我到中央党校报到，开始了我的中央党校的学员生活。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9 20:57
53（延安岁月）


到中央党校报到后，我被分到四部第五支部。
在党校，我见到了陈赓旅长，他告诉我，太行来的干部大都分在党校四部。毛泽东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任副校长，我们四部的主任是张邦英。
我们四部第五支部住在大砭沟，五支部的学员有四十多人，相互之间，大都原来认识。黎光、丁先国、岳朝胜、林恺成、张立国、周光策、刘汉才、彭传清、刘朋和我都在第一组，黎光任组长。
中央党校不像我们师部轮训队，也不像“抗大”。在轮训队和“抗大”，大家集中住宿、生活、学习，有制度约束，也有作息时间安排。中央党校似乎不像个学校，它一不正式上课，二不天天下操，连住宿都是分散的。也许学员都是团以上干部，所以党校对学员的管理并不严格，学习是靠自觉，除了中央首长和一些领导常来讲课时大家集中在一起外，平时都是分散学习，以自学读书为主。
中央党校下发了许多文件和书籍，我们都要认真学习，还有很多都是毛泽东主席的文章。记得有《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反对党八股》等等。在学习的基础上，我们都要对照检查，清算错误思想，澄清模糊认识，提高自觉性。党校的学习实际上就同整风运动连在了一起。
整风运动是1942年在我党全面展开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目的在于通过普遍深入的学习和研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克服和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根本上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思想基础。
除了延安，我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也都开展了整风运动。我们在太行时也学习了中央精神，同时开展了整风运动。由于太行处于敌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针对日军的“扫荡”，实行反“扫荡”斗争，从军事上打击日伪军；同时也为巩固我抗日根据地，与天灾、虫灾作斗争，与根据地群众一道，坚持生产，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克服物资匮乏的困难。因此，我们在太行根据地时对整风运动的理解和感受不深。
来到延安，我系统地学习了我党我军的历史，从我党诞生，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各根据地红军部队的反“围剿”，到各红军部队被迫放弃根据地，开始长征；从我党多次政治路线的斗争，在不同时期我党的发展，到西安事变后的各党派团结抗日至今的全过程及党内曲折复杂的两条路线斗争。我逐渐懂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逐渐认识遵义会议以来的路线是正确的，逐渐认识到什么是真马列主义，什么是假马列主义，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什么是形而上学、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关于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理论，自参加革命后，我在不同的时期都学习过一些，但都不全面，不深刻。惟独在延安，才使我从理论上真正了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只有将真正的马列主义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才能使中国的革命获得成功，从胜利走向胜利。
刚到延安时住在招待所，我们这些从太行前线来的人，对延安什么事都感到新鲜。那时候，延安随处都可以见到扭秧歌的，哪里的锣鼓一响，我们就跑到哪里凑热闹。在窑洞里哪儿呆得住呀！
延安的知识分子多，演戏演节目也多。可中央党校礼堂演戏都是为中央首长和外来人士安排的，我们普通学员进不去。
一天，比我先来延安的战友贺立宝来看望我，我俩见面谈天说地，十分亲热。贺立宝问我：“你想看京戏不？”
“当然想看！可我们进不去呀？”
“走，走，你跟我走。包你有戏看。”
贺立宝拉着我向中央党校大礼堂走去，在大礼堂门口他让我等着。我说：“你要等谁呀？”
贺立宝神秘地笑笑说：“你不用管，等着就是了。”
好一会儿，从枣园那个方向走来一群人。等近了一看，原来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等一行人。贺立宝迎了上去，在毛主席跟前敬了个礼。毛主席握着贺立宝的手说：“贺立宝，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我真不知道贺立宝同主席这么熟，原来贺立宝曾当过主席的警卫员。贺立宝笑嘻嘻地同主席说话，并将我介绍给主席。毛主席笑容满面同我握手，他的那双大手捏得好重。
朱总司令招呼我们说：走吧，大家都进去看戏。
我说：“我们进不去，贺立宝让我在这里等的。”
毛主席哈哈笑道：“贺立宝，你个小鬼头，你是拿我开道呀!”
一行人走进大礼堂，贺立宝朝我扮了个鬼脸，我们也进去了。毛主席拉着我的手走向前面，我极不自在地说：“前面是首长席，我还是到后面去吧。”
主席说：“就坐前面，你也是首长嘛，我要向你了解前方的事呀！”
戏开演前，毛主席问了我许多问题，问我是哪里人，何时参加革命，现在什么部队，在部队做什么工作。当知道我十三岁参加红军时，毛主席侧身对朱总司令说：“老总，你看看，这又是个红小鬼哟。”
我告诉主席，长征过草地前，在毛尔盖我曾随孙玉清军长见过主席。主席沉思了一会儿，说道：“是啊，是啊，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十八岁的娃娃。记得当时我对你们四方面军的同志们说了一些话。我说过，北上是正确的，我们一定会胜利的，我没说错吧？”
回想起当年毛主席说的那番话，我感慨万分。张国焘的南下，毛泽东的北上，最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毛主席的远见卓识，真是伟大呀！
刚来延安，新军装还没有发下来，我仍穿着从太行来时的那身旧军服。虽洗得很干净，可是补丁摞补丁的，在大礼堂里还是挺扎眼。主席见到我这身衣服，抚着我的肩头说：“你当供给部政委穿得这样苦，可想而知太行的部队和同志们了。”
我回答说：“在太行，上自司令员，下至战士，大家都一样。彭老总、刘师长、邓政委都和我们一样穿破旧的军装，吃同样的伙食。”
毛主席沉默了一会儿，说：“回部队，你要告诉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困难是暂时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战争。”
戏开演了，毛主席和首长们都在认真看戏，我的心绪一直不能平静。前后左右都是中央领导，我如坐针毡，极不自在。那晚京戏演的是什么我全记不得了，可是同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一起看戏，我却记了一辈子。
1943年年末的延安同几年前大不相同，整个陕甘宁边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陕甘宁边区是土地贫瘠的高原地区，生产不发达，经济落后，在和平年月要供养数量众多的部队和党政机关人员已不容易。而现在，日军的进攻，国民党的封锁，困难更大。特别是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后，我们八路军那微薄的经费也已停发，国民党顽军还对我边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造成边区财政经济困难。这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不单在陕甘宁边区存在，在我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也普遍存在。为了打破日伪的进攻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1939年毛泽东主席向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发出了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延安开始了自给自足的大生产运动。
部队和边区人民用勤劳和智慧，在这黄土高坡上开荒种地，纺纱织布，通过几年的努力，延安真正做到了丰衣足食。远的不说，从我们中央党校的伙食就可见一斑，一日三餐，每餐四菜一汤、大盆的四方块红烧肉管你吃个够，听说原来都是八菜一汤，为了节约，现在还减了一半哩!这样的生活，在太行根据地想都不敢想，比起我们长征时期，这简直就是天堂了。
中央党校的学员都是分散住宿，我同我师的刘朋团长住在一个窑洞里，刘朋较我年长，我们在一起，他给了我许多的照顾。窑洞内的陈设简单，一个土炕，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煤油灯，但上级十分关心我们学员的生活起居，发了一些木炭供我们烤火，还专门派了小通信员马双城为我们送水、做清洁。我到延安后不久，那身从太行穿来的破军装换成了崭新的灰色棉军装，人一经梳理，也显得精神了许多。
中央党校在进行学习和整风的同时，也掀起了大生产运动，半天整风，半天生产。刘朋比我早来延安，延安的情况比我熟悉。上级要求我们除学习外，还要完成每月上缴相当于五十斤小米价值的任务。我来时上级没有分给我耕地，想种庄稼也没地方，再说这大冬天又能种什么呢?刘朋不知从哪里弄来两架纺车，说是纺棉线上缴也行，许多人都在纺线哩！
我们从党校管理员那里领来棉花，纺成纱后，公家按纺出棉线的重量和等级来计算我们的工钱，这工钱就可以当作任务上缴。刘朋不知何时学会了纺棉线，纺车“嗡嗡”作响，他坐在那里竟能将手中的棉花变成均匀漂亮的棉线。我年少从戎，除了行军打仗，还真没干过这行当。刘朋教我纺纱，我耐着性子坐下，折腾半天，两只手怎么也配合不好，手里的一团棉花一会儿全绞到纱锭上了，纺的那，哪叫“纱”呀，粗的有筷子般粗，细的比绣花线还细，那锭子上不是棉纱，是搅绕得紧绷绷的棉花团。我纺不好，就着急，越着急，就越纺不好，大冬天竟急出满头大汗。这是老娘们干的活，我哪干过这个？！又气又急，我那炮仗子脾气憋不住了，嚷着：“不纺了，不纺了，这不是我们男人干的活。”说着说着，一脚将那纺车踹出老远。
刘朋像个大哥哥样，笑着劝我：“你不要急嘛，慢慢来，就学得会。我原来也不会纺，纺多了，就会了。”
他将那被我踹出去的纺车拾回来，修理好，拉着我说：“算了算了，今天不纺了，我们出去玩。”刘朋拉着我去一部找人聊天，我们翻过小山垭，就到了一部。在那里，我看见王树声、陈赓、查玉升、杨国宇都坐在那里纺线，他们一边纺一边说笑聊天，我极不自在地同他们打招呼。王树声红军时期就是我们的军长、红四方面军的副总指挥，陈赓抗战初期就是我们的旅长，首长们都在纺线，我为什么就不能呢？我红着脸对刘朋说：“走!我们回去吧，你教我，我一定学会纺。”
思想稳定了，也就能克服急躁，我终于学会了纺线，不久我就能纺出二等棉线。后来，我的产品大都能达到一等。产品等级提高，核定的加工价也就高了，我的上缴任务也能完成了。
有一天，我和刘朋看完书，就坐在窑洞前纺线。延安冬日的太阳晒得人懒洋洋的，我俩边聊边纺，竟没觉得身后有人。忽然有人拍拍我的肩膀，我扭头一看，是周恩来副主席，旁边还站着邓大姐。我和刘朋连忙放下手里的活，站了起来，向他们敬礼。周副主席笑着问：“你们是党校的学员，不好好读书学习，怎么也纺起了纱线？”
我俩回答：我们部的学员基本上是自学，每天自己看书，支部有时也聚在一起讨论，我们边学习边参加大生产，完成应上缴的生产任务。没有地种，只有纺线上缴，以加工费来充抵，完成任务。
得知我们是从太行来延安的一二九师的干部时，周副主席深情地说：“你们从敌后来，那里条件太艰苦了，回到延安，一是要好好学习充实自己，再就是要养好身体。你俩太瘦了，要增加营养，恢复体力。今后党中央还有许多重要的工作需要你们去做呀！”
周副主席的话就像那冬日的太阳，让我们的心里暖融融的。
我们说着话，邓大姐在我的纺车旁坐下来说：“让我试试吧！”
说着，她摇起了纺车。纺车摇摇停停，那纺的不叫线，和我刚开始学纺线一样，那线粗的几乎有小手指般粗。周副主席笑着说：“你那是在纺棉绳哩！看我的吧！”
周恩来在刘朋的纺车前坐下，手里续了团棉花，纺车嗡嗡响了起来。不一会儿，纺车上的纱锭就有了拳头般粗细，我们都看呆了，那棉线纺得又匀又细，质量能算上一等线。我们真想不到周副主席竟有这样的好手艺。邓大姐住手站了起来，说：“唉，纺线真不容易，我这女人还不如你们男人呀!”
周副主席对我们说：“你们从敌后来不容易，在延安要加强学习，养好身体，这是最主要的。我回去和毛主席商量一下，争取把你们的生产任务免了。”
周副主席和邓大姐走了。没过两天，党校传达中央来的通知，将我们从敌后来延安的学员的生产任务全免了，并给我们增加了保健费。我和刘朋都是二等保健（每月相当于当时三斤猪肉的钱）。
没有了生产任务，我们轻松多了。每天除了看书就是想到处走走看看，延安同敌后就是不一样，新鲜东西太多了，我们真想把延安看个够。
延安的春天是美丽的，和煦的春风吹拂着杨柳，延河水又恢复了生机，向东南哗哗流淌。党校学员们边学习、整风，边参加劳动。虽然上交的任务全免了，学员们仍自觉地参加自给自足的大生产运动。
我和刘朋分了一块地，我俩不知种什么，就学别人种上了西红柿。西红柿长得特别好，成熟了，我俩采摘后送到管理员那里准备作价上交（学员可以用自己的劳动成果作价，换取现金归己）。管理员不收，说是由于许多人都种西红柿，上交得太多，伙食团都堆不下了。望着满地的西红柿，刘朋和我自己吃不了几个，深感无奈，只有让保育院的娃娃们摘着玩。遗憾的是，许多西红柿还是烂在了地里。
大生产运动给延安带来了生机，党校学员们不论是哪级干部都自觉参加劳动。有一次，我看见汪乃贵①旅长在拾马粪，他背着个畚箕，没有粪捞子，就用手拾。我说：“汪旅长，你捡粪怎么用手，不用粪捞子？”
他告诉我，现在拾粪的人多了，马粪都不易拾到了，再等着做粪捞子，哪里还拾得到呢？！
我见过汪旅长种的地，那土豆长得真喜人。
延安的岁月留给我太多的东西，它值得我终生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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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汪乃贵（1905—1991），安徽金寨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商城独立五团连长，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二一九团副营长、营长，红四军十师二十八团副团长、团长，红十师、红九十师、红八十九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副团长、副旅长，东进纵队支队长兼冀南军区一军分区司令员，新编十旅副旅长，新四军第五师鄂南军分区司令员，第十三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鄂西北军区第三旅旅长兼三军分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三十五旅旅长，赣东北军区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贵阳警备司令员，公安部队师长，贵州省公安总队总队长，贵州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9 20:57
54（“一视同仁”与“有所不同”）


1944年，当中国抗日战争即将步出相持阶段的困境，转入夺取最后胜利的反攻阶段时，延安整风运动已进入尾声。我们中央党校的学员，经常集中学习和讨论，着重研究党的历史路线是非问题，着重批判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统治全党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同时，还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主要是对党和军队的高层领导提意见。
经过前段的整风，党内已形成良好的民主风气。学员们畅所欲言，批评对象上从党中央主席下至军分区司令员，从政治、军事到生活、作风，大家有什么说什么。党中央和军队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还有八路军各师首长都聚集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听意见。
记得那天开会前，刘伯承师长同我说话后就让我坐在他的身后。大礼堂前五排都是党中央及军队领导人坐的位子，我坐在第六排，毛泽东主席就坐在刘伯承师长的前面。
大会像前些天一样开始了。
舞台上仅设了一个讲台，谁都可以上去发言。讲台旁边设有一个记录台，一名干部现场作记录。开始有两位同志发言，我同身边的同志“开小会”去了，没有留意。轮到我一二九师军法处丁武选处长上台发言，我才认真听起来。
丁武选①是安徽阜南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红军，那年他已四十六岁，在我们年轻人眼里，是老资格了。他秉性刚直，敢于仗义执言，大家都十分敬重他。
丁武选处长谈到我一二九师根据地问题、干部问题，谈到八路军的三个师的改编，问题越扯越远，甚至扯到了红军时期。他的主要论点是：中央领导对原红四方面军的态度不公正、不公平。大礼堂里的学员都是来自八路军三个师的团以上干部和各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干部，再加上中央领导及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丁处长的发言引起了全体与会者的注意，他谈到的许多问题非常具体，也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他越说越激动，批评的对象最后直指毛泽东主席。
这些问题说来话长，谈到党内军内的许多问题甚至要追溯到红军时期。
八路军组建时是以红军的几个方面军为基础改编的。一方面军改编为一一五师，二方面军改编为一二○师，我们四方面军改编为一二九师。丁武选批评中央和毛泽东不信任四方面军时说：你毛泽东在整风中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可你自己看，在干部任用问题上，你就是偏心。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彭德怀是一方面军的人，原一方面军的林彪是一一五师的主要领导；原二方面军的贺龙现是一二○师的主要领导；可我们一二九师呢，主要领导刘伯承和邓小平都是一方面军的。当然，我们对刘师长、邓政委没有意见，可我们四方面军不是没有人呀，徐向前总指挥才任副师长，这对我们四方面军是不公平、不信任。
丁处长接着说：在长征途中，张国焘闹独立，同中央唱对台戏，最后发展到分裂红军、分裂党，他犯了严重的错误。他的错误路线，我们广大干部、战士是反对的，四方面军后来能够北上回到中央的身边，就说明了这一点。张国焘的错误是张国焘本人的问题，中央批判他是对的。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是被迫执行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这个账不能算在我们身上。一、四方面军的团结问题，主要责任在张国焘，一方面军也有责任呀。批判张国焘就批判张国焘好了，可四方面军的干部也跟着倒霉。四方面军中一些高级干部因受不了这个气，才有人准备出走的。
会场上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在听丁处长发言。丁处长说的这些问题还得从几年前说起。
红军时期，一、四方面军长征途中在川西会师，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及闹独立思潮的影响，使一、四方面军之间有了隔阂。一方面军高级干部中知识分子较多，而四方面军中的干部多是工农出身。两军会合后，张国焘自恃四方面军拥兵十万，人马比一方面军多，军力比一方面军强，私欲膨胀，向中央要官要权。他的错误思想及路线也传染并影响了军中的一些干部，一些人对一方面军撤出江西根据地，由八万之众锐减至一万多人有看法，对一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干部颇有微词。而中央和一方面军中的部分干部，由于受“左”倾路线的影响，认为四方面军的工农干部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粗鲁、蛮干、霸道，像“土匪”、“军阀”。两个方面军的团结，以及中央和四方面军之间确实存在问题。
“出走”是指四方面军第三次走出草地北上同中央会师后，在陕北，中央“清算国焘路线”并召开了对张国焘的斗争会，四方面军的干部被弄得灰溜溜的，好像张国焘的错误就是四方面军干部、战士的错误，人们抬不起头，心情不舒畅。中央批判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和错误路线的决定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后来波及面太宽了。某些人竟错误地将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捆在了一起，使一些干部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和不应有的伤害。四方面军的每一个人心里不光在流泪，还在暗暗流血。这些问题在四方面军的干部中引起强烈不满，一些人认为在延安呆不下去了，要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
丁处长满脸是泪地说：许世友、洪学智、詹才芳、王建安等十多位军师级干部被关押，罪名是“组织反革命集团”、“叛变革命”、“拖枪带队逃跑”。他们为什么要出走？没有前因就没有后果呀！这些干部分别被判了徒刑，关押了几个月至一年。这是一起冤案呐!
旧话重提，引起了中央党校原四方面军学员的共鸣。
丁处长接着说：出走的事中央虽然解决了，过去了好几年，这事也就算了。可你毛泽东怎么在前年又发出一个电报，说什么对原四方面军干部的任用与工作分配，应当和其他部队的干部“有所不同”。什么“有所不同”？分明是对我们四方面军的干部不信任!这么多年了，直到现在，你毛泽东还不相信我们!就因为这份电报，搅得我一二九师军心不稳，这不，又有了“出走”之事。我师一位军分区司令员和两位团级干部因不满中央的不公平、不信任，才拉人出走的。人都抓回来了，因为你的这份电报，这几位流血流汗、南征北战、跟党干革命多年的好同志差点就被杀了。
丁处长激动不已，声泪俱下。这一席话，使整个会场震惊。
党校学员中一二九师的干部都知道这件事。这些原四方面军的老战士们随着丁处长的叙述，唏嘘不已，会场上有人失声痛哭。其他部队，原一、二方面军的干部因不了解这一情况，也急切地想知道事情的真相，会场气氛骤然紧张了起来。毛泽东满脸涨红，不知如何解释。就连平时开会时最不拘小节、随便惯了的陈赓，此时也安分了起来。
平时开大会，毛主席在台上讲话，陈赓在台下听讲，他口渴时可以毫无顾忌地走上主席台，拿起毛主席的茶缸，咕咚咕咚喝上几口再下台来。可此时，陈赓旅长把头埋得低低的，一言不发。会场上，除了哭声，开始出现了一些骚动。
台下有人问：又有人出走是怎么回事？
丁处长说的“电报”之事和又有人出走，确实是真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时期的三个方面军分别改编为八路军的三个师开赴抗日前线，并创建了各自的抗日根据地。由于各根据地的敌情、地域地理、条件、人员情况各不相同，所以各师干部的任用和每个人的情况也有差异。这本是很正常的事。但由于几年前“批判张国焘”扩大化的影响，原四方面军的一些干部心中的阴影总也抹不去。尤其是在“抗大”和中央党校中，各师的干部都集中在一起，一些人将自己同其他师的干部相比，总觉得“己不如人”，即认为中央还是有偏见，对原四方面军干部仍然不信任。这些思潮和怨言在干部中流传，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党中央从团结大局出发，于1942年7月2日对一二九师发出了电报指示，即《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然而，一二九师当时收到中央的电文时，该指示中的第三条中有句话为“对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的信任与工作分配应与其他干部不同，但不应有歧视……”②这句话，在当时一二九师的干部中引起轩然大波，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些干部思想偏激，认为党中央至今还不信任我们，在干部的任用和分配问题上与其他部队的干部还要有区别。
我一二九师冀南第四军分区司令员余伦胜，当时在师轮训队学习。这位从烽火硝烟中打出来的旅级干部，性情耿直，脾气急躁，一听完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就跳了起来：“什么‘有所不同’？明明是瞧不起我们四方面军，任用干部还要分个子丑寅卯，区别对待。我们就是后娘养的？……革命了这多年，老子到哪里也是革命，到哪里也是抗日打鬼子！不行，走了去毬，回我们大别山拉队伍打游击去……”
余伦胜这一咋呼，有许多人响应。不几天，这位分区司令员果然拉了些人离队出走了。出走的人里有两位姓黄的团级干部，还有各自的警卫员等一干人。他们身着八路军军装，骑马挎枪，离队后直奔鄂豫皖方向而去。
由于日军对我根据地的严密封锁，他们这样的着装和身份在没有我地方交通的掩护下是很难穿过封锁线的。他们在敌我结合部转悠了两天，被当地民兵发现，因怀疑他们的身份而将他们扣留了，经与一二九师联络后将人押解回了太行。
旅级、团级干部的出走，在一二九师非同小可，刘伯承师长震怒了：革命了这些年，在我们部队还有分区司令员带队开小差！这件事要严肃处理！
人交给了军法处，开小差在军中要受到严厉的制裁，主要的组织者余伦胜和两位姓黄的团长将被枪毙。余伦胜从红军时期到抗日前线都是一名能打硬仗恶仗的战将，他曾是红四方面军中“夜摸老虎团”的团长，在红军时期就战功卓著，如今却因“开小差”要被枪毙，而“开小差”的原因竟是对党中央的电报指示不满。一二九师许多干部都想不通，可军法无情，军中无戏言，“挥泪斩马谡”的事，历史上不是没有呀!这件事报到刘伯承师长那里，刘师长认为：过去我们“肃反”时犯的错误无法挽回，人死了不能再生，再说这“开小差”的原因特殊，枪毙一个旅级干部一定要报中央批准。
一二九师致电党中央请示。党中央立即回电：枪下留人，一根汗毛也不要动，速送延安。
这就是丁武选处长讲的“出走事件”。后来得知余伦胜等人被押送延安，送“抗大”报到，去学习了。余伦胜在枪口下拣了条命，解放后，余伦胜曾任湖北省外贸局副局长。那两位姓黄的团长在解放广东海南的战斗中牺牲了，他们为新中国的诞生奉献了自己的一腔热血。
1942年10月，在讨论《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时，刘伯承师长在师直干部大会上作了总结发言。刘师长从加强党的团结，提高干部水平，增强党性建设的高度，解释了党中央的这一指示：“在指示中第三项说到关于干部分配问题。对此，有的同志怀疑有什么不同？我看没有什么不同。所谓不同，即由于考虑到，原四方面军的一部分干部在张国焘统治时期，在愚民政策之下，很少受到党的教育，应该理解党中央的这一片苦心。若不如此理解，正给敌人一个挑拨的空隙。在困难中，团结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应在加强团结、增强党性建设中，迎接新的胜利。”③
刘伯承师长在党中央指示电文不明确的情况下，以自己高度的党性和高尚的情操，解释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他为维护党中央的威信，从维护团结出发，以大局为重，在一二九师做了大量的解释说服工作。
大会讲台上，丁武选处长的发言还在继续，锋芒直指毛泽东。原来党中央指示的那份电报是毛主席亲手起草的。会场上气氛紧张，丁处长在台上啜泣着发言，下面是一片低沉的嗡嗡的议论声，那声音仿佛是雷暴雨前的低气压。紧张的气氛，压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我看见前两排坐着的毛泽东，后脖颈上流淌着汗珠。他侧身回头压低了声音问刘伯承师长：“伯承呀，部队的情绪这么大，问题严重，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刘伯承心里也窝着火，将手中的笔记本丢在旁边：“电报是你拍的，叫我说啥子？”
毛泽东叹息道：“唉，冤枉呀，我电报的原意不是那样的，怎么就搞出这么大的问题!”
丁武选的矛头直指毛泽东，希望能得到他对这件事情的解释。毛泽东沉重地站了起来，台下几百双眼睛盯着毛泽东。会场上一片寂静，空气似乎凝固了。
毛泽东深沉地说：“同志们，这件事是个误会。中央对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这电报是我起草的，可指示中的电文应该是‘一视同仁’，而不是‘有所不同’。”
“可我们传达的指示中的确是‘有所不同’呀！”台下有人说道。
“同志们，我现在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这个问题。中央发出的电报都有存底，请原四方面军的同志派代表去电报局查实。如果我的电稿是‘有所不同’，我任同志们如何处置都行；如果电稿中是‘一视同仁’，那就请同志们谅解。”
一二九师的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真的选派了五位代表去了电报局查实，这天的大会暂告一段落。
会后，刘师长问我：“小秦呀，余伦胜的事当时发生在你们轮训队④，问题是处理了，部队干部这么大的情绪，你怎么不向我汇报呢？”
我说：“师长，我汇报了呀。你忘了？师直传达中央指示后队里干部怨言很多，情绪很大。余伦胜是一队的。我和昌义（刘昌毅）⑤专门向你汇报了我队的情况。那天在你房里，你坐在桌边，参谋长坐在那儿……”
“啊，是啰是啰，你说过，我想起来了。我真没想到过了这长时间还这样哟……”刘师长背着手踱着步子。
第二天，会议继续进行。一二九师派出的代表将电报原稿带来在大会上宣读，并出示给全体与会者。电文稿上清清楚楚写着“一视同仁”。
原来中央的这一指示因译电和收发发生了许多错误，甚至出现了与原意相反的字句，将“一视同仁”错发为“有所不同”。所以，这不是毛泽东的错。
会场上又是一片寂静，许多人眼中噙着泪水。台下忽然有人高呼：“毛主席万岁！”会场上像暴风骤雨般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
毛泽东激动地站了起来，挥手了好半天，人们才静了下来。
“同志们，由于译电的错误造成了误会，我向大家道歉。中央后来也发现了这一错误，在北方局《党的生活》上作了更正。关于出走的同志已送到延安来学习了。这件事过去了，我们更应团结一致，消除一切因过去历史关系而发生的任何隔阂……”
会场上又是一片欢呼声。
毛泽东继续着他的发言：……一个政党和人一样，在成长过程中也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只
有不断地纠正自己的错误，才能从幼稚走向成熟。我们党也是如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的领导人犯过“左”倾或右倾的错误，有些错误甚至将革命引向灾难。红军时期，我们内部“肃反”扩大化和“左”倾机会主义，给我党我军造成重大的损失，许多好同志被冤枉，被错杀，许多干部被撤销党籍。我们的许多干部都是工农出身，由下层工作逐渐提升上来的，在国内战争中表示了对革命对党的坚定与忠诚，在民族战争中也表示了他们的英勇与忠诚。中央也作出决定，红军时期在“肃反”中无确凿证据证明其背叛革命而错杀的干部战士，一律追认为革命烈士，因各种原因撤销党籍的，只要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是反革命或背叛革命的，全部恢复党籍，党籍仍从原来入党日期算起……
毛泽东的讲话又引起会场上一片呜咽，有人竟嚎啕大哭起来。尤其是原二方面军的同志哭得最厉害。后来才知道，在长征时期，党的“左”倾机会主义及肃反运动，在原二方面军中上演甚烈，军中没有了基层党组织，许多干部战士被撤销了党籍。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央发出的这一指示，彻底纠正了我党在十年内战时期所产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人们的冤屈伴着泪水宣泄了出来，那是孩子回到了母亲身边，得到了母亲认同和亲抚的感觉。在场的人没有哪个不流泪的，那哭声惊天动地，哭声伴着哽咽，人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有所不同”与“一视同仁”的误会解除了，我党历史上这段小小的插曲在许多史书上也许不曾记载，但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在延安所经历的那一刻，让我一生都难以忘怀。中央党校大礼堂里的哭声和欢呼声，总在我心中回响。
一个胸怀坦荡的伟人，是我们的英明领袖毛泽东同志!
一个能不断纠正自身的错误、不断前进的政党，是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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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丁武选（1897—1993），安徽阜南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师政治部保卫科科长，川陕省保卫局副局长，独立第二师师长兼省保卫局局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军法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处长，第四野战军后勤部兵站部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二十一兵团后勤部副政治委员，中南军区后勤部军法处处长、武汉办事处副主任，武汉军区军事法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②  一二九师当时收到的中央电文误为“工作分配应与其他干部不同，但不应有歧视”。中共中央北方局1943年6月8日在《党的生活》第六十二期上重新转发中央指示的按语中指出：“中央这一指示去年发出时曾因翻译及电台收发，发生许多错误的甚至与原意相反的字句，经中央今年六月校对更正，特重新刊载于此，各地党接到后，望重新传达。”因1943年6月一二九师正处在最艰难的反“扫荡”时期，中央重新校对更正的指示未能传达到当时的每一个干部。
③  引自讨论1942年7月2日，《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时，刘伯承在一二九师师直干部大会上所作的总结发言。该总结发言是在中央订正该电文之前。
④  一二九师干部轮训队原为三个队，均为正团级建制。1943年夏天很多干部学员结业返回部队，此后三个队合一。
⑤  昌义，即指刘昌毅，1942-1943年间，刘昌义任一二九师干部轮训队三队队长，作者秦忠任该队教导员。刘昌义（1914—1999），又名刘昌毅，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历任班长、排长、连指导员、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侦察科科长、师部轮训队队长，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河南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一纵队三旅旅长、一纵队副司令员、第二野战军三纵队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铁道公安部队副司令员，海军旅顺、青岛基地司令员，北海舰队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9 20:59
55（ 南下，“抗日筑堤”）


1944年的延安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那时我们都很年轻，生产任务免了，除了学习，就是休闲。延安同敌后确实不一样，除了几次日机轰炸，这里没有战争的硝烟，要不是随处可见到军人，似乎都嗅不到一丝战争的气息。
延安的生活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红红火火，在热闹中隐透着静谧，在安详中蕴藏着躁动。我们中央党校的学员们除了学习、整风、劳动，余下的时间就是休闲。学员们都是团级以上的干部，说起军龄也都在十年以上，常年戎马征战，大多数人都无暇顾及自己的婚事，艰苦的战斗岁月也不容人们去考虑这些事情。现在宁静下来了，这些光棍汉们也想解决自己的婚姻大事了。尤其看到早些时候来这里的老延安们，不但找了老婆，还自己做了床、桌椅等家具，真使人羡慕。家的感觉真好呀!可在延安要找对象真不容易，延安的知识分子多，我们这些农民出生的土包子别人瞧不上。再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18∶1，就是十八个男同志对一个女同志。大家开玩笑说，找对象太难，只需提三个条件：一，人；二，活人；三，女人。一群土包子光棍汉们只有这样穷开心。
离我和刘朋的窑洞不远，是刘朝望夫妇的窑洞，我同刘朝望很熟，也常去他那儿坐坐。刘朝望的妻子张大姐是个热心人，她了解了我的身世和在部队的情况，说是要给我这个单身汉介绍对象。原来她是延安师范学院的老师，师范学院里的学生大都是些女孩子。没过几天，刘朝望让我去他那儿，说是他妻子给我介绍一位她班里的学生。
那天我去了，张大姐带来一位姑娘，给我们相互介绍。姑娘叫王慧，陕北米脂人，十八岁。张大姐是王慧的班主任。刘朝望笑着说：“认识了，还不握握手？”
我和王慧都拘谨地向对方伸出了手，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像这样同年轻姑娘握手，两只手刚一接触，就各自缩了回去，我浑身像触电一样。王慧也极不自在，红着脸，低着头，不说话。大家坐在一起闲聊，刚才紧张的心情似乎放松了些。我偷偷地打量着王慧，中等个，身材匀称，皮肤白皙。她老低着头，看不清她的眼睛，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的，齐眉的刘海透着活泼，粉红的脸庞显得秀美。说真的，王慧很漂亮。我的心怦怦乱跳，暗暗感慨，我见过好几个米脂的姑娘，个个漂亮。怪不得人们说“楚有昭君，秦有貂蝉”哩!米脂这地方真是出美人呀！
吃过晚饭，不一会儿天就黑了。王慧说要回学院了，刘朝望夫妇给我使眼色，让我送送。我俩向刘朝望夫妇道别后走出了窑洞。在回学院的路上，我们边走边谈，不知不觉就到了学院门口。一路上，王慧问了我许多问题，好像挺能说的。说真的，我很喜欢王慧，站在学院的大门口我们还谈了一会儿。
我问王慧：“我们还有机会见面吗？”说完这话，心里“突突”乱跳。
王慧说：“有呀，当然有。”
看来，她对我也有好感。一块石头落了地。我们相约了再见面的时间，这才分手。
我和王慧此后又多次见过面，每次都谈得很多，渐渐地两人都感觉有了点什么。王慧送给我一块绣花手帕，我将一支缴获的日本钢笔回赠给了她。两人商量好，谈恋爱的事一定保密，对谁也不说。
王慧不仅漂亮聪明，而且歌也唱得挺好。她给我唱了许多陕北民歌，并教我唱《信天游》。那高亢悠扬的曲调，至今我还能记得几句：
红格殷殷的山丹丹哟十里坡坡那个香，
水格灵灵的妹妹哟在那坡坡上把我望。
黑枣枣样样的眸子扑棱扑棱地忽闪闪，
粉格嘟嘟的小嘴哟搅得我心发慌。
…………
一个多月后，王慧告诉我，她父亲从米脂骑毛驴来延安看她，知道了我俩的事，还想见见我；她父亲就住在刘朝望那儿，让我去一下。我哪儿经历过这阵势，心里惶惶的不知如何是好。
王慧大方地说：“没关系的，我‘大’好着咧，我‘大’全听我的。”
王慧先去了。我随后去了刘朝望的窑洞。一进门，看见刘朝望夫妇和王慧正准备包饺子，一个四十多岁的庄户汉子坐在炕上，拿着一支铜锅长烟袋吧嗒吧嗒地吸着旱烟。我想这大概就是王慧的父亲了吧。
王慧将我介绍给她爹说：“‘大’，他来咧！”
她爹放下烟袋说：“这就是那娃儿呀？”说着，给我让座。
我十分窘迫，脸红到了脖子根，好不容易想了几句话问候老人及全家，那笨样儿把大家都逗笑了。王慧的爹问了我及家里的情况，看样子他见到我很高兴。
张大姐说：“哎，小秦，你别傻坐在那里，过来帮忙包饺子。馅都拌好了，你是和面、擀皮还是包饺子呀？”
我自小当兵，在部队都是吃大锅饭，包饺子的活还真不会。我十分尴尬，不知如何是好。
王慧爹说：“别为难这娃儿，让他歇着吧。”
还是王慧聪明，她给我使了个眼色，笑着说：“别呀，让他烧水吧。”
烧水这活简单，总算让我下了台。我忙往锅里添水，点着火，“呼哒呼哒”拉起了风箱。
这事不知怎么就传出去了，一些战友都知道这事。多少年后还有人开我玩笑：老秦哪会包饺子?他只会拉风箱。
秋天来了，柿子、大枣挂满了枝头，延安仍是那样平和安详，在这平静中，中共中央正酝酿着一次大的战略决策。
中国军民英勇抗击日本陆军主力，并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盟军和东南亚人民的抗日斗争相配合，日军的势力锐减，此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已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抗日军民从此踏上了胜利的坦途。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已不仅仅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是要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问题。抗日战争的结束也就意味着内战随时可能发生。中共中央决定抽调一大批干部开赴华中、华南地区，在那里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同时，使华北、华中、华南的根据地连成一片，构筑一道“抗日堤坝”，阻拦国民党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祸水。我成了修筑这道“堤坝”的一员，不久将要南下。
当时，我对中央的意图及决策并不很明了，离开鄂豫皖多年，我对那里的情况也不熟悉了，要离开延安，我还是想回太行老部队去。我正与王慧沉浸在热恋中，我无限深情地眷恋着延安。
上级调我随部队南下，我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并将此事告诉了刘朝望夫妇。张大姐也知道我们军人一定要服从命令，但对我和王慧的事她深感忧虑，让我好好同王慧谈谈。
我找到王慧，告知我将要离开延安远征南下，王慧伤心地哭了。我俩在延河边来回漫步，倾诉衷肠，谈了很久。天晚了，我将她送到刘朝望家，恳请张大姐照顾她。
南下支队要出发了，王慧和师范学院的同学们来送我们，她哭得像个泪人似的，让人顿生怜香惜玉之感。她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松开，难舍难分，一再叮嘱：远行征战，自己一定要保重，保持联系。
离别之情让我这从不轻易落泪的汉子心里酸酸的，眼睛也湿润了。我知道千里征战，前途未卜，两心虽系，可远隔万重山，在这战争年代里又如何保持联系呢？只有听天由命了。
王慧和同学们为我们唱着陕北民歌：
二十里坎坎哟三十里坡，
干妹子在崖畔畔上送哥哥；
白羊肚肚毛巾三道道蓝呀，
眼望着哥哥走出九里十八弯。
…………
这是一段久远而真挚的情感。我随南下部队远行千里，一路征战，直至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我惦念着王慧，将那段情感默默地埋在心里。我珍惜那段真挚的友谊和情感，在回忆延安这段岁月时，我深深地祝福王慧以及她的家人安康幸福。
延安的岁月留给我太多的东西，它值得我终生去回忆。
在踏上新的征途的前后，我了解了中央所作出的新的重大战略部署的意义。
中央组织部陈云部长亲自找我谈话，并给我作了当前形势的分析：我党我军以延安为抗日的领导核心，在北起热河、察哈尔、晋西北、冀中、太行、冀南，已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对日战争已取得了巨大胜利。自1944年4月至11月，日军发动了湘豫桂战役、打通大陆交通线之后，国民党军一败涂地，蒋介石政府及大部军队主力现已龟缩于大西南。中央认为，我们在巩固和发展华北根据地的同时，应尽快发展华中及华南地区，在那里创建新的抗日根据地，使晋西北、太岳、华北、华中、华南连成一线。具体说就是在河南、湖北及湖南、广东筑成一道坚固的“堤坝”，这道“堤坝”将阻隔日军向西发展，同时也要防止国民党蒋介石反共逆水冲下山，这就是“抗日筑堤”。我党我军为了团结全国民众抗日，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地与国民党谈判，可是蒋介石不仅没有诚意而且还处心积虑地反共。如果国共谈判失败，这股逆水将会从三路由西冲来。其中一路就是从重庆、沙市向武汉，这道“堤坝”将成为阻挡逆水的堡垒。
陈部长说：“同志呀，日本鬼子目前正在走下坡路，注定要走向失败。我们应该将眼光放远些，不仅要看到你们太行、华北，还要看到整个中国及全世界。修建这道‘堤坝’是中央的决策，你将是这道‘堤坝’中的一员，你还有什么要说吗？”
“没有，服从组织的需要，听从党的安排！”我坚定地回答。
这次谈话后，我才知道党中央为实现“抗日筑堤”，选派了一大批干部，并决定由王震①、王首道、王恩茂亲率部队南征。这支部队正式授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它由三五九旅的一部分组成四个大队，还有我们调赴新四军第五师随军南下的干部组成的第五、第六大队。
由贺炳炎、廖汉生率领第五大队，文建武、韩东山、张成台率领第六大队，两个大队通称“干部大队”。干部大队有九百多人，几乎全是旅、团级干部，全支队共有五千多人。我被分在第六大队第一组。第一组有汪乃贵、熊德汝、秦懋书、丁先国、周光策、简佐国、查玉升、陈正洪、黄光等，由黄光任组长。
根据中央指示，南下支队营以上干部在中央党校举办了训练班，集中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敌后工作的经验。中央的许多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等都来讲课。10月下旬，毛主席来中央党校作了重要讲话，对当前国内外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对南下支队的前景也作了预测，并反复指出：我们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也是曲折的，这又是一次长征，我们将在南下沿路战斗、工作、宣传，我们要在南下中求得生存与发展。毛主席引用了斯大林的话说：我们共产党人都是用特殊材料造成的，这就要像松树和柳树。松树有劲节，在大风暴中，它的身子从不动摇。柳树有顽强的生命力，无论在什么环境都可以随处插活。我们共产党人就应该有松树和柳树混合的品质。
1944年11月1日，南下支队誓师出征。全支队人马在延安飞机场举行誓师阅兵仪式，五千多人列横队排开，三五九旅在大生产运动中自给自足，全体将士身着崭新的灰军装，而我们干部大队全部换上了黄呢子军服。毛泽东、朱德、任弼时、贺龙等领导讲了话，勉励部队克服困难，英勇杀敌。王震带领全体南征部队向党中央庄严宣誓。
毛主席、朱总司令同部队队列前面的指战员一一握手道别。他们来到我们干部队前，队伍一下乱了，人人都争着同毛主席、朱总司令握手。我站在前面有幸和主席、总司令和周副主席握手，这是我第三次和毛主席握手，也是最后一次。记得当时毛主席笑着说：这一定是党校的学员们，你们这些干部就不像前面连队那样守纪律。朱总司令同我们边握手边问候，我们队中的许多人他都能叫出名字。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低声说着话，又叫王震来到身边，说道：“胡子②，干部大队怎么穿清一色的黄呢子？这不行，目标太大，他们都是党的宝贵财富，损失一个都不得了。你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誓师后的第二天，我们干部大队脱下黄呢子军装，全换成了同三五九旅一样的灰布军装。
11月10日，我们南下支队告别了延安，开始南征。
部队行军三天到达清涧，停留三天后，又开往绥德。在绥德，部署了东渡黄河的行动。11月下旬，我们随部队从绥德东北部的螅蜊峪附近渡过黄河，进入晋绥根据地的吕梁地区。再往东进，拟翻越吕梁山，抵达日军占据的同蒲铁路。日军在铁路沿线及附近村庄都有重兵把守，铁路线上还有铁甲车日夜巡逻。
12月初，我部队主力踏上吕梁山。山上寒风凛冽，积雪深没膝盖，行进困难，人们走几步摔一跤，跌跌撞撞前进着。部队为了加快行军速度，命令轻装，许多人的随身行李都丢掉了。我的坐骑是匹骓马，因蹄掌不好，跟不上部队，我不得不将它丢在吕梁山上了。在吕梁山行进两天后，到达阎家庄，再往前就是汾河西面的晋中平原了。
日军在这晋中平原上部署了五道封锁线：第一道是太原至汾阳的公路；第二道是汾河；第三道是与同蒲铁路平行的另一条公路；第四道就是同蒲铁路；第五道是沿太岳山北麓各交通道口修建的大量的碉堡和据点，这也是日伪军专门对付我们一二九师太岳军区的一道封锁线。
第二天下午，部队分两路纵队向东南疾进。离开山区进入平原后，天已黑了。部队在行进中随时准备与遭遇的敌人战斗，并规定，要快速通过这几道封锁线，遇敌能不打则尽量不打，但整个部队已处于临战状态。接近汾河时，又遇到了困难，眼前出现了一大片冰滩，似乎无边无际。原来，敌人为了阻隔我太行、太岳军区与延安的联络，扒开汾河西堤，放水淹没了这里的万顷良田，由于天寒，此时已冻成大片的冰滩。部队踏在溜滑的冰滩上，到处都是“嘎吱嘎吱”的声音，不断有人和牲口摔倒。冰滩连着汾河，王震命令部队铺上沙土快速前进，越过冰滩，也就越过了汾河。过冰滩和汾河时，部队又丢失了许多行李和牲口，为了赶上部队，人们顾不上这些，上岸后直奔向前，一个多小时便看到了同蒲铁路。此时前面响起了枪炮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原来我先头部队已同敌人巡逻的铁甲车接上了火。
敌巡逻铁甲车向我猛烈炮击。我部队迅速反击，手榴弹在敌铁甲车四周爆炸，机枪射向敌人，封住敌人的射击孔。铁甲车抵挡不住，很快逃走了。王震指挥部队迅速通过了同蒲铁路。在通过敌第五道封锁线时，敌人摸不清我们部队的规模，躲在碉堡里拼命朝外打枪，不敢出来。我部队不予理睬，穿行在各碉堡、据点之间，迅速通过第五道封锁线。这一夜从吕梁山区到太岳山区，跨汾河，过同蒲，一夜行军一百八十里。据说我们这次的疾进速度，创造了步兵史上的记录。
部队进入我一二九师太岳军区根据地，与陈赓的部队会合。
在太岳休整几天。我见到了许多我原部队的老首长和战友。见到陈赓旅长和王新亭政委，我高兴万分，同陈旅长有说不完的话。当陈赓知道我的马在过吕梁山区丢了时，马上告诉饲养员，将他那匹枣红马送给了我。这匹马一直跟随我抵达新四军五师，直到我到湘鄂赣军区，还在乘骑。
支队在太岳休整几天，我约查玉升、陈正洪去看尤太忠团长和我们的老部队。我们一行人策马扬鞭到了沁源、唐城交界的地方。我们先去了三八六旅七七二团，这是由我们红九十三师改编成的七七二团。回到老部队，见到许多熟悉的面孔，大家搂着又说又笑，真高兴呀！许多战友都说，你们回来吧，回来我们大家又在一起了。查玉升、陈正洪和我心里不是滋味，离开七七二团几年了，战友情深，没想到同志们还这样挂念我们。
离开七七二团，我们又去了十七团，看望我们原七七二团的营长尤太忠。我们四人，再加上阙子清，从红军时期到抗日战争，大家情同手足，亲如兄弟，因工作变动，五人都分开了，现在相见，感慨万分。尤太忠张罗着为我们备饭。在艰苦的太岳山区，在这冬季，实在没有什么可招待的，尤太忠用蒸土豆蘸盐热情款待我们，真是说不完的话，扯不断的情。尤太忠深情地说：“真想你们呀!和上面说说，别南下了，留下来吧!回三八六旅，我们又能在一起呀！”
一阵沉默，我们何尝不想回老部队，可上级命令我们南下，军人就得服从呀！
到了分手的时候，我们依依不舍地同尤太忠告别，回到了驻地。
当晚，查玉升悄悄找到我说：“懋书，我不想南下了，我们一块儿留下来回老部队吧。”
我大吃一惊：“这怎么行？没有理由，别人会说我们开小差的。”
查玉升说：“我想好了，装病走不了，支队会把我们留下放在太岳的。”
我顾虑重重，犹豫半天说：“怕不好吧，装病总不是个事呀!”
“我决定了，你要么同我一起装病留下，就说，今天在尤太忠那里吃坏了肚子。要么你跟支队走，可千万别出卖我。”
我不敢装病留下，决定跟支队南下，但发誓不说查玉升的事，只是暗暗为尤太忠叫屈，毕竟尤太忠的一笼屉土豆并没让我们拉肚子呀!
第二天支队出发前列队点名时，查玉升果然不在队列中，点到他时，我替他说：“拉稀，病了。”说这话时，我底气不足，心虚着呢！
支队继续南下，查玉升留下了，他如愿以偿地回到了老部队。战友一别再未谋面。解放后，得知他在云南任职。往事如烟，装病留下回老部队，那是我们两人间的秘密，我将这秘密在心里埋藏了许多年。查玉升现已去世，昔日的战友都已去了，在回忆中我道出这个秘密，已无关紧要，只是深深地怀念我们亲如兄弟的情谊，和那段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涯……
12月下旬，支队从沁源出发继续向南行进，过锦上、沁水、阳城、济源，进入敌伪顽区，情况复杂，我们准备南渡黄河。侦察分队报告：在孟津北岸、毛田渡上游几里的地方，发现黄河结了冰，几里路宽的河面形成一道宽阔的冰桥。先遣队已经过去了。我们大部队迅速赶到河边，在冰面上洒上沙子和麦秸。我们越过冰桥，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南开进。当地老百姓都说：八路军是天兵天将，神仙都助八路。一位老者说：“我活了八十多岁，第一次见到黄河在十一月（农历）结冰，还能走这么大的队伍，真是奇了！听说自古到今，黄河这时候只冰封过两次，一次是汉朝刘秀过河，走的就是这冰道，过罢，冰就开了；再一次就是咱八路，天顺人意，八路是神兵呀！”
12月底，我南下支队抵达渑池附近的千秋，准备从附近越过陇海铁路。这时国民党顽固派张荫梧部挑起事端，并对我军进行袭扰。我军耐心说明，我们是八路军，是到敌后去抗日，希望他们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停止挑衅。但这些反共反人民的顽固派，蛮横无理，继续向我军进攻。我军在忍无可忍情况下，奋起反击，消灭顽军一部，俘虏一百多人，并占领千秋镇。
接着，我们继续南下，分几路徒涉洛河，在齐腰深的河水里蹚行，冰冷的河水把我们冻得不行。再向南，进驻宜阳县西赵堡。在这里我们以仅有的一点粮食庆祝1945年新年的到来。
跨过陇海铁路之后，我们才知道中原的形势十分复杂，日、伪、顽军占据着各自的地盘。我们涉过伊河、汝河向豫西南挺进，一路上都遭到伪军的袭扰。在鲁山附近，日军一支部队向我们开火，我前卫部队迅速占领有利地形予以反击，将敌人击溃。后来日军调动了七八辆坦克和装甲车，向我反扑。三大队组织力量，坚决抵抗，掩护我干部大队迅速通过，但我们干部大队还是被打散了。部队打得很顽强，虽有些伤亡，但完成了掩护任务。干部大队集中后，随部队继续前进。后来得知，日军获知我军南下的消息，已在许昌、漯河，沿平汉铁路增兵集结，他们妄想利用所占据的交通线，布防堵截，将我军消灭在这一地区。
部队边走边打，在确山附近又同日军遭遇。日军一个中队百余人正在烧杀抢掠，我部队勇猛直前，冲入敌阵，激战不到一小时，消灭了大部分日军，并缴获了许多军用物资。当地老百姓从未见过八路军，得知八路军突如其来，并打了胜仗，无不欢欣鼓舞。
南下支队在确山附近，与新四军五师的豫南游击兵团司令部取得了联系后，于1945年1月中旬在确山的李新店越过了平汉铁路。在陡沟，部队渡过了淮河。经信阳五里店时，又遭遇敌人。这次，我干部队也参了战，仅用短枪就将敌人消灭了。此时，有一帮湖北的盐商，带着几百挑盐，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盐税，坚持要随我部队行进。他们尾随我军一直进入湖北境内。部队翻越鸡公山，抵达湖北礼山（现大悟）的三里城。我们即将与新四军五师的接应部队会合，此时突然发现前面有日伪军一个中队，百多号人。这伙敌人妄图插在中间阻止我八路军南下支队和新四军会合。我们南下支队与五师的接应部队取得了联系，王震亲自指挥了这次战斗，两支部队在三里城两侧运动，将敌人团团包围。战斗打响后，两军一齐向敌发起攻击，很快将敌人歼灭。我们同新四军五师的战友胜利会合了。
1945年1月27日，南下支队到达礼山（今大悟）的夏家河，受到了鄂豫边区人民和五师战友的热烈欢迎。我们冲破了日伪顽军的严重阻挠，历经了七十八天的艰苦跋涉，终于到达了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大悟山。
南下支队干部大队的许多干部都是当年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军战士，此次回到了老根据地，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真是倍感亲切，欣喜万分。
中原会师为南下支队继续南下，以鄂南为桥头堡，发展湘鄂赣边区，向广东挺进创造了条件，同时也鼓舞了鄂豫边区敌后的广大军民。此时我们五大队、六大队两个干部大队取消了建制，其中一部分将随南下支队继续南进，另一部分将在五师安排工作。
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二），王震率领南下支队继续南进，将要跨越长江天险。新四军五师为了保证南下支队顺利渡江，遂派十四旅张体学③旅长率四十团和四十一团配合行动。我奉命随这支部队向鄂南挺进，我们将在那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鄂豫边区党委、五师部队在几年前一直在鄂南、赣北、鄂皖边坚持斗争，并取得发展。
2月19日至24日，南下大军在黄冈(今黄州)与下巴河之间、蕲春(今蕲州)与田家镇之间，分别渡江成功，进入鄂城、大冶、阳新县境。部队继续南下，进入湘鄂赣边的大幕山地区，沿途不断遭到日伪顽军的堵截。
鄂南地区与湘、赣毗邻，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特别是大幕山地区，具有发展游击战争的天然有利条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曾是红军的重要的根据地之一，如能在湘鄂赣边发展，站稳脚跟，就可以把中原地区和华南地区的人民抗日力量连接起来。
当时，日军占领了鄂南的十一个县市，并且在粤汉铁路及几条主要公路等交通线旁修筑了大量的据点和碉堡。山区及偏远的地区大都被汉奸、土匪及国民党顽军盘踞。这些反动的敌伪顽匪势力横行乡里，鱼肉百姓，鄂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2月25日，南下部队行进在大冶至阳新的公路上，突然遭遇日军，三辆卡车载着几十名日军急驶而来。我军抽少量部队与敌战斗，主力部队继续前进。拦截部队给予日军迎头痛击，敌人被我击毙几名，打伤若干，拖着尸体狼狈逃了回去。
26日，我主力部队进驻大田畈、团林湾一带，预计日军定会报复，便在主要制高点上布置了阵地，并派出了警戒。我侦察班此时发现敌人从三溪口向大田畈扑来，即刻鸣枪报警。此时，八百名伪军、六百多日军，其中还有一队日军炮兵，凭借优势武器正对我制高点发动攻击。我高地守卫部队阻击着敌军，连续打退敌三次冲锋。我军主力一部投入战斗，与敌展开厮杀，天黑时也已打退敌人多次冲锋。敌人又调来伪军参战，向我阵地发动猛烈冲击，双方战斗激烈，延续了一段时间，后又时缓时急，战斗持胶着状。王震根据前沿阵地的情况增派兵力，一鼓作气打得敌人伤亡惨重。敌人溃逃到东山上，躲进碉堡，负隅顽抗。我部队用机枪封锁枪眼，冲上前用干草洒上辣椒燃火熏呛，用煤油桶装炸药爆破，炸开了碉堡，全歼了守敌。这一仗，共歼日伪军四百多人，缴获了大炮、轻重机枪等大批的武器和军用物资。
大田畈之战是南下支队南渡长江后打的第一仗。这一仗旗开得胜，部队不仅士气大振，而且，极大地鼓舞了鄂南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3月初，南下支队和五师十四旅张体学部两个团进入大幕山地区，给当时盘踞在此的国民党顽军和日伪军及反动民团以沉重的打击，并组建了鄂南军分区，由汪乃贵任司令员、张体学任政委、李明任参谋长、周干民任政治部主任、秦懋书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
在军分区会议上，周干民主任说：“我说秦部长，你名字中间的那个‘懋’字好多人不认识，不好记，也不好写，干脆改个名字算了。”
在部队这么多年来，有好多人都这么讲过。我说：“为了让大家方便，我就改吧。那叫什么呢？”张体学说：“我看改个单名，就叫‘秦忠’吧。忠于革命忠于党。”
从这时起我就改名叫秦忠了。
鄂南的政治、军事情况异常复杂，敌伪和反共顽固派势力长期互相勾结，形成犬牙交错、与我方反复争夺的态势已久。此时，国民党顽军成渠、廖义华、马钦武部等不仅不抗日，反而不断袭击我军，并疯狂地执行“进剿”我军的罪恶计划。这些顽军首领过去多是土匪恶霸，他们纠集散兵游勇、社会闲杂，拉起队伍，称霸一方，这些队伍以后被汪伪或国民党收编。在抗战中，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实际上并不抗日，甚至与日军沆瀣一气，与国民党军统特务、日伪特务相勾结，鱼肉乡里，祸害百姓，并积极反共，派出便衣暗杀我军政人员，武力攻击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为了团结全体民众及其他军队一致抗日，在南进中我军曾提出，不打击曾与我联络的国民党部队。周九如、熊彪等那些顽伪合流的武装仍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我进行武装挑衅。我军实在忍无可忍，乃一一予以击溃。
伪和平救国军第一师成渠部有近两千人，控制着鄂城、咸宁一带。我军区部署拟用主力四十、四十一两个团及地方部队，以优势兵力，包围成渠的部队，将其全歼。
部队急行军一天，行程一百多里，在南北纵深几十里的地域，将伪军成渠驻地毛碧寺的一千多人团团包围。
我奉命率四十团一营奔赴咸宁以西防守警戒，准备防御顽军马钦武部的增援。马钦武的部队也有一千余人。为阻止这股敌军，我们迅速构筑工事，修建阻击阵地。战斗打响之前，我们完成了阵地布置。战士们摩拳擦掌，决心阻击这股三倍于我的敌军，以保证我军主力歼灭成渠部。
4月17日，张体学率四十、四十一团向毛碧寺发起进攻。拂晓时分，战斗打响，与敌军激战了整整一个上午，下午围而不攻，留下一个口子设伏。黄昏时刻，敌溃不成军，窜逃四野。我主力部队乘胜追击，将被困守在杨桥山庄的成渠的指挥部一锅端了，又消灭其二百余人。成渠本人在混战中带了百余心腹，乘隙逃走。
这时，我率领一营全体将士，一直坚守阵地，时刻准备阻击来援之敌，整整一个白天，战士们眼睛都睁得溜圆，准备一显身手。直到围歼成渠部的战斗结束时，侦察员回来报告说，马部的千余人得知成渠部被我军包围并全歼，吓得不敢增兵救援，撇下成渠落荒而逃了。我一营将士苦苦守了一天没捞到仗打，战士们都抱怨说：主力吃肉，我们连汤都没喝上。
消灭了成渠部，大震了我军威风，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抗日热情，震慑了其他的敌顽，稳定了鄂南的局势。此时，我主力部队在湖北的蒲圻、咸宁、通城、通山、崇阳，江西的修水、武宁、瑞昌及湖南的临湘一带活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南下支队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并拟向平江、浏阳挺进。
1945年4月，我军在鄂南立稳脚跟后，经党中央批准成立了湘鄂赣边区临时党委、行政公署及军区。聂洪钧任行政公署主任、王震任军区司令员、张体学任副司令员、王首道任政委、王恩茂任副政委、朱早观任参谋长、刘型任政治部主任、秦忠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
我在湘鄂赣军区供给部工作了月余。原来我在太行一军分区做过供给工作，知道尽是些事务性的事情，总觉得干这真不如带兵打仗痛快过瘾，于是，向组织提出更换工作。组织上经研究后同意让我去带部队，到湘鄂赣军区干部教导团任政委兼党委书记，军区供给部部长职务则由谢今古同志接替。
4月间，南下部队主力一部从湖南返回鄂南。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同时也为了减轻鄂南地区的压力，王震率南下支队一部挺进江西的修水、武宁地区，直插顽军王陵基的后方，迫使其主力东调。王首道率军区机关及其他各支队留守鄂南，发动群众，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鄂南抗日根据地。这一带多年来一直是日伪、国民党顽军的驻地，革命力量及我党地下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的破坏。湘鄂赣边临时党委决定派出干部，发动群众，发展党员，并逐步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我党我军抓紧机会，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较短的时间里，在鄂南站稳了脚跟，并得到广泛的支持与同情。
6月间，张体学率鄂南部队在梁子湖月山岛一带消灭了国民党军军统特务武装马钦武的主力。马钦武率残部投靠了伪湖北省保安第一旅。我鄂南西军分区的部队先后消灭了伪和平救国军第二师。张体学、罗通④率四十、四十一团等部，击溃伪和平第三师，为深受其害的嘉鱼、蒲圻、临湘的老百姓出了气。
王震率南下支队又向湖南平江、浏阳、湘阴、汨罗一带挺进，给敌顽军以沉重的打击。我教导团遵照边区党委的决定，与其他支队一起，经过几个月的转战与艰守，几进几出鄂南，先后与日伪顽军战斗百余次，毙敌俘敌三千余名，收复城镇和乡村二百多个，打出了一片天地，在整个湘鄂赣边区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并创建了湘鄂赣这块抗日根据地，在华中地区构筑了一道坚固的抗日“堤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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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震（1908—1993），湖南浏阳县人。1927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东独立第一师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湘鄂赣军区代司令员，红六军团、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旅长兼政治委员，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员，湘鄂赣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②“胡子”，即王震。许多领导人及部队指战员均亲切地称王震为“王胡子”。
③张体学（1915—1973），原名张体照，河南新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八军交通队队长，红七十五师第二十二团营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政治指导员，鄂东独立第五大队大队长，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副团长、政治委员，第五师第十四旅政治委员，鄂南地委书记兼鄂南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鄂东军区代理司令员兼独立二旅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大冶地委书记兼大冶军分区政治委员，湖北省委组织部长，湖北省省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兼湖北省军区党委书记和政治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十两届中央委员。
④罗通（1914—    ），原名罗芬兴，江西吉安县人。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二团连长，中央红军左路军粮秣科科长。抗日战争时期，任陕甘宁边区关中军分区副司令员，边区保安政治部秘书处长，新四军豫鄂边区独立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平汉）路西指挥部参谋长，新四军第五师第十四旅第四十一团政治委员，湘鄂赣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兼第二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鄂东军区参谋长、保安军区司令员，吕梁军区第九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江汉军区第三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五十一军副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装甲兵政治部干部部部长，济南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9 21:00
56（中原军区干部教导团）


离开湘鄂赣军区供给部，我直接到湘鄂赣军区干部教导团赴任。
教导团刚成立不久，干部配置也不齐，团长刘孝德①、政委秦忠兼党委书记、政治部主任赵康、团部参谋王顺吉。全团共有九百余人，分三个大队。学员是新四军五师各部队的营级干部，还有地方的区、乡级和少数副县级干部。战斗部队只有警卫连和侦察连，全团的武器装备多是步枪和少量的冲锋枪，仅有三挺轻机枪，大多数学员都配有短枪。同其他野战部队相比，我们的武器装备太差了。
团长刘孝德，此前是湘鄂赣军区东军分区参谋长，不久前也才调来，他年长我两岁，为人正直厚道，打起仗来有勇有谋。我从军多年，原都是在首长身边工作，像这样作为政委同团长一起单独带领一个团，还是第一次。刘团长在延安已结婚，对单身汉的我，像老大哥一样给予了许多关照。我俩很快就熟悉了对方，并成为配合默契的好搭档。
7月上旬，根据中央的意见，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要以三个月的时间，继续南进到达湘粤地区，与我广东的东江纵队直接配合，发展南方局面。王震率南下支队主力从咸宁的茶地铺地区出发南下，开始了更为艰难的征程。
此时的局势非常微妙。日军自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因兵力分散，战线太长，在盟军的打击下，元气大伤。中国人民坚持持久的抗战，迫使日军深深陷入战争的泥淖，不能自拔。华中地区的日本占领军此时多滞守在据点里不常出动，而那些黄协军少了其主子的撑腰，也不敢大肆活动。敌人除占据了重要的城镇及交通线外，大片的农村地域没有日伪的踪迹。只是那些打着抗日的旗号、背地里与日伪相勾结的国民党顽军和地方土顽武装，还敢在鄂南地区为非作歹。
王震主力南下后，张体学十四旅（两个团）、王震主力留下的第三支队和我们湘鄂赣军区干部教导团，这几支正规部队控制着鄂南的局势。我们此时的任务主要是打击国民党顽军和地方反动武装。
为了便于我教导团同上级联络，师部给我团配备了一台十五瓦的小电台，平时直接同张体学旅联络。这部电台由报务员、译电员、装备员三人负责，他们携带这部电台，日夜跟随着刘孝德团长和我。
过去我没有单独带过队伍，身边只有警卫员和马夫伴随。这会儿除了警卫员钱忠先、译电员小陈也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我觉着奇怪，问小陈：“小陈，怎么我走哪儿你到哪儿，老跟着我干什么？”
“政委，我们随队电台就是这样，首长在哪儿我们就在哪儿。部队与上级的联络一刻也不能中断。”
这时，我才知道这部电台的重要性，由于教导团是单独活动的，这部电台就成了我们惟一的对外通讯联络的工具。我让警卫连派出一个排护卫这架宝贝。
8月中旬，我团驻扎在大冶。这天，译电员小陈风风火火撞开门跑进了屋：“报告政委，我收到了好消息，日本投降了。”
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你说什么？”
“日本鬼子投降了！”小陈气喘吁吁，那张娃娃脸兴奋得通红。
“放你妈的屁，这仗还没打完，你怎么知道？”我以为小陈在开玩笑。
“你不相信，你自己去听。”小陈拉着我就跑。
我满心疑惑，跟着小陈去了电台。小陈将耳机塞给了我。
我戴上耳机，听到了里面的广播声。那是国民党方面的广播电台，它一遍又一遍地播送着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八年了呀，小日本也有今天。抗战八年，我们终于让日本鬼子投降了。
刘孝德团长正在下面连队检查工作，我马上让小陈告诉刘团长，并令参谋王顺吉立刻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以确定部队的行动方向。
就像漫漫长夜，人们盼着出太阳一样盼着胜利，今天，这胜利的消息来得太突然了，人们一时还没反应过来，全都愣在了那里。转眼间，全团的指战员和驻地乡亲们都知道了这一消息。有人高喊：“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整个村庄沸腾了，铜锣、铁桶、锅碗瓢盆，兴奋的人们抓到什么就敲响什么，大家哭呀笑呀闹呀，欢呼声、口号声响成一片……
很快，我们就接到五师师部的命令：“日本投降，形势变化很快，你团留驻鄂南。任务：一、掌握敌情，宣传抗战胜利。二、收拢我鄂南各中心县委的地方部队，充实武装力量。”
根据师部的命令，我教导团立即与各地方部队联系，先后收拢了鄂（城）大（冶）王表总队、阳（新）大（冶）中心县委的桂平总队。
王表，原名姜浩南，江苏丹阳人，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威风凛凛，但性情文静，颇有几分书生气。1938年入党，在黄石组织群众，拉起了抗日队伍，曾任鄂（城）大（冶）的工委书记、鄂(城)大(冶)阳(新)总队的政治委员，后任总队政委。王表总队有六百多人。这几年在游击战中从鬼子和顽军手里缴获武器，装备了自己，拥有重机枪、掷弹筒等。
桂平，原名陈寿涛，安徽桐城人。1935年参加革命，抗战时曾任黄（梅）宿（松）工委书记、阳（新）大（冶）工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桂平总队的四百余人在大冶的铜录山附近编入了我教导团。
合编后的教导团有一千九百多人，武器装备也增加了不少，甚至有了两门小炮。我和刘孝德团长任命王表、桂平为教导团副政委。
日本投降后，华中的局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国民党军为了争夺抗战的胜利果实，从大后方和原防区日夜向我各解放区运兵。我华中解放区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它东屏南京，西钳武汉，北阻蒋介石向我东北、华北、山东各解放区增兵的通道，因此，它成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心腹之患。由于路途遥远，国民党军陆续抵达的部队尚不能控制整个华中地区。各据点的日军逐步汇集到几个中心据点不再出来，等待中国军队受降。伪军自日本投降后拒不向我人民武装投降，摇身一变，受编成了国民党的地方部队，这些过去的伪军现在成了国民党的保安团、乡公所武装，他们与国民党顽军一道独霸一方，鱼肉百姓，还不时挑起事端，袭击我新四军，枪杀我伤病员和地方干部。遵照上级指示，我教导团对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8月底，我团打了江西修水白沙岭的伪乡公所，消灭伪军一百多人。9月初，打了阳新县的刘仁八镇，接着又打了阳新县的浮屠街伪保安队，歼灭其三百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和物资。
人们庆祝胜利的欢笑还挂在脸上，内战的阴云已布满天空。
9月，国民党几十万军政人员向华中重镇武汉拥来，重兵占据了华中地区的交通线和重要城镇，明目张胆地对我军发起进攻。为了保存实力，中央命令王震三五九旅南下支队速从粤北返回中原，与我新四军五师会合。我教导团奉命接应南下支队北返，积极准备船只护送其北渡长江。教导团派出的侦察员遍布鄂南，沿湖沿江收集船只，探听王震南下支队的北返消息，以便接应。不久接到情报，由罗通和张仲翰所率的十四旅一部已与王震南下支队会合，并从梁子湖乘船成功北渡长江，进入了鄂东地区。
国民党为抢占抗战的胜利果实，火速向我华中解放区调兵遣将，运兵的飞机不停地在武汉周围的飞机场起落。我团侦察员报告，国民党军每天就有一个团的兵力抵达武汉，这些部队再陆续向周边开进。很快，国民党部队占据了整个湘鄂赣地区。
为了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毛泽东同志正在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新四军五师的鄂南部队遵照统帅部的命令，陆续撤出鄂南，移师鄂东。此时，我们也收到李先念司令员的电报：“刘秦，任务已完，北渡长江。”
我们教导团是五师最后一支撤离鄂南的部队。几年来，新四军五师经过艰苦奋斗，在鄂南建立了较巩固的根据地。日本投降时，我军正处在大发展时期，鄂南这片饱浸着人民和烈士们鲜血的土地，是我们从敌伪手里夺过来的，是我们亲手创建发展的根据地，是我们长期坚持抗战的胜利果实，现在要撤离鄂南，放弃这片根据地，我们实在难以割舍。面对国民党军日益进逼的严重形势，为了顾全大局，为了保障我党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党我军作出了最大的让步，不得不撤出鄂南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
10月19日，教导团渡过梁子湖，撤至离长江不远的谭家桥，准备从那里北渡长江。是夜，我团成两路纵队行进，明月高悬，似水的月光撒满大地，田野里黄澄澄的稻菽在微风中摇曳，这是成熟收获的季节。每过一个村庄，乡亲们都出来送行，男女老少夹道目送着部队行进。没有歌声，没有话语，只有部队行军的脚步声。乡亲们默默地往战士们手里塞莲米、菱角和鸭蛋，偶尔有战士停下脚步喝上一口水，又去赶部队。人们的心情非常沉重，乡亲们在叹息，许多战士眼里闪着泪花。我骑在马上默默无语，千头万绪涌上心头。鄂南，多么好的根据地，多么好的人民!我们留念这片美丽的土地!再见了，鄂南! 再见了，鄂南的父老乡亲们!
部队在葛店和华容间的江边登上了大帆船，这些船只原是为王震的南下支队北返长江准备的。南下支队已另择路渡江，这些船只为我团渡江派上了的用场。
葛店驻守着国民党军的一个团，也许因情况不明，他们没敢出动。我们拉起樯帆，木船乘风破浪向江北驶去。鄂南在深黛色的夜里远远地留在了我们身后，对面是星星点点的渔火，洒落在长江北岸。长江是那样平静，只有江涛轻轻拍打着船舷。微风鼓着船帆，我们向江北驶去，沿途未遇任何阻碍。
帆船来回数次摆渡，教导团全部抵达长江北岸。在长江北岸，也有一个顽保安团，见我们人多势众，也未敢轻举妄动，眼睁睁看着我团浩浩荡荡向新洲的涨渡湖开去。
在涨渡湖，我遇到了原湘鄂赣军区二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罗通。罗通说，他正奉令将组织湘鄂赣游击地委，重返鄂南。他正在筹备组织，调动干部，指名要去王表和桂平这两位原在鄂南工作过的干部。我们为合编后任命不久的这两位副政委送行。罗通用涨渡湖的鲜鱼款待了我和刘团长，大家还在一起照相留念。
教导团离开涨渡湖后到黄安（今红安）、礼山（今大悟）一带活动。在礼山马吼岭接到师部命令，鄂东教导团与我湘鄂赣教导团合编，改番号为“鄂豫皖湘赣干部教导团”，刘孝德任团长、秦忠任政委兼党委书记、石天华②任副团长、白相国任副政委、简佐国③任参谋长、王启瑞任副参谋长、赵康任政治部主任，学员编为三个大队，战斗部队为两个大队。两个教导团合编后，学员和战斗部队共有近三千人。整编后的教导团有了一定的战斗力，开始了鄂东地区的游击作战活动。
此时，新四军第五师、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和王树声的河南军区、冀鲁豫军区第八团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中原军区成立后，将主力部队整编为两个野战纵队：王树声的河南军区部队及王定烈第八团编为第一纵队，原五师主力和三五九旅编为第二纵队。同时还建立了江汉、鄂东、河南三个军区，我教导团更名为“中原军区干部教导团”。
一天，王震司令员让我去见他。见面后王震详细询问了我教导团的近况，并告知我，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在路西（指平汉铁路以西），有大的战役任务。军区已决定教导团留在鄂东地区，目的就是牵制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属下的第一九九旅。宋瑞珂的这个整编师实际上是个整军编制，全部美械装备，战斗力很强，是国民党军中的王牌部队。
王震说：教导团还不是野战部队，学员占了一半，战斗力有限，兵力和装备同敌人相比有极大的差距。教导团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牵制该敌人不许其西去增援，为我主力减轻压力赢得时间。
王震告诫我一定要当心，不要同该师发生正面接触，不要硬碰硬战斗。教导团配备电台，要伪装成教导旅的番号，袭扰牵制敌人。最后，王震说，我交给你一个人，安排在你团，这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你代以照顾。王震让警卫员从屋外带进一人。我定睛一看，是个半大的孩子，看模样也就只有十五、六岁。王震说，他叫毛楚雄，你叫他小毛吧。我那边马上要打大仗，放在你这里我放心些。你的摊子大了事情多，可以将小毛交给你团的戈凯，让他来管吧。看来上级已经有了安排，我执行就是。
回到教导团，我将小毛安排在四队，按上级的要求，交给四队的指导员戈凯照顾。由于教导团的战斗和学习事务繁杂，此后，我去看了小毛几次，基本都是戈凯在负责。小毛表现很不错，是个懂事的优秀青年。1946年春节后，中原军区来人将小毛接走。
1960年，戈凯从长沙来武汉开会，我们见面了，戈凯才告诉我他的真实身份，他的原名叫毛泽普，是毛泽东的堂弟。并告诉我，当年的小毛，毛楚雄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的孩子，毛泽覃1935年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战斗中牺牲。毛楚雄一直在湖南老家随外婆长大。受毛泽东之托，王震率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从广东北返时，将毛楚雄带出。南下支队到了湖北黄冈将毛楚雄交给了我，小毛在教导团战斗生活了3个多月。中原突围时毛楚雄随北路部队行动，在陕西宁陕县不幸牺牲④。
此时，鄂东军区张体学的独立第二旅转战于豫鄂交界的大别山区，我们干部教导团和少量的地方部队也坚持斗争在鄂东地区。我们携带那台十五瓦的小电台直接与中原军区联络，遵照军区的命令在鄂东地区牵制敌人，同敌人周旋。
鄂东地区位于大别山的南麓，教导团就在礼山、黄安、(黄)冈西一带活动。我是黄安人，大别山是我的家乡，我年少从军跟随部队离开湖北，这一去就是十几年，南下回湖北都快一年了，整日行军打仗，无暇顾及回家。终有一日，我抽空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家乡——黄(安)麻(城)交界的竹林畈。然而，我所见到的家已是残垣断壁，空无一人。湾里有几个乡亲认出了我，告诉我家里的情况。
当年红军离开根据地后，国民党军及地主还乡团清乡、“围剿”，对苏区人民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茅草过火，石头过刀，屠杀了大量的红军伤病员、我党地方干部和红军家属。我的当游击队队长的叔叔不幸被捕，惨遭杀戮。年幼的弟弟被敌人扔进火里，活活烧死。哥哥秦懋保是当年的红军连长，在七里坪战役中身负重伤，回家疗养，红军撤离根据地后，由于敌人的追查，在家呆不住了，出去要饭，不知身在何方。母亲背着最小的弟弟，躲过敌人的追杀，不敢回家，流落外乡，一直没有音讯。面对残破坍塌的破旧老屋，我暗暗发誓：这笔血债一定要让敌人加倍偿还！
离开家乡十多年了，没想到家破人亡，竟是这个样子！家乡给我的感觉是那么的亲切，又是那么陌生。
在北方生活了十多年，刚回到湖北时竟一点也不适应。在北方吃惯了小米、包谷、山药蛋，来到湖北吃大米却像遭罪。大米这东西真不叫粮食，吃到肚里几个屁一放就没了，肚子里总是空落落的。北方来的战士煮不好大米饭，不是生就是糊，真不如那馍来得方便痛快。有大米吃已算不错，战士们的干粮袋时常空瘪瘪的，只有吃那些发了霉的红薯干。我因水土不服，时常闹病。这大米和红薯干折腾得我肚疼拉稀，不管白天黑夜，屁股门就像关不住的阀门，臭屁不停，稀屎不断，隔不一会儿就蹿一阵。好汉经不住三泡稀呀，我拉稀简直拉脱了水，浑身没劲，骑在马上蹬不住劲就从马上摔了下来。
在鄂南时，桂平见我身体不好，就将他身边的警卫员刘传甫介绍给了我。小刘跟随我后，不论是行军还是打仗寸步不离，随身背个为我准备的药罐子。小刘和我原来的警卫员钱忠先一到宿营地，就忙着为我生火熬药。鄂南的蚊虫多，那时条件差，没有蚊帐，被蚊子叮了就发疟疾（打摆子），高烧烧得我满嘴燎泡，闹起冷来，盖再多也捂不热。我病得骑不住马了。那马也挺不住呀，南下支队过太岳时，陈赓旅长送我的这匹枣红马，在鄂南时吃那带壳的稻谷也绞肠拉肚，瘦成了皮包骨，我不忍再骑它。刘孝德团长身体也不好，可他像老大哥一样照顾我，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他看我病重，就让战士们用担架抬着我行军。到了鄂东，因缺医少药，我的病更重了。在礼山的九房沟，人几乎病死过去，人们从屋里将我抬到外面准备安葬。昏沉中，我苏醒过来，看见大家都在哭，迷糊中问大家哭什么，大家见我醒过来真是又惊又喜。在同志们的关心和照顾下，重病的我几次摆脱了阎王爷的索命。
国民党军的进攻一天紧似一天，部队日夜行军打仗，我在担架上度过了病中最危急的时光。在与敌人周旋的日日夜夜里，我都在担架上同刘团长一起指挥着部队。在刘团长、白相国副政委和警卫员刘传甫、钱忠先的关心和照顾下，我的病情逐渐好转。抬担架的战士换了一茬又一茬，全团上下都知道政委病重。许多次在行军途中，当抬担架的战士换人休息时，部队匆匆从我身边走过，我支撑着同战士们打招呼，战士们的慰问信像雪片一样飞到了我的担架上。那些慰问信虽是只言片语，可它给了我无穷的力量，鼓励着我战胜病魔。直到现在，每每想起当年的情景，心头仍不住涌起阵阵热潮。
在同志们的关心和照顾下，我的病终于好转，人也恢复了活力。
内战的阴云愈来愈浓，国民党军不停地从大后方调兵遣将，仅鄂东地区就开进了两个师。这些都是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装备和数量都占了优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教导团不能与之硬拼，所以我们在鄂东地区不停地移防，避开敌人的锋芒，寻找机会打击弱敌。
大别山的天气逐渐寒冷，部队急需解决冬装。我们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战斗，在礼山(今大悟)县二郎畈打了敌人的乡公所，消灭了一些敌人，缴获了一些枪支和物资。此后又打了敌人的给养，解决了部队少量的棉衣，但大部分干部战士还穿着单衣单鞋。部队在寒冬里行军作战，非战斗减员逐渐增加，我和刘团长心急如焚。
白相国副政委在上两次战斗中带领部队打敌人的给养，尝到了甜头，他准备继续沿用老办法去解决部队的冬装问题。一天，侦察员报告，大悟山发现敌后勤部队。白相国决定带两个连和学员队去打这股敌人。我和刘团长获情报后仔细研究，认为这股敌人同以前的不一样，从装备和数量来看，疑是敌正规部队，估计战斗力不弱，如果我们这样盲目去打，恐怕会吃亏，于是决定将部队撤回来。待我们派出通信员传令时，白相国副政委带领的三百多人已与敌人接上火，战斗激烈，敌人蜂拥而至，兵力大大超过了我们。这一打，才知道打的是宋瑞珂整编第六十六师的一九九旅。他在正面用一个团拖住我们，又分兵迂回，想实施包围。刘团长见势不妙，急令部队撤回。这一仗我们有些伤亡，还有三个战士被俘。
一九九旅全是美式装备，在鄂东盲人瞎马般地乱撞，并不摸我们的底细，原来一直以为我们是一个旅，所以死死盯住我们不放，几次堵截，都因我团迅速转移而扑空。大悟山这一仗下来，他们从我被俘人员那里了解了教导团的一些情况，于是，四处张贴布告缉拿刘孝德和秦忠，并称提头来见，赏大洋各一万元。同时还诱降刘团长和我，称若投降过去，将封赏什么司令。布告贴满了礼山、黄陂、黄安各县。我部侦察员见到这些布告就撕掉或用石灰水涂擦，刘团长和我都说不必擦了，让敌人去贴吧，他们的阴谋是不可能得逞的。
敌人摸清情况后加紧了对我团的围攻，我团不停地转移，有时一夜要挪两个宿营地，形势越来越紧。敌人对教导团围追堵截，我们日夜行军与敌人兜圈子，将敌人两个师牢牢牵制在大别山南麓，为我中原军区野战部队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机会。我主力部队在桐柏战役中打了几个大胜仗。李先念司令员来电对我团制掣敌人的行动，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教导团在鄂东地区为吸引敌人，不仅以军事行动加大动作，在政治宣传上也大肆张扬，部队每到一地就刷标语、贴布告，政治部的宣传活动从未停止过。记得有一天在冯家河，敌一九九旅分兵两路，分进合击，堵截我团。我战斗部队已同敌人交火，前面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刘团长命令学员队立刻出发，从敌人两路部队的间隙穿插过去。各大队在紧急行动，我去连队检查，竟看到政治部的宣传干事杨阳正带领学员队的一群女学员在扭着秧歌。前面的枪声像炒豆子一样爆响，敌人的炮弹“呜呜”地呼啸而至。我急得大叫：“都什么时候了？敌人打过来你们还扭个鬼！赶快撤离！”
杨阳吐了吐舌头，带领那些学员们随部队撤离。她们刚出村庄不久，敌人的炮火就轰到了刚才扭秧歌的地方，村里腾起了一片火焰。
像这样惊险紧急的经历，教导团遇到了好几次。
11月底，天降大雪，这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大悟山区一片皆白，寒风呼啸，滴水成冰。国民党军一九九旅进犯并占据大悟山。
一天，侦察员回来报告，敌人一个加强连因风雪太大被困在山上。我认为这是一个好时机，与刘团长商量准备奇袭，消灭敌人。我团战斗部队两个连迅速出发。途中，侦察员返回再次报告：山上的敌人不知何故，一个个晕头转向，上吐下泻，疑是食物中毒，全连失去了战斗力。部队不怕山高路滑，向山上疾进，冲进敌驻地时，只见整个敌加强连的近二百来号人都躺在地上不能动弹了。我们不费吹灰之力缴获重机枪两挺，轻机枪九挺，步枪、冲锋枪和卡宾枪近百支及大量子弹和大量的军用物资。敌人瘫软在地，失去了战斗力，我们一个未杀，放了他们的生路，由他们去了。我部两个连，人人都背上缴获的战利品下山。因风雪太大，山高路滑，还有许多东西带不走都抛在了半山。就这样，我团无一伤亡，缴了敌人一个加强连的械。
1946年的元月上旬我团侦察员报告，有一支大部队分几路纵队向我们开来，不清楚是敌人还是我们自己人。我让侦察员查明情况再报。刘团长命令教导团戒备，随时准备战斗或转移。我团侦察员遇上了我军十三旅的侦察员，原来是我中原军区野战主力部队，正经礼山去河南光山作战略转移。我教导团前去迎接，并为主力部队布置驻防位置。但大部队匆匆而过，没有停留，身后留下浓重的滚滚尘烟。我们立刻发报请示中原军区我团如何行动。很快，李先念司令员回电：“跟随大部队尾进。”我们紧急集合，日夜兼程，相距大部队约一天的距离，尾随其后，到达光山。
部队在光山还未住下，李先念司令员来电话让我和刘团长速去司令部领受任务。我俩带领作战参谋王顺吉和警卫员，策马去司令部见到李司令员。进门后我们向司令员敬礼，李先念同我们握手，连坐都没让就命令我们：“情况紧急，命令你部在一天内轻装前进，迅速占领广水以南、花园以北的地域，构筑工事，完成布防。下一步任务听令。”
我和刘团长速返教导团，部队立即开拔，拼命向西南方向的广水急行军。全团的行装全部都丢了，一路跑步，轻装前进。快！快！快！
我们按时抵达这一地区，与当地的反动民团接上了火，很快打垮了民团。刘团长部署部队相继控制了平汉铁路以东的地方。各大队构筑工事，加强防御。直到此时我才知道，元月13日国共双方签定了停战协议。日本投降后，打了四个多月内战的枪声终于停了下来。双方以现有的地域驻防，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我教导团控制的广水至花园一线、平汉铁路以东的广大地域，成了与国民党军对峙的前沿阵地。
枪声停了，仗没打了，停战令生效后进入了所谓的停战时期，其实这停战时期并不太平。国民党部队经常出来滋衅骚扰，我部遵命严守驻地，绝不放第一枪。没有枪声的日子似乎非常平静，多年来就没有过，这平静倒让人感到有点无所事事了。
我们教导团的团部驻扎在汪洋店谭傅湾。有天，团领导和政治部的几位同志聚在一起。石天华、白相国、赵康等人开着玩笑，刘孝德团长拨弄着火盆里烧得红红的木炭对我说：“政委，我看你该结婚了吧！”
他们说的结婚对象指的是我认识不久的一位女同志——谢建华。
我难为情地说：“谢建华和我商量过，仗不打完，不和平就不结婚。再说，我们认识时间不长……”
白相国打断我的话：“现在仗是没打完，停战也算是暂时的和平呀!你老大不小了，这事要办，我还等着喝喜酒哩!”
宣传干事杨阳笑道：“政委，我这红娘当上了，这喜酒不能让我等久了哦!”
提起这红娘，还得从两个月前说起。
我湘鄂赣干部教导团从鄂南北渡长江后，与鄂东教导团合编，干部战士也多了起来。白相国副政委的妻子、政治部的宣传干事杨阳，性格直爽开朗，热情活泼，不论在哪儿，同谁都可以混得稔熟，干起工作来泼泼辣辣、风风火火，像个假小子。有天，杨阳告诉我，她的同乡同学谢建华来了，谢建华是学员队的学员，我并不熟悉。教导团合编后有近三千人，下面的干部和学员到团部来公干的人不少，我也未在意。几天后，部队宿营，我在政治部刚布置完工作，谢建华来看杨阳，杨阳将谢介绍给我。我们握了手，没谈几句话，我有事先走了。尔后，白相国、杨阳两口子来我房间，杨阳说：“政委，我给你介绍一位女朋友，好吗？”
我以为他们在开玩笑，并未在意。对恋爱，我总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这种感觉只有我自己才知道。
白相国见我踌躇不定，笑着说：“政委，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刘团长告诉过我，你心里还想着延安的王慧，对不？”
白相国的话激起了我对王慧的思念。离开延安南下有一年多了，在战争环境里，天各一方，无法联系，至今也没有一点音讯。平时行军打仗无暇顾及，这会儿停战了，经白相国一说，思念之情油然而起。
白相国接着说：“延安离这里千里之遥，你们并没有约定好，也不知何时你们才能见面。到那时，人家还不一定能等着你。现在这边行军打仗，你的身体也不好，总得有个人照顾呀。这也是组织的考虑，你说呢？”
白相国的话也不无道理，我自参加革命就将自己交给了组织，组织替干部考虑个人的婚姻问题，这在部队也是常事。我听了白相国这半真半假的话，也犹豫不定，答应考虑一下再说。
他们夫妇俩抓得紧，不两天就逼我表态，并介绍了谢建华个人经历和家庭情况。说谢革命坚决，肯学习，为人善良。还介绍说谢建华随三五九旅的南下支队一直打到湖南、广东，不久前才返回鄂东，分到教导团，她是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中仅有的七名女同志之一。听到介绍，我心中暗暗佩服谢建华，我知道南下支队转战千里，披荆斩棘，历尽艰辛，在那血与火的战斗中，一个女同志能跟随部队走完全程，是非常了不起的。
谢建华，芳龄刚好二十岁，河南信阳柳林人，出身贫寒，是个佃农的女儿，排行老大，下面有几个弟妹。她从小就在柳林车站以提篮小卖、捡煤核为生，尝尽人世辛酸。谢建华的父亲谢香久，为人豪爽仗义，在当地贫苦农民中享有较高的威望。他同情共产党，为掩护我党地下组织作了大量的工作，谢家成了我党我军地下武装的秘密接头点。1936年，年仅十一岁的谢建华成为我党在柳林地区的秘密地下交通员。抗日战争爆发后，柳林作为平汉铁路上的一个要点被日军占据，我党的地下组织在柳林坚持隐秘活动，顽强地与敌斗争。此时，谢建华成为该地区铁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员，不久参加了新四军五师的工作。
原来谢建华同我一样，年少就投身革命了呀!我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油然产生一种敬佩之情，于是我说：“我同意了，还不知人家愿不愿意。”
杨阳拍着胸说：“这事包在我身上。”
白相国说：“既然你同意了，就给谢建华写封信，我去做工作就没问题。”
我说我原来先后谈过两个女朋友，从来就没写过信。
白相国打趣说：“你那哪叫谈恋爱呀，谈恋爱是要写情书的。这样吧，我给你打个草搞，你誊抄一遍，让我带去。”说着白相国从口袋里掏出早已拟好的草稿。
我一看那草稿，就傻了眼。在部队虽学了点文化，通常也就是写个报告或命令什么的，那点子墨水，同“情书”怎么也联不上。草稿中，有些词句我根本不懂，什么“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海枯石烂不变心……”
白相国夫妇硬是让我照此草稿誊抄，拿着我写的“情书”去找谢建华。我和谢建华见面以后才知道，开始她并不同意与我谈恋爱，杨阳从中作了许多工作，她才答应考虑考虑。建华后来告诉我，她在学员队就听说了我的一些情况。最让她感动的是，她在行军途中见到我生病躺在担架上，仍同刘团长一起指挥着部队，战士们的慰问信像雪片样铺满了我的担架。二十多岁的人能这样领导部队，并受到部队上下一致的爱戴与尊敬，确实让人敬慕。
我们开始接触了，但由于行军、打仗、工作忙，也不常见面。白相国对我说：“政委，这事你得主动呀，总不能让女同志老来找你吧!”
我想：也是呀，白相国说得有道理，我应该主动些。于是，我写了个便条，让警卫员刘传甫送给谢建华，约她黄昏时在河边的树林里见面。太阳落山时，我去了河边，见到了谢建华。
那年月，男女谈恋爱十分拘谨，加之在部队，我是首长，谢建华是学员。此时，她拘束不安，一直默默无语。我主动询问了谢建华一些问题，这一问一答就像上级同下级谈话。为了打破僵局，活跃气氛，我让谢建华坐在一棵倒伏在地的大树干上，尽量谈些轻松的话题。我问谢建华有何特长，她说她会绣花，参加革命前，常替人绣枕套、围裙，赚些工钱贴补家庭。谢建华又问我会些什么，我说：“我会打枪！我的枪打得好，全师射击比武，我得第三名。”
谢建华抿着嘴乐：“当兵的，枪打得好，这是本分。”
“那我、我、我还会唱京戏。”我也不知道自己还会些什么，这句话怎么就冒了出来。
见她睁大了眼睛，我就得意地说：“我在延安学的，给你唱一段《甘露寺》。”说着就一板一眼地唱开了：“……长坂坡上一声吼，吼断桥梁水倒流。这一班虎将哪个有，还有诸葛用计谋。……”谢建华坐在树干上悠荡着腿说：“这个不好听。”
“不好听？那我、我就再给你唱段《苏三起解》！”
谢建华吃惊地问道：“我不懂京戏，可是我知道《苏三起解》是青衣唱的，你个大男人会唱这个？”
“当然会啦，你听着。”我得意地背对着她，双手举在胸前做了个被枷锁锁住的动作，捏腔拿调地开唱：“苏三离了洪桐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我心好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我又扭捏地走了几步花旦步，就听谢建华已经笑噎了气。回身看，那倒伏的树干上没有了她的身影，原来谢建华笑翻了，掉到那树干的后面去了。
我们恋爱了。实际上，部队不停地行军打仗，我们接触的时间并不多。我俩商定：不和平，不结婚。
《停战协定》签定后，国共双方暂停了一切军事行动，出现了短暂的和平。这时，农历正是腊月，部队和老百姓都忙着过新春佳节。我团驻守的平汉铁路东的大片地域，这时也出现了相对的平静。那天，教导团的领导们聚在一起开会，会后，刘团长对我说：“政委，我看你该结婚了吧!”
此景回到了上述的那一幕。
刘团长像老大哥一样为我的婚事两边做工作。他告诉我，昨天我下连队后，团里已向上级报告我欲结婚的事，并将谢建华的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报了上去。中原军区组织部已批准我俩结婚，团政治部已将批复信送达谢建华所在的学员队指导员戈凯。
正说着，谢建华手持批复函来团部找我。只见她火冒三丈地把那批函拍到桌上：“你搞的什么名堂？！结婚报告为什么不让我签字，就报告上级了呢？”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实这事我也是才知道，完全是团里各位领导为我俩作的主。经刘团长从中说合，众领导劝解谢建华，这一误会才消除。同志们说办就办，结婚的事就这么定了。大家商议要热热闹闹地请几桌，决定当天下午就举行结婚仪式。
黄昏的时候，谢建华来到团部。那时部队条件艰苦，谢建华在队里与学员陈泊两人共三条裤子。要结婚了，她把好点的那条裤子留给了陈泊，穿着一条打补丁的裤子来参加婚礼。一进门，刘团长皱着眉头，直咂嘴：“建华，参加婚礼怎么能穿白鞋呀？”
“我没有别的鞋，就这一双呀!”谢建华为难地说。
不知谁出了个点子：用红纸黏糊在鞋上不就解决了!
新娘子虽穿着破旧的军装，但干净整洁，那英姿飒爽的身影和被冻得红扑扑的脸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婚礼十分简朴，证婚人是刘孝德团长，团里所有的领导同志都到了场，下面连队和学员队的代表也来祝贺。几盘家常菜，一罐子地瓜酒，加上几斤炒花生，算得上丰盛的婚宴了。同志们送了些平时自己节省下来的毛巾、袜子作为贺礼。大家高举粗瓷碗，道出诚挚热烈的祝酒词：“祝你们相亲相爱，白头到老！”“祝你们幸福！”“祝革命早日成功！”
婚礼简单而热闹，大家欢聚婚宴，致以亲切热烈的祝贺后，很快告辞散去。
隆冬的寒风吹着窗棂嘶嘶作响，那高高低低的呼啸声仿佛是欢快温馨的小夜曲，老乡特地为我们准备的红烛“噗噗”爆着烛花，燃着火红的光焰，一盆炭火映亮屋角，屋内春意盎然。就着老乡的旧木床，我们铺上新稻草和我牲口驮行李的马褡子，将就着简单铺盖，相拥而眠，度过我人生亲切温馨的新婚之夜。
为了严格执行停战协定，我中原解放军谨守防地，停止了一切军事行动。然而，和平是短暂的，蒋介石停战是假，利用停战调兵遣将企图灭我亡我是真。国民党军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中原军区部队的围攻，大量的兵力日夜不停地调集、割裂、围困我部队，中原军民陷入异常危险和困难的境地。为求生存，我军不得不同蒋军以及假调处暗支持蒋介石的美方代表谈判。
面对严峻的局势，中原军区精兵简政充实作战部队，随时准备突出敌人的包围。5月，我教导团接到命令，以王海山⑤为旅长、汪乃贵为副旅长的十五旅来我地接防。我和刘团长将防区阵地移交给了十五旅，王海山旅长惊愕地说：“你们一个团的防区如此之大，人员有三千多人，这简直就是一个旅呀。”
交接防地后，我团奉命解散。学员和战斗部队分编到其他部队，团级干部到中原军区干部大队等待分配新的工作。
我在教导团整整一年的经历，同刘孝德团长并肩战斗与生活，带领一支部队牵制着敌人的两个师（旅），与敌顽强斗争。在那敌情严重、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我和刘孝德、白相国、赵康、石天华、简佐国等同志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就在叙述这篇有关教导团的回忆文章时，惊悉当年的好战友刘昂（刘孝德）同志因病不幸在南京逝世，心情十分沉痛。当年教导团团级领导同志都已先后作古，我深深地怀念他们。他们每个人的鲜活的形象，以及许许多多不知名的战士和学员们的笑脸，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段过去了的战斗岁月和战友情谊，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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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孝德（1915—2002），又名刘昂，江西吉安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九军团第三师第九团政治指导员，红三十二军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营长，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五团副团长，八路军南下支队分队长，湘鄂赣军区东军分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干部教导团团长，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华北军政大学高级干部队队长、副总队长，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第三十二步兵学校校长，南京步兵学校校长，南京军区炮兵副司令员，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空军军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②    石天华（1910—1982），湖北大悟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七十三师第三一八团排长、副连长，独立团代理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礼山四姑墩区委书记，经扶县委书记，（黄）陂（黄）安南中心县委指挥部指挥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鄂东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前）中原军区干部教导团副团长，鲁中军区警卫第一团团长，山东泰安独立团团长，江汉军区供给部副政治委员，湖北军区运输处处长兼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农林厅棉花改进处处长，湖北省水产局副局长、水产厅副厅长。
③    简佐国（1915—1988），湖北麻城县（今麻城市）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一师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红三十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新疆摩托部队大队长、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军委警卫营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五师大（冶）鄂（城）总队总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干部教导团参谋长，豫鄂陕军区第四军分区洛北支队支队长，第二野战军辎重部队第一团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公路局副局长兼运输公司总经理，湖北省公安厅治安处处长，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查长。
④   1946年，中原北路突围部队到陕南商洛后，国民党邀请我军派代表到西安去谈判。中原军区领导知道这次“和谈”是国民党反动派玩弄的又一个花招，但考虑到谈判代表是和平使者，又是国民党邀请的客人，沿途不至于出现大的波折，遂决定毛楚雄以首长警卫的身份，与张文津（中原军区干部旅旅长）、吴祖贻（干部旅政治部主任）组成谈判小组前往西安。8月7日，他护卫着首长从镇安县杨泗庙出发了。然而，反动派是从来不讲信义的。8月10日，谈判小组行至宁陕县东江口，即被国民党驻军第六十一旅一八一团扣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惟恐中共和谈代表到西安后揭穿“中原战祸”真相，遂下令一八一团团长岑运应，将扣压的中共代表“就地秘密处决”。当天夜里，毛与两位首长和一位带路的农民，被活埋在东江口城隍庙后石坎下的水渠旁。毛楚雄牺牲时还未满19岁。
⑤   王海山（1911—1990），湖北武汉市人。1927年参加革命，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排长、连长，独立师第三团团长，红二十八军第一团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豫东抗日游击支队司令员，河南信阳挺进队参谋长，天汉指挥部指挥长，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五旅副旅长、旅长，鄂中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二纵队第十五旅旅长，桐柏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华中铁路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省人事厅厅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湖北省委常委兼省监委书记，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9 21:00
57（中原突围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中原军区成立后，同国民党军进行了反对内战与争取和平的斗争。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先后调集了三十余万军队进攻围困我中原军区部队，并实行经济封锁，妄图一举包围歼灭我军，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中原地区的局势愈来愈严峻，内战一触即发。
面对国民党连续侵占中原解放区，日益增兵进行分割包围的严重局势，以李先念为首的中原局领导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和超常的胆识，“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中原军民咬紧牙关，奋力摆脱困境。
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谈判交涉：我中原军区主力部队主动撤出中原地区，合法转移到皖东或华北解放区。但是，国民党欲置中原人民军队于死地，认为“嘴边的肥肉”怎能放弃，对我党我军提出的合法转移之事横加阻挠，无理拒绝。
根据党中央指示，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作出决定：“立足于打！准备突围！”
中原军区为了适时转移，开始作突围前的多种准备。一是复员、隐蔽一批老弱人员，实行整编精简，让部队更具战斗力；二是严整制度，节衣缩食，坚持苦熬，坚持与敌斗争到底；三是分散转移一批干部到华北或其他地区，保存我党我军的有生力量。
军区干部教导团解散分编后，我和刘孝德都未分配工作和任命职务。部队整编后，富余的干部数量很大，此时许多旅、团级干部都没有任职。组织上决定通过合法渠道转移干部和伤病员。
刘孝德告诉我，他遵照组织的安排，不日将随伤病员一道转移北上。战友分离，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我们心中涌出无限惆怅。我俩相互紧握着双手，抚着对方的肩膀，互道珍重，相信重逢之日，将是革命胜利之时。
5月间，谢建华告诉我，组织上安排她去重伤员二队任党支部书记（对外称护士）。中原军区有伤病员一千多人，这些在抗日战争中和对国民党的自卫反击斗争中负伤和患病的将士们，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中原解放区的经济条件很差，他们的伤病无法得到有效治疗，急需转运到华北解放区就医。在我方强烈的抗争下，根据三方军调小组达成协议，我伤病员和家属一千二百人将合法通过铁路乘车北上。但是，转移伤病员和家属的工作，在广水车站登车时受阻，国民党军无理扣押了我方人员。通过斗争，伤病员和家属仅有七百四十余人登车，谢建华和一部分人员被阻撤回。
为突围作准备，中原局和军区以各种形式和多种渠道，组织部分干部化装转移。组织部找我谈话，准备让我化装离开中原北上。我在军中十多年，无论从口音、姿态和气质都是一副军人的模样，化装转移并不适合我，再说我也不想离开部队。想当年，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时，我们才二万多人，凭着枪杆子，硬是冲出了重围，西行三千里进入四川，在那里打出了一片天地。现在我们有五万多人，要打，一定能够打出去。于是，我表示不离开部队，要求随队突围。
6月中旬，谢建华告诉我，组织上通知她，让她化装转移北上，虽然她本人还是希望同部队一起突围。我也做谢的工作，我说，既然是组织的决定，就应该服从组织的安排，再说，你已有三个月的身孕，随队突围也不方便。谢建华同意，决定化装转移北上，去晋冀鲁豫解放区。
6月20日，谢建华来向我告别。组织上安排一位“民大”（中原民主建国大学）的学生张学民和谢建华扮成叔嫂，以小叔子送嫂嫂回东北的名义化装北上。张学民原本就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一口地道的东北话，加上固有的学生气质，不化装也是学生。可是，谢建华装扮成“大学教授夫人”，可就不太像了。女兵原有的短发，多年的军旅生活，举手投足都带有的军人气质，使化装工作要费点劲才行。负责干部化装突围安置工作的白相国同志，真是费了很大的劲儿编排演练，才总算使谢建华进入了角色，穿上旗袍，还真有点儿像“教授夫人”了。白相国伪造了东北大学张教授给弟弟的毛笔书写信函和假路条，谢建华和张学民带着这封假信函和假证件上了路。
谢建华和张学民要上路了，我送谢建华离开宣化店。结婚不到半年，原在同一个部队尚不觉得，夫妻现要分离，心中真不是滋味。这一别前程未卜，不知是凶是吉，何时才能再相见，扯不断的情，割不断的意，千言万语不知从哪儿说起。我送了一程又一程，千里送行，终有一别，最后站在箭杆河岸高处，频频向谢建华挥手告别。谢建华三步一回头，夫妻情感此时真是难舍难分，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多年的战火锤炼使我成为从不落泪的铮铮铁汉，没想到夫妻的离别竟让我如此儿女情长。
警卫员刘传甫将谢建华和张学民送到罗山朱堂店，那是中原解放区我军最边缘的驻地之一。刘传甫返回了宣化店。知道谢建华他们已进入蒋管区，我那颗忐忑不安的心高悬着，默默地祈祷着妻子和那还未出生的孩子一路平安。
几天后，白相国同志兴冲冲跑来通知我说：谢建华已安全到达我晋冀鲁豫军区，她的党组织关系已通过电报转了过去。这个消息让我兴奋不已，妻子的安全转移成功，让我放下了那颗高悬着的心，我可以毫无牵挂地随部队突围了。
国民党军的围困一天紧似一天，其部队在作紧急的秘密调防。据悉，敌军企图于7月1日进行总攻，四十八小时内欲将我中原军区主力“围歼”于平汉铁路以东的宣化店地区。由于当时无职务的干部数量较大，突围前夕，仍有不少干部未能转移，只能安排随主力部队突围。林恺成、刘绍堂、武刚和我被通知随一纵三旅九团走。
6月24日，我接到通知，突围马上开始。第一纵队将紧急从光山泼陂河出发，向宣化店转移。我们几位未挂职的干部随队行动，到宣化店等候一纵主力。
26日夜，在我们的焦急等待中，终于盼来了一纵主力，大家都忙着找自己将要随行的团队。
在风尘仆仆的队伍中，我看见了红军时期的好同乡、好战友、时任一纵三旅七团团长的阙子清。部队此时紧急向西南方向挺进，我们来不及多说就分手了。
我找到九团，这是我要跟随的部队，团长郑焰辉、政委周凯①都是我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的同学，大家都认识，打个招呼就算报了到。我招呼我的警卫员刘传甫、谢少清和马夫，牵着那匹骡子汇入九团，跟着队伍踏上征程。
由于头天的倾盆大雨，道路十分泥泞，队伍行军三步一滑，速度很慢。南面已听到隆隆的炮声，国民党军对我中原解放区悍然发动了进攻。
27日，部队到达宣化店西南的汪洋店。以后我才知道中原军区的突围部署：主力部队兵分南北两路，向西突围。李先念等中原局及军区领导率二纵（缺十五旅）为北路，王树声率一纵主力（缺一旅）为南路。第二纵队王海山十五旅随南路行动。江汉军区罗厚福部渡过襄河、进入鄂西北，以后为接应一纵也编为南路。鄂东张体学独立第二旅为掩护主力转移，布局迷惑敌人，坚持在鄂豫皖边与敌周旋打游击。
一纵皮定均一旅向东佯动，作出我主力向东突围的态势，以吸引迷惑敌人，掩护中原军区主力向西突围。
一纵主力为向西突围的南路军，突围行军的序列是：我们三旅为第一梯队，纵队领导机关和机关直属队紧随其后，二旅为第二梯队。三旅阙子清率七团为前卫，九团护卫着纵队机关，二旅王定烈②率四团为后卫（过平汉铁路时改为前卫），护卫着南路军的侧后翼的安全③
29日，部队到了阳平口地区，这里距平汉铁路很近了。我们本应从这里突破平汉线，不知为何部队又向东南前进。第二天我才知道敌整编第六十六师第一八五旅一部已抵达平汉路边，与我由后卫改前卫的二旅四团接火，敌一九九旅也从北向南火速赶来。敌人尚未查明我军向西突围意图，为了不过早惊动敌人，纵队领导决定避开正面的敌人，转向东南绕道越过平汉铁路。
部队冒着滂沱大雨在崎岖的小路和田埂上艰难地行进。暴雨使得沿途的河沟涨水，九团遇到了一条小河，山洪暴发，部队跳进齐胸的水中摸索着过河。警卫员刘传甫牵着我的骡子在水中蹚行，我看见九团有伤病员也要跳入水中，赶紧制止，让他们骑着我的牲口过河。我正在河边接应他们，忽听有人在喊我原来的名字：“小秦，那是不是秦懋书呀？”
我寻声望去，原来是王树声司令员和刘昌毅④副司令员。王树声在红军时期就是我的军长。刘昌毅呢，抗战时我和他在八路军一二九师轮训队一起共事。没想到在行军途中见到他们，我赶紧跑了过去。
“秦懋书，你怎么在这里？现在哪个部队？”王树声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扯着洪亮的嗓门问道。“我现在没有分配职务，在九团，跟着走。”
刘昌毅的一些牙都没有了，说话关不住风：“伙计，几年没见了，你一直在哪里？”
我后来听说，那是年初打光山时，刘昌毅脸部再次负伤，牙齿全部都被打掉了。
“两位司令员，我长话短说，我随三五九旅南下后在五师干部教导团当政委。”
王树声对刘昌毅说：“昌毅，我看不能让小秦闲着，你给他找点事做。九团还有没有位置？”
“九团的团长政委都有了。”刘昌毅答道。
“那就让他先干副政委吧!”王树声正说着，九团政委周凯跑了过来。他向王树声和刘昌毅敬礼。刘昌毅对周凯说：“周政委，你来得正好。秦懋书现到你团任副政委。你告诉郑团长，说这是纵队任命的。”
“是！知道了。我先随队走。”周凯向两位司令员敬礼，同我握了握手说了声：“我在前面等你。”说完拔腿就去追队伍了。
王树声说：“秦懋书，部队马上要过平汉路了，正是要看你用劲的时候。”
“是！司令员，我马上归队。”说完，我向两位司令员敬礼离去。
九团团长郑焰辉分配任务，他和杨世金副团长带一营；周凯政委和政治处主任胡恪恭带三营；我和参谋长贺佑三带二营。我团紧随七团到达王家店东面的小河溪一带。此刻接到命令，让我立刻带二营继续往南，在卫家店附近突破平汉路。我们连夜赶到卫家店以北，听到铁路沿线枪炮声响成一片。
7月1日清晨，我带二营到达指定地点。此时，我二旅五团、六团在平汉铁路边正与敌人打得不可开交。五团、六团撕开了敌三十八团防线的一个口子，已有部分部队冲过路西，但缺口很快又被增援的敌人合拢堵上了。
事后得知：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被任命为“围歼”中原解放区的总指挥后，已严令所辖部队对我围攻。当查知我一纵向西突围的意图后，急令各部：“严密包围封锁，不得使其逃脱，将匪聚歼在平汉路东。”6月29日我军在阳平口与敌遭遇后，敌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沿平汉铁路紧急调兵遣将，第一九九旅、第一八五旅部署在铁路沿线，依仗着坚固的碉堡工事及地雷阵，妄图阻挡我军的突围。我军在阳平口避开敌人，欲绕道越过平汉路。由于雨大路滑，影响了行军速度，没想到多费了一天的时间，走了一个弧形，最后还是遇上了这伙敌人。
第六绥靖区司令官周岩凑集他们最大兵力，加强了原十三旅三十八团守备的王家店至肖家港间的铁路封锁线。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六旅和整编第六十六师第十三旅也火速南下。敌人铁甲车南北夹击，北从明港南下，南从孝感北上参加堵截。驻汉口敌空军也出动飞机支援地面作战，敌人使用空地立体火力，依仗工事林立，依仗着号称钢铁防线的平汉铁路，妄图将我突围部队“一举歼灭”。
我们连夜冒雨行军赶到铁路边时天已大亮，由于事先无法侦察，敌情不明，加之对地形也不熟悉，我只能从敌人拦截我军的枪炮声中判断敌人的部署情况。我军二旅五团占据一个小高地，施展火力，掩护还没突出去的其他部队。我带着二营看见敌人几个碉堡猛烈的交叉火力封锁着铁路，那些碉堡枪眼里吐着红红的火舌。路东的田畈和水沟里都是我军急待突围的部队，而南面增援的敌人越来越近。时间不等人，我急得双眼冒火，只有炸掉碉堡，我部队才能冲过铁路。
这时四连长押来一个敌军的俘虏，那俘虏说：“长官，你们过不去的，碉堡前面全都埋上了地雷，那是一片连环地雷阵。”
一听这话，我脑门上的青筋都暴了起来。狗日的国民党，老子豁出去了。我大喊：“四连，炸掉那个碉堡！”
四连张连长大声命令：“三班，准备炸药！”
“我去！我去！我上！……”四连的战士都在喊。
我知道，九团是在3月上旬部队整编时，由撤销的原五师第十四旅各团补充编入一纵三旅的。部队番号虽改变了，但战士多半是打过日本鬼子的五师老兵，连营干部中有的还是当年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
“机枪掩护，给我封锁住碉堡的枪眼！”我大声命令道。
我们的三挺机枪“哗哗哗”地打在碉堡上，腾起了一片砖渣。碉堡里的敌人发现了我们的意图，几挺机枪横扫了过来。
四连长命令还没出口，一位战士已抱着炸药包冲了出去。可跑了二十来米，就一头扑倒在地动也没动，我的心一震。四连长一挥手，又一个战士冲了出去，接过第一位战士的炸药包，没跑两步，肩部中弹又倒下了，我叹了一声。那战士负了重伤还想挣扎着爬起来，可他已无法支撑起身子了。
“连长，我是共产党员，我去！”又一个战士话音未落就蹿了出去。
只见他匍匐前进，又滚下土坎，沿着水沟猫腰朝前扑去。这个机警的战士，他想避开敌人的子弹，利用机枪火力的死角接近碉堡。就在我庆幸他快接近碉堡时，只见他身边火光一闪，发出了“轰”的爆炸声，这是他碰响了地雷。我闭上了眼睛，多好的战士！就在我们再要派人去时，我看到这个战士爬出土坎，向碉堡滚去，“轰、轰、……”的爆炸声在他身边响起，火光闪烁，身后飞腾起浓浓的黑烟。敌人的连环地雷阵全都炸响了，他是用自己的身体在滚地雷呀!他的手脚都炸飞了，为部队趟出了一条胜利的路。我的心像被刀戳着一样的疼。在地雷爆炸的硝烟中又有人冲了上去，碉堡中的敌人看不清我们，机枪在硝烟黑雾里盲目乱射。“轰隆”一声巨响，敌人的碉堡飞上了天。我一挥枪，四连勇士们高喊着“为三班长报仇！”的口号冲了上去。几个被炸晕的敌兵抱头鼠窜，愤怒的战士上前用刺刀捅了过去。
敌人另几个碉堡的机枪还在狂叫，铁路线已被我们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五团在路西掩护我们，我们九团二营在冲锋，其他的部队也冲了过来。沿途不少人中弹倒下，我军像潮水般冲过铁路，跃过距铁路不远的澴水河，突破了敌人苦心经营半年并称之为“钢铁封锁线”的平汉铁路。
我带二营才刚刚一天的时间，这一天战事十分紧迫，所以从连长到战士我都还未来得及认识。随后一段时间的战斗残酷而激烈，部队的人员变化频繁。那位用身体滚地雷壮烈牺牲的三班长，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这使我深感遗憾。烈士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铺垫了胜利之路，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7月1日黄昏，九团随纵队主力抵达大鹤山一带，与原在路西接应的第十五旅第四十四团会合。部队极度疲劳，在赵家棚地区休整一天后继续西进，到达应山西南的寿山。由于连日大雨，河水猛涨，府河浊浪翻滚，不能徒涉，部队不得不绕道北上。经大邦店、马坪、淅河，于6日到达随县的安居，尔后架设浮桥渡过府河。后来知道此时中原局命令南路军不去豫西，决定改向襄西前进。8日，部队到达茅茨畈休整一天。此时获悉敌整编第六十六师第十三旅、一八五旅、一九九旅，敌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六旅，敌整编第三师及整编第四十一师，分三路追来，企图围歼我南路军于襄河⑥以东地区。
军情紧急，时不我待。9日，部队分别朝襄河东岸的宜城县流水沟、雅口方向前进，二旅四团担任前卫，三旅八团担任后卫，部队准备抢渡襄河。10日上午到达流水沟的前卫四团找到七只木船，当晚四团在该渡口全部渡过了襄河。
我带二营择路向襄河东岸急进。10日夜，到达雅口以北的官庄，在这里遇到第二纵队王海山十五旅四十四团的一个营。我与该营长商议夜袭官庄乡公所。敌乡公所武装战斗力不强，七十几个人真不经打，战斗刚开始不久敌人就作鸟兽散。我们俘虏了十多人，并缴获少量的枪支弹药，最让我兴奋的是缴获了几只小木船，船虽不大，可我们渡河正好派上用场。
经过急行军，11日上午大部队分别赶到襄河东岸的流水沟和雅口两个渡口。然而连日的暴雨使得江水猛涨，渡口河面宽达千余米，浑浊的河水翻腾着白浪，河面见不到一只船。烟雨茫茫的襄河显得如此空旷，千军万马挤在了襄河东岸。据悉，我江汉军区罗厚福部已于6日全部渡过襄河，敌人地方部队为堵截我军，已控制了沿河的渡船。
流水沟和雅口南北相距约二十多华里。渡河部队分为两部，王海山十五旅四十三团、四十四团和我三旅九团从雅口渡河；王树声、刘昌毅等领导率纵队直属机关，二旅四、五、六三个团，三旅教导队、七、八两个团和警卫团从流水沟横渡襄河。由于河面宽阔，船只太少，渡河速度非常缓慢。大批部队云集渡口滩头，还有大量的骡马辎重和民夫，隐蔽等候在岸边的芦苇丛和小树林里。在雅口，王海山旅长指挥十五旅用我二营缴获的几只小木船，加上其他部队找到的少量船只，开始抢渡襄河。
夜幕降临，大地沉浸在昏暗的夜色里，襄河仍在怒吼、咆哮。战士们借着河面微弱的反光，正在紧张地摆渡，船只往返整整一个通宵。
两个渡口的渡河行动很快被敌人发现。12日拂晓，敌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十六旅一部率先从河西岸的岛口赶来堵击，与我已渡河的前卫四团展开激战。
九团在雅口岸边等候渡河。这时，国民党军的三架飞机从汉口方向飞来，沿着流水沟至雅口河岸疯狂地俯冲扫射投弹。我眼见着一架敌机死死盯着十五旅部队已到河心的一只渡船，来回俯冲投弹轰炸，炸弹落在船舷上，一声巨响，冲起一股数丈高的水柱，小船被炸翻了。河面上漂浮着木船的碎片，船上的战士全部牺牲在滚滚襄河中，襄河水顿时被鲜血染红。
前有波涛汹涌的襄河挡道，后有数万敌军紧逼追杀，我军大部被阻于襄河东岸，军情紧急，刻不容缓，这背水一战已使我南路军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敌机呼啸着俯冲扫射投弹，炸弹落在水里激起数丈高的水柱，俯冲扫射的机关炮打在河沿岸腾起一片稀泥水雾，许多人落水或倒在岸边。敌人掌握着制空权，我们极其被动。又一架敌机怪叫着俯冲下来，就在我眼前还有人在奔跑，我大喊：“卧倒！”可是已经晚了，敌机翅膀下火光一闪，机枪“突突突……”一条线地打了下来，有人中弹扑倒在地，我们冲上前营救。看着身边倒下的战友，战士们义愤填膺，我瞪着天空，两眼喷火，大声命令：“机枪朝天打飞机！”
二营的机枪都举起来，向俯冲的敌机开火了，不管打不打得着，仇恨的子弹撒向了天空。敌机拉起机头爬上高空，因怕挨揍，不敢再俯冲，只在高空盘旋投弹。后来我才知道，十五旅司令部协理员、王海山旅长的妻子袁启铭同志，就在这次空袭中不幸中弹牺牲。
为了掩护纵队主力过河，我三旅旅长闵学胜⑤率八团和二旅六团的两个营，在河东流水沟几个小高地展开，坚决阻击陆续赶来的尾追之敌。八团的指战员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战士们用步枪、轻机枪和手榴弹英勇抗击敌人，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枪声、炮声、爆炸声、喊杀声响成一片。八团和六团两千多勇士抗击着数倍于己的敌军，同敌人拼杀，反复争夺阵地，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着神圣的阵地，为主力部队渡河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这时我接到命令：立刻渡河！
我指挥二营分批登船。几个来回数小时过去了，我心急如焚，度时如年。登上二营最后一条船，可我乘骑的那匹牲口死也不上木船。在跳板上，马夫紧拉缰绳，警卫员刘传甫在后面用树条抽打，被枪炮和飞机惊吓的骡子又蹦又跳又撂蹶子，几个人都奈何它不得。敌机又来了一批，炸弹在船边不断爆炸，情况十分危急，若有颗炸弹落在船上，那后果不堪设想。我不能为了自己的牲口牺牲整船战士的生命，情急之中我掏枪准备毙了这捣蛋的家伙。警卫员谢少清冲上来一把将我拦住，突围开始，我所有的行装均已丢弃，就剩下这匹牲口，过河以后还不知前面有多少路要走。不管怎么说，这牲口在以前的战斗中也立过汗马功劳，谢少清不忍心我枪杀这骡子。
“轰”，一颗炸弹在附近爆炸，将离我们不远的另条船掀翻，许多人掉进水里。再也不能等了，我命令开船。木船缓缓驶离岸边，我的马夫和警卫员刘传甫，还有那匹不听招呼的骡子留在了河东岸。
襄河两岸激战正酣，东岸边我军还有许多部队在待渡。河中的每条船都在奋力拼划，许多人用铁锹，木板甚至用枪托当桨划水。枪炮声、爆炸声、呐喊声、划桨声和河水喧嚣声响成一片。我团渡过襄河，立刻投入战斗，渡河还在继续，那场面壮观而惨烈。
7月13日拂晓，南路军主力共七千余人渡过了波涛滚滚的襄河，蒋介石企图在襄河以东围歼我军的计划再一次宣告破产。后来得知，我们三旅闵学胜旅长率领八团和六团一部在河东阻击敌人，完成掩护主力过河任务后，因敌严密封锁渡口，控制船只，无法继续渡河追赶主力。未过河的两千五百余人，按纵队预先布置，在闵旅长的带领下，转战突围北上伏牛山。
南路突围部队强渡襄河后，又遇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十六旅的堵截。我军奋勇还击，击退敌人的拦阻。分兵两路，一路向南漳的安家集、报信坡前进；另一路则向南漳的武安堰方向前进。
敌一八五旅和十三旅一个团向南漳方向急进，敌整编第三师一部兵力在我军前进的路上穿插拦截。我九团和二纵十五旅四十三团的一个营，在金家铺痛击敌整编第七十五师十六旅四十六团的一个营和一个保安队，毙敌五十余人。二旅四团在刘猴集附近设伏狠揍了敌十六旅四十七团。我军两路部队在报信坡会合，随即向西北方向的谷城石花街挺进。
7月20日，我军由南漳的茅坪进入谷城石花街西南地域。较我先到达的国民党整编第十五师六十四旅第一四五团，慌忙加强防守，并电乞救兵。敌急令第一八五旅第五五三团向谷城增援，并令第十三旅第三十七团从龙门集方向朝谷城石花街靠拢。
第二天上午，我军前卫第四团进抵石花街西南的苍峪沟一带时，敌一八五旅五五三团赶在我军前面抢占了笔架山、乌蛇岭、黑山口等制高点，疯狂地进行堵截。敌一四五团和十三旅三十七团对我南路军后卫七团和我九团尾追侧击，形成前后夹击态势，妄图一举全歼我军。
苍峪沟距石花街八华里。这里群山起伏，悬崖绝壁纵横，只有一条小路从沟底通过。特别是黑山口，地势更加险要。敌人用机枪火炮严密封锁了黑山口，将我军四团堵在了沟底。我们在行进中就听到前面的枪炮声。此时，纵队命令三旅七团和九团坚决阻击尾追侧击之敌，保障整个南路军侧后翼的安全。
在刘昌毅副司令员和三旅政委张力雄指挥下，后卫七团直扑敌三十七团，我九团也展开战斗队形与敌人一四五团交火。九团和七团交替掩护向石花街外围的几个制高点冲去。我九团配合七团用火力压制敌人，七团很快就占领了两个小高地。七团抢占制高点后又用火力封锁敌人进攻的通道，配合我九团也占领了几个制高点。这时，敌人被动挨打顶不住，开始向石花街溃逃，我七团和九团发起了冲锋。
7月的中午烈日当头，酷热异常。部队自突围后没有一日不在行军打仗，极度疲惫。我团许多指战员的鞋都烂完了，战士们赤脚行军，大多双脚红肿，有的已经溃烂。战士们赤着脚追赶敌人，整个下午连续战斗，部队滴水未进。有些战士在追击途中中暑倒下了，就再也没有起来。七团和九团控制了石花街外围的主要制高点，太阳落山时包围了石花街镇，将敌人一个多团围在了镇中。我们等候命令准备发起攻击，消灭镇中的敌人。
晚九时许，得到消息，我前卫四团在二纵十五旅四十四团的配合下，拿下了黑山口，打通了通往武当山区的道路。此刻，我们也获悉情报，敌军主力正尾追不舍，步步向我紧逼。为了避免同敌主力决战，纵队领导命令，停止攻击石花街镇，立刻撤出战斗，甩开敌人，继续西进。此时我九团作为后卫，警惕地撤离石花街镇，向西疾行。望着石花街的敌军，我心中忿忿骂道：“他娘的，便宜了这帮狗日的!”
石花街战斗毙伤敌军三百余人，缴获了山炮四门、迫击炮一门、枪支弹药若干、战马十余匹、电台两部。阻击我之敌被我们打得溃不成军，暂时失去了战斗力。我军自突围后又一次摆脱了敌军的堵截合围，跳出了包围圈，打了进军鄂西北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石花街战斗后，南路军兵分两路向武当山挺进。我一纵向西南方向经谷城的紫金洞、官坊、沙河向房县青峰镇前进；二纵十五旅四十三、四十四两团沿均县和房县间向武当山进军。
我军进入武当山区后，敌人仍紧追不舍。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后面总跟着尾巴，敌军寻机同我主力决战。我南路军根据中央及中原局指示，决定以旅为单位分散行动，牵制国民党军的部队，配合华北、华中我部队作战略展开。一纵到达房县的青峰镇后，决定以武当山为中心，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
为了避开敌军的阻截，部队向房县以南的山区绕道西进。三旅和纵队直属队从青峰镇东，向房县南面的阳日湾前进。房县南部是大山区，这地方就是现在的神农架林区北部边沿。这里高山重叠，道路崎岖，坡陡沟深，有的地方只有羊肠小道，行军十分困难。这一带人烟稀少，粮食缺乏，补充给养困难，部队忍痛将一些骡马杀掉充饥。一些重武器无法带着行军，纵队命令将之毁坏扔进了深谷。
部队连日征战十分疲劳，加之后尾紧跟着敌军，当然不会掉以轻心。战士中的许多人没有了鞋，就用破布包裹着红肿的脚行军打仗。这真是一支钢铁的队伍，无论行军打仗，缺吃少穿，战士中没有人叫苦喊累。再困再乏，只要枪一响，人人勇往直前。就是负了伤，拖着走也不愿离队。就是这样一支硬骨头部队让国民党军伤透了脑筋。然而，在这样的硬骨头部队里也出现了个别的脓包软蛋。九团团长郑焰辉经不住敌人的残酷追杀，耐不住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带着老婆离队开了小差，最后竟投降了国民党，当了可耻的叛徒。
郑焰辉离队叛变后，部队作了紧急部署，纵队命令九团周凯政委改任团长，我任政委。
八月初，部队进至房县阳日湾一带休整。这一带人烟稀少，加之国民党反动派的横征暴敛、当地的保甲土顽的欺压，人民群众生活十分困苦。部队再次休整，但难以筹集粮食，只得继续西进。神农架原始森林林木浩瀚，部队行军有时一两天不见村落人烟，山沟树林中甚至都不见阳光。
自我军转移向神农架后，敌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十六旅一直尾随追击，不断对我军进行袭扰，危及我侧尾翼安全。此时我三旅七团和九团轮流担任后卫，几乎天天同敌人接触，可怎么也甩不脱这股敌人。
敌军各部也轮流替换尾追我军，依仗装备好，兵员多，总想一口吃掉他们认为的“疲惫之师”。敌人的骄横往往铸成大错。8月12日，纵队刘昌毅副司令员告诉我，中央直接电告，尾随紧跟我军的敌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十六旅第四十七团的一个加强营，已远离其大队有近一天的行军距离。纵队命令七团和九团坚决消灭这股敌人。我心中暗想，党中央真神了，真了不起，远在千里之外竟还知道尾随我部敌人的详情。
刘副司令员召集七团团长阙子清、政委何德庆和九团团长周凯、政委秦忠，共同研究确定了这次战斗方案，决定利用前面的险要地形设伏，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地打掉敌人这个加强。
刘副司令员命令后卫七团快速行军，先于纵直、旅直和我九团之前，抵达冠木河地区的莲花观、松木岭两侧设伏，九团三营跟随其后进入伏击阵地；命令九团二营殿后，伪装成主力部队的后卫，并故意“示弱”，显露疲惫大意，以诱敌深入。
8月13日凌晨，我率九团二营故意落后于旅直部队一段距离。我们按战斗部署与敌接火，牢记刘副司令员的命令：只许败、不许胜，打了一阵后就假装溃逃。我们一路“逃”，一路丢弃一些物品，那拖刀计的戏演得可像了。敌人以为有机可乘，拼命追赶。到达冠木河的莲花观时，我知道七团和九团的一个营早已完成设伏，于是带领二营在我设伏部队的面前“狼狈”穿行而过，按计划将敌加强营诱进我们的包围圈。
天亮了，敌人没有发现我设伏部队，一路追赶着我们二营，大摇大摆闯进了山谷。我七团二营和三营埋伏在山道两旁的树林里，九团三营顺山谷一字摆开，隐蔽在深谷两边的峭壁上。见敌人进入了包围圈，刘副司令员在一座破庙里发出攻击令并指挥战斗。霎时间，山谷里枪炮齐鸣，手榴弹轰隆作响。敌人突遭袭击，仓皇失措。我率九团二营听到枪响，立刻回头扑向敌军。前面是我九团二营，中间是悬崖峭壁上的七团，后面是九团一个营用火力封锁住了敌人的退路。敌人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八百余人被我军堵在山谷里成了瓮中之鳖。密集的枪弹打得敌人乱成一锅粥，许多敌兵在慌乱中掉下陡壁悬崖摔死，我军当场俘虏两百多人。除尾部跑掉少数外，我军一举歼灭敌一个加强营，缴获迫击炮四门、轻、重机枪十五挺、卡宾枪、冲锋枪数百支、还有许多军用物资。我军仅轻伤一名。这是我军进入鄂西北后的又一次胜仗，它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极大鼓舞了我军的士气。
冠木河战斗后，敌人学乖了，和我同等兵力的部队，只敢尾随，再也不敢跟得太紧。
8月25日，部队进至房县以南的田家山。在此遇到敌整编第六十六师的堵截。这真是个老冤家，从平汉路一直追到鄂西北。敌人已先我抢占大道两旁的高地。纵队命令七团和我九团夺取制高点，打通前进道路。我们两个团立刻发动进攻，几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攻下了几个山头，消灭敌人二百余人。中午过后，敌人集中炮兵和步兵反扑，妄图夺回失去的阵地。我们两个团同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打退敌人多次冲锋。经过一天的战斗，弹药消耗殆尽，部队用刺刀和滚石打退敌人在强大炮火掩护下的进攻。黄昏时，部队撤出了战斗。这一次战斗同敌人打了一场消耗战，我团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伤亡数十人，五连副连长和两位排长不幸牺牲。
田家山战斗后，九团和七团随大部队向房县的上龛一带转移。
8月下旬，我南路军第一纵队与先期到达鄂西北的江汉军区罗厚福部在房县的上龛胜利会师。根据中央和中原局指示，我们决心以武当山为中心，在鄂西北地区共同创建根据地，继续牵制国民党军部队，配合华北、华中战场，战略坚持和发展中原敌后游击战争，形成与全国解放区正面战场相呼应的广阔敌后战场。
我们中原突围的南路军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险恶形势下，历尽艰辛，英勇奋战，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冲破了敌人无数次的围追堵截，同数倍于我的敌军展开了生死搏斗，胜利实现了战略转移，取得了中原突围的伟大胜利。中原突围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吹响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号角，敲响了蒋家王朝注定灭亡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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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凯（1916—1995），四川通江县人。1932年参加革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通江县委宣传部长，仪陇县委宣传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任暂一师第三十六团营教导员、政委，新四军第五师第十四旅第四十二团政治委员，（黄）安麻（城）中心县委书记兼县长、县游击总队总队长、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三旅第九团政治委员、团长，鄂西北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铁路工程总务处副处长，贵阳铁路局房建处副处长，铁道部第二工程局行管处副处长、房产处副处长。
②    王定烈（1918—    ），四川宣汉县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五军团第四十三团警卫排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保卫组长，东进纵队第五支队骑兵连长、第五营教导员，冀鲁豫军区昆张支队支队长，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第八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四团团长，中原独立旅副旅长，江汉军区独立旅副旅长、独立第一和第二旅旅长，湖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副师长，独立第二师师长。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空军第二十三师、第十八师师长，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副司令员，解放军空军参谋长、副司令员。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③    南路军突围的行军序列，在过平汉铁路时因战斗原因发生多次变更。四团由原后卫改为前卫。在阳平口，八团和五团为后卫。七团在大部队全部过了平汉铁路和澴水河后由前卫改为后卫。
④    刘昌毅，即刘昌义。
⑤    闵学胜（1914—2002），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一团连长，红三十一军第七十三师二七九团侦察股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第十八团团长，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河南军区豫西支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三旅旅长，第二纵队第十五旅旅长，豫鄂陕军区参谋长兼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二纵队第三十五旅旅长兼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第十七军第五十一师师长，铁道兵后勤部部长，武汉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⑥   襄河，既汉江，又称汉水，古代也称沔水，长1570余千米，系长江左岸最大的支流。发源于陕西省西南部汉中市宁强县北的米仓山，东南流经陕西汉中、安康；湖北西部和中部，进入鄂西后北过十堰，过襄阳、宜城、钟祥、沙洋、天门、仙桃、汉川等市，在武汉市汇入长江。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9 21:03
58（旌指武当）


1946年8月下旬，中原突围的南路军同江汉军区罗厚福部队，在房县西南的上龛地区胜利会师。两路部队的会师增强了南路军在鄂西北地区的战斗力量。此时，中共中央电示中原局，要求中原突围部队在豫鄂陕及鄂西北地区生根立足，创建敌后根据地。
根据中央、中原局的指示，突围到鄂西北的南路军与江汉军区部队，为统一军政领导和开展创建鄂西北根据地的工作，在房县召开了会议，决定两支部队合并，成立中共鄂西北区党委和鄂西北军区。
鄂西北区党委成立时，同时确定了创建鄂西北根据地斗争的方针，并决定成立四个军分区。以竹山、竹溪、镇坪、白河等地区为一军分区（简称两竹分区），下辖江汉警卫团和江汉军区三团；以兴山、房县、保康、宜城等地区为二军分区（简称兴房保宜分区），下辖一纵二旅；以荆门、当阳、远安及襄北、襄南等地区为四军分区（简称荆当分区），下辖江汉支队和江汉一团两个营；以南漳、谷城、房县、保康北部、均县和郧县南部等地区为三分军区（简称武当分区），下辖以我所在的一纵三旅九团及二纵第十五旅三、六、九大队，王海山任司令员、汤成功任政委、周凯任副司令员兼九团团长、颜东山任副政委、胡鹏飞任参谋长、秦忠任政治部主任兼九团政委。另三旅七团和江汉军区二团组成野战旅，作为军区机关直属部队，由军区副司令员刘昌毅直接指挥。
鄂西北军区成立后，始终贯穿着敌之“清剿”与我之反“清剿”的斗争。尾随我南路军进入鄂西北的国民党军，调集整编第六十六师第十三旅、一八五旅、一九九旅，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六旅、十六旅，还有整编第十师第十旅、八十三旅，加上地方保安团共计七八万人对我鄂西北军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清剿”。根据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鄂西北军区决定各军分区的战斗部队以营、连为单位分散游击活动，适时休整和进行个别扩军，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许多块游击根据地。野战旅作为主力机动部队，集中力量打击敌人。
9月中旬，根据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王海山、陈先瑞奉命率十五旅主力第三、第六大队从武当山地区出发，调离鄂西北去陕南归还第二纵队建制。第三军分区仅剩下我一纵三旅九团和十五旅留下的第九大队的两个营。第三军分区的领导也随即进行了调整，由汪乃贵任司令员、张力雄任政委、周凯任副司令员兼九团团长、王良任副政委、胡鹏飞任参谋长、秦忠任政治部主任兼九团政委。
9月下旬，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李人林奉军区命令率部东渡襄河，回返大洪山重建根据地。四军分区司令员由军区参谋长张才千①兼任，率二旅四团及江汉支队等部在荆当远地区活动。野战旅不久就撤销了。
各军分区都面临着比自己力量强大得多的敌军，尤以竹山、竹溪的第一军分区和以武当山为中心的我三军分区为甚。为了对付敌人的“清剿”，军区刘昌毅副司令员率七团和原江汉军区部分部队，还有我三军分区部队一部，在武当山区运动作战。我三军分区以九团为骨干，几位军分区领导也分散率领部分部队。九团一营作为三军分区直属部队，由汪乃贵司令员率领，警卫着军分区机关；周凯副司令员带领三营在房县一带活动；我带二营以武当山为中心，活动在均县、房县、郧县一带的大山里。
此时，中原局指示：“凡我军活动到的地方应迅速建立政权组织。为了迅速建立根据地，必须用大力培植地方武装，以便将来部队集中使用时，仍由地方武装在该地区坚持工作。”随着各分区部队分散活动和创建根据地，9月上旬，鄂西北区党委即成立了地委、县委和各专县民主政府。第三地委决定成立均（县）郧（县）房（县）中心县委和民主政府，王良任书记兼任行署专员。为充实地方力量，我九团政治处主任胡恪恭抽调到地方任县长；九团参谋长贺佑三抽调到均(县)郧(县)民主政府任县大队大队长。由于斗争环境险恶，地方的县委及政府没有固定的办公地方，所建立的县、区、乡政权只是雏形。中心县委书记和县委书记都跟随部队行军。均（县）郧（县）中心县委书记王良和房县县委书记陶扬②还有军区卫生部部长叶果，就分在我带的二营，随部队行动。
武当山，位于鄂西北汉江南岸，西端与川鄂边大巴山相连，峰峦叠嶂，山势险峻，有上下十八盘、七十二峰、三十六涧之称，从峰顶俯瞰，沟壑山谷深不见底，山高林密，荆棘丛生。部队千里跋涉到此，初进山区，已十分疲惫。正当我军分散开展活动，创建根据地之际，国民党军以武当山为重点，发动了大规模的“清剿”行动。武当山以东和东南面，有敌宋瑞珂整编第六十六师三个旅共三万余人；西面和西南面，有敌罗广文整编第十师两个旅共两万余人；北面是敌廖昂的整编第七十六师二十四旅两个团。此外，国民党郧阳专署及各县有十多个保安团，加上乡公所等乡保武装等，国民党军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
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日子里，我军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武当山区山大人稀，经济落后，人民群众的生活本来就苦，一年中有半年食不果腹。国民党的大量部队占据此地，我军的粮食给养就成了头等困难的问题。部队从老百姓那里只能买到极少的食物，经常每天只能吃一顿饭，那顿饭也就是土豆、南瓜、萝卜，有时连这些东西也吃不上。9月，正是秋雨绵绵的季节，山区的早晚已经很凉了。部队突围时正是盛夏，战士们都还穿着单衣，经过长途跋涉和战斗，许多人都已是衣不遮体。部队的“穿”已成了严重的问题，但最困难的算是鞋子了，部队在山里行军打仗，翻山越岭，涉水蹚涧，原本不多的布鞋几湿几干，鞋底鞋帮就分了家，走不了几天，大家的鞋都张口掉底。没有鞋就打草鞋吧，可根本没时间打，敌人天天在屁股后面追，部队日日不停地走，夜夜要迁几个地方宿营。部队疲劳之极，有的人行军都闭着眼睛，休息或宿营倒头就睡着了，根本都顾不上打草鞋。许多战士没鞋了，干脆光着脚行军，在碎石上走，在荆棘中趟，脚破溃烂，行军路上一路血迹。
部队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弹药得不到补充。没有根据地，就没有自己的兵工厂，枪支弹药打一仗就少一些。再就是部队伤亡大，许多伤病员得不到及时治疗，又无法安置，有的人伤口溃烂、恶化至残，有的安置后遇敌搜捕惨遭杀害。许多战士负伤，宁肯咬牙跟着部队拖，也不愿离队，这更迟滞了部队的行动，增加了部队的负担。
武当山区的敌情日益严重，为了掩护军区机关和配合各军分区的行动，刘昌毅副司令员率领七团牵制敌人，翻越武当山，袭击了均县老白公路以北的草店；消灭了驻守在均县的保安团的一个中队一百余人；在谷城石花街以西击退敌整编第六十六师第一八五旅第五五三团增援部队。七团在老白公路以北地区同敌周旋，三次拖着敌人翻越武当山的老君堂、紫霄宫。七团牵制敌人，为军区机关和我三军分区分散的部队转移赢得了时间。
我带领九团二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后一路向南，但敌人整编第十师的一个团对我二营一直尾随。为了摆脱该敌，我们时而分散，以班排行动，时而集中，敌人也很精明，随着我们的变化而调整。我们集中他集中，我们分散他分散，致使我们后面的敌人总比我们多，我一个班，敌人就跟一个排，我一个连，敌人就跟一个营。因我们没有电台，分散后相互联络不便，只有靠人传信，这样的联络速度较慢。而敌人的一个团就有多部电台，且城镇、大村庄均为其占据，各个乡保敌人都设有电话，联络便捷。我们在所谓“棋盘”里转，日夜不停，致使部队被敌人拖得十分疲劳，总是处在十分被动的地位。我营分散后产生了种种不利，受到一些损失，我们不得不集中行动。于是，我营便拖着这股敌人越房县，过保康，最后到达兴山以北。非常幸运，我们遇到了我军二军分区的两个连，两支部队同尾随之敌打了一仗。敌人像只被打伤的疯狗，向我二军分区的部队扑了过去。此时我奉命北返，日夜兼程又回到房县地界。
我带二营在武当山以南辗转数日，终于找到了三军分区机关。汪乃贵司令员一见面就问：“你还有多少部队？”
我说：“有些伤亡，但还是一个整营建制，三个连都在。”
汪司令员说：“你还真不错呀，这边打的太苦了。十五旅走了以后，敌人以武当山为重点清剿，一营作为军分区的警卫部队压力太大，分散作战伤亡厉害。你拨两个连过来吧!”
我说：“司令员说了算！”于是将五连和六连交给了军分区指挥。
9月下旬，鄂西北军区召开军事会议(具体地点我已记不清了)，到会的都是旅级干部，王树声司令员作了当前敌情分析。这时我才知道敌情如此严重，敌人五个正规旅的兵力加上地方保安团对我鄂西北军区实行“合围清剿”。敌人在军事上采取“棋盘战术”、“分进合击”、“反复清剿”等战术；在政治上搞移民并村，“五家连坐”，强化保甲制度，并建立盘查哨、传递哨、情报网；在经济上到处设卡封锁交通、控制商贸，妄图将我们鄂西北军区部队饿死、冻死、并消灭在武当山区。在这种形势下，军区领导也转达了中共中央和中原局指示精神，要中原部队分散进行游击战争，继续在鄂西北和豫鄂陕边拖住和牵制敌人，为全国其他解放区部队的战略展开争取时间。
在会上，大家各抒己见，讨论鄂西北部队的战略战术方针。有的领导同志主张把部队化整为零，以班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其理由是分得越散，目标越小，利于隐蔽生存，便于发动群众，容易解决给养。我和刘昌毅副司令员，还有部分领导同志则认为：不能太过于分散，至少应以连营为单位行动，同时还要聚集一至两个团形成“拳头”，采取敌人分散我集中，敌人集中我转移的方针，主力部队跳到外线作战，军分区部队以连、营为建制控制政权，内外相结合，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在会上，我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以我三军分区为例，讲了分散与集中的实战情况，我的意见就是部队不能过于分散。王树声司令员听着听着就黑了脸，“啪”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小秦，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反中央，中央叫越分散越好，你主张集中，这是什么意思？！”
我那不甘示弱的牛脾气又上来了：“我怎么反中央了？中央离我们那么远，这里的情况中央也不一定很清楚。我不反对分散，但不能分得太散。现在是打国民党，不是打日本人。这不是在华北，我们现在没有根据地，我们不能用打日本的游击战方法对付国民党。部队过于分散，我们没有那么多电台，更没有电话，通信联络极为困难，不便于集中和指挥。我们凭两条腿走路，人家的汽车总跑到我们前面，这样总是东躲西藏，被动挨打……”
“反了你，小秦，越说越不像个话！”王树声大发脾气吼了起来，两眼瞪得溜圆。
刘昌毅副司令员见势不好，拉着我就往外走。“懋书，走、走，外面去，我们谈谈……”
我被拽到屋外面。刘昌毅说：“懋书，其实我和你的意见一样，分得太散，部队就没法打了。中央叫分散，我们可以灵活掌握，你在那里硬顶，他搞毛了给你一枪，有你的亏吃。”
刘昌毅的一席话让我惊出一身冷汗。我这才想起，红军过草地时，我发犟脾气和王树声军长硬顶，差点就被他毙了。这次要不是刘昌毅拉我出来，没准真会挨枪子儿。
我被刘昌毅副司令员拉到屋外，没有继续参加会议。后来得知，鄂西北这次会议因大家意见不一致，军事上仍按现状，以各军分区根据情况决定分散与集中。李人林已率部东渡襄河，返回大洪山，重建根据地。军区参谋长张才千率二旅四团到达南漳，与第四军分区和江汉支队会合，接替李人林兼任四军分区司令员。野战旅的江汉二团分散活动在襄阳、保康、谷城、南漳一带，组成第五地委和第五军分区。原野战旅解散后，七团仍由刘昌毅副司令员率领，归鄂西北军区直接指挥。
记得1952年，我任沙市纱厂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时，李先念（时任湖北省省委书记兼人民政府主席）、王树声（时任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吴世安（时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时任湖北省军区参谋长）等领导在沙市视察荆江分洪工程，在荆江大堤上，这些当年率中原部队突围的领导们又谈起了往事。谈到鄂西北艰难的斗争岁月时，王树声司令员深有感触地对我说：“小秦啦，几年前在鄂西北军事会议上，你的意见是对的呀，我拍你的桌子……”
我立刻打断王树声司令员的话：“司令员，那事早过去了，你就莫提它了，当时我那样说话也不对呀！”
李先念主席闻之插问道：“么样的？么样的？小秦，你说我听听。”
得知我们谈到当年突围和坚持鄂西北之事时，李先念哈哈大笑：“过去的事都过去了，我们现在活着就不错哟，好好建设我们的湖北吧！”
我的心头涌上一阵热潮，眼睛有些模糊了：这就是我的领导，这就是共和国的将军们，这就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多么赤热的心，多么坦荡的胸怀呀！
这些都是后话了。
1946年的冬季来临，鄂西北天气渐渐冷了起来。这里山大人稀，当地的人民生活原本就十分贫困，部队的吃饭、穿衣和伤病员的治疗都成了大问题。艰苦的环境使部队的非战斗减员逐渐增加，解决部队的冬衣和鞋子等给养，成了当务之急。刘昌毅率七团在武当山以西的大川、小川、茅塔、大木场一带活动。敌人发现七团是我军的主力部队，迅即聚集兵力从郧县、均县由北向南压来。我仅带着二营四连在武当山南麓打游击，沿途收拢了七团、江汉军区二团、还有我九团一营掉队、打散的人员共八十多人，我将他们组成一个连，这支队伍有了二百多人。敌人的一个保安团尾随着我们这支小部队多日了，相隔几十里也不打，像鼻涕一样粘着甩都甩不掉。
抗战时期，武当山乃至鄂西北都是国民党第五战区的防地，在此经营多年，建立了完整的政权机构，乡村也都建有完善的保甲组织，各乡镇均有电话通讯网。发动内战以来，国民党军和其地方政权联手对我中原突围出来的一纵实行了“清剿”。在军事上敌人由堵击改为分进合击，以保安团固守要点，或尾随我部队，以正规部队奔袭，采取“穿梭战”和“棋盘战”反复扫荡。以地方的乡保组织抓捕我军伤病和掉队失散人员，意欲消灭我有生力量；在政治上采取了移民并村、“五家连坐”、建立盘查哨、传递哨、情报网等手段；在经济上封锁交通、抢夺粮食。这种“清剿”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在鄂西北，我们没有根据地，没有民众的支持，没有情报来源消息闭塞；没有粮草被服的供应，没有枪弹武器的补充，没有后方医院安置伤病员，更没有办法补充兵源。
面对极其险恶的形势，我们执行上级的命令，坚持在武当山一带游击，展开艰苦卓绝的反“清剿”斗争。记得我们到达水竹园一带，迎头遭遇敌军，本想打一仗闯过去。可一交火才发现敌军人数众多，火力十分猛烈，没过一会山炮竟轰了过来。这是敌人的正规部队，正面有这强敌，后面又有尾随的保安团，不能硬拼了。我命令部队迅速脱离战场，一路向西转移。敌军发现我们是支小部队，分数路展开追击。
我们一路狂奔，乘着暗夜，到达了伏龙山。这伏龙山与武当山遥相对峙，相距大约有几十公里，因山体高大险峻、海拔高于武当山因而得名叫赛武当。天亮时分，我们发现敌人近在咫尺，马上向山上转移。敌人追着我们打，我们不得不边打边撤。这一带的地形我一点也不熟悉，手边连张地图都没有，想着先上山，脱离敌人后再寻路下山。可这山越来越高，越来越陡，敌人追到半山，把我们逼到了山顶。敌军在半山腰停歇了下来，没有再攻击。我不知道敌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乘此工夫布置了警戒，让部队喘口气。
山顶上朔风呼啸，松涛阵阵，遥望周身的地形，几座山峰拱肩护背，气势磅礴，如矛似剑，刺透苍穹。而我们所在的山顶突兀耸立，后面是悬崖峭壁，无路可走。我试探着站在崖边朝下望去，那是深不见底的幽谷，惊出了一身冷汗。看来我们被逼到了绝境，只有拼死一战了。为什么敌人追到半山腰不攻击了呢？他们在等什么？我飞快地思索着，他们是在等后续部队，围困我们的敌人担心自己的兵力不足，不能全歼我们。他们在等待最佳的攻击时机。对！一定是这样！我思索着如何冲出绝境，大不了就是鱼死网破。
山顶上有座红色墙壁的道观，我想在突围前向观里的道士了解一些情况就走了进去。这座洪钧老祖道观看来有年头了，拱手抱拳见过道长，我压着满心的焦虑直言道，我军现在已被逼上绝境，准备拼死一搏，若在山顶战斗将会牵连众道，道观也恐毁于一旦，我们准备冲下山去突围，下山的路是否还有别径？
那道长说，这青岩顶仅有一条路上下，后面就是百丈悬崖，无路可走。我无可奈何准备告辞，道长却让我在真武大帝塑像前抽上一签。我哪有这个心情啊！出于礼貌，抽了一签递给了道长说，我不信佛，不懂道，见谅了。道长看过竹签将其背在身后笑了，说抽中了上上签，我一头雾水。道长说：道家讲求天人合一。天有天道，地有地理，人有人论，物有物性。贵军替天行道，人心所向，地为尊理，物为其用。官长自有天相，请随我来。
我随道长来到悬崖边，他手指崖下说此处无路胜有路，官长有胆否？我探望这百丈深渊，心里阵阵发紧说这怎么下得去呢？道长笑道，我观里有长绳，从这里溜滑可直通崖底，我曾数次下去过，到崖底后寻采药小道可一直出山。我心中一阵狂喜，施礼感谢，欲马上行动。道长说，现在太阳当空，山顶虽有树木，可崖壁巉岩裸露，现在下去极易被发现，不可不可，还是等到太阳落山吧！
我担心我们走后敌人上来发现我们了无踪迹会报复道长。道长说，放心吧，我自会善后。我和侦察连郑连长回观内仔细检查了绳索，谢过道长，返回部队要做准备工作。
我召集几位干部，讲明了我对敌人的判断和突围计划，考虑沿途收集的失散人员较多，决定暂不向大家摊出突围方案，几人一致赞成。我又召集全体人员作战前动员，我说决战的时刻就要到了，部队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我一定把队伍带出去。现在除警戒外，所有人员休息待命，好好睡觉，养足精神准备战斗。
队列解散了，可战士们都没有走远。人们虽不知山下敌人的情况，但都预感到了形势非常严重。焦虑惊恐，忐忑不安的神情在一些人的脸上闪现。我知道这时候只有干部们的从容镇定才能稳定军心。我叫来几位干部，席地而坐，掏出我自己用纸糊用笔画的扑克打起了百分。我们故意“啪啪”地甩着扑克，若无其事地喊叫着。战士们都默默围拢过来。好一会，我说，大家都去休息吧。我听见有位班长劝大家离去，并悄悄对战士们说，不用担心，你们看政委和头们都在打扑克，他们心里有数，不用害怕，他们一定有办法带我们冲出去。战士们慢慢散去，我们继续打着扑克。虽然表面镇定，可内心十分焦急，抬头看着高悬的太阳，心里想着日头怎么还不落下去呀？！真是急死人呐！不觉后背一阵冰凉，冷汗浸湿了军装。
太阳西沉，敌人还没有动静，我判断是正确的，他们的后续部队没有赶到。当落日的余晖抹红山顶的松树时，我下达了命令：从百丈悬崖处开始突围！道长将长绳牢牢拴在两棵老松树上，将绳索抛下山崖。战士们信心十足，挨个握绳下滑。我几乎是最后撤离崖顶，拱手抱拳谢过道长，就顺绳滑下去。这悬崖也真是太高，不知道下滑了多长时间，双手磨破了皮，终于到了崖底。队伍乘着暗夜在沟壑深谷里探行，向北、向北，我们终于突围成功。
在反“清剿”战斗的日子里，面对气势汹汹的敌军，我们用敌进我进的战术，向北从敌人的缝隙中穿插过去，越过老白公路，到达了汉水和老白公路间的地域。因敌正规军已朝南向我七团扑去，这一带仅剩下敌人地方的乡保武装和少量的保安团，我们的压力相对较小。敌人正规部队南移，汉江以南、老白公路以北成了敌兵力空虚的薄弱地带。我武装力量积极活动，地方政权组织也在开展工作，当地的敌政权乡保甲长们也见风使舵，明里应付国民党军队和政权，暗地里为保全自己也给予我党我军方便，为我们做些事情。
一天，一直随部队行军打仗的县委书记陶扬要下去工作，说是下去后会派人与我联络。为了陶扬的安全，我特地让人找来了当地的保长，交待了有关事项，并让他保证陶扬书记的安全。
陶扬离队后一直没有音讯，我两次派人去，都未联络上，那保长也不明下落。后传闻，陶扬书记被敌人捕获并杀害。我感觉事态严重，陶扬下去工作只有该保长知道，我认为陶扬书记被捕，一定和这个保长有关，于是决定找那保长算账。
没过两天，我侦察员就将那保长抓获。我二话没说，决定枪毙了他。战士们将他押到野地里准备执行死刑。那保长不知为何要杀他，惊喊怪叫地大呼冤枉，说是死前一定要见我。战士们向我报告，我让押了上来。那保长一见我就跪地大叫：“秦政委，我冤枉呀，我没干坏事，你为啥要杀我？要杀总得让我死个明白才好，我上有老下有小……”
他一把鼻涕一把泪，两手撑地不住地磕头。
我气不打一处出：“你个裸日的，你还不明白自己干了啥坏事？我们的陶扬书记已被你们抓去杀了。陶书记下去工作，这事只有你晓得，不是你是谁？我不杀你杀哪个？！”
保长一下子抬起头，睁圆了眼睛，愣了半晌，忽然疯癫般地大笑起来：“我死不了，我死不了……”
我们感到奇怪。他缓过劲来接着说：“我的政委耶，你冤枉我呀，我没有出卖陶书记，他现在好好的，我给他安排了一个地方，很安全，不信，你可以派人去接陶书记。”
我半信半疑，决定先扣下这保长，派人接陶扬。没两天，派出去的战士回来报告说：陶书记在那里，因生病不能回来，就写了封亲笔信给我带回来了。
我看了信，确认是陶扬的手迹，这才相信了那保长。于是让人松绑放了他。那保长见面就对我拱手施礼。我安排了一桌饭为他压惊，该保长此后为我党我军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在敌情相对减轻的情况下，我带领的二百多人武装，为发展我们的政权配合地方工作，联系群众，宣传群众，广泛地接触社会各界，甚至三教九流。在这国民党长期统治的大后方，群众也逐步了解了我们。
记得有一天，我和侦察连郑连长、警卫员，还有七八个战士赶路，路过一小镇的饭铺，就进去讨水喝。当时饭铺里已坐有十多人，也在喝茶。我进了店堂，同人们打了招呼，就选了旁边的桌子坐下了。警卫员谢少清站在我的身后，郑连长坐在我的右边，其他的几个战士就坐另一桌。店老板张罗着生意，给我们斟茶。
说来也巧，当时我屁股右边长了一个火疖发炎成疔疮，不得不用左半边屁股坐了半边板凳。哪知坐在店中另一张桌的一位壮年汉子见状，便向我拱手说道：“小弟不必拘礼，请坐正。”
他这一说，店内的其他人都离座退到墙边站立。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是怎么回事。
还是郑连长机警，他悄悄在我耳边说：“政委，他们是洪帮的人，说话的人肯定是老大。在帮规里，老大在场说话，其他人都不能正坐，你这种坐法应该是老五了。他叫你坐正，你就不用客气，尽管坐正好了。”
我这才想起，侦察连郑连长是豫西南的人，在家时曾参加过洪帮，懂得他们的规矩。我忍着痛，呲着牙，坐正了。却见一帮汉子上前对我拱手施礼，有叫我“五叔”的，也有叫我“五爷”的。我赶紧站起拱手还礼。
那为首的壮年汉子开口道：“看得出来，小弟不是本乡人，但也是我们帮中的。没想到共产党里也有我们的兄弟，遇到你，开心！”
我一头雾水，全由郑连长去应对。将错就错，还是把这“五爷”当下去。当得知我在军中是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时，为首的老大甚是高兴。他并不明白这是多大个官，只觉得一个团长都要管上千号人，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能管团长，就真了不得，想不到洪帮还有在军中做大官的人，大有光耀帮会，长脸门风之喜。于是，他推举我为帮中的“红旗大爷”。郑连长告诉我，“红旗大爷”的地位在帮中很高，社会上有名望有地位的人才能担此职任，“红旗大爷”用不着管帮里的事，老大以下的首领和帮员尽孝尽职后，“红旗大爷”只要赏钱派饭就可以了。这时，为首的老大把我拥到上座，下面一群洪帮帮员对我三扣九拜。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就当上了洪帮里的“红旗大爷”。
紧跟着，他们叫来酒菜摆宴祝贺。那年月，老百姓的生活很苦，也没什么好吃的。上菜了，有人高叫：
“青龙一碗。”我一看，就是一碗清炒豇豆。
“元宝一盘。”就是蒸芋头。
“卧凤呈祥。”这还是道正经菜——红烧公鸡。
一碗黄酒一碗饭，同洪帮交了朋友。洪帮的帮员兄弟多是穷苦百姓，后来我们有许多困难也都是这些洪帮兄弟相助，有了他们的帮助，信息灵多了。
一天，部队探清了敌情，决定奔袭花果园乡公所。我率二百多人连夜急行军四十里，乘敌不备，打它一个措手不及，消灭了二十来人，俘虏了一大串，我无一伤亡。我们缴获了物资钱财，将俘虏全放了，当夜又返回了驻地。由于洪帮兄弟给我们送了许多准确的情报，我们二百来号人的小部队游刃自如，在这里活动没有受到损失。我这“红旗大爷”当得十分轻松，用不着费太大的劲，要做的也就是请客吃饭，派发“银子”。反正这些钱都是打敌人乡公所缴获的，给了穷人也不为过。
11月上旬，部队乘敌不备打了黄龙乡公所，缴获也颇丰。我们用缴获的银元买了土布和棉花，准备解决自己的冬衣。在洪帮兄弟的帮助下，布和棉花买来了，我按每人一件棉衣的布和棉花分给大家，并说：人人动手，自己做棉衣。二百多号大男人弄来了针线，可没人会做棉衣。我请来当地的大嫂、大娘们帮忙，先将那籽棉用竹条子抽打松蓬，挑去棉籽，将白土布放入草灰水浆中烧锅染色，布料一锅锅煮好后，再拿到河里漂洗，然后晾干。在乡亲们的指导下，战士们絮棉缝制冬衣。我在裁剪时遇到困难，对棉衣的领口不知如何下手，警卫员谢少清，拿了只瓷碗反扣着比划裁剪，算是开了领口。几经改缝，棉衣是做好了，可领口开得太大，穿在身上都露出了半截前胸，我找了块布塞在领口，算是解决了问题。不管怎么说，这棉衣总比单衣抵寒。
穿上了新棉衣，大家十分高兴，干劲十足。在洪帮兄弟们的帮助下，我们又奔袭了茶店乡公所，这一仗又歼敌十多人。因没有敌人正规部队撑腰，那一带的乡保武装还没见到我们，早已闻风而逃。就这样，我们没费太大的劲，没有受到损失，就解决了给养问题。
我们二百多人的部队在老白(老河口——白河)公路以北活动了近两个月。11月中旬，洪帮的兄弟告知，国民党军第一八五旅从东向西开来。我们在桐树沟附近见到敌人在墙上写的大标语：“活捉刘昌毅，消灭第七团”。于是，我猜测，刘昌毅副司令员带七团一定就在附近，我们决心找自己的主力部队。
东面传来隆隆的炮声，我判断这一定是我们的部队在同敌人战斗，于是命令队伍火速东进，迎着炮声一路急驰。枪声能听见了，从老乡那里知道这是均县的娘娘山。
冲入炮火连天的战场，我见到了刘昌毅副司令员。
刘昌毅见到我喜出望外：“伙计，你来得正好。手上有多少部队？”
“两个连。”
“好，马上进入阵地！敌人已三面把我们包围。阙子清打了一天。你去南面那个山头堵住敌人，我们今晚突围。来不及说了，快去！”
“是！”我带领部队扑向阵地。
山头阵地已是一片焦土。敌军又发起攻击，像蛆虫样拥了上来。七团的一个连打得非常艰苦，手中已没有子弹，同冲上来的敌人拼了两回刺刀。我们增援后很快将敌人压了下去。遮天闭日的硝烟笼罩着整个阵地，初冬的太阳在硝烟中显现出一个白森森的圆盘。太阳落山时，我军发起反击，整个部队开始了突围行动。我受命带领这两个连掩护主力杀出重围。我们二百来人抗击着两千多敌人的进攻，战斗异常激烈。我四连张连长在这次战斗中不幸牺牲。
我得知七团突围后，按命令撤出阵地向西转移，跟随主力尾进。从俘虏口中得知，敌整编第六十六师第十三旅和整编第十师的一个旅已向我们扑来。我部队迅速西进，抵达了郧县的茅坪一带。为防备敌军进攻，部队不得不在茅坪一线构筑防御工事。
敌人三个旅严密封锁了老白公路各个要道，防止我们从老白路以北向南转移，并用四个团的兵力对我军阵地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我带领的两个连汇入七团，由刘昌毅副司令员统一指挥，战斗异常激烈。我们打退敌人多次冲锋。在战斗间隙，七团团长阙子清找到了我，我们两个从红军时期就在一个部队的老乡、战友又相见了。
“伙计，你的队伍这样整齐，都有棉衣穿，不错呀！”阙子清羡慕地说。
我这才注意到七团指战员许多人还穿着单军装，可那哪叫军装呀，早已是褴褛之衣了，使人不由得鼻子一阵发酸。
从他那里我才知道，敌军认准七团是我军的主力，于是调集一个旅的兵力，日夜围追堵截，还有其他的部队协同封锁，妄图一举消灭七团。七团几乎是天天打仗，日日行军。原和江汉军区二团组成的野战旅撤销后，七团和我三分区十五旅九大队的两个营一起活动，这支部队连续作战，减员太大了。此时，我们一千多人被敌军围困在茅坪、马蹄沟一带，形势十分危急。
敌人又一轮的进攻开始了，炮弹呼啸而至，整个阵地一片火海。在敌猛烈炮火的攻击下，我们的伤亡不断增加。我和阙子清并肩战斗，带领部队顽强抗击，将冲上来的敌人打了下去。在战斗间隙，阙子清和我约定，在这危急关头，我们俩无论谁牺牲了，对方一定要将口信带回黄安老家。
此时，刘昌毅副司令员为难地对我说：“懋书，七团打得很苦，减员太大，现在干部多，战士不够。七团干部编制都在，我不好给你安排呀！”
我说：“司令员，只要有仗打，你不用给我安排什么职位。”
“那好，我和你商量个事，你把队伍交给我统一指挥，你先带一个班设法突出去，去军区找王司令员（王树声），我带队伍打出去后去武当山，再向南靠，同军区会合。”
我说：“你放心。我一定突出去！”
刘昌毅副司令员写下亲笔信，介绍了我作战的战绩和保存的实力及解决了棉衣、掩护主力后将部队交给了七团等情况，让我将信带给王树声司令员。
刘昌毅满脸胡茬，一身尘土，站在前沿阵地的硝烟烈火旁像座铁塔金刚，他那被枪弹打豁的嘴说话仍关不住风，破成碎片的单军装早已看不出颜色，并不壮实的身躯在寒风中被冻得瑟瑟发抖。我心里涌出一阵酸楚，脱下自己那领口大得可露前胸的棉军装，披在他的身上，便带着警卫员谢少清和八个战士离开七团。刘副司令员让一纵卫生部赵基魁部长跟随我们一起去找军区。此时，我们从敌人的结合部穿了出去，一直向南进入了武当山。
我们十一个人在武当山区的深山老林里转悠，怎么也找不到军区机关，也找不到我三军分区的部队。后来才知道因敌情严重，我军区机关一直没有固定的位置，这时早已向南转移了。
我们一帮人在大山里寻找部队，寻找军区机关，风餐露宿，跋山涉水，还要时时提防敌人。12月的武当山非常寒冷，天降大雪，漫山皆白。为了不暴露目标，我们边走边扫雪，掩盖我们的足迹。在这深山老林里，我们全靠树皮、葛根充饥。偶尔遇上人家就讨点苞米煮粥吃，大家便欣喜若狂，有时泡点黑木耳煮煮就是上乘佳肴。我们找不到村寨时，只好露宿在雪地里，拣些枯枝燃火取暖。长时间行军作战，身上的衣服被汗水和雨雪浸湿无法换洗，浑身上下生满了虱子。成团的虱子掉进火里“噼啪”作响，同志们都说这叫“革命虫”，身上没有这“虫”的就不是革命者。大家胸前烤热了再烤后背，这情景就像当年红军长征时一样。有人说这比长征还苦，长征只是自然环境艰苦，现在除了自然环境艰苦外，还有敌人的追杀。
在深山老林里转悠了一个多月，多次遇见我军各部被打散、因病掉队的战士。由于我们急于寻找军区，担心非战斗人员多了拖累这支小部队，易暴露目标，因此未去收拢这些人员。在山中，我们几遇敌军，打了就走，两次甩脱了敌人的追击，但警卫员谢少清负了伤。走出武当山区，我们终于在保康地域找到军区机关和王树声司令员。见到首长和同志们真是倍感亲切，大家高兴得直淌眼泪，那种喜悦的心情好似孩子找到了亲娘。
高兴之余，我得知此时的敌情相当严重。鄂西北军区机关及一、三军分区因形势所迫，已相继南撤至保康、南漳、远安、荆门及当阳一带。
1947年1月上旬，我得知阙子清带领七团一营在均县、房县和谷城交界的乌牛观一带被敌军的一个团包围。七团一营与敌激战竟日，终因敌众我寡，部队被打散，部分人员冲出包围圈，阙子清等不幸被俘。我为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担心，阙团长生死未卜，我的心无比沉重。
北风呼啸，暴雪狂卷，中原突围的南路部队困陷在莽莽的山野中。环境异常残酷，部队许多官兵因冻饿而死，非战斗减员严重。敌人的“清剿”仍在进行，我们能够坚持吗？！武当山的旌旗还在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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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才千(1911—1995),湖北麻城县(今麻城市)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十一军副营长、营长，红三十一军第二七九团团长，红九十三师副师长、师长，红四军参谋主任等。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七七○团团长，豫西支队司令员，河南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二旅旅长，鄂西北军区参谋长兼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江南游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原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副政治委员、司令员兼江汉军区司令员，湖北军区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十五兵团军长，海南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武汉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②    陶扬（1915—    ），原名陶锡西，河南滑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编辑，京（山）应（城）县委宣传部长，云梦县委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京山坪坝工委书记，云梦县委副书记，公安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委宣传部宣传处长，湖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主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湖北省委统战部长，湖北省政协副主席。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9 21:03
59（血染桐柏）


春节期间，我们抵达远安以北一带（老百姓天天燃放爆竹，印象很深）。在那里，我见到了王树声司令员和张才千参谋长，军区重新为我分配工作，王树声司令员让我去二军分区五团任副政治委员。军区派人送我去了二旅。
在那里，我向杨秀坤①旅长和刘健挺②政委报到，此时，他们分别是二军分区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在五团，我见到了延安“抗大”时的同学舒烈光③他此时是该团的政治委员，还有五团团长杨洪先、参谋长徐养德等。舒烈光见我的警卫员谢少清负了伤，就重新给我安排了一位警卫员，叫张益保。
2月13日，五团在孟家岗休整一天，第二天将要出发。舒烈光向我介绍了当时的情况：五团在三天前接到军区参谋长张才千的电令，要求五团速向四军分区四团靠拢，然后兵分两路，南渡长江。此时五团经过三天的急行军十分疲劳，打算休整一天后再行动。
我在此时到任，真没想到，就是因为休息了这一天，五团贻误了战机，错过了南渡长江的机会，迫不得已东渡襄河，转战荆楚，浴血桐柏，惨遭灭顶之灾，我个人也历经了无数的磨难，尝尽了人间的艰辛。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当时的全局形势。1947年1月，国民党军对我鄂西北军区发起了又一轮进攻，猖狂地由西北及北、向东南及南压缩，企图将鄂西北军区部队“围歼”在长江、汉水的三角地带。面临严峻的局势，根据地日益缩小，第一、二、三、五军分区和鄂西北军区领导机关，先后南撤到敌情相对较轻的荆(门)当(阳)远(安)地区，与四军分区会合。
2月4日，根据中原局的指示，鄂西北区党委在远安以东的老观窝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一致认为：自中原军区江汉军区部队和一纵突围到鄂西北以来，在鄂西北地区坚持斗争大半年之久，牵制了大量的敌人，使其不能北调，有力支援了各解放区兄弟部队的作战。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原局指示，鄂西北军区部队应采取内线坚持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斗争方针。区党委决定：军区副司令员罗厚福率领原江汉警卫团（六七百人）化整为零地分散游击于南（漳）保（康）、荆（门）当（阳）远（安）地区；军区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以争取主动权，即张才千率领军区机关及警卫部队和四团（一千二百余人），军区副司令员刘昌毅率领七团（七百余人），二军分区司令员杨秀坤、政治委员刘健挺率领五团（八百余人），这三支主力出去，到外线转大圈子。
于是，军区参谋长张才千于2月9日电令五团向四团靠拢，尔后兵分两路南进，原拟定五团为东路，经当阳淯溪河，直插沙市以西渡过长江；四团为西路，由宜昌以东南渡长江。不久，张才千率四团从宜昌古老背镇(今猇亭)胜利渡江成功，与先期过江转战于湘鄂西的李人林部会合了。
据说2月12日，四团渡江前尚在观音寺附近的南家畈、方家口地区集结待命。五团经过三天的急行军已十分疲劳，需要稍事休息。当晚王树声、张才千、王定烈、杨劲等同志分析了情况，认为敌军已逼近了我驻地，若都到齐了才行动，目标太集中，企图易暴露，渡江难以成功。断然决定，王树声司令员等领导人当晚立即动身化装前往华北。由王展、王克强、樊敏夫率领县大队就地坚持斗争。为分散敌注意力，四团首先行动，以吸引敌人，并函告杨、刘，让五团休息一天后即按预定计划行动④。
我五团在孟家岗休息一天后，按原计划南行，欲抢占沙市以西的李埠，从那里抢渡长江。南进途中，我团侦察兵在襄沙公路附近，捕获了敌军十三旅一个号房子的副官，从他的嘴里得知，敌人一个旅已封锁了江陵至沙洋一线，并向我们扑来。根据敌情，看来长江是过不去了。杨秀坤和刘健挺临时召集我们五团的几位干部在一个地坎边开会，大家认为，北、南、西三面均是敌人，为避免与强敌决战，临时决定部队调头向东，抢渡襄河。
17日，五团抵达钟祥以南的石牌，决定趁敌正规部队尚未到达之际东渡襄河。部队在附近恰遇敌运粮船队，一阵短暂的战斗，消灭了敌人，缴获了敌运粮船队，解决了渡河船只。在当地群众的积极支持下，我团开始渡河。由于船小，每次载人不多，渡河一直持续到夜晚。我军东渡襄河得到沿岸群众的大力支持，记得有一个小伙子是他家的独生子，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为我军渡河摇桨使舵，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夜渡襄河时，虽未遇敌人拦截，但渡河中也有损失。南远中心县委书记吴天成和十多名地方干部乘船行至江心，因船小人多，激浪掀翻木船，全船人落水。木船沉入水中，十五人不幸牺牲，仅有三人被救幸存。
我团东渡襄河的行动，打乱了敌人的原计划。我带领八连作为后卫掩护着全团的渡河，待八连渡过襄河踏上芦苇滩时，敌人刚刚赶到河边，因不见我团的踪影，漫无目的地放枪。我团渡过襄河后，在长滩埠同敌保安团打了一场遭遇战。这一仗惊动了敌人，敌正规部队一个团从京山火速向我扑来。我团从京山南面的天子岗直逼应城县汤池，然而，这时敌人已有准备，汤池的敌军也出动拦截。我迫不得已转头北上，整整绕了京山县城外围大半个圈，才从火龙铺穿插出去。据侦察，敌整编第七十五师又一个团从京山县宋河出动，同我并行，在我右翼窥视我行动。杨秀坤司令员决定，日夜不停，一定要抢在敌人前面进入大洪山，再经随县、枣阳、桐柏、泌阳，准备转移到豫西伏牛山后，打到华北去。
部队一天一夜的急行军，行程一百八十里，终于到达了大洪山。我们刚休整两天，敌人就到了。在大洪山区迎着敌人又打了几仗，部队有些损失。据情报，随县、枣阳、钟祥乃至远在襄樊的敌人均已出动，都向大洪山逼近，看来，大洪山非久留之地，于是，五团被迫北上。经过几次战斗，我部已弹药消耗殆尽，部队决定趁大敌尚未到达之前，尽快设法补充给养。我们打下安居、环潭乡公所，缴获一百多支枪和许多子弹，抓到的俘虏全放了。又一次急行军，迎着枣阳来敌，擦着枣阳的边直奔桐柏山。
桐柏的3月，天气寒冷，朔风扑面。大地还未吐绿，光秃秃的树林枝叉在寒风中摇曳。只有树林里、岩石下的小草开始返青，在残酷的环境里挣扎，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
五团沿路征战虽未受太大的损失，但已是人困马乏。通过电台联络，我们得知张才千参谋长率四团渡过长江后又渡过了清江，已在五峰县红渔坪同李人林部会合，并成立了江南游击纵队。这一消息鼓舞着五团的士气。原一纵二旅自突围以来，现已一分为三了：四团在湘鄂西；六团大部为掩护主力，自己未能过襄河，后随三旅闵学胜旅长北上入豫鄂、陕南；五团几经鏖战，进入桐柏山时，主力已不足八百人。形势确实严峻。
我们在桐柏又同敌人打了一仗，从俘虏的口中得知，敌军部队有不同的番号，也就是说敌人的多支部队已抵达桐柏。桐柏也不能久留了。我团立即出发北上，向泌阳前进。
到达确山西北地域时，敌情更加严重起来，这里地处平原，交通方便，敌军机械化部队运动速度快，于我不利。此时，我向杨秀坤司令员提出：部队应该向西靠，离平汉铁路远些，同时应该加快速度，不惜代价，快速进入伏牛山区。杨司令员为难地说：“秦忠啊，你刚来不知道哦，部队两个多月来，天天急行军，打恶仗，太疲劳了呀。这伤病彩号又多，部队都拖垮了，实在是快不起来啰!”
据我侦察员报告，方城、泌阳和驻马店一线的敌人已经出动，妄图在豫南平原地带围歼我团，看来北上的路也被敌军堵死。我团当即决定改向东南行进，打算过平汉铁路东去，进入大别山，再向豫皖苏解放区前进。
3月16日，五团来到信阳西南的白庙子一带，正在山中行军时突遭敌整编第八十五师一部堵击，乃奋起反击，但敌人不断增援，我们很快陷入敌军的重重包围圈中。杨秀坤司令员命令杨洪先团长、舒烈光政委和我各带一部，立即抢占有利地形抗击敌人。部队分为三部分勇猛顽强地与敌拼杀，抢占了几个小山头。敌军将我们三个山头分割包围，炮弹呼啸飞来，硝烟、烈火、爆炸声将阵地搅翻了个。我们拼命打通相互联络的通道，刚打通又被敌人切断，反复了多次，战斗打了整整一个上午，情况越来越危急。敌人的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赶到，再这样对峙下去，五团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杨秀坤司令员就在我这个山头指挥战斗。
敌军是全美械装备，火力异常猛烈，那枪炮声像洪水汹涌狂泻的波涛，几乎都听不到间歇。不少碗口粗的松树被敌机枪扫断。杨司令员身边的机枪射手一下子躺倒两个，他急切地接过机枪就打。敌人围了上来，他嘶哑的嗓子吼着装弹手填弹，根本就顾不上指挥了。我指挥着身边的部队，巩固几个机枪点，命两个连队占领有利地形，我们的还击暂时堵住了敌人。杨司令员的警卫员将他拖了下来。他焦急地问我：“现在怎么办？”
我说：“这样打肯定不行，不能和敌人拼消耗，我们的人和弹药不多，抵不住敌人的进攻，必须立刻转移。”
杨司令员说：“我们已被分割，不打，脱不开身！”
我焦急地说：“现在是千钧一发，只有我这山头的后面，敌人还没围上来，赶快撤出那两个山头，向我这边靠拢。我和八连留下来掩护部队向西突围，现在还来得及！司令员，快下命令！”
杨司令员下达命令：部队立刻撤出战斗！
杨洪先、舒烈光率部队撤出各自的山头与我靠拢了。部队集中力量打了个反击就准备转移。我对杨秀坤说：“我留下来掩护，你们赶快走。我坚持到天黑再追赶你们。如果我牺牲了，就告诉我爱人谢建华。如果我能活着回来，你一定给我证明。”
杨司令员用力握着我的手说：“那是当然的。我们先走，重任交给你啰!坚持到天黑就撤出战斗追我们，我们的方向是朝东过平汉路。”
“是！”我答道。
部队撤出阵地前给我们留下了弹药。敌人此时占领了我们刚放弃的那两个山头，顿时骄狂起来，所有的炮火向我们倾泄过来，跟着轻重机枪也横扫过来。大部队边打边撤，就在这时，舒烈光政委不幸中弹牺牲⑤。大部队还在抵抗敌人的进攻，我对杨司令员和刘健挺政委大喊：“快走！再等就来不及了！”
大部队迅速撤出阵地，向敌人火力较薄弱的西面突出去。八连的战士见到舒政委牺牲了，个个怒火中烧，义愤填膺，复仇的子弹射向敌人。八连的勇士们抗击着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战斗从中午打到黄昏，子弹打完了就拼刺刀，刺刀捅弯了就用石头砸。敌人冲上来，又被我们赶下去，我已记不清打退了敌人多少次冲锋。
炮弹将阵地耕犁了一遍，焦黑的土壤已见不到一点青绿。硝烟遮天闭日，早春落日的余晖也暗淡无光。战斗间隙，战士们爬出阵地，寻找敌人尸体手中的武器弹药，准备再战。阵地上到处都是敌人和我八连战士的尸体，我看到我们一个牺牲的战士和一个敌兵双双躺在地上，两人的刺刀都捅入了对方的胸膛，我们的战士睁着双眼，死不瞑目，那战场的惨烈情景震撼人心。敌人几度攻占了我们的阵地，但均付出了极重的代价，敌人在我阵地上躺倒了一片，估计也有大几十人。
八连是支英雄的连队，我到五团不久，带八连打了好几次硬仗。八连也是五团中惟一建制较完整的连队。大部队撤离前还有一百三十多人（杨司令员将其他建制不全的连队剩余人员并入了八连），经清点现在只剩三十余人，八连近百人已倒在了阵地上了。我回头看看幸存者，三十余人有一半是伤员。大家渐渐向我围拢过来，重伤员也向我爬过来，我们围成了一团。轻伤员缠着的绷带已看不出原有的白色，一个重伤员被打断了腿，还在那里一发一发地往弹匣里压子弹。人人身上染着血污，张张脸庞被硝烟熏得黢黑。望着这群勇敢坚强的战士，我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有人说：“政委，下命令吧。我们听你的！”
我坚毅地说道：“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天黑。人在阵地在！”
“人在阵地在！不怕牺牲，完成任务！”
天黑了下来，我估计大部队已突了出去，掩护任务已完成，我命令八连撤出阵地追赶大部队。这时敌人又发起了进攻，妄图将我八连消灭在阵地上。我正准备带领六名战士阻击敌人，让其他人赶紧撤退时，敌人像蝗虫般拥向山头，密集的枪弹射向阵地。就在这时，一颗罪恶的子弹洞穿我的左腿，我感觉像有人用锤子狠砸在我的腿上，一个踉跄扑倒在地，手上的枪甩出老远，血像涌泉般汩汩流出。我挣扎着想站起来，可那腿一点感觉都没有，仗着一股子年轻血气，我扑出去拣起地上的枪欲向前冲去。警卫员张益保一把搂着我大喊：“政委，你挂彩了！脉管打断了，不包扎，血就流完了！”
他撕了块布条一边给我包扎伤口，一边呜呜地哭。
敌人已冲到了半山腰，情况十分危急。我知道自己负了重伤走不了，决定一个人留下来掩护，让所有的战士赶快撤离。可三十多个战士们都围了过来，谁也不走。有人说：“我们不能丢下政委不管，要死就死在一起！”
我心急火燎大发脾气：“放你妈的屁，都要给我活着！还不快走，等什么？走！”
张益保还在哭。我又骂道：“你个裸日的哭么事，没出息!都给老子走！……”
正发脾气着急，一阵痛楚袭来，我竟晕死过去。
后来得知，战士们顶住了敌人的两次进攻。撤出阵地时，张益保背起我就跑，三十多人边打边撤，轻伤员背着重伤员，相互照应，一口气冲出了阵地。因天色漆黑，敌人看不清我们的去向，也就没有追赶。张益保背我下山后，战士们砍树枝为我弄了副担架，几个人轮流抬着我飞跑。
拂晓时分，我们终于追上了大部队。
原来杨司令员他们率部队从白庙子撤出战斗后向西突围，兜了一个大圈子才转向东去。天亮了，为了躲避敌人，部队忽走忽停，绕来绕去，走了许多冤枉路。我们追上大部队后，随队前进。整整两天，部队都在同堵截我们的敌人战斗。队伍中有不少人负伤，担架多，行动更慢，杨司令员命令几名战士护卫着我的担架。敌人步步紧逼，枪弹打来，我身边又有战士倒下，这担架实在不能再抬了。部队一路急奔，黄昏时分，眼见前面有村庄。杨秀坤说：“秦忠，情况太严重，不能再抬你走了。等会就把你寄放在老百姓家隐蔽起来。”
一听这话，我痛苦万分，伤心地对杨秀坤说：“司令员，我伤得这样，是个累赘，不能因为我影响部队，牺牲更多的人。”
说着，我伸手拔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张益保眼尖手快一把夺过我的手枪，嚎啕大哭：“政委，要死也轮不到你死。我背也要把你背出去！”
大家都流泪了。杨秀坤说：“现在只能这样，我马上安置你隐蔽在老乡家。如果你牺牲了，我们一定报告上级和谢建华同志，说你打得很英勇，指挥灵活，掩护大部队突了围。希望你能活着回到部队。”
后来得知，五团从白庙子突围后，一路向东，进入湖北。沿途不断地遭敌人堵截追杀，到达黄安时又被敌军包围，电台打掉了，全团几乎拼光！所以人们都以为我牺牲了。解放后，见到杨秀坤，他为我写了那段历史的证明材料。
我十三岁参加工农红军，曾负过四次伤，从没掉过队。这次杨秀坤决定我就地隐蔽时，我真是伤心难过，泪湿衣襟啊！十几年来，我从未离开过部队，部队就是我的家呀！此时，如此不幸的事降临自己头上，眼睁睁地看着战友们要离开，我真受不了!想到自己的前途，想到领导、同志、家人，想到留下来怎么办呢？
警卫员张益保要求留下来伴陪我。杨司令员说不行，说那样目标会更大，反而不安全。张益保下走了我的枪，泪眼婆娑地向我敬了个礼，拔腿就跑了。
半夜进了村，组织上给我留下十多万元的法币，全交给了那家接纳我的老百姓。当部队出发时，同志们都来和我握手，每个人的眼里都含着热泪，那真是悲惨的分别!我到五团时间很短，到任后就连续行军打仗，部队逐步损失减员，人员和连排建制经常变更，所以对很多连排干部我都叫不上名字，喉咙像被棉花塞住样，我哑口无言，不知说什么好。同志们也都沉默无语，但心情是一样的，大家都在为我的前途担忧。在人群中，我看见了张益保，向他挥手告别。原来张益保并没有走远，一直悄悄地伴随着我，见我朝他挥手，他再也忍不住，跑了过来搂着我，脸贴着我的胸口哇哇大哭起来。我抚着张益保的头，泪如泉涌。十九岁的张益保个子虽大，但还是个大孩子，跟随我的时间不长，可我俩是生死至交啊!
张益保走了，他三步一回头地离开了我。
刘健挺政委最后一个和我握手告别。他和他的警卫员跟上队伍，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之中……
周围慢慢恢复了平静，枪炮声在远处稀疏地响着，只有几个老乡站在我的担架旁。我不让他们抬我走，一直盯着部队消失的方向。冷风嗖嗖，秃树荒草摇曳着发出嘶嘶的啸声，我顿感一阵孤独和寂寞，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感袭上心头。我挣扎着想坐起来，可大腿一阵剧烈的疼痛使我大叫了一声，又晕死了过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杨秀坤（1911—1993）,四川巫溪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排长、连长、副团长、团长、副师长，西路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副师长，西路军总支队支队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特务团团长，豫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二旅旅长，鄂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第十纵队二十八旅旅长，第二野战军五十八军副军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副军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副军长，河南民政厅副厅长。
② 刘健挺（1909—1983）,安徽霍山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连指导员，营政治委员，红七十四师独立第一团副团长，师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七○团副政治委员，河南军区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豫西支队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二旅政治委员，鄂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华东军区警备第十四旅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皖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安徽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福建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③ 舒烈光（1918—1947）,四川省人，1930年参加革命，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五军团连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某部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二旅第五团参谋长、副政治委员，鄂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第五团政治委员。1947年3月牺牲于河南信阳或湖北黄安。
④ 此段摘自王定烈《游击江南》一文。
⑤ 当时我正指挥战斗，知道舒烈光中弹负伤，部队转移时有人告诉我舒政委已牺牲。多年以后，有人告知舒烈光负伤后随部队行军，直到黄安才不幸牺牲。舒烈光牺牲的确切地点至今尚无定论。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9 21:06
60（望断南飞雁）


炮声已经稀疏，枪声也渐渐远去。
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眼前一片黑暗，却不知身在何处。脑袋像炸裂般的疼痛。这是什么地方？我现在在哪里？我怎么了？过了好半天，这才想起杨秀坤旅长让战士们用担架抬着身负重伤的我，在山里同敌人周旋了两天；敌军步步紧逼，死追不放；部队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不得不将我安置在当地老百姓家中……
部队哪里去了？我要找部队！……
我拽开盖在脸上的稻草，试着动了动那条负伤的腿。一阵钻心的疼痛袭来，我叫了一声。只听身边有人轻轻说：“千万别出声，‘大帽子’还没走。”
国民党军头戴大檐帽，我知道老乡们管他们叫“大帽子”。我忍着痛没敢乱动，那人又用稻草盖住了我的脸。这时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传来，那是翻毛皮靴踏在地面上发出的沉重的声音。我睁开眼睛透过盖在脸上的稻草缝隙，看到一个老乡手拿树枝叉棍，在这牛棚里慢腾腾地拢草。棚外的敌人停住脚步，朝老乡吼道：“喂，你这里藏了新四军没有？”
老乡不停地拢草盖住我，对敌人说：“没有，新四军早就跑远了。”
“我问你藏了他们的伤兵没有？”
“老总，你可以看看，我这破屋哪里藏得住人呢？”
敌人到屋里面翻腾了一会儿，没进牛棚，骂骂咧咧地走远了。
老乡蹲下来，扒开我脸上的草说：“你已昏过去快两天了，‘大帽子’来了几次找新四军的伤员。我没法，只有把你放在牛棚里。”
“谢谢你，老乡。我的部队呢？”我挣扎着想坐起来。
“别动，别动啊，你伤得不轻哩！你们的人往东走了都快两天了。”
我环视周围才发现，老乡在牛棚角落里挖了个坑，将我安置在坑中。上面盖上稻草和牛屎，敌人在外面是看不清昏暗牛棚中的我的。
此刻，一位大婶进了牛棚对我说：“‘大帽子’查得太紧，我家打眼，保长又天天追着不放。这里不能再呆下去，今晚就把你转到别家去。”
当夜，老乡夫妻俩把我抬到了村里另一户人家。这家只有一对老夫妻，老爹爹白天下田、打柴，老妈妈放养了一条牛，看样子他们都是善良的穷苦农民。像第一家处置一样，老爹爹连夜在牛栏里挖了一个坑，铺上稻草，将我放在里面，再盖上稻草和牛屎。老妈妈每天来给我送饭送水，为我洗伤口。每次老妈妈来时都以拍草三下为暗号，而别的时候草响，我是不能动的。为了避免敌人怀疑，老妈妈除了为我送饭或洗伤口，平时不来牛栏。我躺在牛栏里不知时间，也不知到外面的情况，更不知这是什么地方。伤口的疼痛折磨着我，人不能动，可思想活动却非常激烈。想部队、想首长、想战友们。想得最多的是我军打回来了，救我出去了，自己回到了部队。
我十三岁参加红军，负过四次伤。前几次负伤时，部队都没丢下我，同志们抬着我行军打仗，从没离开过部队，离开过同志们，部队就是我的家，战友们就是我的亲兄弟。可如今，我身负重伤，陷入困境，孤独和寂寞袭来，伤口疼，可心更疼。
好多天过去了，没有药治疗，伤口感染化脓。钻心的疼痛让我多次昏厥。有一次，老妈妈进牛栏连拍了几下草，见我没有动静，赶紧将草扒开，发现我昏迷不醒。老两口将我抬进屋中，又是灌水，又是搓揉，终于把我弄醒了。原来伤口感染发起了高烧，额头滚烫，满嘴燎泡。老妈妈用冰凉的井水浸湿布片，搭在我额头帮我退烧；老爹爹采来草药，煮熬后让我喝下。几天以后，他们将我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
伤病中的我整天迷迷糊糊，幻想百出。想着想着，我这流血不流泪的汉子再也忍不住了，泪水淌满脸颊，那真是：重伤罹病困此间，藏身牛栏有谁怜。老天不管人受罪，叫它万句也枉然。
在老妈妈家里一呆好多天过去了。敌军追赶我部队去远了，但敌保安团、乡公所武装和保甲长三天两头来村里查找新四军伤病员，不得已，老爹爹又将我放进牛栏里隐蔽。可这样下去不行呀，总有一天会被敌人发现的，如被敌人抓捕，自己牺牲了是回事，还会殃及乡亲们，想到这里，我无论如何也呆不住了。我对老爹爹和老妈妈提出来要走，老两口劝我留下，说部队走远了，你也追不上，路上危险，出了事他们没法交代。身上有这么重的伤，往哪里去呢？
我无论如何不能连累老乡，执意要走。老两口问我要去哪里，我说向北，一定能找到我们的部队。老两口没办法，只得同意。老妈妈给我换上打满补丁的便衣，将一顶破草帽扣在了我的头上。老爹爹用树枝给我砍了根拐杖，乘夜送我出村。他挑着一担沙锅装扮成一个买锅的在前面带路，我拄着拐杖一步一拐地跟在后边。漆黑的夜晚，没有一点星光，我不辨东西南北。此时虽是早春，可乍暖还寒，冰冷的夜风吹得人全身发紧。我想好了：如果有人问我，我就说是被国军拉夫出来的，现在患重病在身，腿上长了个大包，我要乞讨回家。其实我已暗下决心，我要朝北走！北面是我们晋冀鲁豫根据地。再不，就向西北走！那里是我们的延安，毛主席党中央就在那里！
老爹爹不时停下来搀扶我跨沟过坎，我心里不断涌出阵阵热潮：多么好的乡亲呀！我一路上询问老爹爹：“老人家，谢谢你的救命之恩，请告诉我，你的姓名和你村子的名字，终有一天我定当报答。”
因为我听别人叫他“老李”，但老爹爹却告诉我他姓陈。我心里明白，在国民党统治区里，谁帮助了共产党，若被发现谁将遭来杀身之祸。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老乡们舍身忘死帮助共产党，但也适时隐蔽保护自己，老爹爹不愿告诉我他的真实姓名，实属无奈，我是可以理解的。
天快亮了，老爹爹停下来说：“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下面的路就靠你自己走了。你不要感谢我，只望你早日安全找到你要到的地方。”
老人走了，我一直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蒙蒙的晨曦中，空旷的原野上只剩下我孤独的身影，我拄着拐杖坚定地向北走去。我一定要找到部队！一定要找到党！
为了避免遇到敌人，我只能昼伏夜出，白天藏在树林荒野中，夜晚慢慢跛行。走了好几天，老妈妈为我准备的几个红薯吃完了，饥饿折磨着我。可最要命的是伤口化脓，高烧又起，晕头转向。我在孤山野坳里寻找泉水洗伤口，没有食物就沿途要饭。此时骨瘦如柴、虚弱不堪的我，一步一跛，走走歇歇。眼见一个小村庄，半天走不到，望着一个不陡的山坡，一天半日也上不去。下山时，腿又蹬不住劲，几次从山上滚摔下来，昏迷不醒。不知讨了多久的饭，见不到我军的踪迹，也打听不到我军的任何消息。我离开老妈妈家是装扮成要饭的，现在不用装也是要饭的乞丐了。
走了许多天，记不清是什么日子，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一天走不了二里地，好歹离开了山区。我认为朝北走一定能找到部队，晴朗的夜晚还可以凭北斗星辨别方向，可一连数天的绵绵春雨，根本就无法判断方位。白天躲藏，夜晚行走，想问个路都找不到人。淫雨浇透了我的全身，我晕晕糊糊在泥泞中挣扎，实在累得不行了，找片树林歇息，可离开时，竟将唯一能遮雨挡日的破草帽也遗忘在大树下了。
又走了几天，我发现前面有一片似曾见过的松树林。我跛了过去，决定在此休息一会儿。背靠大树刚想闭眼打盹，竟意外看到了几天前我丢失的那顶破草帽。天哪！我走了好多天，原来绕了一个大圆圈，现在又回到了原起点。这么多天的路白走了！我一下子垮了下来。何时能走到华北根据地？何时能找到部队和同志们？我几近绝望，在这没人的树林里嚎啕大哭起来。天有四方就黑了五方呀！我不知往哪里去找部队。这真是荒野茫茫，无限忧伤，风筝断线在飘零，病舟脱缆任游荡。孤苦伶仃，部队在何方？天涯路遥举目望，何日归队拿起枪？
过了许久平静下来，我知道在这危难的时候，我是一个斗士，是共产党员，哭泣解决不了问题，气馁会前功尽弃。我一定要战胜困难，活着就是胜利！
我坚定了信心，朝北，继续一步一步地跛行、跛行……
又过了许多天，我来到一个村子。这时负伤的那条腿糜烂流脓，我已经不能走了，几乎在爬行，爬到一家就讨点饭吃。人家看到我这副模样，生怕我死在他家门口沾了晦气，赶紧给一个红薯或半个馍，打发我离开。由于口音不对，我也不敢问人这是什么地方，又怕狗咬。可你怕什么就来什么，村里的狗认准我是个要饭的，对我呲牙咧嘴汪汪狂吠，为防狗咬，我使尽全身的力气挥杖打狗。这真是虎落平阳任狗欺呀!
我艰难地爬到一座庙前，想到这庙能遮风挡雨，能躲避狗咬，于是翻过庙的门槛，爬到菩萨身后躲了起来。这庙虽不大，但还是有人前来朝拜。敬香的老百姓将馍馍当供品摆在了供桌上，磕罢头就到庙外讲话去了。见庙中无人，饥肠辘辘的我再也顾不得那么多，抓起供品就大咬大嚼起来。庙外的人闻声赶进来，两个年轻人见我这样，抄起东西就打。任凭扫帚落在头上，饿极了的我不顾一切将馍馍塞进嘴里。一老者见状，吼住那两个年轻人：“住手，你们没看见他饿的那样，人要是经得住就不会这样。你们会把他打死的，这也下得了手？”
老者叫人端来一碗水。就着这碗水，我狼吞虎咽地吃下了那些供品，泪水流进碗里，又喝进了肚里。
老者问我如何落泊这般。我没敢暴露身份，只说是被国军拉夫出来，患病罹难才讨饭至此。老者叹息道，这是什么世道呀!从他那里，我才知道到了方城地界。当得知我要去华北时，老者惊得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你这样还能去黄河北？那可有上千里呀！”
我这才知道，去华北的路是那样的遥远，我这样，到不了黄河边就会死在路上的。天穹苍苍，荒野茫茫，我该怎么办呀？这时我想起了妻子谢建华，她的家不就在信阳吗？我向老者打听信阳。他告诉我向东南走，不到三百里地。于是我想先去信阳，找到谢建华家，她父母都是穷苦人，我这个女婿去了，也许能在那里暂且栖身。谢家如果能收留我，待养好伤再去找部队也不迟。打定主意，我对老者谎称：我父亲的朋友在信阳，要不，我就先去信阳。
善心的老者为我准备了干粮，给我指明方向，送我上路。
我沿路乞讨，向东南方向跛行。伤口烂得更加厉害，每到一地，我总设法讨点盐，化水洗伤口。盐水洗伤产生剧烈的疼痛，几次我都疼昏了过去。行军打仗不能没有腿呀，为了日后能重上战场，我一定要保住这条腿，再大的痛苦也要忍受。
不知又走了多少路，也不知是什么日子。从老妈妈的牛栏里开始上路时还是春天，可这会儿已是盛夏了。我又看到了大山，知道大概离信阳不会太远了。
一日，天空下着蒙蒙细雨，天快黑了，我走进一条山冲里，突然遇到了一条大恶狼。我正在一口大水塘埂上站着，恶狼死死地盯着我，看得出这是只从狼群中被撵出来的衰老孤狼，它没有群狼的锐气和杀性，但它要生存就得吃掉比它更弱的生命。老狼的皮毛已失去光泽不再油亮，像乱草般支棱着，可那凶残的双眼仍闪着阴森贪婪的绿光。那狼和我保持着距离，我走它走，我停它停。我知道它在寻找我的弱点和破绽，随时会对我发起攻击。我紧握那支树根拐杖，绷紧了头皮，随时准备和它搏斗。它一动不动地盯着我，我一步不挪地瞪着它，四目相对，就这样僵持着。这真是在比耐力，比意志。眼瞪着老狼，可我的心在哭，想到自己参加红军以来，不知经历了多少枪林弹雨和艰难险阻，可从没像今天这样软弱无力。首长和同志们，还有建华，你们哪里知道，我没有死在敌人的刀枪下，今天却要死在狼嘴里，又有谁来证明这一切呢？
我瞪圆了眼睛，紧握木拐杖狠狠盯着老狼。那狼或许是惧怕我的毅力和木棒，久久不敢进攻，蹲坐那里一动不动。双方就这样对峙着，谁丧失了斗志，谁就成为牺牲品!
天黑了下来，正当我万分苦愁无奈时，突然从北面冲出两个赶集的人，真是老天有眼呀，他们看到恶狼正威逼我，便大吼一声：“呵嘁！讨饭的，你不要命了，看狼要吃了你！”
这两人举起扁担将狼赶跑，对我说：“你命真大，我们原想走大路，因天要下雨，已经黑了，才改走小路。这倒救了你。你看，好险啦！”
危险过去，紧张的心松弛了下来，饥渴伤病的我几天没吃东西，刚才又受到惊吓，这会儿一下子瘫软在地。他俩见我这样像个死了没埋的人，顿生怜悯之心，要我随他们一块儿走。他们把我背回家，先给我灌了点米汤，后又将仅有的一点猪油炒饭给我吃，我这才缓过劲来。这家的大儿子也被国民党军拉夫走了，到现在还没回来，所以对我的遭遇非常同情。
我在这好心人家中休息了两天后继续上路，向南走去，沿途乞讨。我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活着找到信阳谢建华家，一定要找到部队找到党！
一连走了几天，为了避免狼或其他野物的袭击，我不敢再走夜路，天黑前尽量赶到有人烟的村庄，钻进人家的柴火垛里过夜。记得有天下午，我赶到一个村子歇息，见一帮人在村边议论。原来是两家人买卖田地找人写地契。执笔者文化不高，田埂的“埂”竟不会写。一群人正犯愁，有人见到我，就说：“看那个要饭的会不会写。”
忽然传来一阵哄笑。
“做啥子嘛！问问怕啥子！”
那群人向我走来。我告诉他们：田埂的“埂”就是一个“土”字边加一个“更”。
那群人都睁大了眼睛，没想到一个讨饭的还会写字。执笔者就势将毛笔递给了我，让我写这地契。我接过笔，按他们的叙述帮着写好了地契。这群人十分高兴，一定要请我吃饭。这晚，我被当作上宾坐在了饭桌的上席，享受他们的酒肉款待，这是我大半年来吃得最好的一餐饭。我感慨万分，没想到在部队刻苦学习文化，学会了写字，现在竟能混碗饭吃。他们留我夜宿，第二天还给了些干粮送我上路。他们告诉我，信阳在南面，已经不远了。
山上的树叶开始黄了，又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看见了铁路，沿铁路南行，我见到了小车站月台上的站牌写着“柳林”，眼里一下子涌出了泪水。
柳林车站就那么大，我向一个放牛的老人打听，被告知，车站南头的乡下，前面那个茅草屋就是谢家。我一步一拐拖着虚弱的身子，跛到谢家门口，不敢进去，也不敢问，此时的心情更紧张、更复杂。沿着谢家转了个圈，仍不敢进去，我又跛到谢家旁边的小山沟里。这时，一个中年人（后得知他姓王）扛着梯子走过来。我鼓起勇气说：“大哥，我父亲和谢香久是结拜弟兄，麻烦你请他来说个话吧。”
中年人去了不久，从谢家那边过来一个年轻人（内弟谢治良）。此时的我，头发胡子老长，衣衫褴褛，拄着棍子，跛着腿，浑身上下一股臭味。他见状，不敢拢我的身，离我老远怯生生地问：“你找谁？有什么事？”
我有气无力地说：“你走近点，我有话说。”
他朝前挪了两步，我问清楚了他是谁，刚想开口，可话到嘴边还是不敢讲。犹豫了一会儿，没有办法，只得硬着头皮说：“我姓秦，谢建华最近有信来没有？”
在中原突围前，谢建华曾抽空回过柳林，她在军中的情况谢家可能知道。年轻人一听这话，紧张地环顾四周，忙说道：“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跟我回家再说。”
他把我搀扶到那茅草屋里，让我坐下后，就进去叫父母亲。此刻，我真感到无颜见二老。岳母很快就出来了，招手让我进屋，并询问我。我详细讲了我和谢建华如何结婚，部队如何突围，我又如何负伤遭难到此。我告诉二老，原本我一心想到华北找部队，因身体实在不行，只有到这里请二老帮忙。
谢家原本就同情共产党，女儿也在新四军，对我这个落难的新四军女婿自然不会拒绝。岳父母全家热情地接纳了我，留我隐蔽养伤治病。
我在谢家留了下来，为遮人耳目，我称岳父母为“四叔、四婶”，对外说是因为躲壮丁才到这里。为防敌人查找，我改名叫“陈定国”。
抗战时期，国民党丢下中原半壁河山，逃之夭夭，柳林沦陷，人民生活在日伪统治的铁蹄下。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五师在此曾开展抗日活动，我部队和游击队也经常到此，我党地下组织也在此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很快占据了平汉铁路线，柳林车站地处武胜关北的咽喉要道，这里就成了国民党的统治区。中原军区突围时，北路军正是从柳林车站突破封锁线，打过平汉路的。国民党军对此地极为重视，除置重兵把守外，还强化了当地保甲制度，国民党在柳林不光有正规部队，还有保安团、乡公所及各保的保丁等武装。国民党实行残酷的镇压，我党在柳林地区的地下组织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不得不转移他处，此时，柳林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国民党当地政府和武装经常清查人口，到处张贴布告：“抓到新四军有重赏”，“知情不报犯法”，“窝藏新四军，就是通匪”，“通匪者满门抄斩”。
面对当时的严峻形势，岳父家收留掩护我是要承担巨大风险的，我担心连累岳父，说是停留几天，待腿伤稍好点就走。可岳父说：“这里看似危险，其实只要你注意点，我家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岳父谢香久为人耿直，行侠仗义，广交九流，在当地的穷苦人中颇有威望。谢家早年与我党就有接触，是我铁道地下党信阳柳林片的秘密联络点。岳父历经多次国共两党各自控制柳林又变更的阶段，有着相当丰富的对敌应变能力，他尽量不去招惹国军部队，同当地的国民党乡政府保持距离，同那些保甲长们又设法搞好关系。因他在当地有些威望，保甲长们也不敢小觑他，加之几个保甲长都是当地人，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要为自己留后路，什么事情都不敢做绝。
柳林当地的乡政府严格实行外来人口登记制度，惟恐共产党渗入柳林，并通过登记来查找搜寻我中原部队突围时的伤病、失散、掉队人员。
当保里干事来谢家登记外来人口时，我十分紧张，生怕暴露自己的身份，只说是为了躲壮丁才来投奔父亲的结拜弟兄。问到年龄，我无意中直说了真实的年龄。那个保干事看了我一眼却说：“外来人都要登记，上峰查得紧，公事公办，我也没办法。董甲长给你作了保，你不能随便离开哟。既然是谢四叔的亲戚，我就给你填个三十五岁吧，三十五岁以上的就不会拉你的差了。”
为了保证我的安全，岳父又托人找关系，将几个穷亲戚安插进柳林车站外的保里当保丁。这些保丁平时频繁出入谢家，这样一来，只要国民党县政府、保安队和乡公所抓得不紧，柳林车站这一片的乡保情况，基本控制在这帮穷兄弟手中。我在这种情况下隐蔽养伤确实是安全的。经岳父母多次耐心的劝说，我留了下来。
虽然我留下来养伤，但谢家十分清贫，没有药物治疗，营养也跟不上，我的伤口溃烂十分厉害，很长的时间无法下地，行动不便。
天渐渐凉了，伤口还未愈合，但我基本上能拄着拐杖走动了。
我常常倚着门框抬头望着行行大雁往南飞去，思绪又飞向遥远的北方。我思念部队、思念战友、归心似箭。加之长时间住在岳父家，也担心会给他们带来麻烦，于是我再次提出要走，找部队去。
岳父再三劝说我留下，一是因我伤还未好利索，出去后不方便；二是如果暴露身份，被敌人抓去了，他无法向共产党交代，也对不起女儿。还有一点，他欲说又止，于是请来了当地的甲长，也就是我的保人董蓝田。不知董是谢家的哪门子亲戚，岳父让我管董蓝田叫“姨父”。
董蓝田为人老实本分，在日伪时期就是这一带的甲长，明里应付日伪，暗地里为我抗日军民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解放后，我才知道，董蓝田是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党的地下组织遭受敌人的严重破坏，长期生活和战斗在敌人堆中的他，因同组织是单线联络而幸免于难，但从此与组织失去了联络，就此隐蔽了下来。在国民党严密控制的柳林，他一直没有暴露身份，岳父和我都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我知道信阳这一带国民党的乡保制度极严，国民党军四处设卡盘查新四军，因此要出远门必须由当地乡保开出路条证明才行。董姨父来了，我想着正好请他设法搞路条。
董蓝田说：“陈定国，你不能走！也走不了！我这个甲长没法给你开路条，只有到街上（柳林镇）才行，你去那里不是在找倒霉？没有路条你怎么走？你住在谢四叔家，是我给你作的保。你知道，信阳上面实行‘五家连坐’法，乡公所三天两头查人口，你要是不在，不光我没法交待，这隔壁左右几家邻居都要受牵连，你四叔、四婶更是脱不了壶。”
听了董蓝田的一番话，我才知道如果我走了，岳父母及乡亲们为我要担多大的风险，我要是只顾自己一走了之，这些乡亲们怎么办？原还想说什么，这下不得不把话咽了下去。我暂时打消了要走的念头，继续留在了岳父家。
岳父请来街上的郎中彭松桥精心为我治伤。彭先生常年在外行医，回柳林的时候较少，柳林乡下那小地方的医疗条件很差，由于没有特效药，彭先生只能用中药治疗，经过很长的时间,伤口才慢慢愈合。我在岳父家帮忙做事，渐渐同隔壁的邻居和附近的穷哥们熟悉起来。
冬去春来，大雁又从南往北飞了。
我的心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思念部队和同志们。柳林车站南来北往的列车上依然全是国民党的军队。我多次打听，没有一点我军的消息。国民党的保安队和乡公所三天两头清查人口，岳父的那些当保丁的穷亲戚尽量应付上面的检查，我在柳林确实是安全的，即便是这样，除了岳父、岳母和大内弟谢治良外，其他的人，包括谢建华的另几个弟妹都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岳父常去车站做些小生意，收些柴禾和山货然后再卖出去。我在此帮忙，对外就成了帮工的伙计。一天，那几位当保丁的穷亲戚悄悄问我：“陈哥，我看你像‘四老板’（原敌伪顽占领区或根据地边缘区的老百姓都私下里称呼新四军为‘四老板’），对吧?”
我心中暗暗一惊，这要说出去可非同一般。我强装镇静笑答：“我哪里是什么‘老板’，四叔当家做生意，才是四老板呀！”
大家都会意笑了起来。有人说：“陈哥，你放心，别看我们都在扛枪当保丁，那都是日大瞎。‘龚’（共）大哥在我们心里才是这个。”他竖起了大拇指。
我心里涌出阵阵热潮，但还是压着不动声色。
他们又说：“陈哥，你要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就吱声。我们知道你呆不住，要走，可这个时候你也走不了呀!以后你要是走出去了会遇到什么，我们不敢说，不过现在你放心，有我们在，你是绝对安全的”。
后来我才知道，1948年是我军从战略防御转为全面战略进攻的一年。在柳林的小小天地之外，解放战争正如火如荼进行着。
在柳林乡下这个小地方，仍没有我军的消息，敌人对交通线控制非常严密。日复一日，铁路线上还是国民党军的火车在行驶。乡公所原对我的身份就有怀疑，后都被岳父和那帮穷亲戚应付过去了。不管怎么说，我这个外来人口在乡下呆着没事，但一出柳林，就会受到盘查。这里消息十分闭塞，为避免怀疑，又不能四处打听，我对柳林以外的世界，真是一无所知。天天在想，月月在望，真希望我们的部队打过来。春去冬来，我在孤独和寂寞的煎熬中盼来了新的一年。
1949年的春节，我发现过去国民党军运送部队和物资的火车都是从南往北去，可这会儿，大部分的运兵列车却是从北往南开。虽然不知柳林以外的情况，但凭一个军人的直觉，我知道，全国的战争形势一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民党军和地方武装对交通沿线的乡镇依然控制得十分严密，但我还是感觉到，这附近一定有我军的部队或是游击队在活动。在柳林隐蔽了一年多，和车站的一帮穷兄弟混的挺熟，我只有通过他们四处探听着我们部队的消息。
春天来了，南来的大雁掠过柳林向北飞去。抬头望着雁群的身影消失在天际，我的心也早已随着大雁飞向北方。
形势越来越明显，国民党军开始向南面的汉口溃退，柳林乱哄哄一片。此时，国民党地方武装也无心清查共产党。通过那帮穷兄弟，我终于探听到了我们游击队的消息，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我告别岳父母，辗转北上。我要找部队去！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9 21:06
61（归队）


1949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往年的早春二月冰雪尚未融化，而这年柳林一带的树木已经返青，枝条上毛茸茸的芽苞挂着晶莹的露珠，鲜嫩的毛竹笋破土而出，早晨的太阳是那样的新鲜，万缕金光洒向大地，整个柳林一片光明。
小小的柳林车站已经忙碌了许多天，大批国民党军队乘着火车“轰隆隆”往南撤去，路过车站的列车为了能多装些部队，从车上抛下不少的物资。这年过年以后，国民党对柳林车站的控制也不似以前那样紧，对外来人口的清查也松懈了下来。虽然在柳林乡下消息闭塞，但凭着一个革命军人的直觉，我知道中国的战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战争胜利的天平已向共产党倾斜。我按捺不住内心的躁动，通过当乡邮员的妻弟谢治良和那帮当保丁的穷兄弟，得知我军游击队的活动地点。我向岳父母道别，决定寻找我党的游击队。
向北急行，我终于在信阳北面的平桥找到了我党信阳县委书记段远钟。他带着一百多人的游击队活动在平汉铁路两旁，为迎接大军南下，正同国民党军作最后的斗争。
一年多在柳林隐蔽养伤，我与部队失去了联系，这会儿终于找到了组织，真是心潮澎湃，感慨万分。从段远钟那里我才知道：自中原部队突围后，经过艰难的1947年，我军从战略防御开始了全面的战略进攻，在全国各战场，我军节节胜利，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革命成功的基础，我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同时我还得知，我中原部分突围部队已分别胜利抵达几个解放区。李先念司令员率领的部队，也改编为刘邓第二野战军第十二纵队，目前已在江汉一带。豫北、豫东已全解放，驻马店都已掌握在我军的手中。如此振奋人心的消息，使我再也呆不住了。为了尽快找到部队，我继续北上，段远钟派人送我直抵驻马店。在那里，我终于找到了信阳军分区。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余嗣贵，曾是我在延安中央党校时的同学，两人相见分外高兴，相互搂着端详了很久。余嗣贵说：“伙计，我听说了你的事，原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我激动得什么也说不出来，眼泪夺眶而出，紧紧搂着余嗣贵不放。这么长的时间与党和部队失去联系，现在找到了部队，真像久别的孩子找到了家。为了找到原部队，我怀揣信阳军分区给我开的介绍信，辗转北上。经过数日的奔波，我终于到达了开封，不久前成立的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的主席邓子恢接待了我。邓子恢详细了解了我的这段情况，深情地说：“五师部队突围不易，你们用自己巨大的牺牲换取了现在我军的胜利。同志，你受苦了！”
此时此刻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任眼泪尽情地流淌……
两年前，那血与火的战斗又浮现在眼前：跨越平汉铁路时地雷爆炸翻腾的硝烟；抢渡襄河时敌机呼啸着轰炸扫射；坚持鄂西北斗争时弹尽粮绝的艰难困苦。每场战斗，都有我们的战友和同志倒下……虽然我身负重伤，历经千难万险，与部队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但我还活着，我是幸存者，比起那些牺牲了的同志，我是幸运的。组织上的一句暖人心扉的话语，已使我感动不已。
邓子恢随即写了封信派人送出。不久，李先念来了，见到原来的老首长，我上前敬了个礼：“司令员……”
李先念瞪大了眼睛，说道：“秦忠，是你呀？！都说你牺牲了，在晋城，追悼会都开过了。你还活着？你到底是人还是鬼呀？”
李先念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千言万语，两人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当得知谢建华正在郑州时，组织上让我先去郑州见妻子，并且为我配了警卫员。警卫员周志芳即随同我去了郑州。
4月，我在二野第二野战医院的一间宿舍里，终于见到了妻子谢建华。自中原突围，夫妻分开已有近三年了，现在夫妻重逢，真是人间悲欢离合的一幕悲喜剧啊!那天，谢建华从外面回来，一进屋，她愣在那里怔怔地看着我。那一刻似乎世间的一切都静止了，好一会儿两人才缓过劲来。不知是悲还是喜，两颗心贴在了一起。有个两岁多的男孩抱着谢建华的腿躲在她的身后，露出一双怯生生的眼睛。谢建华拉着男孩的手，将他送到我的面前：“这是你的儿子，影影。”
“我的儿子？！我有儿子了！”我兴奋地抱着孩子转了几个圈，满腮的胡子扎得儿子吱哇乱叫。
平静下来后，我先告知了我突围后的情况，后来谢建华也讲述了她化装转移后的经历。下面就是谢建华娓娓道出的故事，它将我们夫妻又带入那烽火连天的岁月……
1946年6月20日，我和“民大”①的学生张学明扮作叔嫂，以小叔子送嫂子回东北的名义离开了中原军区机关驻地宣化店。
那天我们走了一天，到了罗山的朱堂店，朱堂店还属解放区，我们就住在四十五团团部。第二天，向北走了大约几十里路就进入了蒋管区——我的家乡信阳县城。进城前，我们住在罗山与信阳交界的一个小山沟的独户人家，这是我们的地下交通站。一位五十岁左右的男同志为我们买好了从信阳到安阳的火车票。第二天凌晨，他送我们走了二十里的山路天才亮。他指了路，让我们自己走到信阳车站。七点半，我们登上北去的火车。刚上火车，我看到一个姓潘的叛徒，他正带领敌人在车上搜查，乘他还没发现，我立即回避，藏身在厕所里，直到车停驻马店才得以摆脱，虚惊了一场。
6月26日，我们到达安阳，买了去石家庄的马车票，却再也没钱住店、吃饭。一路四天，我只吃了两块烧饼，一条黄瓜。此时，我和张学明只剩下一人喝一碗稀饭的钱了。当晚在马棚干草堆里坐了一夜。这一夜真长呀，硬是盼不到天亮呀!人又是高兴，又是害怕。高兴的是出安阳蒋管区不远，就是我们的解放区了；害怕的是前面沿途敌人的岗哨盘查特别严，我们情况不明，怕出问题。
27日凌晨，马车老板喊：“去石家庄的票，上车了！”
上车九个人中就有七人是我们化装转移的同志，大家心照不宣，装着互不认识。马车沿路走沿路被检查，但国民党的岗哨似乎查得并不严。走了二十多里，在蒋管区的出口处，哨兵仅仅只看了一下路证就放行了。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前面还有没有国民党的岗哨，心里还是特紧张。又走了几公里，突然对面来了一群穿便衣的人，头上都扎着白毛巾，其中三人别着短枪，四人背长枪。他们把马车拦下检查，让那八个人上了车，惟独留我一人不让走。张学明想给我说情，我也不知下面会发生什么，示意他不用管我，赶快离开。张上了马车，随那几个化装的同志走了。这群带枪的人上来三个，七手八脚从挎包里掏出绳子，不由分说将我捆了起来。我不让他们捆，就大叫大闹：“你们想干什么？！我是去石家庄的，为什么把我拦下让车走？你们放我走!明天买票你们得付钱！”
他们是什么人，我搞不清楚，我越不想暴露真实身份，他们越是怀疑，骂我是“女特务”、“女探子”。我毫不示弱，并装着不懂什么是“特务”、“探子”，就骂他们是“土匪”、“强盗”。这时他们就猛打我，并用枪托砸我。我想反正总是一死，就拼命反抗，用脚踹他们，骂他们。这帮人沿路连拖带拽，推推搡搡，奈何我不得。他们也来气了，说我这个“女特务”真难对付。大约走了几里地的样子，我看到村里民房墙上的标语写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时，我紧张的心情好像放松了点，觉得他们可能是自己人。我被五花大绑押着走了近十里路，来到一个村庄，进了一家院落。这时只有两个人看管我，另外几个人进屋去了。我的心突然又紧张起来，是不是要把我枪毙在这里？一会儿，先进屋里的那几个人出来，叫了一声：“把女特务带进来！”
听这样一叫，倒使我突然平静下来了。这是我们自己人！
进了屋，那墙后竟有一个地道口，我被押了进去。桌上点着一盏油灯，昏暗的灯光下，我才发现这是个地下指挥所。里面还站着几个人，我环视四周，一眼认出一位穿军装的人是我们五师十三旅的李参谋。他见到我，一下子也呆住了，半天没反应过来，好一会儿才说：“怎么搞的？是你呀，小谢。快松绑！松绑！”
那几位穿便衣打我的人，也愣住了。
李参谋边给我解绳子，边说：“怎么搞的，怎么把自己人抓起来了？”
原来那几个穿便衣的都是我们的战士，他们面面相觑，说道：“亏得是参谋认识她，不然的话非把她当特务处理了不可。在路上她说自己是回东北去的教授夫人。一个大学教授的夫人，一无行李，二无钱，三无服装，头发又那样的短，所以看着不对头，便把她抓起来了。”
另一个战士说：“我们心里也在打鼓，她不像教授夫人，倒像个当兵的。可抓她时，她又踢又骂，厉害得很，国民党哪里有这么厉害的女特务呀！”
误会消除了，战士们一个劲儿地向我赔礼道歉。找到了组织，找到了部队，这比什么都重要，受那点委屈又算什么呢？！
当晚，我的腰疼得直不起来了。我已有三个月的身孕，他们那样打我，用枪托砸我，确实受伤不轻。当时肚子痛得厉害，怕是动了胎气，已开始出血了。李参谋调来指挥车，连夜把我送到大军区医院。这时我的心里很平静，想到不管是死是活，总算回到自己的部队了。
那几天，我得知中原部队已经突围，心中也宽慰了许多。首长和同志们，你们辛苦了！秦忠，你现在在哪里？!
我们这些中原化装转移到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同志们，时刻惦记着中原突围部队，也密切关注着部队的行踪。因为那里有我们的首长、战友，还有我们的亲人。我们每天都从电台打探中原突围部队的消息。每一次战斗的胜利都给我们莫大的鼓舞和欢欣，每一次战斗的险境，也增添着我们无限的担忧和牵挂。我们就在这样的日子中等待，倍受煎熬。在这样的等待、煎熬中，我们的孩子出世了。
1947年3月，在山西晋城休整时，有人在背后说：“小谢的爱人在桐柏战斗中牺牲了，她还不知道。领导说，不能让她知道，她的孩子太小了。”
这是我隐隐约约听到的，虽然我们干部队中有两个姓谢的，可我心里总怕不幸的事降临到自己身上。
中原南路突围部队在鄂西北建立根据地后，秦忠也一直没有消息。7月5日上午，家属队一队协理员黄宏儒把我叫去，对我说：“今天开大会，全体人员都要到，你就值班守电话吧！”
我当时想，为什么不留通信员守电话，却偏偏留我？是什么大会不让我参加呢？心里不平静，联想到平时隐约听到有人说“小谢的爱人牺牲了”的事，今天是不是开追悼会呀？越想心里越害怕，一股凉气从后脊梁骨窜上了头顶。于是，我顾不得许多，把门一关，抱起孩子三步并作两步地从北石店赶到了南石店。一进村就听到了哀乐，我的心似乎要跳了出来，双腿也迈不开步了。好不容易走到小礼堂门口，进去向左一看，第九名就写着“秦忠烈士灵位”。我只觉得天旋地转，眼睛一黑，不知怎样就倒下去了。后来听别人讲，我昏倒在地，别人把孩子抢接过去，怕把孩子摔坏了。等我醒来时，才知道自己躺在诊所里。我痴痴呆呆望着一个同志抱着我那未满八个月的孩子，大家都在流泪，我控制不住自己，放声喊道：“秦忠，你不来看看你的儿子了！”
李先念司令员主持召开中原突围团以上的牺牲干部追悼会后，特意来看望了我。8月5日，李司令员率领部队（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由晋城开拔南下前，我强忍悲痛，和一些女同志一起也要求跟随部队出征，但未能获准。我们只有在山西晋城留守待命，那段使人倍受煎熬的日子，我时常如在梦幻之中，眼前好像总是出现秦忠的影子，为了纪念牺牲了的丈夫，我将孩子取名叫“影影”。
1948年10月下旬接到通知：五师晋城留守处、家属队剩下的原五师干部南下，跟在二野十纵队后面走，过黄河，到中原局组织部报到。当时干部大约有三十人，加上孩子和通信员及家属，共约八十人，我和任泊同志带队，她是队长，我是副队长。我们一行基本上都是妈妈和孩子，再就是勤杂人员，而且女同志都是爱人牺牲或下落不明者。那些丈夫活着的女同志，不久前都陆续带着孩子被接走了。说句难听的话，剩下的我们，都是“活寡妇”和“死寡妇”。“活寡妇”是未接到丈夫的死讯（未正式通知的），只是下落不明；“死寡妇”就是接到正式通知，丈夫已牺牲了的。到了开封，我和任泊先去中原局组织部报到，并汇报了我们三个月的行军和干部情况。仅过了三天时间，我们都分配到岗位上了。
我被分配到二野总后勤部政治部任民运干事。到单位的第二天，组织上又给我发了三块现洋的抚恤费，我当时讲：“南下时，组织已给发了三块现洋了。”
侯主任哈哈一笑，我不知他笑什么，他说：“小谢，你真是个老实人，现在发的是组织上的关心嘛！是为了照顾孩子的困难，不会说你多领。”
侯主任收住笑容接着说：“小谢呀，这算什么呢？人牺牲了，就值这三块钱吗？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一点关心嘛！以后有什么困难，就向组织上讲。”
当我将这三块现洋连同上次发的那三块一起攥在手里时，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说什么好。
局势发展很快，二野总后随军继续南下，准备解放南京。我背着孩子，随机关行动，浩浩荡荡的队伍像滚滚洪流向长江边进发，我铆足了劲拼命工作。部队行至合肥，突然接到要我返回中原局组织部的电报：谢建华同志接电速返中原局组织部。你爱人已查明他在江汉军区独立旅任参谋长。
我惊喜万状，立即从合肥回到驻开封的中原局组织部。赵科长和郑奇英（郑位三同志的女儿）要我马上动身去江汉军区，并说：“秦忠已改名为秦辉燕②”我当时想：秦忠在那里工作，为什么不来接我和孩子呢？原五师到江汉军区工作的同志那样多，谁不知道我在晋城高干会上寻找秦忠的事，大家都非常同情我。为什么秦忠连问都不问一声呢？工作再忙也得派人来接呀！我对此疑惑不解。当时赵科长说：“这好办，发个电报请他来接你和孩子好了。”
组织部直接发电报通知秦辉燕。很快，秦辉燕回电说明：他不是秦忠，他也是黄安人，按秦氏家族辈派来说，他是晚辈，应该叫秦忠为叔叔。秦忠、谢建华同志结婚，他知道。组织上搞错了，他至今尚未结婚。听说秦忠同志已牺牲在桐柏山。请组织上征求一下谢建华同志的意见，如愿意来江汉工作，他可派人来接；如不愿意，请组织转告谢建华同志，若有困难需要他帮助，请她来信，他将尽力帮助。
这个秦辉燕又名秦振，一字之差，不是秦忠。
事情搞清楚了，突来的惊喜也随之而去。我想再回部队去，可原机关已跟不上了，中原局组织部只有将我另行分配到二野第二野战医院任指导员工作。这时，医院驻郑州。
此后，我对秦忠是否幸存，更不敢往好处想。
这天下午，儿子小影影拉着我到街上去玩，在一家小商店里买了一个小皮球，儿子高兴地玩起来了。正向店外走，看到街那边我的通信员王有根正在东张西望地找什么。我叫住他：“有根，你干什么这样急急忙忙的？”
他急忙跑过来，说话有点结结巴巴：“快，快回去！家里来客人了。他叫你回去。他在看着墙上小影影的照片。我看他的模样像是小影影的爸爸。”
我听了后批评他：“胡说些什么呀？”
有根又说：“真的，你不信就回去看看嘛，可像小影影了！”
我惊诧不已，急忙赶了回来，这就见到了你。
谢建华平静地讲完了她的故事。夫妻俩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该有多少呀！
天黑了下来，夫妻俩有说不完的情，道不尽的意。这时门被推开，从外面风风火火闯进来一位女同志，洗白了的军装穿在身上虽有点显大，但英姿不减。我看似眼熟，可一下子没想起她是谁。谢建华赶紧招呼她：“小张，快进来坐。”
那女同志紧紧盯着我，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扑扑直落。她慢慢走近我：“政委，你不认识我了？”我仔细一看，是张银素，1943年我在太行一军分区任供给部政委，她是我们被服厂的管理员，我还是她和刘清部长的媒人哩!我惊喜万分，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她：“张银素，是你！你怎么在这里呀？”
张银素“哇”地一声大哭起来：“秦政委，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谢建华被眼前的情景弄糊涂了，诧异问道：“小张，你们认识呀？”
张银素抽泣着：“认识呀，他在太行时是我的政委，那时叫秦懋书。小谢，我原来问过你，可政委改了名字，我真没想到他是你的爱人呀！”
我赶紧拉张银素坐下：“小张，你怎么会在这里？刘部长现在怎么样？快给我说说。”
张银素慢慢安静下来，告诉我说：“我在外面听说谢建华牺牲的爱人活着回来了，就赶紧过来看看，没想到遇到的是政委。刘清现在是第二野战军的后勤部长，随刘邓大军南下了，最近参加渡江战役，解放南京。我未能随行，就留守郑州了。也巧，正好同谢建华住一间房。不久前和谢建华聊天，见她只身带着孩子，才知道她爱人在桐柏山牺牲了。当得知她爱人姓秦时，我的心“咯噔”一下悬了起来，我想会不会是我原来的政委秦懋书呀!我问过谢建华，她说她爱人的名字叫秦忠。我还说过：‘那就不是了，那就不是了。’没想到呀，政委你改了名字，真没想到你死里逃生，我还能见到你。”
与妻子和战友重逢，其情乐融融。长期颠沛流离，我又黑又瘦，胡子头发老长。谢建华借来推剪为我理发，张银素打来热水为我洗脚，替我剪脚趾甲。使我从头到脚焕然一新。妻子的爱，战友的情，将我这个硬汉子都融化了。
5月初，接到通知，让我去开封开会，原来是中共中央华中局（当年12月改称中南局）成立大会，地址在河南大学内，当时留在后方的团级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会前，大礼堂坐满了人，我和另几位原五师的同志在走廊上遇到了李先念、林彪和罗荣桓一行领导。当时在军中，林彪的名声挺响，大家都知道那是位赫赫有名的战神。抗日战争初期，林彪曾是我们抗日军政大学的校长，我离开延安回华北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这是我第二次见到林彪，他那瘦削的面庞没有表情，显得十分冷峻。李先念还是那样和善可亲，老远见到我就打招呼：“小秦，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
我上前向各位首长敬礼，李先念将在场的几位同志和我介绍给林彪和罗荣桓。林彪一一同我们握手，当介绍到我时，李先念特别强调：“秦忠，这也是我们湖北黄安人。从红军干起，作战勇敢，指挥灵活。中原突围两次掩护主力部队脱离危险，特别能打。”
林彪握着我的手，回头对随行秘书说：“把他的名字记下来。”
这次大会上，宣布中央任命林彪为华中局第一书记、邓子恢为第二书记、叶剑英为第三书记。
革命形势迅猛发展，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3日杭州解放，上海已在我军的包围之中，不日即唾手可得。华中局成立大会刚开完，李先念派车来接我，说有紧急任务。我想肯定是让我回部队带兵打仗，于是急匆匆前去领命。李先念见到我说：“时间很紧，你先吃饭，吃完饭马上跟我走。”
“司令员，让我去哪里？”
“来不及细说，跟我走就是了。先去郑州把你爱人谢建华接到，我们一起南下，去湖北。”说着，李先念让炊事员给我端来了一碗稀饭和两个馒头。我喝了两口稀饭，嘴里包着馒头，就带着警卫员周志芳出发了。
李先念带领我们一行人从开封乘火车到达郑州。我先去二野第二野战医院找到谢建华和孩子，也来不及细说就带着她母子俩在郑州火车站集合，上了开往南面的火车。火车到达漯河，因南下铁路中断，后改乘汽车。
李先念乘着一辆美式小吉普车走在前面，我上了一辆十轮大卡车。与我同车的有李天中和他妻子孙淑英，还有罗世初、高秀玉两口子以及各位的警卫员。同行的还有警卫部队一个营。
汽车驶出漯河，颠簸前行。走舞阳，过南阳，到达樊城（当时从漯河到武汉还没有直通的公路，有些路段也不能通行汽车）。沿途的公路上都是我们的部队，那雄赳赳气昂昂的队伍似滚滚洪流，向南、向西挺进。看到这一切，我们心潮澎湃。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嘹亮的歌声、号声、汽车的轰鸣声、队伍行进的脚步声汇集在一起，形成一支雄壮的交响曲。
经过多年的武装斗争，我们的党和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蒋介石气数已尽，快完蛋了！革命就要成功了！
我们一行随李司令员日夜兼程，从樊城经孝感进入黄陂。5月下旬从武汉的北大门岱家山随着大部队开进了华中重镇——武汉。
国民党丢弃了统治多年的武汉，匆忙向南败退溃逃，武汉和平解放了。我们部队进驻武汉，李先念司令员对我们说了几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流血牺牲，奋斗了二十年，革命终于成功了。打天下难，保政权更难。我们到了武汉，就是要管好湖北呀!”
到达武汉，我们先驻扎在汉口江汉关旁的日清洋行大楼，韩宁夫同志从武昌乘船来迎接李先念和我们随行人员。我们乘轮渡到武昌，先在蛇山附近的阅马场红楼住了下来，从野战军手里接防了武汉。没两天，我们一些随行人员搬往华英旅社，与李先念司令员分了手。不久，组织上找我谈话，让我去中原军区军政大学（后改名为中南军政大学）任二大队的大队长，学校驻在汉阳归元寺一带，我领命赴任去了该校。
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军排山倒海般向南、向西进军，国民党丢盔卸甲向南逃窜，大片的国土解放。这些刚解放的地方急需我党我军的各级干部。为了接收和管理新的解放区，中南军政大学正在加紧培养和训练干部。
中南军政大学的校长和政委均由军区首长兼任，张水泉担任副校长，余潜担任副政委。学校下辖三个大队，每个大队均有上千的学员，学员基本上是部队和地方连、营级干部，还有部分新招进来的进步学生。我大队根据情况又将学员分为三个中队。此时，谢建华任我二大队的机关指导员。学校集中学习政治、军事及我党相关的政策。学校后来迁至孝感。
10月1日，我们通过广播听到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发出的声音：……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人们欢呼、跳跃，学校的上千干部和学员汇成一片，像那欢腾的海洋。我心潮澎湃，我们党和军队经过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终于推翻“三座大山”，打败了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年元月，我接到通知，急忙赶赴第四野战军政治部接受命令。政治部梁必业主任找我谈话，让我去广州在新组建的中南军区公安纵队任副政委兼师政治委员。我接到任命非常兴奋，又可以带兵打仗了呀!
马上就要离开武汉去广州赴任了，湖北，我的家乡，多年的离别使我思念，短暂的归来使我眷恋!回湖北时间不长又要离开，真有点舍不得呀！我回黄安老家探望了老母亲，又逐一去向我的一些老首长和战友们道别。
见到李先念（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先念说：“秦忠，你小子也不告诉我一声，怎么说走就走啊！现在胜利了，全国都解放了，我们一起在湖北多好。你跛着个裸腿，去么事广州呀？！”
我说：“司令员，我就想回部队去，带兵打仗。”
李先念说：“我说你呀，去那里人生地不熟，还是留在湖北，我们一起干几好！”
我为难地说：“可命令都下了，我得服从呀！”
李先念哈哈笑道：“哎呀，这好办，我给梁必业主任打个电话，就说你另有安排，不去广州了。”说着话，李先念果真拨通了四野政治部的电话，就这样，我被李先念留了下来。作为军人，我一向服从命令，没想到，一个电话就这样决定了我后半生的命运。虽然我一直穿着军装，但从实际意义来说，留在了湖北，我将不再是个军人了。
──────────
①  “民大”，即“中原民主建国大学”。
②  秦辉燕（1917—1967），又名秦振，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保卫局干事。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特派员，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保卫科长，冀南第一军分区独立团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三旅第三十八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二纵队第十五旅第四十五团政治委员，豫鄂陕军区第一军分区镇(安)郧(西)旬(阳)支队支队长、政治委员，江汉军区独立第二旅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军区荆州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一六七师政治委员，辽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湖南省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0-19 21:07
62（最后一身军装）


留在了湖北，派我进驻湖北工商厅实业处。省主席李先念找我谈话，让我去沙市工作，具体的工作安排由王任重、聂洪钧两位副主席安排。
当时武汉及华中钢铁公司（原大冶钢厂）大工业基地，隶属中南局直辖，全湖北只有沙市算是湖北省属的工业基地。全国刚解放，所有的城市都是部队接管，工厂企业也都是由部队实行军事管制，那时真是百废待兴呀。我带着四十多个连、营、团级干部赶赴刚解放的沙市，这个所谓的湖北省的工业基地，实际上满目疮痍、电力匮乏、供水不畅，只有一座私营纱厂和一个称之为炼油厂的作坊，加上国民党军败走后，遗留下的一些残渣余孽在新解放的这座城市里兴风作浪，导致社会治安不良。接管后的建设工作，真是难上加难!
我们首先解决油厂和电厂的问题。油厂的原料主要是棉籽，电厂的燃料则是煤炭。当时沙市到其他的城市没有公路，所有的物资都要通过长江船运，但资金、物资匮乏，真是两手空空，要搞建设，谈何容易!为了降低两个厂的原料运输成本，我们只有将厂址选在长江大堤之外的原美孚油脂公司的旧址上。为了防御洪水，我们砌了围墙，并抬高了地基。这样既方便了运输，又节省了当时短缺的经费。
电厂的建设是重中之重，沙市原来只有发电能力很小的柴油发电机，仅能供居民照明之用，要重整和发展沙市的工业，扩建电厂是当务之急。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沙市市长胡震命令，一定要在一年内建成电厂并投入生产。纱厂、油厂、电厂这是当年沙市最大工业实业，同样也是全湖北省仅有的工业基础。这时，我担任沙市纱厂、油厂、电厂三厂建设的总指挥，并兼任第一任党委书记和总经理。同时又是沙市市委委员。一个放牛娃出身的苦孩子，打了二十年的仗，如今要搞建设，要领导当时湖北省仅有的工业基地，担子是何等的重啊！
为了尽早发电，我们又去武汉拆卸发电机，运往沙市安装。有了发电机，还要架设线网，在那一穷二白、物资匮乏的年代，连买杉木电线杆都困难。我找到当时的总工程师李毓芬，让他解决这一难题。这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土木建筑总工程师，也绞尽了脑汁想办法。我偶然发现江边堆放着为防洪水用于封闭码头闸口的石条是水泥做的，于是就问李毓芬，水泥既然能做封闸条，为什么就不能再做长点，做成水泥电线杆呢？李毓芬说，理论上是行得通的，可以试试。经过几次试验，我们扎上钢筋，浇灌水泥，终于做成了水泥电线杆。不过那电线杆是实心的，又笨又重，样子又难看，不管怎么说，那总算有了电线杆呀。就这样，从电厂到纱厂、油厂都用上了这种水泥电线杆。后来，王任重副主席和刘济逊厅长（后来任湖北省副省长）到沙市视察，看到这一“杰作”后表扬我们说：“这可是一项重要的发明创造哦！”
我将基建工程指挥部设在原美孚油脂公司的一座旧房子里，每天和几位工程师夜以继日地工作，吃住都在这所房子里。按工程设计规划，工人们将厂址内的一个大水塘的水抽干，填平后盖上厂房。
正当施工最紧张时，部队的一位团参谋长带领部队强占了这所房子。他将我们基建工程指挥部的牌子摘下来，扔了，并架着机枪要工人们搬走。几位工程师还在据理力争。工人们敢怒不敢言。当时我正在市委开会，李毓芬心急火燎地把我找回来。我见到这个如此霸道的团参谋长，非常生气，得知他是荆州军分区独立团的参谋长，叫李天宝，于是让他马上退出去。
李天宝竟夸海口说：“老子的部队打遍了全国，住你这点房子算得了什么？”
说着说着还掏枪乱舞。
我的警卫员周志芳见状，也拔枪与他对峙。我担心事态扩大，吼住周志芳，向市委电话汇报了这里的情况。
胡震市长将李参谋长找去询问情况，该团的团长和政委都赶到了市委。李天宝仍趾高气扬地夸夸其谈。
胡震市长，1926年参加革命，曾当过高岗（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连长，领导过高岗，是个老资格，在军中多年，一身正气。他压住心中的怒火，平静地说：“李参谋长，你说你是部队的，可我们也都是部队的呀（当时从市长到部队接管城市的干部，全都穿着军装）。你说你的部队打遍了全国，我问你，你和日本鬼子拼过刺刀吗？你爬过雪山、趟过草地吗？你参加过我党早年的武装起义吗？”
面对胡震市长的几个问题，李天宝顿时语塞。
胡震市长提高了嗓门指着我说：“可他就参加了！秦总经理早年参加了红军。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他参加了抗日战争，他参加了解放战争最开始的中原突围。几次负伤，战功显著。你算什么？算个毬！打了几天的仗，你在那里摆什么谱？！”
听着胡震市长的一顿臭骂，李天宝满脸通红窘迫难堪地站在那里。市长说：“你赶快给我把部队撤回去，把厂牌挂好！如若耽误了工程，有点差错，我拿你是问！”
该团团长和政委上来赔礼道歉。李天宝立即将部队撤了回去。后来得知，这个卤莽的李天宝也是一个战场上敢于拼杀，能打硬仗的同志。一场风波过去了。
我们这些来自部队的接管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工人们一道，经过努力奋斗，紧张施工，终于在一年的时间里将油厂和电厂建成了。电厂按时发电，厂区内一片光明。油厂也榨出了清亮亮的食用油，并且还生产出了肥皂。人们欢呼跳跃，看到这些经过我们辛勤劳动而创造出来的成果，我也激动不已。
1951年春节，我和公司的人事科长谢建华同几位干部，到每个职工家里去拜年，到生活困难的职工家庭去慰问。这些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工人们感动不已，工人们说：旧社会，资本家欺负压迫工人，根本就不把工人当人。新社会，共产党的经理过年还亲自来家里慰问，这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呀。我们没有理由不努力工作。
这年，中央制定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实行工商业改造，沙市的纱厂、油厂、电厂成为省直属的主要骨干工厂（当时武汉市是隶属中南局和中南军政委员会管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试点。国内的工业建设刚刚起步，国际形势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几个月前，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新中国面临极其危险的局面。为了和平，为了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此时，我曾接到湖北军区王树声司令员的通知，让我随时准备赴朝鲜任职。好几年没打仗了，作为一个军人，我真想立刻回到部队，驰骋疆场，杀敌报国。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等到命令。随着朝鲜战局的变化，我回部队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那时候，我们这些接管地方工作的团级以上的军队干部，人人都带着武器，上级还安排随身警卫员，部队每年继续发放军装。回想起在延安，我也是脱离部队劳动、生产、学习，现在和那时也差不多呀。到地方来干工业，我总认为这是暂时的，上级会随时召唤我回去，所以我一直以为自己还在部队。作为一个军人，我以部队的作风管理着三个工厂，为了让随我一起来的军队干部学会管理工厂，我让警卫员周志芳下厂当了车间主任，上级又给我派了新的警卫员李高弟。在这段时间，我这个经理也在努力学习，虚心向工人师傅们请教，从工作中也学到了好多的知识，逐步掌握了从原料到产品，从设备到工艺流程的全过程。为了我们的新中国，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努力工作，辛勤劳动，同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们度过了无数个紧张战斗的日日夜夜。
1952年的夏天，长江流域遭遇洪水，湖北境内水位不停上涨，武汉、沙市面临严重的洪水威胁。我们纱厂、油厂、电厂从领导干部到工人群众轮番上堤挑土加高加固堤坝。为了保住武汉，保住沙市，中央决定在荆州地区择地准备泄水分洪。
有一天，李先念省主席打来电话，说他马上来沙市，让我等他。黄昏时分，李先念带领十多位省里和部队干部来到我家。我一看，原来许多人都是我的老领导，有王树声司令员、吴世安和韩东山司令员，还有二十兵团的唐天际司令员（时任荆江分洪总指挥）。我张罗着给各位领导让座。李先念笑哈哈地说：“秦忠，你总吵着要回部队，这不干得很好吗！呵呵，建华人呢？”
“我让人去叫了，她马上来。”
李先念接着问：“日子过得怎么样？你有几个孩子呀？”
“还行，我现在有三个孩子。”
李主席笑道：“呵呵呵呵，小秦，听说当年战斗中你受伤，在那里瞎骂国民党开枪打的不是地方。现在你还真能整，都有三个孩子了，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人们随着李主席略带粗野幽默的红安乡音哈哈大笑。
我让保姆阿姨将孩子们带来了。李先念指着大儿子问道：“这就是那个从华北来的，差点被我汽车轧着的那个儿子？”
我说是的，让儿子快叫“李伯伯”。
原来那是1949年春天，我随李先念南下，大家在郑州火车站集合。我带着儿子建瑛(影影)，孩子追逐小皮球，跑上了马路。一辆吉普车飞驰而来，离孩子近在咫尺，戛然刹住，儿子吓得坐地哇哇大哭。我那时脾气火爆，三十岁才得子，儿子就是心肝宝贝，于是像老牛护犊般冲着吉普车大吼。没想到从车上下来的是李先念司令员，他笑眯眯地说道：“秦忠，脾气不小哇，看你还拔枪，想打我不成？”
当时我窘迫得无地自容。没想到李先念主席还记得那件事。
李先念抱起二儿子，我说这孩子是我们进城后在武汉生的，叫汉明，武汉解放了，武汉见到了光明。李先念说这名字好。两岁的二儿子一把拽下李先念的帽子。李先念笑着说，这儿子厉害，要是当兵准是块好料。保姆阿姨说：就因为厉害，大家都叫他“恶霸”。李先念闻之，哈哈大笑。
接着，他又抱起了刚半岁的三儿子。我说，这个叫亚平，亚洲要和平，不要打仗了。李先念诙谐地说：“你看这个儿子胖的，像个‘地主’。我说秦忠，我们革命这多年，开始打的就是‘恶霸’、‘地主’，你这个贫农怎么养了一帮‘坏东西’？”
人们都被李先念的风趣逗笑了。
李先念说：“小秦。你这屋里太热，搬张桌子和一些椅子，我们上大堤去坐。泡壶好茶哟！”
我们都上了大堤乘凉，望着波涛翻滚的长江，这些从战争年代走出来的将军们又谈到过去的烽火岁月，一直到了深夜。
第二天，李先念主席又来到纱厂，他让随行人员先回去，独自留在了我的办公室。他详细询问了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了解了工厂的生产，又到纱厂参观视察。中午时分，李先念对我妻子说：“建华，你什么都不用准备，去弄点韭菜来，我们包饺子吃哦！”
中午，大家乐呵呵吃了顿饺子。
那时为了工作方便，我很少回家，工作之余，多半时间都留在办公室里休息。前面办公，后面放张床就是卧室。午饭后，李先念说：“秦忠，你和建华挪个地方，我今天就睡你这张床了。”
后来，王任重副主席来厂视察，也在这间屋里住了三天两夜。两位领导住在这里听我汇报，与我谈心，指导工作，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也给当年辛勤工作、艰苦创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建国初期，国家面临着许多困难，朝鲜战争还在进行，我们要从旧中国的废墟上建设自己崭新的工业，无论从人力、财力、技术等问题来说，都是困难重重。那时，我们部队来的干部全是实行供给制，为了节约，都改成了包干制。我当时身体不太好，李先念主席亲自过问，并批准我和我母亲吃小灶。我看到国家经济困难，群众生活艰辛，就主动取消自己和母亲的小灶待遇，虽然用我和谢建华两人的包干费，要养活几个孩子和我母亲，生活负担确实不轻。
沙市纱厂进行公私合营改造，油厂、电厂进一步扩建，全国上下又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作为纱、油、电三个厂的党委书记和总经理，又要抓生产，又要搞运动，不光要负责企业的一切工作，还要参加市委的领导工作。当时市委的领导班子在胡震书记调走后，只有刘晋书记和四个委员，我就是委员之一。繁重的工作及责任压在我的身上，我只有一个念头：服从命令，努力工作，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建设我们的新中国。
1953年，省里领导让我带领沙市纱厂、马口纱厂和武汉市几个纱厂的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去青岛学习管理和技术，因为当时青岛的纺织技术和管理走在全国同行业的前面，特别是为了去学习郝建秀新的先进工作法。青岛对我来说是个陌生的城市，临行前，李先念给任质斌①写了封信介绍了我的情况，青岛市委书记任质斌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详细地向我介绍了青岛的纺织业情况，并将我带去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分配到当时的六个纺织厂学习。从青岛学习回来后才知道，国家纺织工业部计划在湖北荆沙地区建设年产二十万纱锭、一千多台织机的大规模棉纺织厂，同时还要建立一个大型印染厂。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我从沙市市委组织部的干部花名册中，挑选了一百多名干部，组成新纺织厂的领导班子和各处室的工作人员，并从荆州城以东到原美孚石油公司的几十里地段上组织钻探选址，同时成立临时技术学校培训了上百名学生。此时，为了培养干部，我送警卫员李高弟去医专学习，领导上又给我派了新的警卫员甘诗勤。
新纺织厂的建设分为两期。第一期要完成总计划的一半，同时扩建电厂和新建印染厂。为此，全体工程建设队伍发挥了极大的热情和智慧，工作极有成效。
1954年，湖北遭百年不遇的洪水威胁，全省人民投入防洪抢险。武汉的水位高达29.73米，这是历史的最高，处在九曲回肠、地势低洼的沙市所面临的危险，是可想而知的了。长江在荆州地区再次泄水分洪，工农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新中国面临着如此严峻的考验，面对经济困难，国家决定大规模的新纺织基地下马，不建了。
这时，市长王锦川同志调往中央从事外交工作，省政府决定让我挑起沙市的重任，担任沙市市长。任命都下了，我一直忙于企业的具体事务，没去上任。省政府副主席王任重同志亲赴沙市找我谈话，面对即将承担的重任，我犹豫了，我是一个军人，是个当兵打仗的料，从未想过要解甲从政，于是向王任重副主席谈了我的想法。王副主席听了哈哈笑道：“秦忠啊秦忠，你从当纱、油、电三厂总经理那时起，就转业到地方了，你怎么老想着回部队呀！”
我惊愕了：“可我一直穿着军装，我是个当兵的。那总经理是李主席当时让我临时干一段再说的呀！”
王任重道：“秦忠啊，部队，你是回不去了。你要是不愿当沙市市长，那就调到省里去吧！”
1954年10月，我被调到湖北省工业厅任副厅长。从此，一直在湖北省工交战线上工作，直到1993年离休。
脱下穿了几十年的军装，结束了我的军旅生涯，从军人成为了平头百姓。当年戴着红五星的八角帽开始从军，当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我走过了我们革命军队跋涉、征战的全过程。捧着那身洗得发白的军装，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那是我最后一身军装，多少年来我一直珍藏着它。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走过了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凭着当年的布衣草鞋、小米加步枪，这支军队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在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屡建奇功。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冲锋陷阵，勇往直前，为了解放，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他们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烈士们的英雄业绩明昭日月，天地永存。那些从烽火硝烟中走出来的革命军人，是战争的幸存者，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同样奉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时光飞逝，往事如烟。回顾党和人民在上个世纪的奋斗历程，我们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展望党和人民在新世纪的伟大征程，我们充满信心和力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的旗帜，带领全国人民，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努力奋斗，现已走进新的时代，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我们的事业更加兴旺，我们的人民更加幸福，我们的军队已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武装力量。在这与时俱进的时代，我这名普通的老战士倍感欣慰。
在这篇回忆录结束时，已是耄耋之年的我，无限深情地怀念那些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现已牺牲和逝去的战友们，他们将永远受到党和人民的追念!我也无限深情地怀念我们的人民军队，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它的丰功伟绩永远值得国人颂扬，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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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任质斌(1915-1998) 山东即墨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教导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河南省委副书记，豫鄂边区党委副书记，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信南第3团政治委员，任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主任、代理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并兼任中共河南工委书记，河南挺进兵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新四军第五师鄂豫皖野战军政治委员，中原军区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参加中原突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秘书长、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顾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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