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上译厂，是我们那一代人的芳华

逍遥侯

【9月16日下午，著名表演艺术家、译制导演曹雷先生在上海图书馆讲述了译制《战争与和平》背后的故事，为我们解读这部皇皇巨著，也重温那个译制片的黄金时代。本文为演讲全文，曹雷先生授权观察者网整理发布。】

我与《战争与和平》的情感纠葛

《战争与和平》这部小说，我接触得比较早，在中学就看过了。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前苏联和俄罗斯的文学作品是比较多的，英美的文学作品就接触的比较少，当然，那时候的英美出版物相对来说也比较少。

初看这本小说的时候我还在上初中，看的时候觉得很吃力。

我父亲很早就离开家，一个人到海外去了，难得回来。我记得小时候看这部书的时候，他曾经问我，你看过《战争与和平》吗？我就说我看过。他又问，你看得懂吗？我说我看不太懂，只看和平不看战争，因为我对当时的那段历史一开始不太了解，当时主要看他们那些人物的关系、爱情和他们家庭的生活。一涉及到打仗我就不要看了，我也看不懂，搞不清楚。

小说里面写的奥斯特里茨的战争，斯摩棱斯克的战争，包括莫斯科战争等等，我都直接略过去了，实在是看不懂。但是到了高中，我开始学世界史，就涉及到了1812年战争。我再回过头来看，就可以把战争与和平连在一起阅读了。

曹雷老师在演讲现场

托尔斯泰是个了不起的文学家，他写了俄国当时的整个社会，包括社会各阶层的人在小说里都有涉及，也就是说，他把整个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放在单单这一部小说里。这本书可以说是俄罗斯的一部百科全书，从最高的贵族和沙皇，一直到最低微老百姓和普通士兵，每个人的个性以及命运都写到了。所以到后来我也是把它当做一个俄罗斯的百科全书来看。

这部小说确实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有它相当高的地位，是史诗性的。它又不是单纯写历史，还要写人物。可以说，它是当时沙皇俄国时代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这部小说集中把这一点浓缩进了这场特殊的1812年战争中，即拿破仑对俄战争。

这本“历史书”并不那么枯燥，它有那么多鲜活的人。这些人被写得那么细腻，让你觉得栩栩如生，因此我特别佩服托尔斯泰这个大文学家。小时候就特别迷他的小说，后来又看了《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

我记得18岁生日的时候，我父亲送给我的礼物就是一本精装本的《战争与和平》。

说起来我到现在都心疼。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弟弟曹景行在念中学，他把书借给了中学里的同班同学。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那个同学被定性为资本家，被抄家了，结果把我这本书也抄走，到现在也没还给我，大概就烧掉了。

美国人后来也拍过《战争与和平》，演员我也喜欢，但是它缺少俄罗斯的味道。直到后来我看了俄罗斯的这一部《战争与和平》，才真正感觉这部电影跟我看小说的感觉是一样的，这才是我心目中的《战争与和平》。

奥黛丽·赫本版的《战争与和平》，拍摄于1955年

美国版的《战争与和平》看完之后我觉得这不是我心目当中的那个娜塔莎。女主角是奥黛丽·赫本，她那个罗马假日我那么喜欢。但是一看《战争与和平》，我觉得这不是俄国人，这也不是我心目当中的娜塔莎。亨利·方达也不是我心目中的皮埃尔。

一直到后来我看了拍摄于60年代苏联版的这一部，邦达尔丘克导演的《战争与和平》，我完全心服了。

苏联版《战争与和平》的诞生

这就是我看小说的时候感觉到的《战争与和平》，在我心目中活起来的这些人物完全出现在了银幕上。

当然，谢尔盖（邦达尔丘克）是我很佩服的一个演员，他后来当了导演。在这个影片里，他饰演皮埃尔，我看了以后就觉得这就是小说里的皮埃尔。看完之后，我认为，这部片子确实达到当时前苏联应该达到的电影界的一个高峰。这个高峰以后，很难再有片子超越它。

当然，这部片子也不是导演一个人的事情，而是用了整个国家的力量，可以说是倾国库之力，为了这部电影调动了数以万计的军队。

1966年苏联版《战争与和平》海报

而且此片前后准备了大概有三到四年，拍摄期一共是两年。等于说，国家告诉你，你不用发愁预算，你要多少都给你，这就是前苏联的力量。

这部片子是史诗性的，当时在苏联俄国的电影史上以及在世界电影史上都占有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部片子后来就获得了奥斯卡奖，别说主演谢尔盖，包括刚开始走上银幕的演娜塔莎的演员，也获得了奥斯卡奖的最佳女演员奖。因为这部电影，她就一下子跨上了世界影坛明星级别的行列了。

全世界的文学爱好者们曾经发起过一个投票，选出你觉得写的最好的，最喜欢的世界文学作品里的女主人公形象，娜塔莎获得了第一名。她被全世界的读者所喜爱。

这个电影确实把书里的人物还原得非常好。所以看到电影之后心服口服，我觉得这就是我看小说的时候我心目当中的娜塔莎，而且感觉电影中的她更鲜活。

这部电影在当时可以说是不计成本的。也只有那个时候，他们还拍得出这样一部片子。苏联解体之后，就不可能再拍出这样的电影了。

这部电影没有时间成本和物理成本，当时把所有的部队调动起来，要骑兵有骑兵，要炮兵有炮兵。等于国家把军队都给你了，拍吧！可以说真是一个大手笔。

电影中的战争场面

这部片子当时总共耗资5亿多美元，最后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整个片子长达六个半小时。我好像还没有看到过其它电影有如此的长度，除非是电视连续剧。

这么巨大的一部电影，在世界上确实也很罕见。我们当时接到要为这部片子配音时，情况也蛮特殊的：它不是以电影的方式交到厂里来的。

我们把它当成一件艺术品

我们译制厂配的都是世界各国的电影，但这是中央电视台把它作为电视片引进，交到我们厂里，让我们协助配音和译制，而且把六个半小时的电影按照电视剧的长度，剪成了九集。

一般情况下，我们厂是配电影的，接到的都是电影公司的片子。我们也配电视片，但电视片是我们的另外一条副线。国内外的一些电视剧也有配音任务。我们通常是开一个小棚，也就是开一个副线，然后交给一个导演去做，但是按照配电影所需要的配置去配电视剧就不可能了，因为这个棚里面要配别的电影。

所以配给你的工作人员的数量就不是很足。央视的任务交过来的时候，厂里就找到我。因为厂长陈叙一知道我看过这部电影，爱这部小说，其他很多演员可能对此不太熟悉。一方面老演员不太熟悉俄罗斯的作品，另一方面年轻的演员因为经过文化大革命，也就没看过这些片子和小说。他知道我看过了，就交给我做。

我们配音的时候一般都要配备一个班子。如果配电影的话，要有口型员帮你，还要有翻译翻译本子。口型员和翻译团队要配合，而且有摄影棚的放映间给你放片子，放映员也要配合你工作。做台词本每次都在配音之前，翻好的本子是不能直接拿来配的，因为口型都对不上。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翻译和口型员在边上。

导演在边上一段一段地放这个片子，然后口型员要数口型，也就是数一下这一句话能说几个中国字。

逍遥侯

《战争与和平》草婴译本

比如说，片子里演员说一句话“某某先生你好吗”，你要把它数下来，我们叫口型员。数完以后把这个交给导演跟翻译。做本子要根据这个数字来编他这句台词，这是我们的一个工作流程。

举几个最简单的例子，英文大家见面打招呼，“嘿”，一个字一个口型。我们见面说“好啊”，这叫一个口型。见面的说”good morning”，这是三到四个字的口型。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意思编“早上好”，三个字。如果他口型多一点，“你早上好”，可以加一个字，四个字。碰到日本人见面，“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八个口形。你也得打招呼啊，你不能说，“早上好”，然后让他嘴巴空动着，那不行，你得把它填满了。那么我们就根据戏里边不同的人物，比如说见的是某某先生，那就“某某先生，你早上好”，把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给填上了。就是说我们必须根据原片，他这句话嘴巴能说几个中国字把它数下来，然后编这几个字的台词。

台词不单单是打招呼，各种各样的都有。而且还有很多话里都有双关语，我们都得把它编成中国话。这对我们译制厂非常重要，非常关键，也是很难的一道工序。

做这部电影《战争与和平》的时候，厂里人员不够，没有口型员，也没有俄文翻译在边上。那个本子不是我们厂里翻的，而是北京的同行翻好的。但是北京翻译本子的这个人也不在边上，所以只交给我一个人来做，对我来说确实很吃力。

大家可以数一下这个镜头有多少个口型

好在我以前对这小说看过不止一遍，也只好一个人把这部片子担当起来。   

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有一天这些外国的小说都回到了新华书店的柜台上出售。我家住在南京路的时候，电视台边上有个新华书店。那个书店，那几天买书的队伍排的很长，从新华书店门口到南京路，再从南京路绕到吴江路后边，后边绕到四平路再绕回。

我当时也在这个队伍里头，我想把我们家以前文革当中抄走的、毁掉的、那些我想要的书，恨不得一下子把它都买回来。

那时候我又买了一部《战争与和平》，是草婴先生翻译的。于是我拿到这个影片的译制任务以后，把书从头又看了一遍。然后我就找翻译家草婴先生。草婴先生现在已经去世了，他的夫人是盛天民，前不久也去世了。

当时我到了草婴先生家，把自己不太清楚的一些问题提给他。我当时还提出了一个请求：“能不能在演员开始投入工作和正式录音之前，给我们的演员做一次讲座？”

草婴先生答应了，给我们做了一个精彩的讲座。那已经是80年代，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好多年了。那时候来了好多译制片，一天到晚做片子，所以大家也没有时间再去看小说什么的。

我给参与译制和配音的演员说，你们要赶紧再把小说看一遍。不看这部小说的话，你配这个电影的感觉就不一样了，甚至会没有感觉。

结果我们有一些年轻的演员就跑去借了来。文革以前的好多书籍都在仓库里，拿草绳子捆着堆在那里。文革以后重新开始再拿起来看反而很不容易，因为大家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有人会再静下心来去看过去的那些小说了。

我们的演员跑到资料室、图书馆，到电影局去找的时候，资料还都在仓库里头，草绳子捆着还没打开过。

但是有很多年轻演员去借来了以后，跟我说“唉呀我硬着头皮往下看，我就是看不下去”。为什么？这代年轻人在文革以前，有的还才二十多岁，经过文革十多年之后，根本没有接触过世界各国的名著。十年再回过头来再看，又开始配音，也就没有时间去看这些世界名著了。这个时候你再让他拿来看，要了解沙皇俄国那个时代，他们觉得距离实在是太远。

电影一开头讲的就是一个贵族大家族在举办酒会，一群人在讨论拿破仑当时在欧洲打的怎么样了，贵族们借着酒会议论着对国家形势的看法。

我们这些年轻演员，对那个年代的战争和历史一点都不了解，从头到尾看下来确实是很累很累的事情。

我也只能对他们讲，看不懂，硬着头皮看也得看进去，要不然我们怎么配这部片子？所以我们就是在那样的一个背景下，接下了给这个片子配音的任务。

对我个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件很累的工作。因为我们全场所有的演员都投入到本片中也还不够，所以我自己知道单靠个人不行，我还得把这些角色一个一个地给来配音的演员做讲解。我只能像给学生上课讲故事一样，跟每一个演员讲，你这个角色是怎么回事，他在这里处于什么地位，他跟什么人是什么关系，讲清楚了，他们再去看小说，也许就比较容易比较快了。要不然马上就要工作了，大家实在是来不及看。

据统计，小说里写了400多个人物，电影里出现了100多个人物，但是有的人他不一定开口说很多话，有的只是一句两句，主要的能开口说话的有名有姓的人物也有几十个。而我们厂那个时候只有二十多个演员，所以我不得不从上影厂再借一些演员。

比方讲，整个片子的旁白是孙道临做的。孙道临以前是学英文的，他对欧美的小说很了解，但他对俄罗斯的东西也不是非常明晰。所以他也需要把这部小说再看一遍，他讲的每一段事情我都要再跟他讲清楚，旁白的哪一段匹配书中的哪一段等等。

孙道临

当时北京方面把剧本根据台词已经翻好了，但这个台词翻得是不是准确，还要根据他的口型重新做，有的是翻的长了，我就把它精简。有的时候翻的短了，比如俄文有的时候说起来很长的，那个嘴巴还在那儿动，你还得要补充。所以首先我得吃准，这句话翻译的准不准。于是我就把几个翻译本子对照不同的人翻译的书，都放在面前。

同样一句台词，配音本上这句词该怎么说，我根据北京翻译来的那个剧本上的词儿，根据数下来的口型再决定。

比如说翻译有五个字，数的口型有九个字，怎么来把这个口型填满，我就得到这些翻译的小说上，去找最准确的这句台词。

有时候北京的翻译也不是那么准确，因为他不知道小说里边这句台词背后有什么背景，所以话里话外的意思，要根据数下来的口型再次编辑。我当时买了好几个翻译本，包括草婴的译本。

我把几本小说放在面前，反复考虑怎么来吃准他这句台词的准确性。世界名著，不好乱来的，弄不好到时候要闹笑话的。接下来再根据数下来的口型，编出它的台词来。核对翻译再加上数口型，那个本子我做了差不多有近两个月。

而且同时我还要在大棚里去配厂里的其它电影。以前我们通常是这样，一边银幕上面放片子，一边有个口型员，一边有个导演，一边有个翻译，俄文的有俄文的翻译，法文有法文的翻译。翻一段片子，口型员就数下来这一段话里每一句话有几个字，到时候他把数目告诉我，九、十八，四，六等等。

然后呢，我们导演就要跟翻译一起，把所有翻译出来的台词变成口型数，根据口型员数的数编程，然后才能交给演员去配。要不然的话，口型数的不对，这个片子里面某个角色说了很长的一句话，你没有填满，剩下来就是他嘴巴在那空着动，你没词了，就很尴尬。你非得要把它填满，得编这个剧本。

所以我们的每一个剧本都是数着手指头数出来，根据字数填出来的。因为这是世界名著，你还得根据翻译的准确性，不能自己瞎编，不能编很多水词儿。

而且当时没有口型员在身边，就我一个人在那数。后来我自己发明了一个办法，把所有不要画面的台词让录音师傅给我录到小盒带里，配上随身听，我就在小盒带里面听。就根据它的节奏，一边听，数下来几个字，相应的做下个记号，再根据这个记号和剧本对照，多了我就想办法浓缩，少了我就想办法填进去。 填的时候我再去找翻译好的小说，咨询翻译家，看他是怎么翻这句话的。

就这么着，我好像一个人做这个本子就做了一个半月。至于这一个半月里配的什么别的音，我已经忘了。

我当时就在候场室里一直戴着一个耳机数口型。等有空了，我就根据这个字数来编台词。在这一个半月里，我把这个本子做好，编上号，这才交给了演员。

演员方面也有个问题。我们厂就这么一二十口子的演员，这个戏里边说话的有一百多人。怎么办呢？当然我还要安排得合适，一方面从上影厂借一些老演员来，还有很多角色也不能粗略对付过去。

比方说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炮兵上尉叫突申。电影里面本来没有表现他几句话，但他在战场上一个帐篷里面说话，听见他说话，安德烈就走了过去。小说里说突申的声音非常特别，安德烈一听到声音就知道是他。小说里就是这么写的，但电影里面有没有人来给你解释，因为他的声音特别，安德烈才会走过去。

但是我看了小说，我是知道的，这个角色我得安排一个声音很有特色的演员。选择演员，你就得按照小说里的原文，这才能够还原它的真实。

小说里娜塔莎还有个弟弟，只有十六岁左右，他一心要参军，家里也觉着除了他没有别的男子汉，虽然不舍得让他去参军还是应该放他去。

这是一个未成年的男孩子，找谁来配呢？我们厂里的男演员都是成年的声音，这个孩子还属于变声期。男孩子变声期有一个小公鸭嗓子阶段，一般我们小男孩也会让女演员来配。我也配过小男孩，比如我配过《天书奇谭》里边的小皇帝。

逍遥侯

《天书奇谭》中的小皇帝，曹雷老师配音

这是一个要去打仗的孩子，就不能找一个那么小的女孩子来配。后来我下决心到我们厂隔壁的中学里找了一个小男孩，恰好他正处在变声期。我们临时教他配音，这个男孩确实是蛮聪明，很快就会了。

所以他配了音之后，我们感觉到这既不是一个成熟的男人，又不是一个小孩。原著里这个角色第一仗就牺牲了，这个才会给我们的听众一种感觉，知道他只有这样一个年龄，这样年轻的孩子一下子就没了，观众的心里也会揪起来。

虽然他的戏不多，但我总觉得既然这是个经典电影，我们配音组也应该把它作为经典来配。应该尽可能符合原来的小说，尽可能地把人物和角色还原，让我们中国的观众在看这个戏的时候，也能够像俄国观众看原片那种感受。

《战争与和平》后来被央视做成了碟片，看下来我的感觉还是做的比较粗糙的。可能有不少观众看过，口型跟画面总是差两格，也就是说嘴巴开始动了，动了两个字声音才出来，经常跟口型都不吻合，但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配的时候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看了这个碟片让我好难过，因为我们是干这行的，觉得我们那时候对的这么好的口型，结果碟片却做成这样，不过这不是我们的错。

这么一部片子我们当时可以说尽了全力。这么一部经典电影，苏联把国家那么多的军队都投了进去。那个战争场面，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全世界的电影没有一部能像这部一样，拍出了如此的气势，而且还拍得那么的细致。导演邦达尔丘克也到我们中国来过，他在这里面演主角皮埃尔，也是这部戏的导演。他对每一个镜头的处理和层次感，前景中景后景远景，天空地上，可以说每一个镜头拿出来都是一幅油画。

宏大的战争场面

我觉得我看到现在所有的电影，包括国外的很多战争片，都没有这么细致。而且本片每一个镜头的处理都是有讲究的，拿出来都是一幅画。不管是宫廷舞会还是战场，大的外景层次感特别好，比如市民和老百姓有各种各样的撤退，有的坐车，有的是拄着拐棍的，有的是扶老携幼的，加上天空之光的运用，那都是非常讲究的。当时是动了国库之力，把空军陆军全都调动了起来。那一层一层的远景，很远很远的一个镜头，你还可以看到前面的士兵走过，远处的炮兵和烟火，很远很远的地平线上还有人在走动。

我也曾参与过战争片的拍摄

我因为在电影厂待过，也拍过一个有关战争的影片，就是《金沙江畔》。我知道拍战争片的消耗是很大的，危险也很大。

比如说地下爆炸，把机枪打一圈的话，它是怎样操作呢，就是在地下埋一根线，然后一根线上一个一个火药包都放好。到时候开拍的时候，这里线一点着，那边叭叭叭子弹打上去的感觉，实际上都来自于地下埋好的线，线上面铺着土。

如果一个镜头里有好多处这样的场景，事先都要铺好埋好，墙上都要一个个小眼挖好，里面埋好火药，通上电线，而且要在镜头刚好摇到这儿的时候，造成机枪打到墙上的感觉。

这要花很多很多功夫，所以战争场面是很难拍的，拍不好是要死人的。因为需要很多真的炸药。拍摄期间有一个镜头是我骑着马在枪炮当中穿过去，那个马也很聪明。试拍的时候，它就知道那有爆炸，正式拍的时候，它就死不打那儿走，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电影《金山江畔》剧照

虽然我学会了骑马，但我控制不了，因为那马不听我的。所以得让一个个子比较小的骑兵当替身，穿着我的衣服，戴着我那个藏族的帽子，穿着我那个大红袍，骑在那个马上。他指挥那个马，马才听他的。即便这样，马还是知道哪里有爆炸，还是往边上跑。那个做我替身的小战士从马上摔下来好几回。

所以我知道拍战争片是非常不容易的。这部片子在世界战争电影史上，确实可以作为一个典范。我也非常佩服导演邦达尔丘克，而且我认为今后也很难再能够拍出超越这部电影的作品。

当时为了这部片子，我们厂所有的演员都被动员了起来。我觉得也只有在当时，我们还配的出这样一部大部头的电影。要是放在现在，我很难想象还能够做出这样的经典。

现在从技术上，我们配音有了很多进步。但是像当年那样的做法，那样用心去做本子，以及那样要求演员，现在都不大可能了。

因为现在我们配一部电影，时间都非常有限，也不可能到外面去借那么多演员。而且这部电影如果没有有经验的老演员来也配音，是不可能做这么好的。说实话，现在的年轻演员，跟俄罗斯文学里的那个感觉、气质等各方面，都距离比较远。

现在配东西就是让你快快快，反正把口型给上去就行了，也不给演员时间来分析把握每个人物，很难再做出精品来。这也是现在行业面临的很无奈的一种状况。

好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有这么一批演员，还有这么一批愿意精打细磨，想做出精品的演员，包括翻译。

那个时候我们做本子，拿几个文学作品的翻译本搁在前面，每一句台词都要去参考和比较，尽可能地还原原著精神，把一句台词都说的精准。现在不给你这个时间，也不给你这个条件。

我还记得我曾经配过《日瓦戈医生》，也是一部苏联小说。有个场景是车拉着尸体走到墓地去安葬。有这么一句台词，一个翻译成：马车走到墓地的路，不远；另一个翻译是：人生要到墓地了，人这一生其实很短。这完全是两个意思。

一个是实的，棺材拉过去了，到墓地这路不远。另一个是说人生要走到尽头了，死亡并不远。

这个时候你就得根据原小说，再去请教专家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要把它配出来的话，应该怎么配？同样一句话在不同的翻译当中，会有好几个不同的意思，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所以在做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就经常为这个事情困惑，到底这些词应该怎么翻？是翻它的字面的意思呢，还是它里边更深一层的意思？这个时候我们还得请教专家。但是现在我们做片子，不给你这个时间，上哪儿找专家？一个礼拜就得交片子，你说怎么办？所以现在的东西出来就容易粗糙。

虽然我们尽可能想把它做的更准确，更细致，因为我们把它当成超级经典来做，一点都不敢怠慢，花了很多功夫。但是如果要放在今天，要我一个礼拜就要交活交片子，我也觉得很难，不太可能。

《战争与和平》这部片子，我们确实是花了很多心血。完成了以后，我感觉作为译制片，还是保持了它的艺术性以及原来小说的艺术性，我们的那些功夫确实没有白花。

译制片的命运

再讲一讲译制片的命运。现在很多电影院压根就不放配好音的片子。我最近配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如果不放的配音话，我觉得你即使看原版片打字幕，你也看不懂，为什么呢？这部电影是法国片，叫《欢迎来北方》。讲的是法国北方农村里的一家子。老大妈带着他的大儿子、儿媳妇和孩子，到巴黎来找她的小儿子。

他小儿子在巴黎搞家具设计，开了一个设计展，还找了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结婚。结果他到了巴黎以后，为了隐瞒自己是北方农村出来，学了一口纯正的巴黎话，他说自己是孤儿。老妈妈带着她的大儿子儿媳妇，听说小儿子在巴黎开展览，就到巴黎来找小儿子，说一口法国北部的方言，乡下人的语言。

我们怎么配？片子里的北方话，我们全把它配成了东北话。

唉呀妈呀……干啥啊你……拉倒吧……诸如此类，用东北话来配。到了巴黎，小儿子碰到了车祸，到医院里去，醒了过来，巴黎话不会说了，又说一口方言了。这个电影本身就在语言上有很多可笑的东西。

你说让我们全配普通话，这就没戏了。观众看字幕也看不出来哪是北方话，哪是巴黎话，为什么？因为你听不懂法语方言。你们感兴趣的话，不妨去看看我们的方言版，很好玩。实质上在配音中，它是一种语言转化成另外一种语言。语言里是有一种意识的，有很多精彩的东西是在语言里面。

现在有很多人说他要学外文，不要看字幕，要听原文。我心想，英文你学还可以，我不知道有几个年轻人是要学多少门外文的，各国的语言你都要学吗？所以这也是一个大问题，需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好好思考。

【观众提问环节】

观众：曹老师您好，我一向对您很敬佩，从小就看您的译制和电影长大，您译制导演的影片我也是非常喜欢。在这里想问您一下，您做《战争与和平》导演的时候，娜塔莎好像选的是丁建华老师是吧？那么想请问一下您是出于什么考虑选择丁老师来配音这个角色，谢谢。

曹雷：那个时候我们厂里的演员确实很有限，整个加一块一共二十几个。这个戏里边有一百来个角色，我们每个人都要在这里头兼一些。当然了，主要角色不大可能再去兼别的角色，因为一兼他那个声音就混了。

而在当时我们厂里的年轻演员当中，最年轻的也就是丁建华。女演员当中，娜塔莎是年纪最小的，她一开始出场的时候大概也就16岁，她身上还有一种少女的嫩，声音里面有一种稚气，而当时我们演员当中最小的也就丁建华了。

配音演员丁建华

这么重的一个角色，我又不大能够到外边再去找业余的或者到中学里面去找个孩子。后来慢慢丁建华的声音味道也有变化，但是那时候我觉得她还是有一种孩子的稚气。那个时期我觉得她还是比较符合娜塔莎这个人。后来想再要找一个演员给娜塔莎的表姐索尼娅配音，就没有了。

因为像丁建华那样年轻的演员没有了，后来我们借的是儿艺的张欢，找她来配索尼娅。有个镜头是俩人在窗台上坐着看月亮，两个女孩子，一起唱着歌，安德烈听到了，她俩给安德烈留下很深的印象，这跟安德烈后来去追求娜塔莎很有关系。所以这场戏我们想总是尽可能找我们厂最年轻的演员。

但丁建华当时毕竟还不是成熟的配音演员，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她那时候也就20多岁，快30了。但是在我们厂当时的条件下，也就她了。总的来说，在这个戏里，我觉得她完成得不错，能把角色担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