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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以独立地名的形式最早是在《史记》中出现的，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但这两千年还不是合肥在我们心中最远的历史。公元前16世纪，夏朝末代君主桀曾踏足合肥这片土地。更让我们吃惊和骄傲的是：远在新石器时代，也就是大约公元前30、20世纪的远古，合肥地区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如此悠远的记录足以说明，合肥是一片热土。 史记 合肥素以“三国故地、包拯家乡、淮军摇篮”著称，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三国故地”。也就是说，汉代，是合肥历史上有确切史料佐证的第一个发展高峰。 汉武帝 西汉时，合肥是刘邦之子刘长受封的淮南国；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取消淮南国，改为九江郡所属的合肥县；东汉建武年间，刘秀封功臣坚镡为合肥侯，九江郡又改称合肥国（侯国）；三国时，合肥再度成为曹魏的扬州州治…… 在汉代，合肥的地位高，影响力更大：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及合肥城，认为合肥是以一个县城的规模跨越为全国性的商业都会，而班固在《汉书》中也将合肥城定位为全国性的商业都会之一。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汉城”合肥到底是什么模样？它能繁荣到何种程度？ 素有“两汉名都”、“庐邑根本”之称，曾被载入《史记》、《汉书》的合肥汉代古城遗址，位于合肥市庐阳区亳州路街道辖区内，这里地势较高，古时三面环水，交通便捷，易守难攻，是古人聚族生活和立郭守备的最佳选择。 庐人 庐国 庐邑合肥汉城遗址是一处历史悠久又极富传奇色彩的历史文化遗存。据老辈讲，早在远古时期，华夏人文始祖之一有巢氏的后裔，由高台巢穴迁徙至淝河岸边，由于此地少山，为避水患、野兽和外族侵扰，人们择高邻水、聚族结庐而居。因居庐，故被称为“庐人”、“庐氏”。公元前16世纪以前，这里就居住着“庐人”的最大部落群体。 南淝河 “自古巢庐一家”，走入平地的居庐人与居巢人一样，以渔猎、农耕为生，以动物为图腾。不同的是巢人以渔猎为主，庐人以农耕为主。古城遗址中新石器时期文化层出土的石斧、石奔、石质研磨器，齿状平板式弧形石质碾压器和陶纺轮、陶纺吊件、陶网坠、陶吊坠、陶弹子（陶球）、黑陶碗及骨器等，就再现了先民们当时的生活情景。 巢与庐均为居所，居巢与居庐分别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文明程度不同的两个里程碑，都具划时代意义。巢居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庐居则进一步拓展了人类的发展空间，为人们走出高台巢穴、踏入广阔的平原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由于庐缘于巢优于巢，巢居最终被庐居取代。巢湖流域民间关于“陷巢州，长庐州”的传说，讲的是自然界此消彼长的故事，反映的即是远古时代庐居代谢巢居的客观现实。 夏商时期（公元前7世纪），周武王姬发伐纣征巢时，为表彰庐人先祖首创庐居的普世功德，授同属巢国（南巢国）的庐人部落“子”爵，并将巢国一分为二，另立庐国都邑于此，辖今安庆、六安等部分地区。合肥又称“庐阳”、“庐州”，合肥地区的地方戏叫“庐剧”，其中的庐字皆缘于此。 自“庐子有国”起，这里不仅有了城池，原来的集市、码头更加繁荣，手工制造业渐成规模，以青铜、铁为代表的金属冶炼加工技术也日臻成熟，是江淮一带主要的商业都会之一。在一处战国时期冶铁遗址旁，除有大量的已氧化成团的铁制品外，还有陶器残件、青铜小件等。有一块较大的铁制品出土经日晒雨淋分解后，氧化层里竟出现两枚楚国的蚁鼻钱，说明当时的产品除满足自身的生产、生活和守备需要外，还用于易货和买卖。 由于庐邑地处江淮之中，“人旺物阜、水陆通达”，每逢社会动乱，这里又是群雄逐鹿、你争我夺的主要战场，被后世政治家、军事家们定位为“江淮首郡、吴楚要冲”、“江南之首，中原之喉”，为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战国期间，庐国先后为楚、吴、越，最终为楚所属。庐国的都城也因战事不断屡建屡毁。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层中散落的青铜镞、青铜戈残件和人骨马骸及随处可见用于投掷的手擂石（最早的手榴弹，有的一堆就有数百枚），就见证了那段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战乱岁月。 两汉名都秦汉之际（公元206年前后），曾经的庐国都城成为首设合肥县的治所。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社会逐步稳定，庐人充分发挥襟江携淮的地理优势，采取走出去，带进来的方法，扩大对外交流，很快实现了由战场向商场的转变。由于“所出同，所归异”，出归、同异皆肥，一时间古城内商贾云集，市场上“鲍鱼之肆”，粮仓内“粟陈贯朽”。至西汉中期，社会承平百年，昔日的兵家必争之地成了商人必到之处，合肥城也以一个县城的规模跨跃为全国性的商业都会。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合肥受惠于长江、淮河黄金水道，是以皮革、木材为代表的山珍及以鲍鱼为代表的海味等货物的物流中心和商业都会（“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班固在《汉书》中也将合肥城定位为全国性的商业都会之一（“亦一都会也”）。在秦汉时期文化层出土的铺路石，其车轮印痕深达一厘米，有的两面、三面都有印痕（被反复利用过），这些印痕就印证着当年车水马龙，人物荟萃的繁荣景象。 东汉之前，合肥虽为军事重镇和商业都会，但城池规模不大，城恒为土筑且较低矮。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光武帝刘秀封赏东汉开国功臣，定封扬化将军、隐强侯坚镡为左曹合肥侯，加封合肥为其受封邑国，称“合肥侯国”，又称“皖侯国”。坚镡都陛封国后，特别重视侯国都城建设（“合肥此地视他邑独重”），在兴建都城同时，将原来城池定位为都市重新进行改造，新建和改造后的合肥城布局规整，功能齐全，城、市分离，攻守兼备。 合肥汉城遗址示意图 侯国都城建在老城池的东南，长500米，宽300米，占地约260亩。侯府位于都城的中央偏南（见遗址出土封泥“封宝”——“封宝”印玺为皇帝定封时赐予的便于随身携带的受封凭印），东南为宫尉府（见出土封泥：“合肥宫尉”，宫尉相当于郡都尉，约为500担——600担武职官员），东北为相府（朝廷派驻侯国官员，其职称为相），西面自北向南分别为粮食，马匹贵重金属等战略物资储备、加工区。侯府为宫廷式建筑，飞檐翘角气势恢宏，砖雕石刻精美绝伦。砖有红、黄、黑、白、青五彩，瓦分红、黄、青三色，既华贵又庄重。 坚镡原为新莽时期旧县吏，追随刘秀初任主簿，刘秀登基后被拜将封侯，是个文武全才。其任合肥侯二十年，卒于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死后爵位和封邑先后由子坚鸿、孙坚浮、重孙坚雅世袭。 合肥侯坚镡 都市（外城）在原城池的基础上分别向东、北拓展，与都城形成长方形格局。都市内主要有码头、集市、手工业作坊区和居民区，侯国都城所在地的乡级政权机构“都乡”的治所就设在都市内（见出土封泥：“都乡之印”）。 都城与都市以内护城河和内城墙相区隔。内城墙为围墙式，由两块砖交错垒砌而成，砖长40厘米，宽18厘米，厚8厘米，横用砖一个侧面有纹饰，竖用砖两头有纹饰。 都市外围的城墙为素面砖，长42厘米，宽20厘米，厚10厘米，做工粗糙，质地疏松，砖面有粘结痕迹。 内城墙和都城内的建筑用砖，工艺独特，做工考究，历经近两千年岁月侵蚀仍敲之有声，断之无孔，犹如铅砖。除墙砖外，还有地板砖、空心砖、异型砖、地漏砖、排水砖、井砖等数十个规格品种。主要建筑用砖的背面或侧面有制砖人（或监制人）留下的印记。 都城内的建筑用瓦主要为平瓦和筒瓦，也有用于装饰的翘角瓦。瓦的顶面为绳纹和竹叶纹，背面为乳钉纹和布格纹。瓦当有纹饰瓦当和素面瓦当两种，瓦当的纹饰与砖的纹饰相配套。砖、瓦、瓦当上的纹饰构图简练，线条劲健，内容十分丰富。其图案有太阳纹、卷云纹、如意纹、箭头纹、乳钉纹、网格纹、几何纹、梅花纹、植物纹、人形纹等数十种，这些图案不仅反映了汉时合肥人的建筑水准和审美艺术，也是建筑等级和建筑用途的标志。侯府和相府以太阳纹、卷云纹、如意纹为主，宫尉府和守备设施以箭头纹、乳钉纹、网格纹为主，小姐闺阁以花瓣纹为主。印有纹饰的地板砖只有侯府的主要建筑才能使用，其他一律为素面地砖。 坚镡原为新莽时期旧县吏，追随刘秀初任主簿，刘秀登基后被拜将封侯，是个文武全才。其任合肥侯二十年，卒于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死后爵位和封邑先后由子坚鸿、孙坚浮、重孙坚雅世袭。 汉光武（帝）像 坚氏一门四世都陛合肥近百年间，忠君爱民，勤勉务实，组织民众开拓耕地，治理水患，并在各乡开设侯店（合肥地区仍有侯店地名），兴办侯学（“闻三代有道，乡里有教”），不仅使合肥的城市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合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在西汉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据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论衡》记载：“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庐江皖侯国民际湖，皖民小男陈爵，陈挺相与钓，于湖涯见如钱等，正黄，数百千枚，即共掇摝，各得满手归。示其父国（坚鸿），国惊曰：‘安所得此？此黄金也’。即与俱往金处，国自涉水掇取，爵、挺邻伍俱竞采之，合得十余斤。遂言与相（朝廷派驻官员），相言太守（庐江郡太守），太守遗吏收取，遗门下椽程躬奉献，具言得金状”。这段记载中关于“父国”和“爵、挺邻伍”及“相”、“太守”、“吏”、“门下”等不同阶层人士拾金、言金、献金的过程和情节，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合肥社会祥和，经济富庶，民风淳朴。 这座被首任合肥侯坚镡“独重”，经数任合肥侯苦心经营的侯国都城，毁于东汉末期的一场战火，其中都市（外城）损毁严重，都城（内城）被夷为平地，鸡犬未留。都城的遗址内随处可见过火的红烧土，很多遗存物都有火烧的痕迹，带有纹饰的瓦片之间还有余灰，用于建筑和装饰的石构件大多残破，有的有被敲击的痕迹。在西边内护城河部分清淤时还发现有当时的砖、瓦和石构件残件，这些说明都城在被战火摧毁后又遭人为破坏。 都城的中西段，施工时出现大量的马骨、马齿、马蹄铁和写有“大马”的字砖，估计这一带可能为古代的马场。 合肥侯国都城究竟毁于何时何因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有两个时间段极有可能。一是公元184年，冀川太守王芬、南阳许信、沛国周旌等联结豪杰，发动政变图谋废黜汉灵帝，改立时任合肥侯的灵帝之弟（名失考）为帝，合肥因受牵连事败城毁。二是公元200年，三国鼎立之初，合肥侯国的统治者在三国间“选边站”时，政治上倾向于以汉室正统自诩的刘备集团，军事上与驻肥曹军发生激烈对抗，以致国废城毁。从古城遗址出土的蜀将封泥分析，这一可能极大。 公元233年，合肥的政治、军事中心从侯国都城迁移至由扬州刺史刘馥建造的新城（今三国遗址公园），但侯国都城作为合肥的商业中心（或副中心）和对外经济联系的窗口，一直延续到清中期。 合肥新城 古城记忆合肥汉城遗址所承载的历史厚重又历经沧桑。二十多年前，整个遗址范围内仅数十户农舍，三十幢左右平房和两座小二楼，其他皆为菜地、荒地、操场和露天仓库，唯有“古城生产队”、“古城郢营区”和“新大郢”（今亳州城及周边）等地名仍承载着一点古城的记忆。由于当时濉溪路（北一环）以南地区建筑物较少，其地形地貌及河、塘、沟、渠仍清晰地勾勒着古城的大体轮廓。护城河的遗迹半数以上因近年道路拓宽、小区建地下车库和水面景观已荡然无存。 四里河 古城的地下遗址基本完整，遗存十分丰富，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层清晰，遗物所反映的历史信息几乎涵盖新石器时期至清中期的大部分历史时段。信息内容涉及合肥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筑及古人的生产、生活等各个领域，是祖先留下的一笔十分珍贵又极其丰厚的文化遗产，其中： 新石器时期陶吊饰 东周圆钱 侯国都城的西南，有一成片的冶铁遗址，遍地的汉瓦、陶片中夹杂着大量的成品铁器、矿石、矿渣和带釉的厚砖。在一条不足200米长的铺设供热管道的施工破面，至少可见五处冶铁炉的炉膛、陶制烟道和红烧土。从现场随机采集的数百件铁制品中，有矛、短剑、杖、戟、镞、铁弹子等战争兵器；有镰、锄、铲、钎等农耕工具；有釜、碗、环、钉等生活用具，还有斧、锤、削、锥等手工业加工器具。由此判断，这应是一处具有一定规模的综合性冶炼、加工遗址。 都城的中西段，施工时出现大量的马骨、马齿、马蹄铁和写有“大马”的字砖，估计这一带可能为古代的马场。 在位于都城中央的一个新建小区配电房工地周围，笔者采集到古代封泥22枚，由此推断，这里应为合肥侯国的档案馆，其周边该为侯国的政治中心。这批封泥共有印章文字41个（含复叠字），以汉代封泥为主，也有具有秦官印特征的“东阳口印”封泥（字间有界格方框）及三国期间蜀将“周仓”的私印封泥。汉前文字三字为宝，这批封泥的出土，对于研究合肥古代的历史，特别是对于研究合肥侯国的官制、体制及合肥侯国都城与三国新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部分弥补了合肥这一时期传世文字少的缺憾。 2009年8月以来，在合肥侯国都城遗址内铺设管道施工现场和新建小区的绿化带上笔者采集到了汉前古钱币近百枚（半数残），能辨认的有东周圆钱、战国楚币、秦半两、汉五铢、新莽大泉等，以战国时期楚国的蚁鼻钱和两汉五铢最为多见；采集青镞、三角锥体短铤铜镞和青铜戈残件56件，至少有4件以上为春秋时期的战争遗物；采集青铜小件和青铜器残片百余件，其中有青铜龙首饰件、青铜凤首饰件、青铜飞鹿饰件、青铜青蛙残件，青铜带钩残件，青铜镜残件等，还有砖、瓦及小零杂碎近千件，这些小而残的遗存物虽仅为地下遗存的极小一部分，但都在断断续续、吞吞吐吐地讲述着曾经发生在这里的部分历史真相；隐隐约约、朦朦胧胧地展现了先人的生活情景。 南北朝至清中期的文化遗存离地面较浅，很多小区在植树时一锹到底就能挖出古代砖瓦。遗存土质以灰黑色为主。建筑材料以青砖灰瓦和青石构件为主，瓦当有纹饰瓦当和素面瓦当，纹饰以莲花纹为主，石构件上刻有图案。 在南北朝后的文化层中，笔者采集到的砖刻文字能辨认的有“书耕”、“壬千”、“大马”等，瓷器残件的款识有“大明靖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大清乾隆年制”、“若深珍藏”等。 合肥侯国都城遗址的情况，包括本报在内的多家媒体都予以了报道，而笔者收集的这些文物也先后得到了安徽省文物鉴定站、合肥市文物管理处等专家的鉴定。 看着眼前的这一片遗址，你能够想象汉朝时合肥的繁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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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3 00: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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