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是家境优越的青春美少女，也是枪林弹雨中英勇的卫生员；她曾是为了革命被迫丢下亲生孩子的母亲，也是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专家……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午后，我们见到了已经92岁高龄的高万杰女士，听这位在抗日战争时期血与火淬炼出的坚强共产党员诉说一段难忘的往事。
高万杰，女，1925年生于江苏省阜宁。1941年参加新四军，在新四军三师八旅后方休养所担任班长，历任医务员、室长、所长、医保干事、医疗队长、医保股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盐城、杭州、南京等地从事医务领导工作，1965年在安徽中医学院工作，担任学院党委委员、附院党委书记等职务，1983年离休。
父亲带领我走上抗战道路
我参加新四军，和我的父亲有直接的关系，毕竟那时我还小，参军时才16岁。小时候，我家住在苏北阜宁县城里，父亲早年从上海国医学院毕业，回到家乡开了一家名叫红福医院的诊所，家境还算殷实。父亲常常免费给穷人看病，也不收药费，口碑很好。
1938年，日本鬼子侵占了阜宁，一切都改变了，我们全家随父亲避难到乡下东沟、益林附近。1941年初，新四军三师八旅驻扎在我家附近，父亲也自此接触到了村里的地下党员周之俊，开始接受革命思想。记得他经常在家对我们说，新四军、八路军打日本鬼子很勇敢，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的，我们也要为抗日尽力。恰巧当时新四军缺少医生，阜宁县县长宋乃德动员我父亲去三师八旅当医生，父亲欣然前往，并不顾家中的劝阻，执意带上我和13岁的弟弟高瑞禾。父亲说，这两孩子是我的得力助手，拿药打针都能胜任，抗日人人有责，大家都不出人出力，什么时候才能赶走日本鬼子？
新四军三师八旅前身是八路军五纵二支队，皖南事变后改编为三师八旅。我当时失学在家随父学医已经两年多，一般打针、换药、配药都会，参军后也就派上了用场。我参军时，女同志只有旅卫生部长刘胜望的夫人高尚文，她父母随军，我就住在她奶奶处。不久，休养所又陆续来了几个女同志，成立了一个班，让我当班长。虽说是班长，但很多工作我也不懂，只不过比她们早来一两个月。在老同志的帮助下，我们慢慢学会了过集体生活，学会了打背包、打绑腿等。特别是打绑腿很有讲究，打紧了腿脚麻木不能走路，打松了掉下来会影响走路。大部分新四军的绑腿上粗下细，由下向上打成人字形的花样。而我们八旅是八路军改编过来的，习惯打一字形绑腿。这种绑腿一直沿用，直到解放战争后才不打。可别小看这绑腿，绑腿打好了走路，即使时间走长了小腿肚子也不疼，腿脚也不肿，虫蛇等也不会爬到裤腿里去，战场上绑腿带还能应急包扎。
尽管是一个旅的休养所，承担着全旅的医疗保障任务，但只有一个医生，而且医药奇缺，大家只有想方设法克服困难。绷带纱布用过洗洗蒸煮一下再用，连棉花球也是洗后用盐水煮沸再用。没有肥皂，纱布棉球上的脓血洗不净，就用稻草、豆秸烧成灰浸泡过滤后的水洗。这种水去污力很强，我们的衣被也是用草灰水洗的。冬天没有热水，我们在河边洗得两手都冻僵冻肿了，可没有人有怨言，还说说笑笑。药品匮乏，红汞碘酒大家都得省着用，镊子不够用，就用一头削尖的筷子代替。虽然异常艰苦，但大家都坚信只要打败日本鬼子条件就会好的，我们更为自己是一名抗日女战士而自豪。
工作中，我们还很注意学习民间的治疗方法。我父亲是国医学院毕业后又学习西医，手术也能做，讲究中西医兼顾治疗，他教我们用针灸、中草药等方法结合西医疗伤治病，解决了不少战士的伤病问题。
遭遇日军梳篦式大扫荡
1940年10月，中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与八路军黄克诚部队、新四军陈毅部队执行党中央指示，开辟了以盐阜为中心的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使华中、华北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极大地增强了我党的抗日力量。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了军部，其后中共华中局又在盐城成立。从此，盐城不仅成为苏北抗战的中心，而且成为华中地区抗日的指挥中心。
根据地建立后，有了老百姓源源不断地供应粮食军需物资，我军才能长期坚持抗战。一时间，男女老少都积极参加了抗战。民兵、儿童团协助部队站岗放哨，送鸡毛信、设消息树，监视敌人的行动；敌人扫荡时，群众就帮着部队坚壁清野，及时转移，让敌人扑个空，连粮食、水也找不到；为了照顾部队的伤病员，村村有病房，家家有护理，伤病员都分散在老百姓家吃、住。我们医护人员也脱下军装换上和老百姓一样的衣服，挨户医护，当时我们叫“打埋伏”。群众们为重伤员喂水喂饭、端屎端尿、洗洗涮涮不说，有了敌情，他们还帮着我们转移掩护伤员，把他们藏在地窖里、树林里，用生命保护着战士们。
日寇非常仇视盐阜根据地的抗日力量，千方百计地想扼杀新成立的新四军军部，把进攻的矛头一次次直指盐阜地区。有一次，日本鬼子进行梳篦式扫荡，我们伤病员及部分群众都被压缩在一个交通沟里。(这是战时为了躲避子弹和炮火的威胁，挖出的深1.7米、宽1米的相连战壕，方便弹药和人员的转运，就像地下道路，也叫交通壕。)眼看就要和敌人狭路相逢，而我们这些人并无丝毫战斗力，情势非常危急。我们几个女兵都商量好了，不得已时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决不当俘虏。千钧一发时，新四军淮阴总队派出了一个连，由连长杨锦率领战士及时赶到救援，引开了敌人，我们才得以突围，真是危险极了。
抗日烽火中的“白衣天使”
当时我是室长，工作担子很重。为伤员换药虽然是分小组负责，但重伤员及群众生病都需要我亲自去治疗，对各家的伤病员也要巡诊。我们一个村一个村地去为伤员换药治疗，同时免费为群众诊治。白天敌人扫荡，就夜晚提着马灯走村挨户去巡诊，有时一夜都不能睡，治疗却一点不马虎。
尽管异常艰苦，且时刻面临着危险，但我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我生大孩子江明英时，前村刚生下孩子，后村鬼子就进来了，老乡拿被子裹着我用小车推出村子，隐藏起来。过了几天，组织上就把孩子寄养在涟水张大莊一群众家里。后来，孩子也很长时间一直生活在后方留守处，多年后才和我团聚。虽然当时产后由于未能休息，营养也跟不上，腿脚浮肿，但看到每个伤病员都得到及时治疗安全无恙，我总是十分欣慰、心里踏实。
战场上边学专业边练能力
为了加快培养部队卫生医疗专业人员，1941年7月新四军军部在盐城创办了华中卫生学校。1941年8月我也来到华中卫校学习，而当时日寇正对盐阜区大扫荡，形势紧张，学校地址不断变动，条件十分艰苦。
当时我们睡的是稻草地铺，全队几十个女同志住在一起，中间留一个通道，两边铺上稻草，不过因为太疲劳大家挤在一起倒头就能睡着。上课的地方大多是谷场或大树下的露天课堂，门板当黑板，背包是板凳，膝盖做桌子，放上本子记笔记，下课后互相对笔记充实校正。只有很少几次在转移中遇到祠堂，才能在屋里上课。当时课本很少，但大家个个学习认真，生怕漏听漏记了老师的讲课内容。而米袋、挎包、武器就有序地放在大家身旁，一有敌情，马上转移。开拔时也不忘把门板还给群众，清理驻军痕迹，以免群众遭殃。
尽管条件艰苦，但是学校办得正规，纪律严明，教学质量较高，思想教育很深入。陈毅军长还亲自到学校参加开学典礼，讲形势，鼓励大家一面战斗，一面学医，学成学好为军民服务。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抗大的校风，也是我们卫校的校风。当时的部队首长非常关心卫校建设，刘少奇政委给党校作报告，讲革命人生观、论共产党员修养及斗争等，我们卫校学员也去听讲；军卫生部戴济民副部长和其他政治教员，则给我们讲红军长征故事、革命史、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等。我们听课回来后各班就展开热烈讨论，收获不小。这些教育渐渐地使我们这些十几二十岁不懂事的青年，提高了觉悟，树立起革命人生观。正是在卫生学校的学习中，我通过积极努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青年党员(当时年龄未满18岁就叫青年党员)。我刚参军时，只是为了抗日，凭着一腔单纯的爱国热情。在卫校入了党才明确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所有的思想行动都自觉地按党纲党章要求去做，一生都未动摇过。
除了思想教育，我们的业务课学习，也是从部队实战需要出发，基础理论联系实际工作。生理解剖、内科、外科等都是从部队易发病的防治和战伤救治为主。为加深对课程的理解，学校自制教具挂图。我还记得，我们曾偷偷到乱坟岗挖骨骼，煮沸消毒后作为解剖教具，但那时我们一点也不害怕，就想着怎么使大家学得更直观。上课间隙，我们还到战地医院去护理伤病员，打针、换药、了解诊疗及手术情况，增加感性认识，这样对理论课理解更透彻，记忆更牢，所以毕业后大家都能胜任工作。
与罗生特并肩战斗工作
对于很多人来说，提到支援中国抗战的国际医生，立即会想到白求恩，对罗生特这个名字却并不熟悉。抗战时期，这位奥地利籍犹太医学博士，曾放弃富足的生活参加新四军投身抗战，并在陈毅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也曾与罗生特并肩战斗，留下难忘的回忆。
罗生特参加新四军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后不久，新四军军部重建，部队中的医护人员奇缺，像罗生特这样受过专业培训、医术高超的医生实在是凤毛麟角。所以，他的到来受到新四军所有官兵的热烈欢迎。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亲自接见了罗生特。罗生特很快就用精湛的医术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大家都称呼罗生特为“大鼻子神医”。
罗生特参加新四军后，发现新四军缺乏医疗人员。也正是在他的建议下，新四军开办了华中卫生学校，我们才得到了进一步学习的机会。在卫生学校里，罗生特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编写教材，自制教具，还把随身携带的大批医疗器械捐献出来，供我们学员使用。同时，罗生特为学校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培训制度，帮助我们新四军的医疗卫生事业逐渐走上了正轨。
时至今日，回忆起当年与罗生特一起学习工作的场景，我依然满怀敬佩之情。由于遭到敌人的封锁，医疗器械和药品奇缺，为解决实际困难，罗生特带领我们学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材料，自制器具。他在讲解固定伤肢技术时，强调夹板不一定要用木板，树枝、枪把、甚至高粱秆都可以用，没有金属镊子，他教我们用竹子制成镊子。正是他的这些办法，在治疗过程中很有效，同时也鼓励了我们学员的学习兴趣。
罗生特是综合医学博士，擅长泌尿外科及妇产科。当时师参谋长彭雄、八旅旅长田守尧等一批干部在去延安途中，遭遇日寇激战后壮烈牺牲，彭参谋长的爱人幸免于难，即将临产。当时我随三野九院北撤到山东，医院派我去监护，每天量血压、测体温、听胎音，观察身体及饮食情况。但对于产科医护我毫无经验，担心极了，幸运的是罗生特医生也跟随三师来到山东，每天帮着来检查，业务上给我指导，态度谦和，工作耐心细致。后来，尽管彭参谋长的爱人胎位不正，还是顺利产下一男婴。记得当时组织上对他的生活很照顾，要增加他一些生活费，他都婉言谢绝说：“我是来抗日的，不是来享受的。”也正是因为他的到来给我们全体卫生人员以极大鼓舞。
当时我们的军医院虽是篱笆简陋的平房，但有正规化、制度化、科学化的管理，受到国际友人的称赞。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女士实地考察后称赞：“我看过许多军队医院，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医院，他们条件好、医生多，但工作马虎，不负责任，许多士兵死于非命，真是骇人听闻。而你们这里条件差，医务人员少，病房却整齐干净，医务人员工作有条不紊，医护水平高。伤病员一批批恢复健康，再上前线，真了不起。这是在中国看到的最好的军队医院，我要向全世界宣传，呼吁他们来支援你们。”后来，史沫特莱还出资帮助我们建立淋浴室和灭虱室。正是在一批批国际友人、专家的支持下，我们不断进步，还成功地感化了不少日本医务人员为我军服务，他们回国后，继续为中日友谊贡献力量。
发表于 2018-1-12 13:28:08
高万杰（右一）和她的战友王玲、梁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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