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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学府的世纪乡愁:余光中十八年前雨中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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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16 13:14:54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2017年12月14日,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在高雄病逝,享寿九十。余先生一生心血倾于诗歌、散文、评论、翻译等创作,自称写作“四度空间”。驰骋文坛半个世纪,涉猎广泛。最近三十余年,他曾多次赴大陆演讲,从诗歌、美学到文化根脉、人文精神。人如其文,山高水长。
1999年9月19日下午,余光中先生应邀在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演讲“艺术经验的转化”,通过湖南卫视全程直播,引起强烈反响。演讲当日冷雨潇潇,面对热情的现场观众,先生多次动情说道:“这是我的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次演讲,待会儿一定要拍些照片拿回去作纪念。”
凤凰网国学特辑录当年的演讲内容,权作心香一瓣,追怀这位带给无数人心灵慰藉的先生。
余光中先生演讲
岳麓书院讲堂(十八年前,余光中先生曾在这里演讲)
今天我非常高兴也非常感动,能应邀来湖南访问十天,而且今天特别能来到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跟大家见面。不过,今天的这个场面,一方面有电视转播,一方面现场放眼一看,好多朋友坐在风中、雨中,“风也听见,雨也听见”。我非常感动有这么多朋友冒着风雨来岳麓书院参加这个场合,所以我要求我的朋友待会儿要为听众拍张照,我可以留作纪念,因为从我这里看下来,好像我面对的是一个花园,花园里都是青色蓝色的花朵。我一生演讲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场面,可以说,一定是将来最值得记忆,也是我回到台湾最值得向我的朋友我的学生来形容的经验。今天上午好像要放晴的样子,结果又下雨了。后来,朱院长告诉我说,上一次余秋雨先生来演讲的时候,也是下雨。那么,两位余先生的演讲,都是要在风雨之中。不过,我觉得有一点冤枉。因为余秋雨先生他自己就叫做秋雨,他碰到雨是应该的,我的名字叫光中,我没有看见阳光,只看见镁光。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艺术经验的转化”。有人会说,你这个题目我不太懂。所谓艺术经验,它包括写出来的作品,包括文学,也包括绘画或者音乐,这些经验可以互相转化。也就是说,文学、艺术、音乐,甚至雕塑,甚至建筑,这些美的艺术,都可以互通。比如,诗人写了一首诗,那么画家把它画成一幅画,或者小说家有一本作品,被拍摄成电影等。这些艺术的转化是一个很广阔的天地。我想起在文学的主张这方面,19世纪以来,有所谓的写实主义。写实主义当然是一条康庄大道。我们凭对生活实际的体验来写作品,这是一种写实。不过呢,我们这个世界愈来愈广阔,而且,因为媒体的关系,要变成地球村了,所以,我们不可以凡事都要亲身去体验才能来写作。很多种题材,可以通过比如报纸、电视、广播、新闻,各种各样的媒体提供给我们新的写作题材。我所要讲的就是这一件事情。
那么一切艺术创作,包括文学作品在里面,在我们的心灵活动之中,大概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知识,你当然要懂得一些东西;第二是经验,你必须体会人生,经历过这件事情;可是,有件很重要的要素,就是第三点,是想象力。知识、经验再加上想象的组合,才产生一件文学的作品。
我们现在在岳麓山下。比如说有一篇散文要描写登山。山有多高?地质怎么样?生态、植被有什么特色?山名从何而来?有什么历史?有什么传说?这些东西都属于知识的范围,知性的范围,我们最好尽量能够把握。当然,这些知识并不是样样都用得着。知道最好,不知道,往往会出错。可是,最重要的还是登山。登得山去,去体会峰回路转,去观赏古木寒泉的风景,这当然是最重要的经验,没有这个经验,什么都是空的。可是,如果仅仅有经验,当时没有好好地观察,深切地体会,事后也没有回味,没有咀嚼,恐怕还是不够。其结果,写出来的一篇文章,很可能是一篇报道,或者是地方志,或者是新闻稿,或者是调查报告,或者变成报告文学的一例。可是,你真要写得生动、有感情,那可能还需要第三样东西,就是想象。想象当然并不是胡思乱想,是要凭着物理、世态、人情来对现实有所取舍、有所强调,能够超越时空,超越常识的范围,来把自然加以重组,作更自由而巧妙的安排。所以,有一位法国作家叫夏赛奥,他说过:艺术是什么?艺术是造化加速、神明放缓。他的原句是这样的:“Art is nature speed up and God Slow down”。你把大自然它加速了变成艺术,你把神明的作为放慢了,好像变成慢动作的电影,从而成为艺术。艺术是介于自然与神之间的一个东西,所以想象是艺术的特权,真理的捷径。所以,写诗,写散文,我们用一些比喻,有的是明喻,有的是隐喻,有的是幻喻,还有夸张、拟人、象征,这一切东西都可以说是一种创造的想象。那么,这些比喻都是一种同情的模仿。是一种模仿,不过是同情的。像柳宗元写《永州八记》,其中《钴鉧潭西小丘记》有一句:“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这还是散文的范围,然后第二句就有比喻了,“其嵌然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他说,怪石头互相重叠,好像牛马一路下山,来溪边喝水一样;有的是很尖锐的,冲然角列而堆叠上山去的,又好象熊罴、野兽去登山一样。第二句的比喻除了登山的经验,登山的写实之外,又有想象。把山石想象为牛马、想象为熊罴,这就是艺术的手腕。
我写过一首诗,叫做《山中传奇》,是在香港教书时写的。当时我的宿舍在山上,山下是海。在山与海之间,有一行松树——很美的松树。每天,落日从西边下山,落到松树林背后去。我就写道:“落日说:黑蟠蟠的松树林背后/那一截断霞是它的签名/从艳红到烬紫。有效期间是黄昏。”怎么说呢?落日下山了,它走了,可是它留下一样东西,就是晚霞。晚霞是长长的,好像落日签的名,这是大自然的景色。可是,人间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支票上签名,然而支票的有效期间是有限的。那落日签的名,签得很美,签的晚霞,一截断霞,可是,也有有效期,有效期间是黄昏。黑夜来到,“签名”就不见了。所以,用人事来解释大自然,这是一种同情的模仿,是一种创造的想象。
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在他的一篇论文《诗辩》中曾说过:“想象所行者,乃中和之道。”想象的运行要靠中和。理性重万物之异,想象重万物之同。我们的理性把万事万物分门别类,重万物之异,而想象呢,则强调万物之同。只要有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止只要有其中一点能够相同,就能够打比喻,我们的想象就能够飞跃。李白的诗句说:“月下开天镜,云生结海楼”。月亮好像天上开的一面镜子,云从海上水平线升起来,好像海上盖了一层楼。这就是把月跟镜子,云跟楼的相同一点叠合起来,成为一个比喻。所以,想象强调万物之同。这个“同”,不一定是月亮跟镜子,世界任何东西只要找到一点相通都可以作比喻。林语堂有一次演讲,他说演讲是越短越好——放心,我今天的演讲也不会太长——就像女人的迷你裙一样。你想,演讲跟迷你裙有什么关系?天南地北,完全没有关系。可是,在一刹那的想象之间,是有一个“短”的观念。演讲要求其短,迷你裙也要求其短。于是,演讲像迷你裙。这就是想象的一种创造。所以,我刚才讲登山的一篇文章,除了要对这座山的历史、地理的背景有所了解之外,当然要登山。可是这两者还不够,知识加上经验还是不够,要加上想象,所以我们的古典文学才有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他把敬亭山人格化了,敬亭山看他李白也愈看愈顺眼。所以辛弃疾也会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这都是一种同情的想象。
那么,我刚才讲,从19世纪以来,文学的大道是写实主义。写实主义,当然不言而喻,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创造的观念。可是,世间很多事情是不能写实的,不能够亲身体验的。像我们古典诗里面的闺怨诗。西方的情诗跟中国不一样,中国的情诗呢,往往描写一个女子的闺怨——在古典诗里,可是写的人却是男子,是李白这些人。男子凭什么来写闺怨呢?那是他有同情的想象。比如说张爱玲写小说,她会写男性;白先勇写小说,会写到女性。他们又不能变成异性,可是凭着对于异性之观察加以了解与同情,那么就可以越过写实的门槛,而进入想象的世界。像苏东坡的诗《七绝》,他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就有人挑他的毛病说:苏东坡对于鹅有偏见,为什么春江水暖鸭先知而鹅就不能先知呢?他没有想到,苏东坡的这首诗是看了一幅画,是惠崇所画的《春江晚景》。那幅画里面应该就是鸭。苏东坡他可能心中也有这么一首诗,不过要看到惠崇的画,才激发出他的灵感,写出这首诗来。这就是我所说的艺术经验之相通。画家的经验可以通于诗人的想象。所以,我们看很多名画上面有人题诗,题诗的不一定是画家本身,可能是一位诗人朋友,看了这幅画,他来题一首诗,这两种艺术经验就可以相得益彰,可以互相映证。
我再用西洋的艺术来作一个例子。西洋的绘画比起我们中国的来,大致上说来是比较写实的,尤其是在19世纪的印象主义出现之前。印象主义就是比较超过写实,来捕捉光对于世界的作用,尤其是莫奈(Claude Monet)的画,凡·高(V.Van Gogh)更不一样。可是在19世纪之前,西洋的画大部分是写实的。贵族,他没有照相,可是他的家人要流传他的面容、体态,所以要找宫廷画师来画,这是写实的。至于民间的画家要画乡野节庆、市井小民的生活,这也是比较写实的。可是西洋的绘画里面,有很多是不可能写实的,包括历史的场面,包括宗教、传说,这些都是没有办法实际去体验,然后来作画。我就拿文艺复兴的三大师之一达·芬奇,Leonard Da Vinci来说。他的画我想大家都看过,至少看过复制品。他最有名的一幅画,也就是绘画之中最有名的一个女人——蒙娜丽莎。《蒙娜丽莎》所画的是一个人间的女子,是一个富商的妻子,叫做拉觉科因塔,世界上真有这么一位女子坐在他的面前,给他画,那是相当写实的。是不是完全写实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那样微笑我也不知道。可是,他有一幅画比《蒙娜丽莎》那大得多啦——叫做《最后的晚餐》。我想大家都看过复制品的。《最后的晚餐》是耶稣跟他12个门徒,在耶稣要被捕之前的一个晚餐。没有画家可以亲临其境,所以,不可能写实。那么,唯一的根据是什么?根据《圣经·星夜·马可福音》的14章13节以后的几节。那是在逾越节的餐桌上,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之中有一个人将要把我出卖。于是,12个门徒你看我我看你,不可能吧?非常惊讶。门徒就问耶稣说:你是讲我吗?耶稣也不说明。耶稣说,是你们12个人中间跟我同沾一碟佐料的那一个人。在西洋画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画题,很多画家都画过。你要找12个使徒里面哪一个出卖耶稣,只要找到一个人,他的腰间有一个钱袋,这个钱袋是鼓鼓的,他刚刚拿了30块钱,每次都可以找到这个门徒。达·芬奇的画上——很大的一幅横的画,画在教堂的餐厅里面——耶稣坐在中间,有一点哀伤。他的12个门徒,6个坐在左边,6个在右边。左右两边的6个各分成两个小组,3个人在一起,面面相觑,方为惊叹。可是,这幅画,师徒13人是坐在一张长桌子的前面,这很奇怪。为什么师徒吃饭要朝一个方向呢?圆桌子当然就是360°,可是耶稣跟12个门徒都是面对着观众——在画面上,同时他们是坐在椅子上,椅子还蛮高的。根据当时的情形,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应该像罗马人一样席地而坐,同时师徒应该是面面相对,所以这不可能是写实,因此,很多画家都不同意达·芬奇这样的安排。你找《最后的晚餐》这种画,可以找到几十幅。我就看到好几幅,其中有一幅的作者是荷兰的一个画家叫做雷克鲍茨。他比达·芬奇要早40年画这个题材,那就不一样了。他是画一张方桌子,不是长桌子。耶稣坐在这儿,他左右各有两个门徒,打横的两边,各有3个门徒,这样一共10个,然后背对着观众、面对着耶稣的有两个门徒,所以,13人是坐在一张方桌子的四面。因此,当日最后的晚餐到底是怎么坐的,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他是宗教的场面,一半是要靠想象,就算《圣经》提供若干线索,也不可能写实。那么,宗教如此,传说、历史也是如此。“鸿门宴”到底是怎么坐的,司马迁也并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用同一个题材来写作,来绘画,有不同的后果。这就说明艺术家的想象力是很重要的,因人而异。
我们看西方的绘画,最喜欢画圣母玛丽亚抱着圣婴——圣母与圣婴,Madonna and Child。圣母可胖可瘦,也不可能写实。大致说来,也很滑稽的。画家的模特儿长得胖呢,他画出来的圣母就比较胖;他的模特儿是瘦瘦的,画出来的就是瘦瘦的。像拉斐尔画的圣母都是胖的,像艾尔格瑞科——西班牙的大画家,他画出来的,圣母也好,圣徒也好,都是比较瘦的,那是不可能来写实。
西洋画里面还有一个很多画家要画的题材,叫做圣·乔治屠龙。基督教有很多天使。天使里有几个很有武功,其中有两大天使武功很好,一个是圣·麦可,一个是圣·乔治。这位圣·乔治,据说有一次看见一位少女被一条恶龙所困,受到一条龙的性骚扰,圣·乔治就策马提他的长矛去斗这条恶龙。这个场面,很多画家都画过。拉斐尔就画过这样一个场面,在画的背景,是一个很纯洁的少女在那里祷告,希望圣·乔治能够为她把龙杀掉。圣·乔治在画面上穿着白袍、青甲,面貌姣好。他骑的马也是白马。白,当然象征纯沽。圣·乔治以这样的姿态,挺起长矛来刺地上的一条恶龙。不过,那条恶龙并不怎么吓人,也不很长,也不很邪恶,那匹马好像也置身局外,也不看龙,倒回过头来看主人。而背景呢,风光明媚,好像是一个郊游野餐的好日子,不像是武士在屠龙的沙场滚滚的场面。总之,这个画面好像并不是一场恶战。这是16世纪的画。到了19世纪的浪漫派的画里面,法国一个画家——你去法国旅行,一百法朗的钞票上就是这位画家的像——德拉克洛瓦(E·Delacriox),他的一幅画叫做《Liberty Leading the People》——《自由女神率巴黎市民起来革命》,自由女神率民而战。这位画家他也画了圣·乔治屠龙。是在两座山壁的峡谷之中,那匹马是红鬃烈马,那个武士头戴红巾——红巾飘然,那条龙非常庞大,很邪恶,那个少女是非常紧张,举手好像很绝望的样子,整个画面非常激动。浪漫的激动跟古典的宁静成为一个对照,同样一个画题。所以,很多题材不可能用写实手法来处理的。
我们平常创作,如果实际的生活经验把它写到作品里面来,那当然是最有把握,可是我们为了要扩大我们想象的天地,往往到别的艺术家、别的艺术形式里面去寻求灵感,寻找启示,转化为我们自己的作品。这是一个很广阔的天地。因此,我要回顾一下我自己写作那么多年的这方面的一些经验。
首先我要讲到历史。历史是不可能经验的,可是呢,当然可以靠资料、靠知识来加以认识,然后靠想象来加以重现,甚至加以新的诠释。这在中国古典诗人讲来就有一个很大的题材——咏史,来描写历史。我写过一些诗,有一首叫做《刺秦王》。就是荆轲刺秦王的一个场面,主要是根据《史记》写的。不过我所写的是荆轲刺秦王不成,已经受伤流血,靠在秦廷的柱子上,快要死时他心中的感慨。当时,他当然想不到,日后有张良,有楚汉来反秦。我也写过飞将军,写李广,那也是从《史记》得来的一些灵感。我有一首诗叫《梅花岭》,是用全祖望的《梅花岭记》来取材。其他如《昭君》《秦俑》《黄河》等等都是从中国的历史或者地理里面来写。我在写《黄河》那首诗的时候,没有去过黄河,我到现在也没有见过黄河。古典文学也是一大来源,如果能够活用,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要活用,就是要能化古为今,否则古典的遗产,只变成一把冥钞,没有用,你要化古为今,古典遗产才能够变成现款。我写过很多诗,写李白,戏李白,寻李白,念李白。也写过一首蛮长的诗,来体会老杜晚年在湖南的心境。为了这样,我读过他晚年的很多作品,在里面寻求一些启示。屈原,我也写过四五首诗。我很高兴,后天我可能去汨罗江,去向屈原凭吊。我的以古典为背景的诗中,有一首是《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这就是要古今合在一起来写。这首诗我不朗颂,稍为讲讲其中的大意。一开头,我是在台北,跟李白喝了酒,坐车南下,要到高雄去——在南部的都市。这个时候,李白在开车,我坐在他的边座。我就劝李白,我说你刚才酒喝得太多了,因为刚才喝的威士忌很强的,不像你们山东鲁酒比较淡。是汪伦那么热情,胡姬一遍又一遍向你杯中斟酒。你不应该喝那么多,你要知道,肝硬化已经升高为第几名杀手了,最近就有一位武侠小说的高手,因肝硬化而去世——那时候古龙刚刚去世。我说你不要开得这么快。你如果要写游仙诗,你也犯不着把车开得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我建议你去看一张史匹堡的科幻片,就等于游仙诗的经验一样了。正说着,后面警笛声音响了。我说糟了,你超速,是90公里的,你怎么开到140公里了。你驾照有没有?你又欠了酒债?你的驾照已经被酒店扣留,而且你的靠山贺知章又出国了,没有人来保你,至于那些议员都被你得罪光了,高力士就找机会要报复,你现在醉酒驾车,我看你怎么办?赶快跟我换一个坐位,否则你要罚6000块钱台币。你的诗集都被人盗印了,看你怎么办?至于你现在还钱,也不必了,你现在也没有钱还我,等到你的《蜀道难》这些诗集打官司,把钱追回来之后,再还我好了。我说你应该开车要小心,因为高速公路的交通意外比安史之乱的伤亡还要多了。最后我叹一口气说,唉!我应该坐王维的车呀回高雄的。因为王维的诗很慢,他开车也可能是慢慢的。可惜王维一大早就去开会去了。开什么会呢?开“辋川污染座谈会”。这就是说,古诗要新写,把现代人的经验来加以诠释。传说也可以提供题材,例如夸父、后羿射九日、公无渡河这些传说也提供给我很多题材。绘画,也是一大来源。我有些朋友是画家,他们的画也给我很多启示。有一位女画家,也是诗人——席慕容——我想在座也有她的读者,她其实也是很好的画家。她画荷花,非常好,也启发了我。新闻报道,我们看报纸的头条,报纸的消息——这一类的消息也激发我写很多诗。有一年纽约大停电,就发生抢劫,有心人在时报广场分发白色的蜡烛给大家用。我把纽约大停电之夜想象成罗马之衰亡、日尔曼蛮族的侵略。奥黛丽·赫本,Audery Hepburn,60年代有名的明星,也就是《罗马假日》女主角,她去世的消息也激发我写了诗。因为她前半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玉女,好莱坞之宠儿,后半生,中年以后,她献身于人道主义,经常到非洲去援救那些难童、病童。更不用说,电视在我们日常生活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对我们的视觉经验是一大冲击。常常到了奥运会,尤其是冬令奥运会,冰上的舞蹈比赛,所谓figure skating,最能够启发我。我为了看冬令奥运会,写了好几首诗。当然还有摄影。我有摄影的朋友。同时有两年我的妻子也热衷于摄影,于是有一个妇女杂志就要登她的摄影作品,不过有一个条件,就说要我写一首诗——有诗为证——我为了妻子的摄影,写了门首诗,登了12个月。这些都是我们生活里面,尤其是现代生活里面,可以提供我们写作题材,启发我们写作灵感的各种方式。
我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写实主义是非常有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路。不过,凡事要靠经验——实际的经验才能写作,那么我们的想象力,尤其是同情的想象力就相对地会变得微弱。如何发挥我们同情的想象,来补现实经验之不足,尤其是现代作家的一个重要的、新的途径。
我的演讲就到此为止,并不是他递条子给我(注:这时主持人递上了一张观众的提问条)。
余光中先生于1999年9月21日在湖南汨罗屈子词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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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先生简介:
余光中,1928 年出生于南京,祖籍福建永春。母亲原籍江苏武进,故也自称"江南人"。
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 LOWA )艺术硕士。先后任教台湾东吴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其间两度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多家大学任客座教授。1972 年任台湾政治大学西语系教授兼主任。1974年至1985 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1985年至今,任台湾中山大学教授及讲座教授,其中有六年时间兼任文学院院长及外文研究所所长。
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至今驰骋文坛已逾半个世纪,涉猎广泛,被誉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其文学生涯悠远、辽阔、深沉,为当代诗坛健将、散文重镇、著名批评家、优秀翻译家。现已出版诗集21 种;散文集11 种;评论集5 种;翻译集13 种;共40余种。代表作有《白玉苦瓜》(诗集)、《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散文集)及《分水岭上:余光中评论文集》(评论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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