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苏联潜艇头号王牌与威廉古斯特洛夫号邮轮事件

李云龙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海军潜艇部队的“狼群”战术卓有成效，在针对大西洋海域的盟军各类船只的攻击行动中取得极大战果，若以击沉吨位来计算，最成功的潜艇指挥官当属奥托·克雷齐默尔（Otto Kretschmer）。从1939年9月战争爆发至1941年3月被俘，克雷齐默尔指挥U-99号潜艇先后击沉盟军各类船只47艘，击沉吨位274333吨，战果为二战潜艇指挥官之最。无独有偶，一战时期最高击沉吨位记录也是德国海军创造的，洛萨·冯·阿诺德·德拉佩雷埃（Lothar von Arnauld de la Periere）在一战期间先后指挥U-35和U-139号潜艇击沉了194艘协约国船只，击沉吨位高达453716吨。

德国海军能取得如此战果并不奇怪，毕竟在两场世界大战中，德国海军的任务都是在大西洋主动出击敌国船只，破袭对方海上交通线。与之相比，二战时期的苏联红海军无论在活动规模、地域、次数、战果上都难以望之项背，其中最著名、战果最显著的潜艇指挥官是波罗的海舰队的亚历山大·马连尼斯高少校（Alexander Marinesko），他在波罗的海舰队的主要活动地域——波罗的海海域共获得了42000吨的击沉吨位战果，更重要的是，这位红海军潜艇头号王牌也是人类历史上单艘沉船最大海难的创造者。

■ 上图是苏联S-13号潜艇指挥官亚历山大·马连尼斯高少校（1913-1963）.

王牌的过往

马连尼斯高1913年出生于敖德萨，成年后加入苏联商船队和黑海舰队服役，而后转入波罗的海舰队，1936年晋升为海军少尉，1938年晋为海军中尉。1939年夏，马连尼斯高被任命为M-96号新潜艇指挥官——这艘潜艇于1940年中期正式服役时，是波罗的海舰队中最好的潜艇，同年，马连尼斯高晋升为海军上尉军衔。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波罗的海舰队高层准备将M-96号潜艇派往里海充作训练舰，但由于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M-96未能成行。1942年2月12日，M-96被一枚德军炮弹命中，损毁严重。1943年初，马连尼斯高被任命为最新型的S级潜艇——S-13号潜艇指挥官。

二战期间，苏联是一个陆上力量无比庞大的国家，但海军力量孱弱，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波罗的海舰队基本上都是被压制在波罗的海最东面的芬兰湾内，作为有限。直至战争末期，随着德军的败退，波罗的海舰队的活动范围才得以增大。

■ 上图是苏联S-13号潜艇的彩绘图。

德国海军的“春运”

当战争进入1945年1月，德国的失败已不可避免。当时，苏联百万大军向西席卷，数百万德国军民面临被包围的困境。面对危局，德国海军司令卡尔·邓尼茨元帅（Karl Donitz）违反希特勒的命令，发起名为“汉尼拔”（Operation Hannibal）的紧急撤离行动，通过使用各种船只，将库尔兰（Courland）、东普鲁士（East Prussia）、但泽-西普鲁士（Danzig-West Prussia）等地被困德国军民经波罗的海撤往德国本土或德占丹麦。从效果来看，这项堪比数十年后中国“春运”的撤离行动相当成功，从1945年1月23日至5月8日德国投降，共有115万德国军民顺利撤出。但是，撤离行动并非一帆风顺，人类历史上损失最惨重的海难“‘威廉·古斯特洛夫’号邮轮事件”便发生于这一时期。

■ 上图是“汉尼拔行动”期间，从东普鲁士的皮劳（Pillau，即今俄罗斯的波罗的斯克）上船的德国难民。

“威廉·古斯特洛夫”号邮轮是德国布洛姆&沃斯造船厂（Blohm＆Voss）于战前建造的，1937年5月5日下水，长208.5米，宽23.59米，高56米，时速15.5海里，注册总吨位25484吨。初始定位是为德国公务员及工人提供娱乐和文化活动服务的远洋客运游轮，可容纳1465名旅客，可说是当时第三帝国的一个“面子工程”。有趣的是，这艘船最初准备命名为“阿道夫·希特勒”号，但德国纳粹党瑞士分部领导人威廉·古斯特洛夫（Wilhelm Gustloff）在1936年被一名犹太学生暗杀身亡后，希特勒在其葬礼上将这艘邮轮以古斯特洛夫的名字来命名。

1939年二战爆发后，“威廉·古斯特洛夫”号被德国海军征用，充作海军医疗船，正式名称为D号医疗船（Lazarettschiff D）。1940年11月，该船上的医疗设施被拆除，船体也被涂上德国海军的灰色涂装，改为驻波兰北部港市格丁尼亚（Gdynia，德国占据后将其改名为哥德哈芬）的海军第2潜艇训练师的一艘营房船，供1000多名U艇受训人员居住。此后4年，它一直呆在码头上，直至邓尼茨1945年1月底发起“汉尼拔行动”后，它才作为运输船只，撤离被围的德国军民。殊不知短短数日后，它便与船上满载的近万德国军民葬身大海。

■ 上图是1939年9月23日，被德国海军征用做医疗船的“威廉·古斯特洛夫”号邮轮。

■ 上图是1940年7月，在挪威纳尔维克战役（Battles of Narvik）中负伤的德军士兵乘坐“威廉·古斯特洛夫”号邮轮返回德国救治。

1945年1月30日中午12点30分，“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满载着德国难民、军人、格丁尼亚武器研发基地的技术工人从但泽港附近的格丁尼亚出发，驶往德国基尔（Kiel）。与之一道同行的还有另一艘同样满载撤离人员的邮轮“汉莎”号（Hansa），以及2艘护航的鱼雷艇。但不久，“汉莎”号和1艘鱼雷艇因为机械故障而无法继续前行，只剩下“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在另一艘鱼雷艇的护航下独自上路。

离港时，“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乘客名单上显示有6050人，但实际人数远超于此。据后来统计，当时船上共装载了10582人，包括173名船员、918名海军官兵及2名U艇训练师的人员、373名女性海军辅助人员、162名伤员，以及8956名平民（其中约5000名儿童），这些乘客里面还包括盖世太保人员和纳粹官员及其家属。因为过于拥挤，很多乘客并没有穿戴救生衣。另外，“威廉·古斯特洛夫”号上还安装了3门105毫米高射炮和8门20毫米高射机枪。因为这些武装和船上装载的军人，德国人并未将其作为一艘医疗船对待，船身上也没有什么红十字标志，这使得它的身份和地位相当尴尬。

■ 上图是1945年1月30日，蜂拥挤上“威廉·古斯特洛夫”号邮轮的德国难民和军人。

连中三元

1945年1月11日，马连尼斯高少校带着他的S-13号潜艇离开汉科（Hanko），一路向西南航行，并于1月13日抵达波兰的科沃布热格（Kolberg）附近。因为苏军的大规模反攻和德军的撤退，波罗的海舰队的潜艇已经不再坐困芬兰湾，可以进入波罗的海海域活动。在“汉尼拔行动”开始后的几天时间里，S-13号潜艇在立陶宛海岸巡逻，寻找过往德军船只。

可选择的攻击对象很少，但此时的马连尼斯高迫切需要一份能让上头满意的战绩，因为他正官司缠身——长期存在酗酒的问题，加上在芬兰图尔库（Turku）与一名瑞典女性有染，若此次空手而归，等待他的很可能是军事法庭的审判。

1945年1月30日黎明前，在未得到指挥部允许的情况下，S-13号潜艇独自前出到波兰海岸西南方向，并在此设伏，因为根据之前传来的情报，德国人在但泽湾有大行动，在这里“守株待兔”说不定可以捞到一个“大家伙”。

当天晚上8点，S-13号潜艇的大副在潜望镜中看到了一幅不可思议的景象：夜幕里，一艘巨大的远洋邮轮大摇大摆驶来，船上的导航灯无比炫亮，在黑夜里不啻于一个巨大的“靶子”。这艘就是从格丁尼亚驶来的“威廉·古斯特洛夫”号邮轮。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也算是“威廉·古斯特洛夫”号自己作死。在出港时，邮轮上有4位船长：邮轮本身的船长、2名德国商船队的船长和1名U艇艇长。这4人都有话语权，但在沿途如何避免苏军潜艇袭击的问题上却无法达成一致。U艇艇长威廉·察恩少校（Wilhelm Zahn）认为应该紧靠海岸线，在浅水区域实施闭光航行，但“威廉·古斯特洛夫”号邮轮船长弗里德里希·彼得森（Friedrich Petersen）最后却选择了在存在水雷隐患的深水区域航行。不久，他接到了一份电报，告知他即将有德国海军扫雷舰前来与之会合护航，他遂打开红绿导航灯，避免双方在黑夜中发生碰撞。这就使得这艘邮轮在黑夜中异常明显。

■ 上图是“威廉·古斯特洛夫”号邮轮的船长弗里德里希·彼得森。他是此次事件中的少数幸存者之一。

S-13号潜艇发现邮轮后，潜行至其右舷方向并悄悄地与之并行了近2个小时——就像跟踪猎物的饿狼一般。由于护航鱼雷艇上的水下传感器已经结冰，德国人并没有发现他们身侧潜伏着一艘苏联潜艇。

晚上9点以后，马连尼斯高做了一个大胆的行动，他指挥S-13号潜艇浮上水面，绕至邮轮左舷船尾位置，开始发动攻击。马连尼斯高选择的攻击位置是位于波兰弗瓦迪斯瓦沃沃（Wadysawowo）和韦巴（eba）之间约30公里外的海面上，靠近岸边港口一侧（在这个方向发起攻击更能出其不意），具体方位坐标为北纬55度07分，东经17度41分。

S-13号潜艇先后向邮轮发射了4枚鱼雷，这4枚鱼雷弹体上都分别标有标语，第1枚是“为了祖国”，第2枚是“为了列宁格勒”，第3枚是“为了苏联人民”，第4枚是“为了斯大林”。除了第4枚因为故障卡在鱼雷发射管中，其余3枚都成功命中了目标左舷。

其中第1枚鱼雷击中了“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左舷船首，导致船员宿舍区的水密门封闭，大批正在宿舍区休息的船员被困在船舱中；第2枚鱼雷击中了船上的游泳池区域，这里已经被征辟为女性海军辅助人员的住宿区，由此导致了重大伤亡，373名女性海军辅助人员仅3人生还；第3枚鱼雷击中了邮轮中部的动力舱，导致船上的动力设施和通讯设备全部罢工。

■ 上图是“威廉·古斯特洛夫”号被击中后倾斜沉没的瞬间。

邮轮被鱼雷击中大约20分钟后开始向左舷方向倾斜，船上的幸存者们纷纷放下救生艇逃生，据说当时仅有9艘救生艇能够放下到海面，其他救生艇因为天气寒冷而冻结在吊艇柱上，逃生者不得不砸毁冰块才能放下救生艇。同时，由于船体倾斜，位于右舷较高位置的救生船纷纷砸往左舷，不仅摧毁了许多救生艇，还把里面的逃生者给抛出船外。另外，还有数千人被困在船舱里，数千人跳进冰冷的波罗的海求生。每年这个时候，波罗的海的水温通常在4度左右，但当时是在一个极其寒冷的夜晚，气温在零下18-零下10度，大小不一的冰川覆盖海面，这使得大部分掉进海里的人直接被冻死——这成为此次海难中死亡人数最多的原因。除此之外，被鱼雷炸死、被淹死、逃生中被践踏而死也是此次海难中的其他几个主要的死亡因素。

遇袭不到40分钟，“威廉·古斯特洛夫”号邮轮已经完全倾斜在海面上；10分钟后，邮轮完全沉入44米深的海底。

■ 上图是“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沉没的彩绘。此次遇难人数高达近万人，与著名的“泰坦尼克”号邮轮的海难事故相比，后者遇难人数约1500人。

邮轮遇袭后，不远的德国船只纷纷来救，共救起1200余人，其中T-36号鱼雷艇救起564人，“狮子”号鱼雷艇（Lwe）救起472人，M387号扫雷舰救起98人，M375号扫雷舰救起43人，M341号扫雷舰救起37人，“哥廷根”号轮船（Gttingen）救起28人，TF19号扫雷艇救起7人，“哥得兰岛”号货船（Gotenland）救起2人，V1703号巡逻艇救起1个孩子。但是，最终只有996人生还，遇难人数高达9343人，其中包括5000余名儿童。这成为人类历史上单条船只遇难人数最多的海难事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威廉·古斯特洛夫”号上的4名船长也在生存者名单上，但奇怪的是，德国官方对此次海难责任的追究仅针对U艇艇长威廉·察恩少校一人。由于德国在1945年投降，对威廉·察恩的指控也不了了之。

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德国船只赶来救援，S-13号潜艇融入黑夜，悄悄离开。

■ 上图是击沉“威廉·古斯特洛夫”号邮轮后，S-13号潜艇悄悄离开。

梅开二度

击沉“威廉·古斯特洛夫”号之后，马连尼斯高带着S-13号潜艇继续在波罗的海游弋，继续寻找可以下手的目标。11天后，即1945年2月10日午夜后不久，S-13号潜艇又发现了一个大目标——德国的“冯·施托伊本将军”号邮轮（General von Steuben）。

这艘排水量14660吨的邮轮和“威廉·古斯特洛夫”号一样，都是“汉尼拔行动”中用于撤离德国军民的船只。这艘仅可容纳800人的船上却挤满了4267名逃难者（根据后来统计，船上人员至少超过5200人），其中包括64名船员，2800名德军伤员，800名平民，100名回国的士兵，270名海军医护人员，12名来自皮劳的护士，64名海军人员，以及160名海军商船人员。邮轮于2月9日从皮劳出发，前往斯维诺乌伊希切（Swinemünde）。

发现“冯·施托伊本将军”号邮轮后，马连尼斯高指挥潜艇以水下潜航的方式默默跟踪邮轮走了4个小时，然后以间隔14秒的方式向邮轮发射了2枚鱼雷，全部命中邮轮右舷，20分钟后，邮轮沉没在波罗的海冰冷的海底。此次袭击造成约4500人死亡，仅650人获救。

■ 上图是1945年1月26日，德国从皮劳撤离难民的场景。两周后，“冯·施托伊本将军”号邮轮满载人员从这里出发，踏上不归路。在“汉尼拔行动”中，德国先后从皮劳撤出了45万人。

■ 上图是1925年时期的“冯·施托伊本将军”号邮轮，当时这艘邮轮的名字是“慕尼黑”号，1938年改为“冯·施托伊本将军”号，以此纪念这名曾参与美国独立战争的普鲁士将军。

■ 上图是如今沉于海底的“冯·施托伊本将军”号邮轮的CG图。

■ 上图是苏联S-13号潜艇的活动路线及击沉“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和“冯·施托伊本将军”号的位置。

晚景凄凉

由于“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和“冯·施托伊本将军”号的战绩，加上之前的战果，马连尼斯高的击沉总吨位达到42000余吨，一跃成为红海军潜艇部队的头号王牌。

尽管战绩喜人，但由于马连尼斯高本身酗酒、风流、对上级不敬等毛病，他被认为不适合获得苏联的最高荣誉——“苏联英雄”称号，而是被授予了“红旗勋章”。这令马连尼斯高相当愤懑，当上级准备在S-13号潜艇上给他授勋时，为表示不满，马连尼斯高居然指挥潜艇下潜离开——这也导致他的职业生涯也一同坠入深谷。

1945年9月，马连尼斯高从S-13号潜艇艇长的岗位上卸任，军衔也被降为上尉，并被赶到一艘扫雷舰上担任指挥官。1945年11月20日，马连尼斯高被强制退役。离开军队后，马连尼斯高在一家航运公司担任了几年高管，但在1949年，他因为“浪费社会主义财产”而被判处3年监禁。

1960年，疾病缠身的马连尼斯高得以恢复海军少校军衔和养老金。3年后，1963年11月20日，马连尼斯高死于癌症，享年50岁，他最后被埋葬在列宁格勒的博戈斯洛夫斯科耶公墓（Bogoslovskoye cemetery）。1990年，苏联解体前夕，戈尔巴乔夫为马连尼斯高追授了迟到已久的“苏联英雄”称号，并将列宁格勒的建设者大街重新命名为马连尼斯高大街。如今，圣彼得堡的潜艇博物馆也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在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喀琅施塔得（Kronstadt）、敖德萨都修建有他的纪念碑。

■ 上图是如今在圣彼得堡的博戈斯洛夫斯科耶公墓中的马连尼斯高之墓。

■ 上图是如今坐落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市的一座马连尼斯高的纪念碑。

■ 上图是2015年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时期发行的马连尼斯高的纪念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