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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里约奥运会开幕式上，一支没有国旗的奥运代表团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他们是奥运史上第一支难民代表队。他们出现在宣扬和平的奥运会赛场上，也提醒着世界各国人民，战争与难民的存在。奥运会从来都是现实政治的缩影。
近年来，ISIS等恐怖势力异常猖獗，恐怖袭击事件频发。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发生爆炸事件，两人被炸死，一百多人受伤。2004年，距雅典奥运会开幕不到100天，雅典南部的一所警察局接连发生三起爆炸，奥运开幕前夕，警方又在一座体育场附近发现手榴弹、雷管和炸药。2015年11月，在巴黎德法友谊足球赛上发生了爆炸事件，造成129人死亡。体育赛事成为恐怖分子攻击的目标，这不仅使体育比赛失去了其本身的意义，更使承担体育大赛的举办国压力倍增，安保问题成为举办国需考虑的重中之重。在里约奥运会上，美国出动FBI支援巴西、巴西出动航母等都表明了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亚特兰大奥林匹克公园爆炸现场
如果追溯奥运会历史上的第一次恐怖袭击，那就是发生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的恐袭事件。
康纳利大街31号的枪声
1972年的联邦德国慕尼黑奥运会是德国第二次举办的奥运会，此前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因当时纳粹德国实行种族主义而臭名昭著，因此，联邦德国奥委会在这届奥运会上煞费苦心，想要改变柏林奥运会所造成的印象。同时适逢美苏冷战，联邦德国还肩负着向世界传播资本主义阵营民主、自由、繁荣、乐观新形象的使命。故此，慕尼黑全城气氛轻松欢快，警察不配枪也不穿制服，只着便衣散布在琳琅满目的商场和拥挤的酒吧中。
在本次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以色列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支队伍。他们身着深蓝色套装，白色软帽，手举“大卫之星”的国旗，一脸严肃。联想到犹太民族在二战中的沉重遭遇，联想到慕尼黑体育场距达豪集中营¹仅有六英里，以色列代表团出现的身影所凸显的历史意义可见一斑。
1972年9月5日，距奥运会闭幕还有三天。慕尼黑九月的夜晚，天气凉爽。也许是本届奥运会“欢乐奥运”（Die Heiteren Spiele）的主题已深入人心，也许是赛事有条不紊地进行让组织者对奥运会的胜利闭幕抱有信心，也许是慕尼黑醇香的黑啤酒让已经结束赛事的运动员早早陷入了梦乡，夜幕之下的奥运村一片安静与祥和，奥运村大门紧闭，大部分运动员已经入睡，只有间或一两个贪杯的运动员爬墙回到奥运村。
凌晨4点25分，八名穿着运动装的“奥运会选手”，悄悄来到奥运村的门口。但他们却没有丝毫醉意，只是带着重重的手提包，在那里东张西望。他们隔着铁门扔进手里的拎包，敏捷地从六英尺高的铁丝栅栏上翻过。随后，他们从拎包中熟练地掏出AK47步枪，朝康纳利大街31号走去，那里是慕尼黑奥运村以色列运动员的住处，而这八名穿着运动装的“奥运会选手”并非是真正的运动员，而是恐怖组织“黑色九月”的恐怖分子。
八名恐怖分子撬开了康纳利大街31号一号公寓的前厅门锁，摔跤裁判尤塞夫·戈特佛伦德最先听到开门的声音，他本以为是室友回来了，但当他看到手持自动步枪、头戴面罩的恐怖分子时，立刻警觉起来，用希伯来语大喊了一声“危险！”，便迅速地扑过去试图用自己 的身体顶住慢慢被推开的房门。但门框逐渐扭曲变形，戈特佛伦德再也抵挡不住，房门被撞开了。除了戈特佛伦德，田径教练阿米兹·沙皮拉、 击剑教练安德烈·施皮茨、射击教练柯特·绍尔、举重裁判约卡夫·斯林格，一号公寓中的其他四名房客也被恐怖分子扣押。恐怖分子威胁他们说出其他以色列运动员的住处，并向他们承诺，如果能敲开其他以色列运动员的房门，就放过他们。但这些以色列运动员表现出了他们的勇气，并未提供任何信息。于是恐怖分子决定搜查康纳利大街31号，他们将目标锁定在了三号公寓，三号公寓楼里的六名以色列运动员全部被抓，其中包括三名摔跤选手：艾利兹·哈芬、马克·沙文、盖德·祖巴里，以及三名举重选手：大卫·博格、泽夫·弗雷德曼、尤塞夫·罗马诺。 
1972年9月“黑色九月”组织中一名恐怖分子在慕尼黑奥运村 
惨案现场（左侧女子为击剑教练的妻子）
恐怖分子在搜查康纳利大街31号的时候，漏掉了住在二号、四号、五号公寓的八名以色列人，恐怖分子急于抓到的以色列奥运代表团团长塞缪尔·拉尔金就住在五号公寓。
恐怖分子在进入三号公寓前，刚好碰到了迎面走来的摔跤教练摩西·温伯格。大块头的温伯格撂倒了其中一名恐怖分子，但被另一名恐怖分子开枪打中脸部后被制服，这是发生在康纳利大街上的第一声枪响。当三号公寓的以色列人全部被俘后，恐怖分子把他们集体驱赶至一号公寓时，摔跤选手盖德·祖巴里猛冲向他们，小个子的盖德敏捷地拐了个弯，躲过了恐怖分子的猛烈枪击，跑到了安全的地方。温伯格趁着混乱，再次对恐怖分子展开攻击，但被另一名恐怖分子开枪打死。举重选手尤塞夫·罗马诺趁机抢过一把刀，刺伤了面前的恐怖分子，但被另一名恐怖分子扫射致死。
此时，康纳利大街31号的枪声惊醒了还在睡梦中的人们。
何以酿成“慕尼黑血案”
“黑色九月”为什么会在慕尼黑奥运会上劫持以色列运动员呢？究其根源，还得从巴以冲突说起。
19世纪末，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鼓动下，大批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与当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争夺生存空间，这为日后的巴以冲突埋下了种子。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数以万计的巴勒斯坦人被迫离开家园。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占领了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旧城、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约百万巴勒斯坦人被赶出家园，沦为难民。
为了领导巴勒斯坦人争取民族权利，1964年，四百多名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成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组织”。1967年巴解组织出现内讧，从中分离出了一个更为激进的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以下简称“人阵”）。最初，“人阵”以约旦为据点，常常制造劫机等恐怖事件。1970年9月6日，“人阵”把英国、德国和瑞士的三架飞机劫持到约旦并炸毁。这引发了约旦与巴解组织的矛盾，9月17日，约旦军方向巴解游击队发动了大规模进攻，重创巴解游击队，打死了至少四千名巴勒斯坦游击队员，打伤无数。1971年9月，为纪念这起发生在9月的事件，“黑色九月”（Black September Organization）在大马士革组建，这是一支在国外发动袭击和执行暗杀任务的秘密恐怖组织。
在参加奥运会问题上，巴以之间也是摩擦不断。巴勒斯坦是中东地区最早成立奥委会的地区。巴勒斯坦奥委会成立于1931年，并于1934 年获得了国际奥委会的承认。二战后，统一的巴勒斯坦奥委会不复存在。1948年，建国后的以色列组建奥委会，并于1952年取得了国际奥委会的承认，以色列由此参加了1952年及以后的历届奥运会。另一方，巴勒斯坦虽多次提出自己是“巴勒斯坦奥委会”的合法代表，要求奥委会予以认可并准许其参加奥运会，但国际奥委会以巴勒斯坦没有统一的体育组织为由拒绝了其诉求。对此，巴勒斯坦人十分不满。
1972年7月，“黑色九月”头目阿布·伊亚德、阿布·达乌德与法赫里·乌马里在罗马聚首，他们看到国际奥委会对巴勒斯坦参加慕尼黑奥运会的要求置之不理的报道，十分气愤：“为什么我们在奥运会的位置被占领者的旗帜所取代？为什么整个世界都在享受快乐而我们却被拒之门外？”他们认为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被世界所忽视，他们也意识到奥运会有巨大的宣传潜能。阿布·伊亚德提出：“他们拒绝我们参加，为什么我们不能以自己的方式渗透到奥运会呢？”于是，他们开始策划在奥运会期间劫持以色列运动员，从而迫使世界倾听巴勒斯坦人的声音。
阿布·达乌德自称是慕尼黑恐怖袭击的策划者，并在自传中写道：“‘黑色九月’与‘法塔赫’¹紧密 联系在一起，它是抵抗运动的一个下属机构，它存在于后者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军事和政治目标的时期”，“并不存在‘黑色九月’的组织……‘黑色九月’组织直接听命于阿拉法特。”但是，阿拉法特对此予以坚决否认。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无法拨开藏在这场恐袭事件背后的神秘面纱。
奥运村的安保也存在巨大漏洞。慕尼黑奥运会是二战后第一次在战败国——联邦德国举办的奥运会，联邦德国政府几乎竭尽全力向世界展现这次“和平欢乐”的盛会，主办方甚至刻意降低了安保的级别，在整个奥运会期间竟然没有一名警察出现在赛场中，慕尼黑警察局局长曼弗雷德·施雷伯说：“我们在奥运场馆大约有两千名身穿淡蓝色制服的安保人员，但在奥运村里一个也没有。我们的警察部队完全没有为这种类型的恐怖袭击做好准备。"
2012年，德国联邦安全局解密了一批档案，档案显示多特蒙德情报机构曾为联邦德国奥组委设想出“21 种突发状况”，其中就包括巴勒斯坦人可能对以色列运动员实施的恐怖袭击。但多特蒙德警方在调查后认为，这批巴勒斯坦人连找住址都要寻求当地人的帮助，不可能策划恐怖活动。但事实是，在这八名恐怖分子中，有一人曾参与了慕尼黑奥运村的修建工作，对奥运村的布局非常熟悉；有一人已在德国定居十年，还是一位具有博士学位的工程师。显然，警方低估了恐怖分子的能力。复杂的巴以矛盾是横亘在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一道坎，巴勒斯坦人把慕尼黑奥运会与恐怖袭击当作自己发声的扩音器，极不健全的安保又让“黑色九月”恐怖分子钻了空子，由此酿成了这起“慕尼黑血案”。 
阿拉法特 奥运村里的谈判与机场交锋
发生枪战的时候，奥运村安保人员在哪里？
刚开始，奥运村的安保部门只接到了含糊不清的报案，恐怖分子断断续续的机枪声在黑夜中混杂着噪音，让人难以分辨。大约在凌晨5点，一名没有携带武器的联邦德国安全警察过来检查，他对站在康纳利大街31号门前的一名头戴面罩的恐怖分子说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恐怖分子没有回应，并迅速消失在夜幕之中，这时，刚刚逃脱的以色列人盖德·祖巴里才真正拉响警报。慕尼黑警察局局长曼弗雷德·施雷伯在睡梦中被电话惊醒，几乎就在同时，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梅厄夫人也收到了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 
慕尼黑惨案后，以色列开始组建特种部队，以防再次出现劫持事件时，可以保卫国民安全（图为一队以色列特警在射击场进行射击训练）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把一张张纸条从窗口丢了出来，纸条上列出了他们的条件：（1）要求释放被“战争机器”以色列关押的234名囚犯；（2）准备三架飞机，将他们送往“安全的目的地”；(3）必须在早上九点前满足这些要求，否则就杀死所有人质。
“如果我们妥协，全世界的犹太人都不再会有安全感。”梅厄夫人的态度非常坚决，她在议会上的发言，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以色列人的观点。“我已作出决定，全部责任，由我承担。”
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与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在电话中商量了十几分钟，从接下来的行动中也可推测，此次谈话中双方并没有达成一个明确的解救人质方案。 
联邦德国警察穿着运动服和防弹背心，手持机枪在奥运村屋顶巡逻
联邦德国方面准备以武力解救人质。慕尼黑警察为了不被恐怖分子觉察，也穿着运动服，装扮得像个运动员，只不过这些“运动员”手里拿的是冲锋枪或狙击步枪，警察根据部署准备伏击藏身在31号公寓的恐怖分子。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届奥运会上，首次开通了卫星环球电视直播，卫星电视不仅向全世界直播了奥运会的盛况，也第一次向全世界直播了人质劫持事件。奥运村的情况被电视台传到了世界各地，当然也包括恐怖分子所在的31号公寓。德国警方穿着运动衣准备伏击的画面被恐怖分子看得一清二楚。以武力解救人质的计划不 得不中止。
9月5日上午11点，以色列政府以不能因妥协使全世界犹太人陷入危险为由，正式拒绝了恐怖分子提出的要求。
联邦德国政府拿出第二套解救方案——由联邦德国政府组成的危机处理小组进入奥运村与恐怖分子头目伊萨谈判。慕尼黑警察局局长施雷伯表示，“你们绝对不可能活着走出奥运村”，伊萨笑着回答，“无所谓，反正会有很多以色列人陪我去死”。危机处理小组甚至表示愿意以自己来交换人质，恐怖分子显然不会同意这种交换，他们针对的又不是德国人，但是危机处理小组的这种勇气还是值得一提的。 
联邦德国政府派出的直升机
谈判到了晚上9点，恐怖分子降低了要求，只要一架飞机送他们和人质到开罗，到达开罗之后，如果以色列政府释放巴勒斯坦囚犯，他们就会释放这些运动员。
联邦德国政府答应了恐怖分子的要求，准备派两架直升机将人质与恐怖分子运到慕尼黑的菲尔斯滕费尔德布鲁克机场，那里停放着恐怖分子所要求的波音727飞机，九名人质与八名恐怖分子将会搭乘这架飞机前往“安全目的地”埃及。以色列政府也同意了恐怖分子的最后要求。当然，联邦德国政府与以色列在这方面达成了共识：势必要成功解救人质，绝不会让恐怖分子得逞。联邦德国政府已为营救人质准备了几套方案。
第一套方案是在恐怖分子从奥运村前往直升机的地下通道内设伏击，但狡猾的恐怖分子临时更改路线，改为乘坐大巴去直升机停机坪。此时，警方才确认恐怖分子有八人，而不是之前估计的四人，显然，这是一个极为致命的错误。警方的第二套方案是计划在机场用装甲车救人，但由于通往机场的道路挤满了围观的群众，装甲车竟被“堵”在了路上。当运送恐怖分子和人质的直升机降落在机场时，装甲车还没到。 
被恐怖分子炸毁的直升机
9月5日晚10点35分，两架直升机降落在了菲尔斯滕费尔德布鲁克机场，距离波音727不到一百码的距离，四名恐怖分子下了直升机去检查波音727。大约5分钟后，联邦德国实施了第三套方案，五名狙击手开枪了。交火大概持续25分钟，恐怖分子眼看就要丧生于此，他们准备让最后的底牌——九名人质陪葬，于是，一名恐怖分子向载有五名人质的直升机里扔了一枚手榴弹， 直升机立刻爆炸。几秒钟后，恐怖分子开始扫射第二架直升机里的四名人质。机场里一片混乱，只能听到机枪扫射与爆炸的声音，谁也不知道机场内的情况。
9月6日凌晨1点，联邦德国政府发言人阿勒斯通过美国广播公司ABC向全世界宣布：“正如大家所料，恐怖分子全部被击毙，人质全部获救”。以色列国民忐忑的心终于在听到这个“好”消息后稍微平静下来。但到了凌晨5点，慕尼黑警察局局长施雷伯召开新闻发布会，承认“行动失败了，九名人质全部在机场遇难，无一幸免”。短短几个小时内，悲喜两重天。
不断切换的电视直播画面又多渲染了几分紧张与恐怖，当饱含着凝重与希望的国歌在以色列响起时，整个国度都沉浸在哀痛中。犹太人的鲜血再一次流淌在德国的土地上，“我们又遭受了伏击和屠杀”。
“天谴”行动
1972年9月6日上午，组委会在举行田径比赛的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追悼活动，当局要求所有参加奥运会的国家都降半旗。以色列代表团团长拉尔金在悼念仪式上说：“现在，我必须带着自己遇难同胞的遗体回国了。但是，奥林匹克精神是永存的！我保证，我们将在四年之后前往蒙特利尔参加奥运会！”9月7 日，奥运会恢复比赛。 
遇难运动员家属在以色列机场接收遗体
当载着灵柩的飞机抵达以色列，人们表情凝重，罹难者亲属撕扯着衣服，身体颤抖着，整个以色列都弥漫着复仇的血腥味。以色列军方已在“铁娘子”梅厄夫人的指示下，做好了军事打击巴解组织的准备。9月8日，以色列空军轰炸了巴解组织在叙利亚与黎巴嫩的阵地，两百多名巴勒斯坦人被炸死。9月16日，以色列三个装甲纵队越过边境进入南黎巴嫩，攻击并摧毁了疑似住有巴解组织成员的房屋，导致六十多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
“黑色九月”这边也没有停止动作。10月29日，“黑色九月”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并以炸毁飞机相威胁，要求释放之前被逮捕的三名恐怖分子。联邦德国政府居然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把三名恐怖分子送到其同伴劫持的那架飞机上，飞机飞往利比亚。三名恐怖分子在利比亚享受了英雄般的待遇，甚至还在的黎波里机场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怒火再难抑制，以色列开始复仇的第二步计划—— 暗杀“黑色九月”恐怖分子，一场代号为“天谴”的行动即将开始。执行此次行动的正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按照以色列总理的指示，为了以牙还牙，为被杀的11名以色列运动员偿命，一份11个人的死亡名单出现在了“摩萨德”手中。
暗杀活动从1972年10月持续到1981年8月， 这期间，“摩萨德”特工在罗马枪击了“黑色九月”在意大利的负责人瓦埃勒·兹怀伊特；在巴黎用“死亡电话”炸死了“黑色九月”在法国的代表马赫穆德·哈姆沙里；在塞浦路斯用“弹簧炸弹”炸死了侯赛因·阿巴德·希尔；在巴黎街头开枪打死了巴西尔·库拜西；赛义德·穆查西与穆罕默德·布迪亚也未能幸免。
暗杀活动不止发生在欧洲，1973年4月9日晚，“摩萨德”与以色列国防军特种部队发动了一场代号为“青春之泉”的行动，这次行动发生在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突击队男扮女装混进了巴解组织总部办公楼和一幢四层公寓楼内，打死了三位重要人物：巴解组织情报机构负责人阿布·尤赛夫，专门负责以色列国内暗杀活动的卡马尔·阿德旺以及巴解组织发言人卡马尔·纳赛尔。
“死亡名单”上还剩下两个人，一位是慕尼黑惨案的策划者阿布·达 乌德，他曾在波兰被“摩萨德”特工偶然认出，特工向他开了两枪，但并没有致死。另一位是被联邦德国政府“释放”的贾马尔·阿尔·盖什，与他一起被“释放”的两名同伙已相继被暗杀，而他却巧妙地躲过了一次又一次。
“天谴”行动历时九年终于落幕，遇难人质的家属表示，虽然恐怖分子付出了代价，但他们并没有觉得复仇让人感到更轻松。以色列政府主要关注的是安全与复仇，真正关注遇害者遭遇的，就只有他们的家人。在人质被关押的那二十多个小时里，他们究竟遭受了什么？1992年，遇难者安德烈·施皮策的遗孀安吉·施皮策获得了一份80页的前联邦德国警方报告。这份报告显示了受害者被虐待的部分细节，这些以色列奥运代表队成员曾遭到殴打，而且至少有一人被阉割，其他人质有的身受重伤，甚至骨折。
“这场复仇行动看不出对和平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暗杀无法遏制恐怖，这种以暗杀来复仇的方式只会加剧事件的恶性循环，使得巴以冲突持续激化。和平似乎在中东越走越偏。
“‘黑色九月’分子不仅仅是谋杀了11名运动员…而且谋杀了奥林匹克梦想。”作家西蒙·里夫 在《九月的一天》这样写道。
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本应有更多被记住的画面。在那届奥运会上，第一次出现了奥运会吉祥物，第一次在体育项目上设计并使用了象形符号，第一次使用了电子计时器与激光测距仪，第一次进行奥运会现场直播，射箭与手球项目也重新回到奥运会大家庭中，运动员在赛场上创造了许多新的世界纪录………
慕尼黑奥运会的血腥一幕唤醒了承办国的安保意识。1980年，为确保莫斯科奥运会顺利开展，苏联特地组建了阿尔法反恐特战队。为了备战2016年的里约奥运，巴西安保部队不仅接受了巴西国防部长的检阅，而且还与法国特警举行了联合反恐演习，美国也派遣特种部队的成员和特工前来支援巴西，可谓是为安保做足了准备。
然而，正如奥运会是现实政治的反映一样，安保设施的升级并不能保证奥运会百分之百安全。从其起源的本心来讲，奥运会祈求和平、团结，但现实仍不太平，即使在奥运会期间，枪击案、抢劫案也时有发生。 
慕尼黑奥运会吉祥物（Waldi)
正如阿拉法特所说：“我带着橄榄枝和自由战士的枪来到这里，不要让橄榄枝从我的手中滑落。”体育需要一片纯净的空间。
文章作者：南京大学 贾凯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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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8-5 01: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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