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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unsplash) 每一个学过高中地理的中国学生，大概都能对“南北方地理分界线在秦岭淮河”这一说法倒背如流。然而这看似清晰的划分在现实面前却模棱两可，在这分界线两边，有些城市摇摇摆摆，不知道属于哪个阵营。 南京，就是是其中极具迷惑性的城市之一。 有网友在中国地图上标出南京所在的32°北纬，惊讶地发现河南信阳与南京在同一个纬度，安徽的合肥甚至比南京还要南，而毫无争议的北方城市西安，居然只比南京更偏北2个纬度。 这座将“南”写入名字的城市，方方面面好像并不同于典型的南方。它说的是江淮官话、吃的有面点面食，古城里故宫、城墙、帝陵一应俱全。 为什么说南京是最北方的南方城市？是什么造就了它如此出挑的北方特质？ 
六朝古都，帝王之气
一个普通游客攻略南京的第一天，会漫步浪漫的法国梧桐大街，夜游绮丽的秦淮河，打卡精致的园林，然后发出满足的感叹： 不愧是南方的温柔富贵乡啊。
但当你继续在街头游走，印象就会一点点被颠覆：咦？原来南京也有城墙和中轴线？中轴线中间还有个午门？南京怎么还有这么宏大壮观的皇陵？我到底是在北京，西安，还是南京？ 如果说南京的A面是温润清秀的南方城市，那么B面则是古朴大气的帝王之城。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担任过大一统王朝都城的南方城市，长达450年的建都史[1]，为南京注入与生俱来的帝王之气。 自东吴开始，东晋、南朝、南唐、明、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都在南京建都，上起三国，下至现代，南京担任国都的历史跨越1700多年[1]，中华民族的大起大落可谓一个都没落下。 
△ (图/pixabay) 当年诸葛亮初访吴国，就曾发出“钟山龙蟠，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也”的感慨。 孙权以南京为都建立东吴，虽偏安江南，但目光始终盯着北方，南京都城、宫殿与官署在规模、形制、布局上，都继承着中原都城的传统。 比如说在都城南面设置御道，两侧集中布置中央官署，就是继承东汉洛阳和曹魏邺城（位于今河北省临漳县）发展而来的布局。今天南京的中轴线御道街，最早就可以追溯到这个时候。 
△南京城墙。(图/pixabay) 幼年时期的南京经过这一通“暴改”，已经初具当时北方都城的模样。 此后的东晋，为了表明自己是正统晋王朝的继续，更是继续朝着北方古都的模样改建。 这一时期效仿邺城，建造横街，与中轴线上的御街形成“T”字形格局，后来一直延续成中国古代都城形制的固定模式[1]。 到了明代，南京终于第一次成为全国统一政权的都城。 这一次，南京不再只是单向接收北方文化的影响，而是借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机，反向进行了一波强势输出。 迁都北京后，明成祖为了加强他夺权后作为正统继承人的地位，并藉此消除元朝旧宫的残留，在营建北京紫禁城宫殿时选择了全面沿袭南京[2]。 《明太宗实录》记载：“初，营建北京，凡庙社，郊祀、坛厂、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3]。 南北两座宫城可以说是如假包换，不仅建筑布局相似，甚至名字也直接借用：宫城都以午门为正门，东西各开东华门和西华门；中轴线都南起正阳门至玄武门，中轴线东、西是文华殿和武英殿。太庙与社稷坛则分别位于午门的东、西两面[4]。 如果你沿着南京城墙走一走，还能发现正阳门、朝阳门这些熟悉的北京城门名称。 今天你以为是北京独一份的帝都景观，其实600年前的南京就曾经拥有。 
△ 南京街景。( 图/pixabay) 可以说，南京城自诞生之日起，就将北方基因融入DNA中，并且在后世不断自我强化，最终发展出成熟的帝都范本，反向影响了北方。
北人南迁，移民之城 抗战胜利后，一帮社会名流曾一度被召集到一起，征选南京的市花。 选来选去不了了之，一位名人打岔说南京的代表不是什么花，而应该是大萝卜[5]。 这之后南京人便有了“大萝卜”这个俗称。虽地处南方，南京人却常被被认为像北方人一样豪爽大气。有点粗线条，满是实心眼，一句“多大事啊”常常挂在嘴边。 今天很多外地人发现，南京可以称得上是长三角包容度最高的城市。 其实，在过去几千年里，南京一直源源不断包容着各地的移民涌入，而这种包容与豪爽，正是南北性格交融碰撞的产物。 在历史上，每当中原王朝遭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便会撤退到南京，利用长江“天堑”保全自身，以求安宁。 
△ 长江中下游地势险要、江面宽阔，被古人视为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 。(图/pixabay) 南京因而成为北方人的避难所。 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南京或作为政治中心，或作为富庶之地，都是名副其实的重点迁入地。 比如说第一次两晋之交的北人南迁，随着司马氏余脉以南京为都建立东晋，晋朝的宗室贵族、文武大臣、世家豪族都向这个地区迁移[6]。 东晋初年南京居民还只有4万户，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到南朝梁武帝时，已经有了28万人，加上没登记的黑户差不多有50万人[1]。 这是北方移民第一次实现对南京的占领。自此，南京就再也没有停下过人口“北方化”的脚步。 唐末安史之乱以及两宋之交“靖康之难”造成一波又一波的北人南迁浪潮[7][8]，南京作为东南富庶之地，敞开怀抱接纳了无数北方失意的灵魂和困顿的肉身。 
△ 南京地处江南水乡，自然资源丰富，河流湖泊众多，气候条件优越。 (图/unsplash) 到了明朝，南京的人口融合达到新的高峰。 经历过元末战乱，明初南京所剩土著不多，移民充当了首都需要的大量人口补给。 不少移民来自南京周边。比如说中央行政机构中，占比最大的是为朱元璋立下汗马功劳的淮西将臣；为了更好地监视和控制，江南豪强富民也都被迁到南京；至于工匠、仓脚夫等，则主要来自江浙和江西饶州等地方。 但对南京影响最大的，还属军队的入迁。 作为京师要地，南京对军队需求量巨大。而明朝奉行特殊的军卫移民政策——要求北方卫所的军人来自南方，南方卫所的军人来自南方。 于是在明洪武年间，整个南京几乎被天南海北的军籍移民占领。人口中南京土著仅占10%，军籍移民占到了70.6%[9]。 纷至沓来的移民浪潮，让南京完成了自己的人口置换。 如果说现在的南京是安徽人的南京，那在历史上，它还曾经是无数北方人的南京。
南北大熔炉 长期的建都历史和北方人口的大量涌入，让南京实现了自内而外的“北方化”。
首先体现在语言上。 南京虽然紧靠苏锡常，但说的话并不是吴侬软语，而是属于北方方言的江淮官话[10]。今天官话与吴语之间的边界，就位于南京的南面和东面[11]。 一个北方人今天在南京旅游，常常能在其中找到熟悉的北方口音，比如说，堪与京腔媲美的儿化音。 南京人说今天、明天、后天，分别是今（zhir）个、明（mer）个、后（her）个，和北京人的今（jinr）个、明（minr）个、后（hour）个如出一辙。 南京童谣里一首“大头宝宝小头拐儿，吃起饭来一大唔（碗）儿，窝起屎来一得儿得儿”，也许能够难倒一片南方人。 
△ 南京童谣生动形象、富有地方特色，与生活息息相关。( 图/unsplash) 由于北方人口不断在南京及其周边定居，吴语很早便在南京失去了生存空间。当西晋士族衣冠南渡，在南京的青山绿水间继续使用“洛下之咏”吟诵经典[12]，南京话就开始了北方化的历程。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受北方话影响形成的南京话，曾经还一度享有官话的尊贵地位，甚至成为了后来普通话的基础。 明代南京作为首都，南京话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了当时官话的标准音。随着永乐迁都，大批江淮人口北上，他们说的南京话在北京扎根，很快成为社会主流语言，向外传播。 一直到清朝中后期，南京话的标准音地位才逐渐被北京话取代[13]。而我们今天说的普通话，其实是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的混合体[14]。 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对南北方听众而言，南京话都这么友好易懂。 除了语言，南京的饮食也充分体现出南北融合。 作为享有“苏湖熟，天下足”美誉的传统产稻区，南京同时也是“吃得最北方的南方城市”。“上午老卤面，下午小煮面”，南京甚至被称为“面条之城”。 
△ 无论是在清晨的街头巷尾，还是在黄昏的熙攘市集，一碗热腾腾、香气四溢的面条总能吸引南京人的目光。 (图/unsplash)
面食传入南京，首先要感谢北方人不愿将就的胃。毕竟，搬家容易，改变饮食习惯可没有那么简单。 南宋初年，由于喜欢面食的北方人陡然增加，在江南地区小麦一时间成为稀缺粮食，一斛麦竟卖至万二千钱。 面食得以在南京地区推广种植，还要感谢北方贡献的充足劳动力。 为了满足需求，朝廷多次下诏，劝百姓们多多种麦。1180年，孝宗皇帝“复诏两浙、江、淮、湖南、京西路帅、漕臣督守令劝民种麦,务要增广”，且“自是每岁如之”。 北方移民的辛勤耕耘，让稻麦复种和小麦量产成为可能[15]。 在清代历史文献记载中，江苏地区共有88种面食，虽不及北方面食大省，但在南方也是数一数二。其中面条就有31例，高于其他任何种类[16]。 从那些筋道的面条和浓香的浇头里，也许还能品尝出古早的北方味道。 饮食上另一个让人联想到北方的，是南京人酷爱的鸭子。这南京鸭，莫非又是一个北方人带来的饮食习惯？ 
△人们喜爱南京烤鸭、鸭血粉丝汤、鸭架等美食，没有一只鸭子能“活着”离开南京。( 图/pixabay) 但这一次，故事又来了一个反转。就像故宫和南京话一路北上一样，南京鸭子也随着明代迁都一路向北到了北京。 北京最早的烤鸭店“便宜坊”就由南方人创办于明永乐年间[17]，当时的匾额上还冠有“金陵”二字，以示其正统来源[18]。 今天，当我们感叹南京和北方城市，尤其是北京的相似性时，不要忘记，南京一方面确实在不断被“北方化”，但同时，在政权的南北反复、人口的来来往往、语言饮食的交互影响过程中，南京同时也影响着“北方”。 正是这种双向奔赴，才塑造了今天“既南又北”的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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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7-10 01:2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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