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八路军老战士杨书彬自述》

李云龙

杨书彬老前辈简介：

1923年8月出生在河南济源。1938年11月参加八路军，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1年10月分配到冀南第二分区基干团任敌工干事。

1942年2月被俘，经受住日伪的严刑拷打，表现勇敢，在狱中三次组织逃跑没成，三个月后逃跑归队，经组织审查，认定被捕其间表现勇敢，经受住了考验，并做了结论。

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敌后游击战，临漳战役，上党战役，聊博战役，永年攻坚战，定陶战役，巨野战役，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

战争年代历任敌工干事，教导队指导员，宣传股长，营教导员。

1949年6月，调二野军政大学任队长，1952年8月。组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预科学员队队长，哲学教研室教员，到中央党校学习，新生大队政委。

1965年任吉林白城31基地研究所副政委，后勤部政委。

文革期间，蒙冤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以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工作。

1981年离休，1995年11月去世。

老前辈扬书彬的自述，真实、生动地记录了一个穷学生的战斗成长历程。

李云龙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1923年8月-1938年11月

唐朝大诗人李白曰:“济水出王屋，其本源不穷，源地万眼沸，平原传情通”。这就是写我的家乡。1923年农历8月14日，我降生在靠近济水发源地南岸的河南省济源县铁岸村。这个家庭有奶奶、父母弟兄姐妹共七口人，房三间，地五亩。为了生活又租种地主七亩地，买了一头牛和别人互用，整日劳动，勉强生活。后来由于伯父同我家争家产，被逼借债250元（银元），买了一个五分地的院子和五间房子，从此背上了还不清的阎王债。

一、童年时代

1929年我六岁时开始上本村初小，先生是西许村的赵延芳。这所学校，因受本村刘敬之先生进步思想的影响，接受新鲜事物较快，在本地颇为出名。首先是学校四周白色墙壁上写满了有关教育人才方面的标语，如“天下无难事，只怕不努力”；“日间不劳苦做工，夜间不能安眠”；“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知读书迟”；“亡国奴不如丧家犬”；“雪我国耻，恢复中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等。这些标语每日伴随课堂内外，迪启着我的幼小心灵，使我产生爱祖国、爱学习、爱劳动的思想。同时也感到只有学好本领才能光宗耀祖，荣耀门庭。

童年的生活是在困苦中渡过的。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我东北三省，使我三千万同胞沦为暗无天日的亡国奴。后来我逐渐长大，开始学习和接触到一些古代诗词，对我影响最深的古代名言是宋朝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宋朝岳飞的“精忠报国”；明朝史可法的“誓死保卫神州”；同时东北抗日将领马占山的英勇事迹，耳濡目染，盘绕在我的脑海里。民族苦难深重，人民倍受欺侮。为什么遭到这样悲惨的命运呢?

我抱着读书救国的志向，1935年春考上了师范附小五年级。家里虽苦也咬着牙省吃俭用省出钱来供我上学，由于家里穷校服只有借钱交纳。

我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学校刻苦学习，认真听讲，好学勤问，五六年级均获得优异成绩，语文、算术等课均达95分至100分。1936年在全县观摩考试中考了前三名，得了奖品。从此学习更加努力，除上课外常到图书馆阅读资料。经过努力，再加上接受新生事物快，写的作文被学校评奖并存校，同年还被选为学校童子军。

上学期间我的同桌地主子弟苗北瑞和袁和栾在课间休息时吃烧饼，可我经常挨饿。秋天的一天，我因肚子饿在地里拔了一个萝卜而挨打。从此立志读书，要做有用之人，不再受穷。

二、我的老师

济源县北倚太行山南端，山清水秀，土地肥沃，山林密布，矿产丰富，是块风水宝地。有“盘古寺”，因唐代文学巨匠韩愈《道李愿扫盘古序》而名著神州；西临王屋山，有“愚公移山”而美名千古；南临燕川，邻近滔滔黄河；东边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华北大平原。

我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在兵荒马乱中度过。

1932年的“马寨事件”，我的启蒙老师赵延芳因保护共产党员孙竹萧，被国民党害死在开封监狱。我的另一位老师，即1926年入党的党纪新，定于当年3月奉命同党员薛志中在薰掌村蟒蛇大石滩举行武装起义，因叛徒告密而失败。地主阶级残酷地对农民剥削和压榨，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地不断出现抗租抗捐活动。济源地处晋豫边界地区，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薄弱地区，又处于中条山、太行山之间，山高峰险，沟壑纵横，便于党的游击队活动。为牵制国民党军队蒋震部南下，1932年6月为配合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党纪新于9月在济源县和山西阳城间的万大寨举行武装起义，部队很快扩充100余人，并确定建立游击根据地，挥师东进，同沁阳、孟县党组织取得联系，他们完成了打仗、筹款、购粮的任务。

革命蓬勃发展，震惊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县政府立即组织石子鑫公安局长，纠集县保安大队，对万大寨起义部队进行“围剿”。在这紧急情况下，作为县委书记的党纪新在赴开封去向省委汇报返回途中，路过县城北水运村时被国民党一区区丁李绪聪和杨烈顺抓获（国民党政府曾悬赏“抓住党纪新赏一万元”）。党纪新在敌人审讯时，慷慨激昂，变法庭为讲堂，揭露国民党剥削人民、卖国求荣的罪行，拒绝说出党的秘密。

敌人用火燎、老虎凳、跪铁链、踏铁锲等刑法，在这位共产党员面前都不起作用，最终使党纪新残废无法行走。

消息传到游击队，大队长郭大佛、苗既平准备劫狱，党纪新得知后，通过渠道告诫同志们；“有生就有死，死不足顾虑，我已残废，不要为我做无谓的牺牲”，不要轻举妄动，起义部队要加强团结，奋勇杀敌，争取起义的最后胜利。

敌人怕党纪新押送开封时被我游击队解救，于1932年12月1日夜里将党纪新杀害于县政府东广场。他就义前在刑场上高呼“共产党万岁!”“国民党反动派必然完蛋!”“20年后看老子的江山!”死时年仅26岁。

事后其妻以50元代价买回人头和遗体，缝在一起掩埋在党姓墓地。

这是1933年2月我村在国民党县政府当警察的人给我们几个儿童说的。他告诉我们：“党纪新真勇敢，他连死都不怕，不知哪来那股劲。”

当然这种精神他是不会理解的。

党纪新生前是县师范老师，在我村李得新家住，其子党跃先和我是同龄孩子。党老师和和蔼谦逊，对人热情诚恳，他勤奋好学，连走路也看快报，在我年幼的心灵上印下这个伟大战士的影子，我以他为师，奉为楷模，终身难忘。

1936年夏，我家的邻居范玉柱木匠从延安归来，从他言谈中得知，共产党红军都是好人，他们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打人骂人，杀富济贫，是穷人的救星。从而对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胡说什么“杀人放火，共产共妻”重新有了认识，再加上党纪新的伟大形象，使我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是非黑白有了初步了解。

三、日寇侵占济源

1935年日军入关，实行“华北自治”的何梅协定；接着1937年日军全面向中国进攻。语文课本中一篇有关普法战争中的“最后一课”的惨景将降临到我们头上。华北沦陷，日军长驱直入，我们国土被掠夺，同胞被任意屠杀，中华民族将要沦为亡国奴。“义勇军进行曲”在我们学生中广为传播，人们呼唤:“不自由勿宁死”!教师们人心惶惶，各奔西东，学生们也都辍学在家，我也无心上学。日军占领华北，继续南进，并想吞并整个中原，威胁着中原要地洛阳、潼关，所以济源县成为日军屯兵的要地。

我的家乡眼看也快要沦陷了。国民党军队强迫老百姓挖沟防坦克，在城墙里构筑防御工事。日寇还没到，国民党政府县长杜光达置全县人民于不顾携眷西逃，国民党军队闻风而逃。

1938年1月日寇占领沁阳县城后，接着占领济源县城。有一个夜晚，国民党四十军往西逃窜，有一部分人住在我四叔父杨钟灵家，我那年15岁和杨材齐、牛思亮、杨淑平几个年轻人到连部去投军，申述抗日志向。他们答复：“我们还不知明日是死是活，你们人那么小怎么行?”我们灰心落泪地扫兴而归。

日寇来了怎么办?有钱的地主老财挖地洞藏东西，然后坐车逃跑，穷人东奔西跑，无落脚的地方。只见东乡百姓大车小车扶老携幼，挑着担背着包袱，毫无目的地往西跑。也有个别群众抱着侥幸心理说:“咱们这个小地方，日本鬼子不会来”。

1938年2月26日蒋介石摄于日寇威力，炸毁黄河大桥。日寇出于战略考虑，为正面进攻扫清侧翼开始西进，威胁战略要地洛阳和潼关，他们在黄河北的风凌渡与侵略山西的部队会合，潼关和西北重镇西安告急，济源县成为日军屯兵的要地。

2月26日夜间，一夜的炮声、枪声不断，人们忧虑、恐慌不安，纷纷离家出逃。往北奔向太行山麓，往西奔向王屋山，有亲投亲，有友靠友，反正天塌大家死。人们逃跑以后，老人和胆大点的人没有走，居住几十年和几百年的“家”将马上化为灰烬，多么使人痛惜呀!

当时我在家中。我们全家在日寇入城以后，第一步迁到七八里外的水远村表姨家，那里离山只有五六里，离城要过三道河，交通不便，发现日寇来了往山里跑也很方便。但往了几天，怕不保险又跑到离城20里的原村，在姐姐家的远亲老卢家避难。他们热情拿出米面被褥让我全家使用，我也帮他家孩子到山上割草喂牲口。一天中午，忽然有一个日本鬼子独自追一个中国妇女，当追到原村时，愤怒的群众拿起铁锹、铁镐、锄头、木棍、扫把，团团把那个鬼子围了起来，我也拿个木棍站在大人们当中，那个鬼子在众人包围中也晕头转向，失去皇军的威风，只见民团团长苗万青一声枪响，送那个日本兵上了西天，只见那个日本兵头上流血不止，枪和子弹被民团拿走，尸体也被愤怒的人们扔到山坡上的煤窑里，还在沿途揩干血迹。

人们怕第二天日军报复，一大早都往山上跑，我妹妹杨雪牵着唯一一头牛也往山上跑。人们忍饥挨饿，夜里住在山坡的沟壑之间。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日寇血洗了南庄以后，中午时分包围了原村，敌人把未逃跑的老人搜出来，绑捆了几十个开了杀戒，当敌人用屠刀杀到第35人我房东老卢时住刀了。发泄的敌人自觉仇恨已报，又怕天黑回不了城(离城（20里），就返回城了。

乡亲们晚上回来，在万分悲痛中揩干死者血迹，缝好死者头颅和身躯，掩埋乡亲的尸体，决心和敌人拼命了。人们望着滔滔黄河水，巍巍太行山，这血海深仇何时才能报啊?

敌人占领济源城一个月左右，国民党四十军一个营在营长的带领下，侦察地形后，利用夜间化装攻入城内，趁天黑和日军短兵相接，把日军杀得大败。第二天日军即退回沁阳县城了。日寇撤退，国民党中央军进城，我随表哥牛姜魁进城看舅家情况，只见道路两旁都是地雷线，家中一片狼藉。井里、厕所填满了中国兵的尸体，部队正在打捞掩埋。他家里遭到了浩劫，门没有了，马粪、燃烧过的木灰全院都是，室内衣被物品乱抛一地，厕所厨房粪便臭气醺天，一片悲惨景象。

1938年春夏之交，日寇撤退后，济源县成了国民党的活动范围，国民党抓夫拉壮丁，派捐征款如雪花似地向灾难深重的百姓扑来。数不清的“司令”遍地丛生，打着“抗日”的招牌向老百姓要这要那。尤其引起百姓气愤的是抓丁，抓去的人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绳捆锁绑，每日以泪洗面，家中亲友只能隔窗相望。难道打日本还要受此屈辱吗?真使人难以理解!

1938年8月，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唐天际支队在山西省阳城县组织晋豫抗日根据地，去那当兵的同学牛永丰、牛永森因吃不了那里的苦而回家不归了 ，他们对我说，八路军好是好，就是太苦。不久晋豫工作团的张立下山宣传抗日主张，住在我村开明绅士刘敬之家。当在街上和他相遇时，被他的衣着、言谈、举动所吸引。第二日我就和他担着一罐石灰水，替他在本村和庙街镇涂写瓦解日军的标语。

他说话和霭，平易近人，身着灰军衣，打着绑腿，穿着草鞋，大约30岁左右，是一个很有朝气的年轻人。他不会写字，我就毛遂自荐，帮他比葫芦画瓢写宣传标语，还带他到县城去贴“新闻布告”。

同他相处三四日，通过交谈我开始明白：一、八路军就是当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二、八路军抗日最坚决，首战平型关歼敌数千人，差点活捉日军板垣师团长；三、八路军是人民军队，和人民是同甘苦共患难的鱼水关系。

当他要离开村时动员我跟他走，我也一心想跟他去。回来和父亲商量时，父亲大加训斥，以长辈权威阻拦。

张立临走时嘱咐，叫我组织同学中愿意抗日的积极分子，到山西晋城“八路军华北军政干校”去上学。

李云龙

四、投奔革命

在村北水磨桥头和张立依依惜别，他走后我夜不能寐，便组织同学牛思亮、杨才齐、杨淑平、杨烈贤等商议，认为要么求生存争自由投八路军去打日本鬼子，要么当亡国奴，二者必居其一，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当时为了慎重起见，我和淑平哥到新庄刘鸿儒处了解情况，得到的回答：青年人要想抗日救国，只有投八路军去。

秋天，日本鬼子又占领了县城，在城墙上见人就开枪，只要听到哪村有枪声，就烧毁那个村庄。一天夜里，在城西北潘村听到枪声，第二天日寇就到那里烧杀抢掠，只半天功夫，使潘村立即变为灰烬。秋天遍地青纱帐起来了，城边的百姓开始返家准备秋收了。人们抱着恐惧的心理，回到破乱不堪的“家”，但日本鬼子突然出来扫荡。人们赶紧渡过珠龙河，逃人河北苇子林中，鬼子摸不清情况，在外边乱喊乱叫，直吓得我嫂子得了一场大病，从此人们再也不敢回家了，一直跑到北山公河涧过着有家难归的流浪生活。

日寇的凶残坚定了我投奔八路军抗日的决心，一方面联络同学决定走的日期，另一方面打算说服父母让我顺利出走。我的打算和串联被父亲发现，他大加训斥，开始以骨肉之情感化，当我不顺从以后又以罚跪、头顶砖头威胁，母亲又以软的来感化，又让从八路军开小差回来的牛永丰来相劝。所有这一切不但未瓦解我的意志，相反更激发我抗日爱国的愿望，加速我的出走。好男儿志在四方，有血性的青年不能在亡国之际苟且偷安。于是我和牛思亮、杨淑平抱着抗日投八路的志愿，约定一齐北上，到山西省晋城县八路军那里去。

第二章 抗日战争时期

1938年11月-1945年8月

一、去华北八路军军政干部学校

1938年10月下旬的一天，约好的五同学(杨淑平、牛思亮、杨才齐、杨烈贤和我)于早晨在村北子胥庙前偷偷集中北上。结果等候一个多时辰除杨淑平外未见其他人的踪影，又恐怕家里人追来使我们的计划落空，所以就孤注一掷和淑平哥二人北上。途经大社迫山，顺着山路往山西晋城方向走，途中碰上邻居李康平从林县贩盐回来，他问我到哪去，我支吾应付一下就过去了。到了山西省晋城天井，找到了晋豫工作团的驻地，但张立不在，只有同学苗兆瑞在。在那里的宣传队我们等待了近一个月，当领导知道我们的愿望以后，就把我俩介绍到八路军军政干部学校去。途中在晋城东关，遭到敌机轰炸，毫无军事知识的我们根本不知道害怕，还冒着硝烟弥漫的爆炸在浓烟中冲了过去。我们早行夜宿走了四百多里，第三日到达“华干”所在地--山西省陵川县平城镇，总算到了“家”。就这样我日日想、夜夜盼，当八路军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心中万分激动，那时我只有十五岁。由于第一次出门，这一段吃饭住店，已把偷偷从家里带的三元银元用完，最后连棉袍也截下半节来换饭吃了。

我们根本不懂待人接物，也不清楚什么组织手续，直接就把介绍信递交正在扎煤的吕洞兵政委，他立即停下手中的活，热情地接待了我俩，接着问我们为什么抗日?怕不怕流血牺牲?听到我们天真的回答以后，满意地笑了。为了打日本救中国，拯救民族危难，舍此没有出路。

山西的冬天是寒冷的，晚上没有棉被，我们如何过夜是难以想象的。吕政委发现后，就脱下他身上穿的皮大衣让我们盖，我们深感温暖，但还是谢绝了。幸亏有同乡李修业(济源县尚庄人)主动让我和他同睡一个被窝。当晚睡觉心里难以平静，反复翻腾，后在泪水中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把我们这伙刚入校的新同学集中在庙门外考试，有二三十人，但围观的人很多。许多题目是我从没听说过的。他们问:为什么抗日?我写上不愿当亡国奴，打倒日寇救中国。但对抗日胜利的条件，中国朋友是谁，抗日分几个阶段等问题根本不清楚，幸亏围观同学“传话”，算是答了出来。随后填写人伍志愿书，我们被编入八路军华北军政干部学校第一中队。队长是林保怀，又名园瑧，原是孟县一小学校长，集体参加八路军。以后知道华北军政干校校长是刘子超，政委是吕洞兵，主任是王xx，教官是苏xx、张xx，时间是1938年11月中旬。

校址是不固定的，经常搬家。好在山西农村庙多，可以做为宿舍和课堂。学校只提供本子和铅笔，主要讲《新阶段》、《革命三民主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国际问题》等课。由苏、张二教官授课，教官在桌前讲，学员席地而坐，大腿当桌记笔记。由于不会削铅笔(我们在校都是用毛笔)，队长林保怀亲自帮我削铅笔、记笔记。由于用心听、认真记，认真参加讨论并融会贯通，我理解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树立了抗日必胜的信心，明确自己参军应尽的责任。特别是学校开展“红五月”活动，学习苏联劳动英雄普列汉诺夫运动，进一步树立坚决抗日的决心和信念。

这个期间有三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一是淑平哥哭哭啼啼地想家，他是个独生子，从小无父亲，又刚娶了媳妇，在部队吃不惯苦，借口回家拿被褥找领导请假，校方批准，结果一去不回来;二是和我同铺的同乡李修业，还是个党员，自从其妻来信，信中夹有一根线和一根针，第二天就开了小差，给我留下一床被子和一条单子;三是同乡刘丕煌在国民党新五军当机要员，在平城镇街上碰见，他比我大六岁，异乡见面格外亲切，交谈中他吐露说：“八路军好是好，就是太苦了，天天吃小米饭，连一个钱也不发。”他表白自己一个月可得七块银元。以上这些事对我不成熟的心灵震动很大，也是个考验，但我认准了一条路，跟着共产党，当一名真正的八路军战士。

1939年6月我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经过李教官介绍，了解到在共产党领导下"民族解放先锋队"组建的历史、任务、条件，受到抗日民主运动教育，参加后也没有什么大的活动。

由于杨淑平返家不归，家父从中了解到我们学校地址，因此就从家里带上被褥和鞋，找到了我。一见面父亲就泪流满面，见到了没有离开过家的小儿子，面对十多年父亲养育之恩的骨肉情谊，我也流下热泪。好在队长和同学们热情招待，耐心讲解抗日道理，父亲一扫满心忧虑，愉快返回故乡。我把父亲送到陵川县城，父亲给我买了支钢笔和笔记本。临走父亲一再嘱咐，毕业后回家乡工作，我也只有口头答应。

紧张的学习生活，特别是“红五月”开展的学习活动给刚参军的我留下了深刻影响。通过学习毛泽东主席《论持久战》和《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对抗日战争的目的、性质、阶段和胜利条件有了初步认识，对中国的革命历史有了粗略了解，从宣传活动工作中，也体会到宣传工作的重要性。积极参加歌咏队的学习和文娱宣传活动，大唱“歌唱朱总司令”、“延安颂”、“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初步明确了参加革命工作的目的。

李云龙

二、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39年7月，日寇向晋东南发起第二次“九路围攻”，学校撤销建制，把我们这些年轻学生编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朱德青年队，地址在山西省平顺县东沟大庙内。

同去的有一起从“华干”来的李璋、赵浠、刘德及从洛阳蒋管区来的张松战、陈自新、于安毅等，还有姓钱的队长和分校直属总校领导。

学习内容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青年修养》、《朱总司令模范足迹》和《待人接物》等。通过学习知道没有共产党领导就没有抗日战争胜利的道理。学习朱总司令的世界观及革命大智大勇的立场、情操，以他为榜样，做一名合格的朱德青年队队员。

在青年队为了适应敌后战斗生活，培养生活上的军事化，起床吃饭只限五分钟，集合出发也限在五分钟内，因此培养了雷厉风行的紧张战斗作风和亲自动手的能力。1939年10月寒冬来临，上级只发灰军服和棉花，让每个人自己做棉衣。

这可难坏了我们这帮青年人，无奈只好到女生大队请教大姐们，在她们的辅导帮助下穿上了自己动手缝制的棉衣裤，真从心里感到自豪。从此也慢慢学会了缝被子、补衣服和打草鞋。

由于青年队直属校领导，因此“近水楼台先得月”，经常聆听校长何长工、副校长周纯全的教诲。他们经常给我们讲国内外形势，分析抗战的困难时期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鼓励我们用满腔的热血和生命去换取革命胜利的到来，坚定革命胜利的信心。

总之，作为一个革命者应具备高尚情操，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将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特别是周纯全副校长讲话生动具体，深入浅出，鼓动性很强，给人教育极深，如“老子左手是枪，右手是手榴弹，就是要过铁路”这种大无畏的昂扬气概，给人以极大的鼓舞。

1939年12月，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企图消灭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把我军赶到漳河以北。

在北移途中我得了伤寒，被送到住地壶关的医院。在医院不断听到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专搞摩擦的消息，感到气愤，很难理解国民党为什么不抗日而反共的行为。

在住院期间春节来临，这是我在外过的第二个春节，患病期间更加思念骨肉之情，想到父母、兄长姊妹。在同屋病友陈泽之(湖南省常德人)、李震等人关心开导下，我把对亲人的思念之情转化为抗日的热情上来，以革命抗日为重。

为帮助我恢复健康，一个红军排长(四川人)，给我打死一条狗，炖肉给我吃。虽然远离家乡，但这种阶级兄弟的关爱，使我感动万分。可惜这位排长的姓名不记得了。

当时医院是在壶关和黎城交界的农村，病员分散到农民各家，医护人员到各家巡诊治疗和护理，房东也热情关怀，因敌情变化，医院经常转移，于是老乡就人抬驴驮护送。这里的人民不仅受到敌人扫荡之苦，为保护自己的军队也同样付出了物质和生命的代价。

1940年3月，由于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东迁，我们出院就回到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当时总校地址在山西省武乡县蟠龙镇，同行北上的有陈泽之、李震等四人，走了三四天到了总校，我们四人被编入1团3营9连，连长张江林，指导员王千祥。

这个期间学习内容除军事课外就是学习毛泽东所写《新民主义论》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通过学习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目的和任务，同时对中国革命特点、出路有了清醒的认识。

通过进行军事训练学会了射击、投弹、班排进攻、防空和辨别方向等军事知识。特别是连长张江林言传身教，给我们做示范。他是老革命，曾多次参加战斗，从他身上的伤疤我明白革命来之不易，要取得革命的胜利，还要付出流汗流血甚至生命的代价来换取。

在1940年“红五月”到来时，学校在蟠龙镇南河滩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朱德总司令莅临讲话，陈庚旅长也参加庆祝活动并讲话。以后演出文艺节目“汪精卫卖国”和“山地游击队”，还举行了球类比赛等活动。庆祝活动主要内容是“团结、抗日、进步”。毛主席还为“抗大”题词:“抗大越抗越大。”

会上罗瑞卿副校长以他强有力的声音和充分的论据讲授当前抗日形势和反对反共投降，强调抗大的任务就是培养大批德智双全的干部，上前线杀敌。

他的讲话句句扣人心弦，字字印入脑海，激励人们斗志，明确了前进方向。

这时由于日寇政治上黑暗统治，军事上扫荡和经济上掠夺，我们的生活极端困难，每日吃的是黑豆高梁和盐水煮野菜，有时掺点老乡淹的酸菜汤。有不少同志便秘，大便几天拉不下来，就互相抠。即使这样，大家也都无怨言，照样上课学习。有个国民党军官参观我们学校后深有感慨地说:“共产党真伟大，这么苦，官兵一致，不讲怪话，没有逃亡，真稀奇”。

我们队有十名华侨子弟，为抗日、为追求真理不顾国民党阻挠，不远万里回国参加抗战，也在“抗大”学习。他们才来时是“享受”不了这种苦的，刚开始有钱下饭馆，没钱就卖表卖衣服换吃的，后来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照样自己打草鞋，穿草鞋，和同志们一块磨黑豆吃高梁毫无怨言。

这时我因营养不良得了“夜盲症”，一到晚上什么也看不见，行军时就得连累同志们用绑带牵着我走。山西山区多，沟壑交错，山巅纵横，道路崎岖，在这里行军眼不好就更加困难，碰见石头就摔跤，有时跌到沟里摔得鼻青脸肿。这种情况连长张江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部队反扫荡刚结束住在一个村庄，即命令司务长买了一头猪给连队改善生活，而将猪肝留下煮好专给我吃。自从吃了猪肝以后，视力逐渐得到恢复。我的心情万分激动，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我想只有用实际行动来报答党和上级的关怀。

1940年6月，党中央为了整个抗日战争的需要，华中新四军要成立“抗大分校”，要求自动报名参加分校，我也报名出列。但没有料到被王千祥指导员拉了出来，说:“你那么小怎么能走那么远的路?”待我说“行”时，已把我留到原部队中。

不久“总校”要成立“敌工队”即日语队，就把我编入抗大总校三大队“敌工队”学习。

日语队于1940年7月在山西黎城东阳关以西的一个村庄成立。队长张江林，政治指导员王千祥、教员陈重、日籍教员吉田太郎，以后又来了一位从日留学归来的老师翟墨欣，政治教员是xxx、“敌军工作(包括伪军)”课是总政敌工部科长讲。

我被编入2区队4班，区队长是邱保树，班长是徐连国，毕业后一同分到冀南军区的同班同学有赵春如、王连仲。全队共160余人。年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30多岁的、有十几岁的、有大学生、高中生和小学生。

为了在政治上瓦解敌人，我们开的日语课和政治课的课时比例是8∶2。学习采用速成方式，学习内容多，时间紧，全靠突击来完成。

日语分读本、会话、文法三部分，教材是自编、自刻、自已装订的，学制两年，学习程度要达到日本小学四年级水平。在教材编写中，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加强思想性，从生活用语入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以利于火线喊话和日俘生活用语对话，也要求能看懂日文短篇文章。

语言由日籍老师吉田太郎讲课，读本和文法由陈重老师讲课。由于战争需要，同学们都以突击姿态刻苦学习。经过半年的学习即达到了生活日语化，如起床、叠被、出操、跑步、吃饭、讨论会都开始用日语掺杂表达出来。在这个基础上开始背诵日语文章，如《共产党宣言》、《日本反战同盟告日本士兵书》及小说小林多喜二的《解蟹船》以及日本民间故事《樱花节》等。除此以外还会唱十几首日语歌曲和民谣。学习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及日本军阀财阀的罪恶及日本民俗风俗习惯等。

这两年中因参加百团大战和几次反扫荡，实际只学习一年多时间。通过学习基本上达到日本学生三年级水平。单字量达到两千多，达到日语的生活用语的一般表述。在政治课上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和“共产党员的修养”，从而提高了共产主义信念和明确了共产党员基本条件，在思想觉悟上有了很大的飞跃。

学习快结束时由总政敌工部敌工科长和伪军工作科长给我们上《敌伪军工作政策》。在校庆期间我参加敌工队的日语节目表演，表演了一个日本士兵的觉醒。演出受到校首长腾代远和何长工的表扬。

1940年8月，为粉碎日寇正面进攻，反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我们敌工队参加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战前因为我们这些学生兵是第一次参加战斗，区队全换成老红军担任排长，任务是保卫指挥部及彭德怀副总司令的安全。战役开始正处于秋末，彭副总司令指挥部在“关家脑”山头上一个庙内，山下几个团正在围歼敌人，当时阴雨连绵寒气袭人，我队在山左侧几次打退了逃散的敌人，保证左侧我军的安全。

战斗持续了五六天，部队粮已断绝，只好借老乡的土豆充饥，因为阴雨无柴都啃生土豆。我们吃苦还是次要的，山下的战士也是忍着饥饿和敌人厮杀。

经过几天英勇战斗，终于将2千余名日军全歼，百团大战最后以胜利结束。这次胜利打击了敌人侵华气焰和企图巩固华北的野心，粉碎了敌人囚笼政策；用实际行动反驳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军诬蔑“游而不击”的谎言，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战后毛泽东主席贺电:“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

战斗结束以后，我感到自己经过战斗考验，能吃苦耐劳，有任务主动完成，而且自己的政治觉悟也比以前提高了，根据党员条件衡量自己认为基本上具备了标准，因此向党支部李书记提出人党申请。

李书记在指出我不主动的缺点以后，让我找党小组长谈。我向党小组长--区队长邱宝树提出后，他说去年你提出时条件不具备，经过百团大战考验，你有献身共产主义的精神，同意介绍我人党。随即为我办理了入党手续，填写了入党志愿书。

在党支部大会讨论中，我虚心接受批评教育，在申请书末尾写上“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此奋斗目标成为我一生的奋斗目标。

我的候补期是六个月(因为家庭成份像是中农)，介绍人是邱宝树、赵登。从此在党组织内过严格的组织生活，接受党的考验，到1941年6月如期转正。

毕业前在大队部马列肖像面前举行了人党宣督：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一切由党安排。在战斗中不管被捕牺牲都抱定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决心。

1940年秋反扫荡战斗开始，我们部队要从邢台西江水镇向山西午顺境内转移。为照顾日籍教员吉田太郎，要从队中选出两个同学单独护送他向山西转移，当区队长邱宝树提出后，我主动出列担任这项任务。我牵了一头毛驴让吉田老师骑上，按照行军路线首先随部队向西上山，向山西和顺县境内转移，途中日行夜宿。

和老师在一起，真是得天独厚的好机会，一方面照顾他饮食起居，另外通过朝夕相处，对提高日语水平有很大帮助。特别从他的讲述中了解了他的身世、家境及当兵和被俘情况，以及他现在思想的转变。在他的要求下，我也教他唱“义勇军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抗大校歌”。

吉田老师经过教育、感召和亲身体验，和我们产生了浓厚的情谊，他要我们跟他同吃、同住，像兄长照顾小弟弟那样关心我，那年他已32岁。

抗大总校在敌后的敌后，是在敌人四面包围中办学的。东离华北敌占领区平汉路重要据点邢台市80里，西离敌占区长治100里，南距敌占区武安和北敌占区潦县也只100余里。所以学习生活一切军事化，艰苦而紧张，随时随地都要准备战斗。吃粮派人到敌占区去运，烧柴从山上砍，吃饭只限五分钟，在这艰苦的战斗生活中，大家都抱着乐观态度，到处歌声不断。

当时粮食非常紧张，我们这些十七八岁长骨骼的小伙子，正是能吃的年龄，经常感到吃不饱，既使这样，饭不够时都是党员带头，互相谦让，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棉衣是三年一套，操课磨破了自己缝补，发下羊毛自己拧线，合股自己织袜，脚穿的是连长张江林教打的草鞋。

在这样紧张的环境中，学习、生活一切军事化，部队每周都要进行紧急集合。学习是紧张的，生活是愉快的，行军、吃饭、上课前后歌声不断。

1941年10月学习期满，在毕业典礼会上，大家做了学习表演，腾代远副校长作了指示，要求大家在不同的战斗岗位上充分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去瓦解敌人，为抗日作出贡献。

同学代表也表态，决心在战斗中发挥自己的力量，从政治上去瓦解敌人。在分配工作中无一个讨价还价的，会后会餐。

我们11个人(刘赏真、王谋臣、赵春如、王连仲、罗林、郝宏恩、安卫、陈廉清、贺忠……)同赴山东军区工作的同学一起赶路。

我们通过沙河县(河北省)到冀南军区去，但未能过去，又回到八路军总部麻田。当时参加彭总在团以上干部会上作关于粉碎敌人第五次强安运动的报告。

聆听到他的教诲，更鼓舞了我们的斗志和勇气。11月份我们随部队行动，在河北省邯郸市以南过平汉路，夜间在路西100里越过铁路，向东再走100里，绕道曲周到达清河县冀南军区所在地西高庄。

我们到达冀南军区敌工部，部长张茂林热情接待了我们，并将冀南敌伪情况作了介绍，对我今后的工作作了安排。

我被分配到冀南第二军分区基干团任敌军工作干事，即日随该团政委姚克佑走上了工作岗位。

李云龙

冀南军区是1937年5月陈再道司令员率一二九师挺进支队开辟的。以南宫为中心短短几个月建立了20多个县抗日政权，部队由5百多人发展到万余人，由原来5个连发展到3个团。“百团大战”以后，敌人回师华北。冀南敌后根据地遭到严密封锁和分割。根据敌情变化，我八路军总部指令:冀南根据地转变为游击队斗争方式。令平原各兵团采取小团大连制，坚持敌后斗争。根据这一指示，我团由9个连和一个特务连编为1、3、5、7、9五个连，后以滏阳河以西深入敌占区新河县、宁晋县、柏乡县、隆平县、尧山县、任县、巨鹿县、南宫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1942年3月我团在河北省枣强县卷子镇举办团政治战士训练班，时间为两周，内容是学习瓦解日军的火线喊话和对日俘的基本常用语。4月份利用日本樱花节的机会，团里命令我带着训练班20多个战士在夜间包围冀县恩馆日军据点开展心理攻势，向日军喊话，揭露日本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并指出我中华民族必胜、日本侵略军必败。事前调查到那个日军小队长秋田经常夜间出来骚扰百姓，我们揭露他强奸我国妇女的罪行。还将军区“觉醒同盟”的锦旗送到据点吊桥附近。此后据了解日军一周未敢下炮楼，只说“八路军大大的从西边来了。”

不久我团主力向滏阳河以西挺进。滏阳河系子牙河上游，由太行山东坡沙河、河汇合而成，东北流入献县和沱河汇成子牙河，全长1700百公里至天津入海。我团受命进入冀南军区2分区管辖的滏阳河以西7个县(宁晋、新河、柏乡、尧山、隆平、巨鹿、任县)，在开进之前，1连连长夏云霞率部驻滏阳河东岸的新丰头，部队住下即由村长赵老萝和李改敬接应。因为这个村有我党的力量比较放心。1942年10月3日拂晓，新河县和巨鹿县300多敌人突然包围该村。村长赵老梦和情报员李老根出来应付，敌人问，“你村有无八路?”答“没有，”“没有就搜，”当敌人搜到村东南角胡同时，战斗打响了。我们突然用手榴弹和机枪打击敌人，打死6、7个鬼子之后，部队向东南方向突围了。凶恶的敌人很快占领房屋实行火力追击，出动骑兵截击，在野外开阔地短兵相接，拚杀开始了。在拚搏中我四班长和机枪手负了重伤，临死前将歪把机枪折散，挖坑埋掉。战斗中1连伤亡10多人，顺利突出敌人包围圈。这时敌人回村采取疯狂凶残的报复，先将我伤员捅死，后将村长赵老萝毒打，拷问通没通八路军，答复是否定的，“不承认就烧死!”“烧死也没有!”就这样村长赵老萝，临死前没半点奴媚乞求地表示，他义愤填膺，视死如归，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英勇就义了。

敌人走后，群众怀着悲痛的心情，用最好的棺材掩埋了六名八路军战士和村长赵老萝。战斗的村庄，英雄的人民，给中华民族历史留下了光辉篇章。

在敌碉堡林立，沟墙纵横，公路成网的环境里，部队像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肚里，依靠群众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部队全部便衣化，白天隐蔽，夜间出去打击敌人。为了坚持敌后游击战，团首长选择宁南县为团后方，这里群众基础好，比较富裕，特别它在隆平县，宁南县、柏乡县三县交界处，敌人统治薄弱，对伪军的工作有基础。因此把卫生队选择在白候镇，后勤处选择在翟村。

为了我团后方安全，首先惩办了罪大恶极的汉奸李刚和消灭了索村警察所；其次大力开展伪军工作，如对东据点伪军小队长杨玉玺和警察所长车永忱及徐家河伪军小队长张玉和做工作，使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同时选择抗日可靠人员打入敌人内部做情报和瓦解敌人的工作。如派抗日坚决的李九江打入南苏伪军中队当文书，白候镇乔明高和伪军中队长拜把兄弟，东陈李老香、黄赵台的黄梦林和伪军交朋友，对了解敌情起到很大作用。特别利用地方绅士名流直接做敌军下级军官工作，开展“中国人良心”运动，进行将功赎罪和开展记红黑名单活动，对敌人起到瓦解作用。

1942年8月，新河县杨庄日军军曹菊池经常夜间到附近百姓家以拜干娘为名糟蹋民女，群众慑于敌人淫威，有苦难言。我们得知这一情况后，于夜间利用敌人发给民团的手榴弹，往敌碉堡里扔。第二天“民团”向敌人报告:“我们把八路打跑了”，从此菊池再也不敢夜间出来，还赞扬民团大大的好!

能在敌后站住脚，关键要依靠群众。1942年11月7日，我团陈忠献参谋长带着9连在宁南县大北里村李冯章和李存生家隐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夜晚部队住下后，一直平安无事，第二日中午情况突然发生变化，侦察员吴利报告，敌人400余人从西南而来。沉着机警的陈忠献参谋长很快把村长冯宽心和情报员冯老纯叫来。分析敌人从那一路来，说明未发现我们，敌人不进院我们不开枪，如果被敌人发现，就突围向北陈村转移。随后召集连排长布置突围的措施，并告诉我做好房东工作，让他们不要惊慌，只在房里蹲着。

敌人果然在村里的街上东倒西歪的休息，证明敌人几天扫荡疲劳极了。村长和情报员以烟、茶、鸡蛋、糖果“热情”招待敌人军官。这时突然有两个老鬼子擅自离队到老乡家找事，村长冯宽心发现后，立即叫情报员冯老纯跟踪应付，口口哀求“这几家都是良民，”又以金钱相奉，结果在离我们只两户时敌人停步返回了。下午三时以后，敌人返回了据点，一场恶战避免了。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是群众掩护了我们，使部队转危为安，化险为夷。我们真诚地感谢群众的支持，这正证明了毛主席说的:“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这一真理。

总之，我团之所以能在极端困难的残酷环境中保存下来，有利地打击敌人，是因为做到了以下几点:

1、依靠地方党和群众开展工作，我们经常同县长齐光桂、县委书记何如之、区长丁百人共同研究对敌斗争的问题。

2、团结群众，教育群众，依靠群众，树立抗日必胜的信心，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群众才能豁出性命保护子弟兵。

3、争取伪军和瓦解伪政权，打击最凶恶的汉奸卖国贼，争取伪军中有良心的人，使其改恶从善，主动赎罪。在伪军内部建立“爱国会”，立红黑账本秋后算账，狠狠打击日军翻译官丁豪钧，使宁南伪军策反工作顺利进行。有一次我和日军一个班遭遇，伪军班长的父亲(外号赵大皮鞋)说我是伪军赵小贞司令的参谋蒙混过关了。

4、从敌占区实际出发，变两面派村政权为名符其实的我村政权，真正忠于日寇的是少数，大多数是被迫无奈的。

5、派忠于抗日积极分子秘密打人敌人内部，了解敌情，瓦解敌人，作我军的耳目。

6、依靠我军自己力量坚持敌后斗争。我军白日隐蔽，夜间召集各地方绅士名流和村长开会，讲抗日的形势，鼓舞群众粉碎敌人治安强化政策。

“时危见气节，乱世识忠良”。当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天灾人祸降临在中国大地，革命队伍里个别人吃不了苦，就投敌叛国了。

1942年10月，我团副团长魏润申带着警卫员邓庆奎到内邱县东阳东站投敌。但好梦不长，快到敌据点邓庆奎就问:“我们到哪去?”“不用你管，跟我走就是了!”为保卫党和民族利益，在这紧急时刻，邓庆奎代表党和人民果断处决了这个可耻的叛徒。

第二日敌人包围我团和七连驻地大庄头，在突围中，团参谋张彪负重伤昏死过去，夜间群众打扫战场，发现他还有气息，就抬回去救活了。

1942年敌后斗争是很残酷的，在我团1月参谋长张云生赴山西住学途中牺牲；2月24日团长梅花繁在新河县毛家砦突围中牺牲；7月15日七连连长庞绍彬被捕。所有这一切告诉我们：每个革命战士随时随地都要接受生与死的考验，这也是衡量每个共产党员革命情操的试金石。

李云龙

被捕和归队

1942年冬，敌人不断向宁晋县增兵，并增设据点，仅滏阳河两岸就设了2个据点，驻扎了40多名日军，素邱、风台、河渠镇也增加了数十名日军，看来敌人已发现我军活动情况。

1943年2月13日，我将上述情况向团参谋长陈忠献做了汇报，他命令我到小曹庄告诉九连指导员刘中正，将部队带人地洞，并交给我手枪一枝，带上两名负伤的战士同往。

我们从大召村走到小曹庄时已半夜，得知部队已进入地洞，因为洞小人多，为了便于掌握情况，就和村长张老喜儿子栓柱在北屋西间休息，两个战士在堂屋休息。

2月14日拂晓，敌人包围了张老喜家，我发现后准备抵抗，但栓柱担心“枪一响全家都完了。”

这时敌人加紧撞门，为安全起见，我急忙将枪和手章塞进坑洞里，老乡开门后敌人蜂涌了进来，将我和他全家人赶出来，将男女分开，对男人一一审问。

当审问我时张老喜说：“是我侄子。”

敌人发现我口音不是本地人，凶恶的敌人就用木棍拷打我，一次次把我摔倒在地，但我仍以假“口供”回答。

敌人就打房东老乡，房东被逼无耐，承认我是八路。在这紧急情况下，我抱定不因小失大，承认我是八路军25团通讯员，从隆平县往宁晋送信，路过这里住下了。

当敌人逼问我部队和枪在哪里，我死不承认，接着敌人用棍子打、灌我凉水，我上前和敌人夺棍时，敌人把我打晕了过去。后来敌人搜出了手枪，就用手枪狠击我头部，骂“这是什么?枪毙你!”

敌人搜查到中午再无所获，敌人将我和被抓到的9连指导员刘中正及县大队管理员刘冠真押到院里，后来连同另外两个被俘的战士一同押至日军据点素邱。途中我将我口供告诉刘中正，以求达到互不相识的目的。

夜里，敌人把我和刘冠真、两个战士及房东张老喜关在地下室，唯独将刘中正带到炮楼内。这时我开始怀疑他是否投降了，为此我利用夜里机会向难友表示，为保证党和部队秘密，谁也不能屈服投降，这是党和人民对我们的考验。

第二日，敌人把我押解到宁晋县敌宪兵队，敌人审讯我时，我都说是通信员叫杨书斌，18岁，家住大明府(因手章可能被敌人搜去)。

后在狱内刘中正告诉我，敌人知道你是个参谋，我心想坏了，我抱着必死的决心，不存在什么幻想。

第二次敌人审讯我，让我说出部队首长的名字、装备情况。

我以“刚来不知道”来否认，敌人恼羞成怒，让我跪下。

我斩钉截铁地说：“八路军死可以，没有跪的习惯。”

在狱中我们都表态死不投降，只有刘中正抱着回家“不再干了”的想法投降了敌人。

敌人还用“感化教育”来劝，我毫不畏惧，当敌人问：“八路好，还是皇军好？”

我理直气壮地说：“八路好!”

敌人用战刀砍我脖子，我知道在敌人手中死多活少，决不屈服，结果敌人是用刀背来威胁。

在狱中我们曾利用敌人晚间换岗时想组织逃跑，但因意见不统一未实现。

不久张老喜保释出狱，而把我们押至敌看守所，我找时机向难友宣传抗日到底的决心，同时利用刘冠真家属探狱的机会，将我们的情况简要写在烟盒纸上，报告给部队姚克佑政委。

在狱中共住月余，有一日敌人进来，把刘中正带走，后将我和刘冠真战士刘成群、刘永顺等人押上汽车运到敌石家庄受训所。

刚进去剥光衣服，强迫消毒，然后换上黄军服(敌人抢我军的)，接着敌人审讯，问毛泽东好，拥护毛泽东?还是汪精卫好，拥护汪精卫?

我回答拥护毛泽东，抗战到底。接着敌人又问愿干什么?

我们异口同声说，下煤窑。从此我们开始过着暗无天日的奴隶生活。在狱中目睹成百劳工被敌人折磨致残，最后被扔到万人坑。

监狱周围是深沟，用铁丝网围着，外墙上有电网，四周有岗哨，所以从内部逃跑根本没希望，只有在狱外做工时选择机会逃跑。在狱中几千难友都编上号，早上点名，汉奸带头呼日寇奴役中国人的口号，我从不喊，因这是叛变行为。

在狱中我先后组织了三次逃跑。

第一次动员大家在干活时利用手中铁锨、镐头冲过铁丝网越墙逃跑，我和当敌人警卫的曹景仁联系好，但行动时铁丝网上罐头盒乱响，事到临头他动摇而未成。

第二次在粮场劳动时准备跑，但人多心不齐也未成功。

第三次在正太路给敌人装货车，我同大家商量，准备打死3个敌人逃跑，但事到临头又有人犹豫，也没成功。

三次逃跑都落空了，为了不连累他人(敌人捉住会被处死的)，我决定单独跑。一人跑好跑，又不连累他人，要被敌人捉住只死我一个。

当时是4月底5月初，经过几天的准备，我利用给难友往仓库送衣服的机会，换了内衣便服，外面套上军衣，选择在外劳动的时间准备逃跑。钟灵塔那里有二三百劳工挖地种树，我以手负伤为借口，和难友芦小兰两人牵匹马用水车浇地。中午时分看管我们的那个汉奸流鼻血，我给他洗头，铺开包袱让他躺下。他说：日本兵来了告诉他。不久日本兵来了，我告诉他，他赶紧起来给日本兵敬礼，日本兵走后他又躺下。

这时离我100米处劳工在挖地锄苗，我俩只浇水，地的周围是花格围墙，西南靠墙有厕所。这时我欺骗他说我要大便，在他答应以后，我抱定必胜的信心和死的准备，利用这个万分难得的机会，来到厕所旁，看旁边无人，赶紧脱下外衣(军服)，扒着砖头的空隙，一用力，迅速翻上三米高的厕所围墙，跳了下去。越墙后，就摆脱了敌人的控制，从此自由了。(后来听说我逃出监狱后，被日本人发现，敌人曾派骑兵追赶)。

我往西跑一百米左右，这时因为天热路上人很少，我怕敌人追赶，又折向东南，利用齐腰深的麦地顺小路跑，打算先冒充宁晋人找地方藏身，然后想办法归队。

我多次乞讨东西吃都没有结果，又求帮人拉洋车混点饭吃也被拒绝，就准备到车站混一下再说。

这时太阳开始落山，看到路上有辆牛拉的车走过来，车上装的是麻参饼，车下一个老汉赶车，车上坐了个老太太。我跟老太太说：我是宁晋县人，和家人闹气出走，钱和良民证都在车站被人偷走了，想冒充他们的侄子带我出卡，老俩口点头同意，我立即坐上车尾巴，混过关卡。

后来，我以感恩的心情到他家表示感谢，他们是石家庄南十五里宋村人。

途中忍饥挨饿，以水充饥，当走到栾城境内，有一据点挡住去路，幸亏哨卡门没锁，我怕又陷入敌人手中，拼命顺路往东南跑。等跑到离赵县城南七里的一个小庙内，已经精疲力尽了，再加上又困又饿，躺在地下就睡着了。

醒来已是中午时分，跑到晚上来到宁晋县乔家寨，找到我认识的乔玉芬家，他们看到我这个样子非常惊讶，了解到我的情况后，热情地让我住下，给我安排饭吃。

因身体虚弱和过度疲劳，不久得了伤寒病，亏幸得到乡亲们的照料，他们夜间请马坊马鹤轩哥哥给我看病，吃了几付药病轻了许多。后住到大召村李九江家，期间躲过敌人搜查。部队知道我的情况后，派人来慰问，安慰我说把病养好了再归队。

我衷心感谢宁晋县大召村李九江母亲赵大娘的救命之恩。在我被捕逃出虎口和得病期间，在敌人白色恐怖下，很少有人敢掩护我这个八路军伤员。群众把我抬到南苏村一个地主家空院子里，她晚上送饭送药。病刚好转，一天夜里我支撑着虚弱的身子到赵大娘家，她热情地接待我。

早上，这位大娘为难地对我说:“咱家的目标可能暴露了。”我于上午九点正吃早饭，大娘说:“你好好吃，我出去看看。”

不久，她惊慌地跑回来用颤抖的声音说:“日本鬼子朝咱家开来了。”边说边不容分说地拉着我就往南墙棉花秸堆里跑，我拨开棉花秸往里钻，她边塞边藏刚藏好，日本鬼子就踹门而入，只听“八路那里有?”

接着就听见敌人打大娘和翻箱倒柜的声音，最后敌人用刺刀捅我藏的棉花秸垛，我感到大难又要临头，一动不动地蹲着。敌人一无所获，便上房顶向南边放了几枪，返回河渠据点去了。

夕阳西下，大娘才将我喊出，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感谢这位坚贞不屈的子弟兵的英雄母亲，在惊恐时仍以“我们是良民，哪来的八路?”来应付敌人。

夜幕降临，受到敌人浩劫的赵大娘全家老幼用车把我送到白侯镇，临去时大娘对我说：“十几岁的孩子就出来抗日，多可怜呀!家里父母能不担心吗?”

说着往我手中塞了20元伪币，让我好好补养身体。我两眼流出滚滚热泪，怀着感激的心情，离开了这位母亲。

以后因一直在前方战斗，再也没有见到这位可敬可爱的母亲，深感内疚。

病好以后赴隆平县滏南指挥所，转军分区敌工科工作，负责南巨路上敌伪工作。组织上经过调查对我被俘一事作出结论：

认定我被捕期间保持了革命战士和党员的气节，敢和敌人斗争，经受住了考验，部队和地下党组织均未受到损失，最后能机智地从敌人魔爪中逃出来返回部队。

不久经军分区党委审查恢复了党籍。

我为组织上对我的理解和信任而深感自慰、自豪，决心今后在对敌斗争中要更加勇敢、更加坚强。

1964年哈尔滨军工党委对我当年被捕的经历进行审查，结论说：“经过调查，与本人交待证明情节相符。”这就使我的顾虑烟消云散了。

由于思想上麻痹而被捕，但是在敌人严刑拷打和以死威胁下，未暴露党和军队及政府的机密，最后从虎口逃回部队，经受住了考验，立场是坚定的，气节是勇敢的。

附：

被捕证明人：

张老喜--宁晋县小曹庄基本群众

刘成群--栾县梅花镇 团九连战士

刘永顺--巨鹿县小吕寨 团九连战士

刘冠真--宁晋县中孟村 宁南县管理员

卢小兰--宁晋县中孟村统战军战士

恢复党籍证明人：

方刚--原敌工科长 天津警备区后勤部工作

高坪--华北军区后勤部原军分区组织部长

姚克佑--北京空司训练部原团政委

陈胜林--湖北军区原团政治处主任。

李云龙

参加临漳战役

我回到原单位，老战友久不见面，这次归队分外热情相待。我被任命为团宣传干事。当时由于我军有力地打击敌人，环境好转。1944年10月我团奉命恢复大团建制。1连是南宫县基干连，2连是新河县基干连，3连是巨鹿县基干连，4连是隆平县基干连，5连是尧山县基干连，6连是宁南县基干连，后任县基干连和柏乡县基干连编为3营。团长李地山，政委范朝福。

这支部队自1938年10月创建以来，具有光荣传统和作战勇敢的部队，枣庄战斗中缴获敌人“八八式”山炮，闻名华北而战功卓绝的部队，是经过最残酷最困难的游击战考验的部队。成立了大团建制，使部队生气勃勃，精神焕发。

我团于巨鹿县宋庄全歼伪军一个中队，又于邢家湾重创邢台的敌伪军。

于1945年6月奉命南下参加豫北临漳战役。途经广宗县，发现日军一个小队东进德州，立即包围该村，敌人数次突围均未成功，除一名俘获外，其余全被消灭。战斗结束，缴获敌机枪8挺，掷弹筒1个，步枪20余支。接着我团奉命在魏县的北塞镇西南小屯，阻击从邯郸南下支援大汉奸郭清之敌。

我1营奉命固守阵地，加强构筑工事和布置砦柴。上午八点左右，敌人一个中队在5辆坦克掩护下发起攻击。

1营以2、3连固守阵地，1连为预备队。为阻击敌人前进，我军放弃坦克，专打步兵，集中火力把敌人消灭在阵地前沿，不让敌部队前进一步。这时3连连长和指导员负伤了，团政治处陈盛林主任命令我进入阵地代理指导员。我冲进硝烟弥漫的阵地，首先找到副连长，协助指挥部队，此时2 排正和敌人撕杀，拚刺刀，由于我机枪封锁了敌援兵，我们1连预备队投入战斗，把敌人赶了回去。这时敌坦克已冲过我阵地，我1排退了下来，营医生郭长印，率领几名战士爬上敌人坦克，掀开盖往坦克里塞手榴弹，把敌坦克炸毁。我军专打敌步兵，反复冲杀打退了敌人6 次冲锋，稳稳守住了阵地。下午2点，我22团对敌发起总攻击，我3连跳出阵地，冲出村外主动出击，消灭了进攻的敌人。此次战斗我部在前沿歼敌百余人。战后我们揩干身上血迹，掩埋了战士尸体，凭吊了30名英雄战士，胜利返回南宫县。

由于我团在阻击战中英勇顽强，敢打硬仗，主动歼敌，获得冀南军区颁发的"战斗模范团"锦旗，以示鼓励。地方党政机关为祝贺战斗的胜利，唱戏3 天进行慰问。这时部队开始整顿补充，后调至巨鹿县官亭镇整训和扩编三营。

在政治整训方面，建立基层党支部，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上级从3连调我回去仍作宣传干事（副营职）工作。当时部队无教材，用在巨鹿县缴获的油印机，自己先靠回忆印刷“八路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到连队，并抽调各连文化教员学习。

抗战胜利

正当全团指战员集中整训之际，上级传来了“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的消息”。

抗战胜利了，全体指战员和全村老百姓无不欢欣雀跃，街头巷尾奔走相告，有的连队和老乡放起鞭炮，甚至个别干部鸣枪欢庆，共同祝贺八年抗战的伟大胜利，是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抗击了大部分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抗日战争的胜利，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美梦。

李云龙

上党战役

山西的上党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它占有“东出阳关可挽赵燕，南下天井可瞰中州”的地理位置，是八年抗战我晋冀鲁豫军区内腹根据地。

日本投降以后，阎锡山奉蒋介石指示，在日伪接应下，于8月中旬，派国民党19军军长曾泽生率部5个师16000人，强占我上党地区8个县。

上党扼守着华北解放区大门，东临华东解放区，西临晋绥陕甘，南临中州，北临晋察冀。因此刘伯承司令员称我晋冀鲁豫军区处于四战之地，是四战之军。

为揭露蒋介石“真内战假和平”的阴谋，配合毛主席重庆谈判，上级指示:“狠狠打，打好这一仗，更有利于谈判。”为此1945年9月7日，我团奉命和11团、21团、23团组建平原纵队，在陈再道司令员率领下，在秋雨连绵的泞泥道路上，身着布单衣，佩戴“八路”臂章，全副武装沿着长邯公路西进，去参加上党战役，虽然时间仓促来不及动员，但全体指战员只有一个信念，跟着上级走没错。

9月11日我团在河南省涉县河南店稍加休整动员，全体指战员明确作战任务、目的及重要意义后，斗志昂扬，信心百倍，随后直奔上党以北呈史村，担任狙击长治之敌北援屯留的任务。

我团是1、2营打狙击，3营为预备队。待部队进入阵地构筑工事，周围百姓纷纷送茶倒水，热烈支援自己队伍打胜仗。

当屯留敌人一部突围到我阵地前沿，我3连长小石头，带领部队将100多敌人包围并全歼，缴获步枪60余支，轻机枪3挺。9月17日我纵队11团攻下潞城，我团迅速包围长潞公路重镇南陲敌据点。

该敌处于绝望的境地，在我有力的政治攻势下同意和我们谈判，9月18日上午，我代表部队和敌人谈判(当时我为指导员)。敌人最终率领160余人向我军投降，晚上接受我军改编。

此次战斗是和平解决，缴获机枪3挺，步枪80余支。敌人投诚后我军将炮楼烧毁。

9月19日我团奉命包围长治县东关，我1营担任主攻，2营在北关玉米地伏击。部队正在准备登城器材，敌人约两个营突围出来。我2 营营长姚纪刚率领全营从玉米地冲出来，敌人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得晕头转向，狼狈逃回。不到半个时晨，抓了20多名俘虏，缴获4挺机枪。据俘虏交代：他们是奉命利用两天时间试探突围。敌人突围无望，只有困守该城成“瓮中之鳖”。

长治是上党首府，敌重兵把守，城墙高三丈、厚五尺，墙外沟深五米，他们利用当年日军构筑的钢筋水泥工事，火力配备严密，城外还有布雷区。

众所周知，阎锡山军队作战特点是善于防御。他构筑品字形的据点和碉堡，控制强大的预备队，可以实行反突击。敌军19师千余人把守，看来一场激烈恶战即将到来。

我团奉命攻克城东五马村后，以猛虎下山之势兵临城下，决心攻下东关，攻入城内，解放城内老百姓。为此团首长在连以上干部会上布署如下：1营攻城，2营侧面佯攻，3 营为预备队，解放上党，除掉我军“心腹之患”。

当时几天都在下瓢泼大雨，道路泥泞。部队紧张地准备着武器装备和登城云梯。

战斗开始后，部队攻了两天未见成效。第三天晚上，21团配属了一门直射炮，增加了攻城信心。这时李地山团长把我叫去说:“小杨，今晚我们有了火炮，炮一响你就把1营带上去!”上级的嘱咐就是信任，我毫不犹豫地表示：带部队攻不进城，我绝不回来!就这样立下了“军令状”。

随即我带通信员张三生迅速赶到1营指挥所，部队前边是一道沟，临沟是城墙，战士们左手绑白毛巾，抬着、拉着梯子、木桥、绳子和整筐手榴弹，在风雨交加中严阵以待。

忽然炮声划破漆黑的夜空，轻重机枪咆啸不止，我立即率2连越过壕沟，爬上梯子，往城里投手榴弹。顿时我军的喊杀声以及敌人的枪炮声震耳欲聋，阵地成了一片火海。敌人在火力掩护下反冲锋，机枪子弹接连三发射中了我的手臂和腿，我从城墙上摔下来，待我有知觉后，已静静地躺在团救护室的病床上。

我苏醒过来感到四肢麻木，心想“东关是否攻下?”因为还有两连的预备队。当李地山团长和陈胜林主任来慰问时，我不顾伤痛，急着问他们攻城的情况，他俩诚恳亲切地说：“别惦记了，到后方好好养伤吧!” 随即总支书记刘鹏凤给我开了“党员证明信”，民工冒着大雨用担架抬着我往后方转运。

途中在担架上的颠簸、震动，加上大雨湿透全身，我的伤口十分疼痛。这时我的手枪还在地下拖着，卸下枪后，我仍在雨水和血水交融中咬牙忍痛。我真想找个村庄休息片刻，但当我向抬担架的民工提出以后，他们只管向前走，毫不理会，无可奈何的我只有随他们去。

拂晓到达长治城东北南陲镇野战军救护所。待医生用盐水消毒以后，只听医生说:“这个伤员失血太多，立即转到微子镇医院。”当我知道这个原委以后，非常感谢抬担架的民工，如果听我的建议，耽误了抢救时间，我这条生命恐怕就没有了。

我负伤三处，唯独左手伤重，因为敌人使用的是“75”毫米子弹炸的，加上手掌骨多肉少，总难以愈合。那时麻醉药很少，三次手术(割刮骨)都是在十分疼痛中度过，但是伤口总是愈合不上，医生动员我“截手”，并以平型关战役负伤战士手术成功的例子相动员。我想总是保持两只手为好，加以拒绝。

在上党解放以后，缴获敌人的药品有“斯尔发弥”，医生把它涂到伤口上，经过一个月的精心治疗，手上的枪伤奇迹般愈合了，但左手却留下了终身的残疾。住院期间，我咬着牙让医生将臂部的子弹取出。在医院三个月(9、10、11月)，房东老大娘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喂饭、洗血衣、洗身子、擦脚，通信员张三生也要干，但她总是不放心。

10月4日我团在老爷山歼敌后，奉命回师冀南，路过微子镇野战医院时，李地山团长和陈胜林主任来慰问我时，我不由自主地说:“团长，我没有完成任务。”他们说:“我军是围城打援，攻东关是佯攻，现在把敌援军消灭了，长治敌人只是瓮中之鳖，待不了几天了。”

他们嘱咐我好好休息，伤口好后，把团里80名伤员带回去，并告诉我上党战役歼敌13个师35000人，夺回被敌人占领的上党地区，有力地支援了重庆谈判，揭露了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本质。我团在整个战役前后作战七次，歼敌400余人，俘敌200余人，缴获机枪8挺，长短枪300余支，牺牲指战员38人，伤138人。

10月中旬，我带着伤愈的83名战友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跋涉，经黎城、河南省涉县、河北省临城、邢台市、任县，顺利到达团留守处所在地--河北省巨鹿县城。

李云龙

聊博战役

我的伤当时被评为二等乙级残废，左手四指萎缩僵硬，臂部子弹取出，行动不便，腹部也有伤，给生活带来不便。

战友们见我消瘦，都劝我“别回团了，留在分区工作吧!”

但我认定战士不打仗，不是真正的军人：只要有一息气尚存，就要到战斗第一线去，不留在后方。

所以当政委范朝福征求我意见时，我毫不犹豫地要求回部队去。1945年12月5日，我到达河北邯郸市东南的沙河镇团部所在地。第二日政治处主任陈胜林召集宣传股开会，宣布我为股长，股里有三个干事、王殿恒、杨景文、张杰。一个宣传队共十几个人。

政治处有三个股--组织股、保卫股、宣传股和一个民运干事。部队这时被编入晋冀鲁豫军区2纵队6旅17团，整编以后部队是正规编制。经过教育，全体指战员明确了目前形势和任务，认识到蒋介石真内战假和平的阴谋。为保卫解放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部队精神焕发，斗志昂扬，个个摩拳擦掌，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1945年12月26日，我团随旅参加聊博战役。聊城即东昌，是山东古城。它是冀鲁豫中心，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日寇侵华时，就以主力攻占聊城。民族英雄范筑先就殒难于此。

当地伪军赵振华、郭培德在八年抗战中是出卖祖国认贼作父的汉奸，又是本地惯匪，日本投降以后摇身一变成为蒋介石的先遣军；盘踞在聊城以北50华里的博平县之敌，系山东省保安第24旅共7千余人。他们拒绝向我投降，誓与人民为敌，我团奉命歼灭他们。

12月29日，我团直扑博平县北关，以快速动作歼敌一个连。我3连连长在战斗中牺牲。

第二日我随3营攻城，部队在城下构筑工事，白天用土坦克接近城墙，作为攻城出发点。

第三日拂晓，敌旅长罗兆荣摄于我军威力弃城东逃。

博平县解放后，我团奉命调聊城南关准备攻城。守城敌人是一群土匪汉奸组成的亡命徒，敌人凭借日寇修筑的碉堡及水泥工事，利用高墙厚土和深壕宽沟，依托一长一短(红缨枪和手枪)来抵抗我军，我军几次登城未能成功。

1946年1月12日，我纵队在聊城东关天主教堂内召集营以上干部会议，陈再道司令员和宋任穷政委分别讲了当前形势和任务，明确打下聊城的目的和意义，特别强调打下聊城是对兄弟部队最有利的支持。还提出：严守城市纪律，保护好“东昌书库”遗址。

为此号召部队坚决攻下聊城，争创“聊城团”锦旗。各团指战员纷纷表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攻下聊城，保证军事、政治双丰收。

会后各团反复深入动员，层层表态，决心为争当“聊城团”而奋斗。

突击队和预备队备足了炸药和绳梯，1、2营也准备就绪，只等命令一下就攻入城内。

我军1月13日奉命攻城，待火炮齐发，炸药靠上城墙，就要攻城的紧急时刻，蒋军飞机撒下“重庆谈判”签定的停战令，我军坚决执行停战令。

停战以后我团奉命西进，驻防河南省安阳市以北、漳河以南，接17师的防地，监视蒋介石军队的动静。

我团住在安阳县东北西辛庄、高家庄、岗上村，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军事上以三大技术为重点，政治教育主要是克服部队指战员和平麻痹思想。

为揭发蒋介石真内战假和谈的本质，各连开展民主大辩论。针对蒋介石是否会和平、民主?蒋介石是否有诚意?关于“协议”整编我7个师，国共能否和平相处?内战打起来怎么办?这几个根本问题先从三连开始大辩论，营教导员米瑞云亲临指导。在和平、战争两种观点相持之下，排长姚萝义以形象化方法搬来两张桌子放在会议中间说：“这两个桌子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各一张，国民党代表大地主、 大资产阶级 利益，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要强占我们共产党和广大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张桌子，让我们重返暗无天日的生活，我们能答应吗?”

大家异口同声说：“不行!我们要革命，拼命保卫这张桌子。”

通过大辩论，思想上明白了对蒋介石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以谈对谈”，“以革命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打消了和平幻想，准备打仗。

这种生动、活泼、形象的群众性辩论活动在纵队“战士生活”刊物上发表。这时部队开始进行军事训练，开展了射击、投弹、刺杀和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训练热潮。

1946年4月8日，叶挺、王若飞等乘飞机去延安，不幸遇难，“四八”烈士遇难的噩耗传到部队，部队一片悲痛凄凉，在团追悼大会上，干部胸系白花，战士枪挂白布，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悼念“四八”烈士、为“四八烈士”复仇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同志们决心化悲痛为力量，消除幻想准备打仗，为烈士报仇。

在国共谈判的“双十协定”上，关于我军裁7个整师30万人，取消政委制，按国民党军队统一编制，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当时不知是对敌斗争的策略，大家想不通，一致认为我们和蒋介石有不共戴天之仇，他们在军事上不能打败我们，想用谈判消灭我党我军，是办不到的。

不久中原、华东、东北内战爆发，这个顾虑也就迎刃而解了。在敌我暂时和平共处的日子里，商品经济也闯入了部队生活内部，如团首长带头以夫人名义入股经商，贩运解放区黄豆往蒋管区安阳市换日用品，以至发展通信员来往漳河南北贩烟卷。后纵队发现禁止，使部队未向坏处演变。


注：杨书彬手部负伤，残疾。

李云龙

永年攻坚战

1945年6月，在冀南根据地，除永年县被敌人占领外，全境基本解放。

永年县的敌人是蒋介石先遣第1纵队王泽民把持。王原系铁杆汉奸，无恶不作，群众狠之入骨，日本投降以后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先遣军。

他利用滏阳河水，从城东东桥村南北两面掘开河水，灌入护城河内，以致使数万亩良田变为湖底。

灌水前把城外四关至城内大道挖成横断深沟，切断城关联系，以城为中心水面宽五华里，深五六米，护城河中长满芦苇，河底插入大量树尖。

为了保住冀南的唯一据点，敌人利用水为屏障，分三股固守。先遣第1纵队700余人，第2纵队200余人，鸡泽保安团王冠五300余人。敌人利用城周围十二华里的城墙作掩护，城周围有工事和暗堡，每日敌人从安阳运送弹药装备和粮食，妄想把这里变成蒋军北进的桥头堡。

为了维护和平协议，保卫根据地，我旅奉命和四旅攻克该城。

我旅于6月9日下达命令:16团攻南门，我团攻西关。我团以2营编成水上突击队，指定2营长姚纪刚为队长，我为指导员，调全营水性好的骨干编为11个班100余人，利用载上绵花包的船，头绑手榴弹，身背三八步枪，在旅火炮掩护下，在船上架着轻重机枪，边凫水推船前进，边向敌人一齐开火，和敌人争夺西关外的土围子。

敌人踞高临下，用火力阻止我接近，但在我“夺下西关攻入永年城”和“为保卫根据地立功的机会到了”等口号鼓舞下，全体突击队员发挥英勇顽强的精神，杀退了敌人，终于占领了土围子。

在这不到40平方米椭圆形土围子里，突击队员用泥土构筑工事、布置火力，准备来日攻入西关。全队同志身子泡在水中，早晚部队只送两顿饭，渴了用河水解渴，克服着烈日暴晒、蚊虫叮咬等困难。

但是这是离西关只有50米左右，不甘心失败的敌人立即组织反击，企图夺回这个土围子，几次恶战我军仍牢固的坚守在这个进攻西关的出发地上。

在战斗中我负伤了，止不住的血从臂上流下来，这时我22团迫击炮排排长临阵逃跑，我再三命令他返回阵地，他却无动于衷，在这关键时刻，为了维护战场纪律，为了战斗胜利，我用枪逼着他返回阵地，从而使阵地得到巩固。

这个土围子就像一把利刃插在敌人胸前。6月19日上午9时，我突击队在旅团炮火掩护下以雷霆万钧之势，一股作气夺取了西关。

在攻克西关战斗中，和敌人开展了肉搏战，有的战士刺刀钝了，就用枪托砸，先后打退敌人6次反突击，全歼守敌，使西门城墙暴露在我军面前，为登城部队扫清了障碍。

我军占领西关以后，接着帮助十六团架桥、绑登城梯子和选择登城突破口。后因桥被敌人烧毁，部队无法登城，后续部队受阻。这时部队又有新的任务，就把防地交给3 分区独立团。

我团部队撤出战斗后，驻扎在永年县西的一个村庄整训，总结战斗经验和召开英模表彰大会。

此次战斗我团在攻坚战斗中共击毙敌人50余人，我伤亡88人，历时10天，我突击队在夺取西关战斗中，全队英勇顽强，克服各种困难，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为我军打攻坚战，特别是水上攻坚战取得了实战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