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古弼御前捽刘树头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嗜好围棋。元嘉中,拓跋焘南侵江夏,打着“旗号”是要“借箜篌、琵琶、筝、笛等器及棋子”,不可谓不雅。实际上是承认南朝乃华夏文化的正统所在,有意向汉族文化学习。拓跋焘平日下棋,有时到了荒废朝政的地步,因此受到正直大臣的指责。据《魏书·古弼传》载: ……上谷民上书,言苑囿过度,民无田业,乞减大半,以赐贫人。弼览见之,入欲陈奏,遇世祖与给事中刘树棋,志不听事。弼侍坐良久,不获申闻,乃起,于世祖前捽树头,掣下床,以乎搏其耳,以拳殴其背曰:“朝廷不治,实尔之罪! ”世祖失容放棋曰:“不听奏事,实在朕躬。树何罪?置之!”弼具状以闻,世祖奇弼公直,皆可其所奏,以丐百姓。 这是一桩与围棋有关的,朝廷君臣之间纳谏与直谏的趣事。拓跋焘因棋废事,但他是皇帝,古弼不敢直接指斥,只好旁敲侧击,迁怒于刘树。古弼的举动无疑是鲁莽的,幸亏拓跋焘是个明白人,否则古弼很难逃“犯上”的罪名。古弼少忠谨、善骑射,以功赐爵灵寿侯,曾任吏部尚书。古弼头尖,太武帝拓跋焘命之曰“笔头”,时人呼为“笔公”。“笔公”数进直谏,拓跋焘称赞说:“笔公可谓社稷之臣。”从上述记载看,古弼确实也忠直敢谏,但他也不得不采取迂回曲折的方法。这充分说明,在封建社会,要想对皇帝进言是多么地艰难。 20.魏子建不因棋废事 北齐的魏收因著《魏书》而知名于世。他的父亲魏子建是一位军功颇著的将军。魏子建十分迷恋围棋,但他有很强的自制力,从不因棋废事。据魏收《魏书·自序》言: 初,子建为前军将军,十年不徙,在洛闲暇,与吏部尚书李韶、韶从弟延寔颇为弈棋,时人谓为耽好。子建每曰:“棋于机权廉勇之际,得之深矣。且吾未为时用,博弈可也,及一临边事,凡经五年,未曾对局。” 魏子建以一介武夫喜爱围棋,被人讥评为“耽好”,可见他入迷之深在都城阁阳是很有名的。但他不仅仅是一个棋迷,而是从围棋中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所谓“棋于机权廉勇之际,得之深矣”,即是说围棋对他人生处事、军事指挥都有莫大的好处,确是经验之谈。对于一个棋迷来说,五年未曾对局,其倍受煎熬的痛苦,正如烟瘾很大的人戒烟一样,不是“个中人”很难体会,他这种不因棋废事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 21.羊玄保围棋赌郡 南朝宋的几位皇帝,如武帝刘裕、文帝刘义隆、明帝刘或均酷爱围棋。史书中有关他们与大臣下棋的记载很多。 宋武帝刘裕年青时生活贫苦,酷爱赌博,曾因赌输,被京口大族刁逵缚在马桩上索赌债。当皇帝后旧习难改,竟然用官职与大臣赌博。据《宋书·羊玄保传》载: 羊玄保,太山南城人也。……为黄门侍郎,善弈棋,棋品第三。太祖与赌郡,戏胜,以补宣城太守……又徙吴郡太守。……太祖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频受名郡。为政虽无干绩,而去后常见思,不营财利,处家俭薄。太祖尝曰:“人仕宦非惟须才,然亦须运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尝不忆羊玄保。”玄保既善棋,而何尚之亦雅好棋。 羊玄保因下棋,唾手而得宣城太守,在当时颇受士大夫的艳羨,影响不小。伹后世对这种拿官职进行赌戏的行为也颇有非议,例如明代冯元仲在其所著《弈旦评》中曾评论这件事說:“羊玄保围棋赌郡,弄臣也。”封建皇帝以天下为己物,视官职授受如儿戏,于此可见一斑。武帝刘裕自己喜欢围棋,爱屋及乌,对于下棋的朝臣就特别的宽容和宠信。羊玄保为官并无干绩,但刘裕“频授名郡”,很重要的原因即是羊玄保善棋,而得到刘裕的欢心、当时有一位御史中丞何承天,是历史上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何承天素好弈棋,颇用废事,刘裕不仅不加责怪,反而赐以局子(棋盘、棋子)。承天奉表陈谢,刘裕回答说:“局子之赐,何必非张武之金耶!”(沈约《宋书·何承天传》)。 刘裕说:“人仕宦非惟须才,然亦须运命。”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用人标准不是“任人唯才”。那么刘裕所谓的“运命”是怎么回事呢?从羊玄保、何承天的例子看,他们的运命完全是刘裕赐予的。试想如若刘裕不喜欢围棋,羊玄保、何承天还能受到宠信而官运亨通吗?刘裕的用人标准实际上即是另一种形式的“任人唯亲”。这种“任人唯亲”于朝政并无好处,但是于宋朝的围棋倡导却起了很大作用。羊玄保因善棋而颇授名郡,“士林艳之”,遂有许多人转而研究围棋,将围棋看作是做官的捷径,希图侥幸。其结果就是使宋朝的弈风大侣,出现了几位围棋高手,表明当时的棋艺水平有了普遍提高。 刘裕之后,文帝刘义隆也喜欢与羊玄保下棋。有一次文帝遣中使到羊玄保家,玄保问:“今日上何召我邪?”中使尚未回答,玄保的儿子羊戎就抢先说:“金沟清泚,铜池摇飏,既佳光景,当得剧棋。”(唐李延寿《南史·羊玄保传》)。看来玄保的圣眷依旧不衰,君臣日常弈棋为乐,一时传为佳话。 文帝时,朝中颇聚了几位围棋好手。除羊玄保外,尚有一品王抗、二品褚思庄、夏赤松以及何尚之等人。当时吴郡褚胤善棋,七岁入高品,及长冠绝当代。宋文帝曾说:“天下有五绝,而皆出钱塘。”即指杜道鞠弹棋、范悦诗、褚欣远模书、褚胤围棋、徐道度疗疾。惜乎褚胤命运蹇乖,竟因父罪连坐被诛。据《宋书·羊玄保传》载: ……胤父荣期与臧质同逆,胤应从诛。何尚之请曰:“胤弈棋之妙,超古冠今。魏犨犯令,以才获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与其微命,使异术不绝。”不许,时人痛惜之。 这一段记载表明,在南朝士大夫心目中,对围棋已相当推崇。褚胤棋艺“冠绝当代”,何承天正是出于爱才的心理,所以才请求皇帝敕免褚胤的死罪。何承天举出魏从犨的例子,即是将褚胤与魏犨相比拟。魏犨是春秋时晋文公重耳的佐命功臣,曾随重耳出亡十九年,后又帮助重耳返国夺取政权。可见在何承天的思想里,魏犨的佐命才干与褚胤的棋艺才能可以相提并论,甚至可以因之获免死罪。这种思想意识,南朝以前不曾有过,南朝以后也很难见到。说明围棋经魏晋两代的兴旺发展,到了南朝已经上升到一种“特殊”的地位。明确地说,在南朝的士大夫思想里,围棋艺术已经上升到可以和正统的诗书分庭抗礼的地步。 22.谢弘微怒投棋局 谢弘微,本名密,号曰微子。尝与叔父谢混及谢灵运等以文义赏会,谓之“乌衣”之游。晋义熙中谢混被诛,诏其妻晋陵公主改适,与谢氏离绝。公主将谢混家事委托弘微。宋武帝刘裕受禅后,公主降东乡君,得还谢家,田畴垦辟有加于旧,见者感弘微之义,至为流涕。宋初位黃门侍郎,迁尚书吏部郎,领中庶子卒。 谢弘微日常以围棋自适,至老兴致不减。《晋书·谢弘微传》中记述了一件有关他下棋的趣事: 弘微性宽博,无喜慍。末年尝与友人棋,友人西南棋有死势,后一客曰:“西南风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于地。识者知其暮年之事,果以此岁终。 这一段记载生动地表现了南朝时期士大夫弈棋时的情景,就连客人“支招”,也颇带雅意。以谢弘微年届暮年、性无喜愠而论,他本不该为一点小事大动肝火,然而他“大怒,投局于地”,说明围棋的胜负确实牵扯人心,甚至也能改变人的脾性。 23.宋明帝刘彧设“围棋州邑” 南朝宋明帝刘彧是一位典型的棋迷,他对围棋的嗜好,似乎比他的祖父刘裕、父亲刘义隆更甚。在这祖孙三代的大力倡导下,南朝的围棋活动呈现出异常活跃的局面。刘彧是一个昏庸无能的人,他昏庸无能在棋艺方面也有所表现。据《南史·卢愿传》载: 帝好围棋,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议共欺为第三品。与第一品王抗围棋,依品赌戏,抗饶借帝, 曰:“皇帝飞棋,臣抗不能断。”帝终不觉,以为信然,好之愈笃,愿曰:“尧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 当时朝中有一位驾部郎,名叫沈宪,常与宋明帝下棋,有一次宋明帝高兴了,对沈宪说:“卿,广州刺史才也。”遂将沈宪补乌程令,甚著政绩,太守褚渊叹之曰: “此人方圆可施。”所谓“方圆可施”,大约指沈宪有随机应变的才干。沈宪固然是靠下棋讨好宋明帝而升官,但他政绩显著,因此还不能把他看作佞幸小人。问题是宋明帝的任人标准大有乃祖的遗风,仍旧是“任人唯亲”。由此一端,即可知宋明帝将朝政搞得一团糟,终至亡国,并不是偶然的。 宋明帝虽然是一个昏君,然而对南朝围棋的发展却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即在朝廷设置了管理围棋的机构——围棋州邑。据萧子显《南齐书·王谌传》载: 明帝(即宋明帝)好围棋,置围棋州邑,以建安王休仁为围棋州都大中正,(王)谌与太子右率沈勃、尚书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为小中正,朝请褚思庄、傅楚之为清定访问。 从“围棋州邑”设有大中正、小中正、清定访问等职官分析,“围棋州邑”显然是正式的办事机构。其职权以及活动情况究竟如何,史料中并未留下记载。但其管理围棋方面事务的性质則是确定无疑的。“围棋州邑”的出现意义重大。首先,它的出现并非偶然的、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南朝围棋兴旺发展的必然产物。无可否认,宋明帝在其中也起到关键作用。其次,“围棋州邑”的设置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表明政府方面对围棋的重视和支持。 围棋发展史的研究表明,在封建社会里,皇帝以及政府方面的支持与否,对围棋的兴衰往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故尔“围棋州邑”的设置,对于南朝围棋的发展,以及对于后世的影响都不容忽视。唐、宋两朝均在翰林院设置“棋待诏”这样的官职,若论承继关系,则与“围棋州邑”有相当的渊源。 24.王彧临死弈棋争劫 宋明帝刘彧在位期间,所干蠢事非止一端。其中有两件事就是赐药杀死荣彦远的妻子和赐药令王或自尽,而这两件事又都与围棋有一些关系。 萧子显《南齐书·刘修传》载: 帝(宋明帝)憎妇人妒,尚书右丞荣彦远以善棋见亲,妇妒伤其面。帝曰:“我为卿治之,何如?”彦远率而应曰:“听圣旨。”其夕,遂赐药杀其妻。 这件事充分暴露了宋明帝的专横与残酷。夫妻不和原属常事,岂能因荣彦远善棋见亲,就赐药杀其妻呢?不近人情一至于斯! 关于王彧之死,《南史·王或传》载: 王彧字景文……名与明帝讳同,故以字行。……(上)遣使送药赐景文死……敕至之夜,景文政与客棋。扣函看,复还封置局下,神色怡然不变。方与客棋思行争劫竟,敛子内奁毕,徐谓客曰:“奉敕见赐以死。”方以敕示客……酌谓客曰:“此酒不可相劝。”自仰而饮之。 宋明帝为何要赐王彧死呢?原来王彧出身名门大族,累除尚书右仆射,权倾朝野。当时正值宋明帝疾笃,害怕自己死后,王彧门族强盛,将不利于刘氏子孙的皇位。所以赐药令王彧自尽,相随于地下。在宋明帝看来,这是为子孙百年大计而采取的措施,防患于未然。其实只不过是这位封建皇帝头脑愚昧无知的表现。王彧视死如归的超脱态度也很令人吃惊,明知要死,仍旧从容与客弈棋争劫,下完后又将棋子一一敛回盒内,然后方将毒酒一饮而尽。看来王彧对宋明帝是忠心耿耿,而他对围棋的嗜好也已达到生死不分的境界。 25.齐高帝萧道成的棋品 宋明帝死后,子苍梧王继位,内乱更加炽烈。一个不甚被疑忌的普通镇将南兗州刺史萧道成,在内乱中造成势力,灭掉宋朝,建立齐朝。齐高帝萧道成出身“布衣素族”(寒门),原来并没有夺取帝位的野心。宋明帝大杀宗室和文武大臣,以为自己的子孙可以永保帝业,事实恰恰是为萧道成开辟了帝业。 萧道成围棋下得很好,《南史·齐高帝纪》载: 齐太祖高皇帝讳道成,字绍伯,小字斗将,姓萧氏。……博学,善属文,工草隶书,弈棋第二品。……性宽,常与直阁将军周覆、给事申褚思庄共棋,累局不倦。覆乃抑上手,不许易行。其弘厚如此。 从上述记载可知,齐高帝不仅棋好,棋德也好。所以才会出现周覆“乃抑上手,不许易行”的趣事。 围棋从宋朝到齐朝,丝毫没有受到改朝换代的影响。羊玄保此时已经谢世,王抗、褚思庄等人依旧得到皇帝的宠信,他们不仅经常陪待皇帝下棋,而且也都升了官。这种现象从齐朝到梁朝,以及从梁朝到陈朝都是如此。宋、齐、梁、陈四朝存在的时间都不长,可谓变换频繁,但是对于围棋艺术却如一脉相承。这就保证了围棋的顺利发展。这固然表明围棋在南朝已经深入人心,但与南朝皇帝中普遍爱好围棋也有莫大的关系。 齐朝的官僚士大夫中,沉缅于围棋的也大有人在。《南史·谢弘微传》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谢<氵蘥>字义洁……仕齐累迁中书侍郎。卫军王俭引为长史,雅相礼遇,后拜吏部尚书。明帝废郁林,领兵入殿,左右惊走报<氵蘥>。<氵蘥>与客围棋,每下子,辄云:“其当有意。”竟局乃还斋卧,竟不问外事。 齐明帝萧鸾废除郁林王萧昭业,是一场争夺皇位的激烈事变。身为吏部尚书的谢<氵蘥>,竟在齐明帝领兵入殿的紧要关头,依然与客围棋,无动于衷。其对围棋入迷的程度可谓深矣。 26.沈约与《棋品序》 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武康镇)人。笃志好学,博通典籍。历仕宋、齐,累官司徒左长史,后助梁武帝登基,官至尚书令,封建昌县侯。他历仕三朝,熟悉旧章典故,又精通音律,诗作绮丽,与谢眺、王融诸人齐名,时号“永明体”,是当时文坛领袖群伦的人物。 前面所提到的朱异,年青时从家乡来到建康,沈约曾当面考试他,据《梁书·朱异传》载: 朱异字彦和,吴郡钱塘人也。……遍治《五经》,尤明《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其所长。年二十诣都,尚书令沈约面试之。因戏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达其旨,约乃曰:“天下唯有文义棋书,卿一时将去,可谓不廉也。” 沈约的话很值得注意,以沈约的身份和名望而说“天下唯有文义棋书”,对士林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棋书”与“文义”并列,而称“天下唯有”,不能不说是对围棋极高的推崇。这在南朝以前和南朝以后都是不曾发生过的事情。 沈约还有一篇著名的文章《棋品序》传世,其文曰: 弈之时义大矣哉,体希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静则合道,动必适变。若夫入神造极之灵,经武纬文之德,故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支公以为手谈,王生谓之坐隐。是以汉魏名贤,高品间出,晋宋盛士,逸思争流。虽复理生于数,研求之所不能;涉义出乎凡,爻彖未之或尽。圣上听朝之余,因日之暇,回景纡情,降临小道。以为凝神之性难限,入元之致不穷。今撰录名氏,随品详书,俾粹理深情,永垂芳于来叶。 沈约的这篇文字有较大的学术价值,不仅论述了围棋的精奥道理,而且叙及了汉魏以来围棋的兴旺发展,也谈到了梁武帝主持校订《棋品》的具体情况。“汉魏名贤,高品间出;晋宋盛士,逸思争流,”这是一副多么生动的图画,深刻反映了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间,围棋活动无比活跃的蓬勃局面。 27.梁简文帝萧纲著《棋品》五卷 梁简文帝萧纲,字世讚,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同母弟也。天监五年,萧纲被封晋安王。中大通三年,被徵入朝,未至,而昭明太子谓左右曰:“我梦与晋安王对弈扰道,我以班剑授之,王还,当有此加乎。”这一段记载见于李延寿《南史·梁简文帝纪》。昭明太子所说的“班剑”即指饰有花纹的木剑。汉制,朝服带剑,晋代之以木,谓之班剑。南朝也谓之象剑,以为仪仗。昭明太子梦见与萧纲弈棋,授以班剑,说明兄弟二人经常下棋,所以昭明太子梦中还念念不忘。 又据《南史·梁简文帝纪》,萧纲曾著《棋品》五卷。可惜久已失传,我们已无从窥见其内容如何。 28.宇文贵耽于弈棋 相对于陈朝建立的时间,在我国北方同时出现了两个政权——北齐与北周。北朝的围棋自始至终不如南朝活跃,这是由于北朝先后都是少数民族政权,文化水平低于南朝。 北齐是鲜卑人的政权,但北齐的缔造者高欢虽自称是鲜卑人,实际上却是一个鲜卑化的汉人。北齐的围棋要比北周活跃一些,但主要是在汉人之中流行。例如:北齐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李元忠传》,记载李搔“少聪敏,有才艺,音律、博、弈之属多所通解”。说明北齐当时,在判断一个人的才能方面,围棋仍是重要的标准。高欢的孙子高孝瑜棋艺水平不低,《北史·齐河南王孝瑜传》载: 河南康献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长子也。……容貌魁伟,精彩雄毅,谦慎宽厚,兼爱文学。读书敏速,十行俱下,覆棋不失一道。 覆棋不仅是个善于记忆的问题,一个不懂围棋的人是根本不能覆棋的。既使在今天,只有棋艺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才可能覆棋。那么在北齐的时代,覆棋对于棋艺水平的要求当然要更高一些。大约在世祖武成帝高湛时期,北齐出现了一位棋艺家王子冲,“善棋通神”,并著有《棋势》十卷。这在前面已经提及。 北周也是鲜卑人的政权,域内的围棋似不如北齐活跃。宗室贵族中有一个宇文贵,历官太保、封许国公,颇好下棋。《周书·宇文贵传》载: 宇文贵字永贵, 其先昌黎大棘人也, 徙居夏州。……贵善骑射,有将率才……好音乐,耽弈棋,留连不倦。 像宇文贵这样“耽弈棋,留连不倦”,在北周的史料中可谓绝无仅有。北周围棋不昌,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原因尤其值得注意,即北周流行“象戏”(象棋的前身),而最高统治者也有意识地排斥围棋,提倡“象戏”。周武帝宇文邕,曾“废百戏”而制《象经》,据《周书·本纪》载: 天和四年,五月乙丑,帝制《象经》成,集百寮讲说。 宇文邕是一个比较英武的皇帝,有统一天下的雄心。他不但亲自撰制《象经》,而且还要“集百寮讲说”,显然是要大力推倡“象戏”。朝臣王褒为《象经》写序,周武帝看后称赞说:“引据该洽,甚见称赏。”著名文学家庾信写有《象戏经赋》献上,说:“臣伏读圣制《象经》,并观象戏,私心踊跃,不胜忭舞。”总之,朝廷上下一时掀起了一股“象戏”热。 周武帝为什么大力提倡“象戏”,现在已很难判断他的动机。大约“象棋”在北周流行,而周武帝本人也十分爱好的缘故,其中或许还含有在文化方面与南朝对抗的性质。从这一件事也可以看出,最高统治者的个人爱好,对朝野上下的爱好实有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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