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购房、租房压力如此大的今天,除卧室、厨房、卫生间这些必要生存空间外,拥有一间自己的书房该是多么奢侈的事? 书房,不仅是个人生活的另一个私密空间,一个人阅读趣味、思想底色、审美价值等方方面面的流露,也是我们精神上的庇护所。如果你有幸拥有了这么一块心灵之地,那么规划书房、优化书房也将是一大趣事,或难题。 本文的作者绿茶多年前曾在新京报《书评周刊》做过一个书房走访系列,二〇一九年,他重启书房走访系列,走进作家、学者、艺术家、文化名家的书房。通过书房这条小径,探视人与书生活的故事。 看完他们的书房,或许有人能从中得到读书与藏书的灵感;或许我们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难拥有一间自己的书房,但至少也能得到一些慰藉——在这个什么都很快的浮躁年代,仍然有一群人在好好宝贵着一些书。我们也可以继续怀抱一个书房的梦想,慢慢阅读,好好生活。 下文摘编自绿茶《读书与藏书》,小标题为编者拟,经出品方授权推送。 “书房分两种,一种是为读书而收藏, 一种是为收藏而读书” 书房主人:陈平原、夏晓虹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虽然听杨早描述过陈平原教授书房的规模,但走进陈教授家的书房,我还是大吃一惊。客厅、餐厅以及通往厨房的墙体都是书架,几乎看不到露出来的墙面,整个客厅也堆满了书、杂志和资料。此外,陈平原和夏晓虹老师还各自有间书房,也被书塞得满满的。我们一行四人的到来,更增添了客厅的拥挤感。 陈平原教授随手把沙发上的书和资料挪了挪,我们和书挤在一起,喝茶、聊书。过程中,他反复提到找不到书的问题,这可能是读书人的通病。 陈教授坦言他理想的书房里,书不用太多,但要有舒适的阅读环境。然而,整理这么大规模的书房,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Q: 一进您的书房令人大吃一惊,这样规模的书房真是少见,很好奇您的书房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规模的。 陈平原 :你问我的书房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局面。其实我不是藏书家,我的老师王瑶先生说书房分两种,一种是为读书而收藏,另一种是为收藏而读书,我的书房里基本上是常用书,除了个别有纪念意义的,我从来不考虑书值不值钱的事情。我们藏书是为了自己的阅读需要、研究的需要。 我和晓虹有一种特殊的状态,就是我们俩的专业本来就有重叠,但其实又各自有所延伸,加上研究近现代这一块的特点就是它必须古代也有,现代也有,外国也有,所以古今中外都会有。还有就是不能只有纯文学,只在文学这个圈里面打转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涉及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艺术的,加上我们本身读书的兴趣比较杂,所以我们家里的藏书不好的地方就是专业性不太强。比如,江晓原说他就做科学史、科技史,这样专业性就很强。 陈平原、夏晓虹书房 Q: 您有一本书叫《读书是件好玩的事》,那种坐拥书城的感觉的确很好玩,但是现在的阅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手机阅读、知识付费等,导致我们的阅读被弄得支离破碎,感觉现在阅读已经不那么好玩了。 那您觉得读书这件事情除了自己做研究,或者说好玩,还有什么样的趣味在里头,可以让更多的人投入到阅读这么一件好玩的事情中来呢? 陈平原 :其实是这样的,专业的读书有时候会有功利性,或者说不能没有功利性,你想做什么事情,你必须穷尽资料,这是一种阅读;还有一种就是他不是为了具体的课题,而是凭着自己的兴趣来阅读。现在大学的问题是,很多人已经丧失了凭个人兴趣来读书的能力和意愿,都是为了写论文而读书。 我想说,读书读好了会写作,但是不能为了写作而读书,要不你的趣味会特别窄。坐拥书城和漫卷诗书的好处是在专业阅读之外,还有另外一种阅读。我们不能完全排除网上阅读和手机阅读,我自己也有片段的、零碎的阅读,但必须有书斋里正襟危坐的阅读做底子,如果没有的话,就会变成一种纯粹的消遣,或者变成像杨早说的“知道了”。很多事情都变成“知道了”,就没办法进入,因为现在的资讯太多了,这样大的资讯流量过来,你会被冲得站不稳的。 阅读必须有自己的立场,有一套自己的主线,同时不排除、不排斥各种各样的风吹浪打。 鲁迅说有的书是要靠数据计量来读的,有的书是随便翻翻的,只说一方面是不够的。所以我说,书房要连着网络。书房有自己的藏书,网络有外面的世界。 “人还是多读一些书好, 小说是生活的一种需要” 书房主人:梁晓声 作家,代表作《人世间》 在梁晓声先生家里,每个屋子都有书架,他喜欢随时随地能拿起书来读,尤其晚上,必须读书才能睡着,读书就像生物钟一样。我简单浏览他不同书架上的书,哲学、历史、法律、经济学,方方面面的书都有。他说自己看书很杂,除了文学书,什么书都看。在他看来,读书应该是跨界的,文学的书在阅读启蒙阶段及之后的大学阶段,可看的基本都看完了,所以现在应该广泛看文学之外的书,既是对写作的补充,也是对形成自己丰富看法和认识的基础。 如今,他和小狗皮皮生活在郊区一栋民宅里,读书、写作、遛狗,家人都住在城里,儿子儿媳要上班,孙子要上学。我的到来让小狗皮皮很是兴奋,一直围着我又叫又闻,慢慢熟悉后,它甚至坐在我腿上,听我们聊着天呼呼地睡着了。而我们就这么一直聊着,聊了整整一上午。 Q:小说,或者其他文艺作品的深刻性不能和电影相比吗? 梁晓声 :当然不是,不同文艺作品都在深刻性上有自己的表现。比如,戏剧《等待戈多》,我看的是高行健版本,说实话当时看不懂。如今,我再回想这个剧,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明白了。人类文明发展了几千年,大多东西都变了,但有些关键的因素始终没变,就像流浪汉脱下鞋子,抖了抖沙子。钱、权还在少数人手里。 又如,法国雕塑家罗丹,他大多数雕塑都很著名,但有一件雕塑很少有人关注,是一个小小的希腊神话中的“人马”。这个雕塑中,人的上半身向上努力地挣扎,扭动着腰部,伸张着手臂,脸上呈现痛苦的表情。我原来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现在联系读过或看过的一系列深刻作品后理解了。人本来就是地球上最可怕的生物,全部的文明史进化,就是这样一个摆脱过程,文明的程度就是看有多少人真的双脚落地。还有多少人一直处在“人马状态”。 再联想诺贝尔奖作品《蝇王》。飞机失事,荒岛上的人分成两派,开始有领地,有领袖,势不两立。显然也是人马主题。电影《出租车司机》,也是讲人马状态。还有《第二十二条军规》《1984》,等等。 看完这些我们再来谈深刻,没有超出我们对深刻的理解。而我们现在很多作品还停留在对人性所谓深刻的探讨上,就显得很可笑了。 梁晓声书房 Q:有了前人那么多深刻的作品,今天我们的文艺作品还能做什么呢? 梁晓声 :在今天,一个写作者,想要用小说来证明自己多么有才华,在我看来是可笑的。如今的小说要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和价值,很明显,如今的文学已经不可能像启蒙时期那样,像闪电一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小说现在已经不需要承担那么大的使命了,回到它最初的样子,就是生活的一种需要。我依然觉得小说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很有必要,可以延伸出电影、戏剧,可以把人类需要面对的一切问题,通过小说或影视化的形式呈现出来。但是这个作用,也没必要夸大。 写作这件事对我来说,是让退休的日子有事情可干,我把写作这件事当作泥人张,能有一门自己的营生。最终还是回到“人还是多读一些书好”,尤其到了晚年,你读过的书能让自己有事可干,还激发你写作,这日子就满满的了。 对于阅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就是我们说的“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比如,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一类少年,读了之后觉得保尔能那样对待冬妮娅,很爷们儿;有一类少年,如像我这样的,就觉得不公平,你凭什么这样对待爱你的姑娘。同样的一对恋人关系,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感受。 书房,是个人生活的另一个私密空间 是阅读趣味、思想底色、审美价值等的流露 书房主人:梁鸿 作家,代表作《中国在梁庄》 书斋和田野是梁鸿老师写作生活的两翼,在书斋里享受纯粹阅读,感受内心思考的充实感;在田野间观察村庄生态,体味土地坚实的丰富性。 书房,是梁鸿个人生活的另一个私密空间,有着她的阅读趣味、思想底色、审美价值等方方面的流露。梁鸿老师的书房宽敞而明亮,书架上拥挤而有序,一张宽大的写作桌挨着窗户横摆着,阳光洒在案子散落的书上,闪闪亮亮的。 Q: 书房是写作者的精神空间,每个人都希望把书房打造成更符合自己舒适的状态,您如何规划和呵护自己的书房呢? 梁 鸿 :多年来,我一直没有独立的书房,直到二〇一五年搬到这栋房子,才终于有机会为自己留出这么一个空间。有了书房,就像一个象征,一直渴望的阅读和写作空间终于有了,自然就特别精心地想把它塑造成自己最满意的样子。当时买房子后手里没什么钱了,但还是买了很贵的书架、书桌和沙发,总觉得必须这么对待这间难得的书房。等这一切置办好了,心里特别开心。 我们都是对书有要求的人。搬家之后,把书都堆在客厅,一点点往书房搬,按照自己的分类一点点上架,就像一点点建设自己的家一样。这样,书房里的书在心里就有了清晰的分布。当然,书永远在增长,有自己买的,有出版社或作家朋友们送的,慢慢地,书房里就放不下了,也慢慢变乱了。有时候找不到原来位置的一本书,就会很焦虑,会花很长时间一定要把那本书找出来,最终找着了不一定看,只是为了把它放回原处,心才放下了。 规划书房相对容易,优化书房其实更难。 当我在做取舍时,也会在想,天啊,我也是名写作者,不知道别人会怎么取舍我的书,我的书能否在他们的书房被保存下来,而不是被清理出去。心里就会有一种紧张感,我一定得写那种不能让别人扔的书。所以,这种情绪也蛮好玩的,其实是内心深处一种潜在的督促。 我觉得写作是挺残酷的一件事情,我们都想写好东西,但你不可能写的都是好东西,而我们对自己又有要求,想霸在别人的书房里不被扔掉,这就让人很纠结,下笔时就有点担心。“我想霸占你的书房”,应该是对写作者最大的警醒。尤其是写小说,我觉得是最危险的事情。按说写小说应该是最有创造力的一种写作,反而读者往往并不珍惜这种创作。包括我自己,清理书房时往往也首选扔小说,你看我的书房里,留下的更多是理论、学术、历史、人类学等方面的书。 梁鸿书房 Q:书房其实是很私密的空间,通过书房,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底色、价值观等,扔掉的自然就看不到了,而留下什么,就透露出书房主人的秘密。 梁 鸿 :对,对,书房的确是写作者很私密、很独立的空间。对我而言,学术是我的基础,我在读学术和理论书籍时,内心思考的充实感,以及沉浸其中的满足感是特别强的,是思辨的、智慧的,给我带来理性的深层之感。思想、哲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整个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对我的滋养是特别大的。 在硕士之前,都是散漫的阅读,或者说是学习化的阅读。直到读硕士、博士之后,开始系统地阅读理论、思想类的书,这对我的思想形成是非常重要的,我喜欢这种状态。内容包括人类学的,你看我书架上特别多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如《面具》《忧郁的热带》等。这些不同类型的书,对我思维的交叉影响特别大。 虽然读了这么多理论书,但对我的创作思维,这些理论似乎没有真的渗透进去,这是我特别苦恼的。这可能跟我们这代人缺乏童子功有关系,我们的语言能力太贫乏了。尽管我们似乎可以用理论跟别人侃侃而谈,但真正到自己写作时,想把这些运用到自己的语言肌理中来,又非常困难。但这种持续理论阅读是必要的,关注最新的思想动态,关注最新的理论发展。我们读书的时候,福柯特别流行,我把他的大部分著作都读了,《规则与惩罚》《疯癫与文明》《词与物》《性史》《知识考古学》等都读了,对思维的训练还是有好处的。 对写作者而言,广阔的阅读是非常重要的。我是一个纯粹阅读享受者,很少去预设阅读会给我的写作带来什么影响,而是通过大量的阅读,形成丰富的积累,慢慢来,先享受阅读。也许有一天在写作时,那个东西就来了,但也许永远没来,但阅读的快感还在,思索的乐趣还在。阅读和写作的融入是非常难的,也许有些作家到晚年才能感受到那么一点点融入。 “在香港人眼里, 这么寸土寸金的地方用来堆书,我这是败家啊” 书房主人:郑培凯 文化学者、香港非物质文化 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 郑先生在美国生活了近三十年,从小喜欢书的他,在纽约、纽黑文、波士顿和普林斯顿等城市淘书,几乎逛遍了这些城市的旧书店,并且从香港邮购大量的中文古籍图书。位于美国的家,就像一座混合古今中外的图书馆。后应香港城市大学之邀,来组建中国文化中心,没想到从此留居香港。那些从美国旧书店淘来的书,很多都没有“漂”来香港陪伴他。 如今香港家中的书房,已经从“书斋”变成“书灾”,四个卧室都被书占得满满的,但他有自己清晰而独特的分类,每个书室都有自己的主题和功能。最大的客厅和餐厅,成为最核心的书房阵地,也是平时写作、练字的地方。“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书房有很好的视野,窗外有山、有海,读书、写作累了,抬眼看看远山,吹吹海风,这样的书斋生活真让人羡慕。 Q:书籍经过漂泊,最后落户香港。香港书房的格局,大致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郑培凯 :我到香港大概十年后,在郊外买了一个比较大的住所,开始慢慢建自己的书房。我对书的分类,有自己的一套系统,跟图书馆完全不一样。 我的分类大概是这样子:第一书室,主要存我的主要研究方向的书。戏曲研究、昆曲研究是重头,另外还有明清历史,特别是跟文学、艺术有关的书。同时还包括西方的戏剧和戏剧理论等书籍。相关的参考书和资料等,也都堆在这些书籍上面。还有索引、字典等,以及各种工具书。自己写的书,也都放在这里。 还有一间卧室变成了我的第二书室,里面基本上是明清的文集。另外,我有一阵对敦煌感兴趣,收了很多这方面的书,一些敦煌学家也赠了我一些敦煌书籍,现在已经不少了。此外,还有中国历史、地理的,地方史志、地方志等书籍也都在这屋,我曾经研究过泉州、苏州、杭州等,这些地方史志都留了不少。 另外还有一间次卧。这里主要放艺术书、画册,还有很多是跟我写字有关的东西,有很多纸,还有文房的东西等。我买了一个很大的樟木箱,把一些书画相关的纸、画册等码放在一起。 最大的卧室是我现在住的地方,也堆满了书。我的房子很高,有好几米,我的书架都是通到屋顶。主卧这里的书架上,全都是诗集,这可能跟我小时候想当诗人有关。 这就是我家的四个书室,很对不起鄢秀老师(郑培凯的夫人,翻译学者),她的空间就变得很小,第一书室有一架翻译有关的书,那是鄢老师的研究书籍。但其实我和她研究的很多东西有交集,比如中国思想史、经典翻译、中国古代哲学等,她的研究中也有涉及。 郑培凯书房 我们的客厅和饭厅,才是我们真正的书房,我们在这里读书、写作。这一片区域蛮大的,有十六架书。我们又买了很多小推车,上面放满书,可以推来推去,相对好活动一些。但整个空间已经被完全占满了,没法让朋友来做客,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了。 这边的书架比较大、比较结实,大量艺术画册、考古方面的书都在这里,还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些大书,以及古典文学,从《诗经》往下都有,基本都放在客厅。还有几个书架放的是中国茶书,比较常用,就放在书桌旁边。饭桌变成了我写字的地方,上面有文房四宝,吃饭只能临时找个小桌用一下。 卧室里堆书,不是一个好习惯,这很不合理,而且很不应该。在香港人眼里,我这是败家啊,在这么寸土寸金的地方,我的房子用来堆书,这简直是荒谬绝伦,可是这个习惯从小就种下了,实在改不掉。堆的书太多,慢慢就越来越不好用了,很多书我知道在哪里,但已经没有体力去把想找的书找出来了。 有时候想,我家书房这个样子,人就变成书奴了,书就一直占着你家最重要、最好的位置,而且永远这么占着,人只能去适应或不断缩小自己的空间。但是,对于爱书人而言,尤其是退休以后,平常不怎么出去,畅游在书堆中,又有一种不可言说的快乐和幸福感。 “读书是把尺子, 来衡量每个阶段发生的问题,让人清醒。” 书房主人:刘苏里 万圣书园创始人 创办万圣书园的刘苏里一九七九年上大学,可以说,他的阅读史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人阅读史的范本之一。三十年来,万圣书园成了北京最重要的书店地标,也是每个爱书人心中最不可或缺的精神圣地。 万圣书园店堂不大,却有着读书人羡慕不已的书籍容量。穷学生买不起,经常在书店一站就是一下午,几乎翻遍了书架上每一本书。 Q:能形容一下您理解的书房性格吗? 刘苏里 :书房的性格表现的是书房主人阅读兴趣和品味,而不是摆设或收藏。我们不收藏书。止庵兄来看我的书房,说“品质不高,什么书都往里放”。这可能也跟我和焕萍的性格有关,跟我们多年开书店有关——不能只读(翻阅)自己喜欢的,还要兼顾其他。书太多,二层、三层都堆满了书。这样码书的结果是,过一阵就要发一次疯,想找的书找不着。 我的阅读都是问题意识引导的 ,一段时间阅读一类书,把散落在书房不同角落的这类书搬到一起,集中来读。比如,俄乌战争,这时候我们不得不关心这个问题,于是集中读了很多关于两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的书籍。疫情期间,我们俩分别读了几十本关于流行病、瘟疫、医疗以及公共卫生等相关书籍。 有些问题不是自找的,是自然生成的。还有更多问题是自己一直关注的,有些甚至持续关注几十年。像对美国、日本、英国等几个国家的关注,对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关注,对政体转型、人群命运等问题的关注,对贸易、战争、移民、婚姻等人类共同的命运问题的关注等。 一言以蔽之,我们的书房应该是一个具有“关切、怀疑、解析、找答案”等多重性格的书房。 刘苏里书房 Q:读了这么多年书,您有什么真切的体会? 刘苏里 :我不靠这个吃饭,不靠它出名,读书不是我的专业。我的每个阅读谱系都是慢慢形成的,我不追求专业性,也做不到。对我来说,发现填补问题空白的书籍对我更加重要。 做名家大课期间,必须系统地梳理西方思想谱系。那是很密集的一次梳理,也是很有收获的一次集中式阅读,也再次给了我一次机会,思考中西方文化在传承中的走向和关系问题。 希腊人的哲学活动,实质上就是生活方式,爱智慧。希波战争后,希腊本土还是出现过大的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持续多年,但五世纪前后出现一系列毁灭性的战争,但文化香火并未因此中断。据说千年中世纪,是西方文化一次大的断裂,可仔细看修道院的修士们的工作,你很难得出结论,于文化积累和传承而言,那是个“千年黑暗”。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知识体系,通过阿拉伯人的保存,再次经修道士的努力,回到西方本土,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西方文明在何种意义上彻底断裂过?更不要说还有非常重要的基督教信仰传统,一直维系着罗马毁灭后的西方世界。西方文化没有真正地断裂,精神火种一直都在,所以很容易和现代文明因素兼容,科学、工业化和科技革命自然就应运而生了。 以前觉得,自己读了这么多书,也许有一天,所读、所思、所想、所积累的知识会有一些用途。读书是把尺子,来衡量每个阶段发生的问题,让人清醒。年岁徒增,想法有了些许变化。早就知道有读不完的书,我只是奋力去读而已。很大程度上,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 本文摘编自 《读书与藏书》 副标题:27位文化名家的私人阅读史 作者:绿茶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品方:未读·文艺家 / 未读 出版年:2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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